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期待（精选11篇）
社会期待 篇1
大学生实习制度:鲜花可否结出饱满的果实?
随着大学生见习制度的提出, 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也成为当下的“焦点议题”。作为就业之前的一个“缓冲期”, 实习业已演化成了就业的一个重要“砝码”。强化实习已成为弥补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力措施。
但是, 由于实习期间, 大学生与实习单位不形成劳动关系, 因此, 大学实习生的各种权益和保障都有所欠缺。因而, 适时提出的大学生实习制度就像是一朵艳丽的鲜花。
何为大学生实习制度?专家指出, 大学生实习制度不同于沿袭已久的教学实习和学校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 它是指用人单位有计划、有目的地安置即将毕业的学生, 以及那些不具备专业背景或行业经验, 但有工作愿望和热情的大学毕业生, 即为那些仅凭简历还不足以证明自己的人提供“实习工作”、“尝试工作”的机会。它不是基于人际关系的经验性、个体随机行为, 不是学校和企业之间一种简单的“对口实习”任务, 而是涉及政府、学校、用人单位、大学生, 乃至家庭的一种规范、系统的常规化制度行为。
兴许每个人都会这样问道:“这朵艳丽的鲜花能否结出期待中的果实?”
在见习制度“制造虚假就业泡沫繁荣”的同时, 企业单位的用人需求量也大大减少。此时的大学实习生所面临的“僧多粥少”的窘境将更加严重。随着高校大规模地扩招, 这种尴尬处境已经见怪不怪了。一些网友在论坛发帖留言说:“找工作还可以到招聘会上去投简历, 但是找实习单位的渠道就少了很多, 难度不会比找份工作低哪儿去。”解决一个人“有饭吃”很容易, 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都能得到实习的机会就很难保证了。
虽然建立有效的实习生制度可以为企业招聘和选拔优秀人才、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促进实习生为企业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但是大学生实习制度是建立在对企业单位“公益性”的充分信任基础上的。尽管企业对建立实习生制度的社会义务责无旁贷, 尽管这也是企业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但向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弥补大学生实战工作技能方面的责任意识依旧非常薄弱。归根结底一句话:企业并不是新兵的“操练长”, 而是追求效益的生产加工厂。
政府:做好“引路人”不容易
近些年, 全国两会上总有代表提出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 以此来解决大学生实习难题。因此, 在关涉大学生福祉的实习问题上, 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开始公布一系列的计划。这时, 政府的“引路人”形象跃然“纸”上。根据两会代表的意见和公众的需求, 政府开始组织服务团队, 出台相关规定来干预和指导各级部门的工作, 力求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制度, 以此来改善大学生的实习环境。
福州市鼓楼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目前草拟出一份促进大学生实习和就业的文件。政府部门从位于洪山科技园、软件园等处的企业里挑选部分生产经营稳定而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相关的事业单位, 以及一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部门, 给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文件规定实习时间一般为3～6个月, 实习期间将按失业保险金的标准给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60%的生活补贴, 同时也鼓励单位每月给予实习生一定的生活补贴。
但是, “民众普遍地依赖政府, 也折射出中国社会公民不能自立、社会不能自治的严重不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燕继荣说:“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突起、资源分配多元化的国度, 中国依然扮演着‘保姆’的角色, 肯定会穷于应付, 最终由于超负荷运转以至焦头烂额, 这也是它的必然宿命。”
这时, 我们就不得不客观的去对待大学生实习难题。一位社会学家说:“大学生实习难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而合理解决的最主要原因, 就在于高校的盲目扩招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逐日凸显。”
据悉, 苏宁电器针对金融危机阴霾下的全社会就业困境,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在面向2009届大学毕业生招聘2000人的1200工程七期工作启动之后, 近期苏宁再度推出“大学生实习计划”, 计划和全国50家211工程重点高校签署实习基地协议, 向在校大学生每年提供8000个大学生实习岗位, 而对于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的大学生, 毕业时, 苏宁电器也将优先予以留用。
但是, 这毕竟只是企业所尽的社会义务。作为市场经济之下的企业有着不稳定性, 面对充满变数的“外在”因素, 还是要更多地考虑怎样完善“内在”。
高校和大学生:摆脱“约束”进入“源头”治理
在目前众多的实习困境当中, 很多都是高校和学生自身所造成的“人为壁垒”。比方说高校的培养模式出现问题, 已经和市场的需求不配套, 教学内容和专业设置也与社会的实际需求脱节。
虽然高校都有开展相关的社会实践课程, 但是由于教师的不重视、学生的懒散, 很多都是走走过场, 看看热闹就算了, 没有多少人会耐下心来认认真真地对待。原先企业也是非常欢迎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高校生的, 一来企业无需投入太多;二来, 说得难听一点, 企业也可以把大学实习生当成一种周期轮换的廉价劳动力。但是, 当很多大学实习生为企业所带来的不单只是“零利润”还有一系列的麻烦之时, 很多企业便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 将大学实习生拒之门外。其实, 现在的企业需要的大都是一种复合而又实用以及“招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人才, 而现在高校培养的人才普遍难以满足这一要求。
据记者走访一些企业得知, 很多企业给大学生提供的实习岗位也不是没有, 有些企业响应政府的号召, 专门腾出很多岗位来接纳大学实习生, 但是企业对大学实习生也提出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应具备的能力, 比如说实践操作能力、动手能力、交际能力等等。但是, 这些却是当前许多大学生的软肋。
上大学之后, 很大一部分人便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由于大学相对宽松的环境, 主观上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大学期间也不能结合个人职业发展方向对大学生涯进行合理的规划, 从而导致浑浑噩噩过完四年。
造成大学生实习难题和制度不完善的根源其实不在于企业, 而在于高校和学生自身。因而, 不能简简单单地指望政府的“救济”, 而应该摆脱政府的“束缚”从“源头”出发, 解决问题。一些专家指出:“由于各类高校忽略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部分高校的实习指导部门也形同虚设。因而, 高校要加强指导实效, 从新生入学开始就要开展相关的就业指导, 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这样, 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学生才会有所了解, 从而具备学习的动力和方向。”
另外一点, 针对当前并不完善的大学生实习制度, 很多都流于形式主义, 有些还变成了以赚取钱财为目的, 因此, 学校对此行为要进行规范, 适当延长两个月左右的实习期, 建立大学生实习基地, 主动为大学生联系实习岗位,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各项操作技能, 并加强实习过程当中的指导。
“订单培训”:何时开始走俏高校?
