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共6篇）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篇1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当前,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公认为是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 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明显的城乡分割, 这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现状

(一) 劳动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受阻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首先表现在人口很难在城乡间实现自由流动, 这主要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时存在较大障碍。

一方面, 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劳动力力剩余, 转移力度不足, 一般经验分析表明我国目前约有1.5~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另一方面, 部分东南沿海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 城市劳动力局部供给短缺。“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短期内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 而根本原因却是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使得农村劳动力无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动到需求较大的地方。

(二) 城乡劳动力分属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据Doeringer和Piore的理论, 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较高, 工作稳定性强, 失业风险低, 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较高;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较低, 工作的流动性大, 失业风险高, 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要求较低。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一级劳动力市场, 而农村转移劳动力则大部分属于二级劳动力市场。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决定了不同的报酬, 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大多从事低附加值的体力劳动, 因而工资水平较低, 并且, 由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工作流动性大, 在福利待遇上更是远不及城市劳动力。

二、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成因

(一) 制度障碍直接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

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在传统的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下, 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了城市和农村两部分, 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户籍制度几经改革, 虽然放宽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但较高的落户门槛和较低的福利水平仍然阻碍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

此外, 我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着城乡分割。农民转成城镇户口后将失去土地, 而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 土地已成为农民生存的最终保障。因此, 失去土地所带来的较高成本将使农民不愿轻易放弃农村户口, 这便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

(二)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

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 这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

首先, 我国目前的农业以传统农业为主, 产业化程度低、乡镇企业数量有限、现代农业发展缓慢, 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自我吸收能力有限。因此, 大量剩余劳动力面临转移压力, 就业形势严峻。

同时, 我国传统的工业化没有带动就业结构的转变,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非均衡发展造成城市资源紧张、就业机会有限。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则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使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

(三) 农民较低的人力资本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关键

农村劳动力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除了制度上与经济上的限制外, 主要还与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有。城市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技能和文化水平要求较高, 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 无法胜任。较低的人力资本使得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时面临困难, 而已经转移出的劳动力在市场的作用下自然流入二级劳动力市场。

另外, 农村劳动力往往还会陷入“低人力资本——较少的就业机会——放弃努力——更低的人力资本——更少的就业机会——更低的人力资本”的低水平循环陷阱, 这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

三、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政策建议

(一) 继续推进制度改革, 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分割

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 首先应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入手。一是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进一步降低大中城市的落户门槛;逐步剥离附着于户籍之上的社会福利, 使之由全体公民共享。二是完善土地承包与社会保障制度, 资产化土地使用权, 建立承包土地与户口福利之间的利益联动制度, 保证农民放弃土地后可以得到与原有市民平等的福利待遇。三是改革劳动就业体系, 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 消除户籍歧视与地方保护主义, 实现城乡劳动力就业平等。

(二) 着力发展城乡经济, 从根本上促进城乡融合

大力发展经济,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是打破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途径。首先, 应重点发展农村经济,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化, 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其次, 要加快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 减轻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再次, 城市化要与工业化协调发展, 工业化的同时要注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调整, 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 (三) 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

中央及地方财政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不断提高农村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水平, 使农民的后代得到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 提高其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此外, 应切实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增加教育拨款, 提供教育资源, 使农民工子女能和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的义务教育待遇。

总之, 转移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 我们应从改革制度、发展经济与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 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 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韩秀华、陈雪松,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当代经济科学, 2008 (7)

[2]、李明宗、孔祥云, “新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 2007 (2)

[3]、田家官,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家, 2003 (4)

[4]、徐林清, 试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 岭南学刊, 2002 (4)

契约关系背后的城乡伦理冲突 篇2

小说讲述一个进入城市生活最底层的农村少年送水的故事，他在最后一次送水过程中与顾客——一个高贵的女人产生冲突，以暴力姿态出现并最终被捕的故事。

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姓名，作者仅用代表年龄特征的“少年”，性别特征的“女人”，及显示身份特征的“姑妈”、“表哥”、“宝宝”等称谓来代替。现代经济社会往往过滤了人的情感，只剩下身份和职业的外壳。人与人之间制定出种种契约关系，按照利益原则和商业规则交往行事，人的思想情感、道德伦理却被隐藏在这些契约关系之后。在女人眼里，少年不过是个面带鼠相、孱弱甚至有些肮脏的送水小工，根本不配考虑什么称呼；而在少年眼中，女人的生活令他“艳羡”，是“高级”的代名词。

