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诉求（共7篇）
人才诉求 篇1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人才诉求的发展进行归纳总结,探索出现阶段全国运动会体育文化传承对人才诉求的基本趋势。通过对历届全国运动会的体育文化传承理念的理解,对人才的发展、人才的需求、人才的选择和人才的培养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国民对体育文化传承精神的人才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对体育文化传承的人才诉求进行探讨,形成具体理论观点,为全运会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全国运动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的简称为全运会,是我国赛事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国内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在我国已经走过了52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期间一共举行了十二届,正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而体育文化传承正是全运会中重要的理念,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得一些符合时代特征的、积极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优秀体育人才可以服务于我国全运会的始终。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不适合现在的思想就应该做出调整。因此本文从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出发,具体分析第一到第十二届全运会体育文化中人才的发展,总结出以后会需要哪种人才,并进行相关叙述。
1 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的背景
人才诉求,顾名思义,指的是对人才的需求,而体育文化传承的人才诉求则是体育文化传承中所需要的人才。在全运会当中,对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例如在山东省举办的十一届全运会过程中,一万人就拥有1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虽然需求越来越高,但对人才的选择性与人才的储备量令人堪忧,这不仅影响我国全运会体育文化的发展,对全运会工作的展开与进行也有一定的妨碍。而在我国1995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有许多条对于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的选择的条令,这更加让人们确信体育文化传承中人才的重要性。全运会是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当今全运会正拥有着极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全运会比赛项目的设置除武术外基本与奥运会相同,其原意是为国家的奥运战略锻炼新人,选拔人才。因而各省市的竞争十分激烈,培养了许许多多人才,教练员以及各方面为运动员服务的体育专业以外的人才,但因为各省市视全运会的成绩为其体育及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以金牌为目的,开始注重运动员的成绩却忽略了许多除运动员以外的人员,与举办全运会的原意背道而驰,不可磨灭的是全运会为提高人民体质和为国家培养体育人才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有一定基于体育人才对全运会的贡献。而关于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方面的研究还不太多,没有形成具体理论观点,本文通过对第一到十二届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人才的研究,进行思考,使人们对全运会人才需求进行重新认识,促进全运会体育文化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运会项目及其人数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以第二届、第四届、第十二届全运会进行详细论述。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与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的文献资料共30余篇,相关报道20余篇,深入了解了我国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对人才诉求的背景状况和相关文章。
2.2.2 对比分析法
通过对国内历届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的培养性、范围性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我国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的发展方向。
3 结果与分析
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综合情况见表1。
3.1 我国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的发展
在1959年我国第一届全运会中比赛共有36个项目包括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女子垒球、水球、马球、田径、公路自行车、体操等,表演项目也有赛车、自行车、自由式摔跤等6项,而第一届全运会参赛运动员仅7707人,人才在当时显得格外缺乏。就整体而言,中国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发展才刚刚起步,许多项目的人才未被发现。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第四届全运会中参赛运动员达到了15189名,这是我国体育人才方面的一个转折点,国家在改革开放后对体育人才的认识加深,对体育人才培养开始重视。当今,第十二届沈阳全运会中虽然运动员人数只有9000多名,但在运动员以外的人才如教练员、裁判员以及社会体育人才方面成倍数的增长。从这些参与全运会人才人数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已经认识到体育对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追求人才的需求量与质量,但如今,全运会体育方面人才随处可见,说明我国对体育文化传承人才诉求上有更透彻的认识。
