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区发展（精选12篇）
牧区发展 篇1
牧区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牧区发展滞后, 与牧区发展研究成果不多, 牧区发展研究方法单一, 牧区政策农区化有重要关系。牧民增收、牧业发展、牧区和谐亟需“实践、理论、责任心”三位一体的研究成果支撑。盖志毅教授新著《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以内蒙古为例》在牧区发展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特别是他对牧区发展研究方法的整合创新, 对促进相关研究领域的科学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牧区建设与牧区政策调整》以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为例, 对多年来政府牧区政策进行了全面回顾和再思考, 从牧区生产发展、牧民收入增长、牧区乡风文明和牧区民主管理等四个方面阐释了如何发挥好政府政策的管制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纵观全书, 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突出五大特点。
充满大爱的人文关怀。新牧区建设过程中, 在强势者声音巨大、牧民话语被淹没的情况下, 学者的学术责任就表现为充满大爱的人文关怀:通过反映民声来实现民主和改善民生。在民生方面, 盖教授认为: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缓、贫困化严重、收入差距大, 要从实现牧民收入多元化、加大补贴力度、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专业合作社等方面促进增收。
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在该书的绪论中作者写到:“本书是用手写就的, 但更是用脚走出来的。”作者及课题组成员历时6年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通辽市等8个盟市的29个牧业旗县进行了全面调研, 曾深入牧民蒙古包、专业合作社、牧业管理部门进行了大量访谈, 了解了牧区发展及牧业政策变迁的历史, 厘清了各项牧业政策的主要措施、实施过程、牧民评价及政策效果, 为研究的针对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奠定了基础。
系统全面的对比分析。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为探寻可操作的牧区政策, 盖教授以开阔的视野对每项政策都给予了历史的和世界的参照物。在阐述牧区生产发展时, 指出建国前我国历朝政府一直都有在草原牧区进行种植业的政策偏好。在阐述牧区民主管理时, 列举了美国、丹麦和澳大利亚等国牧区合作社的案例, 说明通过建立合作经济组织能有效改善牧民交易条件, 降低交易成本, 抵御其他利益集团的侵蚀。
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针对牧区的复杂性, 盖教授提出:研究要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他说:在牧区甲地认为是正确的样本, 在乙地马上就找到反证 (如牧区围封转移) ;经济视角认为正确的, 文化的视角迅速就宣判为谬误 (如草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某项政策短期来看是利益, 长期来看就是亏损 (如牧区开矿) 。因此, 在制定牧区政策时必须“两手都要硬”, 既要对牧民进行补贴, 又不能使之成为“等靠要”的群体;既要保存游牧经济的合理内核, 又要与现代化相结合。全书通过65个专题案例说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
前瞻可行的对策建议。基于对牧区特有问题的调研和分析, 盖教授提出了“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牧区决策机制”, “摒弃不恰当的草原工业”, 发展环保畜牧业、循环型草业和生态旅游业, “优先将牧区非集体组织成员转移离开牧区”, “建立生态复合型多层次补偿模式”等对策。这些对策与国务院近期公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改善民生”、“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积极发展牧区特色优势产业”等观点极其相似, 印证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对策建议的可行性。
基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自觉和充满大爱的人文关怀, 盖教授在深入调研牧区生产发展状况的基础上, 运用“公共选择理论”说明了“地方政府三元自利目标”及其耗竭型的政策选择对牧区发展的影响, 进而从改革政绩考核体制入手优化牧区生产发展政策供给;在调研牧民生活和收入状况的基础上, 运用“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成因, 并从增强牧民生存、发展能力的视角提出了对策建议。盖教授研究牧区发展问题时总是沿着“调研表象———理论抽象———具体对策”的思路进行, 科学地处理了“表象———抽象”和“抽象———具体”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和过程, 科学地把握了“系统抽象的度”, 避免了因“抽象不足”和“抽象过度”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或提出错位的对策, 精湛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象———抽象———具体”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 实现了对牧区发展研究方法的整合创新,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牧区问题的方法论借鉴。
牧区发展 篇2
近年来，阿巴嘎旗通过强化责任、政策扶持、制度保证等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嘎查集体经济，强化集体经济后盾，为新牧区建设助力。目前，该旗有集体经济收入的嘎查从25个发展到了71个，实现了全部嘎查都有集体经济收入目标。年纯收入达235万元，其中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的嘎查8个，5万元以上的12个，2万元以上的15个，2万元以下的36个。集体积蓄为513万元，每年用于扶持牧民生产生活的支出达150万元。
一、强化责任，为壮大嘎查集体经济提供保障。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抓好牧区工作的关键来抓，一是建立了旗、涉牧部门、苏木镇联系干部挂钩联系嘎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制度，明确嘎查发展集体经济责任人，层层落实责任任务。二是配强嘎查“带头人”，将事业心强、懂经营、善管理、开拓创新意识较强的牧民充实到嘎查班子中，并开展苏木镇、嘎查干部“互派锻炼”活动，为发展嘎查集体经济提供了人才保障。同时，加大外出学习考察力度，提高基层干部能力。先后组织304名嘎查干部外出参观考察。三是制定《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奖励办法》，实行嘎查集体经济增长率与嘎查干部工资挂钩，激发嘎查干部工作热情。
二、创新载体，为壮大嘎查集体经济搭建发展平台。一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制定出台了《阿巴嘎旗苏木镇嘎查集体经济发展规划》，发展嘎查集体经济的“222”工程投入资金90万元，以购买良种西门塔尔牛、基础母羊、建集体牧场等措施，扶持了18个嘎查发展集体经济；有效整合“整村推进”、对口扶贫等项目，扶持了25个嘎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围绕肉、乳、草、马、沙五个特色产业，鼓励嘎查走“支部＋协会＋牧民”的模式，累计培育和发展各类牧区合作经济组织46个，辐射牧户660户、牧民1800余人。二是巩固现有集体积累。指导、引导嘎查整合集体草场、集体牲畜等资源，采取建打草场、承包集体牲畜等方式，实现集体创收。目前，全旗有集体牲畜和集体草场的嘎查分别达到了45、61个，集体牲畜2.8万头只，集体草场100余万亩。三是引导嘎查合理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多渠道增收。目前全旗经营第三产业创收的嘎查达到11个，安置转移牧民40余人，年人均纯收入均达2万元。
关于农牧区地区的教育如何发展 篇3
【关键词】 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G62.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25-0-01
一、教育投入少，办学条件差，师资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
在西藏农牧区办学的问题到底还是政府对办学经费投入多少的问题。即使在党和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领导且有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下，西藏农牧区学办学条件问题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进，但与城镇和内地义务教育的其他学校之间比较起来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教育教学条件和设备仍然属于落后。还有在西藏农牧区的也享受不到与其他城镇学生的学习条件。
教师队伍不稳是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十分突出的问题。由于政府投资不均衡，导致西藏农牧区一些地方义务办学条件缺失，教师实际意义上的与自己的劳动相挂钩的收入比较低，因此产生大部分教师调入城市一些效益较好的学校，或这读取争取人们常说的“金饭碗”也就是说“公务员”，这导致了一些学校特别是农牧比较边远比较偏僻的学校严重缺少老师、教师老龄化也相对严重，还有出现随便请个教师的现象。在西藏农牧区有些地方因为环境恶劣和教师的待遇有一定的欠缺，这使一些老师即使没有调动到城市的想法，但为了家庭和生活不得不转入收益比较好的学校，这样的情况会使一些原本义务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更是火上浇油。
二、山区学生交通安全问题，辍学率有上升，辍学率情况比较严重
国家对西藏农牧区基础教育进行不断的改革，从而在西藏地方的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到现在为止，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辍学的现象还是存在着。特别是在中学阶段学生的辍学比较严重，在农牧区孩子一般情况下小学毕业后就不读初中。
学校布局调整可以更好地利用西藏农牧区固有的的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条件，西藏有些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的孩子一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校，在山区地理环境危险，交通不方便，因此学生安全问题很严重。正因为在西藏很多山区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党和国家在针对出现这样的情况实行寄宿制。
三、改革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
学校在平常的教育教学方面支出的主要源是政府和国家的投入，即使在义务教育实施的过程当中实行免费的教育教学政策，基本上解决了农牧区学生上学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但是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方式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只有保证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的持续稳定的投入，才能真正满足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的需要。
国家要制定更多符合西藏地方基础教育的法规和义务教育的法规，明确政府对农牧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更要明确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和奖惩的有关事项：根据农牧地方农牧民和城市人民的不同人人均的收入，制定出对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标准。
四、加强对西藏农牧区教师队伍管理和建设
从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过程当中体现出现当代在西藏师资队伍具有不稳定性、而且有些教师素质偏低，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必须缩小城乡和东西部之间义务教育的差距，促进义务教育的平衡发展，必须抓好师资队伍有效管理和建设，积极实现区域师资配置的平衡。并努力提高西藏农牧区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修养能力，使西藏农牧区教师做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积极服务好广大人民权重的教育事业，在西藏发展的道路上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学生流失
义务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义务教育的过程当中学生流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些学生初中还没毕业就流失到社会，这就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有着重大的影响，也影响了西藏人民素质提高和西藏农牧区社会的发展，也阻碍了整个西藏社会的发展。避免西藏农牧区初中生流失，党和政府必须尽到一定的责任，要有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进行管理。
六、立足源头，解决安全隐患
面对西藏农牧区义务教育的学校日益突出交通安全问题，要坚持从源头入手，切实保障师生安全。一是科学规划布局，优化学校区域结构。对欠发达地区西藏农牧区义务校的布局调整，可按照“立足发展，着眼长远，方便群众，确保安全”的原则进行，不能只停留在撤并几所学校或改建几所学校的基础上。安排学校布局一要结合本地方的发展条件；二要通过西藏农牧区现实条件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建设的重点要放在农牧区义务教育学校规模上，在学校建设和改革方面要标准化、科学化，促进西藏义务教育进一步发展。
七、加大政府的宣传力度
在西藏农牧区因为很多百姓对知识的不够了解，文化素质低，所以政府有待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大辍学在家的学生和家长观念上的转变，就要给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让他们观看一些和上学有关的视频，也让他们对比上学与不上学孩子之间的差别，使他们知道学知识的好处，也要让他们知道不上学，就永远也改变不了他们家庭的现状，鼓励家长让孩子上学，彻底改变他们的落后的观念。
为了在西藏农牧民子女学生更好地学习，有关政府要对学校提出建议和要求，以及要对学校进行正常的教学提供有力的保障，学校也要保证最好的教学质量和最好的教学环境，更要要求广大教师要有高尚的师德和还要有先进的教学设备等条件。学校也要对自控能力差的学生进行思想和心理上的教育，把他们引到正轨，让他们得到更好的教育。这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学校进行教育活动的重要所在。
八、结语
牧区发展 篇4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全省总面积72.12万平方公里。其中日月山以东的农业区仅占全省总面积的2.84%,而日月山以西、以南的广大牧区却占全省总面积的97.16%。青海牧区是我国第四大牧区,主要集中在海西、海北、海南、黄南、玉树、果洛6州,并且辐射全省,境内地势高峻,地形复杂,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玉树、果洛两州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000米至5000之间,最高为6860米。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寒冷、缺氧、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大,空气稀薄,气压低,严重缺氧。地处偏远,牧区33个县与省府西宁市的距离近的100公里左右,远的达到1400多公里。境内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大小河流纵横交错,交通和通讯设施落后。牧区海南、海北、海西、黄南、果洛、玉树6个自治州人口162.7万,占青海省总人口的30%,其中少数民族占60%以上。牧区六州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7.16%,但人口只占全省总人口的32.67%,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足3人。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牧区六州除了极为有限的小块农业区外,绝大部分是纯牧业区。经济结构单一,基础产业脆弱,牧业靠天养畜,农业粗放经营。牧区六州通用藏语,海西州通用蒙语。
青海省牧区六州三十三个县、市、行委(海北州门源、祁连、海晏、刚察四县;海南州共和、同德、兴海、贵南、贵德五县;海西州德令哈、格尔木两市,乌兰、都兰、天峻三县,大柴旦、冷湖、芒崖三行委;黄南州同仁、泽库、尖扎、河南四县;玉树州杂多、玉树、称多、治多、囊谦、曲麻莱六县;果洛州玛多、达日、久治、甘德、玛沁、班玛六县)共计186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截至2006年底,青海牧区普通中学在校人数为92675人,占全省普通中学在校人数的28.25%,牧区普通中学学校数为186所,教职工6249人,其中专任教师5434人,师生比为1:17.05。牧区小学在校人数221896人,占全省小学在校人数的42.51%。牧区小学学校数1043所,占全省小学数的36.71%,教职工12209人,其中专任教师11319人,师生比为1:19.60。体育师资方面,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牧区62.5%的中学和93.3%的小学体育教师严重缺乏。中学超过三分之二,几乎所有小学都需要补充体育教师。缺少体育教师的比例,中学达到了1:1.2;小学达到了1:1.9,也就是说,平均每一所牧区中学缺少1名体育教师,小学缺少2名体育教师。体育师资呈现严重不足之势。
2 制约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2.1 受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牧区教育受宗教教育的影响较大
寺院教育在一些边远牧区教育方面的影响依然存在,虽然学校体育在一些边远牧区是一片空白,但是藏传佛教寺院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牧区群众的体育健身行为在观念上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力,并对牧区现代学校体育也有着较深的影响。
青海牧区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蒙古族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出极端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牧区群众的观念有了很大转变,教育意识明显增强。但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和宗教影响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送子女入寺念经,捐款修寺庙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藏传佛教的佛事活动中,包含了许多体育实践的成份,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侣和教众就是在佛教教义的束缚下,通过“转经轮”、“转古拉”、“叩头”等佛事活动,及香浪、踏青、藏戏、藏舞和各种节庆日的活动等寺院体育文化现象或宗教意义下的原生体育实践,替代了运动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藏传佛教寺院有许多体育文化的现象,如踢球、踢毽子、跳远、铁棒喇嘛(陀陀喇嘛)之间的比赛、跳神、旋鼓,以及诸如雪顿节、祈祷节、浴佛节、娘乃节、燃灯节等等节日的集体活动所进行的一些佛事活动,这些对身体活动所起到的健身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藏传佛教寺院所有的佛事活动包含着丰富的体育文化现象。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现在寺院也容纳一些体育运动进入寺院,有的寺院还在不时开展一些体育运动。如每逢宗教节日期间开展篮球、登山、拔河、摔跤等比赛。因而,藏传佛教寺院不仅在边远牧区对现代学校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影响着牧区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2.2 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是制约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
因素,地域的封闭性导致其教育的封闭性,教育发展步履缓慢,学校体育更是举步维艰
青海牧区6州境内地势高峻,地形复杂,寒冷、缺氧、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大,长冬无夏,四季不明。空气稀薄,气压低,严重缺氧。牧区六州,特别是玉树、果洛两州,地处偏远,远离省内、国内经济发展中心,牧区29个县与省府西宁币的距离近的100公里左右,远的达到1400多公里;州府所在地至各县的距离一般都在200公里左右,各县城至乡政府所在地距离50至300公里不等。境内崇山峻岭连绵不断,大小河流纵横交错,交通和通讯设施较为落后。