送水仅是女人和少年之间的一纸契约、一个简单的经济合同关系：女人出钱买送水上门的服务，少年送水是在履行契约，并从中赚取微薄的收入。契约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且是被特定理解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的社会权利与义务。英国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梅因认为所有的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的实质就在于契约关系中的“人”具有平等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女人和少年是契约关系中的顾客和服务者，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发生一般的经济联系。这样，少年一次次送水的过程就是单纯地重复履行契约的过程。然而，生活中不会有“纯粹”的女人和少年，他们相遇时各自身上都沉积着浑浊的社会元素：一个是电台制片人，一个是乡下进城的打工仔；一个开着汽车，一个在路边摊上吃油泼面；一个喝矿泉水，一个喝自来水。用世俗的标准，女人和少年在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诸多方面天然存在巨大的落差，而且无法逾越。而且送水这种履行契约的行为一旦被置于现实生活的场景中，掺杂进一些思想情感、道德伦理等因素之后，整个过程就变得复杂难测起来。

十张共一百元整的水票是女人从少年手中购买来的契约凭证，按照商业原则，女人心安理得享受少年送水的服务，按理说在这种商业行为中人们之间不会发生情感交流，可天真又固执的少年在与女人接触几次后，积极试探，想要接近他所“艳羡”的“高级”场所，渴望引起女人的注意。但“高级”的前提是“等级”，那种社会阶梯的高度是少年根本无法逾越的，对此他并无意识，他只想和女人发生一点私人联系，比如注意到他，不仅把他看成送水小工，还把他当作羞涩的少年。

于是，少年每次给女人送水都要挪用表哥的行头——西服、皮鞋、领带、格子围巾、钥匙串等等，他的打扮一次比一次“高级”，在女人眼里却是一次比一次怪异，最后一次，他全副武装，揣上随身听，甚至戴上表哥黑沉沉的大耳机套，“她要的是水，这才是她让他进门的理由”。少年每一次的积极试探和接触都在女人冷漠、不屑的回应中结束。一次次的受挫让少年感到无比懊丧，他为什么就不能“痛痛快快”一回呢？在最后一次送水中，少年说自己渴了，要点水喝，女人像上次一样指给他洗碗池，少年却向饮水机前跨进一步，指明要喝矿泉水，女人感到不祥的预感，一种执拗的威胁。少年居然要喝矿泉水，一个乡下的送水小工居然对顾客提这种要求，生活优越的女人感到这是对自身的极大侮辱，在心理上占绝对优势的女人仍以高姿态严肃地拒绝了少年，少年绝望了，他的梦想，他的渴望，他努力塑造的“高级”形象被女人击碎了，他终于爆发了，对一直以来漠视他的女人发出暴怒的挑衅，用“孤注一掷的姿势将小刀指向女人”，可以说少年“成功”了，女人终于注意他了，可是女人聪敏的宝宝拨通110，警察来了。

一纸送水契约将女人和少年联系起来，契约本身只是经济合同关系，不谈人情因素，可少年偏偏给这个契约附加了一些感情值，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单方面的情感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女人只把他看做一台会说话的送水机器，更多的是不屑、厌恶和本能的排斥，她否认了少年的感情，只承认契约关系。乡下来的少年涉世不深，他想读懂城市、读懂女人，渴望与她交流，得到所谓城里人对他的承认与接受，美好的愿望一再被拒斥，心理失衡的少年最后竟以暴力姿态出现。在这场城市上等人对城市下层人的心理战中，少年被彻底击败了。少年极力迎合城里人的标准因没有得到承认而拔刀与女人相向是不正确的，他被置于天生的错误场景之下，我们不禁要质问：是谁赋予女人这样的城里人居高临下的特权鄙视来自乡下的城市底层人？为何存在如此的心理不平等？又是谁在把持掌握他人的命运？

