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制度（精选12篇）
监护制度 篇1
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开始截至2013年,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接近13167万 (1) , 在社会保障、养老保障等各制度均不完善的环境下,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如何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已经成了全社会的困顿之题。自《民法通则》将行为能力有所欠缺的老年精神病人和痴呆症者纳入老年人监护视域后, 不可否认其生活维持及利益维护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随着人口政策和家庭结构的悄然改变, 家庭成员逐渐不堪老年监护之重负, 其日渐显现的弊端已然表明:既有的单一法定老年人监护模式背离了国际人权新理念的追求, 也与老年人的现实监护需求、私法自治理念极度不符。
一、我国法定老年人监护模式概述
监护制度成立之初, 在于保护知虑不周之人并兼顾交易安全。 (2) 在前苏联“社会本位”思想和我国传统“家长主义”观念的双重影响下, 我国的监护制度奉行全面监护原则, 无论老年人之意志能力如何, 一旦进入监护制度视域, 其全部日常均由监护人一手操办, 从财产管理到人身看护、甚至诉讼代理, 均由监护人给予全面保护。
现行监护立法强调监护人职责对老年人利益保护的周密覆盖, “接管式”的监护制度成了监护人对老年人的约束手段, 在监护人的“庇佑”下, 老年人无异于没有思想、没有话语权的木偶, 其自我决定的机会被过分限缩, 剩余能力被极度漠视。 (3) 这种建立在牺牲弱势老年人群体利益之上的制度设计理念, 并不符合国际社会人权保障观念的要求, 老年人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权益未能受到平等的对待和保护。正如罗尔斯所言:“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时, 遵循不偏不倚的原则, 给有关的每个社会成员以均衡的条件、平等的机会、适当的利益, 从而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最佳统一。” (4) 这种平等和正义也是人权保障奉为理念并精诚遵循的, 而我国显然未能在老年人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实现这种平等和正义。
二、日本三级老年人监护制度
传承罗马法之监护设置, 日本以判断能力的欠缺状态为基点分设对禁治产人的后见 (监护) 和对准禁治产人 (5) 的保佐, 后因意识到本国老年人复杂多样的身心特征, 也出于对老年人剩余意思能力的尊重, 于2000年开始施行新的三级法定成年后见制度。彼时日本正陷入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的困难窘境, 此举一出即解决了老年人意志能力公示之难题, 也是对老年人自主意志的充分尊重, 可谓逢时而下, 恰到好处。
日本民法依精神障碍成年人辨识事理能力欠缺程度之不同, 设置了监护、保佐、辅助三级体制, 如果该成年人辨识事理能力不足, 经有关人员向家庭法院提出请求, 家庭法院可做出辅助开始的裁定;其辨识能力如已达明显不足, 家庭法院应依请求裁定保佐开始;如“因精神上的障碍而致其严重丧失辨识事理之能力且已成持续态势”, 即可对其做出监护开始的裁定。 (6) 障碍程度不仅是判定对老年人施以何种监护模式的凭据, 也是监护人监护权限与职责范围的依据。辅助模式下, 从尊重本人决定的观点出发, 将辅助保护的内容委诸于当事人的选择, 可以根据与申请有关的裁定来确认辅助人的代理权。 (7) 此外, 老年人为特定范围内的法律行为 (8) 需经辅助人同意, 如未经同意而为之则辅助人有权予以取消。相比之下, 受保佐及监护的老年人因其判断能力远弱于受辅助人, 故其得经保佐人、监护人同意而为的事务范围相应有所拓宽, 事项也更为关乎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但不论对老年人做何种程度的限制, 仍在老年人尚余理解能力之内的自主行为如日常品购买、礼尚往来等保佐人、监护人都不得予以无理干涉。
辅助、保佐、监护三层保护模式区分不同障碍老年人的特殊境况, 依其尚余判断能力的不同, 给予其不同程度的自主行为权, 老年人正常生活得以有效维持、合法利益得以切实保障的同时, 其尊严和自主决定权得以充分尊重, 也更符合老年人的实际监护需求和国际人权新理念的要求。
三、构建我国老年人层级监护制度的设想
(一) 老年人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行业标准》MZ/T039—2013 (9) 对老年人能力评估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规划, 依据该标准,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都将依其自身机能的不同而被评定为不同的等级:能力完好、轻度受损、中度受损以及重度受损。在该四种能力受损评定结果的基础上, 再行将老年人能力划分为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及重度失能四类。综观老年人能力测评所依据的譬如进食、行走、如厕、梳洗、穿衣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等基本功能状态, 是老年人个体基本自我照护能力的体现;洗衣做饭、旅行购物等日常活动能力 (10) , 是老年人独立生活活动能力的体现。○11
老年人日常自理能力及生活能力的受损, 必然影响其行为能力的欠缺。而依民法理论, 民事行为能力包括做出民事行为的能力、通过做出行为而导致产生法律效果的能力以及对非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12老年人上述各项能力一旦受损, 无论程度如何, 其做出民事行为的能力即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更何谈其法律效果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在笔者看来, 受轻度失能评定老年人之自我照顾能力, 相当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自我看护能力;而中度甚至重度失能之老年人, 其日常生活活动已生困难, 精神状态、感知觉与沟通、社会参与又显不佳, 更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异, 受以上三类失能认定之老年人均需监护制度的适当保护。然虑及我国现有老年人监护制度, 仅且当老年人受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宣告后才可进入监护视域受其保护, 而非失能即可有监护之实,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老年人监护之需的罔顾, 是对老年人群体利益的忽视。因此笔者认为, 老年人监护当以其失能状况为准, 而非是否已受行为能力宣告。
(二) 辅助—监护两级监护体制的构建
私法之灵魂乃意思自治, 私法主体之意思自由当最大限度得以实现。受监护老年人被监护人严密“保护”, 其无权对与其自身有关的事项做有效决定的现状与现实极不协调, 除因先天原因而重度精神障碍者外, 多数精神障碍者并非完全丧失意志力。以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为例, 一般情形下其与常人无异, 能够做出有效的意思表示, 也知晓其行为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 一些常识性的设权行为也能胜任。○13也即监护制度下的老年人, 即使已经被认定为无 (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也可能有部分剩余意志能力的存在, 意志能力的剩余情况不同, 对自身事务的决定能力、对监护的需求就都会不同。
所谓层级监护制度就是对老年人的身心障碍情况进一步细化, 区分不同障碍程度给予的不同层级的保护。老年人个体间差异较大, 如统一监护标准, 依现行法无一例外地给予其完全监护, 势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部分老年人自主意识的忽视。前述日本三层监护模式分设与老年人个体情况相适宜的保佐人、辅助人、监护人, 给予老年人最少的意志限制和最大的权益保障, 值得我国借鉴。但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增速快, 人口结构模式也独具本国特色, 情况复杂, 如对老年人监护需求作过于细致的保佐、辅助和监护区分, 工程浩大、操作不便不说也极易造成混淆。故此, 笔者将轻度失能老年人视为轻度身心障碍者, 对其给予辅助;将中度、重度失能老年人归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 对其给予监护, 由此设置辅助———监护二级监护体系。所谓辅助, 主要是为因年老体衰或轻度精神障碍 (对正常生活无重大影响) 而偶有无法管理自身事务的老年人而设, 在老年人不能为正常社会生活之状况偶发时, 由辅助人施以必要、相应的辅助措施, 其目的在于维持老年人正常地、自主地参与社会的状态。徐国栋教授也直言:“‘再崇高的理念也要通过沉重的肉身来运作自己’的现实说明某些身体障碍会影响障碍者的自我决定能力, 而为这些障碍者增设辅助监护人将是一个保护其权益的较好选择。”○14而在监护模式下, 身体或精神障碍已经使老年人不能独自正常生活成为常态, 医疗护理、财产管理、社会参与甚至包括日常起居等事务, 都需要监护人的全面关注。应当注意的是, 对重度身心障碍者的监护虽然是全面关注, 但并不意味着监护人的全面接管, 因为即使是对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者的保护, 也并非仅限于完全剥夺其行为能力这一种方式。○15
四、结语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的进步。老年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 作为权利宣言的民法应当尊重其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法律权利及一切自由与平等, 尊重并保护其生而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应当以此为价值指导, 通过法律权利将人权的应然性理想落实为法律上实然的存在。○16因为年老智衰、健康等因素不能完全妥善管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 在两级监护体系下,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安然地生活, 其剩余意志将得到充分尊重并得以自由表达, 在监护人的辅助、监护下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人身、财产利益。
摘要：我国现行“接管式”的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未能充分尊重老年人的剩余意思能力, 其统一的监护标准同化了不同障碍老年人的不同意欲, 已不再适应老年群体的现实监护需求。故以日本三层监护体系为鉴, 结合我国实际, 以老年人失能情况为据构建辅助、监护两层监护体制, 以完善我国法定老年人监护制度。
关键词：“接管式”监护,自我决定权,层级监护
监护制度 篇2
为规范公司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保护职工身体健康，预防职业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安全科为职业健康监护的管理机构，遵照国家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职业健康监护计划，负责本单位职工的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疗管理工作，建立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并及时完整地归档。
二、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医学观察和职业病诊断、鉴定、治疗等费用由公司承担，列入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纳入单位或项目成本预算中，实施专款专用。员工接受职业健康检查应当视同正常出勤。
（一）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1、组织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新录用员工（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位的人员）、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员工进行上岗前健康检查。新入厂员工必须经职业健康体检合格后方可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新录用员工名单由人力资源科提供。
2、各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
3、各单位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有危害的作业。
（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1、职业健康主管部门根据作业人员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健康检查计划，组织安排接触职业危害因素作业人员参加在岗期间职业健康定期体检。
2、对体检中发现有职业禁忌症和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职工应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发现健康损害或者需要复查的，应及时告知员工本人，并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进行复查和医学观察。
3、对体检中发现的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并及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两例以上）；确诊的职业病纳入职业病管理，进行康复治疗，并及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4、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职业健康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用品。
（三）离岗时健康检查
1、人力资源科要及时向职业卫生主管部门通报即将离岗的员工，职业卫生主管部门应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员工离岗前30日内组织其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如最后一次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是在离岗前90日内，可以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2、在没有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时，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即将离岗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
