城乡理论（精选10篇）
城乡理论 篇1
(上接P5) 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过程的规律性研究, 探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成果不多。
(3) 在多数研究中, 理论思路和政策研究各行其是的现象比较普遍, 如何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思维, 切实转化到政策的调整和制定中, 仍需要给予进一步的重视。
摘要：随着近年来城乡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 中央政府在战略高度上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概念。随后出现诸多的城乡统筹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简要的述评, 以期能够整理各种思路, 从而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关键词：城乡统筹,城乡关系,问题展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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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希玉.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方针《山东农业》2005年第5期
[3]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2005年11期
[4]李岳云, 陈勇, 孙林.城乡统筹及其评价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04年第1期
[5]马克和城乡统筹发展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归宿J《财政研究》2006第五期
城乡理论 篇2
要有效地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统筹城乡发展加以思考.西方经济学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可以解释城乡发展失衡的起因,而城乡发展失衡的主要表现为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需要从正确处理平衡增长和非平衡增长关系着手,依靠福利经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和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等标准加以衡量.
作 者：陈孟平齐福全 Chen Mengping Qi Fuquan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1 刊 名：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AGRICULTURAL VOCATION COLLEGE 年，卷(期)： 19(3) 分类号：F30 关键词：统筹城乡发展 经济增长 福利经济学
城乡理论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文化民生；城乡统筹；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G122；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130-05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发展中的战略课题。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而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新主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观，饱含深厚的理论根基、强烈的时代意蕴和浓郁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以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和决心，重点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新的时代强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筑美丽中国的征途中，全面解读和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渊源、理论内涵、理论定位及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内涵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平均化”“同等化”，它主要是针对“二元化”问题而来的，是要对相对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城乡两大区域系统在经济发展、政治民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也兼具历史性和永恒性色彩。因此，“一体化”不仅是指地理空间范畴上的衔接，实现地域一体化，而且要有主体层面的平等，实现人群一体化，更主要的是在尊重城乡发展规律、保留城市和农村各自特质基础上，将城乡纳入一个整体视野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筹发展，为城乡创造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的体制环境，使异质的二元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从而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同质化的国民待遇，保障城市与农村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
“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民生战略命题，但对其具体的理论内涵，无论是学界和理论界目前都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从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黄枏森等指出，“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引、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1]祝影强调，“城乡文化整合就是要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互接触、融化、吸收、最终达到趋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2]。杨玲认为，城乡一体化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空间、政策等六方面构成要素，而文化要素主要是“城乡文明一体化”，包括“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居民思想观念一体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3]高善春认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就是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统筹规划城乡文化事业，促进城乡文化资源共享、共同繁荣，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有基本相同的文化权益”[4]等。
在综合借鉴学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乡文化一体化不是城乡文化的一致化、一样化，也不是城乡文化发展的同步化、同等化。它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尊重城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打破城乡文化分割的发展模式，创新城乡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城乡文化权利平等、文化政策一致、文化资源互补、文化发展互动、文化改革互促的新格局，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为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的重要理论镜鉴和方法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内核，从生产关系角度深入剖析了城乡对立的原因和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途径，指出城乡关系是沿着城乡混沌—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关联—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历史脉络演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城乡分离和对立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范畴和理论范畴，把人类社会的分工作为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私有制则是造成城乡差别并形成尖锐对立的直接原因。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进一步导致近代城乡尖锐对立的根本原因。“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5]虽然，“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和以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6]因而城市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7]城乡间的对立最终使工业从农业中剥离开来，使农民和工人分别隶属于具有泾渭分明的区域性和产业性的“城市动物”和“农村动物”。在城乡对立的趋势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视野科学预展了未来社会不是继续扩大城乡分野，而是在更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8]当然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勾勒，而是一个具体、历史、阶段性的过程，因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积累这些条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设想一蹴而就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最终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9]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同样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文化产生、本质特征、地位和作用、发展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作了科学阐述，为当前中国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厚重的理论基础。
从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实践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以实践的观点诠释对文化的理解。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从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的那一瞬间起，就开始形成的。人的劳动实践对象构成人的生活对象，随着人的实践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在不断演进，对象化世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期，并成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发展的鲜明标志。
从文化功能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化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人类迈向自由的重要途径和标志。因为文化具有信息、教化培育、认知等社会功能，以及“文化生产力”功能，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0]而实现共产主义是克服异化，使创造文化的主体同时也成为享受文化创造的主体的唯一路径。在这个“更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里，“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11]
从文化发展规律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并不一定完全同步。如希腊艺术“可以给我们艺术的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3]
从文化发展趋势来说，文化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4]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超越了民族地域的限制趋于同一化，文化全球化成为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发展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通过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发展思想概要式的挖掘和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语境，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很多富有远见的思想观点。尽管文献中这些思想离不开当时的理论背景，且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所探讨的关于城乡文化的内容是宏观的、粗线条的，对于今天我们探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等不可能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就其理论整体和内核来说，他们对城乡融合这一崭新社会境界的谨慎而又颇富科学性的预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仍然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给我们留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和广阔的理论思维空间，对于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构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正如西方著名哲学家萨特深刻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15]，因此，当下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做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文章，并给予现代意义上的深化和拓展，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融合理论的当代中国形态，这是我们坚持和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来发掘当下问题的应有立场。
三、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定位
（一）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属性
理论创新往往能大大推动改革实践，实践创新又促使理论实现新突破。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既体现为理论推进与观念创新，更凸显在文化惠民及文化强国的丰富实践之中。城乡文化一体化就是科学发展观在城乡文化领域生动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映照，其形成发展脉络和精神气质与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契合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维度。
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深刻折射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城乡文化一体化坚持科学把握城乡文化的发展内涵、发展实质、发展动力和发展道路，坚持以谋求文化发展为起点，以研究文化发展为主题，以揭示文化发展规律为手段。城乡文化一体化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善文化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解决影响城乡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城乡文化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向农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始终强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两轮驱动”；始终强调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始终强调要着力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创新文化发展理念、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破解文化发展难题、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高文化发展质量和效益；始终强调文化一体化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既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命题拟置的理论源泉，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演绎的指导思想。”[16]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以科学发展的理念为指导，以科学的实践为纲领，致力于改变城乡文化二元化结构，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正在“五位一体”建设的同步态势中发挥着杠杆支撑功能，已经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方式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民生国策。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既是新时期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又是指导城乡文化建设的全新发展观。
（二）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实质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主题，理论主题通常表示某种理论针对何种问题而来，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重大现实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三农”问题的根蒂所在。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和要素，破除文化领域的二元结构，是破除整个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步骤和环节。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三农”问题的根蒂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是当时巩固社会主义新生政权的最可能和最现实的选择。这种选择既使中国迅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又使国家实行了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就业和福利保障等城乡二元化制度设计。在不破除这些二元体制的前提下解决“三农”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而真正认识到这个症结所在，还是最近这些年。特别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任务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17]从而使解决“三农”问题进入了目标明确的实质推进阶段。
从我国城乡文化差别来看，二元化的制度对固化和强化城乡差别、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长期倾斜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的理论实质或根本任务就是破除城乡文化二元结构体制，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从本质上看，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尊重城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着力破除文化二元体制的束缚，消除城乡文化鸿沟，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和发展空间，建立新型城乡文化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说，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思路、大战略。但它绝非“削峰填谷”，而是在补齐“短板”的同时，让“长板”更长，最终实现城乡文化差异互补基础上的共赢与融合，进而达到一体化的理想境界。
四、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内容
（一）以加强和改善文化民生为理念，牵导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中，加强和改善文化民生，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成为城乡文化发展新的价值理念、现实关切和政策取向。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作为“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重要方面，并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改革目标；再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议题，提出到2020年要使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并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一直到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并要坚持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等，处处彰显着我党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文化上的高度自觉、文化民生上的主动担当。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引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精髓，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更是引领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一条红线。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特别注重理想、信仰的价值和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着力提高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强调要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具体到城乡文化的一体化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就是要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各种城乡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调动城乡居民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积极营造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推动人们在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提升文化素质、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
