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价值

法律价值（精选12篇）

法律价值 篇1

一、病案概念及意义

何谓“病案”?“病案”一词历代各有不同。它是指“医师记录患者病史、症状、体征、诊疗经过的原始记录, 中医又称诊籍、脉案、医案、病历等[1]。”1953年卫生部召开医政会议, 正式定名为病案[2]。《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规定“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 包括门 (急) 诊病历和住院病历。”可见, 病案是医疗机构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记载病人的病情、诊断和处理方法的案卷材料, 属于科技档案的一个类别, 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由于病案是记录病人病情变化及治疗过程的原始资料, 能够客观反映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及工作情况, 所以它既可为医院进行医疗、科研、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具有医学意义, 又可为处理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以及判定医疗责任提供法律依据, 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由于病案社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病案的内涵, 病案的内涵价值取决于病案的真实性, 而病案的真实性则取决于医疗质量的规范化, 所以提高病案质量具有重要的医学意义和法律意义。

二、病案的特征

作为记录患者从接受诊疗、护理到病情发展、转归的详细、系统的原始医疗资料的病案, 具有以下特征:

1. 专业性。

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 博大精深, 并且医疗活动往往涉及临床各学科之间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医学知识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在疾病的诊疗活动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 即使同一种疾病其临床表现也没有千篇一律、一模一样的, 可以说每份病案都是临床医师的诊疗实践和经验的新概括和新总结。可见, 病案不仅包含着医学各学科领域中的关于疾病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新经验、新成果、新探索和新动向, 还往往体现着超前或发展中的诊疗思路, 具有极强的专业性。

2. 客观性。

病案是医务人员实施医疗活动的客观记录, 包括门诊病案和住院病案。门诊病案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患者自然情况、主诉、现病史、既往史, 阳性体征、必要的阴性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 诊断及治疗意见和医师签名等”。住院病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住院病案首页、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 (检验报告) 、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 (治疗) 同意书、手术同意书、麻醉记录单、手术及手术护理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出院记录 (或死亡记录) 、病程记录 (含抢救记录) 、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会诊意见、上级医师查房记录、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等。”基本反映了患者疾病状况以及病情转归的全过程, 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特性。

3. 时效性。

为保证病案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我国对病案书写在时间方面的要求是:住院病历在24小时内完成;首次病程记录当班完成;入院3日和手术后3日内每天书写病程记录;入院记录由住院医生于入院后24小时内完成;首次病程记录必须由住院医生在病人住院8小时内完成, 急诊入院者需即刻完成;手术记录必须在术后24小时内完成;转科记录于转科前完成;转入记录在转入后24小时内完成等。危重病人的抢救记录和病人家属的谈话等均需要及时记录等等。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病案属于非正式交流的文献资料, 它具备最短的情报间隔时间, 它的形成周期只是从病人入院到出院间的时间阶段, 不像正式文献的形成和交流通常需要半年到二年左右的周期。正因为病案的形成周期短、时效性强, 所以从中能获得最新的准确的情报信息。

三、病案的法律价值

病案作为医疗活动的原始记录, 不仅能够客观反映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及工作情况, 而且具有以下法律价值:

1. 病案是关于病人病情的证明依据。

医疗机构履行职责、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是证明病人病情的过程。它记录了病人本人或他人对其病情的主观描述、医务人员对病人的客观检查、结果及对病情的分析、诊疗过程和转归情况, 是病人病情的客观记录。但长期以来, 病案书写中的法律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由病案书写不规范所引发的“写出来的官司”[2]也时有发生。医务人员按要求书写病案, 不仅保障病案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而且能够真实地记录下患者病情, 有效避免医疗纠纷。

2. 病案是关于医院实施医疗干预的原始证明依据。

从理论上讲, 病案的完成过程是医护人员主观认识客观病人及病情、理性认识、不断指导与推动医疗实践的系统的客观思维的过程。这个被感知的客体即病人和疾病既是一个客观实在, 又是一个能动的主观世界。正确的医疗思维导向是促进患者身心康复的必要保证。而医疗思维的正确与否, 则不仅取决于医生对处于动态的病人与病情的切合实际的、不断丰富发展的感知认识, 还取决于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不断完善的理论水平与工作方式。病案资料中记录的诊疗时间、对象、内容以及医嘱、与患者进行沟通履行告知义务内容和患者签字等原始病案资料, 对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具有其他证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病案记录有缺陷甚至错误, 即使对病人诊治上无过错也会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因此, 病案作为病人病情变化及治疗过程的原始记录, 不仅反映了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及工作情况, 而且忠实地记录了医疗活动全过程, 构成医疗机构对病人实施医疗干预的原始证明依据。

3. 病案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免责的证明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疗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 除了人们常说的诸如医院更有能力举证、证据掌握在院方等理由外, 还有一个医学上的充分理由——医疗行为具有双重性。也就是说, 医疗行为既有治疗疾病的一面, 又有伤害人体的一面, 这在社会学上称为“双重效应”。因此,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时都应符合专业要求的注意程度。而判断医疗行为是否达到注意程度的标准, 必然要求医疗机构举证证明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必要的、合理的和安全的, 在这三种判断中, 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判断主要涉及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 而安全性判断主要涉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所以,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必须正确、全面、及时地收集医疗资料, 以证明医疗行为不具有过错。可见, 医疗机构对自己的医疗行为必要性、合理性及安全性后果举证, 不仅是一个自然法则的问题, 而且是医疗行为规律的法律问题, 符合自然与公正的要求。

4. 病案是司法鉴定、事故鉴定、保险理赔等的裁定依据。

在医疗事故认定、医疗纠纷处理以及医疗保险理赔中, 病案是不可或缺的原始证据资料, 是重要的书证, 能够作为评议、处理或判明责任的重要依据。在医疗活动过程中, 有时患者会出现不良反应, 甚至加重病情, 未能达到患者所期望的医疗效果。如何裁定解决相关的赔偿问题、责任问题, 一份详细准确的、及时完整的、高质量的病案将直接影响司法裁定和行政裁定的结果, 成为司法鉴定、事故鉴定、保险理赔等最直接、最重要的裁定依据。因此, 病案既是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合理性、及时性、恰当性及合法性的依据, 也是司法技术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和保险理赔的裁定依据。

5. 病案是患方实现依法维权的重要依据。

《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要关心、爱护、尊重患者, 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 必须征得患者同意, 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同意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 或者遇到其他情况时, 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 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还规定:“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手术、实验性临床医疗等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 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同意书。如果医疗机构在进行介入治疗、有创检查、手术前没有获得患方书面授权, 也就是无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则医疗行为不仅构成对患者身体权的侵害, 也构成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 属于严重的侵害患者身体权、自由权、选择权、决定权等基本人权的违法行为, 一旦发生医疗纠纷, 凭借病案记录的内容, 评议、处理或判明是非曲直, 从而维护患方的合法权益。

总之, 病案不再是简单的病人病情的记录, 而是涉及医疗机构、患者等社会多部门的一种证明文件和法律文书。随着病案透明度增加, 病案的法律和凭证作用越来越明显, 病案的利用更加广泛, 病案价值必将更加被人们重视。因此, 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履行救死扶伤职责时, 既要用医学的思维对待病案工作, 也要用法律的思维来对待病案工作, 严格按法规要求, 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地记录病案, 提高病案质量, 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贺文杰.病案档案的作用.黑河科技, 2003 (2) .

[2]曹印专.举证责任倒置下的医院病案管理[J].湖南档案, 2002.

法律价值 篇2

吴昊

一、离岸法域与离岸公司 1．离岸法域

为了鼓励贸易与投资，从上个世纪中后期，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法律手段培育出一些公司制度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允许非本国自然人或法人在这些国家或地区成立公司。这些区域一般被称为离岸法域或离岸地（OffshoreCenter or Jurisdiction）。

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英属维尔京群岛、萨摩亚、塞舌尔、开曼群岛、巴哈马、巴拿马及百慕大群岛等等。2．离岸公司

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是指在离岸法域注册但不在当地经营，同时在登记、监管、信息披露、税务、管理和国际义务等方面由特殊法律规定的公司。3．离岸公司的法律特征

离岸公司具有以下基本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非当地性。离岸公司的投资者不能是离岸法域当地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2）注册地的特定性。离岸公司只能选择在离岸法域进行注册，并且这些离岸法域通常是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

（3）法律依据的特殊性。离岸公司必须依据离岸法域的离岸公司法律规范注册成立。

（4）经营地的非当地性。离岸公司需要在离岸法域以外经营。此外，董事、经理等离岸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一般也不能是注册地的当地居民。

二、离岸公司与中国公司之比较

由于法律体系和价值理念的不同，离岸公司与中国公司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 1．登记备案

我国《公司法》规定，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公司登记机关为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公司合法成立的证书是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应当载明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事项。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离岸公司的登记机关为公司注册处（Registrar）。证明公司合法成立的证书是公司注册证书（Certificate ofIncorporation），公司注册证书仅记载公司的名称、编号、成立日期等信息。公众只能查询公司的存续信息，而无法查询股东、董事等信息。大部分离岸公司的股东和董事无需在公司注册处备案，而只需备案在注册代理人（Registered Agent）处，只有经公司董事书面同意后，注册代理人才可以出具注册代理人证书（Certificate of Incumbency）披露股东及董事信息。2．资本制度

各国现有公司资本制度分为授权资本制、法定资本制及折中资本制。

由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可看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实行的是折中资本制，即在公司设立时，股东缴纳的资本不可少于公司总资本的一定比例，其余部分应在一定期限内缴足的资本制度。

由于大部分离岸公司的注册地属于英美法系，因此离岸公司资本制度大都采用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设立时，公司授权资本（Authorized Capital）总额虽载于公司章程，但不要求发起人全部派发。股东只认缴资本总额的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未派发及认足部分，授权董事会根据需要，在公司成立后随时募集。在授权资本制下，未认缴的资本已记载在章程中资本总额之内，再行派发股份募集资金时，无须履行复杂的增资手续。授权资本制便于公司设立和灵活经营。