3、对单位发生分立、合并、解散、破产等情形的，应组织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其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移交保管。
（四）应急职业健康检查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在作业过程中出现与所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的不适症状的；劳动者受到急性职业中毒危害或者出现职业中毒症状的，所在单位应立即报告，职业卫生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进行应急性健康检查和医学观察。
三、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要及时、如实地告知相关单位及被检查者本人。检查结果要实施保密制度，除职业禁忌症外，其他体检结果不得公开，维护员工职业健康隐私权、保密权。
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公司职业卫生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相关规定妥善保存，防止丢失。
2、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职工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职工委托的代理人有权查阅、复印职工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公司领导及档案管理员不得拒绝借阅、复印其本人档案。
3、员工离开公司时，有权索取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公司应当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4、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包括下列内容：
（一）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情况；
（二）劳动者职业史、既往病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三）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四）职业病诊疗资料；
（五）需要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其他有关资料。
五、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关职业健康监护的其他规定按照国家现行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职业卫生标准和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执行。
浅谈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篇3
一、我国监护分类
（一）父母监护
结合《民法通则》第16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来看，父母是未成年人第一顺序的监护人，除非死亡、丧失监护能力或被剥夺监护资格。看起来，谁是父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想当然的概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对父母的理解和确定也是个复杂的问题，这给未成年人能否获得适当监护也带来了挑战。对于父母的理解，简单来分，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继父母。对于养父母和继父母的监护资格确定，相对容易一些，但也依赖于对生父母的确定。《婚姻法》（2001修正）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条做了明确规定。第二十六规定：“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二）特定亲属法定监护
特定亲属法定监护，是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死亡、丧失监护能力后，由特定的亲属担任监护人。对于这些特定的亲属而言，只要他们有监护能力且被指定，其监护人的身份确定不以本人意愿为转移。这些特定亲属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兄弟姐妹。
如果监护人因为监护能力有缺陷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或不能适当履行监护职责，那政府就有义务调动资源协助家庭提高其履行监护职责的能力或者帮助改变监护人。除了监护能力外，是否对监护人有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要素，而且对于有识别能力的监护人，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
关于这些特定亲属之间的监护顺序是平行的，还是有先后顺序的，该《意见》（试行）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可以将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中（一）、（二）、（三）项或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一）、（二）、（三）、（四）、（五）项规定视为指定监护人的顺序。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被监护人有识别能力的，应视情况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也就是说，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平行的，他们的顺序优先于兄姐。对于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如果有识别能力，也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但因为承担法定监护的特定亲属有几个，他们之间对谁担任监护人也会有争议，因此，《民法通则》第16条第3款规定了争议解决程序：“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三）亲友意定监护
从《民法通则》第16条第二款的规定来看，除特定亲属法定监护外，还有亲友的意定监护。亲友意定监护与法定亲属监护有很多不同：（1）亲属范围上，可成为意定监护人的亲友范围更广，不局限于特定亲属，而且包括朋友。（2）在监护人的确定上，这些亲友成为监护人首先基于本人意愿，而不是法定的。（3）除了本人意愿外，这些亲友成为监护人还需要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
（四）特定组织监护和国家监护
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第四款规定，在没有父母监护、特定亲属法定监护和亲友意定监护的情况下，“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我们将父母所在单位、村委会或居委会担任监护人的监护定义为特定组织监护，将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监护定义为国家监护，此处我们先谈父母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担任监护人的现实可能性。对于国家监护，我们将会在后面单独分析。
二、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表现出不少的弊端
第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不完善。监护人的条件直接关系到监护人能否正确履行监护职责，以及监护目的能否实现。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对未成年人父母担任监护人，仅笼统地规定监护人必须有监护能力，却没有具体说明何谓“有监护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规定：“认定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的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确定。”上述规定也不够详尽，因而难以保证监护人能够真正承担监护职责。再者，将未成年人父或母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也纳入到监护人的范围，这种作法规定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
第二、缺乏有效的监护人监督机制。从我国《民法通则》第17 条、第18 条、第19 条的规定来看，我国监护监督机构的设置不完善。首先，我国没有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而是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行使监护监督权。其次，在现实中 “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 情况十分复杂，而且在现在的经济体制下父母所在单位多数为盈利性组织，其本身也没有监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一种群众自治性组织，对监护的监督权缺乏权威性，无法真正的落实对未成年人监护的监督。缺乏监督的监护成了纸上的“法律条文”，有监护之名，无监护之实，致使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监护制度
第一、规定监护人的具体资格。立法可规定下列人不得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为身体上原因没有监护能力者；有显著劣迹、浪费挥霍、酗酒吸毒成癖、生活放荡对被监护人不利的人。另外，废除由单位、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充当监护人的规定。参照各国的通行作法，在无自然人作监护人的情况下可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担任监护人。在我国，可以考虑将孤儿院、福利院选定为监护人或者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
第二、完善我國的监护监督制度。①设立专门监护监督机构。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设立专门的“监护法院”、“监护法官”等，代表国家处理监护事宜并行使监督权，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②各级民政部门应作为代表政府的监护监督机关，参与选任监护人、听取监护人的报告、检查监护人履职情况等事宜。
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研究 篇4
一、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理论分析
(一) 意定监护制度理论基础
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有四大理论基础:其一, “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 对于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可以自主决定监护人, 有权对基本生活行使自主决定权, 在立法时应融入“尊重自我决定权”理念, 该理念在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其二, “维持生活正常化”理念, 对于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也应将其视为正常人, 享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即在立法上应将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与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视为同等民事主体, 享有同样的民事权利;其三, 意思自治理论, 根据私法自治原则, 民事主体有权决定的自己的行为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方式, 其他人或组织不得干涉, 这在民法领域内体现为人格不受侵犯、缔约自由、所有权处分自由等, 在立法实践中, 应充分保障意思能力有缺陷的老年人的残余个人意志;其四, 民事主体制度理论, 民事主体指的是其在法律中所处的资格以及在活动中具备的地位, 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是立法对老年人人格价值的肯定, 即除了要在形式上维护其合法权益外, 更要在本质上体现其价值要求[1]。
(二) 老年人意定监护及制度价值考察
监护制度设立目的是为了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民事权益, 对于该制度的理解, 应从监督和保护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老年人尤其是高龄人而言, 首先其具备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 享有合法的民事权益, 也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同时其属于弱势群体, 在立法上也要予以一定的照顾。近年来, 我国立法工作紧随国际立法脚步, 并结合本国国情, 加大了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 2012年12月颁布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就增添了意定监护制度, 旨在扩张私法自治, 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监护制度主要分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和成年人监护制度两部分, 其中, 成年人监护制度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复杂, 从理论上讲, 除未成年人以外的欠缺民事行为能力, 且需要监护的成年人都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监护对象, 但是一直以来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主要监护对象指的是的精神病人, 相关法律也只作用于这部分人, 却忽视了对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立法, 这也不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在实践中又受到传统家庭养老观念的影响, 通常采取法定监护的方式, 忽视了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残缺的思想意识。鉴于我国国情, 老年人问题越来越突出, 对其合法权益的维护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存在滞后性, 难以有效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客观上来讲, 建立和完善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 是立足于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以及完善我国监护法律体系、推进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2]。
