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精选8篇）

历史书写 篇1

自汉至元, 长达千余年;从清到今, 历数百余载, 其间在我国硬笔书法史上产生了两次令人惊诧的奇迹:外域硬笔竟在毛笔被视为正宗的书写工具并统治书写舞台之际, 破天荒的闯入这封闭的汉字书写艺术王国, 在书写实践中掀起两次旷日持久的群众性书写艺术的波澜, 造成了我国硬笔书写史上两座令人骄傲的艺术高峰, 形成了中国书坛上强大潮流的“反动”。面对和正视这一历史事实, 无疑对冲击和反思在漫长的时间内禁锢人们头脑的那种狭隘的、局限的书法概念就是毛笔书写汉字艺术的传统偏见, 拓展人们对硬笔书法艺术在时间长度和空间跨度的视野, 激励我们续写硬笔书法艺术的新篇章, 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自汉至元

东汉以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的加强, 文化事业上的联系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交流也更为广泛和频繁, 为顺应这一形势的需求, 文字载体材料也出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大革命, 一种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纤维纸应运而生, 此纸一出“天下莫不从焉”。书写工具之一的毛笔的特性极适应这一变化的载字材料, 而汉民族原有的以刀质刻画工具为代表的硬笔在此已难以发挥昔日威力, 一些新生的竹丝笔、苇笔、木笔之类, 由于制作简陋, 书写多有弊端, 也没能普及开来。硬笔书写工具极需釜底抽薪、脱胎换骨的艰难转换。恰好此时, 外域硬笔的制作和使用弥补了这一历史的空白, 它完全脱离了古代那种只能划道刻痕的原始硬笔的束缚, 且有别于那种只能蘸墨而含墨量少又不能连续书写的植物桔杆或纤维笔具, 向直接蘸墨并能连续书写的新式硬笔迈出了惊人的步伐, 显示出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并流入内地被汉族人们喜闻乐用。君不见历代外域硬笔实物多有发现, 1990年, 匈牙利人斯连续书写。专家们把发现的西夏文草书残页相对照, 认为这就是竹笔书写的字迹和钢笔字迹比照如出一辙。同时从敦煌一地发现大量的经文中, 又可看出我国古代使用外域硬笔进行书写的群众性、广泛性。

东汉时期, 佛教传入我国后, 敦煌地区作为外域人进入中原的第一站, 因此得风气之先, 佛教盛行, 寺院众多, 同时还兼办学校, 担负社会教育的职能, 培养了大批的抄经人材。一时间, 抄写经书在此地流行开来。特别是唐代, 由于吐蕃人占领敦煌后, 带进了本民族一向习惯书写使用的竹笔, 因制作简单, 使用便利, 颇受人们青睐, 故在该地区盛行开来。另外, 由于受番汉之间战争的影响, 使内地边疆交通不畅, 内地生产的毛笔难以运出, 所以该地汉族人也多使用外族硬笔进行汉字书写, 出现了与其它民族以硬笔书写本民族文字的百花齐放的非凡景观。

2、从清到今

鸦片战争爆发, 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我国的国门, 伴随着坚船利舰的入侵, 西洋硬笔中的钢笔, 带着浓厚的火药味, 出现在我国的大地上。平衡《钢笔字范》中载:“钢笔是随欧美人士俱来”。自来水笔的销售最初仅见于天津、上海、广州大城市及沿海口岸, 行销的主要是美国派克公司生产的“派克笔”。圆珠笔在我国的使用, 1946年由美国雷诺公司生产的“原子笔”倾销入我国市场的, 至今有五十余年, 尽管起步较晚, 但发展普及神速。铅笔伴随着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由西欧输入我国, 30年代前, 我国的铅笔市场全被洋货所垄断。异域笔的引进, 在我国传统书写工具——毛笔占领统治书写舞台的时代, 无疑会引起那些遗老遗少和守旧派人物的反对。但由于书写、携带等的便利因素, 仍引起人们对这一新型的异域硬质书写工具的新奇感和趋之若鹜的心理, 特别是我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作家鲁迅、郁达夫、巴金、胡适、丁玲等大都提倡并使用钢笔写手稿, 至此使用西洋硬笔在我国逐渐成一趋势, 并引起人们对硬笔书法艺术创作进行积极的探索。民国时人陈公哲先生博学多才且喜书法, 他率先用钢笔创写书法艺术作品, 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陈公哲先生书写的《一笔行书千字文》帖, 此帖一出就得到著名文学家章太炎先生等人的赞赏, 写序题跋, 极为推崇, 为现代硬笔书法艺术的诞生发出了呐喊。西洋硬笔和汉字从此结合, 并在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从而使硬笔书法艺术之花时有开放。随着硬笔的不断更新, 自八十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文化领域出现新的转机, 硬笔书法艺术的群众性活动铺天盖地而来, 使硬笔书法艺术以特有的生命力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 大有和毛笔书法艺术平分秋色以至超越之势。 (旷世杰

回顾我国硬笔书写工具的历史, 我们不能不承认书写工具的变革和发展必将引起书法艺术的创新和飞跃, 外域硬笔的引进为我国硬笔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以及两次高潮的兴起, 演绎了中国群众性硬笔书法艺术活动轰轰烈烈的广阔场面。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硬笔生产发展的新天地。它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硬笔书法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北魏的硬笔书法作品)

历史书写 篇2

尽管由于历史发展道路的迥异，数千年来世界各区域之间的相互隔绝使得中西文化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质，以至于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视中国文化为彼岸之花，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体现。西方历史研究者批判中国的“帝王将相史”缺乏人文关怀，中国的学者讥讽西方的“后现代史学”不过是纠缠于马桶、梳子、妓女一类的琐事，两者的差异性可见一斑。然而，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毕竟不是血淋淋的相互博弈，差异性也不是文化的唯一特质，尽管中西历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书写途径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二者是必须兼有的，比如说史学研究者的关怀、问题意识。许纪霖先生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就着重强调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以及公共关怀，“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1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不能回避的，这种对公共社会的关怀在中西学者之间作为一条隐形的红线沟通了两种异质文化。

一、问题意识的差异

是什么塑造了中国今天的面貌？中外学术界往往把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追溯到明清时期，在形塑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中传统政治史中强调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究竟能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全貌？被重大事件所掩盖的一般时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否更能透视历史的真实情况？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影响下新政治史诞生，改变了长久以来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 “事件主义”倾向，研究视角开始向下延伸。20世纪初史学界开始反思历史研究中独重政治史，政治史中又独重重大事件的现象，其中以年鉴学派为先锋打起了反对“政治史”的大旗。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政治史吸取了社会史、新文化史中合理因素，以全新的政治史形象登上了历史研究的舞台，新政治史不再局限于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精英人物的行为，视野由上层精英向下延伸至普通百姓，研究对象大大的扩展了。《牛津英国史》的主编摩根认为，传统政治史对政治的定义过于狭隘，政治史应该“从如何追求权力、行使权利、指责权力、滥用权力或否定权力的角度，对任何特定的单位或社会重新进行解释。”新政治史围绕着“权力”展开（包括文化，这种软权力），扩展了传统政治学的外延，开始注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我尝试以两派比较有代表性的佳作，具体的比较传统政治史与新政治史的异同。传统政治史中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与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是当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之作，而相应的，我选取了孔飞力的《叫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笛老师的《茶馆》以及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作为西方新政治史、新文化史的代表来进行中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达恩顿的《屠猫记》一书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问题意识：“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个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2沿此线索，甚至可以进入一个奇异而美妙的心灵世界。中西方学1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论文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吕建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4月

者都力图回溯到中国的清朝社会去开启一个与今相异的意义体系，他们抓住了于今人看来晦涩难懂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一条通幽的曲径，重构了中国悲剧时代前夜的意义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知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中西方历史学者关注点不同的主要原因，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体验使得中国的学者在这种切肤之痛的状况下很容易产生一种困惑与紧张：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相比缺乏的到底是什么？而西方作为中国文化的他者，他们对于近代中国的理解自然打上了自身文化的烙印，现代化理论是其研究的背景，他们的研究多关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差异性在《叫魂》、《文化权力与国家》与《天朝的崩溃》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叫魂》一书关注的是：“盛世”之下妖术恐慌为什么会在华夏大地上蔓延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系统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于其不同的是《天朝的崩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然而在具体叙述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林则徐等主战派代表的正确方向，中国就可以力挽狂澜。事实上是这样的吗？《天朝的崩溃》整本书就是以以实证的方式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鸦片战争前中英军事实力对比状况是怎样的？依照主战派的作战方针是不是就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天朝的意识形态如何麻痹当权者的？以贸易为本的英国与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具有怎样的差异性？鸦片战争的战败是否是不可逆转的？

当然，茅海建老师的分析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数据分析、技术分析，作为中国的知识人，长久以来的传统文化熏陶，使其更能走进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对琦善等表一中同情之理解，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3。如果，《天朝的崩溃》还不这么明显的话，杨国强老师的《百年嬗蜕》则更加一目了然。对于曾国藩等晚晴士人的心理分析惟妙惟肖，令人动容，不改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即人的研究。

中国传统史学中有一份遗产是特别珍贵的，就是变易观，即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中国哲学讲究的是阴阳抱负，周而复始，变与不变，体用不二，这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进化论是有显著的差异的。中西文化在近代的的冲撞、融合，盘根错杂，情节极其复杂，真实的历史没有不变的传统，也不是按照西方的进化原理那样一味的由蛮荒走向现代。