3．组织结构

我国公司法奉行的是所谓“三权分立”的组织结构，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利均做了具体的规定。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大机构的相互关系中，我国公司法规定原则上董事会、监事会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监事会从属于股东会，体现了我国公司法在制度设计上追求的股东会中心主义。

离岸公司的组织结构上采取了一元制的模式，即只设立董事会，而不设立监事会。公司的整个组织结构的中心是董事会，董事会享有广泛的权力管理公司事务。这种模式的最大优点就是保证了公司的效率。

三、离岸公司的法律价值

离岸法域自身的优越条件和宽松的离岸公司法律制度满足了世界各国投资者的不同需求，使注册离岸公司成为各地投资者海外投资的首选。离岸公司、离岸法域之所以对世界各国投资者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商业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离岸公司自身具备了多种法律价值：

1．提升企业形象

离岸公司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司。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在享有盛誉的离岸法域注册成立离岸公司，那么这将为企业开展跨国业务，提升国际形象打开便利之门。例如，香港作为世界潮流的引领地，有很多知名服装品牌和家具品牌，我国大陆投资人可以先注册一家香港公司，并注册商标，后以香港公司的名义在大陆投资或授权大陆公司使用香港商标生产商品，这就可以迅速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国际竞争力。

另外，大多数离岸公司的名称选择比较自由，在国内公司名称中不能注册使用的字眼在离岸公司中却不受限制。法律允许离岸公司名称含有国际、集团、控股、实业和投资等字眼；名称中还可以包含任意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公司名称中加入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地名。

2．降低运营成本

离岸地为了吸引全球投资者，制定特别法律，免征公司在境外取得收益的各种税赋。离岸地税法规定，免除在注册地境外经营的公司多项税赋，如股息、红利、资本利得、继承税、遗产税、赠与税及转让不动产、股权、证券的印花税等。这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企业可以利用离岸公司进行所得调配来达到节税的目标，例如在买家和卖家之间设立离岸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避税，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也可以通过离岸公司进行投资节税，例如，利用在低税收或无税收的国家或地区注册的离岸公司进行投资控股，能够降低或免去资本收益尤其是红利收益的税收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中介机构也可以利用离岸公司来进行税收筹划。首先由国内的中介机构在海外注册一家离岸公司，然后以这家离岸公司的名义对海外客户提供中介服务并且由该离岸公司对外收费，那么中介服务的收入就是离岸公司的收入而不是国内中介机构的收入，同时又由于离岸公司所在地的税收优惠，这样就达到了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

3．绕开关税及其他壁垒

在企业所在国与产品行销国之间存在关税壁垒的情况下，一个企业向产品行销国出口，需要申请配额及一系列的相关手续，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如果出口的企业拥有一个海外离岸公司，由企业先向离岸公司出口产品，再由离岸公司向产品最终的行销国出口，就可以绕开关税壁垒和配额的限制。

在知识产权贸易方面，以离岸公司名义注册登记如专利、版权、商标等的知识产权，就可以规避国内严格的知识产权转让限制而便利地许可给在世界各地的公司，并由离岸公司收取产权费。

对于与企业所在国尚未建交或外交关系不是很友好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企业若要与之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却又不便直接进行商务洽谈时，设立离岸公司就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发展中国家常常被实行反倾销调查和实施反倾销措施。一般认为积极应诉是最佳解决途径，但是应对反倾销诉讼无疑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即便如此，因为反倾销调查的周期较长和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反倾销案的判决结果往往很难预料。而通过设立离岸公司进行国际贸易活动，在一定度上可有效规避反倾销投诉和调查。

4．进行国际融资

由于境内直接上市融资程序繁杂、成本高、时间长，所以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了避开国内复杂的审批程序，可以选择境外上市，以实现国际融资。离岸公司常常被用来作为境外上市融资的核心环节。其一般运作模式是国内企业在境外注册一家或多家离岸公司，由离岸公司以收购、股权置换等方式取得国内企业的控股权，然后再以离岸公司的名义申请上市，筹集的资金投向国内企业，从而最终达到国内企业境外间接上市的目的。在香港创业板、美国纳斯达克及新加坡等证券市场中，有一大批企业都是通过离岸公司成功实现间接上市的。

5．保障财产安全

对于全球众多的投资者而言，其进行海外投资最先考虑的问题就是财产的安全问题。由于离岸公司投资者的信息和资料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此海外离岸公司投资者的身份可以获得很好的保护。离岸法域的政治经济，环境都相当稳定，投资者通过设立离岸公司可以有效地规避政治风险。而事先设立一家离岸公司，并以离岸公司的名义在海外开设银行账户存款，可以使得投资者的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离岸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普遍没有外汇管制，外汇进出自由，这使得离岸公司在外汇操作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法律价值 篇3

关键词：朴素法律价值；刑法可预测性；谦抑性

从微博曝光，引起网民关注。到司法程序启动，至最后法槌落下宣判。历时半年有余的“南京虐童案”终于走到了它自己在法律上的尽头。代表国家，人民意志的法律判处被告人李征琴犯故意伤害罪。刑期为有期徒刑六个月。然而本案的判决却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法律的价值判断是按照刑法典，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的，并不代表社会舆论的评判。裁判结果一出，社会中，网络上对其褒贬不一。一方观点认为，被告行为过于残忍恶劣，应当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而一方则反驳道，如果法律连家庭之事都要管，那么不知道哪次稍不注意，自己在气急打孩子时就会被国家判刑，被法律与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同等看待为犯罪。如此则人人自危。双方各执一词，难分难舍。而笔者从这则新闻中想到的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的健全及先进程度往往是从这些看似小事中反映出来，而一个社会各方面，各领域的法律观念也可以从中衡量出来。这则新闻如一把标尺，丈量着国家的法治文明，丈量着媒体的职业责任，也丈量着每个人心中的公平正义观。同时这则新闻也反映出了在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朴素的法律价值观念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儿真正理性的法律价值判断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因此朴素的法律价值观距离国家法律价值还有很远的距离。

古代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与现代法治融入引进：中华文明灿烂五千年，法制最为漫长文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历来为中国人所称道。秦科唐律，在当时领先于世界。而中华法系更是自成体系，发展了千年。然而发展时间长并非是好事，中国古代的法制不仅将先进的文明带给了我们，同时将那些封建过时的观念也带给了我们，经过了千余年的沉淀，深入我们的骨髓，难以遗忘。被告人作为被害人的养母在宣判后连续大喊四声不服，不在少数的网民在观看新闻后替其喊冤。我想正是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想法在作祟。古时父母对犯错的子女可动用家法，轻则鞭笞杖打，重有剥皮挫骨。这些残忍的方法也正是古代等级森严下，注重伦理秩序的产物。因此在当时的法制下，律法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伦理秩序，保护统治者的地位，维护伦理纲常。而随着西方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理性法律价值的传入。导致中国古代秩序瓦解，但封建思想仍有残留，因此当法治文明引入中国后，成文法典替代了习惯法。罪刑法定，犯罪构成替代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国家通过立法将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法律，而用法律价值的判断替换了原有的朴素法律价值观（道德评价判断的观念）。而目前中国的法治仍然是两种判断标准混杂在一起的，并未完全剔除封建的东西。因此还处在过渡转型时期。

刑法的可预测性问题：被告张征琴要说最怨的地方并不在自己被定了罪，判了刑。而是在自己明明是出于好意管教子女，只是因为行为过分而被国家判刑。而根据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她也的确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让许多网民喊冤的地方是张征琴并不能预测到自己的行为，到底有没有触犯到刑法，犯不犯罪。我们总不能在做什么事情前都要先翻遍中国的所有法律再做事，这是对每一个公民应尽义务的苛求，是不现实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心中普遍的法感情，朴素的法的价值判断是与现实中法律所不吻合的。对于杀人放火等自古以来就是伤天害理之事，被认定为犯罪是法律和法感情都认同的。而对于 剩余的家庭暴力，虐待，以及本文讨论的故意伤害。人们心中朴素的正义观与法律的价值是否还是吻合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就需要我们在我们心中的法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建立起一座合理有效的桥梁。也就是让我们的刑法面对公民是可预测的。而这种可预测性又引出了下面的问题即伦理道德和法律之间在调整人们行为上的边界在哪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说家庭之事往往公权力是不好介入的，甚至不能介入。而在本文的案例中被告对孩子的“教育行为”被法院认定为了犯罪。这样做究竟合不合理，法律是不是管的过于宽泛。最高法、公安部等联合公布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民政部门将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接受被虐儿童；由教育等部门依法起诉，剥夺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意见》也给出了“改悔机会”，让监护人向法院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而在本案中只是简单的剥夺监护权吗？处在当今文明社会中，家长依然教育孩子还秉承着古时等级观念，将孩子视为低自己一等且必须服从的“物”这样做显然是过分的，孩子不是家长发泄泄愤的工具，教育方式有多种，以下手过重为由面对着伤痕累累的孩子，这显然是借口！刑法并不是相管家务事，而是如果行为超过了家庭的与社会的边界，行为就应当被社会评价，被法律评价。而在本案中被告将自己的养子打成一级轻伤，已经不是家庭规范可以拘束的了，该行为对社会产生了危害。因此法院管辖，法律评判是正确的。

刑法的谦抑性应当被关注。“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種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马克昌教授在《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一文中明确写道：“谦抑原则是近代刑法的根本原则”。谦抑性原则贯穿于定罪量刑的各个部分。通俗的讲，刑罚是在民事侵权责任，行政处罚责任后最后一道救济防线。应当尽量慎用，能不用尽量不用。因为刑法的残酷性，不可逆性，以及前科报告制度等对一个人影响甚大。而在本案中被告人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民事家庭法律关系，达到了刑法调整的程度，但是鉴于其与被害人有亲属关系，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尽管本案已经有了其最终的结果，但是中国法治的发展还在继续。只有将法治一以贯之，用法律的价值来审理裁判案件，国家和社会才会朝着良好的方向运行下去。路漫漫其修远兮，从朴素的法律价值观到理性的国家法律价值判断，我们作为法律人还有很长的路上下求索。

参考文献：

[1]指2015年4月4日的虐童案件，现已审结.