二、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 意定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
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中的监护人主要有个人监护人、组织监护人和复数监护人三类, 其中, 个人监护人的年龄限定在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最为妥当, 监护人的选择应遵循老年人的意愿。意定监护人应依法履行对监护对象的照料义务, 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其一要尽心尽力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保障其身体健康, 在照料过程中应尊重老年人的合理意愿;其二要保护监护对象的财产权益, 意定监护人不得随意处理其财产, 在财产管理过程中, 应遵循监护对象的意见, 对于无意识能力的老年人, 意定监护人对无意识能力的老年人财产的管理、使用和处分应以维护其利益为准;其三要给予老年人一定的精神慰藉, 老年人尤其是单身老年人, 很容易感到孤独苦闷, 单纯物质方面的给予无法弥补精神上的空虚, 关注老年人精神健康问题, 可以考虑安排一些文娱活动, 鼓励其参与到活动中;其四要根据老年人意愿, 帮助其完成一些民事行为, 如遇到家庭纠纷、受赠财产纠纷等情况时, 意定监护人应担任老人的诉讼代理人, 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意定监护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 也享有一定的权利, 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是报酬和费用请求权,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要付出很多精力和财力, 有权利获得相应的报酬, 受传统观念以及监护法律关系影响, 监护人与监护对象普遍存在特殊关系, 因未赋予其报酬请求权, 监护职责的履行效果并不理想;其二是拒任权和辞任权, 根据意定监护合同, 监护人应履行监护职责, 与此同时, 监护人也要具备相应的监护能力, 为了保持监护人与监护对象之间的利益平衡, 应涉及到拒任和辞任的情况, 对拒任权和辞任权的运行规则应予以明确[3]。
(二) 意定监护合同
意定监护合同主要包括代理权授予、必要条款设立以及约定违约责任等内容, 从合同本质上讲, 意定监护合同属于委托合同, 基本内容就是授予代理权, 因此应根据委托代理原则, 由当事人协商确定意定监护合同的具体内容, 如监护事项、监护权限和期限、诉讼代理以及违约责任等。就国外立法经验来看, 意定监护合同通常采用书面形式, 而我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未对意定监护合同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就合同效力而言, 主要包括生效要件、生效时间、有限期限和效力终止等四项内容, 意定监护制度终止要涉及到终止事由、终止法定程序、终止法律后果等内容, 各国监护制度普遍遵循意定监护优先于法定监护的基本原理, 只有在无意定或合同不成立、无效以及被撤销时, 才会考虑到法定监护。
(三) 意定事项限制
意定监护合同有其特殊性, 虽然当事人双方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 但是由于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 合同的订立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监护对象的合法权益, 对监护人的代理权限予以必要的限制, 以便更好地维护监护对象的合法权益, 有效避免意定监护人代理权滥用的现象发生。意定事项限制主要从人身事务和财产事务两个方面入手, 人身事务方面主要包括缔结婚姻、离婚、遗嘱代理、疾病治疗、医疗保健等内容, 财产事务方面主要包括房产等重大财产的管理权、处分权、使用权等内容[4]。
三、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 国外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状况
纵观国外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在立法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 首先是人权保护理念, 各国立法普遍遵循人权保护理念, 即在“尊重自我决定权”和“维持生活正常化”理念指导下, 最大限度地保护监护对象的残存能力, 尊重老年人的意见, 使其能够在宽松正常的社会环境下生活, 从立法实践角度来看, 老年人意定监护范围在扩大, 除了财产利益外, 还包括人身事务等内容, 而且为了有效防范监护人滥用代理权, 对代理权限作出了一定的限制, 此外, 西方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个人与组织联合监护的老年人监护系统以及相关的监督体系, 例如美国陆续颁布施行的《统一持续性代理权授予法》和《统一健康护理决定法》, 通过对持续性代理权适用范围的调整, 在这些制度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老年人监护保护体系, 此外, 英国的《意思能力法案》、爱尔兰的《脆弱成年人与法律》、日本的《关于意定监护合同的法律》、韩国的《韩国民法监护法修订案》等, 对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立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
(二) 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现状
我国对意定监护制度的研究以及国家介入的时间比较晚, 相关法律滞后, 以意定监护制度为基础的老年人监护系统以及相关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民法通则》自颁布、施行以及多次修订以来, 从未对意定监护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主要适用对象一直局限在精神病人, 随着我国人口老化问题的逐渐显现, 老年人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已是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 我国于2012年底重新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并加入了意定监护制度, 首次从法律条文上肯定了这一制度, 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 然而, 与之相关的运行体制还不够规范, 意定监护监督机制也有待健全, 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四、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实践思考
(一) 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 国内学术界始终将监护制度中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却忽视了成年人监护的问题, 特别是老年人监护问题, 近年来才得到广泛的关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加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很多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 而相关制度又很滞后,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老年人监护制度将成为我国立法改革和法制建设的一项重点内容, 构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引入意定监护, 构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其一要面临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的挑战, 老年人口基数大, 老龄化速度又在加快, 且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现象, 使得我国的老年人问题更加突出, 以往我国民法缺少对老年人群体的关注, 而在今后立法领域这类问题却无法再回避;其二是传统家庭监护功能开始出现退化现象, 而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 相关法律规定的监护情形, 如单位监护, 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 缺乏一定的操作性, 同时家庭承担监护职责面临的客观压力也在增大, 有必要从制度上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另一方面, 引入意定监护, 构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是完善相关立法、推进我国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 我国法制建设进程正在加快, 我国法制建设越来越注重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尤其是国际人权保障理念的引入, 使得立法工作更加关注人权问题,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传统民法虽然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权益作出了阐述, 但是在实践中, 这种宣告制度很难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然引入了意定监护制度, 但是与之相关的运行体制还不够规范, 为了真正达到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有必要继续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6]。
(二) 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可行性
我国传统家庭监护观念受到了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 这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 家庭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传统养老模式的改变, 现阶段, 以感情和道德为基础的家庭监护, 已无法有效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按照老年人的意愿来选择监护方式, 更有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为了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正在建立多元社会养老制度, 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有机结合的养老体系正在形成, 这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政策支持, 从国外意定监护制度确立的经验来看, 国家介入已成为一种趋势, 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在实践中效果显著。此外, 我国现行的民法以及相关的理论为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制度前提, 其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私法自治理论和民事主体制度, 与此同时, 国外监护制度改革的成功经验, 也能够为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这也有助于我国立法实践和法制建设同国际立法理念接轨, 更符合现代民法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五、结论
综上所述, 通过对老年人意定监护的理论分析和意定监护制度的价值考察, 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构建, 既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在要求, 也是立足于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更是完善我国监护法律体系、推进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建立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在我国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阶段, 研究国外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状况以及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现状, 对推动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老年人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适应老龄化社会的需求, 我国正在推进相关的法制建设, 2012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明确了意定监护制度, 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在意定监护制度理论基础上, 对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并结合我国国情, 探讨和研究了相关立法实践活动, 以期能够为完善我国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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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姜薇.论老年意定监护合同[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制度 篇5
1目的1.1为了更好地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维护广大职业人群的身体健康，保证健康监护档案和职业病诊断档案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更好地为公司员工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及《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的要求特制定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档案管理制度。
