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法规

2024-11-22

制度与法规（共12篇）

制度与法规篇1

高校是人类文明的集中地。这里积淀着代表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人员、设备、资料等大量宝贵财富。而无情的火灾是这些文明的头号杀手。防火工作的任何纰漏都可能给高校带来无法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为此, 高校的防火工作绝不可存在丝毫的疏忽和错误。火灾不会因为一个单位的知名度和地位的高低而发善心。清华、北大, 也不例外。在近几年里, 高校的宿舍、体育馆、食堂、办公室的火警不断, 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事实证明, 任何人任何单位在防火工作中都不能例外。在防火工作面前, 不允许法盲存在;防火工作不允许“亡羊补牢”, 必须实行“预防为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第二章[火灾预防]第十一条规定:“人员集中的公共场所, 必须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畅通无阻, 建立并严格执行用火用电与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制度, 加强检查和值班巡逻, 确保安全。”这是高校防火工作的要害内容, 是“预防为主”的必备条款。在高校火灾案例中, 涉及违反本法律条款的占多数, 实为症结所在。国家为防火制定的法律、法规早已存在, 制度和责任人早已明确。预防工作的责任在于各级领导及相关的管理人员。历次火灾之后常有责任人被绳之以法, 令人悲哀的是, 人们常常不能在火灾之前落实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条款。责任人不清楚忽视防火的态度实为违法行为。

高校虽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场所, 但是由于人的知识局限性所致, 防火知识常为大多数人欠缺, 部分人员甚至是防火盲。由此决定了高校防火工作的重要与艰难。现代化是高校的天性。高校人对现代化并不完全了解。绝大多数乐于享受现代化的“利”, 却视而不见与“利”相伴的“害”。火灾家族中, 因电失火是大家族, 而电却是现代化的特性之一。《条例》规定“建立并严格执行用火用电与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制度”, 高校用电的管理正是防火的重中之重。

高校学生对电知识的学习, 只限于初高中课本中的基本内容。“安全用电”只是高中物理中的一节课。所有的学生对强电、弱电、交流电、直流电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有物理知识专长, 又熟悉安全用电的学生少之又少。虽然防火法规早有明文规定, 管理制度就在身边, 很多人对此熟视无睹, 有时在用电方面表现得“为所欲为”。很多人对安全用电的常识和管理制度知之甚少, 由此造成的用电火灾屡见不鲜。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法的因素, 不能整合为一体, 就不能杜绝用电火灾的发生。人要明白用电的常识, 物要保证用电的安全, 不落实防火的规定, 就可能是违法的罪人。遗憾的是, 很多人没有认识到防火知识的缺失, 与火灾隐患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很多人在无意识中不自觉地扮演着违法者的角色。

《细则》第六条规定:“教育、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培训的内容。”高校防火更不能等同于普通教育单位。高校所有成员都是十八岁以上的刑事责任能力人。从高中到大学是一个人生的转变和里程碑。在防火工作中, 没有法外人士。高校这个特殊的群体必须完善消防知识教育、教学、培训体系, 遵章守法, 在防火知识面前当个明白人、守法人。规章制度是保证法律条款落实的必要条件。制度的制定比较容易, 而落实和完善却需要责任人下大力气实施, 使得人人参与时时遵守。

《条例》规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贯彻消防法, 从责任人做起, 人人懂防火, 树立法律意识, 不做法盲, 确保防火工作万无一失。

摘要：高等院校的防火工作是高校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保障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国家制定了防火相关的法律、法规。高校必须无条件地遵守, 并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责任人必须承担法律后果。由于高校随着规模的膨胀, 防火工作不时出现漏洞, 火灾时有发生。为确保防火工作的顺利进行, 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防火工作不允许“亡羊补牢”。

关键词：高校,防火,法律,制度,责任人亡羊补牢,预防为主

制度与法规篇2

制定财务制度时应遵循合规性、合法性原则。合规性是指制定企业内部财务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到财务制度中去。国家的财经法规政策是企业必须遵循的原则规定，也是制约和引导企业制定内部财务制度的因素。合法性是指会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第一，会计核算方式的设计、会计核算程序的安排、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都必须符合会计准则，保证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发挥会计监督和控制作用；第二，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对财务收支和经济业务实行监督，对一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事项，进行抵制并向各有关机构反映。

财务管理制度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制定。企业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为了规范公司日常财务行为，发挥财务在公司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便于公司各部门及员工对公司财务部工作进行有效地监督，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维护公司及员工相关的合法权益。必须严格执行《会计法》和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监督，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及时、准确、完整;贯彻国家财税政策、法规，并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建立规范的财务模式，指导建立健全相关财务核算制度同时负责对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

另外,国务院财政部根据《会计法》制定了关于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和会计人员以及会计工作管理的制度。《会计法》关于会计核算的规定,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统一规定,四个基本环节,五个严厉禁止。

制度与法规篇3

目前，我国涉及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法律法规较多，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级次：一是《价格法》，明确了价格管理、处罚的基本规定，是银行支付服务收费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律。二是《商业银行法》，确定了银行服务收费的合法地位。三是《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细化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的各项规定。四是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算业务收费的通知》、《支付结算办法》等，明确了各项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标准。此外，银行支付服务收费还应遵守《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现有法律法规明确了银行支付服务收费划分为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一是《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了金融结算和交易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二是《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细化了哪些商业银行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哪些实行市场调节价。三是《支付结算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部分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银行支付服务收费标准进行了规定。

二、现有法规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监管主体不明确

一是银行支付服务价格制定主体不明确。根据《商业银行法》，收费项目和标准应该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职责分工，分别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政府指导价由国家发改委会同银监会制定、调整，市场调节价由商业银行自行制定。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金融结算和交易服务费的定价部门为国家计委。法规制度之间的不一致导致银行支付服务价格制定主体不明确，也是相关价格标准迟迟未出台的原因之一。

二是对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监管缺位。目前有关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法规制度多关注各方的权利义务，较少关注对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监管，仅有的规定也说法不一，缺乏可行性，导致银行支付服务收费无人监管。

（二）银行支付服务“政府指导价”难出台

一是《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实施5年多，仍没有按照《价格法》的规定，出台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导致商业银行对所谓“政府指导价”无从执行。二是目前商业银行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收费标准仍在执行二十世纪90年代《支付结算办法》等规定的价格。这些价格已经难以弥补银行成本，不符合《价格法》“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依据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实行合理的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以及《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服务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的要求。

（三）“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界定不合理

《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政府指导价的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包括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支票、汇兑、委托收款、托收承付。这种简单的将最为传统的票据、结算方式作为基本结算类业务的界定方法已经不符合当前支付体系发展的需要。一是随着支付工具的不断创新和推广应用，很多新型支付工具因其高效便捷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票据和结算方式。二是银行结算账户作为资金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是支付结算的基础，应作为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三是随着金融信息化的发展，汇兑作为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另一收款人的结算方式，不应只包括信汇和电汇，还应当涵盖电子汇划、ATM转账以及网银等新型结算方式。

三、完善我国银行支付服务收费法规制度的建议

（一）尽快明确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主管部门

建议由人民银行作为银行支付服务价格的主管部门，协调银监会制定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则并对银行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同时，银行业协会要组织会员单位对收费服务项目进行梳理和统一，积极向社会公告并解释收费项目，督促成员机构改善支付服务质量。

（二）完善银行支付服务收费法规体系

建议在修订原有法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法规体系，并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总体规定。确定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主管部门，明确规定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职责；明确银行支付服务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哪些收费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哪些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明确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监督管理办法和罚则。二是发布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收费项目，明确基准价及浮动幅度。三是发布市场调节价收费指引。包括实行市场指导价的收费项目，细化市场调节价的制定程序、报备程序以及公开程序等。四是明确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例外性规定，例如对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出于公益需要办理人民币基本结算业务的予以减免费用等。

（三）重新划分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种类，尽快制定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政府指导价

一是建议将银行结算账户、银行卡作为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将托收承付作为市场调节价项目。二是建议尽快开展专项调研，依据银行支付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以及社会承受能力，重新制定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政府指导价；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政府指导价的制定既要弥补银行机构的经营成本，也要考虑弱势群体对基本结算业务的需求，引导银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根据《价格法》，政府指导价是指“依照本法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因此，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的政府指导价应采取制定基准价及浮动幅度的形式，避免地区间、银行间一刀切的现象，鼓励银行机构有序竞争。

（四）加强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

良好的监督管理机制能够消除消费者不必要的猜测和误解，保证商业银行之间能够公平有序地竞争。因此，要建立商业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对银行支付服务收费的现场检查力度，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的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遏制不计成本的低价恶意竞争，保护银行业的整体利益，推动我国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制度与法规篇4

