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传播（共9篇）
边疆民族传播 篇1
边疆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助于边疆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向度之一。 影视剧作为日常生活的文化消费形式,在叙事过程中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是传播文化思想和构建国家认同的理想路径, 尤其是主旋律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能够促进边疆少数民族观众对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 (包括少数民族) 文化的了解,维系不同民族间的情感,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 当下,汉语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屡屡受冷,传播效能下降,然而这一问题却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影视剧的文化传播功能与边疆社会稳定
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美国9.11恐怖袭击、全球次贷危机和叙利亚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国家安全问题仍然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下,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不仅关系到其区域的和谐发展,也关系到国家利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使全球信息流动速率加快,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市场中不断地被快速交换和消费。跨国信息的流动在增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的同时,也使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治等不利因素在我国边疆社会得以传播。多民族的社会结构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类型,但也使民族认同与主流文化认同之间存在间隙,边疆地区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既具有稳定的内部关系,也应维系其与内地其它地区的联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内外人员的往来互动愈发频繁,当其认为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他者存在距离时,心理层面的落差容易动摇已形成的国家认同。加之地处边境线上的少数民族在在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与接壤国家有更为频繁的接触,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少数民族群众对恐怖影音频内容的甄别能力较弱,在宗教信仰的驱使下,极容易发生过激的社会行为。
戴维·莫利认为,电视连接家庭、国家和国际,维持“国家家庭”(National Family)等各种共同体的形象和现实。[1]影视剧在边疆地区的传播能够关照少数民族观众的心理,丰富其民族文化,也能够加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互动。电视仍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媒介之一,各类视频网站的广泛应用也不断拓宽影视剧的传播渠道。影视剧在社会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帮助他们认知社会并调适自我。观看影视剧这种文化消费形式也是少数民族观众连接外部世界的桥梁。作为叙事媒介,影视剧在当代已成为政治概念、民族文化、经济信息和文化元素的有效载体。
影像的传播能够打破民族文化圈的阻碍和影响,促进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既具有异质性又具有同质性的元素,同质化文化元素能够激发少数民族观众的观看兴趣,异质化文化元素在民族间的流动则能够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影视剧译制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能加强少数民族观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者的关系,“作为中介认同形式,文化认同就必须一方面与族群认同有交叠的部分,另一方面与国家认同有交叠的部分。”[2]
进入21世纪后,信息交流速率更为频繁,在民族间跨文化传播的众多媒介中,影视剧作为以声画符号为载体的叙事媒介在少数民族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极具影响力。相对于广播、报纸和新媒体等媒介形态而言,影视剧能够在娱乐的过程中向观众传递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汉语影视剧观众多,传播区域广,汉语影视剧中的文本信息可以使主流文化、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文化内核的表现形式为少数民族受众所理解。既可以稳定边疆社会关系,又可以完善我国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瓶颈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是民族活力和凝聚力的基石。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都作出了特殊贡献,56个民族的文化综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有财富。随着经济的发展,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流动速率加快,由于我国不少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符号系统,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文化碰撞。为了加深不同民族彼此间的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文化功能则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影视剧生产大国,我国影视剧的年生产能力很强, 我国2013年生产了15000集电视剧,国产电影影片票房收入达127.6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收入的58.65% ,其中故事片共638部。我国影视剧题材繁多,观众选择面大,谍战剧、 改编剧、历史剧以及家庭伦理剧等在叙事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反应了我国的历史与现状。这些剧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能够展现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风貌、民俗习惯和风土人情,从而增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
然而,尽管我国影视剧的年生产能力极强,但是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却屡屡受阻。从语言传播的视角看, 语言不通影响了“讲故事”的效果。我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多聚居在边疆地区,其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在长期的自我发展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和语言系统。经济发展促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不同民族的混居结构,但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仍以其民族语言为主。如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等, 这些民族语言也是其日常生活中沟通和交流的主要载体。不同语言符号体系之中的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对于同一事物的认知会产生偏差。尽管我国十分重视边疆自治区的双语教学实践,但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汉语使用能力仍然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语言不通减弱了少数民族受众对汉语和汉文化的接受热情,尤其影响了汉语影视剧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效果。面对语言传播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译制则成为了汉语影视剧在新疆自治区的有效传播方式。麻争旗和杨和平在 《当代中国译制》中对民族语译制作过解释,指的是:“将汉语电影分镜头剧本翻译成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苗族语等少数民族语,配音演员在译制导演的指导下根据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感情色彩进行语言的再塑造,把民族语对白与影片的音响效果重新录制合成到影片的磁性声带上。”[3]语言翻译和配音翻译等手段让少数民族同胞可以欣赏到汉语影视剧。 影视剧民族语译制一方面从心理关照的视角满足少数民族受众影像消费的诉求,另一方面又增强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吸引。“少数民族语译制对于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4]
可是,尽管汉语影视剧的民族语译制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观众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影视剧译制产品,但仍无法满足当地影像市场的消费需求。与汉语地区影视剧供大于求的现状相反,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观看和消费的影视剧数量远远低于汉语地区的数量。2014年我国电视剧年生产量超过1.5万集,7部动画票房超过5千万,10部电影票房过亿。与火热的汉语影视剧市场相比,同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计划每年捐赠2000集电视剧和3万6千分钟动画片供新疆自治区译制播出,每年从公益片中推荐60部故事片、20部科教片,供各少数民族语译制中心从中选译。从数量上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供消费的影视剧资源十分匮乏。此外,汉语影视剧民族语译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待完善。尽管在已有的译制作品中不乏精品,但是绝大多数译制作品都停留字面翻译的层面,对影视剧民族语译制过程中的心理关照和创作手段的重视程度不够。目前我国影视剧的民族语译制工作主要有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译制中心完成,从业人员大多数没有经过民族语译制专业化的学习和培养,在把握影视剧翻译的节奏单位、再现作品的艺术风格、反映出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与体现出思想情感变化的轨迹等几个向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同时对译作的修辞问题和艺术美感也有待斟酌。
整体看来,要提升我国汉语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效能,首先要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语言是人际交往和大众传播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载体,如果符号———在一方的思想中代表某个意思,如果被另一方接受,也就在另一方的思想中代表了这个意思。[5]但如与之相反,则符号所表达的意思则不能按照编码预设的轨迹来理解,会出现偏差甚至是误解。其次,片源数量匮乏,难以满足边疆少数民族观众的观影诉求,导致了观众无片可看,有片看不懂的尴尬局面。第三,影视剧民族语译制的人员培养问题没有受到重视,从而使影视剧民族语译制作品中的美感不足,对原作的忠实程度不够,不能全面地反应出原作的叙事风格和人物特点。
三、提升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力的路径探究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访问时,首次提出了构建地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开幕式上进一步强调了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既是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又促进了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的交流共融,提升了我国边疆地区与接壤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率。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欧亚大陆的国家也是我国影视剧传播的目标。因此,影视剧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不仅仅是促进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发展的了解,高质量的影视剧产品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也能够引发接壤国家的观众的观看兴趣。所以影视剧在我国边疆地区的传播效果和口碑既关系到国家安全也关系到我国的“文化走出去”。
在信息的跨国传播和跨民族传播已成常态的现实下。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发生了演变,“国家安全的外延从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边界拓展到了任何与‘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相关的边界;国家安全的要素从军事武力、政治权力方面拓展到了精神、文化、制度及社会方面。”[6]全球化大国竞争的今天,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和身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共同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威胁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安全。文化认同作为提升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动力,在大国竞争中已成为核心战略。丝绸之路时期,我国成功地对亚欧国家输出了中国文化,树立了良好的历史形象。现如今欧洲到亚洲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形态十分多样,在与我国陆路接壤的14个国家中,不少国家的语言和民俗习惯都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相似甚至相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差异性使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容易受到境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思想的影响。