据相关资料显示: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变小, 很多企业开始恢复生产, 尤其是很多生产型企业, 逐渐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
从记者走访的最近几场招聘会来看, 相比有着较高学历的本科生, 不少大中专生更为抢手。从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目前, 大中专生的就业率要远远高于大学本科生。随着很多企业开始招聘一线的技术工人, 比方说电子、机械、钳工、焊工、数控、幼教等, 本科生只能望“岗”兴叹, 一技在身的大中专毕业生则可独霸台前。一些老师甚至亲自带着即将毕业的学生集体参加招聘会。除了体验现场的招聘气氛之外, 更多的还是来找工作。“我们技校的学生都是有技术在身的, 加上学校和老师帮忙介绍, 找份工作比大学生要容易一点。”
企业为什么欢迎大中专毕业生?一家公司的经理说到:“其实, 大中专毕业生所学的课程和本科毕业生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动手能力却比本科生强很多。”很多大中专毕业生毕业之后, 一般都可以直接进入试用期, 大部分都会在双向选择的时候留下来。本科毕业生缺少的就是实践的机会, 但是一些大中专生, 说得夸张一点, 则是“天天在实习”。
一些有一定规模且能持续提供较多岗位的企业, 会与部分技校及专业培训机构建立校企合作、产教结合, 积极推行“订单培训”, 企业根据岗位的需求与学校签订用人协议, 明确校企双方职责, 学校也尽可能按需培养人才, 学以致用;用人单位保证录用合格人才, 用其所学。
这种“订单培训”一直都是盛行于技校, 一些高校管理者则不耻这样做。“我们大学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地方, 不是培养技术工人的。”但是, 随着社会形势的演变和发展, 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开始走俏人才市场。很多企业也都拥有和高校合作办学以及定向培养的项目, 例如国际著名的连锁酒店喜来登历来有依托大学为自己培养旅游及酒店管理人才的传统。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也是紫金矿业集团于2007年在福州大学成立的一级学院。紫金矿业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 专门开设了一大批课程, 为企业培养后备人才。学生在学习期间除了可以享受到紫金矿业集团提供的大量补助, 拥有大量的实地实训的机会, 毕业之后还可以直接进入紫金矿业集团工作。
校企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实践基地, 高校在教学计划中安排实习指导都是一些好的做法。“订单培训”也会将双向选择贯穿到整个大学当中。尽管企业有着效益下滑或者倒闭的风险, 但是学生照样可以学到实实在在的本领。关键就是, “订单培训”何时才能走俏高校?希望, 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社会期待 篇2
社会角色可以由亲属关系赋予，比如父子兄弟夫妻;可以由职业赋予，如老师医生律师;可以由阶层位置赋予，比如领导与下属，富裕者，中产或是工薪阶级……
而不同角色也必然肩负着不同的社会期待。比如儒家思想所概括的为臣要“忠”，为子要“孝”，为兄要“悌”;又如《菊与刀》中近乎苛刻的对于作为妻子的要求;当然也有对老师春风化雨，医生妙手回春，法官维护正义的期望。总之社会期待是从道德与技能两方面施加的，而社会期待的影响会使一个人更好的去接近于他的社会角色，但同时也应避免同质化的危害。
社会期待会给人带来社会角色所应具有的责任感，则相应地会带来约束力，使得社会人更为规范地拥有其社会角色所应具备的品行。同时由于这些期待是代代相传的全人类的通性共性，乃至被写入了四书五经成为了“修身”的金科玉律，期待成为了一个有目标有条条框框的.对象，使得人们既便于达成，却也不免在此过程中陷入了同质化的可悲。
正如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篇(编)》中所言“中国人就是一群由头羊率领，只知走得更齐、更快的羊群”。当每个人的前进都是为了更好贴合于自己的社会角色被赋予的社会期待，那我们不就变为了鲁迅笔下那可悲的羊群了吗?没有个性，或是个性被期待的壁垒给剪除，而成了格式化的刻板单一产物。可见过分执念于社会期待而丢了自己属于人的本性，便会成为可悲的符号化社会角色。而个人单一化的叠加，则会使得社会变得固化，因缺乏流动而停滞不前。
因而面对社会期待的双刃剑，我们所需要做的便是“求同存异”，“同”为我们所应具有的社会角色的良好品质与技能，在自己现有的角色上做到受之无愧，担负得起身上的社会责任。但同时社会人也不能为了融入社会而放弃了人的多样性与个体差异，要不被角色及期待所禁锢。就如同马云，他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英语老师的社会角色，而是明了自己内心的方向，向前进发。他没有被“老师就该在学校教书”的社会期待所禁锢，而是“不安分”地去创去干。而当他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互联网大佬，他也身体力行地去完成其新角色被赋予的期待。可见只有社会上有那么多敢跳脱也敢担当期待者，社会才会有流动与力量，才会不被期待单一化同质化。
社会期待 篇3
这位年轻的市长，立刻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赞成者认为，干部就，应该从一出校门时就培养，这样，才能让他们充满理想与抱自，有棱有角：反对者认为，这是片面追求高学历的结果，这样任命干部显得太轻率：更有网友指出，29岁任市长，是好事，但需要加强监督和引导。
周森锋的经历，得益于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引进高素质人才的干部政策。其清华大学一毕业，就担任了襄樊市建委副主任——以25岁的年龄、初出校门的经历，直接担任副处级干部，相对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官员晋升体系而言，已经具有了相当的传奇色彩。
其实，周森锋只是襄樊市引进的高素质人才中的一个。两年内，与他一样从各个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到襄樊市任职的干部有182人，他应该是182人中的佼佼者。首先应该看到，这些人集中到一个地方任职，对于提高当地干部素质，改善政治生态，进一步促进当地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引进具有硕士、博士教育背景的干部，不是片面追求高学历，而是看重其知识背景的广博、看待事物视野的宽阔，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意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引进人才和干部，让一些地方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地区战略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变化，
当然，也应看到，引进的这些干部中，由于从家门、校门直接走进机关的大门，很多人还缺少实践经验，缺少基层工作的历练和摸爬滚打的真实考验。目前，中国社会处在黄金机遇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很多深层次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而逐渐显露出来。一个29岁的年轻人走到县级市党政正职的位置上，面临严峻考验——如何清醒地认识复杂的现实，理性应对各种挑战，超越因年龄过轻、阅历过少带来的自身局限，真正成为让一方群众放心的行政首长，同时，由于任职市长会掌握较多的行政资源，各种利益纠葛、各种物质诱惑和各种压力矛盾，会让一个29岁的青春显得过早成熟，也会过早沉重起来。
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经告诫自己：“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也有人曾经寄语李肇星：“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因此，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对于每一个身处重要岗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成长中的必答题。如何保持一颗平常0，如何在越来越多的谦恭和赞美面前，保持头脑冷静，这些问题对于“80后”的市长，也有着格外的深意。
一分钟发布会像一场“决心秀”
6月22日上午11点左右，武汉市政府就经适房摇号6连号事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整个通气会进行了一分钟左右，武汉市政府表示要依法依规对此事进行处理，绝不姑息，整个通气会内容非常有限，也没有给记者留下提问的时间。(6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只有1分钟，简直可以称之为“史上最简”新闻发布会了，这1分钟发布会更像一场决_心秀，发布方紧紧握住了话语权，记者们没有提问的机会，因而，经适房摇号6连号的疑团并未获解，个中猫腻未能昭告天下，这场简单的新闻发布会背后，留给人们无限的猜想空间。
关于经适房摇号6连号事件，作假已是舆论共识。对于经济适用房，公众的神经是敏感的，任何关于“作假”之类的猫腻异动，都很容易碰触公众紧张的神经。对于社会分配，公众从来都是不惠寡，而只患不均。因此，在出现6连号的摇号事件中，凝结了公众对公平失却的愤怒和悲哀。这一点，想必当地政府部门是知晓的，因此才站出来表表决心，宽慰一下公众。
官方的暧昧和躲闪给我们一种不甚放心的感觉——无法放到阳光下暴晒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而若真的是怕祸从口出，担心重蹈郑州那位副局长牛气至极的“为党还是为人民说话”的覆辙，因此防记者甚于防贼，就实在没有必要了。记者要的是事实真相，只要你说了真话，没人会故意刁难你：反之，如此这般反而会使记者堕入对难尽之言发散性的猜想当中，对官方的行政印象舆论当然不利。
公众要的是事件真相，而不是官方信誓旦旦地表决心。在公民意识愈加强烈的今天，想靠一个1分钟简单的新闻发布会来糊弄百姓，当然会激起公众的不满。
高考究竟应该裸考还是加分
据重庆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的消息证实，31名高考考生将被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资格。自此，从6月9日开始，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巴蜀中学77名民族生造假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人们也由此了解到，在重庆，共有238名考生享受到20分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优惠。
但如今，加分成了一块“唐僧肉”，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加分教育”甚至是权势交易。导致了更多的不公平。比如浙江绍兴的航海模型加分：绍兴一中的19名加分考生中13名学生的家长是地方权势人物，其余6名全是教师子女。参加该测试，只要交600元的报名费和15000的培训费，培训一个月，都可以获得20分加分，而浙江考生每增加1分，就可超过200多名竞争者。这里的不公平，真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浙江从去年起，开始取消“省级优秀学生”加分政策，原因在于，很多“优秀毕业生”都是领导干部的子女。难怪许多考生大呼：还是“裸考”更公平!
