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城乡

缩小城乡（共12篇）

缩小城乡 篇1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重要部署, 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重点针对农村经济现状, 对农村经济存在的部分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为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出建议。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存问题探讨

1. 农村经济发展主体老龄化趋势严重

改革开放前, 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严格限制了人口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步深化, 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体制逐渐被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体制所取代, 我国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如图1所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中国农村人口、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调查显示,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外出的基本已全部外出, 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为48.45岁, 并且75.24%为女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流动, 极大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妇女化, 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农村显得更加突出。

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农村经济主体老龄化趋势是一个严肃、严重的问题。它涉及农村政治发展、民生改善、文化提高等的长远性、有序性和科学性迈进, 更是农村经济主体梯级跟进的“绊脚石”。农民是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主体, 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使发展农村经济的观念落后、技术更新滞后, 而且在资本、精力、体力等方面的投入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是当前农村耕地“撂荒”的根源, 也为整个农村经济新增长的物质准备埋下了隐患。

2. 农村经营模式落后

第一, 农村生产力相对落后, 无法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 经济结构单一, 没有一体化农业, 种植单一, 多地区缺乏特色农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农村的土地资源基本上是按家庭成员、土地肥力和距离远近分配的, 虽然家庭联产承包制刺激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 但是耕地面积分散也制约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导致农民耕地组织规模过小, 管理成本较高, 效率较低。其次, 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 农村精英流失造成农村工作缺乏人才支撑。社会利益格局分化, 村级领导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导致基层治理危机频发, 农村迫切需要一些有能力有素质有知识的年轻人对农村进行管理和建设, 大学生村官等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二, 农村市场发展不规范、不健全。农村经济主要是以出卖原材料为主, 大量的原材料缺乏加工程序导致价格相对较低, 农民获得的报酬大大缩减, 部分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制约了产业带的形成, 从而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三, 农村市场开发率及开放程度较低。目前部分农村存在土地闲置情况, 土地利用率低, 并且随着各种化学药品的运用, 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 农村开发程度低, 再加上交通运输等问题, 导致农业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 外部技术及设备无法引入农村, 导致市场信息闭塞, 从而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方案探索

1. 鼓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解决老龄化问题

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基础, 鼓励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不但缓解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还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从两方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然而外出务工人员在回乡创业过程中, 仍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如创业者缺乏项目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 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 抗风险能力差等等。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建议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 加大弘扬创业宣传力度, 为回乡创业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全方位宣传, 集思广益, 赏罚分明, 进一步鼓动全民创业, 不断激发民间创业热情,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第二, 探索多种融资渠道, 为回乡创业解决创业资金不足问题。政府部门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与回乡创业人员的信贷关系, 促进农村信贷部门对回乡人员创办的企业给予优先支持, 尝试以设备等动产抵押, 取消待遇歧视, 简化信贷手续, 优化服务举措, 多方面加大对回乡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第三, 引导项目向园区集中, 解决回乡创业项目用地问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包装推出一批有针对性项目, 以项目引路, 以项目带动“回乡创业工程”, 为回乡投资人员创造二次创业条件。要引导小项目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 大项目向县工业园区集中, 搞好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对没有能力进入乡镇园区的, 要进一步整合闲置资产和资源, 想方设法为创业创造条件。

2. 改善农村经营模式, 多方面促进农业发展

改善农村生产力水平, 寻找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 丰富经济结构, 发展地区特色农业;规范和健全农村市场, 改善农村生产结构, 增加对农村基本设施的投入, 加快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完善现代农业支撑体系;针对土地相对分散问题, 采用多家联合组织发展的策略, 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等有能力、有素质、有知识的年轻人对农村企业进行管理和建设, 集体开发, 重点管理, 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大力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引入, 进一步开发农村市场, 保证农村市场信息流通性, 实现农产品的公平竞争模式。

三、小结

历史和实践证明, 农村的经济问题是决定农村发展的主导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给农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然而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政府作为治理国家的公共机构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 政府应该注重法制建设和制度建设, 引入竞争机制, 完善监督制度, 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张永丽, 景文超.中国已跨越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2]李爱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中国物价, 2013.5.

缩小城乡 篇2

——第四模块 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有效途径 交流发言材料

同心县韦州镇中心学校 苏润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

按照本次培训的安排，下面我就第四模块研讨情况进行交流发言，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我们第四模块研讨的主题是：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有效途径，采取的是团体列名法来进行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

我们这一组的催化师是张蓉老师和杨百科老师，张蓉老师在引论部分对主题的阐述言简意赅，“暖场”非常到位，正是她的有力有法的引导，我们小组的整个讨论始终没有“冷场”。

在张老师的引领下，我们组24人共提出了17个问题，随后经过大家归纳提炼，我们确定聚焦了4个主要问题作为我们本次研讨的内容，这4个问题是：

一、农村学校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结构性短缺并且很不稳定；

二、城乡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差距；

三、城乡学校在教研教改方面存在差距；

四、农村小学校和城里的学校在经费上差距太大。

针对以上4个问题，按照团体列名法的流程，对4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大家给出了解决的对策和建议，下面就具体建议和大家分享：

一、针对“农村学校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结构性短缺并很不稳定”这个问题，给出的建议是： 1.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待遇留人； 2.改善教师生活和办公条件，以环境留人；

3.建议注重学科短缺教师的定向招录，消除分配不到或难以分配的问题； 4.县城学校选调教师的办法需要修改完善，避免选调后个别学校没法开门，也不能让个别农村学校成为了县城学校的培养基地；

5.教师的配备不能单纯以师生比来确定，对于学生数少的学校应以满足课程开齐开足为准。

二、针对“城乡学生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差距”这个问题的建议是： 1.通过家长会议提高家长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2.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班主任与家长的沟通，形成联动机制。

三、针对“城乡学校在教研教改方面存在差距”这个问题的建议是： 1.城里优质学校和农村学校开展切实可行的帮扶，城里优质学校将教研教改的先进经验和具体做法毫无保留地传给农村学校，供其参考借鉴；

2.城里学校派名优骨干教师到农村学校引领教研教改工作； 3.落实好城乡教师交流机制。

四、针对“农村小学校和城里学校在经费上差距太大”这个问题的建议是：

1.100人以下的学校经费按照100人足额核拨； 2.规模较大的学校经费可适当向薄弱学校实施统筹。

以上就是第四小组围绕“缩小城乡学校差距的有效途径”这个主题研讨的情况。

改善民生 缩小城乡差距 篇3

一、在理念依据方面，改善民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所谓民生，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等等。”[1]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均衡、大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均衡，标志着我国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有三层基本的涵义，即：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物或以经济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无数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人(公民)为本的发展，而不应当是以缺少个体人平等权利边界的、笼统的社会整体为本的发展。”[2]而当前，改革与发展常常忽视以人为本的理念依据，盲目追求GDP，少数人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这些不利因素妨碍到民生的改善。

（一）盲目追求GDP的发展模式偏离了发展目的

雄厚的物质基础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条件，发展经济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生态环境恶化，不仅抵消了经济发展成果，而且危及到民众的生命安全。据统计，2003年，中国由于环境问题而造成的损失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达3.12%，远远高于世界0.81%的平均水平[3]。中国第一份有关环境污染经济核算的国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4]。可见，这种发展模式不仅没有真正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使得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侵害；不仅没有大幅度地改善民生，还产生了新的民生问题。

（二）收入差距扩大有悖于全体人民共建共享

发展应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发展的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改善民生，需要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比重，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状况，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进而拥有发展的机会和能力。这不仅关系到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还关系到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使得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方式，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策略，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失衡、制度失范与长期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财富分配的失衡与不公现象。而包括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在内的再分配手段又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5]。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水平。据世界银行测算，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15，收入最高的20%的人拥有全部收入的47.8%，而收入最低的20%的人只拥有5.7%[6]。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23∶1，如果考虑农村居民收入中的生产性支出、各种费用支出和城镇居民收入中的隐性收入、各种福利等因素，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差距将会更高。另外，据统计，我国最高行业年均工资（金融业）与最低行业年均工资（农林牧渔业）之比达到4.7∶1[7]，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水平的3倍左右。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没有完全建立在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和必要的社会调剂基础上。可以说，当前的收入差距是一种体制性的差距，是改善民生的巨大障碍。

二、在制度保障方面，改善民生必须依据社会公正原则加强制度建设

（一）改善民生必须弥补制度缺失，强化制度功能

温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答记者问时说：“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轻易改变，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8]制度缺失或者制度功能弱化，常常使得改善民生流于形式，成为基层政府的应急行为，缺乏通盘的、长远的考虑，不能将改善民生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因此，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改善民生的基础，只有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才能更加规范地、全面地、有步骤地、长远地改善和保障民生。

