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方式

言说方式（精选12篇）

言说方式 篇1

散文, 是先秦文学的主流形式, 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多以“寓言”言说来构建文章的论证性、说理性、阐释性, 成为散文议论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据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统计:《庄子》有186则;《韩非子》有325则;《吕氏春秋》有283则;《战国策》有54则。这种散文言说的构建形式与符合周礼的礼乐政治言说构建形式密不可分, 正如先秦时期的宗教、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教育等意识形态一样, 被先秦礼乐制度结构为一体, 作为礼乐政治的表达形式而存在, “文学艺术”也被当作礼乐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 官师守其典章, 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 百官以之治, 而万民以之察, 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 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1]说明先秦时期一切文学作品皆出于礼乐政治形态的需要而存在。同样,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 瞽献典, 史献书, 师箴, 瞍赋, 矇诵, 百工谏, 庶人传语, 近臣尽规, 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2]有力地证明所谓先秦的文学言说形式, 本质上不过是周代礼乐政治言说形态的方式, 因此, 对先秦礼乐政治言说内容和言说形式的认识, 是研究和厘定先秦文学言说内容和形式, 特别是研究先秦“寓言”文本发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一、先秦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严格规定了君与臣、臣与民、父与子、夫与妻等不可僭越的等级地位和伦理秩序, 在言说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由于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性, 礼乐政治言说就要求和严格规定言说者在言说内容、言说行为、言说表情等方面必须符合和体现周礼所规定的伦理原则。于是“讽谏”, 即用含蓄委婉的言说内容、言说形态进谏就成为先秦礼乐政治言说的主流和时尚。《周礼·冠仪》:“礼仪之始, 在于正容体, 齐颜色, 顺辞令。容体正, 颜色齐, 辞令顺, 而后礼仪备。以正君臣, 亲父子, 和长幼。君臣正, 父子亲, 长幼和, 而后礼义立。”[3]在言说形式上, 既要“庄敬恭顺”, 又要尽职尽责, 《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 不显谏, 三谏而不听, 则逃之。子之事亲也, 三谏而不听, 则号泣而随之。”在言说内容上, 即使是国君有过, 臣子也不能直言不讳, 而是要一不言君恶, 二要言说委婉。《赵国策·赵策》:“事主之行, 竭意尽力, 微谏而不哗, 应对而不怨, 不逆上以自伐, 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 臣行让而不争。”父母有过, 儿女也不能直言相向, 言语尖酸刻薄, 而要和颜悦色, 言语柔和。《礼记·内则》:“父母有过, 下气怡色, 柔声以谏。谏若不入, 起敬起孝。”以此建立《礼仪·燕仪》强调的“上下和亲而不怨”的和睦的人际关系, 因此用“以彼而言此”的言说方式, 化解由直接指责批评而带来的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之间可能产生的过激反应。《国语·召会谏厉王弭谤》用“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的道理讽谏厉王不要过分自信手中的权力而低估民众的力量。《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邹忌以亲身经历:“妻”、“妾”、“客”对待自己“身体昳丽”的不同态度, 讽谏齐王要广开渠道, 听取和采纳多方面的意见, 以此完善治国策略。《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触龙以生活情形, 历史事实为谈话内容, 在融洽和睦的言说氛围下, 与赵太后一起探讨了怎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的问题。通过婉委的劝谏, 最后说服赵太后送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颖考叔以“食舍肉”, “小人有母, 皆尝小人之食, 未尝君之羹, 请以遗之。”来讽谏庄公与其母和好, 等等。这种严格遵守周礼体制, 符合伦理原则的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成为先秦时期一切言说形式的主流和时尚, 已必然成为先秦时期的文学言说的主流和时尚。

二、先秦文学的主要言说方式

正如《诗经》在臣子、名士游说各诸侯国时所使用的目的一样: (1) 言说《诗经》以达到对时政进行美刺的讽谏效果。 (2) 赋诗言志, 从《诗经》中“断章取义”来委婉地表达自己意愿。 (3) 以诗教化, 把《诗经》作为宣传和教化周礼的工具和手段。

先秦贵族、“士”阶层把对《诗经》的学习和接受当作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外交言说方式和生活交往言说方式。《论语·阳货》“不学诗, 无以言”;《论语·季氏篇》“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学习《诗经》的目的不在于诗本身, 学诗的意图不是为了了解作者是谁?诗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技巧如何?怎样写诗?等等, 关注的是在群雄争霸背景下的现实政治与隐藏于《诗经》字面背后意义相关的真实意图, 借用对《诗经》中某些句子的言说隐喻自己的某种思想或愿望。《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鲁文公和晋侯谈判结束后, 在归国途中遇见郑伯, 郑伯宴请文公, 想请文公代他向晋侯说情, 表示愿意与晋和好。这场政治外交是以言说《诗经》的方式完成的。“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

特别是孔子在遵循周代礼乐政治言说方式下修《春秋》时所形成的“春秋笔法”, 即《左传》成公十四年记载君子曰:“《春秋》之称, 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污, 惩恶而劝善, 非贤人谁能修之?”[4]这一委婉其说, 借曲笔来掩盖君恶的言说方式受到普遍推崇和仿效。于是用“以彼而言此”来阐释和论辩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诸子散文言说方式的主流和时尚。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阶层的诸子百家, 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各地诸侯称雄争霸时代。他们既无世袭之贵, 又无匹夫之勇, 因此, 传播已有文化, 建构诸子各自思想, 不仅是他们的谋生手段, 而且已成为诸子向社会言说, 进而对社会施加影响, 甚至改变社会格局的重要谋略和手段。先秦诸子在言说形式上既出于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的伦理规范需要, 又要想尽办法力争使言说对象接纳自己的观点。但诸子的观点并非言说对象能够轻易接受、采纳的, 于是“隐喻”成为建构诸子散文中阐释、论证、说明自己思想观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庄子散文就多以“寓言”言说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 正如郭庆藩在《庄子集释》卷九注:“言出于己, 俗多不受, 故外借耳。”“寓, 寄也。以人不信己, 故托之他人。”《庄子·寓言》说庄子:“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论之。……重言十七, 所以已言也, 是为耆艾。”[5]“重言, 长老乡闾尊重者也。”《庄子集解》卷七谓姚云:“其托为神农, 皇帝、尧、舜、孔、颜之类, 言足为世重者。”《庄子集解》卷七:寓言, “室云:‘寄寓之言, 十居其九。’案:义在此而言寄于彼。”“鸿蒙、云将、肩吾、连叔之类, 皆寓言耳。”[6]说明所谓“寓言”、“重言”就是假借他事或他人的话语来阐述或论证自己所要说明观点和主张的言说方式。庄子之所以借用“寓言”、“重言”来阐释自己的思想观念、人生哲理, 是“以天下为沈浊, 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 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 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 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 不可以已。”[7]

为了使自己的言说更具讽谏力、说服力, 诸子不仅讲究和追求论辩技巧, 更注重选取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典型素材作为言说内容, 从而使自己的说理更加生动形象, 明白易懂, 分析论辩更加精辟透彻, 观点见解更具说服力。因此, 诸子在言说时常常或比方于物, 或托物于事, 或以圣贤之事之语劝说, 或以他人话语对比君王行事之误。“战国之文, 既源于六艺, 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 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 本于古者行人之官, 观春秋之辞命, 列国大夫, 聘问诸侯, 出使去对, 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是则比兴之旨, 讽喻之义, 故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 推而衍之, 是以能委抑而入情, 微婉而善讽也。”[8]因此, 本身就具有篇幅短小、具体生动, 变抽象为形象、化高深为浅显等优势的“寓言”言说, 就被诸子广泛采用。从而为先秦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出现的“寓言”言说奠定坚实基础。

三、“寓言”文本言说的发生

先秦时期, 社会结构急遽变化, 激烈的社会大变革和阶级关系变动, 促成了各种政治主张的产生和不同哲学派别的形成, 由于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不同, 形成了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 彼此诘难, 相互争鸣的形势。他们在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思想观念时, 出于既要遵循礼乐政治言说方式, 又要想方设法营造和睦愉悦的言说氛围, 在避免激怒言说对象的前提下, 进一步使言说对象信服于自己的观点, 甚至乐于接受、采纳他们的思想主张的需要, 于是“寓言”言说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诸子宣扬和传播其政治主张、思想观念的主要言说内容和重要言说手段。因为“寓言”言说具有以下特点:

1. 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言说抽象道理。

寓言, 顾名思义, 就是含有寓意的言语, 是一种借助具体形象来说明抽象道理的言说方式。寓言具有双重结构:表面看是一个语言精练、形象鲜明、情节单一、常用想象、怪诞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具有荒诞色彩的人物、事件或主题, 即“寓体”, 而故事背后却隐含着自己对时政真知灼见的思想和见解, 即“寓意”, 是先秦诸子兜售其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和言说手段。于是以具体形象言说抽象道理 (化抽象说理为具象叙述) , 或不离具体的抽象言说 (在具体形象的叙述中说理) 成为主流。这种思维的运思方式和言说方式, 是言说主体和言说对象在言说环境氛围下达到“上下和亲而不怨”的最佳效果而采取的言说表现手段, 其言说目的是通过“寓言”的“能指”, 达到和实现诸子思想的“所指”。庄子采用“寓言”、“重言”的言说方式, 不仅出于遵循和符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原则, 以及世人多不信于自己言说的考虑, 也是出于使言说对象能形象地理解和接受自己思想观念的需要。

以散见于《庄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为例, 其“寓言”所刻画的重点不在于故事情节建构的跌宕曲折, 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形象, 场景描摹的具体细腻, 而在于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的大量对白, 甚至有些连篇累牍的对话, 假借他人 (它物) 之口来表达思想观念、哲学主张。通过对言说内容的精心设计, 使人感到庄子说理的精析巧妙, 议论的磅礴气势, 思想的博大精深。《庄子·应帝王》通过南海帝倏, 北海帝忽, 为报答中央帝混沌之德而“日凿一窍, 七日而混沌死。”阐释哲学思想:人的本性是自然的, 如果有意地加上心机、智巧等小聪明, 人纯净的本性就会遭到破坏而死亡。

《庄子·盗跖》以“盗跖”、“子张问于满苟德”、“无足问于知和”三个“寓言”、“重言”故事, 构建成一篇完整的言说整体, 通过层层说理, 意在建立庄子破除名利观念, 指出名利权势对人的身心的危害, 并将儒家的圣贤名士讽为残命伤性的人的思想。为使说理更富生动形象性, 在“盗跖”篇章中对“孔子率其弟子游说盗跖”的简要情节虚构;以盗跖“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案剑瞠目”、“声如乳虎”等某一形象特征的突出描摹, 以及“子张与满苟德”、“无知与知和”的充满睿智的辩驳, 阐释和印证庄子的这一淡泊名利, 无羁于世俗的思想观念。

从《庄子·逍遥游》以“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 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 抢榆枋, 时则不至, 而控于地而已矣, 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的对比叙述和刻画,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庄子超然物外、任天适性的精神境界。

《秋水》无论是对虚构中的神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论辩;生活中的物埳井之蛙与东海之鳖的不同生活环境描述;或是以言说主体而出现于文本中的庄子、孔子、惠子人物形象, 其故事叙述、情节展开、形象塑造等莫不是以为阐释和论证庄子:道无所不在, 要应合自然, 顺应天道, “上善若水”的哲理观念而服务。

2. 寻求“寓言”言说的意义, 而非追求“寓言”本身的真相。

如果说《庄子》寓言多取材于神话传说、动物故事、奇人其事、想象丰富、情节奇特, 运用充满浓郁奇幻色彩的“寓言”言说来展示自己的丰富思想和人生哲理的话, 那么《孟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韩非子》《墨子》等诸子的寓言则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对于历史故事和生活故事的选用和剪裁, 诸子关注的不是如何真实记录、描述和反映生活, 而是精心设计在与言说对象的言说交际过程中, 如何巧妙运用来源于历史、生活而又经过自己精心虚构、编制、加工的“寓言”, 通过对描述对象某个特征的有意放大、变形、夸张甚至怪诞的渲染, 作为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警示言说对象对自己某种观念、见解的注意。因此, “寓言”中的形象, 大多采取概括性的、粗线条式的记述手法。如《韩非子·自相矛盾》中用一个楚国商人卖什么都不能刺穿的盾和什么都能刺穿的矛, 这种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真相”故事, 言说礼制和法制的不可并存的道理;《韩非子·守株待兔》中对宋国一个种田人愚蠢做法的描述, 结尾处用警醒的议论“今欲以先王之政, 治当世之民, 皆守株之类也”, 批判那些墨守成规、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吕氏春秋·掩耳盗铃》用夸张的漫画式笔调勾勒出一个自欺欺人的形象, 来阐释凡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它不会依人的主观意志、行为而改变;《吕氏春秋·刻舟求剑》塑造一个墨守成规、死守教条的楚人形象, 嘲讽那些拘泥成法、不知变通的人。《韩非子·郑人买履》则借一个宁可相信自己脚的尺码而不相信自己的脚的人, 讥讽那些墨守成规、迷信教条而不尊重客观事实的人, 等等。这些“愚人形象”给“寓言”言说带来了旨意悠长的意味:这样的“傻”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中的“蠢”, 而是在某种事理上的“不开窍”, 他们经常会做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理由出现的, 看似“违背常理”又非“违背常理”的事情。这种傻味、愚拙味在“寓言”形象上实际就是一种审美的趣味, 它在为言说对象带来可爱和可笑的种种令人愉悦的感受的同时, 又使言说对象认识到“寓言”背后意味深远的旨意。这种感受除了使言说对象感受到“傻”形象的特殊味儿外, 更重要的是实现最大限度地帮助言说对象认识现象背后的真理。

由此可见, 诸子散文大量运用“寓言”言说, 其目的是通过言说内容所呈现出的主旨、形象、情节, 使言说对象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 激发情感活动, 达到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在某种精神层面的共鸣, 从而实现寓言言说内容所隐含的内在的丰富意义。因此, 先秦诸子在寓言的虚构编制上, 强调和重视的是寓言的寓意, 而非寓言本质的真相。是言说主体通过描述一种简短而又生动的情节, 塑造一个简洁而又典型的形象, 展示一个单一而又鲜明的主旨, 一步步将被言说对象引导到特定的言说环境中, 使被言说对象信服于言说主体的说理, 从而达到叶燮“呈于象, 感于目, 会于心”的境界。

3. 重在对言说对象情感的“激起”, 达到诸子言说的目的。

面对诸侯列国纷争的现实, 诸子以雄辩的口才, 机智的应变能力, 在好辩尚争的风气下, 各自施展智慧, 为了达到所谓“一言以兴邦, 一言以丧邦”目的, 诸子百家常常在言说环境中利用人们共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情感, 巧妙机智地设计“寓言”言说内容, 激发言说对象与自己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体验, 同时也能通过这一委婉言说, 将不可直说或不易言说的观点主张表述出来, 达到讽谏、说理目的。即先秦诸子在对社会、诸侯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生活哲理时, 不是把思想观念、生活哲理作为对立的客观现象来言说, 而是把自己作为置身于其中的某一种行为和过程来参与, 因此在言说中也充满了言说主体切身的感受和体验, 不像通常那样讲这个“理”, 也不像通常那样用这个“言”, 而是在论述其思想和哲理时也使人感觉是在言说诸子自身的经验和体会。《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向公孙丑言说如何赡养浩然正气, 先讲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不要伤害它;要日积月累, 时刻记住它, 但千万不要操之过急;紧接着用《揠苗助长来》阐释:凡事要按规律办事, 否则欲速则不达。类似于这种用“寓言”言说来阐释论证先秦诸子自己思想观念、生活哲理的言说方式在诸子散文中数不胜数:《孟子·缘木求鱼》说明行事的方向、方法不对, 必将徒劳而无功;《庄子·庖丁解牛》阐释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研究, 才能掌握知识和技能;《孟子·学奕》说明学习之道, 虽有良师, 但学习是否专心致志, 效果却大不一样;《庄子·涸辙之鱼》和《韩非子·远水不救近火》说明舍近求远, 是解决不了急迫问题的;《孟子·楚人学齐语》说明一个人学习哪国语言, 关键看他生活在哪个国家;《孟子·月攘一鸡》告诫治国者发现自己的错误后就应痛下决心, 坚决改正。《吕氏春秋·澄子亡缁衣》批判那些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损害别人的利益, 还公然宣称其行为使被掠夺者得到了利益的强盗逻辑;《韩非子·讳疾忌医》告诉人们要防微杜渐, 防患于未然;《韩非子·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在认识真理的道路上会遇到挫折, 需要作出牺牲, 但只要坚持到底, 不折不挠, 真理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韩非子·击鼓戏民》说明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 千万玩不得儿戏。如果拿原则问题开玩笑, 就会失信于民, 招致大祸;《韩非子·鲁人搬迁》说明要发挥自己的专长, 必须找到合适的地方, 如果找错了地方, 长处就会变成短处;《墨子·楚王好细腰》劝告领导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吕氏春秋·杀马取道》批判了治国者不讲究正确方法而只知靠严刑峻法实行统治的现象, 等等。