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则非常明显的打上了西方理性主义的烙印，西方成为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标尺”。杜氏以“政权建设”与“文化的权力网络”两个西方概念作为近现代中国研究的理论基础。作者也承认这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即使它们在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作者稍加修改，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来揭示中国20世纪初复杂的情况。4“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作者认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政权建设实际陷入“内卷化”而难以突破。历史表明，政权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但在近代中国，政权的现代化发展却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乡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取能力，即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地方的失控同步增长。税收虽有所增加，政府效益却在递减，只得依靠各种非正式机构征税。这样，国家财政的增幅赶不上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长，国家对这些机构不仅缺乏控制力，还要靠这些机构来推动自己的政策，也就无从防止这些机构的贪污中饱。不难看出，杜氏的观点是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值得商榷的是：理性主义是不是适合所有异质文化的普世主义价值呢？是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尺呢？不同的文化最终走向殊途同归是进步还是衰败，这些都是西方作为他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地方。

二、史料选择的差异

对现有问题做出较好的解释，只能依靠对史料、文献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读。由于视野和问题意识的不同，他们参考的史料与文献也有很大的差别。

《天朝的崩溃》一书视野主要集中在官僚上层，尤其是上层的军事、经济与制度，宏观上对比中英的实力状况。所用史料包括档案（《军机处录附奏折》、《朱批奏折》、《上谕档》、《缴捕档》、史料汇编（《烟片战争档案史料》、《清实录》、《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县志、士大夫的日记、文集。《叫魂》一书从皇帝、官僚、民众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因此它所用的史料也相应的从这几个层面来搜集。一方面，在分析官僚与皇帝对妖术心理与态度方面引用的史料与《天朝的崩溃》类同，主要是档案史料（逐批奏折、宫中上谕、宫中庭寄、大清律例。。），另一方面，与传统的政治分析相比，《叫魂》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分析更加精彩。孔飞力先生参考了众多学者关于中国宗教、民间传说、巫术、满族传统、头发象征意义的研究，如：《中国佛教习俗，1900-1950年》、《中国的咒法》、《巫术与宗教：民间信仰的政治学》等，引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如《正德华阳县志》从心态史的角度出发重构了“盛世”下普通民众的思想、精神从而折射出隐藏在“歌舞升平、一派祥和”的传统史书之下的社会真实情况。“盛世”之下为什么会出现妖术的恐慌？头发在当时社会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对流动人口的异常谨慎与恐惧是否说明在“盛世”之下民众已经悄然的感受到了悲剧前夜的种种威胁？这些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分析所缺失的，而在《叫魂》一书搜集的史料与文献中得到了弥补，极大的丰富了读者对当时社会全貌的感知。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叫魂妖术恐慌在中国爆发，从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沿着长江和运河北上西行，孔飞力以此事件作为切口，进入到悲剧前夜的清王朝和民间社会。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叙述三个不同群体和角色对于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普通民众歇斯底里的恐惧，官僚集团在一开始超乎寻常的淡然及后迫不得已的热衷，弘历作为异族皇帝敏感的政治神经。三层视野下的分析更能透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全貌。盛世在普通民众中究竟意味着什么？镀金时代的社会氛围是如何的？专制皇权是如何与常规化的官僚制度进行博弈的？清王朝的法律机制是如何运行的？

《天朝的崩溃》则是以鸦片战争的过程与涉于其中的官僚士大夫的命运作为书写线索，透视天朝意识形态笼罩下19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原貌。虽然，其中也涉及到了对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状况的描述，如：第一章中引用冯玉祥、老舍自传稍稍的提到了普通士兵阶层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此书的主旨是从传统的政治分析角度来窥视中西之间的差距，所以对于社会的关注稍有不足。当然，这种切入角度有其合理性，毕竟，内忧外患、缺乏民权的中国近代社会，民众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和自觉，因而最能够直观的反应中西差距，首当其冲的直面西方冲击，自觉得回应西潮的始终都是士大夫和上层官僚。他们的制度和意识形

态具有典型性。而《叫魂》一书中虽然也有传统的政治分析，比方说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专制主义皇权与常规的官僚制度的矛盾和调和，但是，对于社会层面的分析才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叫魂为什么会演变成歇斯底里的社会恐慌？除了乾隆皇帝的蓄意利用和官僚们的滥杀滥刑、邀功补过之外，更多的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态，整个社会笼罩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戾气，正如作者所说“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一种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民众把官府对于妖术的清剿作为谋求私利的良好机会，在长久缺乏权利的中国民众心里涌现了一种权利的幻觉，这点在本世纪的50、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仍然有很深刻的体现，所以，政治领域的教训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相对来说，文化，作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征，在更长时间内具有稳定性，他的传承和教训也在更长时间里具有借鉴意义，这一点也正是国内传统的史学研究者所需要更加关注的。

三、微观史“以小见大”

新文化史着重于对“微观世界”的分析，以小见大。这种微观史的研究模式能否说明外面更大的世界呢？如果只在局部有意义而脱离整个大的环境，那这种研究方式是否意味着史学将沦为一点一点毫不相关的碎片？王笛老师在《茶馆》中曾对微观史的价值进行过分析，“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分析，便涉及若干相关问题：微观世界能否反映大的社会，微观世界的个案是否说明外面更大的世界？另外，根据小的个案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推而广之到更大的范围？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经常以一个小社区为基础，力图为理解大社会提供一个认知模式，也经常为类似的问题所困扰，一个小社区是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又不能完全代表那个大社会，因此其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或者说是‘地方经验’。尽管有这样的限制，但是地方知识至少提供了对大社会的部分认知„„提供一个样本或一种经历，以丰富我们对而整个历史、社会、文化的理解。总而言之，微观历史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史的普遍规律提供了个案„„”5正如作者所说，如何去驾驭细节，而不使得微观史陷入支离破碎、毫无章法，在于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中心可以把纷繁的细节串联起来。“日常的研究取向，容易使我们陷入杂乱的细节而难以自拔，这也引起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细碎化的担忧。这就需要写史者认真思考怎样驾驭那些纷繁的细节，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这本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个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

那么《茶馆》这本书，是靠什么支撑的呢？这个结构就是本书的中心论点：现代化的过程使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的地方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现代化和国家文化的同一模式扩张势头遭遇了地方文化的顽强抵制。”6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往往一个过于强大的理论预设会使得文章有失偏颇，阅读《茶馆》之时，不免让人觉得过多地从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这种国家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否适用于中国社会呢？作者对成都社会和茶馆为代表的民间社会的“自治”特性强调过甚，简化了社会与国家之间那种既认同又反抗的复杂互动。在很多时候，大部分国家控制手段都依赖于某种程度的认同、理解、合作与配合，也许王笛老师在此正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国家力量向茶馆社会的渗透，与其说是国家单方面的行为，不如说一种合谋。

西方史学研究尤其注重理论的积累，往往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都是以一个强5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王笛：《从微观世界入手理解宏观世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242368/discussion/23767772/

大的理论预设作为研究背景，这点在上文对《茶馆》的分析中就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而《叫魂》、则更加明显。整本书即以对马克思韦伯“专制权利与官僚常规在一个体制内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讨论，作为立论的基础。强调通过政治罪使得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平相处。身处于权利之塔顶峰的君主，面临着一对矛盾的选择，一方面是对个人权利的终极热爱，这种担心权力被架空的恐惧是与专制主义向伴生的疾病，无法避免。另一方面，随着帝国领土的不断扩张，在实际的国家管理过程中，君主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官僚阶层的协助，常规化的官僚系统有自身的惰性，容易形成官僚内部盘根错杂、“一荣俱荣，一辱具辱”的关系网，反而把自己权利的授予者——皇帝边缘化了。“还有什么比官僚机器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和自我保护更能构成对于帝王权力的嘲讽呢？”7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之下，皇帝所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特殊事件、非常途径来打破这种常规化的官僚运作。于是，叫魂妖术案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样的是，孔飞力、马克思韦伯的这种西方经验多大程度上适合中国国情？

四、新文化中的“叙事”倾向

新文化史另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其打破了传统史学对于历史的唯一解释，通过对文本的重新解读，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历史。社会史不是政治史的附庸，以往因为权力关系而造成传统精英史中存在着许多的隐晦之处，这是造成当代人误读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文化史对于社会、大众文化的研究逐步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比如说《叫魂》，孔飞力作为一名历史观察者，从文本、档案中走进了18世纪的康乾盛世，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与今相异的意义体系，传统认为的“盛世“之下其实是危机重重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把他所感受到的盛世危机描述出来，因此，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他没有做出绝对的回答。比如说“为什么弘历身上会体现这种矛盾的风格，即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不太和谐的混合物？在君主眼中，江南文化究竟代表

8了怎样的双重意象？”弘历到底是不是相信有妖术的存在？因为，这不是作者的意图。也许，这样的叙述并没有传统史学所熟悉的因果唯一性解释那样的让人觉得干净利落，但是这种发散的方式却给了我们更大的思考空间与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毕竟，复杂的历史社会不能用概约化的1点、2点来解释。

怎样去书写历史才更加真实有趣？中国传统史学历来非常注重考据，把正史和野史截然分开，如此严谨的态度固然有其好处，但是，也使得中国治史者的叙述能力在不断的萎缩，史学研究令人望而生畏，不得不束之高阁。而新文化史在叙事方面却有着难以比拟的长处。史景迁的在《王氏之死》中的叙事很容易给读者一种看欧洲电影的感觉，叙事缓慢而平淡，让观者有些焦急，却又耐着性子看下去，看罢总会在心中有些回味。在如果说黄仁宇喜欢从历史中的几个人物来揭示一段历史的风貌的话，那么在这本书中史景迁进一步把眼光放小，放低，试图从小人物的生活来揭示一段历史的精神。在本书中，最印象深刻的是小人物对于命运的挣扎。当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氏，她一直处于一个边缘的状态，一种无助的状态，她的生活始终只能已男人为中心，在她不明原因的跟情人私奔后，或许她也曾经幻想可以跟随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但是悲剧发生了，那个男人终于也抛弃了她，而悲剧中的悲剧是王氏不得不回到掏出的“家”――这个悲剧的起点。显然，她的丈夫任氏对她的归来是不欢迎的，如果她走了，那么任不过是丢丢面子随她去罢了，而任氏的回来则把他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显然，如果他7郑家栋，《超越中西之间——读孔飞力叫魂有感》论文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1月

