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诉求论文

2024-07-21

社会诉求论文(共12篇)

社会诉求论文 篇1

保障民生是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民生新闻应本着对社会负责, 对公民负责的价值观念与态度, 坚持法理、人性、情感与睿智四者并存的原则, 承担社会的责任, 关注人民的生活与价值, 使广大民众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和社会给予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 新闻媒体人应始终秉持新闻媒体人的职业操守, 保持良好的从业素质, 共同努力, 促使民生新闻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人民生活的诉求。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旨在弘扬社会的真善美

为了促使民生新闻更好的实现其社会价值与责任, 首先, 在民生新闻的监制和报道方面, 一定要立足于社会发展的主线,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如今,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经济利益的冲突, 弘扬真善美成为了社会与人们精神世界发展的主线与追求, 因此, 在民生新闻的报道方面, 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 以社会责任为主, 杜绝一味追求“头条效应’与“眼球效应”, 坚持弘扬社会正能量。其次, 新闻媒体人需秉持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要深入基层, 了解基层人民的新闻诉求, 且在报道的时候, 要实事求是, 杜绝虚假、浮夸报道, 不可为了博人眼球对某些例如车祸、拆迁等以及一些自然灾难事故做虚假报道, 始终要坚持社会发展的主线, 密切联系人民、密切关注人民。最后, 民生新闻节目要做到弘扬社会真善美, 传播社会正能量, 承担社会发展的责任, 就要坚持民生新闻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比如中央台《特别关注》、《社会与法》、《财经与农业》, 重庆电视台的《天天630》等, 这些电视新闻节目能让老百姓产生思想和意识上的情感共鸣, 敢于揭露社会现状, 积极宣扬党和国家的治国策略与方针政策, 让老百姓看到国家的希望、社会的希望与人性的善良, 促使民生新闻越来越得到老百姓的关注与喜爱, 弘扬社会的真善美。

二、凸显新闻主题与本质, 旨在弘扬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早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就有提到“民生”, 关注民生、保障民生是促进国家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能够保证民生新闻更好的体现社会的责任, 除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与新闻主线之外, 还需要立足于民生新闻的本质, 凸显和硬化民生新闻的主题, 宣扬社会的主流价值。要凸显民生新闻的本质与主题, 首先要弄清民生新闻的本质, 即真实、公平、客观, 这三者缺一不可, 不论是新闻的内容, 还是新闻的报道过程, 都要严格地遵守这三大原则。其次, 在民生新闻的主题方面, 要做到主题明显,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内容合理, 表达意图明确, 宣扬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但是, 由于现在娱乐新闻的大肆充斥, 对于民生新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至于部分民生新闻中掺杂了许多与主题无关的新闻报道, 不是某明星结婚嫁了个富商, 就是某明星生孩子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题大量充斥到民生新闻中, 而这些新闻和老百姓生活根本不搭边, 老百姓对于这些问题既不感兴趣, 也不关注, 逐渐的民生新闻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与作用。因此, 民生新闻必须凸显其本质与主题,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 促使社会和谐与进步, 比如在国庆期间, 新闻媒体人可以深入基层, 听听老百姓对祖国发展的看法与心声等, 满足老百姓的切身愿望, 这才是民生新闻之本。

三、强化舆论监督的职能, 旨在打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法律意识的不断强化, 近几年, 民生新闻的舆论导向和主题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报道的主题越来越趋向于民生法律维权和舆论监督方面, 媒体方面的报道也逐渐侧重于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同时, 随着一系列有关于民生的问题, 例如拆迁民宅、城市扩建、医疗保险等众多问题的产生, 老百姓普遍对法律权益等方面问题也愈发地关注和重视。因此, 为了强化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能, 打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首先要做到监督有力、报道确切, 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倡导法律监督的原则, 实事求是, 对新闻现象做出准确的报道, 引导人民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念与态度, 也可以通过设置节目专栏, 进行特约播报和采访,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对新闻事件进行合理的分析, 例如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节目《天天630》, 它就是本着为老百姓说话的原则进行节目播报,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次, 新闻媒体人在进行新闻播报的同时, 务必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报道, 以客观、真实、公平为原则, 不可以根据自身主观的想法进行报道, 也不能在实际的报道过程中掺杂自身感情色彩, 尤其是在帮助老百姓维权的过程中, 要知法、懂法、守法, 抓住是非的关键, 做出正确的判断与报道, 始终以社会公益为立足点, 强化民生新闻的监督能力, 真正的把民生新闻做到老百姓的心底里去。

参考文献

[1]刘飞.浅析电视民生新闻的发展[J].学理论, 2008, (16) .

[2]华光耀.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的社会责任与人文精神[J].理论导报, 2007, (11) .i

社会诉求论文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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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坂田街道依托诉求服务平台构建大调解体系的探索

2010-08-18 16:22:00 作者:闵铖 来源:广东政法网

坂田街道办事处

2007年8月以来,坂田街道按照上级要求,不断完善“大综管”新格局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调处力度,探索和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通过整合信访、司法、劳动、社保等调解资源,成立诉求服务中心,把相关的行政权、司法权集中调度,简化信访程序,健全调解制度,形成联动机制,为群众提供集预防、排查、控制、调解、处置于一体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以“大综管”带动“大调解”,以“大调解”促进“大和谐”,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一、坂田街道“大调解”机制构建的背景及组织架构

坂田街道2006年4月挂牌成立,面积28.51平方公里,总人口40余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仅3万余人,辖区内产业密集,人口稠密,村落形态与城市形态交织,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并存,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街道成立之初,受多种客观因素制约,劳资、治安、城管、经营、征地拆迁等各类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对这些矛盾纠纷,部分群众多选择越级信访,有的甚至演变为聚众滋事等过激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更主动、更全面地为民服务?我们于2007年8月专门召开班子会,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实际出发,在反复调研及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产生了成立一个诉求综合处置机构的新构想,决定成立街道诉求服务中心,由街道党工委书记任街道诉求服务中心领导小组组长,街道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成员由信访办、劳动站、司法所、纪工委(监察室)、宣传部、武装部、总工会、团工委、妇联、维稳及综治办、社会事务办、计生办、城建办、经发办、综合执法队、应急指挥中心、安监办、交管所、综合服务中心、出租屋管理所、卫生监督所、坂雪岗高新办、劳动保障事务所、坂田派出所、宝岗派出所、布吉法庭、布吉社保站和各社区工作站负责人等组成,诉求服务中心主任由信访办主任兼任。

同年10月9日,坂田街道诉求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一座信访调解工作的新平台由此诞生。坂田街道诉求服务中心由一个候访厅、四个受理窗口、四个调解室组成。第一个窗口为信访诉求服务窗口,由信访办工作人员负责;第二个窗口为司法诉求服务窗口,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负责;第三个窗口为劳动、社保诉求服务窗口,由劳动站、社保站等部门工作人员负责;第四个窗口为网上服务窗口,由信访办工作人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四个调解室可分别接谈来访者,了解和处置群众诉求。此外,各社区工作站和规模300人以上的企业成立由5-7名人员组成的信访、调解委员会;各居民小组成立由3-5名人员组成的信访、调解小组。街道、社区(企业)、居民小组三级便民网络将诉求服务送至群众家门口。

街道和各社区、各职能部门按照“重大矛盾纠纷不出街道,较大矛盾纠纷不出社区(部门)”的原则分别负责调解、处置、化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落实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

二、坂田街道“大调解”工作的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

(一)诉求服务中心主任有统筹、协调处置群众诉求的权力。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信访

调解上要有求必应,密切配合;必要时,街道领导要亲自参与调解。

(二)街道为诉求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场所、车辆、设备等,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关心。

(三)依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方法,推进信访、调解、处置向综合服务转变。街道辖区群众可以来访、来信、来电、传真、发手机短信息、电子邮件等方式反映诉求,诉求服务中心按照中心受理→中心登记→中心分类→确定受理单位→处理群众诉求服务事项(当场处理、转办、引导走法律途径解决)→答复诉求人→督办→征求诉求人意见→总结经验教训→向领导反馈信息→资料归档的办事流程,实行接访、登记、受理、调处、引见、督办、催办、反馈等“一条龙”服务。群众诉求能够当场处理的,给予及时解决;涉及多个部门的,转办给相关部门和单位,督促其限期解决并答复;需要走法律途径的,引导其到法庭依法处理。

(四)诉求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实行动态管理,一般固定由信访、劳动、司法等部门受理处置,根据实际情况,其它成员单位纪工委(监察室)、宣传部、武装部、总工会、团工委、妇联、维稳及综治办、社会事务办、计生办、城建办、经发办、综合执法队、应急指挥中心、安监办、交管所、综合服务中心、出租屋管理所、卫生监督所、坂雪岗高新办、劳动保障事务所、坂田派出所、宝岗派出所、布吉法庭、布吉社保站和各社区工作站等都要参与诉求处置。

(五)诉求服务中心每天向街道维稳及综治办报告一次工作进度,每周向街道领导书面汇报一次工作情况。

三、多管齐下,确保“大调解”工作取得实效

(一)加强内部管理,健全工作制度。一是领导调解制度。街道领导既包个案,又负责各自包点联系社区或分管单位的纠纷排查、矛盾化解工作;各社区领导负责片区或居民小组纠纷排查、矛盾化解工作。包案领导要做到“五包”,即包调查、包处理、包疏导教育、包结案、包息诉罢访。结合行政值班,每天(包括周六和周日)安排街道领导接访调解,变过去每月一天的领导接访调解为天天有领导接访调解。二是部门联调制度。街道诉求服务中心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按照“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的原则,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诉求服务中心统一组织,协调调度,各涉及部门和单位横向协同配合,共同参与、联合调解,变“孤军作战”为“整体联动”。三是分级调解制度。按照分级负责、归口调处的要求,较大的或一般性的矛盾纠纷,由各社区工作站和有关单位调解处置;重大的、疑难的或涉及多部门、单位的矛盾纠纷,由街道诉求服务中心牵头,协调各社区工作站和有关单位共同解决或直接调处;重特大或影响较大、涉及面较广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确实需要上级部门协调的,街道诉求服务中心及时向上级信访、维稳部门报告,由上级信访、维稳部门指挥组织相关力量参与调处,实现纵向分级调解处置。四是每周通报制度。诉求服务中心每周向街道领导书面汇报工作情况,街道将每周接访调解情况通报反馈给各有关单位和社区工作站。五是督查督办制度。认真检查、督办信访调解等有关事项处理情况,使督查督办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确保诉求件件得到落实。六是奖励处罚制度。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员考核奖惩制度,半年一小结、全年一总结。对一年来调解纠纷数量、质量和调解成功率排名前三位的,由街道办事处给予表彰和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给予重奖;对消极懈怠、促使矛盾激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由街道办事处给予通报批评。触犯纪律法律的,分别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二)规范服务程序,拓宽服务平台。诉求服务中心实行接访、登记、受理、调处、转办、督办、催办、反馈等“一条龙”服务。群众诉求能够当场处理的,现场解决;涉及多个部门的,牵头组织,抓紧解决;涉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督促其限期解决并答复;涉及要走法律途径的,引导群众到法庭依法处理。为提高信访服务水平、完善信访诉求服务,坂田街道

