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任务

不可能的任务（精选12篇）

不可能的任务 篇1

20世纪90年代中期, 你若在那时的早上6、7点钟漫步海南岛的全境的任何一个有商业贸易存在的地方, 你就能看到醒目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和行驶在洁净的大道上的可口可乐送货车队,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商铺驻足, 那时, 你就有机会看到可口可乐的工作人员将刚生产出来没多久的可口可乐、雪碧、芬达等碳酸饮品整箱整箱地搬到杂货铺、超市、百货公司中, 为这些零售业送货。那时, 你若想在海南岛任何一个商铺中买到一瓶百事可乐——会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你知道吗?就在可口可乐进入海南市场前, 整个海南岛的碳酸饮料市场其实是被百事可乐全境占领的。

如果你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 你就会告诉我——嗨, 我知道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对老冤家对头。

如果你对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也不妨碍你在电视中和媒体上看到这两家碳酸饮料公司的竞争, 而且竞争还很激烈。

实际上, 作为全球第一家碳酸饮料生产商的可口可乐公司确实先于百事可乐公司成立。而成立伊始的百事可乐就陷入了可口可乐法务部的法律围剿中, 直到二战中期的1942年, 两家公司才在伦敦法院的判决下停止了法律大战, 而在此之前, 百事可乐公司创始人卡莱布.布莱德姆 (Caleb Bradram) 曾三次请求可口可乐公司掌门人罗伯特·伍德罗夫 (Robert W.Woodruff) 收购自己——第三次时的报价仅为5万美元, 而当时百事可乐公司在美国全境尚存的13家装瓶厂的固定资产总价值也不止5万美元。

1979年, 可口可乐公司将可口可乐通过香港运到中国大陆在涉外宾馆销售时, 也开启了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大陆市场的第一步。可口可乐公司同时也成为了第一家外资企业。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的限制, 可口可乐公司在重返中国大陆市场后的布局并不迅速, 而随后进入的百事可乐则捷足先登地占领了可口可乐尚未进入的市场, 其中海南市场由于百事可乐率先进入而得以占据该市场的所有碳酸饮料领域的份额。

海南自1985年建省后, 进入这个中国第二大岛并在这个新市场中成为“领头羊”自然是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都想要完成的任务。

而当可口可乐正式将目光投向这个市场时, 百事可乐已经席卷了整个海南岛。

如何与竞争对手在对方已经将整个碳酸饮料市场完全占据的情况下与之争夺该市场?

这个问题成为了当时计划进入海南市场的可口可乐必须解决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派出了他们在亚洲地区从送货员出身的台湾资深营销专家陈成熙组队前往海南市场考察。

自然考察的目的之一就是这个市场, 可口可乐在短期内有没有进入并从“占领者”百事可乐的手中“夺”取部分市场份额, 换言之, 可口可乐该怎样进入该市场并能在与“占领者”百事可乐的市场争夺战中获胜?

这对于其他企业来说, 可能确实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 对于营销大师“可口可乐”来说就未必是“不可能的任务”。

早在后罗伯特·伍德罗夫时代, 时任美国可口可乐总公司总经理的奥斯卡上校为了弄清老对手百事可乐的一个新产品的配方而带着一帮小伙子上演了“偷车记”。而更早的二战时期, 拟定海外扩张计划的罗伯特·伍德罗夫就以“有美军的地方, 就有可口可乐”的“疯狂”。要知道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投资建厂可不是大多数商人愿意做的事儿, 而带着员工去将一辆满载着竞争对手的产品的货柜车偷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去也不是每个总经理都愿意考虑要为之付出的法律代价。而可口可乐的缔造者罗伯特·伍德罗夫和二战老兵奥斯卡上校的“疯狂”恰恰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血细胞”。

罗伯特·伍德罗夫的“疯狂”可以用一个数据来体现回报率:二战中, 从太平洋东岸到易北河边, 美军一共喝掉100多亿瓶可口可乐, 而当时的一瓶可口可乐的全球统一售价是25美分。到二战末期, 可口可年销售额已达500多亿瓶。至于时任美国可口可乐总公司总经理的奥斯卡上校所得到的回报自然也不是被投入牢房中, 可口可乐公司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没有让奥斯卡上校和他的“偷车”小组白忙活——百事可乐的新产品配方很快就被检验出来, 随之而来的是可口可乐公司有针对性地研发出自己的“进攻”产品投放市场与百事可乐的那个新产品争夺市场。

来自台湾的资深可口可乐经理人陈成熙和他的伙伴们抵达海南后对整个海南碳酸饮料市场进行了直接的观察, 而后他又和他的小团队一起对百事可乐公司的海南营销策略做了分析——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也像百事可乐公司一样从岛对岸的广东经由陆路而后通过海运将可口可乐系列产品运到海南岛, 而后组织人员推销或与经销商谈判显然就会成为跟随者或追随者, 这样的竞争旷日持久且胜算不多。

如何能迅速进入并将对手百事可乐通过竞争“消耗”出海南市场?

身经百战的陈成熙很快就注意到一个突破口——百事可乐在海南并没有设厂, 所有在海南市场销售的百事可乐产品皆来自广东省百事可乐灌装厂。而百事可乐公司要将百事可乐产品从广东运到海南岛就必须先用汽车从陆路运到港口后再经由运输船运到海口港或三亚港, 而后再由运输车队按程序送往百事可乐驻海南的“据点”, 之后才能分送到各经销点和零售终端。其间的运输成本并不低。如果可口可乐公司在海南岛设厂, 这样就可以对捷足先登的百事可乐公司实施“虎口拔牙”。同时, 在海南设厂也会向当地消费者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可口可乐将与海南消费者共同发展。

就成本而言, 先设厂而后再与竞争对手展开持久战的短期成本显然是巨大的。但是, 从长远利益来看, 在当地有自己的生产厂则可以减少从广东由陆路而后海运至海南岛, 而后在经过经销商和分销商与零售商的谈判而产生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而在当地设厂并销售的方式是可以与在当地没有生产厂而只能通过从对岸运过来的产品并完成相对复杂且耗时的经销环节的百事可乐公司打“持久战”的, 因为, 在这一竞争中消耗对方的资金和利润的情况下, 没有设厂的一方想要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获胜就必须不断地投入资金, 而资金的被占用就意味着百事可乐在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市场的利润贡献同时也可能被消耗掉, 最低限度会使得负责海南市场的广东百事可乐所拥有的资金难以支持这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役”。

这也符合可口可乐自罗伯特·伍德罗夫时代就已建立起的“现地主义”的准则。

陈成熙所提出的海南设厂的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支持, 同时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的支持——因为当时海南建省不久, 整个工业几近于零。没有重工业, 只有正在发展起来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及与之配套的酒店业, 而海口的轻工业也只有海南建省后才建立起来的海口市速溶咖啡厂 (后更名为海南力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对于亟待发展的海南省及负责管理海南省的行政官员来说, 招商引资在当时自然成为当地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此时可口可乐要在海口设厂的意向很快得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回应并获批。

来自台湾的陈成熙受命成为了海南可口可乐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 1988年, 该公司正式成立并很快完成了产房建设和设备调试、人员招募及技术培训等相关动作。

随即, 陈成熙派出他的营销团队直接与零售商接触并提供了百事可乐无法与之比拟的服务和销售价格。

“持久战”并没有旷日持久, 在海南没有生产基地的百事可乐公司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并最终全线退出了海南市场。

到1994年时, 当地人和游客也只能在杂货铺里几乎是贴在天花板的货柜的位置才能看到一瓶布满灰尘的百事可乐。

链接一:百事可乐的3次请求

1922年, 当时在美国29个州有授权厂的百事可乐公司总裁戴布抗泽请求可口可乐公司吞并自己的公司, 遭到罗伯特·伍德罗夫的拒绝。1923年, 百事可乐公司第一次破产。

1931年, 仅剩下2家装瓶厂的百事可乐公司再次请求可口可乐公司吞并自己的公司。这个请求再次遭到罗伯特·伍德罗夫的拒绝。同年, 卷土重来而又再次陷入绝境的百事可乐公司第二次破产。

1932年, 百事可乐公司拟以5万美元的价格将百事可乐公司奉送给可口可乐公司。当时尚有13家的百事可乐装瓶厂的固定资产也超过了5万美元。

链接二:可口可乐公司全球起诉百事可乐逾1/4世纪

1916年, 美国法院就审理了153起对可口可乐公司的侵权事件。其中被起诉最多的便是百事可乐公司。

1934年开始, 美国西波里律师就任可口可乐公司法律总顾问。他认为, 可口可乐的商标应被视为一个完整不可分割的商标权。随即, 他带领着可口可乐公司的律师团在任何一个有百事可乐公司子公司和装瓶厂的地方展开旋风式法律诉讼——起诉百事可乐侵权。