（三）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平台，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和战略部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提出的时代背景之一，就是我国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尤其农村文化明显滞后，影响新农村建设步伐。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此战略高度上强调，“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18]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也就成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载体依托和重要抓手。具体而言，从实践取向上，要以农民、农村和中西部偏远地区为重点，在财力、人力上给予重点倾斜；从发展机制上，要使城乡文化资源优化配置，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从发展路径上，要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为原则，不断增加农村文化服务的供给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等。可见，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必须紧扣新农村建设的时代内涵，契合其主题要求，把握其建设机制，才能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平台。
（四）以农村和中西部基层地区为重点，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农业大国的实际，客观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在“保基本、重基层、惠民生”。因此，城乡文化一体化在实践过程中，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基层地区为重点增加文化服务总量，推动文化资源和公共财政向基层农村倾斜，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坚持公共文化的重点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导向，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消除盲点、提高标准、完善服务，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坚持从群众文化需求入手，着力解决基层文化建设中的基本设施、基本队伍、基本保障、基本服务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城乡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努力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体区域。
（五）以统筹城乡为根本方法，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已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基本方略。我们讨论城乡统筹，不能仅仅讨论经济上、福利上怎么统筹，更应该关注文化上怎样实现统筹。文化统筹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是正确处理城乡文化领域内部矛盾和外部失衡关系的科学思路和根本方法。并且，“自觉统筹中国城乡文化发展，是衡量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尺度”[19]。因此，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就要坚持用统筹的理念和方法，着重从城乡文化制度功能和发展规划上，统筹好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农村经济与农村文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国内和国外文化资源等重大关系；就是要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农村对城市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建立城乡文化互动互促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要统筹好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供给，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使其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跃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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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乡一体化理论研究综述 篇4
1 国外城乡一体化不同发展模式研究
1.1 马列主义者对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构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十分重视城乡关系问题,曾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和对立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范畴,并在其经济社会研究中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有过深刻分析。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在这方面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城乡的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1]。”马克思在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理论时,其中的一条重要内容就是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对于城乡融合的条件,马克思认为“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2]。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最早系统地阐述了城乡融合理论,指出要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他认为城乡融合的2个标志是工人和农民之间阶级差别的消失和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的消失,并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不够高的表现,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3]。但是对于城乡融合后未来城市的命运,斯大林和恩格斯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恩格斯认为,随着城乡对立的消灭,大城市会趋向毁灭,虽然这是一个极长期的过程;斯大林则认为,城乡对立消灭以后,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要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不仅是大工业的发展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4]。从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斯大林的看法可能更符合实际,因为斯大林显然已把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个标志。
总结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可以发现,在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向上,马列主义理论提出,城乡的分离对立是阶级分化的结果,但是它的存在是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未来的社会是实现城乡融合。而城乡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及城市化进程来实现。城乡关系往往经历无城乡差别—城乡分离—更高水平的均衡与融合的新过程。
1.2 以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麦基为代表的“城乡融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1.2.1 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城乡一体化构想。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理论的雏形。19世纪初法国杰出思想家圣西门提出社会由从事农业劳动和受雇于工厂主和国家的人构成,他们是社会组织体系中的平等成员[5]。傅立叶则更为具体地提出了名为“法朗吉[6]”的理想社会单元,在这里工业和农业不再成为划分城市和乡村的标志,城乡差别逐渐消失,城市和乡村平等、和谐的发展。欧文提出解决生产私有化与消费社会性矛盾的方式是建立“新协和村[7]”,组织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工农业结合社会化大生产。在城乡关系上,“这种新村能够兼备城市住宅和乡村住宅现有的一切优点,同时又毫无这2种社会所必然具有的无数不便与弊端”。
虽然这些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美好理想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在实践中都以失败告终,但在他们的观点中,都体现了如何使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并为后来的田园城市和卫星城市等城乡发展理论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地方。
1.2.2 麦基的Desakota模型。
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明显的差别,而且这种城乡差别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会永久存在。加拿大学者麦基(T.G.Mc Gee)教授通过对亚洲的如中国台湾的台北—高雄走廊、韩国的汉城—釜山走廊、泰国的曼谷大都市区和中国大陆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研究发现,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一种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Desakota(印尼语中desa即乡村,kota即城镇)。Desakota意为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是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的产物,这种建立在区域综合发展基础上的城市化形态,实质就是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和一体化发展。这一概念的提出使西方学者认识到传统的以城市为主导、忽视乡村发展及作用的城市化模式的局限性。
1.3 以芒福德和刘易斯为代表的“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1.3.1 芒福德“以城带乡”的城乡发展观。
美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对于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8]”。芒福德主张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同时把城市和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这一多中心的统一体中来,通过以现有的城市为主体促进区域整体内部的发展,从而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
1.3.2 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理论的“以城带乡”发展模式。
最早运用“二元结构”概念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伯克,而刘易斯使这一概念得到普及。刘易斯于1954年在《曼彻斯特学报》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文,指出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二元结构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问题,经济发展的重心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结构转换。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极力主张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通过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使全体居民都享受城市生活的益处。刘易斯“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主要问题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渠道不通畅。拓宽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渠道,可以采用引导和鼓励发展经济的方法、思想教育的政治工作方法等。二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意识并不强。由于我国城市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辐射和带动农村发展方面应优势互补,分工协作,避免出现城乡发展相互脱节的不利局面。
1.4 以霍华德和利普顿为代表的“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1.4.1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
以农村为主体的乡城一体化源自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代表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中(1898年出版,1902年再版时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明确倡导“用乡城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9]”。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并不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只是消极地避开了城市和乡村的弊端。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与霍华德的理想大相径庭。一是我国城乡一体化主要出现在以农产品为主的地区,城市的工业化完全依托于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这样的乡城一体化发展水平较低,不利于长期发展。二是乡城一体化极易成为发展瓶颈,由于产业单一,不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从而无法更高层的经济发展。
1.4.2 以利普顿为代表的“以乡促城”的模式。
20世纪70年代后,利普顿对城乡发展关系理论进行批判,认为城乡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并指出贫困国家内最主要的冲突是在乡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即本国城乡间的冲突。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人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利益所在地区,而资源的这种流向极其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10]。因此,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农村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农村出口,重建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自我生产力,逐渐形成“集镇建设计划”,实现农业产业化、商品化,增加农业产量和贸易盈余,获得农村地区的有序发展。
2 城乡一体化研究相关理论
2.1 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学说
世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1957年)一文中提出极化—涓滴效应学说,后又在《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一书中进一步做了阐述。赫希曼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先在某个区域发生,那么它就会对其他区域产生作用。为了解释方便,他把经济相对发达区域称为“北方”,欠发达区域称为“南方”。北方的增长对南方将产生不利和有利的作用,分别称之为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而使经济相对发达的“北方”占据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最终涓滴效应会大于极化效应,即“北方”的发展将会带动“南方”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北方”的发展会出现城市拥挤等相关环境问题,“南方”的落后则从国内市场需求方面限制了“北方”的经济扩张,国家经济发展也将因“南方”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受到损害,于是国家将出面来干预经济发展,加强“北方”的涓滴效应,促进“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北方”的经济继续增长。
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种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造成的城乡差距过大的后果。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质转型期,正确审视并指导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仍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为了实现城乡和谐发展,促进资源要素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一学说对于解决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具有现实意义。
2.2 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梯度推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所谓梯度是指区域之间经济总体水平的差异,而不仅仅是技术水平的差异。梯度推移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兴衰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进而取决于它的主导部门的先进程度。与产品周期相对应,可以把经济部门分为3类,即产品处于创新到成长阶段的是兴旺部门;产品处于成长到成熟阶段的是停滞部门;产品处于成熟到衰退阶段的是衰退部门。因此,如果一个区域的主导部门是兴旺部门,则被认为是高梯度区域;反之,如果主导部门是衰退部门则属于低梯度区域。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然后,依据产品周期循环的顺序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梯度推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系统来进行的。这是因为创新往往集中在城市,而且城市从环境条件和经济能力看比其他地方更适于接受创新成果。具体的梯度推移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创新从发源地向周围相邻的城市推移;另一种方式是从发源地向距离较远的第二级城市推移,再向第三级城市推移,依次类推。这样创新就从发源地推移到所有的区域。
我国特殊的发展背景和历史,导致区域经济中城乡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比例极不协调,城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总体水平不高。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要素流动日趋自由,要素更替日益频繁,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了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合理分布。借鉴梯度推移理论,对于改善不合理的城乡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产业的不断创新和更替,盘活城乡经济,增强区域经济活力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3 区域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
弗里德曼最早在其代表性著作《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1961)《区域发展政策》(1966)中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的基本思想,并在代表性论文《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67)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不连续但逐步累积的创新过程,而创新起源于区域内少数的变革中心(核心区),并由这些中心自上而下、由里向外地朝着创新潜能较低的地区(外围区)扩散,使创新在中心不断地出现,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并通过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和生产效应等更加巩固了中心的有利地位,进而使外围的发展处于不利地位。
在我国特殊历史时期实施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的作用下,导致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形成了城乡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城市经济率先发展起来成为“中心”,乡村经济则成为落后的“外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格局将逐步得到改善。以中心—外围理论为指导,对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不平等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找出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症结所在,最终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扭转城乡发展不平等格局的积极而有效的政策措施。
3 国外城乡一体化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启示
3.1 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尚存的不足之处
深入剖析可以发现,上述所有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都遵循区域均衡发展这样一个假设条件。总体来看,国外城乡一体化相关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一是多以城乡分割作为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多数理论都处于概念和抽象理论阶段,定量和实证研究较少。二是多以工业革命早期的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适性,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还有待实践经验研究佐证[11]。
3.2 国外城乡一体化理论的启示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关系问题在形成机理、演变过程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的,不能够直接照搬国外现成的结论,但应该正视国际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发展对我国城乡关系研究的参考价值。结合现有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和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该文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结合各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即经济不同发展阶段,走出一条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发挥城乡比较优势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一是强化城乡一体化的政策选择;二是探索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三是加强制度设计与创新[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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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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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程志强,潘晨光,蒋承.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65-273.