3.2 历届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综合特点分析
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共举行了十二届全运会,其对体育人才诉求上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本文对我国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运会对人才的吸纳培养以及重要事件进行整理,并对第二届、第四届、第十二届全运会的人才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3.2.1 第二届全运会体育人才发展特点分析
第二届全运会开幕式是1965年在北京举行,新中国刚成立不久,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国在体育人才方面的要求并不多,超高水平型比赛人才少之又少,大多数是地区对体育传统项目比较熟悉的人才参与,并没有达到世界水平,而世界上高出我国水平的运动员比较多,所以当时急需培养体育人才,改变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加强对体育运动的见识。
3.2.2 第四届全运会体育人才发展特点分析
第四届全运会开幕式于1979年在北京举行。我国在这段时间刚经历一场重要的改革,对体育方面人才开始重视,也培养了许多体育人才,参赛人数达到了一个峰值,越来越多的体育人才参与到全运会当中,但是人才的质量却并没有提高,虽然参赛人数达到15000多人,可达到世界水平的运动员却寥寥无几,因此我国需对人才质量进行筛选并改变古老的训练观。
3.2.3 第十二届全运会体育人才发展特点分析
第十二届全运会在辽宁沈阳举行。此次开幕式完全具备奥运水准。规模庞大的同时,对人才的重视达到了一个顶峰阶段,全运会开始对体育传承方面各项人才进行收纳,包括社会体育人才、竞技体育人才等,这是现今我国对体育人才方面认识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而第十二届全运会也是继08年奥运会后又一次巨大的飞跃,此届运动会真正的达到了高水平人才、多方面人才的吸取。然而,现在体育人才开始转而把金牌当成唯一的成功标准,‘唯金牌论’在此届全运会中盛行,体育传承性人才开始歪曲了传承的道路,极少数人为得金牌不择手段,大多数省份只认金牌等,我国对此急需进行改革,迫在眉睫。
3.3 对上述几届体育文化传承人才发展特点进行分析
通过对上述几届全运会分析得出历届全运会在不同阶段对体育传承人才的诉求都在发生变化,第二届全运会在建国初期,我国体育文化刚刚在起步阶段而急需大量体育型人才,所以追求的只有多而忽视了对体育人才质量以及全面型的吸纳。在第四届全运会,人数达到了顶峰时期,达到了建国初期的要求,从第四届开始慢慢人数减少,我国开始重视对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加强了体育人才,但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即体育传承人才等于竞技体育人才。在第十二届全运会当中我国对体育人才的认识得到了加深,开始吸纳全方面的体育人才,但开始歪曲对全运会体育传承性的理解。我国必须对体育人才的素质以及体育运动最开始的初衷进行重新认识。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对运动员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视,人数上以及质量上都有很高的建树,但缺失精确的运动员以外的人才统计,这代表着我国对复合型体育人才、运动员以外人才的轻微忽视。实际上运动员以外的人才诉求才是我国现今体育现状的重中之重,这些人才包括营养师、教练员、裁判员、数据统计分析人才等等,一些人才甚至包括天气分析师都值得去重视他们,运动员的成绩与这些人才息息相关,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有许许多多的铺垫,这些铺垫成就了运动员高水平的发挥。在全运会第一届到第十二届当中,运动员以外人才数量也越来越多,可是对有些方面的理解不够深入,大部分是半路子出家。因此,我国现今应该对培养运动员以外的人才,吸纳更专业的人才上给予充分的重视。
4 全运会体育传承人才诉求改革结论与建议
4.1 全运会体育传承人才的范围性
当今全运会不止是运动员的竞争,运动员背后的竞争也相当的激烈。一个好的运动员身后站着无数为他取得优异成绩而铺路的人才,范围相当之广。运动员一天的饮食、成绩记录、穿的装备甚至运动员比赛当天的心情都有专人负责。在全运会当中,各省对运动员以及成绩的重视直接让对这些人才的挖掘达到了巅峰。
4.2 全运会体育传承人才的培养
在我国高等体育教育中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为社会体育事业的提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有关的调查中,作为我国培养人才渠道的高等院校以及体校,在教育内容、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有着很多不利于体育传承人才培养的因素。体教分离是我国培养体育人才的主要制约,运动员文化素质低,导致开展全运会以及体育运动初衷的丧失。因此,我国须从全运会出发,从大到小,加强对运动员教育水平的要求,可适当设立门槛,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体育人才。
4.3 对比中美体育人才培养与吸纳
