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经济（精选12篇）
两国经济 篇1
引 言
经济学家把创新经济概括为旨在“利用已存在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要素创造新的矛盾共同体的人类行为, 或者认为是对旧有的一切所进行的替代和覆盖”。经济学上, 创新概念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一文, 熊彼特将创新概念定义为, 将某种新的生产要素和人类生存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他同时强调, 科技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上世纪初, 经济学家索洛通过对美国1909～1949年间私营非农业经济进行考察, 通过对其劳动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实证分析, 在结果中发现, 这40年间每人每小时的总产出 (国民生产总值) 与之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中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87.5%, 而另外12.5%则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量所取得的。索洛所做的实证调查证实了创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据此, 索洛进一步提出,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和基本因素。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还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 在他的研究中, 表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在他看来, 一国要实现经济追赶和超越, 首先应该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 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俄罗斯, 依托自然地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已成为政治精英和经济干才们的首选。得益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俄罗斯人正在享受自然地租红利——能源及原材料出口给每个国人带来的好处。从1999～2008年, 经过1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接近7%, 超过世界年均增长4.7%的水平, 累计增长达到80%, 这一数值超过世界累计平均增长47%的水平[1]。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到2007年底, 俄GDP按当前汇率计算达到了1.27万亿美元, 排在世界第10位, 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则已经超过了意大利、巴西和法国名列世界第7位[2]。10年间, 俄联邦预算连年保持盈余, 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截至2008年8月, 俄外汇储备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 同时还储备有约2000亿美元的稳定基金及福利基金, 国库充盈。这些财富为俄应付内外危机建立了缓冲带。另外, 2006～2007年度, 俄提前偿还了巴黎俱乐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宗债务, 一举改变了长期以来重债压身的窘境。这些成就的取得, 得益于原料化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原材料价格高企的双重作用。然而, 单一的依赖于出口初级产品而带动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导致了产业结构日趋失衡, 畸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经济的安全性, 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光临欧亚大陆之时, 注定其必然逃不掉“资源陷阱”的诅咒;同样, 70年前的“荷兰病”又远隔重洋重新在俄罗斯经济中变异为同质的“俄罗斯病”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创新经济代表的是二战之后世界主流经济发展趋势, 是在传统以要素驱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又一次转型和升级。目前,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增加值的85%以上都是由创新经济创造的, 这些国家正在享受由创新经济创造的巨额财富给人们带来的福祉[3]。然而, 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经济转轨国家还踯躅在资源经济的初始阶段, 如何挣脱原料化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 跟上时代的脚步, 发展创新经济是其不二选择。
1 俄罗斯经济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一国经济质量的好坏与创新经济数量的多寡呈正相关。美国经济尽管存在周期性波动, 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灾难之后, 常为世界所诟病, 使其在全球的榜样作用大打折扣。但是, 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一国独大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根据2008年世界各国GDP排名, 美国仍然以14.33万亿美元雄踞世界首位, 而俄罗斯以1.757万亿美元排在世界第8。美国之后的2、3、4名分别为日本、中国和德国3国, 其中, 日本为4.844万亿美元, 中国为4.222万亿美元, 德国为3.818万亿美元, 3国累计之和比美国还少1.4万多亿美元[4]。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美国经济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各国。回首历史, 美国自1894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之后, 在以后的110多年里始终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无人替代。有专家估计, 凭借美国目前的实力, 在未来几十年内其老大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凡是存在的, 就是合理的。美国经济合理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在于创新经济作为其经济增长的动力, 始终能给不断运转的经济体注入新的活力, 使其保持稳定增长。历史上发生的数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约一半发生在美国, 但美国总能在危机之后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使灾难得以化解。美国之所以能顺利走出历次危机的泥沼, 获得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 科技创新和应用无疑是主要动力。
科技兴国的发展战略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最强大、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 并且在强大成熟的创新体系框架下, 其经济发展仍然具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与美国相比, 俄罗斯虽然以其当前的经济总量已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 但是, 经历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明显看出前行乏力, 后劲不足。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呈数量型外延式增长, 未能形成创新型内生式增长模式的转变。在资源经济几近极致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经济由资源拉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 如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何找到替代承接产业补充传统经济造成的缺憾, 成为关键。
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始建于1997年, 由于时间太短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率的生态系统, 旧有的计划经济时期观念和体制痕迹仍然制约着创新经济的开展。由于新的市场经济理念还没有形成, 同时又缺少必备的硬件设施, 因此使俄罗斯在发展创新经济过程中步履维艰, 困难重重。在作者看来, 制约其创新经济开展的内在因素如下:
1.1 具有创新能力的小企业公司数量少
近年俄统计局对25000家国内小企业公司进行考核, 其结果显示, 这些企业具有创新能力的只占10%[5]。而美国有40%的企业具有创新功能, 尤其是小企业公司在创新能力方面显得尤为突出。据SBA统计, 美国有60%的创新成果来自小企业, 小企业的人均发明创造是大企业的2倍。在世界创新产品中美国占有38%, 而俄罗斯只占有0.3%～0.5%的份额[6]。由此可见, 俄罗斯参与创新经济研究的企业与美国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
1.2 知识产权保护形同虚设
尽管俄罗斯已经出台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 但在执行过程中效果差强人意。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 俄罗斯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列在117个国家的第105位[7]。而在美国, 知识产权保护早在1789年就已经立法保护, 在《宪法》第一章第八条第八款中明确规定, 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人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时期内的专有权利, 以促进科学和实用工艺进步。”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对法律的尊重, 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有秩序的创新环境为创新经济开展总能提供新的动力。
1.3 拨款机制偏重国家科研院所
在俄罗斯, 科学院所是创新活动的主体, 其研发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拨款渠道单一, 政府负担大。同时, 这种拨款机制过于程式化, 层层下拨过程中经常出现资金截留、分派不到位的现象。不能有效激励创新活动的开展, 从而影响了科研计划的实现。俄约90%的科研项目集中在各级科研所和科学院, 而高校和企业作为科研的主体则处在边缘, 所占份额仅占10%左右。目前俄这种拨款机制和科研项目的分派方式与美国相比存在很大差别。在美国, 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资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一种引导性的, 而支持创新经济发展的资金是多元化的。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企业是科研的主体而非政府组织。
1.4 小企业数量少、发展慢
俄小企业数量1999年为86.8万家, 2002年降到84.3万家。如果和美国做比较, 则差距非常之大。根据美国统计署的数据, 截至2005年, 美国大约有2580万家小企业, 雇佣了美国50%的劳动力 (政府组织除外) , 支付的薪酬占美国劳动力总薪酬的45%, 在过去10年内创造了60%～80%的新增就业岗位, 如果按照美国有3亿人口计算, 平均每11个人就拥有1个小企业[8]。比照美国的标准, 俄应有300万家小企业, 应该保证2200万人就业, 小企业产值应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然而, 2003年俄的小企业数量仅为88.2万家, 这一领域的就业人数只有743万人, 仅占就业人口的10.5%, 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7%[9]。按发达国家标准, 俄小企业应该还有50%～70%的发展空间[10]。这里俄美之间最大的不同还在于,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小企业公司看作是美国的经济命脉, 振兴小企业就是振兴美国经济;而在俄罗斯, 小企业公司在寡头公司的挤压之下始终被边缘化, 是被忽略的一族。
1.5 产品研发与市场脱节
由于国家资金支持的项目并不是需求导向型的, 研究者大多强调学术研究, 忽视商业价值, 研究成果很难转化为生产力, 实现社会属性。目前, 俄罗斯尚未建立起相对有效的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密切结合的机制, 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之间严重脱节。根据1992～2001年已经登记的发明和有价值的新型设计, 能够进入商业交易的还不到6%, 大量的科技成果被闲置。企业没有上升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所生产的产品工艺落后, 质地粗糙, 款式老旧, 价格奇高, 和国外同类商品相比缺乏竞力。用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第二次国情咨文中的话说:“俄商界至今仍然青睐于他国的制成品, 而本国产品竞争力之低令人羞于启齿”[10]。有鉴于此, 俄应改变科研与市场相脱离的现状, 应把企业研发行为作为科研主体。
从以上几个方面考察俄美之间创新经济的开展状况, 不难看出俄罗斯在从资源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过程中和美国相比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作为世界创新经济开展最好的国家, 在上百年的修改完善过程中积累了非常多的成功的经验, 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值得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轨国家研究和借鉴。
2 俄罗斯地租经济能否及如何植入美国创新经济元素
俄罗斯地租经济已经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如果没有创新经济创造出的新的承接替代产业加以完善和补充, 注定了下一次危机到来之时, 还将是俄的遭灾之日。
自2000年以来, 资源性产业在俄工业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1/3是由出口完成的, 其中大部分以能源为主。如2004年为59.9%, 2005年为61%, 2006年为68.5%, 2007年是67.7%[11]。2006年, 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出口占到了俄出口总额的85%以上。在增长最快的2007年, 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占到了出口商品总额的90.2%, 其中油气两项占到出口总额的64.2%。而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额虽然都大幅下降, 但仅石油出口一项仍然占到出口总额的66%[12]。从1999～2009年的10年里, 平均外贸出口增长为9.1%, 超过同期GDP增速的2.4个百分点, 外贸出口增长幅度远远高于GDP增长幅度。而非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经济增长幅度则远远落后于前者, 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不但没有改善, 相反呈愈加严重之势。
俄罗斯转轨至今已有20年, 在发展创新经济方面无论是制度环境还是人们的理念都十分欠缺。以现有的条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使其创新产业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是, 俄罗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储备和相对健全的工业体系以及丰裕的资源禀赋完全支持其创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在实践中能够借鉴美国的一些成功经验, 植入美国的一些创新经济元素, 俄创新发展就会少走弯路, 就会节省时间, 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美国创新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是:
2.1 美国创新体系的高效性
当前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是经过2个世纪不断完善逐渐演化而成的。是集大学、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一套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这种体制能积极有效地激发不同创新主体的活力, 使不同社会主体间既竞争又合作从而创造出高效的创新成果, 这是美国创新体系中最大的优势。在这种机制下, 科学家、企业家、政府、高校及各相关机构都能有机结合, 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使创新体系边际效用最大化。另外, 美国是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 在招贤纳士、吸引人才方面, 一直采取非常宽松的政策, 使全球高级人才聚拢到这里, 从而为大量新知识的产生和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2.2 高密度的小企业集群效应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 小企业是美国经济的命脉, 唯有振兴小企业才能振兴美国经济。美国小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可以从几个数据反映其不可或缺性:美国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9.7%, 雇佣了美国50%的劳动力 (政府组织除外) , 支付薪酬占美国劳动力总薪酬的45%, 在过去10年内创造了60%～80%的新增就业机会, 人均发明专利数13～14倍于大企业, 并且这些专利应用率2倍于大企业, 占据出口企业总数的97%。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每个小企业都是市场的积极参与者, 这些小企业和那些万人以上的大企业相比显露出高效率, 数十人或十几人的小企业, 每投入1美元所获得创新成果要超出16倍以上。美国的开发费用仅占4%左右, 而经受住市场考验的创新产品占到40%以上[13]。
2.3 科学领域学科间的紧密结合
美国创新体系中最大的功能是把各个相关学科技术有效地结合起来, 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技术体。在这方面, 美国的“硅谷”是最典型的范例。目前, 这一高技术园区已成为世界高新技术研发的重要发展模式, 被称作“硅谷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以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中心, 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综合体, 可使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这种学科间紧密结合的方式主要体现在把个人学术研究、集体科学研究、国家组织的大规模研究项目通过一个平台使其有机融为一体, 从而发挥其最大功效。
2.4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瓶颈难题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难题。对此, 美国的成功经验是, 政府建立一个以中小企业管理局 (SBA) 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该体系是由美国财政负担并独立于联邦政府之外的机构。其主要功能是负责为中小企业提供业务咨询、少量的政策性贷款、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环境、引导民间资本向中小企业投资等。在该系统的支持下, 很多中小企业获得成长壮大, 如微软、戴尔、英特尔等当年都是小企业, 如今都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大企业。
3 结 语
俄罗斯在经历了2009年的经济滑坡之后, 国家受伤之重远超人们想象, 当人们在连续10年经济增长的美梦中惊悸醒来时, 俄罗斯人深切地感到, 以地租经济维系的国际供求关系非常脆弱并且充满变数。这种发展模式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使自身陷于被动。尽管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但是美国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已经走过最晦涩黑暗的低迷时期, 开始步入上升轨道, 由此看出美国经济自身调节功能的有效性。在美国,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 但美国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总能使国家从容走出困境, 然后以新的姿态、新的发展方式创造出新一轮繁荣。这种自我调节机制源于美国发达的创新体系和相对完备的创新制度,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使技术和工艺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从而使美国总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制高点。
美国里奇蒙德储备银行 (Richmond FED) 主席莱克 (Jeffry.Lacker) 说:“近年来推动美国薪资和就业趋势的幕后因素是科技进步, 而非贸易。”创新经济的内涵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大于传统要素的投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特别是在俄罗斯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后, 如果其不想沦为原料出口国的附庸, 就必须大力发展创新经济, 改变单一资源出口模式, 只有改变这种以能源依赖型增长方式, 才能免于把俄经济带入死胡同。在梅德韦杰夫看来, 转型刻不容缓, 必须从能源经济向创新型发展模式转变[14]。只有这样, 才能修正目前已经完全失衡的经济结构, 使经济发展步入健康、均衡的发展轨道, 才能实现在2009年11月2号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在未来几十年内俄应成为“不是靠原料, 而是靠智慧富裕起来的国家, 靠创造了独特知识‘智慧’经济、出口最新技术及创新产品而富裕的国家”[15]。
俄罗斯是个智慧、勤劳、善于学习的民族。有理由相信, 凭借其庞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和比较完整的创新经济体系以及丰富的资源优势, 在未来10年内能够实现2008年11月俄政府通过的《俄罗斯2020年前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构想》中提出的目标, 将经济总量由目前的第8位提前到第5位, 按购买力平价实现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届时, 俄罗斯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
两国经济 篇2