城乡理论 篇5
宜市建党字[2012]6号
关于印发《宜春市城乡规划建设局2012年
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的通知
2012年是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是推进幸福宜春建设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一年，加强和改进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实现2012年各项工作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理论水平，增强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积极推进学习型机关建设，根据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局的工作实际，特制定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12学习计划。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
1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为目标，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政治理论、法律知识及相关业务知识学习活动，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履职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建设幸福宜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建设三年大会战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思想保证。
二、学习重点
1、围绕创先争优活动，强化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把学习作为第一需要，树立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党的理论与学习专业技能、各种新知识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拓展学习内容，努力克服“本领恐慌”；坚持学习与思考相结合、与运用相结合、与创新相结合，努力提高学习效果，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把我局建设成为学习型机关，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
2、围绕“十二五”发展目标，强化对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的学习研究。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精心思考、深入调研、积极探索，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社会建设和管理质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重大课题上，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十二五”建设提供思想和工作保证。
3、廉政建设专题
学习要点：通过本专题的学习，深刻认识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入理解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精
神，紧紧围绕加强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四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进一步明确反腐倡廉建设的主要思路、体制机制和工作举措，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更好地为机关后勤事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保驾护航。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专题
学习要点：通过本专题学习，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充分发挥其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方面的重大作用，努力把它转化为广大干部职工的价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觉行为，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切实增强主流思想价值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
5、机关效能和作风建设专题
学习要点：通过本专题学习，充分认识干部职工效能和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学习，扎实工作，着力增强自身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服务能力、协调能力，大兴真抓实干之风、创先争优之风、亲民爱民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清正廉洁之风，通过不断学习和深入实践，着力建设能力强、作风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动机关后勤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三、学习形式
着眼于提升领导干部领导创新的能力，创新学习的形式和手段，做到有计划有安排，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
理论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专家辅导和专题讨论相结合，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和效果。
1、集中学习。中心组学习按计划组织实施，集中学习可采取专题报告、讨论交流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
2、个人自学。围绕学习计划安排的学习内容，中心组成员通过自学，较系统掌握基本理论，结合实际思考问题。
3、中心发言。结合工作实际，共同研讨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4、调查研究。从工作实际出发，结合自己所分管的具体工作，紧扣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学习与调研结合、学习与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结合。
四、学习要求
1、加强学风建设。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分析问题、指导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继续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规划和谐的实际能力。
2、落实学习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实行中心组组长负责制。中心组成员要严格遵守学习制度，科学安排工作，妥善处理工学矛盾，努力保证学习到会率。
3、灵活学习方法。坚持集体学习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坚持理论学习与专题调研相结合。采用走出去、请进来，读书会、报告会、学习例会、网络交流等多种形式学习。特别是要开展对重大规划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学习与调查研究，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党章
2、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重要讲话
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4、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1周年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5、“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6、全国“两会”和省、市“两会”精神
8、中央和省、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1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二〇一二年三月五日
主题词：理论工作中心组学习2012年计划通知宜春市城乡规划建设局秘书科2012年3月5日印发
共印22份
城乡理论 篇6
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客观与科学的描述和分析, 以期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从而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的帮助和建设性的思考。
二、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分析:
从宏观层面看, 社会发展、经济平等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有促进作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具体有两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渠道-—流动渠道和组织渠道。流动渠道代表个人这一微观层面, 而组织渠道则代表群体这一中观层面。
微观层面 (个人流动渠道) 的路径是: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人通过提高职业地位的方式进行流动, 从而使其社会经济地位提高, 地位提高又促使其政治功效感、政治义务感和政治信任感增强, 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中观层面 (组织渠道) 的路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贫富悬殊加大, 社会地位低的个人已无法单纯靠自己去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 他们对阶层、社区、邻里等群体认同感增强, 群体内部的同一性也增强了其群体意识和内部团结, 于是他们成立并涉入组织, 作为一个整体去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参与。
1. 基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分析
(1) 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
一般来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扩大是同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同步提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第一,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能够适应其发展, 因此, 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复杂要求社会要为每个个体创造出更加民主的环境以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 然后动员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最终在社会规范内各取所需。第二, 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群体意识的凸显。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增多, 社会中产生很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 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与威胁他们的对立群体及新生群体不断产生各种冲突,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 群体内部会产生极强的凝聚力, 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高, 会以和平的方式诉诸政治活动以解决群体间的矛盾。第三, 家庭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式微及发达的社会分工导致更多的社会人加入到大量新生的行业组织和社团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分工体系的日益完善并走向成熟, 家庭、宗教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而代替它的是大量以共同的职业目标、利益取向、兴趣爱好等为基础的行会、商业组织和社团的出现, 而这些组织会鼓励其成员投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实现组织的利益诉求。第四, 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影响政治参与水平。经济现代化导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普遍提高, 整个社会群体的平均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良好的教育, 获得了更高程度职业地位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逐步提高, 由于收入、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高的人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因此, 整个社会的平均参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高。
(2) 社会经济平等促进政治参与
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治参与的水平,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 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但是其投票率有时却低于经济落后的一些国家。这就无法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类社会的最大差别是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平等的不同感受。当人们感受到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存在, 并有发挥角色作用的机会时, 人们会积极通过政治这个渠道向政府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去参与政治活动, 从而体现自己在经济平等社会的价值。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初衷。从政府角度来说, 经济的平等, 不仅可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平稳进行, 还可以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意识, 增强个人的政治效能感, 从而最终使政府政策能够顺利高效地得到贯彻落实。因此, 社会经济越平等的国家, 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越积极。
(3) 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政治参与
政治制度化是指具备了有效的官僚制和政党的统治体制。如果政治的制度化没有伴随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发生变化, 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将是无秩序的, 其最终将可能影响政治的稳定。亨廷顿也曾指出, 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水平需要伴随着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有序进行。在政治制度未做好准备的前提下, 为了顺应现代的民主潮流, 政府实施超越现阶段政治体制的民主参与模式, 国家将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影响社会稳定。当然, 政治参与水平如果跟不上高度发展的政治制度, 将会导致社会的僵化, 使政治体制缺乏活力。因此, 政治参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适应, 随着制度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
2. 基于中观层面的群体分析
政治参与的行为主体是处在社会群体组织中的个人。因此, 应从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中观层面来分析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因素。
从个体扮演的群体成员角色这一角度来说, 一般认为, 作为某个组织成员的个体往往会比单个个体涉入到更多的政治活动中。具体来说, 阶层意识、社区意识、邻里意识和行业角色意识等群体意识都会对涉入组织和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低地位者的政治参与, 更多的依靠其群体成员角色来实现。组织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群体形式。公民一旦加入组织, 尤其是政治组织, 其接触政治刺激的机会也随之增多, 政治敏感度增加, 此外, 组织会给成员灌输群体意识, 增强其组织认同感, 使其成员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中, 进而达成组织目标。组织目标的达成又反之会增强公众的政治功效感和义务感, 从而促进公众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行为。因此, 笔者预测, 公众积极涉入组织, 尤其是与政府意见趋于一致的合法政治组织 (如共产党) , 将有利于公民通过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 同时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而对于涉入其他组织, 由于其对公民政治信任感的提升作用不大, 则会同时促进制度和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 社会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社会挫折感和社会为个体提供的社会流动机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参与成正比, 与社会流动机会成反比。[1]