在全市率先推出“触摸屏接访台”,在诉求服务中心安装了“电脑触摸屏信访自助受理系统”。这一系统存储了辖区1500多家企业信息、信访维权相关法律法规,并设置了信访诉求相应选项,引导信访人诉求。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信访人反映问题,也缓解了因信访人数较多排队候访的压力,更大地方便了信访人随时都能反映问题。

(三)创新工作方法,形成调解合力。一是坚持预防与调解“一条龙”。我们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作为诉求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街道、社区、居民小组、调解员四级矛盾纠纷信息预警机制并确保信息渠道畅通,通过日常工作、走访社区和企业、调研、巡查等多种方式,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了解群众关注的诉求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不稳定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力求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发时期。二是坚持静态与动态、主角与配角“双结合”。诉求服务中心四个受理窗口相对而言作为静态形式,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受理、处置群众诉求,而三十余个成员单位协同工作作为动态形式,尽最大可能进行协调和沟通,形成各方支持和配合的良性互动格局,共同开展纠纷调解;诉求服务中心作为主角,三十余个成员单位作为配角,其间既分工明确,又紧密衔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同时在具体的工作中,主角、配角根据实际情况相互转换。通过“双结合”,建立各方支持和配合的机制,发挥整体调解功能,形成调解合力。三是坚持主导、疏导、引导“三并举”。以诉求服务中心牵头调解或直接调解为主导法,以诉求服务中心负责分流、督办、回复处理结果为疏导法,以诉求服务中心按有关规定指引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问题为引导法,这三种方法视具体情况而选择使用,效果较好。四是坚持劳动信访员与监察员“无缝对接”。街道诉求服务中心劳动窗口实行劳动信访员和劳动监察员一起办公、一起接访。接访后,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需调解的,劳动监察员一齐参与调解;如一些单位不愿参与调解的,监察员就直接派员到单位调查取证,一旦发生企业方有违法违纪行为,立即进行现场处理。这样不仅缩减了处理问题的时限和工作环节,还大大减少了因劳资纠纷问题的上访。

几年来,坂田街道不断探索和完善“大调解”机制,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三下降、三提高、三不出、三防止”的工作目标。即:民转刑案件下降、涉法涉诉信访下降、民事诉讼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提高、民事诉讼调解率提高、行政投诉案件调解率提高;一般纠纷不出网点、较大纠纷不出社区、重大疑难纠纷不出街道;防止发生恶性群体性事件,防止发生恶性民转刑案件,防止发生集体越级上访事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自诉求服务中心成立以来至今年4月底,共受理群众诉求17931宗(包括来访、来邮、来电、来信),其中信访方面10042宗,司法方面320宗,劳动方面7569宗,涉及人数29981人。经该中心处理的信访调解事项,没有一件赴省、进京上访的案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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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 篇3

关键词:政府诚信;和谐社会;伦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44-02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需要社会成员诚信的支撑。政府是社会成员中最具权威性的组织,对整个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规制和引导作用。政府诚信不仅是社会诚信的基础,而且还应当是社会诚信的圭臬。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其中“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是从伦理上说的。“公平”包括经济分配公平、政治生活上公平、社会生活上公平。“正义”是价值判断,认准了“正义”,勇于为正义而奋斗。“诚信”包括个人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重要的是政府诚信,它是整个伦理道德体系的基础。“友爱”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在阶级对立基本消失以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应当是共存共生、互补互惠的关系。我们应当完善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为主要内容的道德体系。

政府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即人际之间的和睦共处。这不仅要依靠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要通过道德建设来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诚信友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使社会运行成本大大降低,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政府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健全社会信用,培养公民的诚信友爱品德,特别是政府成员的品德,是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应主动担当起伦理信用的楷模,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

政府诚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诚信建设,一是体现在制度的公正性层面;二是表现在政府行为的诚信层面。制度公正是政府公信度的基础。制度不公就会导致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并为各种不法行为、失信行为提供滋生的土壤。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不能做到依法行政,致使政策扭曲;有的地方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影响了政府公信力。诚信政府建设,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的提升。

建立和谐社会,全社会的诚信体系至关重要,诚信体系的建设不仅仅是企业、团体和自然人,也包括政府。政府失去诚信的行为比企业失信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大,政府的诚信不是简单的经济信用和伦理信用问题,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政治信用问题。政治信用关系到社会的信任、信仰乃至社会稳定。因此,社会的诚信首先是政府的诚信,它是社会诚信和谐的基石。当然,有些代表政府的官员的不诚信的行为,不全是主观愿望造成的,是因为个人的思想、素质、水平等条件制约,在决策时缺乏科学观,执行政策法规时缺乏全局和长远观念,或是迫于现行干部考核体制,为了“生存”、“发展”,迎合上级部门的需要。

建设诚信社会应当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首义,政府的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对政府和官员的诚信要用制度和法律来规范,对那些造成政府诚信缺失的官员应依法追究责任,从严惩处,取信于民。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十分重视自身的诚信建设。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频频失信于民,致使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政府诚信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政府失信事件:1、安徽省某县政府在与农民房屋拆迁纠纷的行政诉讼中,为了胜诉竟然把伪造的政府文件作为证据提供给法庭;2、“华南虎照片事件”,当地有关部门成为坚决的“挺虎派”,凸显出政府诚信缺位、社会责任缺位。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政府诚信缺失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么的深远。我们进入了社会改革的关键阶段,政府面临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政府重新理顺和协调,民主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随着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成熟,公民的合理利益诉求日益增多,政府政务日趋透明等这都需要政府注重诚信建设和政府行为的信用体制作为保证。

政府失信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没有摆正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位置。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仍受权力本位、官大于民的传统观念的支配,认为政府的权力是可以不受约束和任意行使的。二是没有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常常只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以致牺牲诚信,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三是没有准确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和科学发展的关系。片面追求发展,而忽视科学、持续、协调发展,以致为所谓的“政绩”和“发展地方经济”,不负责任地盲干,乱承诺,甚至弄虚作假最终失信于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社会有赖于政府诚信的支撑。积极探索提高政府诚信的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一,政府公务员诚信的形成与培育。人类的实践都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政府公务员的诚信水平是政府诚信的主体性保障。要提高公务员的诚信水平,要从三方面着手:(1)提高政府公务员的伦理决策水平。现代性背景下的公共管理是极为复杂的,单纯的伦理准则无法给处于公共决策者地位的政府公务员提供决断支持。这就要求通过伦理委员会或其他的伦理培训,指导政府公务员将抽象的伦理准则运用具体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在实践中提升其伦理水平。(2)加强政府公务员诚信教育。按照麦金太尔的理解,诚信是与某种实践相联系的,正是因为拥有了某种德性并运用它,我们才可以获得某种实践的内在福利。诚信为我们追求实践的内部福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并使得我们摆脱外部的利益的诱惑。诚信是政府公务员的一种德性,是在长期公共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公共美德。公共节操的形成与涵厚化育可以促进政府公务员为公共利益事业奉献的信念,因而诚信的教育与培育是政府公务员负责任行为的内在动力。(3)弘扬正确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人的行为指南,价值观念与心理情感结合在一起,可以转化为信仰,构成了行为的真正内在动机。仁慈、正义感,爱国主义等道德情感与公共精神的结合是现代管理所必须的,政府必须将这些情感贯注在其价值观念中,弘扬公共精神与正义理念才可以真正担负起执政为民的责任。

第二,优化政府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解决政府诚信及其实践的问题。制度的规范却比个人道德更具有稳定性,从制度上解决责任的问题主要解决这几个方面:(1)要明确职责。现代公共管理侧重于从工具理性,主要倾向结构的科学化,而对价值理性的关怀却是较少,突出运行效率,强调从上至下的控制,不利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削弱了成员责任感并导致了官僚主义。建设责任型的政府要求即要强调组织的垂直控制,也要给各级党组织及政府公务员自主性。(2)加强协作安排。横向联系与垂直控制一样,都是现代公共组织机构高效运行所必须的。政府的责任多样性要求政府的制度安排便于横向联系,以加强各级组织与部门之间的协作,通过各级组织的协作最终实现公共管理责任的要求。(3)建立畅通的发表异议的渠道。政府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要求公务员严格遵守组织的规章制度,无条件服从上级组织的要求。但在现代公共管理的复杂性条件下,应发挥政府公务员的积极性,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的反应。所以在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中,要求保障公务员合理发表意见的权利,铺设合理渠道让其发表异议。(4)强化民主制度的建设,扩大公务员决策参与,用程序正义保障各级政府公务员参与决策活动的权利。民主参与有利公务员理解党的政策调动其积极性。

第三,形成积极的政府诚信文化。政府诚信文化体现为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体现在行政主体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开透明、廉洁高效。这种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而成的一种以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非制度性行为规则。要塑造积极的诚信文化,要解决好三个问题。(1)树立崇高的道德榜样。道德榜样作为一种伦理文化,他们是伦理的“神性”的象征,也是伦理的理想要求,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2)制订适宜的伦理准则。伦理准则与公务制度不一样,伦理准则是根据不同部门的公共服务的要求所制订的基本性的伦理规范,它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纲要的形式表现,也可以在特殊的单位内以部门的规章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3)确立合宜的道德信条。道德信条是组织的伦理精神在实践中的表达,它能够以生动活泼的格言警句的形式表达组织的伦理要求和道德形象,为组织成员提供道德的指向。

第四,大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现代性政治文明可以从内部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限制,也可以表达为民众的政治要求,从外部对政府的行为进行限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要做到:(1)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由于代理与委托制度的内在缺陷,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常态,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可能会不利于其责任的履行。当公民在较大范围内参与政治活动,就能对政府的活动进行监督并控制,确保政府诚信的履行。(2)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行政。法治是对人民权利的保障,政府有责任推动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合理地限制政治权力的应用,并以法的形式强制推行政府诚信的要求,对不负责任的行为施以法律的惩治。

在现代化的条件下执政,客观上就要求政府不断强化诚信意识,真正保证执政为民,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所以探讨加强政府的诚信建设,以提升政治合法性,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王良.社会诚信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魏听,博阳.诚信危机:透视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鄂振辉.我国政府诚信问题探究[J].法学论坛.2005(6):89-93

社会诉求论文 篇4

2013年10月21日, 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14-2016年中考中招改革框架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 (征求意见稿) , 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 到2016年, 北京市高考英语总分将由150分降低到100分, 语文分值将相应增加到180分。除此之外, 其他省份拿英语“动刀”的改革信号也相继传出:在山东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 英语听力测试将被取消;在江苏高考改革方案中, 有一种声音是英语“退出”高考, 不再计入总分, 而是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

