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会保险（精选12篇）
村社会保险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 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 我国流动人口从1.2亿增至2.2亿。在这些流动人口中, 女性所占比例不容忽视。由于新中国的成立, 女性已从作为男性的附属品,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状态, 转向了有自主权和男女平等的另一种状态。不过这些理念在农村涌向城市的流动人口中表现不大明显。虽然目前我国总体的女性地位有所提升, 但是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权益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的保障。
一、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我国的女性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对于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福利覆盖少之又少, 从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福利获得情况来看, 我国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一) 就业方面得不到全面的保障。
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关系, 农村女性进入城市, 但是并没有取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就业地位, 在各个劳动力市场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性别歧视的影响, 用人单位对女性的选择率比男性的选择率低, 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女性的工作能力不如男性, 他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又因为传统的“女主内, 男主外”的观点, 认为女性在工作时间方面没有男性富余, 所以就会造成外出务工女性不能充分就业。
(二) 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没有居住定所, 并且有的用人单位并不提供相应的福利住房, 就算有的用人单位会提供一些单位福利房, 那也是有限的。虽然我国出台了廉价租房政策, 但只是针对于城镇低收入的居民而言, 没有将外出务工人员纳入其内。有的单位也会拖欠工资, 这样更会加剧她们生活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 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 在外务工的女性由于工作时间较长、一些公共设施不完善, 会导致她们精神匮乏。总之, 外出务工女性在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上都没有得到全面的满足。
(三) 参加社会保险率低下。
在法律的原则上, 无论是本地的劳动者还是外来的务工人员, 只要发生劳动关系, 就有权利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外出务工人员参保率低是普遍存在的, 特别是和城市的相比, 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的参保率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项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报告显示, 农民工就业状态不稳导致参保困难, 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在参加社会保障上各有顾虑, 社会保障制度的门槛高、转移难, 农民工参保后面临权益实现的问题。
二、导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制度不健全的原因
通过对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问题的研究, 目前我国女性福利获得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
(一) 农村外出务工女性文化程度低, 自身法律意识薄弱。
为了提高其生活水平, 改善现有的生活状况, 很多农村女性会选择外出打工。尽管我们现在大力倡导“男女平等”, 但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一般她们所受文化教育程度偏低, 基本上都是初中水平, 而且没有接受过法律知识教育, 自身的法律意识也比较薄弱。对法律赋予了自己哪些保护没有清晰的概念, 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 用人单位无视相关的政策规定。
虽然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在录用职工时,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单位录用标准”。但是很多用人单位打出的招聘要求还是表明只要男性, 他们认为家务女性化和生育女性化会影响女性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女性生育费用要由所在的企业支付, 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 也是他们不愿意的。
(三) 劳动机构监管制度不完善。
社会的和谐发展, 制度顺利实施是靠社会各个机构互相支持的。虽然我国的各项制度并不完善, 但是就现有的制度来看,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并没有完全实施, 而各个监管机构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比如对用人单位忽视法律规定就没有作出强制性的禁止。
(四) 相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部分缺陷, 没有切实地维护到外出务工女性的合法权益。对于外出务工女性的生育、医疗、住房等福利没有全面覆盖。女性在怀孕、生育、育婴期间不能完全参加劳动会减少或者失去收入, 而她们又需要增加医疗保健费用的支出, 所以会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三、完善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的对策及建议
从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来看, 福利获得内容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何进一步保障外出务工女性的权益、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促进男女平等, 体现社会公平, 完善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制度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建议对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培训其相关技能, 提高文化程度。
由于文化程度的约束和相关技能的匮乏, 外出务工女性一般在流线型产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 各个相关部门应对外出务工女性进行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 以增强外出务工女性的就业竞争能力。
(二) 建立工会组织, 积极发挥维权作用。
我国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组织, 唯独农民工却是鲜有, 由于农民工个体太分散, 所以, 应当建立一个能够使雇主和农民工有效沟通和谈判的平台。比如现在有一些妇女联合会组织等, 及时做好沟通和联系工作, 相互通报女性维权情况以及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 充分利用工会组织资源优势, 加大联动维权力度, 切实有效地维护务工女性的合法权益。
(三) 政府加大力度宣传法律教育, 完善自身的监管机制。
政府必须树立正确的绩效观, 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呼吁全社会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 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在农村女性准备外出务工前, 应该加大力度宣传相关法律知识, 使其了解法律给了自己哪些特殊保护, 赋予自己哪些权利, 在必要的时候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应加强自身的监管职能, 对用人单位的不合法行为及时作出制止, 使用人单位依法按法办事。
(四) 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进步的渐进过程。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 应根据整个社会的需求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尤其是女性在生育保险方面的制度, 从维护女性的实际利益出发, 应出台相关的政策加以特殊的规定, 做好各项实施工作, 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做到全面覆盖各个方面的需求。
四、结语
总的来看, 我国的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方面是不完善的, 需要国家、政府、企业、劳动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用人单位代表和农民工代表也从贯彻落实《劳动法》, 保护外出务工女性的合法权益, 提出了履行责任、保护外出务工女性健康的做法, 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的发展。这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 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是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大事, 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摘要：目前, 我国有关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主要针对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福利方面存在的就业得不到保障、参加社会保险率低下等问题, 并根据其形成的原因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群体福利制度的建议及对策。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亟需进一步完善对女性群体的福利制度建设, 彰显社会公平, 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社会流动,外出务工女性,福利获得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R].2011
村社会保险 篇2
————社会治安防范制度
一、村治安防控组织
建立村治安巡逻队。以村干部和包片民警为主要力量，志愿者为辅，建立村治巡逻队，制定值班制度，明确职责，对重点部位进行巡逻，登记工作日志，提高联防机动能力。
二、村联防组织的主要任务
村民组群防群治组合字主要担负本自然村庄内部的防范任务。
三、工作要求
1、巡逻检查时间：巡逻队原则上每天24小时开展治安巡逻巡查活动。
2、巡逻巡查地点：本自然村庄内部，重点区域、路段和场所。
3、巡逻巡查方式：车巡、步巡相结合。
4、坚持巡查登记制度。每天巡查后将巡查路线、巡查点、巡查情况、处理情、报告情况进行登记。
村社会保险 篇3
一、立足大稳定，把“百村整治”纳入工作大局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临沂市委、市政府着眼稳定大局，决定在全市7000多个村居社区中每年选取100个左右的治安落后村居，通过实行滚动治理，彻底解决大批突出治安问题，进一步筑牢稳定根基。2005年，市政府将这项工作写入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批示，市委常委会先后5次进行专题研究，为活动开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各级各部门把“百村整治”作为维护全市长治久安的重要载体，切实纳入平安临沂建设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二是广泛动员发动。2004年3月3日，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全市社会治安“百村”综合整治动员会议，拉开了集中整治的序幕。之后，又把“百村整治”作为平安临沂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运用宣传推动、督导拉动、典型带动、责任促动“四动”工作法，切实把综合整治活动推向深入。各县区各部门层层进行动员发动，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掀起了综合整治活动新高潮。三是强化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的综合整治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调度、综合协调和检查指导等工作；成立了由市级领导带队的6个巡视组和6个督导组，定期组织开展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有力地推动了面上工作。市综治委、创建办将整治工作纳入平安创建工作检查考核，确保了责任和措施落实。各县区、各部门也分别成立了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健全了办事机构，配齐了工作人员，为活动开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开展大排查，层层选定整治工作目标
各级坚持把排查摸底、掌握情况作为综合整治的首要环节，通过对全市所有村居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层层筛选确定整治目标。（一）科学划定整治范畴。本着有乱必治的原则，各级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把存在着村级组织软弱涣散、村务公开不规范、集体财务管理混乱，干部素质低下、工作方式简单、作风粗暴、干群关系紧张，矛盾纠纷多、群众意见大、上访频繁，综治措施难落实、黑恶痞霸势力横行、违法犯罪多发、治安状况差等问题的村居社区，定义为“治安落后村”，作为整治对象。（二）层层组织摸底排查。各县区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实行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组织专门力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对所有村居社区进行拉网式排查，特别把城郊村、“城中村”、民族村作为排查重点，采用实地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动态情况。（三）合理制定工作方案。为确保“百村整治”工作规范有序，市里统一制定了坚持“四项原则”（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统筹兼顾、整体推进，立足实际、因地制宜，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突出“五个重点”（打击犯罪、化解矛盾、加强管理、搞好教育、健全组织），实现“六个目标”（治安问题得到有效整治、“两委”班子得到有效加强、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打击、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管理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的总体要求，各驻村工作组认真按照要求，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治工作方案，市、县两级整治办公室随时调度工作进展和方案落实情况，保证了整治活动有条不紊、卓有成效。