我国在建国初期至今, 一直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 其中二元户籍制度是该制度的核心。户籍制度减少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流动机会, 农民和市民被分割在农村和城市两个区域, 并各自接受着因不同的户籍身份所导致的差别待遇。
在改革开放之后, 由于这种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侧面上反映了农民公民权利的缺失, 并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与市民相比, 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大, 使农民产生严重的社会挫折感, 加之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城乡间的横向流动, 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教育不均衡又降低了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纵向流动机会,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尤为强烈, 参与行为更加激烈。为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农民更容易选择非制度化途径来向政治施压。可见,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政治参与状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动机更直接、具体, 意愿更强烈, 方式更极端, 行为更迫切。
3. 基于微观层面的个人分析
(1) 受教育水平影响政治参与
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高, 二者呈正的相互关系。但已有研究发现, 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投票活动同教育程度呈负的相互关系。其理由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政治怀有一种疏远的感觉, 可见政治参与存在国别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教育程度较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也较高, [2]而在选举流于形式的前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呈相反趋势, 即教育程度越高者参与投票的比例越低。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正在积极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国内民主氛围日渐活跃, 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日益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有待完善:政治组织发展模式僵化, 无法激发公民的群体意识和提高其政治觉悟;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较高, 获得的政治功效感较低, 于是产生部分流于形式的选举投票行为。对于政治敏感度较高的高学历者在考虑到上述情况后就可能产生所谓的“政治疏远感”。因此, 作为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笔者预测我国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由反比向正比过渡, 总体上应呈微弱的反比关系。
(2) 职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
职业地位和政治参与的正向相关性已经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改革开放后, 以职业身份为标志的身份系列正在取代以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而形成的城乡、农工等旧的身份系列。因此, 现在的职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经济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 社会为人们创造出为越来越多在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就业的机会, 人们的职业地位随之提高。而“来自各种研究的大多数证据表明, 高地位往往伴随着政治功效感和政治能力感, 具有政治功效感的人远比其他人更可能参与政治。”[3]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 人们的政治效能感增强, 对政治参与结果的预期更加积极, 于是就会更多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 会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化途径对政治系统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 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强烈的政治功效感导致其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增加, 同时也降低了其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引起的职业地位的整体提升造就了更多的参与型公民。因此, 笔者预测, 在中国, 较之低职业地位的群体, 职业地位高的群体制度化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而非制度政治参与可能性较低。
(3) 个人心理因素影响政治参与
除了上述讨论较多的因素外, 学者们还发现社会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行为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个人对政治参与的认识、评价、态度等主观心理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他的参与行为。”[4]
蒲岛郁夫在研究日本的政治参与时提出了“政治介入”一词, 他认为“所谓政治介入是一个表示公民心理上如何关注政治的词汇。政治介入程度高的人会更加踊跃地投票、积极参加其它政治活动。”[5]并把政治介入用五个具体的指标去测量:政治关心、政治义务感、政治有力感、政治信任、参与代价感觉。笔者预测, 拥有政治义务感、政治功效感的公民, 不论是制度还是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 其发生可能性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政治信任感则会在促进制度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同时, 降低非制度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
中国基层民主3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不仅填充了“人民公社”和“单位制”解体后国家权力的真空, 而且从真正意义上让村民和市民走上了政治生活的前台, 他们第一次用手中的选票选出自己的代理人, 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普通民众的使命, 也是中国国家建设中亮丽的一笔。在这个过程中, 政治学界也赋予了中国基层民主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其不仅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提升民众民主能力和素质的关键课堂, 更是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平台。但是在基层民主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 仍然需要科学、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不足和问题, 才能更好地深化基层民主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此, 如何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和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纵深发展, 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精英和政治理论家面前的现实命题,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摘要：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尺度, 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随着我国民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政府积极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又导致两者在政治参与行为及效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影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因素进行理论阐述, 正确反映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情况, 为民主政治的现实发展和理论完善提供些有益帮助和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城乡居民,政治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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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理论 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投资,筛选,户籍制度,城乡差异
一、引言
中国在社会经济各方面一直存在城乡差异, 高等教育投资的不均等是其中之一。近年来, 虽然户籍管制不断放松, 高等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却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学生, 初中毕业后就不再升学, 而是外出打工赚钱, 早早地就进入劳动力市场, 这表明农村学生及其家长认为, 上大学能够带来的收益跟大学要花费的成本和放弃的收入相比, 进一步的深造教育并没有吸引力。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常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时已经超过法定工作年龄, 因此, 人们必须投入原本可用于工作的时间、放弃可能的工作收入, 支付各种书本、学杂以及生活费用, 并花费相当的脑力、精力完成学业, 来争取高等院校的毕业文凭。人们一般认同, 在高等学府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受到的职业技能训练, 能提高个人在本专业内的工作能力, 提高他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从而提高个人收入。因为预期未来收入的增加值会超过投资, 所以人们愿意投入时间、金钱和人力等真实资源来接受高等教育。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 人们应该有着平等的投资机会。而且, 对于有上千年科举历史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教育程度高的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 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人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 所以, 教育投资的机会均等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机会的均等, 也意味着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高等教育投资城乡差异的扩大值得警惕。
二、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筛选失效的原因分析
(一) 学费和表面的户籍歧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由免费改革为收费, 使得贫困学生尤其是贫困的农村学生不堪承受。根据1998年颁行的《高等教育法》,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并且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 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如果认为大学收费是导致近年城乡间高等教育投资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 那么对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实行学费补贴、减免应该可以基本解决这一问题, 但目前这类政策收效甚微。也有观点认为, 农村学生投资高等教育意愿弱于城市学生, 可归因于农村学生大学毕业后就业难, 教育投资没有回报当然会使投资意愿微弱, 但是为什么农村生源大学生比城市学生难找工作呢?就业市场对农村生源毕业生的户籍歧视有无内在动因?一味归结于毕业生找工作靠关系、走后门, 也有以偏概全的一面, 毕竟市场中关心企业利润的雇主还是有量才录用的强烈动机。很多人认为日益加大的高等教育城乡差异就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带来的体制性问题, 有论者建议, 既然高等院校通过统一高考招生, 不妨实行“反向歧视”政策, 对农村生源考生优先或降分录取。如中国人民大学在2012年自主招生考试中实行的“圆梦计划”, 原则上要求被推荐的考生为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前10%、而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 一时议论纷然。如果不理清户籍制度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造成巨大差异的内在机制, 所谓“反向歧视”也是治标不治本。
(二) 筛选失效使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降低
研究表明, 高等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机制对于农村学生的有效性被削弱扭曲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视教育为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机制的分析始自Akerlof (1970) 、Spence (1973) 等人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姚先国、辜晓红 (2011) 则认为, 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筛选机制对城乡劳动力作用不同。根据筛选理论, 在劳动力市场上, 参与者对劳动力信息的掌握是不对称的, 雇主对劳动力真实生产力的了解显然不如劳动者自己, 如果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私人信息作出交易决策, 可能发生逆向选择, 降低市场效率。此时劳动者通过可信赖的方式, 如获得高等教育文凭, 发送有关自己真实生产力的信号, 让雇主有效甄别, 就有利于市场效率。这一模型假设风险中立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雇主, 作为价格接受者, 以相同的不变规模报酬的技术生产唯一产品, 劳动力是唯一投入。而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各不相同, 以θ表示。主流的研究中考虑的是不存在分割的市场 (本文随后将分析户籍制度造成的分割破坏这一假设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为简化分析, 这一模型考虑只有两种类型的劳动者, 生产能力较高者为θH, 生产能力较低者为θL, θH>θL>0, 并且λ=Prob (θ=θH) ∈ (0, 1) 。同时在就业之前劳动者决定是否接受e水平的教育并假设教育并不影响生产力, 类型θ的教育成本函数为具有二阶连续偏导数的c (e, θ) , 其中对于所有e>0, 都有c (0, θ) =0, ce (e, θ) >0, cee (e, θ) >0, cθ (e, θ) <0, ceθ (e, θ) <0, 脚标表示偏导数。劳动者追求最大化其净收入, 于是, 类型θ选择e水平的教育, 得到工资ω, 他的效用设为u (ω, e|θ) =ω-c (e, θ) 。研究表明, 当雇主对于教育水平为e的劳动者属于何种类型具有共同知识, 从而由于ceθ (e, θ) <0, 即高能力的劳动者边际教育成本低而低能力的劳动者边际教育成本高, 则只有类型θH愿意接受正的教育水平e*>0以获得工资的增加△ω>0;同时类型θL由于他们的教育成本大大高于类型θH而不愿意接受教育, 因此雇主根据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支付均衡工资ω* (e) , 必有ω* (e* (θH) ) =θH, ω* (e* (θL) ) =θL, 并且e* (θL) =0。此时市场有效地甄别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 达到分离均衡。上述模型中, 高等教育能够有效甄别求职者生产能力是基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与教育成本负相关, 一个必要条件是市场中不存在分割, 如果破坏这一条件, 即市场中存在人为的制度性的分割, 求职者具有与工资报价相关的个人特征, 求职者的个人特征与教育成本相关, 这两个因素都会掩盖个人的教育成本与生产能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削弱教育的信号功能, 此时高等教育就难以对求职人群进行有效的筛选分级。姚先国、辜晓红 (2011) 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对高等教育筛选作用的扭曲。