笔者认为应从五个层面来解决我国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中的问题。首先,加强汉语影视剧的民族语译制和其他语种的译制能力。在跨民族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首要解决的即是语言问题,汉语影视剧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最难以解决的也是语言问题。不同语言的文化共享意义不同,赋予同一事物的符号不同,如果文化交流不能在同一语义空间下进行,其结果可想而知。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的多样化使同样的事物在不同民族语言中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为边疆民族观众提供影视剧译制作品时,首先要考虑到影片中特殊名词的译制问题,尊重少数民族观众的语言使用习惯,尽量还原影视剧中的民风民俗,用本土化的民族语言来译制汉语影视剧以拉近汉语影视文本与民族受众思维模式之间的距离。此外在译制过程中还原人物性格,塑造出符合影视剧创作初衷的人物形象
其次,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观众的影视剧消费诉求有别于汉语区的观众。因此,应就目标受众的观影诉求进行合理规划,针对性提供边疆少数民族观众喜爱的影视剧产品。当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提供的影视剧译制作品和可供选译的影视剧作品数量较少,品种单一。数量不足导致边疆影视剧市场中可流动的产品较少,民族观众无剧可看,久而久之失去了对汉语影视剧的观看兴趣。此外,边疆少数民族观众观看的影视剧产品在时间上也滞后于内地观众,一些经过民族语译制后的影视剧时效性较差,少数民族观众很难在影视剧上映的当年观看到这些热播剧。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影视剧资源不足以及时效性差等原因使边疆影视剧的市场活力不足,影视剧的文化建构、文化传播和文化认同的社会功能还有可供挖掘的潜力。汉语影视剧的传播也能够培养少数民族观众的中华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自觉,拉近其与其他民族的距离,使其从心理上真正认同中华文化。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影视剧作为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向度之一应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传播中华文化,增进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营造出与我国综合国力相符的国家形象。
第三,要重视影视剧民族语译制的人才培养。目前,我国影视剧民族语译制行业的专业从业人员不多,大多数译制工作者凭借经验完成译配工作,缺乏专业系统化的民族语译制训练。一些民族语译制工作者尽管能够熟练的掌握其本民族语言,但对于汉语的运用能力还有待提高,同时对影视剧中试图表达的文化意境的理解不够准确,导致了在影视剧民族语译制的再编码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对原作的忠实程度不足,导致了观众在解码过程中也会产生误解,从而丧失了影视剧的文化表达功能。影视剧民族语译制者作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桥梁,直接关系到汉语影视剧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效果。因此,培养专业的影视剧民族语译制人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应积极搭建影视剧跨文化传播和跨国传播的视频网站渠道。新媒体技术在打破国与国之间的物理壁垒的同时,也为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可能。美国的You Tube和netflix在上线运营后的几年间,先后成为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视频网站。尽管当下我国的优酷网、搜狐视频和爱奇艺等视频网站已成为国内观众获取影视剧资源的主要渠道,但是在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仍有待提升。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渠道的支撑下,优质的影视剧经过民族语译制的艺术加工后则更具地区传播力和国际传播力。与此同时,优质的影视剧作品也可能为中国影视剧行业带来更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
最后,影视剧在边疆地区的传播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之一,应得到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的扶持。虽然我国影视剧行业的年生产能力极强,但是真正能够走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内心的作品十分有限,也缺乏能够真正“走出去”的力作。笔者认为,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以高铁技术为支撑,通过影视剧的文化手段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一方面有利于我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加强民族凝聚力,维护领土完整。另一方面,也能打开我国影视剧在周边国家的市场。 宏观政策能够扶持我国影视剧在边疆地区和亚欧地区的传播,有利于提升影视剧的传播效能,也有利于构建中华文化想象的共同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惠及边民的政策证明了我国政府始终将民族团结放在首位。“一带一路”为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我国影视剧在边疆地区的传播和海外出口带来了契机。在努力发展边疆地区经济,在满足其物质利益需求的前提下,也应重视其精神文化体系的再建构。中华文化的文化内涵只有真正的走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精神世界才能塑造和增强他们对中国认同的心理行为,增强民族自信。
摘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边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少数民族受众在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三者关系的认知上容易错位,加大了社会风险。当下,学界对影视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传播的社会功能重视程度不够。笔者认为,影视剧作为一种生活艺术形态是民族精神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呈现载体,研究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功能关系到我国的边疆稳定和国家发展。“一带一路”的宏观政策又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带来了契机。研究影视剧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问题不仅关系到地方精神文明建构,又与中国文化的“走出去”密切相关。
关键词：边疆民族传播,影视剧,文化走出去,民族语译制,国家安全
边疆民族传播 篇2
孙岿、刘明
2012-6-20 9:48:04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11年6期
内容摘要：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呈现高土地流转率与高贫困发生率重合特征，这与少数民族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方式有可能产生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加深少数民族边缘化程度。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才能在现代农业产业中实现少数民族的主体性。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土地流转；创新机制
作者简介：孙岿，1968年生，民族学博士，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副教授、副院长；刘明，1981年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6－0155－03
我国政府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1]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优化农地配置，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土地流转提高了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是，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也会加深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本文从分析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入手，揭示土地流转与民族地区贫困的关系，强调农村制度供给对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边疆少数民族经营农业的困境及缘由
农村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户间自发土地流转，如出租、转包、互换等；二是政府推动下的土地流转，如股份制、专业合作社等。边疆民族地区属于前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边疆少数民族农牧民就以出租方式流转土地。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土地出租形式并未发生变化。从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分布区域看，土地流转率越高的地区往往也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对少数民族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调查结果表明，表面上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自愿、有偿地出租土地的行为，实质上，与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
(一)经营能力制约
在绝大部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因为不擅长种地而大量出租土地，确切地讲，他们自己种地收入与出租土地收入相差无几。究其原因：一是基础设施落后。20世纪90年代，鄂伦春族、赫哲族彻底告别了传统渔猎生计方式，要到远离居住地的河岸开荒种地，河岸土质贫瘠，春旱、夏涝、雹灾、洪灾、早霜等各类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加上因缺少交通工具而增加了人力、物力投入，多数人不愿意种地。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点，缺水导致的农作物成本高、产量低使得牧民不愿种地；二是缺乏种植经验。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时间短，经营粗放，产量低。例如，在同一地区，汉族的粮食亩产量可达到160—200公斤，而渔猎民族粮食亩产量只在100—150公斤。[2]受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制约，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尚未形成稳定的主导产业，导致少数民族农民增收困难。
(二)人口结构制约
劳动力素质对农业生产起重要作用。劳动力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少数民族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问题。鄂伦春族不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患病率较高。据白银纳乡政府统计，白银纳乡鄂伦春族人口253人，其中肺结核、肝病、精神病、尿毒症、白血病等疾病患者为41人，占总人口的16.2％；二是老龄化问题。边疆人口流失产生农村老龄化、家庭空巢化现象。如东北边境朝鲜族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人员只占村屯户籍人口的27％，基本为一户一人的状况。朝鲜族农村85％—90％以上的耕地对外出租，老年人靠地租款、种粮补贴和儿女生活费生活；三是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真正懂得和掌握现代技术者很少，科技人员则更少。
(三)文化适应问题
在相同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中，为什么汉族农户能承包土地致富而少数民族不能承包土地呢？一是对土地的情感。土地耕作经营是汉族的传统产业，由于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即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靠种地获得效益，而传统为非农业的少数民族在渔猎、畜牧和园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对种植业还未产生浓厚兴趣；二是农业信息技术不足。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新作物品种不断出现，新技术不断推广，传统农业生产技能经常面临着被更新的要求。汉族农民得益于语言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媒介获得新知识和新信息，同时他们通过亲属、同乡、同学等关系和内地省区、本村之外的社会网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更易获得各种成功经验和市场信息，使其往往更先掌握新技能，更新生产模式。[3]而少数民族却因为不懂技术、缺少农机和信息很难发展现代农业；三是生活方式不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如棚膜经济)要求农民花费更多时间、精力，而山区牧区农村形成了自由闲散的生活习惯，不适应现代农业转型的要求。少数民族缺少积蓄意识，“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经营方式至今未变，离开贷款就无法再生产，所以，无论人多地少或是人少地多的地方，民族村的耕地往往被汉族农户承包。
二、土地出租会加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
在边疆贫困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参与现代农业的程度很低。在经济发展程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缺少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如果农户不种地，就没有其他从业机会。“社会相对剥夺”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4]少数民族农民出租土地，不仅会产生物质贫困，还会进一步造成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从而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失去发展经济的主体地位，加深边缘化程度。
首先，土地出租会导致社会权利失落，这是各种贫困发生的起点。边疆少数民族因为不会耕种、不愿耕种、没有机械、身体疾病等各种原因而大量出租土地，变为现代农业的旁观者。自发土地流转还导致农村贫富分化，极少数农业大户通过二手承包、买卖等手段拥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的土地，仅靠转包每年就可获得上百万元的地租款，他们成为“农村精英”、“能人”，并拥有更多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利，而普通农户则进一步丧失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自动出局，失去话语权。