三、施行大整治，全力扭转治安混乱局面
各级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哪里治安混乱就集中整治哪里”的原则，打治结合、多措并举，彻底消除了影响经济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类突出治安问题，一举扭转了治安混乱局面。集中打。几年来，全市各级共组织开展针对农村的统一专项行动30余次，集中打击了盗窃群众生产生活资料、破坏农用设施、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拐卖妇女儿童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000余人，集中打掉横行乡里的恶势力犯罪团伙300个，抓获黑恶痞霸分子2400名，有力地震慑了犯罪，维护了农村治安稳定。区别治。按照一村一策、一事一策的思路，对治安问题突出的村，坚持出重拳、抓重点，把准脉、下猛药，彻底扭转治安混乱局面；对信访问题较多的村，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方法，集中力量解决问题；对财务混乱的村，组织审计清理，及时公开村务、财务；对经济基础薄弱的村，帮助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帮扶措施，增加集体收入；对班子较弱涣散的村，帮助选好配强以支部书记为首的“两委”成员，切实提高基层组织执行政策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重点调。找准矛盾点，深挖引发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彻底解决落后村问题的关键。驻村工作组通过走访调查，重点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深挖细排，摸透情况，找准症结，借助各级深入开展的“领导干部接访”、政法“五长”联合接访、机关干部“下访”等多种形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分类管。对所有排查掌握的重点人群，强化属地责任，实行分类管理。对有危害社会倾向的精神病人、治安危险人物、上访老户等重点人群，通过靠上做好安抚教育、落实相关政策等措施，确保不漏管不失控；对暂住流动人口，按照“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模式，强化职能部门、出租房主和用人单位的责任，切实做到应管尽管；对刑释解教人员，通过完善衔接机制，落实安置帮教措施，杜绝重新违法犯罪；对闲散青少年、留守儿童、下岗失业人员，大力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和“1+1”结队帮扶送温暖活动，帮助解决就学、就业、生活等实际困难，避免走上歧途。
四、共筑大平安，构建长治久安新格局
各级各部门在全力整治面上突出问题的同时，坚持标本兼治，强化源头治理，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规范村级管理、完善综治组织、推进平安创建作为着力点和支撑点，在全市构建起以稳定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平安大格局。第一，发展经济“三业并举”。为切实增强落后村的“造血”功能，各地立足自身优势，坚持农工商三业并举，切实帮助落后村居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具有市场优势的产业项目，为群众增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村级工作“四化管理”。针对落后村居工作不规范、容易引发矛盾的实际，各地大力实施村级工作制度科学化、决策民主化、办事程序化、管理规范化“四化管理”，规范了农村干部的行为，维护了群众切身利益，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了矛盾纠纷的发生，全市因农村政策引发的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大幅下降。第三，综治组织“五位一体”。从提高治安防控能力入手，依托村级综治办建设，进一步整合基层警务室、治保会、调委会、治安巡防队等资源和力量，使其成为寓治保、巡逻、调解、帮教、普法五项职能于一体的综治维稳新平台。同时，坚持人防、物防、技防“三防”结合，天网、民网、警网“三网”共建，大力推行治安保险和基层警务室建设、平安互助网建设等治安防范新机制，积极壮大群防群治队伍，进一步巩固了群众基础、织密了治安防控网络。第四，平安创建“六进万家”。各级进一步将平安创建的触角向村居、家庭延伸，在全市普遍推行了以法律政策、治安防范、纠纷化解、安全措施、文明新风、致富门路六进万家为主要内容的平安进万家活动，调动了群众共创平安、共享平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群众依法维权、自我防范、文明发展的能力，使全市97%以上的家庭常年做到无黄赌毒、無违法犯罪、无矛盾纠纷、无不法侵害、无安全隐患，以千家万户的小平安促进了全市的大稳定。
村社会保险 篇4
一、把好归档材料的前期控制关, 为建档工作打基础
随着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推进, 潍坊市坊子区档案局本着“为现实服务、对历史负责、为未来着想”的职业精神与操守, 紧跟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提前介入并及时向有关领导、部门及群众反映、宣传“城中村”改造建档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提出了“城中村”改造, 建档工作同行的口号, 并深入“城中村”改造第一现场进行指导。协助指导“城中村”改造工作人员制订“城中村改造档案材料归档范围”、归档材料形成标准及质量等, 把好归档材料形成的前期控制关, 确保各项归档材料的齐全、完整、准确、为建档案工作打基础。
二、把好建档标准关, 以点代面、落实建档工作目标
“城中村”改造涉及面广、政策性强, 是一项关系城市科学、可持续发展和广大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城中村”改造所取得的成果, 要依靠“城中村”改造档案记录下来、体现出来、传承下去。而城中村改造档案又涉及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广大村民的长远利益、涉及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村民变居民、房屋及宅基地、土地开发与储备、土地收益与分配、过渡费发放、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内容, 形成的材料大小不同, 质地各异, 数量多而杂乱。如何将“城中村”改造材料及时、合理地进行分类、组卷、整理, 经多方调研, 首先选取在档案基础好、领导档案意识强的改造村进行试点, 按照以人为本, 档案保管期限、载体形式和整理组卷繁简相结合的原则, 按载体形式、阶段、分组别、分姓氏进行排列组卷。对永久或长期保管的档案, 在组卷或抄制目录时, 可以不必太具体详细。各类档案打印案卷目录和全引目录各两套。并在试点村召开“城中村”改造建档工作现场会, 以点代面, 全面推广试点村的整理方法。全区共整理“城中村”改造档案1000余卷。
三、把好档案开发利用关, 服务社会、服务民生
“城中村”改造档案既是“城中村”改造的真实记录, 又是“城中村”改造的基础和保障, 是日后执行政策、了解事实、解释情况, 化解矛盾、维护权益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城中村改造档案, 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有利于更好的改善民生、服务群众, 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城中村”改造档案是新形势的发展对档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是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举措。在“城中村”改造开始, 潍坊市坊子区档案局就如何进行“城中村”改造召开了多次会议, 制定了翔实的实施方案和办法, 这些方案和办法都一一记录在档案之中。为方便群众查阅档案, 各改造村都安排专人管理档案, 并纳入综合档案室进行综合管理, 方便群众查阅。到目前为止, 群众查阅“城中村”改造档案200余人次。化解了群众疑问, 缓解了矛盾, 确保了“城中村”改造的平稳进行, 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规范的“城中村”改造档案管理, 让各城中改造村尝到了甜头。某村书记说, “城中村”改造工作, 最怕的是群众不明真相, 而村委会却提供不出证据, 这样必造成矛盾, 规范的“城中村”改造档案管理, 一劳永逸将问题解决了。
摘要：本文介绍了“城中村”改造档案的建立要点, 以及利用“城中村”改造档案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主要做法。
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 篇5
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
按照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要求，结合我村实际，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年规划。
一、基本情况
我村位于镇政府西北17公里，以北至总排干，以南至银五公路，以西至六排干，以东至西沙河渠。我村有7个村民小组，有农户358户，人口1570人，劳
力700人，有可耕地10517亩。种养殖情况，主要种植作物有小麦、玉米、葵花、番茄、小菜籽，其中特色种植占总播面积的10；全村现有牲畜4720头（只），其中羊4100只，奶牛5头，肉牛30头，猪400口，家禽500只。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30元。村集体收入（或积累）达到20000元。乡村道路达到20.5公里，绿化3公里。村庄规划实现三打通7个社。上自来水4个社170户，通有线电视3个社110户，通电话7个社110户，砖木结构住房达到20，建有标准化圈舍60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本文属好范文 wenmi114.com=站-原创文章，找文章还是到好范文 wenmi114.com，更多原创]
二、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培育有文化、有技术、懂经营、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根本，以搞好村庄规划建设，整治脏、乱、差、绿化村庄、美化家园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突破口，以农民生活城市化为目标，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总体思路及目标步骤
总体思路：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区、市、县三级有关会议精神，以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为指导，以“三种模式”（基本改造型”、“普及推广型”、“示范引领型）为标准，以产业强村、科技兴村、生态建村、依法治村为抓手，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的，立足实际，大胆创新，真抓实干，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篇范文为好范文 wenmi114.com作者原创作品转载请加好范文 wenmi114.com外部链接]
预期目标：到2010年，建成“基本改造型”7个社，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
四、“十一五”期间的主要建设内容
（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1、培育农业支柱产业。围绕“三为而种”和“五化组装配套”，依托龙头建基地，打造绿色有机无公害品牌。以种植高产高效特色番茄为主，以党员、村社干部为主。到2010年种植面积达到总播面积的30以上，亩均收入1300元，使人均收入达到2000元。
2、壮大畜牧业。围绕“
三、十、百、千”工程，发展规模化养殖业，主要以发展肉毛兼用型德美羊为主，争取帮扶资金，重点发展二、六社，让利于农户。到2010年羊的养殖规模达到20000头（只），农民来自羊的收入达到2000元以上。
3、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结合我村实际，进一步加强农民用水协会“自主管理、自主经营”的权利。进一步完善番茄这个红个产业，从种植到购销全部过程中，村里将派专人进行监督。
4、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如何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十一五”期间，转移劳动力200人。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1、农田水利建设。每年完成平地缩地1000亩，到“十一五”末，完成平地缩块5000亩。“十一五”期间，努力争取国家投资，实施农业开发工程，改造中低产田10000亩。
2、林业生态建设。到“十一五”末，乡村道路20.5公里全部绿化，村屯绿化3个。主要采取由村里拿钱做工程，实行“谁栽植、谁管护”的原则，加大生态建设。
3、乡村道路建设。“十一五”期间，雇佣专人看守，养护乡村道路，保证乡村道路路面平整、砂石化、阴雨天畅通无阻。
4、村庄规划建设。“十一五”期间，将其余3个社安上自来水，全面解决全村人畜饮水问题。结合村屯绿化，乔、灌、花、草、果一齐上，绿化、美化相结合，广泛开展以“清五堆”（土堆、石堆、柴堆、粪堆、垃圾堆）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环境卫生清理活动，并形成长效清理和保持机制，使农村生活环境有较大的改善。“十一五”期末，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80。
（三）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及各项社会事业，构建和谐村组
1、大力开展科技培训。针对本村的产业经济和特色，每年开展大规模科技培训1次，培训农民300人次。加强农村经济信息网络建设，通过召开信息发布会、产业化恳谈会的形式，及时为广大农户、企业提供
农畜产品市场、科技、流通、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信息。
2、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推进思想道德教育和科技文化教育。利用每年一次一的科技培训大会，对评选出的文明社、产业带头人、好婆婆、好媳妇等进行表彰，提高农民文明素质。
3、抓好文化设施建设，新建、改建、扩建综合文化活动室1座，组建四社秧歌队1支，经常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4、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引导农民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自觉养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5、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率达到100。
6、创建“平安村组”，民事调解组织健全，做到小不出社，大事不出村。
（四）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
1、坚持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建立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定期向群众通报村内重大决策问题。
2、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小组和理财小组，定期向群众公开收支情况。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满意度达到95以上。
3、建立干部与村民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就有关重大问题征求村民意见。
4、建立健全村规民约，规范约束村民行为，争当文明社员。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为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顺利进行，各村均要成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小组，组长：张建民，副组长：王乐珍、王过计、王铁梅，成员：各社社长。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放在突出位置，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目标，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长抓不懈，保证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投入到位，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作。