我国体育教育体制的基本形式为小学、中学、大学、学术团体等,体育教育和竞技体育是分离的。竞技体育的基本形式为:少体校、青年队、专业队(职业队)。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健康第一;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是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为国争光。这种体育教育体制与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全面培养人的角度上来看却有失偏颇。美国体育教育体制的基本形式为小学、中学、大学、俱乐部,其特征是体育与教育基本融为一体,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全国大、中学体育协会的宗旨是促进校际运动竞赛成为整个教育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运动员成为整个学生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校际竞赛达到多方面培养学生运动员的目的。两种体制在形式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它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中可看出我国对人才的培养是体教分离,而美国则是体教结合。我国运动员与学生是分开的角色,被孤立的角色,培养出来只是为了比赛取得好的成绩。不难看出我国对人才的诉求上也是单一的选择,体育传承则只传承了比赛的激烈丧失了体育传承的本质。
4.4 我国对体育人才诉求的改革
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联合教育部共同下发的《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法》、《中等体育运动学校设置标准》、《少年儿童体育学校管理办法》3个配套文件,在体校管理体制、运行模式、办学资质标准、学习和训练时间的要求等方面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2012年周期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认定办法》中强化了运动员文化教育考核条款,规定若未实施运动员文化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纳入当地教育经费的体育学校不得参加认定工作;属于九年义务教育的体育学校未能解决办学资质,没有文化教学任务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运动员就近文化课学习的体育学校,也不得参加认定工作。从中看出,我国开始重视体育人才的素质,为了杜绝高水平、低素质的体育传承人才,开始出台强有力的政策。
4.5 结论
通过对历届全运会体育传承人才诉求及诸多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研究发现,我国对全运会体育传承人才诉求方面在不断地提高,但是仍然面临着险峻的问题,以加强体教结合为核心的体制创新是解决体育传承人才队伍不断偏离轨道的根本出路。因此,文章提出转变观念,清除全运会体育发展在认识上、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以及方法手段上的障碍,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创新之路,为我国运动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的诉求提供合理的参考。
4.6 建议
通过对全运会体育人才的诉求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和研究发现,全运会体育人才诉求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全运会体育人才诉求提出合理建议。
4.6.1 培养复合型传承人才
培养复合型人才与全运会体育人才直接挂钩,重点是对复合型人才的理解。复合型体育传承人才是体育传统文化传承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不直接参与体育传统文化传承,但为体育专业传承人才的体育传承工作创造条件和搭建平台。因此,复合型体育传承人才需要深谙体育传统文化传承的规律。同时,由于科技发展迅速,时代前进快速,复合型体育传承人才需要对外交流,拓宽眼界,与国际接轨。因此,培养复合型体育传承人才需要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培养模式,使其在熟悉本土体育传统文化传承规律的基础上,用国际化的视角辅助体育传统文化传承。
4.6.2 提高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的文化教育
对比中美人才培养模式可以看出,我国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培养性还不够完善,现今全运会体育文化传承人才的现状是大多数运动员与其他体育人才来自于体校而不是高校,明确了名次第一的观念,这样丧失了对体育传承本质的追求,因此我国需积极推动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并将运动员参赛资格与文化测试成绩挂钩。建立国家、省(区、市)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两级督导机制,将运动员文化教育督导检查工作纳入国家教育督导序列,推进赛前运动员文化测试改革,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符合体育特点的文化测试模式。在现有的全国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实施网络测试,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性常规测试。
4.6.3 提高体育传承人才经济待遇
发展体育文化产业,提高体育传承人才经济待遇。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先贤古圣智慧的结晶,体育传统文化传承人才的工作实际上是祖先智慧的传承,在社会发展中极其重要。然而,由于部分传统文化项目与市场脱轨,导致部分体育传承人才的生活拮据,进而影响传承能力和传承意愿,吸纳更多的体育传承人才能使全运会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1]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10-16.
[2]马莉.历史构建中的民族历史和社会记忆[J].甘肃理论学刊,2005(05):117-119.
[3]李善峰.第十一届全运会社会效益研究[EB/OL].十一运会官网.
[4]山东大学课题组.“十一运会”综合效益分析概要[EB/OL].十一运会官网.
[5]金玉,潘绍伟,彭杰等.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6(05):82-86.
[6]张凤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的现状分析及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8(02):69-71.