其次，土地出租导致的能力缺失，将伴随着贫困发生的全过程。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5]。少数民族出租土地之后，有的从事临时的服务性行业，有的利用明水期捕捞些鱼虾，有的闲在家中。农民靠在附近打零工，很难掌握一门技术，也培育不出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偏远的山区，有一些中青年人靠领取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加剧了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迷茫感，表现为安于现状、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他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匮乏，难以接受新事物、新现象。政府举办的农业技能培训班，因为缺少利用知识发展农业生产的实效性，农民把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当做一种负担，致使农村知识、技术、教育、信息等推广缓慢。
再次，土地出租加剧农村土地零散化，失去吸纳社会资源的平台。社会资源作为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必须通过合作经营的平台才能惠及普通农户，而分散出租土地只会限制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源流入，农户因“社会孤立”而变得更加贫困。例如，一些龙头企业因为村屯土地整合难度大、整合成本高，把资金、技术等投向条件相对好的农村。政府的优惠政策、项目因为缺少实施载体，要么落入大户手中，要么被转包，造成农业产业项目不能惠及到低收入群体。
总之，土地流转与农民增收相辅相成。合理的土地流转形式能增加边疆少数民族收入，而自发无序的土地流转会加深贫困。少数民族选择出租土地，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人口结构、文化适应三重弱势相关，单纯依靠土地出租还会加深少数民族的边缘化程度，加剧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
三、构建“合作共赢”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随着兴边富民、整村推进工程，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但是，受传统生产方式、语言、技能、风俗习惯等内在因素制约，少数民族没有能力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型。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是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基本途径，从合作利益、治理结构、社会资源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包容性的农业经济组织体系，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融入到农业转型升级产业中去，成为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解决合作利益问题，促进土地合理配置
保障农民利益是农村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认为，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但是，劳动力转移并不一定会形成土地合理配置。如东北朝鲜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转移殆尽，却并未出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合理配置取决于市场环境，如土地登记、土地托管、流转委托、价格评估、法律政策咨询等中介服务。可是，如果没有一套保证农民利益、取信农民的合作制度，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也无法实现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参与式农村发展理论强调赋予各利益相关者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收益权，通过政府、社区、市场与农民的合作经营来保障农民利益。浙江、四川、河南的农村股份合作、土地信托、专业合作社等都属此类模式。因此，边疆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一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现代农业；二是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建立健全利益合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利益监督机制，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运行质量。
(二)改进治理结构，确立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缺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缺少让少数民族实现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新形势下，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合作社的益贫性不再显著，而是更多的具有要素合作性质，从“互助益贫”转向“合作共赢”[6]。社区型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专业型合作社(以龙头企业为标志)已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进行了试点。例如，延边图们市成立了股份制农场，农户以土地入股，老年人不仅在农场干细活挣工资，年底还可以按股份参加二次分配。这种以土地入股、零风险经营方式赢得农民的认可；大兴安岭鄂伦春族村则采用专业合作社方式，十八站鄂伦春族新村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小区15公顷，政府以补贴价格为农户提供菌袋(0.5元/袋)，有58户投入木耳生产，实现了农户与企业合作共赢。新型组织制度形式使少数民族群众成为主体劳动者，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技能、创造更多新价值，同时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三)吸纳社会力量办合作社，为边疆民族地区输入生产要素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市场信息闭塞、市场反应滞后、技术力量薄弱等因素，单靠政府力量帮扶还远远不够。广泛吸纳知名企业家、能人、大户参与管理和决策，建立非小农主导的外生型(非亲缘关系)的合作形式，才能使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稀缺要素流入边疆地区。如延边州政协选派知名企业家担任贫困村名誉村长的办法，使政府项目、企业资金、先进技术汇聚贫困村，为农业现代化打下牢固的基础。地方政府角色从“领导者”向“协助者”转变，发挥了对股份制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监管作用，防止合作社异化到被个别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影响到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韩有峰：《试论渔猎民族现代化的几个认识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年第3期。
[3]李晓霞：《合作与竞争——新疆南部维汉农民的生产交往调查》，《民族社会学通讯》2011年第84期。
[4][5]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
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教学方法 篇3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教学；方法
G633.3
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多语言、多文字以及多民族地区，在与内地增加交流后，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学习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初中语文作为基础课程，提升其教学质量和效率是大势所趋。
一、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边疆民族地区，因经济条件和教学设施的落后、陈旧，在很多初中学校中未设立图书馆等教学设施，教师仍以黑板为主要教学工具，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教学效果比较差。第二，由于民族地区教师在教学能力和观念上存在一定差别，很多教师观念比较陈旧，在学生要求和教学理解等方面始终未跳出以往教学藩篱。民族教师在母语理解上较为准确，但在汉语文化的认识程度不足，难以将汉语原本地告知给学生，使得学生在发音等方面出现错误。第三，教学辅助工具和手段的滞后性是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不能使学生的更加深刻掌握汉语知识。
二、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教学水平的方法
（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由于初中生思维比较活跃，注意力不集中，要想使其学好语文知识，学习兴趣的培养是十分有必要的。学习兴趣可以促使学生主动学习，由以往的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进而收到良好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授《秋天》的过程中，这是一首现代诗，作者是何其芳，教师可以先带领学生对诗歌所表达的意境进行品读，在这首短诗中，作者使用了多种表现技巧，包括暗示、痛感、比喻等，将秋天景色的明朗和活泼生动地展示出来。以独特的想象和比喻，让人们产生多重联想，运用幽谷、船桨、笛声、蟋蟀等意象将宁静悠远且有带有欢欣的情绪渲染出来。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在作者的描述中感受秋天的气息，同时教师可以在秋季带领学生来到户外，让学生走进自然的世界，领略秋天的美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知识和实际生活紧密相联，充分满足学生心理需求。
（二）为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
由于初中学生年龄比较小，在语言表达上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特别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不能延用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应与初中生特点相结合，通过生活情景的创设，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进而实现教学目的。
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安排任务，与日常话题相结合，如问询、购物、调查等，通过对话的形式促进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如“我想去方便”，“我中午时间不方便”等，让学生们理解语境的重要性。
（三）三环节、五步骤教学方法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三环节是指课前自主预习、课中互动展示以及课后拓展延伸，其中，自主预习的为了解决比较容易的语文知识；互动展示是为了突破并突出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拓展延伸是为了深化感悟。五步骤是指读、点、研、悟、练。其中，读是主线，学好语文知识的前提；点是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进行引导和点拨，其最终目的是突破难点，指导学习；研是深思的主要表现，是读的深化，关键在于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悟是触动心灵表现，学生思维的感悟，这不仅是一个过程，更是一项目标，在学生不断悟的过程中，才能深入教材，并超越教材内容，更好地应用实际生活；练是学生探究学习的检验，同时也是发现、分析并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还可以锻炼其自我学习能力。
例如：在教授《皇帝的新装》一文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自主预习，学生可以自主了解课文中的生子和生词，然后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观看影像等方式让学生对课文内容深入了解，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分角色朗读的方式进行了解，需要注意正音正字，由学生自由选择角色，用波浪线做出标记，并对节奏和声调进行标识，朗读之后，学生之间要相互评议，找出优点和缺点加以改正。以课文中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心理等描写分析皇帝与官吏明明看不见衣服，却称赞皇帝地新装美极了？而小孩子可以说出真相？最后对课文所表达的问题进行拓展延伸，让学生明白其中道理。
（四）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
伴随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行，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使得民族地区的教学设施不断得到改善，网络信息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提升了教学水平，使语文课堂教学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对学生进行全方位感官刺激，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同时学生的创造性被充分激发，改善以往教学中沉闷的课堂氛围和单一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得到优化，使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增强，教学质量和效率得到提升。
例如：在教授《忆江南》一词时，主要描写白居易对江南的回忆，但因边疆民族地区学生未曾去到江南，不能深刻感受到江南的美丽景色，给教学带来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多媒体技术的力量进行辅助教学，将江南风景以影像和图片、声音相结合的形式直观地展示给学生，学生自然也会发出“怎不忆江南？”的感悟。
三、结语
总而言之，虽然在边疆地区的初中语文教学中存在教师思想落后、教学设备落后等问题，但可通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学生创造锻炼的机会、三环节与五步骤教学方法、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来创新教学方法，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教学技巧，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灵活多样且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不仅与现代教育工作中信息技术的发展相符合，同时也与初中学生的新鲜和好奇心理相适应，使其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玩，培养学生学习意识，并将所需知识充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参考文献：
[1]姚才周.浅谈边疆地区初级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J].软件（教育现代化）（电子版），2014（02）.