2、科学制定建设目标任务。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地系统工程，必须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和上级的政策扶持、措施情况，以群众为主体，协调农、林、牧、水、土地、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深入实地，科学决策，制定符合实际的工作计划，扎实抓好落实。
3、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各站办、各中心要积极配合、全力以赴。镇领导主动和县政府、县职能科局协调联系，投钱、投物、投技术，努力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4、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要广泛动员，精心部署，通过深入宣传，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工作重点以及具体措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自觉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并及时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典型，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村社会保险 篇6
关键词：和谐社会 乡村内部利益 政治机制
1、引言
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国家。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为此作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探寻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乡村关系的对策和路径迫在眉睫。
2、当前我国乡村内部利益关系的现状及分析
我国在推进乡村内部利益关系建设中主要做法：一是创新组织设置，扩大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覆盖面。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两委”村民自治模式基础上，设置了以村民为主体的“三会”结构，形成了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的新型组织体系。二是创新工作机制，为统筹城乡的组织领导提供制度保证。三是创新共建机制，实现统筹城乡、城乡互动、城乡和谐。
我国在乡村内部利益协调的政治机制方面的概况是：
一是村民的参政议政意识日益增强。调查反映，近90%的村民认为所在村社已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或对不久后将具备民主选举的条件有信心。只有14%的村民认为没意思、不想参加。
二是部分村干部存在法制观念不强的问题。在 “村干部的法制观念状况”的调查中，村干部法制观念“一般”的有32.9%，没有法制观念的有3.7%。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正是由于相当部分的村干部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法制意识问题，往往就可能与村民的利益诉求互为交织，从而使得矛盾显得更加复杂，更难处理。
三是村民的利益诉求在乡村基层解决的意愿薄弱。调查发现，对“村干部是否对群众关心的事情存在敷衍塞责现象”，68.4%的村民认为“经常有或偶尔有”，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当前的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不信任，这就会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在出现矛盾时，村干部的仲裁身份受到质疑，人们用协商、温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取向就易出现偏离。
四是乡村社会内部矛盾的交汇点仍然集中在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方面，村干部自身问题又是引发矛盾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对于“你村村干部有欺压村民的行为吗”，74.5%的村民认为“经常有和偶尔有”。对于干群关系，调查发现，64.4%的村民认为“一般和紧张”。现象表明，在当前乡村社会，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存在着较重的矛盾，而且村干部成为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一旦乡村内部利益出现矛盾，由于村干部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其解决问题的中立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反而导致乡村社会内部利益矛盾更加不易调和。
以上问题已经深刻触及我国乡村内部利益的一些核心问题，尤其是民主权利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教育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
一基层政治运作不合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监督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的造成了对乡村干部的监督容易出现失位、缺位、错位等情况，部分乡村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成为影响干群关系、危及乡村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基层组织体制不完善，少数基层干部危害群众利益。部分地方对村干部的管理不到位，教育不及时。一些地方的村级组织被家族势力、村痞地霸把持，村级财务、政务不公开，干群关系紧张，歪风邪气盛行。部分部门为其利益，加重农民负担，损害农民利益，引起群众不满、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固。
三部分干部法制观念淡薄，个人主义思想膨胀。由于法制宣传不到位，执法管理不到位，使一些干部存在模糊认识，为了维护稳定，对一些矛盾漠不关心，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常处于无人过问状态，致使矛盾升级和激化。
3、建立乡村内部利益协调政治机制的设想
着力完善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既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要求。构建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政府管理为基础、村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
1、地方政府的角色期待。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机制和组织建设工作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权益实现的最大承担者，应充分体现维护地方社会公平的职责，作为地方政府应该明确自身角色，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
2、激励机制的构建。一是对在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中出现的典型做法，进行制度上的激励和推广；二是抓好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人才隊伍建设；三是给予社会公众一定的实惠，从物质上激励普通民众对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予以支持；四是要积极引导民众的民主意识以及参政议政的民主生活方式，在精神层面上有对于所在区域、社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需要。
3、推行部门联社区帮扶制度。一按照“领导责任到位、工作指导到位、资金物资到位”的要求，通过将职能部门性质与具体社区发展性质进行比较研究，确定驻点工作的规划和经济发展项目。二根据帮扶社区的实际需要，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每一个工作组成员的特长和优势，真正帮助基层群众致富。三着眼于社区实际和居民的长远利益，帮助基层群众找准发展路子培育经济增长点，增强社区经济自身的“造血”功能。
4、建立乡村内部利益政治协调工作的协调机制。一是建立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逐步建立起政府与基层组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二是建立基层组织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基层组织在基层事务的治理上实行分工合作。三是建立基层组织与公众间的协调机制，让基层组织通过协调机制知道基层老百姓的切实所需，增强社会公众对基层组织工作的认知，降低对基层组织的不信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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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保险 篇7
一、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在改善农村社会关系中的优势
1.促进农村家庭和谐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农村地区以一对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 或者一对父母和已婚子女、其他亲属组成的主干家庭为主。与一般农村相比,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存在使当地的单亲家庭、空巢家庭相对较少, 微型企业所在家庭具有结构稳定, 气氛民主等特点, 能有效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 从多方面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见表1) 。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不论是经营场所还是从业人员, 对家庭依赖大, 家庭生活场所往往是旅游接待场所, 家庭中成年人是主要旅游接待人员。这种就地创业就业的模式, 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农村家庭结构相对稳定。从家庭权威看, 民主氛围浓厚, 正在由父权家庭向平权家庭转变, 虽然家庭财产分配仍由家中最年长的男性拥有大部分权威, 但家庭投资、消费往往由能够为家庭带来旅游经济收益者决定。女性在旅游接待中迅速成长, 对家庭经济贡献大, 在家庭生活中的话语权明显提高。
在现代社会, 不论是成人还是未成年人, 家庭是情感陪伴的主要源泉, 对情感和陪伴需求已成为夫妻、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家庭成员共同的现实需求。对未成年人来讲, 缺少父母的关爱会导致行为、智力、情感、心理等方面的成长受到伤害, 而对于年迈的老人, 他们特别需要情感关怀。在家庭这一亲密的小群体内, 成长在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家庭的未成年人, 往往有父母陪伴, 父母对孩子有感情, 承担起教育和抚养未成年人的责任, 未成年人在对父母的依赖下, 将父母看做权威, 从而促使未成年人适应社会。老年人因家人陪伴左右, 心理上比较有安全感, 不至于感到寂寞。
2.促进农村社会交往由“利益”向“利益”与“情感”并重转变
利益是社会关系的核心, 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2]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社会结构加快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农村基础薄弱、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城乡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遏制, 农民增收就业、尽快脱贫减贫的工作任重道远。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的地区, 社区居民发展旅游经济的愿望特别强烈, 不论是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创业动机, [3]还是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 “利益”始终得到创业者的充分关注。因而, 在乡村旅游业未全面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前, 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带有更多“利益”倾向, 也往往因利益之争而使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变味, 甚至导致冲突。
在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过程中, 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空间由封闭、半封闭向更开放空间转型, 村镇界限被打破, 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发展。社区内邻里构成多样化, 由最初的当地人做邻居, 到与镇外、县外、省外移入居民为邻。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接待的旅游者也由周边城市居民为主, 到接待国内外乡村旅游者。随着邻居来源地、旅游者接待范围不断扩大, 虽然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交往形式仍然存在, 但交往对象的变化使社区居民价值观念和生活重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社区居民根据业缘关系重新构建了社会交往网络。[4]
虽然利益仍是社会关系的核心, 但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具有家园特征, 发展同旅游从业人员、社区居民、以及乡村旅游者友好的社会关系, 是微型企业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特色所在。目前,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自由创业特点比较明显, 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 进入和退出市场门槛比较低,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家庭成员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影响经营效益的重要因素。与我国农村特有的人情社会相适应, 人与人之间“情感”获得了与“经济利益”同样重要的关注。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业主逐步意识到, 满意旅游者当期消费行为, 如停留时间、消费额, 以及后续旅游行为, 如再次光临, 向亲朋好友正面宣传, 能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提供稳定客源和经济利益。在与旅游者社会交往中,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业主关注旅游者服务满意程度, 以期为旅游者提供独特的家庭式体验, 获得旅游者认可。在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邻里社会关系的变迁体现在人员雇佣、付酬情况、邻里关系变化等方面 (见表2) 。在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成熟阶段, 因社区居民旅游参与程度和受益程度高, 之前由于客源竞争产生的冲突, 也随着联合经营向合作、友好转变, 从社区内外聘用从业人员将成为常态, 外聘人员的酬劳也将遵循市场价格。
