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诉求（精选3篇）
理性诉求 篇1
文学是人学。文学教育要以人为本,注重文学教育的理性诉求,生命意识、情感态度和审美趣味应成为文学教育恒久的价值追求。文学教育要能教文以育人,以体悟生命、陶冶情操和提升审美为旨归。
一、体悟生命
文学教育应以生命为起点,理解生命、尊重生命和体悟生命。文学教育在理解字词、解析成语典故和品析意象时,要以生命为对象,以体悟生命为契入起点。
(一) 玩味字词,理解生命。字词是生命意识的载体。人生烦恼识字始,文字记录着生命的跳动,字词能确事、能寓意、能涵情。首先,字词有定位名称。人生烦恼识字始,识名为人伦开端,对事物的称名和人物的称谓要尊奉一个信字,不能“指鹿为马”,亦不能像现在学生为讨好导师而荒唐称其谓“先师”。《礼记·曲礼》因地位不同而死法不一:“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等级分明,情感鲜明。其次,字词能褒贬意义。《左传》一字寓褒贬。一例:“郑伯克段于鄢”,共六字除虚词“于”外五字皆含贬义,白话就是说:哥哥在某地挖了个坑,让弟弟去跳,这叫坑害。又例:“赵盾弑其君”,董狐直书一“弑”字,盾及他人不服,董狐宣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用今天的话来说,叫为官不作为须依律严惩。再者,字词可蕴藉情感。“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有 境界 , “春风又 绿江南岸”,“绿”字见春意。字词是凝炼的,可联想,北岛有一字诗《生活》:网。语词深沉、精确而闪现智性的光辉。文字 属灵动的 , 需咀嚼。 以“落”字为例,同语反义,有花开和花谢两意。孟浩然《春晓》“花落知多少”中“落”何意?花开还是花谢?花谢,伤春也,花开,喜春也。解词不同,情致不一。但是,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落花时节又逢君”的“落”应为花开,诗人是用江南花开之斑斓来反衬罹乱之零落,以乐景衬哀情,倍增其哀乐。一字之解,蕴藉无端。
(二) 体味成语典故 ,尊重生命。成语 典故是生 命意识的 精华。《庄子》善用成语,在诙谐中尊重生命。其“逍遥游”实乃“寄沉痛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却未始不潜藏着深厚的愤激之情。他的许多成语故事 蕴含着平 凡的生活 世态 ,“涸辙之鲋”含贫穷的生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责物物相残,“相濡以沫”喻助,“唇亡齿寒”比联等,皆显示了庄子独特的生活观照和恬适的生命态度。诗词喜用典故,于要眇间尊重生命。李白《行路难》用吕尚、伊尹遇合的典故,表明了对生命的自信,展望了积极的理想;李商隐《锦瑟》用庄周梦蝶、杜宇啼春、蓝田日暖、沧海月明四个典故,感慨生命之惆怅,确实“深情绵邈”;苏轼《江城子》用“遣冯唐”、“看孙郎”和“射天狼”三个典故,叹生命多舛、展豪迈之情;辛弃疾《永遇乐》用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四人的典故,感英雄无势,显悲壮之心。成语和典故蕴藏了生活的真谛,尊重了生命的律动,凝炼了情感的“集体无意识”,应一脉相承,发扬广大。《夸父追日》,勇于牺牲,是生命意志的礼赞,充盈着悲壮与崇高,是中国文化精神、美学精神和悲剧精神的象征,具刚健有为的进取风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力量和死而后已的坚韧品质。“杯酒释兵权”,乐于放下,释,一端释放了的皇帝的威严,造就了权臣的安逸,一端消释了武将的斗志,成就了文臣的雍容。
(三) 品味意象,体悟生命。意象是生命意识的守望。守望者,怀敬畏之心,守卫文学,仰望生命。下面试述燕雁意象、柳月意象和文学三梦中的生命特质。一是“燕雁”意象,属沉痛之留恋。“燕”,俗称“双双燕”,双宿双飞,筑巢华屋梁檐,执著于旧巢。故喻厮守,“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叹变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慨沧桑,“旧时王谢 堂前燕 , 飞入寻常 百姓家”。“雁”,又称“鸿雁”,鸿雁传书 , 秋高队飞 , 辗转迁徙 。思念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孤独,“惟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二是“柳月”意象,乃美丽之定格。“柳”者,留也,情意所在,“月”者,夜里,思念所系。柳,恋恋不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直挽离人之手,无论王维 《渭城曲》, 还是周邦 彦《兰陵王》 (柳荫直),皆有杨柳临风之纤柔和留念。月,是故乡明,张九龄《望月怀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苏轼《水调歌头》 等月下相思,“明月”成为了诗人深邃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形象载体,成为融感性与理性为一体的鲜活意象。三是文学“三梦”,为曼妙之记忆。蝴蝶梦、邯郸梦和南柯梦,三梦浪漫气息十足,然皆梦中欢喜,醒后惊乍叹息。圆短暂之满足,留片刻之记忆。
二、陶冶情操
文学教育应以情感熏陶为过程,陶冶情操贯穿始终,成就学生一生在于传承文化、涵养智慧和塑造人格。
(一) 传承文化。文学教育某种意义上理性地承继和阐释着中华文化道统。曹丕主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均体现了文学与政治、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因而,文学教育从广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学亦文化,文学蕴文化。文学亦文化, 《诗经》《论语》《庄子》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文学蕴文化,读汉赋必涉及经学,览唐诗必关注佛教,阅宋诗必谈到理学等。文学教育需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展开,让阅读成为经历一番文化濡化的过程。
(二) 涵养智慧。文学教育可以说非常感性地呈现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其一,文学教育能阅世。因时而阅世异,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读书中,由人与月的游戏感悟人生的沧桑变化,体验着个人的生命律动。因地而阅世异,中唐诗人刘皂有《旅次朔方》:“客舍并州数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 是故乡。” “忆咸阳 ”与“望并州”交织,离开是思念,回望却感伤。因事而阅世异,鲁迅说,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事之人,非沉痛者无以感怀。其二,文学教育能启智。经典 启蒙 , 快乐成长 。“三、百、千”蒙学,点亮懵懂的心灵,积淀悠远的素养。书香启智,涵养成习。读书以增智,读书以长才。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文学教育能怡情。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生活与生命中去体验,文学能够提供各种生命和生活情景,正如明代文学家茅坤谈读《史记》之感受:“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 传》即欲遗 世 ; ……”一“欲”写出了人生态度,一“即”写出了生命的感动,思维的想象和情景的模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智慧地应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