通过对户籍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 同时造成: (1) 农村学生的保留收入较低, 使得工资报价与求职者的个人特征 (户籍) 相关。1978年至2009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至3倍多, 并且城乡收入比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失业救济、低收入保障和公费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 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据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 国际劳工组织2005年的数据显示, 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大于2, 绝大多数国家都低于1.6, 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 农村学生的保留收入要远远低于同样没有上过大学的城市普通职工。而学生如果接受大学教育就要放弃不上大学可以得到的保留收入, 也就是说农村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成本低于城市学生。 (2) 农村学生的基础教育成本更高, 使得求职者的教育成本与其个人特征 (户籍) 相关。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要求学生必须通过高考, 达到高校的录取分数线才能成为大学生。这就要求考生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户籍制度对社会的分割还体现在, 国家的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也跟其他各项社会资源一样向城市倾斜, 而小孩入托、入学的机会又与户口直接挂钩。《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事实上地方政府在执行中都变成了“无当地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没有资格就地入学”, 甚至是即使有当地户籍但在当地没有购置房产的家庭子女也没有资格或者被限制资格入学。而农村和城市的基础教育不仅在数量上而且质量上存在着事实上的巨大差异, 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相对较差, 校舍更简陋甚至陈旧, 教学设施落后, 师资力量薄弱, 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比较少。如果以城市学生接受的基础教育的平均水平为标准, 那么农村学生想要获得同等水平的教育被要求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这个更高的代价很难量化计算, 外地人口子女即使是在义务教育阶段, 到非户籍所在地正规学校上学往往要交纳名目繁多的“择校费”、“赞助费”, 这些费用动辄数万甚至更高, 可以认为这类择校费比较客观反映了户籍分割造成的系统性教育成本差别。因此农村学生要想跟能力同等的城市学生获得一样的高等教育学位, 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更高的教育成本。
这种分割造成两个方面的影响。首先, 如果劳动者选择不接受高等教育, 从而被认为是类型θL的话, 农村户籍劳动者得到的工资少于城市户籍劳动者, 但与此同时农村户籍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得到工资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可能相同, 这就使得农村户籍中的类型θL发现接受正的教育水平e*>0获得的工资增幅比较高 (也比城市户籍类型θL的增幅更高) , 因此即使他的边际教育成本高于类型θH, 只要工资增幅足够高仍然有动力接受高等教育。第二, 农村户籍劳动者面对的教育成本高于城市户籍的学生, 又削弱了农村户籍中的类型θH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 毕竟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 如果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 就能吸引更多的投入, 相应的, 较低的回报则会抑制投资动机。如果教育成本的增加超过接受正的教育水平e*>0能带来的工资增幅, 农村户籍类型θH可能会放弃高等教育。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 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社会组织和文化都差异巨大, 以上两种情况在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突出性。有些地区或者有些时期, 正的教育水平对类型θL的工资增加影响较大, 表现为更多的原本不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类型θL也尽可能地努力上大学;另一些地区或者另一些时期, 教育成本的影响更大, 表现为本来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类型θH弃学情况大量出现。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市场不可能对农村户籍劳动者进行有效甄别, 雇主可能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户籍劳动者难以判断其类型, 就业市场的户籍歧视于是因此产生, 于是农村户籍学生在就业市场得到的工资报价更低、工资机会更少, 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就更低了。
(三)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收益更低研究
研究表明, 户籍制度下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制确实压低了农村学生投资高等教育的收益。用中国家庭收入评估调查2002年居民收入数据 (CHIP-2002) 所做的计量研究结果, 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城市学生的投资回报率。用这一样本进行OLS估计, 得到城市学生的高等教育回报约为19%, 即上大学给城市学生带来的年收入增幅均值为19%, 而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回报为-6%, 也就是说对这一样本中的农村学生而言, 上大学对收入的作用居然为负。考虑到, 在存在人力资本异质性和选择偏差的情况下, 普通OLS方法和IV估计方法都很难一致性地估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Heckman, Ichimura, Todd, and Smith, 1998) , 采用Heckman等人 (1998) 发展的局部线型回归方法 (Local Linear Regression) , 再次估计高等教育对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收入的作用。考虑到教育本身增加个人的知识和提高个人技能, 这一方法估计的是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政策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简称ATE) , 即具有特征X的随机个体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教育本身带来的平均回报。用这一方法得到, 对于城镇青年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 收入方程中“曾经农村户口”的系数符号为负, 数值是-0.4295, 标准差为0.1909, 显示农村生源的高校毕业生“农转非”成为城市居民后获得的收入均值低于城市生源的高校毕业生。从平均政策效应来看, 也即, 不考虑个人事实上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对城市学生收入的作用平均为增幅24%, 但对于农村学生收入的增幅平均只有12%。从经济学意义上看, 投资问题的实质是对于投资主体比较而言, 将资源投入到某个将要选定的投资项目中, 是否能够获得比替代的选择项目更高的收益回报率;如果是这个投资可以一直进行到边际回报率与替代项目的边际回报率相等的程度。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 如果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 就能吸引更多的投入, 相应, 较低的回报则会抑制投资动机。农村学生投资高等教育获得的收益低于城市学生, 自然就打击了农村学生的投资意愿。
三、高等教育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的影响及治理对策
(一)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影响
户籍制度对高等教育的筛选作用造成了扭曲, 不仅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等诸多问题, 有损社会公平, 导致农村学生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力资源的分级配置被严重扭曲, 从就业市场的效率来看其后果也是有害的。农村学生人力资源的浪费。农村学生作为总体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足, 部分优秀农村学生不得不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也从而失去了可能获得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减少了就业市场中较高边际生产力的劳动力供给, 同时使人力资源的分级配置受到扰乱, 那些需要边际生产力较高的求职者成员的工作团队可能就无法组建, 那些要求与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更高的劳动者相匹配生产设备或者生产工艺、流程可能就不能投入生产或者被迫闲置。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不足, 而且即使上了大学也面临就业歧视、比城市生源大学生更难找工作, 使得位于社会工作和收入较低层级的农村居民向更高层级流动的正当渠道收窄,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不足和就业市场上存在的户籍歧视使得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难有提高, 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二) 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治理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只要就业市场仍存在制度性分割, 农村学生早期接受优质基础教育代价高昂和农村收入低下的现状得不到改善, 仅有对农村大学生的学费减免、补贴或者招生录取中实行的“反向歧视”等政策, 无助于对农村学生中的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进行甄别, 也就不能矫正户籍制度对筛选机制的扭曲, 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农村大学毕业生的歧视仍将继续, 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异问题。如果这类政策事实上只是片面鼓励了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农村学生进入大学, 可能反而恶化就业市场中的户籍歧视。要改变这个局面, 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但是户籍制度运行多年, 尤其是城市居民, 举凡社保、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利益都与户籍挂钩, 其间关系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彻底改革阻力甚大。然而这种社会分割式的行政制度实在流弊深广, 改革势在必行, 针对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 以下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 农村学生要享受与城市学生同等质量的基础教育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城市学生, 是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的筛选作用失效的关键之一, 所以针对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力度, 师资资源应适当向农村倾斜, 提高农村学校教师收入以吸引优秀教育人才。应加强农村学校建设, 改善农村学校校舍和教学设备。鼓励民间办学, 鼓励私人资本投资教育, 财政补贴可以考虑通过向学生本人发放“教育券”等形式来提高教育资金的利用效率。总之, 应当通过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来降低农村学生接受优质基础教育所付出的经济成本, 使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面对教育筛选时, 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次, 农村居民的收入长期大幅低于城市居民, 是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的筛选作用失效的另一关键因素。近年来农民无论从事农业的还是创办企业或外出打工, 总体收入都有大幅增长, 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建设工作已经展开, 但农村居民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仍落后于城市居民, 以致于最近若干年城乡收入比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增加农民收入必须破除行业垄断, 拓宽投资渠道, 降低投资门槛, 鼓励兴办农产品仓储、物流、加工业;应该金融下乡, 打破不合理的贷款限制, 资金要向广大中小企业倾斜, 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力进行科技普及, 推广新技术, 升级产业, 鼓励创新;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 把进厂的农民工培养成合格技工, 既缓解技工荒又增加农民收入, 把留在农业系统内的农民子弟培养成新型农业产业求职者、现代化农场经营者。最后, 必须消除就业市场的户籍歧视, 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及其他国家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中不宜提出户籍歧视的要求。
高等教育投资是一个关乎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大课题, 有待研究剖析的方面不一而足。本文只是一个初浅的尝试。中国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与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有关。在每个人的身份背景、家庭收入、个人能力包括机会等都差异巨大的情况下,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进程中, 如何尽量让每一个富有才华又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无论出身为何, 无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 都能有更大可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 仍然是有待学者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姚先国、辜晓红:《筛选机制与分割效应——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城乡差异的一个理论分析》, 《南开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2]姚先国、黄志岭:《人力资本与户籍歧视》, 《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3]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 《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李雪松、詹姆斯·赫克曼:《选择偏差、比较优势与教育的异质性回报: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5]George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
[6]Michael Spence“: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7]Paul J.Taubman, Terence J.Wales:Higher Education, Mental Ability, and Scree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城乡理论 篇8
1 环城游憩带的含义