3.推动农村社区治理重要力量
乡村旅游开发社区治理, 其治理范围主要在乡村旅游涉及区域内, 由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 以为旅游者提供满意的旅游服务, 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社区治理理论强调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 要求政府、社区组织及居民共同承担社区建设任务。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 乡村旅游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外来投资型模式, 虽然促进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快速发展, 但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地经济控制权丧失, 形成新型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5][6]以社区主导为特征的内生式开发模式能够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代表了正确的发展方向。[7]随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社区居民有效利用当地人力资源、物资资源创办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正逐渐变得普遍, 微型企业已经成为社区居民参与和受益于乡村旅游的最重要形式。
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农村社区, 其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提高较快, 在以原有血缘关系为纽带基础上, 扩展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关系中心。存在大量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农村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特点, 社会结构复杂, 构成人员包括乡村旅游者、本地居民、外来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投资者以及其它外来人员;社会组织结构多样化, 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外来旅游景区管理公司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内公共事务;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带动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融合发展;社区阶层发生了分化, 出现了经济优势群体和劣势群;社区内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既是重要的生产单位, 又是消费单位。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具有“根植性”, 其经济行为植根在农村这一特定场域内的网络与制度之中, 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通过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在本地扎根和结网所形成的地方集聚, 可以使微型企业构筑起交流和合作的系统。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作为乡村旅游业的伴生产物, 地方旅游资源禀赋、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外来旅游景区管理公司经营模式等对其经营效应产生重大影响, 因而其关注政府、行业相关部门和组织政策和行动的调整。相对于城市社区, 乡村旅游开发社区成员间关系密切,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联合经营、租赁经营、合伙经营, 更多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人合的成份比资合的成份多, 非正式的人际信任约束力强, 微型企业跨越自身边界获取经营中所需技术、资金、人力资本等各种资源, 往往也在社区中解决。
与乡村旅游社区基于根植性、伦理、情感与利益等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相适应,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业主已成为促进社区治理改善的最重要力量, 其具备从内到外支持社区治理动机和行动。与促进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蓬勃发展的愿景相适应, 业主热衷于社区公共事务、积极主动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乡村旅游社区现任村干部中有相当部分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业主。与非乡村旅游社区相比, 村干部具有平均年龄小、文化水平较高、具有开拓进取精神, 大胆创新社区管理理念与方法, 带领社区群众共同致富的特点。
二、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1.重要性认识不够
在乡村旅游地区, 政府、旅游景区管理公司、社区居民是主要利益相关群体。源于基层权力碎片化、权力结构不完善, 以及基层权力主体角色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对等, 各权力主体在追求权力最大化时, 千方百计寻求自身责任最小化。[8]就旅游景区经营过程中的责任、权利、利益等话语权方面, 政府、旅游景区管理公司为相对强势群体, 社区居民是弱势群体。在强弱势力的对话过程中,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有权无责、有权少责的情况时有发生, 造成责任的分散化和碎片化, 个别权力主体片面追求权力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 但对相关责任进行转嫁, 使乡村社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面临各种矛盾和冲突, 出现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现象。另外, 长期以来社区居民缺乏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处于非制度化参与, 导致个人无法找到协调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长期处于单打独斗局面。虽然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对单一农村家庭、局部农村社区产生重要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 但由于缺正规管理, 难以提供出政府部门关注的政绩数据, 而政府对能够带来明显政绩的招商引资项目、旅游对财政贡献大项目更为重视。在这种背景下, 政府对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关注不够, 旅游景区管理公司, 尤其是外来投资公司很少主动考虑社区居民经济发展的需求。
随着乡村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政府主导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旅游景区开发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 具有管理、资金、市场拓展优势的旅游景区管理公司租赁经营乡村旅游景区十分普遍。租赁经营模式下, 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公司垄断性建设、经营、管理旅游景区, 并按约定比例由景区所有者和出资经营者共同分享经营收益。[9]对乡村旅游景区管理公司, 尤其是外来投资公司, 其收益的最主要形式是旅游门票, 这种“门票经济”经营方式已显现出对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制约。外来旅游经营企业往往具有较好客源开拓能力, 团队旅游者比例远远高于一般景区。这种客源结构下, 团队按照固定的线路参观, 在乡村旅游景区停留时间较短, 很少产生住宿需求, 而即使住宿也主要选择与外来投资开办的住宿、餐饮店合作, 虽然旅游者流量增加了, 社区居民通过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并没有增大。另外, 旅游景区经营企业具有逐利的本性, 为收回投资而在门票上大做文章, 竞相攀比提价, 虚高价格远远超过旅游者心理预期和承受能力, 成为其外出旅游的壁垒和巨大障碍。
2.支持保障欠缺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在乡村旅游开发的关联带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不是最主要的旅游吸引物, 地方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自然环境, 以及旅游开发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可开发利用经营场所, 都影响到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我国农村自从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基层组织管理功能削弱, 许多农村小型基础设施无人管理、失修、报废甚至人为损坏, 远远不能适应发展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需求。乡村旅游社区内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问题, 迫切需求加强社区内部交通道路项目、供水给水项目、电力项目、邮政通讯及广播电视工程、环卫设施项目、安全项目、环境保护项目的落实, 使上述各项目达到乡村旅游者的要求。
从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软环境上看, 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政策发展市场经济, 乡村旅游业发展政策在大的方向上合理,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乡村旅游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 由于旅游开发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人们观念日新月异, 对新政策的需求旺盛, 而政策的更新变革相对滞后, 日益显得僵化、繁琐。直到2011年7月, 我国有关部委才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明确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 微型企业首次有了明确的划分标准。虽然政府随后出台了微型企业相关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 但在执行中偏重于批发零售业、特色种养业, 缺乏针对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合理、明晰、协调、稳定、公平的公共政策;政策缺乏执行力和稳定性, 社区居民对政策的理解和信任程度较低。另外, 对于已出台的政策, 落实与否, 落实的好坏取决于落实政策的部门和落实政策的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 运转不规范、不协调, 办公设备陈旧落后, 以及政策执行主体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方面等原因, 消极、被动、低效地执行政策, 已成为政策执行的主要阻力。
从制度方面看, 制度是确保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有利支撑。目前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公益性项目、扶农项目还很少;尚需加强优化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和增强社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农民创办企业的准入制度方面, 规定的进入门槛较高, 申报程度复杂, 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少, 阻碍社区居民创办正式的微型旅游企业;土地使用权流转缺乏在落后乡村的成功实践, 土地制度对企业和个人土地承包优惠方面有待加强;由于经营者缺乏正式的交易记录和信用记录, 银行、农村信用社因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等原因, 普遍不愿意向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贷款。乡村微型旅游企业金融支持和服务十分有限, 难以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创业或扩大生产、经营成为制约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自身能力限制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普遍面临经营者综合素质偏低、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经营资源缺乏的困扰。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 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普遍形成了较为保守和封闭的观念。经营者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大部分仅具有初中文化水平, 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受家庭拖累及年龄、学历的综合影响, 普遍缺乏企业家精神和素质。
在投资方面,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投资盲目性较大, 跟风投资比较多, 造成旅游产品供给结构性失衡, 满足旅游者基本需求的产品多, 而需求弹性大产品供给少。受经营者自身素质限制, 微型经济内部管理水平低, 经营管理理念大多还停留在等客上门阶段, 利用电脑进行业务管理, 以及开展网络预订少, 不能适应现代旅游者的需求。在利益处理方面, 过份注重近期利益获得, 不能自觉抵至不规范的旅游经营行为, 对长远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重视不够。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经营资源缺乏集中表现在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缺乏, 由于其常以非正式组织的形式存在, 缺乏正式的交易记录和信用记录, 往往会给人“散、小、弱、差”的印象, 其获取外部指导和支持的能力低。
三、促进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创新对策