无论各地具体方案如何, 降低英语在高考成绩中的权重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趋势, 甚至会对其他与英语相关的职业考试或等级测试产生辐射。“英语滚出高考”的微话题日前在微博中开启, 一场舆论票决正在各家网站中展开。赞成者力挺降低英语分数而增加语文分值, 认为这种消长将直接带来英语降温而使国学升温, 这无疑是二者正常角色的回归;反对者认为, 英语比重下降会加大城乡孩子英语教育的鸿沟 (因为大城市孩子有很多学校外的资源学习外语) , 并对一刀切下50分英语成绩可能带来的后遗症表示忧虑。

作为一个带有“大一统”色彩的考试, 高考的角色沉重且复杂, 这使得它的每一步调整都会成为社会诉求集中爆发的出口。一个英语科目的50分分值, 就可能形成一条地区教育鸿沟, 就可能断裂多个相关产业链, 就可能迅速改变基础教育的教学模式, 就可能将一门工具语言拉下神坛, 就可能“增强文化自信”, 就可能直接改变数十万高考生的命运, 间接变革数百万曾经高考者的职场生活和社会生活, 这种“沉重”本身, 才令人深感忧虑。围绕“英语降50分”产生的激烈交锋和复杂诉求, 重复了那个老问题:高考改革的要旨仍是拆分其“大一统”的权力, 否则任何单项调整都难以承载社会诉求之重。

在英语分数该降不该降、英语和国学是否是此消彼长关系的争辩中, 北京此次改革更值得注意的部分可能被忽视了, 那就是“实行社会化考试, 一年两次考试, 学生可多次参加, 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考试本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 考题设计的科学化、人性化, 考评标准的合理化和包容性, 虽是老调, 但仍须重弹。因为它们始终是高考改革的关键所在, 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关键所在, 也是创造多样化的社会上升渠道、分散消化社会诉求的出路所在。

诉求申请书 篇5

诉求申请书

尊敬的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工会及诸位领导:

我是陈龙,工号为H8047891,目前是郑州园区iPEBG事业群华中制造三处表面二厂生产三部(D01/2F)的一名员工,本周上白班,联系电话是***.2016年10月份我在鸿准制造三处表面二厂生产三部重工课来料检包线上班,10月22日因有事需要请假,就向当时的检包线长雷运申请请假,当时雷运说不允许请假,因为本月他的线体出勤率很低,我如果请假

社会诉求论文 篇6

关键词:红色文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202-01

自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2013年8月19日,全国思想宣传会议在北京召开,习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由法国启蒙哲学家安东尼·徳新图·德·特拉西于l796年在《意识形态原理》中首次提出。他把“意识形态”称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意在反对天赋神权、宗教神学,希望人类能够对自己的思维进行理性的统治。

真正赋予“意识形态”丰富政治内涵的是马克思,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建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从更宏观的文化视角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在他看来,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统帅”和“灵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特殊保证。

纵观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便是中国独有的红色文化。

2016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皆是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我国人民共同完成的。

正是这种在曲折中前进,在绝望中求生的顽强意志,构建了红色文化的坚实根基,造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铸就了红色文化的精髓。

因此,总书记指出,“面对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3]。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急需红色精神的灌溉

首先,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对中国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思想文化激荡既有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外来有害文化同我争夺阵地和人心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如何向国际社会全面客观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实现我国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汇聚更多的正能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其次,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对中国构成巨大挑战。信息网络化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既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构建了新的载体,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新的机遇,也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那么在网络化境遇中,我们该如何取得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优势地位,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最后,伴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对中国的巨大挑战。从1992年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今天,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对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奢侈腐化,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滋生蔓延。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学界人士指出,学习红色文化,感悟红色精神,重温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便捷而有效的途径。

二、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

红色文化的信仰来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着追求,来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追随。“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4]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日起就坚定的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实践表明,“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5]从嘉兴南湖的小船到北伐战争,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从延安到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坚定的信念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战胜了恶劣自然条件和白色恐怖设置的重重困难,引领革命走向胜利;正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克服了种种思想错误,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找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

红色文化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中,承载着中国的革命传统与革命精神。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和军阀践踏的中国民众,心怀推翻三座大山,创立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信念,促使红色文化应势而生。十八大以来,我党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思想,不仅很好地承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民族精神,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指导思想,完善并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弘扬红色文化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C].人民网-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C].人民网-人民日报,2016。

[4]习近平.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社会诉求论文 篇7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已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引发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的变迁。笔者认为, 现今中国的社会转型仍是进行时, 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 随着社会制度和体制的逐步变迁, 社会群体在不断分化, 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社会发展目标和方向产生了新的变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关键时期, 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流向的改变以及社会成员能力差异和机遇的不同, 使得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差异加剧了这种冲突;社会生活由封闭走向开放, 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 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而广泛;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 传统价值信仰体系面临严重危机;社会心态方面出现焦虑与迷茫,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人们对生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严重, 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是, 距离体制越远的社会群体越是珍视自身眼前利益, 社会利益整合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农民利益诉求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 中国广大农村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 农民生活水平较开放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农村的改革推动了城市的改革, 城市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吸纳了大量从农村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 农民这一群体逐渐产生分化, 原有的农村政治秩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从公民参与的角度考察农民利益诉求的现状, 认为在现阶段农民利益诉求主要面临以下困境:

1. 农民组织化水平低, 参与程度不高

改革开放以前, 农村的管理机构主要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 即把基层政权机构 (乡人民委员会) 和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机构 (社管理委员会) 合为一体, 统一管理全乡、全社的各种事务。在这样的体制下, 农民的组织化水平非常高。改革开放后, 人民公社被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替代,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迅速降低。当前我国农村除传统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等组织外, 很少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存在 (个别经济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存在一定数量的专业合作组织) , 农民个人很难在社会发展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取得对等的地位, 在经济、政治、社会事务的发展中涉及权利维护、发展机会、平等待遇等自身利益时, 农民往往集体失声, 导致了农民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 农民个人往往受其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在现有的农村秩序下农民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有效反馈, 直接导致了农民参与度不高。

2. 形式多而实效低, 诉求渠道不畅

“一种政治体系适应能力强弱的一个标准, 就是它对于那些向该体系提出要求的集团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方式是否有能力予以同化、缓和化和合法化。”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形式、政治协商形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社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行政首长接待形式、自下而上信访形式等。在梳理这些渠道后我们发现, 虽然在现有政治秩序中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种多样, 但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 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有关的利益诉求渠道变得却少之又少。在现实生活中人大、政协、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成员精英化现象比较普遍, 以及基层党组织、团组织战斗力不强等因素, 使得这些利益诉求形式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实效性大大降低。广大农民群众唯一可行的渠道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信访渠道。而现行的官员考核机制以及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矛盾凸显期使得官员面临的维稳压力, 改革的不同步、不彻底等因素导致基层官员在解决问题时面临很多两难困境, 种种因素导致相当数量的农民对信访制度不信任, 这唯一渠道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

3. 非理性行为频现, 表达秩序缺失

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社会的分化导致利益的分化, 进而产生诉求的不同, 使得利益的表达多元化。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 其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正常制度化的途径得以实现, 社会稳定也必须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在现有政治秩序内在社会分化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中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制度化渠道的实效等原因, 农民无法顺畅表达其利益诉求, 这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增多, 在其现实利益面前, 他们往往不得不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 如越级上访、静坐、围攻政府部门等。客观地说,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群体之所以甘愿冒着巨大风险进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抗争,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治参与机制的不畅和失效所引起的。”非理性的利益表达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秩序的混乱, 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提出严重的挑战。

三、公民参与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 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 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无论对于政治国家, 还是对于公民社会, 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 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 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探讨政治现代化时提出,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在乡村社会建立起了健全的基层政权体系, 乡村政治秩序在权威的合理化与结构分离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达到了较高水平。笔者认为,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面对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诉求意愿, 我们应该摒弃以前政社合一包办一切的思路和放任自流无序表达的思路,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越来越需要公民的有序参与。

1. 提高农民参与程度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奠定农民参与利益表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 物质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 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使农民真正富裕起来, 才能使农民有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注重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使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列宁曾说过“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 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农民在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由于受自身条件特别是教育程度的限制, 导致他们缺乏利益表达的能力, 很多现有的参与渠道实质上对广大农民群体来说是关闭的。

加快农民组织建设,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现代社会, “由公民支持的中介组织和社团, 形式上公民通过它们可以向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见解”。农民作为弱势群体, 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其利益表达的组织平台。只有加强农民组织建设, 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 真正发挥村委会组织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功能, 同时规范各类农村合作组织, 提升其在农民权利表达方面的作用, 才能从有效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程度。

完善各项民主制度, 提升农民参与实效。首先, 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落实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其次, 完善信访机制。建立信访监督制度, 把问题的解决率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 这样才能保障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的畅通。第三, 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政府决策要做到集思广益, 这样才能既扩大公民参与度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此外, 积极推进乡镇体制改革, 促使村委会职能回归, 使其真正扮演好自己的自治组织的角色, 真正履行好其维护农民利益的使命。

2. 加强引导、避免无序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体政治参与的同时, 必须注重引导和维护正常的参与秩序, 正确把握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现实政治体系制度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引导农民群体有序参与利益表达, 确保公民参与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地进行。为此, 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对利益表达的引导。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承认利益的分化, 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十分必要和紧迫。社会的飞速发展要求国家为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提供制度性的安排,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差异需要国家做出理性的制度安排。建立不同利益群体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对话, 是缓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2) 建立健全公民利益诉求的法律保障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 其利益诉求多样, 甚至会提出现行的政治体系难以解决的利益要求, 并且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因此必须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又使其行为受到规范, 使不法行为得到禁止。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 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 农民的利益诉求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有效而充分的表达渠道, 制度外的表达将会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 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因此, 持续推进社会转型, 必须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化的参与机制, 进一步完善和开拓广大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只有这样, 才能协调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维护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进一步将改革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1]何卫平, 胡启南.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J].求实, 2010 (5) .

[2]涂小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机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0 (2) .

[3]杨友国, 刘志民.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政治现代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2) .

[4]黄进才, 马淑明.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

[5]胡美灵, 吴献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创新[J].经济研究导刊, 2007 (11) .

社会诉求论文 篇8

时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这一思潮又会带来怎样的危害?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何“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来很多学者都关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问题。实际上, 历史虚无主义不是今天才有的思潮, 在旧中国就有过。当下,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哪些新的表现形式?