[2]和仕芳.小议边疆民族地区初中语文作文教学[J].读写算（教研版），2015（06）.
[3]王红霞.中学语文教学评价与考试改革[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05）.
[4]盛学萍.对提高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2013（07）.
边疆民族传播 篇4
一、晚清边疆少数民族抵抗外来侵略与中华民族的初步觉醒
早自1489年达迦马发现新航路之后，西方殖民者就竞相东来，并纷纷把中国作为他们侵夺的对象。此时各族人民抵抗外辱的共同经历就使中华民族作为“共同历史命运共同体”存在的性质逐渐彰显。在边疆各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与下，抗击沙俄侵略胜利条件下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具有时代意义。因为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用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名字“中国”。例如，订立条约的主体是清政府，但使用的国名却为“中国”；决策人为康熙皇帝，但却被表述为“中国大皇帝”或“中国大圣皇帝”；订约代表索额图的身份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条约规定双方以格尔必齐河为界“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河溪尽属俄罗斯。”[1]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与外来侵略全面抗争的开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清政府灭亡前，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对“中国认同”的主要表现形态大概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东南沿海抗击外来侵略战事的万里赴戎机，例如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勇抗敌的各少数民族英烈；二是抵抗外来侵略时对自己家乡的坚决守卫，例如这一时期西北东北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高山族人民保卫台湾的斗争，各族人民的抗法斗争、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等。
我们认为，由于有着对伟大“中国”祖国的认同，各族人民才团结一致，自觉地抗争外来侵略；各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对于外来侵略的抗争其本身就是他们认同“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逐渐走向觉醒。
二、帝国权威体系的崩塌与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的危机
近代以来，清政府抵抗外辱的不力严重影响了其统治的法统权威，从而引发了其自身“中国代表权”的重大危机，这也是晚清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抵抗外辱与反抗清王朝斗争交相辉映的原因。剥夺“清”的“中国代表权”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则又充满了博弈和分歧。
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中国”抵抗外辱的不力，“中国”的不幸，完全是缘于“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若不通过激烈的暴力革命，则无以彻底剥夺“满清”的“中国代表权”，并改变“中国”的种种颓势。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社会动员武器。在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邹容的《革命军》等充满大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孙中山也以大汉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例如1894年在创立“兴中会”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所说的“驱逐满人，恢复河山”[2]。
不同于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力求达到对旧有帝国完全彻底地“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对一切“破”的活动提出了一个前提和宗旨，这就是“中国的统一”。为了维护这一前提和宗旨，梁启超反对与旧帝国体制的彻底割裂，而主张在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最终，他选择了“虚君共和”。梁启超认为，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只有重视并借助于旧帝国体制的权威体系，才能保持中国的统一，而清王室，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威的象征和符号而已。梁启超所要追求的本质其实并不是什么帝制和皇权本身，而是要继承清王朝时“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现实，要追求“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价值伦理。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取得每一次进步的同时，往往都伴随着某种或者某方面的失去。历史在选择了革命派摧枯拉朽的威力的同时，也必然要承担它所带来的社会熵流。尽管孙中山在清王朝一被推翻就立刻用“五族共和”代替了“驱除鞑虏”，但是由于实践中，革命派的“五族共和”更多还是考虑如何将其他四族化入到汉族之中。再加上传统权威的崩塌，各个政治派别斗争中领袖魅力权威的不足，法理权威的尚待构建等，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旧的权威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而新的权威体系尚未形成，中国社会出现了权威真空。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此时出现了严重危机。
帝国体制崩溃后，边疆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认同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革命过程当中，蒙、回、藏等地方政权，对革命派高举大汉民族主义旗帜所进行的动员，不仅心存恐惧，更在政治上尽力排斥[3]。其二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纷纷要求独立。
清末民初，传统帝国权威体系崩塌后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所出现的危机生动地说明，历史从来都是连续的，任何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断裂都会造成对历史本身的伤害。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临的永恒的历史主题。
三、边疆少数民族投入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完全觉醒
边疆少数民族自觉积极参与下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标志性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对自我认知的深入上。
第一，抗日战争使得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狭义逐渐消失，而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得到彰显和确立。例如，1937年民族学家江应樑指出：“今日之中华民族, 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 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可以概括一切的, 把汉族看作主人翁来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 把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更是绝大的荒唐。”[4]1941年，张大东指出“中华民族者, 非吾族以往历史上之名词, 乃中华民国以内之数个民族, 结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之总名词。”[5]1942年，学者芮逸夫指出, 中华民族“由国家的意义说, 它现在拥有1100万余公里的国土,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由民族的意义说, 它现在包含华夏、通古斯、蒙古、突厥、土伯特、倮倮、么些、佧侵、摆夷、撞、仲、黎、苗、瑶等族”[6]。
第二，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有大量沦陷区和战区的国人涌向了像西南这样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这些难民中受教育者又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能以多种形式有效地宣传自身的遭遇和抗日的重要[7]，这让百年抵抗外辱的经历所积蓄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断高涨。国人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识的深化又反映在抗战期间知识分子阶层对此认识的高度一致和大力宣传上。例如，1937年民族学家江应樑说：“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谓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4]1937年, 《禹贡》出刊三周年《纪念辞》中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 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到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 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 共同提携, 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8]
第三，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和中华民族真正边界的正确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内在本质的认识总是难以突破种族的界限，总喜欢从血缘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抗争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人认定为是“白种”与“黄种”之间的斗争与对抗。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为害之甚，让国人对中华民族的内在本质和真正边疆开始了重新的思考，因为日本人和我们一样同为黄种，而日本又是我们真正的“民族之敌”。从此，中华民族对于自身内在本质和真正边界的认识开始突破了种族的层面，而开始在共同的地缘、共同文化、共同历史、共同政治价值传统，尤其是共同的历史命运和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关系等多个角度不断地深入开来。
过去中国人在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下，只谈“古今”，不辨“中外”，历经百年对外抗辱，不断觉醒的中国人将在“古今中外”的视域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是指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对自己“归属”与“中国”的认知、强烈的情感寄托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觉维护“中国”利益的行为取向。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会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和方式。
关键词：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觉醒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一册) [M].北京:三联书店, 1957.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 [M].北京:中华书局, 1986.
[3]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264.
[4]江应樑.广东瑶人之今昔观[J].民俗, 1937 (1) .
[5]张大东.中华民族释义[M].军训部西南济南干训班印, 1941.
[6]芮逸夫.中华民族解[J].人文科学学报, 1942 (12) .
[7]刘新华.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J].湖北社会科学, 2006 (4) .