格隆霍姆书写新历史 篇3

今年的比赛为车手准备了23个赛段，特殊赛段总长360km。

18月3日

11个赛段(130.03km)

某些车手赛最快达200km/h以上的时速往往要在非常狭窄的砂石路上做出，稍有闪失就会撞上路边的大树。因此，车手们的经验是：沿着车辙走，不要碰任何东西。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大坡是需要车手有足够的勇气才能飞越的，当赛车落在几十米以外的地方时，得到的是现场观众的一片喝彩。

8月2日晚的超级特殊赛段，设在一个椭圆型的跑马场里，组织者设计了一条2.06km的赛道，剩下的位置变成了潮涌而来的观众的停车区。在捉对厮杀的比赛中，斯巴鲁车队的澳大利亚车手阿特金森在与拉特瓦拉的对抗中取得了当晚的最快成绩：1分20秒6。这也是本次芬兰拉力赛第一个分段冠军，真正的比赛将在第二天早上7点53分开始。

3日的10个赛段中，除SS2和SS4被拉特瓦拉和希尔沃宁夺走之外，其余8个赛段全部被福特老将格隆霍姆收入囊中。尽管这位40岁的老将赛前曾表示芬兰拉力赛之后将做出是否挂靴的决定，但在比赛中他丝毫没有保守。首日比赛结束后，格隆霍姆领先队友希尔沃宁4秒4。

雪铁龙的勒布用尽了一切方法也无法追近福克斯赛车，差距有20多秒。勒布已经预感到，这次比赛能上颁奖台就已经不错了。他说：“C4比赛纳赛车在砂石路上要好很多，但福克斯进步更大。”格隆霍姆也没有想到这次比赛会成为福特内战。他说：“我以为第一天希尔沃宁会排在我前面，没有想到我能够领先。今天的比赛真是非常激烈。”实际上，希尔沃宁也是在最后一个赛段才失去了领先优势。

在2003年，索尔伯格驾驶的斯巴鲁赛车曾在芬兰拉力赛上创造了最快速度。但今非昔比，斯巴鲁赛车与对手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次索尔伯格的赛车遭遇了更加严重的问题：“这车根本就无法开，就像是在驾驶一辆两驱赛车。”说这话时，索尔伯格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当天他仅排名第5。斯巴鲁车队没有对索尔伯格的评价做出任何回应，维修人员将索尔伯格的赛车底盘打开希望可以找到“变成两驱”的原因。

28月4日

9个赛段(188.56km)

神通的格隆霍姆继续稳固自己的领先地位。除了第一个赛段被勒布拿下之外，其余的赛段都牢牢控制在格隆霍姆和队友希尔沃宁手中：格隆霍姆取得了6个赛段第一，希尔沃宁得到了2个。前3名的位置在第二天比赛结束后依然没有发生变化：格隆霍姆、希尔沃宁、勒布。如果这样下去，格隆霍姆这次在芬兰就赢定了。由于格隆霍姆的领先优势很大，他在最后一天剩下的3个赛段中，已不需要拼命维持了。如果不发生意外，希尔沃宁也不存在超越队友的可能，在全面领先的情况下，福特车队也不允许两位车手内战厮杀。

勒布要想追上对手已经变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表示，虽然在第一赛段的胜利追回了2秒，但在其余的赛段中，两辆福克斯赛车无懈可击。福特车队技术总监Christian-Loriaux表示，“新款福克斯不可能是一款全新的赛车，没有脱离D3或D6款的车型。应该说是06款的一个改进款，但关键是要能为夺取2007年的世界冠军做出贡献。”

第二天比赛结束后，索尔伯格的成绩降到第14位。车队决定要彻底查清其赛车问题，令其放弃比赛。索尔伯格说：“我能说的是，赛车没有任何好转，我为只能抱怨感到抱歉，但我只能讲真话。”

38月5日

3赛段(43.67km)

最后3个赛段没有影响大局的决斗，格隆霍姆以较大的优势第7次赢得芬兰拉力赛冠军——这个成绩在WRC历史上写下了新纪录。希尔沃宁的亚军也让福特车队今年第二次包揽冠亚军。勒布取得的季军是雪铁龙车队在芬兰站能够得到的最好成绩了。

格隆霍姆先后参加了8次本土比赛，就7次夺冠，证实了自己的超凡实力。他的对手勒布实际上早在周六比赛结束后，就已经认输了。福特车队不仅有熟悉赛道的两位芬兰车手，而且新推出的07款福克斯赛车也非常坚固，足以应付赛段里的各种飞跳。志在必得的福特车队一下子把领先雪铁龙车队的优势提高到了40分。

目前，格隆霍姆领先勒布有13分，在他不擅长的柏油路比赛中，只要能够登上颁奖台，勒布就别想在总积分上超越他。希尔沃宁的亚军让格隆霍姆都感到有些惊讶。希尔沃宁虽然在芬兰比赛的经验不及队友格隆霍姆丰富，但他在比赛中却“复制”出了队友的速度。他用实力证明自己是未来的冠军争夺者。

格隆霍姆说：“我19岁就开始参加芬兰站的比赛，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芬兰拉力赛上取得7次冠军。是希尔沃宁给我带来了巨大压力和动力，让我不能有任何懈怠。我只要犯一次微小的错误都会导致他超过我。希尔沃宁也很高兴能够为我的胜利做出贡献，这次比赛也让福特车队在车手和车队积分上都获得了丰收。”在谈到新福克斯赛车时，格隆霍姆表示：“新车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是在可靠性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芬兰拉力赛的最高时速再次被刷新，使得该站比赛继续成为WRC中最快的赛事。我们飞过了在以前从来没有飞过的路段。”希尔沃宁也说“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再快，但必须确保在稳定节奏的基础上。我喜欢这次比赛的每一分钟。”他也很高兴新赛车的表现，“赛车比以前更轻一些，控制也更加轻松。我认为我们在砂石路比赛中又取得了进展。”福特车队经理威尔森对这次比赛也是喜出望外：“我们的车队有两颗钻石”，两位车手的驾驶非常完美，没有任何失误。新赛车也完美无缺。在最快的比赛中包揽冠亚军简直是锦上添花。

与福特的强劲表现相比，雪铁龙在芬兰的形势令人担忧，索尔多引擎爆缸提前退赛，使得雪铁龙车队断掉了一只胳膊。雪铁龙后半个赛季的夺冠形势也更加严峻勒布不仅要取得全部柏油路比赛冠军，索尔多也要贡献更多的亚军，才能确保车队从福特手中夺回冠军。然而，这看上去很难很难。

阿特金森在芬兰展示了斯巴鲁车队的潜力。他在首个赛段获胜后，采取了保守策略，还算顺利，最终取得了第四的成绩。首次代表斯巴鲁参战的西班牙车手庞斯取得的第六，也令人惊讶。他虽然落后冠军有7分钟时间，但至少为车队贡献了3分。这站比赛最郁闷的是索尔伯格。希望车队把他的赛车肢解后能找出“四驱变两驱”的原因。

历史书写 篇4

他, 是中央电视台首届篆刻超人赛冠军, 与黄河有着同样的名字和性格, 大器却不孤傲, 坚毅却不固执, 才华横溢却不自满, 兼收并蓄取百家所长。他给冰冷的石头以温暖、给温暖石头以生命、他就是青年书画篆刻家黄河。

黄河, 字泳霖、号宽觉, 祖藉南京, 1968年生于云南。受家训自幼喜爱书法, 更迷古诗文和篆刻, 他从小就喜欢石头, 爷爷黄光翰为旧中国云南河口海关关长, 擅长书画, 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家。他把多年收藏的名人印章传给了孙子。黄河常让爷爷和爸爸讲印章上人的故事, 著名书画家吴昌硕, 西泠印社社长马衡, 张宗祥, 这些故事成了黄河篆刻艺术的启蒙。

云南开远是个美丽的地方, 黄河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美丽的金沙江在这里打了个结, 如天女把她美丽的项链丢在草地上, 闪着万点金光, 清彻的江水中五彩的石头颗颗如晶莹的宝石, 他喜这里的恬静更喜爱这里雨后的清新。他常常赤着脚在江水中捡刻印的石料, 它们虽不如寿山、鸡血石名贵, 可色彩斑谰, 许多人都喜欢花几元钱刻方章既省钱又好看。其实、刻印者有专拣石头供料的, 黄河却喜欢自己拣, 因为他喜欢这些五彩的石头, 他甚至想把整条江里的五彩石都拣回去刻上字。

后来, 他考入云南红河师范学校, 毕业后做过美术老师, 十年的潜心钻研, 使他的绘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 但他知道自已需要全面提升。

1988年, 他到了北京并有幸成为叶浅予先生的学生, 大师的指教让他的绘画、书法和篆刻有了质的飞越。恩师非常喜欢这个从云南来的青年人, 他不浮华真城中带着厚重, 刻苦中带着-股灵气。黄河更从一位大师身上学到了艺如人品的高尚宝贵的品德。

经多年追求, 融汇百家所长并最终形成了洒脱飘逸、灵秀而不弱, 内刚而不霸, 笔势布局形势与气质统一和谐的风格。著名书法家、前故宫博物院出版社社长、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心主任李毅华对他的评价是既有“二王”之潇洒, 更有“颜柳”之遒劲。

黄河先生则认为:篆刻章法应重情趣、韵味, 刻印除了要有娴熟的刀法功力外更应讲神韵、天趣浑成, 另辟蹊径、他追求赵之谦的静穆秀丽, 更吸收吴昌硕的浑然古朴, 并从齐白石大刀阔斧, 快剑扶云的气势中找到了反应时代风貌, 与时俱进和谐统一之美感。