[2]《唐律》，《大明律》皆有类似记载.

[3]参见：《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2015年1月1日实施.

[4]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5]马克昌.《危险社会与刑法谦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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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社会法律价值 篇4

西方社会早期法律是以罗马法及日耳曼习惯法两部分组成, 前者代表着民法法系而后者则代表普通法系, 虽然两大法系无论是立法精神还是侧重角度都颇有差异, 二者的结合看起来显得不可思议, 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 两法的立法基础有着相似之处, 我总结为基本价值互相冲突时需法律加以的权衡。正如斯密所说“人永远具有得到同类援助的机会, 但是, 仅仅指望得到他们的仁慈和帮助只能是空想。”无论哪个时期的社会, 竞争和冲突都是普遍存在的, 人们互相帮扶的景象只有在石器时代才会普遍存在, 因此当冲突愈演愈烈时法律就成为了权衡这一因素的有力工具。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大基本价值应运而生。在显示出法律在社会中价值的同时, 三大基本价值也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局限性, 社会不能光靠法律的权衡使冲突趋于缓和, 仁、爱等“超法律”的价值也发挥着作用并与法律发生着适度的交叉。

一、西方法律三大基本价值

法律价值的几层含义分别体现在溯及法律的历史与发展历程和人们对于法律的期待, 立法的程序与标准中。法律的终极价值是法律所追求的人的终极关怀, 即有关人的本性或生命意义的价值。我们所看到的法律价值就是这些终极价值在当时当代的表现。

在面对三大法律基本价值时, 各大法学派都做出了符合本学派的解释。注重“秩序”的实证法学派主张主权命令说, 代表人物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说道:“主权者为维护和平而制定法律, 法律的权威来自主权者的意愿。”实证主义以当权者的视角来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价值, 并且将法律作为当权者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来看待, 强调主权者的意愿和认可;而在自然法学派看来, “公平”才是在基本价值当中起到主导地位。“人们遵循的具体法则, 必定是根据源自人类社会本性的、普遍性的和不可变更的东西推导出来的”阿奎那用这段话表明了不因依靠正式的法律规则, 而依靠自然理性的观点, 体现出了自然法学派以伦理为标准的法律观;除此之外, 后期的自然权利学派则认为个人自由意义重大。洛克在《政府论》中记载: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观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中人人平等以及集中了人们权利的共同体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相比于早起两个流派来说, 自然权力学派将人与社会共同讨论, 将人是自然人, 更是社会人这一理论运用于当中, 主张人在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法学学者百家争鸣, 有的倾向于法律与秩序联系在一起, 有的倾向于法律是基于公平来调整社会关系的, 还有将法律与道义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只是对于法律基本价值的不同倾向而已, 他们认同三个基本价值的地位, 只是对它们的定位有所区别。这些争论也引领着西方法律社会稳定正常的发展。

二、法与社会的关系及作用

对于个人主义与责任、个人自由、个人隐私等价值理念, 我将他们归结为三大基本价值的衍生产物, 三大价值就如三座大山屹立不倒, 才支撑起了日后西方法律的发展。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幻, 历史不断更替, 一些被以往历史冷漠的法律价值也开始被提上议程。这些价值似乎有“按资排辈”的意思, 前面是我们熟悉的秩序、公平、责任、自由、生命等法律价值, 这些早早根深蒂固在每一个法律价值体系里, 而之后则是隐私、财产等饶有新鲜的价值观。我想就“法与社会”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虽然各大法学流派争论不休, 各执一词, 但我从中总结出了一个所有理论中都不约而同会提到的, 并且也是各大法学家想要达到的状态, 那就是维持社会的秩序, 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历史的发展中与法律永远相伴的便是社会秩序, 确立与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产生的原因, 大卫·休谟在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提到“正因为没有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一切以及人类的自私与有限的宽容, 才产生了正义。”而法律则是正义的化身出现在社会维持秩序的道路上。一个社会得以发展并且能够在精神方面给予其人民以满足, 和平与安全是最基本的保证, 试想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你难道还会为别人侵犯了肖像权而大动干戈吗?当然不会。因此, 我认为法律存在于社会的首要价值, 就是要保证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这时的法律展现给我们的姿态, 可能正义之剑会比天平更耀眼, 法律以它的强制性捍卫着社会的安定, 这时仁、爱等“超法律”的道德价值所不能具有的。法律在条文上已明确规定禁止这些行为, 这种约束是双方的, 人们一方面受制于这些规定, 另一方面又从这些规定中获得巨大的安全感, 所谓“法律是调整人们外部行为的准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一旦这些行为真正地发生, 它与宗教、道德又不相同———它能凭借着国家赋予其强制力, 对威胁到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进行限制于处罚, 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 这说明法律不仅仅是形式, 更是手段与目标, 在这里, 人们会拥有守法的义务感———这是法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维护。另外, 法律还维护着合同、竞争与商业领域的秩序。交易行为依据人们的交易习惯决定, 但是这并不是说, 法律就不能干涉私法领域了, 毕竟, 民间交易的自由大大依靠着人们自身的诚信意识与道德意识, 但如果真正打破了交易平衡, 道德与诚信往往是不够惩罚错误的, 因为它们是思想意识, 没有得到任何的强制力保证, 国家承认它们但却不会以文字形式一条条将它们列举出来, 它们可以调整社会秩序, 但是并不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和最有力的保障, 显然道德与宗教并没有达到制约行为的合理期望。与公法领域不同, 私法领域并没有规定非常具体的惩罚方式, 并且对行为规范也通常没有具体、确定的标准, 私法的法律条文大多是引导式的, 体现为任意性规则, 它只规定最基本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个行为致使双方产生分歧而不能协商一致时, 契约的最后条款“正义的解决”会告诉我们, 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性本自私, 若法律失去了强制性这一特性, 不知有多少罪犯会逍遥法外, 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到的:一个民族的法律, 要做到适应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社会, 必须做到将抽象的理性和适用的社会精神完美的结合。这一理论被称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浪漫相对论, 而后更是引发了德国的论法思潮, 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的理论及法律社会学开拓性人物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思想都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它表明法律不可能在某一单独因素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解释, 必须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当中经历充分的历练之后, 当法律具备了这个社会或是这个民族的特性, 才能在社会中更好地维护和稳定这个社会的秩序。

在当代社会中, 这一点依然适用并不显老套,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系列公司、企业问题, 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很难找到前车之鉴的, 属于我国当时社会的特有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我国人大法工委就制定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并且在环境改变时立马做出相关决定的修改, 使法律的规制及对秩序的维护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程度。

也许我们对西方社会法律价值展现给我们的表面表现得很能够理解, 但是当我们真正深入研究他们的社会, 就会不可思议地发现在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这些价值。中西法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 在立法思想、制度安排、基本概念上都存在着差异, 等待着我们去发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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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卫·休谟.人性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中国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5

尽管环境保护的口号是现代人提出来的，但是环境问题古已有之。事实上，如何生存乃至如何更好地生存，是地球上所有民族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只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同的态度、意识或价值观念使得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在19世纪，西方由传统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后，在以人类的发展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下，环境与资源的持续恶化与枯竭，迫使各国不得不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加以反思。我国在5 0的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中，由于对自然的认识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稳定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以及朴素的环境保护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传统的生态环境在整体上得以维持，而且也与当今凸显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有着不谋而合之处。我国传统的环境法律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环保法律与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不变的追求。无论是帝王、先哲还是普通的社会民众，都从未将自身与自然根本对立起来。内涵丰富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不仅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本价值理想，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历代生态保护法律与实践的基本方向。

（一）“天人合一”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

“天人合一”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伦理思想，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为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先民基于原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直观、朴素的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观念。这种朴素的自然观经先秦思想家的系统论证，成为了完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夏商统治者以天命神权观念控制人们的行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天命不但是变化的，而且其变化在于人类行为的善恶，其归属也受人的行为性质的影响，并赋予了天命以伦理特性。周武王时期，便有了天命和民意相统一的认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尽管这种“天民合一”论还不能说就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但它成为了后来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直接历史渊源。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在天人关系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首先将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与万物是一个本体，如果能做到“仁民而爱物”，就可以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中庸》中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进一步说明自然与人既是统一的，又是有区别的，人能够协助天地化育万物，并且应该做到“致中和”，从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传》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在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认为“大人”应该“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才能达到天人和谐。苟子则认为天人有分相，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制天命而用之”。道家的生态思想基础源于老子对”道”的阐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进一步阐释“道”的本论思想，认为天地万物出于道，自然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要顺应自然规律的变化，要自适其适，无为不为，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这样才能达到“畸于人而侔于天”的和谐境地。《吕氏春秋》在总结先秦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在天人关系上提出“法天地”和“因性任物”的主张。如果说在其他方面诸子百家的观点可能不同，但在人与天的关系方面则是大同小异，所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天人之间的一种协调、和谐，其中心内容是追求“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思考，以现代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种思考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类选择一种合适的发展模式是重要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源泉。其中，儒家的天人关系思想体系，经过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刘锡铭的“天人交相胜”，北宋张载的“民胞物与”命题，程朱理学的“理”本论思想等的深化，发展为完善的.“天人合一”论，成为了符合统治阶级伦理要求的主流思想。

（二）中国传统生态法律的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时禁”思想

由于中国传统礼法关系的特殊性，“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之生态伦理观，也是历代生态保护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其中，由“天人合一”衍生发展出来的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违时禁的“月令”、“时令”思想和措施，作为古代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经验总结，一直是传统社会政治管理、日常生产生活的基础。月令、时令的核心是顺天时而动，尊重自然规律，追求“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的天地人相统一的社会理想，其鲜明具体的“时禁”内容，体现了朴素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思想。它们不仅成为传统社会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以不同形式贯穿在国家立法、皇帝诏令和众多的民间法之中，进而构成中国传统环境( 本网网 )法律的主脉。如，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规定了春天保护动植物的“时禁”内容：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刚发芽的植物，或提取幼兽、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纲罟，到七月才解除禁令。