对环城游憩带的研究, 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苏联地理学家就对环绕城市周边的游憩地带有所研究, 他们认为城市周边游憩带的发展是城市化发展的表现, 与城市化关系密切。国内关于环城游憩带的研究相对来说开始略晚, 始于20世纪90年代, 当时对这一地带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 有“沙润、吴江 (1997) 、符全胜 (1998) ”提出的“城乡交错带”, “肖胜和 (1999) ”提出的“郊野”以及“吴必虎 (1999) ”提出的“环城游憩带”等等, 尽管称谓不同, 但是大家对这一地带范围的界定基本一致。其中吴必虎提出的环城游憩带的概念, 能比较全面、具体地概括出当前环城游憩的现状和特点, 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环城游憩带即为:“环绕城市外围、处于近城乡镇景观之中, 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 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 特别适合”短期游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称为环城游憩带, 并初步建立起大城市环城游憩带规范研究的框架”[1]。
2 许昌城乡环城游憩带现状分析
2.1 许昌环城游憩带的范围界定
根据研究, 中国城市居民80%的出游市场集中在距城市500km以内的范围内, 其中37%分布在距城市15km范围内, 24%分布在15~50km范围内[1]。根据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可知城市中心地越大, 到城郊游憩带旅游的城市居民就越多, 对城郊腹地游憩设施的波及也越广, 在对城郊游憩系统进行配置的时候, 要综合考虑城市腹地大小和当地的资源条件, 建立适合旅游者需求的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游憩设施[2]。
许昌作为一个地处平原的中等城市, 其环城游憩带也呈现出一定的圈层结构。综合分析许昌市出游市场、旅游资源的分布状况和交通通达度、开发程度等要素, 许昌市区外围至周边约30km范围以内, 即许昌市与下辖县市之间的过渡带, 为许昌环城游憩带的核心区和第一圈层, 三国遗迹、城郊绿地、特色游园、宗教场所、休闲娱乐等主要集中在这一圈层;依次过渡, 30~50km范围为中间地带即第二圈层, 这一圈层主要为长葛、禹州、鄢陵、襄县的外围地带, 森林公园、花木园艺、特色古镇、名人故里为其主要项目;而大约50km以外区域就为许昌环城游憩带的外缘地带, 同时也是许昌地区的边缘地带, 为第三圈层, 这里也是许昌市山水娱乐的主要分布区;许昌环城游憩带就为这三个圈层所构成的同心圆模式 (如图1所示) 。
2.2 许昌城乡环城游憩带开发的优势
2.2.1 资源优势
许昌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在此交融, 形成了许昌绚丽丰富的文化特点, 大量的历史遗迹散布于许昌环城游憩带内, 为许昌城乡旅游开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 三国文化资源更是丰富多彩、魅力非凡, 许昌被国家列入“三国文化旅游圈”的重要城市之一, 开发价值较大。根据许昌环城游憩带内旅游资源的禀赋特点和开发方式的不同, 可以将旅游资源分为“人文旅游资源”和“休闲度假旅游资源” (如表1所示) 。
2.2.2 交通优势
许昌道路交通体系完备, 四通八达, 国道省道与京广铁路皆穿境而过, 从而形成“米”字形的路网结构, 可以直达河南省的各个地市。同时许昌目前已实现县市通高速、县县通高速, 多条高速公路从许昌通过, 是全省高速密度最高的省辖市。许昌市紧邻新郑国际机场, 新郑国际机场现已开通2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包机航线61条, 通达国际上60多个城市。交通是经济运转的“大动脉”, 对旅游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便利的交通大大提高了许昌市对外对内的通达性, 为吸引客源, 发展旅游提供了有利条件。
备注:表1中数据来源于许昌市旅游局
2.2.3 经济优势
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中原城市群建设的进一步推进, 许昌市的国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 许昌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 开拓思路、拓宽渠道, 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充满活力, 有着“河南的温州”之称。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许昌市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就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潜力, 为旅游发展增添了动力。
3 许昌城乡环城游憩带开发策略
3.1 科学规划布局
目前许昌环城游憩带内旅游资源分散、主次缺乏区分。应当按照其圈层结构有层次、有重点、复合式地进行布局, 根据不同圈层的内部特点, 进行不同的开发定位。结合许昌市的实际情况, 可以将第一圈层作为许昌环城游憩带的优先和重点开发区域, 优先进行休闲度假村、主题公园、特色游园、宗教朝拜、民俗体验、森林公园、花木游园、主题博物馆等项目的建设。第二圈层也应作为重点开发区域, 在开发上要注重对第一圈层在功能上的补充, 发挥其优势和特色, 重点进行古镇人家、名人故里、特色节庆等的建设。第三圈层的吸引点主要为山水旅游, 可满足人们爬山、涉水、垂钓、攀岩、野营等的需求, 加强相关旅游产品的建设是这一圈层的建设重点, 另外这一区域离市区较远, 耗时较长, 一般需要多日游, 这一圈层在住宿、餐饮、医疗、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应当格外重视。
3.2 突出三国历史文化形象
环城游憩带主要位于城市的外缘地带, 是城市与乡村的主要接合部, 应该树立起把环城游憩带的开发与乡村和城市整体建设相接合的理念, 所以环城游憩带的整体风格定位应当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一致, 并要起到渲染烘托的作用, 以达到增强城市形象和乡村形象的作用。
许昌环城游憩带的开发也应当建立起“大旅游”的思路, 以环城游憩带的开发来配合城市的整体发展, 突出鲜明的城市形象, 形成“城景相容”的效果。具体来讲应当:
3.2.1 确立主题形象
许昌应充分利用自己在三国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 树立起“三国名城, 曹魏故都”的主题形象, 并以此为基调来进行环城游憩带的形象设计, 突显出“曹魏故都”这一形象特点, 以克服“定位不准、飘忽不定”的开发思路所带来的凌乱感觉。并与“北方花都”和“钧瓷文化”等城市亮点巧妙串联, 使整体形象更加丰满, 更有层次感。
3.2.2 优化建筑风格
环城游憩带内的建筑对表现城市的整体形象有着十分突出的作用, 既要有使用价值, 更要突出其美学意义, 常见的有亭、榭、廊、阁、楼、台、舫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可以起到“造景”、“提供观景的视点”、“提供休憩及活动的空间”等作用。在许昌环城游憩带内应依托广阔的公共绿地和散布的河流沿岸坡地, 建造具有浓郁“三国风格”的特色园林, 以增加游憩空间并形成对土地的有效利用, 应以仿古建筑为主, 主要采用三国时期“形态伟岸而古朴”的建筑风格, 并结合北方园林的造景手法, 打造许昌“地标”式三国建筑群, 凸显出城市的历史感。对环城游憩带内的原有古建筑和古村镇, 应当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进行修缮, 坚持以“保护”为主的原则。除此之外, 许昌环城游憩带内的基础设施, 如服务中心、厕所、食宿、指示牌等, 在建筑风格上也要体现出三国时期建筑的特点, 并要促进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3.2.3 挖掘人文内涵
许昌要以文化来提升城市品位, 在环城游憩带规划建设中, 要高度重视三国曹魏文化内涵的挖掘和现代文化元素的注入, 大到历史街区及古建筑的保护开发、街景和标志性建筑的设计, 小到雕塑、各种指示牌设计, 在注重建筑风格协调性的前提下, 还要善于保护和利用许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脉和城市精神、名人典故和神话传说来提升人文内涵。要突出名人主题, 建设和完善各类名人馆;做好历史文化遗产规划, 保护历史古迹, 完善文化基础设施[3]。发现、保护和推动各类民俗节庆, 成功的旅游节庆策划能够成就一个城市, 节庆活动的广告、媒体、人们的口碑等行为沉淀为地方或城市的品牌、标识, 尤其是通过定期的举办可以强化地方或城市的形象特征, 在一定的区域内积累巨大的无形资产[4]。
3.3 打造城乡特色旅游产品
3.3.1 重点开发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
为满足城市居民放松休闲的旅游需求, 休闲度假类旅游产品应当为建设的重点, 要突出旅游产品的休闲娱乐和度假功能。凭借野外田园优美的风光、宜人的环境, 开发休闲娱乐类旅游产品, 满足人们渴望回归自然、享受休闲愉悦生活的心理需求, 提供给游人游憩、休闲、放松、食宿等服务, 必然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3.3.1. 1“农家乐”旅游产品
建设不同类型的“农家乐”产品, 许昌环城游憩带内有着良好的资源优势来进行“农家乐”的开发。在进行此类产品的开发时, 要依托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视角, 形成不同类型的“农家乐”产品, 既要免于俗套, 又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体验需求。一方面要营造出“自然、淳朴”的乡野风韵, 另一方面要扩大中、低档次旅游产品的比例, 满足大众的需求。
3.3.1. 2“休闲度假”旅游产品
依托“中国宜居城市”的深厚底蕴, 利用许昌丰富的花木、生态资源, 扩大“休闲度假区”旅游产品的建设, 形成与“休闲许昌”相吻合的旅游产业。休闲度假区的建设要突出“生态、自然、和谐”的主题, 并能提供集“观光、体验、娱乐、怡情”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服务, 加强景区内“餐饮、住宿、商店、公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使游客“乐意来、玩的好、评价高”。
3.3.1. 3“山水娱乐”旅游产品
以位于西部的山地、河湖、林地等自然风光为依托, 积极开发禹州逍遥观、大鸿寨、龙虎山周定王陵、禹州森林植物园 (大禹生态园) 和襄城县紫云山风景区[5]。这类旅游产品的开发, 可满足人们“游山玩水”的愿望, 对地处平原的许昌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此类产品位于许昌环城游憩带的第三圈层, 即许昌的外围地带, 所以在产品开发时, 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优势互补, 共同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进而可以扩大旅游腹地, 拓宽市场。
3.3.2 推动综合性主题公园的建设
3.3.2. 1“三国”主题公园
许昌环城游憩带内三国遗迹众多, 较为分散, 其中比较集中且开发价值较大的为许昌市东部的“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和“毓秀台”, 可以以此为中心建设“汉魏故都”主题公园。主题公园的建设应以“保护为先”的原则为先导, 力求还原原貌, 讲求真实。以仿古建设构画古城结构, 形成曹魏故都皇城的历史画卷, 按照主题游乐公园的模式, 开展全新的观光游乐。对毓秀台进行整修, 重现当年皇帝祭天的场面性景观;用沙盘模型的形式对汉魏故城原貌进行再现[5]。公园内要注重开展绿化工作, 营造出“郁郁葱葱”的历史厚重感, 在主题公园内进行情景表演, 重现当年汉魏故都许昌的生活、娱乐场景和民俗风情, 增加真实感, 使其建设成为集“文化、观光、休闲、体验、生态、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主题公园。
3.3.2. 2“钧瓷”主题公园
“钧瓷”为许昌的重要标志, 也是许昌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名片, 具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应当深入挖掘以“钧瓷”为核心所形成的“钧瓷文化”, “钧瓷”主题公园的建设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 既弘扬了“钧瓷文化”, 又增强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钧瓷”主题公园内可以设置“文化区”、“体验区”、“展览区”三个大区, “文化区”即介绍“钧瓷”的发展历史、传说典故、制作工艺, 侧重于文化教育的功能;“体验区”即游客既可以观看专业的制作, 同时又可以亲自实践, 体验钧瓷的制作过程;“展览区”即系列精品钧瓷的展列室, 在这里游客可以参观到优秀的钧瓷作品或图片, 并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充分展示钧瓷的神、奇、绝、妙等特点, 可以使游客更进一步加深对钧瓷的了解。“钧瓷”主题公园可以建设在具有浓厚氛围的禹州神垕古镇之中, 公园内以仿古建筑为主, 突出“古色古香”的感觉, 与古镇的整体风格相互映衬, 通过集群效应打造“钧瓷”旅游的亮点。
3.3.3 建设名人故里
许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历史上曾有许多名人在此定居, 名人故里是历史环境的足迹, 是历史与自然的融合, 是一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身份标识, 是丰厚文明的馈赠。“地以人名”是一个常见的文化现象, “名人效应”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名人的独特影响力往往驱使人们探究他们的生活、成长的经历与环境。名人的辉煌形象增强了他们的神秘感和吸引力, 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们生活成长的地方也拥有了无穷的魅力, 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坐标。在许昌环城游憩带内的第二圈层分布有“画圣吴道子故里、欧阳修故里、张良故里”, 可以依此为基点, 建设“名人故里”类的旅游产品, 借助名人效应, 带动许昌整体知名度的提升, 同时这些名人故里多位于较为偏僻的位置, 因此在进行开发时首先要对周边的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打造旅游专线, 提高可进入性, 反过来又会促进当地的快速发展, 可谓一箭双雕。另外, 名人故里要突出特色、避免雷同, 利用“吴道子、欧阳修、张良”等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主流”形象进行产品包装, 利用名人效应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进而带动旅游产业发生质的飞跃。
3.4 加强环保促进城乡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许昌城乡旅游资源开发中要注意环境保护问题, 应树立长远观念, 为子孙后代保留珍贵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 防止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科学规划、合理开发、依法管理、永续利用”的方针。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切实解决好环境污染问题, 切实保护好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要始终贯穿于发展城乡旅游的各个方面, 促进保护、改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进而促进城乡旅游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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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理论 篇9
1.1 制度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 至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基本形成了农民土地所有制。但由于建国初期百废待兴,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制定推动了农村土地由农民所有向集体所有的转变, 这一制度始于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决定, 并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不准出租买卖。为了满足工业化与城镇人口增长的用地需求, 1953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 这也就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征地制度的初步框架。与此同时, 国家对城镇私有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采用赎买的方式将城镇土地收归国家所有。这样就奠定了我国早期城乡土地产权分离和城乡土地征用形式流动的基本格局。
1978年开始, 围绕农民经营自主权, 农村土地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 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 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由此带来了农民住房扩建、新建住所导致的农村宅基地无序扩张, 土地浪费现象严重。因此, 1981年《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1982年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及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农村土地 (宅基地) 规划布局、节约限制使用、禁止出卖与出租、农村土地征收等进行了规定。这一时期尽管农村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 但并没有改变城乡土地产权不平等的局面。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 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用”。而在此基础上, 国家成立土地管理局对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 但限制农村土地, 尤其是宅基地流转。在产权不平等的情况下, 城乡土地二元格局完全形成, 并进一步固化。
