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理论

问责制理论（共11篇）

问责制理论 篇1

福柯说过, 知识就是权力, 话语蕴含着权力, 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这就是说, 高校学者也是掌握特殊权力即学术权力的人群。权力的行使会带来利益, 因此, 没有制约的绝对学术权力被滥用就会产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

一、我国高校的学术失范现象及原因

从2002年北京大学的王铭铭到2005年深圳大学的胡兴荣再到2008年的浙江大学的贺海波事件, 可以看到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之风在我国高校之中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统计, 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经传出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学术腐败, 被点名或被质疑卷进学术造假或学术腐败的学者教授不下百人[1] 。产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问题, 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会不良风气在高校学术研究工作上的反映, 学术体制弊端、学术资源的稀缺和垄断、学术研究中的非公平竞争、学者的急功近利心态等导致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产生。针对此种情况, 教育部于2009年3月19日出台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其中对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 捏造事实, 伪造注释, 未参加创作而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现象做出了明确界定, 并规定了防治措施和处理办法[2] 。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学术领域的失范亟待治理, 从而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和规范。

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 除了提高学术研究者的学术道德水平和自律能力之外, 有效的制度建设最为重要, 要建立有效的防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机制。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 (accountability) 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 它的理论依据来自于西方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 其对象通常是公职人员[3] 。在行政领域要注意三点:问责制可以有效防治行政腐败, 在学术领域中可以借鉴问责制, 实施学术问责制。通过对学术工作者的腐败行为和不端行为进行问责追究, 可以从源头上杜绝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产生。

二、学术问责制的特点

首先, 学术问责制是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的有机结合。在传统高校管理体制下, 长期以来是在发生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等学术失范问题后再进行审核、查处, 这是一种事后问责, 不利于学术发展。学术问责制不应该只是事后的责任追究, 应该包括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 其重点是对教师等学术工作者以及承担的学术研究发展的行为进行问责, 把监督管理寓于学术研究发展的全部过程和每个环节, 使承担学术研究的教师、学生等学术工作者始终保持对学术研究的正确意识。

其次, 学术问责制注重道德自律性和制度强制性的有效结合。学术研究所涉及的绝大部分是学术道德问题, 所以在学术问责中, 一是应强调学术工作者的道德自律性, 给学术工作者设定道德防线, 使其保持对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警惕性。二是不能单纯依靠学者的自觉性来实现其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 必须用制度来制约学术权力, 防止权力滥用。学术问责制既突出提醒教育、自我约束, 又注重严明纪律。它提醒学术工作者在履行职责之初就应该明白自己的权责是对等的, 使用权力而履行不好职责就会受到责任追究。这使得学术工作者履行职责时就有一条道德防线和制度高压线, 使得学术问责制真正成为告诫学术工作者认真行使职责的力量。

最后, 学术问责制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统一。同体问责是指学术系统内部对学术责任主体的问责, 是高校及学术界对学术工作者的问责;异体问责主要是学术系统之外对学术工作者的问责, 是大众媒体及社会公众等对学术工作者的问责。由此可见, 学术问责制实现了监督主体多元化, 这样才能保证学术问责的公平有效, 不至于流于形式, 真正发挥学术问责制的规范作用。

三、创建学术问责制的基本对策

(一) 塑造学术问责文化

学术问责制是一种硬性的明文规范, 强调外在的监督与控制。因此, 在实施学术管理的时候, 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氛围与之相配套, 形成与学术问责相适应的文化, 使学术工作者形成对学术问责的心理认同, 从而具备内在的自觉的行为控制意识。内、外力共同作用, 保证学术问责制的有效运作。因此, 当前我国学术问责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塑造以学术为本、严于自律的学术问责文化, 实现学术问责的软性控制。

首先, 塑造以“学术为本”的学术问责文化。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心中, 一直存在着“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存在着把学术研究当成谋取物质利益工具的“学术工具论”思想。今天很多学术研究者仍抱有这样的价值观念, 再加上市场更注重经济利益的消极影响, 从而导致学术腐败和不端现象的产生。因此, 塑造学术问责文化, 最重要的就是消除人们头脑中的“学术工具论”的传统观念, 树立“学术为本”的思想。因为学术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术工作者对学术负责, 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彻底消灭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现象。所以“学术为本”的学术问责文化本质就在于让学术工作者明白学术权力来自于学术, 学术工作者从学术中得到权力, 同时也应承担学术责任和义务, 掌握多大权力, 就应该相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为学术发展进步而服务。

其次, 塑造严于自律的学术问责文化。 在市场条件下, 权力和利益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时代里, 给可以通过学术权力获得利益的学术工作者带来极大的诱惑, 他们的道德自律能力也会遇到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学术问责文化应注重学术研究人员的道德自律, 使责任观念和问责意识内化于其道德准则中, 变制度约束为道德约束, 实现制度约束与道德约束的有效统一。因此, 问责文化需要加强自身的个人自律能力建设, 通过经常化、制度化的学习和进修, 同时净化高校的学术道德氛围, 使学者在自觉的学习和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强学者的道德选择能力, 提高道德判断能力, 强化自己的学术荣誉感、学术信仰、学术责任精神和法律意识, 从而能抵制各种不良诱惑, 主动履行学术道德原则, 按照学术行为规范和伦理标准, 来履行作为学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 构建学术问责的科学体系

1.明确学术问责的主客体, 即要确定学术问责“由谁问”以及“向谁问”。

在学术问责主体方面, 要保证学术的公正性, 必须坚持包括内、外两个主体的问责:“内部”的问责主体 (同体问责) , 即高校和学术同行;“外部”的问责主体 (异体问责) , 包括各种媒体、社会公众及司法机关等。学术问责制需赋予学术问责主体相应的问责权力, 使其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守其序, 问责的主体做到多元化, 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效结合, 才能确保学术问责到位、合法、有效。在学术问责客体方面, 主要是承担学术责任和义务的教师、学生等学术工作者, 必须同时对他们进行管理, 这样才能保证学术问责的效果。

2.界定学术问责的范围, 即“问什么”。

对学术工作者及其领导人员进行学术问责的具体范围, 是由学术工作者行使学术权力和承担职位职责的范围所决定的。学术问责范围是学术问责制的核心。学术问责范围的界定是否科学、合理, 直接关系到学术问责制度能否有效实施和发挥作用。因此, 当前, 在建立和实施学术问责制过程中, 在确定学术工作者及其管理人员的问责范围时, 应当从问责主体依法享有的监督、执行的基本权力出发, 正确把握学术权力运行的内在联系, 重点针对教师、学生等学术工作者中出现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问题进行问责, 同时也对负有领导和管理职责的上级进行问责。

3.规范学术问责的程序, 即“如何问”。

这是学术问责主体对学术工作者进行学术问责时所应遵循的步骤、顺序、时间和方法。规范的学术问责程序应该包括:由各专门的问责机构受理和统一管理投诉和检举;规定受理期限、处理期限、复议期限;规定质询等方面的程序要求, 如问责主体回避的规定、质询答复时限的规定、问责客体申辩程序的规定、听证和申请复议程序的规定;规定学术问责的回避制度、申辩制度;规定学术问责的启动程序以及受理、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复议、申诉等程序[4] 。合法正当的程序可以防止在学术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 沿着法治的轨道循序渐进, 避免陷入人治误区。

4.完善学术问责的后果。

在确定学术责任的基础上, 学术问责主体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强制要求负有责任的学术工作者履行一定义务和承担一定后果。学术责任是责任追究的前提, 通过确定学术工作者应该负道德责任、学术责任或者是法律责任。确定相应的责任之后, 进而追究责任, 确定责任的目的就在于合法、准确地追究责任。承担学术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内部警告、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诫勉、学术处分、解除聘任直至法律追究, 根据相应的学术责任来承担相应的处罚[5] 。因此, 完善责任的追究程序是整个学术问责制的价值实现的运行保障和践行的归宿。