加分之所以沦为教育腐败的一块土壤，在于加分制度的严重设计缺陷和明显的监督缺失，如果保留加分制度，则在制度设计方面，哪一项需要加分，才能体现公平?该加多少，是否有一个量化的科学标准?必须厘清：在制度监督方面，谁加分了，为什么加分?必须“全透明”、“阳光化”，让所有考生和家长有知情权：特别是，加分项目及加多少，该由谁说了算?是否应该采取民主程序，发动社会各界制定科学的政策，甚至法制化，这些，都应该尽量制定出合理的规则，以便让考生们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赛”。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环境下，高考领域内的教育腐败难以禁绝，“裸考”还是加分?成了一个问题，至少是一个加分政策规范的问题，高考制度的改革要以维护教育公平为导向，本着教育公平的原则，用教育公平的视野来考量高考加分政策的去留及完善，健全高考制度，杜绝一些潜规则通道，这样，才能保证高考制度的公正性。
由石首案看政府如何应对群体事件
近日，湖北石首市一名酒店青年厨师的命案，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与此前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相比，石首的局面更为复杂，但背景似曾相识，
石首案的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发布信息、探寻真相。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体现政府立场的新闻稿只有3篇：而一网站的贴吧中就出现了近500个相关主帖，在一些播客(视频分享)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这对舆论引导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这需要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如果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缺席、失语、妄语，甚至想要遏制网上的“众声喧哗”，别既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精神。
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支撑的社会多元表达平台上，政府发声和舆论引导需要比过去更高更强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成功的经验，汶川地震紧急救援时期，政府一天一场、有时是好几场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放开新闻报道，互联网、手机、无线电、卫星通讯等新技术传播媒介也各显神通，保障了灾情和救灾工作的高度透明。信息开放的结果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也提高了政府的威望，加深了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
社会期待 篇4
一、幼儿园:体能基础上再发挥自身优势的男幼师
“对杭州市幼儿园男教师素质的期待调查”显示:园长对未来的男幼师在“体育运动技能”方面最为期待。我们访问了一位幼儿园年轻园长, 她表示:他们幼儿园评判男幼师是否合格的其中一项标准就是体能课, 因为幼儿园最看重男幼师的体育技能。那么, 女幼师对男幼师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2015年7月, 课题组采访了三位女幼师。
1. 唐老师 (湘潭市天天乐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里有体能老师) :
“男教师的优势应该是多方面的。”唐老师认为男幼师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影响。在家时, 父亲在外工作, 接触母亲更多, 在幼儿园里, 也是接触女教师, 长期发展, 幼儿会排斥、害怕男性, 性别分化不明显。只有阴阳互调, 孩子在成长中才能形成“性别同一化”的完整人格。
唐老师认为: (1) 个性影响方面应发挥特有优势。男教师参与幼儿教育是幼教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们在运动、科技、理性思维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 能给幼儿 (特别是男幼儿) 带来许多刚强、自信、果断的品质, 给幼儿带来性格的正面影响。 (2) 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应成为强项。男教师不应该只参与体育锻炼, 像社会实践、科学活动、科学实验等, 需要实际动手操作的, 都应该属于男教师活动课程范围。 (3) 学好管理也是不错的。学会管理好班级, 对幼儿以及幼儿园都是非常好的。
2. 钱老师 (长沙市阳光幼儿园教师, 幼儿园里有体能老师) :
“关键看男幼师如何教。”钱老师认为幼儿园里需要男教师, 教育中需要男教师, 就像孩子的生活中需要父亲一样, 总和女性在一起, 孩子的生活中温文尔雅的东西太多, 少了些热情奔放;得到的呵护、关心太多了, 少了些独立性和坚强的意志。
钱老师心目中理想的男幼师是: (1) 有责任感和有童心。如果一个男幼师毫无责任感可言, 那么拥有再多的学识, 都是无用的, 再有童心, 幼儿需要的不是一个冰冷的大人, 而是需要一个有童心能信任的大哥哥。 (2) 社会、语言等领域不是女教师的专属, 男教师同样也可以教。况且, 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能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关键看男教师如何教。
二、家长:让我们放心的男幼师
本课题组成员利用暑假, 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随机抽查了湖南省2个地市的部分家长 (共发放1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95份) , 我们针对家长的选择, 进行了统计分析。
从下表中不难看出, 绝大多数家长对男幼师是欢迎的。对学历的要求更倾向于大专及以上;在能力要求方面, 体育锻炼是最期望的;对于素质要求, 家长最注重的是男幼师对幼儿有爱心、耐心、责任心, 其次是职业教学素养和拥有的专业知识。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幼儿教师的突出优势是具有阳刚之气。对于男幼师未来队伍的看法, 大多家长都认为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专业, 会使男幼师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时, 也有家长顾虑男幼师的行为习惯、粗心急躁, 不看好男幼师。
通过与家长们的交谈, 我们认识到, 男幼师在幼儿园对幼儿来说就是“父亲”的角色, 幼儿不能缺少母爱, 同样也不能缺少父爱, 所以男幼师在幼儿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小觑的“正能量”。男幼师更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提高, 在个性方面不断完善自己, 业务方面要专业见长, 这对幼儿发展有好处, 同时也能让自己享受这个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 让家长、社会更认同男幼师。
三、男幼师:我们很困惑
课题组采访了几名男幼师:一位是在男幼师集团工作的月亮老师, 他说道:“大部分工作经验都是在工作之后获得的, 自己摸索和观摩别人上课。”另一位是衡阳市红太阳幼儿园的一线男幼师, 他觉得男幼师加入幼儿园教师队伍, 有利于打破幼儿园单一的女性化思维方式, 也有利于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多元化。第三位是刚参加工作的体能老师, 他觉得合格的男幼师应该是:热爱自己的职业, 工作上一丝不苟, 在生活上做他们的朋友, 在学习上做他们的伙伴。
三位男幼师都有理想、有追求, 在目前的工作中也多少获得了些成就感, 可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的感慨是:我们很困惑! (1) 学校学得东西太少。几名男幼师“抱怨”说:“在实际工作中, 学校的知识并不能全部运用到教学中, 而且在校学到的知识很少, 需要自己在教学中总结经验。”我们发现, 大部分师范院校类学前教育专业, 课程大部分都是适用于女生, 对于男生来说, 有许多的不适合。幼师男生的优势在体育方面, 但学校并没有为他们开设过体育教学课程, 他们在幼儿园上体育课时, 因为没有学习经验, 连口令、方向都不能说对, 加上自己紧张, 不敢叫口令;平常的体操课, 他们也很少接触类似体育舞蹈、体能训练等方面的内容。 (2) 在幼儿园呆不住。男幼师在幼儿园待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很长, 主要原因:薪资低、社会地位低下、缺少同伴。一个幼儿园只有一个男教师, 男教师的同事全是女性, 难免有点融入不了。所以许多男教师更愿意去类似于“阳光教育”的幼儿体育工作室, 奔波于各类幼儿园去上体能课, 不仅薪资更高, 也有更多的同伴。
四、结语
不用质疑,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男幼师在幼儿园里越来越被看好, 对男幼师的要求也将会越来越高。通过此次调研, 我们了解到社会对男幼师的专业期望不仅仅在素质方面, 更在爱心、耐心、责任心上, 这是作为教师的基本要求。同时发现:弥补女教师的不足、学会开展活动是男教师的主要任务, 热忱于幼教事业, 彰显男性本色, 共同陪伴孩子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才是男幼师追求的目标。我们更期待, 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男生投入到幼儿教育领域, 为学前教育撑起一片新的蓝天!