随着我国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 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 农村土地隐形流转、闲置现象普遍,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种迫切需求。2003年以来, 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 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逐渐被提上议程。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 实现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2012年国土资源部表示未来将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 破除城乡土地二元体制,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事实说明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也是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但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土地权利不平等, 农村土地产权缺失, 农民权益保障困难以及现实农村复杂的土地关系, 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也是研究过程中难以突破的难点。
1.2 相关研究概述
一直以来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在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形成原因分析方面, 彭政前、刘世谋 (2009) 从法律制度、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土地市场机制差异等方面阐释了产生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主要原因;阮松涛等 (2012) 从中国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现状出发, 提出中国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存在一定的理论、法律、社会政治根源, 城乡差别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土地二元结构的本源, 土地权利的不公平分配是呈现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贾艳慧 (2010) 则认为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缺陷、土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就城乡土地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及影响来看, 何立胜 (2011) 认为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 得到了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的支撑, 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 而且为城镇发展侵蚀农民土地权益提供了制度安排, 而且土地二元配置方式造成了土地资源利用的非集约性;郭正模 (2010) 通过对现行城乡二元结构土地管理制度安排难以打破的原因进行分析, 认为城乡土地二元制度是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障碍;刘彦随 (2011) 认为中国长期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体制, 在土地利用配置上不仅表现出土地供应由政府主导的行政色彩, 而且导致城乡土地自然分离, 农村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利益差”持续助推了农村土地非农化中的“土地财政”膨胀与失地农民猛增;曲福田等 (2011) 认为由于城乡土地二元产权制度的存在, 使得农村土地制度约束功能缺失, 城市扩张过程中大量掠夺农村土地, 耕地损失严重。如何实现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突破, 众多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如刘维新 (2008) 提出改革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形式须实行土地管理上的“两权归一”, 这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郝凤英 (2008) 立足于城乡土地产权二元化、建设用地用益物权二元化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认为集体土地国有化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最切实可行的道路;田光明 (2011) 从城乡统筹的视角设计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 强调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从前面的制度背景分析中可以看出, 长期以来城乡土地二元格局阻隔了城乡土地利用的公平性与效率, 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这种格局已经严重阻碍了城乡统筹发展, 也不再适应当前发展的需要了, 因此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为了一种迫切的需求。从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研究综述来看, 现有的研究侧重于对城乡土地二元结构的理论根源、存在的问题及其效应、症结根除等问题本身的探究, 而对于当前破除城乡土地二元格局存在的理论问题与现实困境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可以说, 在当前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背景下,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走到了不得不消除的关键时期, 但这种二元格局的消除却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 本文正是基于此对城乡土地二元格局的理论难题和现实困境进行研究, 以期进一步明确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新思路。
2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理论难题
2.1 征地的公共利益“陷阱”
从1953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开始, 就明确强调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对城乡土地进行征收或征用。在城镇土地国有化后, 土地管理法中明确将征地对象界定为农村集体土地。换言之, 农村集体土地需要在公共利益面前做出“牺牲”。但事实上, 对于征地所界定的“公共利益”界限是模糊的, 既为“公共利益”, 似乎我们可以理解为公共事业发展需要即为合理。以城镇化为例, 城镇化发展和水平的不断提升是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步的表征, 这看上去似乎城镇化发展是一种“公共利益”的需要, 基于此地方政府将城镇化与征地捆绑在一起, 这也就极大地扩张了地方政府的征地权限, 大量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被征地的农民往往因为补偿标准过低, 成为“失地农民”而缺乏生活保障等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无奈, 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从这一点上讲, “公共利益”并非是真正的公共利益。因此, 我们不得不说这一大理论矛盾, 在“公共利益”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征地很可能就是城镇居民的公共利益而非农村居民的公共利益的“陷阱”。这时, “存在即合理”的征地制度也就是建立在不平等产权交易的基础上的。
因此, 如何解决“公共利益”需求的土地使用制度是当面临的一大理论难题, 这也是当前解决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的难点。国家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措施和要求, 也说明了这一点。缩小征地范围, 甚至取消征地制度或许是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考虑的重要问题。
2.2“被弱化”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尽管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的界定却是不清楚的, 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以乡镇还是村组为单位, 并没有明确的定论。在产权主体不明晰的情况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质上是“被架空”的主体, 也就更谈不上行使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了。这种土地制度安排难以对土地权属关系的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在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时, 土地利用行为主体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 往往将土地向经济收益高的部门转移, 其最终结果是导致农用土地非农化进一步加剧。
这样看来, 似乎明晰产权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但也不得不承认产权的明晰是建立在明确的土地权属关系主体基础上的。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制度下, 农村土地产权主体 (特别是所有权主体) 是没有明确定义的, 这也就意味着进行产权明晰过程中, 土地权属的相关权益应该怎样进行评判成为了当前必须思考的一个理论制度问题。
2.3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理论支撑体系缺失
长期以来, 我国宪法及相关法规严格限制农村建设用地, 尤其是宅基地有偿流转, 这使得农村建设用地很大程度上被禁锢了, 而流转的唯一合法途径则是进行征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这似乎是对农村建设用地享受“同权同价”的有效保障。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是建立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行的, 但现阶段农村土地利用规划与用途管制制度的执行力度是有待商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禁锢的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缺乏一定的理论体系做支撑。
虽然在现实背景下,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成为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和必然趋势, 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特别是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还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 如建设用地流转定价机制、流转收益分配机制、流转与征地的协调机制以及建设用地流转后权属性质是否发生变化等问题,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收益的分配机制问题。由于长期的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局面导致了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被弱化, 通常所强调的土地流转收益取决于农民手中的土地使用权, 一旦农村建设用地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 农民手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也随之消失, 而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土地收益该如何进行分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3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现实困境
3.1 低价征收, 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困境”
长期以来, 我国实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实施形成了“征地+政府卖地”的基本现实, 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对分离的情况下, 这种现实也就奠定了地方政府“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依赖格局, 而随着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消除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 要从征地制度找到突破口, 需要面对两大现实难题。
3.1.1 土地财政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
在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安排中, 一些政府部门既负责土地管理, 又承担着国有土地经营者的角色, 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地方政府有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的倾向, “征地的冲动”也因此而存在, 这种制度安排也成为了土地财政存在的基础。近些年来, 各地方政府依靠“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收益支撑起来的土地财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独树一帜”。从表1中可以看出, 2004~2012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占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重均保持在30%以上, 其中2007年、2010年、2011年分别高达55.15%、66.48%、58.99%, 土地财政收入似乎成为了地方财政收入不折不扣的“顶梁柱”, 也进一步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
3.1.2 征地制度背后的既定利益格局成为阻碍。
在现代“经营性城市”发展过程中, 征地制度无疑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保障, 几十年一直存在的征地制度因为其既定利益格局的存在, 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也显得十分艰难。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认为, 征地制度改革难在触动利益格局, 如果缩小了征地范围, 政府可以征的地, 特别是可以卖的地就少了, 会影响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 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及其它所形成的利益格局。事实上, 现行征地制度由于补偿标准偏低, 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因土地征收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成果。相反, 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征收, 实现了其以土地低价招商促进工业化、以土地出让抵押推进城镇化、以土地多供应拉大高投资的“经营城市”目标。在这种既定的利益格局下, 政府一方面作为政策制定者, 另一方面又作为政策的参与者, 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成为了一大难点, 这种征地制度背后的既定利益格局也就成为了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 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的阻碍。
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网站。
3.2 农民“瞻前顾后”的土地保障情结困境