1.2在公司在安全生产经营过程中，凡涉及职业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和工作内容必须严格执行本制度。
2职责
2.1安全环保科是从业卫生健康监护档案的管理部门。3 定义/术语
3.1职业病危害：指可能导致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罹患职业病的各种危害。
3.2职业危害因素：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中、作业环境中存在的各种有害的化学、物理、生物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能导致职业病的有害因素。
3.3职业病：指企业、事业和个体经济组织（统称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内容与要求
4.1档案内容
4.1.1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归档范围：
（1）健康监护档案内容
（2）健康监护档案册。
（3）职业健康体检结果报告。
（4）健康体检综合分析报告。
（5）职业健康体检复查人员名单及复查结果报告。
（6）职业病观察对象和职业禁忌症处理意见书。
（7）丛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包括劳动者的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相应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有关个人健康资料。
4.1.2职业病诊断档案档案内容应当包括：
(1)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2)职业病诊断过程记录；
(3)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的诊断所有资料；
(4)临床检查与实验室检验等结果报告单；
(5)现场调查笔录及分析评价报告。
4.2档案日常管理
4.2.1职业卫生健康档案须专人进行管理；
4.2.2档案资料一经取得须立即进行存档保管；
4.2.3档案资料须保存在适当地点，以免档案损坏；
4.2.4档案资料借阅须经安全环保科科长同意，并办理借阅手续；
4.2.5档案资料人借阅时不得卷折、损坏，归还时须进行检查，确认完好后方可存档。
4.2.6档案管理人员必须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隐私权、保密权。相关的卫生监督检查人员、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劳动者委托代理人有权查阅、复印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其他人员不得私自查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4.2.7劳动者离开单位时，本人有权索取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档案管理人员应如实、无偿提供，并在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签章。
4.2.8对已离职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在离职后三个月后进行封存，并保存10年以上，以备上级部门查阅。
4.2.9 安全环保科档案管理人员应将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妥善保管，防虫蛀、防霉、防丢失，保证档案安全。
4.2.10所有档案应有专柜存放、加锁，定期清理通风，防湿。
4.2.11所有档案不得随意查阅、复印，不得置于公共场所。
4.2.12其他依照企业档案管理制度执行。引用标准/支持性文件
5.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5.2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3号《作业场所职业健康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记录
6.1档案借阅记录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篇6
关键词：老年人；监护制度；改革
一、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理念已明显落后于先进的法律思潮。首先在各国纷纷出台保护老年人人权的基本框架时，我国依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样一部概括性和原则性很强的法律，《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都没有专门关于老年人的法律条文。
1.我国独特的概括监管模式
“正常化、自主决定权”已成为老年人监护制度保障的准则。而“最小限制”原则，是指监护仅于必要时设立。[1]
我国现行成年监护制度，通常被称为成年精神病人监护，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成年监护规范体系显示：我国的成年监护制度模式，既不属于旧式的医疗监护也非最新成果的人权监护，反倒是一种独特的隔离式概括监管模式。以无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为例，原则上来说，当一个人被隔离于社会生活之外时，他所做的法律行为则是无效的，必须由他的监护人为之代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的自主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其实基本上就被剥夺了。制度的设计是以保护财产为中心，不重视本人人身自由和医疗保健等事务的保护。另外，在处理自己的事务这个问题上，本人是基本没有自我决定权的，而是监护人为他们替代决定，概言之这种监护模式实行的就是所谓的概括式监管模式。
2.我国监护类型单一
目前我国现有的监护措施并没有作强制性的区分，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受监护人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对无能力人的监护，而这一监护措施则是赋予监护人代理权和财产管理权；二是对限制能力人的监护，其监护措施也是代理权和财产管理权。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所采用的是：监护，一种概括式的保护措施，[2]它既不是一元化，也不是多元化。我国监护措施的此种立法，隐藏着对人权实现和保障的若干阻碍：[3]第一，违反了必要性原则。第二，从考量科学性的立法上看，只是单一的监护措施会缺乏灵活性，也会使法规在运用时显得僵化。
总之，只有将保护措施类型化，并赋予内容以每种不同的类型——或辅助或援助或保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使本人残余的意思能力得到尊重，在自治空间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最终才能符合比例原则。[4]
3.我国监护制度适用主体范围极其有限
我国民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与国外的规定比较接近，但我国民法对监护制度的规定却未与民事行为能力相适应，对不同层次的行为能力人未作不同的规定，而是笼统地规定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加以监护，并未对两种监护人规定不同的职责。如此笼统的规定，一来满足不了现实生活中各色各样健康状态老人的需求，就比如那些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就算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诸多不便，也无法为其选任监护人。
二、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立法构想
1.确立有限监护为中心的法定监护体系
由于全面监护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着诸多弊端，我国未来的法定监护制度宜采取有限监护为主。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在监护的设立因素上，应废除《民法通则》第13条的法定类型制，即废除无行为能力，仅保留限制行为能力。并将限制行为能力再分为三类：第一、限制大多数法律行为（日常生活行为、纯获利益的除外）；第二、限制一些重要的行为以及法院就个案裁定的行为；第三、限制上述二种中的个别行为以及另由法院个案裁定的个别行为。
2.扩大我国监护制度主体范围
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应扩大成年人行为能力各类型适用范围，明确以因年老高龄而意思能力耗弱丧失者为适用对象。在中国未来《民法典》中修改行为能力制度，扩大限制行为能力及无行为能力制度适用对象，除规定因精神健康而辨识能力不足者外，同时规定因年老高龄而意思能力耗弱丧失者。
3.确立以意定监护为主、法定监护为辅的监护方式
老年监护方式的设立可以分为意定监护方式与法定监护方式，而法定监护方式下又可以分为全面监护、部分监护与特定监护。[5] 前者由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依自由意志设定，监护人选任、内容和方式的确定具有较大弹性。后者由法律明确规定，针对行为能力余存情况配以不同监护方式。
意定监护和法定监护可以同时存在，即被监护人可以同时有意定监护人和法定监护人。在位阶的适用上，应该是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在我国，任意监护与法定监护应该相辅相成，从主动与被动两方面共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对我国老年人监护方式可作如下规定：因高龄而心智障碍或身体损坏以至不能表达意志或不能处理自己事务者，采取全面监护。本人的法律行为需监护人同意或代理，但本人从事日常生活行为除外；因高龄而心智障碍或身体损坏以致妨碍部分意志表达或不能处理自己部分事务者，采取部分监护。
三、小结
在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研究是需要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出发的，相比国外先进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理念和设计，对于构建和完善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不仅需要我们转变僵化固有的思维模式，更重要的是需要在立法体制上作出实质性的修改，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保障和依据，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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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霞.“台湾地区新修正的成年监护制度及其评析”[J].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邓晶（1991～），男，汉族，云南昭通人，法律硕士，单位：云南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
王骏悦（1990～），男，汉族，云南昆明人，法律硕士，单位：云南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
我国老年监护制度的立法构建 篇7
我国计划生育的实施, 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生活成本的提高等等原因都进一步加剧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据裁判文书网的不完全统计2014年关于老年人赡养纠纷的案例近7000件, 由此可见老年人的权益保护迫在眉睫。我国有关老年人权益的保护的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逐步确立了监护制度与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的分离, 削弱了行为能力欠缺时宣告制度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影响, 纷纷修改其成年人监护制度, 使监护制度真正成为一种保护不能正常照顾自己利益的成年人 (尤其是老年人) 的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 立法者未考虑到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年人的监护问题未能纳入到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保护范围之内。我国《民法通则》的监护制度中, 监护主体分为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精神病人。对于老年人, 只有涵盖在成年精神病人之内的老年精神病人才给予监护。而那些表达意思困难、身体行动不灵活的老年人则排除在监护制度范围之外, 这是我国监护制度的一大遗憾。再次, 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对于老年人监护制度有所体现, 但存在着种种缺陷。如第26条只规定了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和指定监护, 监护对象只是老年人, 而18周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成年人, 尽管丧失或者部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 也不能获得监护制度的保护。没有规定监护监督的实体制度和具体程序对老年监护制度的各项程序问题规定不足。第26条除了对指定监护作出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的规定之外, 其他程序问题概无规定[1]。因此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显然不能充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和维持社会长治久安。因此笔者下文将通过研究我国现行法中关于监护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结合外国立法, 以期对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二、我国现行法规定的成年监护制度的不足
(一) 立法理念的滞后
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权利意识提升, 对于老年人的监护理念已不再仅仅处于“他治”的状态, 这种理念常常导致被监护人的民事行为在实际生活中的无效。这种理念依然是一种传统的成年监护制度立法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 由有关当事人申请, 然后法院决定对受监护人设立监护, 监护人对于受监护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享有完全的“他治”权利, 被监护人的权利不能完全的得到保护。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 这种传统的“他治”立法理念完全出于保障市场交易秩序的意图, 完全忽视了受监护人的自己的意思自治, 从而使得受监护人的生活与正常社会生活相分离。这种滞后的理念存在很多弊端如:它不利于受监护人生活的正常化和权益的保障, 另一方面也与国际上通行的成年监护制度立法理念相违背。因此, 在未来的编纂民法典时, 我国应该一定程度上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成年监护制度立法理念。