中、韩两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农产品的出口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区别。对中国而言,水果和蔬菜成为最重要的出口农产品。中国蔬菜与水果出口贸易额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0%以上,以后是27%,远高于其他类别农产品的出口。中国水果与蔬菜出口的主要对象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亚洲地区,欧美市场的出口量相对较小。
韩国的主要出口农产品是水果与蔬菜,肉类与肉类制品、食糖与蜂蜜、还有水产品等其他农产品。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水果与蔬菜出口的份额为16%,肉类与肉类制品出口的份额为14%,水产品等其他农产品出口的份额为41%。
中韩农产品贸易比较分析
(一)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的分析
互补性表现为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很低。产业内贸易指数是衡量贸易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重要指标,通常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反映,其计算公式为,Bi=1-|Xi-Mi|/(Xi+Mi)。其中,Bi表示i产业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Xi与Mi分别表示第i类产品出口值与进口值。当Bi接近于0时,说明双方间的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可以得出,农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详见表1所示)。
此外,蘑菇p蕨菜p芝麻籽p花生p赤豆p面条p糖p威士忌酒等主要进出口产品的计算值都几乎为零。这说明,中韩间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在逐步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互惠互利。
(二)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本文选取了韩国的农产品另一主要进口国美国,与中国的农产品进行国际比较分析。21种主要农产品竞争力指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中国只有在大米、茶叶、花生、蔬菜和水果、水产品上与美国相比占有优势,其他均是劣势。这些优势产品是将来中国农产品发展的重点。特别是蔬菜和水果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应该大力发展。总体而言,受资源禀赋条件的影响,中国各种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差距明显。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是我国的优势产品,而资本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将一直受到国外产品较大的冲击。
结论
首先,中韩两国的农产品进口近年来都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主要进口农产品的品种不同,不存在进口上的竞争问题。
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中韩两国都属于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价格高缺少竞争力,入世后都面临国际上低价农产品的进入对本国农业带来的冲击。中韩两国都是WTO的加盟国,在依据WTO有关规定,逐渐降低关税,去除非关税壁垒的同时,加大扶持农业生产的力度,以维护本国的农产品消费市场的稳定,保护农民的权益,积极提升农业生产的国际竞争能力。两国在此方面进行经验交流和合作有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
最后,中国农产品在质量上的不稳定,也容易引起韩国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韩国在农产品贸易法律法规的执行过程中,人为的添加了政府保护本国农产品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法律法规的初衷,造成了政策法规的不透明,给中国农产品对韩出口造成了障碍,增加了农民生产的风险。如何改善政府职能,做到公开公正,也是两国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综上所述,中国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FTA)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以,在未来的FTA谈判中,尽管将某些敏感的农产品列为例外的可能性很大,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应该将FTA的签订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进行探讨。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可以在新的框架下解决目前难以解决的争端和问题。中韩两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既要借鉴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又要结合中韩两国目前的
两国经济 篇3
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 经济影响 日本
一、引言
近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升温。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2010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数据显示，2010年1—6月，两国间贸易总额约138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5%，创双边贸易半年新高。日本对中国出口达到创纪录的684亿美元，大增47.1%，而从中国的进口也达到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2%。国际经济理论证明，增加直接投资、扩大贸易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巨大利益。对投资国来说，企业可在国外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或者通过外国政府的投资奖励、节省运费等，获得经济效益；而对被投资国来说，直接投资不仅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带来不同形态的资本等。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引起的中日两国间贸易的扩大，对中日双方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摸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背景下的工场转移阶段以及2001年以后的开拓中国市场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民间对华经济援助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日元升值等因素，日本加速了生产基地向中国的转移，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正式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有了质的飞跃。截至2009年4月，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666.8亿美元，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近年，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逐渐显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制造业的大型生产基地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远大前景，一部分日本企业甚至表示10年后将会把公司本部转移到中国。二是投资结构呈现出多样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型企业；投资领域也涉及到各行各业。三是中国已由“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日本企业原来实施的“中国制造、日本销售”的“中国商务战略”逐步转成了“中国制造、中国销售”的“中国市场战略”。四是投资向中国华东地区转移的趋势。华东地区既是中国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连接点，也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纽带。该地区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等与日本较为接近，消费水平也处于急速上升阶段，使得日本企业都愿意将投资地选择在该区域。
三、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国内曾出现过对华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产业空洞化”的言论，即伴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主要生产经营基地逐渐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国内仅留下一个“空壳”，导致日本国内经济不断萎缩。其实，向海外转移生产是任何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资本和资源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对华直接投资未必会引起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相反，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双边贸易。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既有正面影响，也会有负面影响。
（一）对日本国内就业的影响
根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就即将或已经在本国国内丧失竞争力，对外投资后，虽然此劣势产业的发展削弱，但国内其他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却会大幅增加，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有正面的影响；反之，如果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还存在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就会削弱投资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减少国民的就业机会，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就有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即将或已经丧失发展优势的行业。虽然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后日本国内的失业率的确处于上升趋势，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对华投资的增加并不是日本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日本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恶化以及日本国内需求的不足。不良债权问题不仅难以处理，而且引起了企业破产和失业率的上升，最终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同时，日本对内直接投资规模太小、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也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另外，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地位的提高，日本女性就业的人数不断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
（二）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与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本国出口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导致投资国对被投资国出口的减少；反之，被投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往往会采取限制进口的各种措施。如此一来，投资国只能在被投资国直接建立生产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国对被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与替代关系理论相反，日本学者小岛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投资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的顺序依次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两国之间的比较成本差距，进而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究竟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出口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取决于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
近年，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呈不断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857亿美元到2008年的2664亿美元，短短8年时间就增加了两倍之多。其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功不可没。这些投资带动了相关的其他产品的出口，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两国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所以两国间的贸易呈扩大趋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增加其出口而非抑制出口。
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积极利用外资，开展加工贸易，开启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道路。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产业开始大调整，中国大胆地吸收来自欧美、日本等国的资金，大力发展有色金属、钢铁、煤炭、化工等产业。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在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不断发展与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的增长。
同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资产重组、企业重组等方式弥补产业的空白地带；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中国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特别是对通讯设备业、微电子等技术密集的行业投资比重明显加大，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明显。中国还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对于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特殊的优惠待遇来积极引进，促进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显著上升，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快速调整。
（二）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引进先进技术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动力之一。日本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软技术，同时也为中国带来许多先进的生产设备等硬技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为日本加工组装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90年代后，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力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迅速增加，在2001—2008年的8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接近22%。其中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等技术领域的产品有13.6%来自日本进口，其中电子技术产品的16.1%、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32.5%自日本进口。
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不均衡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却少有涉足。同时对于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了其市场供给过剩，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平衡。最终导致生产力过剩、经济增长缓慢。同时在此过程中，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渐明显。
（二）日本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过于保守
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深感对华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担心对中国进行的资金技术投资会不断壮大中国实力，对日本构成威胁。在这种矛盾心态的影响下，虽然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规模和数量上不断增加，但投资技术转让始终所占比重较少。
（三）中国投资环境还需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及原材料紧张、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劳动力素质不高等问题一直存在，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阻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障碍。
引进外资是各国企业争夺资本市场的战略制高点。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定位产业发展，就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引进海外资本，以强化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惟其如此，我国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为日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条件，而在华的日资企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人数920万人，而在华日资企业也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构筑中日经济环境共同体，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①日本贸易振兴机构（ジェトロ）官网．[DB/OL].http://www.jetro.go.jp/indexj.html
②大前沙代等. 日本の対中直接投資[Z]. 大阪大学经济学部，2006（12）
③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日本模式[M]．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78
④张应武. 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⑤翟旭柯.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其国内经济的影响[J]．财富与管理，2009（12）：18—19
（黄晋，1979年生，江西九江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商务日语、日语教育）
两国经济 篇4
一、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影响
由次货危机发展的金融危机, 对美国及全球部分发达国家影响较大。
1、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金融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渗透, 世界主要经济体增幅下滑趋势明显。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走弱的趋势进一步明确, 已发出衰退的预警。
2、金融业状况迅速恶化。
自2007年次货危机爆发以来, 华尔街银行的损失很大且仍未见底和完全曝光。估计美国金融业损失高达4600亿美元, 其中近50%为住房按揭 (美国已有230万人断供) , 20%为商业按揭, 30%为信用卡、汽车贷款、债券坏账。相当多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 其中不乏全球知名、有实力的银行都未能幸免。
3、住房价格大幅跳水。
对房地产的悲观预期和不断紧缩的信贷状况互相影响并陷入恶性循环。房地产价格下降, 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水平持续走低。从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全国范围住房市场价格平均下跌了14%。其中, 6月份二手房销售量和价格双双下跌, 同比分别下降15.5%和6.1%。
4、失业率增加, 给经济发展势头蒙上阴影。
2007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6%。2009年9月26日美国《明报》刊发报道指出, 美国金融体系的近乎崩溃对美国就业率的影响远远超出华尔街。而失业率的增长势头必然会严重影响消费,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在63左右, 为1982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个人消费包袱沉重, 信用卡还款风险加大。
美联储2008年7月份公布, 信用卡融资循环信贷余额达9618.5亿美元, 同比增7.1%;未偿还余额2.57万亿美元, 平均每个持卡人负债8400美元, 比八年前高出近七成。
6、对商品进口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低迷、消费下降、市场需求大减, 加上银行紧缩银根, 严格控制信贷, 严重影响了美国进口商的资金周转能力。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机理
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 金融危机削弱了未来至少3~5年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那么美国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美国经济的呢?