(三) 塑造人格。文学教育诗性地塑造了学生的人格范式。儒学经典《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宣示了儒家理想的人格模式,宋代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筑牢了儒家坚定的人格追求。同时,文学经典相较于抽象的哲理叙述而言,更能以感性直观的形式影响学生的人格气质。《世说新语》中将“德行”放在开篇,用四十七个小故事,形象地展示了魏晋士子中最值得学习的人格品行。如管宁割席,与华歆断交,不慕荣华;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皆德行可效法,人格显魅力。莫言讲了影响其一生的八个“母亲故事”,母亲心存最真挚的慈爱、用最朴实的言行,教会了他的儿子什么是人格魅力,母亲的人格印记永烙心间。文学教育理应让学生感受情感的荡涤,经历灵魂的洗礼,从而自觉地进行自我人格的反省与完善。文学教育之于学生,更多未必是“学习”,而是“滋养”,诚如“吃饭养人”,要慢慢来。“人文所浸润者,是人心。” (杨义语)
三、提升审美
文学教育应以审美为旨归,具思化品质和诗化致趣。文学教育切不可如作家叶开所指斥那样:小学是空洞的理想、中学是虚假的道德、大学是无趣的审美,要如刘士林一样,文学教育可以补充生命的元气。叶嘉莹先生在演讲时说:“学习古典诗词最大好处就是使你的灵不死。”此语妙哉。
(一) 思化品质。从本质上讲,文学教育自身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和一种思考行为,文学教育的思化品质在于思想、思维和思考三元素。
第一,文学教育的价值体现在要有思想元素。文学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人格审美化。学生的阅读过程是一个审美的过程,更是一个育人的过程,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个认识生活哲理的过程。文学教育有思想的感染力。一部《青春之歌》影响了好几代人,一个“保尔”使无数名青年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些都是最好的明证;“少不看红楼,壮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些都是受人物形象的暗示;这也是一条阅读原理,让文本的思想开启学生的心灵,浸润学生的心田。文学教育有思想的影响力。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 说有四力 , 曰 : 熏、浸、 刺、提。“刺”、“提”所在皆“新民”思想和“改良群治”目标。文学教育有思想的批判力。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当我们赏读杜甫的《江 南逢李龟 年》时 , 感 :“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通过凝练的诗歌语言,对唐朝的兴盛衰败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也有了一个历史的判断和一个现实的体认。第二,文学教育的过程体验在要有思维品质。文学教育就是学生进行审美的过程。诠释、评论、鉴赏、点拨、指导、启发,思辨明理,思维首要。有思维,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 (《礼记·乐记》) 思维与文 学教育相 始终 ,“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元好问), “不离文字”,是其工具性所在,“不在文字”,是其人文性所在,文学教育要具思维,“形象大于思想” (高尔基),文学教育需要情感充沛、富于智慧、激发灵感的思维品质。第三,文学教育的行为体历在要有思考方式。一是“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拷问。“我思故我在”是一种价值衡量。孔子云“吾日三省吾身”、庄子说“吾丧我”,都是一种对自身进行肯定和彰显的诗性追问,正是这种追问成就了中华优秀的人文道统,孟子宣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节,文天祥吟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正气歌,谭嗣同昭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浩气,所以,文学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建立一种精神底子” (钱理群),文学“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 (卢新宁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致辞)。一是“以己推人”的践行考量。“以己推人”是一种判断标准。黑格尔 (Hegel) 说 : “(文学) 艺术对于人的目的,在于让他在外物世界寻回自我。”文学教育帮助学生显现潜藏其内心的美好情愫,表明他们在生活中的基本立场和实践作为,帮助他们架构坚实的个体人格,从而实现文学教育的终极价值和理想。以己推人,锻造自身、塑造自身、升华自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 诗化致趣。文学教育应具三度:精神的高度、情致的厚度和审美的醇度,臻于文学教育的妙境。第一,探求精神的高度。诗是面向未来的,文学教育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能引领和促进学生的精神发育,唤醒学生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善良、真诚、美好,民族之魂和人类之爱等。文学教育,要求精神探求常常“散步在别人的知识与灵魂之中” (尼采语),让心中的文学在生活的母体里练就,在精神的天空里生成。诚如理解沈从文所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第二,寻求情致的厚度。文学教育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同,审美亦是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文学教育要求把握生活要能“移情”和“忘情”。一是“移情”,物我同一。