小说从女人和少年两个角度展开，我们看到这两种社会身份竟是如此隔绝，即使迎面相逢也不知道彼此的心思，他们同用一个公共时空却有各自的“现实”，秉持各自的“真理”，难以交流和沟通。送水的行为已经被契约化、商业化了，价值的表层化使人情顿失，女人认为少年恳求喝水不合常理，祈求情感回报更是破坏社会规则，二者间的情感交流变成一种不可能。小说将这种城乡冲突置于契约关系之中，透过这个简单的合同关系可以看到女人和少年的冲突不仅是社会身份、经济地位的冲突，还是道德伦理层面上的冲突。

小说结尾，女人扪心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害羞吗？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她并不感到羞愧，的确，谁会去关注一个自己生活轨道之外的人呢？对于女人来说，她除了需要少年送的矿泉水外，她的生活与这个少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少年却偏执地想建立一种关联，于是他们之间的隔膜发展为强烈的冲突。少年确实可怜，但女人也没有错，她完全有理由拒绝少年对契约所做的情感追加。可我们在女人振振有辞中听到了心虚——她已经意识到少年的古怪打扮与她有关，是为引她注意，甚至带有巴结讨好的成分；最后一次送水，少年是扛着五十斤的水桶爬上八楼的，女人其实内心有愧，但她嘴上坚决不承认。城里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优越感使她有如此的道德自信，她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为任何人感到害羞，这是一个有寓言性质的结局。

文中少年和女人形成鲜明的对比：乡下进城打工的少年单纯、努力，在拥有楼房、汽车、手机、矿泉水的城市女人的比照之下显得落后、肮脏和不能接受，城乡间的差距如此泾渭分明，后者对待前者的态度是那样冷漠、抵触甚至敌意。乡下人与城里人身份、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差别在这篇小说叙述中演变成一场心理战、一场伦理冲突。作为一个清醒而睿智的作家，铁凝以现代化的认知方式对当下城市生活中的新的不平等现象作出思考，具有深切的现实意味。

注释：

[1]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商务印刷馆1996.第97页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篇3

十七大以来, 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积极建设当中, 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引, 党和政府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正越来越强调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在这种执政理念和现实要求下, 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格局进行一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反省意义和现实指导作用。

一、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意义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 冲突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 在这一斗争中, 一方的目的是企图中和、伤害或消除另一方。我国之所以出现城乡二元格局, 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同时, 冲突理论暗示了城乡分割是与当时的社会资源及其分配有直接关系的。

建国后,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 面对当时经济水平极其低下, 同时自然、半自然经济仍占主体, 各种资源又严重匮乏的国情, 为了尽快建立比较系统的国民经济体系, 优先发展重工业, 惟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 于是我国就逐步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 依靠行政力量进行权威性、倾向性的资源再分配。与此同时, 在左倾思想的误导下, 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实行赶超战略, 就是要在短期内把综合国力搞上去, 迅速实现工业化这个战略目标。在这种战略指导下, 中国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二元治理模式, 也就是将城市和农村分离开来, 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两种结构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 资源优先向城市倾斜。这种控制和倾斜影响至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八十年代中期, 特别是农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国家把改革的主要精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对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重视不够, 从而造成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第二, 与此同时, 农村各种制度的改革和社会变迁受到了抑制和忽略, 农村和农民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尽管1958年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制度加剧了农业和工业的分化, 甚至使当代中国的贫富不均扩大化, 但站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和国情环境下看, 这种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对中国的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社会冲突凸现城乡二元格局困境

社会冲突的日益凸现和恶性发展反映了当前中国城乡分割所陷入的困境和无奈。冲突理论认为, 社会的不稳定是冲突造成的直接后果, 但是社会冲突虽然有着威胁社会稳定的反功能, 却也有着整合社会的正功能。反思中国城乡二元格局, 我们不难发现, 中国的这种特有格局已经陷入困境, 应该在相关社会冲突的整合下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虽然国家在某些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 但是, 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同等的机会, 他们的就业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 还受到社会资本的限制。因为, 长期的二元结构使农民和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的窘迫状态, 突出表现为市民对农民的厌恶, 农民对市民的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又使农民很难在城市里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纳入市民的关系网络中去, 从而很难在城市中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 也更难利用自己有限的社会资本谋求更好的工作。于是, 他们只能利用他们在家乡中长期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同乡关系、亲缘关系在城市中求生存。这种阶层的区分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 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表现出来。一方面, 我国社会仍然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另一方面, 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潜在的结构就是阶层关系。阶层关系的不合理分布, 从根本上影响着阶层间的协调和社会结构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政策上允许农民工进城, 从事建筑、商业以及其他服务业, 并允许城市中的某些国营企业从农民工中招收部分临时工、合同工, 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个体户从农民工中雇工也不再受到限制。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 农村人口可以说获得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活动空间。威廉·配第和李斯特把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也就是说, 农业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 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在这样一个双力作用下, 农民纷纷涌进城市谋生, 并形成了我国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由市场主导的新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造成了农民生活的边缘化, 越来越脱离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走势, 呈现背离大趋势的黯淡前景, 甚至使得农民群体成为中国社会人口中最庞大的贫困群体。传统的以家庭为主、国家和集体为辅的农村保障形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中存在的严重的贫困问题。