1、促使.
美国经济衰退概率增大。美国的金融危机大致呈三个阶段不断演化:第一个阶段:危机主要发生在房地产市场, 主要表现是房地产市场萎缩, 房屋的交易量和价格下降;第二个阶段: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市场, 主要表现为大量金融机构陷于危机或倒闭;第三个阶段是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 经济产出下降, 失业率上升, 经济出现衰退。
2、促使美国经济大幅萎缩。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股市以及其他主要股市均大幅下挫, 因此, 可预计美国等经济体的投资和产出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目前美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已基本丧失, 2008年9月份在美国股市上IPO的公司为零, 再加上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加大, 因此, 美国企业的投资和产出必将出现大幅下降。
3、推动美国金融监管的变革步伐。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 因应各类金融市场危机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 美国次货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表明, 当前美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的高风险问题和道德风险已经到了不容拖延的紧要关头, 必须尽快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系。
4、影响美国金融市场结构, 促使
美国银行业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能化阶段。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开始改变美国银行业的版图。危机为银行间的收购与兼并提供了机遇和便利, 如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美洲银行收购美林、摩根大通收购华盛顿互惠银行以及最近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争购美联银行等。
5、推动美国银行业调整业务发展模式。
本次危机促使金融市场重新评估投资银行盛行的业务模式:即低股本、高杠杆, 低资产回报、高资本回报的“两高两低”模式。在经济向上的周期中, 这种模式使投资银行通过过度承担风险, 获得可观收益, 但在经济下行周期, 尤其是当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时, 其融资能力不足以支持其庞大的资产, 不得不进行“去杠杆化”, 既冲击了金融市场, 也使投资银行置身于困境, 最后导致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消亡。
6、进一步加快美国金融市场的开放, 加快美国银行业的全球化步伐。
金融危机促使美国金融监管当局重新审视自身, 直面其金融竞争力下降的事实, 积极行动起来, 改善金融监管, 扩大金融开放。
三、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理
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投资在美国的1.2万亿美元随股票暴跌而亏损;二是中国属外向型经济体 (去年出口总额超过1, 2万亿美元, 其中约三分之一出口到美国) 。经济危机肯定促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捂紧口袋, 这样中国出口将大规模锐减。具体来说, 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呈如下机理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1、需求影响机理。
金融危机发生后, 美国国民财富缩水, 消费支出增长处于停滞。美国人借贷消费模式将面临挑战, 内需紧缩直接导致美国进口能力下降, 而中国正是依靠美国负债支撑着出口制造业, 使得中国过剩的产能得以消化。因此, 通过需求影响机制的作用, 中国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受到挑战。
2、汇率影响机理。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出台, 将通过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 进一步扩大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的流动性, 导致美元对外汇率贬值。美元贬值能使美国经济纠正贸易失衡, 促进经济增长, 增强美国产品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但却造成能源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 加剧全球通货膨胀。
3、竞争影响机制。
当发达国家的消费乏力, 贸易壁垒抬升, 新兴国家之间竞争也会更加激烈。近期以来, 人民币对欧洲货币也出现升值, 这令中国更难同越南等低生产成本的国家展开竞争。过去一年里, 由于需求下滑、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 已有数千家中国工厂被迫关闭或是迁往其他地区。
4、政策影响机理。
在危机给金融领域造成沉重打击并开始向实体经济蔓延之时, 美政府采取措施积极救市, 美联储也发布声明降低基准利率。受其影响, 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全球各央行史无前例联合大降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 在世界日益感受到中国影响的同时, “全球因素”也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要变量。
5、投资影响机理。
由于发展中国家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投资有关, 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 未完成项目因缺钱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 已完成项目可能变成过剩产能。发展中国家还可能产生“危机的第二轮效应”。对于中国而言, 从利用外资来看,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过多变相进入中国, 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随之也会向中国转嫁, 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因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动荡, 这将加大中国资金调节的难度, 影响利用外资的质量。
总之, 美国次货危机和金融危机是整个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出了问题, 这也是全球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其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机理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分析。
参考文献
[1]王为强:《美国金融危机及影响》[J], 中国企业家, 2008, (10) 。
中日两国射箭礼仪 篇5
如同中国一样，弓道射箭作为日本古代的民族形式体育，具有丰富的哲学内蕴。它不但要求射手要具有高超的射箭技术，还要求射手在指引下，完成身、心和弓箭三者的高度和谐统一，以表达对高尚品德的.追求，对力量美与准确美的向往和享受，最终融化成为对真理的追求和崇拜。
弓道讲求高强度的基本功练习，最主要的训练方法是对某一个基本动作千百次的重复练习，直至矩，精确无误。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练习方法，不但可以达到提升射手技术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使练习者通过艰苦的练习以达到磨炼，逐步领悟到弓道的道。重视礼仪是日本弓道最大的特点之一。这源于之日本武道对和谐与道德的追求，也与日本民族崇尚礼仪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弓道的基本原理是，练习者为了的高技术水平，必须首先认真的掌握弓道的各种礼仪，并贯彻于练习活动之中，乃至于曰常生活之中。只有通过行为上的高度约束与心身的统一，人才可以心平气静，进入一种道的状态。在这方面，弓道无疑得益于中国古代的射礼，而日本的弓道家们也承认这一点，他们甚至认为，日本弓道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中国古代射礼的延续与本土化。
练习弓道前的礼仪过程已经不像古过去那样细琐复杂，有趋于简单的倾向。然而，简单并不等于敷衍了事，更不代表着表演作秀和浮躁化。短短几分钟的仪式，仍然要求全神贯注，庄重肃穆，一丝不苟。执弓之前，要求射手面向目标，身体直立，聚精会神，以达到神清气定的状态。要求在放射之前必须努力排除心中的杂念，并要认真的思考和明确射箭的目的与意义。在完成上述的精神调整的阶段后，习射者仪态自然平静，动作沉稳而节奏清晰，然后才可以射箭了。
两国经济 篇6
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的实力，在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对其形成的历史原因，高中历史教材中少有提及，师生却普遍存有疑问，其实，这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这个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在法国是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雅各宾派实行了革命的土地政策，不仅把逃亡贵族、王室和教士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卖给农民，还把200年来被地主、贵族夺取的公地一起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最后是无条件废除纳贡农的一切封建义务。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封建经济基础。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拿破仑执政后，自由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就是这种法国大革命后确立、拿破仑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小农土地所有制的长期存在，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首先，它把广大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限制了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小农由于生活贫困，难以养活较多的人口，一般一个农民家庭只养育两个子女，因此法国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从而造成工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缺乏。其次，小农的经济力量极为薄弱，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机器，即使有了农业机器，在小块土地上也难以使用。最后，贫困的小农没有能力去购买较多的商品，他们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直接生产供自己消费的大部分产品。所以法国的国内市场极度狭窄，这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加上法国从中世纪以来已确立了以高级奢侈品和装饰品为主的工业结构，不容易很快采用机器大生产，手工劳动仍占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工业革命规模小，速度慢。到19世纪末，法国工业很快就落到德国和美国之后了。
拿破仑政权时期，法国不仅小农土地所有制有很大的发展，其经济发展也是显著的。1795～1815年，拿破仑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扶助、鼓励工商业和扩大国外市场的经济政策与措施。为了从法律上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拿破仑在1804～1810年间先后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和《刑法典》。其中，《民法典》是在拿破仑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他对资产阶级的最大功劳。拿破仑曾不无得意地说：“我的真正光荣不在于我打了40个胜仗，但不能遗忘的，将万年长存的则是我的《民法典》”。为了把法国的经济势力扩展到国外，控制整个欧洲市场，拿破仑还接连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欧洲一半的土地，并从战败国搜刮到大量财富。1804年，仅从欧洲各国强征的“特别收入”就有1.23亿法郎，相当于法国当时国家总收入的六分之一。1807～1809年，从普鲁士及其盟国勒索了约10亿法郎。军事上的胜利，使法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被占领国。为了打击竞争对手英国，拿破仑还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颁布了《大陆封锁令》，后于1807年又颁布《米兰法令》，严禁欧洲大陆各国与英国发生任何经济联系。上述各项政策，大大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两国经济 篇7
一、日、美两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协调增长过程与政策借鉴
(一) 日、美两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协调演变过程
1. 美国的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基本协调。
美国的居民收入增速多数时期与GDP增速持平或略高于GDP增速。1930-2009年, 美国GDP年均增速 (名义) 为6.34%, 而居民收入年均增速 (名义) 为6.4%, 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相关系数达到0.98。特别是从1952年开始, 美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期, 居民收入增速大部分在GDP增速上下1个百分点以内区间浮动。
美国居民的个人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分布特点。20世纪80年代是收入结构变化的分水岭, 此时也正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升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的关键时期。收入结构的变化特点为: (1) 工资和薪金所占比重自1978年美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出现明显下滑, 1980年已下滑至60%以下, 2010年为51.1%。 (2) 其他劳动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迅速, 两项收入比重分别从1950年的3.5%和6.1%, 上升至2010年的12.6%和18.3%。美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收入分配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3) 财产性收入比重在80年代以后保持了平稳, 2010年比重为26%。说明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 投资产品和形式多样化, 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较高也相对平稳。
美国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说明当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到人均GDP 1万美元之后, 将出现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转移性收入比重上升、财产性收入比重平稳的状态。
2. 日本的居民收入与GDP增长趋于协调。
1964-2010年, 日本居民收入 (不包含农林牧渔业家庭) 增长与经济增长走势基本一致, 但以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分界, 幅度上则呈现明显差异。1964-1969年GDP年均增速 (名义) 达到16.3%, 高于居民收入增长 (名义) 5.7个百分点。而1971-1975年的6年中, 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差异幅度最小, 居民收入增速平均高于GDP增速0.8个百分点。1971-2010年, 日本GDP年均增速 (名义) 为5.12%, 高于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名义) 1.2个百分点。
从日本居民收入结构来看, 工资和薪金是家庭收入的主体部分, 比重在93%~95%之间小幅变动。1964-2009年工资和薪金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高达93%, 表明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如何增加居民的工资和薪金。相比较社会保障收入比重提高较快, 从1963年的0.72%提升至2009年的4.47%, 说明增加转移性收入能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总收入。
(二) 日、美两国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政策分析
1.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 “计划”的提出及实施背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 是指日本在1961-1970年间实施的, 以实现“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为目标, 从而达到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的经济发展计划。而推动“计划”出台的前提为: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与过低的国民收入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不平衡增长与二元结构中的突出矛盾。