(三) 完善学术问责的配套制度

1.确立有关的学术问责法律法规。

要保证学术问责制的有效运作, 从而防治学术失范,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科学规范的学术问责法律规范, 才有可能依法问责。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有关学术规范的法律法规, 现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只是学术道德准则, 不具备强制性和惩罚性, 对学术失范行为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因此, 需要建立专门的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法律, 增强其严密性和可操作性, 确保惩治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有法可依;同时, 着手完善和统一相关学术规范, 主要包括论文著作写作规范、论文著作评审规范、课题立项规范、成果鉴定与评奖规范等。特别要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和处罚方式等进行具体界定, 做到令行禁止, 对学术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 保证高校学术建设的纯洁性, 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2.建立多元化的学术评价监督机构。

由于高校的人事关系以及出于维护自身的声誉的考虑, 由高校所做的学术评价和监督未必可靠, 处置未必合理, 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应设立全国性学术诚信管理数据库, 健全全国学者专家的违规和失误记录档案, 完善学者专家、社会舆论和公众多渠道参与管理机制, 对高校各相关机构、主要承担单位和责任人、学者专家等保留信用记录和进行信用评价, 并将其信用状况作为选聘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由该专门机构接受学者专家、社会舆论和公众多渠道举报、调查并处置, 并通过社会舆论公之于众, 促进高校学风建设的经常化、规范化, 加强学术问责和社会舆论监督, 加大惩治力度, 维护学术尊严。加强学术管理规范化工作, 要用学术问责制度对教师的学术精神、学术道德、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做宏观的引导, 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课题立项、审批、经费资助、学术鉴定的机制, 努力形成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和氛围, 建设学术成果发布网络平台, 为学术成果发布、学术成果共享提供技术支持与保障, 以接受监督并实现学术资源共享。

3.完善学术问责的救济制度。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都有其缺陷, 对尚处在探索期的学术问责制更是如此。在实施学术问责的过程中, 难免会发生偏差, 因此, 为了保证学术问责的公正性, 维护学术问责客体的正当合法权益, 必须完善学术问责的救济制度。在实施学术问责制的过程中, 在作出学术问责处理决定前后, 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和途径, 充分保障学术问责客体行使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维护其合法正当的权利。对于责任较轻并勇于悔改和承担责任的学术工作者, 建立跟踪机制, 对进步较快、在学术领域作出一定成绩的, 可根据学术研究需要予以重新使用, 充分体现“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法治原则, 进而促进学术问责制得以真正贯彻实施, 避免学术问责在制度化建构中陷入新的困境。

参考文献

[1]李景鹏.权力政治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2]陶学荣.公共政策概论[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2005.

[3]肖玉梅.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问责制理论 篇2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3.《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见》要求健全以（）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A.人民群众 B.普通党员 C.基层党员 D.行政首长

4.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5.《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要求加快实行以（）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

A.决策机关 B.行政机关 C.执行机关 D.权力机关

6.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7.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8.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二、多选(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1.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给予行政处分。

A.省长 B.自治区主席 C.直辖市市长

D.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 2.问责的分类包括下列哪些？

A.等级问责机制 B.职业问责机制 C.法律问责机制 D.政治问责机制

3.2001年重庆市颁布《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定》规定的分管领导要引咎辞职的情形有哪些？

A.一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两次 B.两年内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两次 C.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一次 D.发生死亡30人以上事故两次

4.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判断(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2.民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对所在单位的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

正确 错误

3.只有做到依法问责，才能避免问责的随意性。

正确 错误

4.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5.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不受到问责文化的影响。

正确 错误

6.南京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为不当言论被网民“人肉搜索”，搜出他抽天价烟等生活腐化行为，被免职。

正确 错误

7.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8.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信息公开条例》亟需问责制 篇3

但与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希望相比，在《公开条例》颁布三年多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信息的公开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总结三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相关事件，民众对其诟病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开信息的质与量都不够。所谓质，譬如政策方面的信息，与公众的利益关系并没有更多的阐释，公众认为其意义不大；一些公众认为重要的诸如财政支出等信息，线条过于粗略，公众无法从中判断其花费的正当性。所谓量，即民众需要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仍为少数。二是公开的信息民众看不懂。三是公开的渠道不畅通，许多县级政府网站甚至市及省网站或处于停滞状态，或更新速度滞后。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09年)》显示，在被调查的43个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中，半数以上被评定为不及格；2008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半数县乡镇政府网站处于“半瞌睡”状态，有的直接显示为“无法显示该网页”。最后，政府回应信息态度傲慢，速度迟缓，推诿现象仍然存在，推诿理由多为“信息不存在”或者“公众要求的信息涉及国家工作机密、商业机密的不予公开”。

笔者认为应尽快完善各地有关的问责制度，这样才能保证《公开条例》真正实施。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尤为重要——

【“责”如何定】

《公开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按照规定，如果没有对以上信息主动公开，或者公众通过合法程序要求公开却没有公开，行政机关就应该负有责任。

在《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责任界定的难点就在于某个信息本身应属于“公开”还是“不予公开”的范围。在这个关键点上，《公开条例》的划分不明晰，列举的内容并不能囊括所有应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而各地方政府往往进一步限制“公开”信息范围。

2008年5月4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请求县政府公开有关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则以“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因此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等理由拒绝公开。从此事件可以看出，各地政府还需本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对于不公开的例外信息范围作出明确界定。目前来看，《公开条例》规定的例外的范围只有“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种，而关于后两种还可以由政府机关裁量。条例中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可能”一词模糊概念，往往成为争论焦点所在。

而《公开条例》中并未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界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很大的裁量权,可以轻易地将其不愿公开的信息归入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大口袋”而拒绝公开。同时，我国目前還没有专门的隐私法，这也为例外信息的依据增加了难度。

针对以上情况，明确例外信息范围才能真正对“责”加以界定。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对例外信息规定的做法，比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就明确规定了免于公开的九种例外信息，此外都应予以公布。其次，一些与《公开条例》相关的法律应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就拿《档案法》来说，这部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显然与《公开条例》有很多内容不协调甚至相违背。只有剔除诸如《档案法》、《保密法》及隐私权的界定中与《公开条例》相冲突的方面，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问“谁”的责】

关于责任人问题，《公开条例》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了这些监督和保障措施才能让《公开条例》真正落到实处。但《公开条例》实施三年来，还未发现一起因政府信息公开不力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例子，更别说有关负责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了。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公开条例》实施两年来还未发生一起信息公开不力的事件？显然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一名酒店厨师自杀引发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暴露的是石首政府与人民的紧张关系，而这层紧张关系的背后正是政务信息的不透明。

正如《人民日报》载文所批评的一样，事发后，“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而网民则在“公开信”发布之后，以“湖北石首政府网站被黑”的事实表达了“真相只有一个”的期待与不满。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免职了，决定是上级党委荆州市委作出的。这么一起震惊国内的群体事件，并未按照《公开条例》处罚政府行政长官。

在该事件可以看出，问责制的责任人不明确已经成为《公开条例》问责制推行的一大障碍。信息公开不力的处罚不应掩埋在“办事不力”或者“渎职”这一宽泛的行政处罚名称之下。应清晰标出因违反《公开条例》哪一条文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不能否认的是，这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会给其带来一定的困难。第一，政府中的党政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存在, 出了问题, 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很难确定。第二，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出了问题, 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 很难确定。第三，决策与执行不分, 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究竟是因为决策失误还是由于决策执行不力甚至执行错误造成的, 二者往往难以区分。各地政府在确立《公开条例》责任人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尽量克服其带来的障碍和困难。