由于牧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地势复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边远牧区地理环境的封闭性,是边远牧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天然障碍。它不仅造成边远牧区经济文化较为保守、封闭,也加剧了边远牧区教育的封闭性,使得牧区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学校体育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
2.3 牧区人口分布的分散性和居住的流动性决定了牧区教育的
高成本性,学校体育呈现出投入分散、面广线长点多的特点,寄宿制学校成为实现牧区教育的主要办学形式,但是投入的高成本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校体育的发展
分散性是牧区教育的最基本特征,是牧区教育与一般民族教育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是牧区教育的特殊性所在。牧区由于牧业生产上的流动性,形成了牧民群众居住上的迁徒性。青海藏区的绝大多数牧民群众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生活,居住高度分散,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8人,比全国藏区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数还少0.79人。目前全省3500多所中小学分布在72.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教育的面广、线长、办学难度大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尤其是牧区1200多所民族中小学分布在70.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平均每583.92平方公里才有一所学校。所谓“马背小学”、“帐房小学”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种极为分散的办学模式,布点多、规模小、投人大、产出少、教学形式单一,现代教育技术和方法实施困难,体育教学过程难以实施,使偏远牧区学校教育的开展步履维艰。学校布点的分散性,加大了牧区教育的单位成本和机会成本,是牧区教育需要高投人的客观现实,也是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最大障碍。地域辽阔、人口稀少,使学校在空间布局上处于两难境地。学校布局过密,难以产生相应的规模效益;反之,造成学生的就学困难,影响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因而,寄宿制办学形式应运而生。寄宿制办学形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矛盾,但寄宿制教育的高投人、高成本性又转化成为矛盾的物化形态,成为困扰牧区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2.4 学校体育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包括城乡之间、各州之间、各县之间、各县内部、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平衡
青海牧区教育有东部与西部、农区与牧区的差别,又有城镇、川谷和浅山、深山农村,半牧区、纯牧区等地区性发展不平衡的差别,还有语言环境、生产方式、宗教派别影响、交通邮政等相关因素的地区差别。从全省看,不仅各州、县、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就是同一地区、同一民族内部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差别。
按照教育社会学社区理论,六州、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以及州县政府所在地的牧区教育属于城(镇)教育类型;既有农业区又有牧业区则属于半农半牧区教育,而18个牧业县则基本属于牧业区教育。一般说来、城镇好于半农半牧区,而半农半牧区又好于牧业区。在青海的6个民族自治州之间,民族教育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就目前来讲,海西、海北、海南三州的教育水平较之黄南、果洛、玉树三州要好些。其特点就是教育质量低,办学条件差,教师队伍不稳定,教育的社会环境、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人们生活贫困。由于社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牧区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教育发展状况也有很大差异。同一民族聚居程度低的,要好于聚居程度高的;同一民族居住在城镇和农业区的,以及经济条件较好的,要好于居住在其他地区的。
2.5 受青海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牧区学校教育的投
入低,发展缓慢,学校体育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场地器材缺乏和体育经费短缺、师资严重缺乏已成为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瓶颈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牧区六州除了极为有限的小块农业区外,绝大部分是纯牧业区。经济结构单一,基础产业脆弱。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交通不够发达,社会发展缓慢,青海牧区教育面广、线长、办学难度大,牧区学校教育相对落后,教育投入相对较少,学校体育的投入更是少之又少。牧区学校体育经费、场地器材设施等物质条件的严重不足是制约牧区学校开展学校各类课内外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体育师资缺乏严重,在一些基层纯牧业区,藏汉双语教师更是严重匮乏。近两年青海省实行的青海省农牧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聘用制度,虽然在逐步改善农牧区基层学校教师严重缺乏的现状,但是基层农牧区师资队伍的建设将任重而道远。
2.6 青海牧区教育教学用语的复杂性(双语教学等)决定了牧区
学校体育教学的复杂性,双语体育师资的培养和补充是牧区学校体育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青海藏族116.8万,蒙古族9.13万,95%以上的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牧区六州通用藏语,海西州通用蒙语。环青海湖居住的海东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海南、海北以及果洛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同操安多方言,为安多方言区,玉树州藏族操康巴方言,属康巴方言区[4]。牧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藏族、蒙古族中小学以本民族语文教学为主,如何从基础教育开始在重视本民族语文教学的同时实施加入汉语文的教学,是牧区基础教育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一个没有汉语言环境的藏族、蒙古族中小学生来说,在同等时间里,既要学习母语,又要学习汉语,到了初中还要学习外语,其任务是相当繁重的。由于教育教学方式复杂,双语教材、双语师资等成为牧区学校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加之在玉树州还有安多语、康巴语之分,这就使得青海牧区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比其他民族地区更艰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比其他民族的学生更难,体育教育的实施过程相对其它地区更难,学校体育的发展更是难上加难。
2.7 青海牧区学校现实行的国家统一的体育教学大纲并不能完
全适合青海的教育实际,教材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资源
依据青海各地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青海农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计划,是牧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之一。在教材的使用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因势利导,拓展学校体育教学资源,将当地切实可行的跳绳、踢毽子、民族舞蹈、摔跤、爬山等简单易行、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在民族地区易于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学校体育活动当中,对于促进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和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8 青海牧区学校课余体育开展状况不甚乐观,早操受高原海
拔、气候气温、走读生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课间操、大课间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与课外体育竞赛开展情况较差
青海省牧区学校有46.9%的中学和60%的小学开设早操,受高原海拔、气候气温、走读生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能开展课间操,有60%以上的中小学有大课间体育活动,在课外体育活动内容上,篮球、足球、羽毛球、跳跳绳、踢毽子、爬山、骑马、打秋千等是牧区中小学生首选的项目,大多是牧区学校能够开展的简单易行的场地器材要求不高的项目。不能正常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场地器材条件不足。
40%左右的牧区中小学没有开展课余训练,只有30.6%的中学和13.3%小学不开展学期课余体育竞赛。牧区学校开展体育竞赛最常见的形式是篮球比赛。经费不足是学校不举办或不定期举办各类体育竞赛的主要原因。
2.9 体育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女教师缺乏严重。工作环境较差,
场地器材设施匮乏,学习进修的机会太少,工作负担过重等诸多原因影响着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的职业态度
青海牧区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缺额较大,现有体育教师的工作负荷过大。女教师缺乏严重。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状况不容乐观,三分之二左右的教师没有学习和进修过。绝大多数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体育教师的职业前景也充满信心,但是工作环境较差,场地器材设施匮乏,学习进修的机会太少,体育教师的工作成绩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工作成绩很难得到认可,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低下,领导不够重视体育工作,职称得不到解决,收入和待遇相对较低,工作量过大,工作负担过重等等诸多原因综合影响着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的职业态度,严重影响着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是导致牧区学校体育教师不够稳定的直接原因。而且体育教师大多数都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特别是小学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严重,体育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是造成现有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的主要原因。
3 青海省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1)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对青海民族团结稳定的政治地位和“三江源”的生态地位的高度重视,落实各项国家对西部教育的优惠政策,促进青海牧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2)结合青海牧区教育实际,研究制定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文件,充分挖掘青海牧区体育资源,编写青海地域民族特色学校体育教材,将当地切实可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学校体育活动当中。
(3)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快落实牧区特聘教师岗位制度,加大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的引进力度,逐步缓解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严重不足的现实矛盾,在政策和岗位设置上应进一步向牧区基层地区倾斜。
(4)在国家在民族地区推行的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双语教学和“两主一公”(即寄宿制、助学金为主的公办中小学教育)的办学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适合青海牧区高原牧业型特点的区域教育模式,实行弹性教学计划,增加地方性的民族特色课程的内容,建立督导评估体系。
(5)逐步落实农村牧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等相关政策,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增长率。立足牧区各类资源优势,采取多渠道筹集体育教育经费,开发“以牧补校,以校补学”等的教育经费筹措的特色途径。
(6)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条件和民族资源,开发各类体育资源,利用牧区生产生活器具,自制体育器材。整合州县各类教育资源,统筹利用各类文化体育和校外活动基地等设施,开源节能,做到资源共享。
(7)加大牧区对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关心和支持体育教师的工作,提高体育教师的地位,加大继续教育和培训的力度,提高教师待遇,稳定师资队伍。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研究方法对青海牧区六州三十三个县、市、行委的180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体育现状进行了相关调查分析,对制约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若干因素进行了相关探讨,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制约因素,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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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区发展 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牧区草原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发展研究
草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天然草原近60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41.7%，其中75%的草原位于西北部半干旱地区，绝大部分草原分布在西北部的几个省和自治区，如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就草原资源的数量而言，中国是继澳大利亚之后的世界第二草原大国。对于我国而言，草原既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我国牧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牧区）保障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促进农牧民增收的前提条件。
少数民族牧区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所致，加上后发条件的严重不足，已成为我国典型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贫困落后地区。因此，科学、合理地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对实现农牧民增收、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生态旅游及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现状
旅游业是由向旅游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娱乐、休闲和服务组成的，是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最大产业；以旅游发展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包括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旅游组织（WTO）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爱米〃麦考尔女士在宁夏银川举办的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的庆祝活动上指出‚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入境旅游进入黄金时代。她说,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旅游业持续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世人的预料，2002年,中国接待国际游客的总数已超过了所有亚洲国家,中国将于2020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同时，中国还将成为世界10大旅游客源地之一，名列世界第四，占世界份额的6.2%。‛（1）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生态旅游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热点，也是也是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将加入生态旅游的行列。据有关方面估算，生态旅游年均增长率为20%-25%，是旅游产品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据有关资料考证，‚‘生态旅游’一词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H〃Ceballos 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提出的，其含义不仅是指所有观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览的景物不应受到损失。世界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使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2）同时，为了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广生态旅游，联合国把2002年命名为‚生态旅游年‛。作为联合国‚生态旅游年‛的活动计划之一，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于2002年5月19日—22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上来自132个国家的公有、私有及非政府部门的1000多名代表就生态旅游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建议。联合国‚生态旅游年‛以及围绕主题年的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各国政府、生态旅游的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更好合作，为生态旅游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3）
我国学者马聪玲认为‚按开展生态旅游的类型划分，我国目前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可以分为以下九大类：（1）山岳生态景区——以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等为代表。（2）湖泊生态景区——以长白山天池、肇庆星湖、青海的青海湖等为代表。（3）森林生态景区——以吉林长白山、湖北神农架、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为代表。（4）草原生态景区——以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等为代表。
（5）海洋生态景区——以广西北海及海南文昌的红树林海岸等为代表。（6）观鸟生态景区——以江西鄱阳湖越冬候鸟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等为代表。（7）冰雪生态旅游区——以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吉林延边长白山等为代表。（8）漂流生态景区—— 以湖北神农架等为代表。（9）徒步探险生态景区——以西藏珠穆朗玛峰、罗布泊沙漠、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为代表。（4）