1938年2月, 西波里和他的同事们在加拿大起诉百事可乐侵权。同年7月胜诉。

1942年, 西波里与他的同事们在伦敦代表可口可乐公司起诉百事可乐侵权败诉。西波里决定与百事可乐公司庭外和解而不是继续起诉对方。至此, 成立已44年的百事可乐公司方在法律上成为合法的碳酸饮料可乐生产商。

不可能的任务 篇2

经常听到一些朋友在抱怨老板给自己出难题，提的要求都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然后带着一股怨气和抵触情绪“磨洋工”，导致职场生涯的郁郁不得志。

其实解决难题的办法永远都比困难多。老板拿着员工好几倍的薪水，注定他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问题，用更高的标准来提要求。如果老板难不倒你，他就不配做你的老板，也对不起他付出的薪水！

我曾经供职的一家公司，中国区的老总是从销售经理一路升上来的，对公司公关部的业务并不十分熟悉。有一次新产品发布的第二天，就按照销售部的惯例过来追数字。

销售部的数字是很好量化的，同一款产品卖掉一个就是一个，只是个统计流程问题。可是公关部的业务可没法这样绝对量化，他们的产品不是机器，而是有生命的“羊”。同样是一头羊，公羊和母羊就不是一个价，肥羊和瘦羊也差着行情，要是怀着孕的母羊，则更值钱。

老总要他们交新闻稿见报的剪报数量，可是剪报是没法单纯用数字来衡量的，各大报刊杂志的知名度和发行量差异很大，在小报上面可以上整版的新闻，在大报上可能只是个豆腐块。但新闻宣传是看效果的，大报上一个大豆腐块的效果，可能抵上小报好几个整版的效果，而且还有被其他报刊、网站的可能性，是头怀孕的母羊，如果也按一头羊来计算就非常冤枉，

公关部的人一听到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抵触：这老大懂不懂啊？1篇大报的剪报能和1篇小报的剪报划等号么！以前的老总跟媒体打过交道，不会提出这么外行的要求，于是先由公关部经理出面去和老总解释为什么剪报不能按数量来统计效果。

可是中国区老总很快就把球踢了回来：如果你们说这样统计公关部的业绩不科学，请你们给我一个科学的统计方法。不然我向亚太区汇报工作的时候，没有数据支持不好说话！

公关部的人一开始当然是怨声载道，抱怨老总不懂这方面业务害死人，但是很快发现光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老总还是每天追数字，想不出办法每天都不得安宁。于是开始集思广益，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根据各大报刊杂志刊出的新闻稿大小，把每篇见报的稿件折合成刊出版面相应尺寸的广告费，这样每篇新闻稿就有了自己的量化数字，跟上面汇报的时候就显得很有说服力。

此后，他们每次新闻发布会后，都把所有见报的新闻稿折合广告费加起来，以此来证明为公司节省了巨额的广告费，因为数字通常非常庞大，老总对他们部门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视。

力帆:不可能的任务其实很可能 篇3

54岁创业，68岁造车，72岁上市，用20年走过了很多国外企业百年的路程，偶然两字似更多代表一种心态，而非历程本身。作为国内同行的李书福与尹明善，创业历程颇为相似，也是从做摩托车开始逐渐转为乘用车。有人做过一个对比，二者相差24岁，如果说当时李书福造车堪称勇气可嘉，那么力帆仅仅六年就凭借自主创新在乘用车领域分得一杯羹，已不是冒险和偶然可以来形容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只要你有那股决心！我做右派（等于荒废—编者注）做了20多年！所以在我心里，我和李书福是同岁！他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能做！”尹明善即便表达坚定，也不忘发挥自己特有的川式幽默，逗得在场人大笑。实际上，这20年来的力帆历程，正像是一场与时间与资本以及与市场较量的好戏。不过令尹明善高兴的是，他一直都是赢家！

当然，这绝对不像他幽默的那么轻松。

不服不行的“山城精神”

从出生地涪陵到事业发迹地重庆，两座城市都在嘉陵江边，依山而建的道路伴随着一级级的石梯蜿蜒曲折，起伏如波浪，生活在这里，需要的除了超凡体力之外，还多少必须拥有那种不怕吃苦的“山城精神”。

曾有美国记者到访重庆后，深深为这里的码头文化和制造业规模所震撼，将重庆比拟为美国西部的“钢铁之城”芝加哥。“我们也身处西部，也是西部的机械制造业重镇，还有那种跋涉奋斗的精神，都神似芝加哥！”尹明善显然很认同那位美国记者的比拟。

而从他虽然有些沧桑却激情四射的面容上，也能隐隐感到这个幽默的老人内心深处隐藏的坚定和执着。“有些人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去年那么大年纪还要亲自把企业搞上市。其实这和年龄没有关系。我常说：做企业和做人一样，不能没有精神。对的事情一定要做。我只后悔自己做得太晚了！”尹明善表示。正是去年上市之后，整个力帆开始了全盘改革，更好地发挥了企业内部监督的效力，也完善了内部的组织机构。虽然由于很早就开始国际化，力帆的现金流一直十分稳定，但在企业即将20岁成人之际，他选择了上市来进行一场彻底的公司治理变革。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力帆得以从一个9人小作坊发展到如今拥有1.5万名员工的跨国大型车企，正在于尹明善一直都懂得“自我革命”。

回忆往昔，1992年，当他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毅然结束了自己已小有成就的图书出版公司，拿出好不容易凑出的20万元开始创业时，彼时他还是个摩托车行业的外行。他从捣腾配件开始，借助亲戚的帮助，在外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质疑中，开始了自己的“不可能”。

不过与周围大部分摩托车制造企业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尹明善就喊出了属于自己的口号：“我的理想是要造出全中国没有的发动机！”类似的豪言壮语，在2006年开始造车时，他也曾提出：一定要自主创新，不能搞拿来主义，才能做到真正的具有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思路出发，他没有重复其他小企业为大厂做边角料的老路，一开始就直指摩托车的“心脏”——发动机。因为与其他产业类似，中国的摩托车制造业严重空心化，作为关键零配件的发动机，国内只有区区两个型号，其余大多从海外进口，特别是日企更是占领了这项技术的至高地。但尹明善认为：如果不能做出自己的发动机，就只能一辈子受制于人。

经过深入的市场分析，他发现中国特别是重庆，其实在发动机零配件领域的技术已经很完整，只是囿于体制，那些生产配件的国企根本不会出售装备好的发动机，更别说是和国际技术接轨了。他认为这是一个突破口，力帆应从出售发动机整机入手，这样就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心脏。

由此，尹明善作为一个纯粹的外行，却在一年内就成为了重庆摩托车业的“黑马”。很多人没有想到，看似小小的一台发动机竟然比卖摩托车更赚钱！很快，力帆的门口就开始涌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而尹明善并没有满足。在出售发动机之余，他开始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并且用获得的利润开始了进一步的企业规模扩张。截至10年前的2001年，仅摩托车发动机，力帆就售出184万台，销售收入超过38亿。这个领域他用9年就做到了世界第一！

至今在重庆商圈里，尹明善都是“偶像”级老大哥。“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从我的角度总结，力帆的成功一共有三点：这也是我常说的力帆三件宝——创新、出口、信誉好！”躲在镜片后的尹明善拖着他那招牌式的重庆调调，抑扬顿挫娓娓道来。

登上国际舞台的滋味

不过就在力帆顺风顺水时，品牌大战的阴影却早已慢慢笼罩其中。从1996年到2003年间，日本本田（HONDA）就力帆摩托车使用的“HONGDA”标识的侵权问题开始了长达8年的状告。虽然早在1999年力帆就已全面换标，但力帆还是在2004年终审败诉。

多年后，尹明善并不愿多提及此事，但他依然尊称本田为自己的老师。面对记者他也曾表露自己的委屈，认为本田揪住多年前的往事不放，只是由于这些年在销售和制造领域被学生超越，而被迫采取的市场狙击策略。不过抱怨之后，尹明善也坦诚地表示：中国民企要想真正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加紧自主创新，同时还要拥有自己过硬的品牌。

而对于品牌，尹明善的要求更高，那就是必须要拿到国际上也站得住！

其实尹明善在积极拓展本土市场之余，很早就开始盘算起了新战略。1998年，在通过对国际摩托车市场的全面考察后，尹明善发现邻国越南几乎人手一辆摩托车，摩托车消费市场巨大——与其在中国市场上进行价格战，还不如从越南出发积极拓展当时还是处女地的东盟市场。