梁柱:我看过一幅画, 画中表现的是毛泽东和饥饿的人群在一起。饥饿的人群被铁笼圈起来, 像在监狱里面一样。有些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抹黑毛泽东领导时期的新中国历史, 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 这就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 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有很大不同。旧中国时期, 它主要表现为对民族文化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 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西方。历史虚无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 它更多地集中在史学领域, 而影视、小说、美术等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其影响。可以说, 但凡我们肯定的历史, 它就统统颠覆。例如, 当前“翻案”、“重评”之风大行其道。有人提起抗战, 认为只有国民党在抗战, 而共产党在平型关战役中只歼灭日军53人, 这些数字是他到日本靖国神社里面数出来的, 以所谓的细节真实来否定敌后战场的存在及其重大作用。还有学者在美国看到了蒋介石日记, 就认为可以据此认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 甚至据此可以重写中国近代史。我们知道, 个人日记、信件、回忆录虽然是历史研究很好的资料, 但这些主观资料能否作为史料使用, 还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背景以及其他史料来证实。这位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 就可以证明日记所载内容是真实的、不公开的。但当年蒋介石因中山舰事件受到指责时说, 你们20年后看我的日记好了。这表示他的日记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仅仅通过日记就推翻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结论, 就改写整个中国近代史, 那么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方法。汪精卫投降日本后, 曾在诗中哭天抹泪表示忧国, 这能说明他爱国吗?这样的研究比唯心主义的旧史学都不如, 旧史学至少是以史料为依据的严肃研究。

再比如, 有学者说, 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对外国入侵的一切抵抗都是用落后的、保守的、情绪化的东西来抗拒世界文明, 中国不应该抗拒, 既然落后就应该欢迎人家来侵略。还有人认为, 近代以来中国只有一个要求———现代化, 而现代化的要求被革命压倒了。这些观点很有迷惑性。实际上, 近代中国有两大要求:一是民族独立, 二是民族富强。现代化只是近代中国历史要求之一, 而在民族和阶级的压迫下, 不通过革命实现解放、解决制度问题, 不实现民族独立, 现代化是没有办法实现的。西方侵略我们的同时, 的确带来了现代技术, 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有没有因此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呢?完全没有!所以我们首先要实现的是民族独立, 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国家也就不可能富强, 这都是基本常识。诸如此类颂扬侵略有功, 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救亡斗争的论调, 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

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 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有人甚至诬蔑说《毛泽东选集》中仅有12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其他都是别人代写的。毛泽东所作的诗词也都是胡乔木改的。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不是, 有档案文件为证。现在胡乔木的女儿有机会就要作声明, 说我爸爸怎么能写出毛泽东那样的诗词, 相反, 我爸爸的诗词有些还是请毛泽东改的。

我们不能把史学理论和史学观点上的错误都说成是历史虚无主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 但其中有些人背离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一点必须警惕。

“好人不好, 坏人不坏”, 抽象人性论背后的诉求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讲热爱祖国, 历史虚无主义者诘难“这是谁的土地”;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品德, 历史虚无主义者讲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感怀革命烈士流血牺牲, 历史虚无主义者讲这是“被忽悠死的炮灰”……这些对立观点背后深层的分歧是什么?

梁柱: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其实是价值观的分歧。价值观对立的背后是不同的利益在起作用, 更是一种同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在起作用, 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背后强烈的现实目的。

利益关系决定政治诉求。旧中国, 广东地主和黑龙江地主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几乎是一样的;现在, 福建工人和湖北工人对一件事的观点也几乎是一样的, 其原因就是相同的经济利益必然产生相似的观点。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立场决定的。现在有人以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 认为“好人不好, 坏人不坏”, 试图掩盖他们为旧事物辩护的错误立场。这种观点虽然迷惑性很大, 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 在背后起作用的还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政治诉求。

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 “他们想要走另一条道路”。这些人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 他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是革命的产物, 是革命最大的成果。所以他们首先要否定革命, 就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 否定今天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对青年、对民族、对国家和未来有哪些负面影响?

梁柱:在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 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 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 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 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 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 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

如果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些观点, 就会开始怀疑历史, 进而怀疑现实, 就会削弱民族认同感, 产生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膜。思想乱了, 理想信念失掉了, 高尚的追求没有了, 整个民族就会变得疯狂、可怕和危险。

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 不仅涉及学术领域的是非, 更关系到立党立国的根本立场。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 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 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汲取精神力量, 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 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被抹煞, 也就失去了现实存在的立足点。苏联解体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虽然是社会思潮的支流, 但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 根本上是要搞乱人心, 妄图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

新中国带给人民的是福利, 不是灾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梁柱:首先, 学术问题允许讨论、允许观点不同。在历史研究中, 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同, 这是正常的。真正的、严肃的学术研究, 允许犯错误。但诸如“中国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 中国就现代化了”之类的看法不是学术研究。这种带有目的随意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研究”和科学的学术研究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敢于坚持真理, 通过严肃的学术研究, 有针对性地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观点逐条进行批驳。

其次, 在认识层面, 要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历史虚无主义者以一些材料为依据, 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 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 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 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 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

如何认识这些问题, 就涉及评价标准的问题。判断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坚持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我想了三点: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进步;看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康。我觉得, 这些是很具体的标准, 对哪个制度、哪个社会、哪个国家都适用。

不能评价毛泽东时期用一个标准, 评价改革开放用另一个标准;不能评价封建社会用一个标准, 评价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又是一个标准。我们新中国成立60多年, 从总体上说带给人民的是福利, 而不是灾难。我们有严重失误, 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我们对这些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

陈云曾说过:“三年恢复, 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记得1964年我们国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 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慨:我们不能不服气, 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 (自行车) 都造不出来, 不能不服气呀!再比如,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后, 短短3年时间内,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份 (1936年) , 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1953—1978年, 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 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 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 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 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 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 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建设初见规模, 效果明显, 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 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1956年起步的……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 教育部门和实际宣传部门应该做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意义最有生命力, 要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当前, 我们在思想教育中还存在过于简单、太干巴的情况。在宣传教育中, 应该注意坚持“双百”方针, 摆事实、讲道理。只要你掌握真理, 又会表达, 那么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如果能够讲得既有气势又有例子, 效果就会好很多。

社会诉求论文 篇9

一、失意人群利益诉求

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是指当失意人群利益受到侵害时, 诉诸于执政党、政府和其他各级社会组织, 以寻求利益保护的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发展变化, 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 人们因职业、行业、居住小区、户籍、年龄、经济收入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二、当前失意人群利益诉求中遇到的问题

(一) 诉求渠道缺失

人们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增强, 开始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反映自己的意见、要求和建议,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造成矛盾激化, 引发社会冲突。当前, 失意人群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声音, 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 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失意人群暴力行为的发生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有效的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相对日益增长的民众诉求来讲, 我国现有的利益表达渠道还远远不够, 导致民众无法有效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

(二) 诉求渠道单一且不畅

我国现有的人民群众表达利益的渠道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信访制, 但这些渠道都存在表达不畅的问题, 不能对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给予有效的回应。

(三) 诉求制度的局限性

体制和机制设计从数量上看, 渠道较多上, 有人大、政协、司法、信访、听证、选举、人民调解、政府调解、新闻传媒、行业组织、社会团体、救助体系、投诉热线等公民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 但在实际操作中, 身为个人的公民权益受到侵害时, 这些渠道的作用非常有限, 有些地方创设的人民群众参与政府行为的具体方式诸如现场办公、领导接待日、领导热线、领导信箱等也缺乏规范化的操作制度, 容易“走过场”、“一阵风”。

(四) 群众利益诉求缺乏理性

由于我国的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加上表达渠道不畅, 一些利益诉求表达主体尤其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 容易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

三、利益诉求机制及内容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利益诉求机制包括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 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 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 一个畅通、有效的公民利益诉求机制核心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在美国, 人们有三个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是通过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 (议员等) 代为反映。向议员反映意见、提出诉愿, 是除司法途径外美国公民投诉的主要方式。在美国, 每位议员都有专门的办公室和助手负责处理人们的投诉。二是向行政机构投诉。可通过政府各部门内设的投诉机构, 对这些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投诉;也通过专门的机构, 对政府部门或公务员个人进行投诉。三是提起诉讼。美国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服从程度很高, 大量的社会矛盾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在提供利益诉求渠道多样化的同时, 还要提供便捷性, 即方便公民低成本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在德国, 德国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设立申诉委员会。任何人都可以就本人或其他人共同关心的事务向申诉委员会申诉。为了方便公民申诉, 德国议会开通网络在线服务, 设立申诉电话咨询服务, 有的州议会还举办咨询活动和建立议员接待日等, 指导公民采用正确申诉方式进行书面申诉。

第二, 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为提高基层官员对公民诉求的重视, 一些国家设置了信息可直达中央政府行政首长或地方政府行政首长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这样就避免了公民合法利益诉求被行政机关推诿和拒绝。

第三, 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公民的投诉对象多与政府机构和公务员有关, 公民投诉处理机构是否具有独立性直接影响到投诉处理的效率和效果。在瑞典, 任何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个人都可向议会调查官递交书面投诉信。

第四, 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在法国, “协调员制度”能确保处理公民诉求的“协调员”具有独立、权威、连续性的地位, 可以有效地应对公民诉求。协调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公民与各级政府、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矛盾和纠纷, 对有关法律条文提出修改意见, 对行政部门的设置及职能调整提出建议。

四、完善失意人群利益诉求机制对策与建议

(一)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需求

做到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及维护群众利益, 把问题及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

(二) 搭建多种形式的沟通平台

沟通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 通过沟通可以实现求同存异。搭建的沟通平台可以采取各种形式, 如面对面交流、信访接待、媒体对话、举行听证会等等, 对那些群众要求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 凡是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应及时予以解决, 限于条件一时解决不了的应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 求得群众谅解。

(三) 完善人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公民利益诉求渠道要多样化、便捷化, 要建立权威的公民投诉处理机构, 要实施独立的公民投诉处理主体以及建立有效的公民投诉处理机制。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自由。引导群众合理、合法地实施利益诉求。在处理利益纠纷时, 应更多的采用调节、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较温和的方法, 避免矛盾激化。

(四) 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 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

随着互连网的快速发展, 大众媒体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上有其他表达渠道不可比拟的优越性。通过媒体作出的利益诉求表达, 不必通过中介就可直接抵达决策层, 避免了信息失真, 使群众利益要求能接近决策核心, 实现自主利益的有效表达。因此, 在规范现有各种利益表达方式和渠道的同时, 更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

(五) 对困难群体进行权利救济

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及时、充分的表达, 就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对困难群体的需求进行引导。二是要有效运用行政手段加以保障。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 使其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为困难群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和制度保证。三是要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进行救济。

(六) 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 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 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 预防和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七) 加强工会、行业协会等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建设, 发挥其作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五、小结

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适应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把群众利益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学习他国先进做法, 完善相关制度, 以制度来维护人们的合理利益需求。一是坚持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制度, 定期开展接访、下访和蹲点调查, 倾听群众呼声, 关心百姓疾苦, 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让不同利益主体都有表达自己的诉求的平等机会。三是完善决策听证制度, 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四是完善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让公众对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事情及时了解。总之, 只有制度的完善, 才能保障人们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才能让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有充分的表达, 也才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王丰.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价值观变化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2].刘慧婷.社会转型我国意识形态发展的困惑及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9.03.