1.1 会计与税收的基本关系

会计和税收作为经济体系中不同的分支, 二者之间的关系既紧密又独立。会计为税收提供信息支持, 税收征纳要利用会计核算所提供的资料, 而处理结果又反馈给会计进而影响会计利润等数据信息。

会计目标可以作为会计制度的起点, 进而决定会计制度中的核算原则和具体处理程序。我国近几年的会计制度改革在会计核算原则中进一步扩大了谨慎性原则的范围, 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会计方法选择和业务处理程序也更加符合业务的经济实质, 但其中有许多改革措施与税收的目标和原则不一致。税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 政府通过税收立法获取所需要的资源, 通常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府的征税行为和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税收法规为了规范和调控企业纳税行为, 保证征税实现, 在处理方法和程序上很少给纳税人自我选择的特权。

1.2 税会关系模式与协作思路

按照其所依据宏观与微观经济理论的不同, 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分离和统一两种模式。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税会模式一般侧重于二者的高度统一, 税会职能的发挥强调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 会计准则通常也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 而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税会模式则往往是分离的, 我国税会关系的选择更倾向于分离模式。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关系的处理, 应该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进行。在具体的协作思路上, 我们认为, 在我国税收监管体系不完善的现状下, 会计制度也应该体现“会计信息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另一方面, 在制度设计中应该利用税收工作存在很大的会计信息依赖性, 以及税收对会计信息的反馈作用来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必要协作。

2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业务差异分析

2.1 收入类、成本类业务差异

企业会计制度中提及的“收入”要素其本质含义强调了经济利益的流入, 税法并没有特别对“收入”给出一般性的定义, 而仅对与收入概念相关的“销售额”、“营业额”等规定了严格的内涵, 而税法中收入的涵义远远宽于会计。会计制度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出发, 比较侧重收入的实质性实现, 并且会计制度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而税法在收入确认上会尽量减少不确定性、选择性和主观判断的运用, 以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实现。税法在实际业务中也尊重业务的实质, 但相对更看重完成交易的法律要件, 只要发生应税行为就进行相应的征税处理, 而不完全以会计制度为标准。我国会计制度对“成本”和“费用”类要素的解释说明与收入类似, 也同样采用了“经济利益流入流出观”。税法中的销售 (营业) 成本与会计制度中的成本计算口径也不是直接对应的。会计制度对成本费用的处理同样遵循了谨慎性原则, 而税收法规的业务处理不遵循此项原则。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对收入类、成本费用类业务处理的规定之间存在的差异对各种企业都会产生影响。差异的协作要注意对不同来源的收入进行不同的协调处理, 对于经常性的业务收入, 会计处理比较规范和成熟, 税收处理可在不影响征税额的前提下与其适度协作, 以减少征纳双方的处理成本。相对而言, 会计制度并不是对每一具体事项的规定都特别详细, 它给会计人员提供了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 但税收关注税款征收的宏观目标, 不给纳税人自我选择规范和方法的特权。

2.2 特殊业务差异:以企业并购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为例

我国目前没有一个正式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与其相关的会计核算进行规范, 如在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业务的处理中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存在着许多差异, 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各关联方之间利用特定利益关系而产生的税收障碍问题。会计制度在关联企业认定、转移价格确定以及转移定价会计报告披露要求等方面的规定与相关税务信息要求之间存在差异, 正是因为这种实际存在的差异, 使税务部门在转移定价纳税调整时必须多付出一定的信息获取成本。我们认为这种信息获取成本增加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业务中, 这也是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进行协作的一个重要动因。以分析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作为切入点, 总结会计与税务信息需求之间的差异, 并寻求能够满足供需双方需求的信息披露体系, 使有关的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的披露, 为政府税收部门提供可靠、真实的会计信息, 从而实现会计对税收的信息支持。另外, 能够减少获取信息成本的有效办法是对国家现行的会计制度进行发展与完善, 这也是加强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协作的一个有效途径。

3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方式

第一, 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协作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一般而言, 会计制度较为先行, 尽管由于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协调要求, 税收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应当积极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协调;另一方面, 会计制度一定要关注税收监管的信息需求, 在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中发挥会计对税收法规的信息支持作用。

第二, 要加强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之间管理层面的合作和配合。会计和税收的法规制订和日常管理分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 在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立法取向的不同, 所以两个政府主管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合作是会计和税法在规制上进行协作的一个重要保证。

第三, 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在具体实务操作上的协作可以根据不同的差异类别采取不同的标准导向。对会计处理比较规范的业务,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要使税收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基础上, 与会计原则作适当的协作。另外, 对于我国会计处理还不规范、存在空白点的业务类型, 首先要规范和完善会计制度的建设, 并同时考虑与税收的协作问题。

第四, 会计要加强必要性信息披露对税收的支持。我国会计制度建设除了要解决具体业务规范制订, 还要加快针对宏观管理目标的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 使会计信息得到全面、充分、准确的披露。披露方面的不足和缺失, 使会计不能为税收提供所需的信息, 而税收也不可能及时地将信息需求反馈到会计信息系统, 信息沟通不畅无疑加大了税务部门的信息获取成本。税务信息的非公开性也使税会关系的相关研究面临很大的数据障碍, 进一步的探索尤显艰难, 应利用数据分析优势使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研究进一步深人。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之间的差异与协作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 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模式可以套用, 因此, 如何在现阶段对会计制度及税收法规进行完善与优化, 如何对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进行合理有效的协作, 都是尚待研究的领域,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分析, 但把握税会关系及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差异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摘要：对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基本关系及其模式选择, 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业务差异分析, 提出了我国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协作的可行思路。

关键词：会计制度,税收法规,差异,协作

参考文献

[1]陈毓圭.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J].会计研究, 1999, (2) .

[2]戴德明, 周华.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J].经济研究, 2002, (3) .

制度与法规篇5

一、单项选择题（共25题，每题2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事最符合题意）

1、根据土地管理的需要，建立__，保证土地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土地管理的重要任务。A．健全土地管理制度 B．土地资源保护制度

C．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制度 D．合理利用土地制度

2、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范围包括__。A．城市 B．县城 C．乡村 D．旧制村 E．建制镇

3、”杜能圈”的第三圈为（）。A.林业区 B.草田轮作区 C.三圃农作区 D.谷物轮作区

4、决定城市土地利用价值的重要因素是__。A．经济发展状况 B．交通状况及通达度 C．人口密度 D．区位

5、一个地区的绿化覆盖面积至少应占用地的以上，才能起到改善气候的作用。A：20％ B：25％ C：30％ D：40％ E：土地

6、替代原则要求土地价格结果不得不合理偏离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A：同一城市地价 B：同样用途地价 C：相同地价 D：类似地价 E：时间因素

7、A．1635 B．1650 C．1785 D．1799

8、下列各项费用中，属于建设工程前期费用的有__。A．可行性研究费 B．勘察设计费 C．土地征补费 D．拆迁安置费

9、《国家赔偿法》规定，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__个月内作出决定。A．2 B．3 C．5 D．7

10、土地登记的内容包括土地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及其权利合法性证明。下列各项属于权利客体的是。【2002年考试真题】 A：法人代表 B：他项权利者 C：土地用途 D：买卖协议 E：调节消费结构

11、行政处罚的决定程序分为__。A．特殊程序和一般程序 B．简易程序和特殊程序 C．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 D．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12、以下几种情况中，不能被认为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是__。A．多重可决系数R2值很低，回归系数的t检验在统计上显著 B．多重可决系数R2值很高，回归系数的t检验在统计上显著 C．解释变量间的零阶相关系数较低

D．多重可决系数较高，而偏相关系数较低

13、继续教育的内容包括__。A．土地估价新理论 B．土地估价实务

C．国外不动产估价技术及发展动态 D．与土地估价相关的专业知识 E．土地估计新技术、新方法

14、在中心地理论中，所谓“中心地”指的是。A：区域的几何中心 B：泛指的城镇或居民点

C：区域内向周围地域提供货物和服务的中心城市或居民点 D：具备一定规模商业、服务业、制造业等职能的中心城市 E：时间因素

15、土地增值税的特点包括__。

A．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增值税额为征税对象 B．征税面有局限性

C．对个体用户采用扣除法计算增值额 D．实行超额累计税率 E．采用扣除法和评估法计算增值额

16、__是地籍工作体系的总称。A．地籍规划 B．地籍整理 C．地籍管理 D．地籍记载

17、__不属于影响土地利用的因素。A．自然因素 B．经济因素 C．社会因素 D．区域因素

18、契税按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具体税率有__契税。A．买 B．典当 C．赠与 D．交换 E．卖