不过当时的越南市场，力帆的老对手本田可谓一枝独秀，和其他几个日本品牌加起来已占领了越南大半江山。很多人都认为力帆很难打进这个铁壁市场，但尹明善却有着自己的逻辑，他觉得日本车品质好，但价格高，而力帆首先打的就是价格牌。当时100毫升的弯梁车，日本车的售价是2100美元，力帆的批发价却只700美元，代理商零售也只1200～1300美元。在质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价格的力量不可小视——力帆摩托开始在越南市场上迅速走红。

不过仅仅是价格优势，力帆走不了多远，只有真正在越南人心中树立起品牌才是长久之计。“我其实一直觉得很多中国企业对国际化的理解有误区，总觉得我们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占领市场。其实不然，必须首先树立品牌，打动消费者的心，才能最终长久经营下来。”接着尹明善兴奋地表示：力帆目前的局面有些好玩，力帆的品牌在海外甚至比国内还响！这就是他们花心思的成果。而为了打动越南人民，力帆搞起了“事件营销”——让力帆摩托车在河内飞越越南的母亲河——红河，并给越南的“CCTV”30万美元作为广告费，现场组织了10万观众。他们还请来了越南的顶级歌星、影星进行现场表演。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力帆从此在越南名声大震。紧接着，力帆又打出另一张牌——足球，把越南的头号球星黎玄德请到中超自己的力帆俱乐部来踢球——效果就像姚明去了火箭。同时为了获得越南各界的认可，并且规避贸易风险，尹明善还直接在越南建厂，聘请当地工人，和越南本土供应商形成战略联盟，使得力帆真正成为了越南人心目中的“国民车”。

而随着在越南市场大获成功，力帆的摩托车开始走向更多的国家。今年6月，在长江三峡游船上召开的力帆摩托车经销大会，尹明善与应邀而来的全球43个国家近100名国外力帆摩托经销商共襄盛举。经过统计，从1998年开始海外征程，14年来力帆摩托车已经出口了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其中三个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工厂，真正做到了力帆海外公司形容的那样——“驶过全球的点点帆影”。

事实上，正是作为中国第一家走出国门的摩托车制造企业，力帆得以在全球经济勃发的10年间，获得规模和效益的同等增长。但尹明善也感到了其中的危机。“摩托车毕竟是一个小市场，未来更大的空间属于汽车。所以我们要发展为百年力帆，还必须造车！”如果说54岁创业已经是充满勇气，那么68岁时，力帆开始的造车事业，更让人感到了尹明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决心。

用时下流行的星座学说来解析，生于1938年1月1日的尹明善，是号称忍耐力和执着力最惊人的摩羯座。这个星座历来盛产政治家和商人。而正是有着这样号称钻牛角尖一样的韧劲，才让他顶住压力，一手实现了自己的乌托邦美梦。对于外界对力帆造车的质疑，尹明善并不生气，而是十分坦诚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力帆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从最初搞配件到做摩托车，再到如今全力造车，其实是很多国外车企走过的道路，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我觉得惟一关键的就是，通过在管理上细化和分解我们的目标，从而使得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尹明善强调道。

他有一个好玩的公式，即不用平常的成本和利润来计算品牌的价值，而用所谓的“一斤车”的价格来看自己和世界级企业的差距：如果说宝马可以卖到100元一斤，力帆的车如今只能卖到30元一斤，这就是差距，也是他追赶的目标。

为此，与之前搞摩托车的战略类似，此次尹明善依然把住了两个核心环节：技术创新，加上海外攻略。2007年，力帆汽车将汽车最核心部件的“力帆造”发动机装配在了自己的新车型上，也成了国内少数可以自主研发和生产发动机的民营车企。截至目前，力帆汽车已经拥有了多款高技术含量的新能源产品。2009年官方统计的6万辆到如今的10万辆销量，让尹明善惊喜之余，也再次向世人证明了他倔强精神支撑下的产业奇迹。

在海外市场，力帆汽车的销售也一路飘红。尹明善表示：今年的出口量将增加到5万辆。如今在海外特别是在独联体和中东的组装工厂已达到6个，今年还会增加2个，是迄今中国自主品牌中最多的。未来，力帆将着重发掘南美市场的潜力，而且在巴西建立的第一家全球研发中心已经正式启动，未来可以看到目前在全球40个国家逐步建立起的销售网络都将会及时推出力帆的新款轿车。而那时，力帆汽车驶向世界的，将绝不仅仅是一句广告词。

“总结我们的20年，就是一直在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是中国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但正由于恰逢时代变迁的伟大机遇，给了我们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我既觉得幸运，又觉得开心，而未来我们还有更长的道路要去跋涉！”尹明善微笑着总结。管理

回想20年前的自己，您最想对当年的自己说点儿什么？

尹明善：我觉得敢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是绝对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力帆这20年一直在思考自己走过的路，得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懂得坚持，哪怕在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也要坚持走下去。其次，我觉得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您觉得力帆20年来走到今天，最关键的是做对了什么？

尹明善：自主创新。无论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从摩托车到轿车，一直以来我们都花费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去搞创新。因为没有自主的技术产权，就如同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怎么能做成百年长青企业呢？

多年来，哪些主流管理思潮对您经营企业产生过重大影响？

不可能的任务 篇4

当实验现象不明显时, 视频播放变“不可见”为“可见”

传统教学在做“色素的提取和分离”实验时, 由于实物太小或现象不明显会影响学生的观看导致实验效果不好。可以预先将教师的操作实景拍摄下来, 在学生实验前用大屏幕播放, 教师边讲解, 边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当个别学生实验操作有不明白的地方时, 还可以再次播放给他们看。这样的演示实验更灵活, 指导效果更明显。对于那些由于学校条件不允许而不能做的实验, 也可以通过从网上下载相关的视频来满足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学习要求。还可以通过对相关课件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来实现对整个实验过程的多角度展示, 让学生对实验过程有更清晰的了解。

有许多细微的生物结构是肉眼看不见的, 必须借助显微镜来观察。例如在《细胞分裂》的教学中, 细胞分裂以有丝分裂为教学重点, 是学习减数分裂和遗传规律知识的基础。有丝分裂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特点、染色体的规律性变化、染色体数与D N A分子数的关系更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是后续章节的基础。开设观察植物细胞的有丝分裂实验, 一是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二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使用挂图或者在黑板上画出模式图来描述显微镜下的内容。这给实验教学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 显微镜下看到的实物与模式图相比总会有一些差异, 学生无法把显微镜下真实的物像和模式图联系起来, 不能具体辨别各个时期的图像;另一方面, 学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物像是否正确, 是不是分裂期的图像, 有些学生也无法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等教师逐个查看并讲评之后, 学生才知道对错。这就使得教与学容易脱节。在实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借助视频播放, 将显微镜下的内容呈现出来, 让学生有针对性地去观察、去识别, 这样既丰富了教学内容, 提高了准确性, 又节省了实验教学的时间。

当实验很难在有限的时空内呈现时, 多媒体动画变“不可能”为“可能”

在《矿质代谢》一节的教学中, 教师多要引用1 9世纪4 0年代荷兰一位科学家的实验:将一株重2 k g的柳树幼苗培养在一个放有2 0 k g土的花盆中, 只浇蒸馏水。5年后, 柳树重达3 1 k g, 而土只减少5 k g。据此提出问题要求学生讨论:柳树净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土壤中减少的物质是什么?用此范例, 既可以复习上节课《水分代谢》的有关知识, 为“光合作用”的学习埋下伏笔, 又可以使学生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矿质元素的存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这个实验耗时5年,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显然无法实现;如果用语言来描述这个实验, 又显得枯燥, 缺乏吸引力。我们可以将其设计成多媒体动画的形式:蓝天白云, 阳光普照, 一位卡通人物科学家在给花盆中的树苗浇水, 画面中显示出树苗和土的重量数值。树苗逐渐长大, 重量增加为3 1 k g, 而土的重量减少为1 5 k g。苦思冥想的科学家提出要讨论的问题。动画表现出来的实验过程一目了然, 趣味性强, 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范例的作用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又如《根对水分的吸收》这一课中有关植物细胞吸水和失水的演示实验, 要在4 0分钟的课内完成实验操作, 让每个学生都观察到是很难的。如果采用让学生在课前将实验操作一下, 将实验结果带到课堂上, 教师再利用多媒体将实验的全过程和实验现象 (主要是甲、乙两个烧杯中的萝卜条和杯中溶液多少的变化情况) 以动画的效果来展示, 不但可以增强实验效果, 而且有利于引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 分析实验结果, 得出萝卜条吸水与失水的原理, 从而提高微观现象的可见度,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当学生“不拘小节”地实验时, 多媒体模拟是规范实验习惯的“隐形翅膀”