长期以来, 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广大农民游离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因此, 农村土地无疑是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最后屏障。在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下, 农村土地实行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制、统一管理, 而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自然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土地权益, 这种权益也就具备了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上世纪80年代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土地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这一制度不仅仅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自主经营权, 而且更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 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了。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镇, 在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的大关。但在这个数据的背后却隐含了近1.5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这部分人群尽管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 但得不到享有与城镇居民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同等权利, 其最终保障仍然在农村土地上, 这也是当前我国城乡土地利用过程中出现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土地低效利用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从另一层面来看, 由于农民在城镇就业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其必然将农村土地作为生存安全保障的最后防线。在这种思想观念下, 农民往往具有两方面的担忧:一是农民担忧其选择农村土地流转而自身转入城镇后, 一旦失去了在城镇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其基本生活问题缺乏有效保障, 这也是当前各地方开展农村土地整理 (如增减挂钩、宅基地置换等) 过程中, 农民所反映的心声;二是传统的“故土情结”观念在农民群体中较为普遍, 尽管现阶段他们选择进程务工而放弃土地耕作, 这似乎也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仍然期望晚年能够回归故土, 以土地作为其生存的保障。正是基于这两种现实, 绝大部分农民宁愿让耕地抛荒、宅基地闲置, 也不愿意选择放弃农村土地使用权益。这种传统的土地保障情结也就成为了当前推动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村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障碍, 也增加了破除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难度。
3.3 闲置宅基地“退不出”与“用不了”的尴尬困境
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要求。但是农村宅基地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 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就成为了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的难题。在现行的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 由于农村土地分散经营的特性, 闲置宅基地存在“退不出”与“用不了”的现实尴尬局面。
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 特别是城镇近郊村, 基础设施相对较完备。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 这些地区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二三产业,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 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成为了一种可能。但一些地方在开展农村土地整理 (如宅基地退出、宅基地置换、增减挂钩等) 的过程中, 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近郊村农民退出宅基地向市民转化过程中, 存在高成本补偿问题, 包括土地补偿费、房屋安置补助费、社会保障费用等, 而这部分资金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高额成本导致地方财政无力承担;二是近郊村地区多为城镇规划建设区, 受长期以来征地制度的影响, 大部分农民不愿意主动退出宅基地, 相反更加倾向于通过征地获取较宅基地退出更高额的补偿费用, 这也就导致了城镇近郊农村宅基地退出困难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闲置宅基地“退不出”导致了城镇建设用地紧张而农村土地低效利用局面的出现。
在相对较为偏远的农村地区, 宅基地极为分散。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和基础设施缺乏等问题存在, 一些农民希望通过农村土地整理的途径改善其现有的生活居住条件, 而且相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在这部分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整理工作, 成本相对较低, 地方政府也很乐意通过宅基地置换等途径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来缓解城镇用地紧张的局面。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很好解决农民现实需求与缓解城镇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方法。事实上, 在现实农村土地整理过程中, 农民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其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有效改善, 大多数农民反而面对生活成本增大、农地耕作半径加大、家庭收入减少等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中青年逐步向城镇转移就业, 而农村分散的宅基地整理出来后也就面临难以有效利用而出现荒废的现象。这实质上不仅没有解决农村土地低效利用的问题, 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农村土地荒废、农村空心化程度。从这个层面来看, 农村退出的闲置宅基地“用不了”, 这种土地整理方式也就成为了“农村支援城市”的倒退模式。
4 土地利用二元格局破除的路径选择
从城乡土地二元分割形成的制度背景来看, 土地利用二元格局难以打破很大程度上在于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低下、农村土地制度受歧视性安排以及政府行政干预过大等。结合前面对城乡土地二元格局破除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难题分析, 笔者认为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 推动城乡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思路是实现政府规划管控与市场资源调节相结合, 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其突破口。
4.1 规划管控与市场调节结合是核心思路
在城乡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 由于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 “吃饭”与“建设”的矛盾问题长期存在, 一方面要强化耕地资源保护,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要稳步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步伐。事实上, 这两者并不矛盾, 关键在于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与市场配置的作用。
从政府角度来讲, 最重要的是完善宏观层面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通过划定永久性耕地资源保护规划区, 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相关规划必须以永久性耕地资源保护规划区为基础, 这是政府规划管控的核心要点。与此同时, 政府需要从宏观层面把握城镇发展规划与农村发展规划, 而且规划必须严格执行, 避免应过度市场化导致的无序扩张等问题, 这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具体体现。
从市场配置角度来讲, 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与优化配置是市场调节的最终目标。不管是城镇建设用地还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理所当然不应该受制度安排的歧视,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享有与城镇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权利, 以及其有决定是否根据需求进入市场流转与交易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讲, 城乡土地保持一致性的土地处分权与收益权, 无疑可以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调节, 通过人力、资金等市场要素促使土地利用主体积极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2 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作为突破口
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长期存在, 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村土地与城镇土地不能“同地同权同价”, 这种制度上对农村土地的歧视性安排, 无疑使土地二元结构长期根植于我国土地使用制度当中。因此, 打破城乡土地利用二元格局关键点在农村土地问题上, 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自然而然是其中的突破口。
4.2.1 明确公共需求界限, 保障农村集体土地权益。
只有将征地范围明确界定在公共需求范围内, 进一步缩小征地范围, 才能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相关权益及利益主体。从征地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看出, 将征地范围严格限定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等公共范围内, 对农转非实行严格控制, 是避免以公共名义侵占农民土地, 损害农村土地权益的有效制度保障。
4.2.2 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无论是从法律、制度还是体制机制等层面来讲, 统一的土地市场与政策都有其必要性, 以明晰产权为前提,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 以市场化配置的方式, 允许农村建设用地通过市场流转、租赁、抵押等参与土地经营开发, 不仅仅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 而且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 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农民的问题解决了, 无疑会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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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理论 篇10
关键词：社会质量,医疗保障,共同体社会
一、研究现状
1.社会质量研究的定义发展
1997年为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失调状态, 欧盟相关学者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签署并通过了《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宣言》认为:“社会质量是指民众在提升他们的福祉和个人潜能的条件下, 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程度, 即社会关系的质量的提升与参与和个人发展的程度。”
2.社会质量理论的哲学阐释
社会质量理论以“可持续性的福利社会”作为追求目标, 具有明显的民生导向。体现了当代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关注, 要将民众的生活从单纯的物质追求提高到对于生活幸福感的追求上来。在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社会质量理论是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补充和完善, 是为了平衡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而形成的合乎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社会福利理论。它体现了人类在现代福利体系下的人文关怀。
3.社会质量的结构研究
关于社会质量的影响性因素方面, 欧洲学者着重考虑了三组因素即条件性因素、建构性因素、规范性因素。其中, 社会质量理论的核心要素是条件性因素。被认为是社会质量理论的开创者沃尔夫冈·贝克 (Wolfgang Beck) 将社会质量理论的条件性因素解构为四个维度, 分别是“社会—经济安全”——即人们的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个人安全所依据的收入状况。“社会凝聚”——即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社会融入”——即关乎一个社会的平等, 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 要求公民能够免于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 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社会赋权”——关注个人的社会行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 促进个人获取信息、知识、经验的能力。
1999年至今, 基金会在欧盟和荷兰政府的支持下, 根据社会质量的4个维度, 进一步构建了详细的指标体系, 其中社会—经济保障维度发展到24个指标。社会凝聚发展到20个指标。社会包容维度发展到27个指标。社会赋权维度发展到24个指标。
二、中国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
1.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是“3+1”模式。“3”指的是中国从1998年开始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从2003年开始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2007年开始启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群, 城镇非就业人群和农村人群。“1”指的是医疗救助制度, 就是为低保特困人群提供的免交医疗保费的医疗保障类别。三大医保制度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各级民众医疗过程中的资金补贴。这样一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2.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原因与方式
根据社会质量理论, “社会-经济安全” (社会—经济保障) ——即人们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社会服务、个人安全所依据的收入状况。然而如何通过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为民众提供不具备制度阻碍的医疗服务, 这是当前社会医疗体系需要思考的。不可否认, 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民众的看病就医会有很大帮助作用, 但是由于三种保障制度由于从设计之初就存在住院、门诊、和大病保险方面的差异, 并且报销费用和报销药品名目会随着医院类型的不同而变化。导致群众对于这一社会保障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诟病。
为了达到扭转体制差别对待的阻碍, 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 《意见》核心在于整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副会长吴光女士说:“把城乡医保进行整合, 是为了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需要。”
整合方式本着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使得老百姓之前享受到的待遇不减少、不削减、不降低。在统筹方式上, 新农合将之前的县级统筹上升到市地级统筹, 有条件的地区实现省级统筹。使得异地就医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 降低医保制度的社会性排斥。另外, 两种医疗保险的报销名录也会本着就高不就低、就宽不就窄的原则, 扩大新农合医疗保险药品报销范围。使民众进一步感受到医疗卫生救助的普适性。
三、总结
社会质量理论强调民众公平的、自主的参与社会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降低来自政府、社会的排斥性作用。政府要作为民众融入社会生活的促进者。本次城乡医疗保险的整合对于民众享受无障碍医疗救助服务起到了关键作用。体现了社会质量理论在实际政策层面的对于民众切身体会社会团结力和向心力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二元制城乡差距的消失不仅仅应该停留在户籍身份的确认问题上, 更应该强调民众所享受的公平的社会服务上。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是我国社会质量不断提高的缩影, 相信社会各方会为促进一个和谐、公正、健康、文明的社会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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