19、__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一方如果放弃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某项权利，日后不得再行主张该权利。A．弃权 B．告知 C．禁止反言 D．保证

20、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有下列__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实地调查。

A．影响较大的

B．需要实地止嫩或者勘测的

C．证据与当事人陈述有较大差异的 D．证据五当事人陈述有微小差异的 E．复议饥构认为需要实地调查的

21、土地是一种能带来恒久收益的资产，其价格的本质是__价格。A．土地所有权 B．抵押权

C．土地使用权 D．收益

22、甲县某企业占用耕地后，向本县国土资源局缴纳了耕地开垦费，但由于甲县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经上级市国土资源部门统一安排将开垦费交给乙县异地补充耕地。按照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是（）。A．占地企业 B．甲县政府 C．乙县政府

D．市国土资源部门

23、我国金融的组织体系是以为主体。A：中国银行 B：专业银行

C：国有商业银行 D：政策性银行 E：土地

24、是统计资料的搜集阶段，也是统计工作的基础环节．【2002年考试真题】 A：统计设计 B：统计调查 C：统计整理 D：统计分析 E：土地

25、某宗地采用四种估价方法得到的试算价格分别是331、313、354、294元／平方米，根据分析取各试算价格的中位数作为最终结果，则采用中位数方法确定的最终估价结果为元／平方米。【2004年考试真题】 A：322 B：323 C：324 D：331 E：时间因素

二、多项选择题（共25题，每题2分，每题的备选项中，有2个或2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有1个错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

1、下面说法正确的是__。

A．土地质量与土地的投入成正比

B．确定土地质量等级是以土地的适用性为前提，以土地评价为基础 C．土地的质量决定着土地的生产关系的差异 D．土地质量没有地域性差异

2、土地合法使用，应以__、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A．不动产权属证书 B．城市规划

C．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D．行政法规

3、下列行为中，属于行政许可的是。A：交警指挥交通 B：结婚登记

C：颁发最低生活保障费 D：颁发企业营业执照 E：35％～50％

4、根据现行法律，征收土地应按照被征收土地的__用途给予补偿。A．规划 B．申请 C．原 D．预期

5、土地统计的内容包括土地的__等。A．利用状况 B．类型 C．权属 D．面积 E．破坏情况

6、经营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总费用包括。A：销售成本 B：销售费用 C：销售税金 D：经营管理费

E：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7、剩余法估价中，确定评估地块最佳利用方式的内容包括__。A．土地用途 B．建筑容积率 C．土地覆盖率 D．建筑物高度

8、定额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的地位是__。

A．定额是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B．定额是组织和协调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 C．定额是微观市场调控的依据

D．定额在实现分配、兼顾效率方面有巨大作用 E．定额在社会公平方面有巨大的作用

9、城市基准地价是__年期的土地使用权价格。A．无限

B．各用途法定最高出让 C．基准日后的剩余 D．转让剩余

10、《物权法》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__时生效。A．不动产交付 B．不动产登记 C．合同签订 D．合同成立

11、建筑物的耐用年限可分为。A：自然耐用年限 B：物理耐用年限 C：经济耐用年限 D：平均耐用年限 E：预计耐用年限

12、城市发展规划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A：城市发展方向 B：城市性质 C：城市布局

D：城市发展规模 E：城市人口

13、按照现行土地现状分类，林地包括__。A．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 B．沿海生长红树林的土地 C．居民点内部的绿化林木用地 D．迹地

E．河流、沟渠的护堤林

14、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与管理的途径包括等方面。A：建立实施规划的领导责任制 B：严格土地利用规划的修改 C：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审查

D：强化土地利用规划实施的监察管理 E：杜绝规划公告制度

15、土地市场主体中，市场的__的基本任务在于维持交易秩序，提供交易质量和效率。协调土地交易关系。A．供给者 B．需求者 C．中介者 D．管理者

16、农用地价格影响因素为。A：种植作物种类 B：自然因素

C：社会经济因素 D：特殊因素

E：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7、18、征收土地是一种__行为。A．法律 B．国家 C．政府 D．集体

19、房地产开发前期的规划管理工作内容包括．【2009年考试真题】 A：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B：规划条件审批

C：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 D：规划设计方案审批

E：建设项目选址及定点审批

20、平均指标用于描述一组数据的．【2009年考试真题】 A：集中趋势 B：离中趋势 C：一般水平D：差异程度 E：分散程度

21、通过城镇规划图，估价师可从中了解宗地所在地区域的规划限制，如等内容。A：容积率 B：建筑物高度 C：覆盖率限制 D：环境

E：用途和利用限制

22、依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在征用土地公告之日起__日内以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为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予以公告。A．10 B．15 C．30 D．45

23、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了考核建设成果，一般要进行“三算”对比，这里的“三算”是指。A：设计概算 B：施工图预算 C：工程结算 D：竣工决算 E：施工预算

24、下列属于沉积岩主要特征的是__。

A．沉积岩中常含古代生物遗迹，经石化作用即成化石 B．大部分沉积岩都是块状结晶的岩石 C．层理构造显著

D．主要由硅酸盐矿物组成，此外，还常含微量磁铁矿等副矿物 E．有的具有干裂、孔隙、结核等

“恶心”食品的法规与伦理篇6

英国权威的食品卫生专家派宁顿教授表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羊肺不适宜人类食用，他挖苦道：“他们对动物下水食品特别严厉，而在南方他们却在吃最稀奇古怪的东西。除了杀猪时的猪叫声，猪身上没有他们不吃的。”

一个国家政府禁止进口某种食品，是因为那里有人在吃这种食品，所以有市场需求。美国的苏格兰裔人爱吃羊杂碎灌肚，可以在自己家里制作和食用羊杂碎灌肚，这是私事，政府管不着。当然，因为买不到羊肺，做出来味道也不地道。但是，如果从苏格兰偷带地道的羊杂碎灌肚，那就是违法，是走私。

政府不能规定人民可以吃什么，不吃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私事。但是，政府可以以公共卫生健康的理由规定，食品市场上可以卖什么，不可以卖什么，政府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可是，人民并不会因为政府不规定不可以吃什么，而去吃所有可能的食物。在大多数国家里，都有一些东西是大多数人在一般情况下绝对不吃的，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食品有关于卫生健康的理性知识，而是因为他们在本能上排斥它，一提起吃它，就会觉得“恶心”，狗肉在美国就是这样。

前一阵子，广西玉林狗肉节引起的争端在美国媒体上也有报道，美国人很难理解，人类怎么能津津有味地吃他们最好的朋友，吃狗肉的人怎么就不会感觉到某种本能的道德不安。美国人谈到吃狗肉，经常会说“恶心”（disgusting）。“恶心”是一种具有强烈反感和厌恶意向的情绪，往往与道德意识的本能反感有关。无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对他人的某些失德行为，人们都会因强烈的反感或厌恶而感觉到“恶心”。

当人们觉得反感和厌恶的时候，很难找到比“恶心”更适合于表达这种情绪感觉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心理学家们为此提供了进化心理学的解释，那就是人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所感知的生理嫌恶与道德排斥是一致的。恶心是一种人类普遍具有的情绪，对不同文化或社会中的人们，恶心的对象或诱因会有所不同，例如许多中国人吃狗肉并不觉得恶心。但是，恶心引起的生理反应和面部表情却是一致的。例如，人类的一些基本情绪如愤怒、妒嫉会使人的心跳加快，而恶心（厌恶）却会令人心跳减慢。又例如，无论哪种文化中的人感到恶心时，都会有呕吐感、起鸡皮疙瘩、皱紧眉头、闭上眼睛，现出痛苦的神情，连瞎子和聋子也是如此。“恶心”的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对恶心之事深有忌讳，避而不谈，就连关注恶心、讨论恶心，也会令人恶心。

从进化心理学来看，原始人类对有害食物有一种本能的嫌弃，因而得以保护身体不受到毒害，恶心即是从这种本能进化而来。直到今天，人们对于“不洁食物”，如发霉的牛奶和腐烂的肉类还是有这样的本能反感，一见到就会觉得恶心。当然，不同文化、社会的人们对什么是“不洁”食物的本能反应已经掺杂了不同饮食文化的因素。例如，中国人喜欢吃臭豆腐，但对长绿霉的奶酪感到恶心；西方人喜欢奶酪，但厌恶中国的臭豆腐（还有松花蛋）。又例如，人们看到豆青虫、毛毛虫、蝎子等昆虫会感到恶心，但偏偏有人把它们做成“美味佳肴”。