当前，民生领域的制度建设取得不少成就，但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合理的财政支出制度仍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教育、医疗、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应该投入多少，占GDP多大比例，个人、社会和政府应负担的比例，如何保障经费落实到位，这些关键事项都没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使得民生投入缺乏约束力，挪用公共事业经费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现有的制度安排还有待完善。如把城市和农村临时性的特困救助转变为经常性的低保制度；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扩大为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试点中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广至全国，并与城市养老保障体系结合起来；不断健全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等。

（二）制度安排必须以社会公正为理念依据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制度安排需要有明确的、贯彻始终的理念依据。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制度建设，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依据。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依据的现代社会制度符合“共享”的基本价值取向，能被广大民众广泛认可并自觉遵循，能够增进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只有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依据，社会制度才能有效、公平、可行[9]。

当前，一些民生领域的制度安排明显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维护社会公正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全民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既保障了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又缩小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之初就以城市为中心，把大部分农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严重滞后。虽然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大面积推开，保障水平大幅提升，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依然很大。城乡居民同为一国的国民，都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却因为户籍的差异而享受到两种不同的待遇，这违背了社会公正的保证规则、机会平等规则、按贡献分配规则和社会调剂规则。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不利于改善民生，反而可能会带来新的民生问题。

三、在责任主体方面，改善民生必须加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加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篇4

一、三种资本

在经济学中, 有三种形式的资本。第一种是物质资本, 比如货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20世纪60年代以后, 出现了第二种资本概念: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人身上的一种素质, 包括技术水平、智慧、经验等。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 出现了第三种资本概念: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 并不是现在报纸上所说的社会资本, 因为我们报纸上常用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民间资本, 即把民间资本叫社会资本。经济学里面的社会资本, 是一种无形的资本, 是一种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等等。比如, 广东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 除了因为拥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外, 还因为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华人、华侨、港澳同胞等。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这么快, 是因为有家族关系、同乡关系等作为其社会资本。三种资本的结合才能够创造收入, 积累财富。

不同的人对这三种资本的掌握和运用是不一样的, 而且差别很大。

物质资本, 城里有, 城里居民有, 但是农村没有。农民没有财产, 他们的土地是承包的, 土地集体所有, 宅基地集体所有, 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没有产权证;而城市居民, 无论是有祖传的房子, 还是后来购买的房子, 都有房产证, 可以用于抵押, 或转让, 于是就转化为物质资本了。

人力资本, 城里的居民人力资本较高, 因为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高, 见识广。而农民的人力资本是低的, 学历低, 缺乏技术, 缺乏文化。

社会资本, 城里居民的社会联系、人际往来都比农村要多得多。特别是住在边远地区的、山沟里的农民, 跟谁都没有来往, 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资本。

三种资本的差别造成收入的差别。而且不止于此, 经济在往前发展, 城里人的三种资本越来越多, 而农民的三种资本即使有所增加, 城乡的差距、地区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就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和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二元劳工市场

二元劳工市场, 或者叫二元劳动力市场, 在西方经济学当中, 是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研究才多起来。劳工市场分两类, 一类叫上等劳工市场, 另一类叫次等劳工市场。上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好职业”, 而次等劳工市场中的职业被称为“坏职业”。“好职业”、“坏职业”的区别就在于:“好职业”的工资收入高、福利多、有发展前途、能学到技术。“坏职业”恰恰相反, 工资少、福利少、发展前途有限, 往往学不到新东西, 甚至其适应能力是递减的, 比如, 搬运工被认为是“坏职业”, 学不到东西, 年轻时还能干,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搬也搬不动了, 能力下降了。可是“好职业”就不同, 越干越精。当前城市居民由于拥有人力资本较多, 又有社会资本可以运用, 所以容易找到“好职业”;农村出来做简单劳动的民工,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都不足, 从事“坏职业”的多, 收入差距就拉开了。

不仅如此, 现在还出现了所谓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的趋势。社会阶层固定化、职业固定化将会出现一种“世袭制”, 父亲干什么, 儿子干什么, 将来孙子也干什么。这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的不平等造成了就业的不平等, 就业的不平等造成了生活的不平等, 生活的不平等造成下一代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 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很难扭转过来的。

三、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

对上述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扩大, 该怎么办呢?首先, 农村必须进行产权的界定, 即让农民有三权三证。三权三证是指: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有使用权, 要发给承包土地使用权证;农民的宅基地有使用权, 要发给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的住房有房产权, 要发给房产权证。三证都可以抵押、转让, 这样, 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就能从无到有。

从人力资本方面考虑, 要让农民多受教育, 包括受职业技术教育。如果他们受过职业技术教育, 出来以后就不是当简单劳动力, 他们就可以当技工了, 然后可以升为熟练技工, 这样收入就会增加, 各方面条件也会比较好。同时, 要尽量创造“好职业”。“坏职业”也要进行工作条件和待遇的改善。“好职业”怎么创造?“好职业”的创造要依靠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同样可以不断提高劳动条件, 包括收入水平。对“坏职业”要提高工资水平, 改善工作环境。此外, 还要鼓励创业。创业者所从事的职业, 一般被认为是“好职业”, 因为他们在为自己干活。浙江的一些老板, 开始创业时, 白天干活, 晚上睡地板,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不仅有发展的愿望, 而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种愿望。

怎样增加农民的社会资本?要靠农民在市场上拼、闯, 老呆在偏僻的山沟里, 什么人也不认识, 怎么积累社会资本?浙江的农民就不一样。他们进城了, 闯进市场了, 在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外拼、闯, 认识的人多了, 社会资本也就增加了。

四、以二次分配来补充一次分配的不足

一次分配基本上是市场调节下的分配。市场调节中, 由于农民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 一般都不如城市居民, 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对农民是不利的。一次分配的不足通常靠二次分配来补, 但二次分配在当前城乡二元体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 却同样是偏向于城市而不利于农村的。这正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 一次分配对于调整城乡收入分配仍是有用的。而二次分配的重点是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以一次分配来说, 比如, 鼓励农民创业, 包括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业, 经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店等, 或者, 较多的农民成为熟练技工, 这些都有助于增加农民的一次分配收入, 也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但这还不够, 还需要通过二次分配来调整低收入者的收入, 如减免低收入者的某些税费负担。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是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

1929年, 在西方世界发生了大萧条、大危机, 失业问题空前严重。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是英国新古典学派。英国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解决失业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 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 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他们认为, 这样做, 失业问题就解决了。当时瑞典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 (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和他的同事给瑞典政府写了一份失业调查报告。他们说, 要解决失业问题, 就要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大量盖社会保障房, 可以出租, 可以出卖。还有教育免费、公费医疗、失业救济、养老金保障。这些工作都做了, 失业问题就会缓解下来。瑞典政府就这么做了, “福利国家”也就这么开始了。到了1936年, 凯恩斯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凯恩斯主张靠财政赤字, 用赤字财政去办公共工程, 如修运河、修铁路、修公路等等, 来缓解失业问题。又过了几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西欧国家转入战时经济的阶段。1945年, 二战结束, 又过了几年, 西方经济学家开会回顾20世纪30年代初大危机期间的各个学派的就业对策问题。讨论认为:新古典派是错的, 错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做, 一个人的工资两个人分, 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 是解决一个企业内部的失业问题的办法, 但不能用来解决社会失业问题。因为社会购买力没有提高。解决社会失业问题, 要提高社会购买力。凯恩斯的办法是有效的, 因为举办公共工程可以增加就业。瑞典学派的办法也是有效的, 因为社会保障的实施可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让更多的人敢于消费, 内需就扩大了。内需扩大以后, 一批人就业了, 就业人花掉自己的收入, 又有一批人就业了。

根据当年的讨论, 可以认为, 当前中国要缩小城乡差别, 就要加快进行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要早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保障一体化, 其后果既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又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农民的初次分配少于城市居民, 如果二次分配同样少于城市居民, 城乡收入差距岂不是扩大了?因此, 要走向社会保障一体化, 就必须及早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下形成的两种户籍的制度。两种户籍是多年来促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 户口一元化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五、地区发展均衡化和城乡收入差别缩小的关系

城乡收入差别之所以会扩大是因为三种资本的城乡间的分配是非均衡的。城市的物质资本多, 人力资本多, 社会资本多;农村三者都少。就全国来说, 东西部收入差距扩大也主要是这一原因造成的。简要地说, 西部为什么比东部穷?因为人力资本比东部少, 社会资本也比东部少。西部有丰富的资源, 但这些资源未能在当地转化为物质资本。资源虽然丰富, 开采了就运走了, 所形成的资本没有留在当地。现在才开始改了, 但过去一直是资源东流,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向东流。什么留在本地?污染留在本地, 包袱留在本地。所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实际上是城乡关系非均衡的另一个反映。

总之, 要让西部更快地发展起来, 让西部和东部之间的收入差别缩小, 除了可以走增加农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道路以外, 还有必要调整资源开采的收益分配比例, 让西部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此外, 在二次分配中, 需要更加向西部地区倾斜。这同样体现“一次分配不足由二次分配补”的原则。