人才诉求 篇2
我是汕头市濠江区礐石街道尾村村民吴开雄向上级部门反映我村两委主要领导，在处理村民宅基地时严重违规的问题。并强烈要求上级领导给予纠正他们错误行为，以使我应得宅基地权益得到保障。
我村于1999年分配村民宅基地，分配方案是以户单位结合人口进行的。由于当时我在外谋生不在村，没有分到宅基地。后来我找过村干部要求补分宅基地。村干部说村里已经没有剩余宅基地了。可是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后来村干部陆续卖了十多座宅基地，每座面积多数为130多平方米，少部分80-90多平方米。其中有人买了四座共600多平方米。有的没有向村办理买卖手续，缴交任何费款就擅自建成楼房。我们村是个较小村庄，有什么建设大家都一清二楚。可是村干部却熟视无睹，难道这种情况正常吗？后来我 了解到村集体还存有宅基地，因此，我于2017年10月再向村委主要领导要求分配宅基地，得到答复是村干部陈辅民、曾照德说他们没有宅基地，不可能分配给我，存有的要高价拍卖的。他们说分配宅基地时我户份额已分到我兄弟处了，我要求他们拿出证据，他们拿出的登记本竟是村干部假我之名签的。（现村书记陈辅民说签名者是原村会计陈为涛）现在我户有3个人口在村里。可我在村即没有一间房屋及一平米宅基地。故请求上级领导主持公道，督促村领导为我解危解困。解决宅基地问题，使我有家可归，老有所居。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
满足“政变”诉求 篇3
A=Automotive Observer
P=Pu Yanliang 蒲延良
A：您对今年即将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有何看法？
P：国家工信部公告对于整车的安全性、结构强度等要求把控得非常严格。对于客车企业而言，我们的每一款车型想上公告，那么所有的项目就都要做实验，所以前期的投入成本会大幅增长。按照新标准，增加的项目有燃油限值，这就要求目前全部的营运客车都要进行车身侧翻试验，而侧翻一次车身就会报废掉，所以成本很高，据初步统计，增加成本大概有50%左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公告管理越来越严格，新车开发的周期也自然会延长。以往很多企业可能只会做一款车型，如今都变得非常谨慎。
这在工信部即将公布的62号文件中（今年月）就能体现出来，从而涉及到在一些产品开发上可能会面临很大的调整，比如在9米至12米车区间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新的等级评定标准都有改变，如今12米车只限定51个座位，而之前的车可以有55个座位。
A：今年厦门金龙旅行车在核心竞争力上会有何突破？
P：厦门金龙旅行车在节油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目前我们最新发布的一款234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节油率已经达到以上，马上就会推向市场。这次来南京参加客车展的产品是第四代产品，增加了技术，节油率在35%以上。厦门金龙旅行车今年的销售额争取突破60亿元，其中天然气在公交和旅游车上将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对于客车生产企业，如何把利润做起来其实比较难，国内多数客车企业的利润和销售额都很少。如今，国内主流客车企业都在进行产能扩张，以求增加市场占有率，而对于利润的重视力度则会在今年或明年有所加强。未来厦门金龙旅行车强调的是品质的提升，强调品牌战略，而今年的工作重点则是精细化管理与成本控制。
A：近两年，国内很多客车企业都有了车联网技术应用系统，但对于客运公司而言，这些系统在各企业之间并没有得到兼容，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管理上的限制，您认为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人才诉求 篇4
一、失意人群利益诉求
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是指当失意人群利益受到侵害时, 诉诸于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 以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发展变化, 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 人们因职业、行业、居住小区、户籍、年龄、经济收入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二、当前失意人群利益诉求中遇到的问题
(一) 诉求渠道缺失
人们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增强, 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反映自己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造成矛盾激化, 引发社会冲突。当前, 失意人群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失意人群暴力行为的发生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有效的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相对日益增长的民众诉求来讲, 我国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还远远不够, 导致民众无法有效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二) 诉求渠道单一且不畅
我国现有的人民群众表达利益的渠道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信访制, 但这些渠道都存在表达不畅的问题, 不能对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给予有效的回应。
(三) 诉求制度的局限性
体制和机制设计从数量上看, 渠道较多上, 有人大、政协、司法、信访、听证、选举、人民调解、政府调解、新闻传媒、行业组织、社会团体、救助体系、投诉热线等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 但在实际操作中, 身为个人的公民权益受到侵害时, 这些渠道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地方创设的人民群众参与政府行为的具体方式诸如现场办公、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领导信箱等也缺乏规范化的操作制度, 容易“走过场”、“一阵风”。
(四) 群众利益诉求缺乏理性
由于我国的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加上表达渠道不畅, 一些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 容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
三、利益诉求机制及内容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利益诉求机制包括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 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 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一个畅通、有效的公民利益诉求机制核心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在美国, 人们有三个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 (议员等) 代为反映。向议员反映意见、提出诉愿, 是除司法途径外美国公民投诉的主要方式。在美国, 每位议员都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助手负责处理人们的投诉。二是向行政机构投诉。可通过政府各部门内设的投诉机构, 对这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投诉;也通过专门的机构, 对政府部门或公务员个人进行投诉。三是提起诉讼。美国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程度很高, 大量的社会矛盾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在提供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的同时, 还要提供便捷性, 即方便公民低成本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德国, 德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设立申诉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为了方便公民申诉, 德国议会开通网络在线服务, 设立申诉电话咨询服务, 有的州议会还举办咨询活动和建立议员接待日等, 指导公民采用正确申诉方式进行书面申诉。