【“谁”来问责】

在我国的行政问责中，同体问责一直占绝大比重。按照《公开条例》第四章：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体问责。不可否认，同体问责具有高效、迅速、知情的优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来说，只有同体问责还远远不够。因为从利益关系上说，同体问责同属一个体系，有可能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责任链条上看，上下级之间既然有权力隶属关系，就会有责任连带关系，而异体问责能有效避免此类问题。所以，在《公开条例》的问责中，属于异体问责主体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对公民来说，应树立真正的民主意识，争取合法知情权，同时应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所了解。而新闻媒体应利用其资源优势，以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为武器加大对《公开条例》实施的监督力度，这样才能使得问责成为常态。特别是对有意不予执行和执行过于敷衍、拖沓、效率低下的政府机关主管人员和办事人员实施问责制。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和新闻媒体，要主动有效地承担起这一重任以彰显法律的严肃性。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问责制理论 篇4

一、“自愿问责制”的产生背景

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早已存在并形成了对公立院校的巨大压力,几乎每一所AASCU与APLU成员,都以很大的代价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然而美国社会对公立院校的批评却不断高涨和尖刻。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发表报告,对现行问责制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笨重、过度设计、混乱和无效率,它既使政策制定者处于过度的和误导性材料的重压之下,也使得广大院校不堪重负。[4]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也认为,今天大多数院校欠缺一种关注学生学习结果的文化导向和确凿证据。[5]

究其原因,现行问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信息的来源多样和支离破碎,没有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的体系,限制了信息的价值;信息过于繁杂而淹没了应当关注的核心要素及其意义;概念、定义及工具的不统一,使得不同院校所提供的信息不可比较;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考虑,院校不愿公开一些重要信息等。最终结果是,问责制没有达到使高等教育机构很好履行其改进和提高学生学习这一责任的预期目的。作为联邦教育部的声音,2006年,美国斯佩林斯委员会(The Spellings Commission)报告提出:学院和大学必须在成本、价格和学生成功方面变得更加透明,并且以一种聚合形式(aggregate form)公开报告,以便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衡量不同院校的效能。[6]这一报告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重构问责制以改进公立院校本科教学质量的巨大声浪。在新形势下,“自愿问责制”的出现和发展可谓正当其时。

二、“自愿问责制”的基本设计思路

“自愿问责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前期酝酿阶段。2006年4月,NASULGC主席麦克比尔森(Peter Mc Pherson)起草了题为《通过更好的问责制和评估改进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学习》(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better accountability and assessments)的讨论文件。在广泛吸收NASULGC和AASCU成员领导者们的反馈意见后,麦克比尔森于同年7月和8月又分别草拟了两份修订文本,(1)这三份文件共同构成了“自愿问责制”的设计蓝图。首先,“自愿问责制”的服务对象定位为预期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校园支持性群体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和高等教育的公私资助者。对这些群体负责,就意味着需要达到三重基本目标: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透明的、可比较的和可理解的信息;向公众展示高校的责任和管理能力;通过测量学生学习结果来检测教育效果。[7]其次,三份纲领性文件中还隐含着一些深层考虑。一是,避免政府集权化干预的渗透。在这点上,充分体现了“自愿”(voluntary)的本意:即大学驾驭变革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并形成大规模的战略联盟和联合行动,在内部保持院校群落的“完整性”(integrity),在外部为组织选择新方向的发展。二是,维护多样性。“自愿问责制”的核心就是满足外界对本科生学习经历的透明化要求,并维持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使命。[8]三是,增强公众对公立院校的理解。通过“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本科教育信息,使公众对每一所成员院校的重要方面都能够获得一种公平而有益的认识,[9]转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增强学生取得成功的信心和对公立院校的信赖。

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NASULGC和AASCU形成了设计“自愿问责制”的一系列原则(principles)。第一,可比较性。按照统一的概念和工具,就共同项目进行调查、测量和报告,准确反映关键性事实并适用于跨院校的绩效和结果比较。这种比较应当严格限定在具有可比性的院校范围之内。第二,透明。不同数据的定义清晰明确,各种数据收集和报告的规约都要很好地建立,所有问责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所得结果都应当公开,并且提供可进一步获取实测管理、抽样、反馈率等详细资料的渠道。第三,可理解性。各种信息方便获取、简单明了,并纳入一个标准格式内,使之适宜消费者(consumer-friendly)。第四,可靠性。“自愿问责制”提供的数据要成为规范信息值得信赖的来源,并且信息经过严格筛选和高度结构化。地区认证委员会董事会(Council of Regional Accrediting Commissions)主席芭芭拉(A.Barbara)明确表示,“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评估策略和数据可以作为院校在参与认证审查过程中的支撑证据。[10]第五,成本。充分调动已有的数据资源,并慎重选取测量工具以代替那些笨重的、散漫的和昂贵的问责测量,尽可能控制成本而不增加院校负担。第六,指导。不对多种信息作优先性排列,以免影响人们的判断,而是通过提供具有一定广度和种类的客观信息,充当消费者指南(consumers guide)的作用;使不同指标与学生和家长的特殊环境、选择偏好发生关联并生成意义,较之预设性和结论式的院校排名而言更有弹性和适切性。第七,持续改进。发展问责工具为改进学生产出和教育质量提供最大化帮助,关注教育的价值增值。[11]

总体而言,这些设计构想体现了美国公立院校领导层应对新挑战的一些基本思考,而其核心则是问责范式的转换。现行问责制的逻辑起点是接受公共资助的公立院校必须向政府和社会就资源使用和教育事务等进行报告和证明,折射出一种基于资源投入—回报的“交易”哲学和经济理性。与此不同,“自愿问责制”的逻辑起点是公立院校对教学质量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发展所应担当的集体责任,体现出一种基于承诺—履行的伦理契约和价值理性。

三、“自愿问责制”的实现形式和主要内容

2007年1月,NASULGC和AASCU组织成员共推选出82位代表,围绕麦克比尔森在讨论文件中所提出的“消费者信息”、“校园学习环境”以及“教育产出”3个主要方面,形成了5个任务团队和2个技术工作小组,就需要报告的因素、促进比较的方式和测量学习结果的工具等内容进行选择和开展实质性工作。100多位NASULGC和AASCU组织中的专家在此过程中监控不同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为其发展提供咨询。经过9个月的集体攻关,最后形成了“自愿问责制”最具可视性的产品——“大学肖像”模板(College Portrait template)。“大学肖像”模板以院校网页为平台,以网络传播为渠道,为“自愿问责制”成员提供了一种合成与展现其关键信息的规范样式(uniform format),各院校则据此开辟自己的“大学肖像”界面。具体来讲,“大学肖像”分为“学生与家庭信息”、“学生经历与体会”,以及“学生学习结果”3个截面(sections),不同截面的信息要素分布在格式化的5张页面内。结合“大学肖像”模板的基本构架,“自愿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如“自愿问责制主要内容表”(1)所示(见下页)。