功夫在印外, 这是黄河对篆刻艺术的感悟, 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功夫在印外”有着深刻的内涵, “你要使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 就需要给石头血肉与灵魂, 喜欢只能给石头温暖, 热爱才能注给石头灵魂, 篆刻更是对灵魂的雕塑, 你对事物的观察、对世界的感悟都在这一刻一划中得到升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07年他过关斩将成为中央电视台首届篆刻超人赛冠军。随着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在世界上的影响, 篆刻艺术也被世界更多人所了解喜爱, 黄河受到更多人的认可。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沈鹏为他书写的“黄河篆刻艺术馆”也在山东潍坊揭匾, 成为山东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 每天都吸引许多篆刻爱好者。他为各界名人如美术大师、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设计者韩美林, 著名书法家娄师白, 李铎, 飞天英雄杨利伟、原体委主任伍绍祖、著名笑星赵本山等治印上百方, 他篆刻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十六方章由中国集邮总公司收藏并在香港发行。为弘扬这一传统艺术, 他还在北京金台小学设立篆刻班, 把他精湛的技艺传授给孩子。

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李煜赢通过他的孙女将自已独创的篆刻心得交给黄河, 并希望他发扬光大, 这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动人故事。鉴于黄河先生在两岸文化艺术界的影响, 由国家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主持集两岸著名艺术家及政要联合创作的《富春山居图两岸合卷》, 邀请黄河先生为画作中的全部五十余枚篆刻作品治印。

黄河 (左) 与笔者交谈

这幅由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1350年完成的《富春山居图》是描绘富春江两岸初秋时的山光水色, 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的巅峰之作, 明末收藏家吴洪中收藏此画, 1650年他临终前要烧毁此画为其殉葬, 后虽被救出, 中间却缺了几十厘米, 修复后前段为《剩山卷》1956年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后段为《无用师卷》半个世纪前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2010年大陆两会记者会上, 温家宝总理发出“画是如此, 人何以堪”的感慨, 希望两幅画能成为一幅画。在两岸各界的推动下, 6月1日名画终于合璧, 并同其它来自大陆各博物馆的八十余幅名画共同展出, 之后将到大陆展出, 这是两岸人民的心愿。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两岸各界积极组织策划两岸文化名人及政要共同创作了《富春山居两岸合卷》。台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大陆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陈云林在合卷中签名加印, 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作序、原国家出版社社长苏士树及陈万雄、马自树、李毅华等两岸数十名艺术大家题跋。

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 篇5

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和历史观并不足以评价一个作家，关键是作家在这种文学观和历史观支配下的文学创作。《大漠祭》正是一部实践了作家的观点并取得了较高成就的描写西部农民生活的作品。《大漠祭》中没有中心事件，没有重大题材，没有伟大人物，没有崇高理想，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的农民和他们平凡不过的生活状态。他们老实、愚蠢、狡猾、憨厚、可爱又可怜，作家“对他们有许多情绪，但唯独没有的就是恨，对他们只‘哀其不幸’而从不‘怒其不争’”。小说的故事是围绕着老顺一家的普通生活展开的。写老顺一家一年的生活（一年又何尝不是百年），其构件不过就是驯猎鹰、捉野兔、吃山芋、喧谎儿、打狐狸、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等等。农民仅靠种地获得的收入显然只能果腹而已，应付日益膨胀的各种税费已远远不够，更不要说要对付灾荒，应付疾病，子女上学，婚丧嫁娶等等。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当然也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沙漠吃沙漠”了。老顺一家本是种地的农民，但驯鹰猎兔倒成为谋生的基本手段。孟八爷把沙漠当成自己的“银行”，深谙猎狐之道。表面看来，这似乎充满着惨烈的血腥之气，把展翅翱翔刚烈强悍的雄鹰驯成猎兔的家禽；把沙漠中富有灵气的狐狸变成了（几乎是唯一）换钱的狐皮；把沙漠中野生的生命力极强的黄柴籽（一种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籽可以入药）捋下来卖钱。从环境保护的意义上讲，破坏环境的生态平衡，反过来遭受自然的报复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但深入到大西部现实的环境中和文本故事的语境中来分析，对这些问题的理性判断就显得远为复杂和矛盾，一切简单的批评和指责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人和猎鹰共同猎杀兔子时，“灵官的心一阵发抖，周身的毛孔都收紧了。这是个多么残酷的场面啊！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就这样完结了，仅仅是因为人想吃肉”。但老顺的回答是“你知道啥是公平？啊？人种麦子，容易不？兔子糟蹋庄稼，公平不？啊？有人坐小车，有人甩条腿，公平不？有人山珍海味，你山芋米拌面，公平不？”从老顺简单明了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悟出人生的不公平，生活的不公正，老顺们的行为完全是为生活所迫，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对此，你还能指责什么呢？

在《大漠祭》中，作者比照着写了二元分治下的巨大的城乡差别。城乡二元分治使得农村的计划生育困难重重。书中有几处写到遗弃女婴的事，这种事在我们所知道的农村社会是见怪不怪了。我们觉得，作者是泣着血泪写的。在描写白福冻死亲生女儿一节中，看似从容平静的叙述，却充溢着惊心动魄的悲伤！实际上，在描写老顺们苦难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他们为生活、为生存顽强奋斗的豁达、乐观精神的颂扬。再苦再累的生活也充满着柔情蜜意，欢乐与笑声。可是在这一节的叙述之中，作者却以难以遏止的愤怒鞭挞白福们的无知、愚昧与残忍。分析白福及更多的农民遗弃女婴，要生儿子的动因，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其次才是观念上的。养儿防老是潜存于农民心灵深处难以革除的既定观念，如果没有儿子，就意味着自己将来没有归宿，而这样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观念显然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的遗毒。但我们从作者在书中的描述中知悉，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农民没有稳定的工资，没有退休金，没有医疗保险，谁来养活父母？谁来修堤上坝？谁来支撑门面？又有谁来延续香火？似乎有了儿子，这一切都有了保障，作父母的在心灵上也得到慰藉，养儿子的期望就在于此。可是更大的悖论又形成了：老顺们苦苦挣命，就是要为几个“爹爹”们“拴个母的”。等到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就像“风中的落叶，枯了”，一生也就结束了。为了躲避计划生育，为了生个“带把儿的”，女婴被溺死了，房子被扒了，牛被拉走了，可到头来，仍走不出宿命的怪圈，为什么？

城乡巨大的物质差别还造成了那些“非农业人口”对农民精神上的极大歧视与人格上的侮辱和财富上的剥夺，刺激农民的，也许更在精神层面上。作品中写了三件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憨头与灵官进城卖兔遭到带“法”的税务蛮横逼抢时，切肤之痛不是钱的损失而是人的尊严被侮辱，“要是连个人都不是了，要钱干啥？”老顺交公粮时上好的粮食被粮站干部故意压为三等时“涨红了脸，嘴唇、胡子、手指都在抖动着，眼里也蓄满了泪。半晌，才叫了一声”。 憨头得了肝癌万般无奈地住进了医院，却迟迟动不了手术，经人指点，给主刀大夫送了钱，终于安排了时间，可手术时憨头杀猪似的嚎叫起来，细问原因，原来是没有给麻醉师送钱所致。正如作者在《跋》里写到“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作者就这样“平静”地叙述着当下某些西部农村的现实，对于读者来说，却是一部不平静的历史。读者从中读出了生活画面的再现，历史脉搏的跳动，人物灵魂的展示，农民生存境况的窘迫，农民命运的无奈等。更重要的是，透过对现实哪怕是局部现实的真实描写，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以认识和思考生活中的社会问题，进而探索解决存在的问题。所以这种“平静”之中有沉重的责任感。 《大漠祭》取得了相当成功。有评论家说，雪漠的《大漠祭》标志着甘肃文学摆脱了“陕军”影响的惯性。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基于“真实地记录生活”的文学观即作者在作品中熟练运用甘肃方言尤其是武威方言来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显得自然、亲切，摆脱了“官腔”、“文章腔”。以乡野粗语与古典遗韵形成的独特的武威方言为特征的人物语言营造了鲜活、生动的审美意味。我们熟悉的武威农村常用的口语，不单使人物对话具有鲜明的乡野色彩，而且极具动作化和个性化，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又使老顺蛮横、猛子倔强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作品中的人物语言，贯穿始终的是农民日常使用的口语。“香到脑子里去了”，“提起萝儿斗动弹”，“乱麻扯了鸡脖子”，“驴肚子马绊肠”，“斤里不添两里添”，“三天不吃山芋米拌面，心里就干焦干焦的”等等，这些农民常挂在嘴边的、俗而又俗的话在作品中的恰当运用，显示了作者运用群众语言的能力。特别是描绘一群人喧谎儿、吵架、吃饭时的语言，那一串串奔涌而来的连珠妙语，更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历史书写 篇6

一、情感故事、英雄历史书写与心路历程

整个悲剧故事在一场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阴谋中揭开序幕。年轻、充满理想、正直善良、才华横溢而又风华正茂的年轻水手爱德蒙·唐代斯遭到嫉妒和陷害, 遭受了14年的牢狱生活, 先后体验了从人性的光芒和善良到人性的昏暗和贪婪, 先后经历了充满人性冲突的双重角色冲突、角色紧张和角色扮演。过去的爱德蒙·唐代斯善良热情、生性坦率、才华横溢而又纯真善良, 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 经由浴火重生, 从炼狱里逃脱出来的基督山伯爵却显得城府极深, 充满扬善惩恶和爱恨情仇的冲动。重生的爱德蒙·唐代斯 (基督山伯爵) 以上帝给予他的第二次生命和巨大的力量向这个残酷、阴暗贪婪、丑陋污秽、腐化堕落的社会展开报复, 快意恩仇, 扬善惩恶是整个剧情的引线, 小说是一场关于罪恶与善良、纯真与污秽、背叛与宽容、讴歌爱情的情感故事和英雄历史书写。