第二, 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为提高基层官员对公民诉求的重视, 一些国家设置了信息可直达中央政府行政首长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这样就避免了公民合法利益诉求被行政机关推诿和拒绝。
第三, 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公民的投诉对象多与政府机构和公务员有关, 公民投诉处理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直接影响到投诉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在瑞典, 任何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人都可向议会调查官递交书面投诉信。
第四, 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在法国, “协调员制度”能确保处理公民诉求的“协调员”具有独立、权威、连续性的地位, 可以有效地应对公民诉求。协调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公民与各级政府、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矛盾和纠纷, 对有关法律条文提出修改意见, 对行政部门的设置及职能调整提出建议。
四、完善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机制对策与建议
(一)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需求
做到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及维护群众利益, 把问题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
(二)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沟通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沟通可以实现求同存异。搭建的沟通平台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如面对面交流、信访接待、媒体对话、举行听证会等等, 对那些群众要求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 凡是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应及时予以解决, 限于条件一时解决不了的应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 求得群众谅解。
(三) 完善人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要多样化、便捷化, 要建立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 要实施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以及建立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地实施利益诉求。在处理利益纠纷时, 应更多的采用调节、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较温和的方法, 避免矛盾激化。
(四) 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 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随着互连网的快速发展, 大众媒体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上有其他表达渠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媒体作出的利益诉求表达, 不必通过中介就可直接抵达决策层, 避免了信息失真, 使群众利益要求能接近决策核心, 实现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因此, 在规范现有各种利益表达方式和渠道的同时, 更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
(五) 对困难群体进行权利救济
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对困难群体的需求进行引导。二是要有效运用行政手段加以保障。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 使其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为困难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和制度保证。三是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救济。
(六) 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 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预防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七) 加强工会、行业协会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建设, 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五、小结
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把群众利益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学习他国先进做法, 完善相关制度, 以制度来维护人们的合理利益需求。一是坚持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 定期开展接访、下访和蹲点调查, 倾听群众呼声, 关心百姓疾苦, 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让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平等机会。三是完善决策听证制度, 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四是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让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及时了解。总之, 只有制度的完善, 才能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才能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充分的表达, 也才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丰.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价值观变化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2].刘慧婷.社会转型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03.