被誉为‚地球衣被‛的草原资源是人类的福祉。伴随着生态旅游的持续升温与快速发展，草原将会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主体。草原生态旅游是以大面积草原为基础，生物资源丰富，自然景观、人为景观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规模的旅游生态系统。它在全世界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目前正是世界旅游业的热点。
二、少数民族牧区草原资源开发与利用状况分析
我国牧区范围主要分布在祖国大陆的北部、西北部及西南部分地区，总面积为426.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4.4%。涉及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14个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牧区及半农半牧区。
就甘肃省而言，现有37440万亩草原（包括天然草原牧场和荒山、草坡、人工草地等），草原面积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6.6%，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6%，次于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居全国第五位，其中可利用面积约有1607.16万公顷，合24107.41万亩。甘肃少数民族牧区草场资源分布如下：甘南州有3848万亩的优质牧草，构成了亚洲最大的最好的牧场；天祝县有草原776万亩；肃南县有草地1853.5万亩；阿克塞县草原面积1479万亩；肃北县有可利用草场4187万亩。以甘南州的草原资源为例：甘南州是甘肃省的主要牧区之一，牧业是全州的支柱产业，约占农业总产值的68.46%。全州土地总面积为5812.14万亩，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8.53%；耕地面积为181.49万亩，占全州土地总面积的3.12%；草地面积4084.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0.28%，草地畜牧业成为本州长的主导产业，持续稳定的发展甘南州的草地畜牧业，对振兴甘南州的民族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甘南州草地资源的基本特征；规模大，600亩以上的连片草原面积有3758.30万亩，占全州草原面积的80%以上；可利用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94.20%；牧草种类多，生长良好，覆盖度达85%以上，放牧性强。（5）
少数民族牧区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因其地理位臵和自然条件的优越性而赋予它独特的资源于环境优势，庞大、辽阔的草原资源已成为少数民族牧区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这些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虽经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与重点开发，但在草原产业开发过程中仍存在着以下的困难和问题。
（1）草原管理体制不畅。我国少数民族牧区大部分地方实行了以草原公有、分户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承包制。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有一半的草原没有承包到户，管、建、用的责权利关系尚未得到协调和统一，这部分草原仍然处于吃‚大锅饭‛状态，建设和管理非常困难，生态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2）草原资源开发潜力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加上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的牧民们对于草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认识不足，使得少数民族牧区草原资源的开发起步相对较晚，开发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分散，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的能力，有很多草原甚至存在严重的生态环境隐患。
（3）对于草原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科学宣传与营销。由于少数民族牧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和后劲不足，在草原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不具备宣传促销能力,宣传促销十分困难,知名度不高。而且由于对资源开发潜力较大的草原生态旅游景区景点的投入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较差，虽然不断有新的旅游景点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但是市场没有同步扩大，这就造成了景点景区之间的恶性竞争。
（4）对于草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由于对草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总体上尚处于粗放型、探索阶段，配套设施不完善。在草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缺乏科学、系统性的规划，对草原资源的价值研究不够，在规划和开发的指导思想上认识不足，缺乏人文与生态相结合的资源开发意识，缺乏对草原资源特性上的深刻认识，从而影响了牧区草原资源开发步伐。
发展少数民族牧区特色经济，是振兴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因此，在少数民族牧区，应当以特色资源——草原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旅游产品为核心，在草原资源开发过程中，以项目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始终坚持保护与开发并举的原则，努力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三、促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在美丽的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旅游业已成为带动农牧民转产增收的新途径‛，‚草原旅游业成为锡盟特色产业和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为例，该旗提出要以建设‚草原生态旅游城镇‛为目标，加快培育旅游产业，突出草原生态特色，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品牌开发。‛（6）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少数民族纯牧区县——玛曲县为例：玛曲县位于黄河的上游，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纯牧业县。黄河首曲草原列为国家级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目前，旅游业已是玛曲县继畜牧业、黄金产业之后的第三大产业。为了把‚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场‛三大特色旅游品牌发展壮大，玛曲县确定了今后旅游业发展十二条目标任务。（7）据调查，该县旅游业从1998年起步，经过6年的发展，游客人数从2.1万人次增加到6.74万人次，特别是近几年来玛曲观光旅游的海内外游客每年以1万～
1.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2003年底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到674万元，占全县GDP的2.1%。其中2004年1至8月期间，全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4.8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6.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568万元。旅游业迅速带动第三产业，已成为该县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实现了旅游‚富县‛的目标。（8）
因此看来，草原生态旅游业已成为少数民族牧区增长最快的产业或支柱性产业，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已是势在必行。根据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与草原旅游资源利用状况，在遵循草原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应当采取以下策略来促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1、持续发展，重视协调的策略。以西部大开发为机遇，以少数民族牧区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确保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投入相对于其它产业优先增长的基础上，积极协调旅游业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丰富的草原生态旅游资源发展本地区经济，另一方面要重视对草原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推进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科技的协调，坚持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相关因素的持续协调发展。
2、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的策略。充分发挥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等方面对草原生态旅游业消费需求及信息反馈的灵活性与积极性，积极调动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政府应在少数民族牧区的主要旅游景区（如夏河拉卜楞寺、天祝华藏寺等）建立草原生态旅游区，制定和实施草原生态旅游业经营者、服务业经营者、旅游者共同遵守的政策与法规，利用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
3、积极参与，广泛合作的策略。在草原生态旅游资源的项目开发与管理上应当采取政府管理为主，企业参与和商业化运作，吸引牧民广泛参与的原则。根据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统一开拓市场、接待游客、统一制定收费价格，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旅游业尤其是草原生态旅游业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的力度、深度，积极引导旅游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寻求多种合作和多样参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推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4、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策略。旅游业作为一种综合性产业，具有创汇创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各种资源综合利用、吸纳社会就业和促进对外开放交流等多种功能与作用，具有关联范围广、市场扩张力强、聚合生产要素灵活等
特点。各级人民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强化管理，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要集中必要的人力与物力、财力资源，把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作为促进少数民族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发展产业和重点投资领域，以全面推进少数民族牧区草原生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牧区发展 篇6
关键词：内蒙古各盟市；农村牧区；经济发展；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25-116-2
0 引言
由于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与我国沿海地区相比较，发展的速度比较慢，规模也比较小，这一特点在内蒙古各盟市的农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农村中主要是依靠畜牧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由此，在研究牧区的经济发展与绩效的评价，可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指导，除此之外，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质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内蒙古各盟市农村牧区的人口情况
在内蒙古各盟市农村牧区中，劳动力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地影响，由此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需要重视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从内蒙古各盟市中的农村牧区来看，劳动力的资源从总体的资料分析得到人力资本最强大的是赤峰市[1]，其人口的数量为211.1517万人，次之是通辽市，其人口的数量为134.8765万人，这就表明农村牧区中的劳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也使得这两个市的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在内蒙古的中东部，有五个盟市中的农村的劳动力通过累加的方式达到517.3185万人，在内蒙古西部的7个盟市中，农村牧区中的劳动力数量累加起来为314.7625万人，由此数据可以得到，内蒙古东部的人力资源数量大约为西部地区的1.712倍，此外，从人们从事其他的副业来看，内蒙古的12个盟市中，在林、牧、渔业的人数中，赤峰市以人数126.1202万人次而居于第一位，而通辽市以93.6232万人而居于第二位，东部地区的农村中人数为346.1652万人，最后就是西部地区的人数为206.7011万人，在实际的发展中，也是赤峰市与通辽市的经济状况最为良好，由此可知，劳动力的数量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内蒙古各盟市农村牧区的环境
首先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分析，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了兴安盟、呼伦贝尔、赤峰市、通辽市与锡林郭勒盟，它们拥有十分丰富的土地资源，其中就耕地面积而言，基本就占据了内蒙古总的耕地面积的60%，而水资源的情况也十分丰富，从总量上来看，中东部地区的比例为80%，再者就是中东部地区的土壤分布情况，中东部地区也占据着较大的优势[2]，从整个内蒙古的土壤分布状况可以看出，从东至西的变化十分明显，基本形成了条带状，呈现出东北至西南的排列形式，在最东边的是黑色肥沃的黑土壤，依次向西为暗棕色的土壤地带。再到黑钙土、栗钙土、棕壤土、黑垆土、灰钙土、风沙土以及灰棕土，由此可以得知最肥沃的黑色土位于东边，其以良好的肥力、水分条件以及结构，十分利于植物的生长，因此这个地区中的农业状况是非常良好的；而在黑钙土壤的土地上，尽管肥力仅次于黑色土，但是十分地适宜农林牧业的发展，此外，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其森林资源的丰富性也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这就使得中东部地区的发展获得优越的条件，从而使得中东部地区中的农村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3]，而在西部地区中，主要包括的是包头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阿拉善盟、乌兰察布市以及巴彦淖尔市，其中除了巴彦淖尔市之外，其他的地区中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出现干旱、风沙的天气也十分的频繁，再加上土地大多数是盐碱地，由此十分地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从而使得西部地区的农牧业经济发展落后于中东部地区，通过对内蒙古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对比分析可知，在农村牧区经济的发展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比较大，由此在经济的发展中，需要充分地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3 我国对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指导的政策
首先，继续积极地贯彻与执行国家的各项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用好国家对新农村的建设中所给予的各项惠农、促农发展的政策，从而建立新型的牧区[4]，一方面要积极地推进当前的农村牧区中的财政管理、行政管理、金融管理以及乡村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建设，充分地保障牧区人们的获得良好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农村牧区中的义务教育以及公共福利的管理体制实施综合的改革，切实地提高目前农村牧区在基层社会中的公共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的水平，通过“十个全覆盖”工程，进一步地促进医疗卫生以及社会养老的社会制度发展与完善，全面的启动农村牧区的最低生活的保障制度，使得牧区的居民能够在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况中得以一定的改善；其次要借鉴当前的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思维，加以策划内蒙古农牧业的经济发展，积极地按照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加快调整当前农牧业的结构，从而使得龙头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获得良好的优势，再者就是对我国的中西部发展中所获得政策性的支持，充分地利用优势加快建设特色农业的模式，例如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中积极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加以农产品的加工，以绿色的农畜产品打入批发市场，从而使得内蒙古的农牧业能够与当前的市场发展相适应，从而带来更好的经济价值；最后，就是需要把农村牧区中的剩余劳动力实施转移，一方面让有能力的年轻人走出牧区，学习新的技术与发展经济的理念[5]，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农村牧区中的公共服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帮助，从而加快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除此之外，还要加快发展牧区的教育，增强牧区人民的科学与文化素质，这必须要提高农村的牧区中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这样方式转变当前农牧业的增长方式以及增强目前农牧业在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因素，在全面地开展农村中牧区的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农牧民就业的培训工作，从而改变了农村牧区的劳动力出现文化素质较低的情况，在我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地推进农牧业的发展，使得农村中的牧区人口能够参与就业的竞争，同时逐步向城镇的二、三产业发展。
4 结束语
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需要寻找更多的出路，这不仅需要对当地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加以借鉴之外，而且还要积极地开发农村中经济新的增长点，从而才能够更好帮助农村走出贫困，取得较大地进步；在内蒙古各盟市的农村中，对于畜牧业的发展做了一个绩效评价，由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从三个不同角度做出了分析，分别是我国对农村牧区经济发展指导的政策、牧区的人口情况以及农村环境，对内蒙古各盟市中的农村牧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乌云嘎，毛珣.草场承包经营制度演进的经济绩效——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6，04（15）：194-198.
[2] 巩红禹.区域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评价分析——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J].经济论坛，2014，07（15）：95-102.
[3] 张亚萍，峻峰.内蒙古自治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3（15）：53-60.
[4] 武艳娟，张永生，魏学占，王鹏飞，李长生.内蒙古农村牧区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和农牧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调研报告[J].内蒙古气象，2013，03（18）：37-39.