首先, 整个故事体现了复仇、仇恨、痛苦、复仇快感、情感释放与快意恩仇的情感主题。主人公爱德蒙·唐代斯无情揭露费尔南的人性阴暗、贪婪自私和生活中的丑闻, 导致费尔南声败名裂, 妻离子散, 在绝望中选择自杀。在唐格拉尔商业过程中设置陷阱, 导致唐格拉尔因投机而破产, 变得穷困潦倒。通过揭露维尔福杀害私生子的秘密, 使得维尔福身败名裂, 精神奔溃, 变成疯子。

其次, 整个故事也是爱恋、报恩、挣扎、宽恕和人性回归的情感隐喻。小说情节曲折离奇, 出人意料。在主人公成功复仇后, 爱德蒙·唐代斯实现了人性回归, 从复仇者变成了一个有正义感、快意恩仇、惩恶扬善的英雄, 回归善良, 人性复活;选择饶恕, 杜绝丑陋和无情报复, 崇尚良知和友善, 爱德蒙·唐代斯坦然面对仇人唐格拉尔:“我曾是被您出卖过, 被人送进牢, 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那个人。这个人本想判处你死于饥饿罪, 但今天他饶恕了您, 因为他也需要饶恕, 这个人就是爱德蒙·唐代斯!”[1]故事中的人性回归使人感受到了人性善良、追求正义、知恩图报与惩恶扬善的一面, 同时也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对未来的憧憬。

整个小说体现了仇恨和爱情、报仇和报恩、压抑与释放、憎恨和宽容、浪漫与残酷、人性放纵和回归的情感主题。

二、浪漫追寻、快意恩仇与人性回归

整个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生命体验与梦想的浪漫、时代和审美人性, 也充满了基于心灵挣扎中的梦魇、人性与自由的冲突、毁灭与重生, 也体现了在仇恨中实现生命绽放的复仇艺术、英雄历史书写与人性回归。

(一) 浪漫、时代和审美人性:浪漫主义的生命体验与梦想

《基督山伯爵》经由通俗的文学叙事形式、多变的修辞风格、跳跃式的情感主题和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将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展现在读者面前, 其故事情节曲折离奇、险象环生、爱恨缠绵与跌宕起伏;其环境刻画细致入微、柔美细腻;其人物坎坷多舛但又显得形象丰满, 充满对理想社会的人性向往和追求, 主人公从复仇到正义的心路历程, 无不凸显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

其一是环境描写的浪漫主义色彩。《基督山伯爵》描写了宁静祥和、柔美细腻、如诗如画的西班牙小渔村, 宁静深邃的大海, 光怪陆离、精彩纷呈而又色彩迷人的罗马狂欢节, 黄沙漫天、宏大壮观的北非, 烽火连天、交错迷离的希腊, 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的巴黎, 伴随着轮廓优美的渔船, 炽热的光芒, 绚丽的天空, 整个环境浪漫、温馨、华美与多姿多彩。[2]体现了小说中的广阔视野和浪漫主义艺术趣味和传奇色彩。

其二是小说情节的浪漫漫主义色彩。情感在精彩的情节中跌宕起伏, 曲折离奇, 爱恨缠绵, 陷害蒙冤, 越狱出逃, 获取宝藏, 快意人生, 复仇, 报恩, 追寻失去的爱情和青春。作为年轻水手的爱德蒙·唐代斯, 纯真、浪漫而又率性, 未来有着美好的船长梦想, 遐想着和美丽善良的姑娘成婚。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浪漫、温馨、简单和纯朴, 毗邻着宁静而神奇的大海以及卡塔卢尼亚姑娘的那间神秘的海边小屋。

最后是人性的浪漫主义色彩。主人公在经历了陷害入狱、侥幸逃脱、获得重生、快意复仇与人性觉醒之后, 直接挑战黑暗、阴险、奸诈、欺骗、腐败、糜烂的人性, 坚持正义、真诚与善良, 选择宽恕和包容, 赏善罚恶、人性复归, 这正是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 体现了一种人性之浪漫色彩。

(二) 毁灭、死亡与浴火重生:心灵挣扎中的梦魇、人性罪恶与自由向往

《基督山伯爵》整个故事情节充满了毁灭、死亡、希望与浴火重生, 体现了心灵挣扎中的梦魇、人性浑浊与自由向往。婚宴上宪兵队长的第一声敲门, 成为了爱德蒙·唐代斯桀骜多变命运的丧钟。那是一个凄惨的夜晚, 命运中等待爱德蒙·唐代斯的是伊夫堡, 这座盘踞在海上的狰狞监狱, 监狱缓缓开启大门, 像怪兽慢慢张开巨口, 吞噬了爱德蒙·唐代斯的人性、善良和梦想, 开启了爱德蒙·唐代斯命运多舛的人生。被陷害, 被逮捕, 被法庭秘密宣判, 绚丽的天空、轮廓优美的渔船、炽热的光芒从爱德蒙·唐代斯的生命中失去。萦绕在身边、裹挟在灵魂中的是黑暗和绝望, 是14年的铁窗生涯和创伤体验。黑暗、潮湿、冰冷与绝望的地牢以及无根的苦难, 孕育着爱德蒙·唐代斯的人性挣扎和生命神性的演绎, 在沮丧、绝望和痛苦烧灼后便是无尽思考。爱德蒙·唐代斯向上帝发出哀哭的祈祷, 摆脱焦虑情结, 倾诉自己的冤屈, 忏悔曾经犯下的那些微不足道的过错, 实现治理嬗变, 浴火重生。

绝处逢生的奇迹由救世主带来。当满身泥土、充满污秽的法里亚神甫爬出地道, 神奇出现在埃德蒙·唐代斯面前时, 他绝望的生命便出现了转机。神甫为爱德蒙·唐代斯所禁闭、幽怨且暗淡潮湿的狭小空间打开一扇天窗, 迎来一丝光明, 这光明犹如黑暗漫长人生中的希望火种。神甫为爱德蒙·唐代斯带来灵魂的嬗变、梦想和现实, 带来足以使他未来能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坚强、无穷尽的力量、心灵的智慧与卓越学识, 赋予它那笔神奇而充满未来的巨大财富。神甫的死亡为埃德蒙换来爱德蒙·唐代斯的重生, 带来了自由和希望。

活下去、复仇是支撑着爱德蒙·唐代斯的唯一愿望, 他的人生峰回路转。钻进为神甫准备的运尸袋, 被人丢进大海。就在这样一个暴风雨之夜, 在桀骜多变、残酷冰冷的大海喧嚣之中, 爱德蒙·唐代斯苦苦挣扎, 在茫茫大海中实现浴火重生, 经由苦难中挽救他生命的神甫的传授寻到了宝藏。爱德蒙·唐代斯实现了生命的重新演绎, 成为了拥有地位和荣誉、无所不能的基督山伯爵, 生命与死亡的边界在那一夜的暴风雨中消失, 年轻的水手爱德蒙·唐代斯在狂风暴雨中死去, 重新获得新的生命, 基督山伯爵便出现在故事情节中。

(三) 快意恩仇、英雄历史书写与人性回归: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

基督山伯爵, 作为正义的化身, 获得重生, 变得光彩四射, 其苦难意识、创伤体验和无根的苦难情结, 在黑暗中在人性冲突中转化为仇恨与怨恨。饿死的老父亲、嫁给自己情敌的恋人、诬陷自己的仇人们, 萦绕在他的灵魂和血液中, 变成了仇恨。那些欺诈、虚伪、背叛而平步青云、傲慢冷漠的人, 那些飞扬跋扈、腐败糜烂而又独断专裁的统治者。一个个黑暗、肮脏、残酷无情的人物在爱德蒙·唐代斯复仇之门中登场, 14年的仇恨和牢狱折磨, 铸就了爱德蒙·唐代斯钢铁般坚韧、刚强的意志。对人性的拷问永远是文艺作品的价值和责任, 大仲马在为我们呈现着跌宕起伏的复仇大戏同时, 也深刻描述一次次成功之后当事人的落寞与无力, 他在一次次成功后, 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 背后是作者对人性的理解和思考。[3]

带着人性的坚强和刚毅, 与阿尔贝决斗前夜, 在人性挣扎与内心冲突中面对梅尔塞苔丝的无助而绝望的泪水与苦苦哀求, 爱德蒙·唐代斯内心冷漠, 作为正义的化身而显得冷酷无情, 梅尔塞苔丝泪如雨下。面对着爱、善良与绝望、痛苦的双重情感挣扎, 爱德蒙·唐代斯的心如大理石般冷酷坚硬, 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划痕。从坟墓中坚强生还, 从地位卑微、浪漫善良的水手变为富可敌国、快意恩仇的伯爵, 从单纯善良的爱德蒙·唐代斯变为冷酷无情的基督山, 恩人得到了报答, 仇人得到了惩罚。[4]爱德蒙·唐代斯的复仇行为充满了成功, 唐格拉尔在投资破产后选择逃离, 曾经的情敌声败名裂, 自杀身亡, 维尔福在犯罪曝光后精神错乱。痛苦和仇恨泯灭在人性中, 便生出饶恕、善良和人性中的温暖。爱德蒙·唐代斯并没有一味选择复仇, 在远处海天相接的远方, 一小片白色的帆, 像海鸟的翅膀, 实现了生命神性的演绎, 这是基督山最后的归宿——无牵无挂的思想、自由、平和、宁静、善良和人性的回归。

作品中最终想表达的并不是惩恶, 而是扬善。爱德蒙·唐代斯并不是一味地陷在复仇的情绪中, 他不断地复仇时, 变成了一个思想成熟、快意恩仇、善良的基督山伯爵。在受到陷害, 历经磨难之后, 在复仇成功后他选择了人性回归, 将自我从冷酷无情的复仇者变成了有血有肉、快意人生的善良的人, 回归善良、饶恕和仁慈, 实现人性新的启蒙, 选择人性回归, 坚持正义与善良。