余论

寓言,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鼎盛于先秦时期, 这种散见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寓言”言说, 是作为言说主体的诸子百家, 在严格遵守礼乐政治言说伦理标准要求下, 为了说服言说对象, 达到讽谏、说理目的, 使言说对象由衷的接受, 甚至采纳诸子思想观念而虚构编制出来的。

诸子运用寓言言说的目的, 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以此来向社会、向诸侯兜售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实现自身价值, 谋求一官半职的重要言说手段。在诸子文章中, 寓言不是单独的存在, 而是诸子议论散文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或者作为譬喻, 使所讲的道理浅显易懂, 悦耳动听;或者作为寄托, 把要说的道理, 通过寓言中的形象表达出来;或者作为论证, 用寓言中所说的事情证明文章的观点。

摘要：散见于诸子散文的“寓言”言说, 是先秦诸子严格遵循礼乐政治言说原则,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主张, 使言说对象能信服并接受其见解而服务的。其虚构和编制的目的, 在于阐释自己观点和见解的正确性, 或借寓意主题言说自己的理想抱负, 或借某种形象言说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在简洁而又引人入胜的人物形象中, 在耐人寻味的“寓言”情节及主旨中, 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生动形象而又充溢着无可辩驳的睿智辩论中, 诱导和启发言说对象由衷地折服于自己的观点, 从而达到使言说对象诚服接纳、甚至采用自己观点的效果而服务。

关键词：寓言,言说方式,隐喻,讽谏

参考文献

[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62.

[2]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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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61:947.

[6]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54:181.

[7]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61:1098.

[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5:60.

言说方式 篇2

虚幻之物的加入与周转--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的言说方式

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哲学的整个表达之中,加入了一种“虚幻之物”的成份.这种成份是诱发“言说某物”的因素,它也是贯穿维氏前后期哲学共同的线索,即,肯定与世界的`实存不相干的“某物”,成为世界产生的最关键原因.

作 者：陈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刊 名：平顶山师专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INGDINGSHAN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8(6) 分类号：B089 关键词：虚幻之物   言说   事实  

言说方式 篇3

“谢晋电影与一个时代”成为连篇累牍的纪念文章中一个鲜明的注解。而很多人忽略了，“谢晋电影”不但成就了一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记忆，也曾引发一场跨越电影界波及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的全国大讨论。那场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争鸣，最终加速了中国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出以及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历程中的一个无法忽视、且值得反复回味的“事件”；同时使“文化争鸣”(文化批评)这一文艺评论形式在那个时候迅速升温，之后，再度回归沉默，至今。

一些相关当事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

“谢晋作为谢晋固值得珍视；而促使谢晋臻于完善，所言或有所不当也同样值得珍视。”当年，中国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非以《谢晋电影十思》作为那场全国跨界大讨论的总结，也对文化批评的价值予以客观的评价。

时隔22年，物是人非。《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作为当年引发大讨论的“始作俑者”、上海文化学者朱大可，与其再度回看当年的争鸣， 以此向谢晋导演致敬并告别。

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中期，中国所谓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都已经在中国电影中占据了主流的角色，其中也不乏“政治电影”，为什么在那时，你单单以谢晋为对象提出向“谢晋电影模式”告别？

朱大可：这是因为谢晋是当时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但他的美学和伦理依然属于农业时代的国家主义，跟现代化进程相悖，并且阻碍了电影的进化。走到1986年的电影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必然要扬弃这种模式，以便新一代(如第五代)获取生长和飞跃的契机。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你撰文说“以今天的尺度来看，我当时也就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理论文青而已，我的文章里出现了诸多偏颇失误之处，根本没有击中谢晋电影模式的要害。”而你在其后的文章中，也进一步分析了谢晋电影的弊端，以及“‘政治电影的本质”。

在今天，再读谢晋的电影作品，你是否依然坚持这样的判断？在当时，你觉得是否存在其他表达的可能性？

朱大可：在电影作为宣传工具的年代，电影导演的生存，无疑是建立在自觉扮演工具角色的基础上的。好像中国知识分子对此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谢晋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工具型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应景特征，他的成功就在于他可以是任何政治派系的叙事工具，《芙蓉镇》产生争议是一场意外。他的最成功的作品是《春苗》，一部最彻底的工具型电影，曾经是江青的电影样板。

在那个年代，大概只有陈寅恪和施蛰存那样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以真正的“不合作”立场，书写知识分子的独立情怀。

当然，我不想对此有所苛责。在谢大叔谢世之际，我还是想藉此表达自己的缅怀，因为他终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影人，书写了电影史的重要篇章，并足以触发我们对中国电影的历史反思，但若是把他夸张地抬升到“社会良知”的高度，只能是对逝者的最可怕的捧杀，也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谢晋的作品中(尤其文革后的一些代表作)，对现代知识分子(或公众)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朱大可：他以乡村抒情的方式告诫人们要学会爱国。女人要坚贞，服从老公的威权，而老公要服从血缘母亲，以及更高的形而上母亲(国家)。这是一个有趣的逻辑链索。谢晋的国家主义伦理是其影片的价值内核。

在流氓主义美学登基之后，中国电影的流氓化倾向日益严重，像张艺谋的《英雄》、陈凯歌的《无极》和冯小刚的《夜宴》，都是这方面的范例，由此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谢晋的去世是一个契机，人们会利用他来表达对电影现状的愤怒。但你不要指望通过复辟谢晋式的国家主义，能打倒当下电影的流氓主义。谢晋电影模式不是医治中国电影危机的良药。

中国新闻周刊：此后，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与争议，让不少涉及其中的媒体人和文化官员也受到牵连，你曾说，“在80年代文化开放的高峰时期，一场文化争鸣居然会引发如此严酷的后果，这是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现在看来，如果重回当年，你会有不同的做法吗？

朱大可：历史有无数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只能有一种结局。个人的愿望和事实总是相距遥远。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细小棋子。我对此无能为力。

中国新闻周刊：你后来文章中提到，在当时的语境下，文学小人物跟政治大人物难以平等对话。而且任何反思的声音，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个际遇是否同样适用在电影及其他文艺作品当中？

朱大可：作品的公开反思可能会受到打压，但个人的内心忏悔是可以完成的。在这方面，我更推崇周扬和戴厚英。他们曾经是工具型人物，但最终都转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良知”。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年环境下，一部能够超越“谢晋模式”(“谢晋时代”)的较为理想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持有什么样的表达？它在那个年代是否出现？

朱大可：第五代导演当时制作的一系列作品，如张艺谋的《红高粱》、陈凯歌的《孩子王》、黄建新的《黑炮事件》、吴子牛的《猎场扎撒》等等，我认为都在政治伦理和叙事结构上实现了这种超越。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场文艺争鸣冲击波之后，无疑加速了第三、第四代导演的退出和第五代导演的全面崛起。作为后来者，他们之于前辈的政治(或艺术)进步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朱大可：首先是对国家主义伦理的解构，当然也包括电影叙事语言的变革。

中国新闻周刊：争鸣的另一个影响是，“文化界经过了短暂的复苏之后，再度回归了沉默。”你认为，在当下，作为有责任感有良知的文化批评者，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使它获得更加广泛和持续的传播？

朱大可：谢晋是一位主流导演，在文化集权时代，他受到政治庇护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今天的多元主义时代，这已逐渐改变。

言说方式 篇4

从语言学的定义上说, 语言产生于人的交际需求。并且它的发展是适应人类交际的。因此, 语言的社会功能可谓其存在之根本。

从语言的社会意义出发, 观其自古的传统言说方式与新时代“微语言”的新的言说方式的碰撞, 并对此进行反省与思考, 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继承与新文化的扬弃与吸收都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的言说方式

中国自古的思维建构方式与言说方式多样而深刻。对其察究, 大致可以抽绎如下:

其一, 运用类比的方式, 用具体事物言说抽象事物。

这一点, 从中国古老的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等发展中便可得到体现。如:“日”、“月”、“羊”等, 用线条描画出事物形象, 用来表示多数自然界和日常生活实物;如:“上”、“末”、“刃”等, 用抽象符号来提示字义;如“涉”、“析”等, 用两个或几个物体的图形组合出字义。

另外, 在词汇的构造上, 也体现出古人“化抽象为具体”的思维。如:“道”这个字, 原意是指哲学领域“形而上学”的境界。所谓“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老子《道德经》。而于此, “道”的具体意义仍是不明晰的。而后有了“道路”, “志同道合”等词, 人们对“道”的本义理解便越发透彻了。