(2) “计划”的实施措施及制度保证。第一, 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充实社会资本。政府用庞大的财政预算作后盾来整顿和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1958-1973年, 财政投资额从4252亿日元迅速增加到69248亿日元, 增长15倍, 年均增速为20.44%。同期, 公共事业费由2030亿日元增至25604亿日元, 年均增速为18.41%;其中, 1961-1970年十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6.3%, 高于计划中提出的13%的目标。第二, 建立最低工资制度, 缩小行业工资差别和提高整体工资水平, 大力提高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日本在1961-1970年间, 工资指数增长167%, 在同期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快的。另外, 通过提高农业补贴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对农业的政府补贴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农民收入从1960年的37.12万日元迅速增加到1965年的76.56万日元。第三, 调整财政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日本政府一直把税负不超过20%作为重要施政目标。从1961年开始, 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所得税两方面减少约1000亿日元。1959-1973年间, 日本在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增速均保持在13%以上, 年均增长率高达21.33%, 充分发挥保障福利的功能, 为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3) “计划”的效果评价。“计划”的实施开创了日本的黄金时代。1961-1970年十年间, 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6%和11.5%;在1967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预定目标。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一致。“计划”的整体实施效果基本达到了原定目标, 主要表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显著优化、劳动力就业水平提高, 二元结构问题改善、国际收支水平提升。
2. 美国的限制收入过快增长及社会保障措施。
从长期趋势来看, 美国居民收入与GDP的增速变动幅度较小, 且居民收入略高于GDP速度, 两者变动的方向一致, 呈现协调增长态势。这得益于美国政府依据经济发展的波动性采取不同的政策调控收入分配。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之后, 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 包括旨在保护穷人和劳动者的瓦格纳法、促使工会复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令》、提高工资者收入的《工资与工时法令》等等, 通过这些法令及措施保障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 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时期, 美国政府又注重通过相关政策调控其过快增长。如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尼克松政府时期和卡特政府时期, 美国先后采用了工资—价格指导标准计划和需求管理政策来进行调控, 限制工资增长以便与物价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例如卡特时期收入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要求雇员和雇主“自愿灵活”地限制工资增长以便与物价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 物价和工资 (包括福利) 的年增长的上限分别为6.5%和7%;二是对于违反工资和物价指导线的企业给予社会舆论谴责和经济等方面的制裁。
同时, 美国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与其良好的再分配体系也有密切关系, 如转移支付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良好运作都起到改善的作用。早在1935年美国就推出了《社会保险法令》倡导开展大规模社会救助, 实施“向贫困作战”、“医疗照顾、医学补助与社区法案”等。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繁多、标准低、覆盖面广, 具有科学的管理体系, 并且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时机和力度具有很好的经验, 这些都对收入再分配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
美国限制收入过快增长和社会保障的措施, 对于限制垄断行业收入过快增长以及提升整体社会保障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其成功经验值得北京市借鉴。
二、北京市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现状及国际比较
(一) 北京市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
1978年以来, 北京市经济快速增长, 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 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速总体呈现大致相似的走势。但“九五”时期以来,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相比之下, 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速波动仍然较大。从“六五”时期以来居民收入与GDP增速的对比来看, 除“十五”时期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差最小, 分别为0.5个和2.1个百分点以外, 在大部分时期居民增速约低于GDP增速2~7个百分点。而且呈现“GDP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的阶梯型格局。
(二) 北京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际比较
目前北京已进入人均GDP 1万美元的阶段, 根据《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要求, “十二五”期间, 北京GDP年均实际增速目标为8%, 如果假定人口增长速度和汇率相对稳定, 则到“十二五”末期时人均GDP有望达到1.5万美元的水平。下文重点比较日本、美国在人均GDP为1万~1.5万美元时, 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并将北京的现状与之进行对比。
1. 日、美在人均GDP 1万~1.5万美元阶段时居民收入与GDP均保持了同步增长。
美国在1978年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 达到10229美元/人, 1983年时人均GDP即达到15008美元/人。这6年中, 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1.6%, 与GDP年均2.2%的增速基本持平, 两者变动幅度与方向一致。1978-2008年间, GDP与居民收入的增幅差异平均为0.49个百分点, 方差为1.07, 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协调性较强。
1984年时, 日本的人均GDP为10482美元/人, 1986年时提高至16425美元/人, 经济发展较快。3年间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2.1%, GDP年均增长3.7%。1984-2009年间GDP与居民收入的增幅差异平均为1.6个百分点, 方差为1.75, 协调性较强。
2. 北京的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北京的人均GDP规模自1995年后快速提升, 目前已突破1万美元关口;20世纪90年代以前, GDP与居民收入增长变化较大, 90年代后, GDP增速基本稳定在10%左右, 但居民收入增速变动在5%~15%的区间范围内。1990-2010年期间, GDP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差异平均为2个百分点, 方差为3.13;GDP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差异平均为3.87个百分点, 方差为2.91。
北京的人均GDP从8000美元进入10000美元用了3年左右时间, 3年间GDP平均增速为11.2%, 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均为9.3%;GDP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方差为1.4, 与以往时期比较, 说明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的协调性有所提高。
三、对北京“十二五”时期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预测
(一) 对北京市经济发展的预测和判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1财新峰会上指出, 中国经济增速将由高速转入中速。根据表1所示, 尽管各个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均GDP1万-1.5万美元发展阶段的时期不同 (美国和德国进入此阶段的时间最早, 而亚洲除日本之外, 韩国和新加坡进入的时间较晚) , 但到达此阶段后甚至更长的时间内, 这些发达国家的GDP增速均呈现一定回落, 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
注:此表中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增速均为名义增速。
对于首都北京来说, “十二五”规划中GDP年均增速为8%的预期目标与“十一五”的规划目标相比已有所下降, 说明北京市委、市政府已对经济发展规律做出了科学的判断, 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恰逢其时。
(二) 对北京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测和判断
考虑到影响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众多, 同时居民收入受自身因素的惯性影响较大, 因此本文利用北京市2001-2010年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构建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灰色模型GM (1, 1) , 对未来几年居民收入水平进行预测。
通过R软件运行GM (1, 1) 模型函数, 得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模型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模型的相对精度P值分别为0.98和0.99 (大于标准值0.95) , 后验差比值分别为0.04和0.02 (小于标准值0.35) , 综合评定模型预测精度为好。按照以往规律, 未来几年北京市居民收入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呈现平稳攀升的态势。
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 参考了2010年CPI为2.4%, “十一五”时期年均CPI为1.8%的情况。本文对GM (1, 1) 模型进行灵敏度测算 (见表2) , 即假定今后几年北京市通胀率达到1%~5%的情况下, 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预期。预测结果显示, 在年均CPI为2%的情况下, 城镇居民收入至2018年可翻一番 (2.02倍) , 农村居民收入为2010年的1.93倍。但是, 如果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在年均CPI为5%的情况下, 201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别仅为2010年的1.6倍和1.53倍。说明北京市在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 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 努力维持温和的通胀率, 有利于保障居民实际收入的稳定增长。
四、政策建议
总结日、美两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 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是可行的。其次, 在经济发展进入人均GDP1万美元以后, 经济会出现调整和下行的趋势, 此时出台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调整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最后, 从收入结构来看, 工资性收入比重是对居民收入贡献最大的, 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下降, 而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比重的稳步上升能够反映出国民福利和社会保障效果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现就改善北京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增长中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十二五”期间, 面对日新月异的产业技术变革、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和不断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 首都经济在服务业主导格局总体确立、消费拉动作用日益突出之后, 应进一步彰显首都经济特征, 更加注重产业结构升级, 强化创新驱动, 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同时, 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前提。经济增长过程中调整分配格局虽会改变各行为主体所得的相对地位, 但其绝对收益是在不断增加的。只有政府、企业让税、让利于民, 才能达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二) 依靠强大的财政后盾, 让利于民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年均30.5%, 2007年更达到52.3%的高点。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调整财政收支规模, 一方面促进税收制度的合理化, 减轻企业和国民负担, 同时限制垄断行业和不法收入的过快增长, 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另一方面提高财政支出的投资效率, 进一步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让利于民是提高国民收入的关键。
(三)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提高整体工资水平
在居民收入中, 虽然工资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 但仍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要素。在城镇, 通过教育投入和立法保障, 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 建立劳资平等协商制度;在农村, 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业补贴和农产品收购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也可以大力发展乡镇经济, 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共同建立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国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四)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社会和谐
健全法制保障, 提高政府和企业在保障中的份额, 增加保障项目、降低保障标准、扩大保障覆盖面, 使需要救助者享受全面、及时的帮助。调整贫困线、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制度, 提高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贫困家庭补贴力度, 提高居民的长期收入增长预期。同时, 逐渐完善全国性再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机制, 提高就业水平。政府应总结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时机和力度方面的成功经验,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构建更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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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红艳,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适应性研究[M],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两国经济 篇8
一、中蒙两国贸易投资现状
中蒙两国拥有横跨东亚与中亚长达4710公里的边境线,在这一漫长的边境线上蒙古国与中国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区接壤,依靠与中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相邻的地域优势,中蒙两国的边境贸易带动了两国边境地区经济发展进而加深了两国日益紧密的睦邻友好关系。1990年代,蒙古国走上了经济市场化的开放道路,由此改写了蒙古国的对外经济交流史,从以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国到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全方位经贸往来,蒙古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及其贸易伙伴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放战略下中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活力,使得中国成为蒙古第一大商品出口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积累的巨额资本也因蒙古国储量丰富、品种多样的资源优势而涌入,成为蒙古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地。通过对中蒙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情况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蒙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主要体现全方位、宽领域的特征,但庞大的贸易和投资往来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对蒙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失衡、投资领域过于集中等影响中蒙进一步扩大双边交往的障碍。