参考文献
[1]刘如强.重视对男幼师生队列队形的教学——再谈男幼师培养中的体育教学[J].师资队伍建设, 2013, (17) .
社会各方对卫生改革发展充满期待 篇5
——访卫生部部长陈竺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整体推进的一年,社会各方对卫生改革发展充满期待、寄予厚望!”在喜迎新春的节日氛围中,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卫生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新的一年全国卫生工作的新思路、新打算,畅抒胸怀。
如何看待卫生工作中的“6个不协调”
“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卫生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卫生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极端重要性。”谈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指导卫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意义,陈竺一连用了“四个更加”。
谈到卫生发展中存在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不适应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突出问题,陈竺列举了“6个不协调”——
一是卫生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卫生事业长期滞后于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发展。
二是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不协调,疾病预防工作薄弱,一些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三是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不协调,医疗保障发展滞后,城乡居民医药费用负担沉重。
四是城乡、区域卫生发展不协调,农村与城市、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卫生服务质量、水平和可及性差距加大。五是中西医发展不协调,中医药发展滞后,服务领域逐渐萎缩,特色、优势逐步淡化。
六是公平与效率不协调,注重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忽视了维护医疗卫生的公益性;注重了提高服务效率,忽视了维护卫生公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陈竺的回答辩证而科学,“既不能因为卫生事业快速发展而忽视存在的不足,也不能由于发展中存在某些不协调而否定取得的成绩;既不能由于少数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存在某些问题而看不到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良好风貌,也不能忽视队伍建设和服务管理中存在的缺陷;既不能对体制机制上存在的弊端缺乏清醒的认识,也不能由此对改革发展产生怀疑。”
“我们对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坚持三个观点:第一,这是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是新阶段和高层次的问题,有些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如果不改革,可能不存在这些问题,但原有的问题永远不能
解决,我们也将继续处于落后状态;第二,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已经阻碍了卫生事业科学发展,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必须下力量研究解决;第三,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认识一致,国家财力也具备了解决的基础和条件。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坚定信心,求真务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卫生事业科学发展!”
5件大事:卫生改革发展的“重头戏”
谈到2009年的具体工作,陈竺充满信心:“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和整体推进的一年,各方面对卫生改革发展充满期待、寄予厚望。”
1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陈竺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我国卫生改革发展今后3年将着力做好的5项工作:
——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陈竺特别提到,今年要全面落实新农合医疗补助、缴费政策,2009年地方财政补助不得少于人均40元,农民缴费也要同步到位,为明年进一步提高财政补助和个人缴费水平创造条件。要探索建立合理增长的筹资机制,逐步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
——加快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质优廉价的药品。重点工作包括建立健全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管理机构,组建国家基本药物委员会,建立健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遴选并定期调整机制和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制订并颁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今后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原则上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合理配臵卫生资源,大力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陈竺特别提到,从今年开始,3年内中央将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医院建设,使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2009年全面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再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卫生院,平均每个县2-3所。支持边远地区村卫生室建设,实现每个行政村都有一个标准化的村卫生室。
——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全面做好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制定并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开始,逐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增加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高经费标准。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和监管。今年开始试点,2011年逐步推开。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监管机制,提高公立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初步测算,为保障上述5项改革,3年内各级政府预计投入8500亿元。
食品安全体系要“先发制人”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快速扩散和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
谈到上述背景,陈竺神情严肃:“当前,做好卫生工作必须全面分析把握形势,善于从变化中捕捉机遇,勇于开拓进取。我们一定要紧紧依靠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依靠各级卫生部门干部的真抓实干,依靠广大卫生人员的辛勤工作,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合力支持,扎实做好各项卫生工作。”
对具体的工作思路,陈竺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做好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工作。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关系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关系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陈竺指出：“要建立先发制人的食品安全体系,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系统而有序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如何建立先发制人的食品安全体系?陈竺提出了从今年起将采取的5项举措:一是建立由卫生部门牵头、多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二是加强食品安全技术支撑能力建设,形成覆盖全国各省、延伸到市县的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构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网络。三是在各地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信息收
集、分析和发布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权威发布并做好解疑释惑。四是强化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建立自上而下的食品安全综合监督体系,加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五是以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职能分工进行梳理和研究,做好配套法规建设。
阅读期待,期待精彩 篇6
一、曲径通幽——课内阅读期待的引领策略
(一)、设置悬念，使阅读期待由“疑”生“趣”
文学作品的题目、内容简介、社会对作品的反映等，都会在具有一定期待视野的学生中引发某种猜测。巧设悬念，抓住学生好奇渴求的期待心态，让学生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构成一定的“美学距离”，酿成一种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景，能紧紧扣住学生的心弦。
1、利用题目设置悬念
初学一篇课文，揭示课题时，特意制造一些悬念，在学生大脑里形成一种“阅读期待”，让学生在阅读课文时将所读内容与自己的预测进行验证、比较，从而激发学生的阅读期待，唤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如在教学《棉鞋里的阳光》一课时，我这样对学生说：“我看见过阳光，她给田野披上了一层金黄的薄纱，给小河撒上了粒粒闪光的金粉，给小朋友的小脸蛋化上了一层闪亮的淡妆。可是有个小哥哥却说奶奶的棉鞋里也有好多阳光。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同学们读课文。”这样的悬念像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地抓住了学生的心，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阅读期待心理。
2、利用内容设置悬念
以文本内容为基点设计问题，构成悬念，能调动学生最大的期待心理，如教学一年级语文下册《狐狸和乌鸦》，可预设这样的互动性问题：乌鸦为什么会上狐狸的当？乌鸦上当以后，会怎样想，怎样做？读读课文想想问题，再在小组内演一演。这样的预设性悬念，很好地调动了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步步深入，步步猜测，在阅读中沿着各自的思路充分展示自己的思考，发挥了自身的主体作用。
其实，在教学活动中教者的教学机智都将生成更多的悬念，引起学生强烈的阅读期待。
(二)、填补空白，使阅读期待由“约”为“丰”
一篇文章中，语言提示语往往是作者留下的 “空白处”，这些 “空白处”为读者将阅读过程变化为创造过程提供了条件。在阅读教学中，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加强对人物心理的理解，引导学生对语言提示语的空白填补尤其重要。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文《 第一朵杏花》中有一段竺爷爷与孩子的对话。
孩子：竺爷爷、竺爷爷!
竺爷爷：什么事情呀!
孩子：竺爷爷，杏花开啦!
竺爷爷：什么时候?
孩子：刚才。
竺爷爷：是第一朵吗?
孩子：是。
对话看似平淡无奇，却隐含着丰富的潜台词，留给读者极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我采用三步教学法，首先要求学生一边读一边展开联想，思考文中人物应具有的神情、动作，接着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发表看法，补足对话中的人物神情、动作，并融入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最后让学生将自己补充的词语放在段落中体会揣摩，现选摘如下：（画横线部分是填补的内容）
孩子边跑边叫喊，急切的语气中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竺爷爷，竺爷爷!”
社会期待 篇7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张成福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际的起源[M].陈兼, 陈之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版.