摄影的文化诉求 篇10

一.摄影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

十多年来, 笔者对学生记者和学校摄影协会的新人作了很多观察, 其中至少有两点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一是在高中完全没有任何基础, 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亲手摸到单反相机的情况下, 为何拍出来的片子好坏水平相差那么悬殊?二是很多学生一点就会, 另一些人不管怎么手把手地教, 也不管他们对于技术参数掌握得多么好, 但是最为基本的构图和角度选择却总也学不会?如果说这是“美感”的问题, 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即使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也能对别人的作品形成基本正确的判断。笔者并不相信“天份”一说, 于是就做了一批实验, 把学生带到画展的现场, 让他们描述自己看到的东西;再带到一个古镇的路灯下, 让他们描述所看到的……最后发现所有出现上述问题的学生眼中只有杂乱无章的存在, 根本就没有一个哪怕是相对存在的主体, 而另外一些哪怕是一次专业训练都没有参加过的人却能够鲜明地描述出自己所看到的主体存在。

上述实验充分证明了摄影是摄影人通过镜头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 是摄影人视线和思想的延伸。同样的事件发生在眼前, 每个人眼中见和心中所想是不尽相同的:拍摄者心态、涵养和意图等方面的细微区别都会在角度选择、技术使用上有所体现, 最终形成作品独特的构图、影调乃至意境等等。试想世间苍生同在若尔盖大草原上, 有的人满眼浮云, 有的人满眼绿草, 有的人看到了哺乳的羔羊, 还有的人专注于马背上的孩童———文化背景不同, 修养不同, 境界不同, 使命不同, 最后的作品都会有天壤之别。哪怕是市井百姓, 路边“拍客”, 或者其它任何的“随手拍”, 人们在摁下快门的一瞬间, 收入镜头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 都是拍摄者对自然或事件关注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主观认识的体现。

罗小韵认为“摄影的本质是记录”, 只是“纪实摄影个人主观的东西多一些, 专题摄影要求客观真实的报道”[2], 这种认识跟他个人的工作经历和视角有关, 同时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事实上, 有人把摄影当工具, 有人把它当作职业, 还有人当作一种内心诉求和 (或) 艺术形态。然而无论是哪种认识, 摄影都是人们世界观的一种表达。中国第15届国际摄影艺术展“女性”主题类铜奖作品是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燕的《女大学生宿舍》。如果说这11幅照片有多少技术或者艺术含量, 很难让人信服, 但它确实获奖了。获奖理由在哪里呢?也许用穆恩的一句名言最为合适———摄影是学习如何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 它是强烈的个人视觉感受。拉尔夫·吉卜生也说过, “我不理会照相机如何看事物, 我要它看到我看世界的方式”。说到底, 摄影其实就是观人, 观天, 观心, 这才是摄影的“视”界。

虽说摄影是对客观世界的“记录”, 而作画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理解与重构, 但两者同样注重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同样是拍摄黄河壶口瀑布, 高速的片子让人震撼, 低速的片子却有别样的安静;同样是拍摄星空, 一般的慢速与长达数小时的曝光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至于花鸟鱼虫, 动态与静态, 单个与多个, 摁下快门就是一种选择, 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心态, 一种关注, 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即使是为摄影作品取名, 其中也大有讲究。简单来说, 一只黄鹂停在枯树上, 画面很干净, 内心孤独的人, 可能会取名《守望》, 并且因为这个名字, 观众同样会产生莫名的孤独感;而内心平和从容的人又可能会取名《安静》, 并且同样让观众忘却名利纷争, 哪怕是暂时忘却, 得一时平静。

二.摄影是一种文化表达

摄影也是一种写作, 需要主题思想, 框架建构和内涵表达, 只不过作家写作用的是笔, 而摄影人用的是“光”。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 让光在底片上留下不同的影调, 从而表达一种情感、观念或诉求, 而且摄影比一般写作具有更多的空间优势, 可以让读者尽情体会和遐想, 或与作者共鸣, 或形成自己独特的解读。这其中, 单张的照片就是一个个文字, 照片与照片之间的组合就是语法规则, 影展和影集就是一本本厚重的书, 或纪实的, 或科幻的, 或伦理的, 或哲学的。当我们翻开这些书的时候, 观片就成了一种阅读。如今的报纸、因特网, 如果没有图片, 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局。读文章的同时, 人们也在读图, 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读图的同时, 人们可能会看看文字的细节, 这就是所谓的读图时代。

摄影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记录”, 更是人们视线和思想的延伸。一个风景、一个事件、一个思想, 从被定格为图片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同时走进了读者的视线,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存在, 与作者一起感受图片背后的故事和深层思想。而且在这方面, 专业摄影师在普通拍客面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因为摄影的文化表达是不可能被少数人垄断的, 这也许可以解释最近十多年来为什么有些专业比赛的获奖者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摄影文化的另一个问题是有关本真的。早前曾有一位模特找笔者拍杂志封面, 她不是不喜欢别的摄影师, 而是不喜欢他们镜头下的自己。事实上, 现在相当一部分摄影师拍出的作品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视”界, 全然不似被摄体的本真。这件事让笔者想起了自己的遭遇。笔者家中一直都没有挂婚纱照, 因为笔者旁边站的不是自己的夫人, 而是明星“李玟”:这是我国当前婚纱照与艺术照的通病, 人们通过化妆、造型、角度设计以及后期的磨皮等PS手段, 实现了拍摄者和客户共同的对身体本身的超越———至少在照片上, 所有人都可以是明星脸, 也能过一把明星的瘾, 然而看来看去, 怎么也不像本人。虽然商业摄影要迎合市场需求, 但市场往往是最世俗、势利的, 如果摄影人跟着落入了世俗, 失去了本真, 这就是摄影的悲哀了。现在都讲“以人为本”, 摄影作品如果不能还原一个“本我”,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市场也是需要引导的, 摄影人有责任和义务, 像哲学家那样影响和引导民众的思想。

纪实摄影也好, 观念摄影也罢, 写实写意的同时更需要写心和牵动读者的心。在这一点上笔者最有体会的是从2006年起,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研究所对羌族释比的抢救性记录。一干人与时间赛跑, 上山下乡, 或耐心, 或虔诚地劝说那些释比面对镜头, 搜集了全部70多位释比的影像资料, 就在这些资料还没来得及整理的时候, 一批高龄的释比相继去世或者在大地震中遇难。此项工作让我们意识到摄影对于后人、对于整个羌族历史的近乎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摄影对于历史文化保存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无论城市变迁, 还是濒临灭绝的世界文化遗产, 摄影对历史和文化的记录、表达和再生产都功不可没。

三.摄影创作需要文化的支撑

摄影不只是文化的表达, 同时与文化之间也互为诉求和救赎。“摄影既是一门技术, 又是一种视觉文化, 既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又是文化的一部分”[3],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视觉文化。有时候, 摄影是一种审美的表达;有时候, 摄影是一种文学思想;有时候, 摄影又是一种哲学心态。就好像后现代的审美———什么才叫美?不只有“天仙妹妹”才叫美, “犀利哥”同样“美”;不只有少男少女才叫美, 岁月的皱纹也叫“美”;不只有笑容才叫美, 哭泣也是一种“美”———谢安琪、徐圣渊的《哭泣的女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美, 有时候就是一种视觉习惯, 有时候则是一种心态。英姿飒爽的士兵很美, 具有金属质感的枪械也很美, 士兵端着枪瞄准同样美, 枪击中苹果的瞬间也很美, 但是击中人的时候还美吗?还能美吗?“牵手”是再寻常不过的拍摄主题, 但是只有《乌干达饥荒中的儿童与牧师》 (MikeWells) 获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奖, 作品“美”的同时更具有一种震撼性, 从这幅作品里, 人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审”美。在“审”的过程中, 人们不断反思, 不断发现, 不断觉醒, 于是新的文化就产生了, 最终摄影成就了 (视觉) 文化, 而文化也成就了摄影。

以不同的视觉习惯和个人修养去看图、看画, 并不等于“审美”。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梵高的传奇经历:他大致用九年的时间画了九百幅画, 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卖出去一幅。当时人们对梵高作品的不认可和现在人们对他的高度肯定都只是一种时代符号, 是不同的视觉习惯造成的, 如果一定要给这种视觉习惯冠以“审美”的帽子, 那么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美”本身, 而是“审”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种哲学思辨。

摄影和文化之间互为诉求和救赎的另一个典型是中国的画意摄影。自古以来, 泼墨山水和书法一直都是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主题, 摄影术的传入让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天山童姥”们既兴奋又感觉到危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消化、内化和再生产, 绘画和摄影工作者们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创造了画意 (写意) 摄影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 郎静山绝对是个代表人物, 而“好古”的李振军则是另一种代表。著名山水画家李振军早前其实是一位军旅摄影师, 并且在摄影上有一定造诣, 但是他认为“摄影表达太白了, 有一种没文化深度的感觉”[4], 因为“好古”, 追求意境表达, 在古文甚至历史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修养, 转而画画, 并成就了不菲的作品。

既然谈到了摄影与绘画的对接,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深入一点。中国画虽然有工笔的表达方式, 但仍然是写意为主的, 写意就是“画心”, 赏画就是“观心”, 这在摄影上很难做到。然而很难做到并不等于就做不到, 关键在于当下的摄影人很多都是技术速成型的人才, 缺少山水画家的那种修养和境界。“看到的风景和心中的意向是两码事”[5], 这不仅适用于画画, 同样适用于摄影。只是画画可以通过内心活动的加工, 在白纸上重现心中的意向, 而摄影只能通过构图和景深等手段对被摄体进行取舍, 再通过光圈、速度, 甚至白平衡等技术手段来重现这种意向。从这一点来说, 摄影不如画画那么自由, 因而对拍摄者的自觉、内省和技术手段要求也更高。但是无论摄影还是画画, 人们的成就与其文化积淀往往是成正比的。我国当前的美术作品无论是国内的纵向比较还是国际上的横向比较, 都逊色太多, 原因不仅仅在于技术手法或者审美价值, 更重要的是作者文化修养的差距, 也许国内艺术类专业高考中对文化成绩的“宽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中国摄影家协会周树才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表示, 尽管笔者的技术水平、硬件基础和授课条件都不如他, 但我的学生比他的弟子成长更快, 作品具有更多的思想性、创造性和耐读性, 而且后期成就也更高, 因为他的门徒是没上过大学的社会待业青年, 而笔者的都是在校大学生。换句话说, 他培养的是技师, 笔者培养的是艺术工作者。艺术家与匠人技师之间不只是称呼上的区别, 内涵相距甚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笔者对学生的要求远不止技术那么简单, 中华文化与绘画、摄影之间的关联, 东西方跨文化比较及其美术表征等等都是基础内容, 甚至笔者给美术系、音乐舞蹈系的学生上英语课, 自选的文章都是以视觉文化或听觉文化为主题的。