1. 进出口总额连创新高,两国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在中国对蒙古的出口方面,2000-2003年一直在1-2亿美元之间缓慢上升,2004年为2.3亿美元,2005年为3.2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6.7%,出口值首次突破3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蒙古的出口额为4.1亿美元,约占蒙古国进口总额的27.9%。据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中国对蒙古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约20.87亿美元,其中对蒙古的出口额是4.5亿美元,占蒙古国外贸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国从蒙古的进口方面,中国目前是蒙古国最大的出口国,蒙古国64%的产品出口中国。2000-2003年一直在2亿美元与3亿美元之间徘徊,2004年则增长到4.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2.1%。2005年中国从蒙古的进口额首次迈上5亿美元台阶,同比增长17.3%。2006年蒙古对华出口额达10.5亿美元,占蒙古外贸出口总额的68.1%。2008年前10个月,蒙古对华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占到蒙出口额的67%、进口额的32.6%。
2. 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
中蒙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合作遍及蒙古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多个行业(见下表),从传统的矿产勘探开发、畜产品加工、农牧业开发、家具及木制品生产延伸至新型的医疗卫生、美容服务、文化、教育、科技、信息、通讯服务、银行、金融服务,从最初的以贸易方式为主的畜牧产品、矿产资源的进出口到后期以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为主导的合作开发,这种融合趋势反映了中蒙两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正在向纵深发展。
3. 贸易和投资领域过于集中、结构失衡。
蒙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家之一,草原占其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同时传承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畜牧业在历史上一直是蒙古国的特色产业,但正是这一特色产业也使得蒙古国的产业类型单一,结构失衡,无论是在199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之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蒙古国与外部经济体的交往大都依赖于畜牧产品的出口,在与中国的经贸和投资往来中畜牧产品的投资依旧占了较大的比重约为2.7065%(见下表)。储量巨大的煤炭、石油、铁矿等矿产资源是蒙古国另一竞争优势,由于蒙古国身处内陆缺乏与外部交流的大通道,同时与蒙古国相邻的俄罗斯鉴于其本国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缺乏对蒙古国相关产品的需求,处在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蒙古国矿产资源的产生了强劲需求,两国之间的矿产勘探开发在中蒙贸易和投资往来中占有绝对的比重约为53.0086%(见下表)。相比矿产勘探开发、畜产品加工贸易和投资,中国对蒙古国在其他行业的投资则显得严重不足,尤其是在银行、金融服务等对双边交往具有基础性和促进作用的行业,文化、教育、科技等两国具有传统联系的领域,以及医疗卫生、美容服务、信息、通讯服务等蒙古国经济发展急需支持和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行业,这种贸易和投资结构的失衡在阻碍两国形成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也由于过度依赖采矿业使两国的经济交往受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而起伏不定。此外,由于中国企业投资大都集中于矿产资源开发,在开发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原因以及蒙古国国内正在兴起的反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矿产资源的浪潮,都将影响到中蒙两国经贸往来。
4. 投资主体单一,经贸和投资风险增加。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目前在蒙投资项目80%集中在中小私人企业,国营大中型企业较少。大多私人合作项目的规模普遍偏小,合作双方为逃税漏税或减少开支,不走正规合作程序,合作方式、方法欠规范。这种现象导致蒙古财政收入减少,同时失信于蒙古各级政府和部门,无疑会打击蒙方的合作信心。此外,由于大量的中小企业、私人企业涌入蒙古国,企业之间为了获得优质资源和投资机会,相互之间恶性竞争扰乱了当地的投资秩序。同时,上述企业在取得投资机会后,采用掠夺式开采方式,引起了蒙古国政府和民众的不满,短视行为都不利于中蒙两国贸易和投资交流活动的扩大。
资料来源: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mn.mofcom.gov.cn
二、中蒙贸易和投资发展展望
过去20年,中蒙贸易和投资方式表现出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主导,畜牧、贸易、餐饮为辅”的特征,而伴随中国经济社会逐渐进入工业化后半段、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历史趋势,中国和蒙古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只有谋求与时俱进,才能在两国现有经济交流的基础上,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建设,以政府政策为指引,动员参与中蒙两国贸易和投资往来的企业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交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其“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将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历史性巨变对蒙古国必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蒙两国未来贸易与投资的轮廓。
1. 资源开发占主导,贸易和投资方式高级化。
由于蒙古国内矿产资源的贮量和种类极为丰富,在中国工业化尚未结束之际,对基础性矿产资源的开发投资仍将是两国贸易和投资的主体,但两国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将会走出简单的“蒙古国出口基础性原材料—中国加工制造”的初级模式。顺应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蒙古国国内促进产业升级、摆脱原材料出口、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呼声,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的蒙古国和购买方的中国未来在矿产资源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方式将脱离简单的初级产品的进出口而转向成品、半成品的进出口。来自中国的巨额资本将在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领域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两国企业的合作将从勘探开发延伸至精细加工,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带动蒙古国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就业,而中国则因为“三高”产业转移至国外而逐渐摆脱其经济过于重工业化的沉疴,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
2. 畜牧产业为先导,承接产业转移。
伴随中国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世界范围内的新一波的产业转移将持续进行,中国作为原有的纺织品制造和出口大国,其拥有世界先进的制造水平和技术设备,而蒙古则因广袤的草场资源而畜牧业较为发达,蒙古国将会吸引来自中国的资本投资于本国的纺织业,并以纺织业为突破口,发展蒙古国毛纺织业和肉制品加工业,逐步摆脱在生活消费品行业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促进蒙古国国民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3.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新兴产业合作全面开启。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布局中,中国政府制定了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的规划。在未来,中国将斥巨资打造其庞大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太阳能、核电以及风电成为其重点发展的几大行业,在中国“三北”地区众多风电、太阳能能源基地正在规划与建设之中,与中国边疆地区和省份相连的蒙古国边境地区是幅员辽阔的戈壁和草原、丰沛的风力和太阳能资源使得该地区拥有成为新能源产业基地的潜质,中国对蒙古国新能源领域的跨国投资,将会转化蒙古国新能源领域的自然优势为产业优势,同时中国也将获得环保、低碳的清洁能源,这一顺应世界能源供求状况变化趋势的前瞻性投资将全面开启中蒙两国新兴产业的合作。
4. 金融合作深化,助力两国经贸投资。
由于各种原因,在过去20年的经贸往来中,中蒙两国金融领域的投资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只占了极小的比重,约为0.0138%,金融领域这种规模极小的合作与日益扩大和成熟的中蒙两国经贸和投资往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伴随中蒙两国金融领域的日益开放和两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实施,金融业将成为两国合作日益深化的重要领域,金融领域的深化合作将为两国的经贸往来和双边投资提供优质便利的金融服务。
5. 特色优势大力发挥,两国各个领域、层次的往来全面发展。
中国当下正在大力推进其国内产业升级以调整经济结构,服务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而目前,中蒙两国在信息、通讯服务、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美容服务、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在两国经贸往来中所占比重不大,说明两国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巨大的提升空间,借助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这一千载难得的机遇,通过发展具有少数民族风情的特色旅游,带动两国在信息、通讯服务、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合作,而这一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必将助推蒙古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范丽君,曲锋.转型后的中蒙经济关系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6)
“两国集团”(G2)观念评析 篇9
一、新的游戏规则与“G2”
伯氏认为,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经济地位的骤然上升不相适应。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华盛顿对北京的经济战略应作微妙但根本的调整:必须寻求与北京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 与北京共同承担全球经济体领导者的角色,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关注有限的双边问题。伯氏声称, 无论是处理老问题还是新问题, 都需要发展一个由美中两国组成的G2集团共同掌舵全球治理进程。只有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 美中两国积极合作, 才能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应对当前国际经济挑战的体系。
为此, 伯氏不惜要求华盛顿调整战略, 改变现有诱使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秩序、通过强硬措施惩罚中国的不合作行为, 使中国能够服从现有经济秩序的潜规则。伯氏甚至描绘了未来经济秩序的“理想”状况:以美国和中国为核心的“G2”, 其他主要经济体, 如欧盟和日本在某些问题上也参加进来。新的准则、规则和标准通过现有多边机构, 如I M F和世界贸易组织加以实施。有的还可以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机构, 如建立管理气候变化的全球环境组织来实施。
为了真正“将中国纳入一个新的有效的领导集团中”, 伯氏提出几个可行的方案:一是考虑到其他经济体的敏感性, 华盛顿与北京不公开使用“G2”观念。但在战略上, 美国必须把中国作为管理全球经济的主要伙伴, 放在首要位置。二是考虑到持续安全问题, 可以将欧盟吸纳进来组成G3, 形成当前国际超级经济体之间的集团。三是仿照I M F最近为了强化其多边协议进程而创建的新的G5, 将日本和沙特阿拉伯 (代表石油生产国) 也吸纳进来。
伯氏提出的建议, 要求将中国这一国际经济体系的新成员, 提升为美国“管理全球事务的真正伙伴”, 这显然是对美国传统对华战略的重要调整。“G2”使得中国甚至超越美国传统的合作伙伴——欧盟上升为美国的主要盟友, 让中国“受宠若惊”。但可以看出, 伯氏笔下“理想”的国际经济秩序, 是将中国吸纳进来, 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框架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真的会摒弃传统的盟友——欧盟、日本吗?美国之所以“慷慨”让渡“领导权”, 是否有更深的用意?
二、“G 2”构想的深层次原因
通过对文章的分析, 我们可以对伯氏提出“G2”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伯氏提到以下原因:
第一, 中国作为新生力量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伯氏表示, 中国的显著扩张将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 中国是不可忽视的全球性力量。伯氏认为, 目前世界上有三个政治实体可以称之为“超级经济大国”:美国、欧盟和中国。而作为全球经济的新生力量, 虽然中国经济体规模较小, 但中国经济增长快, 融入全球化程度在不断深化,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二, 由于中国并不想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责任, 美欧有义务、有责任引导中国成为像美欧一样的全球经济体系负责任的支柱。伯氏认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在很多领域都采取了与现行标准、规则和制度安排相对抗的策略。实际上, 中国在很多领域的行为都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 也不符合美国所制定的全球经济体系“游戏规则”, 因此, 伯氏强烈建议, 作为从现有经济秩序中受益的新生力量, 无论中国是否喜欢现有形式, 都应努力去强化这一体系。
第三, 在目前的形势下, 与中国保持接触, 让中国感受现有经济秩序的“甜头”并承担责任是最佳途径。形势表明, 华盛顿“惩罚性”、“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很难奏效。伯氏坦言, 虽然华盛顿已多次将中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并试图鼓动IMF和G7对中国货币低估实行处罚。但华盛顿对北京的批评并没能转化成为严重的报复性强制措施, 因为, 太多美国人在与中国政策制定者进行实际或潜在交易中获得了好处, 而其他主要国家也不愿与中国对抗。放弃目前地位并采取一种对抗性小的方式是说服中国合作的唯一途径。
第四, 现有经济体系已经日渐僵化, 在中国提出对现有经济秩序颠覆性的方案之前, 最好的方式是主动调整, 将中国吸纳到现有经济体系中来。伯氏认为:首先, 现有经济体系已经日渐僵化, 难以发挥作用。多哈回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在促进自由化方面收效甚微。IMF没能遵守自己的规则, 被迫收缩范围。世界银行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方向。七国集团 (最发达工业国家的集团) 成员国之间实行互不侵犯合约, 导致其对外围国家, 比如中国的批评显得温和。由于没能根据国家经济力量的显著变化调整其治理结构, 国际经济机构也就显得很不合理。其次, 中国不会满足于简单加入一个无法发挥作用的体系。尽管中国并未提出有效的能够替代现有经济秩序的方案, 中国领导人极为谨慎, 采取渐进方式, 但一国的态度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发生戏剧性改变, 目前中国国内面临的反对全球化的阻力不可忽视。中国的官员和学者都主张调整结构以便中国能在重构中发挥作用。因此, 抵制巨大变革的唯一方法是实行彻底的“调整”。美国必须调整战略和态度, 在中国发生根本改变之前将中国纳入现有经济体系中, 即使需要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进行根本性调整。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表面上让中国受宠若惊的“G2”, 其实质是:只有“G2”才能“显得公平”, 赋予中国全球经济超级权力新角色的同时, 也会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换言之, 吸纳中国加入进来, 才能巩固和保证美国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中国的加入是手段, 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才是真正的目的。
三、“G2”背后的真实意图
正如美国财长鲍尔森所言, 未来美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为了让中国以更加符合“游戏规则”, 以更加符合美国价值标准与实际利益的方式行事, 有必要成立“G2”以更好地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伯氏从几方面对中国行为与美国在全球战略利益冲突的论述, 正是为了表明将中国“导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与模式是多么的必要。