(编辑:张小玲)

摘要：本文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三种资本以及二元劳工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存在和扩大的原因, 指出应通过农村产权的界定、人力投资的迅速加大以及鼓励农民创业, 通过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 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 篇5

某某镇缩小“三大差距”调研报告

某某镇位于忠县北部，南距县城47公里，北距“佛教圣地”----某某38公里，东距某某市第二大都市----某某92公里，西距某某市主城280公里。全镇幅员面积106平方公里，辖15个村（居）、138个村（居）民小组，13892户，45720人，城镇化率20.8%，耕地2882公顷（43230亩），森林覆盖率达48.2%。

近年来，我们切实贯彻中央“五个统筹”的发展方针，以发展〃民生为主题，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强化农业产业化建设，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推进集镇和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加大农转城力度，着力提高城镇化水平；以解决农村低保和看病难、行路难、读书难、饮水难、住房难等“一保五难”为重点，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加强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趋向平衡，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区域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步，“三大差距”逐步缩小。到2010年底，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981亿元，增速16.64%（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84718亿元、0.3445亿元、1.30642亿元，一、二、三产业占比为53：10：37)，农民人均纯收入6039元，增速20.58%，固定资产投资7247万元，增速20.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709万元，增速19.83%，地方财政收入1175万元，存款余额5.638亿元，粮食总产量23651吨，人均占有粮食540公斤。某某镇成功打造为“市级文明镇”、“市级试点小城镇”、“县级卫生场镇”、“市级科技示范镇”、“蚕茧万担镇”、“生猪生态养殖示范小区”、“某某市万头种猪基地”、“某某市特色林业之乡”。2008年，被规划为

国家“部级万亩水稻高产示范片”、“万亩小麦高产示范片”。

一、当前“三大差距”在某某的主要表现

（一）城乡差距

基础设施差距大。某某镇抓住市级小城镇建设的机遇，集镇建设日趋完善，但由于农村比较广阔，制约建设的因素较多，个别地方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住房难、饮水难等现象依然严重，与县城及其他大中城市相比差距就更大。

居民收入差距大。到2010年底，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6039元，与全县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6元相比为2.57:1，与全市相比差距就更大。

社会保障差距大。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并且落实较好；而在农村，只为“五保户”、“特困户”提供了低保金，且数额比城镇要小得多，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水土流失、集镇开发、退耕还林等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突出。

社会事业方面差距大。农村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设施设备、服务水平远不及城镇。有线电视安装普及率95%，家用电器使用率92%，这两项基本普及，但是自来水饮用率只有54%，程控电话安装普及率只有46%。全镇现有中心卫生院2所，医生47人，病床只有83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2653人。全镇现有文化站1个，农村基本无文化活动开展；敬老院2个，五保家园5个，根本不能满足农村老人入住。

居民待遇差距大。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原因，城乡居民差别项目较多，农村基础设施、公益设施都实行民办公助，农 2

民既出资又出劳，而城市类似相关建设从不让市民掏腰包；城镇居民低保、社区干部待遇、各项安臵补助标准大大高于农村同类人员标准，社会保障措施和落实标准也有很大差别，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很难就地入学。

（二）贫富差距

“衣”：衣方面的差距不大，主要是档次方面的差距。“食”：大多数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但还有少数农民缺乏，主要是那些家庭人口多、劳动力缺乏、智力低下的家庭，在农村占3%。基本环保,农民主要自给自足。营养质量不高，某某镇饮水质量特别差，许多指标严重不达标或超标。农村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住”：80%的农户住房质量差，每个农户平均在200个平方米以上，人均在40平方米以上，但质量差，不美观，结构不合理，功能缺乏，特别是农村厕所、洗澡间设计差或缺失。还有少数农民住在低矮、破旧、潮湿的房屋里，更有甚者是危房，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行”：某某镇虽然农村道路里程多，做到了社社和大的院落都通公路，但通行质量差。通行客车的有8个村，但只能在部分主公路上行驶，大部分社员生产生活仍靠步行和肩挑背磨。

（三）区域差距

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某某镇在全县乡镇经济发展中一直居于前列，由于受区位条件、区域投资、区域布局的影响，我镇与全县其他乡镇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与拔山、汝溪和沿江乡镇比较差距更大。

一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低于高速路及沿江乡镇。

二是基础条件明显低于高速路及沿江乡镇。

三是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明显低于高速路及沿江乡镇。

二、形成差距的原因

（一）区位原因

某某镇由于远离县城，无城市辐射，不沿边、不沿路，投资渠道短缺、招商引资困难，基础条件改善和经济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造成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大，而且这种差距将越拉越大。

（二）体制原因

投资体制基本上在城市，在重要交通线，在重要规划区，而对相对远离县城的边远山区投资有限；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居民远远比农村居民优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城乡分配不公；“先富起来”的政策必然导致差距拉大。

（三）自身发展原因

虽然这几年我镇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发展水平还很差，经济总量不大，产业化水平低，骨干收入项目缺乏，加之农业的自身效益不高，风险大等造成了农民的收入不高，形成了差距。

三、缩小三大差距的对策

（一）坚持发展农村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区域差距

1、坚持工业强镇，加快特色工业发展

坚持面向市场，立足本地资源，依托产业优势，盘活存量，培育增量，强化工业的基础设施设备建设，加强深层次开发，打造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的特色工业经济。

加强小区规划建设，搭建工业平台。合理规划工业小区，搞 4

好某某、碾盘、丰收三个工业小区规划，配套建设小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加强历史遗留资产清理，利用好政府搬迁，学校合并，村级蚕房等遗留的房屋资产。

集中资源优势发展支柱工业。依托森林资源，培植新兴产业，深度开发林木产品，发展木材加工业。依托蚕桑资源，发展丝绸加工业，加强桑树综合开发利用。依托农副产品资源，加强友明大米生产技改，扩大仁云面粉、万元酒业生产规模，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依托养殖资源，发展储藏和肉类加工业。

通过工业强镇战略，培育一批上规模、效益好、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到2015年，全镇工业产值达到5亿元，年均递增30%；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提高40个百分点，税收500万元。

2、坚持农业稳镇，加快农业产业化建设

坚持规模化经营，打造某某农业四大经济产业带。以改良桑树养优质蚕为主，打造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为重点的蚕桑经济带；以推广优质品种为主，打造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为重点的优质大米经济带；以经济、生态结合为主，打造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村为重点的生态养殖带；以扩大规模为主，打造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为重点的竹、林、果经济带。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蚕桑业，依托“万担蚕茧镇”优势，制定蚕桑“十一”五发展规划，到2015年实现发种20000张，产茧1.5万担。加强对现有桑树的管理，提高桑叶质量；树立蚕桑产业立体抓法；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加大力度改造蚕桑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改革蚕房、蚕具，减少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大 5

力改革养蚕体制，改分季饲养为分批饲养，实施大小蚕分离饲养。实现养蚕数量规模化、桑树管理规范化、设施设备先进化、养蚕技术科学化、基础条件优越化、桑树利用综合化。达到95%的农户养蚕，10张以上的养蚕大户达到20%，平均每张单产40公斤。养猪业，依托“万头种猪基地”，进一步改良品种，扩大养殖规模，改善养殖条件，落实补助政策。坚持集中打造养殖示范小区，用工厂化管理理念建设养殖小区；改良优良品种，全面推广养殖洋三元以上的优良品种；加强养猪服务，建立完善的养猪保险措施和补助秩序。大米业，依托“有明大米”品牌，进一步改良品种，发挥中高山优势、绿色优势，实施技改，促进深层次加工，打造品牌，加强对外销售渠道，加强和县内超市联络。

狠抓新兴绿色产业发展。草食牲畜产业，利用丰富的草资源发展肉兔、肉牛产业。计划2011年出栏肉兔60万只、肉牛1000头。食用菌产业，利用丰富的桑枝资源发展食用菌，计划2011年种植300万袋。林下养殖，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和农户庭院林地资源发展林下养殖，让林下养殖成为全镇养殖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11年发展林下散养土杂鸡50万只。

开发丰收片区林果经济带。因地制宜发挥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某某村等村土质薄弱，红壤土质，适宜竹木、果品生长的特点，发展林果生产（柑橘、竹笋）。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快速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 以推进集镇建设为中心，加快中心村、集中居民点建设，构建集镇、中心村、集中居民点三级人口集聚网络。按照“功能配套、设施齐全、主题明确、规模适度”的原则打造“市级小城镇、商贸集镇”。到2015年，集镇规模达到3.5平方公里，镇域人口 6

15000人。要在某某镇城乡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居民点建设、道路及绿化用地等技术指标进行详细修编，对集镇旧城改造、公共设施进行标准设计，合理确定集镇发展方向。加强碾盘、丰收场镇开发，集中开展某某场至某某场公路沿线中心村、集中居民点规划和建设，容纳集镇剩余的大量人口。