其二, 表意言情的迂回婉转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古典诗词中体现。首先便可想到李义山的朦胧诗。他致力于情思意绪的体验、把握与再现。表达上采取幽微隐约, 迂回曲折的方式。李商隐的诗, 善于把心灵中的朦胧图像幻化为恍惚迷离的诗的意象。这些意象分明是有象征意义的, 而究竟象征什么, 又难以猜测。

如他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 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此诗中的“庄生晓梦”、“杜鹃啼血”、“沧海明月”、“蓝田暖日”等, 都是他着力构建的意象。而由他们结构成诗, 便瞬间形成了有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诗境, 辞意缥缈难寻。

再如中国古代的婚礼习俗, 定亲过程便有“三书六礼”之说。分为“下聘书”、“下礼书”、“下迎亲书”、“纳采”、“问名”、“纳古”、“纳征”、“请期”、“亲迎”等步骤。可见其过程之繁复迂回。

其三, 表达方式的含蓄隐约

中国自古的文学作品, 有众多表意含蓄的经典之作, “含蓄隐约”最是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标准。氤氲的气质, 全不说破。

唐代崔颢有一首《长干行》:“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描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女子, 泛舟时听到邻船男子的乡音, 借问是否同乡的举动。诗中可见, 在对方未张口之前, 女子便先开口点明居处。而后立刻感觉到自己略显鲁莽, 连忙解释:“或恐是同乡。”如此, 一个古典女子的娇憨含蓄都可提现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代的女子, 也正因为这份与生俱来的含蓄隐约而愈显温婉动人。

另外, 这种含蓄隐约的言说方式, 也不失为一种讽谏赞美的好方法。

我们不妨列举太白在长安供奉翰林时, 奉唐玄宗旨意所作《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三首诗, 只字未提杨贵妃, 却句句都在赞美贵妃风姿。把杨妃比作牡丹, 圣上比作春风, 虽未明写, 却语语浓艳, 字字流葩, 足以让人感受到春风满纸, 花光满眼, 人面迷离。

其四, 随事生说, 因人而异。

此特点多见于孔子的话语中。如《论语》, 《为政》篇问孝:孟武盾问时,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时, 答曰“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子夏问时, 孔子答曰:“色难。

同一个问题, 孔夫子面对不同的学生, 做了不同的解答。孔子认为, 以言语达意即可。这种对言意关系的深刻把握, 也是遵循了语言的表述性功能及社会功能热点。

二、新的言说方式

新媒体的兴起, 不仅改变了人类信息的传播方式, 也对人们的言行方式造成极大的冲击, 我们处在多媒介语言并存的时代, 人们“言”“意”的表达有了更多可供选择的媒介。出现了微博, 博客, BBS网络论坛, 微信等新兴信息传播方式。微信作为快速与人联系的一种手机新型语音工具, 被大多数年轻人热衷并使用。

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平台的类Kik软件。微信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客户端与好友分享文字与图片, 并支持分组聊天和语音、视频对讲功能的智能型手机聊天软件。2012年3月底, 微信用户破1亿, 2012年9月17日, 微信用户破2亿, 耗时缩短至不到6个月。截至2013年1月15日, 微信用户达3亿, 时间进一步缩短至5个月以内, 而且仍在加速普及中。

由于新媒体本身具有虚拟性, 开放性, 交互性, 个性化的特点。微信语言也具有相应的特征, 形成了新的语言言说方式。

其一, 表情达意的直观简洁

微信的语言文化, 实际是一种语言的快餐文化。它并没有承载像传统言说方式一样有太多的知识和内涵。人们利用新媒体时, 总是希望能尽量接近口语交际。微信正是适应了人们的交际需求应运而生的。它设置语音和文字两种基本传送方式, 人们总会尽可能地使用语音, 不方便时才使用文字。这种交流方式本身就只为了便利日常交际与沟通。

与传统的言说方式相比, 微信语言不再特别注重语言的修辞和音律的美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相对于传统言说方式的迂回宛约, 人们则尽可能方便直观简洁的表达。由于资费低廉和微信交际的目的功能, 在文字发送功能中, 人们会经常发送“嗯”“哦”“好”“行”等简洁的应答语。可见“微语言”的直观表达。

人们在交际时, 多采用谐音、缩略等手段压缩话语, 充分利用键盘, 以数字、字母和符号来传情达意, 使得新媒体语言显得非常简洁精练。如用“520”表示“我爱你”等等, 这些变异不仅方便快捷, 也比较委婉、俏皮, 以最经济的语言传达。

其二, 言说方式的混杂性

“微语言”表现出不同语言不同符号的混杂。由数字, 图形等软件形成的网络语言, 有文字的, 有数字的, 还有中英夹杂的, 如“有事e我” (给我发电子邮件) ;数字和字母混的如“3q” (thank you, 谢谢你) 等等。

表达方式灵活多样, 体现出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语言与数字的结合, 与英语的结合, 与各种不同符号的混杂使用。中国语言的实用性增强, 但, 传统的语言美却在下降。“微语言”欠规范化逐渐体现出来。

其三, 语言的开放性, 虚拟性增强。

“微语言”还体现出不同人群的混杂。与传统的电话, 短信相比, 微语言的传送对象大大扩宽, 从建立在熟人的基础上变为熟人和陌生人混杂的情况。在传统的交际工具中, 人们跟熟悉的人进行言语和情感上的沟通。而微信增加了“查找附近的人”“摇一摇”的功能, 使陌生人有了联系认识的平台, 但危险也常常发生。

“微语言”的言说方式对传统的言说方式是一种冲击, 此中有利也有弊。

言语开始多偏向于陌生化, 谎言化。虚拟性大大增加。语言的神秘感也随之增加。语言混杂, 不再规范化。由于增加了陌生人, 语言相对随便, 不再拘谨, 个人隐私安全的危险性增加。很多年轻人利用微信这两个功能交朋友, 语言显得轻佻, 不稳重。语言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可见一斑。

因此, 对微信语言的管理是必不可少。

三、反观与思考

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 本身是社会选择的。它作为一种交际工具, 其交际价值亦是社会赋予的。自古至今, 语言都是在社会中产生, 在社会中发展。而当今新的社会环境中, 新的社会媒体产生, 可以说,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与言说方式, 也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传统的言说方式。

自社会新媒体的出现以来, 由此滋生的新的言说方式“微语言”大行其道。在其流行、新潮的面纱下, 反观其内在, 其中所体现的弊端亦不可小觑。

其一, 新生词汇内含浅薄。

在当今, 以“微博”、“微信”为首的“微语言”中, 大量出现了各种流行的新鲜词汇, 如“斑竹” (版主) 、“大虾” (大侠) 、“菜鸟” (网络水平很低的人) 等。可以说, 这些词语大多是娱乐性强于表述性的。语义通俗, 没有深刻内涵, 却易于大众喜闻乐见。

其二, 对传统成语的冲击。

近年来, 通过新闻热门事件的报道而一路走红的网络成语也不在少数。比如:“聚打酱油”这个网络新成语的起源是记者采访广州街头过路市民对“艳照门”的看法。那个市民回答说:“不关我的事, 我是来打酱油的。”再如, “谁死鹿手”, 语出“三鹿奶粉”事件。表达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无奈和焦虑, 也表达个体在无良商业面前的一种脆弱感。

越来越多的网络原创成语走红, 也成了新时代青少年所追捧的表达方式。这势必冲击了中国古典成语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只关注有时代意义的新词汇, 而忽略有传统精髓的成语使用, 不敢否定, 这会在无形中影响网络受众对中国古典文化精髓妙仪的认知和运用, 不利于自身交际素质和涵养的提升。

其三, 网络称呼的普遍使用。

众所周知, 自“淘宝体”网络语言流行起来, “亲”这个称呼被人们广泛使用。一般是淘宝网卖家对买家通用的称呼, 可译为“亲爱的”、“亲爱的顾客”之类。也与传统交际中“亲切”、“亲近”、“亲朋好友”之义很相近。故很多人不自觉地大量使用此称呼, 以至无论男女老幼, 远近亲疏, 一律使用此字作为通用称呼。

静心而思之, 仅以此一字, 而取代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兄”、“弟”、“姐”、“妹”、“您”等多样性的分别称呼, 其礼貌性暂且不否认, 然而, 我们实在不敢肯定, 这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进步?如此使用, 摒弃了孔子以来的“因人而异”的言说方式, 取而代之的是“一概而论”, 中国的言语特色和遗传承?