移情入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自然“登山则情 满于山 , 观海则意 溢于海”,情与物同,心物交感,情境交融,意境自然天成。陶渊明隐逸桃花源,超然,李白钟情敬亭山,飘逸。一是“忘情”,物我两忘。融入山水,忘我而理性思维历然,境界因超越本体高远。主客合一,不知有我,亦不知有物,而遂与物相忘,由物及人,从而唤起人内心的一种情调、情绪,并使之与物交融。王维诚然如此,将禅意和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让人在瞬间的顿悟中领略生命的永恒,辋川山水诚然“诗佛”入禅之妙境。第三,追求审美的意趣度。文学教育,源于生活、基于文字的想象与联想,丰富的心理视像,让平面的语言文字站立起来、丰满起来,让感悟形象起来、个性起来,也让学生的情趣丰富起来、灵动起来。想象与联想是文学教育之重,从审美角度而言,需将文本形象中所蕴藏的理念的感性形式“探索与发现”出来,学生的审美情趣正是在这“审美化”的教学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与生命同行,与心灵同语,与艺术同流,果如此,诗一般的激情和浪漫,又史诗般的崇高境界,已然诗化。
理性诉求 篇2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据说，这是在联合国与其共事过的一位澳洲外交官对蒋廷黻的写照（参见傅国涌《蒋廷黻文存》前言），但是不是一眼看上去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蒋氏本人为邵阳籍——民间传说此地人民乃是湘人“霸蛮”的样板——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自承：“邵阳人均以勇武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教我们防身术。很多武林故事在乡间流传，其情节酷似电影中美国西部武打片。”
这些年颇受所谓“现代文明”熏染的人们很愿意将“私德”、“公德”分而治之，可以兩不关碍，要给私人生活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即使这种自由是“消极自由”。号称“国士无双”的民国知名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生命后十八年，亦曾颇在私人生活上耸动视听：他的次妻沈恩钦乃是自己下属的曾经夫人，桥牌桌上暗结情思；而与其生育了四个儿女的发妻唐玉瑞则不承认这第二次婚姻的有效性，一直认为蒋犯有“遗弃家庭”罪（因其第二次婚姻缔结于墨西哥，于中、美兩国皆不合法度），唐并约请中美双方律师取得法律支援与“名义上的胜利”（然与丈夫实质性相伴的依然是沈），甚至为此要求联合国“管管自己家务事”而不要只忙于全世界“维和”。更有甚者，据说蒋于纽约每在外交界、学术界有演讲、开会、酒叙等活动，其发妻必然不请自来并前排就坐——坚忍不拔提醒当代的“陈世美”自己不屈不挠的存在，这滑稽的一幕一直持续到蒋廷黻永辞此世；在纽约大教堂蒋氏追思礼拜中唐、沈兩位妻子依然联袂出现，共坐前排分在左右，好在还均守护礼仪、彼此平和，与这同一个男人平安了结今生这笔糊涂帐。
他人帷幄家务事，是非清浊外人自是难以置喙，只是，此事首尾若此至少说明蒋廷黻“性情”之奔放、我行我素乃至“不拘小节”，与今世学者对其“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的盖棺论定似乎颇为兩截——除了他长达十一年的美式教育，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大使、《独立评论》发起人、“新式专制”鼓吹者等系列身份……或者我们还不得不考虑考虑他的“湖南脾气”？另外一对现代文化史上的留学生夫妇任鸿隽、陈衡哲，祖籍湘省的陈氏性情激烈之时，四川籍丈夫便常轻誵她“湖南脾气又犯了”。蒋廷黻的“湖南脾气”在政界似乎也很出名。唐德纲先生曾经嘲谑蒋廷黻一口邵阳腔行遍天下绝不改易——蒋弃学从政之后陆续使苏驻美，是名副其实“行遍天下”——甚至他的英语也是湖南味的（参见吴相湘《风云际会下的书生》）。这固然也在证明着蒋廷黻浓郁的“乡邦”特色，但统观一部《蒋廷黻回忆录》，我却依然非常注意这个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湘省学人那副“看中国”的特殊手眼：身处美国的蒋廷黻无论讲起湖南还是中国，他的“记忆”中那份鲜明的“批判精神”与“理性诉求”引人注目——出自一位以“血气”与“任勇”著名的湘籍学人，这是一种令人特殊的感动。要知道，1935年初次造访伦敦、已经四十初度的蒋廷黻因为不喜欢伦敦人的单调古板，甚至异想天开“想用针戳戳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血”、“房子古老，取暖设备不足，窗子噼啪乱响”的伦敦“最好是遭一场天火，烧它个片瓦无存，重新来过”——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牢骚，岂不正见证了蒋廷黻的性情本有的激烈？但，他真的是那个时代最有理性精神与追求的政治人物之一。
二
蒋廷黻是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益智中学）读书期间正式受洗入会的基督徒，其前期教育也由教会学校完成，但他回忆湖南民间宗教生活依然有着中国人特有的平和与宽容：
家父和他的兩个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对释、道兩家不太有兴趣。可是我的祖母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前面说过，在我们祖先堂中有一张供桌，桌上供着一个神龛，却没有供任何佛像。……那时，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亲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为难。父亲他们虽然不积极反对信佛，但往往斥信佛为迷信。因此，我只有徘徊在信与不信之间了。据我所知，祖母并不想要他的儿子们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们在她面前也不对佛表示不敬。他们的行径，实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至于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子们却是看法一致的。
以后的行文中，蒋廷黻曾经提及湖南乡下因为“无知和对洋人的仇恨”导致的“造新神”运动。在他忆及幼年乡下生活，平淡中自有威严与尊贵，“平时，父母对我们管的很严。他们自己也自律甚严，以身作则，示意我们将来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做人”。还有蒋氏那位以寡妇再嫁之身而持家甚为庄肃、能将“湖南人的亲切与体贴”表现得“无遗”的继母：“她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她虽严厉，但从未责骂过我们；她用说服的办法使我们改过。有时我们不听话，她使我们自惭形秽。”蒋之父辈之间的关系也很让人欣慰：当他的伯母抱怨廷黻兄弟读书的学费占用了家族公产，他的父亲便坚决表态要孩子辍学去店中当学徒、他的伯父则坚决不允妻子妄议此事——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卖掉私田供给兩个富有才华的侄子读书。这位伯父可以主动将杰出的侄子送进长老教会学校读书，也并不激烈反对教会，但却能够使得侄子自觉“感到传教在中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教义实在比不上中国文化”。蒋廷黻认为自己居住在宝庆府邵阳以北三十里的先人和家族至少在他出生时“没有受到现代化和外国的影响”（尽管经营商业的蒋家显然较之一般乡民更为开化与通达，例如他们区别于“守财”的享受追求）：“他们生存的天地是中国式的，但他们是否能够代表整个古老的中国，我却不敢说。”