第一, 在国际贸易方面, 伯氏声称中国应对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作出更加积极性的贡献。伯氏指责, 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姿态导致整个世界贸易组织体系陷入危险境地。虽然他声明中国不是唯一原因, 美国、欧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对此负责, 但他表明, 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中国, 在客观利益和政策上表现出与其他国家明显的不同。原因之一:“中国企图推进形成一个松散而有影响的亚洲贸易集团, 这将损害全球贸易体系。”伯氏指责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双边和地区性协议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考虑。而他显然忘记了中国只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后来者, 美国与欧盟才是“缔造者”与“示范者”。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 都建立了稳固的区域性贸易集团作为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平台与中心区域。原因之二:“中国反对美国2006年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时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这明显表现出其对全球贸易的挑战。言下之意, 中国反对美国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即是质疑美国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亚洲地区战略利益的“合法性”。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 必然“对全球贸易”造成挑战。原因之三:亚洲集团一旦诞生, “会导致产生一个‘三级’全球经济体系, 这一架构会威胁现有全球体系和多边合作。”虽然伯氏再三声称应将中国纳入全球战略体系中, 让中国享有领导权, 但绝不允许中国有自己的利益, 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地区性协议, 可能会导致中国具有与美欧相抗衡的力量后盾与地区基础, 亚洲集团不符合美国的亚洲乃至全球的利益, 必然会招致来自美欧的阻力。
第二, 在汇率方面, 伯氏声称中国拒绝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严重挑战。伯氏表示, 目前中国经常帐户盈余已达G D P的1 1-12%, 明年盈余将达到5000亿美元, 约相当于美国目前的经常账户赤字。外汇储备也将达到1.6万亿美元, 居世界之首。这些不平衡和所需的不可预计的国际资金流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全球经济硬着陆, 从而加重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伯氏认为, 虽然以前的顺差国, 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和70年代的日本也曾拒绝调整其固定汇率制度。但按照贸易顺差占G D P的比重来衡量, 他们当时的失衡规模都没有达到目前中国的水平。而且, 这些国家最终都同意遵循国际准则。而中国尽管已宣布向“有管理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 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 但其以贸易加权价值计量的升值幅度并不显著。最重要的是, 中国促进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 侵蚀I M F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 着眼长期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货币, 这些都会带来潜在威胁, 使得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简言之, 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使得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挑战, 因此, 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加以规制。事实上, 美国已经在采取措施促使I M F推进修订货币监管相关条款, 以使这一体系更加有效地对“不合作行为”予以惩罚。
第三, 在能源方面, 伯氏认为, 中国与几个生产国签订长期合同“确保能源供应”, 试图使中国避免能源供应中断和其他国家能源消费竞争的影响。伯氏声称, 中国要么是不知道这一策略失败的结局, 要么就是太过自信以为以自己的影响力即使在困难时期也能保证契约安排。但他显然忘记了美国曾经不惜掀起战争以“确保能源供应”的历史, 才能以说教者的立场堂而皇之地谴责中国的行为。伯氏认为, 中国之所以没有受到应有的压力, 是因为目前缺乏全球性的能源管理体系, 能源生产国与能源消费国两大阵营各自为战。为此, 美国有义务联合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能源管理体系, 赋予中国“领导者”与“责任人”的双重身份, 以便中国能够改变其在能源方面的策略, 积极应对挑战。
第四, 在外援方面, 伯氏指责中国摒弃了有条件援助的管理, 对现行标准造成挑战。长期以来, 以发达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秩序, 导致富国愈富, 穷国愈穷。为了保证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有条件的援助”, 严苛的“人权”、“劳工”甚至是经济标准, 不但可以减少贫穷的外部效应, 而且可以借经济援助的力量, 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标准得以推广。而中国的援助规则显然打破了这一主流体系。坚持自主发展、自主选择社会发展形态的中国所宣扬的“无条件援助”, 使得西方的意识形态、发展理念被摒弃, 而由此造成的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显然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 有必要让中国了解现有标准, 与发达国家合作, 甚至接受现行标准来捍卫这一体系的正常运作。当然, 前提是中国必须认同并心甘情愿成为这一体系的“建设者”。
此外, 减排体系、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等事项, 没有中国的参与也很难取得进展, 因此, 必须让中国自觉地维护这一体系。这是伯氏自始自终所提倡的, 也是维护美国霸主地位的重要步骤。
四、中国应如何看待“G2”
对于中国来说, 中美经济关系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G2”所代表的接触与合作理念, 是中国所欢迎的。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 保持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建立“G2”可以限制逐渐升级的双边冲突风险, 避免美中关系, 乃至全球经济中断, 可以建立两国之间的互信, 促进两国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积极合作。但是, 对于美国“G2”背后的真实用意中国应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 中国也应从更深层次审视并定位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 保持中美两国的积极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 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不断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发展自己, 保持与美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正如伯氏所说, 目前双方已经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保持中美合作的良好势头。佐利克在其2005年2月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时, 启动了与中国外交部的战略对话。2007年, 两国元首倡导建立了众所周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四次对话均取得很大进展, 双方各十多位部长或内阁成员参加, 双方进行了坦诚交流。这些制度框架, 使得双方在某些议题, 如环境、国际金融等问题上的合作模式得到发展。这是中国所乐于看到的。
第二, 中国的综合实力、国力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还存在很大差距, 称“G2”为时过早。只有经济规模足够大、充满活力、融入全球经济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才能称为是“超级经济大国”, 只有对全球经济具有主要影响力的“超级经济大国”才能被称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中国还很穷, 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还较为有限, 称“G2”, 只会招致美国传统盟友——欧盟、日本将中国列入“假想敌”, 使得中国面临不必要的困境。
第三, 中国需要清醒认识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与实际差距。相比于传统的战略美、欧联盟, 由于共同利益走到一起的中美关系, 缺乏坚实的价值基础与社会基础。前者基于其文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纽带而纵身交错, 不可割裂, 而后者则根基尚浅, 美国国内对中国政体、经济制度的认可尚需时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美都需要克服国内的种种阻力, 保持现有合作态势, 推进“G 2”显然缺乏现实可行性。
中韩两国俗语比较研究 篇10
关键词：中韩两国,俗语,比较研究
俗语展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深含了民族的一些思想和感情,体现出来了不同民族的思维形式和精神状态,俗语的流传形式是通过人们的口头相传代代相传。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文化、环境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俗语。
一、俗语的概念及特点
俗语其实就是某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讲出来的较短的语言,被周围较多的人所认同,并逐渐被更多的人知道,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格言。或者说就是在人们中间广为流传的固定的词句,利用通俗简单的词句来表达深刻的道理的词句就是俗语。这样的话都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具有生活经验的词语。中国和韩国的书籍中对俗语的定义中表达虽然都有差异,但是其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俗语就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俗语在漫长的形成岁月中有了自身的特点,首先来看简洁性,俗语通常情况下都是用简洁的词句来表述出深刻的意义,这个语言比较凝练,说起来比较顺口,比如半路出家等等,然后是俗语中的通俗性,俗语的对象就是普通的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是人们普通生活中的经验归纳总结。因此俗语中涉及到的对象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东西,如陈芝麻烂谷子等等,正是这个通俗性让俗语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流传。还有就是俗语的乡土气息,俗语究其根本及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地域的浓缩,由于风土人情的不同,区域的不同,俗语表达出来都是不尽相同的,中韩两国都有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被儒家文化所熏陶,有着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因此两国的俗语中有着不少相似、相雷同的俗语,如久旱逢甘霖等等,但是毕竟中韩两国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区域,在俗语的表述中,还是带有各自的浓郁的民族气息。此外从俗语的教育性来看,俗语中深含了很多分辨真善美,假丑恶的词句。通过俗语来叙述一件事情,说明一些道理,进而达到教育子孙能明事理、辨善恶,惩恶扬善,福泽四方的效果,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俗语具有一定的教育性。
二、中韩两国俗语的比较
1、中韩两国俗语间的相似之处
中韩两国由于其地理位置相邻,从社会发展、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两国流传下来的俗语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从观念上来看,中韩两国俗语中有着较多的体现人们的价值观、世俗善恶的感官的俗语。这类的俗语一般情况下都反映出了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行为处事原则等方面,一般情况下仅仅是语言的表达形态有所差异,从内容和涵义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等等。然后中韩两国的俗语中经常使用到人的五官的词句,借用人的五官进行道理的说明、描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如舌头底下压死人,其次是中韩两国的俗语中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如我们经常说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等,这两个俗语中都牵涉到了和佛教相关联的东西,和尚、庙宇、钟。中韩两国都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中韩两国历史长河中的历代统治者都对佛教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支持。再次是中韩俗语中还使用了很多对动植物进行描述的俗语,如如虎添翼、狗改不了吃屎、猫哭老鼠假慈悲等等。从人类诞生以来,动物就是人们的朋友,动物的存在形式、生存方式给人们在创造俗语的时候以无数的奇思妙想。通过动物来进行描述的俗语非常的生动、易懂。
2、中韩两国俗语的不同之处
中韩两国的俗语间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但是中韩两国都有着自身特有的地理位置、气候、风俗、文化特点,那么俗语形成的环境就存在了很大差异性。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饮食有南北之分,南方人吃米饭,北方人吃面食,其烹饪的方式主要是煎炒,而作为韩国来说,虽然在主食里面也有米,但是韩国人更多的主食是吃年糕、南瓜、泡菜等等,其烹饪方式一般是煮和炖。韩语中的不费吹灰之力和自古便宜无好货等俗语中,都运用到了一些年糕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国人的饮食文化中年糕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虽然在中国的俗语中有意思相近的词句,但是都没有使用到年糕这个词语,有比如天上掉馅饼这个俗语,韩国类似的俗语中用到了南瓜一次,在韩国,南瓜也是注释,韩国人民都喜欢南瓜,大部分人民都认为南瓜是美食,所以站在韩国人的立场来说天上掉南瓜就是美事,但是在中国的俗语中,认识馅饼是美妙的实物,所以中国人认为天上掉馅饼及时一件幸运的事情;从中韩文学作品中的差异性也会影响俗语的差异性。如韩语俗语中经常使用到一个春香的词来表示强人所难的意思,这个词语源于韩国的一部古典小说《春香传》,春香是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可以这么说她的形象就犹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可以看出韩语俗语中借用为难春香来表达强人所难之意是非常贴切的,相较之下,中国的俗语强人之难则显示出了言简意赅之意但是缺乏了文学色彩;从地理环境的层面上来看,韩国三面环水,韩国人民天生就对水有着一定的敏感性,因此在俗语中经常使用流水,如把花钱多比作流水,但是在中国则不一样,中国作为陆地面积特别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从古至今都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狂热之情,所以在中国的俗语中把金钱多比喻成为挥金如土;再从生产方式的层面上来看,由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主要养羊,所以在中国的俗语中有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说法,而在韩语中也有着类似的俗语,在他们的俗语中不是羊而是牛,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古代韩国的农耕生活中,韩国农民养的比较多的是牛。
总而言之,最为一个国家都拥有着自己的俗语,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智慧的结晶。俗语有着很多的特点,如乡土气息、简明扼要、教育性等等,中韩两国从地理位置上相邻,都属于儒家文化,人们有着比较多的相似性,所以在俗语方面,中韩两国有着很多的相似的地方,但是由于中韩两国又有着自己特有的习俗、习惯,受地理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俗语方面两国间又有着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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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将军”洪水传奇 篇11
把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革命