其四, 提笔忘字现象出现。

谈到提笔忘字, 是近两年来热门的话题。走访张阿姨时, 阿姨说:“准备好要写字的时候, 拿起笔突然就忘了怎么写, 平常好像是认识也会写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典型的提笔忘字现象。

当今, 互联网时代, 处处充斥着错别字, 很多人没有基本的判断, 常常张冠李戴, 再加上广告词等行业把汉语老词新意, 更让人记忆不清。常写白字实在令人尴尬。

另外, 微信的广泛普及, 语音功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和使用。短信已不再受人青睐。使用得越少提笔忘字的可能性越大。

其五, 不规范导致的语言混乱。

不规范的造词造成的语言混乱。在网络时代下, 有的人在原汉语言的词汇下, 随心所欲地编造新词。比如:“东西叫东东”“竹叶叫主叶”等。在网络中使用带到现实中, 使人一头雾水, 啼笑皆非。

“微语言”淡化语法, 偏离规范, 造成语法规范的缺失。例如:“汗, 我走先” (可怕, 我先走的意思) ;“晕, 楼主刚从火星归来” (指不懂你的意思) 。这些网络“微语言”导致规范缺失。

微信, 作为一个如火如荼受人们欢迎的新媒体。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他的弊端不可忽视, 新的言说方式对于传统中国语言言说方式有强烈的冲击, 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发展也有值得考究的弊端。

摘要：在新媒体环境下, 以“微信”为例的媒体化社交语言日益影响着人们的交流和言说方式。在传统的语言对话交流方式之外, 微信等新的媒介, 以文字、图片表情、“对讲机”等形式走进人们的交流, 日益被人们接受并追捧。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对当今社会“微语言热”的现象进行反观与思考, 着意揭示其在语言交际领域的负面影响, 亦希望改善和促进“微语言”受众群体对传统语言交流方式的心理认知。

关键词：微语言,言说方式,文化传承反观思考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通论》 (第二版) 上海教育出版社

[2]《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第五版)

[3]《新媒体语言》列夫曼诺维奇

信人言说明文 篇5

“人”字，一撇一捺，共两笔。“人”字虽简单但人却是最伟大的，一撇一捺涵盖天地。做人容易，但不明白做人的道理和技巧，想把人做好也难。会做人，做好人，才能行得正，走得远，充分体现自我人生价值。会做人的人尽管资历不深，业务不精，但是拥有一套灵活多变的处事手段。只要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潇洒自在地游走于各色人物之间，收获人脉，提升人气，经营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人也是一种能力。

“言”字，无非是人口中的话语，人言是很平常的事，但人讲的是何种语言，才是最关键的。人无信者，不可为言。既然言从口出就必须遵循自己所说的话，将自己所说的话时刻放在心上，勇于承担并实现自己的.诺言。那才是真正所谓的“人言”。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夜晚，朱自清独自一人坐在家中的窗户旁，突然他依稀看到远处有个黑影闪过，那黑影越来越近，最后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中年男子，他的个头不算高，瘦瘦的脸颊已爬上了些许皱纹。那男子边喘着气边说：“麻烦，可不可以借我5元钱?我保证三天之内还给你。”5元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看那男子一脸的真诚并且作了保证;3天内还钱，朱自清还是把钱借给了那男子。

在未来的两天里，那男子始终未曾出现，直至第三天晚上，那男子终于出现了。只见他捧着一沓零零散散的钞票对朱自清说;“对不起，这么晚了才还你钱，给，这是我向你借的5元钱。”说完那男子便跑开了。后来朱自清才得知，那男子是借钱给他患糖尿病的母亲买葡萄糖去了。为了还那5元钱，他就在那3天内给别人打杂工，好不容易挣得了5元钱，便急着赶过来还钱，不想由于太累了，便在路上睡了一觉，于是便晚到了。

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信”。

俗话说;无父母，如何孝?无兄弟姐妹，如何悌?无上司老板，如何忠?无朋友，如何信?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得描述“信”为“人言”。孔子所谓的“仁”，在字形上是“从人，从二”，亦即“二人为仁”。若是孤独一人则没有诚信的机会。诚信做人，是为人之本，拥有了诚信，才为人子。

而如今，身为学子的我们，是否会做到诚信?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享受着国家给予我们的优惠政策，喊着响亮的报效祖国的口号，是否会认真学习实现自己的诺言，讲求诚信?是否会把“勤奋学习，自强不息，知恩图报，诚实守信”落实到位?

“诚信”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讲的一个词汇，都会说在嘴中的一个词语，都会言出必行的行为。诚信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并不难做到。因为有了诚信，我们知道了要去感恩回报祖国，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去回报社会。

你瞧，无论何时，你都会看到同学们埋头苦读的情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讲求诚信，不忘做人之本。朗朗的读书声，笔尖的刷刷声，我们的讨论声，没有一刻是停歇的。因为我们知道人言的可贵!

瞧，这就是我们，90后的我们!

这便是所谓的诚信，他可以做到，难道还要前辈给我们做榜样吗?不会，相信我们会比老一辈的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是学子，因为我们有国家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做人之本——诚信!

恰帕斯的言说与言说之悖 篇6

进入普通人集体记忆的历史，当不是抽象的“发展规律”，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传奇。宏大叙事的历史看似终结之处，总有一种传奇会顽强地冲破地表。

1994年的元旦，冷战结束仅仅三年，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日子。是夜，在墨西哥最贫困的恰帕斯州，一支自称“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玛雅原住民游击队突然占领了包括州首府在内的七座城市，当墨西哥从睡梦中惊醒的时候，听到的是“土地，自由”的呼声，是“第一丛林宣言”：“我们是五百年斗争的产物……”

在一群以戴着滑雪帽蒙面为标志的印第安战士中，一个自称“副司令马科斯”的白人领袖很快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他蒙面持枪的形象，他驾驭文字的天才，笼罩他真实身份的层层迷雾，样样都是传奇的佐料。

其实，为游击队冠以“萨帕塔”的名字，就是在自承为拉美革命传奇之链中的一环。埃米里亚诺·萨帕塔是1909年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战争的墨西哥农民领袖，1911年在阿瓜斯卡连特斯主持制宪大会，以“土地”与“自由”为旗帜，捍卫印第安传统的土地共治(ijido)的合法性。墨西哥城至今还有“1911年宪法路”，萨帕塔解放军更是用阿瓜斯卡连特斯命名了其控制区首府。萨帕塔的传奇经历曾在1953年被好莱坞搬上银屏，由马龙·白兰度主演，片名叫《Viva Zapata》。那些在切·格瓦拉身后喊出“Viva elChe”(“切”活着!)的人，脑海里或许曾经滑过萨帕塔的名字。

1919年，萨帕塔被他亲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昔日战友卡兰萨诱杀——一个革命者的经典结局。但在印第安民歌中，萨帕塔将骑着白马回到印第安人的国度。当“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突然涌出历史夹缝的时候，墨西哥人可能会记起那个预言：萨帕塔回来了，但不是骑着白马，而是乘着词语的翅膀。

作为游击队，EZLN的军事行动其实只有1994年的那几天。面对政府军的反扑，EZLN不发一枪，率领整个原住民社区撤向丛林深处，只有马科斯以笔为枪，不断用他或戏谑、或庄重的文字，举重若轻地讲述萨帕塔人的斗争，争取市民社会的声援。“是否有一支游击力量依赖词语更甚于依赖子弹?”萨帕塔目不识丁，而他的后代却发现，语言是他们唯一可以倚仗的武器。“我们，所有遭排斥的人们，寻找着词语，自己的词语，令强势群体分崩离析。”

这样，十二年后，我们就有了这本厚厚的《蒙面骑士》。它集结了1994-2005年间萨帕塔解放军的公报、书信、演讲，以及包括马尔克斯、萨拉马戈在内的著名文学家为E－ZLN写下的文字。中文版编者戴锦华教授在长篇序言中对EZLN崛起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它十二年的斗争进行了精彩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于当年缺席这场后现代革命盛宴的中国读者来说，应该可以借此管窥一个更加丰富、也更费思量的拉丁美洲。

二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发言人，马科斯却没有落入悲情叙事的窠臼——或许他明白，在如今媒体的信息洪流中，对民族伤痕的单纯展示，放之四海都很相似，时间一长，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都令看客们兴味索然。马科斯的写作，名为公报，却与排除歧义的公文体截然相反：恰帕斯生活和诉求都是在众声鼎沸的“复调”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参与这场语言狂欢的除了印第安顽童、起义军男女战士，贯串始终的是两个虚构人物，印第安智者安东尼奥老人和小甲虫杜里托。