牧区发展 篇7
一、内蒙古牧区基本情况
(一) 牧区分布
内蒙古共有牧业旗 (县) 33个, 半农半牧旗 (县) 21个, 占全国总数的20.45%, 牧区土地面积80.36万平方公里, 约占全国的20.92%,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68%, 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0.06%。54个牧业、半农半牧旗 (县) 人口488万人, 占全区总人口的20.5%。占全区可利用草原面积92%的33个牧区旗 (县) 是我区草原畜牧业的主要生产区域, 乡村人口299.93万人, 占全区的26.57%。从地域分布看, 东部地区占66.67%, 其中:锡林郭勒盟9个、赤峰市5个、通辽市3个, 兴安盟1个、呼伦贝尔市4个, 这一区域草原畜牧业占据全区大部分份额。西部地区占33.33%。其中:阿拉善盟3个、鄂尔多斯市4个、巴彦淖尔市2个、包头市1个, 乌兰察布市1个, 这一地区主要为沙漠或干旱、半干旱地区, 草原畜牧业在全区所占比重不大。
(二) 牧区经济
2009年, 自治区33个牧业旗县共实现生产总值2041.09亿元, 占全区的20.96%, 人均生产总值6万元, 为全区平均水平的149.1%。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的27.22%。从收入水平看, 2009年, 33个牧业旗 (县)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6242元, 是全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的126.4%, 全区牧民收入水平的88.27%。
(三) 牧区畜牧业
草原畜牧业是牧区最基本的农业产业, 也是最重要的优势产业。2009年全区牧业产值完成721.45亿元, 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45.93%。33个牧业旗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区牧业增加值的65.63%。牲畜年末存栏数占全区的44.5%。肉类总产量占全区总产量的41.92%, 其中:牛肉20.73万吨、羊肉36.25万吨、羊毛5.53万吨, 分别占全区的43.69%、41.1%、54.2%。
二、牧业、牧民及牧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区牧区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生产不断发展, 农牧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 也可以说是牧区的“三农”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 牧业:资源约束加重, 发展空间受限
———草原退化严重, 发展空间受限。受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干旱等自然因素和超载放牧等人为不合理利用等影响, 目前, 我区绝大多数天然草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50—70年代, 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扩大1560平方公里;80—90年代, 平均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进入90年代以后, 荒漠化的扩展速度已经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近几年更高达16700平方公里, 在我区的天然草原中, 约有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53%左右, 草原产草量比上世纪八十年代下降50%-60%。而且近10年来, 草原荒漠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地增加。
———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制约草原生产和服务能力提高。全区牧区旗县畜棚面积仅6368.3万平方米, 与牲畜存栏1.1亿只羊单位、畜均0.8平方米畜棚要求相差2431.7万平方米, 缺口达到38.2%, 现有畜棚约1/3需要加固或新建;饲草料生产和加工机具缺乏, 生产效率较低;饲草料基地不足, 加之运距较远, 外购饲草料成本高昂, 很难解决休牧和冬季补饲问题, 抗灾减灾能力较弱, 部分牲畜还没有结束爬冰卧雪的历史;水利基础设施薄弱, 牧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仅为15%左右, 灌溉饲草料地面积占草原可利用面积的0.4%。每年提供的饲草料按畜均计算, 每个羊单位仅有0.08亩饲草料地, 实际解决饲草的牧户占总牧户的六分之一, 灌溉饲草料地中节水率仅为三分之一。
———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进程缓慢, 经济转型困难。牧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滞后, 经济发展起点低、水平低, 且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以畜牧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前工业化经济的特征明显, 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艰巨任务。
(二) 牧民:收入水平低,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收入差距明显。从统计结果看, 牧区人均收入水平要略高于农区。但是由于牧区特殊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成本, 事实上大部分牧区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于农区。2009年, 33个牧区旗县的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中, 有57.6%的地区低于全区牧民纯收入平均水平。而且, 由于草原畜牧业特殊的生产经营特点、草场流转制度的实施和牧民经营能力的差距较大等原因, 导致牧区群体收入表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结构, 富裕户和穷困户收入相差悬殊, 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 贫困人口比重较大。据新巴尔虎左旗年度牲畜调查结果显示, 60%以上的牲畜集中在30%的人手里;而人均牲畜头数不足38头只的牧民占人口46.4%;无畜户826户, 比例达到18%, 属于极端贫困人口。
———增收渠道狭窄。牧民收入结构单一。与农区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不同, 多数牧民由于受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居住分散、相互隔绝、与外界之间少有联系的生活方式、劳动技能单一的局限, 一般只从事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 除畜牧业收入外, 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同时, 草原生态环境变化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空间和规模, 导致牧民收入增长缓慢, 增收乏力。2009年, 牧民从事畜牧业的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高达72.4%, 占牧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达84%, 除畜牧业收入外, 牧民基本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随着生产生活资料成本上涨, 牧民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支出增加, 加之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变化给牧民收入造成的直接冲击很大, 使得牧民收入极不稳定, 增长乏力。据统计, 牧民在生活上, 食品类、衣着类、居住类、医疗保健费、交通通讯费、文教费等支出, 分别为农区支出的1.8、1.4、2.1、1.3、2.5、4、1.2倍;牧区牧民在生产上, 维持一定规模和生产性的畜群及其饲草料基地建设等项费用, 是农区的2.4倍。牧民总收入中, 生活消费支出占48%, 经营费用支出占42%, 两项支出合计占牧民总收入高达90%, 考虑到其它非生产性支出, 牧民在维持正常生产、生活之外, 收入所剩无几, 甚至为负数。
———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由于地域辽阔, 居住分散, 投入不足, 大部分旗县在道路交通、电力供应、通讯等方面的条件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牧区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但是由于点多面广, 利用率低, 建设投资没有经济效益, 无法覆盖到远离城镇的边远牧区。个别地区至今没有解决最基本的人畜饮水安全、供电、住房问题, 加之草原的沙化、退化, 牧区生产生活条件仍然十分恶劣。
(三) 牧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突出
随着草畜平衡核定工作的实施, 加之饲草料价格逐年上涨且供应不足, 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牲畜大幅减少,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牧民来自草原畜牧业的收入。2009年牧业年度统计33个牧业旗牲畜存栏3006.81万头只, 较2005年减少209万头, 较上一年减少212.6万头只, 占全区牲畜存栏总数比例降低3.52个百分点。总数较2005年减少的地区占78.8%。自2001-2009年间, 牛肉占全区总产量比重下降14.58个百分点, 羊肉下降24.88个百分点。但同时, 由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一时还不能给牧民带来现实的实惠, 一些牧民无法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高度去理解封育禁牧,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三、加快牧区发展的对策措施
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 必须在“三农”工作中统筹“三牧”, 兼顾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 促进“三农”与“三牧”、农区与牧区、农民与牧民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
(一) 重视草原多功能保护性利用,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高度重视草原多功能属性的开发, 彻底改变只注重产品生产功能而忽视服务功能的偏颇认识。切实重视草原的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和维护生态的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大力发展草原畜牧业, 发挥草原的食物安全保障;重视草原文化传承功能, 弘扬草原文化, 依托鲜明的地域特点和独特的民族特色,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旅游业, 实现农牧民就业、增收。
(二) 严格草原管理制度, 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高度兼顾
积极推行草原保护和建设制度的建设和实施, 严格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和禁牧休牧制度, 进一步落实好草牧场“双权一制”政策, 让农牧民依法享有草牧场的使用权、建设权,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 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在推进草原承包的基础上, 完善草原流转办法, 推进草原集中利用、规模经营。按照“承包草原换社会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的原则, 采取置换等措施, 鼓励牧民“自愿开展草原流转、自愿退出宅基地”, 进入城镇或农村新型社区居住。允许农牧民在不改变草原用途的前提下, 以草原经营权入股, 从事牧业合作生产或开展合作经营。
(三) 加大草原改良, 提高草原综合生产能力
要针对当前草原退化、牧草产量和质量不断下降这一突出问题, 以“提质、增产”为主要目标, 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 着力加强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和草原改良, 重点开展草原围栏、牧草补播及改良、草原灌溉设施、人工饲草料基地、防火防灾体系等建设, 加快建成一批高产、稳产、优质的天然草原牧场。
(四) 创新畜牧业模式, 提高草原畜牧业发展水平
创新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以调整畜群、畜种结构, 提高畜产品质量和效益为重点, 走生态畜牧业的路子, 使天然草原的载畜量得到合理控制。要努力建设现代牧业产业体系, 以节水灌溉草场建设为中心, 提高牧业综合生产能力, 推动畜产品生产向区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注重畜牧业资源的节约使用、循环利用、综合开发, 努力培育产业集聚带, 提高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五) 积极发展草原生态后续产业, 拓宽牧民增收和就业渠道
依托重点生态工程, 大力发展草原生态后续产业。大力实施标准化人工草地建设工程, 在大兴安岭西麓、阴山北麓的林牧、农牧交错地区建立规模化种植基地, 实现优质牧草产业化经营;加大苁蓉、锁阳、甘草、沙棘、沙柳等沙地植物资源开发力度;大力发展草原旅游, 促进后续产业向多元化发展。不断提高牧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 进一步拓宽牧民增收和就业渠道,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促进牧民转产就业。
(六) 大力发展牧区公共事业,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牧区发展 篇8
一、农村牧区创新支付需求巨大
人们对于创新支付的固定思维是:推广应用在都市,目标客户是白领。然而越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和欧洲,移动支付应用越慢。肯尼亚、印尼和菲律宾移动支付则应用广泛。国际成功模式和实用经验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成为乡村居民小额汇款转账的主要手段,成为弥补金融基础设施不足、替代传统网点式物理服务空间的重要方式。内蒙古经济处于非发达地区,银联手机支付存在巨大价值和潜力。
(一)农村牧区金融网点严重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平均每个乡镇只有2.13个金融网点,平均1个营业网点服务近2万人。内蒙古人均土地面积是全国的6.4倍,地广人稀,乡村人口占42%,农村牧区居住较为分散。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75亿元,增长11.8%。其中,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银行卡支付,尤其是银联手机支付向其渗透存在较大空间。
由于受理终端单机投放成本高,商业银行网点、ATM机具、POS机具、现金投放、助农金融服务点投入成本较大,而用于手机支付的SD卡仅需75元,远远低于其他渠道成本。
(二)市场创新支付需求巨大
一是人民银行解决现金净投放难题需要银联创新支付产品。由于收购旺季现金净投放较大,农村牧区抢劫、诈骗和假钞案件时有发生。而使用银联创新支付产品,可以在收购环节减少现金,甚至实现现金的“零”投放。
二是涉农(牧)金融机构利益驱动需要银联创新支付产品。借助银联创新支付渠道、产品和服务,可以弥补其在农村牧区网点稀少、手机银行缺乏和网银功能简单的诸多不足。目前,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近80%,而涉农(牧)金融机构要远远低于此水平。经测算,电子银行渠道办理业务平均成本每笔0.49元,柜台办理业务平均成本每笔3.06元,后者是前者6倍多。因此,涉农(牧)金融机构更需要通过银联手机支付业务,提高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
同时,创新支付渠道可以实现支付“零”现金流通,减少或避免银行资金流出;利用银联手机SD卡客户端实时跨行转账、信用卡还款和商旅预订等,能够对客户吸新留存,提升揽存能力。
三是收购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从切身利益出发需要银联创新支付产品。依托互联网金融的移动支付,具有高效、低成本、简单易用的特点,对于具有一定流动生活习惯的农牧民而言,可以满足其小额转账、汇款、取现和补贴发放等需求。尤其是粮食、畜产品和农副产品收购经纪人,以及种养植大户,有着将结算风险降到零的强烈需求,从而成为农村牧区银联手机支付的终端需求者。
二、内蒙古银联手机支付业务在农村牧区的探索
(一)结合需求找准合作机构
全国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创新优势,但在农村牧区网点匮乏。其中涉农(牧)金融机构,如农行、邮储银行在苏木乡镇网点较少。农村信用社具备在农村牧区点多、面广的贴近优势,具备对接银联创新产品和综合支付平台的天然条件,成为内蒙古银联首选的合作对象。体现在:一是内蒙古银联与农村信用社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截至2014年5月底,农村信用社使用银联标准卡达1930万张,占全区近四分之一,在过去连续23个月稳居第一;全国省级农村信用社第一家直联银联系统,超过2.1万个终端接入银联网络;农村信用社联合银联商务铺设“助农金融服务点”,县域以下网点开通了农民工特色服务业务。二是农村信用社创新步伐与市场需求不同步,银联创新支付有了被“借台唱戏”的基础。农村信用社有93家法人单位有自主创新权限,推动其在农村牧区开展银联手机支付的时机十分成熟。
(二)锁定农信社的目标客户实现“六步走”
找准合作机构之后,内蒙古银联开始积极展开手机支付业务的探索和推广。
1.探索阶段:给都市白领提供支付增值服务。2012年8月,人民银行启动农村移动支付试点工作。其后,内蒙古银联走访金融机构进行调研,金融机构初步分析认为,创新支付产品的推广市场基本在都市,客户基本是白领。2012年10月,内蒙古银联尝试在首府呼和浩特市推广银联手机支付SD卡客户端业务,选择的合作机构是农村信用的金谷银行,目标客户是银行的VIP客户,为其提供增值服务。
2.试点阶段:给收购经纪人和种养殖大户提供的必选支付产品。2013年9月开始,内蒙古银联进一步分析后,集中走访农副产品产地巴彦淖尔市的河套、陕坝农商行,以及盛产羊肉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农信联社等3家机构,掌握到农村牧区金融网点匮乏,移动、低成本的支付终端的确有庞大的市场需求。内蒙古银联以改善农村牧区金融支付环境建设为主题,在金谷银行试点基础上,将手机支付业务推广到上述三家机构,方便收购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用于农副产品、畜产品收购。
3.模式确立阶段:建设非现金支付商圈,创建“助农惠牧支付模式”。围绕粮食、畜产品和农副产品收购商圈,通过“助农金融服务点”或传统银行网点,“云”POS或便民支付终端,以及银联手机支付带动的移动互联网金融,内蒙古银联将单纯的条线渠道、产品和服务串联起来,构建“三位一体”的支付体系,即“助农惠牧支付模式”。首先,农牧民将粮食、畜产品和农副产品交给经纪人,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将粮食、畜产品和农副产品交给粮库、畜产品加工厂和农副产品收购站。其次,粮库、畜产品加工厂和农副产品收购站,通过“云”POS或便民支付终端,将销售款转给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的银联卡账户,经纪人通过银联手机支付SD卡客户端,将收购款转给农牧民的银联卡,农牧民需要少量现金时就近通过“助农金融服务点”或传统银行网点取现,基本形成农村牧区收购的“零现金”支付。
4.扩大试点阶段:加快走访(当)面推(广)节奏,扩大应用的覆盖面。分析表明,内蒙古牛羊存栏呈现纯牧区减少,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增加的趋势,银行卡支付,尤其是银联手机支付产生了新的市场空间。内蒙古银联加快向半农半牧地区赤峰市的红山、松山和元宝山农信联社,巴彦淖尔市五原农商行推介,用于农副产品和畜产品收购。向粮食、黄牛及红干椒产地通辽市科尔沁区、科左中旗和开鲁县农村信用联社推介,用于粮食和农副产品收购,向鄂尔多斯市准格尔煤田和准格尔旗农村信用联社、呼和浩特市郊区和林格尔农村信用联社推介,用于农副产品收购。