摄影要取得成就, 必须形成文化自觉。笔者常常把摄影上的自觉比喻为银行的“零存整取”, 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规划和实施, 既可以实现作品利益的最大化, 也可以实现自身修养与成长的最大化, 李晓斌、王文澜、张晓平等人正是在记录北京的自觉中成长和成名的。的确, 如果摄影只靠灵感, 我们很难有所成就, 但如果产生了文化自觉, 那就截然不同了。王征曾经拍过一个专题叫做《西海固的回民》, 影展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据他自己所说, 该专题的创作灵感部分来于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 “因为那书, 他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方向, 知道该为自己的族群做些什么了”[6]。这种“知道”实际上已经实现了从心理和文化上的迷茫向自觉的转变。

我国摄影的另一个文化问题是有关“真”“善”“美”的。如果说“周老虎”与“刘羚羊”或者《深圳90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感动路人》之类纯属造假, 那么与华赛奖失之交臂的《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多少有些委屈, “看到画面左侧天空比较空, 为了让照片看上去更完美, 就用photoshop软件把右侧那只鸽子复制到左边来了。我觉得新闻事件是100%真实的, 照片90%是真实的, 一只鸽子并不会影响新闻真实性”[7], 所以心存侥幸。这种侥幸并非偶然, 更谈不上投机取巧想拿个什么奖, 问题就在于虽然大家都在说“真善美”, 但其实在中国的价值观里, “真”绝对是排在第三位的, 中国人的唯自觉美从历朝历代王公大臣舞文弄墨就可见一斑, 很多情况下“真”都要让位于“美”和“善”, 即便到了今天的法制社会, 法庭上为亲友说假话作伪证都很少受到道德谴责, 因为这个民族就不是一个“唯真”的民族。因为缺少对“真”的追求, 所以我们的绘画是写意的, 我们的语言是意会的, 我们写实的摄影成就总是与西方无法相提并论。

婚纱摄影中对身体的超越也好, 张亮的鸽子也罢, 我们都不应该过分指责作者, 真正需要反思的应该是整个民族的精神———什么才是“审”“美”。这里我们又不得不谈到中国摄影的另一个软肋———裸体摄影。裸体摄影中的艺术性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中国由于牵涉到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和社会心理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还基本“见不得光”。类似问题要想走出当前的困境就只能向文化提出诉求, 文化对摄影乃至绘画的桎梏和救赎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大讨论。

没有技术基础拍不好图片, 但好图片需要的不只是技术, 还有文化的诉求与内化。在四川省阿坝州, 笔者经常会遇到一些业内资深, 切磋中大家都有一种同感———技术钻研到一定程度就满足不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了, 得看书学习, 有的人看社会学、伦理学, 有的人钻研国学、民族学, 还有的人研究美学, 甚至是绘画的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 文化知识的重塑增加了摄影人及其作品的厚度, 而摄影人本身也在这些学习中得到了净化、沉淀、丰富和救赎。仍然以羌族地区的现象为例, 过去的羌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 但随着摄影对研究工作的介入, 一批本土的民俗摄影师诞生了, 甚至包括很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徒出道的人在内, 很多摄影人都成了羌学百科全书, 甚至是某个方面的专家。这是我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但确实做到了, 而且做得很好, 已经产生了摄影和文化的双重自觉。

四.结束语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经预言:随着社会的演进和科技的发展, 人类将产生“文字文化文盲、计算机文化文盲和影像文化文盲”[8]。摄影进入大众化时代, 开始鱼龙混杂了, 但这不等于说大众就搞砸了摄影, 甚至抢了某些人的饭碗, 相反说明人类文明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大众对艺术和审美的参与恰恰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视觉文化革命。在这个全民摄影和读图时代共存的浪潮中, 决定作品成败的不再是纯粹的技术, 更多的是摄影人的文化底蕴和作品的文化表达。

参考文献

[1]钟丽茜.本雅明论摄影技术与纪实影像的先进文化功能[J].现代传播, 2011 (6) .

[2]段琳琳.“社会责任感将伴随我一生”—对话摄影家罗小韵[J].中国摄影家, 2014 (3) .

[3]沈凯.从摄影作品中感悟文化气息[J].文教资料, 2011 (5) .

[4][5]徐家玲.画心[J].颂雅风·艺术月刊, 2014 (1) .

[6]刘树勇.一个有关西海固回民人文生态的重要文本[OB/EL][2014-4-2]http://photo.artron.net/20090120/n68258.html

[7]甄学宝.华赛金奖《广场鸽接种禽流感疫苗》被取消资格始末[OB/EL][2014-4-2]http://media.people.com.cn/GB/7127083.html

公正的诉求 篇11

本届公开赛主办方没有限制各国参赛人数,结果总报名人数达到空前的288人。其中,东道主韩国棋手192人,中国棋手36人,日本棋手48人,中国台北棋手8人,业余棋手4人,竞争率为18比1,超过了上届的16比1(上届预赛人数为258人)。

在4月13日的抽签结果出来后,各方对韩国棋院的疑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总共A-P的16个小组中,中国棋手相对拥挤在12个组里,尤其G组有6名中国棋手为一个出线名额倾轧在一起,而F组、J组、L组、P组却没有中国棋手。而且首轮即有四对中国棋手撞车,其中B组朴文尧五段对柁嘉熹三段殊为可惜。柁嘉熹三段是中国今年忽然冒起的新秀,但他因首轮输给朴文尧(在国内进行比赛),未能赴韩感受大型公开预赛的氛围,在大环境里试试身手。出现如此令人遗憾的分组状况,韩国棋院如此解释:这是混抽的结果。

但是相比中国棋手的扎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棋手被合理疏散,高手间没有出现“遗憾”的混编、撞车现象。以韩国棋院4月棋手排名为基准,排名前六直接进入本赛,排名第七以下悉数参加预选赛。分析韩国排名并对照分组情况的结果是:韩国棋手排名7~22为第一档,排名23~38为第二档,排名39~46为第三档(实为半档),这样排名7~46的棋手在同档中没有发生撞车现象,甚至有每组上下半区共细分为32组,前两档排名7~38棋手全部设为种子的嫌疑(事实上只有四组前两档棋手编在同半区)。

结论是预赛混抽只是针对韩国非上榜棋手(韩国棋院只公布前50排名)和境外棋手,而对韩国上榜棋手进行了最为细致和公平的安排。现在的问题是,是否能以此断定韩国棋院如此所为是有意针对中国棋手搞了小动作,或者为了确保冠军不旁落而刻意炮制。现在下肯定的结论倒是有失公允。

韩国在引入排名制之前,国内外赛事的预选基本采用混抽方式,结果发生一系列不合理现象,最为诟病的是农心杯选拔赛经常出现高手扎堆的死亡之组,以至李世石至今未能入选韩国队。引入排名制后,韩国棋院总算有了协调平等与公平之间矛盾的相对合理、公正的机制,即以排名为基准的分档抽签制。目前韩国国内的比赛基本都采用这一机制。之前,韩国只是笼统地把头衔和奖金排名作为依据,但是并不能服众。本届LG杯,韩国排名前6的棋手直接进入本赛,而刚刚获得国手头衔的尹唆相还要从预赛打起。不过,以排名为基准的分档抽签制也未必绝对合理,因为很多生猛的新锐棋手尚未赚足基础分,无法杀人前50榜,结果今年势头最猛的韩国两初段韩尚勋和尹灿锡在L组撞车,最后韩尚勋预赛决赛战胜尹灿锡出线。

LG杯是LG公司主办,韩国棋院主管的比赛(而非世界围棋棋联),韩国棋院首先会务求参赛人数达192名之巨的韩国棋手的公平,于是沿用成功于国内的等级分分档抽签,至少对韩国棋手是公正的,亦不是有意针对中国棋手。现在的问题是,前两届LG杯预赛事实上对中国棋手进行了种子安排,而本届没有,这是不是有失公允呢?如果中国棋手也按等级分排挡,合理分散,那么中国棋手不会有怨言,可是来自日本的48名棋手和中国台北的8名棋手如何处理呢?日本至今没有施行等级排名制。而且,被排斥在前50榜外的韩国棋手是否会承认中国的等级分排名,中国参赛的棋手是不是严格按等级分派遣了棋手?本届预赛出现争议后,韩国棋院透出下届一碗水端平,各国棋手全部进行混抽的意向,不过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目前,LG杯和三星杯是惟一采用公开预赛的大赛,而韩国棋院作为主管方一直在务求公正,付出很多努力,既有经验也有教训。问题是,韩国棋院不是“世界棋院”,终究无法起到“世界棋院”的作用。事实上,目前的世界大赛严格来说不过是各国棋院各自为政的邀请赛性质。

下面是中国棋手各组分布情况,并附以韩国前50榜分档棋手。

A组:俞斌九段、钟文靖四段

韩国第一档:睦镇硕九段(第12)、第二档:金炯佑二段(第35)

B组:朴文尧五段、柁嘉熹三段、毛睿龙三段

韩国第一档:尹唆相六段(第7)、第二档:许映皓五段(第24)、第三档:金荣桓八段(第41)

C组:周鹤洋九段、邵炜刚九段、王尧六段、彭立尧三段

韩国第一档:姜东润五段(第21)、第二档:李载雄五段(第28)、第三档:金万树六段(第39)

玉得真四段(第49,应属第三档)

D组:李哲五段、张维五段

韩国第一档:李映九六段(第11)、第二档:洪性志五段(第23)

E组:刘菁八段、时越三段 韩国第一档:元晟溱七段(第9)、第二档:柳才馨七段(第38)、第三档:金荣三七段(第47)

F组:没有中国棋手

韩国第一档:李熙星七段(第17)、第二档:金志锡三段(第25)

前两档同半区撞车

G组:邱峻八段、陈耀烨五段、杨一六段、王昊洋四段、王幼侠三段、檀啸二段

韩国第一档:刘昌赫九段(第20)、第二档:安达勋七段(第32)

H组:罗洗河九段、谢赫六段

韩国第一档:白洪淅五段(第14)、第二档:芮乃伟九段(第26)、第三档:金镇佑三段(第44)

I组:牛雨田六段、王雷五段、李康五段、周睿羊四段

韩国第一档:宋泰坤八段、第二档:尹盛铉九段(第30)、第三档:尹炫皙八段(第45)

J组:没有中国棋手

韩国第一档:曹薰铉九段(第13)、第二档:徐健佑三段(第33)、第三档:吴圭喆九段(第50)