切实抓住当前有利机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确保农村道路畅通；加强水利设施整治，确保农村灌溉和人畜饮水；落实国土保护措施，保护农民生产的命根子；同时加强农村通讯、村级公共服务中心、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活动设施等公益设施建设，确保农村公共服务条件明显改观，进一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加大农转城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数量。

（三）加强扶贫工作，完善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 认真落实“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要求，围绕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某某的目标，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全面改善贫困村及贫困户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推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1、加强贫困户脱贫致富项目落实

结合每个贫困农户实际，引导他们依托本地资源和本户劳动力资源，按照“远期、近期结合，大小项目结合、万元增收结合”和“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种则种、宜养则养”的思路，精心帮助每个农户巩固发展好1—2个稳定增收的骨干项目。

2、进一步抓好智力扶贫工作

教育和引导贫困人口转变思想观念，从“被动脱贫”转到“不 7

甘贫困，我要脱贫”上来，多措并举提高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积极组织贫困户子女和有劳动能力人手参加各种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创业、种养、致富的本领。认真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组织贫困户代表外出参观学习，邀请有关专家来我镇为贫困户专业培训。积极组织贫困户人员在我镇就地就近企业和专业大户家中务工，让他们一方面在务工中获得收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本土企业和专业大户中亲身体验发展观念，亲手学习各种技术，亲切感受发展成就。

3、进一步落实扶贫责任

认真开展“三进三同”活动，把党员干部、农技人员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中，切实开展帮带工作，落实帮带责任。

四、几点建议

1、统筹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倾斜对东北部乡镇的投入。

2、切实加大农村移民的力度，近年来开展了高山移民、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地质灾害等恶劣条件地方移民，但力度不够，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尽可能的将那些条件较差地方的群众搬迁到基础较好的地方来。

3、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制订土地合理流转、规模发展的机制和优惠办法。

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财政思考 篇6

（一）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现状与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在收入、财产、消费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广大农村，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以后，新的合作医疗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的疾病预防与治疗处于自保的形式，医疗机构的高收费远远超出了农民纯收入，又把很多应该就医的人挡在了医院门外，因此“小病抗，大病靠”也就成了农民无奈的选择。虽然近些年，城镇居民在看病贵问题上也比较突出，但总体上比农村要好。医疗资源的分布及负担的不均衡，造成农村人口健康素质低，引致城乡差距扩大。在农村贫困人口中，由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比率高达60％。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因病返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分布差异非常大。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30%。农村每千人口平均只拥有1名卫生技术人员，拥有不到1张病床，而城市分别约为3.5张和5名以上；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9.58%，城市则为42.09%。截至目前，农村还有近1亿人口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服务，近20%的县未达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目标的基本标准，近8%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有四个特征。一是在总体上农村卫生服务落后于城市卫生服务。二是边远山区农村的卫生服务落后于城市卫生服务的程度最大。三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的卫生服务与小城市卫生服务的差距已经很小。四是在某些方面农村卫生服务已经领先于城市卫生服务。

（二）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的理论依据

医疗卫生属于准公共物品，其直接受益人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间接受益人却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的一种权利和愿望，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力资本。医疗卫生状况不仅对个人的行为与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影响，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外部效应。如注射疫苗及传染病的防治既对病人有利，同时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疾病的蔓延，使别人间接受益。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医疗卫生应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也是公共财政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来说，个人不能因为收入等经济负担方面的原因而被排斥在医疗卫生保障之外。

总之，卫生服务具有“商品（服务）同质性”差的特点，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现象，而且某些卫生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必须介入卫生服务领域，提供卫生服务或者监管涉及卫生服务的活动。财政与卫生服务具有密切的联系。政府配置财政资源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卫生方面的公共服务的公平和效率，间接影响卫生方面的私人服务的效率。卫生服务的过程和结果，也直接影响财政资源配置的范围、规模和结构。在实现卫生服务公平性方面，财政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行，对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发生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虽然现行制度还存在缺陷，比如说，报销比例低，设有门槛费，忽视小病预防等。农民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差距的制度因素，并探求解决之道，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城乡卫生服务差距过大的制度原因

公共财政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卫生服务基本均等化，但在目前，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发展严重落后，城乡差距巨大的问题十分突出，是卫生服务不公的最典型表现之一。我国农村卫生服务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性因素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制约了卫生支出规模和结构

我国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经济处于欠发达水平，基本上还不足以自我实现地区发展所需要的公共支出，效果显示缓慢和间接的地区卫生支出就更加源少本弱。另外，在财政支出主要方向方面，在东部地区已经着力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中部地区还要加强经济建设，西部地区甚至还只能维持行政管理组织的运行，从而造成卫生支出源泉较少、基础薄弱、规模难以扩张，并进而难以优化结构。加快发展农村卫生服务，实现我国卫生服务公平性，财政应该大有作为。

（二）财政管理体制制约了卫生支出的规范性

1．财力、财权逐步集中和上移导致基层公用事业经费开支不足。分税制改革之后，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只是对一些小税种拥有自主征收权，因此，地方政府实际上没有财政收入自主权。而且，省级、市级政府也按照分税制对其下级财政制定本省市的收入分享政策，进一步集中下级政府的财力，并且基本上是以行政集权方式调整财政体制。这限制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级政府支持社会事业发展的能力。

2．事权和支出责任划不匹配，基层办事有心无力。分税制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规定原则性强，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支出划分并不具体和明确。在财力有限、事权交叉和没有明确规定以及行政集权体制下，各级政府都有搪塞推诿一些支出责任的动机。这样造成的后果，或者是各级政府都不承担支出责任，导致公共品无人提供，最终支出责任只能由能力极其有限的基层政府承担。

3．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内在缺陷。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规模与原有财政规模、税收基数成正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原有的分配格局和各个地区的既得利益，形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的马太效应。专项补助是中央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按项目确定的具有特定用途的补助形式，并且很大一部分是要求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这进一步加大了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体制补助和过渡期转移支付都是对地方财政的财力性补助，以财力均等化为目标。但是这两种转移支付的数量太小，实际上对均等化的目标贡献不大，地方财政获益不多。

（三）卫生领域的财政改革主要限于增量调整

我国的财政改革一般都坚持“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原则。一些项目只要进入财政一般预算范围，几乎就能得到财政的长久支持。尽管卫生部门的计划免疫、地方病、慢性病监测等工作得到了很大的财政支持，但都是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这就意味着一旦项目结束财政支持也就结束了，不能变成既得利益，扩大自己的存量。此外，很多财政政策一经制定就几年不变，如果卫生部门不能赶在财政政策调整以前提出要求，就可能要落下很多年，而这必然影响卫生部门存量的提升。

加快发展农村卫生服务的对策建议

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指导思想总体方向应是“五个同时、五个更大”。在同时提高城市卫生服务水平和农村卫生服务水平的前提下，更大幅度地提高农村卫生服务水平；在同时解决农村卫生服务需求和农村卫生服务供给问题的前提下，更大力度地解决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在同时注重制度和财政投入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依靠财政投入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在同时采取直接和间接方式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采取直接财政投入的方式；在同时考虑全部农村地区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考虑内陆中小城市周边以及边远山区的农村。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和制度框架下，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提高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

（一）规范政府公共卫生责任承担机制

一是确定政府对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卫生事权。对具有显著外部性的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领域，政府必须承担起供方的全部职责，向社会所有成员免费提供这一公共品。基本医疗领域由于消费者在信息和权利上处于绝对劣势，政府要也应发挥主导作用，采用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低水平、广覆盖、适度消费、公平服务”的卫生发展模式，选择效益成本比较高的卫生干预重点和项目，组成卫生基本服务包，为所有人提供最基本的卫生服务。在基本医疗方面，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进行全额预算保障，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二是强化政府间一般性（财力性）转移支付。必须逐级弥补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中央政府应明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助标准。改进补助办法，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人口数，核定各地基本医疗服务费用，通过设置专门预算科目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用于补助落后地区。同时，建立以产出和成果为目标导向的财政卫生投入体制，明确按工作绩效进行补助的政策，提高资金效率。

（二）完善农村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机制

一是不断加大对农村卫生事业的投入。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新增卫生投入公共卫生的政策，保证投入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幅度，并将公共卫生工作成绩列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内容加以管理，明确各级政府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投入的责任，改善服务水平和质量。

二是因地制宜确定农村卫生事业支持重点。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的角度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卫生事业支持重点。对于地方财政窘迫，农民收入水平低，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可以除了增加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助外，依据当地居民的患病情况，开展县级医疗机构的重点临床学科建设项目并有针对性地补助，实施收支两条线管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水平。

三是创新农村卫生支出方式。在已经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可以对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农民适当提高补助数额。在尚未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地区，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对贫困农民发放医疗优惠卡，保证在定点医院就诊时减免一定比例的医药费。