5.全面推广阶段:农村牧区普惠金融战略合作。2014年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内蒙古银联联合开展金融便民服务“春雷行动”计划,双方签订了“农村牧区普惠金融”战略协议。其中,农村信用社定制开发“农信社手机银行·银联版”,作为主要电子银行产品向辖内机构统一推广。
6.客户回访阶段:锁定核心目标客户。2012年内蒙古银联首先在首府推广银联手机支付业务,试点一年后在农村牧区推广。2014年银联组织回访农村牧区客户,通过与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和陕坝、河套、五原农商行的联合分析,认为农村牧区支付市场是一个“长尾市场”,目标客户是分散和个性化的普通农牧民,核心目标客户是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银联手机支付SD卡客户端作为核心产品,最终会促成“长尾效应”,也将使包括涉农(牧)金融机构在内的参与各方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三、银联手机支付效果评估
(一)交易金额迅速增长
开展银联手机支付业务以来,银联交易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交易金额迅速增长。从交易额来看,位于农村牧区的陕坝、河套、五原农商行月均交易,分别是位于首府的金谷银行的20.9倍、3.1倍、1倍。从交易强度来看,陕坝、河套、五原农商行在册卡月均交易分别是金谷银行的61.6倍、18.7倍、5.1倍。
(二)破解农村牧区收购高峰期现金净投放难题
创新支付技术,破解人民银行长期关注的粮食、畜产品和农副产品收购高峰期出现现金净投放难题,实现现金“零”投放,服务“农牧业”。人民银行研究表明每100元的交易,使用银行卡比现金节约社会成本1.09元。初步测算,内蒙古收购高峰现金净投放达80亿元,若使用银行卡支付比现金支付每年节约成本8720万元,每年可帮助14%脱贫目标中的2.9万人脱贫。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和畜产品交易和输出基地,内蒙古资金流通需求明显,银联手机支付有效减少了农村牧区收购季节的现金流通量。
(三)银联手机支付对收购经纪人和种养植大户形成刚性需求
银联手机支付SD卡客户端,在首府城市,它是柜面、网银、ATM和POS机之外的补充渠道,对于客户形成弹性需求,就是说“我可用可不用”;在农村牧区无金融网点地区,它是必选渠道,对于农牧民形成刚性需求,换句话说“我不用就没有”。
(四)低成本扩张金融服务半径,提高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
创新应用产品,满足了涉农(牧)金融机构低成本扩张服务半径的迫切需要,推广银联手机支付SD卡客户端提高了内蒙古涉农(牧)金融机构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
(五)提升农村牧区应用银联创新产品的认知度
通过推广银联手机支付等创新产品,农村牧区对创新产品认知度明显提升。陕坝、河套农商行,正蓝旗农村信用联社采取SD卡建设三大商圈,服务农牧民支付,成效显著。
牧区发展 篇9
一、关于反贫困发展的几个经典理论
1.“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反贫困战略和模式的提出, 首先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贫困根源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 拉格纳·纳克斯 (Ragnar.Narkse) 提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 纳尔逊 (R·R·Nelson) 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两者隐含的共同思想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贫困, 在没有外力推动情况下, 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1957年, 哈维·莱宾斯坦 (Harvey.Leibenstein) 提出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1960年,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Walt.Whitman.Rostow) 提出了“经济起飞”理论。
罗斯托把用“最小临界努力”摆脱“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陷阱”的过程, 称之为经济起飞过程。罗斯托认为,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经过六个阶段, 这六个阶段分别是: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群众性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指出, “起飞”阶段是关键性的, 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在起飞阶段中, 束缚经济成长的阻力最后被突破, 传统的经济停滞状态得到改变。
2.“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理论
1959年,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 (Oscar Lewis) 在《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 首先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1]1969年,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提出贫困和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模式:一是生活于贫困境况中的人们, 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 他们缺少向上流动的动力, 环境也难以使他们有较高的成就动机。二是低成就动机导致低社会流动, 受教育的机会少, 层次较低, 这使得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薄弱。三是低教育水平, 较弱的竞争力, 自然导致他们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 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四是低收入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为贫困。莫伊尼汉认为, 以上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模式, 使贫困者很难摆脱贫困的纠缠, 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 视野狭窄, 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2]贫穷文化的理论对产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的社会”和“向贫穷宣战”的社会计划有重大的影响。许多这样的计划, 旨在改变穷人的个人性格, 包括文化价值观, 希望他们能更有效地加入劳动力市场。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 (A.Inkeles) 针对那些仿效着西方而走向工业化、科技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 把贫困者行为放在文化价值和人格心理的层次上研究, 提出“贫困也是一种国民的心理状态”, 以及“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的素质——现代性”等重要论点。
3.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贫困理论
由于贫困文化的理解具有“谴责穷人”的含义, 许多研究者强调应该更深入地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分析造成贫困文化的社会因素,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排斥的基本概念。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 (曾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进一步提出, 贫困是对人的基本能力的剥夺。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 阿马蒂亚·森写道:“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 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 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 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在森看来, 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 而能力是由一系列功能构成的, 包括免于饥饿的功能, 免于疾病的功能, 接受教育的功能, 等等。这些功能的丧失既是贫困的表现, 又是贫困产生的原因。作为一个社会人, 应该具备的基本功能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 基本的医疗条件, 基本的住房条件, 一定的受教育机会等。如果一个家庭或个人缺少这些功能或者其中的一项功能, 那就意味着处于一种贫困状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在1996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专门提出, 收入的贫乏只是贫困的一部分, 该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综合指数——能力贫困指标。在这份报告中, 能力贫困指标所定义的“能力”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生存的能力 (即获得营养与健康的能力) ;二是健康生育的能力;三是接受教育与获得知识的能力。同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报告中还指出, 发展中国家“能力贫困”是一种比物质贫困更为广泛和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第一, 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必须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推进农牧业发展。这是一个必须依靠科技、运用知识求发展的过程。然而, 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穷, 正是由于知识贫困和能力贫困。既是说, 缺乏知识和能力的群体, 又必须充分运用知识求发展。
第二, 国家为使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消除知识贫困和能力贫困, 加大了科技兴农、科技兴牧政策力度, 加大了教育扶贫力度。但是, 不少农牧民子女完成大中专学业后又无处参工就业, 处于闲置与半闲置状态;呈现出更深刻的矛盾:一方面,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培养人才, 另一方面, 本土的教育资源却不能有效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要么是培养出的青年人才服务他乡, 要么是家长不愿送青少年到校读书, 因为读了书既不能参工就业, 又不愿务农、放牧, 反而成了什么也不能做的人了;从而使教育发展、“普九”工作步履维艰, 使科教兴农 (牧) 、人才兴农 (牧) 的设计失败。
第三, 国家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对于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步履维艰, 面对着如此尴尬:不通广播电视, 农牧民当然就无法接触广播电视;但通了广播电视, 同样没解决多大实际问题——对于收听收看到的外地节目, 由于语言问题而难于受益。不少农牧民通过通过VSAT (卫星小站) 设备收看到省内外及境外节目, 但就是看不到州、县政府指导他们如何科学地种养殖、科学地防病治病的节目;而这些又是地方科技部门长期致力的项目。此外, 由于缺乏制度建设和人员培训, 已经建成的乡、村级通讯设施不能得到有效的运用, 经常是工程建成数月后即闲置、废弃。信息技术通过远程教育对民族教育事业发挥了作用, 但是由于没有体制支撑, 对医疗卫生、产业发展等发挥作用甚小。
第四, 国家推进“通村公路”建设, 而通村公路建设又受资金巨大、生态脆弱、人口聚集度低、产业未发育等方面的限制, 要么是迟迟不能修建, 要么是修建后由于人力资源能力低下、无产业支撑等问题而闲置, 最终因气候恶劣和缺乏养护能力而废弃;成为发展中的“鸡胁”。
第五, 国家为解决农牧民缺医少药问题, 大力推进乡村卫生站建设, 另一方面则是许多乡村卫生站建起后, 由于没有合理的运行机制、人员能力建设机制而缺乏行为能力, 卫生人员无所事事, 卫生站门可落雀。
2010年8月20日《中国民族报》发表中央民族大学杨思远教授的文章《民族区域经济的繁荣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动向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在民族区域经济趋于繁荣的同时, 民族经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的藏族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活跃起来。人们对藏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对广大藏族民众的经济需要和愿望关注不足, 而藏族经济发展需要的恰恰是源自藏族的内在动力。”“民族经济差距的客观存在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 它不仅妨碍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还会成为边疆地区不稳定的经济根源。”
2011年6月8日, 中国民族宗教网“民族理论”栏目编发了题为《“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对话著名人类学家杨圣敏教授》的文章。杨圣敏讲道:“最近10年来, 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内地, 但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能力却不高——所以我说, 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一定是越快越好, 而是参与式发展才是最好的。发展太快了有时候还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 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发展可以慢一点, 不一定要那么大规模的投资, 不一定要那么快地开发矿产, 而是一定要让当地少数民族参与式发展, 让他们一点一点地能够介入进来, 培训他们, 听听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能够跟上发展的步伐, 而不是让一部分人被开发和发展甩出去了。”[4]
杨思远和杨圣敏的言论, 直接的层面上表达的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科学发展, 需要处理好民族区域经济繁荣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 却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在中央持续、深入地实施西部大开发背景下, 必须深入研究“如何使西部农牧区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这个重大问题。
三、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1.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与反贫困科学发展
自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以来, 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入人心;现已成为我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推进科学发展的基本指南和行动纲领。
既然如此, 关于中国农村反贫困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农村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什么?不明确这个问题, 就不可能有效地推进反贫困科学发展, 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结果不仅不能解决和消除贫困, 反而会出现各种贫困此消彼长的现象, 使人们陷入贫困的循环之中。
事实上, 当我们把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的研究, 与前述罗斯托提出的“经济起飞”理论联系起来, 也就能够看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地发展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一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落后地区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而实现“经济起飞” (没有“经济起飞”也就无所谓“经济增长”) 。其二是如何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已实现“经济起飞”的地区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很显然, 对于包括绝大多数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在内的贫困农村而言, 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方法推进科学发展, 当属第一种情况。
2012年9月16日, 笔者输入“反贫困科学发展”术语, 对“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进行“主题”、“篇名”、“全文”的“精确”检索, 未发现一篇文献。用“百度一下”对“反贫困科学发展”进行自动搜索, 也是“零结果”。这说明“反贫困科学发展”在我国学术界尚未成为一个科学术语。鉴于“反贫困科学发展”术语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科学地扶贫开发”、“扶贫开发科学化”等术语代换, 我们又用代换术语进行相应查询, 查询到肖云等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十大长效机制设计》、[《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阿木的《以科学发展推进扶贫开发》 (2012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第7版) 、张涛等的《科学推进扶贫开发》 (《老区开发》2010年第3期) 、慈延祯的《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促进扶贫开发科学发展》 (2008年5月23日《民族日报》第2版) 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均未对“扶贫开发科学发展”作出界定。
2.“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本文综合学术界关于贫困、反贫困、发展、科学发展、技术精神、科技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阐明了“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
(1) 关于“反贫困发展”。