这种实施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整合性与集约化并举,充分运用了已有的、成熟的和得到认可的信息资源和测量工具。“自愿问责制”非常注重对体现共性的“信息要素”的提炼,如“学生经历与体会”中的6种“构念”(constructs),就是多种大学生学习体验调查工具所含指标的“交集”;推荐给组织成员使用的4种调查工具,也是从16种候选工具中挑选出来的;“学生学习结果”中的3种能力,体现了跨越学科与院校边界并反映企业雇主要求的大学本科教育的“共同目标”(common goals)。其二,规范化与弹性化结合。“大学肖像”模板是一种推行统一标准以增强信息的简约性和可比较性的努力,各组织成员不得对其形式与内容进行随意改变。“自愿问责制”一个基本设想是,学生及其家庭可以将自己感兴趣院校的“大学肖像”打印出来,并把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在餐桌上摊开来进行比较。[12]同时,考虑到院校类型与功能的多样性,在“大学肖像”中鼓励以多种途径传递院校特色:允许建立“更多”链接,在最后可以增加由院校自由决定的“附加页”等。其三,创造性与渐进性兼顾。首先,“自愿问责制”增加“本科生成功与发展率”(undergraduate success&progress)指标,这是充分考虑到学生校际流动和转学不断增多的实际情况,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一所院校对学生成功和发展的实际贡献率,这一指标较之于联邦教育部笼统的毕业率统计而言,更为准确和完整。此外,“自愿问责制”还创设“大学费用计算器”(college cost calculator),在各成员组织的“大学肖像”中建立相应的链接。学生输入有关自己家庭收入状况的信息,就可以得到一个在特定院校内就读所需承担的实际费用估计值。这对于消除一些学生和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对学习成本过高的错误预期具有实际作用。更具开创意义的是,“自愿问责制”并不停留和纠葛于学习结果及其测量的空泛论争层面,而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付诸行动,即将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投入调查结果作为表征学习产出的参考指标和正相关变量,进而直接针对学习结果中的核心要素鼓励院校依据标准考试进行大胆尝试。鉴于公立院校以前没有开展过院校层面学习结果测量的经历,也为了比较不同工具之于各类院校的效果,“自愿问责制”在实际推行中坚持循序渐进:依据不同任务的性质而设定不同期限和完成进度,其跨度从3个月到4年不等;把学习结果测量设计为一种“导航计划”(pilot project),给各院校4年的试验期,在此期间院校可尝试不同的测量工具,其结果也可不对外公开,为发布最终报告作缓冲。

四、“自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和未来展望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动向,“自愿问责制”的出现和发展伴随着质疑和有待克服的难题,而其核心集中于其最具创造性的学习结果测量上。“自愿问责制”有整合社会问责与自我改进的抱负,但调适这两种不同范式的冲突还存在很大难度。由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自愿问责制”成员在“大学肖像”中只能以一种“快照”(snapshot)的形式出示学生体验与学习性投入的数据作为学习结果的间接证据,在符合可理解性和可比较性要求的同时,离院校内部改进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自愿问责制”是一种满足政治家们渴求对大学问责的尝试,就是“尽快告诉人们一组数字”。[13]更为重要的是,“自愿问责制”要求学习结果的测量析出和证明院校给予学生的教育增值(value-added)。但是,价值(value)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一系列的基本技能,而且不同使命的大学对学生发展并不追求相同的价值。在工具上,“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3种标准化测量工具,能否全面测试出学生学习收获和满足院校自我改进的需求,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如何从技术上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更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结果,直接关系到“自愿问责制”目标的达成。

虽然如此,“自愿问责制”仍被寄予厚望。凯勒(Christine Keller)认为,“自愿问责制”的贡献在于协助公立院校开展自我评价与改进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使国家的关注点从以往基于院校声望的问责报告向基于服务学生发展的院校绩效报告转变。[14]从初期效果看,这一新机制已经缓解了当前大学所面临的问责压力,同时为学生、家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和有价值的信息。[15]“自愿问责制”支持发展新的评价工具和策略,将学习结果评价与带有学科专业特点的“校本”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也整体推动了院校的自我改进。可以说,相对于以往过于注重院校声望和外部问责而言,自愿问责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问责制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并悄然改变着人们讨论和评判大学成就的话语和准则。不可否认,“自愿问责制”的价值还有待于时间进一步检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将会对美国高等教育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摘要：近年来,“自愿问责制”(VSA)的兴起为美国公立学院和大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反映了美国公立院校领导层应对新挑战的基本思考。“大学肖像”模板是“自愿问责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包含学生与家庭信息、学生经历与体会以及学生学习结果三个截面的内容,体现了整合性与集约化并举、规范化与弹性结合、创造性与渐进性兼顾等特点。虽然“自愿问责制”的发展伴随着质疑且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难题,但其发展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问责制DOC 篇5

一、为强化岗位责任意识，促进外语部工作人员恪尽职守，提高执行力，根据国家、省政府及学校有关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结合外语部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外语部行政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岗位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问责。

三、问责坚持权责统一、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和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四、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二）独断专行、决策失误；

（三）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

（五）态度冷漠、作风粗暴；

（六）监管不力、处置不当。

五、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评优秀评先资格；

（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通报批评；

（五）调整工作岗位；

（六）停职检查；

（七）劝其引咎辞职；

（八）责令辞职；

（九）建议免职。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并用。

六、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有关部门及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于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

八、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有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情形的，外语部将启动问责程序，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调查组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写出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可延长15个工作日。

九、调查终结后，由外语部领导班子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外语部办公室服务承诺制

一、服务承诺制是指根据外语部办公室工作职能，对行政服务的内容、办事程序、办理时限等相关具体事项向社会和公众做出公开承诺，接受监督，承担责任。

二、办公室工作人员应履行八项承诺：

（一）不让来办事的人员在我这里受冷落；

（二）不让工作的事项在我这里积压延误；

（三）不让工作的差错在我这里发生；

（四）不让工作机密在我这里泄露；

（五）不让影响团结的言行在我身上出现；

（六）不让违纪违法的行为在我身上发生；

（七）不让办公室的形象因我受到影响；

（八）不让群众的利益因我受到侵害。

三、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待办事和来访，应做到举止文明、服务到位。

四、将岗位职责上墙，工作职能、办事程序、办事时限、办事指南、规章制度等公布予众，让公众了解办公室工作情况，增加工作透明度。

外语部首问责任制

一、首问责任制是指服务对象到外语部咨询或办理相关事项时，首位接待或受理的工作人员认真解答、负责办理或引荐到相关部门的制度。首位业务受理人即首问责任人。

二、首问责任制应遵循热情主动、文明办事、服务规范、及时高效的原则。实行登记制，对来访人员的姓名、单位、时间、咨询和办理事项，办理结果进行登记，以备查询和考核。

三、咨询和办理事项属于首问责任人职责范围内的，能办理的现场办理；不能现场办理的，要说明相关情况；需要提供相关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

四、咨询或办理事项属于院办其它科室的职责，首问责任人应及时引荐到相关科室办理；若经办人（业务受理人）不在，首问责任人应主动与其联系；若联系不上，首问责任人应先将被服务对象的有关材料收下，做好记录，随后移交给经办人（业务受理人）。

五、咨询或办理事项不属于院办职责范围的，首问责任人应当耐心解释，并尽已所能给予指导和帮助。

六、服务对象通过电话咨询、反映问题、投诉或举报的，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即为首问责任人，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应认真负责回答；属于其它科室的，应将有关的电话告知来电人，尽可能为来电人提供帮助。

外语部限时办结制

一、限时办结制是指外语部按照规定的时间、程序和要求处理工作的制度。

二、限时办结制应遵循准时、规范、高效、负责的原则，工作人员须认真对待和办理各项限时办结的工作事项。

三、处理各项工作事项，要按相关工作制度规定将限时办结时间、办事程序和所需材料等，按照校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告，以依法及时、方便群众为标准，让办事人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不得推诿、拖延、扯皮。

四、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坚守工作岗位。业务工作实行AB角制，能够互相补位；提倡工作人员一岗多责，一岗多能，确保各项工作运转正常。因特殊情况离开工作岗位的，要以留言、启事等方式实行告知。