（三）加强对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管理

1．明确资金分配原则。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总原则确定为明确目标、分清职责，统筹规划、科学立项，整合资源。在补助级次上，重点支持县及县以下农村卫生工作，对省、地（市）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省、地（市）级给予适当支持；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方面，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在重点疾病预防控制方面，面向全国，重点向中西部倾斜。资金分配要统筹规划，既考虑各级政府的财力状况，又兼顾事业发展的长远需要，明确分年度实施目标及资金安排计划，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

2．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按照需求调查、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有关配置标准、疫情报告等因素进行分配；项目所需设备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政府采购；加强对资金的安全性、合规性的监督检查；对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过程及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考评、追踪问效等。对专项资金配置的大宗物品采取中央招标、地方采购的运作方式，由卫生部、财政部统一组织集中招标，地方在中标范围内认购，自行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付款、验收。零星物品等由省级卫生、财政部门按规定采购。

3．严格实行项目管理。根据各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现状、财力状况、疾病流行情况和实际需要等情况，统筹考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国外贷款等渠道已安排的各项资金，在充分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按照项目管理的要求，研究提出公共卫生专项资金分配的方案。并组织卫生领域、相关科研单位、经济学、社会学有关专家及项目实施地方或单位等方面人员，对专项资金分配方案进行充分的审核和论证。

（四）探索多种调控方式，完善其他配套措施

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是我国各种差距以及各种城乡差距的一部分。财政在缩小城乡卫生服务差距方面，必须探索使用税收等政策手段，并与其他措施相互配合。运用项目管理的思想组织和管理公共卫生服务提供系统，明确医疗机构和卫生机构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的不同职能和具体工作目标，通过细化流程，落实责任，完善运行机制，进行项目的过程管理和绩效评估。加强卫生立法，争取尽快起草《卫生法》，增强公共卫生管理的法制化。加强对公共卫生科研、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增强公共卫生依靠人力资源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强宣传，转化公共卫生公平性等同于公共卫生服务平均主义的思想。学习借鉴国内外创新的公共卫生理论和实践经验，着眼于长远，解决好阶段性问题。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城镇化战略 篇7

一、现实问题:现行城市化模式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表现为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1)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过低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4.03%下降到2010年的44.03%) ; (2)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 (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由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 (3) 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收入中的比重过低 (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弱) 。

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2010年, 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 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 而在美国是8.4倍, 在俄罗斯是4.5倍, 在印度是4.9倍, 在日本仅为3.4倍。

居民在总体分配格局中的弱势, 农民在群体分配格局中的不公, 都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 城乡收入差距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农民关注的重大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将导致农业与工业部门、城市与农村区域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 进而使得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近年来, 我国一直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1998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为30.4%, 2009年达到46.6%。按照常住人口计算,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50%。

问题是, 与城镇化进程相伴随的却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从1978年前的1∶2.36扩大到了2009年的1∶3.33, 如果算上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这个比例将在1∶4以上 (世界平均水平为2∶1) 。研究表明, 在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中, 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不平等 (贡献率占62%) , 远远甚于区域的不平等 (贡献率为20%)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在于现阶段城市化战略普遍具有的大城市偏好特征。或者说, 现行的城市化模式更有利于城市的城市化, 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比农村更为受益。

二、制度根源:“重城市、轻农村”的大城市偏向

地方政府偏好大中城市的城市化模式的基本特征是: (1) 通过占地扩张、廉价土地出让进行招商引资, 追求GDP以谋求政绩并扩大税基; (2) 通过圈地造城、土地融资来获取“土地财政”并提升政府投资能力; (3) 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比较成本优势, 但同时约束外来劳动力的进城迁徙以降低城市化成本。

政府的目标取向是土地城市化, 而不是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这样就造成在城市化进程中, 土地大规模的城市化, 而农村人口却没有获得相应规模的城市化 (2000年~2010年, 全国的城市面积扩大了50%, 而城市人口只增加了26%) , 二元结构并没有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消除, 反而因为农村人口较少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以全国46个大城市为对象的计量研究表明, 前期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当期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11个百分点。广东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将增加2.48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收入将增加2.98个百分点——城乡之间有0.5个点增幅的差异, 并且这一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各地之所以普遍追求这种城市化模式, 与我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以及现行的财政体制密不可分。地方经济增长实绩构成了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 1994年分税制改革形成的“财权上移”、“事权留置”, 使地方政府努力追求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外及非预算资金收入的增加来弥补其财政缺口。追求预算内收入刺激了以“工业园区”为标志的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 追求预算外收入导致了以“城市经营”为特征的中国城镇化的急剧扩张。

由于招商引资的区域竞争来源于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 土地财政的级差收入更依赖于城市化水平,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加速圈地发展大中城市 (土地城市化) ,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此同时, 由于农民工的季节性返乡, 造成农村住宅用地的非集约化使用与耕地占用。

我们的计量分析表明: (1) 土地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 与财政分权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长期的直接作用机制; (2) 土地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长期的直接作用机制; (3) 农村住房总面积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总收入、农村人口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长期的直接作用机制。

三、政策建议:实施中心镇发展战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必须推进有利于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城镇化

虽然大城市在聚集优势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城镇和农村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其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

一是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美国美世咨询公司最近网上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 北京、上海分别位列全球生活成本前20名、21名 (纽约排32位) 。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 迫使大中城市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发展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 这种转型普遍表现出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挤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二是大中城市的劳动力总量趋向饱和、结构性矛盾突出。符合大中城市发展要求的高知识、高技术类劳动力供给不足, 而对于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又存在劳动供给过剩。

三是农民工难以有效融入城市社区。由于就业门槛的升高、文化背景的摩擦以及户籍制度的隔离, 使数量巨大的进城民工无法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 成为摆动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群。

四是大城市的无序扩张带来了“城市病”, 大大增加城市社会运行的成本。

2.实施中心镇为主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以全国308个中小城镇为对象的研究表明, 前期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10个百分点。

因此, 现阶段不宜将发展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化的重点甚至唯一的道路模式, 应当实施中心镇为主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 应该成为阶段性的战略选择。

中心城镇具有“城市之末、乡村之首”的特点,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是城乡连结的纽带和结合部, 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促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带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 中心镇是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发展县域经济, 是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举措。许多县域农业所占比重较高, 地域广阔, 不具备全面开发建设的条件, 只能走集约发展之路, 中心镇恰好构成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在中心镇可以发展符合本地资源优势的农产品加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 以及城市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条延伸的外包基地, 以此来带动县域经济的增长。

第二, 中心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对于农民工而言, 相比于大城市, 中心镇具有离农村近、文化认同及归属感强、岗位需求匹配度高、工作时间灵活等优势, 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中心镇二三产业, 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进转移, 减少农民工长途迁徙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并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 中心镇提供了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平台。发挥中心镇对周围农村资源集散的作用, 为建设新农村提供支撑平台。具体而言, 要将中心镇打造成为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集散中心、农业技术推广基地、农民生活服务 (医疗、文化) 的好去处。

第四, 中心镇建设有利于农村土地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 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 全国农村居民点面积达到1470万hm2, 人均占地182m2 (国家标准上限是150m2) 。1996年~2007年, 广东农村人口减少了1302万人, 居民点用地却增加1.67万hm2, 人均用地增加41% (达187.8m2) 。推进中心镇建设, 引导农村居民就地集中居住, 既能节约农村土地, 又为发展中心镇第三产业奠定基础。据对广东的理论值推算:如果村庄土地整理系数为1.47, 那么在2030年将节省4.48万公顷的土地;系数为2.47, 则将节省宅基地7.52万公顷。吉林在2030年的土地整理系数可达2.08~3.08, 节省土地为11.28万公顷~16.7万公顷。

3.实施中心镇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中心镇发展规划体系建设。从中央到地方, 应对中心镇发展的方向、定位、重点做出规定, 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中心镇发展规划。在省、市规划中应明确重点发展和打造的中心镇名单, 增强中心镇发展的目标针对性。中心镇发展规划应与各专项规划相衔接, 各专项规划中, 应对中心镇的发展予以政策倾斜。

二是加强中心镇发展的财政支持。各级财政应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 专项支持中心镇建设,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主导产业、民生工程等方面的建设, 为中心镇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是引领中心镇的产业发展。中心镇产业发展, 必须结合当地实际, 发展与当地自然资源、交通条件、农村劳动力素质相适应的二三产业。在符合环保要求的条件下, 主动承接城市及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提高中心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四是引导农村居民向中心镇集中。放开中心镇对农村居民落户的限制, 合理引导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对于进城落户的农村居民, 不必强制要求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可依据农民自身意愿, 由其继续耕作或者流转, 以增强农民在中心镇落户的积极性。对已落户城镇的农民, 保障其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 同时加强培训, 提高其就业技能。

摘要：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 应该成为阶段性的战略选择。本文认为, 现阶段不宜继续将发展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体模式, 应当实施中心镇为主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城市化的成果, 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 篇8