世界银行诠释“贫困”是一种人们想逃避的生存状态:贫困就意味着饥饿, 意味着没有栖身之地;贫困就是缺医少药, 没有机会上学也不知道怎样获得知识;贫困就是失业, 害怕面对未来, 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贫困就是因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导致儿童生病甚至死亡;贫困就是权力和自由的丧失。进而言之: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 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 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乃至严重匮乏状态, 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
1968年, 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发展’意味着从‘不发达’中解脱出来, 消除贫困的过程”, “‘发展’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向上运动。”此后, 迈克尔·P·托达罗在《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将发展定义为“一个社会或社会体系向着更加美好和更为人道的生活的持续前进”。
综上所述, 反贫困发展的本质就是:创造更合理的物质、精神生存方式, 使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从贫困中解脱出来。
(2) 关于“科学发展”。
对于“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发展”的关系, 以及科学发展的内涵, 邱耕田、袁吉富、袁诗第等人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袁诗弟等提出:科学发展, 第一要坚持科学的态度, 第二要强调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活动, 第三要有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5]
邱耕田提出:科学发展, 一定是求真的发展, 因为遵循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一定是趋善的发展, 因为追求和拥有善是科学发展的核心;一定是审美意义的发展, 因为审美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属性。在一般的意义上, 真、善、美分别代表着科学发展的三大方面, 它们是集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功利性或目的性、观赏性或情感性于一体的基本要素。[6]
袁吉富提出:科学发展是一种把人为失误的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 是一种效益最大化的发展, 是一种把负面效应尽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发展, 是一种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全面的发展和又好又快的发展。[7]
此外, 刘道兴在《技术精神、求效思维与人类价值体系的四维结构》一文中指出:技术过程存在的求效性思维方式, 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独立地位的人类思维方式。求效思维和求效价值追求与求真、求善、求美一道, 构成了“真效善美”这一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四维复合结构。[8]樊勇等则指出:技术精神, 作为一种内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的进步理念, 与科学精神一样, 是提升人们思想品质和境界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9]
吸收以上观点, 我们对“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作出以下诠释: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是追求“真效善美”的发展。
早在2004年, 本文作者之一就在《关于科技进步整体性能力建设》一文中指出:“科技进步”不是从纯科技角度理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是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 特别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的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进步”包含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进展及其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应用中的进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科学技术进步法》等, 都是按如此含义理解、把握、运用着“科技进步”概念。[10]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既包括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能, 也包括充分发挥“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功能。[11]1996年, 江泽民同志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12]的论断;2006年, 胡锦涛总书记讲道:“当今世界,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13]2011年, 温家宝总理指出:“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 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科学普及的民族, 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 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14]
需要明确, 上述科技进步中的科学技术, 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 也包括社会科学技术;既包括生产、生活的科学技术, 也包括交往、决策的科学技术。总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 本质上是以知识促发展。
(3) 关于“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
将上述关于“反贫困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讨论统一起来, 我们把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表达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 推动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 进入财富增加、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简言之, “反贫困科学发展”即:落实科学发展观,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反贫困发展。
四、我国“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短板”
2012年, 胡锦涛总书记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十二次学术大会暨第二十三届院士大会上讲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 科学技术更是改变国家命运、开创美好未来、创造幸福生活必须依靠的强大力量。”这样的逻辑关系与道理, 人们是不会反对的。但是, 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却未能很好地以大科技时代的视阈去思考、探索和立论, 缺乏让扶贫开发工作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谋划。
从当前各地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研究与实践看, “扶贫开发科学发展”被边缘化可见一斑。以四川为例。2011年4月12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在成都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暨十二五信息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拉开了四川“智慧城市”建设的序幕。根据“合作协议”, 四川“智慧城市”包括“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三大工程建设, 以及智慧金融、智慧旅游、智慧传媒、智慧电力、智慧城乡统筹、智慧社区、智慧家庭、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十四个重点项目, 将在全省市州和重点县级城市全面推广。这些工程和项目中, 就是没有“智慧扶贫”、“智慧科普”。难道扶贫工作、科普工作不需要与时俱进, 不需要数字化技术武装吗?难道扶贫工作、科普工作走信息化发展道路不具有紧迫性吗?当许多企业都已经在用卫星电视、虚拟数字技术、IPTV、SaaS等服务于管理、营销时, 我国的大多数地区 (广大的农村, 落后、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 的扶贫工作、科普工作还沿袭着“人拉、马驮、车运”的送书下乡、送戏下乡、送知识下乡的“杯水车薪”的原始方式;这是需要深刻反省的。传统的许多做法可以继续存在, 但是应该以新的技术条件下费省效宏的工作为主导。
另一方面, 从关于“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创新研究看, 一般都集中在制度方面, 例如肖云等的《新时期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的十大长效机制设计》一文提出了:健全扶贫开发组织保障机制、准确确定各地扶贫标准、完善贫困户识别机制、健全扶贫对象瞄准机制、增强扶贫开发动态监测机制、创新产业化扶贫机制、构建扶贫开发多渠道合作机制、强化扶贫开发的法律保障机制、抓好扶贫开发资金与项目监管机制、构建扶贫开发绩效考核评估与奖惩激励机制。[15]又如阿木的《以科学发展推进扶贫开发》一文, 提出了:转变观念谋划扶贫开发、务实发展促进扶贫开发、加大投入保障扶贫开发。[16]制度红利, 究竟有很大空间, 这可以探讨;但是, 长期缺乏让扶贫开发工作在现代科技条件下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谋划, 是很不应该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列宁指出“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些论断都阐明了自然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应该看到, 当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 变革着落后地区的空间结构, 创造出新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不少学者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李道亮从2007年开始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现代农村信息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资助下, 主编出版《中国农村信息化发展报告》 (年度报告) 。但是, 这些研究还没有把当代信息技术产业可以为我国西部农村扶贫开发提供深刻的变革、全新的格局, 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 去探索、去立论。
长期以来, 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服务体系建设与科普工作, 过于依赖农村自身力量, 而未能充分利用城市服务资源优势。与城市相比, 农村生产生活过于分散化, 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动员社会、集聚资源、服务基层的能力也不强。因此, 需要充分利用城市的资源优势, 建设诸如“惠农数字科普馆网络技术服务平台”, 建立起面向农村地区推送的农业科普动态知识仓库;通过将城市的科技知识资源有效地注入农村, 从“授人予渔”的源头上服务农村。过去, 只强调物质流、人流的运动, 而不注重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信息流运动。事实上, 在当代信息技术产业条件下, 诸如贫困户识别、扶贫对象瞄准、扶贫开发动态监测的数据处理等工作, 都可以由城市机构进行专业化服务。
摘要：把握反贫困发展的几个经典理论与我国西部农牧区的发展困境, 综合学术界关于贫困、反贫困、发展、科学发展、技术精神、科技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阐明了西部农牧区反贫困科学发展的基本内涵: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充分依靠科技进步, 推动贫困地区或个人、家庭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与“贫困文化的恶性循环”, 进入财富增加、能力增强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进程;明确了我国“扶贫开发科学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短板”。
牧区发展 篇10
农村是我国教育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主战场,农牧区学校体育是青海农牧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海乃至全国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农牧区学校体育发展对实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教育发展总目标至关重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青海牧区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绝大部分是纯牧业区,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4%。牧区六州33个县、市、行委共186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其中普通中学在校人数为68184人,占全省普通中学在校人数的23.16%,牧区小学在校人数18.9万人,占全省小学在校人数的33.01%。探析青海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学状况对青海农牧区体育教学改革和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研究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立项课题《青海牧区学校体育发展特点及对策研究》为依托,对青海牧区六州33个县、市、行委186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的体育教学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旨在了解牧区学校体育教学现状,探索牧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新路子新方法,为牧区学校体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路和方法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青海牧区六州33个县、市、行委186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中17个县市行委的44所中学、25所小学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学校体育改革、学校体育管理、青海省教育事业统计报告、青海统计年鉴等相关文献资料。
(2)问卷调查法。依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设计发放了领导、教师、学生三份调查问卷,每所学校发放领导问卷1份、教师问卷2份、学生问卷20份。共发放问卷1587份,回收有效问卷共1183份(领导问卷中学32份、小学15份,教师问卷中学63份、小学34份,学生问卷中学680份、小学359份),问卷回收率74.54%。
(3)实地调查法。课题组成员前往海北州海晏县、黄南州泽库县、河南县及玉树州等地,与当地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及部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座谈,了解当地学校体育工作的实际。
(4)数理统计法。采用SPSS13.0和Excel软件对所得调查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
3.1.1 体育教学计划、大纲的执行情况
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在体育教学计划的完整率上,只有37.5%的中学和46.7%的小学有完整的教学计划,近一半左右的牧区学校体育教学计划不够完整,学校体育教学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在教学大纲的实施方面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小学能够完全实施,三分之二的学校能够部分实施,小学稍好于中学,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地牧区学校的基础条件有关,体育经费与场地器材的缺乏使得他们不得不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上课内容,因而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牧区各种条件的限制下,体育教学大纲和牧区学校体育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青海省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全省各州地市教育发展也存在极大的不均衡性,因此,依据青海各地的教育实际,制定适应青海本地域各民族教育发展的规划性文件,在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研究制定青海农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计划,规范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工作,促进牧区学校体育规范有序的发展。
3.1.2 使用教材情况