因此，恶心是一种直觉的而非理性的认知。有时候，本能的恶心会与理性认知不合，甚至根本就是矛盾的。就食物而言，人们只对能用眼鼻体验到的变质、发臭、腐败食物觉得恶心，但对看上去干净、漂亮、光鲜的有毒食物却不会有恶心的反应。像毒面粉、毒大米、毒腐竹之类的有害食物，只有科学理性才能让人们认识它们的毒害，而具身的恶心是无法察觉的。

就避免食品危害而言，恶心的具身本能是第一道防线，但远不足以为人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政府出于公共卫生健康的理由禁止出售某些食品，是对人民的保护。但是，政府也有可能误用这样的理由，美国政府禁止进口苏格兰羊杂碎灌肚说服不了英国人，就是因为误用了这样的理由。

徐贲

制度与法规篇7

2014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4〕17号)、《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5号)、《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等多个中央文件均明确要求要稳妥有序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为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各地区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并探索出一套适宜当地农情和民情的地方模式。从实践情况看,多数试点地区通过向第三方经营者颁发土地经营权证寻求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也有少数地区采取“一户一证”模式推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从模式选择“合意”政府目标的角度审视各地的实践,无论是向第三方颁发农地经营权证还是采取“一户一证”制度,政府行为逻辑意在为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创设制度框架并提供操作便利,使之能够更合法合规、更有效便捷、更具保障性地为主体从事农业生产、发展规模经营提供金融便利。然而,上述模式的探索是否具有制度框架内的合理性、法律规定下的有效性及实践探索中的便利,即如何从制度、法理和程序上破解制约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难题,这将为时下探索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府行为提供重要研究支撑。正是基于此,我们将从制度理论、法律法规及实践操作等层面,对农地经营权(证)的权属性质、权能边界、使用方式等焦点问题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针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必要性的争辩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反对方坚持认为,当前农地依然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一旦农民无法及时偿还贷款进而失去土地,将失去基本的生活就业保障,这可能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1]而现阶段农业生产的天然弱质性和农业保险发展的滞后性使得金融机构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持保守和不积极态度;[2]与此同时,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还存在诸多潜在风险,运作过程中容易侵害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户正当权益,故不适宜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3]补充的观点还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现易造成大面积土地兼并,容易引发农村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损害民生的后果。[4]然而,支持的观点则认为,实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能够有效破解农业特别是规模经营“融资难”的问题,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5][6]同时还可有效引导专业农户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地等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7]属于“雪中送炭”型政府行为,值得肯定,有必要在理论、现实和法律制度层面予以深入研究。[8]

2. 围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可行性的讨论

学者们主要从农户意愿、土地产权特性、法律法规等维度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刘贵珍、曾庆芬等从农户抵押贷款意愿角度,对豫北、成都等粮食主产区调研发现,经营者有较强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9][10]肖诗顺等运用产权分析模型研究显示,农地产权在理论上已具备了排他性、可分割性和一定的弱转让性,故农地经营权等子权利可以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独立资产。[11]季秀平等从法律层面论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认为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存在法律障碍,但不存在法理障碍,可通过具体制度创设来实现。[12]

3. 着眼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制约因素的探究

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律产权障碍、相关政策缺失和操作制约等层面。左平良等认为,承包权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处分的有限性、承包经营权交换价值的低下、债务人未能按时偿债致承包经营权处置等问题,是现行金融担保制度框架下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主要障碍。[13]郭家虎等指出,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改革需突破产权、法律、政策、社会目标和相关配套制度缺失等约束。[14]高勇从全国层面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面临的法律约束、土地产权、风险分担及补偿、农地价值评估和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5]李怡忻等从抵押条件、现状、关联因素、国际背景等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过程中存在的制度、运行机制及相关配套措施等问题。[16]此外,学者们在总结案例基础上,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进行了分析、设计和比较。

综合已有文献,学者们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的相关研究已覆盖较多,尤其是对制约因素的分析,无疑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应看到,现有文献对农地抵押融资有关法律和产权约束、运作机制问题的探讨,多源起于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探究,及由此所引致的法律障碍。事实上,自2014年“三权分置”理论明确后,农地经营权权属性质与权能边界,及由此引致的法律和实践问题都需进一步挖掘与明确,这些都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问题的深入研究留足了空间,这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切入”。我们将以“三权分置”理论及其权利关系分析为逻辑起点,通过对农地经营权权属性质、权能边界、法律约束和实践操作问题的分析,剖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面临的产权、法律约束及实践障碍,这无疑对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势下制定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基于制度理论演进判断与衡量

“农地经营权抵押”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始于2014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提及“三权分置”后。要实现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需首先从“三权分置”理论框架下阐明农地经营权这一权利的关系源由、权利性质与权能边界,从而在法律和实践层面找到理论依据。

1. 回顾“三权分置”理论嬗变及其权利关系由来的解读

近年来,伴随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地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具有规模效应的第三方经营者成为主要流入对象,相应地,第三方经营者具备了特定的农地经营权能。如此,原属于同一主体的承包经营权也顺理成章地分附于不同的权利主体,即承包农户拥有承包权,第三方经营者获得经营权,加之前置的集体所有权,便形成了“三权分置”的格局,其政策内涵和导向体现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当前,尽管政策上已明确“三权分置”中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农地经营权的权利安排与政策取向,然而,目前对“三权”的权能配置、权能边界及“三权”间权利关系的阐释和要求尚未明晰,仍是专家和学者热议的话题。主流的观点认为,在“三权”权能边界方面,要按照“三权分置”的思路重构农用地产权体系并明确三权的边界范围。[17]在“三权”权能配置方面,要从法理角度界定承包经营权分离后的承包权和经营权权利内容,并加强“三权分置”后的风险防范。[18]因此,在“三权”间权利关系方面,要妥善处理三权的功能定位,避免形成“经营权一枝独大、符号化所有权、虚化承包权”的格局。[19]此外,当前承包地产权体系中存在的所有权主体不明晰、虚置、[20]承包权成员资格混淆、[21]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权能缺失等问题,也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22]22〕[23]23〕

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关键聚焦于为“三权”权能关系的平衡,亦或权利相互间制约关系的明晰与捋顺。所有权权能分离理论是传统物权理论的支柱,其观点认为所有权是最完整、最充分的物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大权能”,而其中一项或数项权能完整地分离出去,即形成他物权。[24]由此,从所有权完整地分离出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便形成了具有他物权性质的承包权。而经营权与承包权是通过流转合同联结的,经营权的权能属性和范围取决于合同约定,故两权属于合约派生关系。因此,所有权与承包权之间是互为权能拆分与被拆分关系,承包权和经营权之间是互为合约派生与被派生关系。集体所有者与“合约甲方”承包农户对第三方经营者的农地经营行为具有监督的权利,相应地,第三方经营者的农地经营行为有接受集体所有者和承包方监督的义务,特别是后者。

2. 围绕农地经营权权属性质的界定

就农地经营权的由来、衍生及其权能界定而言,其主要指在流入方(第三方经营者)和流出方(承包方)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在一定期限内,流入方通过缴纳租金(合约价格)的方式,“租借”流出方对土地的占有、使用等权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并获取相应收益的权利,其实质是第三方经营者和承包方通过流转(租赁)合同,以土地使用为主要标的物的一种债务债权关系。

围绕第三方经营者农地权利的权属性质问题,学者们秉持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经营权是从承包经营权分离出来的,其天生具有物权范畴。[25]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农地经营权的权属性质应属于债权。李伟伟等从对抗力、存续期间、转让性、利用内容及对价五个方面进行辨析,认为农地经营权实质属于债权,但具有物权化的属性。[26]李国强也认为,经营权虽然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不具备法定的物权效力,但具有一定的物权功能,事实上有一定的物权效力。[27]

然而,现实生活中,从一些政策导向、法律认定和实际操作中也能得出“农地经营权性质为债权”的结论。其理由有几个方面。一是按照物权法定原则,物权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合同任意设定,在“物权设定”问题上,法律规定要优于合同约定;而流入方的经营权是基于租赁合同产生的,权利内容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在“经营权权利内容涵盖”问题上,合同约定原则上要优于法律规定。二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作为承包经营权人的农户应当是制度设计中的优先保护对象,如果将第三方的经营权确定为用益物权,则无疑限制或相对削弱了承包户的权利。三是将经营权不确定为物权也不妨碍对第三方(即经营者,土地流入方)的特定保护。如果要对第三方的特定利益进行保护,法律可以单独作出相应规定,如允许农地经营权抵押,同样可以实现预期目标。