爱德蒙·唐代斯平静地面对曾经的仇人唐格拉尔, 宽恕, 怜悯和坦荡, 给了他活着的机会。唐泰斯天性善良, 非生来就是刽子手, 体现了小说中所呈现的人性之善, 人性之美。人性在现实中的冲突与困惑, 欲望、堕落、迷失和罪恶, 活着的人在罪恶接受磨难和悔过, 经由死亡获得新生和解脱, 生命中的呐喊使得灵魂最深处被遮蔽的人性之善得以复苏和回归。复仇使个人生活和社会存在变得不幸, 宽恕使我们落泪、反思和人性追问。维尔福的儿子受到父母辈复仇的牵连最终走上不归路时, 开始反省、忏悔和人性觉醒。故事中人性觉醒使人感受到了人性中温暖、仁慈和善良的一面, 也使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纯洁、灵性与对未来的憧憬, 感受到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向往。

三、人性思想、人道主义与现实启示

可以说, 《基督山伯爵》故事情节中所彰显的人道主义思想蕴含着人性的光芒和善良。爱德蒙·唐代斯是坚持正义与人性升华的化身, 爱德蒙·唐代斯的复仇蕴喻的是众多生活在黑暗和迷乱社会中的底层社会的复仇和底层经验的表述, 销蚀不平等社会中的统治集团的领导者的残酷、冷漠和专制。爱德蒙·唐代斯对统治集团的复仇其实就是反对所处社会的黑暗统治, 经由复仇行为来表达对这样的统治的不满, 就正是埃德蒙·唐泰斯的扬善惩恶行为更深刻的社会价值。

《基督山伯爵》最曲折离奇、跌宕起伏和妙趣横生的地方就在于主人公在经历无情陷害、无辜入狱、侥幸逃生、获得新生、全面复仇后, 选择回归正义、饶恕与善良。基督山的人性回归令人感动, 他的善良、宽厚和智慧, 他的情感故事和审美价值体现了一种新的美学精神, 一种新的人性启蒙。《基督山伯爵》这篇小说中处处凸显了人道主义思想。赏善罚恶、人性复归, 正是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 这种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人性回归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5]王秋芳.《基督山伯爵》复仇主题的人道主义思想剖析[J].时代文学, 2014 (12) .

[2]赵慧.从不同角度看《基督山伯爵》的浪漫主义色彩[J].语文建设, 2015 (03) .

[3]杨振宇, 韩慧.《基督山伯爵》:观照英雄成长的心路历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07) .

历史书写 篇7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就很重视历史课程, 从小学高年级、初中至高中每个年级均开设历史课,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材发行单位相继编纂出一系列供中小学生学习和参考的历史教材。作为20世纪重大政治事件的辛亥革命也被编入其中, 对它的书写则体现了不同阶段中国人历史观念的变化。

一、阶级斗争史观下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

1949年10月1日, 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开始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肃清封建买办的法西斯思想,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开始承担起培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任。当时, 由国民党政府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因其形式、内容的不完善与不合理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被普遍停用。在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 (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 “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 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 借助苏联经验, 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指示下, 新中国初期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订工作陆续展开。

1950年秋,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定的《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 由新华书店出版, 供全国统一使用。这是一套应急课本, 编写时间短促, 该教材根据“以解放区教育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的方针, 以陕甘宁边区《中学历史》为蓝本, 体现了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在书写辛亥革命一章时, 先前被国民党政府大肆宣扬、不断夸大、国民党化了的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初年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突出事件被重新写入, 突出了它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编者注意到,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 使中国人民一方面感觉到发奋自强的必要, 一方面发现了满清政府的腐败, 而变法维新和立宪运动的失败, 更显得唯有推翻满清, 中国方始有救, 从而客观解释了辛亥革命能够很快推翻满清的一个主要原因。教科书同时指出:“当时站在‘推翻满清’这面大旗之下的, 有单纯以反满为宗旨的, 有实际抱着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 甚至存心夺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派也混在里面。坚决主张建立民国的革命分子却占少数, 而且也缺乏实力。因此满清政府倒了以后, 革命果实就落到了反革命派的手里。”课本告诉学生:“必须分清当时谁代表革命势力, 谁代表反革命势力;注意革命势力怎么会向反革命势力妥协的, 反革命派凭什么夺得了革命的果实。”[1]着重强调区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 是为了让学生认识到阶级划分的重要性。对于辛亥革命事件本身及孙中山的反满活动, 编者没有将其作为重点介绍, 只是做了简单的回顾。

与国民政府时期对辛亥革命持高度肯定态度的解读不同, 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则将辛亥革命及其领导人置于“人民至上”的语境中进行解读。至于指导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 因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构建而不再提及。此后的三四年间, 又有借鉴各大边区中小学教材的新修订本相继出版发行, 如三联书店的《高级中学中国近代史》 (1951年, 由华北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级小学历史》 (1952年, 参照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新编高级小学历史课本》修订) 等, 其有关辛亥革命的知识传授也与新华书店的版本大致相似, 只是内容略有增减, 展示出人民民主政权下新的历史书写方式。

1956年后, 中苏两党的分歧渐渐出现, 不久之后发展成为理论交锋, 中国共产党把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并列起来。至1957年夏, 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整风反右”运动, 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都空前紧张起来, 中央要求各个领域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和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教育方针的核心。在整个“左倾”的形势下, 历来被认为负有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任务的中小学历史课增加了不少理论教条, 而减少史实叙述;把农民战争写得完美无缺, 帝王将相则一律遭到贬斥, “资产阶级”也彻底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编写的北京市高级小学试用课本《历史》 (下册) 中, 编者采用“红线串珠”式的体例, 按照“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 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重新审视了辛亥革命。课本强调, 甲午战争后, 帝国主义国家强租我国港湾, 在我国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建教堂, 划分“势力”范围, 镇压正义的义和团运动, 企图瓜分我国, 而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统治者不但不能挽救中国, 而且越来越腐败。面对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中国, 清政府日益腐败的危急形势, 孙中山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故事的影响下, 走上了复兴中国、革命反清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孙中山锻炼成为一个革命家。对于武昌起义的经过, 课本明确表示:“这次起义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起义的鼓舞下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下, 革命军经过英勇斗争才取得胜利的”。[2]作者还突出了革命军渡过长江占领汉口时,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支援和参加革命斗争的例子。在谈到辛亥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 教学参考书中如此说明:辛亥革命留给人民最大的果实就是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心注定不会因复辟封建帝制的袁世凯等人的阻挡而毁灭, 后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共和、民主革命, 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课本中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革命史进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仍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对它叙述时突出以人民为主人, 以人民生活为中心, 历史创造也多归功于当时的群众和劳动人民;给了孙中山一个“革命家”的称号, 但没有专门介绍他的事迹和思想理论。

从50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 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培养学生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成为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主旨。遵循这一方针, 人民出版社等中小学教材发行机构又出版了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 (1960年版) , 十二年制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 (试教本, 1962年版) 。作为中学生学习的课本, 其在内容上比北京版的小学《历史》有所扩充, 但体例上更凸显左的倾向, 如以一个“目”单独介绍无产阶级领袖著作, 至于书中的辛亥革命记载, 则没有质的变化。但即使这样, 在“文革”开始后, 人教社的教材仍然受到“批判”, 文科教材更被指责为宣扬“封资修”的“黑教材”。不久, 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 教材停止印行, 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也在中小学生的脑海中抹去。

二、新时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书写

“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教材建设。1977年, 教育部以人教社编辑为主, 调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 商讨各科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任务。历史学科由苏寿桐主持起草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 据此于1978年开始编写出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一至四册, 其中第三册专讲中国近代史, 书中包括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编者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黄花岗起义和保路运动”、“中华民国的成立”四个部分进行叙述。先前在中小学课本中 (特别是初中、小学课本) 绝少提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黄花岗起义也被统一编入, 并有大篇幅的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在“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一节中展现的, 文中指出:1905年11月26日,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正式发行, 孙中山在发刊词中, 对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打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继《<民报>发刊词》之后, 孙中山又发表了一些著述和演讲, 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民族主义是“要扑灭他的政府”, 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区别开来;民权主义是要“推翻君主专制”, 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民生主义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 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对立[3]。

另外, 在提及黄花岗起义时, 文中描述了黄花岗起义的由来、经过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 总结了黄花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单纯军事冒险, “同革命党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一样, 没有艰苦深入地发动群众。这次起义, 一再改期, 到时又只有黄兴一路一百多先锋队员孤军苦战, 而其他各路如陈炯明等, 或临阵脱逃或袖手旁观, 赵声则于三十日才由香港到广州”。但是, 对于起义的影响, 编者给予了肯定、正面的评价, 称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直接参与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满廷上下, 震恐失措’。不到半年, 武昌起义爆发成功, 黄花岗起义过程里, 绝大部分革命党人都表现得英勇顽强, 如林觉民、喻培伦等尤其突出。”黄花岗革命烈士的“以天下人为念”, “为天下人谋永福”, 甘愿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为培养新时期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素材。[3]

其他如对“武昌起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武昌首义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运动, 课本也做了比较翔实的阐释, “民主”、“共和”、“宪政”、“责任内阁制”等概念也得以如实呈现。如书中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评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和颁布, 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这部临时约法, 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 属于国民全体”, 保证人民应享的民主权利,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确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实行责任内阁制等。这部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 是要通过法律形式, 确保中国建立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此, 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 对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黄花岗起义等革命军起义作如此详细的记述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也从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已初步排除了四人帮式的历史观, 并克服了一些左的影响。1978年《中国历史》的编写是一个基础, 此后十年里的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都依据这一版本进行修订。