建国后, 我们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是相比较国际水平差距还很大。1949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0.6%, 迄今为止, 我国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41.8%,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仅有1703美元,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进城的农民工大都处于城市贫困的群体, 收入低且无保障。2009年,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达到18858元, 而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只有5176.9元。在城市化发展不够充分和完善的同时,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缓慢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虽然处于工业化中期, 但是农业劳动力份额还在50%左右, 城镇化水平也才到41.8%。在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且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实现现代化, 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 实属不易。

三、社会整合指引城乡二元格局发展趋势

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在于整合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格局到底该何去何从, 这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已经有了答案。

根据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发展足迹以及时代发展的要求, 中国城乡二元格局应该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和转变。因此, 如何撼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 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不但是一个理论挑战, 更是一种现实要求。

要想从根本上撼动这种格局, 就要从这种制度形成的标志入手。所以, 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是当务之急和必需手段。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应该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并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形成差别待遇, 形成了农民和市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就业机会的不均等。这既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也有悖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 配置过程也就是包括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过程。但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人口的正常迁移以及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使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佳配置。因此,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政府应该加大改革力度, 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 消除城乡居民户口差别, 使农民工获得居民应有地位。只有彻底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按照国际惯例制定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新《户口登记法》, 为广大农民创造一个较为公平的社会环境, 才能实现宪法和劳动法中所倡导的劳动者平等权利。

四、新时期弥合城乡分割的政策机遇

社会冲突必然带来社会政策的调整和响应, 并为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机遇。党和政府适时出台了许多新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方针:

1、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主张。该《决定》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首位, 这让我们看到了党和政府着力解决城乡问题的决心和希望。

2、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这表明,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位一体, 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的增加, 更是质的飞跃。

3、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口号之后, 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这使长期关心中国城乡发展的人们眼前一亮。

五、城乡一体化对城乡分割冲突的实践响应

尽管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由来已久甚至根深蒂固, 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号召的及时提出, 伴随着相关政策法规的逐步出台和完善, 当前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出现了并正在经历着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撼动城乡二元格局, 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经有了初步实践和积极探索。

2010年3月11日,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时表示, 政府要进一步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放宽城市户口迁移限制, 促进农民增收, 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缩小城乡差距。种种迹象都有力地说明当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 促进中国现代城乡一体化进程已经是众望所归, 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途径, 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要求。

中国城乡二元格局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回顾这四五十年的历史, 我们回味到了它曾经带给我们国家的分离和无奈。社会冲突理论视角提示我们, 我国已经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城乡二元格局似乎而且应该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面对新的国情和局势, 改革和创新城乡结构已经刻不容缓。建立并完善城乡一体化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这既是充分运用社会冲突理论解决中国城乡分割问题的理论需要, 也是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某种有益尝试。

摘要：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于1958年形成并延续半个世纪至今, 由此形成的市民和农民的无形对立和潜在冲突愈演愈烈, 相关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对当代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撼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 统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是一种理论挑战, 更是一种现实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执政理念和大政方针的出台, 为整合社会冲突弥合城乡分割提供了机遇, 城乡一体化发展态势日益显现。

关键词：城乡分割,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冲突理论

参考文献

[1][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2]李迎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二元社会结构保障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马特:《WTO与中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年。

[4][德]M.韦伯:《经济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5]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2, (4) :11—13。

[6]佚名:《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 新华网, 2010-01-05。

[7]佚名:《我国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www.sd666.cn, 2006-02-20。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FDI；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106-02

山东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积极引进外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对山东省的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FDI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若有，它将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这些问题的解释为全省建立外商投资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大有裨益。