唐宋时期，许多与生态资源保护相关的法令出自月令内容，各代帝王均将月令作为重要政令，以诏令的形式贯彻月令的“时禁”思想。如，《唐律疏议》中第430条，对于失火及非时烧田野罪的规定“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唐六典》中关于水资源的“时禁”规定：“……隧仲春乃命通沟渎，立堤防，孟冬而毕，若秋夏霖潦泛溢冲坏者，则不待时而修葺，凡用水自下始。”要求仲春、孟冬时节对水资源要实施通衢、修堤防等措施。

封建社会后期，因人口增长、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明清政府虽迫于人口压力，多次推行“弛禁”政策，但在风调雨顺年间，也都不忘规定应按照月令“时禁”，“不违农时”，保护动植物生长，维护生活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如，《大清律例》卷三十九载：“凡不修河防及修而失时者，提调官吏各笞五十；……若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者，笞三十。”雍正二年，清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之。

总之，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思想，“天人合一”的内涵在历史演变中虽然经历了不断论证和丰富的过程，但其主脉与中心未变。它超越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既尊重人的利益、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自然的利益和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发展。尤其是其“时禁”内容所包含的生态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朴素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

二、传统社会生态道德教化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传统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和生态法律的实施关系上看，道德教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现代社会而言，传统生态道德教化为我们构建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一）传统生态伦理道德教化培养了朴素的生态保护意识

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和开明君主，不仅大力倡导“天人和德”、“民胞物与”、“节用爱物”等思想，宣扬“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伦理道德原则，而且还将这些生态伦理道德思想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如古代流传的诸如“网开三面”、“面革断罟”等劝导人们保护自然的传说和“三驱礼”的狩猎传统，东汉以后在儒道两教影响下盛行的“不杀生”、“放生”等习俗，以及在有识之士中倡导的“饮食起居、黜奢崇俭”等行为规范等。这些传说和典故，强化了占主流地位的生态道德观，至少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示范作用。为了以道德教化开启民智，《淮南子》详尽地阐述了自然界万物相生相长的客观规律，充溢着朴素的唯物观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如教育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依照一定的农事节令进行生产活动，才能“喻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而侵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一方面规劝人们的生产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界及自身的规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因为“各用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另一方面提出统治者必须爱护民力，切不可随意大兴土木，“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木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为保持资源可持续利用，《吕氏春秋·义尝》教导人们不要进行毁灭性开发使用：“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坟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种种事例说明，一些以宣扬礼义和道德教化为目的的传统经典文献，强化了统治者的生态意识，对当时及后世的生态保护法律和资源利用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生态道德习俗为民间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依据

如果说，上述事例还只是古代帝王和上层有识人士的生态道德观念和教化，尚不足以说明古代生态道德教化的全貌及整体作用，那么，盛行于各民族中间的不同民俗，则可充分说明生态道德教化在保护传统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突出作用。由于农业生活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各民族对自然生存环境的依赖性都很强。在他们的观念中，基本上都有“敬天”、“崇天”的意识，以至对周围的动物、植物、山水、火等形成强烈的崇拜、敬畏之感，而这种观念则具体构成了各民族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生活地区，以采集渔猎、以畜牧或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完全或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维持生计和民族延续，因而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思想无不贯穿在他们的行为之中。即便是处于以森林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中，并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的民族，他们在与森林的长期相处过程中，也会通过不断认识森林与生态系统、自然生态与农业生态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生态的伦理义务，把这种认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从而合理地调整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所以，作为民间道德规范重要表现形式的各类民间风俗，基本上都与山林保护、动物保护等有着直接关系。如，藏族各部落以佛教“十善法”为基础的民间习俗中规定：“要相信因果报应，杜绝杀生；严禁猎取禽兽，保护草场水源；禁止乱挖药材，乱伐树木。”西双版纳的傣族祖代流传下来的傣文抄本《布双郎》中，有关于自然生态保护环境的训条，“不要砍菩提树”，“不要改动田埂”，“不要砍龙树”等。瑶族传统社会中调整村寨群众行为规范的各种“石牌”，其“料令”的条款基本上都有封山育林，禁止乱砍、乱猎、乱捕及保护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并有相应的奖罚条款。鄂伦春人对于狩猎有很多规矩，如不打正在交配中的野兽，以便动物繁衍后代，对于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的鸿雁、鸳鸯也不能捕猎。在秋季鹿交尾期，打公鹿群时会放走一只公鹿，以利于种群的繁衍。侗族的“款约”，通过各户户主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集体议定有关生产、生活及社会风俗、道德等有关事项，在此基础上形成规则，其内容多涉及封山育林、保护林木、保护水源和水利设施及禁渔禁猎等，并有相应的惩处条款。

历史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无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在民间层面上，都将道德教化作为环境保护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无论是统治者宣扬的生态道德标准，还是各民族自身形成的民族生态道德规范，都为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平衡与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虽然与传统农业社会在形式、程度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加强环境危机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培养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仍然是环境保护的关键性举措，也是环境法律有效发挥作用、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律良性互动的保障。

三、传统生态保护二元互动模式的现代价值

我国传统社会有关生态资源保护的法律形式不仅有国家法律、帝王诏令、地方禁令，还有各种各样存在于族规族训、乡规民约中的民间生态规约，因而表现为多样化的结构和国家法与民间法二元互动的模式。

（一）国家生态法与民间生态保护规约的基本形式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环境保护”一词，也缺乏专门的生态保护法律。其生态资源保护内容，在国家法层面上，一般涵盖于各代律典和帝王诏令之中。如最早的“禹之禁”是关于夏季休渔、春季禁伐的规定；《秦律》之“田律”、西汉《二年律令》之“田律”，规定对生物的保护以及对禁苑的规定；《唐律疏议》以及《唐六典》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等。各代君主发布大量诏令，涉及保护鸟兽鱼虫，禁（限）猎、禁屠、放生、林木保护和植树、水资源保护、维护城市卫生等方面。如，《汉书·宣帝纪》记载元康三年六月宣帝下诏日：“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敦煌悬泉发现的西汉末年汉平帝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一部较为完备的环境保护法规。诏书主体部分是月令50条，其中关于生态保护的就有16条，内容相当全面，主要是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唐代及后世史料记载了众多生态保护诏令，唐玄宗多次发布春季禁止弋猎采捕的诏令，如天宝元年（742年）正月的《改元天宝赦》诏日：“禁伤靡卵．以遂生成，自今已援每年春，天下宜禁弋猎采捕。”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下诏“禁春夏捕鱼射鸟”。元世祖至元年间三次严禁捕猎怀孕的野兽，并禁春三月、秋七月捕猎。清雍正二年，世宗下令“仍严禁非时之斧斤”，即严禁在树木生长期砍伐树木。诸如此类的诏令，与各代律典中的生态保护条款，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另外，也大量存在地方性生态环境禁令及民间的环境规约。如西藏藏族封山禁令规定：“禁止狩猎，如发现随便狩猎者，没收猎物、枪支，然后鞭打，或罚款。”大理白族洱源石岩头村村民立的“乡规碑”，把护林条款列为乡规首条：“保护松林：首列此条，以林为村之风。”蒙古族习惯还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充分反映了蒙古牧民对水的珍惜和爱护。西双版纳的傣族为规范水资源管理，保护水资源，早在公元1778年的《议事庭长修水利令》即明文规定：“大家应该一起疏通渠道，使水能顺畅地流进大家的田里，使水能顺畅无阻。”对于无故不参加修筑沟渠者，要处以各种处罚，即使是贵族的子女也不例外。

（二）传统生态法律的互动作用

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家庭、家族、村落、社会、国家可谓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家法族规对应于家庭、家族，乡规民约对应于村落小社会，国法对应于国家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作用始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色。国家法宏观调控民间法，引导民间法符合“礼”的要求；而民间法则在国家法作用和影响不及之处，对社会行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传统生态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国家的法律和民间的生态规约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和补充的状态下发挥着良性互动作用。

民间生态保护规约是通过宗教祭祀、岁时节庆、人生礼俗等民间习俗活动而产生的，并经口口相传、耳濡目染而广泛流传，在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行为中沉淀下来，从而成为不成文的道德约束，并逐步积淀为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信念、伦理和公德观念，进而整合和活化为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规和处罚手段，表现为对其社会成员的压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最终固定化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般规约。由于其内容符合传统伦常礼教，从而得到官方默许和认可而具有强制约束力。也( 本网网 )就是说，此类乡规民约既有民间的自治性，同时也为官方所关注以至操控。近年来，在我国各地自然保护区陆续发现了各个时期的“禁伐碑刻”，其中一些是由地方官府根据民间传统习俗刻立，这是具有强制性作用的碑刻。而大量标有“奉官（道、府、县）示禁（谕）”、“奉官给示”字样的，性质上则属于民间环境规约，由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共同体刻立。它们虽表现为民间形式，但也要经官府批准后方可立碑，因而同样具有约束力。可见，历代官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民间规约的这一特殊影响力来为国家法律的实施营造宽松的环境，通过民间规约去调整国家法律难以规范的群众性行为。由于民间习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且深入人心，有关自然资源生态保护方面的民间规约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官方的任何禁令都无法替代的。民间环保习俗的广泛效力，以及“奉官给示”、“奉官（道、府、县）示禁（谕）”等界碑的保存，充分反映了在生态资源保护方面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互补关系。这种自生自发的民间秩序与直接来自国家的法律秩序共同构成了传统环境法律的主干成分，在“礼”的调控下相互依赖和影响，成为了’长期维持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二元法律结构。

浅析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6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社会；作用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涵义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义，学界上也存在众多的分歧。于语和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传说时代到清末修律这个时间跨度内，在中国形成并保持、发展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规范、制度和社会心理中有关法的那一部分形成的一个统一的体系。崔永东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一个包括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及受其影响而制定的法律制度在内的二元系统。从上述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定义来看，都脱离不了思想和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1.刑法不分