关键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思考

1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通常情况下,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是用人均居民收入差异和基尼系数来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进行描述。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18268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 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13786元, 增加了13442.7元,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07年的4140元, 增长了4006.4元。从城乡收入比发生的变化来看, 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到了2007年的3.33。从收入的增加量来看, 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量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量的3.35倍。综上便可以看出, 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正在逐步拉大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1.2 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出现的目的和意义便是呈现出在全部居民收入中, 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且基尼系数的值只能介于0~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的便是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接下来便用一组数据来证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一步步跨过警戒线的过程:我国城乡整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攀升, 从1980年为0.33上升到1999年为0.397, 到2000年该系数已经超过了0.4, 达到0.417, 截至2007年, 该指标已经达到了0.454, 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一步步朝着警戒线逼近甚至超越, 就昭示着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一步步拉开并呈现出更加恶劣的态势。

1.3 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扩展

接下来, 就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角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也就预示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下面用一些实例来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是267元,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2.9:1。2002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扩大到5713元, 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例为3.29:1。由此可见,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消费水平受收入水平的限制, 也可以说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的差距拉得十分巨大, 以此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消费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1.4 恩格尔系数的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仅可以用上述的数据进行呈现, 而且还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和探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较快, 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接近, 由于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所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90年代中后期,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的速度就比农村居民更快一些, 城乡居民人均恩格尔系数差距逐渐拉大, 高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1978年城乡之间恩格尔系数的差值不高于4.5个百分点, 2002年扩大到8.5个百分点。到2003年时,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1%, 已达到了国际通行标准的富裕阶段, 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为45.6%, 仍处在刚刚摆脱温饱阶段。由以上数据便可以清楚的得出以下结论:在改革开放初期, 城乡居民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开, 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之间的差距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 这就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弊端, 过分重视城市的建设和进步, 忽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便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巨大差异。

2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

2.1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现如今, 我国已经基本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积极推进传统农业改造,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之路, 只有先改变农村的经济增长模式, 以科技和知识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这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迈出的一步。只有真正适应农村的改革发展, 才能够真正的促进农村居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还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给那些农村居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而使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 但至少要做到相对的公平。

2.2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

加大农村地区的投入, 就要改革农村的税收制度和粮食补贴方式, 形成合理的有利于农民的价格机制, 不能让农民出了一年的苦力到头来由于天气、灾害等原因造成颗粒无收、分文未得, 要充分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 这样才能够调动积极性、主动性。接下来, 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 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 改善农村的农田水利设施, 完善农村的交通运输体系, 有良好的基础才会有良好的发展。

2.3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我国农村人口占多数, 但是由于教育资源、教育水平等的不公平就造成了农村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该更加关注那些农村的小学、中学、儿童, 使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3 总结

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就要站在时代、经济、社会的高度上, 统筹城乡发展, 以城带乡, 从而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但与此同时, 我国城乡差距由于形成的历史比较久远, 影响因素也复杂多样, 所以, 缩小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 它需要国家、人民的长期努力。在未来, 努力转变农村经济发展观念、改变经济发展传统, 与时俱进才能够不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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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城乡 篇9

我们对省内部分地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 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校长、教师进行了座谈, 并发放了调查问卷。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 我们仅以学生的质量来侧面体现教育质量, 即通过学生学业成绩、心理健康和身体素质三项指标来反映义务教育质量情况。一是从对某市城乡学生2009~2011连续三年中考成绩的抽样数据分析来看, 城乡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差距令人震惊。语、数、外的平均成绩差距在30~40分之间, 最大达50分;通过三年的数据比较, 除体育外, 2009年各科中考成绩的差异最大, 2010年和2011年两者差距开始缩小, 可见农村学生的中考成绩在不断提高, 但缩小城乡义务教育质量差距仍然任重道远。二是城乡学生在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 城市学生在身高、体重和肺活量上均大于农村学生, 而视力问题则是城市学生略比农村学生严重。三是农村教师结构性问题突出, 体、音、美、外语、计算机等学科教师普遍短缺, 非专业教师任课现象严重。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在继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同时, 应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注重和提升学校内涵发展上来, 实现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

一一、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监控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 要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 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这是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的关键举措。一是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提出符合农村义务教育实际情况的学生培养目标, 制定科学的农村义务教育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 坚持以人为本, 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发展和个性特长。二是成立教育质量监测组织, 充分集合专业组织、中介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力量, 完善每个组织机构的制度建设, 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安排, 建立完善的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实施机构。三是各市教育局要加强对各地在提高教育质量过程中的指导, 各县 (区) 也要建立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教育质量的跟踪督导。督导评估在强调“督政”的同时, 要进一步强化“督学”, 加强对学校教学质量的监控和管理, 重点对学校管理、教学工作质量、学生学习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估, 有效提高教育质量。

二二、推进学校内涵建设, 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

内涵发展是追求质量的、精细化的、特色化的发展, 是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不仅要关注学校规模、校园建设、设备设施等问题, 更要从重建设、重扩张、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向重内涵、重特色、精细型的管理模式转变, 坚持走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注重学校内涵发展, 核心是要建设学校文化氛围, 发挥文化立校的功能。只有以文化为核心, 注重知识综合, 素质提升, 才能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我们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 提升学校软实力, 使得规模与质量、效益达到有机的协调统一, 为学生的成长创造空间, 鼓励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学校要坚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培养不断超越的发展意识, 在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内涵。通过文化的张力, 使学校的内涵内化为学生和教师的素质, 内化为学校发展的核心力量, 从而最终达到特色办学、内涵发展的目标。

三三、建立有效的教师培养、交流和管管理理机机制制, 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教师素质的提高是教育质量得到改善的重要基础, 因此要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应首先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问题。首先,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在职教师的培养、培训。切实贯彻执行《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以提升培训质量为主线, 以农村教师为重点, 优化培训内容, 改进培训方式方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师培训基地和教师远程教育网络, 采取集中培训、置换脱产研修、远程培训等多种有效途径进行教师培训。设立教师培养、培训的专项资金, 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将中小学教师培训经费列入各级政府预算”的规定, 建立教师培训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

其次, 加强区域内教师资源的统筹管理和合理配置, 实行县 (区) 域内教师交流制度。沈阳市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沈阳市义务教育条例》给中小学校长、教师交流提供了法律保障, 各市、县 (区) 教育主管部门也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配套的教师交流保障机制, 将教师的管理和使用权从学校上移到市、县 (区) 教育行政部门, 实行统一管理和调配, 促进区域内中小学校的教师资源相对均衡。同时, 要采取有力措施, 实现同一区域教师工资标准统一, 进一步创新教师补充和退出机制。

第三, 制定优惠政策, 引导和鼓励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一是要落实好《教育规划纲要》中的要求, 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 在工资、职务 (职称) 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 完善津贴补贴标准。二是在农村中小学教师中设立政府岗位,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在农村任教。三是通过定向招生等方式培养农村教师, 有针对性地培养各科教师, 切实解决农村学校缺少合格教师和骨干教师不稳定的问题。

四四、以课程改革为核心, 全面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日前, 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学科19个课程标准 (2011年版) , 新课程标准重点体现了“降低学科难度, 突出传统文化, 强化法制教育, 明确能力要求”的特点。学校应紧紧抓住课标修订的有利契机, 积极推进课程改革。首先, 各学科教师要充分理解新课标的要求和内涵, 切实转变教育观念、教学方法, 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策略、方式和手段, 使学生能循序渐进地掌握课程内容, 减轻学习负担。根据新课标的要求, 应着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教师可按照新课标中提炼出的“探究学习”的基本步骤和一般方法, 指导和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增强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合作与沟通能力的培养与锻炼。其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认真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 依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开全科目、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不得挤占音乐、体育、美术和社会实践等课时, 不得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 保证学生都能接受到国家规定的教育内容。要深化中小学校考试评价制度改革, 建立有利于促进课程改革、符合实施素质教育要求、体现教育公平的中小学考试评价体系。逐步实行小班化教学, 有针对性地加强个别辅导和指导, 切实做到面向每一个学生,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摘要：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 义务教育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教育质量提升和学校内涵发展上来。近年来, 辽宁省农村义务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通过调查数据显示, 城乡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仍然显著。应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大力推进学校内涵建设, 建立教师培养、交流和管理机制, 积极实施课程改革, 全面提升农村义务教育质量, 切实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关键词：义务教育,教育质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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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城乡 篇10

一、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

在我国,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增大的态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目前还需要加大力度。要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政府要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起主导作用, 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和工具发挥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并始终坚持“保护合法收入, 取缔非法收入, 调整过高收入”的原则立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涉及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分配问题, 牵一发而动全身, 加之多年来形成的劳资利益格局, 部分行业赢利有限, 如果急速大幅度调整, 必然引起动荡, 因此政府对初次分配不能急于求成。政府要在确立收入分配基本目标的情况下, 上下结合、标本兼治、多管齐下, 在深化体制改革, 调整宏观政策, 注重初次分配、优先再分配等方面同时发力, 这样才能做到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和合理化。