(二) 监护形式单一
我国《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规定的监护方式只有法定监护与指定监护。在对司法实践的调查中, 笔者发现:在我国, 指定监护的实际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法定监护占绝对支配性地位。根据《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赋予对精神病人拥有指定监护权的是被监护人的单位或者被监护人住所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 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单位并没有专门处理监护法律纠纷的负责人, 不明确的职责分配使得指定监护当初在立法时对实际操作的期望化为了泡影。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单一的监护形式。其第26条创新性的增加了对老年人的意定监护方式, 是对现行监护制度的一种突破, 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为中心;但该条文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 对老年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均不明确, 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操作意义[2]。
(三) 被监护人的范围太小
监护制度的设立, 主要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因为被监护人由于智力发育程度、年龄大小、精神状态、生活自理能力、品行修养等方面相较于其他人有欠缺, 致使其不能完全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的适用对象只限于精神病人 (痴呆症实际上被视为精神病) , 并不能涵盖所有老年人以及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因身体不健全、体力减退或者身处危重状态者 (如植物人、瘫痪者) 以及盲、聋、哑人, 由于身体原因, 有些民事行为不能亲自实施, 这些人不是精神病人, 不能被我国现行的监护制度所涵盖, 但他们的生活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差, 也需要监护。若适用现行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 很显然, 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不能全部或部分处理自己事务的成年人, 得不到法律对其民事权益的保护。
(四) 监护制度的运行机制缺少程序保障
任何制度的实施, 必须有配套的程序加以巩固。我国现行立法只规定了监护的形式, 监护主体, 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的变更和终止。但没有具体规定由谁来启动监护程序。也就是说监护的程序不够公开和便捷。再者就是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的核心原则, 但也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 当监护人拒绝担任监护人时, 法律没有规定明确的原因和理由。最后就是我国的监护人“既是球员又是裁判者”, 没有监护的监督机制, 致使很多被监护人并没有达到实质有效的监护, 这也是赡养纠纷案件增多的一个原因。
三、国外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和与时俱进的一种方式,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参考国外的立法, 结合我国的国情, 探讨如何对监护制度进行完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等一些发达国家在监护制度方面走的更远。怎样拿起法律的武器去保障老年人的人身和财产, 让老年人不再有后顾之忧毫无疑问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人权的高度反映, 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对成年监护制度进行改革, 从而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监护制度。
(一) 德国的照管制度
德国监护制度就表现为照管制度, 在新德国民法典的第1896-1908条进行了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设立被照管者的保护支援团体;第二, 废除以往的禁治产宣告制度, 对“监护”的用语及基本概念加以改变;第三, 程序法上的相关修改:程序上, 选任照管人时, 应直接听取本人的意见, 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 尽量尊重被照管人的意思, 这是“照管”制度的特征之一。照管人有五年任期的限制, 而且期限到时, 监护法院也会考虑是否被监护人有照管的需求。
(二) 日本的监护制度
根据成年被监护人判断能力的差异, 立法建立了后见、保佐、辅佐三级制度。后见制度的对象是因精神障碍经常处于欠缺判断能力情况的人, 请求人经向家庭法院申请, 经批准才能设立监护, 选择监护人。后见制度实际上体现了被监护人完全的意思自治。而赋予监护人的权利在于:成年监护人享有代理权和撤销权。其二保佐制度。保佐制度的对象是因为精神障碍导致分辨事务能力明显不充分的人, 请求人向家庭法院请求设立, 经批准才能设立保佐, 选择保佐人。其三是辅佐制度。适用对象较保佐分辨处理事务能力只需达到一般不充分即可通过家庭法院设立辅佐。辅助人的代理、同意、撤销等权利的赋予须依申请审判。
(三) 美国法有关老年人监护的规定
美国法关于老年人监护规定的有三类:一是法定监护和意定监护, 且监护范围广, 涉及人身、财产、生活各个方面。二是持续性代理制度。实际上就是老年人提前为自己设立的代理授权, 以便在自己丧失行为和意思能力时, 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特殊的代理授权监护制度。代理授权是指若干政府机构获得授权, 则可以指定一个人或者机构代表应收人接受政府福利[3]。具体适用于依靠领取国家养老金过活、而又滥用自己行为的老年人, 如吸毒者或是酗酒者。
综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规定和立法背景, 笔者得出他们的监护规定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对被监护人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现代监护理念的体现。因为被监护人很多只是丧失了行为能力, 而并没有丧失意思能力, 他们的人格尊严应该得到尊重。第二, 以上国家在设立监护制度时, 很多是以民事单行法的行式单独加以规定, 如日本。由此可见世界各发达国家对老年人监护制度的重视程度之高。我国的立法现状还不具备单独立法的条件, 但我们可以再民法总则中加以着重规定。第三, 各国的监护制度规定的非常具体和详细。从监护的类型、方式、监护监督体系等可以看出。
四、构建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设想
目前, 中国已经处在老龄化社会, 从中国放开“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可看出, 而且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老龄化社会。现在老年人面临的现状是:环境的恶化, 老年人的疾病发病率提升、年龄增长导致的心理和生理机能减退, 相关部门的研究报告显示老年痴呆、神志不清、精神病等病症的老年人数量呈连年增长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构建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规定。
(一)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适用对象扩大化
衡量一个国家人权标准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国家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尊老敬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为了维护老年人以及一切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切身利益, 必须在法律上完善成年监护制度的适用对象。也就是将监护制度的对象扩大到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他一切不能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能力差的成年人。再加上虐待老年人和无视老年人权益的情况频频出现在网站, 报刊杂志上, 这就更加需要扩大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 这样可使得需要得到保护和照顾而自己又无能力的成年人尽可能得到法律上保护和照顾[4]。
(二) 完善意定监护制度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只是囿于法律性质的限制, 规定为老年意定监护。意定监护制度是意思自治的高度体现。笔者认为意定监护制度并非只适用于老年人, 应当适用于全部成年人。因此, 一是意定监护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展:未达60岁的成年人都可以设立意定监护。例如, 成年人设定意定监护之后, 发生事故成为植物人[5]再者, 意定监护制度应该在所有的监护类型中处于主导地位, 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为补充, 因为意定监护是对被监护人的一种积极保护。最后, 意定监护制度何时生效的问题。笔者认为此时可以结合我国的宣告制度来启动, 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由公权力介入开启意定监护制度。
(三) 监护制度的程序化
《民法通则》第17条第2款规定中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时, 才能启动指定监护的程序。笔者认为这对于保护老年人的权益是不利的, 因为在这个争议的过程中, 被监护人的利益保护将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应使得启动监护程序自动化。同时, 取消《民法通则》第17条第2款关于指定监护程序启动的前置条件之规定。笔者建议参考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 明确从监护开始之原因发生后到监护人正式确定并开始履行监护职责之前, 应当由被监护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住所地的社会福利机构来担任监护人[6]。再者确立监护监督机构, 可以由当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民政部门等来担任, 由监督机构来监督监护人是否认真履行职责。并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施以责任。最后, 通说对监护的性质采职责说, 监护的内容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和财产, 而不是对人的支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对监护人给予适当的报酬, 这样有利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从而最大化的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
经济的发展, 使得社会已经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和社会本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体现一个国家人权的完善。2012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完成, 老年人监护制度终于在中国有了具体的条文规定。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编纂也在推进, 而且在专家的民法典总则的建议稿中也提到了成年监护制度的立法。借此契机, 笔者在分析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不足, 对老年人监护制度深入了解, 以大量的理论论述为基础, 又借鉴国外立法规定, 笔者提出了完善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具体建议, 希望能够为将来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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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公共监护制度研究 篇8
1 加拿大公共监护制度之历史演进
1853年加拿大首次引入法定监护人的概念, 而由于某些疯人院的病人没有亲属, 因此无法为其指定法定监护人, 针对这一状况, 多伦多法律规定如果疯人院的病人没有任何亲属可以担当法定监护人, 则疯人院的会计自动成为病人的财产监护人, 此后, 其他省也遵循这一范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只由疯人院的会计担当监护人可能会带来诸如侵占病人财产等方面的问题, 某些省进而对此规定作出调整, 疯人院的官员不再是疯人院病人的当然监护人, 法律规定某些特定公务员或小的政府机构也可成为病人的监护人
当加拿大开始逐步认识到公共监护的必要性的同时, 另一个英国曾经的殖民地, 新西兰, 于1873年1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监护办公室。办公室的设立源于殖民地官员发现找到愿意并能够承担监护责任的人非常困难。适合担任监护的人可能会没时间, 或不愿担当监护人, 很多正在担当监护人的人也希望解除自己的责任。其于此类原因, 出现了大量违反监护义务, 侵犯被监护人权利的案例。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新西兰设立了公共监护办公室, 从设立之初即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当英国的国会议员, 霍华德文森特爵士, 于1884年拜访殖民地时, 新西兰的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花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 1906年英国建立了第一个公共监护办公室, 然而, 由于没有依照文森特原本的计划, 在英国的办公室并未取得新西兰那样的成功。虽然早期的加拿大并无公共监护办公室, 基于本国的监护状态, 借鉴了英国的模式, 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于1919年设立了全国第一个公共信托办公室。其他省相继效仿。到目前为止, 加拿大各省和地区都拥有公共机构管理行为能力欠缺成年人的财产。
2 加拿大公共监护制度设立的动因分析