1.提高乡村微型旅游企业重要性认识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已经成为社区居民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政府要从解决 “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高度, 认识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重要作用, 将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民生工程项目之中, 从政府层面扶持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我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 解决“三农”问题, 最主要的是农民增收问题。[10]以人为本、注重民生、发展民生、切实解决农村居民生产生活中民生问题, 始终是农村基层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改善民生要从社区群众最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在旅游业成熟的景区,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普及程度高, 能够很好实现以创业促就业, 不仅能够解决所在家庭成年人的就业问题, 而且还能吸引周边社区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不仅能够促进自身家庭经济地位提高, 而且通过带动地方商业,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不仅能解决好就业和经济发展问题, 也解决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留守老人无人照顾、留守儿童无人教育等。
乡村旅游应本着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和环境效益三效共生的原则,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旅游开发中, 需要制定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 以规范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 预防出现有意或无意损害其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旅游景区管理公司应树立社会责任意识, 将促进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作为自身社会责任。目前需要转变景区经营管理思想, 从做大“门票经济”向做强“产业经济”下功夫, 通过在细节上做工作, 如从重新设计旅游线路, 以引导旅游者流动, 完善旅游产品, 以延长旅游者停留时间, 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带来创办和发展机会。
2.完善支持保障体系
通过完善硬件和软件环境, 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硬件方面主要是完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 重点是社区居民集中点的道路交通项目、供水排水项目和用电项目。要实现乡村旅游者在常住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流动, 客观上要求乡村旅游目的地进得去, 出得来, 散得开, 重点要对道路交通进行整治, 包括进入旅游区的交通、游览区道路、停车场、交通工具等。随着旅游者的增加, 乡村旅游地的供水和排水都面临较大的问题, 用水量, 污水的排放量均大增。虽然大部分的乡村旅游区水资源丰富, 用水主要依靠山泉水和地表水, 水质优良, 能满足旅游发展的要求, 但普遍面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 雨水系统。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主要以家庭为接待场所, 在供水方面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 常常面临水压小, 在用水高峰期不能满足沐浴、冲厕所等基本生活需要, 迫切需要建立集中的污水处理系统。目前乡村已有的供电设施, 在旅游旺季用电量远远超过原有的供电能力, 需要根据旅游区各用电设施的规模、相应单位安装功率、需要系数进行电荷测算, 安排变电所以满足旅游开发需求。考虑到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经营对电的依赖大, 还有必要设置应急用电设施。
在完善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软环境方面, 应重点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 主要通过政府制定经济政策, 完善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一是要建立微型旅游企业获得市场机会的法律, 以及促进微型旅游经济经营稳定的法律, 用法律的形式保证微型旅游经济合法权利。二是政府应该制定相应优惠税收政策, 如在创立的前几年内免税、减税的政策, 鼓励乡村微型旅游经济的创立, 同时致力于减轻微型经济的税收压力和生存压力。三是在政府引导下完善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金融政策。督促金融机构减少微型旅游经济的贷款限制条件和手续, 增加小额信贷的数量, 扩大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融资渠道, 解决融资难和流动资金缺乏的瓶颈限制。四是完善的法规是乡村微型旅游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全面清理和完善现行法规, 营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 依法取消在用地、办理证照、收费等方面不利于微型旅游企业发展的规定, 依法保护微型旅游企业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 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社会责任, 加强对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的约束和监督, 防止违法经营、违章经营, 避免破坏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
3.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要实现健康发展,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自身需要加强能力建设。首先, 社区居民应认识到确定乡村微型企业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认识到拥有合法的主体地位是享受扶持政策的基础。目前, 国家出台了鼓励创办微型企业、促进微型企业筹资融资、扶持微型企业技术创新和进步、免除小型微型企业涉税收费等一系列政策, 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应该通过履行创办登记手续, 成为合法的个体工商户或法人企业, 以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第二, 社区居民通过主动参加培训、观摩学习、加强人际交流等方式努力提高综合素质。乡村旅游开发社区应主动争取政府培训项目, 到乡村旅游成熟景区观摩成功乡村微型旅游企业经营之道, 提高社区居民创办企业的成功率。加强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业主与社区居民、旅游者交流, 使企业掌握旅游供需状况, 在友好的环境氛围中健康成长。第三, 探索乡村微型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 走旅游企业集群化发展道路, 以更好获取外部指导和支持。乡村旅游业现代化发展趋势, 要求乡村旅游产品形式、经营管理形式有新的变革。这种变革要能克服单一企业经济实力薄弱, 户均占有资源有限, 小农户无力承担旅游基础性设施投入, 难以实现专业化分工, 先进技术难以推广, 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等弊端。现有乡村微型旅游企业间简单的联营合作, 以及局部地区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指导下形成的初级微型旅游企业集群,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发展与社会化大市场有效对接, 构建了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信息渠道, 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旅游市场信息, 把握市场变化。
摘要：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建构的新型农村社会关系, 在促进农村家庭和谐、促进农村社会交往由“利益”向“利益”与“情感”并重转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针对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在发展中面临受重视不够、支持保障欠缺、自身能力限制的制约, 本文认为应当从提高乡村微型旅游企业重要性认识、完善支持保障体系、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微型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关系,优势,乡村微型旅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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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保险 篇8
(1) “城中村”保留了以家庭为单位、以宅基地为基础的居住用地, 失去了耕地的村民利用耕地补偿金建造的高密度的、用于出租的“牵手楼”, 适应了大量流动人口进城后对低租金住房的需求, 同时亦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政府“绕开村落”的空间拓展思路, 使这里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 呈“镶嵌状”散布在城市新建职能分区内 (甚至在城市CBD周边地区) 的“城中村”恰恰提供了低收入住房, 并使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相重合。
(2) “城中村”是“有根的”, 具有“空间固着性”。它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关系网络构架的村落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 具有血脉传承和对村落旧址的历史归属感。
(3) “城中村”已形成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运作的“类单位制”的社会经济系统。以村委会为管理层的村集体经济实行“类国有企业的单位制式”的块状管理, 全面负责社区生活, 其管理是有序的。从广州市“城中村”运作来看, 政府并未从资金上对“城中村”的公共服务做出补贴。
(4) “城中村”这种居住模式将是长期的。目前我国大城市流动人口聚居模式有三种:一是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聚居;二是外来人口以集体户的形式, 在企业集体居住, 形成当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分开居住的“二元社区”, 多分布于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地;三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中村”, 珠江三角洲大中城市最为明显。实质上中国进城的“农民流动人口”处于“无限供给状态”。
政府改造遇到问题:
(1) 在“城中村”土地补偿和村民安置方面支付巨额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
(2) 在信息沟通方面, 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政府、村委会、村民二者的切实交流成为关键。
(3) 在产权方面, “城中村”房屋产权既清晰, 又不清晰, 原则的清晰和数据的模糊并存, 需要摸清家底。
(4) 在资金来源方面, 应放弃“补偿”这种运作模式。
(5) 从利益入手:改造城中村给什么人带来利益?什么人会有损失?哪一部分人的利益重要?
(6) “城中村”成为“问题村”, 即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 影响城市的建设质量和发展秩序。物质空间杂乱无序、成为城市社会的藏污纳垢之地、地下非法经济屡禁不止、出租屋和流动人口难于管理, 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塌陷带”。
大庆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备受人大关注。在10月25日、26日召开的市七届人大十八次会议上, 委员们建议加快取消城中村步伐, 把现在的城中村加快建设成现代化新城区。据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大庆市城市规划区内共有城中村13个, 其中3个位于主城区内, 2个位于建城区内, 其余位于城市规划控制区内。
按照大庆市2004年提出的全市取消城中村工作总体目标要求, 将用5年左右时间, 取消主城区内的城中村, 并建设成现代化新城区, 用8年左右时间取消建成区内城中村, 用更长时间逐步取消城市规划控制区内的城中村。目前, 东城区和西城区主城区内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较快, 其他地区相对较慢。参加会议的委员们认为, 取消城中村是一件大事、好事, 也是一件难事。我市在取消城中村工作上作了很多工作, 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规划还应作得更加详细, 同时要做好对农民的安置工作。
市人大主任闵裕道对取消城中村工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态度要坚决, 他说取消城中村是现代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二是速度要加快, 要加快取消城中村的步伐;三是运作要依法, 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把拆迁农民安置好;四是工作要做细, 比如, 要有更加长远的规划, 要加强宣传工作, 取得百姓的支持和理解等。
改造思路及实践分析:
城中村的演变和形成历史各不相同, 非常复杂和多样化, 各地也出现了不同的改造思路和模式与之相适应。归纳来看, 主要有:
(1) 通过“拆迁—补偿—重新安置”的途径, 从分散、混杂、设施不足、居住环境差的传统农村聚落, 转变为有序、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现代化人居环境 (张建明 (1998) 、敬东 (1999) 等专家提出) 。
(2) 自上而下的“撤村改制”模式, 即用城市管理体制取代农村管理体制, 期望通过“城中村”集体经济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调和“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 建立城乡统一规划管理体制, 改善人居环境,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房庆方 (1999) 和郑静 (2002) 等专家提出) 。
这些改造的观点和模式被城市政府广泛地接受, 开展了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实践工作, 取得了一定效果, 昔日的红旗地区是大庆市典型的“城中村”, 那时夏季臭气熏天, 冬季烟雾弥漫, 安全隐患突出, 各种案件频发, 是大庆市一块顽固的“城市疮疤”, 它东至东环路, 南至东湖小区, 西至龙化路, 北至世纪大道, 区域14.4平方公里。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影响了大企业的生产, 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和品位的提高。让胡路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石油石化大企业的全力支持下, 依照“政府牵头、统一规划, 依法征地、妥善安置, 依法动迁、启动配套, 竞价出让、招商开发”的改造思路, 稳步和谐推进红旗地区改造动迁, 共动迁农户1435户, 拆迁平房1599户, 动迁常住人口3453人、流动人口万余人, 拆除平房总面积32万平方米, 累计发放动迁补偿金2.1亿元。红旗地区面积大、人口多、情况复杂, 而动迁时间之短, 见效之快, 效果之明显堪称奇迹, 这在大庆市“城中村”动迁改造史上是空前的, 在全国“城中村”改造动迁中也是罕见的。
摘要：针对“城中村”改造进行分析, 并提出政府改造遇到的问题及改造思路和实践分析。