一、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认为FDI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促进收入均等化的。如BornalBhandari（2004）运用美国1982-1997年Panel数据，用基尼系数表示对各洲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美国东北部，FDI流入明显减少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另一类认为FDI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周华（2006）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大大增加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沈毅俊和潘申彪（2008）认为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是导致地区内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二、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1.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实证研究部分选取年度经济数据，共取24个样本，时间为1985年到2008年。所用数据取自《山东省统计年鉴2009》（见表1）。变量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额。变量URID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2.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交换FDI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FDI和lnURID用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运用Eviews5.0软件，采用ADF检验。见表2。

表中t，c，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包含时间趋势项，常项及检验的滞后阶数，由AIC和SC最小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代表一阶差分。

从表2的所得得出取对数后，外商直接投资、城乡收入差距在水平情况下全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则分别在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也就是说，lnFDI和lnURID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即lnFDI和lnURID都是一阶单整变量。这一结论是下文协整检验的基础。

3.协整检验

变量的协整检验常用的是Johansen的极大似然迹检验估计与EG两步法。当只有两个时间序列的情况下，只能有一个线性协整关系，并且仅当两个时间序列存在唯一协整关系时，EG两步法会是十分有效的。所以，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都是单整序列的lnFDI和lnURID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对lnFDI和lnURID序列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拟合：

因为DW的值是0.3542，所以该方程有严重的一阶自相关。因此要加入适当的滞自

相关模型解决这个问题。根据AIC准则选择每个变量的滞后性，得：（2）

R2=0.9975调整的R2=0.9967

DW=1.7887F=1285.9490

一旦方程加入滞后项使DW检验自相关现象无效，要对其进行拉格朗日检验，即检验方程LM值。检验结果。

方程的LM值说明模型的自相关性已经清除。方程（2）的拟合优度使人满意，且变量参数明显，回归方程统计性质良好。由AIC和SC原则，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ut做单位根检验，见表3。

由此可得，临界值大于残差序列ADF的值，因此u是平稳的。可以得出我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以上分析表明，lnFDI和lnURID存在着协整关系。其经济含义为，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影响，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ECM）

对变量lnFDI与lnURID的协整分析，只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平衡关系，此研究还要进一步分析这两者的短期波动关系。由Granger定理：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者便可以用误差修正模型表示。由Eviews5.0计算出误差修正模型的方程式为：

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项ECM反映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衡量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项ECM系数为-1.7061，这说明，在短期内若两者发生偏离，系统将以-1.7061的调整力度很快将偏离调至均衡状态。

5.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证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的协整关系。对于变量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测。对变量FDI与URID实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5.0，所得见表4。

由表得出，在滞后阶数1-4的情况下，FDI不是URID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相对较小，即FDI是URID的格兰杰原因，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三、结论

通过实证分析1985年至2008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两者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协整检验表明，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即1985年至2008年间，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与山东省的现实经济非常吻合，外商直接投资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制造业，涉农产业很少，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出误差修正项系数是-1.7061，可见此模型的自我修正能力非常强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短期弹性是0.0651，表明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加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存在有正影响。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弹性是-0.1065，出现负弹性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使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因为同时存在缩小和扩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力量，并且在这期间，缩小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远远大于扩大因素。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说明表明所计算的时期内，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是加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原因。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们要看到其对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得忽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加剧的影响。因此，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Bornali Bhandari.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US Income Inequality[J].Forthcoming，2004，（21）.

[2]周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收入分配影响的长期效应——以中国为例[J].南开经济研究，2006，（5）.

[3]沈毅俊，潘申彪.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8，（2）.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篇5

关键词：城乡二元,户籍壁垒,内在要求

二元户籍制度, 是隔离城乡社会的制度约束, 严重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进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 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求我们坚决打破城乡分治的体制, 拆除城乡分隔的藩篱, 形成城乡平等对待、城乡统筹指导、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环境。在逐渐打破城乡空间上隔阂的同时, 消除农民和市民身份上的鸿沟。

一、户籍制度改革是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供给的内在要求

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变革登记形式, 改革的实质和难点也并非来自户籍制度本身, 而是附加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 隐藏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制度, 户籍制度只是表征。户籍制度改革会遇到很大挑战, 遭遇巨大阻力, 短时间内供给环境会更加困难, 但不改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 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为提高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提供可能。打破二元户籍壁垒, 会带来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 进而可以“用脚投票”来表达自身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 进而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之间引入竞争, 有效地促进供给效率的提高。