二、建立健全农民增收保障制度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粮食、农产品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粮食、农产品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前些年, 因为农村粮食价格过低, 农业生产资料投入高, 导致很多农民在农用耕地上种树。这一方面改变了土地性质, 导致农业用地的急剧减少, 另一方面也使粮食生产大幅减少, 影响了农业基础地位的稳固, 甚至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由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农产品大都处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 它们的价格往往很容易被企业操纵, 企业总想尽量压低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以获取最大利润, 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农业生产, 甚至会扰乱市场秩序。政府除了要对粮食实施最低收购价保护政策、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外, 市场监管部门更应加大对粮食、农产品市场的调查、监督力度, 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从而确保农民经济利益不受损失, 使他们真正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充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 搞活农村集体经济。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 农民思想意识比较狭隘, 经营单一, 自组织意识比较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少之又少, 一直以来, 大多数的农村并没有感受过集体经济给农村发展带来的好处。加大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流转力度, 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有利于农村发展规模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村民的积极参与, 村委会应鼓励村民发展集体经济, 并且允许村民以土地作为入股份额, 享受集体经济分红。另外, 村委会还可以拓宽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各种渠道来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政府要完善农业补贴制度, 扩大农业资金投入来源, 建立农业投资稳定的增长机制, 适时调整农业补贴领域和重点等。

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差异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历史传统文化影响, 农村具有家庭供养、自我保障、家族互助的长期传统。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点, 国家在农村实行与城镇有别的社会保障办法。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 保障重心放在城市, 一般不包括农村。农村看病难、养老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我们看来, 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仍然需要国家和政府的积极行为。目前, 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 城市居民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等较为全面系统的保障。在农村, 农民却成为边缘群体游离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他们的保障主要以土地和家庭保障为主, 目前的养老及合作医疗等制度远远滞后于现实需要, 达不到农民的要求。无论是在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方面, 还是在自身承担能力方面, 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这种不平衡又进一步阻碍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进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不公平性。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 我国正在朝着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前进。

政府应特别关注城乡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 尽快帮助他们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加大对他们的扶持力度。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社会资源向农村流动, 逐步缩小城乡间社会保障的差异, 促进财富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 而不仅仅是在城镇内部, 这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建立健全城乡户籍非限制制度

长期以来, 我国户籍制度的不完善, 把城市和乡村的人分为了两类。他们在接受教育、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造成了人员流动不畅, 阻碍了中国乡村的发展, 同时也扩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政府应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 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公共服务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 保障流动人口在自由迁徙、自主择业、就业服务、子女上学、医疗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 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地流动, 提高农民收入, 消除城市化进程中的体制和政策阻碍。积极探索现行户籍制度的新路子, 打破城乡壁垒, 让“土地的城市化”为“人口的城市化”服务。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严重阻碍了人口的合理流动, 同时外来务工人员的薪资福利待遇与城市居民的差距相当大, 这都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政府应该取消户口歧视, 改革不合理的城乡户籍制度, 如政府把户籍定位为记录公民身份、表明公民合法身份的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户籍制度的改革应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原则, 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平等和居住、迁徙的自由。政府要适时放宽户口迁移政策, 首先要在农民工子女上学方面给予平等权利, 因为这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农村未来的发展。倘若这一问题解决不了, 势必会造成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 阻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制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显著成就, 这与国家政策向城市倾斜是分不开的。各级政府都把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到城市, 在招商引资中优先考虑大工业和大项目, 而且这些投资大、见效快的大项目又迎合了人们由来已久形成的政绩观, 因此对于那些投资小、收效慢的农业项目很少给予考虑。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 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可以看出, “十二五”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各级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统筹城乡发展,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只有这样才能为“十三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政府在遵循一般市场经济规律的情况下, 应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主导作用, 这需要政府改变传统的重工轻农的观念, 尤其是改变政府投资政策的城市偏向。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更多给予那些投资比较大、周期长、风险高、外在效益显著的项目财政支持, 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保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加强对农业、农民、农村的财政扶持。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还应寻求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政府需要切实转变管理理念, 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参与社会管理的不仅仅是政府部门, 还应包括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私人部门和各种团体等。另外, 政府要发挥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 实现农村基础政府、农村经济协会与农民的结合, 发挥各自的功能以满足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六、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制度

日益激烈的竞争, 归根到底在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关系到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尤其要提高农村人们的素质, 因为我国还是村民占大多数的国家, 农民素质得到改善才能使我国真正走向富强。我国地域广大,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异明显, 教育呈现不公平现象, 尤其是在偏远的贫困山区, 教育落后问题很严重。造成农村教育发展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体制原因, 也有农民自身认识问题, 但是发展农村教育、保证教育公平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我国政府自从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以来,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村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 农村教育还存在诸多缺项, 如农村教师人少、待遇低。政府还应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扎根基层。要构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为培育新型农民做好铺垫。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以满足农民对发展经济所需知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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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城乡差距　构建和谐社会 篇11

一、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和进程

从历史上看，我国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实行城乡分治理，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当时的中央文件明文规定，限制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城乡分治的结果一方面是大中城市的人口保证了就业和稳定，另一方面是城市与农村斩断了血与肉的脐带关系，并直接导致了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走向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化。另外，建国初期，为了保证工业的发展，开始将资源、政策向城市的工业倾斜，并对农村的粮食价格和城市的工业产品价格实行了剪刀差，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先改革的并不是农林行业，而是工业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得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有拉近的可能性，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政策的原因，使得乡镇企业在短暂的春天后迅速枯萎。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收益主体，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大中城市里的人，中国广袤的农村，占人口八成的农民却没有从中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面对“三农”严峻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对城乡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做出重大调整。中共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更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得到再三强调。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把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作为当今主题，在新起点上推进农村改革。

纵观改革开放30年，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十分重视，共出台了十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但是现在“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中共中央在1982年—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重点是调动农民积极性。2004年至2008年又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基本精神是增加农民收入，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进程的丰碑。

二、学习和借鉴国外在解决城乡差距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1.美国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城乡统筹，其成功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经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其城镇化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城市化和郊区化。工业革命后，美国的电力、钢铁、汽车等制造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也成为了美国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为美国的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形成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几个超级大城市后，美国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纽约等几个过度集中的城市集群采取了郊区化的战略。美国政府积极采取援助公路建设等政策，使美国的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发达的交通网络在带动公路沿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方便了城乡间的要素流动。与城乡间便捷的交通相配套的措施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有利于向郊区扩散的住宅政策，这使得大量工厂、商业中心和居民住宅区向大城市周边地区扩散，最终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城市群。

2.韩国

韩国是亚洲国家中在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典型，但是韩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也曾一度出现忽视农村、农业，城乡经济悬殊的阶段。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韩国走出了一条由政府推进的、扩散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自上世纪70年代起，政府发动了由政府主导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全民运动即“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主要措施有，(1)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是1970年11月—1971年7月的新村运动的重点）。如采取了“政府出大头、地方出中头、农民出小头”的建房政策，即中央政府出建房资金的55%，地方政府出30%，每家农户出15%的方式，向农户贷款帮助建房（农民贷款以秋后向国家卖粮，按比率逐年返还的方式进行）；提高农村电力应用水平；推广饮用自来水等。(2)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如桥梁、村级公路、河堤等建设投入。经过近10年的努力，韩国基本构筑起了乡村公路网，实现了村村通车。农村的水利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改进。(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低素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业成功实现了就业，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城乡收入分配的均等。(4)在发展各地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注意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5)政府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统筹发展策略。1988年新村运动进入国民自我发展阶段。韩国政府适时地将政府主导推进作用转变为规划、协调与服务的作用，并且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与流通业。(6)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发展农村经济。1961年成立的韩国农协中央会是韩国农协的全国性联合组织，也是韩国农业领域最大的民间组织。其职责是通过改变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现状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提高韩国农业的竞争力来确保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7)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韩国政府特别重视农村精神文化建设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各地农村兴建大量的村民会馆，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此外，村民会馆还经常组织各种演出活动，丰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激发农民致富的热情。

3.印度

同是亚洲发展中大国的印度，一直以来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但是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印度却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其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措施有，(1)从1978年开始实施乡村综合开发计划，对低于贫困线的乡村贫困居民提供能产生收入的资产，为其创造就业机会。(2)从1981年4月开始执行国家乡村就业计划，在乡村地区创造带来大量收入的额外就业，目标是每年达到3至4亿个劳动日。对无业和非充分就业的乡村穷人、无地乡村穷人、乡村残疾人优先改善其营养状况和生活标准。(3)从1983年8月开始实施乡村无地人口就业保证计划，该计划保证每个无地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一年能获得100个工作日。(4)实施乡村工业化政策。首先，在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着重对乡村工业化项目在资金和人才培训上给予政策倾斜和支持。其次，从1967年开始规定一些产品只能由乡村企业生产，以免乡村工业在起步阶段受到大工业的竞争排挤难以生存。再次，国家长期贷款向乡村工业和乡村中小企业倾斜，并对乡村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最后，政府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对文盲进行文化教育培训，以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移。(5)印度的乡村治理，除政府管理之外还有民间组织参与。这些民间组织非常重视农业建设，深入乡村，帮助村民解决了如义务教育等现实问题。