我们隔着岁月的风烟，难道不是依然从这位日后的“全盘西化”者笔下感受到对于生命、生活、生存的温柔、简单而朴素的爱？这个“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乡里组织来处理”、广袤的辖区中经常“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见到过”的“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邵阳），出现在身在纽约的用英文追忆家乡的蒋廷黻嘴中，分外耐人寻味：
就我记忆所及，大体而言，乡间的治安是很好的。……有一年大旱，为了谁家先从水塘汲水的问题发生争执。依照习惯和传统，凭地契决定先后次序而非根据法律，也没有书面契约，借贷、利息等也都依照习惯和传统。
甚至地主和佃户之间也很能“互信”，例如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足以作为地主的代表而完成整个的收租过程而不必担心被佃农欺骗。尽管统统将乡下生活民俗信仰种种归为“迷信”依然印证了蒋廷黻经受的现代科学文明洗礼，他却坦然承认“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回想起来，可以说大多数乡下人都很辛苦，生活俭朴。他们既不感到满足也不感到不满足，都过着和他们前辈相类似的生活。大地主们虽然在乡间为人所嫉，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情趣却不太令人羡慕，至少对现在这一代人说是如此。由于分家，很容易使大财主家道中落，甚至衣食堪忧，但，另一方面，欲想发财却是难上加难。对乡下人说，没有太大的发财机会。”这种相当克制、缓慢、余绪的乡村生活，应当是传统中国“平时”的写实，包括它课程与教法均“多少个世纪来都没有变过”的私塾教育。1901年以前湖南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湖南是当时抵制外货最久的省份之一……而到了1906年前后，长沙城内许多商店已经“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例如钟表、煤油灯、玻璃器皿。“光亮、柔转、舒适而且绝对防水”甚至“可以穿在中国鞋外面”的胶鞋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几乎人有一双。男女老少都认为汽水“神奇而可口”，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更是有了好几所。长沙的学生尤其毛泽东曾经就读的省立第一师范，不知何时开始纷纷流传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认为传扬这句话的人中对于“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并不了了，它只代表了一种弥漫的情绪，“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后来在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那里曾经有过文人式样的反思。然而“中国大乱人生悲，今有湖南何惧为”，湘人的“任勇”与自负显然是一种群体气质。早在著于1903年的《瞢腾歌》里，这被视为凿七窍而死的混沌后身的“瞢腾子”就被近代中国另一位著名湖南人章士钊宣称为“今当生自长沙里”。著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草新湖南案成放歌》，时章士钊正在旅德，“愚居柏林，去国甚远，于政争无与，因视天下事无不可为，草治湖南新案，拟返里试行之。诗性忽发，且成长歌一章”（《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四号《孤桐杂记》）。开篇历数了同时以及历史的湖南杰出之士同样在针对杨度几句提到了上述典故：
同时皙子抵掌起，少年之歌复成矣。
斯巴达与普鲁士，健儿闻风心窃喜。
著名的长沙明德学校1906年在年仅十一岁的蒋廷黻眼中，较之私塾其区别犹如“老虎与猫”。明德规模甚大（小学部约有四百人），建筑现代化，木地板玻璃窗，学生着制服，类军事化管理，有体操课和游戏时间，校长及其代理人训话内容都是“要我们爱国”——其理由则与今日学界某类强调并无二致：“中国是文明大国，但被东西列强压迫。”总之，明德是“一所充满革命气息的学校”，小学生在校内也会谈到自由、平等，有时攻击传统的管教方式，明德甚至是“革命分子的秘密机构”，但却有“好几个皇帝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都爱护那所学校”——读到下文大清政府的邮局居然会将国民党在租界印发的宣传品如实运送到它治下的国民手中，我们的确要惊叹或怀疑“中华帝国”曾经的奇怪松散的极权特色。
基督徒蒋廷黻的受洗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日后在学理上他依然关注基督教、天主教对于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湘潭益智中学的《圣经》课很像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中文译得不好”：“《圣经》怎么能用这种粗鄙的文字？”“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和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果。”
至于最后的受洗，虽不敢说必然与蒋廷黻渴望留洋读书有关，但教会工作人员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几乎是彼时投身“异教”的中国人的共同反应：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这样一种“在世”理由实在当感谢中国人普遍的儒教底蕴。犹如蒋氏在美国就读期间依然坦承自己“不太重视最后的安慰”、“不喜欢隔绝的、一元化的世界”，他甚至开始“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上世纪三十年代出使莫斯科蒋廷黻居然意识到斯大林的问题可能有一因素在于“人类潜意识中也由某种隐藏的力量，骗使人类去从事摧毁人类的工作”：一生言简意赅的他未尝留下任何试图探索形上世界的文字，这句话却是大有深意存焉……暮年蒋氏则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信仰态度给出了如下“合理的解释”：