1991年, 江泽民致信李铁映、何东昌强调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 江泽民在信中指出, “从小学生 (甚至幼儿园) 、中学生直至大学生, 由浅入深坚持不断地给以中国近代史及国情的教育。”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使下一代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江泽民的这一指示,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作为历史教学工作者, 我们应当把对学生加强中国近代史和国情教育的问题作为历史教育的当务之急, 认真地加以贯彻落实。于是由彭明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讲座 (必修) 全一册》作为高中教材走进了历史课堂。作为加强对学生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辛亥革命自然列入了“艰苦的斗争历程”一章, 课文称:辛亥革命所表现的是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走狗 (腐朽的封建满清王朝) 统治的精神, 是中国革命先驱们为救国救民千方百计寻求真理的精神。以这一主调而进行书写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显得正面而且崇高, 爱国主义的教育指向更加强烈。如彭明在课文中这样写道:“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 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产生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 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这是一场中国近代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课本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光辉作了浓墨重彩的呈现, 也比较公允客观地评价了当时革命派的失误及其“先天”的缺陷。1.完整地再现了资产险级革命派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 即在同盟会的《总章》中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宗旨, 在《军政府宣言》中又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2.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 任何一个革命的领导阶级如果不能提出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并为彻底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那么它所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3.明确得出“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的结论。4.在辛亥革命的后续影响方面, 作者虽然称中国的国情充分说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 但认为经过辛亥革命, 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大大提高,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自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仍然进行着不懈的反对复辟、专制的斗争, 这些革命斗争也最终促使中国朝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迈进。[4]可见, 辛亥革命所留下的“民主共和”的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

从90年代后期开始, 中小学历史教学通过不断的改革, 又有大量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出现。与90年代初期的历史书相比, 教科书更注意从提高学生素质出发, 注意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创造性思维, 更有利于因材施教和发展学生个性。在新的培养模式的影响下, 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辛亥革命的记录从内容到形式有了明显的变化。以200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初、高中历史课本为例, 就有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1. 对辛亥革命事件本身的记述更为生动活泼。

例如在叙述武昌首义怎样发生时, 编者这样写道:10月10日, 夜幕降临了。工程营的革命党人正为起义作准备。这时, 一个反动排长带人巡营查哨。他发现金兆龙等革命党人正擦枪装弹, 就大声质问:“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预备不测。”那个反动排长大怒, 上前抓住金兆龙说:“你想造反?”金兆龙回答:“反就反, 你能怎样?”反动排长命随从逮捕金兆龙。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 等待何时!”一个战友举起枪托猛击反动排长的脑袋, 那个家伙疼得抱头逃窜, 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武昌起义的枪声就这样打响了。[5]与先前严肃但枯燥的写法相比, 的确增加了趣味性和可读性。

2. 增加了对孙中山的宣传力度, 对其历史功绩有了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高中《历史》选修4“亚洲觉醒的先驱”一单元中, 孙中山被列入与印度甘地、土耳其凯末尔齐名的亚洲领袖, 小标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作者开篇即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每到国庆节时, 天安门广场南侧要竖起一位中国近代著名历史人物的巨幅画像, 以纪念他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这位历史人物就是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三个巨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接下来, 课文分“弃医从政, 图谋救国”;“创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辛亥革命,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促成国共合作”五部分展现了孙中山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显示孙中山毕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尽管孙中山也有种种缺点, 但是, 作为站在时代潮流前面, 领导中国人民结束旧时代, 开拓新时代的伟大革命家, 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5]此公允之评价可谓恰切。

3. 注意对辛亥革命指导思想———三民主义进行完整的阐释。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理论, 对其完整的解释说明在2006版的《高中历史》中得以实现。编者对三民主义的提出、实践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情况进行说明, 指出: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朝封建统治”;民权主义指“创立民国”, 就是“通过政治革命, 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 “主张核定地价, 现有地价归原主所有, 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 由国民共享”。关于新三民主义, 文中强调: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 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 有两方面含义:一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则指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 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 节制资本,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由此可见, 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比, 有了质的飞跃。[6]

4. 增加了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容。

初中的历史课文中有一段专门讲了孙中山与中山装的故事:中山装是近现代中国男子最常穿着的衣服之一, 它的创始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中山装的最大优点是实用、方便, 口袋里可以放钢笔、书本和笔记本等用品, 袋盖又使袋内的物品不易丢失。这套衣服一经孙中山提倡就很快受到欢迎, 后来成为中国官方的礼服。”[5]另外, 还有一段讲到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的变化:辛亥革命把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打倒了, 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人人讲平等”的新风气, 人们之间不许称“大老爷”、“老爷”、“大人”, 不许府署官员坐轿;男人剪了辫子, 女人裹脚的也大大减少;吸食鸦片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体面的事;“民主”、“平等”、“权利”等观念深入人心。以此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 还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素质。这样学生们在阅读的同时, 就自然会走入历史, 体会到当时人民生活的情形, 增加了对生活认识的深度。

综上所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小学历史教材中有关辛亥革命事件、其指导思想和领导人的书写从少到多, 性质分析和意义评判从简单到深入, 书写从公式、刻板到生动活泼, 目的从单纯的思想教育到注重思想和知识教育, 再到注重能力培养、个性发展, 评价也越来越高, 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北京:新华书店, 1950.

[2]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北京市高级小学试用课本·历史·教学参考.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

[3]中小学通用教材历史编写组编.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历史 (第3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8.

[4]彭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讲座 (全1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5]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初中中国历史 (八年级上册)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这是一个书写历史的时代 篇8

2016年开年后，熔断机制实施导致股市剧烈波动、打新新规实施，以及之后的欣泰电气因欺诈发行被强制退市、万科控制权之争、A股举牌盛行、深港通开通……2016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注定会在资本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民商》记者特从众多的新闻事件中，筛选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和事件，是以为记。

制度创新的风险和机遇

1月4日，A股新年开市第一天，也是实行熔断机制的第一天。这一天，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巨幅波动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紧张。当日，A股两次触及熔断机制的两级阈值提前停市，上证综指暴跌6.86%，深成指暴跌8.28%。A股的恐慌迅速传导到周边市场，亚欧股市普遍大跌。

此后几天，恐慌的情绪四处蔓延和扩散，股市、汇市的血雨腥风让全球金融市场一片哀鸿。从1月4日至1月27日，短短的18个交易日，沪综指从3539.18一路下挫，击穿了2015年8月26日国家队救市时创下的低点2580.71，直到1月27日下摸2638.30之后才止跌。

反思2016年年初股市的大幅调整（业内将其称为“第三次股灾”），虽然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是熔断机制（CircuitBreaker）是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因素。根据上证所、深交所、中金所此前发布的指数熔断机制相关规定，A股设定了5%和7%两档熔断阈值、涨跌双向熔断。由于熔断机制的磁吸效应和我国A股制度设计本身的一些缺陷，加大了A股的系统性风险，导致4个交易日内两次触发两档熔断，1月7日晚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被迫宣布暂停实施指数熔断机制。

实施仅4天的熔断机制不得不引发我们对中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反思。分析人士认为，首先，由于涉及众多投资者的利益，证券监管制度的推出一定要审慎，需经过认真科学的论证，并做市场模拟实验。其次，证券监管制度的出台要考虑制度实施所处的环境。在借鉴发达市场经验时，应考虑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及风险性。再次，证券监管制度的实施要考虑时机及实施效果。熔断机制的实施时点，恰逢很多其他政策实施的交汇点。最后，证券监管制度的制定要放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大环境下充分考量。

如果说熔断制度是中国证券制度创新的一道败笔，那么自今年1月份开始实施的IPO打新新规，则是应该写入监管层政绩的一件令市场皆大欢喜的制度创新。

从2016年1月1日起，新股发行按照新的制度执行，根据证监会公布的《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打新不需要提前打款冻结资金，而是在中签后才进行缴款，小盘股将直接定价发行。

新股申购新规实施后的效果是值得称赞的。通过近一年的实施，此前新股发行时冻结万亿元打新资金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这有效减轻了市场的资金压力，避免新股发行“抽血效应”造成的二级市场周期性的大幅波动。

更为重要的是，从当前新股每天1-2只，甚至3只的发行节奏来看，并没有对市场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这对于解决中国IPO的“堰塞湖”无疑至关重要。因此，综合来看，此次IPO打新新规的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除了熔断机制和打新新规之外，在另外一个市场——新三板，在千呼万唤之中，新三板分层实施方案的“靴子”于2016年5月27日落地。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定稿对分层标准、维持标准、层级划分及调整等进行了6处修改。这些标准的改变，更强调了企业投资交易和融资的价值，有利于更好吸收质地优良的企业到创新层来，这对新三板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了年末，就在记者即将截稿时，11月25日晚间，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告，已批准深港通于2016年12月5日正式交易。回顾当年沪港通消息落地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沪指收获近四成涨幅，其中多只券商股翻倍增长。而深港通开通的预期近期已经在券商股的走势上有所体现，大盘的连创新高也算是预演。那么，接下来A股会走出一波大涨行情吗，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酝酿多时的深港通终于落地，不仅可以看做是沪港通的升级版，更宣告这一全新的资本市场双向跨境资金流通模式，在实践层面上获得初步成功。那么，在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背景下，下一步沪美通、沪欧通等全球资本市场的联通则是值得期待的。

今年11月11日，财政部发布第八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政策成果，其中特别提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关于沪伦通联合可行性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双方同意下一步将开展相关操作性制度和安排的研究与准备。这表明，沪伦通已经在路上了。

201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改革中，从熔断机制实施后股市的剧烈波动，完全超出了监管层的预期，到市值配售、先申购再缴款的打新新规取得良好市场效果，再到备受公众和市场期待的深港通的落地实施以及沪伦通的推进，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正在不断探索和推进。虽然部分探索遭遇了挫折和批评，但总体来说是红利远远大于风险的。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依然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改革，比如要继续推进证券法修法、进一步完善定向增发、放开股票发行价格的行政管制、推出新三板转板和竞价交易制度等。这些需要监管层和业内去共同的努力。