其次, 户籍制度改革势必会推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一体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 在于加快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利益, 让捆绑在户籍上的户口利益和社会福利脱钩, 同时推进与户籍相关联的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因为这些利益与制度在本质上都属于公共产品。也就是说, 将户籍背后的公共产品剥离出来, 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供给, 这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 也是目前许多专家建议、一些地区倾向的改革思路。

二、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流动的内在要求

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把城市和农村连接起来, 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系统来对待, 使资源、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在产业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 实现资源共享, 市场共用, 优势互补, 平衡发展, 配套协调, 共同发展。

现代经济学一向强调资源的最优配置要以劳动、土地、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前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 生产要素在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流动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通向财富增长的必由之路, 因为生产要素由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 使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实现优化配置, 城市化、现代化和产业升级就是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 社会财富的增长也是生产要素动态优化配置的结果。所以,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是实现公平的必要条件, 也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二元户籍制度使生产要素流动存在过多约束, 资源配置扭曲, 既影响了效率也妨碍了公平。一是资本要素市场自由流动远远不够充分, 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不相适应;二是影响经济发展效率, 还会产生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点;三是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必然缺乏竞争机制;四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性、要素所有者身份的差异性, 是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 是城乡差距的始作俑者;五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特征, 就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业剩余产品分开, 以剪刀差的方式促使农业部门的资本和产品剩余向工业部门转移, 提供长期支持, 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则被束缚在有限的的土地和区域内不能够自由流动, 造成工业和农业的回报率存在巨大反差。城乡居民在就业、学习、创业机会和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落差, 造成实质上的歧视性待遇。

税收和转移支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城乡差距, 但依靠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城乡差距, 不能替代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效率。关键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不附带歧视性条件的全国生产要素市场, 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全国统一市场中得到合理配置。通过资本积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 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动力。

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结构, 建立全国统一的可以自由迁徙的一元户籍制度, 实现公民在居住地可以合法享受与当地原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 如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是要弱化指令性配置, 改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低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局面;二是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消除把城乡居民就业市场分割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因素;形成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 以调整城乡人口比重, 优化城乡人口布局结构, 使人口所占比重与就业结构逐步协调, 将农民就业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的就业体系, 取消一切因于户籍制度的就业歧视性政策。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 要让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 在市场上寻找其价值地位, 获得同样的市场机会, 并带动土地也获得与城市相同的资本化机会;三是要统筹制定城乡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和标准, 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城乡具有劳动力修复的同等条件;四是促进城乡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均衡发展, 赋予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平等机会。

既然城乡门槛取消了, 则意味着城乡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可以双向自由流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在解决农民进城难题的同时, 市民下乡也成为可能, 农村公共产品, 如耕地、宅基地的分配、权属将如何安排设计, 会否动摇土地承包经营权与使用权, 等等, 也是新条件下的深层次问题。

三、户籍制度改革是彰显农村居民公民权利的内在要求

在法律原则上, 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基本权利, 不应受歧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 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和自觉意识不断增长, 农民由权利客体转向权利主体的需求增强, 甚至可以说保障农民权利成为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前提。在西方的理论中, 权利具有正义、正当、平等、公平、资格之意。也就是说, 作为合法公民, 应当平等地享有主张权利和利益诉求的自由, 公平地获得利益保障的资格。取得更多与自己经济利益相对应的政治权利, 进而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言必称“天赋人权”, 将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公民权利定位于自然权利, 既不能转让, 也不能剥夺。所谓自然权利是先于宪法和政府而存在, 而不是政府赐予, 宪法和政府必须尊重和保障天赋之公民权利。在现代社会, “天赋”的路径就是制度设计。

城乡公平发展视域下的农民权利, 主要是指依照社会生活普遍标准享有经济福利、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拥有文明生活的权利。这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劳动权、受教育权、需求表达和迁徙自由权利等。