外语部

电信国企问责制的实践 篇6

整顿作风，严明纪律

营造从严治企氛围

责任追究机制是企业管理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企业制度、纪律和秩序的保证。企业问责制就是对不正确履行职责、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机制。国有企业建立健全问责制是规范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必然产物。过去，本企业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基本健全的，但不够严格、不够落实、不够完善，不少员工责任意识、制度意识、风险防范意识不到位。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只要没有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就可以在岗位上平安度日，即使违反制度或上级要求，或因工作失职失误造成了企业损失或其他不良后果，处理也会较轻。领导责任、监管责任和间接责任者很少被追究，造成一些员工特别是有的管理者对规章制度、对上级的要求缺乏敬畏感，满意的就执行、不满意的就不执行或打折扣，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推诿扯皮现象比较严重。这种状况严重妨碍了企业管理制度和措施的贯彻落实；增加了内耗，影响了企业的管理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和发展质量，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战斗力。

市场竞争，实质也是一种责任的竞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公司管理层于2005年确立了“外抓市场、内强管理”的基本工作思路，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了以建设一流企业为目标、以规范企业管理行为和员工履职行为为核心、以完善规章制度为依托、以落实问责机制为保障、以整顿思想作风为切入点的管理系统工程建设，特别是创新性地在中国电信集团范围内率先将问责机制引入企业。

为了更好地实施以上工程，管理层首先在整顿思想作风方面烧了“三把火”：一是在员工中开展“转变思想观念、改进工作作风”等主题教育活动，集中整治区公司本部官僚作风严重、服务意识淡薄、协作精神缺乏、责任心较差、管理意识薄弱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狠抓作风、文风、会风的整顿。二是对领导人员进行状态管理，对一些工作态度不端正、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心缺乏、能力和执行力不强的领导人员及时进行调整。三是强化纪律约束。制定了“内部管理八条禁令”“员工廉洁从业规定”等综合性条款，严格执行考勤纪律、出入工作场所纪律、上班着装纪律、会议会场纪律、公司财物管理纪律等。凡违反“八条禁令”者给予警告处分直至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通过以上三项措施的实施，使广大员工充分感受到了管理层改变管理现状、改变员工队伍面貌的坚定决心。

加强领导，规范行为

健全问责制度体系

制度是规范管理的前提。建立健全问责制，首先，要健全规范企业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的制度体系，明确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和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形成按制度管人、管事、管物的环境和氛围。其次，要健全规范问责工作本身的制度体系，明确规定哪些情形应当问责，问责程序是怎样的，对不同的失职行为应如何处理等。七年多来，公司以精细化管理为指针，以责权利相统一为原则，始终把制度建设摆在管理工作的首位，做到凡事制度先行。

健全制度、规范管理。从2005年开始，企业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组织，对企业规章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健全完善，组织相关部门新订、修订各项规章制度370件次，内容涉及人财物管理、市场经营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以41个基本管理制度为核心、以88个主要管理流程为主干、以IT软件系统为支撑的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目前，所有人财物管理基础工作全部在内部办公网上进行，从相关事由的发起、审核到审批全部通过固化在办公网上的管理流程限时完成，有效提高了管理活动的规范性、时效性，降低了管理风险。

实施问责，完善机制。企业主要领导亲自组织问责制度体系的建设，亲自督办、审定问责制度文件。由人力资源部门牵头，各职能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对本部门的关键岗位以及企业需要重点防范的每一重大风险事项逐一制订问责细则。至2011年年底，共制定领导人员和专业岗位问责办法、实施细则26个，员工奖惩以及其他责任追究办法5个。内容涉及对领导人员问责、安全生产、设备运行保障、经济责任审计、内控责任、重要客户流失与投诉、纠纷案件、业务发展质量、干部选拔任用九个重要管理事项；涉及财务、采购、工程管理、数据管理、设备管理、涉密岗位、应急通信、市场经营、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理、审计、客户服务12个专业管理重要岗位，形成了严密的问责制度体系。

完善考核，强化监督

认真落实问责机制

问责制必须以监督考核为支撑，没有监督考核就无法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责任追究就无从谈起。同时，一旦发现问题必须依照制度规定严肃处理，否则问责制就会失去严肃性和威慑力，企业管理层也会失去威信。七年多来，公司不断深化完善监督考核体系，将监督考核作为确保制度落实的根本手段，坚持不懈地认真落实问责制，形成了真正意义的明确责任、落实责任、追究责任的良性循环责任管理体系。

健全完善全员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对企业各级领导班子业绩和履职情况的全面考核。不只是业务收入、利润、支出、服务质量等基本经济指标，还要对管理者违法违纪行为、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和质量事故、重大法律纠纷等问题进行扣分处罚，以及对事后发现问题对原责任人追溯处理等措施。同时，不仅有定量考核指标，也有员工访谈、民意测评等定性考核手段，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对企业领导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履职情况进行客观评价。公司还建立了业绩动态监控 IT系统，对下属单位的业绩和工作情况进行适时监控和分析，及时进行指导和帮助。对于考核期内或考核期结束业绩完成较差，或者发现存在有重要问题的，则要求责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向上级单位当面述职，共同剖析问题原因，研究、制订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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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各专业管理领域的监督检查，形成立体式的、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一是强化企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等专门力量的监督，对人力资源管理、物资采购、工程建设、财务管理和市场营销等高危领域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纪违规行为。二是组织专业管理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监督检查。各责任管理部门每年都制订监督检查计划，利用自身优势对职责范围内的管理事项进行监督，及时发现管理漏洞、纠正管理偏差。七年多来，公司在问责中所查办的22个问题，90%以上是各责任管理部门通过日常的监督检查发现的，这充分体现了责任管理部门监督的极其重要性。

对发现的重要责任事件，认真核查事实真相、分清责任和严肃处理。公司管理层身体力行地抓好惩戒制度和问责制度的落实。一旦发现责任事件导致企业受到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时，公司管理层立即启动问责程序，相关监管部门随即进行事故或事件的调查，并依据规章制度提出处理建议。公司管理层根据查清的事实、相关人员的责任及调查部门的处理建议，集体讨论和决定对该事故或事件的最终处理。在问责查办过程中，认真贯彻“责任原因未查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基本要求，通过对相关责任人与事的问责处理，贯彻了奖优罚劣、奖勤罚懒、奖功罚过的原则，实现了企业内部的公平与公正，对当事人和其他人员起到了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同时，由于对问责事件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限期整改，甚至对相关人员采取组织措施，纠正了错误、堵塞了漏洞，有效地防范了错误的再次发生。

七年多来，区公司本部共查办问责事件22起，对49名相关责任人分别不同情况进行了处理，其中包括中层管理人员31人次，其他管理人员18人次；给予行政处分17人次，扣发绩效工资26人次，通报批评6人次。问责事件主要涉及工程管理不善、市场经营违规操作、采购招标不规范、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设备安全管理不严等问题。2011年3月，区公司通过核查发现，某下属单位某年度滚动投资额严重超预算，造成超额投资部分被迫结转至下一年度，而下一年度投资预算被挤占后当年投资额无法消化，进而又结转至再下一个年度，从而导致多个年度公司财务数据严重失真，该单位管理者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财务制度、工程管理制度和预算制度，扰乱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秩序。区公司在启动问责程序、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后，给予了该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行政处分、扣发绩效工资和通报批评的处理。

企业落实问责制

必须抓住四个关键环节

实践证明，问责制是企业提高员工责任意识、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提高企业执行力、战斗力的有效措施，是企业内控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企业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应有之义。是否建立健全有效的问责机制，是衡量企业管理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企业各级管理者应为其所有行为负责，对因不作为、乱作为或不当作为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企业实施问责制必须紧紧抓住四个关键环节：

问责要领导带头。企业任何重要的政策措施没有领导者的推动是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领导者应当亲自组织领导问责制的健全和完善，身体力行地抓好问责制的落实。对责任人的调查处理应贯彻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原则，做到过罚相当、罚当其过，并通过领导班子的集体讨论、民主决定。

问责要持之以恒。科学管理方法的实效性，不在于它的技术含量和表面如何完美，而在于执行的长久。问责制也是如此，只有长期不懈地贯彻落实，问责制才能发挥更大的、持久的效果。要特别重视对发案原因的剖析和整改，从源头上预防问题的发生。