学生在做生物实验时常常会“不拘小节”, 如取药品时乱放乱丢, 用显微镜观察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滴管从这一个试剂瓶直接放入另一个试剂瓶中……这些不规范的操作在实验室里经常可见。在实验教学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规范操作的习惯。

不可能的任务 篇5

(2014-08-19 23:56:50)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表示要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并“坚决根除”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职务消费”。看到这条消息时，我正和香港某中资主管喝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有点难”。

我能理解，因为我在国企中资公司任职的资历比他还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才20多岁时就被政府外派到香港某中资公司任职，虽然工资已达到万元港币，超过国内同级别工资近十倍，但很快我就了解到，没有一个中资国企的主管人员是靠工资过活的，工资之外的“职务消费”和各种巧立名目的公费报销，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各自的工资。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情况进展如何我们都心知肚明：现在的国企与中资公司的老总、经理，早就与时俱进，几乎都有花不完的“职务消费”与公费报销！过去一些领导人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但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谁都知道，真要“彻底根除”恐怕比登天还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在哪里呢？

我们同样心知肚明，最高领导层从没痛下决心根除这种弊端，以致久而久之，大家不但对这种不正之风习以为常，甚至被一些人堂而皇之地包装成了“中国特色”，不管媒体、网民与普通民众如何鼓噪，“特色”岿然不动，我行我素，完全不顾这些国企老总与高管中饱私囊的是国家资产与国民的共有财产，而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职务消费”与带有贪污色彩的公费报销，往往可以挽救多少个看不起病的普通人的生命，让多少贫困失学的孩子回到配有课桌与板凳的教室。

还有一个被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彻底反腐。以前每届领导人上去后不是没有打掉一两个大老虎，但事实是，这些年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大老虎越来愈多，久而久之，我接触的所有朋友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腐败就是中国的特色，就是这个政权的“特色”，除非政权更迭，腐败不可清除，难怪连《环球时报》都开始为腐败找借口。也因此当人们看到习近平这届领导人上来后一边打老虎一边拍苍蝇，几乎一开始都倾向认定这是做做样子、树树威信、压压异己而已„„甚至到了今天，亲眼看到徐才厚、***等相继落马，各地贪官继续纷纷被带进牢房之时，他们还都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信半疑，猜不透习总到底要干啥。

习总以言行展示就是要反腐，震慑贪官污吏，而且还要以法治来反腐，并迟早会采取公布财产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方法，可是，各位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公布官员财产？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这种制度下彻底反腐是“不可能的任务”，中国领导人也没有这样的决心、权力与能力。

中国积累的问题之严重，让习近平这届领导人的任务异常艰难，而大多数人尤其是精英们对习近平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无疑让习总的改革更加艰巨。我自己见证的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从十年前开始写作以来，我几乎每过一两个月就要写至少一篇呼吁国家尽快设立包括“自由、法治、民主”在内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崛起的动力与路径，国人奋斗与追求的目标。这些年下来，由于我的持之以恒或者“固执”，连我当初狂热的追随者都渐渐开始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仿佛我是那个口中喋喋不休嚷着“自由、民主、法治”的祥林嫂。他们早不再相信在中国，或者这个政权会把“自由、民主、法治”写进价值观里并认真推广、培育、践行。

而当十八大推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多次强调各级政府带头培育、践行，如今已贴满大街小巷，连广州的巴士上都闪烁着这24字后，我当然是有些激动的。尤其听了习近平在北大等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述，我更认为这次像反腐一样，是大有希望的。可我的希望很快就遭遇了挫折——

无论是我接触的公务员包括各级别的领导，还是我的读者、我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平时整天都把“自由、民主、法治”挂在嘴边的民主人士，他们要就是对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漠不关心或者不屑一顾，要就是根本不相信，还有一些甚至冷嘲热讽。为数不少的朋友认为，在中国推行这24字，是“不可能的任务”。既然是“不可能的任务”，为啥要费心去研究、去推动呢？更可笑的是，现在，当我继续说“自由、法治、民主”这些我鼓噪了十年的核心价值时候，我被一些民主人士说成是“拍马屁”、“舔菊”。说实话，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更难受、更绝望的了。

中国走到今天，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但很显然，留下来的是更加不可能的任务。这些更加难的“不可能的任务”都落到了这届领导人肩上，落在了习近平的肩上，也落到了我们这几代人的肩上。这些“任务”之所以被认为“不可能”，其中最主要责任当然在上面，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与领导人，如果领导对民众承诺太多却总是不了了之，如果反腐叫得整天响民众却一直被大老虎与小苍蝇们折腾来折腾去，谁还会相信、还敢相信呢？而当民众都认为“不可能”之时，那即便真“有可能”，也一定会变成“不可能”了！

但是，一味的怀疑、质疑甚至冷眼旁观、置身事外，不但于事无补，甚至会适得其反，使得领导人完成“不可能任务”的行动举步维艰，使得一些试图阻碍改革的人如愿以偿。中国的变革不是单单靠上面也不是仅仅靠下面就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上下互动、齐心协力。打老虎拍苍蝇，努力推行各项改革，不是和我们普通人无关，而是息息相关。如果说民众有权享受到各种改革成果的话，所有的人，包括你我，也都有责任为改革想招，为改革发力，至少做到为改革呐喊。正如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所说：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革发力。

终结涂鸦 不可能的任务 篇6

纽约警察对街头涂鸦无可奈何

涂鸦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政治活跃分子表达政见的方式，而黑帮童党也以涂鸦来划定势力范围。60年代后期，新一股涂鸦风潮开始在美国兴起。初期参与者多为贫民区的拉丁美洲和非洲裔青年，他们将纽约地铁变成自己的"留言板"，以涂鸦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和个人被压迫下的焦虑，带着浓厚的反叛和无政府主义味道。

发泄不满和焦虑

其中一位涂鸦者言："我觉得自己活在现代巴比伦中，充满诱惑、罪恶、扭曲、贪污、不义以及被社会误导蒙骗的蠢材。使人们从麻木中醒来的惟一办法就是拆毁他们那一套：他们的核心地带---城市!将我们的说话写在列车上、公路上、大厦天台上。"随着80年代HipHop文化的兴起，一批批青年加入涂鸦行列。当时不少美国涂鸦者到欧洲示范，而欧洲青年在受到HipHop吸引后也爱上纽约街头涂鸦文化。到80年代末，欧洲涂鸦也已全面发展，并与美国"同行"互相交流，形成一股欧美街头文化。

在涂鸦活动渗透美国各城市的同时，反涂鸦运动也在80年代冒起，团结各个社区的主流力量共同对抗被他们定为反社会的涂鸦活动。学校、教会、社区守望组织等联合起来，在旧金山市，差不多每个月都有清理涂鸦的工作小组织成立。全国涂鸦资讯网络于1991年成立，并召开全国反涂鸦会议，强调涂鸦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倡议政府加强对涂鸦者的惩罚；清除涂鸦公司也出席介绍最新的除涂鸦技术。纽约市在1998年便花了2500万美元来清除涂鸦，市长朱利安尼也推出多项反涂鸦运动。

究竟涂鸦属是属非?反对者当然认定他们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公有财产，在城市内划出势力范围，破坏了美丽的环境等等。而涂鸦者则辩称上述的道德标准全是当权者为维护本身利益而设，自己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没有产业、没有权势、没有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

涂鸦反映权力关系

在英国一则涂鸦上写着：有钱人可以挂上标语，没有钱的就靠边站……不可以写上你觉得大家应听到看到的话。你看骆驼香烟，它们(有钱便)可在全国卖广告……其实它们只想令大众继续麻醉，好让它们可以多做一点生意。

旧金山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文认为，我们必须明白涂鸦问题不纯粹是美感观念的问题，而是权力和吸引注意的问题。就算政府真的接纳涂鸦为另一种艺术，它们也会继续控制城市面貌，因为这正是权力和影响力之所在。决定美丑定义和惩罚违反标准的人是当权者展示权力的方式。

卡文指出，政府在发起反涂鸦运动时采用了"战争论述"，在传媒渲染下，涂鸦者一下子便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逆反心理也刺激了某些青年的"愈禁愈要做"的神经，令问题更加严重。