关于刑法律，梁治平先生曾经说，“古代文明的形成、转换和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并且相应地使用了三个用以指称古代法律的关键词：刑、法、律。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我国古代文献对刑、法、律有着一些相关的解释。《尔雅·释诂》中说：“刑，法也”，“律，法也”。《说文》中说：“法，刑也”。而《唐律疏议·名例》中说：“法，亦律也”。从这里可以发现，在古代社会，刑法律之间确实分的不是那么清楚，有时候甚至就是一个意思。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夏商周时期，其时的法在当时并不叫法，而是被称为刑，如禹刑、汤刑、吕刑、九刑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社会的变革，刑逐渐被后来的法和律所取代。比如说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以及后来商鞅的改法为律。其实这些变化，包括后来以罪名体系取代刑罚体系，也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变化。但是，不得不说，即使是这些技术性的变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断走向成熟。

2.重刑轻民

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立法，虽然在名目上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上都遵循了“诸法合体，刑法为主”的原则。从三代夏商周开始制定的禹刑、汤刑、吕刑、九刑等，皆是以刑事法律为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创立了盗、贼、网、捕、杂、具六篇的格局，“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贼”，故法经以盗贼两篇居首，而只有极少数的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中华法系的代表《唐律疏议》（永徽律），体例上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十二篇。在技术方面的完备程度比起《法经》确是向前大大跨出了一步，但是十二篇其中只有“户婚”“杂律”的一部分涉及到了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而其他基本为刑事法律规范。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刑法典《大清律例》，也是基本以刑法为主。所以说中国古代法典皆为刑法典一点都不为过。

3.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德治”是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主流，其要求统治者必须贯彻以德教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萌芽于西周时期，西周以前，“天命”思想盛行。《诗·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商朝政权的合法性系于上天的意志。西周建立后，沿袭了夏商以来的“天命”传统，但同时西周统治者又认为，“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上天对某一族的宠幸并不是无条件的、一成不变的。天命的得失，取决于谁拥有能使人民归顺之“德”，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是西周的“以德配天”思想。“明德慎罚”则意味着对民众以教化为先，不以刑杀为要，即在治国方略上置“德”于“刑”之先；还意味着要将“德治思想”渗透于刑罚适用中，推行“慎刑”政策。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等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者应当以德行来推行统治，其主张统治手段上“宽猛相济”。西汉时期的董仲舒继承儒家先德后刑的德行并用思想，并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阐释，进一步发展完善德主刑辅思想，使之成为正统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从此，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4.无讼息争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里的“讼”，就泛指狱讼之事。在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清时代，可以说，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过去了，然而那种“必也使无讼”的观念却始终深入人心。究其原因，也不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中国人好古，无论做事情，讲道理必要祖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因此，无论是“至圣先师”的孔夫子，还是崇尚“小国寡民”社会理想的孔子，都是提倡实现社会的和谐，而“无讼”，就是和谐社会的一种现实追求。其次，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与农业伴随而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基本上为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伦理是一种最普遍而且最有效的处理纠纷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主张“德主刑辅”，道德作为一种主要的教育及惩罚手段，而刑罚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这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意识使然。再次，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就尽力减少诉讼，提倡“无讼”。比如对民间纠纷普遍实行调解，劝人向善，息争止讼，将鼓励人们打官司的讼师称为“讼棍”，并严厉打击。久而久之，中国人民就产生了一种“厌讼”的情绪，无讼变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准则。这也就达到了统治者的目的。

5.礼法合一

《后汉书·陈宠传》中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这句话就很好的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刑关系。其实，中国古代的礼与法如果按照现代社会对法律的定义来讲的话已经具有实定法的意义了。瞿同祖先生对此说得好，“同一规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裁时便成为法律。”①可见礼与法作为行为准则，其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就是用礼还是用刑来治理社会发生了分歧，其实也没有过分的剥离礼与法。到汉代以后，昔日的“儒法之争”已经渐渐开始消融，董仲舒旁收博采，推陈出新，建构起新的儒学体系，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在此期间，儒家以其价值重塑法律，系统的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与法律化，结果是在继承先秦乃至青铜时代法律遗产的基础上，将礼崩乐坏之后破碎了的法律经验补缀成一幅完整地图景，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法的完备体系。这一过程即是后人所谓的“以礼入法”，我们名之为道德的法律化②。从此“三纲五常”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准则，经义决狱也成为儒家适用法律的主要方式，而这些也是礼法合一的具体表现。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来先人智慧的结晶，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一定的价值。要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我们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道精神对现代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仁者爱人”，它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们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和公正之心。其实，儒家思想中的“明德慎罚”“中正决讼”“赦过宥罪”“议狱缓死”等均体现了“仁者司法”的理念。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也创造出了许多带有浓厚的人道色彩的司法制度，如“录囚”、“会审”、“直诉”及死刑核准与奏报制度、法官回避制度等。此外，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其是一种追求利益平衡的智慧，也是一种追求社会和谐的方法。基于这种观点，孔子追求“无讼”的理想，即试图通过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达到和解，这一观念后来又转化成为了调解制度。郝铁川先生指出，“在儒家‘和为贵、‘中庸的思想影响下，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民间调解”。在中国古代社会，调解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官府调解，一类是民间调解。不论是哪种调解，其目的都是为了“息讼”，实际上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其相类似，中国当前的调解制度也分为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两种。由此可以看出，调解制度来在现代社会中，经过适当转换仍然会焕发新的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对现代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从有法的时代以来，历代的法典均是以伦理道德作为指导性的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儒法之争”，到后来唐律的“礼法合一”，伦理道德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伦理原则不断转化为法律原则，伦理规范也逐渐转化为法律规范。正如张晋藩先生说，“……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法由止恶而兼劝善；以法附礼，使道德法律化，出礼而入刑。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礼法互补可以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也是中华法系最鲜明的特征。”③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他这是强调血缘亲情和孝道的价值。而《汉律》中就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这其实就是将道德法律化的一种具体表现。“礼法合一”作为中国古代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对许多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是值得我们褒扬和借鉴的。然而，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道德的法律化有利于道德文明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谨慎对待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把那些合乎社会潮流，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比如“诚实守信”、“互利互惠”、“见义勇为”、“尊老爱幼”等给予法律化，而不能那些落伍于时代的道德法律化；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应该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最基本、最通行的道德，而高层次的道德是不宜法律化的。因此说，对道德的适度法律化，重视德治，也是构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再次，法家的“法治”主张对现代社会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法家，其主张“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反应了它们对法律的公正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其實，这也是现代社会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法家在提倡“以法治国”的同时，又提出了立法、执法等方面的一系列主张：比如循天道，因民情，即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客观要求，要符合民众心理；要求明法，即要求立法明确且万民遵守；要求赏罚分明，信赏必罚，认为赏罚得当才能将国家治理好。这就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合理成分，是与现代社会法治精神相一致的，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发展的。然而，法家的法治同时是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法治。在这里，法律是统治者统治的工具，它有助于促进执政者的执政能力，但是却不利于维护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和避免的问题。

四、结语

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代表了古代中国人的最高价值需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不再具有了以前的统治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法律文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相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可以为现在所用的优秀资源，他们对于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一些落后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也可以作为反面教材，使我们更好地进行法治建设。所以说，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不能带着偏见，一棒子打死。而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能真正的为我们当前的法制建设服务。

注释：

①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3.

②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4.348.

③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

参考文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3.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4.348.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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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 篇7

①兴起阶段:检察建议是中国检察制度中特有的一项制度, 一般认为检察建议是在20世纪50年代, 参照苏联的经验, 并在中国检察实践发展起来的。当时最高检察院和各地检察院为了更好地履行各项检察职能, 创立了检察建议书、提请书和抗议书等法律文书。由此看来, 检察建议在诞生阶段便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

②衰弱阶段:1967年, 受文化大革命和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检察机关被取消, 检察建议也随之被束之高阁。

③发展阶段: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 检察建议又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并赋予了新的法律价值功能。1982年12月6日, 黄火青检察长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 明确提出检察机关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漏洞, 运用“检察建议”帮助健全制度, 预防违法犯罪。1992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贪污贿赂犯罪预防工作的通知》和1999年1月29日《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并具体规定了适用检察建议的情形。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由此检察建议便具有了社会综合治理的功能。2011年3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会签文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试行) 》, 对民事行政方面适应检察建议做出明确细致的规定。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推进, 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 其价值功能也随着检察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其作为法律监督价值功能和参与社会综合管理的成效也逐渐凸显。检察建议的价值功能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与社会综合治理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近年来, 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为载体, 创新开展检察监督工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 法律监督功能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权。检察建议法律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 针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违反程序法、实体法等方面问题, 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层面的检察建议, 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刑事检察建议, 即主要针对公安、法院在刑事侦查、审判活动中, 存在违反法律规定, 提出的检察建议。这方面的检察建议弥补了法律法规在刑事法律运行中的漏洞。当然,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因为还有纠正违法通知书等其他可用的法律文书, 所以这一类的检察建议的数量不是很多。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对于民事行政方面的检察建议, 2011年两高联合会签文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 (试行) 》做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了检察建议的提出条件、提出程序以及回复期限。这两类检察建议有效矫正了国家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弥补了法律法规不明确、不到位的缺点, 同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功能现代的社会管理, 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 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个机关、团体均可以成为社会的管理者, 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因此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之下, 检察机关不仅肩负着法律监督职能, 还肩负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功能。检察机关通过预防和防范违法犯罪, 宣传法律, 引导相关单位和个人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培养社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等方面来参与社会管理。其他法律文书又无法全面承担其这一职能, 而检察建议以非强制力的“建议”行为, 恰恰有效弥补了传统的强制检察行为的效果空白, 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 成了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综合管理的一个有效载体。近年来, 由于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日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国政府对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强, 有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日臻完善, 但关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薄弱、滞后, 尤其是经常处理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构成理论几乎没有研究。要坚持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要明确在权益的归属, 没有再征收其他的任何费用, 坚决抵征收额外的费用, 要严格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当家作主。只有把权利落实好后, 才能对检察建议的法律价值判断制度进行有效地完善。

检察机关结合所办理的案件, 针对案发单位在管理方面违反法律规定, 或者在财务制度、安全保卫等监督管理体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等, 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预防、防范犯罪建议。同时通过对案发单位的督促整改, 案发当事人的教育宣传, 一方面使可能再次引发违法犯罪的隐患、缺陷或苗头性问题得到及时排除, 强化案发单位自身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引导相关单位正确执法, 自觉守法, 维护法律尊严, 唤起他们的亡羊补牢意识和防患未然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实践证明, 检察建议有其存在的价值功能, 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但是目前涉及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不高, 法规不统一, 处于各自造法的局面, 因此应该立法完善并进一步发挥检察建议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李青春.董必武的人民司法观与司法解决纠纷机制在农村社会中的现实困境及运作进路——以民事司法为基点[A].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 (第七辑) [C].2011年.