问责要抓住关键。不能不分轻重大小把企业所有问题统统拿出来问责，只有那些比较典型、比较严重、不良影响较大的问题或事件，才能拿出来问责，才能起到问责的效果。

问责要规范操作。一是要明晰部门职责、岗位职责，为准确区分和判定问责事件中的责任打好基础；二是要明晰问责操作的程序、规则和对各种失职行为的处理规定，做到对任何事件的问责都有法可循、有章可依；三是要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机制制度来完成问责，防止问责制陷于“人治”而不是“法治”的境地，避免出现领导重说就重处、轻说就轻处、不说就不处、或“追下不追上”、追执行者不追决策者、追当事人不追管理者、小官为大官当“替罪羊”的丢卒保车现象，使问责制真正得到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认可和拥护。

（责任编辑：罗志荣）

官员问责制思考 篇7

1 官员问责制的内涵

1.1 定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责任的基本涵义是“(1)份内应做的事;(2)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因此区别于责任追究仅仅是一种事后惩戒,“问责”包括权力运行的监督与责任追究,“问责制”是一种在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与监督、事后惩罚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官员问责制是指以政府官员为特定问责对象的问责制度。官员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和控制让政府官员对其行动负责从而使公共职责得到忠实履行、公共权力的使用符合公众期望。

1.2 内容

一是官员问责的主体,指实施官员问责的组织或个人。问责主体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两类,同体问责是指同一系统内部的上问下责,主要是政治系统的内部问责;异体问责是指同一系统之外的问责,主要是企业、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的问责。二是官员问责的客体,指实施官员问责的对象,主要是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或个人。三是官员问责的范围,指对什么事或行为实施问责,本文认为官员的职责范围即为问责范围。四是官员问责的程序,指实施问责的机制、步骤与过程。五是官员问责的责任体系,指问责官员应承担哪些责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六是官员问责的后果,指责任追究采取的形式,包括公开道歉、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给予行政处分、承担法律责任等。

2 官员问责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历史进程

2.1.1 起步阶段(1978—2003年)

这一时期是官员问责制的重建与强化阶段。1978年宪法指出重新肯定了国家机构的责任范围、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问责主体资格、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001年4月国务院又公布实施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2.1.2 发展阶段(2003—2008年)

继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加快了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步伐,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2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4月中央批准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的引咎辞职进行了明确规定。

2.1.3 全面推进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官员问责风暴”有19名官员先后免职。此后我国加快了官员问责的制度化进程。2009年5月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0年3月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暂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突出问题,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着力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我国官员问责制正在走向制度化、常规化、法治化的轨道。

2.2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2.2.1 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

“三鹿事件”以前,责任追究主要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开展,受限于政治“人情”、“裙带关系”,责任追究范围有限、力度不足、效果欠佳。如今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将问责主体、客体、是由、范围、责任体系、程序、后果做了明确规定,官员问责制正走向制度问责和常态问责。

2.2.2 官员问责制的纵深

问责范围的广度、深度都有大幅提高:问责对象囊括公、检、法、军委、政府机关、国企所有官员,问责不停留在表面,不仅打“小苍蝇”,也不惧怕“打老虎”。

2.2.3 异体问责的力量日渐壮大

官员问责受重视以后,国家重视问责渠道建设,如中组部设置有12380举报网,中纪委设置有12388举报网,中央各主要部室都设有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专门受理官员问责。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社会公众能便捷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和通信技术监督官员的公共权力使用情况。

2.3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2.3.1 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缺陷

一方面我国的官员问责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依据,目前官员问责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两种规范文件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系统法律法规的运用上不统一,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是对上述三种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或地方化的补充说明,之间并不统一。

2.3.2 异体问责不健全

目前政府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有着明确的问责规定。但是异体问责还停留在名义的层面,异体问责还主要是个体行为,问责渠道仍然不健全,异体问责的主体资格、范围、是由、渠道、程序都没有明确下来。

2.3.3 责任范围不明确

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官员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这源于一是政府系统存在职能交叉,虽然大部制自2008年推行以来成效显著,但是中央政府、省市一级能严格实行大部制,而乡镇一级大部制尚未理顺,造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二是严格的职位分类体系远未建立,一定的职级与品阶对应一定的职责范围。

2.3.4 责任评估乏力

一是缺乏详尽的评估标准,目前责任评估标准弹性较大,只是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准则,缺少针对于部门业绩特征的标准。二是评估机制乏力,评估成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浮于形式。三是绩效评估乏力,部分官员对绩效评估认识不清,绩效奖惩落实不足。

2.4 官员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4.1 认识误区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为当官能光宗耀祖、发财致富,为此长期以来普通百姓将“官”与“民”对立起来,对官员抱有敬畏心理。官员因此看重权力得失,关注上级指示,维持政治稳定。这种认识误区忽视了权力的公共性,官员系一种职业。这种认识误区造成官员求稳无为的心态,官员俨然成为官僚,追逐个人权力得失,等待、揣摩上级意图,下级官吏成为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这种认识误区给官员问责带来了重重阻碍:官员问责受制于“人情”,官员容易掩饰错误直至酿成大祸才予以应对,责任追究浅尝辄止,停留于事件当事人并不深挖事件的根本原因与关键责任人。

2.4.2 监督效力不足

一是控制时点不合理。以往的问责只是针对重大的灾难事件中的严重失职或过失行为,是一种善后处理,无法主动避免灾难发生。这种消极的问责使得权力难以得到约束。二是监督机制的作用没用充分发挥。问责中人大的地位被弱化,其质询权没有得到充分行使。而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与民意质询等多徒有虚名,而很少付诸行动。另外监察、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没有受到重视。

2.4.3 问责文化欠缺

一是社会公众不善于问责,普通百姓遇到责难首先归结于政府施政不当,其实他们大可以向人大求助。二是社会公众被动问责,责难官员往往是茶余饭后的闲聊,事不关己地评论,真正让他们检举、控告、投诉,他们又退缩不前。三是新闻媒体被动问责,虽然能揭发官员的不履责现象,但是不愿主动进入问责程序。

3 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问责制度

3.1.1 深化同体问责与强化异体问责并行

深化同体问责可以从明晰职位分类体系,理顺层级之间、部门之间职责着手,防止因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引发问责难的现象。强化异体问责可以从改善异体问责形式、渠道入手,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问责作用,使其成为问责的主渠道;增多问责渠道。

3.1.2 合理确定问责要素

问责对象应该是所有具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及官员,而且其责权必须对等。问责标准要满足具体、刚性原则,问责标准要能反映责任范围,能体现问责的强硬程度,具体到使用公共权力的内容。问责程序要民主高效,公开透明,保证问责主体知悉。

3.2 营造问责文化

3.2.1 树立问责意识

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各问责主体要树立问责意识。具体来讲政府及其官员要谨记“责任”二字,严格履职,约束行为,违反责任要求要追究后果,建立责任政府。其他问责主体要谨记“问责”二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当行为要敢于检举、控告、申诉。

3.2.2 树立官员的责任意识

一是正确看待“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不是官员的私人权力,官员要懂得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政府及官员是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代理人。二是树立“民本位”思想,以民为本,以民众的需要和利益为职责目标;祛除“官本位”思想,敬畏人民而不是敬畏权力。树立官员的“责任”意识,最终促使官员将“责任”二字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3.2.3 加强政治伦理和道德教育

政治伦理研究政治价值及其评判。加强政治伦理和道德教育,建设官员问责制的伦理基础,培育官员正确的价值观以此指导行为实践,促使官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3.3 优化问责环境

3.3.1 普及法律意识

各问责主体要知法、懂法、用法,才能明晰政府及官员的行为是否合法。为此关于官员问责的法律法规要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并进行详细解读,促使官员尊法守法,民众知法用法。