调查表明,在教材的使用上,66%的中小学使用的是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自编教材的中学只有15.6%、小学只有20%,说明青海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现有的场地设施条件和开发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方面还做得不够,青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因势利导,拓展学校体育教学资源,开发编写青海地域民族教材,将当地切实可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学校体育活动当中,一方面丰富了当地中小学体育教材内容,另一方面对于促进当地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1.3 教学进度和教案的具备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青海省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进度和教案具备的比例较高,而且小学好于中学。进一步访谈发现,部分地区学校定期要检查教师教案,教育部门在教学评估时也将教师教案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参考,因此很多中小学体育教师一般都有教案。但是,教学进度和教案在教学过程中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由于牧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升学考试等方面因素影响,部分教师写教案只是为了应付检查,而实际体育课的授课内容则与进度教案大相径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领导问题,很多学校领导从不查教案和教学计划,既使检查,也只看教师是否有教案,很少深入到课堂第一线听课或看课,因此教案大家都按教学计划写,写的好与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二是场地、器材短缺,因为教学计划和教案若按大纲编写,会需要较多器材,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器材短缺,教师上课只好各显神通,在选择上课内容时难免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3.1.4 体育课上课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如表2),青海省牧区学校体育教师绝大多数上课都比较正规,而且中学明显好于小学,达到了81.3%。体育教师在教学课上,能够按照体育课的三个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进行教学的,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准备活动每次都做的学校中学达到了85.7%,小学达到了76.4%,说明牧区学校体育教师在课堂常规的执行、学生的体育活动安全等方面做的比较好,在课后的放松练习方面不太理想,说明体育教师不太重视课后放松练习,在课堂常规的执行方面没有做到有始有终,希望在教学过程的规范方面能够做的更好。
3.1.5 对民族体育项目进入体育课堂和课外体育活动内容的调查
通过对青海省牧区学校体育教师对民族体育项目进入学校体育课堂及课外体育活动的选择情况的调查统计可以看出(见图1),跳绳、踢毽子、民族舞蹈、摔跤、爬山等简单易行、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在民族地区易于开展的项目选择的比例较高,而且也适合于牧区中小学的实际条件。在牧区中小学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场地器材缺乏的现实条件下,大力开发引进适合学校体育课堂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对于促进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和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和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牧区学校中小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与教材内容的选择
3.2.1 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
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在被调查的680名中学生和359名小学生中,84%以上的中小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只有15%左右不喜欢体育课。近80%的中小学生对体育课持积极的态度,上体育课不是为了应付体育考试,是真心喜欢体育课,而且觉得每周开设的体育课太少,说明绝大多数牧区学生对体育课非常喜欢,喜欢参加各类体育活动,体育课能使其思想活跃、情绪高涨。而在影响不喜欢体育课的不到15%的中小学生的因素调查中发现,场地器材不好是主要的原因,除了这一客观原因之外,体育课内容单调乏味、体育教师态度差、自己身体不好等因素也占一定的比例,分析体育课内容单调乏味的原因,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缺乏系统的因地制宜的行政指导,青海省目前还没有制定适合本地区各民族教育实际的教学大纲等指导性教学文件,基层农牧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相关的引导,体育教师主观上有引进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愿望和想法,但是给予多方面原因,并没有真正引入到学校体育课堂教学中来。
3.2.2 学生对体育课内容的选择
现代教学论认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态度,关系着课堂教学的成败。青海省牧区学校学生对体育课教学内容的选择如表4所示,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器材条件要求不高、开展时间长、普及面广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最受欢迎,跳跳绳、踢毽子、武术、打秋千等简便易行的项目名列其后,在牧区比较有特色的与其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的项目如爬山、骑马、射箭、民族舞蹈等同学们也表现出很高的兴趣,在牧区学校体育中若能够因势利导,大力发展在学校体育课堂能够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能改善牧区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缺乏、课堂内容单调乏味的局面,还有助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游泳项目在青海牧区中小学生的选择排序中名列第10位和第11位,在没有一座正规游泳馆的青海牧区,游泳倍受中小学生们的喜欢是有些令人惊讶,分析其游泳的场所也只是在居住地附近的小河小溪,大多数同学的游泳也仅仅在戏水的层面上,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水的热情却是不能忽视的。
4 对策与建议
(1)结合青海农牧区教育实际,研究制定青海农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文件,检查并监督执行各项教学文件的完善与实施工作,尽可能规范各类教学文件的执行和落实情况,保证学校体育课的教学质量。
(2)充分挖掘青海牧区各类体育资源,开发整理富有地域民族特色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编写青海地域民族特色学校体育教材,既可以丰富当地中小学体育教材内容,对于促进当地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通过政策引导和加快落实农牧区特聘教师岗位制度,加大牧区基层学校体育教师的引进力度,逐步缓解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的状态。
(4)整合州县乡镇各类教育资源,统筹利用各类文化体育和校外活动基地等设施,最大限度为教育教学活动服务,尽最大可能解决牧区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匮乏的实际问题。
摘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等对青海牧区6州33个县、市、行委的186所中学和1043所小学体育教学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分析后发现,牧区学校近一半左右体育教学计划不够完整,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并不能完全适合青海的教育实际,体育教师大多数都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84%以上的中小学生喜欢上体育课,球类项目、跳跳绳、踢毽子、武术、打秋千等比较受欢迎。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结合牧区教育实际,研究制定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和相关教学文件,充分挖掘青海牧区各类体育资源,整理编写青海地域民族特色学校体育教材,加快落实农牧区特聘教师岗位制度,加大牧区基层学校体育教师的引进力度,尽快缓解牧区中小学体育教师超负荷工作的状态,整合州县乡镇各类教育资源,统筹利用各类文化体育和校外活动基地等设施,以尽最大可能解决牧区学校体育场地器材设施匮乏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青海牧区学校,体育教学,现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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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牧区阴霾 守护牧民健康 篇11
这种疾病名为包虫病，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全球十种“经济负担最重”疾病之一，目前我国卫生部已将此病列为免费救治项目。
在新疆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称一附院），有一支队伍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展了肝包虫病外科治疗技术的临床研究，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奠定了扎实的肝包虫病诊疗基础。1994年以来，该队伍在新一代领军人的带领下，历经20余年临床实践，突破传统理论，成功探索出新的根治包虫病的方法。
这支队伍就是由海归博士彭心宇教授领衔，张示杰、吴雄文、郭淑霞、吴向未、杨宏强、王新春等教授、专家共同组成的一附院“肝包虫病病因学与临床诊疗新技术研究”创新团队（以下称肝包虫病团队）。他们是包虫病的克星，更是守护牧民健康的天使。
形势严峻，研究刻不容缓
包虫病是由棘球绦虫引起的人和家畜共患的寄生虫病，是畜牧业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名列世界卫生组织被忽略疾病名录。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人感染细粒棘球绦虫的病例报告，所有牧区都是此病的流行病区。亚洲、中东、中欧、南美、北非，甚至日本北海道、美国阿拉斯加等一些发达城市也有此病例报告。
我国包虫病流行病区主要为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地，其中新疆地区发病率较高。2004～2008年的全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98.2%的包虫病例发生在这7个省区，人群的患病率高达1.08%。据此估算，全国约60～130万人感染此病。
我国是全世界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7年，卫生部的一次全国人体重要寄生虫病调查结果显示，仅新疆、青海、甘肃三地牧区的包虫病患者就有近35万名（其中多为肝包虫病），每年给牧区造成的经济损失逾8亿元。在这些地区的调查中甚至还出现被检羊百分之百感染的情况。
与严峻形势形成反差的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落后，医疗水平较低，以至于与包虫病有关的临床及基础研究都相对滞后于其他疾病。尽管国家在高发省份进行了大量包虫病防治技术推广，但仍难满足庞大的诊治需求。
这是彭心宇为之揪心的。在他看来，各种先进的包虫病诊疗措施在国内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应用，各地区各级医院肝包虫病的诊疗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医院仍在采用简单传统的手术治疗，且操作并不规范，以至于患者术后复发率和并发症都比较高。
彭心宇期望可以改变这种疾病的治疗模式，改变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甚至是命运。带着这样的信念，他带领肝包虫病团队以一附院为依托，立足新疆地区卫生服务需求，深入、系统地开展了多项包虫病病因、发生机制及流行病学研究，以及诊疗新技术研发，初步建立了科学有效的包虫病防治体系，极大提高了新疆地区包虫病整体诊疗水平，以及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突破传统，创新理论技术
肝包虫病，也称肝棘球蚴病，国内外一般采用“肝包虫囊肿内摘除术”治疗此病。但由于有外囊的存在，因此残腔的处理成了治疗中最大的难题之一。彭心宇表示，肝包虫病团队经过多年临床研究证实，外囊是肝包虫病术后复发及残腔并发症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切除外囊。
但是，传统囊型肝包虫囊壁结构理论认为，肝包虫外囊与肝组织不可分离，这也是传统内囊摘除术的理论基础。“但是传统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复发率高，患者需要反复做手术。这不仅加重病人的经济负担，而且他们还要承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彭心宇说。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肝包虫病团队自1999年起进行了一系列基础研究。他们发现并证实，在肝包虫外囊与肝组织之间存在一层“外膜”，它与外囊之间存在间隙，沿这个间隙能完整切除外囊。这意味着，新的肝包虫囊壁结构理论诞生，为这类疾病的外科治疗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随后，肝包虫病团队在此基础上，首创了根治肝包虫病的新方法—“外膜内外囊完整切除术”及衍生术式，并首次提出肝包虫病周围肝内“功能性管道”与“非功能性管道”概念。近五年来，已有千余例患者经过新方法的治疗恢复了健康。
彭心宇表示，新方法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包虫病复发和残腔并发症的问题，而且最大限度减少了手术对肝实质的损伤且降低了手术风险，目前已被写入WHO包虫病诊治指南，并被卫生部确定为包虫病免费救治项目外科治疗首选术式，在青海、甘肃、四川等7个高发省区推广应用，得到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
不仅如此，肝包虫病团队还创新性地采用缓释微球制备新技术，对治疗肝包虫病的首选药阿苯达唑进行改良，成功研制出新剂型，有效提高了该药的生物利用率，为肝包虫病的药物研发提供了新思路。目前该技术已申请发明专利。而彭心宇研制出的手术器械—“包虫囊内容物旋切吸刮器”，既降低术中囊液外溢导致复发的风险，又增强了可操作性和吸收效率，使手术更加省时省力。现该器械已通过国家专利局审批。
整合资源，提升整体水平
以上一系列创新解决了肝包虫病的治疗难题，也让更多牧民记住了一附院肝包虫病团队，这让肝包虫病团队感到喜悦欣慰，但他们并不敢就此松懈。“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但面对庞大的肝包虫病患者数量，一家医院、一个团队的力量太有限了。”彭心宇无比清楚，必须凝聚全疆乃至全国的医学力量，才能彻底改变牧区包虫病高发的局面。
为此，肝包虫病团队通过集中授课、分散式现场指导手术、手术演示、远程实时会诊及交流等多种方式，向西北地区及疆内30余家医院及巴基斯坦国家医疗中心推广应用“外膜内外囊完整切除术”，有效提高了这些地区包虫病的诊疗水平和治疗效果。
肝包虫病团队还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为载体，与疆内10余家医院进行课题合作研究，形成了覆盖全疆的包虫病个体化治疗示范基地和多学科研究团队，提高了兵团包虫病的整体诊疗水平及普外科整体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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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只是一小步，面对包虫病的复杂性，目前没有一种方法适用所有肝包虫病。为此，肝包虫病团队提出了“肝包虫病个体化综合治疗”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对疆内12家不同级别医院的肝包虫病诊疗水平进行实地调查和评估，制定了一套完整、详细的《肝包虫病个体综合诊疗技术方案》，有效提高了医院不同层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诊疗技术水平，以及示范医院肝包虫病的诊疗效果。
另外，他们还收集整理了大量临床资料、随访资料、包虫生物标本、血液标本等信息，建立并完善了国内首个规范化的包虫病资源库，为深入开展包虫病研究提供了完善、规范的科研和资源保障平台，极大促进了我国包虫病研究的进展，为新疆地区包虫病科研工作的开展及国际性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并获得2009年兵团科技进步二等奖。
过去这几年，肝包虫病团队为推动牧区包虫病研究的发展所做的创新远不止这些，他们还利用现有网络通讯技术和设备，搭建了三级网络信息平台。借助该平台，医院之间实现了远程教学及危重病人院际扩大会诊，各科室之间实现了病理会诊、病人信息传输及信息资源共享。医务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终端与专家进行实时交流互动和诊疗技术指导，进一步提高了牧区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该团队编写的《囊型肝包虫病外科治疗理论与实践》、《囊型肝包虫病外科手术图谱》专著，为广大医生及医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很好的专业技术参考。
在此过程中，肝包虫病团队吸引了影像、病理、临床药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的科研力量，成长为一支综合型研究团队，近5年主持了国家级课题6项、省级课题11项，成为了一支以包虫病研究为纽带，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中心协助的科研学术群。
创新模式，培养多元人才
受西部地区地域限制，人才流失也是严重影响包虫病研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附院作为兵团医教中心与卫生人才培养基地，这些年为兵团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肝包虫病团队在研究之余，为吸引、留住人才，也有针对性地为中青年成员制定了创新性的培养目标及计划，促进了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
近年来，肝包虫病团队在课题争取、对外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紧紧围绕研究方向申请课题，并以此为载体，积极组织、吸引优秀青年科技骨干参与课题研究，注重在研究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人才。
同时，他们还不断完善转化医学实验室等平台建设，为青年人才开展实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优秀的青年骨干，肝包虫病团队还通过开放课题等方式给予他们资助，不仅将学科、人才、团队有机结合，还保证了人才资源的有效聚集。
在培养形式上，肝包虫病团队定期举办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对青年教师进行科研能力和思维方法培训，并通过鼓励青年教师明确研究方向、提高学历层次、参与课题实施及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活动，不断优化人才队伍，为储备后备力量奠定基础。
据统计，近年来一附院共组织青年教师举办中文学术讲座10余场，英文Journal Club20余场，极大地提升了青年教授研究思路和科研创新能力。同时，依托外科学与肿瘤学硕士点，一附院共招收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30余名。其中，肝包虫病团队指导的硕士生学位论文《肝囊型包虫病的CT影像与临床病理学的相关分析》、《原发性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分析及影响因素研究》、《MMP-2抑制剂对肝泡状棘球蚴生长影响的动物体内实验研究》等被评为2013年度石河子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经过多年的努力，肝包虫病团队完善了肝包虫病的治疗体系，改变了囊型肝包虫病的治疗模式，大大提高了该病的治疗水平。这个过程中，团队成员的专业技能也得到了大步提升，受邀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发言10人次，1人赴巴基斯坦国家医疗中心等四家医院进行手术演示，4名成员作为国家包虫病免费救治项目外科治疗专家组成员多次赴青海、西藏、四川等高发病区巡回讲学及指导手术，培训专业人员200余人。