洪水原名武元博，又名阮山，1908年10月1日出生于越南河内市。1923年夏天，年仅15岁的洪水就远赴法国，追寻革命真理。在那里，他结识了越南革命家胡志明和中国革命家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古老的中国引起了洪水的浓厚兴趣，从而使他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4年11月中旬，越南共产党人胡志明，化名李瑞，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要使命，从苏联来到正处于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广州，公开身份是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但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越南青年革命力量，同时跟踪了解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情况。1925年初，洪水与黄文欢、范文同等一批越南革命青年，响应胡志明的号召，也随之来到广州，参加胡志明主办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系统地接受革命教育，并加入了胡志明创建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成为早期的越南共产党人之一。在广州，洪水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胡志明、范文同、洪水等9位越南革命者，在异国他乡广州结成了“九兄弟”。胡志明年长为大哥，洪水年龄最小，称为“山弟”。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6年春，洪水由李富春、蔡畅等介绍，同林彪、刘志丹等人一起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同年10月毕业后留校工作。这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洪水便加入了国民党。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洪水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毅然脱离国民党，并于当年8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洪水等30多位越南战友跟随叶剑英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四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经过殊死激战，他们占领了广州公安局，释放了全部在押政治犯，其中有100多名黄埔军校学员。这些学员看到越南同志救了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喊“国际主义万岁”的口号。起义失败后，洪水随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一起撤到香港。不久，他经胡志明同意，又转往泰国，在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的统一领导下，与黄文欢等人一起在旅泰越僑中从事革命活动。
1928年春，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通过越南革命同志会与洪水取得联系，希望他回到中国来参加武装斗争。同年6月，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
1928年6月，经聂荣臻介绍，洪水被派到由彭湃、古大存领导的东江地区红军部队任连政治委员，投入当地的游击战争。“洪水”这个名字就是这时改称的。他义愤填膺地说，反动派攻击共产党、红军为“洪水猛兽”，我就是要叫“洪水”，与他们斗争到底。1930年初，红军第十二军团在福建成立，洪水调任该军团第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一〇二团政治委员。1932年10月，洪水被派往红色政权首都瑞金工作，历任红军学校政治文化教员、马列主义研究会成员、红军学校宣传科长，从此开始了在军队中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生涯。
洪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能文能武，才华横溢，知识面广，懂得越、中、英、法、俄五国文字；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戏曲表演，样样都有涉猎；酷爱中国诗词，汉字写得好，还会说广东话；办报纸、写文章也都很在行。
在红军学校，洪水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等人，共同努力，创办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以后演变为蓝衫剧社），洪水担任社长，李伯钊担任党支部书记。洪水经常组织大家唱歌、弹琴、跳舞、编剧演戏，还到瑞金中央戏校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由张爱萍导演、洪水主演（之一）的《上海的火焰》，反映的是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犯上海的作战，演出后受到瑞金军民的热烈欢迎。洪水的名字越来越为中央苏区军民所知晓。
1934年10月，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洪水被编在红军干部团直属队。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洪水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他利用各种形式，鼓动红军战士克服艰险，勇往直前。12月底，部队为了迎接1935年元旦，在乌江南岸猴场举行联欢晚会，洪水自编自演，使直属队的晚会充满了欢乐气氛。红军攻占遵义城后休整了10多天。根据总政治部的布置，县、乡革命政权成立后，要抓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洪水带领宣传队战士，抓紧一切时间，采用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宣传和扩红工作，作出了成绩。
遵义会议后，洪水仍随干部团行军作战。在陈赓、宋任穷率领下，参加了著名的土城战斗和遵义战役。由于洪水敢打敢拼，作战勇敢，受到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赞扬。四渡赤水后，在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跨过大渡河等战斗中，干部团指战员英勇善战，在艰难困苦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两路北上，洪水分到左路军。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擅自带领部队南下，致使左路军前后3次过雪山草地，吃尽苦头，损失惨重。洪水坚定不移地走完了这一征程，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与众不同而令人称奇的是，在1935年底第三次过雪山草地时，洪水所在的部队转战西康、甘孜一带时被打散了，他只好躲藏在藏民家中，过了一段真正的放牧生活。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尤如一只失群的孤雁不知飞向何方。但他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更没有打算离开革命队伍。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得知党中央、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了。于是，洪水化装成当地藏民，穿上藏族的服装，由南向北，爬雪山、过草地，独自一人向延安奔去。时值隆冬，为了生存和奔波，为了回到党的身边，他一路上放过骆驼，牧过羊，要过饭，遇到敌人还要东躲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初来到延安。这对于一个在亚热带地区长大的越南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时的洪水，穿着破烂不堪的藏袍，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疲惫不堪，许多战友都认不出他来了，也无不为他对革命无限忠诚的精神所感动。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开学，洪水参加了第一期学习，同学中有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将帅的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刘亚楼、张爱萍、王平、莫文骅等。在红军大学，洪水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大受教益。1937年初，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洪水转入抗大继续学习了一段时间。通过学习，洪水的军事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洪水随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到山西五台山地区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先任五台县四区区委书记、动委会主任，后来又任晋东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1938年3月，洪水调到晋察冀边区《抗敌报》工作。《抗敌报》是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城创刊的。1938年3月5日报社遭日机轰炸后，从阜平城迁到五台山下的大甘河村。当时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报社主任（社长），洪水与沙飞为副主任（副社长），由洪水主持日常工作。
洪水到任后，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专门召开了一次动员会，决定尽快恢复因日机轰炸暂停出版的《抗敌报》，以鼓舞晋察冀边区军民的抗日斗志。洪水以身作则，立即行动，带领编辑、工人撰稿、刻石、印刷，当天夜里就出版了新的一期，质量也比过去有所提高，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好评。随着晋察冀边区的扩大，《抗敌报》的流传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洪水一面领导采写、编辑、出版报纸，一面筹划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以适应游击战争中的报纸宣传。通过冀中任丘、定县抗日政府搞到了一批铅字和一台铅印机后，洪水和报社的同志一起动手，更换了铅字，安装了设备，使铅印机很快投入使用。1938年4月上旬，邓拓调来报社当主任，沙飞调回军区。同年12月，洪水调到设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抗大二分校任政治教育科长和政治教员。邓拓十分敬佩洪水的战斗精神，特赋诗一首《赠越南战友洪水》：回首红河创痛深，人间从此任浮沉。北来壮志龙仙运，南国诗情天下心。十载风波三万里，千秋血泪一生吟。东方望眼浪潮急，莫道飘蓬直到今。后来《抗敌报》改为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晉察冀日报》，主要由邓拓负责。20世纪80年代末，当聂荣臻看到《晋察冀日报》史草稿后，在代笔的前言中，亲自用铅笔加写了“沙飞、洪水、邓拓等同志先后领导过这份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对这几位同志办报的辛劳和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应越南方面的请求，洪水和一批在中国的越南同志，于1945年11月初回到越南，投入艰苦的抗法斗争。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洪水改名阮山。1948年，胡志明颁布命令，授予阮山少将军衔。
由于长期在中国从事革命斗争，洪水回到越南后，遇事总爱引用中国经验，再加上他性格耿直，口无遮拦，常常得罪一些人，在任职上遇到的矛盾一时也难以解决。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访问中国，请求中方对越南的抗法战争提供支持，并希望派洪水回到中国，以加强越中两党、两国、两军的联络，协调援越抗法事宜。
根据胡志明的意见，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195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洪水。不久，洪水被安排到中央统战部二处担任越南组负责人。此后，每遇越南抗法战争的重大战役，中央领导常请洪水去介绍情况，为中央的援越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依据。每当中方派军事顾问团奔赴越南前，中央也请洪水去给他们介绍情况。洪水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为越南的抗法战争和中越之间的友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51年1月，洪水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一期，进行正规、系统的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将学习的精华部分翻译成法文和越南文，准备把中国军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介绍到越南去。1954年夏，洪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毛泽东、朱德考虑洪水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加上几位老帅也都建议把他留在部队，于是叶剑英点名把洪水调到中央军委条令局任副局长，后又调到《战斗训练》杂志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年近七旬的朱德还亲自到杂志社看望洪水，叮嘱他办好杂志，并挥毫为杂志题写了“战斗训练”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在解放军总部工作期间，洪水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新贡献。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经过两党协商，胡志明认为，洪水的军衔与级别仍以同他在越南人民军中的军衔与级别一致为好。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洪水被授予少将（正军）军衔。同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在中南海隆重举行。洪水在接受少将军衔的同时，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洪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外籍将军。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永远感谢你”
1956年夏天，洪水被查出患有肺癌，已到了晚期。自知来日无多，他格外怀念自己的祖国越南，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归国的要求。临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他。毛泽东说：“洪水同志呀，老朋友了！听说你身体不好，要回去，我们跟胡志明主席打了招呼。你回去后好好治，病好了，我们还欢迎你回来。”9月27日，洪水乘专列离开北京。回到越南河内后，在胡志明的直接关怀下，洪水很快被安置在最好的医院治疗。然而不幸的是，仅仅过了20余天，洪水就病逝了，终年仅48岁。越南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中美两国能源博弈的研究 篇12
关键词：能源,能源战略,战略安全,博弈
一、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特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一直将确保能源安全列入国家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范围, 认为石油供应不稳定会给美国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 只有采取相应的对外政策措施才能控制可能发生的危机的规模。美国对境外石油的自由开采极为关注, 1991年美国政府制定了《国家能源战略》, 1998年4月美国推出的《综合国家能源战略》要求:在电力系统, 到2010年燃煤发电效率由目前的35%提高到60%以上, 燃气发电效率由目前的50%上升到70%;到2010年, 主要的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总量也将比现在减少25%, 交通领域将推出燃料利用率三倍于常规交通工具的新型私人交通工具等。
根据该战略, 美国对外能源政策方面的主要方针是:加强和完善全球能源安全体系, 拓展世界能源市场以及解决能源生态向题.核心是提高美国能源安全保障度。其基本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能源安全供应, 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保持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最强的地位;减少美国及其友邦和盟国对潜在的不可靠能源供应地的依赖;履行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
(一) 美国能源战略的依赖于石油
在2004年美国的一次能源消费调查中, 煤炭占24%, 石油占39%, 天然气占23% (油气共占62%) , 核能占9%, 水能占1%, 可再生能源及其他占4%。美国石油总进口量占全部国内终端石油消费的比例从1985年的32%上升到1995年的50%和2000年的58%, 对进口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成为近几届美国政府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美国石油消费占世界总消费的25.4%, 但其产量仅占世界开采总量的9.9%, 美国现在每年石油及油品进口达5.61亿吨, 占世界总进口量的26%。2001年,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进口原油超过其全部消费的50%。而且, 美国的石油需求还在快速增长。2001年, 美国每天需要石油1960万桶。美国能源部预计, 2025年将达到2920万桶。
在2001年布什就任总统前, 美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原油和天然气供应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能源危机”, 布什总统成立了国家能源政策研究小组, 委托其制定一项美国能源的长期计划。该小组对美国能源政策进行了审核, 认为美国在能源问题上面临着两条道路的重大选择:一是继续沿着过去多年那种大量消费石油的道路走下去, 由于国内石油产量越来越少, 美国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石油;二是寻找可供替代的能源, 逐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如果沿着过去的道路走下去, 将使美国紧紧地与波斯湾石油供应国和生产石油的其他国家拴在一起, 成为一个更多依赖石油进口的超级大国。而寻找可供替代的能源则需要在新能源的发电技术和传输技术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 同时建立一些新的工业, 并关闭部分工厂。这个国家能源政策研究小组在对这一两难选择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向布什总统提交了国家能源政策报告。布什在审阅后于2001年5月17日公布了这份报告。布什总统在发表这份报告时说, 国家能源政策将减少石油需求, 鼓励革新和采取新的技术, “以便使我们成为世界上最有效和最保护环境的领先国家”。但实际上, 该报告并没有提出减少石油消费、鼓励采取新能源技术的有效办法, 只是建议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 方法是通过开发本国自然保护区内尚未开发的石油资源。而在这方面, 该报告除了提出开发阿拉斯加州东北部地区的石油外, 没有提出其他有助于明显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的有效措施。由于阿拉斯加州东北部地区位于极地地区, 在那里开采石油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国内对这一措施分歧很大。因此, 国家能源政策报告的基本目的仍是在国外为美国找到新的能源来源。所以, 布什政府正继续沿着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石油的道路走下去。