诉求报告1 篇5
尊敬的管理区党委及相关领导：
您们好！
本人郭系职工，家住水厂巷 8号。今代表水厂巷18号一行住户恳请相关领导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商讨我等住户之诉求。
事情发生在2013年年底，由 王等建筑商打着建筑公司的资质旗号，以棚户区危改房为由，通过双方协商，并逐户签订协议后，将我等5户大小十多间住房已拆除。至今半年有余，其协议承诺条款，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已无法兑现。然我等现租住他屋，居无定所，且无端增加生活负担，诸多不便。终非长久之计，本不愿区领导增加烦恼，实乃万般无奈！常言为官一日造福一方，我等职工虽办事糊涂，协议草率，然终为一方百姓愿本为善！眼见国家大好政策，及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加之我等住户边临省道，又在城镇建设整体框架之内。大的方向应不错！却不知事非人愿。由于建筑开发商一再拖延施工日期，已无落实协议条款之现实。以至于目前无期无果之局面，进退两难之境地！
特地诉求管理区相关领导，能否有什么解决之良策，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及方法，可否将我等之实际情况上转网络，以及逐级上访，或者其他更为理性而实际的解决方式、方法。
特此诉求，帮助解决为感！
诉求人：
“食物”的诉求 篇6
在诸多美国少数族裔评论中，关于食物意象的解读越来越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兴趣。但是，食物意象的族裔性并不是在它被评论之初就存在的。因为在西方经典文学作品及文论中，对食物和烹饪意象的运用与探讨，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过，当美国华裔主人公受到美国白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困扰，尝试放弃西式习惯转而用“新奇的文化习俗取悦恋人”时；当掌握主流风向标的美国白人读者，品尝带有异国情调的中国食物时，食物的族裔性味道也就不言自明了。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裔研究系教授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在其《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1993）专著中，就专设了一章来解读美国亚裔小说中的食物意象。
她根据主人公对食物的喜好、饮食习惯和获取食物的行为，将美国华人的生存策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属于第一代移民，他们被称为“大食者”，具有“坚硬的牙齿”、“强壮的消化系统”，吃的往往是“另类的食物”。但他们吞咽那些在白人看来是“废物”的食物，并非出于自愿，黄秀玲认为这类“吃”的意象象征着一种“必需”，有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屈服于这种需求的代价则是丧失健康的心理，为了能存活下来，变得只关注自己而忽略家人的感受或是外人的眼光。第二类属于土生土长在美国的移民后代，他们被称为“食物卖淫者”，都是“甜牙”，偏好精美的食品，这类食物象征着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被白人社会接纳和悠闲美好的生活，都像精美的糖果一样引诱着这一代人。而他们同样要付出自我分裂的代价，面对“侵犯”时是受害者，但面对“精美食物”，他们又变成了共犯。第三类则被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批评家赵健秀（Frank Chin）称之为“卖弄异国情调”。在赵健秀看来，文学作品里故意夸大自己身份中的异国性，大肆强调自我与主流的疏离，无异于制造一种“食物色情文学”。不过，“食物色情文学”的隐喻性并不强，既可以通过某个小说主人公讨生活的方式来判断，也可以通过作家对中国文化元素的描绘与运用来发现。其实，在早期的美国华裔作品的自传体话语中，叙述者是自然而然地站在一个向读者解说的立场上。以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和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裔昌》（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为例，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详实地描绘和解释各种宴会的符号意义，以及某些食物神奇的治病疗效，甚至像写菜谱一样精确到烹饪的佐料。以赵健秀的解读原则来看，这种在族裔文学中对饮食方式的描述，不免带有“展览”和“卖弄”、“迎合”的嫌疑。然而笔者看来，此“卖弄”与“迎合”也许并非作者本意，“展览”的实际目的在于化解文化误会，“迎合”常常是主人公迫于“填饱肚皮”的无奈，不完全属于赵健秀所言的“卖弄异国情调”。
食物的符号性也并不是只能表达赵健秀解读出的意涵，因表达方式、解读方式的差异，还可以被解读出其他的象征性。在黄玉雪之后，新一代美国华裔小说的先驱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和谭恩美（Amy Tan），赋予了食物与“食物色情写作”相反的含义。在汤亭亭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1976）中，女主人公勇兰，用自制的罐头或是水果、糕点来克制“精美糖果”对孩子们的吸引；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中，薇弗莱在唐人街偶遇白人游客时，恶作剧式地向其推荐中餐馆里并不存在的菜式。二者所描绘的，表面看似带有“色情文学”的特性，但汤亭亭却在无形中将中国的健康饮食和发达国家的垃圾食品形成对比，谭恩美也在无意中展现了白人的无知和某些华人对“文化窥视者”的排斥。