[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落和族属身份[M].王建娥, 魏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5][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期待法治,就像期待蓝天 篇8
“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已无从可考,在广大农村至今仍处处可见。十六年前,也就是、1998年,家乡的几户农民,去外地以每头数千元的价格买了十几头良种母猪,以发展规模化的养殖。几个月后,母猪生出了间夹着白花、黑花的小猪仔时,农民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当时农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法院打官司。官司的细节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农民没有赢。
这当中损失最大的是我的父亲。多少年后,我还从父亲的记事本里翻出了当年律师的名片和父亲写的起诉书,字体俊秀。差不多同时,我的一位叔叔,参与了一场斗殴。斗殴的结果,对方有人死亡。后来,家里人各方寻找在法院的关系。我听家里人说,法院的某某有“船”,出门都带着枪。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理解,有“船”跟能带着枪有什么关系,又跟能不能帮叔叔的官司有什么关系。渐渐长大,我才明白过来,在家乡的方言里,“船”和“权”同音。
就在这两件事儿发生的前一年,十五大召开。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后,“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从党的政治目标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不过当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只能从模糊的记忆中去寻找当时中国社会法治状况的痕迹。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律,希望用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受损的权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幕。可官司打输之后,他们便不再相信法律,转而寻求媒体的帮助,因为他们坚信被告用金钱贿赂了法官。他们想尽办法联系焦点访谈,可惜那时在当地,焦点访谈的电话是打不通的。当然,就算打通了,焦点访谈肯定也顾不上。
作为央视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在1998年正处于黄金岁月。1998年,履新不久的朱镕基总理专程来到央视,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为栏目组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赠言。
焦点访谈的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向节目组反映情况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另一个是向节目组公关的各地干部。现在的焦点访谈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央视也被民间戏称为“央视最高法院”。如果焦点访谈的没落,是因为法治的进步,我们应该欣慰,应该为身处的时代点赞、叫好。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其中有媒介形态变革的原因,也与其自身角色的转换有关系。
焦点访谈风光不再,“媒治”却依然是很多人最后的选择。从当年在焦点访谈门口排队反映情况的各地群众;到以自残、自杀等各种极端方式吸引媒体关注的维权者们;再到去报社门口喝药的访民;无不反映了民众在权利难以伸张时的路径选择。在常态下,法治应该是守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寻求法律无法得到公正的结果,然后选择媒体,从依靠法治转向依靠“媒治”,成为一个既无奈又普通不过的选择。媒体在转型期的中国承载了它无法承担的职能,何其幸又何其不幸。
寻求“媒治”之外是“信访不信法”。在维稳框架内,信访确实是获得正义的一种方式,但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唐慧赢了,也许她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胜利感,但是法治赢没赢还是一个悬着的问号。唐慧之外,是更多的顽强坚持甚至近乎执拗的访民。前不久,我在长沙火车站见到一个进京上访的妇女,上访的原因让我惊讶,她跟着丈夫辛苦打拼十多年,丈夫在发家之后将她遗弃。法院的判决让她一无所有,所以她决心上访以寻求公正。她向我哭诉自己的经历,我很艰难才听懂她的方言。几分钟后,三个乡镇干部站在她面前,劝她回去,并承诺会帮她解决生活的难题。我内心像猫抓一样想告诉她,上访不可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我又硬把话咽了回去,让一个不幸者失去最后的希望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啊!当开始检票上车时,上访的妇女要起身,三个干部马上丢掉了温情。在拥挤的人潮中,我听到的是她撕裂的哭喊声。
法治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而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为禁止”“法治是人人平等和消除特权”“在法庭宣判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落实疑罪从无”“让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等等。而最简单的理解莫过于:“法治,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哈耶克说,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法律在无预设对象的前提下,为社会的每一个机体制定了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讲,法治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
把希望寄托于“媒治”或者信访的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服从法律,而是他们认为金钱与权力在左右法律,他们最终服从的是权势而不是公义。对法律的不信任必然源于法律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让民众相信法律,让媒体卸下悲情的重任,让信访走入历史,必须重建对法律的信任,让法律成为捍卫尊严与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社会期待 篇9
众所周知, 职业教育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并不简单, 相应的改革也难以一蹴而就。有了政府的意志和社会的需求, 职业教育的发展依然十分艰难, 其中必然有更为重要的原因值得关注。除了学生人数的减少、普通高中的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吸引、学习者观念与选择的制约外, 教育体制本身的制约依然极大地影响了职业教育正常有序的发展。而其中, 对体制改革起着直接影响的, 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发展整体教育, 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的思路问题。
从管理体制上看, 中等职业教育归口市或县的教育主管部门, 直接受地方政府发展思路的影响。而最有发展潜力、最有改革空间的应该就是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这不仅是因为中等职业教育可以直接为本地人口提供适宜的和多元化的教育, 其毕业生和各类职校资源也可以直接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如果真正意识到这一点, 现有体制中的某些制约是可以规避和调整的。比如, 面对职教资源的分散、重复建设、结构性短缺、利用率不高, 职校生的继续升学比例过低, 民办和社会职教资源未能充分调动和鼓励, 对企业参与职教的吸引力不强等问题, 从全国的范围加以统一调整, 困难和风险都较大, 相应的体制问题更为复杂。而在地方, 对各类问题因地制宜地加以调整不仅是有可能的, 而且是能很快见效的。在这方面, 不仅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的经验很典型、很说明问题, 在许多地方也有相应的成功案例。
从各地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凡是发展思路开阔, 不囿于“升学政绩”的地方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 对职教的发展就会给予多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 就会从“大教育”的视野中找到破解体制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从而营造和生成出类似德阳中江县这种“民办公助、双轮驱动、盘活资源、办出特色、激发活力”的适宜当地中职办学的良性体制来。
从办学体制上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曾经有过职业教育公办与民办并兴、政府与行业并举的发展阶段, 但随着教育和社会的发展, 随着正规化、标准化意识和制度的确立, 以及管理归口调整的尝试等, 新的体制性问题又出现了。本应受到全社会关注和支持的职业教育由于归口问题、行业管理条块分割问题、办学门槛过高问题、对民办教育尚有排斥挤压现象等问题的存在, 大大限制了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必须对职业教育以及我国整个教育体系的现状与特色有科学的判断和认识, 有通盘协调的思考。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过程中, 支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产学关系问题, 受到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普遍关注。但对此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如何对应, 能否对应, 却很难简单地加以说明。很显然, 作为与经济社会关联最紧密的职业教育, 必须要与各类产业及其相关企业紧密结合, 才会有可行和适宜的发展空间。但产学关系如何确立, 是一种模式, 还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多元探索, 这对习惯了统一模式、统一管理的现行体制确实是一个尖锐的挑战。在现实中, 一些地方、一些职业院校已经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实践也证明不少做法切实可行, 一些制度创新颇有借鉴和推广价值。这就要求国家与地方相应的教育体制要加以调整和适应。体制的建设不是用来制约发展的, 而是应该促进发展、保障发展的。从这一角度看, 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确应在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 要在转变改革思路方面运用科学的发展观作指导。要使国家、社会、学校、企业和学习者都能在现行体制中感受到职业教育的重要和价值, 而不是依然将其归入“无奈的选择”之列。