虽然早期加拿大设立公共监护办公室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确, 但是面对逐渐增长的服务需求, 公共监护机构会让许多彼此重叠的机构或官员的活动理性化。以魁北克为例, 为了弥补规定司法禁令的法律漏洞, 设立了公共保佐人办公室。在魁北克省, 只有精神病人的亲属有权申请禁令, 而对于那些没有亲属的人来说, 将无人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需要一个公共机构申请禁令, 公共保佐人办公室解决了这一问题。各省需要一个公共机构去监督私人财产监护人的活动, 并提供一个被认可的便宜方便的转账方法。在公共信托服务机构设立前, 很多省和地区, 监护人必须当着省高院法官进行转账。公共信托服务让法院减轻了负担, 同时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的监督监护人活动的方式。
近些年, 由于有过多的需要监护的欠缺行为能力人, 而有些欠缺行为能力人的财产并不多, 私人的信托公司不愿意对这些财产进行管理, 公共监护机构的设立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减轻了私人对于属于无行为能力成年人的少量财产的管理负担。其次, 它使重合机构的活动变得理性化。由于加拿大变为福利国家, 因此政府负有保证住院病人的护理和治疗的义务, 从而免除了法定监护人的义务。然而, 由于设立了一个复杂的制度管理社会援助和救济金, 制定了一些去机构化, 非机构化和跨机构化的政策。以前被限制在公共机构中的一些人正在接受社区或私人处所的护理和治疗, 联邦和省政府提供了部分的资金, 过去由于被认定缺乏管理经济事务, 在这种情况下, 有能力住在社区。公共信托机构也帮助客户管理其他财产和提供人身服务, 例如填报退税单。他们也为客户提供法律援助, 由本机构的律师提供服务, 或者由机构聘的律师事务所来提供。的确, 公共信托机构认为他们即是律师事务所也是会计师事务所。他们有能力帮助客户解决包括家庭法、财产法等各方面的法律问题, 当欠缺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 可担当诉讼代理人帮助欠缺行为能力人维护自身的权益。
3 加拿大公共监护机构的权利
相对于一般的财产和人身监护人而言, 加拿大公共监护机构拥有更多的权利, 从而保障公共监护的顺利进行, 保障最大限度的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3.1 调查权
只要一个案件被提交给公共信托服务机构, 它就会被转给本机构内负责的部门或工作人员, 随之, 被指派的部门或人员就会向与欠缺行为能力人有关联的各方如银行等机构或个人发放调查问卷。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与欠缺行为能力人财产, 债务和责任有关的信息。并且会使用这一方式寻找掌管欠缺行为能力人财产和经济事务的适合人选。为了确保财产安全或财产接管的顺利进行, 公共监护机构将有一或两名代表拜访被监护人的家或他的处所。在多数省, 这个任务由公共监护机构的总部或分支机构负责。但是, 如果被监护人的家或财产处于偏远地区, 或者如果财产中包括农场或生意, 则这一任务将由当地的省政府代表执行或者与被监护人有契约关系的各方执行。在有些省, 为了确保财产安全和接管财产的顺利进行, 公共监护机构也可能委托与本机构有契约关系的保险公司代为调查。
3.2 财产扣押权
如发现被监护人的财产正在受到侵害, 或即将受到侵害, 公共监护机构有权向任何为被监护人提供工资或其它收入的个人, 政府部门, 或其它机构发放通知。一旦接到通知, 相关各方应有义务只向公共监护机构提供被监护人的工资或其它收入。如果被监护人为老年人, 公共监护机构将通知发放养老金和救济金的联邦或各省政府机构。一旦接到通知, 相关机构不应再向本人发放养老金或救济金, 而应将养老金或救济金发放给公共监护机构。公共监护机构将根据被监护人的需求使用和保管。如发现被监护人的财产正在受到侵害, 或即将受到侵害, 公共监护机构也有权下令任何处置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立即终止, 采取直接的行动, 找到财产, 确保财产安全, 必要时有权冻结财产。
3.3 财产投资权
多数省的公共监护机构采用保留和管理法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流动财产可能会被投资于各种政府债券和私人债券。比如有些省规定财产中疯人10%可进行短期投资, 25%够买联邦债券。50%投资在市政府或省政府发行的债券, 余下的可放在公司债券。公共监护机构还可保有一个共同基金, 所有的财产都放在这个基金中, 由于数目很大, 因此这个基金可以获得较大的利率。由于公共信托基金的使用, 财产可以获得增值。利率会定期按比例的汇入客户的账户中。而客户所拥有的股票将在第一次公共监护机构管理时被审核, 每年机构也会审核股票收益。如果股票的投资是正常的, 则保持不变。但是如果股票投资不稳定的话, 则机构将被认为没有专业的投资能力, 由于任何人都无权用另一个人的钱去赌, 则机构会卖掉股票, 并且将不会做出此类投资。
3.4 监督权
定期或应被监护人的要求, 公共监护机构担任监督人监督财产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账目的的管理, 要求监护人必须经由公共监护机构转账, 从而规范了财产监护人的管理。此外公共监护机构也有权对被监护人的账户进行审核, 从而确定是否正常, 是否符合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公共监护机构也有权组成顾问委员会, 委员会包括两个高级财务官员和一位律师。每周开一次会接受和审议监护人的建议书。委员会对财产管理作出决定后, 把决定提交给信托人批准。法定机构, 像公共信托投资顾问委员会每个季度见一面检查和审议所有的投资。这个委员会包括一位来自于省财政部的代表, 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保护客户的利益, 帮助信托人作出正常的投资决定。, 魁北克即为典型的范例, 它的投资顾问委员会也是一个法定机构, 对指导公共保佐人的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 委员会会对保佐人每个季度提供的投资报告进行审议和讨论并为保佐人提供投资策略方面的建议。在爱德华王子岛, 官方信托顾问委员会是法定机构, 委员会就办公室的管理和运行等通常的规定提出建议。委员会主要用于咨询, 当有更多的要求时, 信托人可获得建议和帮助。
4 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过去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自治而对欠缺能力成年人进行监护的制度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对于欠缺行为能力规定较为简明, 对公共监护机构的规定过于笼统抽象, 我国未来民法典可借鉴加拿大的公共监护制度, 明确规定设立公共监护机构, 并赋予公共监护机构以调查权, 财产扣押权、投资权和监督权。
摘要：针对加拿大公共监护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探究, 提出我国可借鉴加拿大公共监护制度, 设立公共监护机构, 赋予公共监护机构以法定调查权, 扣押权, 投资权和监督权。
关键词：公共监护,调查权,扣押权,投资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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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srael Doron, Mental Incapacity, Guardianship, and the Elderly:An Exploratory Study of Ontario's Consent and Capacity Board,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003 (18) .
浅析构建浪费人监护制度的必要性 篇9
《十二表法》规定浪费人是指家父挥霍通过无遗嘱继承而取得的祖产,在古典法中,祖产的范围扩大,也包括遗嘱继承而取得的财产。随着家族制度的衰落,从后古典时期开始,挥霍祖产以外的财产也被认定为浪费人。德国沿袭了后古典时期的规定,仍然是指浪费任何财产,在认定上采用了列举方式,是指酗酒成癖、浪费成习或麻醉药品中毒而限于贫困的人。此种认定方法明确具体,但不能涵盖所有浪费人。与此不同的是,根据《法国民法典》规定,浪费人是指挥霍浪费、纨绔不羁、游手好闲,有可能自陷贫困或影响履行家庭义务的成年人。这种抽象界定虽然全面,但在实践中难以运用。在国内的立法研讨中,根据《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浪费人是指“沉溺于吸毒或赌博的自然人,其行为严重危害家庭共同生活”。[2]该建议稿虽明确了行为方式及后果,但对象仅包括吸毒者、赌博者,与德国立法例相比范围略显狭窄,且“严重危害家庭共同生活”在实践中难以认定。
综上,吸取国内外经验,采用内涵揭示和外延罗列相结合的方法,浪费人是指吸毒成瘾、酗酒成性或赌博成习等任意挥霍财产,致使自己或家庭可能陷于贫困的自然人。具体而言,浪费人的认定包含两方面:在行为上,浪费人的表现是吸毒、酗酒、赌博,或者是任意挥霍财产的其他行为;在后果上,其行为致使自己或家庭陷于贫困。同时符合行为和后果两个要件时,才可以被认定为浪费人。
浪费人监护制度是指对吸毒成瘾、酗酒成性或赌博成习等任意挥霍财产,致使自己或家庭可能陷于贫困的自然人,设定专人监督、保护其人身和财产利益的民事法律制度。
二、构建浪费人监护制度的必要性
(一)浪费人欠缺意思能力,符合监护前提
意思能力,即能够独立判断自己行为的性质及其利害后果从而审慎行事的能力。[3]意思能力的有无是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法律对这种能力加以确认,赋予民事主体以自己的行为设定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即是行为能力,因此,意思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有意思能力才有行为能力。浪费人不仅在赌博、购买毒品过程中挥霍大量财产,还往往为了获取钱财而为所欲为,通过与善意第三人进行交易而处分家庭财产。由此可见,浪费人身不由己地挥霍自己或他人财产,在从事民事行为时缺乏理性及控制能力,难以判断行为的利害后果,这是欠缺意思能力的表现。浪费人意思能力的欠缺直接导致其行为能力受限制。在法律上,若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受限制,其人身和财产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监护制度正是为保护其利益不受损害而设置的制度。因此,应将浪费人纳入监护范围,通过监护人的监督保护,弥补浪费人行为能力的不足,充分保护其合法利益。
(二)维护法律的秩序价值的需要
秩序是让人们的行为合乎规律,以达到社会关系的有序状态,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其本质就在谋求一个城邦的长治久安”[3],旨在追求有序化的社会生活。浪费人挥霍财产,既败坏社会风气,掀起奢靡之风,又可能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庭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因子,若法律不能有效规制浪费人,则影响家庭乃至社会的安定。另外,浪费人沉溺于吸毒、赌博或酗酒,无心工作,这势必通过诈骗、挪用公款等方式获取他人钱财,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将浪费人纳入监护范围,由监护人进行说服教育,这有利于社会的有序发展。
(三)实践的需要
目前,酗酒、赌博、吸毒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鲜见。以赌博为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法院裁判赌博纠纷案件7452件,为赌博而筹集资金也引发了大量的的诈骗、民间借贷或挪用公款案件。根据韶关市中级法院(2015)韶中法民一终字第851号判决书显示,郭某作为教师,多次去澳门参加赌博,为了筹集赌资,郭某向丈夫徐某骗取大量钱财,向朋友何某等多人借款约68万元,并将家庭唯一房屋抵押贷款。经家人及单位多次劝说,郭某仍沉溺赌博不知悔改,最终造成家庭破裂,被单位解聘。由此可见,赌博给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了惩治赌博,我国刑法第303条和《治安处罚法》第70条均对此作出了规定,给予赌博者有期徒刑、拘役或拘留的处罚,但这均是事后惩罚措施,对赌博者的预防作用较小,无法保护赌博者的财产利益,因此需要民法为其设定监护人,将浪费人的民事行为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
(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需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私人财产虽受宪法保护,但浪费人任意挥霍财产的行为与我国优良传统相悖。由监护人监督浪费人处分财产,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体现。
摘要：浪费人源于罗马法,是指吸毒成瘾、酗酒成性或赌博成习等任意挥霍财产,致使自己或家庭可能陷于贫困的自然人。由于浪费人不能独立判断行为的利害后果,欠缺意思能力,且挥霍行为影响家庭及社会的有序发展,因此应构建浪费人监护制度。
关键词：浪费人,监护,意思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韩松.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监护制度 篇10
一、重视精神障碍者法律监护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 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严重精神障碍患病率约为1%左右。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老龄社会到来和竞争压力加剧, 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也出现了逐年增多的趋势, 心理应激事件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 (事) 件时有发生, 老年痴呆、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干预亟需加强[2]。面对精神障碍者日渐庞大的群体,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的保护状况却不容乐观。
当今我国对于精神障碍者的监护以家庭监护为主, 无家庭成员或已进行违法肇事行为的精神障碍者则由其他相关部门如公安、民政部门进行收容监护, 充当其监护人。对于精神障碍者群体的日渐庞大及衍生出的一系列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社会大众长久以来处于躲避、厌恶的情绪, 甚至对精神障碍者进行冷暴力与人身攻击;即使对于精神障碍者的救护治疗, 不同地区也呈不同趋势, 尤其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精神障碍者家属, 对于精神障碍者的救护治疗知之甚少且呈消极治疗状态。因此, 在对精神障碍者医疗支撑基础上, 加强法律监护势在必行。
二、我国现行精神障碍者法律监护制度及其缺陷
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明确规定了对包括精神病人在内的监护制度;在2016年6月审议的民法草案中, 对监护制度的内容又进行了完善。笔者从监护制度所涵盖的主要要素出发, 对我国精神障碍者的成年监护制度进行分析。
(一) 监护范围
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 (草案) 均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分类进行监护, 前者限定在精神病人以内, 后者扩大至精神障碍者。范围扩大是民法典编纂的进步, 但分类监护有待商榷。