涂鸦者竟被枪杀

卡文认为传媒有针对社会弱势人士之嫌，在形容主流社会与社会边缘人士的矛盾时便用上"战争"和"打倒"等字眼，让政府更有理由花费大量资源去打击；但面对有钱有权势的人的犯法行为却以较中性的"丑闻"来描述。当公众的焦点被传媒引导到青年涂鸦者身上时，那些动辄贪污百万千万的商业罪行便只会成为一幕幕肥皂剧。

理想,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篇7

从希腊神话的阿喀琉斯 (Achilles) 到篮球明星乔丹 (Michael Jordan) 等所有传奇人物, 他们之所以能掳获无数代人的心, 都是因为他们都跟我们一样具有人的弱点与有限性, 但却能成就超出常人的事情, 使我们感受到自己也跟他们一样有着无法明确度量的潜在可能性。

理想, 就是超乎一切的可能, 并且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创造出无穷的潜在可能性, 使得我们可以终生持续怀着憧憬与盼望, 并且用憧憬与盼望持续燃烧我们的热情。活在这样的热情与盼望里, 我们才会觉得活得“尽兴”且“尽性” (尽其天赋之禀性) 。

阿基里斯是木马屠城记里的希腊神话英雄, 他是海洋女神忒提斯 (Thetis) 与凡人珀琉斯国王 (King Peleus) 的儿子, 一半是人, 一半是神。假如他象太阳神阿波罗 (Apollo) 只是一个纯粹的神, 他会变得跟我们毫不相干, 因而失去一切的魅力;假如他纯粹只是一个凡人, 那也将会失去我们对他那无限潜能的期待与想象, 因而变得不再那么迷人。就因为他是半人半神, 所以在他跟我们之间才能联结起想象的可能性, 使得他的潜力变成我们对自己的憧憬与渴望——成为超越我们今日现况的“更出色的人”。

篮球明星乔丹的魅力也是来自于那“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无限可能性”。从他开始运球过人的那一刻起, 一路穿越人墙, 直到跃起投球进篮的瞬间, 每一个动作对一般人而言都简直是不可能的。乔丹却有能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 如果没有高手如云的人墙阻隔, 假如乔丹的每一次带球过人都如入无人之境, 那也会使他的球赛变得毫无挑战性而极其乏味, 就像在看NBA明星队跟小学生打篮球一样。

中文里的“现实”总带着贬损的意味,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的意义与价值, 有时候就只因为它是“已经实现的”、“必然可能的”, 因此无法引起我们的憧憬与想象。有些人会把“年薪千万”当作理想, 但是郭台铭不可能会把“年薪千万”当作理想——因为, 所有已然实现的都是“现实”。另一方面, 理想也不能高到一眼就知道绝对不可能。因此, 所有的理想永远都是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 它比现实更高, 又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而能够鼓动我们的憧憬、向往与热情!

所有的传奇人物都像人类有过的每一个理想, 他们超越一切既成的“现实”,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也把我们的热情带进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无限可能。这样的热情, 以童话故事的形式点亮我们的童年, 以传奇英雄的故事鼓舞着我们的少年, 以历史人物和诗歌、艺术的形式孕育了我们的浪漫情怀, 并且在青壮年时期成为我们追求个人理想的动力。

千古以来, 人类都渴望着“成为更高的存在”, 不论古今中外, 不论男女老少。也正因为这份无所不在的渴望, 数千年来, 人类以数不清的方式在创造传奇、参与传奇, 为传奇的时刻喝彩, 并且在喝彩时分享着“与有荣焉”的滋味。

就是因为无法舍弃这一份渴望, 所以我们不愿意把塑料袋套到头上;就是因为无法舍弃对“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的渴望, 所以我们不愿意忍受现实的有限性, 乃至于无意义。

这样一种渴望不仅不受物质匮乏的压抑, 有时候反而会在物质最匮乏的处境下支撑起我们精神上的丰足, 西藏自治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那里, 连空气都很稀薄, 西藏地区的人却愿意缩衣节食, 自己穿着终年不换的皮衣, 把积攒下来的钱买丝质的哈达去供养僧侣、菩萨。从理性的表层去看, 这种行为似乎是迷信;从更深层的心理去看, 这又彰显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类那份超越世俗的渴望——借着奉献哈达的过程, 人终于与神圣的世界有了关联。

不可能的任务 篇8

关键词：社会政策,政策补偿,失地农民

我国有13 亿人口, 其中8 亿是农民。 对农民而言, 土地承载着农民的一切, 它不仅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而且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 我国将有6 亿农民失去土地, 因此,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农民失地失业问题, 将是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与稳定的严重障碍, 还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 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问题的提出及引发的思考

1.失地农民问题的由来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为了完成工业化的积累, 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最终形成了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体制。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导致农民基本处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只能享有附着在土地上的生存和就业保障。所以对农民而言, 土地就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在生活中扮演着社会保障、繁衍发展等多种角色。由于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影响, 农民人均土地占有量逐年减少, 土地正在变成一种稀缺资源, 伴随而来的是失地农民群体出现, 失地农民问题日渐凸显出来。

2.失地农民增多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 土地一旦被征占, 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 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在就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 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 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目前, 我国的失地农民每年要增加二百多万人。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安置, 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然而, 一次性的补偿只能暂时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当把钱花光后他们的生活将得不到保障。如果有这样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流动, 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对他们而言,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如果不满的情绪继续高涨, 那么他们就可能做出让我们预想不到的越轨行为, 这样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新时期对失地农民给予社会政策补偿的可能性

社会政策是指政府在某种社会价值的指导下, 为达到某种社会性的目标而采取的社会性行动的总和。目前, 针对失地农民给予政策补偿的可能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失地农民的社会政策已初现端倪

近几年来, 各省出台的一系列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政策, 虽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体系, 但是从这些“星星之火”中, 我们看到了它的发展前景。

以哈尔滨市为例, 2006年为配合群力新区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 按照市政府部署, 市劳动保障局出台了群力新区失地农民劳动保障相关政策。首先, 针对养老方面出台了新的养老保险政策, 规定失地农民可以以城镇个体劳动者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次, 关于医疗保险, 失地农民可从参保之月起, 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住院医疗统筹费, 等等。 另外, 某省定南县2008年8月13日首批发放《失地农民证》。该县对领取了《失地农民证》的年满18周岁以上、养老年龄 (男60周岁、女55周岁) 以下的失地农民, 进行10年的养老保险补助。这说明该县已开始对失地农民实施养老保险优惠政策。

尽管这些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政策正在不断形成之中, 但我们也要看到, 由于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 我国社会政策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的社会政策已经初现端倪, 但还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2.高速发展的经济, 为社会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

目前, 我国政府已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社会政策的发展。据财政部消息: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 全年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元左右, 比上年增长31%。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 已经从1998年的5.52%提高到2006年的11.05%。财政部数据显示, 最近几年也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最快、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几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 已从2003年的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4亿元。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已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可为社会政策的出台提供较强物质基础。

3.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社会政策的重要性

针对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就业、收入以及其他基本权益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不少积极的政策措施, 尤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更是突出强调了民生问题。报告指出, 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注重社会建设, 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扩大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民生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只有将这个问题解决好, 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只有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保障, 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加稳定。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并将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首先, 从就业政策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改善就业结构。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 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完善面向所有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 及时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困难。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其次, 从社会保障体系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 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 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以上只是其中的几个方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政府正在努力制定和实施促进城乡发展的社会政策。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 他们的利益正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当前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建议

下面, 作者从政策方面入手, 对失地农民的政策补偿给出建设性的意见。

1.完善社会保障政策, 消除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在现行失地制度下, 农民是被动失地, 其失地风险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政府应该向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为他们办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等, 对困难户要提供廉租住房、教育减免、救济帮助等救助待遇, 促使他们消除对未来生活的忧愁。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不能只是一种应急性的政策, 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要注重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发展的长远目标。在政策内容上, 既要有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政策, 又要有提高失地农民防范风险能力的社会保险政策, 如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失业保险政策等。

2.改革现有户籍政策, 确保失地农民身份的转变

现有的户籍政策, 将失地农民拒之门外, 因此他们不能享受市民的福利待遇。所以, 必须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 使失地农民能够和城里人一样平等竞争、平等就业、平等生活、平等居住。只有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 才能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之中, 切实地保障他们的权益。

3.优化就业政策体系, 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失业又是不可避免的。失业不仅对失业者本人生活及家庭是个巨大冲击, 而且对经济发展和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就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 首先,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 对符合条件的城郊农民, 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援助政策, 发给就业援助证, 给予重点就业帮扶;同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另外,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通过更多的企业来就地吸纳更多的失地农民。 其次, 根据失地农民文化层次差异、居住情况等特点, 有计划、有组织地使每个失地农民都能接受职业培训, 从而掌握一门以上的实用技术, 提高他们就业竞争的能力。

4.健全教育政策, 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

教育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 它在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可以说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失地农民的教育问题从总体上来看, 可分为失地农民群体自身的教育和失地农民群体子女的教育。由于失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一代或几代人才能完成, 因此, 在城市化进程背景下, 失地农民群体子女的教育问题更应得到强调和重视。

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障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157-163.