安东尼奥娓娓讲述的印第安神话，很容易让人想到拉美源远流长的魔幻传统。但这些故事显然不是为了在现实中复制一个人神共居、善恶皆有报应的世界。萨帕塔人面对的，是神舐缺席、暴力横行的世界。神话代表着对逝去的文明的追忆，更是对未来合理世界秩序的诉求和期许：多元化(《色彩的故事》)、宽容异己(《他人的故事》)、对话(《七道彩虹的故事》)、柔弱胜强暴(《剑、树、石和水的故事》)，故事的标题就清楚地透露了它们的价值指向。“在墨西哥东南的群山之间，我们的死者活着，博闻强记。他们对我们言说他们的死，我们在倾听……那来自昨天，却指向明天的故事……群山告诉我们，保有自己的过去，那样我们将拥有将来。”(《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的开幕词》，第334页)

如果说安东尼奥的故事展现着萨帕塔运动的底色，那杜里托则瞄准了其颠覆对象；安东尼奥用智慧老人的语言丝丝入扣地展现玛雅哲学的博大精深，杜里托则用任性孩子的口吻把新自由主义调侃成一条“绝对空无一物”的指令：“好像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样行事”(第268页)；安东尼奥老人坚守着土地，而杜里托四处漫游，从马德里到东柏林；安东尼奥代表了道德的深度，杜里托则是言语的激情。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在轻与重、缓与急、大与小、传承与颠覆的张力中，将萨帕塔运动维系在一个平衡点上。

杜里托彻底解构了高大全的革命文学典型。这只小甲虫和萨帕塔社区的顽童一样，偏执又可爱，骄傲又脆弱。它自比堂吉诃德，把马科斯当成它愁眉苦脸的仆从桑丘，它夜郎自大又胆小如鼠，忽而豪情万丈，忽而又被一场雨吓得掉头逃窜。它自称研究“新自由主义及其中美洲战略”，因为“一只甲虫需要了解它所在的世界形势”，以便确知，它是否会被一只莽撞的皮靴踩扁。马科斯说，萨帕塔运动与一般极左派别的区别，在于“我们清楚，我们不可能代表最广大的人群。我们只代表少数人：恰帕斯的原住民。”边缘的人群，卑微的生活，只能由一个小丑嬉笑着说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杜里托／马科斯也不能。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甲虫，只是“伸出爪儿抓挠历史的天空”(第301页)，希望能在普天下齐声高唱赞歌时，顽固地加入一个不和谐音。

而且，仅仅是一个不和谐音。

三

马科斯文集的原名，在西、英、法语版中，都是《Ya Basta!》(受够了)，套用原住民的口号。中文本标题变成了《蒙面骑士》，重点落在了领袖形象的描摹上。在不同文化知识信息背景的读者眼中，究竟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答案恐怕见仁见智。

马科斯是谁?这是论及萨帕塔运动时难以绕开的问题。虽然关于“副司令”真实身份的猜测曾经演化为一场世界性的猜谜游戏，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应该是“我们看到(或自以为看到)的是怎样的马科斯”。

“新世纪的全球反叛明星、切·格瓦拉第二、拉美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这是《蒙面骑士》的封面推介，让人联想到前两年前先锋话剧《格瓦拉》在国内创造的火爆票房。不过，“格瓦拉第二”这称谓，的确从萨帕塔运动走上国际舞台之初就伴随着马科斯了。“时尚版格瓦拉”，也有人这样戏称。面对这种比附，无论膜拜或讥诮，马科斯都没有反对，但1999年，当法共《人道报》记者提问“如果‘切’回来您会怎么做?”时，他说：“我请他坐上我的位子，然后我开路”。

马科斯“上山”之初，大约是想成为格瓦拉式的革命播种机的，可他很快明白，他必须放下启蒙者的姿态，学习融入这片土地，成为他们的一分子。他的自我定位不是领袖，而是“翻译”，沟通古老的玛雅与外部世界之间对话的一个“声音”。

这个“翻译”的角色，同样值得玩味。令EZLN能在众多民权运动中独领风骚的言说，归根结底，经过了一层“转译”。马科斯对恰帕斯原住民诉求的“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狭义的转换，将原住民语言翻译成强势的西班牙语，更是在两种“语境”间的翻转腾挪，把恰帕斯深山原住民嗫嚅笨拙的诉求打磨成当下流行的后现代寓言，嵌进主流的文化价值体系中——莎士比亚、波德莱尔、塞万提斯、聂鲁达被反复引用，引来一片颔首称道。萨帕塔的“土地与自由”也置换成“自由民主公正(Libeaad Democracia Justicia)”，远远呼应着“自由平等博爱”。

这高超的翻译为萨帕塔运动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一种审美的语言，必然比面目可憎的官样文章更“真”更“善”；一种能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的“主义”，自然与“我们”精神相通。

四

将原住民的声音传出深山的是马科斯，把马科斯的声音接力传递到世界各地的是强大的媒体机器。

马科斯深请传媒之道，从萨帕塔起义之初就有意识地利用媒体发动社会的力量，无怪有论者将他称为“舞台时代的‘切’”。关于媒体的角色，马科斯写过一个“小报童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报童，他买不起新报纸，只能趸进旧报纸，一张也卖不出去。小报童把积压的旧报纸卖了废纸，发了财，收购了所有的报刊，规定所有的人只准读旧闻。“比如，在今天的报上，你会读到，萨帕塔人即将抵达墨西哥城……你完全无法辨认这消息的日期，它可能是1997年，也可能是1914年。”(第183页)斗争仍在进行之中，但作为突发事件，已经沉入了过去完成时……滑雪帽遮盖住了那些政治+娱乐的炒作的无奈：让世界在兴高采烈地奔向未来时，偶然回望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是多么的艰难。

马科斯很坦然地说过，所谓“马科斯”和他的滑雪帽都只是符号，和平降临之日，摘下滑雪帽，“马科斯”就不复存在。“马科斯就是你，就是你心中的反叛与不平。”但符号学战争也有其反面：为了吸引世界看到“真相”而发明了“符号”，世界记住“符号”，却满足于把符号当作真相本身。多年以后，在历史影像志的显赫位置，留下的或许只是副司令和他的面具，甚至经年日久，副司令的名字也会淡去，只留下一只无面目的滑雪帽。好比墨西哥典型的宽沿草帽，没有多少人记得，那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标志性造型，它的主人主持了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制宪会议。更何况，这草帽形象得以流传于世，马龙·白兰度和好莱坞功不可没。

“被彻底遗忘还是因被误解而被记住?”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出的问题放在马科斯身上也同样适用。在一篇献给起义军的女战士的文字中，马科斯这样纪录道：……“那你叫什么?”记者将摄像机和话筒拱上来。大鼻子滑雪帽回答：“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

从那一刻起，一个女人，一个反叛的原住民女人的全权指挥作用被抹去了，其他原住民妇女的参与，自萨帕塔诞生，十年漫漫长路，变得次要了。当灯光聚焦在马科斯身上的时候，那些滑雪帽后面的面孔变得更加无名。少校默默地望着大鼻子的背影。此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有一个名字，但没有一个人问起她的姓名。(《第十二年里的十二个女人》，见本书第278页)

这种清明的自省，也是格瓦拉所没有的，它比一切眼花缭乱的“符号”，都要来得动人。

但言说胜于沉默。在镜前，有人会满意地玩赏自己的影子，有人却会如马科斯所说，在镜子后面刮去一块，让镜子成为通透的玻璃。“在众多的镜子、真实或虚幻的影像间，寻找着一块可以粉碎的玻璃”，穿越到另外一面。

期待有人穿越镜子的幻象，就首先要打造一面镜子。

镜子的背后，有一个恰帕斯的村庄。它的名字叫拉列里达，La Realidad，意为：“真才目”。

言说 篇7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用自己孙女的例子表达对现今教育体制的忧心。

现在“减负”的重大阻力首先不是来自学校, 而是来自家长。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振有指出, 一些“减负”的地方发生的家教泛滥等“次生灾害”证明了“减负”工作的艰难性。

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人之性情有善有恶, 教育能使恶者变善, 善者更善……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 去善性中之恶分子。

——陶行知。

美国学校对孩子进行考试, 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 改善之。

中国学校对孩子进行考试, 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 淘汰之。

美国学校的考试机制是学什么, 考什么。

中国学校的考试机制是考什么, 学什么。

学什么, 考什么, 是考试为教育服务。

考什么, 学什么, 是教育为考试服务。

多么触目惊心的考试异化导致的教育异化!