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的优势 篇5
1 区域民族文化特点资源优势
每一个地区的发展和文化,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亮点,广播电视要突出特色,反映历史,宣传形式上就不可能千篇一律,这是每一级广播电视开展宣传工作的资源优势。要结合民族历史文化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开展广播电视宣传,对内凝聚人心,对外树立形象,展现特色。19世纪80-90 年代,文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曾经盛极一时,不但国内听众经常以信件方式与节目主持人和采编人员互动,还吸引了越南、老挝、缅甸、北欧等一些地区的听众,在国内广播电台影响极大。当时吸引听众的是文山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苗语节目和壮语节目,这些节目使用的是民族语言,传承的是民族文化,为宣传中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要继续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发出好声音,宣传正能量,维护边疆稳定,发掘民族语广播电视节目的独特性,办好群众喜欢的节目,满足民族地区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空间。
2 专业化的人才技术优势
新兴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在节目采编制作上,专业化水平和人才储备远远不及广播电视,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的很多节目,新兴媒体没有人才和技术,根本无法完成,如果需要,只能完全依靠引进和外购。除了在传播渠道上新兴媒体有一席之地外,广播电视的其他发展的空间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3 新媒体融合发展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正在重塑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这就要求广播电视要深刻认识网络舆论生态的复杂性,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把握趋势、推动传统主流媒体进军新媒体积极作为,使新媒体更好地唱响主旋律,为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正能量做出新贡献。例如,文山广播电视台,自产的节目除了通过广播电视有线、无线覆盖外,已经上传到自建的“视听文山网”“文山新闻网”,同时通过微信平台互动播出,节目播出渠道多样化更能提升边疆广播电视宣传的影响力。
4 固有的公信度优势
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有了感情,离不开广播电视人兢兢业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付出和创造,这种信任度是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媒体认真贯彻党的宣传政策和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凝心聚力传播正能量,是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要求。达到这一要求,需要从业人员在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行动上自觉。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宣传思想工作都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为实现伟大目标而奋斗的强大武器,这要求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人与人民群众连成共同体,关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在群众中建立这样的基础,就要紧贴群众,服务主体,巩固“阵地”,不辱使命,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下移到基层、放在一线群众。
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能引起群众关注和关心,一是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坚持思想上自觉和行动上自觉,引导水平和能力得以提高。二是把宣传党的主张与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心声结合起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部署都代表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群众对这些的感受和具体需求是复杂的,广播电视是党的喉舌、阵地、载体,任何时候积极准确地宣传引导,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用鲜活的语言为群众解疑释惑,用身边的事例向群众说明深刻的道理,从不造假失信。三是为群众办实事解决问题。办的节目讲的故事群众耳熟能详,没有距离和代沟,不搞只见其声,不见其人,空中喊话,切实把宣传教育和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让群众感受到媒体的责任和媒体作用。四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避免居高临下、空洞说教,语言生硬、形式刻板。通过生动鲜活、润物无声地让群众吃透精神,宣传既有效果,节目又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可信度。
5 结语
边疆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前景没有局限性,只要思想上自觉和行动上自觉,切实贯彻党的宣传政策,坚持以群众为基础,深入挖掘边疆民族文化,办群众自己喜欢的节目,就不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摘要：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为广播电视宣传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媒体,在发展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本文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中已经具备的几大优势,提出了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广播电视发展浅见,以供参考。
边疆民族传播 篇6
2007年3月起,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工程。旨在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通过在农村建立自管自用的书屋和农民自助读书组织, 促进广大农民读书用书, 改善农村文化环境,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文化生活质量和农村文明程度, 在建设经济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勐海县“农家书屋”的建设情况
1. 勐海县现已经建立了99个“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的管理员都是由村委会干部担任, 其中有4个村委会是由残疾人担任。
2. 管理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为了规范“农家书屋”管理, 提高管理员队伍素质和水平, 切实发挥好文化惠农工程的作用, 勐海县图书馆抽调专业人员对99个“农村书屋”管理员进行培训。
二、利用好“农家书屋”开展多种形式活动
1. 勐海县居住有有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回族、佤族、汉族等23个民族, 利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节日较多的特点为契机, 每到节日农民群众就会集中在村委会庆祝。“农家书屋”就建在村委会, 每当此时, 就可以利用书屋里的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比赛、相关农民的知识问答或播放放种植、养殖等技术光盘。
2. 现在农民生活条件都很好, 每家结婚、上新房等都要宴请宾朋到家里热闹, 这时人员也相对集中, 可以利用光盘宣传国家的政策法规、法律知识、生活中常遇到的一些常识问题等, 这样既热闹又起到宣传作用。
3. 农村现在村村都有老年人协会, 利用老年协会这个平台, 让老年人发挥余热, 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4. 边疆民族地区存在攀比, 开展相邻村子之间的互动, 开展读书活动, 在竟争中学习、比较中进步。
三、与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联合让“农家书屋”更贴近农民实际
与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联合, 安排技术人员和村级农技员担任讲解员, 不定期到农家书屋为群众讲解农技的知识, 解答他们在实际种植、养殖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邀请部份大户到农家书屋为群众现身说法, 用实际的例子、身边的例子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带领群众走养殖致富的道路。
四、取得县、乡镇领导的支持, 打造特色书屋
我县“农家书屋”建设工作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 在我局的高度重视下, 在各乡镇各村的全力配合下, 已建成了99个“农家书屋”。实现11个乡镇, 87个行政村“农家书屋”全覆盖、全开放, 使图书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今年4月12日, 在打洛镇政府的支持下, 在打洛口岸建成特色“国门书屋”, 为过往的人们不但可以在此浏览和购买书籍, 还能从工作人员处获得旅游咨询和书籍订购服务, 为中缅边民和各地游客提供了便利。
国门书屋是勐海县图书馆和县新华书店联合打造的便民服务平台, 虽然面积不大, 但提供的书籍可不少, 其中旅游类用书和英语、缅语、傣语工具书占了很大比重, 自4月12日开始营业以来受到了广泛好评。
五、加强管理员培训, 提高“农家书屋”利用率和影响力
我们抓住“农家书屋”建设的机会, 紧紧把握建设、管理、维护、使用、更新几个环节加强管理巩固成果。
勐海县图书馆“农家书屋”为了规范农家书屋管理, 提高管理员队伍素质和水平, 切实发挥好文化惠农工程的作用。勐海县图书馆抽调专业人员对99个“农村书屋”管理员进行培训。
培训会上各乡镇主管领导强调此次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培训主讲老师用通俗易懂的实例给管理员讲解书屋的概念、性质及意义、书屋管理员、管理员必备的出版物知识、书屋的图书管理、书屋的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等等。本次培训人员:管理员99人, 文化站41人, 县城社区3人, 共143人。
总之, 我县的农家书屋的建设、管理和使用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让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国家为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参考文献
[1]康丽雯.欠发达地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问题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农家书屋建设与实践为例[J].东南传播.2010 (10) :313-314.
[2]周正兵.西方公共图书馆财政支持制度及其对我国农家书屋建设的启示[J].中国出版.2010 (17) :215-216.
边疆民族传播 篇7
一重视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动手习惯
好的习惯往往使所做之事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学习语文亦是如此。对刚跨入中学大门的少数民族学生, 在引导他们积极地认识初高中语文学习的差异和不同要求的同时, 通过介绍名人逸事、文字趣事等方式努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 在方法上加强学法指导, 在操作上提出明确要求, 并进行严格训练。有关语文学习的每一个环节, 都要求学生认真去完成。要做好这一系列的工作, 老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非常辛苦, 但只要坚持下来, 数月后, 就会发现学生身上出现让人欣喜的变化, 学生在学习语文时不再有抗拒的表现。
二重视培养学生动口多说的习惯
1. 立足课堂, 重视训练
教师的教学要抓住学好语文学科要“多读、多写、多说”中多说的方法特点, 要坚守住课堂教学这个主阵地, 引导学生认真领悟、表述课文中极具暗示和内涵的语言, 认真落实课文中表达交流部分的教学的要求, 对教材中设计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个中心主题进行表达交流训练, 使学生通过典型话题的实践, 积累口语交流的经验。表达交流和一般的说话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表达交流是一种在特别的交际环境中进行的有交际目的的、重视语言表达的、围绕一定的中心话题进行有条理表达的语言活动;而一般的说话相对要随意, 可以没有话题、中心, 可以不带着目的。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语文课堂就是表达交流最好的“特定环境”, 可以借助课堂来创设符合学生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 帮助学生有效地落实好每一次交际训练的活动。只有这样才会消除师生、学生间的隔阂, 拉近距离才容易使学生有熟悉、似曾相识的感觉, 才能让他们不拘谨, 放松心情, 才能活跃他们的思维, 才能对交流的话题深入思考。