(二) 监护人的设立
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 (草案) 对精神障碍者监护人的确定及顺序基本保持延续, 即由其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主体实施。主要变化是《民法通则》取消了“单位监护”同时《民法总则》 (草案) 完善为“有关组织”, 更接近了实际, 但实践操作中, 确定唯一监护人时常有难度或收效不高。
(三) 主要缺陷
无论是《民法通则》, 或是《民法总则》 (草案) , 笔者认为, 对精神障碍者的成年监护制度虽有所突破, 但仍存在瑕疵。
1.草案中将意定监护纳入监护人设立的方式中, 是对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但对行为能力的完全剥夺或限制并不符合民法的真正法律价值与本质特征。我国现有的监护体制, 把精神障碍者较为抽象地定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漠视了精神障碍者本人的自我决定[3]。医学研究与社会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精神障碍者所患精神障碍的程度各不相同, 对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4], 因此, 将民事行为能力简单地划分有无或限制有违民法典编撰的初衷。
2.监护人的设立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较为欠缺。我国《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 (草案) 中对监护人的选择次序进行了严格排列, 这不仅使得监护人的责任义务 (尤其对于经济承受等综合监护能力差, 而监护责任又是顺序靠前的义务人来讲, ) 过于繁重, 且单一监护容易在实际监护中出现监护漏洞和事故, 不利于监护的有效施行。
3.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 (草案) 对精神障碍者监护人在特殊情况下 (如监护人有争议和监护人未按要求履职时) 的指定监护选择及程序维持不变, 后者的进步主要是完善了协议监护和精神障碍者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 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当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既定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但长久以来我国对于监护的监督几乎处于空白, 合理有效地对监护制度和监护人履职加以过程监督的问题亟待解决。
三、当前大陆法系国家对精神障碍者监护的立法借鉴
笔者将以德、日两个国家为例, 从监护制度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归纳其独特性。
(一) 德国的监护制度以国家监护为核心, 废除了禁治产与准禁治产制度, 遵从“维持残障者生活正常化”与“尊重自我决定权”两个核心理念。
1.“维持残障者生活正常化”
1999年德国民法1896条第2项所规定:“只允许为需要照护的范围内的事务选任照护人。”此规定意义在于以帮助“维持残障者生活正常化”为前提, 根据其现有的剩余行为能力的差异, 尽可能多的赋予其权利, 并将法律对其进行的干预降低在最小范围之内。
2.“尊重自我决定权”
德国对精神障碍者的照护, 集中体现“尊重自我决定权”的理念。以充分尊重被照护人的意愿设置家庭成员或好友作为照护人即委任照护 (任意照护) 为主, 在无可行照护人时辅之以法定照护, 而非直接以法定照护的方式对被照护人强加照护人。充分体现出民法“意思自治”的核心原则。
(二) 日本对精神障碍者的成年监护制度主要有后见、保佐与辅助三种类型, 其中的监护力度依次降低
后见制度中保护人对被保护人拥有财产管理权、代理权以及人身照顾权, 是三种模式中保护人权利最多, 责任最大, 保护内容最广的类型;保佐制度中保佐人拥有对被保佐人作出事实行为的同意权, 但并不包括日常生活的行为同意权, 保佐人的权利居中, 对被保佐人的行为起到保护与辅佐的作用;辅助制度以家庭法院为执行场所, 从“尊重本人决定观点出发”, 赋予被辅助人最大的自主权利, 最大地体现民法是人法, 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的要求。
综上, 上述国家监护体系, 均以被监护人的意思为首要出发点, 最大程度地尊重与保留了被监护人的意思, 满足被监护人的需求, 且监护并非使用单一模式, 而是在所规定的弹性限度内对被监护人进行合理有效的监护。
四、完善我国民法对精神障碍者法律监护的建议
笔者从我国国情考虑, 并结合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意见供以参考。
(一) 在精神障碍者范围内取消“无行为能力人”之称呼, 仅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是对精神障碍者全部行为的否定, “限制行为能力人”仅仅限制精神障碍者部分行为的有效确认权利, 仍对其保留实现自我意识的部分权利, 而非对其所有意思表示进行全部否定。笔者认为,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将精神障碍者仅列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后, 可以根据其不同程度, 具体分析, 并对其制定进行不同程度的监护。比如, 严重者, 对其权利限制性强;轻微者, 对其权利限制性弱, 而非以偏概全、简单地用单种监护方式监护不同需求程度的精神障碍者, 这样更有利于效率监护、高质监护。废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之称呼亦利于体现对精神障碍者人权之保障, 符合世界潮流之共识。
(二) 调整监护人按次序逐一监护的方式, 允许多个监护人同时监护, 设立弹性监护方式。针对精神障碍者不同需求程度, 弹性确定监护方式, 有利于更好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 发挥监护的最大能效。笔者认为, 监护人的设立, 不必拘泥于顺序, 而应对所有符合监护条件的人员进行双向筛选, 最终筛选出有经济能力、能够保证负责日常正常监护的人员或有关机构、组织。另外, 为便于监护效果实现, 应确定两个及以上监护人对精神障碍者同时监护, 以互相补充某监护人缺位时的监护空白。
(三) 加强对监护制度的过程监督和国家扶持。监护一旦委托, 监护人必须担责, 对于监护权必须加强过程监管。比如, 监护人定期向民政等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法院汇报监护情况或互通信息, 及时调整监护方案或过程监督提醒。另外, 一旦出现失责等情形, 对监护人等予以追责。在今后的民法典编纂中, 可以在对监护人追责条款上增加对各监护人相互推诿造成不同后果的, 分别予以连带责任的追究惩处。通过承担和追究连带责任, 进一步保障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和提高共同实施监护的有效性, 同时确保多监护人共同监护方式的真正落实。当然, 对于勇于承担监护责任的监护人也应该予以政策扶持或奖励, 尤其是鼓励社会组织等力量在义务或低廉费用承担监护基础上, 政府予以购买服务或专项基金扶持奖励。最终通过家庭、社会和国家共同监护的手段, 既保障了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 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定。
五、结语
精神障碍者作为弱势群体, 不仅需要人文之关怀、社会之关注、更需要法律之保护。借鉴相关大陆法系国家经验, 考虑我国国情,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 》的讨论、审议和通过, 精神障碍者监护制度必将日臻完善。
摘要：精神障碍者近年来在我国呈现出数量增长趋势。面对严峻的形势, 我国《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内容尚不完备。笔者从重视精神障碍者法律监护的现实性出发, 结合我国国情、已有的监护制度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 对我国精神障碍者监护提出一些建议:取消“无行为能力人”;调整监护人按次序逐一监护的方式, 允许多个监护人同时监护;加强对监护制度的过程监督和国家扶持。
关键词：精神障碍者法律监护制度,缺陷,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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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制度 篇11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的留守儿童达到6102.55万，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对此，李克强总理指出，“这种现象短时期内恐怕难以消除”，那么，如何关注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就成为直面现实的重大课题。对此，有专家呼吁，在建立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应建立留守儿童委托监护制度。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便于政府掌握当地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跟踪，但如果只报告，而没有委托监护人的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只掌握了留守儿童的状况而难以从制度上完善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不能模糊，更不能出现真空，在父母进城务工之后，必须明确留在乡村的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是谁。不明确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对于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就很难建立。
近年来，留守儿童失学、冻死、溺亡、自杀、被侵犯等问题，引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已成社会之痛。尤其是贵州毕节地区此类事件频发，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分析所有留守儿童事件，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留守儿童缺乏监护，像去年发生的贵州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杀事件，家里就没有一个成年人，只有4个未成年孩子。在乡村，父母进城打工，对于未成年的孩子，通常的做法是，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或者委托给乡里的亲朋好友，这貌似给孩子找到了新的监护人，但其实，监护关系并不明确，被委托的人，基本上只管孩子的基本生活，对于孩子的安全、身心健康却关注不够，更有甚者，有的只是被请求平时去看看孩子的生活情况，至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的关爱、教育引导则完全缺失。
外出的父母怎样履行监护主体责任？如果监护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外出的父母身上，当地政府和学校、村委会，只是负责配合工作（干预或者帮扶），那对留守儿童的监护还是苍白无力。对于留守儿童，应该以国家监护为新的思路，建立新的监护体系。国家监护的基本思路是，由国家承担儿童出生之后的基本生活费、教育和医疗费用，父母作为孩子的自然监护人，代国家履行日常监护责任，如果父母無法履行监护责任或失去监护资格，则由国家（委托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人）进行监护。
按照国家监护的思路，乡村成年公民进城务工，要把未成年子女留在乡下，首先必须向政府报告，不能不报告就把未成年子女单独留在乡村，把未成年子女留在乡村而不报告，就是监护人失职；其次，政府应该要求外出务工人员，在外出之前，办好委托监护手续，与被委托的监护人签好委托监护协议，明确委托与被委托人的责任、权利；再次，如果外出务工人员找不到委托监护人，而本人不得不外出，则由政府指定人员进行监护，且签订委托监护协议。建立这样的监护体系，也就使留守儿童的监护无缝衔接，而不是父母不履行监护责任，社会只出于“爱心”去偶尔关心—下孩子。
监护制度 篇12
1 一则职业卫生应急案例
1.1 案情简介
某行政执法部门收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来电,反映了某厂有4例劳动者一氧化碳急性中毒的情况。此行政执法部门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来电反映情况核实后制定周全的检查方案,随即到该厂进行执法检查。经调查查实,该厂主要产品为机床零部件,在生产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矽尘、高温、噪声、二甲苯、一氧化碳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40余人。该单位值班室北面有一扇百叶窗(直接与锅炉加热车间相通),因年久失修致使百叶窗无法关闭;同时由于连日下雨,天气潮湿,大气压偏低,当晚夜班值班人员未打开北面百叶窗使其正常工作,造成一氧化碳气体的倒灌,而该厂未组织锅炉加热车间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一氧化碳项目职业健康检查,致使3名劳动者一氧化碳中度中毒,1名劳动者轻度中毒,对劳动者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该厂未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同时对劳动者生命健康造成损害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职业防治法》相关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对该厂作出相关行政处罚。
1.2 案情讨论
该厂负责人对于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工作表示部分不解,一是该厂每年定期安排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可是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没有让该厂劳动者检查一氧化碳这一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厂里负责组织职业健康检查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要进行一氧化碳项目的健康检查,此责任应当归咎于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为何要处罚企业;二是关于急性中毒事件,厂方已经积极整改,并送至专门医疗机构进行抢救,已经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整改,为何行政部门还要进行行政处罚。