4.巴西

缩小城乡 篇12

1城乡信息化鸿沟的社会影响

城乡信息化鸿沟的形成与信息化时代城市与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发展的是城乡二元经济体系结构,因此无论是信息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还是信息化建设所需的人才队伍配备和信息化建设运行效率, 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明显高于农村。White [3]对印度、坦桑尼亚和中国3个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信息化建设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市信息化鸿沟已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城乡社会经济总量差距呈迅速增长[4]。信息化时代城乡信息技术知识的普及不均匀也是导致差距扩大的原因,因为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的经济基础, 使得农村人口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普及程度很低。我国农村目前大部分人根本不懂简单的信息化技术,很多偏远地区也没有接触过互联网,因此在我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 信息化服务体系和技术的应用方面基本上处于空白,导致农民的外出就业、农产品的销售受到影响,降低了农民收入,也造成了优质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城乡信息化鸿沟已经造成了城乡资源配置不科学,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边缘化,所以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下,应当优化配置资源,而不能只是把优质资源优先集中在利润高的地方,否者将使得人才、技术、资金和物质资源向城市集中, 农村会因资源匮乏而发展缓慢,从而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的差距。

2城乡信息化鸿沟的形成机制

目前, 城乡信息化鸿沟已经成为我国最为基本和极为普遍的一种现象,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信息分化主要体现在城乡间信息化发展的不均衡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这就造成城乡间巨大的社会发展不平衡, 从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而且,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农”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农民信息利用能力低下、农村区域与政策优势不明显等一系列因素造成我国严重的城乡信息化鸿沟。

我国城乡发展采用的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城市发展投入多、基础设施好,因此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快、消费水平高,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好,人口少、素质高。相比而言,农村发展投入少、基础设施差,导致农民收入增长慢、消费水平低,社会发展环境和条件相对较差,人口多、素质低。以上方方面面造成了城乡间劳动力、技术、资金、信息、市场等方面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城乡在收入、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距。这样不仅制约了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城乡经济统筹协调发展的规划。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农村地区将因为人才和相应的知识匮乏,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导致农村很难做到推进信息技术的普及工作,当然就更没有能力提高信息化技术应用水平,以及建立和利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活动, 从而使得农村被边缘化,进一步拉大城乡信息化的差距。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把大量资金、优质资源和优惠政策投向了大城市和沿海沿江发达城市, 这也是造成城乡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政府层面意识到城乡差距太大, 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为了护持落后的农村经济发展,我国从2002年开始,加大了对农民多方面的支持力度,譬如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粮食直补以及农贸综合补贴相继实施,补贴资金从2002年的1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2年的1 653亿元,10年下来累计安排了7 631亿元,截至2014年中央已下拨上万亿元的农业扶持资金。今后,国家还将继续把更多城市的资源向农村调配,通过城市发展来带动农村发展。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70%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接近9亿,所以“三农”问题成为了我国一个基本国情问题。通过对农村、农业和农民在信息化建设、农业信息化系统等方面财力与物力的投入,可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地域广阔的农村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在发展初级阶段投入太高, 而农村因为经济基础落后,因此承担不起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一般的农民也支付不起高额的信息化教育以及相应的通讯费用, 从而使得信息鸿沟在城乡之间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获得信息公共服务的机会也日趋不平等。由于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一般只受过中小学教育,他们没有掌握基本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因此他们对网络信息的理解、应用和分析能力不强。湖南省是农业大省,其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政府在信息化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尚且不够,加上湖南省农村人口文盲、半文盲占有很大的比例, 而且湖南的经济结构模式和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没有太大的改进,使农村的消费观念还停留在物质需求上,对信息资源获取的需求并不强烈, 农民几乎没有相应的信息化的意识。同时,湖南省各地区受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发展水平不平衡,从湘江流域到湘西,形成从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不同的方面,由高到低的梯度等级分布。2005年以前,湖南省信息化建设以及国家信息化建设重点都在城市, 大量优质信息资源通常优先向城市配置。截至到2013年,湖南省的农村互联网宽带普及率仅为6.3%,农村网民网上支付使用率仅为25.7%。物流快递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方面开展缓慢, 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物流还远未实现乡村通。

湖南省新一届政府领导与时俱进, 以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的统筹城乡发展计划, 最近几年加大了对农业的基础建设投入和扶持力度,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促进了城乡协调发展步伐的加快。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根深蒂固、对“三农”的投入不足,而且农民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能力低下、农村区域经济与政策优势不明显,造成了城乡数字化建设的鸿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给创建和谐湖南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因此,我省在加快推进城乡信息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同时,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来减少城乡数字鸿沟,这显得尤为迫切。

3缩小城乡信息化鸿沟的思路与对策

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 人们可以进行快速的信息交流与资源共享,这种模式有利于城乡统筹规划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人类最重要的先进生产力。因此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这不仅可以缩小城乡信息化的差距,而且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如果忽视城乡间信息化的均衡发展,将会扩大城乡间信息化差异,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笔者提出如下方案缩小城乡间信息化鸿沟:

3.1 扩大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互联网村村通

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 信息化基础建设的覆盖率至今仍然很低。要达到缩小城乡信息化鸿沟的目的:1要促进城乡信息一体化建设,要加大投入实现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光纤通信进村入户工程,同时需要配备相应的信息服务员,在乡村信息服务站做到有屋、有人、有设备等;2促进通讯、电视、互联网三网的融合,调整优化城乡信息化建设的要素投入结构,加快创建农村信息化的民生服务工程; 3把农村的电子商务配套设施纳入到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中,对相应的储存、公共服务设施要有前瞻性,利用当前城市优秀电商、IT、物流等企业的优质资本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淘宝村”遍地开花,实现优质自然资源快速送达到最需要的地方。

党的十八报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的要求。这说明本届政府将向农村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本届政府在改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养老、看病和上学问题的帮扶力度。中央财政的“三农”支出, 从2003年的2 144.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1.2万亿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的电商发展势头很好,2014年网上销售额已超过1 400亿元,这一新兴产业引领农民,特别是引导农村农副产品走向市场、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起到关键的作用。

3.2 加快 “软件 ”升级 ,实现农业信息化

针对信息化的高科技农业技术投入很高, 涉农企业因为资金等原因往往望而却步,导致农业信息化带动力差。因此,建议政府设立专项补贴撬动社会投资,推进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如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3S等在智能信息化农业中的驱动力作用。同时,通过建设农村信息化网络为农民群众提供信息查询、信息发布等功能,譬如“春天种什么对,秋天卖什么贵,买什么生产资料最实惠”等。让农民及时了解最新的农村政策、科技、农副产品的供求动态,第一时间掌握农产品的行情,促进新鲜的农产品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3.3 加强人才培育力度 ,提高农民信息化水平

在农村基层加强信息化知识的培训和教育, 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加强城乡文化的融合提供支持。正确处理农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公平均等化的服务。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手段,传播先进的文化,促使农民改变传统的观念,使得农民成为有知识、有文化、会操作、善管理、懂科学的新式农民。解决农民信息化红利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农民具备对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鼓励大学生村官、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人员和部分个体经营户成为农村电商带头人。通过城乡资源互补,带动信息化农民运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思维,掌握信息化技术的市场主体,品尝到农业信息化的甜头, 最终实现通过农业信息化建设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有针对性地充实和更新农业信息化系统,增加农民最想知道的内容,使得农民及时、准确地获取到信息,改善农业就业的结构,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确保增加农民收入。

3.4 建立城乡统一的信息化户籍管理制度

我国在1958年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在当年计划经济状况下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的隔阂, 人为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矛盾, 如不同的户籍享有不同的待遇, 城乡户籍的人在享受住房、就业、消费、退休养老保险等待遇是完全不同的。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城乡户籍进行统一的信息化管理, 有力保障了城乡居民在区域乃至全国的个人身份信息凭证, 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突破城乡所有制界限,实施城乡一体化配置资源,实现城乡共同发展与繁荣。

4结论

本文从城乡信息化鸿沟对社会的影响出发, 深入研究城市和农村的差异形成的社会和政策原因,并以湖南省为例,提出了缩小城乡信息化鸿沟的思路与对策。

摘要：本文将从城乡信息化鸿沟的社会影响出发,深入研究城乡信息化鸿沟的形成机制,提出缩小湖南省的信息化鸿沟形成思路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