2. 立足生活, 注重运用
在教学过程中, 为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表达交流能力, 可采取很多灵活的训练方法。如在教学中, 我会通过播放课文的诵读录音材料给他们听, 借此让他们发现各自的读音问题;每节课的前5分钟通过讲成语故事、解读警句名言、读书交流等活动, 来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 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充分的锻炼, 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表达能力。同时在教学中, 结合课文中主人公的人生价值观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发表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看法和见解。通过长期不懈的有效训练, 学生的表达能力提高了。
三培养学生重视积累的良好习惯
课外阅读是对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 是课堂的有效延伸, 它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作为老师的我们应该营造读书的氛围, 给学生开出适合他们阅读的书单, 结合课本中的名著导读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 以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如每两周我安排一节课作为学生读书交流活动课, 要么安排学生交流对某本书的阅读心得, 要么安排学生讲述文人墨客的逸事, 要么结合课本的名著导读向他们介绍相关的作品, 指导他们去读这些作品。此外, 每周安排一节课阅读报纸杂志或好的文学作品, 并鼓励他们写下有感触的笔记, 积累觉得有用的东西。一学期下来, 每位学生至少读了几部中外名著和一些较好的报纸杂志, 这样既让学生从阅读中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 认识社会, 开阔视野, 又可为写作积累大量的素材。如在2012届时有这样一位来自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 刚入学时, 汉语都不能说利索, 虽然刻苦学习, 但考试没及格过。她非常困惑和痛苦, 经过几次交流, 我帮她找到了重视阅读、注重生活实践、多写、多积累的学习方法, 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 她是班上读书较多的学生之一。经过三年不懈的坚持阅读, 高考取得了125分的成绩。
背诵是学习语文的最基本的方法, 背诵的过程实际就是知识积累的过程。特别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 背诵的过程即是在进行各种语言素材的积累。同时通过背诵这些美文, 可以训练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 积累大量的优美语言词汇, 从而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 也逐渐培养了他们的语感。
四培养学生多写多练的习惯
语文教学中的“写”, 包括两方面, 即“书写”和“作文”。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和使用, 学生的书写能力整体呈下降的趋势, 相当一部分学生丧失了写好字的能力, 部分学生的书写能力甚至还不如初一学生的书写能力, 标点符号乱用, 给他们的学习带来了负面影响。
作为高中生, 应“能写出规范、工整、具有一定美感的行楷字”。所以从学生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 并贯穿于整个教学环节。首先, 引导学生掌握汉字的偏旁的书写和组合特点, 帮助学生分析他们书写习惯中存在的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提出书写的标准和要求。其次, 高一阶段引导重视选择较好的、规范的临帖, 指导和要求他们每天坚持练10分钟的字。再次, 要严格抓学生作文中的不规范字, 要求学生认真改正。最后, 规范的书写包括规范、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只要老师坚持抓下去, 学生的书写会有很大的改善。
写作是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语文的重点之一, 也是语文学习的难点所在, 被称为语文考试的“半壁江山”。然而, 现实是学生对写作文非常害怕, 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提升写作能力, 老师费尽了心机, 但学生依然不知怎么写, 这样的情形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语文教学中。究其原因, 或许是因为我们老师未注重对学生良好写作习惯的培养、写作方法的指导;学生平时不写或少写, 缺乏系统有效的训练, 不注重对生活的感悟和反思。针对这种情况, 我要求学生从入学开始, 就坚持每天写读书笔记、单周写随笔、双周写作文, 而且要写自己的真实感受, 让他们有感而发。另外, 还要求每位学生准备一个作文素材笔记本, 每天坚持积累一些好的语文素材 (好的词句) , 每天读3000字左右的读物, 做好读后感的书写。通过这样的方法, 学生既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 做到写作时有素材供自己使用, 同时因为有东西可写消除了学生对作文的恐惧心理, 又掌握了行文的技巧, 提升了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也可以利用课内阅读的内容, 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际的例子进行写作训练。老师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生的写作水平才会不断地提升。
五培养学生探究式的学习习惯
在教学实践中, 只有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的教学活动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 而新课程理念中强调的学生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正是学生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这种学习方式要求学生能自主地参与知识获得的过程, 具备必要的探究能力。然而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 我们的学生因为各种原因, 不愿主动地参与到探讨式的教学活动中, 更不愿意向老师和同学提出问题和发表自己的看法。针对这种情形, 首先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消除师生间的隔阂, 让学生愿意接近你, 愿意和你分享他们的情感体验;其次在教学中营造轻松、和谐、民主的课堂氛围, 让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不拘谨, 能够畅所欲言;最后, 教师在探讨交流过程中, 不仅要对学生的表述正确评价, 还要注意维护学生积极探讨和表达的积极性。探究式的学习习惯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语文教学中, 应鼓励学生要敢于打破常规, 不要拘泥于权威和老师, 要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就要求教师要解放思想, 突破固有的思想束缚, 树立师生平等的观念, 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学中同学生一起探究, 让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的好奇心理, 让他们去思考、合作、探讨, 最后得出结果。这样既能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同时也获得了更加直观的体验。
总之, 语文是一门长期性、积累性、人文性、实用性的基础学科。作为语文老师应该留给学生的是一辈子受用的东西, 应是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然而良好的学习习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 只有长期不懈的坚持、师生的通力合作才能养成。但只要我们抓住语文是一门语言学科的特点, 利用生活这个最有利的环境, 就总能找到方法。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应用, 就是要养成应用语文的良好习惯。”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编审.语文课程标准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2]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韩永昌主编, 杨治良主审.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边疆民族传播 篇8
一、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中的资金困境
1.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的现时属性
国家公园是由政府划定和管理, 以保护具有国家意义的自然景观及相关文化景观为基本目标, 同时具备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功能的特殊保护地。2007年6月21日, 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 标志着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诞生。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 不断探索自然风景资源利用新模式、谋求资源保护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产物, 与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主要由中央政府设立国家公园的宗旨存在明显差异。这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国家公园的建设主体, 融资投资能力和政府作为质量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中国大陆地区国家公园建设的资金需求
按照中国大陆地区情况, 根据国家公园的基本功能与建设要求, 国家公园的资金需求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 国家公园具有保护、科研、教育、游憩与社区发展五大功能, 因此必须具备相应的设施与设备;与一般游览性景区相比, 相当于增加了保护、科研、教育方面的硬件与软件建设投入。同时, 在交通、电力、给排水、废弃物处理方面的投入也高于一般游览性景区。
3.边境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集困境
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区位、资金、技术、人才、产业基础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多属于国家级贫困县, 财政收入有限 (表2) 。因此, 资金筹措成为影响国家公园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家公园相关报道和所在县、州市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整理, 所在地GDP为2008年数据。其中: (1)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涉及西双版纳州下辖的一市两县 (景洪市、勐腊县、勐海县) , 故以所在州市GDP计算; (2) *表示一期投资; (3) 国家级贫困县为2008年统计数据。
二、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国际经验
1.政府财政拨款
得益于完善的法律制度, 经国会批准、从税收中提取的政府财政拨款成为国家公园主要的资金来源, 使公园管理机构能够维持非营利性公益机构的管理模式[1]。例如, 美国国会每年拨款15亿美元, 用于各个国家公园的人员工资与基本维持费用。
2.公园门票收入
门票收入是国家公园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用于特别项目而非雇员薪水、设施设备等固定支出。自1997年起, 美国国会授权公园系统保留80%的门票收入, 每年的门票收入大约7 000万美元。
3.土地有偿使用
1965年, 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公园管理局特许事业决议法案》, 要求旅游服务设施和纪念品经营通过公开招标选择经营者, 收入除上缴管理局外全部用于改善公园管理。新西兰自然资源保护部在2008年批准了3 612个特许经营点, 2007-2008年总利润达到1 400万新元[2]。
4.非政府组织帮助
在美国, 与国家公园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数以百计。这些组织帮助公园出版书刊、举办培训班、开展宣传教育、筹集资金、帮助购买土地、开展游说活动, 不仅为公园提供了直接帮助, 还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