K组:丁伟八段

韩国第一档:高根泰五段(第10)、第二档:陈东奎三段(第34)、第三档:李圣宰八段(第40)

陈时映二段(第48,应属第三档)

L组:没有中国棋手

韩国第一档:金承俊九段(第19)、第二档:李廷宇六段(第37)

M组:刘星七段、黄奕中六段(首轮遭遇)

韩国第一档:温昭珍三段(第15)、第二档:崔原踊四段、第三档:徐武祥六段(第42)

前两档同半区撞车

N组:王檄九段、孔杰七段、王煜辉七段、刘世振六段

韩国第一档:洪旼杓五段(第16)、第二档:徐奉洙九段(第27)、第三档:梁宰豪九段(第46)

o组:王磊八段、邹俊杰五段、张学斌五段、古灵益四段

韩国第一档:安祚永九段(第7)、第二档:崔明勋九段(第36)

前两档同半区撞车

P组:没有中国棋手

韩国第一档:金主镐七段(第18)、金成龙九段(第31)

前两档同半区撞车

4月23日第一轮

首轮比赛是为了保证每组16人共四轮比赛而设,只有部分棋手参加,中国棋手5人出战3人晋级。其中,王幼侠和邱峻首轮即撞车,冷门则是李哲不敌朴智恩。

D组朴智恩七段胜李哲五段

E组朴胜文五段胜时越三段

G组王幼侠三段胜邱峻八段

I组周睿羊四段胜武宫阳光五段

N组李相勋九段负刘世振六段

晋级棋手

韩国棋院(22人)

日本棋院(5人)

中国棋院(3人):刘世振六段、周睿羊四段、王幼侠三段

中国台北棋院(1人)

关西棋院(1人)

首轮败者20万韩元对局费

4月24日第二轮上半区

第二轮上半区比赛(A~H组)中国棋手共18人出战,6人失利,12人晋级第三轮。

俞斌九段对日本棋手黄翊祖七段之局没有悬念,棋风坚实简明的俞斌一路领先,顺利晋级。C组拥有四名中国棋手,周鹤洋九段负于权亨镇初段属于大冷门。中午时周鹤洋情绪还不错,但行至官子阶段却已是必败之势。

这一轮又有两对中国棋手撞车,朴文尧和王幼侠分别战胜了柁嘉熹和陈耀烨。

H组拥有罗洗河九段和谢赫六段两位高手,罗洗河上午即告获胜,下午在赛场悠闲观战,他淘汰了韩国老棋手罗钟勋六段。谢赫与白洪淅五段进行了一场马拉松般的拉锯战,形势一直异常接近,终局谢赫幸运地半目撞线,惊险之极。

A组俞斌九段胜黄翊祖七段

钟文靖四段胜郑东植五段

B组毛睿龙三段负金秀勇初段

朴文尧五段胜柁嘉熹三段

C组周鹤洋九段负权亨镇初段

王尧六段胜林书阳四段

彭立尧三段胜大泽奈留美三段

邵炜刚九段胜金亨焕三段

D组张维五段负洪基杓三段

E组刘菁八段胜金荣三七段

G组杨一六段负中野宽也九段

王昊洋四段胜金秀俊七段

檀啸二段胜黄祥任五段

王幼侠三段胜陈耀烨五段

H组罗洗河九段胜罗钟勋六段

谢赫六段胜白洪淅五段

晋级棋手

韩国棋院(35人)

中国棋院(12人):罗洗河九段、俞斌九段、邵炜刚九段、刘菁八段、谢赫六段、王尧六段、朴文尧五段、王吴洋四段、钟文靖四段、彭立尧三段、王幼侠三段、檀啸二段

日本棋院(11人)

中国台北棋院(4人)

关西棋院f1人)

韩国业余(1人)

4月25日第二轮下半区

11名中国棋手出战,最后全部获胜,堪称最完美的一轮。本来这一轮8个组共有15名中国棋手参赛,但其中包括两盘中国棋手内战,这两盘棋早在国内就已打完.黄奕中六段胜刘星七段、邹俊杰五段胜张学斌五段。黄奕中和邹俊杰得以在这一轮比赛中休息观战。

这天晋级最轻松的当属丁伟八段了,他的对手池田彩子五段弃权,没有来韩国比赛。

I组牛雨田六段胜权庆彦六段

王雷五段胜金敏熙二段

李康五段胜姜晚寓九段

周睿羊四段胜白大铉六段

K组丁伟八段胜池田彩子五段

M组黄奕中六段胜刘星七段

N组王煜辉七段胜李炯鲁四段

孔杰七段胜朱亨煜四段

王檄九段胜徐奉洙九段

刘世振六段胜朴钟烈四段

O组古灵益四段胜中根直行八段

王磊八段胜金俊永四段

邹俊杰五段胜张学斌五段

韩国棋院(45人)

中国棋院(13人):王檄九段、王磊八段、丁伟八段、王煜辉七段、孔杰七段、刘世振六段、黄奕中六段、牛雨田六段、王雷五段、李康五段、邹俊杰五段、周睿羊四段、古灵益四段

日本棋院(5人)

关西棋院(1人)

第二轮败者30万韩元对局费

4月26日第三轮

中国棋手共25人出战,最终16人晋级,9人出局,其中包括四场“内战”:孔杰胜王煜辉、李康胜周睿羊、王尧胜彭立尧、檀啸胜王吴洋。

随着黄奕中与岳亮的出局,16个小组中已有6个出现空白,而原本有6个中国棋院棋手的G组也只剩下年轻的檀啸二段。虽然从总胜率上看,本轮中国棋手表现尚可,但因为有重复之嫌,而且又有两个小组断了香火,转换损失极大。

A组俞斌九段胜三谷哲也四段钟文靖四段胜松本武久九段

B组朴文尧五段胜许映皓五段

C组邵炜刚九段负姜东润五段王尧六段胜彭立尧三段

E组刘菁八段胜赵美琼初段

G组王幼侠三段负安达勋七段檀啸二段胜王吴洋四段

H组谢赫六段胜金镇镇祐三段罗洗河九段胜文容植五段

I组王雷五段胜姜勋九段牛雨田六段负尹炫皙八段李康五段胜周睿羊四段

K组丁伟八段胜朴之勋五段

L组岳亮四段负尹灿熙初段

M组黄奕中六段负崔原踊四段

N组王檄九段胜赵惠莲七段刘世振六段胜金丙俊初段孔杰七段胜王煜辉七段

O组古灵益四段胜尹智熙初段邹俊杰五段负朴承华初段王磊八段胜崔明勋九段

晋级棋手

韩国棋院(41人)

中国棋院(16人):俞斌九段、罗洗河九段、王檄九段、王磊八段、丁伟八段、刘菁八段、孔杰七段、刘世振六段、谢赫六段、王尧六段、朴文尧五段、王雷五段、李康五段、钟文靖四段、古灵益四段、檀啸二段

日本棋院(5人)

中国台北棋院(1人)

韩国业余(1人)

A组会炯佑二段vs会世实二段、B组会秀勇初段vs赵大贤九段、E组张正平初段vs元晟溱七段三局提前于4月25日对局。

第三轮败者60万韩元对局费

4月27日第四轮

第四轮比赛中国棋手16人出战,lO人晋级。

古灵益与尹赫的对局早早即被看好,但对手棋风极似以读秒著称的赵治勋,在读秒声的催促下纹丝不乱,强攻小古的大龙,最后竟然得手。

俞斌与木木的对局是两国元老派棋手的大对冲,俞头虽曾获LG杯的冠军,但木木最近有把重心重新转移到棋盘上的迹象,在韩国国内大有所向披靡之势。俞斌在上午取得实地领先,自己亦感觉良好,下午却风雨突变,一块稍显薄弱的棋被木木抓住弱点大肆搜刮,含泪告负。

罗洗河在第四轮即被淘汰不知道该不该算作冷门,他再一次被自己神出鬼没的快刀所伤,没能实现与谢赫会师预选赛决赛的目标。本轮中国棋手惟一的内战是王檄与刘世振的对局,结果王檄胜出。

A组俞斌九段负睦镇硕九段钟文靖四段胜金炯佑二段

B组朴文尧五段胜金秀勇初段

C组王尧六段负姜东润五段

E组刘菁八段胜元晟溱七段

G组檀啸二段负安达勋七段

H组谢赫六段胜陈诗渊三段罗洗河九段负朴升哲五段

I组王雷五段胜尹炫皙八段李康五段胜韩钟振七段

K组丁伟八段胜高根泰五段

N组王檄九段胜刘世振六段孔杰七段胜洪日女杓五段

O组古灵益四段负尹赫五段王磊八段胜朴承华初段

晋级棋手

韩国棋院(19人)

中国棋院(10人):王檄九段、王磊八段、刘菁八段、丁伟八段、孔杰七段、谢赫六段、朴文尧五段、王雷五段、李康五段、钟文靖四段

日本棋院(2人)

韩国业余(1人):金钟海6段 第四轮败者100万韩元对局费

4月30第五轮

第四轮结束后休息两天,4月30日,第12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预选决胜战在韩国棋院进行。

本轮比赛基本上是中韩两军的全面对决,中国棋手10人参战。下午2点半左右,丁伟战胜李圣宰,率先晋级LG杯本赛。随后,谢赫战胜朴升哲,刘菁、王磊也获得胜利。在6场中韩直接对话中,中国军团取得4胜2负的佳绩,加上王雷VS李康、孔杰VS王檄的两场“内战”,中国军团共获得6张本赛门票。其余10个本赛资格韩国占据9席,日本仅有柳时薰九段硕果仅存。

赛后,韩国棋院网发表了题为“韩国恢复最强国名誉”的评论。文中称,与上一届LG杯预选赛相比,韩国多拿了2张入场券,算是比较成功。但是,除了已经确保的6张入场券(韩国内战)之外,韩国在外战中只夺得3张,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A组钟文靖四段负睦镇硕九段

B组朴文尧五段负尹唆相六段

C组姜东润五段胜玉得真四段

D组洪性志五段胜李映九六段

E组刘菁八段胜柳才馨七段

F组李熙星七段胜金钟海业余6段

G组安达勋七段胜中野宽也九段

H组谢赫六段胜朴升哲五段

I组王雷五段胜李康五段

J组曹薰铉九段胜金光植五段

K组丁伟八段胜李圣宰八段

L组韩尚勋初段胜尹灿熙初段

M组温昭珍三段胜徐武祥六段

N组孔杰七段胜王檄九段

0组王磊八段胜尹赫五段

P组柳时薰九段胜金主镐七段

韩国棋院(9人):曹薰铉九段、睦镇硕九段、安达勋七段、李熙星七段、尹唆相六段、姜东润五段、洪性志五段、温昭珍三段、韩尚勋初段

中国棋院(6人):王磊八段、丁伟八段、刘菁八段孔杰七段、谢赫六段、王雷五段

日本棋院(1人):柳时薰九段

晋级棋手对局费150万韩元

尽管很多棋友在论坛(也有一些名记在其博客)上对韩国的分组做法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LG杯的公开赛形式给了更多棋手以机会,最近两届LG杯陈耀烨、胡耀字都是从预赛直接杀进决赛的。而每年一度的大海选更像是一次盛会,虽不乏淘汰赛的残酷,却直接对三国围棋的厚度进行了检验。