[2]谢志强, 李慧英.社会政策概论[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5:235-245.

[3]成至刚.社会保障导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3:102-107.

[4]安东尼.哈尔, 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64-65.

不可能三角下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 篇9

1 不可能三角理论

20世纪60年代, 蒙代尔提出在资本完全可流动的情况下, 如果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货币政策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亚洲金融危机后, 保罗•克鲁格曼 (1999)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可能三角, 他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 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并且实行相应的汇率制度。1944年~1973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放弃了资本流动, 固定汇率制度得到实现;而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 放弃汇率稳定, 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以稳定通胀率, 同时放开资本管制以实现自由市场。香港、新加坡则是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获取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稳定。如果三者都想实现, 就会像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泰国那样, 最终陷入混乱。

在不可能三角下, 当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时, 为使货币不具有套利空间对汇率稳定产生影响, 必须限制资本流动, 实施外汇管制。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比如朝鲜、古巴就是实行这种政策组合。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 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当货币政策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时, 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 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而频繁地波动。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选择通常是允许汇率自由浮动, 从而获得资本账户开放和以国内通胀率作为目标的独立货币政策, 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 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最后, 当资本完全流动、汇率稳定时, 货币当局将很难根据本国的经济情况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 从而对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

2 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一些新兴国家, 比如泰国, 试图违反不可能三角, 他们钉住汇率、实施高利率、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最初吸引的大量国外投资很快发生了逆转, 结果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1984年泰铢开始实际盯住美元, 泰铢对美元的汇率长期维持在25∶1左右。1985年~1994年, 美元持续走低, 泰国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本币贬值效应, 出口增长率达到22%, 经济增长率达到9.5%。但1994年5月, 美元对主要货币由贬值转升值, 美元指数持续上行。由于泰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泰铢不得不跟随美元大幅走高, 对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1994年, 泰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4%, 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泰国需要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由于泰铢巨大的贬值压力、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 为了盯住汇率, 泰国被迫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 继续提高利率, 同时快速放开资本市场, 吸引国外资本流入, 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此时, 泰国正在挑战不可能三角, 在盯住汇率制度的同时, 试图保持汇率稳定、资本完全流动。1995年末, 泰国国内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达到12%, 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

随后, 大量国外资本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形成资产价格泡沫。1997年, 泡沫破灭、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 国际投机资本开始向泰铢发起连续攻击, 泰铢贬值压力空前加大。泰国政府在多次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后被迫宣布放弃盯住美元, 当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达到32.6。泰铢大幅度贬值迅速波及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 最终形成了震惊全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

3 中国正在进入不可能三角

2015年新汇改之前, 中国资本账户多个项目已经放开,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较为稳定, 并且央行在事实上保持了利率政策的高度独立自主。三元悖论在中国并不那么明显,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绝对地站到某两角, 而是一直处于中间位置。现在央行正在改变优先目标, 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为资本项目下一步开放腾挪出更大的空间, 中国开始进入不可能三角。

由于2009年之后美元先贬后升, 多数货币开始走弱, 2014年美元货币几乎对一切货币升值。2014年美联储终止量化宽松, 全球风险溢水上扬, 加上中国过高的产能带来的投资回报率落差, 造成资本外流, 汇率走弱, 人民币遭遇庞大贬值压力。为打破人民币与美元事实上的盯住制, 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和市场对于汇率的引导作用, 新汇改加大了人民币汇率弹性。

但是, 新汇改当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就从6.12贬到了6.23, 贬值预期增加, 次日继续贬值到6.45。为了维持汇率稳定, 央行被动买入了人民币, 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趋紧, 汇率拉升至6.39。货币政策的独立于中国而言是志在必得的。于是我们时常看到国家努力在资本账户开放和稳汇率之间寻求平衡。为稳定市场, 央行不得不牺牲资本自由流动来保证汇率稳定。

4 启示与建议

总的来说, 在不可能三角下, 三大金融目标的选择通常与一国的经济有关, 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 所以通常选择固定汇率以及资本管制。而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选择通常将通胀率看作预期目标, 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来进行反周期调节。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 一些新兴国家试图挑战不可能三角, 但最初吸引的大量国外投资很快发生了逆转, 最终陷入混乱。2015年新汇改之前, 不可能三角在中国并不那么明显, 这是因为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绝对地站到某两角。现在央行正在改变优先目标, 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为资本项目下一步开放腾挪出更大的空间, 中国开始进入不可能三角。同时做到三大金融目标会带来混乱, 但激进地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也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暂时处在中间位置进行微调才是稳健的选择。

摘要：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引发了学者对于不可能三角的广泛关注, 学术界对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这三大金融目标是否能同时实现,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否应该以此为依据一直存在争议, 而我国也正面临着对上述问题的选择。

关键词：不可能三角,资本管制,汇率制度,亚洲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Mundell, Robert A.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63.

[2]Fischer, S.Exchange rate regimes:is the bipolar view correct?[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1.

[3]Frenkel J.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J].NBER working paper, 1999.

[4]谢姚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讨论[J].中国金融, 2007 (09) .

不可能的任务 篇10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 但是, 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 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 因此, 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 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 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 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 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 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 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 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 可以看到, 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 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 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 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 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 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 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 (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 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 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 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 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 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 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 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 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 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 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 释放人口红利, 现在虽然增长减速, 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 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挖掘传统发展动能, 培养新的发展动能, 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 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 而且毋庸讳言, 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 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 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 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 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 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 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 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 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 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 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 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 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 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 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 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 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 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 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 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 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 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 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 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 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 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 与此同时, 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 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 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 不可能同时达到, 终究要有所取舍, 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 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 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 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 就会发现, 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 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 从供给侧入手, 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 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 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鞍钢翻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篇11

鞍钢，曾是国家倚重的共和国“长子”，为共和国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并创造了大名鼎鼎的“鞍钢宪法”……但1994年时的鞍钢，却和许多国有老企业一样，面临着令人心碎的困境：技术装备极其落后；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质量不过关；销售困难；企业陷入三角债泥潭；欠银行的一百多亿贷款长期不能还，以致于同为“国字号”的银行，却拒绝再贷款……1994年冬季，四面楚歌的鞍钢就曾经一度因为资金捉襟见肘，库存煤减少，被迫停了两座高炉，只能靠向全公司党员们借钱买煤，才勉强避免了停产的绝境。与此同时，鞍钢还拖欠了两个月的员工工资。由于资金短缺，拥有偌大资产的鞍钢，在1994年年底刘玠上任时只能规定：1万元以上的支出，就要由经理办公会议由总经理一支笔审批！可见，其时的鞍钢已经穷到了什么地步……当时甚至有人断言：即使白给50个亿，也救不了鞍钢！因为技术落后的鞍钢，在维持生产的同时还要养活50万名员工！此外，鞍钢还承担着所有国企都共有的企业办社会的沉重负担。

鞍钢当时面临的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是落后，二是人多。

要解决落后，就要进行全面技术改造；而进行技改，没钱等于痴人说梦，但改造的钱从哪儿来？在企业融资渠道依然相当单一的当时，银行的白眼儿着实令鞍钢人齿冷，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要解决人多，远不像择韭菜那样只需要辨识谁是烂叶，关键是那些明摆着的冗员往哪儿安排？对于鞍钢而言，冗员是不可能推向社会的，因为没有鞍钢就没有鞍山市，本就指望鞍钢解决就业的鞍山市，是根本没有能力反哺鞍钢的。

技改：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在没钱的情况下，企业如何搞技改？在那年月，企业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企业不技改，是等死；而技改，是找死！”一语道出了企业面对技改时的尴尬与困顿。鞍钢能摆脱这样的宿命吗？

转折

面对鞍钢老得令人伤心的设备，不改造将难以为继，但如果按照通常的思维，技改的周期通常都比较长，鞍钢等得起吗？也许等不到出效益，鞍钢就已经死了。在这样的困境之下，鞍钢是如何起死回生的？这要从鞍钢的平炉改造说起。