任重道远，继续奋勇向前
随着国家的重视，包虫病临床与基础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肝包虫病团队发现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目前包虫病的研究主要侧重治疗，对于棘球蚴是如何在人体内发生、发展至死亡、钙化的原因及机制却鲜少关注，但这恰恰是制约包虫病防治的重要因素。
其次，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外囊必须打开时就会引起包虫囊液外漏、包虫病复发的可能。因此，如何减少复发仍是肝包虫病外科治疗中的棘手问题。
最后，药物作为治疗包虫病的辅助手段，在预防、防止术后复发等方面十分重要，但现有阿苯达唑各种剂型存在利用率低、不良反应多、稳定性差等缺点，新制剂的研究必然会是肝包虫病药物治疗领域的研究热点。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肝包虫病团队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他们计划围绕细粒棘球蚴自然病程多样性调控机制，开展细粒棘球蚴自然病程的流行病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相关基础研究，以肝包虫病自然病程的流行病学研究、细粒棘球蚴自然病程与转归的病理基础、免疫调控机制在细粒棘球蚴自然病程与转归中的作用、肝包虫病治疗药物新剂型研究等四个方向为研究重点。
肝包虫病团队希望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细粒棘球蚴自然病程的流行病学、免疫学、病理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机制的理论，并验证他们提出的相关假说。同时，以新型药物载体壳聚糖制备出利用率更高、不良反应少、稳定性高的阿苯达唑新剂。
另外，肝包虫病团队还计划引进“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选送优秀人才海外留学，进一步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以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为依托，搭建石河子大学应用与研究平台，带动一批优秀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形成优秀的人才团队效应，提高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和竞争力；争取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包虫病基础研究、诊治、培训及临床应用示范性研究基地。
自2007年以来，政府为防治包虫病下拨了专项基金，对此病实行免费治疗。彭心宇相信，科技的发展、政府的重视，加上医学界的努力，以及大众知识水平的提升，我国一定会摘掉包虫病重灾区的帽子。而一附院肝包虫病团队仍会奋战在包虫病防治一线，以专业的知识、扎实的技能继续守护牧区群众的健康。
内蒙古农牧区保险业发展前景分析 篇12
“十一五”期间, 内蒙古保险业快速发展, 全区保险业务共承担各类风险超过13万亿, 支付赔款和给付200亿元, 在重大灾害事故中, 保险企业充分发挥了经济补偿功能。2010年自治区保险保费收入215.54亿元, 保费规模位列全国第23位;其中, 保险密度863元/人, 保险深度1.85%, 分别较2005年末增长2.5倍和0.4个百分比。目前, 全区共有省级保险公司29家, 其中财产险公司15家 (含农险公司1家) , 人身险公司14家 (含养老险公司、健康险公司各1家) , 保险业总资产达到353.74亿元。
内蒙古拥有我国最大的牧区, 牧区的发展是内蒙古统筹城乡经济的关键, 是实现自治区“十二五”发展目标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 内蒙古的三农三牧经济取得很大的成就, 但仍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牧区既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功能区, 也是草原畜牧业生产区, 更是少数民族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就保险业而言, 如何为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风险保障, 合理开发农牧区保险市场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内蒙古保险业迅速发展, 有效保障了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未来几年是内蒙古保险市场加快成熟、保险服务不断提升的关键时期。为了推动农牧区保险业的发展, 内蒙古保监局在2011年9月出台了《内蒙古保险业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健全牧区保险市场体系, 对保险机构在牧区铺设网点给予政策支持, 特别指出要加快发展农牧业保险, 支持商业养老保险, 探索试点牧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
二、牧区可发展主要保险种类和功能概述
(一) 商业养老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是以获得养老金为主要目的长期人身险, 它是年金保险的一种特殊形式, 又称为退休金保险, 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充。商业性养老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交纳了一定的保险费以后, 就可以从一定的年龄开始领取养老金。这样, 被保险人在退休之后尽管收入下降, 但, 由于有养老金的帮助, 仍然能保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目前, 我国现有养老保障体制与人民养老保障需求存在缺口,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逐步突显。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相比, 商业养老保险同样具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增进国民福利的功能,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可以丰富养老保障体系的内涵、增强养老保障体系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通过商业保险, 还可有效解决现有体制下养老保障可携带性不强的问题, 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
(二) 农牧业保险
农牧业保险是对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 组织农牧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 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 以便及时恢复生产, 保证农牧业生产顺利进行。政策性农牧业保险是由政府主导、组织和推动, 由财政给予保费补贴, 按商业保险规则运作, 以保障“三农三牧”为目的的一种保险, 由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具体实务, 并提供专业化的保险服务。政策性农牧业保险一般承担农牧民自己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如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流行性、暴发性病虫害和动物疫病等。
农牧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牧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通过政策性保险, 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代替直接补贴对我国农业实施合理有效的保护, 减轻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冲击, 减少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稳定农牧民收入, 促进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的发展。
(三)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保险, 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关系中, 保险人承担了被保险人因意外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赔偿和治理成本, 使污染受害者在被保险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也能及时得到给付。近年来, 随着我国环境风险的日益加剧,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始被关注。利用保险工具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 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 帮助其快速恢复正常生产。同时,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充分发挥了保险机制的社会管理功能, 利用费率杠杆机制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此外, 受害人通过保险及时获得经济补偿, 也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 减轻政府负担。
三、牧区可发展保险现状和前景
(一) 商业养老保险前景广阔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全区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目前, 内蒙古常住人口2470万人, 65岁及以上占7.56%, 虽然没有沿海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但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21%, 老年人口增加了近百万。自2009年开始, 内蒙古开始试点新型农牧民基本养老保险, 遵循自愿缴费原则, 强调集体补助和国家政策扶持。但筹集的养老保险基金一般只能保值, 增值并不明显, 个人账户上的保险基金受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有时还会出现相对贬值。对于已经开始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的农牧民来说, 领到的保险金难以支付基本生活消费需要, 目前多数老年农牧民仍然依靠从事生产劳动或服务性劳动, 填补养老生活费用的不足, 借以维持基本生活。
商业养老保险作为健全多层次农牧区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农牧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补充。2010年内蒙古实现生产总值11655亿元, 首次超过万亿, 人均GDP达到37287元, 排名全国第7。全区农牧民纯收入达到5530元, 同比增长12%,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461元, 同比增长12.4%, 连续5年位列西部省市第1。“十二五”期间, 内蒙古农牧区将利用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持续快速发展, 这为开拓牧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未来政府将大力发展牧区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 健全和完善与牧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畜牧生产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养老和医疗保障计划, 切实提高牧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如何开拓农牧区商业养老保险市场, 为广大农牧民提供合适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协助新农合、新农保等政策性保险的经办和管理, 将成为保险公司未来发展的新关键。
(二) 农牧业保险任重道远
内蒙古是农牧业大区, 作为全国首批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地区之一, 自2007年起, 内蒙古开始试点推广玉米、小麦、大豆和能繁母猪政策性农业保险。近年来, 油菜、葵花等农作物和奶牛等牲畜也已纳入政策性农牧业保险覆盖范围。2010年, 内蒙古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达到14.89亿元, 累计承保小麦、玉米及大豆等农作物6469.13万亩, 各类牲畜77.42万头, 为215万户 (次) 农牧民提供风险保障近195亿元, 保费规模、承保面积和财政补贴均位居全国第一。但农牧业保险风险大、收益低, 大部分财产险公司仍不愿涉足农险领域, 相对于其他险种, 农险保费收入一直不高。而政策性农牧保险在实践过程中, 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补贴品种有限, 一些本地区特色品种不在国家财政补贴范围之内;农牧保险政策缺乏连续性, 存在先出险、后签单的现象, 违背了保险的基本原理;农险保费补贴拨付划转机制不合理, 农险补偿作用不能及时发挥。
农牧业在内蒙古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保障农牧业发展, 保证农牧民收入是内蒙古和谐发展的前提。农牧业是弱质产业, 难以抵御自然灾害, 因此, 发展农牧保险必不可少。现阶段, 农牧民的保险意识逐步增强, 对农牧保险的需求也逐渐增加, 像牧区奶牛养殖保险、肉牛、肉羊养殖保险, 农区小麦、玉米、葵花及能繁母猪保险等, 农牧户都有较强的购买意愿。政府今后将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围绕自治区农牧业产业化和涉农涉牧优势产业, 积极开展种植业、养殖业保险试点, 拓展旗县、牧区保险市场。目前, 内蒙古承办政策性保险的公司主要有人保财险、安华农险和中华联合3家, 农险占财险比重较低, 险种还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随着农牧业的发展及内蒙古保险监管机构的推动和引导, 更多的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参与农牧保险,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积极开拓商业性农险业务, 丰富农牧保险产品, 改善服务质量, 提高农险经营效率, 建立健全农牧保险市场。
(三) 环境污染责任险存在潜力
内蒙古是能源大省, 煤炭资源丰富, 土地含煤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近些年, 内蒙古能源产业迅猛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为全国能源的供给做出巨大贡献。但能源产业在快速发展同时, 也对牧区的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内蒙古大型煤矿、发电厂一般都坐落在煤炭资源蕴藏量丰富的草原、山区, 煤炭露天开采、掘井的过程, 破坏了地表植被, 造成水土流失;采煤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排放到河流或渗入地下, 对水源造成污染;煤炭发电产生的烟气、煤粉灰、炉渣中含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等对空气又造成污染。近十年来, 内蒙古环境污染事故屡有发生, 由于缺乏机制保障, 企业应承担赔偿和恢复环境的责任往往得不到落实, 国家已累计投入371亿元帮助内蒙古改善生态环境。
“十二五”期间, 内蒙古将全面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推进矿区生态保护与环境综合治理,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注重环境保护, 遏制草原生态恶化的势头, 实现草原生态良性循环。随着内蒙古保险业的发展, 保险覆盖面和对经济社会参与度在逐步提高, 保险业在能源产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分散风险, 组织经济补偿的功能应得到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社会化的责任风险管理机制, 能够合理转移能源企业责任风险, 帮助污染企业快速恢复生产, 让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 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也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保险公司通过开发环境责任保险产品, 确定责任范围, 分类厘定费率, 对参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分析、预防和控制, 从而强化能源企业的责任意识, 增强企业治污的积极性, 最终减少环境污染和责任事故发生的概率。随着2010年内蒙古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开展,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规章制度建设将逐步完善, 在政府的助力推动下, 内蒙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潜力巨大, 也为产品同质化, 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中小财险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四、牧区保险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未来内蒙古农牧区经济仍将处在快速发展, 夯实基础, 逐步实现农牧业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十二五”期间, 中央及自治区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惠农惠牧政策, 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这些都为农牧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保险公司应抓住机会, 采取有效的措施, 充分发挥保险也在农牧领域的保障功能。
首先, 要积极创新发展农牧区保险。农牧区不同于城市, 有着鲜明的特点, 要发展好农牧区保险, 就要从营销渠道、服务和产品上做好创新。现阶段, 农牧区保险产品的销售主要是直接销售, 以村级为单位农牧户自愿投保。今后可尝试直接和间接销售相结合的多元化销售模式, 充分利用农村合作组织、农信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中介机构, 以较低的成本将保险网络延伸至基层农户。在服务上, 可以通过提供全方位的防灾防损服务, 提高农牧区生产行为控制风险的能力, 将风险防线前移。还可围绕商业养老险、农险和环境污染责任险, 进一步开发针对高新养殖业、外出务工农民和失地农民养老、环境巨灾风险等的保险产品。并通过开发新形式费率模式, 设定多级费率, 满足不同经济水平农牧户的要求。
其次, 要完善农牧区客户服务体系。保险业是服务行业, 保险产品具有专业性、无形性及长期性的特性, 使得保险的服务属性远强于一般商品。农牧区保险基础薄弱, 服务体系还不完善, 保险公司应把基础建设作为推动农牧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重点, 在网点、费用、培训、信息技术等方面, 为农牧区发展保险业务提供网络和技术支撑。积极整合和利用各类农牧区经济服务中心、畜牧站、农技站等服务资源, 依托农牧区信用社、供销社等基层机构开设代办保险的服务网点, 农牧区保险基础薄弱, 服务体系还不完善, 保险公司应把基础建设作为推动农牧区保险市场发展的重点, 在网点、费用、培训、信息技术等方面, 为农村牧区发展保险业务提供网络和技术支撑。积极整合和利用各类农牧区经济服务中心、畜牧站、农技站等服务资源, 依托农牧区信用社、供销社等基层机构开设代办保险的服务网点, 有效延展农村牧区保险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