二元户籍制度已成为农民平等权利实现的巨大障碍。一是外出的农民因不具有居住地的户口难以参加当地的社会治理活动, 缺乏必要的政治话语权;二是由于外出人员长期离开农村生产生活, 确实难以有效参与户籍所在地的社会治理, 导致农民工归属感和认同感缺失。迁徙自由是比较基础性的自由权利, 限制迁徙自由引发的社会问题通过恢复迁徙自由来解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鉴于长期积累的问题已经比较复杂, 加之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户籍制度改革已远远不止于迁徙自由那么简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敦促政府不断地完善自身服务职能, 由以往简单的管治型转向服务型。地方政府必须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探索, 如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法规体系、建立流动党组织、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站、实行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建设流动人口信息化平台等等, 重视进城农民意愿的表达和利益保护, 提升自身对农民利益做出及时有效回应的能力。

从另一个层面讲, 公民要求政府在配置资源、保障公平收益权等方面积极作为, 其本身也是一种权利, 以制度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是政府的责任, 通过提供制度资源等公共产品, 维护和扩展个人选择的可能和能力, 实现迁徙和居住的选择自由。对此, 政府不得消极无为, 必须积极实现并加以保障。2004年中央以文件的形式提出, 必须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户籍制度改革是加速城镇化的内在要求

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 离不开产业升级与转型, 包括从农业到工业, 进而到服务业的升级和转型, 这一转型过程涉及到城市化。

其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 人口逐步地由传统农业领域向新兴的二、三产业转移,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传统农业部门的人口比重得以下降, 农业部门的人地矛盾有效缓解, 农业生产效率逐步提高。新产业的产生和人口的迁徙过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也是工业化和人口迁徙的一般规律。近现代工业向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聚集, 形成城市, 并依靠资本积累不断吸纳农村劳动力, 从而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并带动农业与农村自身的现代化。二元户籍制度已经成为这一过程的主要障碍。

其二, 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 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代之以政府的计划调拨和交换, 这不仅仅限制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农业内部的自由流动, 而且人为放缓了城市化的进程。然而,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有就业岗位并取得市民待遇, 才可以说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农民自己的 (下转239页) (上接225页) 事和农民的选择偏好, 它关系到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过程, 其实是国家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 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内需, 内需的扩大有赖于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其三, 伴随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 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产业转型, 必然带来大规模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要适应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需要, 就要抓紧机遇, 释放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构成的重要约束, 以保证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稳定和质量的提高。

其四, 迁徙自由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机制就是通过市场自身对资源进行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之一。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只有这样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生产能力和智力支持。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自然要求充分的迁徙自由。

目前, 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两点, 一是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 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自己乡城转移的行为;二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潜在的转移行为, 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一方面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剩供给, 另一方面制度性因素又阻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诚然, 城镇化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也不能拔苗助长、一蹴而就。在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之前, 不妨先探索建立居住地户籍管理制度, 然后再进一步统筹考虑农民工权益、城镇化进程和城市承载能力等因素, 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 让已经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城乡统筹发展不是简单地提高城市化率, 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而是城乡两个经济实体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不断增加的资本吸收的过程。

五、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协调发展消除体制性障碍的内在要求

二元户籍制度屡遭诟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因户口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公民福利待遇上的不平等。身份定格功能是二元户籍制度与一元户籍制度的根本区别, 二元户籍制度划分了居民等级身份和居民空间身份, 不同户籍身份的居民享受差别化利益待遇, 一经界定则很难改变。

改革户籍制度, 首要是改革与户籍制度绑定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户口利益差异。只有从体制改革、制度建设着手, 统筹城乡发展, 才能从全局上、根本上突破城乡分割的体制和结构。也只有在统筹城乡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才能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和协调发展。只有坚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才能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实现真正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在发展的基础上兼顾各方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只有统筹城乡发展, 从制度上构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才能强化农业基础地位, 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才能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

城乡关系城乡分割 篇6

关键词：土地规划管理；城乡规划实施；关系

在城市建设和乡镇发展中，土地规划管理和城乡规划实施都是重点工作，不仅是当前建设的需要还关系着经济的未来发展，对社会的整体进步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为了能将这两项工作顺利开展，进一步发展城乡经济，就要充分认识土地规划管理与城乡实施之间的关系，才能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促使两个工作的平衡开展，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进一步深化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一、土地规划管理及城乡规划体系