———选自《“高考”在美国》。

每当上“思想品德”课, 我所在的班级会有一半同学昏昏欲睡, 另一半则做其他科作业。这并非同学们不热爱“学习”, 不勤奋刻苦, 只因为思想品德课多是说教, 与实际脱轨。

我实在不明白这对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有什么用处。反而是, 学生完全不信教科书, 根本不在乎什么爱护集体、热爱祖国, 考完就忘。

我在想, 这样的教科书与教育方式, 很可能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方式和思考方式。大家明白了原来可以考试一套, 生活一套;上课时一套, 行动时另一套。这是让学生“高尚”呢, 还是教他们“虚伪”呢?

———《南方周末》发表福建闽清一初中生谈教改的评论《思想品德课, 塑造一代人的思考方式》。

用别人的智慧充实自己, 不用别人的智慧贬低自己;用别人的成功激励自己, 不用别人的成功折磨自己;用别人的错误提醒自己, 不用别人的错误娱乐自己。

———卢志文。

“汉语热”不等于中国文化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 改革开放30年, 我们确实积累了庞大的经济及文化能量, 但还没有很好地释放与转化, 经济如此, 思想文化如此, 文学艺术也大致是这样。

现代的教育归根到底就是“生存的教育”, 而不是“存在的教育”。这种生存的教育给予了人们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 却没有给予人们以生存的理由和根据;给予了人们对于自己和人类文明一种盲目的乐观, 却没有给予人们一颗清醒的头脑。

———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

不要和学生过分亲密, 但态度要友好, 记住自己的目的是尊敬, 而不是过分随便。

———《美国优秀教师行为准则》中的第八条。

有两个全校最差的学生进了我的班。我说, 你们先做一件事, 每人找到自己的优点。他们说自己没有优点。我说, 不可能。我都已替你找出两条了……后进生对批评往往能非常镇静地对付, 你给他说优点, 他反倒脸红了。我总是说, 坚信每位学生的心灵深处都有你的助手, 你也是每位学生的助手。

———魏书生。

教育决非单纯的文化传递, 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对一个人心灵的唤醒, 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

———德国哲学家、教育家斯普朗格。

多与孩子沟通, 慎用早恋一词。我一直是比较平和的人,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沟通, 告诉他们应先让人格成熟, 等自己能判断是非时再介入男女关系也不迟。我的孩子也很乖, 在学校收到小纸条后回来给我讲, 我就会告诉他不要检举对方, 继续拿对方当同学, 孩子听后很高兴, 更加愿意将心里的秘密与我交流。我认为孩子之间的感情很纯洁, 早恋不是什么洪水猛兽, 也许他们之间只是互相欣赏。

———张美芳, 一名有40多年教龄的退休教师。

你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和诚实的孩子, 妈妈为你们祝福……要守住爱情, 守住他, 就要让自己完美, 让自己更优秀!

言说 篇8

——日前,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公开信作出回应:“这么多年都没有破解, 你想它的难度有多大?”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

钱老的疑问, 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 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 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安徽省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的公开信。

这不全是教育的问题, 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原北大副校长王义遒回应“钱学森之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杰出人才是我们对下一个时代的要求。改革开放后, 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世界都是一个奇迹, 但我们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 主要是农民, 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把经济推上去的”。

父母最爱的就是你, 所以照顾好自己就是孝顺父母最好的方法。

——中国有句古话:“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 李开复对此较新的诠释是:“父母最爱的就是你, 所以照顾好自己就是孝顺父母最好的方法。”

把对孩子的爱分给老人一点。

——孩子和老人都是需要关爱的血肉至亲, 对于现代中青年来说, 感情的天平总会偏向年幼的那一边。对此, 《生命时报》刊发评论指出:“对于个人来说, 父母操劳了一辈子, 年老后需要儿女花更多的时间关心;对于社会来说, 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青年的明天, 我们今天如何对待老年人,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明天我们将受到怎样的待遇”。

按理说, 一所大学想培养怎样的学生, 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就算这学生不被全社会认可, 就算是真的看走了眼, 也无可厚非。

——关于北大“校长推荐名单”引争议, 人民网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北大相当冤枉。因为公众关注的, 其实质是社会公平正义, 是教育腐败能否遏制。北大, 有能力承受如此沉重的责任吗?”

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 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的精神解放, 就没有学生的精神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 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 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澜认为:“辛勤的‘园丁’为了整齐、好看, 在修剪掉枝叶的同时, 也修剪掉了个性和创造的花蕾。”

只有当你致力于自我教育的时候, 你才能教育别人。

——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

只有情调, 没有情怀。

——作家梁晓声评高考作文。

过去十年, 在高等教育投入的经费中, 来自政府的部分只增长了3.5倍, 来自学费的部分增长了18倍。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大学的负担成为政府的负担, 政府的负担最终还是社会的负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谈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泡沫。

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决定这个民族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阅读史, 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

——朱永新等学者呼吁设立国家读书节。

外校才女初长成, 隐隐已有大家气……是校园的一枝百合花。

言说 篇9

———王岐山率团访美, 在出席商贸晚宴时受到美国商务部代理部长布兰克、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麦睿博的公开赞许。王岐山引用米兰·昆德拉的名作来表示自己“受不起捧”。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 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 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米兰·昆德拉

生活常识, 化妆技巧, 十二星座小秘密, 不看后悔成功录, 论文大全, 雅思真题, 恋爱金句传送, 不顶不是中国人。

———有网友总结中国校内网站的几大俗。

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评论中国官方公布的过去10年基尼系数。官方数据称, 2008年以来, 显示贫富差距的中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 但因为与民间感受有落差, 引来微博上一片哗然。

中国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之所以如此喧闹, 是因为人们把它当做民意表达的重要通道, 而老外拿这个当社交工具, 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意表达的渠道太少了。

———著名主持人孟非在南京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当前民意表达渠道少, 而网络公众人物影响力较大, 公众人物在转发求助及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社会公众事件时, 也应当有所判断, 避免误信谣传, 助长情绪化的社会心态。

微博对我来说就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5岁江西女生占海特2002年随父母到上海, 由于目前政策不允许异地高考, 没有上海户籍的占海特初中毕业前夕辍学, 她通过微博与沪籍人士就异地高考“约辩”:“我把微博作为我最后的希望, 呼吁教育公平。因为微博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大。”

中文简体改繁体, 好像女人重新裹小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对汉字繁简之争进行报道, 其中引用了中国网民的这一说法。

培养人才, 不能仅看毕业的时候有用, 毕业后40年、50年都有用, 才叫有用。

——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刚。

一个时期以来, 没有特色几乎成了我国高校共同的“特色”。

——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教授认为, 造成中国大学缺乏个性的原因有三:体制因素, 管理因素, 办学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规律办事。

这显示出电影业社会责任意识的降低, 纯技术化的电影越来越多, 而具有文化承载力的电影作品越来越少。

———知名收藏家、编剧马未都针对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票房不够热, 如是表示。马未都认为, 《一九四二》是一部“无责任年代有责任的作品”, 而票房不佳, 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电影的娱乐化趋势, 严肃电影逐渐衰落;另一方面, 观众在选择影片的时候, 更倾向于娱乐化的电影。有网友随即表示:“工作与生活已经承受太多责任与压力, 看看电影, 为的就是娱乐。”

让梦想成真的最佳方式就是醒来。

———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

有句上海老话说:上半夜想想自己, 下半夜想想别人。

———拥有50多万粉丝的上海某微博达人, 不接受安检, 骂了执勤警察, 还利用自己微博的影响, 在网上公布了那个年轻警察的照片和警号, 有意思的是, 这位微博达人是以批评别人“没有规则意识”、“素质差”而闻名的。《东方早报》就此发表评论文章《规则不能只用来规范别人》:“有规则意识是一件好事, 但不能只用规则约束别人而放纵自己。”

教材, 我们错不起。

言说 篇10

———苗炜在《足球就是让你忘乎所以》一文中说道:“我喜欢足球中的粗糙及混乱, 你看着进个球吧, 结果被吹越位了, 你觉得球进门线吧, 裁判说没进, 你根本没时间辩解, 比赛就接着踢了, 甚至没有中断过, 回头你骂娘叫冤都没用。”

恐惧来自遮蔽。

——“我读过一位艾滋病感染者这样一段伤感的语录: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去医院, 很坦然地说, 我是HIV携带者, 请注意消毒。医生和其他病人都很平静;如果有一天我去理发, 我对理发师说, 我是HIV携带者, 请注意消毒。理发师和其他客人都很平静。这一天就是我们的节日。”朱伟在《重叠遮蔽》中这样描述:“一位从国外重新投入祖国怀抱的朋友说, 最恐惧的就是你觉得它 (艾滋病) 到处都是, 可能就在你身边, 可就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威胁着你……对新闻的控制有必要, 我也可以不看新闻。但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 它关乎我的生命安全, 你遮蔽就关乎我的安全。艾滋病既然是一种大面积的存在, 最安全的社会就是透明的社会。”

在城镇化如火如荼的中国, 很难得出房地产全面转熊的结论。

———邢海洋, 《房价的拐点?》

全球从2G过渡到3G网络, 耗费了至少10年时间, 那么从3G升级到4G的周期, 是否也需要10年呢?