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为求精神安慰，每个人都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坏这种共同认识的企图，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损害。
这位受洗教徒甚至直言“传教可以视为十足的精神侵略”——此言还是放诸他的“民族主义”诉求中来理解方更有着落，当然这是针对“乡土观念和氏族观念”的“民族主义”。只是不知他如何在这类问题具体处理“传统”中的“习性”例如“无效率、涣散的习性”。犹如他从政期间同样感叹中国对于“习惯”（例如喜欢“推敲文字”）的滥用：“中国的问题是观念问题。”或许因此，1923年夏天父亲去世自美返国刚刚半年的蒋廷黻办理丧事之时没有请和尚念经，认为“完全是迷信”，而是出钱修缮庙宇并以之办学。但若干年后，任职清华的他听到所谓父亲魂灵附体的传言，其反应却是“即刻寄钱回家给父亲念经”，并在十二年之后祖母去世之时，完全采用了湖南乡下例行惯用的发送方式，“依照佛教仪式在祖先堂念经，整个丧礼可以说极尽人间的豪华和精神上的安慰”，因此“大约用掉三百元，卖了三十亩家田”，蒋廷黻的“入乡随俗”中并无勉强的成分。我相信这同样是他回归中国生活的一种“精神着陆”——他并不总是一头“瓷器店中的猛牛”。
三
关于蒋的书生从政、新“极权论”、“新史学”开山或“执中国近代史研究、外交史研究之牛耳”、他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与其哥伦比亚大学导师海斯（Carlton.J.H.Hayes）、邓宁（William.A.Dunning）的思想渊源……最近若干年似乎广受关注，兹不赘言。尽管如此，当读到如下句子：
蒋廷黻刚到清华时，曾找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说：“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
留美十一年的蒋廷黻吃惊地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但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一个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
读到如上句子，我的反应也是“吃惊”，吃惊我们人类对于历史追求“整体的理解和公共的规范”的雄心与魄力。《蒋廷黻回忆录》却对杨先生的反应很平淡——这才是“杨先生”本色，且发出此问的也并非蒋廷黻本人。尽管蒋廷黻在清华六年任职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务期间的大刀阔斧的确改变“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据说形成“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个新的清华学派”——“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蒋廷黻一定想不到，如今这个“微博时代”，要命的倒是似乎任何“博主”都能随随便便“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李济（济之）先生同样说过，蒋廷黻著作虽然不多，但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这是一个“观念”不断翻新并因此让人无法把握生命、生活与生存的时代。只是，面对蒋廷黻那代人的现代追求，例如因为酱油酿造“依照旧法大豆发酵过程需要半年”，他试图请南开和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员研究一套加速发酵办法，“用某种化学方法促成发酵过程”并视之为“知识分子可以循此途径为中国生产方面做出贡献”、“只有用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才能提高国货的品质”——那代人“爱中国”、“救中国”、“强中国”的愿望无疑是真诚强烈的。
“改采新的科学方式”的追求贯穿在蒋廷黻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的”北平（北京）对于“要建设工厂，改善国家，救全世界的人说”实在不是个“理想城市”——此语出自一位历史学者眼眸，在今日听来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但这一切又并非“实业救国”、“科技兴邦”的错：
中国在1928年有足够的爱国分子。问题是：单凭爱国热忱是无法阻遏一流强权侵略的。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军政兩界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工兵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
这话实在恰如其分。素有中庸之美节制之用、追求举动“中节”的中国不得不在近代以来重新培养理性而警惕狂热，虽然悲哀，此原本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基本的“素质教育”。1928年的蒋廷黻还居然稀奇地提出了一个我们当下还在热炒的问题：“中国正致力于保存其固有的历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在这方面，中国与希腊、罗马、埃及、巴比伦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八十多年后，“现代化”这只怪兽已经在表象上吞噬了“古代中国”，而在骨骸上我们很可能更加一无所有。1935年身在英国牛津的蒋廷黻说得好：
那儿的古代遗风和我的家乡一样，但也无碍于现代的生活。我们中国人无法避免新旧兩个极端。有时候人们认为我们先人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我们现在这一代用不到多批评。有时人们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对劲，这完全是过去人们思想行动错误所造成的。过去是一条束缚的铁链，我们必须把它挣脱。但英国人与我们不同，他们知道如何嘲笑伟大的过去，同时也知道如何珍视过去。
“中国对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义的。就人性好的一面说，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但也有危险和限度。理想主义可能成为空口说白话，也可能被现实的想法所代替。除非我们能揭过去的短，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这话听来何其智慧。
四
蒋廷黻在他的“四十不惑”之年（1935年12月）准确地选择了“弃学从政”，这使他在现代中国颇成为一个争议人物，尽管他终生都认为“清华五年”才是他“最快乐的岁月”，毕竟彼时清华学子“大多数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深深了解对国家的责任”。而他的湖南同乡兼有师弟之谊的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先生多年之后言及于此依然相当激动，以为世人又难以尽知蒋氏苦心者。