1.1城乡规划体系结构分析

城乡规划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在系统中，管理主体具有显著的地方性特征，规划方案在具体设计中，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开展具体的分析，当规划方案确定后由相应的部门进行评估、审批等工作，这样不仅确保了规划方案的总体价值，也使方案更具保障性。总之，城乡规划及管理工作的开展，一定要顺应社会体制和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才能使其真正发挥出作用。

1.2土地规划管理作用分析

第一，土地规划管理实现了对土地用途的有效管理和监督。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尽管幅员辽阔，但人口众多，土地人均占有量非常少，因此土地的应用必须实现高效化，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就要通过法律条例来强化约束，并从发展需求上出发实现对土地的分类，不仅能对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进行引导和限制，还能实现土地、经济、生态之间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环境的保护，符合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1]。

第二，土地规划的有效管理，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化利用。对土地实现了有效的管理，不仅能在空间、经济结构上强化对土地的利用，还能协调产业间的发展，促进人、土地和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实现和谐发展。土地规划管理的实现，强化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不仅促使社会的良性发展，还促进了土地的生态化利用，推动了我国可持续事业的向前发展。

二、土地规划管理和城乡规划实施关系分析

2.1土地规划的指标分配与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从目前对城市规划的研究看，在众多的学术交流中很多的学者都开始认识到土地规划不具科学性这个现实问题了，并且城市土地规划也因此对其严谨性起到了弱化作用。党中央对于地方有一定的束缚性，并有严格的管理，这就使得土地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越积越多。尽管土地规划、城市规划都是由同级政府来编制和组织实施的，上報程序也相差不大，但两种规划却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很多问题方面是无法达成统一的。城市规划，是对地方政府发展的表达，土地规划则是上级分配的表现，这是两者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导致两者无法实现统一的根本因素之一[2]。另外，地方政府在未来和新增用地的审批方面始终都受到上级政府部门的管理和约束，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利。近几年，城市土地规划科学性受到了众多学者及社会的质疑，政府对此及时做出了反应。出台政策进行调整和部署，强化对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控制，针对集镇和村庄规划管理作出了调整，并重新调配建设用地的指标，进而有效的对“圈地热”现象做出了有效控制和改善。但实际中，土地规划和用地指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是由于中心城镇的建设用地、规模、总量都受到上级的严格控制，另外，经济发展状况也对用地指标有直接性影响，这两个方面就使得矛盾不断累加。从整体上对土地规划进行分析的话，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尽管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对于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状况，也未必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有效手段。

2.2土地管理手段是保障城乡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抓手

①城乡发展中，建设用地增减和村镇规划的挂钩。从农村近年来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农村建设用地中，土地规划一直保持传统的方式开展，但在工作实际开展中，居民点的拆并整理问题上，很多时候农村建设用地是通过与城乡建设用地的挂钩这种方式来实现的，以达到中心村、城镇的集中化建设。简单来说，当城镇建设需求增大、上级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无法满足时，地方政府就通过村庄的拆并、整理来实现用地指标的增加，以满足当前城镇建设的需求，这就是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根本性原因所在。

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功与过。从实际来看，当前的很多地区对于城镇建设指标的达成存在一种盲目的追求和满足，在未经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就对村庄强拆、强建，强迫农民集中居住，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农民生活造成不便和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也让农民无法享受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下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违背城市建设土地规划原始初衷的做法一度使增减挂钩政策成为风口浪尖上被质疑的对象，但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这也作为一项加快农村发展、促进城乡统筹的重要政策，广泛的在等众多地区中应用。尤其是一些城市化进程快、实施农地流转规模化经营的农村地区和一些新农村示范地区，本身对于建设用地就存在很大的需求，这样就应用挂钩政策中的优惠政策，如免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和交耕地開垦费、配套安排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同步审批建新区用地等实现了建设用地的开发，这样看来，增减挂钩政策的推行在这些地区还是可以应用推广的，也具有实惠大、压力小等作用，有效促进了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赢。

结语：总而言之，土地规划管理与城乡规划实施是我国开展土地管理的两个重点工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只要有树立正确的认识，采用科学的方法，提高土地规划管理和城乡规划实施的合理性，就能够提高我国土地资源的利用率，不断促进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吕维娟，殷毅.土地规划管理与城乡规划实施的关系探讨[J].城市规划，2013，10：34-38.

[2]黄欢.土地规划管理与城乡规划实施之间的关联性[J]. 地球，2015，1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