[2]王宏玉.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非监禁刑理念研究——非监禁刑的理念:矛盾冲突中的选择[A].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一辑) [C].2011年.

环境知情权法律价值分析 篇8

环境知情权体现了法的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 永远是法的内在精神蕴涵, 也是近代以来各国法制建设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状态。环境知情权就是要求企业和政府必须公开其占有的环境信息, 将企业资料生产或某个项目开发过程中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实告知公众, 将危害环境的行为置于公众的共同监督之下, 促使企业或项目单位采取措施实现污染减排, 落实科学发展, 以保护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保障全人类公平共享环境资源的权利。

环境知情权也体现了法的自由价值, 人人向往自由, 而法律通过确定自由的范围来保障自由。“自由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行其事,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确定其行为方式, 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所执着追求的目标, 而不是根据别人为实现其意图所设定的强制条件去行动。”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 (1989年修订) 第1条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人体健康,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 制定本法。”依法行事是自由的, 反之破坏或危害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 造成污染、形成公害、危及人体健康, 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为就是要被禁止的。

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等和不对称的情况下, 人们能够通过个体的积极行为获取信息并进行筛选, 作出理性抉择, 实现真正的自由。掌握环境质量状况等环境信息对居民个人生活和企业设立存续的自由都有积极作用。公开环境信息, 公众才能在知情的基础上形成自由的意志判断, 反复衡量, 作出更科学、更利于环保、能代表更多需求的自由选择。在环境知情权缺失的情况下, 公众并不清楚自己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所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例如, 人们都倾向于生活在良好的环境中, 但若缺乏了解环境指标的渠道, 人们可能简单地认为大面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草坪就意味着环境良好, 却不知草坪的耗水量对城市生活用水构成的威胁以及草坪高昂的维护成本与较低的氧气释放量间的反差, 这样盲目地评判显然有违自由的初衷。又比如, 有些化学品即使很小的剂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而有些化学品只有在大剂量、长期接触后才会对人体或环境产生危害。美国“超级基金再核准修正案”要求环保局按年从公司收集有关私人企业有毒物排放的某些数据, 即《有毒物品排放清单》 (TRI) 。每年做一次报告进行公开, 报告书包括公司名称、有毒化学品排放量、排放频率和排放去向等信息。与此同时, 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会不定期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向公众发布不同化学品各自的危害情况。

总的来说, 环境知情权能够保障公众充分享有获知环境信息的自由, 使其更好地认识到自身所承担的环境风险和环保责任, 拥有自由来选择保护自己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途径, 无疑有助于增进法的自由价值。

环境知情权还体现了法的秩序价值, 法律秩序是由法确立和保护的人与人相互之间有条不紊的状态。建立有益于人类的社会秩序, 协调各利益方的矛盾使之服从于整体目的, 力保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发展, 是法律秩序的特点。当今世界, 人们渴求物质财富无限增长,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追求利润最大化, 自然环境在人们盲目开发利用的同时仍保持自身固有的运动规律。法律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协调人类在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的过程中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 避免社会因众多个体的盲目自利行为而陷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建立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有序的状态。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正是为规制法律秩序所作的努力之一。

保障公众获知环境真实情况的权利, 可以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盲目猜疑的社会心理, 增加由于充分认知环境信息而产生的安定的社会心理因素, 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 负面的环境信息尤其应当公开。因为负面环境信息意味着此时此地的环境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即便不公开环境信息, 公众也会因切身感受而有所察觉, 由此引发的恐慌心理将更具感染力, 很容易蔓延至更大范围, 造成公共秩序的动荡和混乱。如果刻意掩饰、隐瞒负面环境信息, 尤其是潜在的或已然存在的严重环境污染情况, 显然不利于公众做好预防或补救措施, 只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和环境损失, 进而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激起社会的不满, 严重危及社会秩序。政府只有改变对负面环境信息的一概保密的做法, 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环境信息一律向公众公开, 才能反映出政府对自己和公众的信心, 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从而促进安定的社会心理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参考文献

[1][美]波斯纳、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1][美]波斯纳、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2][英]汉斯格奥尔各·迦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2][英]汉斯格奥尔各·迦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3]陈富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政管理》, 2008年。[3]陈富智:《关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政管理》, 2008年。

隐性采访:道德价值与法律底线 篇9

一、一次成功的新闻营销

高考是全社会每年关注的焦点事件之一, 而“高考”、“替考”、“卧底”……这样一些抓人眼球的词集中在一起出现, 无疑会形成舆论热点。在多年的新闻实践中, 南都报作为我国都市报的代表之一, 一直关注社会热点, 报道了大量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新闻。有些报道的方式还成了某种社会现象, 如去年同属“南都系”的《南都周刊》在报道一对娱乐明星出轨事件时, 先爆出一部分新闻信息, 随后以“周一见”的方式激发受众兴趣, 使“周一见”一时成为含有特殊意味的社会流行语。据了解, 在以往的有影响的事件报道中, “南都系”一般采用南都报、《南都周刊》传统媒体率先报道, 随后新媒体跟进推送的方式进行新闻营销。而这一次则由新媒体率先发声, 由微博、微信发布消息, 并通过奥一网、南都APP及新闻客户端进行全面报道。

南都报在此次新闻事件营销上的成功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 抓住了“高考”这一热点事件。每年高考, 不仅全国数百万考生及其家长关注, 社会各界同样高度关注。因为高考不仅代表着中国社会数十年来对公平这一社会原则的坚守, 也表达着国家政策、个人机遇等诸多重大社会命题。因此, 每年高考前后, 关注高考、报道高考是各媒体的规定动作, 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南都报抓住这个热点, 经过精心策划准备, 在高考第一天这样的时间节点推出这条新闻会触动敏感神经, 产生轰动效应毫不意外。第二, 采用了卧底报道的形式, 新闻采访报道有多种形式, 而卧底报道无疑是最令受众感兴趣的。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面对执政当局因奸臣弄权导致的邪恶横行、明君不察等现状, 普通百姓会企盼钦差大臣能通过微服私访完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愿望。相当多的人对类似康熙微服私访的桥段一直津津乐道。同时,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窥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在受众需求不断被强调的今天, 通过卧底报道满足人们潜藏于内心深处的窥私欲, 无疑是有广泛受众心理基础的。从新闻竞争的角度看, 独家性往往是不同媒体常用的制胜法宝, 而卧底报道采访的新闻大多为独家新闻 (很少有多家新闻媒体相约卧底) , 其新闻的独家性和稀缺性极易受到受众好评。[1]第三, 新媒体强势出击。媒介融合时代, 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手段以传统媒体无法具备的诸种传播优势异军突起引领传播潮流, 南都报在这次高考卧底报道中, 新媒体率先发声, 传统媒体深度紧跟, 初步展现了媒介融合的实践意义, 也体现了南都新闻人的新闻敏感与创新自觉。

自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起, 新闻媒体对市场的敏感度和适应度决定着在媒体竞争中的成败。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 只有在尊重新闻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应对媒体市场的变化, 才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南都系”在这方面无疑是成功的实践者, 尽管这种成功总是伴随各种争议, 尽管某些新闻营销的手段伴随诸多疑难困境。从多次成功的新闻实践看, “南都系”在坚守新闻理想、成功营销新闻产品等方面,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二、隐性采访中的道德困境

隐性采访常常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 且这种动机常常成为社会宽恕采访中道德失当的理由。南都报的高考替考事件中, 一个高尚的道德动机虽然从未公开宣告, 但显然隐含始终:揭露高考中的黑暗, 还广大考生以一个公正公平的高考环境。当社会上屡见不鲜的不公现象令人失望甚至绝望, 高考被认为是能较好体现公平正义的一方净土时, 对高考不公行为的揭露, 无疑会成为社会各界支持卧底记者行为的最大道德理由。事实也多次证明, 隐性采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拥有良好的道德动机的, 以这种良好的道德动机为出发点开展的隐性采访, 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 彰显了社会正义,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所以, 就总体而言, 在我国新闻传播法尚未出台、社会相关机构执法不严不力、社会不公现象较多存在的现实社会中, 笔者在总体上是支持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的, 这对社会的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隐性采访永远伴随无法摆脱的道德瑕疵。如前所述, 隐性采访成功实施的基本前提是隐去记者的身份, 而这种隐去记者身份的行为从道德层面来看则属于一种欺骗。记者必须隐去记者的身份, 让采访对象误以为记者是另一种身份的人, 否则就会成为公开采访。在美国, 记者在隐性采访中的欺骗分为两种情况:第一, 主动欺骗: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非记者的虚拟身份, 从而比较顺利地采获到想要的新闻素材。对此, 曾在《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名记者本杰明·布拉德利对类似的做法提出批评, 他认为:如果新闻媒介准备批评其他人撒谎和耍弄肮脏伎俩, 记者也不应当撒谎和欺骗他人。他的这种观点符合美国记者日益诚实的报道倾向:诚实的报道不应当从不诚实的行为开始;第二, 被动欺骗:记者假装只是普遍公众中的一员而非记者, 但不会主动告诉采访对象一个虚假的身份。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编辑詹姆斯·斯夸尔斯认为被动欺骗“与撒谎一样具有欺骗性”, 但是“如果必须欺骗, 沉默不语比有意撒谎和伪造身份使人感觉舒服些”。《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提醒记者:“必须牢记不做任何误导他人的事。”在《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中, 记者假扮罪犯的行为不再被允许, 但是有关被动欺骗的伦理条文却语焉不详。关于隐性采访的道德性问题, 笔者曾专门求教于著名伦理学专家王小锡教授。他给出了一个相对比较方便的判断标准:一个人做了被道德认可的、可以做的事, 则被认为合乎道德;一个人做了被道德不认可、不可以做的事, 则为非道德。隐性采访必须包括身份欺骗, 而欺骗是不被道德认可的事, 若去做, 则一定存在道德瑕疵。当然, 欺骗的正当性常会被置于特殊状况中被质疑, 例如, 地下工作者被敌方抓住后要不要欺骗?但我们讨论的是常态。