平炉改转炉，按照业内通常的思路，只能易地重建，而且鞍钢起初也做出了这样的计划——但需要斥资51个亿，而且10年才能回收成本。而那时的鞍钢，多半已经驾鹤归西……

那一段时间，刘玠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才能少花钱多办事。有一次，他去已然名满华夏的邯钢参观，主人介绍的是降低成本的经验，起初刘玠也没太在意。因为鞍钢摊子太大、问题积淀太深，不是个把经验就能对鞍钢起什么作用的。但当参观走到转炉前时，刘玠忽然不走了，问这问那，眼睛幽幽闪亮，就像发现金矿一样。他还跟厂里要来了转炉的各种技术指标，拿自己的平炉指标一项一项地做比较，陪同他的办公室主任于洪就知道有戏了。就在那天夜里，他人还在邯郸，就毅然做出平炉改转炉的决定！

到底是什么瞬间就打动了苦无良策的刘玠？“平炉炼钢质量差，成本高，还要烧重油，当时重油从900（元 / 吨）涨到1200（元 / 吨），还买不到，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到辽河油田买原油来烧……真是走投无路！”刘玠知道：当时鞍钢两个钢厂一年亏四五个亿，能否迅速淘汰平炉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当时鞍钢的方案也是易地重新建，地点都选好了。但在邯钢，刘玠发现：它们使用15吨小转炉炼钢，也能做到成本低、不烧重油，这对刘玠的启发简直难以名状！同时也坚定了回来“改造”的决心。一般来说，平炉高度18米，转炉则要30多米，所以改转炉，厂房就得重建。但邯钢的小转炉，完全可以放进鞍钢18米的厂房去，这样原来的厂房、钢水包等设备就都能用得上！在回来的路上刘玠 就开了名单，一到厂里就把设计院、炼钢厂的主管都叫来开会，研讨在平炉厂房建转炉的思路。当时鞍钢只有5000万投资的拍板权，刘玠就问大家能不能5000万做下来？！历尽艰辛，鞍钢最终设计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可以把原有设备全用上，成本由此大大降低：转炉钢每吨成本比平炉钢能节约100元，原来一个厂亏两个亿，现在能赚一个亿！到1996年10月第一个转炉改造完成，这个洗心革面般的大动作，鞍钢只花了7000万！——这里外里省下多少钱……可有人算过这笔账？

就这样，鞍钢做到了：改一座转炉、停一座平炉，而不停产。其后，连同连铸工艺，鞍钢相继建起了6座100吨的转炉，实现了全转炉全连铸。只这一项每年就降低成本11亿！更不可思议的是，鞍钢此番花钱之少，令很多同行为之咋舌赞叹。一位兄弟钢厂的资深总工看后，连声叹道：“简直是奇迹！建一个钢厂，就得50亿，而你们花5亿建了两个钢厂！我是想不出这样的点子的！”

看似不可能的事，为什么鞍钢把它变成了现实？投入少，为什么还能高起点？关键在于鞍钢用最少的钱去倾力改造最主要的流程，保证产品的高质量，而其它不影响质量的部分，则能省就省。

平炉的迅速淘汰不仅成了鞍钢改造的转折点，对鞍钢摆脱困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给国内的同类企业树立了样板，使全国同业比原计划提前5年淘汰了平炉炼钢。

谈判

鞍钢技改的第二个突破口，是改造前苏联援建的年产250万吨板材的一米七半连轧。这部早年建设的轧机，产品质量差，用户不欢迎，但又占当时鞍钢板材生产能力的一半。鞍钢决定新建一条1780mm热连轧取代改造，计划投资是75.6亿。但刘玠知道：“75亿我们根本拿不出来，只能拿出一半。我当时都想买一个日本的二手设备，可是我们已经买了三个二手设备了，再买没法向上级和职工交待……当时我绞尽脑汁，就想能不能有少花钱的办法。”

有一次刘玠去北京开会，同行们纷纷向他打听热轧线准备花多大价码引进？刘玠秘而不宣，说谈谈看吧。大家就说谁谁引进热轧线花了90亿，就算你刘玠能压价，少说也得80亿，这是国际市场的最低价了。刘玠说：我准备用80再除以2，40亿就拿下来。大家就哈哈笑，以为他在说疯话或者是过于幽默——怎么可能？

其实，鞍钢热连轧改造的考察和谈判从1995年春天就开始了，前来投标的意大利、美国、德国和日本公司把鞍钢的东山宾馆住满了。刘玠决定货比三家，让集团副总、“1780”项目负责人王明仁找他们一个一个地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谈。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比智慧，更比意志和韧性。东山宾馆的草坪由绿而黄，由黄而枯，当第一场大雪徐徐飘落时，谈判结果仍然没有浮出水面。而此时鞍钢光图纸就出了好几吨。一年以后，熬不起的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相继告退，还是日本人和德国人执着，于是最后鞍钢要从日本和德国公司选择一家作为“1780”项目总负责。

终于，与日本和德国公司的“马拉松”谈判结束，只等最后拍板，这时刘玠出现了，他说：“你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减500万美元，咱们就握手签约！否则，你就回去吧……”日本的项目负责人当即在刘玠面前抱头痛哭，甚至下跪！毕竟，这么艰苦好不容易要达成和约了，怎能前功尽弃？！刘玠说：“如果你不签，你们就走吧！”结果，第二天日本人在连夜磋商后果然答应了刘玠的条件。“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用别人1/2的投资拿下来！即便外国人不干，我自己干！所以我不怕他们！”刘玠回忆道。

“点菜”吃饭

人常言：“便宜没好货！”在签约额上如此苛求，会不会影响到工程的质量？

鞍钢的做法是凡是影响质量和技术水平的关键部位才由国外引进，其它凡是国内能制造的设备全部由国内制造，但要日本三菱的技术人员来监制。刘玠的判断是：当时国内的机械加工行业设备能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厂家缺少的是制造工艺，缺的是精细制造，但只要有日本技术人员监制，即使在国内生产也能保证设备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鞍钢大量采用国产设备，却能一次投产成功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工程中，采用的图纸虽来自日本三菱，但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编程则由中方负责。“1780”热轧线仅用了30个月就建成了。至于投资，由于全部硬件设备和大部分软件系统都是国货，只用了43亿，比国内企业引进同样一条生产线的投资额少了一半！参与投建的日方技术人员酸溜溜地表示钦佩，说建同样一条线，国际记录是36个月，鞍钢又身处北方，还应该增加6个月。

人们常说：好的机遇是给那些执着追求的人准备的。可谓生逢其时，这项被鞍钢人称之为“希望工程”的“1780工程”一投产，钢材市场的价格就一路上扬，给鞍钢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也为鞍钢后来一步步的技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80工程”可谓是对鞍钢“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技改原则的最好诠释。而且，过去中国引进外国设备吃的是“包席”，很多存在重复引进，现在鞍钢把它变成“点菜吃饭”，则做到了“将将好”的境界。

鞍钢不仅消化吸收了1780机组的工艺技术，而且还用他们多年在热连轧方面开发的技术成果，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老半连轧机组，建成了国内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短流程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投资仅相当于国外引进项目的1/3，每年增加260万吨优质热轧卷板；改造原有冷轧机，新增浅槽紊流盐酸洗线，形成一条国际先进水平的冷轧酸洗联合机组。这三条板材生产线的改造，迅速提高了鞍钢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彻底改变了鞍钢过去给人留下的只能生产“大路货”的印象。

以后，鞍钢又用同样的思路对所有设备进行了改造。“十五”期间，鞍钢新建的具有500万吨生产能力的新厂区即将建成，而新区建厂投产后，定员只有1800人，生产效率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与昔日几万人同炼800万吨钢的“热火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转制：如何减员增效？

为了解决这种20万人同吃大锅饭、人多、效率低、效益差的状况，鞍钢制定了“主辅分离”的总体改革实施方案，把一个传统的、大而全的钢铁联合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结构调整，组建为模拟以资产为纽带、母子公司形式的钢铁企业集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人多的问题，转换吃一锅饭的机制来调动企业内部的积极性，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办法减人。

主辅分离的结果，20万全民职工，钢铁主业占7.4万人，矿山、辅助生产部门、非生产部门、后勤服务部门分别组建成为二十几个子公司和经济实体共12.5万人。这些分离的单位由独立核算、承包经营开始，逐步完善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资子公司和法人实体。这些单位1995年亏损14.5亿元，大多数经过二至三年就扭亏为盈。这既是机制转换，也是减员增效。从亏损到盈利，这对鞍钢走出困境发挥了很大作用。