村社会保险 篇9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 开始重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研究, 并逐渐成为人口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学者们通过长期的调研、考察, 深入地剖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问题, 对当前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重要观点。彭嘉圣 (2006) 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该制度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 同时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农户对参保顾虑较多。刘丽 (2007) 通过对江苏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条件的分析, 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理论进行了阐述, 明确了江苏省建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同时对江苏省建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主要模式、各种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评析, 并针对江苏省建立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范桂云 (2008) 把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分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商业保险四个层次, 在侧重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的同时, 阐述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商业保险的重要作用, 提出通过实现该四个方面的紧密结合来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 并满足部分经济情况较好的农民相对较高的养老需求。张朝华 (2010) 通过对广东珠海与茂名茂南两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农户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农户户主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农户家庭纯收入越高, 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强;农户家庭的人口数与土地面积越多、农户的年龄越大、农户户主的务农年限越长、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越高, 农户参保的意愿就越弱;而在愿意参保的农户中, 农户选取个人缴费基数的档次与家庭规模、户主的年龄、户主的务农年限成反比, 而与户均耕地面积、户主的文化程度、农户家庭的纯收入与非农收入所占的比例正相关。基于此, 建议加大对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与农村的教育投入, 强化与扩大强农惠农举措, 引导农民适度规模经营, 严格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王国辉 (2010) 以“中国17省 (区、市) 农户社会保障调查”资料为基础, 从农户的期望与意愿出发, 对我国出台不久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析表明,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出台时机、时间安排和制度设计都符合农户的期望和意愿, 东部和中西部的补贴差异也符合农户的基本判断,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农户意愿和期望的集中体现。提出了政府应重视提高个人账户回报率、大力加强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政策宣传的建议。
二、基于宜兴市丁蜀镇北塘村的调研情况
(一) 样本选择
本次调查选择了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北塘村。该村从1996年开始推行由政府扶持的养老保险以来, 随着政策的不断改进, 经历了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这三个阶段的演变, 其中,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将从2011年5月开始实施。该村从2005年10月推行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 参保农民选择的一般都是500元这个缴费标准, 除了少数困难户选择的是100元缴费标准。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宜兴市北塘村农民的社会保障状况以及参保意愿, 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村里抽取120户作为调查对象, 从调查结果中分析该村由政府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险的一些情况。
(二) 调查状况
1. 性别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 在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中, 男性占了87.2%, 而女性只占了54.5%。
2. 年龄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 年龄在40-49岁之间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最多, 有50名, 占比94.3%;未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最多, 占比达33.3%。
3.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在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中, 初高中学历的农民较多, 各有39名和18名, 分别占比97.5%和85.7%;大专及大专以上的却只有33.3%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4. 收入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 年收入在2-3万之间的农民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最多, 有45名, 占比95.7%;而收入在3万以上的农民参保数却越来越少。
5.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认知水平对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
调查整理后发现, 在购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80名农民中有58名农民表示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很了解, 占比95.1%;一般了解的农户有19名, 占比79.2%;不了解的农户有3名, 占比20%。他们主要是通过村里的宣传、电视广播等这些途径获得的认识。没有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20名农民中有3名对其很了解, 占比4.9%;有5名农民对其一般了解, 占比20.8%;有12名农民对其不了解, 占比80%。
三、结论分析
第一, 虽然社会进步了, 但传统的男性作为顶梁柱、作为主要决策者的地位还是没有变, 特别是在农村, 男性更关注时政, 他们对政策制度的了解一般会超过女性。因此男性对投保等决策的可能性将大于女性。
第二, 年龄较小者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研究对比发现年龄越小越容易接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也相对较深, 因此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比较高。
第三,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则农民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越强烈。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 其风险意识也比较强烈, 而且对有利于更广泛、更深刻地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 从而其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就相对比较强烈。但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高度后, 其参与农业工作的比例相对较小, 更多的是企业职工或者自由职业者, 这类人参加商业保险的较多。因此, 受教育程度与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完全正相关。
第四, 收入在中等及中等偏下范围内的农民, 对农业保险的购买欲望最强烈。但是, 收入达到中等偏上程度的农民却没有足够的动力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因为大部门收入较高的农民不是纯农民, 他们可能从事自由职业, 也有可能在工厂做工, 这类人选择商业保险的概率比较大。
第五, 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与购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意愿成正相关。过去, “中国农民承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和重压, 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不要让他们太喘不过气来而已, 至于是否老了还能有养老金、看病还可以有国家资助, 他们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 (Jorgenson, 1967) 。同时, 社会养老保险往往被宣传成为城市人的专利, 很多农村劳动者也未曾奢望享受社会养老保险。老年人在年老体弱的时候只能依靠家庭或自身养老;许多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 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是他们作为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 (张大勇、李茜、于占杰, 2005) 。但随着政府的政策宣传与引导, 越来越多的农民有了养老保险意识, 也加深了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待遇的了解, 这将使农民意识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切实保障作用, 从而将会增加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
四、政策建议
村社会保险 篇10
一、岭上村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现状
岭上村位于朝阳坡镇的东北处, 属季风性中温带半湿润气候, 雨热同期, 日照较长, 而且地势平坦, 地处黑土地带, 气候和地形条件都有利于粮食作物的生长, 盛产玉米,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近年来, 岭上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迅速, 从产前的农资供应到产后的农产品销售等环节都出现专门的服务群体。
㈠农资经销商上门服务
每年春耕之际, 岭上村周边的种子、化肥、农药等经销商会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产品, 推销的方式让农户比较满意, 例如, 种子推销员通过产品成品的展示, 向农户介绍玉米产量和质量, 此外, 对购买量大的农户还提供低价和免费送货上门的优惠服务。
㈡农信社提供短期小额信贷
农信社提供短期小额信贷。每年春耕之际, 农信社为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上限2万元的短期小额贷款, 年利率为9%, 贷款周期为1年。农户只需以一卡通存折作为抵押物, 便可获得农业生产的信贷资金, 如果农户不能按期还款, 农信社会将农户每年的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作为还款金额。
㈢农机大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
岭上村有2个专业化的农机大户, 其中一个农机大户还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拥有农业生产所需的农业机械, 在农忙时节为村民提供有偿的农机作业服务, 收费低。在春耕时节, 农机大户为村民提供灭茬、播种、施肥、喷药、追肥等一系列农机服务, 农机作业收费为灭茬36.7元/亩、播种施肥33.3元/亩、免耕33.3元/亩;在秋收时节, 农机大户为村民提供收割、运输等服务, 收费为100元/亩。
㈣收割服务队提供收割作业服务
每年的秋收季节, 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村帮忙收割。由于一些农户的劳动力较少, 而承包的土地面积较多, 加上收割的季节性较强, 一般会请外村的专业收割队进村开展收割作业服务。专业收割队会自带收割工具, 为各家各户收割玉米, 收费的标准是133.3元/亩 (2011年的收费标准) 。
㈤农民经纪人上门收购玉米
每年玉米收成之后, 拥有运输车辆的农户在农闲期间会扮演玉米收购经纪人的角色, 到各家各户收购玉米, 并提供免费的脱粒作业服务, 再将玉米卖给中储粮公司, 不仅为农户解决玉米销售难题, 而且还能达到国家粮食收储要求。
二、岭上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岭上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较为完善, 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但是, 农业社会化服务仍不能全面满足不同农户的需求。
㈠农机大户急需农机维修服务
农机大户在提供农机作业的时候, 经常遇到自身无法解决的农机操作和维修问题, 加上乡村周边缺乏相关的服务机构, 农机大户经常为此发愁。例如, 农机大户对农机的操作不当往往造成农机损坏, 特别是大型农机损坏后的维修难度较高, 相关的零配件购买渠道狭窄, 往往要跑到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购买, 给农机大户带来很大的不便。
㈡种植大户急需高产的技术服务
目前, 岭上村的玉米单产虽然较高, 但随着农资价格、土地租金的上涨, 种植大户由于成本压力难以扩大土地面积增加产量。因此, 他们迫切需要改善播种、施肥、灌溉等技术以提高产量。
㈢农户急需低息大额的贷款服务
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仍以农户小额信贷为主, 但随着产业化的发展, 村民对大额贷款的需求越来越大, 农村信用社单笔贷款额度和期限远远不能满足农业规模化生产的资金需求, 信贷的供需差距仍然很大。
三、几点建议
为进一步完善岭上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拟提出几点建议:第一, 提供农机操作与维修的培训和服务。一方面, 政府应多举办农机大户最为关心的农机操作和维修的培训, 提高他们的操作和维修技能。另一方面, 通过减税、补贴等方式引导农机维修部门在村周边建立足够的服务网点。第二, 建立产学研基地, 提供技术服务支撑。政府部门可尝试在岭上村建立产学研基地, 邀请专家研究和指导农户提高玉米单产。第三, 优化农村信贷的供给结构。一方面, 逐步放宽信贷资金的准入门槛, 合理引导民间信贷、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组织进驻乡村, 促进信贷供给市场的良性竞争, 为农户提供低息的信贷服务;另一方面, 丰富农信社贷款抵押和担保品的种类和数量, 为农户获得大额信贷提供条件。
摘要：为了解农村基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现状、不足和农民的看法, 作者通过到吉林省公主岭市“玉米之乡”朝阳坡镇的岭上村开展实地调研, 发现该村农资供给、玉米生产和销售等流程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 但同时也发现, 该村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深度、广度及个性化服务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村社会保险 篇11