南都报记者替考报道出来后, 一些稍具法律修养的人开始从伦理和法律上进行质疑, 但立即被诸如“侠之大者”、“别让英雄 (卧底记者) 流血又流泪”等论调所淹没。我相信卧底记者的动机良好:通过曝光替考黑幕, 还全体考生以社会公平。但是, 这样的良好动机真的会得到良好的效果吗?值得商榷。当记者理直气壮地用欺骗的手段去从事违法行业时, 媒体的报道会产生这样的示范:动机良好的欺骗和违法没问题——这就是最大的问题。美国哲学家西塞拉·博克认为:“撒谎会成为一种习性, 即便是一种正常理由的谎言也可能改变撒谎者日常行为的性质, 诱使他在无正常理由情况下行骗……欺骗制造了一种败坏道德的气氛。”“1979年, 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并没有将奖项授予《太阳时报》的‘幻景’系列 (用隐性采访揭露政府官员贪污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系列报道——作者注) , 接着, 1982年, 该委员会又筛除了另外一则隐性报道。此后, 大部分报社记者开始重新考虑隐性报道的伦理问题。许多编辑决定限制记者使用欺骗手法。”[2]顺便说一句, 从1978年开始, 普利策新闻奖不再颁发给卧底报道。新闻媒体的公共性会暗示社会成员, 从而产生不良的追逐效应。我们不希望以道德正确高尚开路, 但实际效果是破坏道德健康的行为发生。

三、隐性采访的法律困惑

由于迄今为止我国新闻传播法尚未出台, 所以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在法律上尚无明确的规定。从宪法权利看, 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利主要源于《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里的言论出版权利自然蕴含了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但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 《宪法》三十五条中规定的言论出版权主体享有者为全体公民而非专指新闻从业者。第二, 这项权利仅是《宪法》的原则性规定, 具体如何享有, 尤其是新闻记者如何享有并无学理审视Academ规定,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此权利享有的方式及程度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理解及享有的差异度极大。由于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权在法律上无明文规定, 所以新闻记者享受权利面临诸多困惑, 具体到隐性采访这种方式更是如此。当然, 我们必须明确一点, 任何权利的享受都是以合法为前提的, 如果权利享受过程中有滥用权利或越权行为, 就会造成违法。

南都报卧底报道中的替考行为在法理上很难规避违法风险, 也寻找不到免责理由。“枪手正在参加高考……”这样的信息具有震撼性和冲击力, 但也容易坐实记者的违法。如果记者的卧底报道只是截止收到假制的“身份证”、“准考证”, 尽管道德瑕疵无法避免 (卧底报道一定会有道德瑕疵) , 但尚可称之为一次完美的卧底报道, 但一旦正式替考, 则行为的违法性就很难改变。南都报记者此次替考违法与否, 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有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替考违法吗?当然。那有什么理由说“记者替考”不违法?记者并无任何法外授权, 因此替考行为不仅越权而且涉嫌违法。崇高的道德愿望、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把握等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免责理由。我国现行的法律强调违法与否“以事实为依据 (而非道德愿望或个人主观动机) , 以法律为准绳”。因此, 只要记者有违法行为, 就很难找到免担法律之责的理由。

事实上, 我国曾发生过多起新闻记者因卧底报道而触犯法律的例子。多年前, 《羊城晚报》一名记者为测试上海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 以一名外地游客金项链被抢为由, 拔打110报警。警察赶到后发现是一场骗局 (警情并未发生, 记者报了假警) , 当即要拘留参与隐性采访的记者, 理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理》的规定 (当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尚未颁布) 。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事态才得以平息。在此次采用隐性采访进行正面报道引发的纠纷中, 记者被指违法的事实是“无警报假警”, 违法事实存在, 后虽然因危害性轻微未被行政拘留, 但“被教育”依然是因违法受到处罚的一种方式。另一起案例来自央视:2001年, 央视记者“乔装改扮, 打入盗墓者内部, 历险七天七夜真实记录了盗墓全过程”, 最终从西汉古墓中“取出”13件西汉文物。之后又将这些文物买下, “捐给”陕西省文物局。他们制作完成的“亲历盗墓”节目在央视播出后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在被法律专家一致认为记者有违法甚至犯罪嫌疑 (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的规定) 后, 最终以记者从央视辞职收场。从法律的角度看, 这位央视记者已算有了较好的结局——若不是“捐出”文物, 从央视辞职, 处在风口浪尖上很难逃脱法律惩处。在这次采用隐性采访揭露盗卖文物的案件中, 记者的违法是参与了盗卖文物行为。而就今年南都报的高考卧底替考事件而言, 由于记者同样拥有良好的动机, 所以容易获得社会的宽恕, 此类案件属公诉案件, 一般也不会有公诉人对记者进行起诉, 所以事件多半也会不了了之, 但这并不能免除记者的违法指责。

在关于隐性采访的违法讨论中,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 关于“违法”。在讨论中笔者发现, 有些讨论者容易将“违法”和“犯罪”划等号。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违法”和“犯罪”的关系说清楚很简单:“犯罪”行为一定是“违法”行为, 但“违法”行为不一定是“犯罪”行为。只有违反我国刑法的违法行为才是“犯罪”行为。说清这个简单的问题, 可以厘清讨论中的简单错误。其二, 关于隐性采访 (卧底报道) 和警察诱导型侦查的卧底破案。有人习惯于将两者进行类比。在现实生活中, 警察会针对某些特定案件, 采用诱导型侦查的卧底破案手段。这种手段似与新闻记者的卧底报道有相似之处, 实际是有很大差异的。警察作为专门的侦查人员在实施与某些隐性采访相类似的诱导型侦查时, 会有种种限制, 归纳起来, 主要有三条:第一, 针对特定的犯罪行为;第二, 由专门机关的专门人员执行;第三, 必须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 这样三个条件都不具备。第一, 这里的诱导型侦查主要针对的是特定的犯罪行为, 而隐性采访一般针对的是违纪违法行为和程度较轻的社会丑恶行为;第二, 新闻记者不属于可以开展侦查的专门机关的专门人员, 法律并未赋予他们专门的权利;第三, 记者在开展隐性采访时, 并未履行法定的审批程序。鉴于上述理由, 新闻记者当然无权进行诱导型的隐性采访, 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3]

隐性采访具有诸多的社会价值和新闻实践意义, 因此, 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采用这种方法采获事实进行报道不仅很有必要, 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 在建设法治现代化的当下中国, “合法性”的底线不能超越显然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行为显然也不能超越这条底线。

摘要：今年6月7日, 《南方都市报》记者采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卧底高考替考组织, 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从这次成功的新闻营销入手, 分析隐性采访中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惑。

关键词：隐性采访,道德,法律,违法

注释

1[1]顾理平.隐性采访论.新华出版社, 2004:37-41.

2[2][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 2001:302.

儒家民本思想的法律文化价值 篇10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内涵丰富, 应用面广, 其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儒家民本思想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二是人与神的关系中人是主导;三是国与民的关系中民为邦本。儒家把民本思, 发挥到行政、刑政、道德伦理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主张重视民心向背, 刑罚适中, 反对苛政与滥罚。儒家提出了“天生民而立君, 以为民也”、[1]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2]、“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3]又如“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4]等观点。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中, 民的地位代表着天, 在统治者之上, 尊重人的价值构成了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 儒家民本思想所包含的内容, 决定了其地位和作用, 也因此而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其实孟子这里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 就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现代法律文化价值

(一) 儒家民本思想对现代民主的启示

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但是儒家民本主义扎根于宗法制中;其所包含和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文化, 也是扎根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之下。儒家的“民本”和“仁政”、“德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要求对“民”的关注, 主张“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仁政”, 行“德治”, 由此可见儒家民本思想也有在乎和尊重平民意志的一面。具体表现在:第一, 统治者必须从民利出发, 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 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5]第二, 把民意和天命等同起来, 统治者合法性受命于天, 同样也来源于民。第三, 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6]“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7]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因此“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应该渗透到法治中去, 尊重公众意志, 建立民意表达的机制和渠道, 把公众意志的重要性融入到现代民主政治中去。

(二) 儒家民本思想对刑罚人性化要求

当代社会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在我国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人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 呈现加速趋势。人性化是刑罚理念中的一种价值取向, 其基本蕴涵是以人为本, 把人作为刑罚里面必须尊重的主体, 弘扬人的主体价值, 尊重人的权利, 以及给罪犯的以以应有的人文关怀。刑罚的目的、手段、量刑、执行, 要求既要保护受害人利益, 又要保护犯罪人作为人不应该在刑罚中失去的基本人权和人格权, 在实现刑罚的全过程中, 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1.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罪的人所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一定权益严厉的强制性的法律制裁方法。刑罚的属性决定了对人身制裁的严厉性, 所以在司法实践首先应该依据法律的规定实用刑罚, 而且尽最大可能的给予罪犯人文关怀, 即尊重罪犯的基本人权, 这也是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和体现。刑罚实施中加强对人权的尊重具体要求表现在:第一, 在立法上, 提升人在法律面前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立法来保障人权在刑罚中的实现;第二, 量刑中要人权, 对特殊人群的特殊照顾和考虑, 如孕妇女不适用死刑和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与量刑上的减轻等, 在量刑和用刑上都应该体现人性化的要求;第三, 执行刑罚时更应该体现人性化, 围绕保护基本人权和人格权来执行刑, 如罪犯的受刑能力, 死刑的执行手段等尤其需要体现人性化。