当三十年代蒋廷黻与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一起主张“新专制主义”的时候，并非一个“左右”或“新旧”、“保守”或者“激进”就能交割明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与权衡似乎是较为婉转的表达。洋博士率先“向内转”寻求传统资源例如“类帝制”权威的支持在太阳底下也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蒋廷黻如下感慨又何尝没有相当的思考：
由于中国对现代政治组织和宣称鼓动方法不大熟悉，不能妥善运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现者也和其它方面一样，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传入中国。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来的需要？在混乱的中国，这些问题都不是应该单纯的答案所能解答的。
毫无疑问的是蒋廷黻原则上并不反对“政治民主”，与认为“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的胡适不同，注重“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蒋廷黻自然而然会更倾向那些“立竿见影”的选择。例如面对北平的国会议员出卖选票给无知而枉法的曹锟选其为总统，或者湖南省议会开会时议员都把时间浪费在争权夺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厌恶、认为有它反而不如没有它——类似的抱怨民初的许多政治人物例如熊希龄都发出过，甚至“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在抱怨有了国会反而“办不动事”，似乎一切都依然在关联那个古老的申诉：政治人的德性问题。
蒋廷黻少年就读的明德学校的创始人胡元倓先生，尝对好友黄兴感叹“养成中等社会，实为立国之本图，惟其事隐而难为；君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更在另一好友谭延闿病逝之后复叹“后死者”之难：
良友徂逝，边患日深，三十年前以教育救国之志，未得少酬，不知藐躬热血尚堪更磨十年否也？！然身苟幸存，敢忘死友？国犹未破，事尚可为！（《耐庵言志诗》第三集“自序”）
如此“诚心实力，有错无私”（胡之从兄元常为书联语），似乎道出了彼时某种湖南精神的集体追求。谓予不信，且看蒋廷黻如下表态：
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做，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
许纪霖先生在《瓷器店中的猛牛》一文说蒋：“在他从不诉苦的湖南人性格当中，又藏起了多少常人不易觉察的悲凉和孤独？”此语也算知音了。同文中许先生又谓：
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这也与蒋廷黻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有关。民国以来，政治坏得不得了，知识分子常常痛责知识分子自己不争气，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蒋廷黻也这样认为：“中国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文人———知识阶级重文字而轻事实，多大道理而少常识。中国知识分子太怕清议，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他甚至咬牙切齿地说：“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这当然是气头话，当不得真，但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对宋明以来士大夫空谈心性、大弹道德高调的痛恨。
许并引证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的李敖如何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说“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奇怪的倒是此处许先生何以将“学者”与“士大夫”如此兩分，看起来倒像跟着蒋氏“乱阵脚”：痛骂“士大夫”的蒋廷黻在许先生笔下成了典型的士大夫。中国的“现代转型”无论成功与否，概念与价值的混乱与起伏倒是已经几经轮回了。例如早在蒋廷黻的时代，用“旧伦理”、“旧道德”治理南开大学并深孚众望的张伯苓与留美的杰出人类学专家李济之间针对“人类学的好处”已经矛盾重重并导致了李离开南开。同样怀揣“哥大教授”们的伟大理论的留美博士蒋廷黻和其他一些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张伯苓与其南开“太土、太保守”，然而，若干年后相信也是蒋廷黻沉浮宦海多年之后，他自承对于张氏“越来越崇拜”。
上言许文接下来点评蒋廷黻《独立评论》时期“免战论”与“专制论”背后“实际体现了蒋廷黻的兩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现代化和理性精神”——这一点无疑概况地相当准确——而这一点又岂是单纯一个“士大夫”所能完成？在这个问题许先生显然非常清醒：
蒋廷黻坚定地认为，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程度不够，鸦片战争之所以失败，中国之所以老是挨打，就是因为太落后。所以他坦承自己“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自家的腐败、传统和不争气。这样，当日本鬼子欺侮到家门口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上街抗议，而是检讨中国为什么这么弱，有无可能开战，为了开战，要具备什么样的实力和条件。蒋廷黻与胡适等其他《独立评论》的知识分子一样，最厌恶的是唱高调，他们推崇的是理性，是剔除了情感或愿望的客观分析，是冷静到了冷酷的知识判断。因此，他们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唱抗日低调，反对情绪化的速战论。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当然不要读《独立评论》，不愿听蒋廷黻、胡适等人老气横秋的冷冰冰声音。他们更爱买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后者有一把燃烧的火，看了可以大过其瘾。
“新式独裁”仅止于蒋廷黻等人想象中的拯救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良方。“民主与独裁”的论战，按胡适的说法，当时也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至于胡适之所以参与驳论，也为担心“其效果将有‘教猱升木’之患”。这一期间所写《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一文中，胡适指出：