英克尔斯在《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一书中提到了与个人现代性有关的九个因素，它们是工厂、教育、大众传媒、工厂现代性、农业合作社、城市经历、城市非工业工人、家庭与学校背景、农村出身与城市出身。这九个因素有的跟个人现代性呈正相关，有的则不相关。中间没有提到战争和社会动员这一因素，但是研究中国具体的个人现代化情况的时候不能直接套用英克尔斯指标，需要考虑到很多中国本土的因素，比如在中国这一独特视角下，战争和社会动员在促成中国乡村个人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英克尔斯分别用了分析、主题、行为三个角度的二十四个维度来定义个人现代性，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抗日战争和战争中的社会动员带来的结果符合英克尔斯现代人定义的特征组中的很多特征，例如亲族关系、妇女权利、政治参与、社会分层等多个方面，换句话说，特定时期中国个人的现代化与抗日战争和社会动员有着密切联系。
一、战争重建乡村秩序促进个人现代化
抗战前的中国乡村，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乡村地方性治理与以保甲制为代表的世俗化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构成了乡村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乡绅一般是具有经济资源、社会资本和文化知识的优势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地方性权威，乡绅对该区域民众具有整合和领导的权力。由此看来，个人处于乡绅领导下的一个血缘宗法格局中，在这个格局中，人与人相互紧密联系，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宗法圈”①，社会各阶级阶层分化严重，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环，在这个“宗法圈”中一环扣一环。因为相互紧密联系，“宗法圈”里的人是“全能”，但因为受到得各方面的限制太多，“宗法圈”里的人又是低效的。另外圈子是比较固定的，因为乡村的基本政治秩序格局是稳固而持久的，因而不能一批一批的从里面提取人力。但抗日战争是一场消耗人力的持久战争，需要大批人力满足其军事需要，因而传统的乡村政治格局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需要。
另一方面作为席卷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影响必然渗入乡村，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为了提取人力和更多的经济政治支持，必需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重建乡村社会秩序。以乡绅和地缘为基础的旧有秩序被削弱直至分崩离析。与地域群体、地方观念的衰落同时并行的将是一种作为替代物的中介群体的形成。在社会组织的建设中，传统的血缘、地缘标准被业缘、阶级标准所取代。超血缘、地缘的新型社会组织②，在发动和组织群众从事抗日救亡、社会生产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中坚的作用。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不同与原来乡绅领导下非正式组织起来的宗法圈。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中，每个个体是独立的，是以“个人”为执行单位的，受到的封建限制很少，因而是专能而高效的。在这种新型的组织中，个体流动性增加，个人无需死死绑定在某一结构上，使得提取一批一批的人力投入战争满足战争需要成为可能。
二、战争变更社会结构促进个人现代化
战争与社会动员首先改变了原有的阶级结构。为了动员民众抗战，中共首先进行了地权制度的变革，主要通过减租运动。减租运动合理配置了乡村各阶级经济利益，根据阶级标准重组了乡村社会各群体，而且它调整了社会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状况。贫雇农在减租中取得的实际利益，其经济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中农在中共许可并鼓励中农经济充分发展、允许他们发展成为新型富农的政策下，经济地位的变化；富农经济，少有发展；地主经济在减租、匀地政策的制约下受到相当的限制，大多数是经济下降或保持原状。经济状况的改变，促进了阶级流动。
经济状况的变化重塑了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带来农民觉悟的提高。抗日战争让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权利意识也与之同时慢慢觉醒的，他们在看到政策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学会了抛弃保守畏缩的做法，积极地投入到使他们获益的运动中。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求助于特定的组织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利益，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具有形成意见并持有意见的倾向，而且还积极地区获取赖以形成意见的事实与信息，将他们的意见付诸行动，这些在英克尔斯现代人定义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也是构成个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
除了阶级结构变动以外，这一时期明显的社会结构变动还有乡村社会的某些边缘群体在抗日战争的契机下进入到了社会关注的中心。抗战以前，国民党政权从未沉降到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基本在控制之外，因而很容易被一些有实力的黑恶势力把持，抗日战争影响到乡村社会后，促成了基层社会中心的某种转换，原有的权力网络被打破，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即由依靠乡村精英转移到依靠人民大众，在依靠人民大众之后，某些社会边缘群体开始进入公众眼球，例如土匪、二流子等，他们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改造，这些改造不仅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这一群体自身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新的社会结构给了他们一定地位和利益，他们逐渐放弃以前堕落的品行，纠正以前欺善助恶的行为；他们有了效能感，会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而不再容易为更有权势的人所控制；他们开始认识到尊严的重要性，开始给尊严足够的尊重。这些也是英克尔斯指标里关于个人现代性定义的特征。
三、 战争提高政治参与促进个人现代化
由于当时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了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比如说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他们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全面抗战爆发时，很多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與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
但是强有力社会动员改变了这种局面。这种社会动员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最关键的是高度的政治动员清除了乡村民众传统的冷漠和保守，现代政治理念政治民主、人权保护、经济平等、剥削有罪等，通过实践在乡村得到传播，深入到农民心中，
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各种社会动员带来的广泛后果是农民群众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农民不但参加村内事务，而且也直接参加国家事务。在整个抗战期间，许多地区的乡村进行了多次村选运动，也进行了直选县议员、边区参议员及推选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运动，参选比率很高。尽管从以后的发展看，这些选举还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已达到较高水平，但至少表现出了农村高度的组织化和高水平动员。而且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日根据地政权还尝试着实行了完全的民权，不分阶级、地位、财富、男女之别，只要是坚持抗日立场的民众均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这些都表明各阶层民众参政的权利得到落实，民众逐渐超越狭隘的视野，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
英克尔斯认为‘参与和‘被动员这两个术语常常被用来作为现代政体之公民的特征。有一种预期，即现代政体的公民不仅对触及切身生活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对他的社区面临的更重大事情也有兴趣。上面的论述显示了抗日战争和战争中的社会动员对提高政治参与所起到的重大促进作用，按照英克尔斯的说法，提高了政治参与也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培养。
四、结束语：战争是促成传统人转向现代人的契机
或许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有培养个人现代性的功能，但是战争的确可能是促使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的契机，中国的抗日战争便是如此。抗日战争重建了乡村秩序，使乡村中的个人由受传统乡绅的控制、受以血缘为基础的权利网络的限制到后来变得独立以个人为执行单位，而且谋求在某种现代的新型组织中的地位来实现其自身的利益。战争变更了社会结构，首先是阶级机构的变化，阶级的流动促使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开始形成并持有自己的意见，而且开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然后是社会边缘群体进入社会中心，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目标，不为强势群体控制，开始重视尊严对于人的重要性。最后战争还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参与度，让人们从狭小的视野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和国家大事。
除开这三个主要的层面之外，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人们开始学会接受社会变革，而且随着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深入，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有了更强的关于受教育的意愿。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背景下，人们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迅猛增加，主要是报纸、收音机和电影，虽然大部分内容都与抗日救国有关，但还是极大的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关于社会分层方面，传统社会的身份背景的重要性一定程度地降低，流动对于各阶级各阶层成为可能。总之，在很多方面抗日战争和社会动员都促成了中国乡村社会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注释：
①这里的“宗法圈”是指（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的）乡绅领导的一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网络。类似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下图：
②新型的社会组织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宗法圈”，新型社会组织中个人是相对独立的，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如图：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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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艳华.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南乡村权利结构[J].根据地研究 ,2008（5）.
[3]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J].河北大学学报,2005（3）.
[4]张丽梅.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社会动员方式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 ,2010（12）.
村社会保险 篇12
一、村庄整治的基本内容
余南村村庄整治工作始于2003年。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从村庄整治建设的基础和源头抓起, 从农民群众最迫切需要的事情抓起, 以“农村道路硬化、河道净化、村庄绿化、民居美化、环境洁化、公共服务配套” (简称“五化一配套”) 为重点, 着重抓好农村的道路、河道、环境、公共服务等基础工作, 全村村庄整治建设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 加快村庄道路建设, 改善农村道路交通状况
2004年在基本实现等级公路通村率和路面硬化率双百任务的基础上, 启动实施“连村到组达户”道路建设。连村公路路宽在5米以上, 达到一级公路标准和通公交的要求, 硬化率达100%;通组道路路宽都在2.5米以上, 并且全部采用水泥或沥青硬化, 村内主干道路均达等级以上标准, 家用轿车可以在家门前停放。路灯安装率由整治前的10%提高到整治后的22%。2005年乡村连通道路长度8公里, 比整治前增加2公里;硬化村内主要道路长度39公里, 比整治前增加10公里;共计投入400万元左右, 硬化率由整治前的75%达到100%。
(二) 加大村庄河道治理力度, 努力改善水环境
嘉兴地处江南水乡, 农村河道纵横交错, 农民大多沿河而居。由于受传统小农经济影响, 农村河道环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许多河道长年没有疏浚, 淤积严重, 在养殖业发达的地方甚至把畜禽粪便直接排放到河道, 河水发黑变臭, 河道堵塞。针对这种情况, 在实施村庄整治建设中, 延伸“万里清水河道工程”, 加大了对农村村庄河道和村民集居区生活河道的整治力度, 清理河底淤泥, 打捞河面漂浮物, 整修坍塌的堤坝, 修建护岸, 种植沿河绿化, 并建立了疏浚、保洁制度。累计投入资金83万元左右, 2005年整治村庄河道2公里。
(三)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 实现环境洁化
前几年,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 农村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 加上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农民卫生意识的滞后, 农村垃圾到处乱扔, 路边、河道等成了天然的垃圾箱。为了彻底改变农村的环境卫生状况, 嘉兴市委、市政府从2004年起, 开始在农村推行生活垃圾的集中收集处理工作, 建立了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系统, 即户集→村收→镇运→区处理 (垃圾发电站) , 日处理垃圾80吨。全村已建有村级垃圾收集点2个, 并建立了环境保洁制度。投入8.1万元专门配备12名保洁员、配置设备及环卫设施, 实现了垃圾袋装化和主次干道保洁;垃圾及时收集、清运并实现了区域集中处理, 转运场所无害化处理率达80%。通过清除露天粪坑, 把家庭厕所改造成有净化系统的家庭卫生间, 并建有5个封闭式清洁公厕, 使全村卫生厕所改造率由整治前的90%提高到整治后的100%。