饮食习惯，这个代表着参与者族裔身份的意象，也会随着评估者和社会关系体系的变化，传递出非异国情调、非族裔性的信息。比如母女或父子两代人之间的纠葛。母女间的冲突这个母题，在英美女性小说中早已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几代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仍然坚持选择这个母题。因为，“无所不吃”（残酷的杀戮和进食另类的食物）、“同类相食”（一种家族性牺牲式的喂食与反哺关系）是第一代移民摆脱贫穷的生存状况所采取的策略，而这一“饮食”策略，恰好表现出父母与子女间的各类矛盾。年轻人在极度节俭的家庭中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反而迫切地想要离开：一方面可以就此摆脱家庭带给他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可以反抗自己被安排、被“宰杀”的命运。
于是，以伍美琴（Mei Ng）、黄锦莲（Keltner, Kim Wong）为代表的新一代美国华裔女作家，就追随汤亭亭、谭恩美、伍慧明等华裔作家，积极地将成长中的许多困惑与饮食的符号象征意义进一步延伸。美国书评界比较喜欢把伍美琴的《裸体吃中餐》（Eating Chinese Food Naked,1998）中主人公鲁比（Ruby）和母亲的冲突，解读为第一代移民与其子女之间的文化差别，将其视为“一种过渡中的文化”（Katherine Forestier,“Cold Sex Food for Thought,”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8）。不过，这种过渡不是文化的对抗。透过作品中对食物、烹饪等与饮食相关细节的构建，我们能清楚地体会到，母女间的问题不只是文化的问题，它在任何国家、任何种族中，都是两代人的问题。“大食者”的牺牲，总是难以阻隔“精美的糖果”对“甜牙”的诱惑。黄秀玲也曾指出，“牺牲式饮食”所产生的推动因素在本质上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更多的是生存境遇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
美国华裔在移民史上一直被美国社会视为“永久的客人”，于是第一代移民为表现“忠诚”，努力扮演着“无所不吃”的“模范少数族裔”；在美出生的第二代华裔，目睹上辈人的艰苦谋生，不断抵抗“糖果”、“汉堡”和“咖啡厅”的诱惑；至于第三代、第四代的土生华裔则“喝着可乐，看着麻将”成长，他们的大脑不断经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洗礼与撞击。那么，作为母亲，就像《女勇士》中的勇兰，阻止孩子们涌向“卖零食的店铺”，实际只是出于一种过分的节俭，以及让孩子了解在白人社会的生存之道：尽可能地不要为了“精美的食物”损害尊严，否则只能默默受辱。但是，不论是《女勇士》中的勇兰，还是《喜福会》中薇弗莱的母亲，在极力限制孩子对“被禁食的糖果”的冲动之后，还是会在某个时候悄悄买来话梅或是零食，表达浓浓的母爱。《裸体吃中餐》中的鲁比宁愿离开家和她爱吃的腌鱼，宁愿半夜在宿舍的厨房用烹饪填补那份“说不清的恐惧”，宁愿饱受了四年煎熬才肯向她心中那份对母爱的渴望妥协。母女间的对抗不是因为了解，往往是因为沉默而产生误解：母亲的强硬和古怪总是省略适当的解释，女儿那颗缺失关爱的自尊心直接导致了她羞于开口提问。这对矛盾的双方，这对家庭中的冤家，心里都察觉到问题的关键，可偏偏都把自己禁锢在某个界限之内，不去触碰那个有点“诡异的答案”。上一辈总是和下一代难以沟通，但是，两代人却不约而同地利用美国社会流行的自由主义风尚，为自己在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各有一套不错的说词。
增长质量的政治诉求 篇7
9月16日闭幕的第五届夏季达沃斯，提出“关注增长质量”的深刻命题，引起了处于经济危机阴霾下的各国广泛思考。“目前我们所处的时刻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刻，可持续、可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再就业成为重中之重。要克服全球经济危机，需要我们发展和执行具有创新性的全球和国家战略，从而才能够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新一轮的绿色增长”，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的致辞意味深长。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样在发言中对增长质量予以倡导，他认为，关注增长质量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因此，“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漠视质量的全球经济
像卡马耶夫以专著形式关注增长质量一样，上世纪中期以来，对该话题的关注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引起各国决策者足够的重视，从而未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作用。
这些人当中就有中国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任保平，在1999年前后做博士论文时，他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质量，数年研究后于去年初出版《以质量看待增长》一书，引起经济学界关注。
“此次达沃斯论坛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强调增长质量，显然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子走到尽头了。”任保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由于此前没有经济危机这样大的问题发生，各国普遍漠视质量，偶有关注也多数停留在理论层面。
即便在理论界，增长质量也并非为所有人关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经济学者、《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Gregory Zuckerman 就表示自己并不确定何为“经济增长质量”。
何为增长质量？卡马耶夫将其描述为，区别于以往经济增长概念中生产资源和生产量的增加，增长质量应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
与增长质量相反的现象之一，是经济上过分追求数量“有增长无发展”。1996年，一份世界银行的报告将其归纳为几个特点：无根的增长，即文化多样性消失；无未来的增长，即环境基础被破坏；无情的增长，即发展导致人们感情的淡漠。