与此同时，在我们推出这些制度之前，要更加的慎重，更多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实际。而在制度推行之后，如果出现预期之外的情况，也要有及时校正的勇气。这无疑对决策层和监管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资本市场步入严监管时代

2016年2月20日，54岁的刘士余接替肖钢成为中国证监会主席。此时有评论说，刘士余接任证监会主席后，要将股市导向众所期待的“牛市有余”，就必须在制度除弊上下更多功夫，将中国资本市场中现有的那些“非健康基因”尽力剔除。而这种除弊，就是尽量让市场回归市场，让监管和调控从不该插手的地方抽身，夯实、完善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基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进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原则在股市中得以切实体现，而非动辄以行政调控之手人为制造“牛市”，在前端扭曲市场本位价值。

刘士余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3月5日，他首次公开发声，称“新主席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只有监管才能保证改革的措施顺利实施”。此后，我们从监管部门下发的一系列的制度文件，以及监管行为和动向中，充分地感受到，中国资本市场由此进入了严监管时代，依法监管、全面监管、从严监管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新常态。

首先，是一系列的监管新规的发布。

为了从源头降低杠杆的风险，4月8日，中国证监会就修订《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5月31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指引》，拟对基金公司子公司提高资本约束、加强风险控制，严格通道业务。

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被称为“史上最严借壳标准”的新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稿完善了重组上市事前准入条件，从源头上规范重组上市行为，对构成借壳上市的资本运作的监管明显趋严。

7月14日，中国证监会公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将风险较高的股票类、混合类产品杠杆倍数上限由10倍下调至1倍等，该文件被视为资管业新“八条底线”。

10月28日，中国证监会通报，证监会对《期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提高最低净资本要求至3000万元，加强结算风险防范。

进入11月份，针对黑色系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为防止市场出现过度投机，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国内3家商品期货交易所频繁发布包括提高交易保证金标准、提高交易手续费、调整涨跌停板、限额交易等市场监管措施，防止市场过度投机行为。

其次，是对市场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对违法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26宗操纵市场案件被证监会行政处罚，占同期行政处罚案件的近两成。仅2016年上半年，证监会新立案市场操纵案件52起，比2015年同期增长68%。至于并购重组、信息披露、二级市场个股的异常波动等，监管层下发监管函更是成为一种常态。

6月24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已专门部署IPO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执法行动，并且第一批违法违规线索已经进入执法程序。

新三板方面，对主办券商以及挂牌企业的监管亦在加强。

6月8日，全国股转系统发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内核工作指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主办券商内核职责及工作要求，以全面提高主办券商推荐业务及内核工作质量。6月24日，挂牌企业施可瑞因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其高管被全国股转公司约见谈话。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透露，截至2016年10月，今年已对223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及其相关市场主体实施了自律监管措施，对4家未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公司实施了强制摘牌；对投资者累计采取自律监管措施1800多人次；对35家主办券商采取了56次自律监管措施。

而在资本市场的另一个主战场——债券市场的监管力度也在加强。

6月21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消息称，在针对绿地集团和云峰集团涉嫌信息披露违规等事项开展调查的过程中，因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未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给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公开谴责处分，并做出责令改正、暂停相关业务一年的处分。这是交易商协会首次对会计师事务所这类中介机构做出暂停业务资格的自律处分。

在严监管的事件中，博元投资因重大信披违规被终止上市、欣泰电气因欺诈发行被强制退市绝对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标杆事件。

在今年3月29日进入退市整理期，并交易了30个交易日之后，*ST博元于5月11日正式告别A股，成为自2014年11月16日退市新规实施后首家启动退市机制的公司，同时，也成为A股首家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而被退市的公司，打破了A股“不死鸟”的神话。这标志着管理层对退市制度的严格执行拉开序幕。

7月8日，欣泰电气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深交所将启动欣泰电气退市程序，退市后不得重新上市。他同时强调，对这类重大违法公司，资本市场将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执行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制度，将其清除出资本市场。欣泰电气由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家因欺诈发行被退市的上市公司。

强制退市机制的真正落地实施，对于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只要企业不遵纪守法，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博元投资或欣泰电气。根据监管部门披露的信息，截至今年3月份，沪深两市共有31家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处于立案调查阶段。

上市公司控制权争斗大戏不断

2016年的中国A股市场，可谓是异常的热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无疑是管理层、宝能、华润、恒大等混战的万科控制权之争，以及在资产荒的大背景下，以恒大、宝能、安邦为代表的各路资本纷纷举牌上市公司，由此引发的涟漪效应。

由于宝能、安邦的不断举牌，宝能系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管理层为了捍卫对公司的控制权，万科于去年11月18日停牌。2016年3月13日晚间，万科A发布公告，称与深圳市地铁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万科将购买地铁集团下属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初步预计交易对价在400亿-600亿元之间。

6月17日，万科董事会7：3通过引入深铁重组预案。根据公告，万科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地铁集团持有前海国际100%股权，初步交易代价456.13亿元，股份发行价格为每股15.88元。

不过，万科引入深铁的重组方案遭到了宝能和华润的强烈反对。6月23日晚间，宝能系发布公告称，明确反对万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续在股东大会表决上将据此行使股东权利。同日，华润发布公告，重申反对万科重组预案，高度关注万科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6月26日下午，宝能系提案罢免万科王石、郁亮等12名董事。

针对公司大股东的强烈反对，万科管理层亦针锋相对。6月27日下午，万科2015年度股东大会在深圳召开。会上，万科董事长王石、万科总裁郁亮就“宝能提议罢免董事”、“重组深圳地铁”等做出了详细解答。7月3日，万科称董事会否决宝能系逼宫提议。

7月5日，宝能系再增持万科0.682%股份，持股达24.972%；7月6日，宝能系持股比例达25%。在万科A复牌之后股价一路下跌，外界担忧宝能系的股票会否爆仓之时，中国恒大充当了“白骑士”。在恒大的一路狂买之中，万科A创出历史新高，宝能的危局就此解开。截至11月23日，恒大总计持有万科A股票11.04亿股，占万科总股份10%。

根据已经公告的情况，目前宝能、华润、恒大和安邦合计持有的万科股票占总股份的比例超过了55%，其中，宝能、华润、恒大、安邦对万科的持股比例分别为25.4%、15.24%、10%、6.177%，万科管理层掌控的资管计划则合计持有约7.12%股权，几大角力方手中合计持有的万科股权比例已高达约63.94%。

目前，万科控制权的争斗远远还没有结束，万科深铁重组股东大会面临逾期，万科管理层仍在为深铁引入方案四处奔走，何时会召开股东大会？如果召开了这几大股东将如何投票？最终结果如何？一系列的疑问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了。

但是，不管这场争斗最终的结果如何，万科控制权之争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探索金融和实业相融相济的法制化和市场化进程，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家公司到底是资本说了算还是管理层说了算，这是值得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和企业界思考的问题。

在A股市场，除了万科控制权之争外，还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事件。

2016年11月12日，莫高股份发布公告称，截至2016年11月11日，西藏华富及其一致行动人金陵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票4816.91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在未来12个月内，信息披露人将继续增持不低于100万元的莫高股份股票。

尽管西藏华富及其一致行动人金陵控股的持股比例，离莫高股份第一大股东甘肃农垦集团合计持有的28.71%还有较大的距离，但面对二股东来势汹汹，莫高股份的控股股东也坐不住了。2016年7月和9月，甘肃农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分别就金陵控股及其涉嫌一致行动人故意隐瞒一致行动关系、未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披露股权变化情况、涉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事项，先后向中国证监会及甘肃监管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情况反映和举报。

与此同时，11月15日，莫高股份向上交所申请停牌。11月16日，莫高股份对外称，因公司控股股东表示要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从临时停牌变成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大股东捍卫公司控制权的意图明显。

而A股另一家公司意图通过定增稀释其他股东股份，增强公司控制权的行动，则因为诸多股东的不配合而胎死腹中。

2016年2月22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本公司由于正在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公司股票于2月22日开市起停牌。8月19日，格力电器再次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15.57元/股向珠海银隆全体股东发行8.35亿股购买珠海银隆100%的股权，收购总价款为130亿元。同时以15.57元/股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资不超过100亿元，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约为6.42亿股。

尽管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多次对外界表达珠海银隆是埋在沙子里的金子，但这桩收购从宣布起便一直遭遇质疑。10月28日，格力电器130亿元收购珠海银隆的方案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获得通过，相关的配套融资方案却被否定。此后，格力电器调整了相关配套融资方案。

不过，11月16日晚间，格力电器宣布收到珠海银隆发出的书面告知函，被告知调整后的交易方案未能获得珠海银隆股东会的审议通过，珠海银隆基于表决结果决定终止本次交易。至此，格力电器不得不做出终止定增的计划。

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公司的震荡。11月16日，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包括董事长曾南、CEO吴国斌在内7名高管集体请辞。17日，南玻集团再次公告，董事会秘书丁九如辞职。业内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高管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出走“极为少见”，亟须引起关注。

有专家表示，南玻集团管理层集体出走无疑会引发公司内部震荡，损及公司治理。目前市场中大股东与管理层的纷争呈增多态势，但为了公司长远发展，确保“沉默的大多数”——中小股东的权益，各方都应保持理性与克制，防范“意气用事”损伤公司整体利益与全体股东利益。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事件的增多，如何防范“并购后遗症”，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民商》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修改公司章程防范“野蛮人”的入侵。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超过600多家的上市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增设反恶意收购条款。

在长端利率趋势性下滑背景下，恒大人寿、前海人寿、安邦系等资本砸下巨资购买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份，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举牌狂潮。是做真正的财务投资者，还是获得公司的控制权，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关于上市公司股权之间的博弈仍将上演精彩纷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