3. 聚焦农地经营权证权能边界和国外经验的考量

作为农地经营权权能的书面体现,经营权证体现了第三方经营者享有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但归根结底,经营权证是从“合约甲方”承包户与“合约乙方”第三方经营者的合约中取得的一种“权利证明”,其所体现的权利内容需征得承包方同意。以这样的标准判断,取得农地经营权证的经营者仅享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利的部分权利,而非承包户的全部权利。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证经营者对农地的占有是通过承包户的“交付”获取,其结果表现为间接性占有,此时农地经营权证所体现的占有权可理解为“合约间接占有权”。二是持证经营者对农地的使用是经承包户同意且不违背法律前提下,依据合同约定,自主选择种植结构并交付一定租金的行为,此时农地经营权证所体现的使用权可理解为“自主有偿使用权”。三是持证经营者有权获得农地产出农产品的全额处置收益,除此之外,还可获得部分财政补贴收益(部分由承包户获得),此时农地经营权证所体现的收益权称为“农产品全额处置收益和部分补贴收益权”。四是持证经营者对农地的处分权是其中最核心的一项权能,主要体现在再流转和抵押贷款两个方面。来自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如日本和德国的民法均规定,对租赁物的转租和抵押,需得到出租人的同意,并非可自由处分。由于农地经营权证是从合同约定中取得的一项“权利证明”,因而具有债权性质,按照该标准,第三方经营者利用农地经营权证将经营权再次流转和抵押贷款,应征得承包方的同意。此时农地经营权证所体现的处分权可理解为“承包方同意下的再流转与抵押权”。

三、基于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诠释

前面的分析已经明确,农地经营权证是从合同约定中取得的一项权利证明,具有债权属性。但现阶段,《物权法》、《担保法》对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担保也作出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规定。如《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可作为物权的客体,权利要作为物权客体,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抵押权属于物权范畴,农地经营权要作为抵押权的客体,同样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物权法》第五条关于“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确立了物权法定的原则,并暗含物权的种类及各类物权的内容必须由法律明文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和改变物权的内容。《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还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根据这款规定,除非土地经营权有法律明确规定允许抵押外,在现有法律约束框架下,土地经营权(《物权法》中规定的是“土地使用权”)尚不得抵押。此外,《担保法》第三十七条也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同时,第三十八条还规定,“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抵押担保合同”。上述两条规定不仅明确了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权限制,还对抵押双方进行了一定的行为约束。

综合《物权法》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①第二百二十三条对财产权利抵押、②质押范畴的封闭式规定,不难发现,现阶段,农地第三方经营者(农地流入方)有权处分的土地经营权不能抵押贷款,即土地经营权证不具有抵押贷款的权能属性。

四、基于实践操作的比较与选择

从各地实践情况看,尽管多数地区采取了颁发农地经营权证的方式,但仍有少数地区采取了“一户一证”的方式,即第三方经营者的农地经营权证的颁发是以承包户为单位,而非以地块为单位。其结果不难想象,对于大规模农地经营主体而言,其运作成本较高。例如,来自黑龙江省的一些种粮大户有些流转农地面积动辄上万亩,涉及承包户千余户,如果采取“一户一证”的办法颁发土地经营权证,这些种粮大户将收到多达千余份的农地经营权证,且每个经营权证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假设法律允许农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贷款,利用如此多的农地经营权证进行抵押贷款,不仅需要第三方经营者提前费时费力地整理排序、归类分档,地方农经部门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物力予以配合,且如此之多的农地经营权证也不易保管、容易遗漏。显然,从可操作性角度而言,采用“一户一证”的方式为第三方经营者颁发农地经营权证并允许其抵押贷款,不具备较为便利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对大规模农地经营主体而言,这一办法更是执行起来颇费周折。

五、粗浅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从制度理论、法律法规、实践操作层面对由农地经营权权属性质引致的抵押贷款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一些地区为经营者颁发农地经营权证用以抵押贷款的做法进行了探讨,由此我们得到几点结论。一是在“三权分置”制度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所有权、承包权的权利主体与农地经营权的权利主体之间是互为监督和被监督的权利关系,第三方农地经营者对流转土地的处分权能需征得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方的同意。二是农地经营权实质上是第三方经营者和承包方通过租赁合同,以农地使用为主要标的物的一种农地债务债权关系,其权属性质应为债权。三是现阶段法律规定农地经营权不能进行抵押贷款,即农地经营权证不具有抵押贷款的权能属性,农地经营权要作为抵押权的客体,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四是以“一户一证”模式为第三方经营者颁发农地经营权证,并允许其抵押贷款,不具备在大范围、较复杂、多转出主体地区推广和复制,模式的改进和创新有待挖掘。

保护农地经营者权益,赋予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权能,能够有效释放农地资源的财产功能,为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注入更多资本要素,是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如何落实其实现形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结合上述分析,就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提出几点建议。

1. 依法稳妥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为进一步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奠定实践基础

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对第三方经营者的权能配置、权能边界等基本未作规定,建议在试点实践基础上充实完善,明确第三方经营者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再流转和抵押贷款等权能,同时,要明确抵押贷款的实现必须要征得原承包农户和承包地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

2. 加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实现农地经营权在承包方、第三方经营者、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建议建立由政府出资、具有公益性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按照权责明确、形式多样、管理严格、流转顺畅的要求建立有形市场,搭建承包土地经营权市场交易平台,并建立土地经营权抵押、流转、评估和处置的专业化服务机制。加快培育土地流转服务组织,形成“村有服务站点、乡镇有流转中心、县市有交易市场”的流转服务体系,积极开展信息发布、合同签订、政策咨询、价格评估等服务。

3. 规范农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内容,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建议改变当前部分地区“一户一证”的普遍做法。在开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进一步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合同中要明确抵押贷款的规模、时限等条件。第三方经营者进行抵押贷款时,应出示该合同,并由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监督。鼓励通过合同鉴证、合并登记颁证(对流转的承包地进行统一合并登记并鉴证)的方式,对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进行权属确认。

4. 建立再担保机制,防止浪费农地资源、损害农民土地权益

论我国旅游法规建设的制度安排篇9

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 取得导游证有两个途径, 一是与旅行社“订立劳动合同”, 二是在导游服务公司“登记”。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

1.在导游服务公司登记的导游与导游服务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劳动关系?

2.在导游服务公司登记的导游, 与聘请其出团的旅行社是何种法律关系?

在建规立制上理顺旅游市场主体的法律关系, 改革导游管理的现有体制, 建立导游酬薪新机制, 保护导游正常劳动收入是治理旅游市场诸多问题中的关键。

问题之二:旅行社的挂靠问题与旅行社内部承包问题。

这是搅乱我国旅游市场的“祸根”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很多旅行社存在承包挂靠的现象。旅行社的“子社”、“孙子社”、“重孙社”不计成本地恶性压价竞争的行为导致了旅游市场的“填海、填坑”经营模式。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旅行社会不计成本地进行“填坑”经营?这么多年来承包挂靠为什么打不掉?等等,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问题之三:《旅行社条例》是否能解决“零团费”“负团费”的尴尬局面, 能否有效地制止旅行社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

这种现象使得导游接团如赌博, 这不仅使导游的收入没有保障, 而且旅游者也没从低价旅游中获利。零负团费涉及到价格体系和竞争机制的问题。但相关法律制度的缺位和市场理念的偏差, 零负团费的问题已成为顽症。

一、我国旅游法规制度安排的完善

1. 加强专业化立法研究, 坚持市场化的立法的价值取方向, 确立创新机制。

(1) 废除导游执业准入的双轨制, 将导游归位旅行社, 明确导游管理的法律主体地位。

立法者试图根据旅游业务季节性的特点建立导游执业准入的双轨制, 但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实际上让导游的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影响, 导游已成为没有收入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单位、没有归属感的社会群体。为此, 将导游归位旅行社, 符合旅行社业务发展的需要, 符合《劳动合同法》对用工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其次, 导游归位旅行社有利于建立和推进旅游佣金制度, 减少或杜绝导游私收回扣, 净化旅游市场。

(2) 建立旅行社信誉评价监督体系, 利用市场力量, 逐渐消灭旅行社挂靠、承包现象。

跳出单纯地对证据认定的圈子, 从强化质量标准和建立旅行社信誉评价体系双管齐下, 强化公众监督、特别是媒体监督机制, 利用市场的力量, 淘汰信誉等级差的旅行社, 只有将板子打到旅行社自己的身上, 才能感觉到鞭打的力度。

(3) 加强旅游合同和旅游质量标准的法律规制, 切实改善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 治理“零、负团费”。