谈到鞍钢的主辅分离改制，刘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到鞍钢的时候，首先对当时亏损最严重的两个矿山（弓长岭矿山公司和鞍钢矿山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行了测算。好家伙，这一算把我吓了一跳。2万多人的弓长岭矿山公司，一年亏损竟达4.5亿元！鞍钢矿山公司一年亏损3.9亿元！而且矿石价格大大高于进口……当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就找到弓长岭矿经理，问他一年发工资要多少钱，他说一年工资1.5亿元。当时就有这样一种意见，说不如把两个矿山公司停下来，宁可发给他们工资，然后买进口矿都划算。从算术的角度讲是这么个理儿，但却不能这么做，因为这是保持几万职工队伍稳定的大事。我认为必须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把两矿与主体划开，让他们自主经营、独立核算。”

从1995年二季度起，刘玠就将两个矿山从钢铁主体分离出去，授予他们独立法人资格，成为鞍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并要求他们按市场化运作，3年扭亏。刘玠还承诺：如果哪个公司完成了目标，公司领导将被授予劳模称号，并晋升两级工资。

“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机制一改，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的切身利益一挂，两个矿就都完成了任务！我们也兑现了奖励。不相信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完成了？说起来道理很简单：通过体制改革，把企业命运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有危机感，这就是改革的关键”。刘玠说。

转换机制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1995年时鞍钢铁矿的成本是每吨400元左右，而现在成本已经下降了将近一半，这样下来单是矿山这一块，鞍钢的成本就要比宝钢等吃进口矿要低得多。

现在原来号称50万人的大鞍钢，经过减人增效、改制并轨、分流办社会职能，钢铁主业用工已由10.57万人减到3.2万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从1995年到2003年鞍钢从主体中分离出来的辅业部分累计减亏增效150亿元。

2003年，国资委等八部委下发文件，号召中央企业进行主辅分离的改制，这与鞍钢早在1995年就开始的实践不谋而合，足以说明这是老国企改革的必经之路，而鞍钢走在了前面。

在主辅分离改革机制的同时，鞍钢同时抓了基层管理，通过三项制度：分配制度、劳动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来实际调动基层员工的积极性。在鞍钢的改革实践中，改革机制和加强基层管理，抓住管理的两头。这是鞍钢两点非常重要的经验。

事实的回答

1994年，刘玠赴任鞍钢之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就曾经这样问刘玠：“有一种说法，国有企业不改造等死，搞改造是早死，你怎样看这个问题？”当时，刘玠这样回答：“我希望用鞍钢的事实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不可能的任务 篇12

质疑

超(笔者姓名缩写):本期集体备课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本信息加工》教学“项目实训”环节的教学设计。经过几节文本信息加工基本技能课的实践后,我觉得有必要通过设置一个稍微具体、复杂些的项目,让学生进一步巩固加深所学内容(众人点头称是)……经过多次实践,我觉得让学生撰写一篇解读自己的文章,并做文本修饰颇有意义……

此话一出,顿时招致现场老教师的一片质疑之声——

质疑1:学生的文章是老师事先统一准备好的吗?

超:当然不是,是每个人自己写的。

质疑2:那让学生在课前准备好吗?我的意思是准备成电子稿。

超:不是。我想让学生当堂作文。

质疑3:可是,你要搞清楚,我们是信息课,不是语文课!

超: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评价指标的设置上提高文本排版的权重。

质疑4:一节课又要写,又要排版,学生能忙得过来吗?简直开玩笑!

超:所以,我打算花两节课来完成。

……

最后,笔者有些急了,脸涨得通红,说:“这个项目我实施好几届了,我看着我的学生们在课堂上完成了他们的作品。”为了让大家相信,笔者甚至拿出前几届学生的作品集一一展示给他们看。可质疑声仍不绝于耳,连平日一直力挺笔者教育主张的教研组长也只是肯定了该项目的意义,对可行性未作明确表态,集体备课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坚持

当笔者翻阅前几届学生的文集时,眼前似乎又浮现出学生们在看到我为他们亲手冲印、装帧《读我文集》时的兴奋与喜悦之情,耳畔也回响起某班(非笔者所教)班主任询问“我们班怎么没有类似文集”的话语……这一切给了我坚持的勇气,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不管怎样,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吧”。于是,笔者悄然在今年所带三个班级的学生中继续开展此项目。

为呈现项目实施的来龙去脉,笔者将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流程简述如下:

环节一:主题说明。有这样一则犹太谚语:你需要经常在口袋里装上两张纸条,一张纸上写着“我只是一粒尘埃”,另一张纸上则写着“世界为我而造”。的确,“我”很渺小,置身芸芸众生之中,沧海一粟,轻如鸿毛;可“我”又很重要,立于茫茫天地之间,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对自我的品读与审视,伴随人生的始终,关乎人生的成败。请以“读我”为题撰写一篇一页纸篇幅的短文,并作适当排版。笔者对作文内容、形式不作任何要求,只要求学生将真正的自己用文字勾勒出即可。“这样,若干年后,当大家再次翻阅时,能回想起‘当初的你’”。

环节二:项目实施。笔者共安排两节课完成本项目。第一节课以核心内容撰写为主,并作必要的格式修饰,譬如页面设置、标题居中、正文首行缩进等。第二节课则又划分为三个子阶段:内容扫尾、高级格式修饰、通过网络获取必要的辅助性图片或修饰性图片。

环节三:成果发布。第三节课则是教师将汇总的学生文稿下发给所有“小作者”,审核无误后,教师按照一般文集的体例,汇总所有文稿,自动“生成目录”并配上封面,现场打印、装帧,让学生亲眼看着自己努力的成果出炉,最后让班长转赠给班主任。

当然,为保证项目实施的高效、优质,笔者亦将近几年实施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总结如下。

经验1:旁敲侧击。事实上,刚布置写作任务时,多数学生也认为自己不可能当堂作文。此时,教师需要做的是再次强调无论内容写作如何,评价重点侧重排版技术,“态度比内容更重要,我们的作品最终都会打印成集,以留作班级纪念。倘若某位马虎了事,若干年后,当同伴再次翻阅时,看到他(她)的文章,又会作何感想呢?我相信我们没人希望被人贴上‘做事不认真’的标签吧?”事实证明,很多学生一旦打开“话匣子”,竟停不下手,还不停追问:“老师,超过一页可以吗?”

经验2:恰到好处。值得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学生没有完成基本内容前,最好不要“开网”。即便有学生假借“需要上网找资料”等由头,亦不能松口。因为毕竟学生的自控力还有待加强,网络一旦开放,教师最终收获的就会是了无生气、千篇一律的“拼凑”之作。故笔者委婉地拒绝他们:“你是天地之间唯一的你,网络上不会有很多关于你的个人信息,所以请相信你自己。等大家基本内容都写好之后,需要用到网络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吝惜开网的,大家放心哦!”

经验3:同伴激励。两节课下来,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创作出令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当然也会有部分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完成。对此,教师无需多加指责,笔者的处理思路是在将其他学生的电子稿汇总成集下发给班内所有学生时,添上看似“轻描淡写”的一笔:“本文集还缺部分同学作品,希望若干年后不要被大家遗忘。如果想补充的话,请于近期发送到我的E-mail,过期不候哦!”实践证明,此番“忽悠”的效果相当明显,最终三个班级的学生一个不落地都提交了自己的作品,甚至有学生觉得自己原来提交的不够满意,又精心“雕饰”一番重发过来,而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年都在重演。

最终,通过项目的合理规划与有效实施,笔者明显感觉今年的文集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样式都较往年要好很多。但一直不变的是,当将装帧好的文集在班内传阅时,学生的兴奋与喜悦之情,以及当文集赠送给班主任时,班主任的赞叹声不绝于耳。

同行

当初对此举提出质疑的组内同行们,其中一位教师,也是文前提及的那位组长,因公差外出,他三个班的两节课就让实习生代上,考虑到实习生上课经验有所欠缺,思来想去,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学生选上笔者的项目。结果待他回来,实习生奉上“沉甸甸的胜利果实”时,他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短短两节课学生竟能做出这样高质量的作品,于是他迫不及待地点开了学生的作品,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笔者建议他将其打印成册后赠送给班主任。他这样做了,还突发奇想,让班主任为该文集作序。回到办公室,他颇有感触地说:“我感到有些惭愧,这都是你的创意啊!”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如我所预见的那样,组内的其他教师也都争相尝试我的项目。对于迟来的认可,笔者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