2.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必然要求法制的现代化, 构建能促进社会发展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刑罚作为传统的治国手段和方法, 延续到当代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古代儒家虽主张施“仁政”、行“德治”, 但也主张用“刑政”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 最为典型的就是“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儒家刑罚思想是以民本论为其哲学基础, 因此其基本逻辑是:重教化反严刑, 教化、感化在刑罚之前, 儒家民本思想派生出来的法治理念对当代刑罚理念的转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 要在刑罚的价值取向上予以改变, 树立现代民主法律意识, 增强人性化在法治中体现。其包含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 从立法观念上, 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并且予以必要的尊重;第二, 刑罚的目的性应增强“民本”意识, 使其更能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第三, 从刑罚的效应上看, 公正、人性的刑罚, 更能让人民的普遍守法。要构建一个具有人性化的刑罚体系, 其次必须形成一个正义的刑罚价值体系, 公众的利益得到维护, 公众也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 同时也要保证刑罚的威严不被其他权力所践踏。我国传统的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思想既和人类文明进程背道而驰, 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 必须转变传统泛刑化、重刑主义、刑罚万能的刑罚观念。建立现代化的刑罚人性化理念, 就应该完善刑罚的价值体系。

摘要：儒家民本思想所体现的法律精神, 不仅在古代的中国发生作用, 而且延续到我国现代法律文化中和当代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当代法治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法律文化价值,司法实践

参考文献

[1]《荀子.大略》

[2]《孟子.万章篇》

[3]《孟子.尽心下》

[4]《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太誓》

[5]《孟子.尽心下》

[6]《论语.颜渊》

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法律价值 篇11

在各种证据规则当中，自白任意性规则是自白的可采性规则，是为了遏制不正当取证行为而设定的。自白任意性规则承认自白可以作为案件的证据，但该自白必须出自自愿，且不得将其作为给被告人定罪的唯一证据。自白以“自由”和“自愿”提供为采纳标准，这是自白任意性规则的一般原则。其中“自由”是指自白者的自由意志没有被剥夺，他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承认犯罪以及是否就指控的犯罪作出坦白。这里的“自愿”，有着严格的法律含义，是指在没有外在压力或者不正当的诱骗时自己决定认罪或者就指控的犯罪作出供述。

排除非任意性的自白的根据之一，是为了保障案件的真实发现：非任意性自白被认为有较大的虚假可能性，因此予以排除有利于发现案件实质真实，避免受不实的证据误导。不过，如今评价自白任意性规则，不再把自白的真实性当作唯一考量标准。自白任意性规则不仅是为案件真相发现设定的限制，同时也是为正当地发现案件真相设定的限制。威胁、引诱、欺骗等取证方式即使获得了真实的供述，也不能被容忍和接受，这涉及的是司法文明与人权保障这一类更为根本的深层次问题。

在我国，1979年、1996年刑诉法都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然而两个证据规定与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以引诱、欺骗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再明确表明排除的态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是，我国立法与司法如此重视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现，对于口供及其真实性十分倚重，却又对可能造成自白缺乏真实性的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方式等闲视之。多年来，我国立法与司法部门对各种证据规则的认识，聚焦于这些规则对于证据真实性的作用，较少顾及颇为抽象的程序正义观念。背后的原因是，将这些非法取证行为的非道德性看得过轻，依靠包括刑讯在内的非法取证行为获得的口供也有不少是经得起检验和印证的，因此不免纵容这些非法取证行为日常性地发生。

自白应当出自嫌疑人的自愿才能具有可采性，这一规则在法治成熟社会早已是常识，但对于我国司法人员来说，只有将自白与真实性联系起来才容易理解和接受，以任意性为采纳自白的标准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和接受了。非出于自愿的自白不一定是虚假的，只要将该自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判断自白的真伪，进而揭露并证实犯罪。在这一成功面前，欺骗、利诱甚至威胁等取证行为很容易受到容忍和宽纵。不过，在我国需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依赖口供并以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侵犯司法人权现象仍然较为常见，进而导致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严重匮乏。应当认识到，确立并落实自白任意性规则具有约束侦查权防止其滥用的功能，不但对人权有保障作用，有助于防止冤错案件的发生，而且也有利于提升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和社会认同度。

我国刑事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都有必要确立和落实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不仅应当审查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关联性，而且应当以是否具有任意性为标准。对于非任意性自白，应当遵循两项标准进行排除：一是真实性标准，对于可能导致自白失去真实性的取证手段，排除该手段获得的自白；二是正当性标准，又可称为人权标准或权利标准，对于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为，以违反程序正当性为由排除该行为获得的自白。同时，除刑讯等严重侵犯人权的取证行为以外，将是否排除自白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当本着良心和理性，遵循法制和现代法治则，做出符合公道的裁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分析 篇12

关键词：法律意识形态,价值属性,法律活动,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 它是法理学和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意识形态研究和法学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这么说, 法律意识形态反应法律价值观, 而法律价值观又是法律意识形态的实质。但是对法律意识形态这一问题, 我国目前的研究还十分的薄弱, 例如没有将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特定化;没有将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体系化;没有将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与相关范畴相区分等等。

一、法律意识形态从一定的标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的法律价值观

在人们最基本的法律意识当中, 他们意识形态下的法律思想具有倾向性、影响力和感知性。与此同时, 一般的法律意识只能当做一个普通的法律现象, 它是人们因为看到某一件触动法律的事情后所表达出来的主观思想和心理感受, 而且由于人们的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也有所不同。它是人们在法律思想以及法律意识这两方面的真实的体现和表达。根据所规定的标准, 从人们的具体的表现出发, 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心里形式划分成两大类, 第一种是感性法律意识, 第二种是理性法律意识。通俗点讲, 法律意识形态就是人们法律意识当中的法律思想, 但不是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可以称之为法律意识形态, 只有那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才能被称之为法律意识形态。

当今社会, 越来越多的人学习法律、懂的法律、遵守法律,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真实的法律思想。例如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法学研究员, 当他们遇到某些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后, 他们会根据所学的相关知识、相关操作流程进行处理, 这就是他们的法律思想。当一些普通的农民工、操作工遇到某些发生的法律事情后, 他们也会处理, 但是他们的处理方式大多都是根据先前遇到类似事情后所学习到的知识, 那些知识就变成了他们的法律思想, 所以他们的法律思想不管是在真实性还是理论性亦或者系统性上, 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且他们的具体意义与实际作用也有些许不同。所以每当出现法律事件时, 只有那些具有价值属性的法律思想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法律意识形态。

法律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对于法律事件或者法律问题的看法、态度以及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当人们面对那些法律问题或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后, 无论这个问题或者事件相关机关或者企业已经作出了怎么样的说明或者解释, 公众还是会对该问题或者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这就是人们法律思想的体现。

人们就某些法律问题或者已发生的法律事件而言, 所表达的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可能是肯定的, 也可能是否定的。但不管是肯定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 呈现给其他人的都是人们自己的立场和就该问题或者事件的观点和看法, 这种观点和看法就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 也可以说成这是某些法律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亦或者当今社会上存在社会学和政治学, 这些都是构成意识形态的部分, 也就是说从某些方面而言, 其实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理论是相通的, 它们都是对社会活动进行解释说明的系统方法, 都能够提出相关的科学理论来为人们了解社会提供服务。但是, 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理论之间也不能划上等号, 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主要的区别体现在两点:社会科学理论中是没有相对简单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些理论都是人们在不断探索验证过的事实, 而意识形态却有着相对完成的价值观体系并且意识形态会将所说的验证过的事实归入其中的同时加入其它的内容, 让它所包含的范围远远超过既有的事实。所以, 法律意识形态的内容较为丰富, 且每个人的法律意识形态都大不相同, 这也就说明了法律意识形态具有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性。

二、法律意识形态决定了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

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并非是抽象的, 它对法律活动也有着实际的影响。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国现阶段法律意识的作用是为国家培养帮助国家社会建设的人才, 也有些专业人士认为我国的法律意识的作用是决定了法律活动的发展方向。在我国, 无论是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还是执法活动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都需要方向上的指导, 这也就是法律意识形态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法律意识形态的另一个作用即价值判断, 它可以让人们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依据对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法律事件做出判断和结论。一方面人们在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依据的时候, 就是对其基本法律的肯定和赞同, 这就可以指导人们正确的法律实践;另一方面, 当人们在以法律意识形态为依据的时候, 也可以对不合理的法律进行批判, 从而确立新的法律观念。

主流法律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法律活动的方向, 它会因为其在法律意识形态体系中地位的不同而不同。我们从法律意识的作用出发, 可以将法律意识形态分为主流法律意识形态预计非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两种。统治阶级的法律思想往往就是主流法律意识形态, 被统治的阶级或者社会其他阶层的法律思想往往是非主流法律意识形态, 非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会根据其所属的阶级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当然, 也只有统治阶级中主要的的法律思想才是法律意识形态, 其余的法律思想不属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

三、总结

当今社会, 人们对于法律意识形态虽然有着自己的认识, 但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真正的概念人仍然模糊不清, 这也是因为法律意识形式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介于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之间的概念, 不同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本文, 我们了解到了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 它是法律价值观的具体反映。当然, 在探寻法律意识上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孙春伟.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分析[J].学习与探索, 2011 (5) :100-102.

[2]周小仁.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分析[J].华人时刊 (中旬刊) , 2013 (6)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