(四)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步伐加快, 清洁能源建设开始起步
建有较完善的生活污水和粪便处理系统, 通过铺设纳污管道, 将生活污水直接接入集污管网, 净化后排入河道, 处理率达75%。由于管网建设投入较高, 这项工作还在逐步进行中。全村有规模养殖大户6户, 已建有25立方米的标准沼气池6座。
(五) 村庄绿化、民居美化工作逐步得到重视
在农村村庄环境整治过程中, 把村庄绿化列入整治总体规划, 并制定了年度绿化计划, 对实施情况进行测评。2004年村里投入绿化资金63万元, 重点建设中心村建成区绿化、进村道路绿化、河道绿化、农民房前屋后绿化以及农田村带网改建等, 建立二个中心村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达到35%, 公园、休闲绿地面积2100平方米。村带林网控制率92%, 平原农区林网林带的网格面积20公顷, 义务植树尽责率8%。投入2.86万元对陈旧、破乱的墙面统一色调进行粉刷。拆除房前屋后的违章搭建, 并做到农用材料整齐堆放。
(六) 农村公共服务和配套建设得以全方位加强
以村的公共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 全方位加强农村公共服务和配套建设。一是建立60平方米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 有执业医生2人, 病床2张, 由镇医疗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 统一配送药品, 统一管理医务人员。卫生站给全体村民建立卫生档案, 实现了小病不出村, 大病跟踪服务, 改善了村民的就医环境。二是建有100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有开通网络的阅览室, 方便村民查阅资料, 有老年活动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 并建成1个灯光篮球场, 这些都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三是农村社区服务业发展加快。建立了便民服务站、包括农技110的信息服务中心、妇女维权站、放心店等多种服务功能的社区服务中心, 使农民小事不出村, 和城里人一样能享受公共服务带来的方便。四是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培训教育。余新镇有农技培训中心、广播中心, 村里有春蚕培训班、农业生产中的产前产后管理培训班5个, 接受职业教育培训8人次/年, 比整治前有所增加。五是社会保障日益完善, 村里设立退休金制, 男60岁、女55岁的村民每月领取475元退休金。村民参加养老保险人数由整治前的95人增加到整治后的146人;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85%, 参加其他保险保障的人数由整治前的250人增加到550人。
(七) 科学规划, 集中开发居民小区和工业小区
余南村依靠地理环境优势, 集中2个点为主开发, 特别是靠近镇的地段, 以农民进城为开发点, 现已有54幢别墅落成, 小区的配套设施也同时完善。位于16组的新村点已有19幢房屋落成, 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 针对全村个私企业较多的特点, 集中开发了工业小区, 村投资50多万建造厂房出租, 既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又促进了企业积聚, 产生了规模效应。
二、村庄整治的影响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村庄整治的影响不仅直接体现于“村容整洁”, 而且扩展延伸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和“管理民主”等许多方面。
(一) 促进了本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村庄整治工作开展两年来, 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美环境以及工业小区的建设促进了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 余南村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8973万元, 比整治前 (2003年) 增长了49.53%。其中工业总产值36103万元, 比整治前增长了56.97%, 农业总产值2695万元, 比整治前增长了29.32%。本地生产总值 (GDP) 38633万元, 比整治前增长了50.24%。但是第三产业产值呈负增长, 其中主要原因是村庄整治后村组通往中心镇的交通更加便捷, 第三产业大都向中心镇集中。
由于建立工业小区, 村里通过集中建厂房出租, 增加了村级经济收入。2005年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120万元, 比整治前增加了36.36%。其中, 出租厂房收入83万元, 占集体经济总收入的69.17%。
(二) 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余南村原有居民房屋占地面积较多, 户均占地1—1.5亩。在新的居民小区建设中, 住宅占地为0.5—0.6亩。通过房屋置换, 住宅用地减少了20亩, 有效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今后随着入住新建小区居民的增多, 置换房屋的数量增多, 将会腾出更多的住宅用地, 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率。
(三) 推动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余南村的绿化面积由整治前的5000平方米增加到了整治后的10000平方米,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4平方米增加到了20平方米, 整个村庄不仅整齐洁净, 而且掩映于绿色之中, 环境质量有了明显改善。通过村庄整治, 余南村的农户普遍用上了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利用普及率达到95%。
(四) 提高了村民的生活品质
村庄整治不仅强化了道路、供排水等基础设施, 而且促进了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电信广电、文体活动、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逐步扩大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量和覆盖面, 明显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农民在参与整治建设和日常管理中, 自身的环境卫生意识明显增强, 文明素养明显提升, 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村里不仅建成了文体活动中心, 还经常组织文艺演出和文体活动。有7支篮球队90人, 锣鼓队16支100人, 拔河队16支160人, 行街16支386人;参加演出10节, 演员230人, 村民业余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据统计, 村民参加文体活动次数年均3人次, 旅游休闲活动年均2人次, 均比整治前有很大增加。全村社会风气和治安状况良好, 无刑事案件和赌博等违法案件发生。
通过对余南村42户村民的问卷调查分析, 100%的被访者都认为村庄整治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59.52%的被访者认为村庄整治后文化和专业技术培训增加, 40.48%的被访者认为文体活动增多, 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 对家庭成员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在村庄整治中改善最大的主要体现在环境卫生、道路交通、居住环境、家庭成员思想及文化素质等方面, 这些方面都比整治前有很大提高。
(五) 推动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深刻变化
余南村按照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要求, 在着力推进环境整治的同时, 注重加强配套建设, 如自来水设施、卫生所房屋建设、文体设施建设等, 农民群众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尽管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村庄整治显然增进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 缩短了与城市居民的差距。
(六) 把推进村庄整治与加强民主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加快了民主化进程
农民成为了整治项目的决策主体、得益主体和建设主体, 村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水平、村干部民主理事、依法办事能力和村民参政议政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村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较好落实。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发扬高度民主, 实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村民一事一议制。通过建立村级组织的工作规则和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公益事业民主制度,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实现了事前议事民主化;通过实行重大事项表决制度, 形成了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 实现了事中决策科学化;通过实施村级党务、村务、财务三公开, 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民主监督形式, 实现了事后监督的规范化;通过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 形成了较为全面的村务管理模式, 财务管理实现了村帐镇代管的统一制度, 同时农民在参与整治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也发挥了很多作用。
三、几点讨论
村庄整治在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精神风貌和文明素质、干群关系和城乡关系等方面, 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但在整治过程中还应不断完善政策, 改进方法。
(一) 要从各地实际出发, 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村庄整治要综合考虑各地的区域特点、产业特征和文化特征, 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生产、富裕农民结合起来, 制定适合当地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余南村的特点之一是靠近中心镇, 其发展受到镇发展的影响;特点之二是自然村多且居住分散;特点之三是私营企业较多。因此, 像余南村这种类型的村庄要通过村庄整治, 建立居民小区, 推进人口相对集聚;建立工业小区, 使村内企业向工业小区集聚;可以通过土地置换, 增加土地有效使用面积, 同时通过集聚, 提高基础设施和其他资源利用率并以此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在土地规划指标允许的条件下, 增加建立工业小区的土地指标, 使村集体通过扩建厂房出租等形式增加经济收入, 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因此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此类型的村要适当增加工业小区和居民小区的用地指标, 引导和鼓励其向小城镇集中。
(二) 村庄整治需要进一步公共化、市场化与社会化
村庄整治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投入、村集体投入、村民与企业共同参与投入。从余南村看, 其村庄整治主要以村集体经济投入为主, 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各级政府的补助, 占总投资的24%, 村民主要以投工投劳形式参与其中, 占20%, 企业投资主要在道路改造这一领域投资50万, 占总投资额的8%。由于嘉兴市经济基础好, 城乡一体化发展较快, 市级和区级财政对村庄整治工程投入较大。余南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快, 农民负担较轻, 对村民的资金投入要求不高, 本该由农户承担的费用也由村里代缴, 如每户的自来水使用费等, 这导致作为建设主体和受益主体的村民和企业在其中的投入不多, 社会参与和市场化程度也较低, 使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由于村庄整治过程中对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非公共物品未进行准确界定, 致使企业对新农村建设的可投资领域认识模糊, 因担心收益率低甚至无收益而不敢投资。
因此, 在村庄整治过程中, 各级政府需要在加大对农村投入的同时建立规范的专项资金制度, 规范对建设资金的拨付。引入市场机制, 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 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 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 这样有助于缓解农村公共产品因资金缺口导致供给不足的压力。对于村里的准公共产品如村民的自来水使用、文体设施使用与维护、村内的保洁等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 充分征求村民的意愿, 拟订集资方案, 然后按照“市场——村庄”模式进行制度安排, 引入城市社区管理的成熟经验, 通过市场机制来降低运营成本, 收回投资, 更好地服务于村民, 同时政府对此予以监管和指导。
(三) 充分尊重村民的需求意愿, 并建立真实可靠的表达与监督机制
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充分尊重村民的需求意愿, 并建立真实可靠的表达机制。这就需要通过访谈、调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 使农民群众对本地公共产品的供给拥有“话语权”, 使他们的需求偏好能得到充分表达。必须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 并通过村民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等形式将农民群众的需求偏好整合起来, 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还必须健全农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这就需要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 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增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管理的透明度。
(四) 确定工商企业投资和捐助的重点领域, 并赋予其恰当的管理经营权利
引导工商企业重点捐助建设和改造村办公楼、文化室、卫生室、村内道路、管线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鼓励工商企业以合作开发形式投资村内超市、幼儿园、宅基地整理、中心村建设以及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等经营性的社区服务和建设项目。其次, 出台工商企业无偿捐助村庄整治建设的税收政策, 激发企业和企业家的捐助热情。要向捐助者和村民及时公布和通报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捐助项目的建设情况。
参考文献
[1].李兵弟, 通过村庄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小城镇建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