任保平认为，各国漠视增长质量的表现不同，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以美国为例，经济危机所显示出的主要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发展过快且缺乏约束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达沃斯论坛的汤森路透中国主席史进德发表了类似看法，他认为，全球面临的最大难题归根结底有两个：领导人危机、欧美政治停滞。西方国家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将全球较普遍的质量问题归为四个字：寅吃卯粮，即“现在花将来的钱”，在公共方面体现为过分强调福利国家造成赤字严重，私人层面体现为储蓄过少。
中国的两种失衡
更多人关注的是夏季达沃斯的举办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势头不减的增长速度表示吃惊，也对其是否能够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欧美施以援手寄予较高期待。
施瓦布就在会上发问温家宝：中国能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有关国家和美国迎接金融领域的挑战？
更多的声音认为中国不能盲目乐观，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增长质量问题更为典型和突出。茅于轼直指中国发展中存在两种失衡，一种是过分依靠出口的外部失衡，一种是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的内部失衡。由此，他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对于中国的意义尤为重要。
茅于轼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归为五个方面：GDP的分配效果、环境保护、通货膨胀率、就业、经济泡沫，而中国在这些要素上均问题突出。
史进德则认为，中国政府更关心的顯然是内部失衡，如国内通胀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严峻挑战，而“解决内部失衡并不容易，就好像政府一直在说要积极拉动内需，但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这是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任保平同样认同中国经济增长严重失衡的观点，“失衡是过去中国模式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认为，这些失衡问题主要包括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非一致性失衡；资本回报率和生产要素回报率的长期失衡；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失衡（过低）。
另外，任保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以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到现在的注重增长质量，提法都很好，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没有成效，主要是由于体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支持因素发挥效果不力。”
提高国家治理质量
体制因素在卡马耶夫的著作中同样被提到。卡马耶夫认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中，人们常常忽视三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是“国家治理的质量”。
任保平解释称，所谓国家治理的质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公民的参与度，而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亟须提高。否则，再好的经济政策，由于政治支持乏力，人们不能够参与其中，也往往因为利益关系不合理而导致政策在执行环节流产。因此，应将国家治理模式由以往的精英治理改变为公共治理，方可实现治理质量的提高。
这成为他在强调结构问题、稳定性、福利效果和环境代价等主要因素之外，特别关注国民素质的重要原因，“经济增长中，除去政治因素，同样会因为人们综合素质过低，无法准确理解和执行经济政策而导致增长质量不高”。
任保平认为，要在中国未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高度关注国民经济素质问题。未来必须进一步确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国民素质教育、医疗的投资，行政效率改进等方面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否则国民经济素质会拖累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茅于轼则认为，国家治理在中国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是特权化，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约束。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国非常重要。”茅于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从表面上看，这和经济增长理论已经相去甚远，但是作为经济增长的配套因素，中国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一问题。
史进德同样谈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相信中国老百姓的声音和观点正引起政府越来越多的注意，“不少个案也通过许多新途径（如微博）得到高层重视和解决，这些都是积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