———在尚进发表的《鼓噪的4G》中, 诺基亚全球总裁康凯恩给出的时间更久, 在他看来, 全球3G网络普遍开始运营只有3到5年, 远没有收回铺设维护成本, 并且3G有别于2G网络的数据传送特色, 并没有将传统的语音通话压在身下。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3种不同制式的3G手机, 累计保有量也没有突破5000万的手机大国而言, 4G显得太过于遥远, 如何让已有的3G网络满负荷运转, 如何形成移动互联网产业链条上下游的共赢, 显然要比4G问题更紧迫。

如果从统计学上来看, 只要中国经济增速不出现大幅下滑, 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倍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主要的挑战有两点, 一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是调整收入分配体系, 实现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

——谢九, 《收入倍增》

电影就有两个价值, 一个是认识价值, 一个是娱乐价值。

——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历史事实说明, 钓鱼岛问题, 表面看源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 实际上, 它涉及美国对战后亚洲格局的“大国治理”安排。

———李鸿谷, 《钓鱼岛的国际政治地理》

任何关于爱情的现成答案, 或对或错, 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舒可文在《邂逅、耽美、匹配、角力、保质:说吧, 爱情》一文中, 阐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等关于爱情的理论及代表作, 其中, 心理分析家弗洛姆根据社会对人的塑造力量, 得出的结论是, “以资本主义为结构的现代社会, 不利于人全面的发展自己的人格, 形成一种创造的倾向, 因此难以形成爱的力量, 爱情也难以发生, 只能在爱情小说、流行歌曲、电影故事甚至八卦中, 在频繁的更新换代中, 抽象的品味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爱情。”

事实无数次告诉我们, 中国真正的创意产业不是在文化领域, 而是在食品与药品领域。每次食品和药品领域出现问题, 那种好莱坞结局般的神奇创意都让你拍案叫绝, 那些创意如果有百分之一用在电影上, 国产电影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好的。

闲言说“玉” 篇11

《礼记·玉藻》里的玉和“礼”密不可分，君子佩玉而不逾矩。这里动态的“鸣玉”之声：君子玉不离身，君子动，佩玉鸣。伴随儒家君子谦谦礼法，佩玉鸣铛之声，在遥远的时代，悠悠传来，比宫商羽徽更加动人。

但是在《世说新语》里，玉代表的道德的成分被弱化，更多的是用来比拟魏晋中名士仪态，形容士人的高华清朗。《世说》中比较有美学价值阅读趣味的是关于人物品评的部分，当中许多是用自然界的事物形容士人风度（如王恭“濯濯如春月柳”），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玉来比附人物风神：

嵇康“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毛曾与夏侯玄坐“如蒹葭倚玉树”；谢玄答其叔语“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裴令公“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山巨源是“如璞玉浑金” ……诸多例子如珠玉满目，不胜枚举。

这里的玉和人的心性神骨连着在了一起，原本没有生命的东西和魏晋时人一样变得有情有意起来——玉不仅是品德的象征，它的身份从儒家的规矩中衍生出来，更多地触及到了审美范畴。“玉树琼枝”就是飘渺仙境的代名词，《玉树后庭花》虽然是亡国的靡靡之音，可单是看到这名字就足够让人喟然长叹。

《太平寰宇记》：“蓝田山在蓝田县南三十里，一名玉山，一名车覆车山，灞水之源出于此。”蓝溪水中出产一种名贵的碧玉，叫蓝田碧。传世的蓝田玉非但只有在李义山的“蓝田日暖玉生烟”里，也出现在李贺的《老夫采玉歌》中，这首诗寓意和《宫市》《捕蛇者说》都是极为相似：感叹于徭役的重压，民生之艰难。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引发对美的重新审视：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玉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意象，老少咸宜，且千载传承。在民间，用玉形容女子也是“亭亭玉立”，不单成了贵族男子的专属。佳人似玉。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写的是深深庭院，夕阳如泣，美人迟暮。玉多碧色，李白的《菩萨蛮》“寒山一带伤心碧”，真不晓得这份心境要如何落寞才可伤心如此！

词牌中亦有《青玉案》，“青玉案”出自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流传最广的要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宝马雕车香满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和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有相似的悠长如抽丝般的意境。

一场关于玉的情动。贾宝玉是曹雪芹笔下太虚幻境的温润之玉，太虚仙境的神物，来世间历经百劫难，真真假假来这百态人世间历经离合爱恨，编织了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一场红楼梦。玉本是天地造化得了日月灵气的石头，比起玉石之盟，金玉又怎算良缘？

（作者单位：人大国学院）

编辑/林青雨

言说 篇12

———据《新闻晚报》报道, 上海一所中学治拖堂出奇招:三段式铃声为老师下课预警。在该校化学老师沈慧敏看来, 三段式铃声是一种人性化机制:“老师也感觉整堂课没留下什么遗憾了。”

如果不成为教育家的话, 教师十年前如投保1万, 我愿赔付100万。

———据《广东教育》报道, 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在网上开办“教育成功保险公司”, 要求教师坚持每天写教育随笔1000字, 坚持10年写3650篇, 字数达365万字。

“清退”显然需要勇气, 因为不管初衷如何, 客观上都将学术尊严之剑指向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方“互利互惠”的利益怪圈。

———2010年8月30日, 华中科技大学要求307名未能按期完成学业的研究生退学, 在被清退的学生当中, 相当部分是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 还有少数名人, 《中国青年报》就此刊发评论, 指出:“如果政治、经济、文化三方精英分肥, 资源在相对狭窄的三方精英圈子里交换、流动, 三者就没有制衡, 只有联盟。这在以高校为代表的知识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官员在经济利益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 ‘文化层次’显著提高;商界领袖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水平’也迅速蹿升;某些文化学者则用硕士帽和博士帽换得名利双收。这一‘互惠互利’的连环套被耍弄得‘虎虎生威’。”

电影工业给男孩们带来的影响是, 成为大英雄或者“逃避者”。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心理学博士莎伦·兰姆认为:“ (电影中) 这些看似伟大的英雄, 具有人性上不可磨灭的缺陷。他们不能成为男孩们的榜样……绝大多数男孩发现自己无法获得这种所谓的‘男子汉气概’, 于是他们就成为不喜欢学校或者迷恋电动游戏的逃避者。”

学习、爱情两手都要抓。

———据《羊城晚报》报道, 新一代父母鼓励大学生谈恋爱, 主要原因是:一则希望孩子发展纯真的爱情;另外, 担心孩子今后成为“剩男剩女”。

遗憾的是, 和工作不同, 生活虽然也需要理性对待, 但更需要的是感性。

———《廉政瞭望》刊发题为《如果生活是个项目》的杂文, 指出:“在工作状态中呆久了的人, 容易把工作思维方式带到生活中来, 把生活看成一个个项目, 然后理性并有效率地完成, 而且看上去性价比最高的完成方案通常是外包……感性地对待生活和家人, 这显然和以效率、利益为目标的商业理性思维完全是两个频道。能做到在这两个频道中自由切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却是快乐生活所必需的事。”

很多城市打造大学城的真正目的是搞房地产开发。

———《南风窗》刊发赵义题为《“穷”教育走到十字路口》的评论文章, 指出:“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众多高校由于过度借贷, 现如今已经陷入有力付息、无力还本的境地。”

用游戏的态度去对待科学研究, 未必就出不了伟大成果。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以石墨烯研究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把研究工作视为“游戏”是海姆和康斯坦丁团队的特点之一, “在过程中学习, 谁知道或许有一天会中大奖”。

即使富甲天下, 也不过是一群西装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 提供不了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文化纵横》刊发王海光题为《劣质学术的产生机制》的评论文章, 指出:“学术剽窃和弄虚作假, 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但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腐败问题, 只有在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 长此以往, 我们将凭什么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在网络丛林时代会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不知道该相信谁。

———关于中国互联网现状, “天涯论坛”发表胡泳题为《网络丛林时代的信任危机》的评论文章, 胡泳认为:“我们无从证实可能充满很多矛盾、很多争议的信息, 也有许多信息、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们无从证实……现在互联网已经完全地变成了各方利益的博弈场。各方利益都试图使网络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前进。”胡泳将中国互联网现状定义为“丛林时代”。

美国人从小就知道, 抄袭被发现以后, 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