“零、负团费”现象是全国性的问题, “零、负团费”已具备“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的小草秉性。零负团费的产生和盛行有旅行社的欺诈旅游者原因, 也有旅游者不成熟的消费观念的因素, 这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根源, 是旅行社利用旅游者对旅游内容、旅游方式等信息了解不充分的特点进行的一种欺诈行为, 而旅游者一味追求低价、忽视优质的秉性为“零团费”和“负团费”提供了温床。

因此我们认为不如加强旅游市场法律环境的完善,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通过市场对价格自发调节, 使“有形的手”让渡“无形的手”。

1) 加强旅游合同的法律规制, 明确旅游价格和旅游方式等内容, 减少或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合同形式明确旅游价格、旅游方式、旅游景点、旅游购物地点次数等信息, 保障旅游者的知情权, 倡导阳光消费, 提高旅游者的消费维权意识。其次, 规范旅行社团队计划的制作, 规范团队操作程序, 必须明确在接团计划表或行程表中的“购物点”“自费项目”, 杜绝质量隐患。

2) 建立旅游信息查询平台, 改善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

将旅游产品、旅行社等旅游信息, 包括信用信息、旅游价格信息等公布于该平台, 公开免费向公众开放, 改善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状况。

2. 制定旅游行政执法监督法规, 增强旅游执法力度, 强化执法程序, 建立旅游业长效管理机制。

从一定意义上讲, 立法是规制利益格局, 协调利益冲突, 实现利益均衡和社会和谐的第一道防线。但“徒法不足以自行”, 立法只是执法的基础, 执法则是立法实现的途径和保障。2009年5月1日我国施行《旅行社条例》后, 应及时建立相应的执法措施与之相配套后, 这样才实现对旅游市场秩序的维护和旅游者权益的有效保护。

3. 建立旅游合同纠纷与旅游投诉解决途径和快速反应机制, 降低旅游投诉与纠纷解决的成本。

旅游投诉与旅游合同纠纷问题解决的成本直接影响旅游违约的成本和旅游违法行为发生的机率。为此, 有必要建立完善旅游投诉中心, 大力推广旅游巡回法庭或仲裁机构, 强化旅游合同监督和解决纠纷机制。

二、旅游业中商业贿赂的治理与刑事追究机制的建立

商业贿赂 (回扣) , 是生长在旅游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

2005年4月香港谢瑞麟向旅行社及导游提供非法回扣事件被称为“旅游业回扣第一案”。该案中香港廉政公署运用刑罚手段应对旅游业的“潜规则”。我国的旅游立法及规制手段的不足是旅游业商业贿赂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启动刑事诉讼机制来应对行业潜规则, 对业界商业贿赂严格执法, 应该成为我国治理旅游商业贿赂的重要手段。将以往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行为, 依据情节的严重程度, 转入刑事侦查与刑事诉讼程序。建立旅游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有效的衔接机制, 严防“以罚代刑”。

清代祭祀制度的礼法规制研究篇10

一、祭祀制度概述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是以事神致福。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 人们对自然界中诸如风雨雷电等许多现象无法解释,敬畏心理由此产生,认定虔诚的供奉可以有求福消灾的效果。进入封建社会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裕,并没有减弱古人对鬼神的崇拜,虔诚的祭祀心理已扎根民众、深入人心,祭祀的礼节愈加复杂,祭品亦愈加讲究,在祭祀的对象、规模、形式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制度规范。

1. 祭祀对象。古代中国礼制文化中对祭祀对象有着明确的规定,分为三类:天神、地祗、人鬼,如《周礼·春官》曰“:夫宗伯之之职, 掌建帮之神、人鬼、地祗之礼”[1]296。具体而言,天神称祀,地祗称祭, 宗庙称享。首先,古人祭祀的天神对象是昊天上帝、日神、月神、五星二十八星宿及风雨雷电等诸神。其中,昊天上帝(即民间所称的玉皇大帝)是祭祀中最高规格的天神,主宰天地宇宙的神,日月风雨等诸神是其臣工使者。其次,地祗的祭祀对象为社稷之神、山神、水神及动植物诸神,其特点是源于大地,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最后,祭祀时人鬼的对象则是源自人类的历史中,如三皇五帝等先宗圣祖神灵、孔子等圣贤神、关公等忠臣烈士神,与民族的历史、民众的日常生活关联密切。

2.祭祀规模。《周礼·春官·肆师》曰“: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币,立小祀用牲。”[1]302据祭祀对象的重要性,人们将祭祀分成大祀、次祀(也称中祀)与小祀三个等级,每一等级使用的祭品有严格的层次高低之别。某一祭祀属于何种等级、适用何种祭祀规模,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规定,考证《大清通礼》对祭祀仪式中的种种要求,可知清代的大祀对象有昊天上帝、社稷、宗庙,中祀对象有历代先王、先师(即孔子)及各天神、太岁,小祀对象则有五十项之多, 如贤良祠、关帝庙等。

3.祭祀形式。祭祀对象众多,祭品丰厚,祭祀时的形式自然要有所区别。首先,自周代开始,人们对天的崇拜成为祭祀中的最高等级,随之祭天的形式也是别具一格———燔烧。在古人看来,昊天上帝及日月星辰等天神都是高高在上的,只有用燔祭时上升的烟气可到达天际,向神灵传达人们心中的虔诚信仰。其次,祭祀地祗的形式则比较多样,有灌注、瘗埋、沉没、悬投。灌注,主要用于祭祀社稷时,古人认为祭祀时把血或酒灌注于地,等它们渗透到地底时人们的意愿也就传达给了神明。瘗埋和悬投主要用于祭祀山神,将祭品埋没地底或是悬挂起来,山神方能感受到人们的祭祀之心,也才会接受祭品。沉没则是用于祭祀水神,在《竹书纪年》中就有尧帝沉玉璧于洛水以祭祀洛神的记载。水神居住在水下,将祭品沉没水中容易被神灵接受。最后,祭祀人鬼时则没有太多形式的要求了,因为被祭祀者先王圣贤曾经是生活于人类当中的一员,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只要按四时节令将所有物供奉即可。

二、《大清通礼》规范下的清代祭祀制度

古代中国每一封建王朝建立后,都会将自己建立的一套礼仪制度记录于典籍中以便维护其统治,如《周礼》、唐《开元礼》等。清代亦有记录自己礼仪制度的国家典籍,即乾隆二十一年钦定的《大清通礼》,由吉、凶、嘉、兵、宾五礼组成,共六十卷,其中的吉礼就是祭祀礼仪。以《大清通礼》中关于大祀、中祀、小祀三个不同祭祀规模时的规定为研究对象,可知道清代礼法对祭祀制度的一些规范。

1. 大祀。清代祭祀制度中最受重视的是大祀中的祭祀昊天上帝,《大清通礼》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规定。据《大清通礼》所言,清代皇帝祭祀昊天上帝必须有三种祭祀之礼:圜丘之礼、雩祀之礼、祈谷之礼。首先,圜丘之礼在冬至日进行,礼仪也是最为繁复的,因为圜丘之礼被视为一个王朝获得合法统治权的象征。《大清通礼》详细规定了圜丘之礼时皇帝的行礼过程:冬至日前夕,大清皇帝必须先身着龙袍在太和殿行一跪三拜之礼,晚间焚香斋戒;祭祀之日黎明时分出宫并午门鸣钟,然后于祭台“以湮祀祀昊天上帝”、“奠玉帛”、“进俎”“、读祝文”等各项仪式相继进行完成。据清史料文献记载,圣祖康熙皇帝晚年疾病缠身之时也一直坚持着冬至日的圜丘之礼“,瞻仰省视俎豆,量力跪拜”[2]1527,可见圜丘之礼的重要意义。雩祀之礼就是祈雨仪式,与祈谷之礼一样是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进而国泰民安的祭祀活动,带有农业社会的深深烙印。这两项祭祀仪式虽不比圜丘之礼隆重,却也需皇帝于祭祀之日亲临祭坛进行“奠玉帛”“、献俎”等一系列仪式的。

2.中祀。中祀在祭祀规模与代表意义上的重要性都低于大祀, 清代中祀一般由皇帝主持,但也可由皇帝安排人代为执行,不必像大祀那般亲力亲为。而且清代的中祀基本承袭明代,如祭祀历代先王的对象是历史上的圣明君王,以祭祀的形式表明其合法统治地位与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之美好意愿,又如明代时将云神、雨师、雷伯、风伯四位神明的祭祀合为一体的做法也为清代继承,并记于《大清通礼》中。但是,中祀中祭祀先师这一项,清代统治者却比之前的王朝更加重视。先师指儒家大师孔子,清代统治者不仅一次次地追加孔子的王爵,还修建了比以往更加宏伟正规的祭祀场所——文庙。据《大清通礼》记载“:春秋释奠先师孔子之礼大成殿内。”虽祭祀规模属中祀,但是每次祭祀不只规格要等同于大祀,皇帝也必须亲临主持祭祀,行二跪六拜大礼。清代统治者如此重视祭祀先师孔子,无疑是想利用汉家儒教的思想控制力巩固其少数民族统治。