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
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猱升木”，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载《独立评论》第133期，1934年12月30日）
以蒋廷黻的理性精神，他不可能不懂胡适所忧虑的这种危险可能。只是，“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丁文江诗），逆流而动、“冒天下之大不韪”者的选择中，亦有一个“和比战难”、“浊比清难”的艰苦考量。
因为蒋廷黻的仓促去世，他没有或不愿在“回忆录”中言及他“殃及”联合国声誉的漫长情感纠纷。除了幼年一次订婚与退婚，他只记载了1906年在长沙靖港与一位茶馆老板小女儿的偶遇，时在少年他认为自己有拥抱对方的愿望却“一动也不敢动”。
理性诉求 篇3
1 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的研究主要围绕以几个方面来展开的。
1.1 从教师 (育) 法与教师权益保护角度
不少学者从《教师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角度来探讨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如, 刘军认为, 1993年的《教师法》在保护教师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保护教师权益纳入法治轨道, 但该法内容过于笼统空泛, 制裁违法缺乏力度, 权益救济渠道不畅,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依法维权的实现。并提出应尽快顺应社会发展修改、完善《教师法》, 使该法成为教师维权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闫尔宝从对高校管理中教师权益的司法保护着手, 认为, 我国高校应当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 为高校教师提供完整司法保护, 不能再以各种借口拒绝保护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朱应平对《教师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通过立法比较分析指出, 《教师法》虽然对教师的权益和义务、资格和任用、培养和培训、考核、待遇、奖励、法律责任等作了全面规定, 然而该法设计的救济手段却越来越成为教师权益救济的“瓶颈”, “申诉”制度难以有效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它在客观上影响了教师素质的提高和教师队伍的稳定, 也是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指出教师权益救济手段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 将其权益救济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范围。另外, 还有关于民办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楼世洲、徐勇的《民办学校教师权益的保障》, 尹晓敏、陈新民的《构建民办学校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等文章, 主要针对民办学校教师权益保护的现状, 从多维的视角探讨了权益保护的路径问题, 系统地构建了民办学校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
1.2 从教师聘任制角度
笔者发现, 在研究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的文章中, 针对高校教师聘任制的文章约占总量的50%, 由此可见, 教师聘任制对高校教师切身利益影响之重大。王兰平、罗永明指出, 实施教师聘任制是我国高等学校实施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然而在实践中教师权益保障仍存在较多问题, 具体表现在政策法规缺失、法律关系模糊、监督机制不健全、维权途径滞后等方面, 为更好地维护教师权益, 必须在加强教育立法、明确教师与学校的法律关系、落实监督机制、畅通维权途径等环节上进行切实有效的强化与创新,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工会、教代会的作用, 做教师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李牧认为, 只有广大教师的权益得到保护, 教师聘任制才能得以实施。赵恒平、廖红梅则对聘用合同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 提出应从聘任制程序的规范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两大方面来加强对高校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学者特别关注高校的合并问题, 金劲彪等学者从公司合并的视角来研究教职工权益保护问题, 颇有新意。
1.3 从教师权益的教育仲裁制度、教师申诉权利救济角度
彭静雯、梁明伟等学者提出, 随着教师聘任制的实行, 传统的教师权益救济制度由于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明以及特别权益关系理论的滞后, 致使学校内部管理权力出现法治“真空”, 应借鉴国外的做法, 建立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教育仲裁制度, 在尊重学校管理权的前提下, 既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又能发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与指导效能。尹晓敏对教师申诉制度的含义与法律特征进行了界定, 指出教师申诉制度是我国教师的一项法定非诉讼性的权益救济制度, 该制度暴露出的法律规定缺失、制度不健全等问题, 需要从教师申诉主体、受理机关、申诉程序等环节进行完善。
2 教师申诉制度的现状分析
2.1 教师申诉的受理部门不够明确