教师教育的德育诉求 篇12

一、为教育而教:教师教育的德育使命

2007年9月9日, 温家宝总理与北京师范大学师范生座谈时说:“一般大学的学生学习重点在于知识本身的研究, 为学问而学;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学习还包括知识关系的研究, 为教育而学。一般大学的学生可以‘独善其身’, 而师范大学的学生则要‘兼善天下’。”他还说:“师范生的道德要求更高, 不仅要言教, 还要身教;不仅要立己, 还要立人。”[1]这既是温家宝总理寄予师范生的鼓励与鞭策, 更是对新时期教师教育的期望与要求。

2009年, 在第2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第四届全国师德论坛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教师大计, 师德为魂。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 师德建设还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2]对于教师教育而言, 如何改革德育模式, 强化师范生的德育素质, 是最值得反思的新情况, 也是最值得探索和研究的新问题。从师范生的教育价值取向而言, 教师教育不仅要让学生树立“兼善天下”的理想, 而且要赋予学生“兼善天下”的才干;不仅要教会学生立身行己, 还要让学生学会教学立人;不仅要为学生而教, 还要为教育而教, 承载起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大计。因此, 相对于一般大学教育, 教师教育承载着更大的德育责任和义务。

总结近年来的教师教育发展趋势, 我国教师教育在强化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实践技能等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强, 特别是在追逐学术化、技术化、职业化的浪潮中, 教师教育的专业划分越发明细, 职业导向更加清晰, 于是便逐渐形成了“专业知识+实践技能”的师范生素质量化模型, 学校德育也在无形之中被纳入到了实践技能之外的“专业知识”素质当中, 导致师范生德育智育化趋势日益严重。与此同时, 我国的教师教育在经历师范教育独立化、“去师范化”和综合化的改革历程中, 为“独善其身”而教的个体人才培养目标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反而更为普遍。然而, 教师教育培养的毕竟不是产业工人, 也不是简单从事教育的机器, 而是德才兼备的教育家。“国家兴衰在于教育, 教育好坏在于教师。”从这一点来说, 师范教育可以兴邦。这就要求新时期的教师教育必须进一步强化德育首位, 放眼未来, 确立起为教育而教的崇高目标和责任意识, 积极推进现代德育模式改革, 不断探索适应师范生德育需求的新内容、新方式、新手段, 以适应新时期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二、为教育而学:师范生的德育诉求

古往今来, 教师的道德力量一直是教师教育的灵魂, 这一亘古不变的传统根植于师范生与教育的不解之缘。师范生的职业取向是教育教学活动, 亦即培养人的实践活动, 这就使其承载了有别于非师范生的道德力量需求:不仅要具备其他大学生同样的个体素质, 还需要具备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化特质;不仅要对教育问题具有坚定的立场, 还要保持对教育事业的一生钟爱;不仅要对教育真谛具有完整的诠释能力, 还要注重道德塑造和人格示范;不仅要“独善其身”, 还要“兼善天下”, 承载起“立人”的责任。

目前, 国内学者尚未对师范生德育素质作出定论, 普遍的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要素质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生理心理素质等。[3]笔者以下所论述的德育素质的范畴是基于师范生德育的双重性而言的, 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首先是师范生在接受学校德育中应该形成的个体道德素质, 其次是师范生未来从事教学立人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德育实践素质。即使从教师教育专业化和教师职业化的视角审视, 师范生不仅要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德育素质, 而且还需要具备教学立人的专业化德育素质。

关于德育知识素质。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有句名言:“没有深厚经验衬托的广博思想和知识, 就像是一本每页仅有两行正文却有四十行注释的教科书”, 对于师范生而言, 德育知识素质就是其从事德育实践的理论基石, 其结构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 根据德育对象所处环境的需要应掌握的有关知识以及文学、历史、美学、艺术、教育技术等其他相关知识。但是, 这些大众化的个体德育知识还不足以适应师范生的德育需求。而且在现行的德育模式下, 师范生对德育知识的掌握和学习一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缺失, 一些专业性的德育知识尚待归纳和总结, 师范生德育知识载体也需要进一步搭建和完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 “高校德育不能将学生对相应思想道德理论的掌握本身作为单一的目的来追求。只止于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思想道德理论教育的德育, 最多只是智育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育。对相应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掌握虽然是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必需内容, 是个体思想道德素质其他方面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但对相应思想道德理论知识的掌握本身还不能构成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部或者说整体”[4]。如上所述, 只有摆脱了德育智育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德育”才能满足新时期师范生的德育知识诉求。

关于德育思想素质。德育思想是我国教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更是德育理论与实践的灵魂。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不能做“授业”机器, 应该做有思想的“传道”者, 这样才能触及教育对象的灵魂。换言之, 一个没有德育思想的德育工作者是不合格的, 作为教师教育的对象和未来学校德育工作的传承者, 师范生的德育思想素质既是其个体道德素质的基本内容, 也是其“传道”的法宝, 更是其从事德育实践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师范生的德育思想素质无疑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优秀德育思想, 还要有具备现代科学的德育思想和创新精神, 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观、价值观、人身观, 还要有对德育工作的忠诚和热爱, 要有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等良好的思想作风等。

关于德育方法素质。从哲学意义上理解的方法分为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 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具体方法, 学校德育也不例外。“德育方法是指学校按照一定社会 (阶级) 的要求, 对学生施以系统的德育影响的步骤和手段, 是一般教育方法在‘学校教育’和‘学校德育’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根据学校德育方法体系的不同层次可分为德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根据学校德育方法体系的不同环节可分为德育的施教方法和测评方法, 根据学校德育方法体系的不同类型可分为内容型和过程型教育方法”。[5]简言之, 德育方法是在德育活动中联系师生的纽带, 是德育实践的方式与手段。师范生能否掌握并灵活运用德育实施方式和手段, 是其从事德育实践并实现德育目的的重要条件, 也是其教育实践成功与否的关键。不仅如此, “教学有法, 但无定法”, 在现代德育实践中, 单一的德育方法也许容易掌握, 但对德育方法的灵活驾驭和优化组合则需要施教者充分发挥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德育智慧, 这是师范生未来从事德育实践的关键所在。同时, 师范生未来德育实践方法的更高境界还在于实现“定法”和“不定法”的和谐统一,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个体思想观念和行为千姿百态的今天, 面对当代德育对象不断发生变化、德育内容不断更新、德育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 仅靠传统德育方法的单一运用或是机械组合都是不可行的。这无疑是师范生未来从事德育实践的一大挑战性难题, 也是传统模式下大学德育无法逾越的困难, 新时期的教师教育必须予以认真研究和破解。

三、为教育而改:师范生专业化德育体系建构

当前, 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除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外, 绝大多数学科专业的师范生与非师范生一样, 接受的是大众化层次的德育, 缺乏专业化的师范生德育素质培养内容和实施载体。因此, 教师教育除了努力打造高素质的德育队伍之外, 理想的师范生德育还应该在德育体系的重建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

首先, 师范生德育目标体系需要专业化设计。德育目标是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师范生的德育双重性迫切要求建立起专门的教师教育德育目标。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德育的总目标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 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在这个基础上, 引导他们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不断提高思想觉悟,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是:使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拥护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 确立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逐步树立科学世界观、方法论, 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为人民服务, 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地遵纪守法,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勤奋学习, 勇于探索, 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 并从中培养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是《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提出的, 但是, 这里的德育目标所指对象是全国的青年大学生, 其内容没有也不可能细化到师范生德育的专业需求上来。因此, 这就需要教师教育在确保总体德育目标和大众化德育规格的基础上, 结合教师教育实际, 在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中设计专门的师范生德育目标, 有针对性地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教师。

其次, 师范生德育内容体系需要专业化改革。师范生德育内容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有必要紧密结合师范生职业需求进行专业化建设和改革, 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专业化的师范生德育课程体系。《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是这样描述高等学校德育内容的:“高等学校德育内容是学校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 是中学德育内容的深化和延伸, 要针对高校学生及各学习阶段的特点安排德育内容, 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教育内容体系。”因此, 从高校实际德育内容看, 绝大多数普通高等学校主要还是围绕既定目标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国情教育,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形势教育, 民主、法制教育, 人生观教育, 道德品质教育, 学风教育, 劳动教育, 审美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规定内容。从高校现行德育课程体系看, 绝大多数高校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 本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课程、中国革命史课程, 思想品德课设置了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法律基础课程和形势与政策课程, 文科类专业开设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等。如果仅从大学生个体道德素质的培养角度看, 以上课程无疑十分丰富和充足, 可谓尽可能地实现了“独善其身”的德育目标。但是, 这并不能代表高校德育内容的完整性, 也不能说明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因为从师范生的职业取向和德育需求看, 在如此丰富的德育内容和课程体系中, 师范生迫切需要的德育思想、德育知识、德育方法等素质培养明显缺失, 即便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涉及的内容也并不全面。这就需要教师教育切实担负起改革创新的责任, 在形成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教育内容体系之基础上, 要本着德智结合, 以德教为先的原则, 有针对性地改革传统德育模式, 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系统化、专业化的师范生德育课程体系, 以更好地适应师范生的德育需求。

再次, 师范生德育评价体系需要专业化建构。目前, 全国各高等学校德育总体上呈现出领导到位、管理规范、参与有序、团学实践与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的良好局面。但是, 基于师范生德育需求相对于非师范生而言所存在的较大差异, 其德育目标与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应该高于大众化的个体德育层次, 其德育管理方式特别是评价标准应也同样该相应有所调整。同时, 各高等学校都是以普通高等学校德育目标和学生行为准则为依据, 主要按照思想、政治、品德的分项内容及其标准进行考评, 且为了力求公平公正, 其形式与手段可谓灵活多样。如此一来, 现行的德育评价在力求公平与公正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师教育的专业化需求, 在师范生与非师范生整齐划一的评价标准下, 师范生德育诉求的积极性在无形中受到消减。久而久之, 再新奇的激励办法与措施也显得苍白无力, 再丰富的德育内容和课程也如同虚设。这应该算是较长时间以来高等学校师范生德育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因此, 师范生德育内容的实施与目标的实现, 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建构起规范化、专业化的师范生德育评价体系。

总之, 教师教育承载的德育使命是新时期我国教育健康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教师教育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课程体系及评价机制已势在必行。我们期待着建构一个充分体现教师教育专业化的现代德育体系, 这既是教师教育改革的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广大德育工作者积极探索的新界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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