3.小祀。小祀,也常被称作群祀,因为其祭祀对象众多,清代的小祀就有五十多项。考证清代史料,清朝统治者在小祀中最重视的是祭祀贤良祠。清朝统治者自世宗雍正皇帝开始祭祀贤良祠,到乾隆二十一年编订《大清通礼》时为祭祀贤良祠制定了一整套的祭祀仪式。首先,清朝设立的贤良祠祭祀对象有京师功臣祠、盛京贤王祠以及直省贤良祠。其次,对入主贤良祠的忠臣勇将也作了一番身份上的规定,是“贝勒贝子以上,一二品大臣以上”的为国捐躯者。最后“,春秋仲月取吉日前室遣官一人致祭,后室以太常寺卿一人将事所祀”,贤良祠的祭祀仪式一年进行两次,且都是一名官员主持即可。清代如此重视祭祀贤良祠,是因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想借肯定为国捐躯者的功绩来最大程度激发官员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3]45。

三、《大清律例》对清代祭祀制度的法的保护

《汉书》有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古代中国一向是奉行礼法治国,礼教与法治的融合在祭祀制度方面亦是如此。《大清通礼》在礼制层面规范着祭祀制度、教化民众,《大清律例》从刑法层面通过惩处违反祭祀制度的行为来保护祭祀制度的正常运转。《大清通礼》惩罚的祭祀时不法行为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1.关于祭品失当的惩罚。古人认为神灵与人类一般有喜怒哀乐之情感,有衣食住行之需求,因此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需求精心准备各类祭品,怀着敬畏之心供奉神灵以获得庇护。所以古代历朝法典都对祭祀仪式中祭品失当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罚。《大清律例·礼律》有规定“:若大祀牲劳、玉帛、黍稷之属,不如法者,笞十五。一事缺少者,杖八十。”祭祀过程中如果被发现祭品不符合规定的将受到鞭笞的刑罚,祭品短缺的则是更加严重的杖刑。而对祭祀中最高规格的大祀的祭品要求更是严格,如《大清律例·律例》中规定“若弃毁大祀神御之物,杖一百、徙三年。遗失及误毁者,各减三等”,毁坏了大祀的祭品,不仅所受的杖刑数量增加,还要被罚徙刑。更有《大清律例·刑律》规定“:凡盗大祀神祗御用祭品、帷帐等物,皆斩。”凡是偷盗大祀所用的祭品的,不论是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以斩刑。由此足见,国家律法对祭祀活动的看重与保护[4]45。

2.有关祭祀礼仪有差错的惩罚。在古人的观念中,祭祀活动关乎国家前程与王朝命运,所以必须由官员主持与参加并保证祭祀礼仪的稳妥无误。所以,《大清律例》中有许多关于官员祭祀礼仪的规定。首先是针对主持祭祀活动的官员,《大清律例·礼律》规定“:凡天地社稷大祀及庙享,所司不将祭祀日期预先告示诸衙门知会知者, 笞五十。因而失误行事者,杖一百。”主持祭祀的官员有将祭祀日期通知其余官员之责任,没有完成通知任务的或是通知出错的都会被处罚。《大清律例》中还有许多散落的条款规定主持祭祀的官员需做到的各种礼仪,失误者将据情节严重受到处罚。此外,参加祭祀活动的各官员必须谨言慎行,若是出错也将受到惩处,如《大清律例·礼律》规定“:凡祭祀,及谒拜园陵,行礼差错及失仪者,罚俸一月。”[5]20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集前代之大成,祭祀方面亦是如此。清代以礼与法的双重手段保证了祭祀制度的细致严谨,《大清通礼》从最重要的大祀祭祀昊天上帝到小祀贤良祠祭祀都作了详细严谨的规定,内容全面、礼制完整, 《大清律例》从祭品到祭祀官员等各层面保护祭祀行为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赵尔巽撰.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3]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M].法律出版社,1999.

[4]杜西宙、黄涛.中国历代祭祀[M].北京图书出版社,1996.

法规出版的专业追求与创新实践篇11

法规出版是法律出版的基础领域之一。在法律图书市场，法规类产品始终占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份额。因而，对法律专业出版社来说，这类产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法律出版社在提升法规产品出版水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实践。本文以法律出版社为例，对法规图书出版的专业追求与创新做法加以阐述。

一、创新编辑体例

传统的法规出版，编辑体例多为单一的法规文本汇编。编辑加工时对于文件的体例格式基本不做处理。这样的文本汇编虽保持了文件的准确性，却缺少编辑技术含量。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满足一般查阅需要的法规文本大多可以免费获得，单纯的法规文本汇编已经不能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因此，唯有创新才有出路。

法律社实施的创新做法为，在编辑体例上根据我国现行立法体系的特点，参照国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规工具书的编辑体例和装帧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性的产品形态。2002年率先推出了全新的编注式法规图书——《法律小全书》，该书一经上市，便受到专家学者和读者的广泛好评。随后，法律出版社援用《法律小全书》的编辑体例，相继推出了《法律小全书系列》《法律注释全书系列》《法律注释本系列》等多种产品，从而成规模地实现了法规产品的体例创新。

在此，简要介绍一下具体的创新方法：

1.创新分类方法

以国家立法工作机关的立法分类方式为参考标准，兼顾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分类与实务部门的职能划分，将法规图书内容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八类，即宪法及其相关法、民法和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以及国际条约，每个大类中按照与大类划分相同的分类原则细分为若干小类。这种分类方式，突出体现了法规图书与立法体系、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律实务的关联性、一致性，从而提高了法规产品的专业性。同时，为细分读者群，研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扩大产品规模提供了条件。

2.创新编注形式

法律社在法规图书编辑工作中，关注读者的深层次需求，与一般的法规图书采用文件汇编的形式相区别，在编辑形式上，邀请法学专家对全部法律条文提炼其核心含意，概括为“条文主旨”，标注于条文中，使读者便于查阅和理解，并在细分专业类别的法律解读产品中，将“条文主旨”编入目录，使读者对书中内容一目了然。此外，基于法律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内容相关的条文加注“参见”，为读者全面了解相关法律规定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法学专业学者参与到法规编辑中来等做法，进一步提升了法规图书的专业和技术含量。

3.创新服务措施

为便于读者迅速查询相关内容，法律社在法规出版物中精心编辑关键词索引，附于书末；对一些涉及内容广、规模大的图书，则额外附赠增值内容的光盘，或者提供在线资源下载；开设咨询热线，与作者或专业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对接，免费为读者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延伸了法律服务的范围。近年来，还尝试采用二维码技术，将案例、文书、课件、试题等相关内容链接到网上，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书上的二维码，获得更丰富的内容资源。这些服务措施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法律文本，更为读者运用法律文本、处理法律事务和获取法律帮助提供了便利。

二、创新出版方式

在上世纪，法规出版以单行本和法规汇编正式版本为主。这种把法律法规单行本和汇编本作为基本产品的出版方式，不能满足读者的多层次需要。随着社会对于迅速获得法规内容的需求与日俱增，法律社面对现实，以专业化和市场化为追求目标，在选题策划、内容编辑、读者定位等方面，以创新的思路，探索尝试了新的出版方式。

1.创新选题，面向市场

选题应该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没有市场产品，单靠拿来的选题和系统渠道包销，没有自主主导的核心资源，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法规领域尤其如此。对法规出版来说，只有通过深入市场调查了解读者的真实需要，策划适销对路的选题产品才是正确的生存发展之道。

法律社通过走访书店和读者，深入了解读者对法规图书的需求，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热点，近十年来，由编辑自主策划选题并组织编选书稿，集中推出《常用法律手册》等全新的法规工具书系列产品400余种。因目标读者明确，编排科学，产品深受各界读者欢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针对一般读者、专业读者和教师学生等读者群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产品系列。同时，将提供给各类读者的产品细分为法律实务类、办案类、行政执法类、教学类、考试类和公民维权类等，形成了满足各类读者全方位需求的完整产品线。

2.创新产品，提升品质

法律社法规产品内容的专业化创新，始于对《民事办案手册》《刑事办案手册》《行政办案手册》和《学生常用法律手册》等产品的突破性更新。

传统的办案手册是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文本汇编，创新改版后的办案手册，以办案流程中的核心要素“案由”或“罪名”为主线，围绕“案由”或“罪名”这一特定的主题来加以阐释和编选内容，内容包括名词注释、关联法规、案例索引、文书范本、要点提示及应用指引等。这样法规条文被分解集成在相应的主题下，可以直接援引，并提供多种有助于法规理解与适用的内容，深受办案人员欢迎，由此开创了法规图书内容和编辑方式紧扣实务工作者需求的先例。