社会期待 篇10
关键词：医患关系,期待违背理论
近几年来, 国内各种医疗纠纷, 尤其是极端医患冲突事件频发, 哈尔滨市实习医生王浩被杀、北京市徐文医生被砍等事件的发生, 使医患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以门诊中的医患人际沟通为切入点, 基于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 考察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 从而寻求改善医患间的认知和理解。
医患关系和期待违背理论
总的来说, 医患关系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 也是一种特殊的群体关系、社会关系。广义来看, 医患关系中的医是指包括医生、护士、药检与管理等人员在内的医务人员群体, 患是指包括患者和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亲属、监护人员以及其所在的工作部门、单位等群体。狭义来讲, 医患关系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陈自强, 2005) 。本文主要研究狭义上的医患关系, 即医生和单纯的患者之间的关系。
人际沟通在医疗领域是极为重要的, 很多研究发现, 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照顾和健康结果 (Greenfield, 1985) , 那些善于提问、善于表达关心、善于讨论自己健康经验和乐于表达自身喜好的患者, 能够在与医生的交流中获得更多的信息、支持和保证 (Sharf, 1990)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 沟通与期待常常在一起被研究, 期待违背理论认为 (M.Burgoon, 1974;Burgoon, 1990) , 在同一个社会中, 基于相似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规范, 人们对于某一个群体会有着相对统一的期待标准, 当该群体的实际行为与期待有所违背时, 如果该行为是正向的会更受欢迎, 如果该行为是负向的则会产生更加负面的评价。本研究认为, 在中国的医疗环境中, 也存在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 这种期待更多地体现在沟通者本身——医者和患者身上。
研究问题和研究过程
基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思考的问题是国内医患间彼此期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以及这些内容如何体现。对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Q1.国内医患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期待?Q2.医患间的相互期待对医患关系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医生和患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考察国内医患之间的相互期待和期待所存在的差异, 寻找促进医患关系改善的方法。
(一) 访谈对象的选择
依据研究问题, 本研究共对上海中山医院和华山医院的10名医生进行了深度访谈, 10名医生分别来自神经内科和心脏外科, 是具有较高风险的两大科室, 也是较容易产生医患冲突的科室。同时, 我们对26名患者进行深度访谈, 患者中在年龄和病情上有所区分, 其中8位患者是在医院环境中直接进行访谈的, 其他18位患者是有过就医经历的普通民众。访谈对象建立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基础上, 本次访谈的10名医生, 其中住院医师4名、主治医师3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任医师2名, 患者也有不同年龄的分布。
(二) 对医生的访谈以及内容分析
访谈发现, 医生提供, 在门诊诊断一名病人的平均时间为8分钟。根据医生的职称和从医时间的差异, 医生对8分钟的门诊诊断有着不同的看法:年轻的医生大多认为8分钟的时间很难讲清楚问题;对从医20年以上的医生来说, 8分钟的诊断时间是足够的。
在访谈的医生当中, 他们均表示治病救人是医生的首要职责。但如图一所示, 医生仍旧有自己心目中期待遇到的理想患者与非理想患者。
如图一所示, 50%的医生对患者最期待的不是“理解或尊重医生”, 而是“听从医嘱”。医生的专业建议往往决定着病人的治疗效果, 而听从医嘱能够减少很多的医疗冲突与矛盾。
随着各种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 患者在就医之前往往会在网络上查询建议并当做参考意见。与Imes等人 (2008) 所做的关于“患者会隐藏自己从网上获知的健康信息”研究不同, 本研究的访谈发现, 有多位医生表示, 国内患者会公开表达个人的治疗意见, 挑战医生权威, 甚至是固执己见。而医生在描述理想患者的时候, “容易沟通”也名列其中 (20%) , 主要是指患者知识水平较高, 同时也指患者能够听从医生的专业建议。在谈论非理想患者类型的时候, 医生描述的特征主要是“质疑医生”、“固执己见”和“不听从医嘱”。
在医生看来, 现在的医患冲突很多是被夸大的, 事实上医生大多是敬业的。年轻的医生倾向于认为, 医生是“崇高、神圣”的职业, 而年龄较大的医生倾向于认为“医生是普通职业的一种”, 社会不应该赋予过高期待。
研究还发现, 医生认为患者到医院是一种被动行为, 所以医生倾向于把患者作为弱者对待, 这里的弱者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的意思。同时, 在信息化社会, 患者出现的新特点引起医生的关注, 如患者变得“更具有知识性、挑战性”。如何与患者进行交流, 需要得到更多思考。
(三) 对患者的访谈
为了获得更丰富的信息, 本研究中的访谈对象除了医院环境中刚刚有过门诊经历或是住院患者外, 还有有过就诊经历的普通民众。在对患者的访谈中, 主要问题包括患者的门诊经历和满意度以及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同时还考察了患者对医生的期待。
访谈发现, 住院中的患者往往对医生有更深的了解, 对那些只有门诊经历的普通人来说, 门诊的过程更容易影响患者对医生的印象, 而且影响深远。有过门诊经历的患者只有15.40%的患者对医生表示很满意, 这种满意来源于医生好的态度、细致的询问和清晰的讲解, 而较差的评价则是医生在诊断过程中没有情感的付出, 态度冷漠、生硬。
如上文提到, 医院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医生早已熟悉环境, 而患者却需要较长的适应过程, 这种适应过程伴随着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这样就特别需要医生以积极的情感沟通 (如热情、亲切) 来抵消患者的消极情感 (如担心、恐惧、焦虑) , 从而达到良好的交流效果, 改善医患关系。
根据访谈结果, 在有过就医经历的患者中, 对就医过程呈中等以下的评价达到65.40%, 这说明在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因素当中, 除了受媒体负面报道影响以外, 医生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患者对医生的评价。
本研究在对患者的访谈中也提到了对医生的期待的问题。如图二所示, 患者对就医过程的期待并不如大部分医生所认为的“就是来治好病”, 他们对医生有着更高期待, 如很多患者在访谈中表示, 他们向医生寻求的是一种确定、理解和安慰。
经过访谈发现, 患者对医生最重要的期待是好的态度和高尚的医德, 这就颠覆了传统就医只为看病的认知, 这表明作为基本的职业要求, 医生往往被默认为是医术高明的, 而好的态度就成为患者最期望医生拥有的素质。在患者看来, 不理想的医生形象是态度冷漠、乱开药, 并以生硬的姿态出现在患者面前。虽然患者是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 (如很多患者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 , 但医生过于强势和武断也会引起患者的不适。
小结
通过访谈发现, 从患者对医生的期待看: (1) 医德比医术重要, 详尽的信息说明比同情重要。 (2) 在患者首次就医过程中, 医生能够做到和蔼可亲、讲解清晰, 能够为患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使得医患之间较为容易建立起信任的关系。 (3) 掌握大量信息的患者会对“讲不清楚”的医生提出更多的质疑。 (4) 医生的强势与权威性需要以恰当的方式表达, 并学会与具有挑战性的患者更好地交流。
论期待权 篇11
一、期待权的界定
期待权一词由德国学说、判例所创设, 但未为《德国民法典》及其他民事法规所采用。然而立法上的空白却为期待权的研究和争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及无限的动力, 百余年来, 关于期待权的判决, 数以百计, 学者的论述更是数不胜数。诚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沃尔夫冈·克吕格尔所言,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概念能像期待权一样, 预示着进入了法学的奇妙世界, 学问也就由此开始了。”[1]各学者由于研究的基点以及思维上的差异, 在期待权问题上众说纷纭, 若干问题无法形成统一的定论, 其中争议最大的首推为对期待权概念的界定, 几乎每一位研究期待权的学者都有其个人见解。但对于期待权概念理解不同进而会影响到期待权类型化研究以及法律保护等诸多问题。
(一) 关于期待权的不同学说
有关期待权的学说主要有期待说、法律保护说、法律地位说。期待说认为, 期待权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期待。德国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教授在其著作《德国民法总论》中对权利进行分类时认为, 期待权是一种与完整权相对应的权利。完整权只有在权利取得的一切要件都已具备时才能取得。因而, 在权利取得的开始及其完成之间可能存在较长的时间差, 在此期间内, 只要取得人的法律地位以特定的方式得到了保障, 就可以认为其享有期待权。也就是说, 期待权, 就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对完整权利取得的期待。法律保护说认为, 期待权是法律对期待权取得既得权利的过程中于法律上的保护。例如, 中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 权利发生要件事实中, 唯发生一部分, 其他一个或数个事实尚未发生时, 法律对于将来权利人所予之保护, 谓之期待权[2]。法律地位说认为期待权是一种法律地位。如中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 所谓期待权者, 系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 受法律保护, 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3]。