此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分析情况后,和该厂负责人对于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律性质以及行政处罚的原因进行解释:①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是法定监护,呈现的是单纯的义务结构,即通过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赋予用人单位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毫无选择地承担职业健康监护的职责来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②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与自身的监督制度密不可分,独立的职业健康监护无法自动运行和实施,这本身就体现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定性,当卫生行政部门发现用人单位有侵犯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的行为时,必须做出相关判断,对违法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
2 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法律属性
2.1 人身属性
在法律术语中更多描述为人身权,是人与其人身不可分割、不涉及财产内容的权利,关乎人的尊严、自由、生命、健康、安全,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属性,是民事主体从事一切法律行为的必要条件,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民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2.1.1 劳动者是享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
案例中“锅炉加热车间的劳动者”,都是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其生命健康权必须要保障。因为生命健康权是人格权首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是公民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存在的价值基础。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就是从制度上保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职业健康权与作为特定民事主体的人即劳动者的人身密不可分,具有专属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职场中存在着从属性特征,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完全支配权,受制于用人单位的支配和监督,这是法律所认可的,但是,正如国际劳工组织的宣言所倡导的劳动不是商品一样,任何场所、任何条件下劳动者都不是资本及其所有者的附属品,而是享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如身体的完好无损,并不是“对自己这个人”的权利,而是就这个人的生命利益而言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利[2]。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就是切实保障了劳动者的工作健康利益而享有对于其他人的法律上的利益。
2.1.2 对劳动者人格的尊重是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底线
以人格权的作用为标准,人格权分为具体人格和一般人格权。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相关权益属于具体人格权。有学者将人格权区分为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两类,物质性人格权是指自然人对于其生命、身体、健康等物质性人格要素的不可转让的支配权;精神性人格性是以抽象的精神价值为标准的、不可转让的人格权,如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
一般认为,职业健康权益属于物质性人格权,体现的是人的物质载体上的健康权益,是专属于自然人的物质表现形式上的人格权[2],其调整和保护的劳动者健康人格要素。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任务之一,就是在用人单位的用人支配权与劳动者的人格独立权、在用人单位财产的所有权与劳动者的人身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平衡的立场受制于对劳动者人格的尊重和人权要求程度。
2.1.3 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无财产内容与其有关联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虽然不具有财产内容,却能引起财产关系的变化。职业健康相关权益是劳动者最基本的利益,是伴随劳动者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资本。在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中,通过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比如建立、完善、保存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提前告知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提供安全的劳动者作业场所等;通过加强执法监督管理等措施,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为其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财富提供了基础,保障社会稳定和发展。
2.1.4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具有绝对权属性
对于劳动者个人来讲,其职业健康监护效力及于任何人,任何不特定的人都负有不得侵犯他人职业健康权的义务。特点主要表现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健康权受到侵害时,依法可以享有请求权,属于独立请求权,可以诉请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这种请求权是保护性的请求权,属于非独立请求权[3],因而职业健康监护制度具有绝对权属性。案例中“4名急性中毒的劳动者”以及锅炉加热车间的40余名劳动者,他们的职业健康监护具有绝对性,是保护性请求权。
2.2 法定属性
法定属性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中,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的权利属性,如《职业病防治法》第一条的规定,充分显示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定属性。
2.2.1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是劳动者权利的制度化
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二、三十三条中对于职业健康监护的内容、形式,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内容、保存和使用管理等规定,将职业健康监护进行明确固定;对于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理、职业病报告规定、急性职业损伤事故防范措施规定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使这些日常操作形成书面文字,变成制度化。案例中对于4名急性中毒劳动者及时安排住院治疗等,体现了我国职业健康监护的制度化。
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相关权益首先是一种人身权,而人身权又是一种应有权利,因而职业健康权益作为法定权利属性具有了工具性的意义。职业健康权益成为法律化与制度化的表现,表明这项权利的现实性和可及性。“法定权利是权利的制度化,是权利存在的重要形态。它自始至终都处于应有权利与现实权利的中间位置,起着中介作用”[4]。
2.2.2 法定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代表公法关系
公法关系可以分为权利-权力关系、权力-权力关系两组关系。我国现表现为“权利-权力平衡模式”、“内外和谐相合作模式”[5]。带有法定属性的职业健康监护昭示了一种公法关系,即国家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所负有的义务必须履行。在职业健康监护作为法定权利属性的条件下,其权利的本位性和权利主体的主导性就凸现出来,从而构成一系列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权利主体制度、权利内容制度、权利实现制度、责任制度以及权利救济制度。案例中即体现了用人单位的责任制度、劳动者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利实现制度。
在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权利体系中,法定权利固然起着导向作用,但仍有许多法定权利兼有约定权利的属性,法律允许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在权利性质归属上做出选择,这正是这项权利的法律价值所在。比如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在劳动合同中进行明确告知,劳动者有选择相关工作岗位的权利;案例中用人单位就违反了此法定规定,即使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未明确告知其单位存在一氧化碳职业病危害因素,该厂负责人应该有能力判断或向相关有能力判断此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机构进行咨询,所以该厂负责人或相关工作人员的不作为造成其应当承担相应行政处罚。
2.3 权利体系
2.3.1 权利体系的构成
从法律层面上讲,权利体系是由资格权利、行为权利、保障权利的权利3部分构成。①资格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即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中,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是法律只授予特定人,比如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职业病患者等,本案例中只有该厂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劳动者才属于其范畴。②行为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是资格权利的必然结果。主要特征是实体性权利且附带相应的程序(救济性程序和非救济程序)。本案例中更多的体现的是用人单位负有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安全权利、以及用人单位在发生急性职业卫生中毒事件后的救济程序等。③保障权利是指保障行为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权利,其特征就是要保障行为权利的实现,在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中就是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以及在行为权利不能自行实现的情况下的程序性权利,且这种程序性权利属于事后补救性质,比如案例中行政部门的相关行政处罚。
2.3.2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是一致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是一个权利体系,其中所含的权利既有一致性又有独立性。从权利的内容和结构分析,既有劳动者个体性权利,如对于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或变更劳动者工作岗位、内容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或者采用隐瞒、欺骗手段不予告知的劳动者的拒绝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六)项);也有集体性权利如建议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七)项);既有实体性权利如批评、检举、控告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五)项),又有程序性权利如民事索赔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二条);既有劳动过程中的权利如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知情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也有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如工伤保险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一条)、培训权(《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等。
3 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律属性
3.1 内涵
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律属性是指依附于接触职业危害劳动者的人身属性,通过国家立法调整社会干预方式,明确规定相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相关权益。
3.2 功能
我国职业健康监护制度的法律属性体现的是其客观规范功能,即为一种保障义务,国家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作为及制定相关程序法律都以保障基本权利为准则,以弥补个人主观权利的不足。随着社会法治的发展,现在的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是更基于劳动者积极身份肯定基本权利的客观规范内容,使国家的相关工作部门,如用人单位、行政部门等负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义务。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2]第6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S].
[2]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M].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41.
[3]杨立新.人格权法专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
[4]王利明.民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