3.3.2 推进政务透明

政府行为要公开透明,让社会各界知悉政府行为。目前除乡镇政府尚未实现电子政务以外,其他各级政府以广泛运用电子政务系统。在“互联网+政务”的推进下,透明政府将进入实质阶段,民众可以完全掌握政府运行信息。

参考文献

谈图书管理问责制的实施 篇8

图书管理的问责制实际上是在图书管理过程中, 对图书管理人员进行职、权与责的比照, 最大限度地降低或避免管理中普遍的“卸责”问题, 强调的是管理效益。它重视的是图书管理重心的下移, 强调图书管理人员自主管理的新局面。为此, 要推动图书馆工作的二次分权, 使各部门负责人既有一定的责任, 又有充分的权力去制定、统筹和执行图书管理的各种规章。为图书管理工作抽丝剥茧, 寻求解决之道, 问责制发挥图书管理的服务功能, 体现了图书管理理念上的又一次进步。

1. 明确问责主体。

实行图书管理问责制, 明确问责主体即由谁来问责至关重要, 从而使责权对应, 避免或降低图书管理工作的“卸责”现象。问责主体应该是那些被问责责任人 (个人主体责任) 及其授权组织和管理组织 (组织责任) 。问责主体是多元的, 包括行政机关、图书管理机构、同行、读者等。问责主体要加强与广大读者之间的沟通, 使图书管理工作得到全体读者的关注。

2. 确定问责对象。

在图书管理工作中, 从事与图书管理工作相关的人员包括图书管理行政单位及图书管理干部、图书管理员等都有可能是被问责的对象, 只要在图书管理过程中发生事故或问题, 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职责的上述问责对象, 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 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机构或个人都将纳入问责范围。

3. 清晰问责范围。

科学问责制的前提是在不同的管理部门与职位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 考虑责任的分担与平衡, 合理地配置、划分权力和责任。对图书管理人员问责范围包括: (1) 图书馆岗位职责中明确规定应由其承担的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 因工作不力未完成的; (2) 经图书馆管理部门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或某个时期内图书馆中心工作应由其承担的任务, 因工作不力未完成的; (3) 未认真执行图书馆交办的工作任务, 影响图书馆整体工作部署的; (4) 在图书管理工作中违反工作程序、主观盲目决策, 造成重大影响或经济损失的; (5) 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或瞒报、虚报、迟报重大事件和重要情况的; (6) 管理不严, 对下属部门或人员管理监督不力, 导致其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或使国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 (7) 在发生重特大事故、重大突发事件等事关生命财产安危的紧急时刻, 拖延懈怠、推诿塞责, 不按有关规定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 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

4. 找准问责方式。

问责方式是指对被问责对象的处理方式。只有明确问责方式, 才能确保有责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处理。对责任人的问责方式包括:无责, 免责, 责令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 取消责任人图书管理的资格, 通报批评, 诫勉, 警告, 记过, 对图书管理的责任人停职检查或引咎辞职或责令检查, 与职称评定、工资奖金挂钩。对责任单位的问责方式是限期整改, 使其达到图书管理的要求。在问责制中, 不仅要找准问责方式, 还要明确什么样的情形和行为应受到何种处理, 也就是要明确规定责任情形和行为与问责方式的对应关系。

5. 规范问责程序。

问责程序的规范性、可操作性, 是实行问责制的保障。一方面, 问责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读者、舆论等外部监督的作用, 只要读者有议论、有反映, 问责主体都可以据此实施问责;另一方面, 问责制又必须考虑到组织监督、特别是上级组织监督独特的权威性。这样, 问责由何人或何类何级组织根据何种情况提出, 遵循什么样的程序进行问责, 显得至关重要。问责制不仅要规定问责主体应根据同级或上级组织的要求提出问责, 还要规定问责主体须根据读者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异议提出问责;不仅要具体规定可通过什么方式、什么程序提起质询、促动问责, 还要规定对问责对象提起的质询必须有怎样的回应, 由什么样的机构来监督问责对象必须做出回应。只有这样, 问责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刍议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 篇9

我国的行政问责法制建设起步较晚。但经过近几年行政问责实践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中央到地方,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 使我国的行政问责逐步摆脱了“有问责之事, 无问责之法”的尴尬境地。就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 法律文件中的问责规范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其中《公务员法》是我国目前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专门性规制的最高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该法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行政问责制, 成为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实践的最重要法律依据。

(二) 地方专门问责法规

2003年8月湖南省长沙市制定了国内第一个政府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 该《办法》规定8种情形应追究行政责任, 包括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等。之后, 天津、海南、浙江、成都、江苏、安徽、吉林、深圳、广州等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并全面实施行政问责制度。其中《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试行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是中国内地省级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政府规章, 它们推进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制建设。

(三) 党内问责法规

可以说党内问责处于问责体系的前沿地位。具有代表意义的党内法规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专门问责规范, 是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规范性文件, 也是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行政问责制的立法不足

尽管行政问责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 在法律规定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 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涉及行政问责方面的制度不少, 但就全国范围来讲, 中央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法规, 仅有一些追究责任的条款散见于各种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文件之中。我国专门的行政问责方面的立法形式只是地方性的行政规章。重庆、长沙、成都、南京等地相继出台了关于行政问责的专项规定, 开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之先河, 标志者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但它们属于地方性的行政规章, 发生效力的层次不高, 适用范围不广, 缺乏必要的权威性。而且这些规定在问责的对象、范围、程序、责任形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 缺乏统一性。

(二) 行政问责的主体单一

按照问责主体的不同, 可将行政问责划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所谓同体问责, 指由同一机关系统内部, 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问责, 而异体问责则是指由同系统之外的其他主体来启动问责程序, 例如人大常委会或者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问责。从我国现有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来看, 行政问责绝大多数时候是来自于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 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则较为薄弱。这种“异体问责”缺失的状况对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实现是十分不利的。

(三) 行政问责的客体模糊

行政问责客体是指行政问责对象, 即追究“谁”的行政责任。从我国已有的问责法律规定来看, 行政问责的对象比较模糊, 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公务人员, 其他工作失职或者和重大事故有关的责任单位或领导干部则较少成为行政问责的客体。而且党政领导之间、正职副职之间、决策与执行者之间、执行命令的上下级之间对谁问责、问到哪一级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四) 行政问责的范围狭窄

不论是全国性规范文件, 还是各地方的规范性文件, 基本上都将问责事由限制在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 而且一般都需要客观上造成恶劣影响、造成严重危害结果。问责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 大多局限在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事后责任追究, 而忽略了对决策失误、用人不当以及工作效能低下的责任追究, 使行政问责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有限的作用, 而不能全方位地约束行政权力。

(五) 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

一直以来, 我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各地问责规范中问责程序规定尚不规范, 随意性较大, 具体表现在:第一, 问责启动程序不规范, 即没有规范在什么条件下运行问责机制。问责启动渠道多样, 但是对于每种渠道如控告、检举、质疑等方式的详细答复时限及答复程序没有具体限定。第二, 责任认定不规范,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受到何种责任追究, 并没有明确规定。第三, 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不规范。目前这一点在我国立法方面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 被问责官员的抗辩申诉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其权力救济渠道失序。