(二) 本文对期待权概念的见解
纵观学者上述的意见, 各抒己见, 观点不一。本文认为, 要正确界定期待权的概念要做到以下两点。
1. 将期待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 其概念界定必须与权利概念相结合。
王泽鉴先生曾在《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一文中说道, “学者对期待权概念如何纳入私法体系, 虽意见不一, 但于纵说纷纭之间, 有一个共同基本观点, 即将期待权与民法上之权利之概念相结合, 而以期待权系取得权利之权利”, “期待权概念与权利概念之结合, 实为不可避免之事。”[4]故在解决期待权概念问题之前, 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权利, 权利构成要素有哪些, 但对此作出回答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康德曾说过, 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同样使他感到为难。确实如此, 几百年来, 学者对权利的研究可谓是倾注心血, 尚不能形成统一定论,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在权利理论中形成了自由说、资格说、要求说、法力说、利益说等学说主张, 在权利构成要素上, 有三要素说、五要素说等。
本文认为, 权利应包含以下三要素, 即利益、受法律保护之必要以及现实受到法律的保护。利益是法律保护的基点, 但并非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皆为权利, 同时, 法律亦非对一切利益均予以保护, 只有某利益达到受法律保护之必要程度时方为保护之。依此类推, 期待权的构成要素包括合理的期待利益、该利益有受法律保护之必要以及现实受到法律保护。于此, 有必要对合理期待利益加以说明, 期待利益是指现实不能立即取得以及将来取得与否存在或然性的利益。至于何为“合理”, 实难阐明, 标准不同, 要求就不同, 所以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须明确的是, 这种合理的期待利益必须以已具备权利取得部分要件为前提和基础, 有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以将来取得特定的完整权利为目标和归宿, 有特定的期待对象。
2. 期待权必须与既得权相区别。
期待权相对于既得权而言, 是一种发展中的权利, 在民法学理论中, 对权利进行分类时, 常以权利取得要件是否完备将民事权利区分为既得权和期待权。期待权相区别于既得权有二:一是在权利取得要件构成上, 既得权是完全具备权利取得要件, 而期待权仅具有部分要件。可以说, 期待权是取得权利之权利, 自消极方面而言, 取得权利过程尚未完成, 权利迄未发生, 自积极而言, 权利之取得, 虽未完成, 但已进入完成过程。二是主体享有利益的基础不同, 既得权人是享有现实取得的权利所带来的利益, 而期待权人是基于未来取得期待之权利而享有的利益。
二、期待权的类型
(一) 中外学者的观点
德国法学家安德莱阿斯·冯·图尔教授作为期待权理论的集成者, 其所主张的期待权是广义的期待权, 他认为民法上期待权种类很多, 比较重要的包括以下七类: (1) 基于附条件或附期限法律行为而生之权利; (2) 权利 (尤其债权) 之完成尚欠某项事实, 而此项事实当事人不得随意加以变更, 系依法律关系或法律规定, 为权利发生之要件者, 例如未到期之租金; (3) 后位继承人之地位; (4) 继承权; (5) 时效取得占有人及遗失物拾得人之地位; (6) 不动产登记前让与合意受领人之地位; (7) 抵押权业已登记, 债权尚未发生前债权人之地位等。德国法学家赖泽尔教授认为, 德国民法上物之期待权主要有三种: (1) 保留所有权买卖买受人之地位; (2) 不动产登记前, 让与合意领受人之地位; (3) 抵押权人于债权发生或证书交付前之法律地位。中国学者王轶认为, 期待权应包括: (1)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权利; (2) 履行期尚未届至的债权; (3) 采登记要件主义的物权让与 (或设定) 尚未办理登记时, 受让 (或取得) 人的法律地位; (4) 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的法律地位。
(二) 期待权的类型
从中外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对基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地位可以构成期待权不存在争议, 其中又以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的期待权为典型。
1. 继承开始前, 继承人之法律地位
继承权是基于法律或者有效遗嘱的规定, 于被继承人死亡后, 继承人享有的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中国学者郭明瑞教授更将继承权分为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客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即在继承开始前, 继承人的法律地位, 此为一种期待权, 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即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享有的权利, 前者为一种资格, 不得抛弃以及转让, 后者更近似于财产权, 可以抛弃。中国大多数学者将继承权视为期待权, 但少数持反对意见, 王泽鉴先生认为, “于继承开始前, 继承人之地位因其死亡或继承权丧失而剥夺, 先顺序或同顺序继承人之出现时, 其全部或一部即归消灭;再者,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 对于被继承人之财产, 未任何权利, 故不发生被侵害之问题, 亦不得处分之标的, 其地位薄弱如此, 应不得以权利待之。纵视为权利, 亦无何益。”[3]
从中国《继承法》相关规定出发, 本人认为, 继承开始前, 继承人之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 理由如下:
(l) 在中国, 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继承人的范围只限定于法定继承人, 虽不可能 (或极少) 出现每一位法定继承人均成为继承人或者遗嘱继承人, 但他们都有成为最终继承人的可能, 这种可能在法律上就表现为一种期待利益, 当然亦存在继承人继承权被剥夺而丧失继承权或者由于遗嘱人的指定致使部分继承人不为遗嘱继承人, 但这是由于继承人本身行为抵触法律而遭到的惩罚或者遗嘱人的意愿所致, 并非在制度设计上必然导致剥夺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使继承人实际不享有继承权从而使其丧失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期待。 (2) 在继承开始前, 继承人的继承权受到法律的保护, 即无法定事由且非经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剥夺之, 继承人的继承权并不丧失。在继承开始时, 为保障继承人切实享有继承权, 法律规定了继承权回复请求权, 这些规定使继承人的继承权从始至终得到保护, 直到其完全实现。 (3) 限定继承原则的建立, 更进一步确保继承人将来继承的财产从总体上表征为一种利益, 至少不会成为一种负担。据中国《继承法》第33条之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2. 遗失物拾得人之法律地位
在动产所有权取得方式上, 拾得遗失物是否为一种所有权取得方式, 存在不同的立法规定, 即使在承认拾得遗失物为所有权取得方式的国家, 学者对拾得人之法律地位是否构成期待权存在不同的见解。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 拾得人之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 具有财产价值, 得为处分或继承。而德国学者赖泽尔因在权利取得过程中, 所有权人的出现会使拾得人取得所有权的期望破灭, 而否定其为期待权。
在中国本着“拾金不昧”的道德要求, 于《民法通则》以及后来颁布的《物权法》中均表明, 拾得人应将遗失物归还失主, 并且在法定公告期经过后, 真正所有人未出现的, 收归国库。于此情形下, 拾得人无取得遗失物所有权之可能, 虽法律规定拾得人有必要保管费用请求返还之权利以及在当事人悬赏情况下, 享有报酬请求权, 但对当事人而言, 几乎无利益可言, 故该地位不可能构成期待权。其实, 本人认为, 中国关于遗失物拾得人的权利规定存在不妥, 拾得人仅得请求必要的保管费用而不得请求报酬, 除非失主悬赏, 这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过高。我们知道现代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双向机制来调节人们的利益, 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 “拾金不昧”是一种值得发扬的道德精神, 但过高的要求, 却会引致负面效应, 有道德代替法律之弊。在中国现行法规范下, 遗失物拾得人之法律地位不可能构成期待权, 但在未来, 随着对拾得人之权利义务重新规划, 遗失物拾得人之法律地位成为期待权是可能的。
3. 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之法律地位