5.社会捐赠收入
近年来, 随着捐赠机制的成熟及国家公园重要性的凸显, 社会捐赠显著增多。社会捐赠来源广泛, 有社会团体、个人, 也有政府组织。
边疆民族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借鉴国际成功经验, 构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
三、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创新
1.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基本理念
在资金筹措机制构建中, 应大力推进理念创新,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树立整合、开源、借力、转化、分类的新型理念。所谓整合, 就是要在国家公园建设领导小组的协调下, 统筹利用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的相关资金, 使分散、零碎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所谓开源, 就是把自身有形资源与无形资产转化为运营资本, 通过建立特许经营制度等方式开拓收入来源新渠道;所谓借力, 主要是指借助外部力量 (包括国内与国际的个人和组织结构) , 解决设施建设与服务提供中的部分资金问题;所谓转化, 就是明确资金是用来购买建筑材料与设施设备、支付员工薪酬的, 接受实物捐赠、志愿服务、社区居民以资源入股, 实际上也是在解决资金问题;所谓分类, 就是根据建设项目属性确定资源来源, 公益性项目由各级政府投资, 经营性项目由企业或社区解决, 社区发展项目由地方政府、公园管理机构和社区共同解决。
2.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的主要渠道
(1) 争取各类旅游专项资金。
各级政府都应设立各种专项建设资金, 如旅游国债、旅游规划编制专项资金、旅游资源开发和项目建设专项资金、旅游景点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旅游扶贫专项资金等。国家公园应积极提供申请、可行报告、规划书等, 及时与主管部门沟通, 以争取这些专项资金。
(2) 整合各部门相关建设资金。
条块分割式的管理体制造成各部门对于所管辖行业的建设资金争取和使用具有相应的职责和权力。同时, 旅游业发展又离不开这些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因此, 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 国家公园建设应充分整合相关资金, 形成“围绕项目找资金, 资金跟着项目走”的融资格局。
(3) 实施特许经营收费制度。
国家公园可以收取的费用包括门票、娱乐、设备使用、商品销售、住宿、食品销售、转费让、许可费、租赁费[3], 是通过委托经营、特许经营方式进行的。建议边疆民族地区在研究国外办法的基础上, 根据地方情况和政策制定《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试行办法》, 并付诸实施。
(4) 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 边疆民族地区应进一步完善水、土地、矿产、森林、环境等各种资源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加大各项资源费支出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 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 探索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机制。在筹集到的生态补偿资金中, 划出一定比例用于国家公园中的保护工程建设。
(5) 接受志愿服务与社会捐赠。
边疆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家公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产, 探索接受志愿服务与社会捐赠的办法。建议根据《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 建立国家公园志愿服务网, 招募志愿者;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 成立“国家公园发展基金会”, 接受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捐款。
(6) 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边疆民族地区应鼓励中介机构和民间组织参与国家公园的建设, 加强调查研究、宣传教育、监测反馈、技能培训。同时, 借助TNC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减贫等领域国际机构的联系, 积极争取各种基金会和生态保护组织的援助。
(7) 谋求上市或发行债券融资。
对于产业基础坚实、经营业绩良好、发展前景光明的国家公园或国家公园群, 可以采取上市或发行债券的形式筹集资金。例如, 地处迪庆州内的普达措、梅里雪山、滇金丝猴三个国家公园, 就可以在时机成熟时, 考虑采取联合上市筹集社会资金。
(8) 探索新型旅游融资手段。
除了上述方式以外, 国家公园建设中还应探索新型融资方式, 如门票质押贷款、碳汇交易、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公共工程特许权经营模式) 、TOT (Transfer-Operate-Transfer, 基础设施经营权有偿转让模式) 等。此外, 还应创造条件, 主动与国际接轨, 探索运用债务-自然交换[4] (将部分官方债务用于本国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的国际援助形式) 、自然保护信托基金 (吸收公众和公司对自然保护的捐赠, 注册成立的货币基金) 等资金筹措形式。
3.边疆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创新
在行政区经济的框架和属地管理的体制下, 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作为自然风景资源的实际管理者, 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谋求地方经济利益的“正当”动机与行为, 也就孕育着资金利用偏离原定方向的可能性, 从而引发社会的担忧与批评。例如, 丽江古城从2001年起向游客征收古维费, 审计结果表明, 2007年有5 500万元古维费被挪用于建设丽江机场和大丽铁路灯光工程, [5]引来质疑声一片。有鉴于此, 国家公园建设资金筹措机制的重点在于资金筹集、使用监管、信息披露, 尤其是对社会捐赠、国际合作的资金 (详见图1) 。在资金筹集与使用过程中, 应注意构建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监督机制、信息反馈平台和受益分配机制。此外, 建立资金筹措机制不仅仅是解决当前国家公园建设初期所需资金问题, 更重要的是增强自身发展能力, 培育“造血”机制。
参考文献
[1]邹统钎.遗产旅游发展与管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0:193-195.
[2]王月.新西兰国家公园的保护性经营[J].世界环境, 2009, (4) :77-78.
[3]PAUL F.J.EAGLES, 等.保护区可持续旅游——规划与管理指南[M].王智, 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116-118.
[4]THAPA, B. (2000) .The Relationsh ip Between Debt-for-Nature Swaps and Protected Area Tourism[EB/OL].www.wailerness.net/pubs/sc ience1999/index.htm.2002, Jan 14.
边疆民族传播 篇9
提到美国边疆, 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美国的“边疆精神”, 这是由边疆在美国历史进程、文化价值上的重要性决定的。美国边疆不仅具有通俗的地理概念意义, 还承载着在边疆西移的进程中美国人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 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背景, 还体现了美国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而与边疆紧密相连的历史进程非西进运动莫属。西进运动不仅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也是一个美国边疆不断向西推进的过程, 还是美国历史上一次严峻的考验, 它锤炼了美国人民, 锻造了美国民族精神, 丰富了美国民族文化。
美国边疆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理区域, 而是动态发展的, 是“特纳称之为‘野蛮与文明的结合点’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象与价值”。这一动态历程, 决定了美国民族精神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精神的。由于美国边疆是不断推进变化的, 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再加上美国边疆推进的历史进程非常漫长, 所以研究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是不现实的。因此, 本研究只选取美国三个时期的三个典型边疆地带及相应的文学作品, 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分析来探究美国民族精神。小说人物是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敏锐观察而创造出来, 他们是生活在边疆的拓荒者的典型代表, 由此, 可以说, 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反映着该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这三个典型边疆地带分别是密西西比河流域、西部大草原和阿拉斯加。相对应的小说分别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娅》, 以及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二.不同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
1.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边疆的时期
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至密西西比河流域, 此时密西西比河流域充当着美国的边疆。马克·吐温的诸多作品都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背景, 主要反映这一时期生活在边疆的拓荒者的生活, 如《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等。因此, 分析研究马克·吐温作品,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内陆边疆的这一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
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 体现最为显著的是叛逆精神。哈克是个十四岁的南方白人男孩, 被道格拉斯寡妇收为儿子。道格拉斯寡妇和她的妹妹沃森小姐千方百计地想要把哈克“驯化”为文明人, 规范哈克的言行举止, 教他读书写字, 向他灌输宗教和社会阶级思想, 但哈克实在接受不了这样正经古板的生活。他的叛逆精神让所谓的“文明人”失望至极, 却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哈克的叛逆精神主要通过与宗教、文明以及奴隶制的对抗体现出来。
沃森小姐总是要求哈克向上帝祷告, 由此得到“精神礼物”。哈克并不信奉沃森小姐的这一套, 因为他从祷告中从未得到任何物质的奖励, 也未得到精神上的宽慰, 反而觉得每天都枯燥乏味, 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按照沃森小姐的说法, 只要多帮助别人, 虔心按时做祷告, 人死后就可入天堂, 但哈克并不想去天堂。如果天堂里的人无非就是“走来走去, 弹弹竖琴, 唱唱歌儿”, 哈克还真希望下地狱, 起码这样的生活总比在呆板无趣的天堂有意思多了。尽管如此, 哈克的心中依然有个“上帝”, 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决定的, 但哈克最终还是“背弃”了上帝和天堂, 宁愿下地狱都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当哈克想到自己帮助黑奴吉姆逃跑会伤害到沃森小姐、打破世俗禁忌时, 他的心灵备受折磨。他认为上帝始终监视着他, 并且启示他不得继续作恶多端, 他被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吓得浑身发颤, 像他这样的“恶人”上帝是不会原谅的。然而上帝再严厉的惩罚都抵不上朋友的失望, 吉姆把哈克当作独一无二的好朋友, 一路上照顾他、保护他, 哈克又怎能背叛朋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在上帝和吉姆之间, 哈克“背弃”了上帝, 心一横, “我就下地狱吧。”
道格拉斯寡妇、沃森小姐, 以及撒切尔法官都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 过着文明的生活, 但哈克的生活与之背道而驰。道格拉斯寡妇送哈克去学校, 沃森小姐告诫哈克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社会文明规范, 要求哈克每天呆在家里读书写字, 而哈克却觉得处处都不自在, 宁愿穿上破衣烂衫躺在树林里, 或漂泊在浑浊的密西西比河上。道格拉斯寡妇尽量给哈克提供舒适文明的环境让他成长, 但哈克并不开心, 相反, 当父亲以非文明、残暴的方式将他囚禁在大森林里的小木屋里, 威吓他、暴打他时, 哈克却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 觉得每天都过得美滋滋的。不用读书, 不用在乎文明的礼仪, 每天骂骂咧咧的, 闲逛、抽烟、钓鱼, 过得逍遥自在。