3.创新领域，增长绩效

法规出版的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拓展法规出版的范围，将党内法规、制度章程等规范作为法规出版的组成部分，既是完善法规出版体系的要求，也是满足社会读者之需的必要举措。

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规章制度的总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决定》提出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之一，就是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纳入法治中国建设系统工程，把党内法规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确定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党内法规理应纳入法规出版范围，并应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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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是丰富的出版资源。党内法规体系是由党章相关法规、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法规、思想建设法规、组织建设法规、作风建设法规、反腐倡廉建设法规、制度建设法规、党的机关运行保障法规8个方面的法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法律社的党内法规出版，近年来形成高潮。除了出版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央纪委法规室、中央组织部办公厅联合编辑的权威版本——《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外，法律社积极配合党建和反腐败活动，自主策划出版了党内法规学习参考资料系列图书，颇受市场青睐。2015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相关图书上市仅仅两个多月，发行量就达到三百余万册。党内法规产品已成为法规出版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创新管理制度

1.创新制度，再造流程

图书出版流程包含多个阶段和环节，直接关系到出书的质量和效率，对于选题策划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规类图书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时效性强，同时法规类图书在选题策划、稿件来源、内容编排、书稿校对等方面与其他类别图书有明显差异。针对法规图书的特点，以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法律社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图书出版管理制定，即《法规类图书编辑出版规范和流程规定》。该规定对法规类图书的范围、编辑工作规则、发稿程序、排版程序、校对程序及要求、装帧设计程序以及法规类图书的制作程序、发货与结算程序、读者信息反馈管理、图书电子版的管理和使用等都做了详细规定。这一制度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法规出版领域的快速发展。

2.创新管理，打造团队

没有专业化的团队，就没有专业化的产品。法规出版的专业化追求，要求编辑人员自身专业化。法律社法规分社专门制定了《法规编辑专业知识养成及能力技术建设纲要》，在出版社整体专业化目标下，细化法规编辑人员专业和编辑业务知识、技术能力要求。要求编辑人员，通过分析市场变化趋势，及时总结选题产品的得失，跟踪法学研究和立法动态，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经过学习和实践训练，编辑人员的市场反应能力、选题策划能力、书稿加工能力、流程管控能力、宣传营销能力等得到全面锻炼和提高。现在法律社大部分法规产品是编辑自主策划选题、自主组织编纂书稿、自主安排审校、自主设计营销等全流程自主掌控，有多种选题产品是编辑自编的或委托创作的出版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当前出版转型和媒体融合的新形势下，法律社正在大力推动法规出版领域的产品升级和向多媒体传播方式转变。正因为有一支专业的法规编辑队伍，才能保证每年三百余种法规新产品问世，并通过市场实现销售，满足专业读者和社会大众学法用法的需要。而编辑人员在多年的工作中形成的特点和优势，也为法规出版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系法律出版社）

制度与法规篇12

一、《元典章》概况

《元典章》六十卷, 收录文书年代自元世祖中统元年 (1260) 始, 至仁宗延佑七年 (1320) 止, 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全称《新集至治条例》, 不分卷, 收录文书下限延至英宗至治二年 (1322) , 主要是仁宗延佑后期到英宗至治二年5~6年间的文书, 篇幅约为前面六十卷的八分之一, 分国典、朝纲和吏、户、礼、兵、刑、工部8大类, 部分内容与前六十卷有重复。各大类以下, 又分门、目, 目下排列具体文书。全书包括新集在内, 共有81门, 467目, 文书2391条, 其字数大约达到120万字。

二、《元典章》中的文书档案法规

(一) 文书管理制度。

1.文卷登记和勾销制度。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规定:“中书省以下在内大小诸衙门, 并各处行中书省以下在外大小诸衙门, 各置朱销文簿, 将应行大小公事, 尽行标附, 依程限检举勾销”, 即要求将全国各衙门机构收进的文书逐件登记、编号, 书写发遣时刻。这样可以防止公文处理稽迟, 便于监督检查, 大大缓解了公文管理的混乱现象, 使得各机构部门的日常工作得以正常运行。2.行移公事程限和催办制度。为了革除冗员冗官所导致的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 元代在至元八年二月制定了行移公事程限制度, 按照事情的大小规定“今后小事限七日, 中事十五日, 大事三十日”办理完毕。又根据公文传递路途远近, 制定了详细的催办程限, “在都诸司局, 十日催, 五日再催。外路至都, 五百里内, 十五日, 再十日;五百里外, 三十日, 再二十日;千里外, 五十日, 再四十日;三千里外, 七十日, 再六十日。常事各加事速限, 五日第一次, 第二次皆备细缘由, 随即应报官司, 皆得牒到日为始。”3.圆佥文书制度。圆佥文书制度是原始的蒙古族军事民主制度的产物, 在元朝建立之后, 仍然保留了下来。圆佥文书制度要求京府州县的官员, 每天早晨要聚在一起, 对公事进行讨论和处理, 除了合法假日以外, 不得荒废。有因公事出差的, 要进行登记。而且一切公事不论大小, 官员除了因故不能参加以外, 都要自上而下圆书图押。“应有大小公事, 官员别无差故, 自上至下须要圆书图押。”另外“推问刑狱, 科征差税, 应支钱谷, 必须圆佥文字。”即各级衙门在执行案件审理、征税、钱粮支出等重要工作时, 都要履行圆佥文书制度。4.文书立卷制度。立卷工作要求“行省以下诸衙门, 将在先刷过, 绝卷依例编号架阁, 见行未绝, 并已绝未经照刷文卷, 分即置簿, 开印附押, 以备照勘呈报”。以后再收到的文书, 不论是新是旧, 都要经过承办单位明白附簿, 并且由承办人员签字盖印。旧的文书“自行遣发放了毕, 粘入本宗前卷”, 新的文书要另立卷宗。这种区别新旧文书进行的立卷方法, 保持了一宗文件的历史联系, 使整宗文卷的关联更加完整有序。

(二) 档案管理制度。

1.架阁管理制度。元代承袭了宋代创立的架阁库制度。在元二十一年规定已绝的文卷, 要编类入架。要求要将应行的已绝经过照刷的文卷, 编类收入架格库, 未绝的要依例催办, 待结绝时, 也收入库内。《至元新格》规定:“诸已绝经刷文卷, 每季一择, 各具事目, 首尾张数, 皆以年月编次注籍, 仍须当该检勾人员躬亲照过, 别无合行不尽事理, 依例送库立号封题, 如法架阁, 后遇照用判付检取, 了则随即发还勾销。”。2.区别文字分别架阁制度。元朝军事力量强大, 在不断征服四方的战争中, 其疆域已经横跨欧亚大陆, 并且民族众多, 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多种多样, 但在政府的行文当中主要用的是维吾尔文、蒙古文和汉文这3种文字。至元六年产生了汉文档案、蒙文档案和回回档案, 为此, 元代在中书省分别设置了架阁库、蒙古架阁库、回回架阁库, 区别文字, 分别架阁。3.当面交卷制度。元代机构重叠, 官制紊乱, “多因新旧人吏交付不明”致使文卷丢失。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规定了“人吏交代当面交卷”制度, 规定“遇有人吏交代, 责令当面对签, 照完备明立案。验依例交割, 若有遗失, 随即追究, 不惟易为检寻, 亦免日后递相推揩。其交割之后, 复有不肯尽心, 去失文卷者, 合将检勾案牍人员治罪”。这样人吏交接时, 文卷要当面检查好, 登记立案, 再碰到文卷遗失的事情, 就有据可寻, 避免了相互推诿状况的发生。

三、元代档案法规的特点

对元代法制, 时人曾有“有例可援, 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较多, 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很少, 正反映出这种法制的特点。

元朝的档案法规是对唐宋的继承, 尤其是对宋代档案法规的吸收。元代档案立法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照刷文卷以及档案移交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并成为制度固定下来, 为明清所继承。

在经过覆灭西辽、西夏、金朝, 招降吐蕃, 灭亡大理、南宋的连年征战之后, 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间内, 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国内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又一次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典章

[2] .元典章 (五) .吏部七.典章十三.公规一.公事[M]

[3] .元典章 (五) .吏部七.典章十三.公规一.署押[M]

[4] .元典章 (五) .吏部八.典章十四.公规二.案牍[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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