德国学者赖泽尔否认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之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 其理由在于, 占有人因时效取得地位甚为微弱, 经济地位弱小, 在权利取得过程中, 所有人的出现会使期待权人的期待权破灭。对此中国学者王轶持有不同看法, 给予理由如下:第一, 因原所有权人主张权利而使时效取得占有人取得该财产所有权的期待归于消灭, 这是由法律规定的, 时效取得占有人在对特定财产取得一定状态的占有时即已知晓的前提条件, 这个条件是不可更改的, 无论如何, 也不能将之归于随意性的范畴。第二, 如果将时效取得占有人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法定要求视为“法定条件”的话, 那么, 从其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或然性来看, 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中民事主体取得特定权利的或然性并无任何差别, 对两种实质相同, 仅在形式上有差异的情况采取截然相反的双重态度有失一贯, 难谓妥当[5]。本人同意学者王轶的观点。时效取得是指公开、和平、自主地占有某动产, 于法定期间经过后, 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在时效届满之前, 占有人虽未取得占有物之所有权, 但却为现实的占有并处于取得所有权的进程中,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逼近所有权的取得。在承认时效取得制度的国家, 时效届满时, 占有人即取得财产的所有权, 并以占有制度辅助占有人顺利取得所有权的完成。再者, 时效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及时停止物权归属不明确之状态以及发挥物之效用, 基于上述, 表明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存在利益且有保护之必要, 同时在承认时效取得制度的国家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符合期待权构成要素。最后想要说明的是, 中国目前不承认时效取得制度, 但在将来若确立该制度, 那么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享有期待权。
三、期待权的法律保护
期待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类型, 应当同其他既得权一样, 进行流转, 以发挥其经济功能, 故期待权在商业社会中处于流动状态, 存在被侵害的可能。然而, 在一般情况下, 民事权利行使常伴随民事行为, 在民事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易造成对他人权利或利益的侵害, 故有必要建立期待权保护机制。可以说, 某权利行使的界限, 是权利人得以行使权利自由的终点, 亦是法律对他人权利保护的起点。
权利按标的不同, 可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 而期待权作为一项取得权利之权利, 不具有固有性和专属性, 所以其只存在于财产权中。财产权按内容不同又可分为物权、债权等, 相应地就有物权期待权、债权期待权等分类。由于在众多期待权具体类型中, 基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地位被认定为期待权, 并无异议, 且因“条件”内容不同, 这种期待权可能分属于物权期待权或债权期待权或其他类型之中, 所以将基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之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 (以下称之为附条件权利) 作为一种独立类型, 对其法律保护问题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再者, 本文是在认定遗失物拾得人之法律地位、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取得届满前之法律地位等构成期待权的前提下, 并结合这些类型对期待权在物权法、债权法上如何保护进行探讨。
(一) 期待权作为一项附条件权利受到的法律保护
在进行期待权类型化研究时, 曾谈到学者对于将基于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认定为期待权的一种具体类型并无争议, 究其原因, 其中重要一点在于立法上对附条件权利设置了较为完善的保护措施, 为其成为一项期待权的独立类型找到了理论立足点以及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1. 期待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据《德国民法典》第160条第1款之规定, “附推迟生效条件的权利人, 在条件未定期间内, 如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过失致使附条件的权利失效或者受到损害, 在条件成就时, 可向另一方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128条亦规定, 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各当事人, 在条件成否未定期间, 不得侵害因条件成就由其行为所生的相对人利益。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设立了保护性规定, 如第100条规定, “附条件之法律行为当事人, 于条件成否未定前, 若有损害相对人因条件成就所应得利益之行为者, 负赔偿损害之责任。”而中国, 《民法通则》虽规定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 但对附条件权利保护并未作规定, 仅在《合同法》中有关于条件拟制的规定, 据《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 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 视为条件不成就。由此得出, 中国民法对附条件权利保护规定很不完善, 有待于借鉴外国立法加以完善, 以切实保护期待权人之利益。
2. 期待权人的限制相对人处分权之权利。
《德国民法典》第161条第1款规定, “对附推迟生效条件的标的物进行处分的人, 在条件未定期间对此标的物进行的、在条件成就时致使系于条件的后果成为无效或者受损害的任何其他处分, 均为无效。在条件未定期间, 以强制执行或者假扣押的方法, 或者由破产管理人进行的处分, 亦同。”可见, 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在有害于期待权人利益范围内无效, 期待权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否则将会导致新的不公正, 也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 期待权在物权法上的保护
在遗失物拾得人之法律地位和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之法律地位构成期待权中, 无论是拾得人还是占有人, 均以对标的物为现实上的占有, 享有法律对占有的保护的权利。
1. 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占有人自力救济权是对抗合法权利人之外的权利, 即在占有受到不法侵害, 若侵害人没有比占有人更强的权利时, 则占有人有权占有进行自力救济, 包括自力防御权和自力取回权。如台湾地区“民法”第960条第一项规定, “占有人, 对于侵夺或妨害其占有人行为, 得以己力防御之。”第2项规定, “占有物被侵夺者, 如系不动产, 占有人得于侵夺后, 即时排除加害人而取回之。如系动产, 占有人得就地或追踪向加害人取回之。”中国《物权法》虽没明确此规定, 但实践中却惯之实行。
2. 占有人之保护请求权。
占有保护请求权是指占有人的占有被非法侵害时, 有权向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请求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包括占有物返还请求权、占有排除妨害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如《德国民法典》第861条第1款规定, “以禁止的擅自行为剥夺占有人的占有时, 占有人可以向对占有人为有瑕疵占有的人要求回复占有。”又第862条第1款规定, “以禁止的擅自行为妨害占有人占有的, 占有人可以要求妨害人排除妨害。占有人仍有继续受妨害之虞的, 可以提起停止妨害之诉。”中国《物权法》也有相关规定, “占有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 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 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 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三) 期待权在债权法上的保护
德国学说与判例认为, 期待权在债权法上同样受到保护。在不当得利法范围内, 当非权利人通过其处分而使期待权消灭时, 期待权人享有一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鲍尔和施蒂尔纳教授对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发生之情形作出分析:第一种情形是, 出让人于原因行为无效时, 请求有约束力之物权合意之不当得利返还 (给付型不当得利) , 就此, 出让人首先可以通过具有登记能力的取得禁止来保护自己;第二种情形是, 登记簿中的顺位与当事人所约定之顺位不一致 (侵害型不当得利) [6]。从上述的表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鲍尔和施蒂尔纳教授是以所有权保留买卖作为基点作出的分析、判定。其实, 在其他期待权类型中, 期待权人并非一概地排除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例如在承认遗失物拾得为动产取得方式的前提下, 除真正权利人之外其他第三人无合理根据对标的物进行使用、收益或处分以及其他方式获取利益以致拾得人的利益减损时, 拾得人基于期待权之地位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除此之外, 可能因侵权行为导致侵权之债发生而受到债权法上的保护, 权利一旦存在, 就存在被侵害的可能, 一经侵害, 即产生侵权法上的保护, 期待权作为一种权利类型, 亦不存在例外。因期待权仅存在财产权之上, 对财产权的侵害, 多为产生损害赔偿责任, 期待权人因此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权利研究是个永无止休的话题, 期待权作为权利的一种类型同样面临如此困扰, 对于期待权概念的界定、具体类型的认定以及法律保护等诸多问题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定论。但随着学者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以及社会实践的发展, 期待权理论研究势必走向完善。套用这样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崎岖的”, 期待权理论研究会取得重大突破, 但必须历经多磨。
摘要：期待权为德国的判例与学说所创设, 自从其产生起, 就成为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的研究热点和争议焦点。鉴于对期待权研究于民法理论和社会实践均有重要意义, 对期待权概念进行界定, 对争议比较大的几种具体期待权类型和期待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期待权,类型,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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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轶.期待权初探[J].法律科学, 1996, (4) :5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