三、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

(一) 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行政问责制立法位阶低, 相关的法规不统一, 且这些规定不够具体细化, 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 现行法律法规的种种缺陷使得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之效。为了使行政问责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使行政问责制从行政性问责切实转变到法律性问责, 应该尽快制定出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 以法律的方式来使问责制法律化、制度化、真正使问责有制可守, 有章可循。各地再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使之细化具体, 从而在中央到地方形成统一、完整的责任追究法律体系, 为行政问责的运行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 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完全依赖行政系统的“同体问责”, 就会使行政问责缺乏监督与制约, 就会导致行政问责流于形式。真正民主的问责制应当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结合。因此, 在行政问责立法时, 一方面, 要完善行政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 它包括行政机关上级及其领导、行政机关的下级及其领导、行政监察和审计机关等;另一方面, 还必须加强行政系统外部的“异体问责”, 它包括负有领导或监察责任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第三组织等等。立法在确定行政问责主体的同时还应当明确各个行政问责主体的权力, 分门别类地对各个行政问责主体的权力进行完善。

(三) 规范行政问责客体

根据责任行政的要求, 只要是担负着行政职责、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和人员, 不论其级别和职务高低、权力大小, 都应当毫不例外地成为行政问责的对象。因此, 行政问责的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行政首长和行政机关, 应当拓展到所有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和个人。具体来讲, 行政问责的对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二是行政公务人员;三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组织的有关人员。

(四) 拓宽行政问责范围

行政问责制应当是一种多层面的责任追究机制, 它不仅要对行政责任主体的违法、违纪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还要对他们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其他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它不仅要对行政责任主体已知的、显性的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还要对行政责任主体未知的、隐性的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总之, 有权力就有责任, 无论是行使权力的职务行为, 还是有损公务人员形象的个人行为, 都应纳入问责的范围。扩大行政问责的范围, 应该按照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 采用定性和定量、原则和具体相结合的办法, 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 使之有普遍的适用性, 又体现一定的量化依据, 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五) 完善行政问责程序

行政问责立法要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以保证各问责主体的权利。第一, 完善行政问责启动程序。问责发起主体在法定权限内有权向问责启动主体即国家权力机关提供问责线索以申请问责。对于问责发起主体提供的问责信息, 问责启动主体有义务在法定权限内进行初步审查。第二, 划分责任标准。法律规范应规定一个明确的责任标准体系, 对公务员进行问责的时候就可以有据可依, 也会避免对于同类的问责案件产生不同的问责结果。被问责的公务员应该承担责任的轻重大小是与其行政行为失范的程度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公务员的行政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比较严重, 其承担的责任也就大;其行政行为产生的社会危害程度较小, 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就小。第三, 完善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责任主体的申诉制度。对于被问责的官员, 我们要注重保护他们的权利, 给予其充分、平等陈述申辩的机会, 赋予其申请复核、申诉等救济权力, 为他们提供充分、多样的救济途径;二是问责官员的起复任用制度。为了维护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 对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等问题作出具体详实的规定。

摘要：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虽然我国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行政问责的主体单一, 行政问责的客体模糊, 行政问责的范围狭窄, 行政问责的程序不规范等。针对现有的立法缺陷, 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立法, 健全行政问责法律体系, 规范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范围, 还要构建科学的问责程序, 真正实现依法问责。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立法,立法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周亚越.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及其重构[J].行政法学研究, 2005 (2) .

[2]张广军.论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3]邢浩颖.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构建[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4]陈党.问责法律制度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福建:解决欠薪问题实行问责制 篇10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福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困难, 资金链出问题面逐步增大, 容易引发劳资纠纷。面对这样的形势, 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把解决欠薪的工作当一回事, 要深入落实解决欠薪问题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 对工作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对发生欠薪事件后, 因瞒报、迟报、漏报或不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将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会议要求, 人社、公安、检察院、法院要落实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协同做好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查处工作, 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行为要实行零容忍。同时, 要严厉打击以讨要工资名义煽动、组织群体性事件的行为, 对以“欠薪”为名, 解决经济纠纷为实, 组织或煽动人员聚众闹事、堵路、围堵政府机关, 甚至发生打砸抢等行为的, 公安机关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浅析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 篇11

一、图书管理现状

我国现有的图书管理运行机制是从计划经济发展而来的。伴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 图书管理发生了较大变化。现有的图书管理对象已经由原有以纸质图书资料为主发展为兼顾到电子图书以及网络文献方面的管理。在管理方式上, 也逐渐被远程以及机控等方式所取代。重要的是, 图书管理中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变化, 现有的图书管理中要求管理者不但是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专家, 同时还应是网络导航员、知识引导员以及学科馆员等多种角色。传统的图书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有的图书馆管理需求的发展。

图书管理作用的发挥与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人们对图书馆管理岗位的认识仍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 导致对图书管理人员整体素质的要求偏低, 相当一部分图书管理单位不重视图书管理人员的培训, 有的单位甚至连图书馆专业的技术人才都没有引进过。图书管理队伍中专业人员比例偏低, 图书管理服务新技能的培训跟不上管理需求, 严重制约了图书管理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在图书管理工作日趋复杂化与多元化的今天, 图书管理工作中粗放、随意而不规范的状况, 难以满足广大读者对图书管理服务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二、问责制在图书管理中运用的必然性

问责制, 作为责任追究制度, 指的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因为责任承担者存在着失职行为而对责任承担者的行为进行追究, 促使责任承担者承担否定性后果的制度安排。图书管理中的问责制则是指为了改善图书管理中存在的随意与不规范的现状, 从切实提高图书管理工作有效性的层面出发, 对参与图书管理的各方对自身没有做好的工作承担必要的过失, 进而追究其责任的制度。其本质是在图书管理过程中, 对图书管理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责进行协调运用, 强调的是图书管理应有的效益, 最大限度的降低图书馆中工作人员存在的随意与不规范的情况。如图书管理工作人员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放弃以及推诿等不完全履职以及不依照图书馆的规程、权限以及时限履职等情况。

问责制在图书管理中的运用, 强调的是图书管理工作人员应进行自主管理, 强调的是工作人员在图书管理中应有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问责制的运用, 可以有效推进图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进程, 适应图书管理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 有效的完成图书管理服务工作。通过图书管理目标责任制的实施, 实现图书管理和读者利益的一体化, 推动图书管理的规范化建设, 真正实现图书管理工作的法制化与制度化。

三、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策略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需要从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出发, 确定具体的运用策略, 通常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 明确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 首先应明确由谁来进行问责, 即确定问责主体;其次还应明确问责对象, 即从事与图书管理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可能成为被问责的对象。从我国现有的图书管理工作来看, 问责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图书管理机构以及读者等等。问责对象则包括图书管理行政单位、图书管理领导者以及图书管理员等等。

(二) 确定问责方式与问责范围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问责方式主要包括无责、免责、责令责任人作出书面检查、取消资格、通报批评、诫勉、警告以及记过等等诸多方式。图书管理中的问责方式应与图书管理人员的工资与职称评定等挂钩,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问责方式对图书管理工作人员的约束力。从问责范围的层面来看,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问责范围包括:没有完成其自身应承担的工作任务或者工作要求;没有认真执行图书馆交办的工作任务;对下属工作人员监督管理不力等诸多情况。

(三) 规定问责程序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需要有规范的问责程序支撑。应明确规定问责主体应以同级或者上级组织的要求为基础提出问责, 同时还应规定问责主体应以读者、相关单位以及个人提出的异议为依据提出问责;应确定提出问责的条件以及问责流程, 还要规定对问责应有怎样的回应, 由谁来监督问责对象的回应等等。只有这样, 问责制在运用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总之, 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工程。该工程需要图书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从读者需求和图书馆的现有资源出发, 合理的进行设置。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发挥图书管理工作应有的作用, 促进图书管理事业的不断进步。

摘要：伴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 图书管理呈复杂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图书管理现有问题出发, 在分析问责制在图书管理运用必然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图书管理中问责制的运用策略。该研究对我国图书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图书管理,问责制,运用

参考文献

[1]吴慰慈.图书馆学新探[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 (04) .

[2]周自琴.现代图书管理的发展趋势问题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1 (12) .

[3]孟怀珍.论图书馆管理的创新服务[J].内江科技, 20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