在哈克生活的时期, 废奴思潮高涨, 但在南方人的观念中, 奴隶制是正当的, 奴隶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哈克受蓄奴主义的影响, 认为帮助黑奴逃跑是下流胚子、忘恩负义的人才会干的事, 所以当吉姆离自由越来越近的时候, 哈克的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 他所受到的文明教化要求他将黑奴遣送回去, 另一方面在与吉姆的相处中, 他发现黑奴并不是像他之前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类的情感, 而是跟白人一样, 也懂得亲情、友情和爱, 自己应该帮助朋友吉姆获得自由。虽然哈克表现出了向奴隶制顺从、妥协的倾向, 但最终还是克服了这样的思想阻碍, 坚信白人与黑人在人性方面的平等, 帮助吉姆获得了自由。
(二) 以西部大草原为边疆的时期
实际上, 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密西西比河流域几乎被拓荒者占领完毕。面对这片新大陆上充满诱惑的自由与财富, 越来越多的拓荒者开始越过“大草原”进入远西部。在这些移民中妇女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她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我的安东尼娅》是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经典著作, 与其另外两部作品———《啊, 拓荒者》和《一个迷途的女人》合称“草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主要讲述了20世纪初期美国中西部大草原的拓荒女性为了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故事, 描绘了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移民艰苦奋斗的景象, 体现了拓荒者对自然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以及面对困难时坚忍不拔的精神, 生动地展现了该时期美国社会面貌和人文景象。薇拉·凯瑟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得益于她自身早期在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她亲眼目睹了拓荒者的生活状况, 见证了荒凉的大草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作品《我的安东尼娅》以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背景, 展现了主人公安东尼娅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充分体现了边疆开拓者的民族精神。
西部荒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移民理想中充满机遇的边疆大相径庭, 只有英勇无畏的拓荒者, 在重重险阻面前, 仍然坚持探索。也正是这些人给美国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凯瑟看来, 拓荒者都是勇士, 尤其是以安东尼娅为代表的女性拓荒者, 更是这个时代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身强力壮, 和男人一样勇敢、刚毅, 努力适应西部荒原生活, 把自己塑造成了坚不可摧的人。
安东尼娅是坚韧顽强的代名词,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刚烈, 粗犷的气质。她凭借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决心战胜困难, 找寻自由和回归真我。安东尼娅在童年时期就跟随父母迁移到环境恶劣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 通过不断地努力奋斗, 适应了新的环境, 并在这里重建家园。但安东尼娅的父亲雪默尔先生却被生活击垮, 本来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 却因土地贫瘠、语言不通等困难, 家庭陷入困顿, 最后在无助和绝望中自杀。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 只有那些有信心、足够坚强的人才能够克服。“从此为了家人, 她开始像男人一样劳作。穿上父亲留来狩猎时穿的大靴子和旧羊皮帽子, 安东尼娅开始在田里劳作, 从日出到日落;在安东尼娅的探求之中, 土地成为她接受灵感, 慰藉和避难的地方。”这片荒原, 一方面是绊脚石, 充满危险和挑战;另一方面, 又是一种希望, 一股支撑她前进的力量。安东尼娅自始至终都依恋着这片土地, 用心经营, 生死与共。
安东尼娅是坚守希望的卫士。在拓荒的进程中, 来自各地的移民随时随地都要在挑战与机遇中斡旋。面对这无边的荒野,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妥协放弃, 要么坚持守望。和安东尼娅一样的年轻人都想要离开这荒凉之地, 前往大城市谋求新的生活, 安东尼娅为了维持生计也去城镇做过女佣, 体验过热闹嘈杂的城市生活, 接触过灯红酒绿的现代社会, 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草原。安东尼娅的儿时伙伴吉姆·波顿却不一样, 他去大城市求学, 学成之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律师, 但是在安东尼娅面前, 他深知自己是退缩者、失败者。安东尼娅从未向困难屈服, 在父亲自杀后, 她没有向生活妥协, 尽管受尽愚弄嘲讽, 她还是积极乐观。怀孕后遭无情抛弃, 她也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越挫越勇。“她是生命的一个丰富矿藏, 犹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她强忍住生活巨大的压力, 朝着更好的未来前进。安东尼娅一生眷念草原, 心里始终挂念着草原上的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树和每一寸土地, 因为谷物、树木、土地都是与自然斗争的战果, 象征着希望。最终, 她邂逅了善良的波西米亚男子, 一家人在广袤的草原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安东尼亚的人生始于荒原, 终于自然, 展现了大多数拓荒者的人生全景。
(三) 以阿拉斯加为边疆的时期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边疆线已经扩展到海外的阿拉斯加地区, 九十年代的阿拉斯加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这里拓荒。杰克·伦敦的作品大多数描写的正是这个时期美国边疆地带发生的故事, 给美国文学带去了一股浓厚的边疆气息。杰克·伦敦曾于1897年参与了克朗代克淘金热潮, 结果却空手而归, 还得了坏血病, 这段独特的亲身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 增强了其作品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他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中所蕴含的边疆精神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野性的呼唤》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 讲述一条名叫巴克的狗野性复苏的故事, 巴克原是加州地区的一条温顺的家狗, 后随着淘金队伍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通过残酷的斗争, 心中的野性逐渐复苏。巴克虽然是一条狗, 但作者赋予了它人的多重性格, 它的身上折射出当时阿拉斯加地区拓荒者的精神, 这一时期的拓荒精神主要体现在抗争精神和冒险精神两个方面。
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巴克与命运、环境及同伴做斗争的过程中。园丁曼尼尔因赌博欠债把巴克辗转卖给了北方淘金者, 但巴克对此并不知情, 它信赖曼尼尔, 跟着他走出了庄园, 但当被曼尔尼套上绳子交给陌生人时, 它意识到命运即将发生转变, 便发起攻击。巴克被卖给一个训狗人后, 它极力反抗, 被打的遍体鳞伤仍然一次次进攻训狗人;在弗朗索瓦不让巴克站在领头狗的位置时, 巴克开始公然反抗, 它拒绝工作, 不管主人怎样用棍子打它, 直到它得到自己争取来的地位;来到桑顿的营地, 巴克已筋疲力尽, “它静静地躺在跌倒的地方, 鞭子一鞭鞭地打在它身上, 它不叫也不挣扎。”以沉默的方式与哈尔抗争到底。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巴克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精神。同时, 阿拉斯加的冰原极其寒冷, 巴克还需要不断与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不被允许进帐篷睡觉时, 它学会了在雪地里刨洞睡觉, 还学会了快速进食, 以免别的狗偷吃它的食物。由于天气恶劣、工作繁重, 它的脚经常受伤, 它不得不忍着疼痛走在雪地里, 直到把脚磨硬。此外, 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坍塌的冰面、凶猛的爱斯基摩狗和狼群的进攻。小说结尾处, 巴克来到森林里, 被整个狼群包围, 但巴克并没有胆怯后退, 而是与整个狼群斗争, 并且让狼群见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除了与命运和自然斗争之外, 巴克还要面对同伴之间无休止的斗争。面对斯匹兹的一次次挑衅和偷袭, 巴克奋力反抗, 与斯匹兹展开了生死搏斗, 最终打败了斯匹兹确定了狗队的领头地位。
巴克从一只南方的文明家犬逐渐变成凶猛残忍的狼狗, 是它的自然本性的回归, 也是巴克与命运、自然, 以及同伴斗争的结果, 展现了巴克由弱到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野性的呼唤》一方面描写了巴克的抗争精神,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阿拉斯加冰原淘金者的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是指边疆开拓者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开拓、征服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尔·康马杰在其著作《美国精神》中称19世纪的美国人都是探险家和冒险者。在《野性的呼唤》中, 这种精神在约翰·桑顿身上得到了艺术的体现。1896年, 阿拉斯加地区发现了金矿, 随后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虽然环境十分恶劣, 很多人空手而归, 甚至有去无回, 但还是无法抑制人们因向往财富而迸发的冒险精神。约翰·桑顿正是此类冒险者的代表, 他怀揣财富的梦想, 信心满满地来到冰原, 进行艰苦卓绝的探险, 虽然最终葬身荒原, 但他不惧牺牲、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正是对美国边疆拓荒精神的一种诠释。
三.结论
在美国边疆向西推进的过程中, 不管是哈克贝利·费恩的叛逆精神, 还是安东尼娅坚韧不拔、积极乐观的精神, 还是巴克的抗争精神、约翰·桑顿的冒险精神, 都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不同时期使美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会因为边疆拓荒进程的结束而终止, 相反, 在新的时代特征下, 美国民族精神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精神, 随着历史的进程, 依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当今社会, 美国正是凭借这种民族精神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仅促进了本国文明的发展, 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许.试论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边疆意义[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 10 (4) :54-58
[2] 、郭国良.薇拉·凯瑟的人物性格对照艺术[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3) :14-17
[3] 、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刘全洪.野性的呼唤中的边疆精神[D].长沙:中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2012
[5] 、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M].潘庆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6] 、杨韩钰.拓荒女性之歌—薇拉·凯瑟小说《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娅》中女主人公的自我成长[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3 (3) :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