1995年8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开展加强教育执法及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试点意见》) 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依托信访机构, 在有关业务职能机构的配合下, 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 办理行政申诉案件。各级政府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强相应机构的建设或人员配备。”1995年10月6日, 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要求:“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提出的申诉, 由其所在区域的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受理。省、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主管部门应当确定相应的职能机构或者专人负责, 依法办理教师申诉案件。”可见处理“申诉”的机构随意性大, 缺乏应有的权威和权力, 保护力度不足特别是对于政府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以外的其他行政部门如何设定申诉处理机构, 仅仅靠国家教委的一般通知、意见是难以解决的。
2.2 教师申诉后救济渠道的封闭
这是指在理论与实践中现行的教师申诉制度, 排斥了教师在申诉未获得救济后通过行政诉讼等其他救济途径, 来解决与学校之间的行政法律纠纷。对“申诉”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做出说明的是规范性文件。《实施意见》指出:“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从该句前后要求来看, 此处的申请“复核”不属于“行政复议”, 所以适用何种程序也不明确。从后一句规定来看, 似乎解决了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救济依据问题, 实则也未解决根本问题。司法实践中对行政机关处理教师申诉行为可诉性之模糊认识, 最关键原因就是对人身权、财产权的理解不准确、不到位, 还停留在比较传统的观念上, 以致出现了许多有关教师申诉案件被拒之于行政诉讼之外的情形, 背离了行政诉讼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宗旨和《教师法》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3 完善教师申诉制度的思考
如前文所述, 当前我国教师的申诉制度很不健全, 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而亟待将这一制度规范化与完善化, 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有效性。
3.1 设立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教师申诉案件
就教育申诉而言, 应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设立专门的受理机构———申诉委员会, 由申诉委员会负责独立处理高校教师的教育行政申诉案件。申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 例如, 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发布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组织及评议准则》就提出应设立由教师、教育学者、主管机关代表、社会公正人士等组成的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处理教师申诉案件。
3.2 完善教师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
随着教师申诉案件的日趋繁复与程序法制化要求的渐趋严格, 为提升教育申诉案件处理的实效性, 应参酌《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 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教育申诉制度的程序规范要求, 具体说来, 应对以下几个问题予以明确规范:其一, 教师认为学校的具体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或学校作出的具体行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 可以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教育行政申诉委员会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申诉人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逾期的, 可以向申诉委员会申明理由, 请求申诉委员许可。其二, 申诉委员会接到教师申诉后, 应当对申诉进行初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决定正式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受理通知书, 需要补充相关资料及证据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补充资料证据通知书, 决定不受理的应当给申诉人送达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其三, 申诉委员会在处理申诉时应当适用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听证制度等程序制度, 并参照《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这些程序制度的基本内容。
摘要：本文首先追溯了我国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研究的历史, 而后分析了高校教师权益保护研究现状, 最后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主要建议。当前教师的权益维护处于令人尴尬的境地。经常出现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自主权、获取劳动报酬权、人身安全权、健康权、工作权等被侵犯的现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要修订完善《教师法》, 完善相应配套的法律法规, 做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同时需要加强宣传, 营造良好的教师权益保护环境。
关键词：教师权益,权益保护,理性诉求
参考文献
[1]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一辑) [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二辑) [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3]劳凯声.中国教育法制评论 (第五辑) [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4]尹晓敏.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