根据该报告的预测, 美国国内石油日产将从2002年的850万桶减至2020年的700万桶。而同期美国的石油日消费量将从1950万桶增加到2550万桶。因此, 美国每日进口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将从2002年的1100万桶上升到2020年的1850万桶。
(二) 美国能源战略的着眼于全球化
美国能源走出去的全球化战略也很明确:
1.加强中东。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使位居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前4名的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都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中。
2.加强北美、拉美的贸易往来。加拿大和墨西哥将依然是美国石油进口的重要来源。
3.着手控制中亚-高加索-里海石油区。里海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蕴藏着约2000亿桶石油 (占世界总储量的8%) 和7.9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被誉为第二个“中东”。美国里海能源战略的核心就是确定一条避开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管线, 甩开俄罗斯和伊朗, 为美国直接获取里海地区的石油奠定基础。此外, 控制阿富汗今后可能的油气运输线更是向这个“大宝盆”插入了一根导管。加强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能源已成为俄罗斯对美外交的一张大牌。2002年, 布什与俄总统普京发布联合声明, 美俄两国将共同探索实现国际石油市场稳定的道路, 美国准备扩大与俄罗斯在石油开发、生产、运输和销售上的合作。
4.抢占非洲。几内亚湾新油田的发现, 使尼日利亚石油储量由1997年的92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102.6亿吨, 原油产量在2001年达到870万桶/日, 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1%。美国的埃克森和埃索等大石油公司抢先与西非产油国签订长达几十年的合同, 这一地区已成为美国海外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目前, 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进口的石油, 已相当于美国从沙特进口石油的数量。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测, 到2015年美国从非洲进口石油比例将上升到25%, 超过美国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的总量。
与此同时, 美国还竭力开辟运输里海能源的新通道, 以求打破中亚的能源输出线为俄罗斯所控制的局面。美国已与土库曼斯坦签约修建土库曼斯坦经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的天然气管道。1999年11月, 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 土耳其、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签署一项协定, 规划从巴库富产石油的油田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地中海港口杰伊汉修建一条输油管道, 这是一条完全绕开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独立石油通道。
(三) 既重视国内资源开发又重视能源的利用效率
开发美国国内资源是美国石油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和稳定国内石油的勘探和生产, 美联邦政府实行对地质勘探费用和税收优惠政策, 加大科技开发投入, 从而降低石油勘探和生产成本, 提高国内石油生产能力。与此同时, 美国对节能问题高度重视, 对先进节能技术的支持尤为积极, 不但政府牵头注入研发资金, 而且对刚刚迈入商业化的新技术给予各种政策优惠措施。2005年8月, 美国颁发了新能源法, 强调通过高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重点是鼓励企业使用再生能源和无污染能源, 并以减税等奖励性立法措施, 刺激企业及家庭、个人更多地使用节能、洁能产品。
二、美国对华的能源战略
美国对华的能源战略依从于其对华的国家战略。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不断变化的, 其对华的能源战略也在不断变化。
(一) 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过程
中国稳定发展, 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 按照经济学家的预测: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发展速度, 到本世纪中叶,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有可能赶上或超越美国, 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权利, 不容剥夺) , 因此美国全球战略重点也由欧亚转入太平洋地区, 中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并呈现复杂的特征。仅在美国总统布什仅有的两届任期内, 中美关系就经历“战略伙伴关系”到“战略对手关系”再到“复杂的中美关系”的剧烈的动荡。
可以预见, 中美关系将成为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国家关系, 同时也必将成为最复杂的国家关系, 21世纪全球的世界局势将被中美关系所左右。
(二) 美国对华的能源战略
中国被美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 美国对华的战略, 采取的是两手战略, 一方面极力遏制, 另一方面又灵活参与。在其遏制战略的指导下, 美国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在其“灵活参与”战略的指导下, 美国又采取了与华能源合作的战略。最近几年, 由于中国石油需求的快速上升, 迫使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石油, 尤其是中国与苏丹、印尼、缅甸、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石油战略合作, 令美国很不高兴, 多次直接或间接干预。2007年, 美国国务院刚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部主任兼布什总统特别顾问考维尔出任驻非洲联盟特使。其在5月10日通过接受国务院国际信息局刊物《美国参考》采访, 表达了美国对非洲的重视。她表示自己的任命“显示了美国与非洲为在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陆寻求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日益发展的合作关系”。“美国在非洲有经济利益——美国进口石油总量的近15%来自非洲, 同时也希望促进非洲取得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因此, 美国对非洲的外援在过去6年里提高到原来的三倍, 达大约40亿美元。
中国被美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 中国的一举一动自然受到美国的关注。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正在上升, 美国对这个现实及以后的发展势头保持着高度警惕。2007年2月6日布什宣布组建非洲司令部的时机更是微妙, 宣布之时正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在访问非洲期间;中国在2006年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时, 美国组建了非洲司令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对美国构成经济、环境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的挑战。”该委员会认为, 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
1.中国为了实现使其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目标和增强经济安全, 已经与若干石油供应国签订了能源协定, 这些国家中包括被美国国务院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伊朗、苏丹等。中国为了保证这些国家的石油来源, 向它们转让武器和军事技术, 甚至向它们提供导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件和技术。这极大损害了美国的全球武器不扩散政策。
2.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石油进口国都是国际能源组织 (IEA) 的成员国, 而中国是还未参加该组织的国家中消耗石油最多的国家。这使它成为影响世界能源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总是采用单边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石油资源, 这对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定价产生了额外的影响。
3.当前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中占主导地位 (达到70%) , 而且其中许多是没有洗过的煤, 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这对中国和世界环境构成巨大的挑战。此外, 美国还担心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中国从国外进口的石油大盘增加, 会增大中美之间在中亚和南中国海竞争的可能性。
美国国际能源战略中的某些因素和它对中国的这些负面看法, 是造成中美在能源领域一些矛盾和竞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中俄之间的联合加速了美国对华的战略戒备
2006年的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提出“各国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 不能成为外部干涉内政的借口”;“当发生威胁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紧急事态时, 成员国将协商采取共同应对措施”。上海合作组织把安保问题纳入战略视野。伊朗提出建立“能源联合”,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提出了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主张。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新举动和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体现出的有关国家关系的一系列新动向, 美国增强了戒心, 而且在2006年发表的四年防务报告中, 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戒心, 特别是对中国的戒备。报告把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均视为“处于21世纪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 但却把中国称为“最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角逐潜力的国家”。
美国通过强调中国是美国的“传统敌国”, 来推动盟国之间的作用分工和新的对华包围网的形成。美国对中亚各国展开的首脑外交攻势及美国对印度在核利用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妥协, 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推动以中国为对象的新的包围网的形成。这种形势预示着美中在能源领域的矛盾必将进一步激化。
以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为例, 虽然在1985年中美签署了政府间协议, 但进展并不顺利。随着2004年1月中美达成《关于在和平利用核能、核不扩散和反恐领域合作的意向性声明》, 从理论上说, 中美双方核能领域的合作障碍已经全部消除。可是, 从2006年美国决定在不附加前提条件下同印度展开核能合作这一事实上看, 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体现了美国对华的战略戒备心态。
三、中国能源安全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中国为了弥补石油能源的不足, 从海外进口大量石油。但在石油进口方面, 又有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如何确保稳定的供给源。由于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政局动荡, 中东产油国的供给情势极其不稳。从中东获得石油, 需要漫长的送油路线, 包括印度洋在内的海路安全性是很难解决的课题。中国庞大的需求量使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一路飙升。如此严峻的中国能源问题, 特别是石油的供求问题, 已经不单单是给国际市场造成一些影响这么简单了, 它已经与亚洲地区的安全保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首先, 供给源的多元化及其影响。为了得到稳定而充足的石油资源, 中国早就着手展开了积极的资源外交。面对中国频繁的活动, 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严阵以待。2006年5月, 美国副总统切尼借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机会对俄罗斯的能源战略进行了牵制, 同样利用外交攻势对中国还以颜色。
其次, 由于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反美、左倾和资源国有化倾向极为严重, 因此, 中国在委内瑞拉等地购买石油的举动, 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与警觉。
第三, 深刻的海上交通线问题及其影响。海上输油线的安全问题也已经映入了相关国家的眼帘。对于石油需求量迅速扩大的中国来说, 这已经成为最大的课题。这条海上路线需要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经过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 然后到南海和东海, 其涉及海域之广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可以控制的范畴。同时, 由于这片海域中分布着美军监视区域和全球调整的重要战略据点, 因此, 海上交通线问题, 交织着美中之间的各种利害冲突。
四、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博弈
(一) 中美之间在21世纪的战略交集是和平、稳定
当今世界, 美国的超级霸主地位已经确立, 其现在战略的重点是强化和维持霸权, 而世界秩序出现剧烈动荡是其不愿看到的。俄罗斯也不希望世界格局出现重大动荡。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也特别需要安定的世界秩序和和平的世界环境。尽管中美关系是复杂的, 但在这一战略需求上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 可以说引导当前世界格局的主要的世界大三角关系的共同利益在于稳定, 三大巨人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交集决定了当前世界的主流格局。可以概括地说, 中美之间在21世纪及其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总体战略矛盾是非激烈对抗性的, 但这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条件下激化为激烈的对抗性矛盾。
(二)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地位, 中国无意挑战其地位, 因此双方的合作是中国能源在处理对美关系上的主旋律。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国和美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潜力巨大。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和石油消费国、第五大石油进口国。2006年, 中国石油日消费量达710万桶。其中, 56%来自中东, 14%来自亚太地区, 23.5%来自非洲, 6.5%来自其他地区。国际能源专家预计, 中国2010年进口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2020年将每天进口600万桶以上石油, 到2030年石油净进口将达到每日1000万桶。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是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中美的经济正在增长, 双方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 都希望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稳定低廉。如果中美两国在多边框架内协调各自的能源政策, 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 就有可能平抑国际石油市场上过高的油价。其次, 中美都是海上能源运输大国, 都希望有安全的海上运输线, 双方可以在海上反恐怖、反海盗等方面进行合作, 以保证海上运输线, 特别是关键国际水道的安全。
二是中美都需要发展各种新的能源, 双方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应在核能和能源的充分利用、使用清洁煤技术、生物燃油、煤液化和汽化等方面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 这也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对中国的出口。近年来,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开始起步。2004年4月美国副总统切尼访华期间, 双方就美国向中国出售核电站设备达成了协议。5月23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美国能源部签署谅解备忘录, 同意加强双边能源政策对话并成立一个能源政策工作组, 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一系列对话与合作。这些领域包括能源安全方面的信息交流、能源政策与战略、能效与节能、能源技术的使用和选择及技术合作等, 该备忘录有利于中美两国加深在能源问题和能源政策上的相互了解。促进能源领域的信息交流, 并推动双方在一些能源项目方面开展合作。
三是双方将在战略石油储备方面进行合作。中美都是石油进口大国, 当国际能源市场发生重大波动时, 两国将协调使用石油储备, 这显然有利于确保能源安全。
(三) 中美两国能源方面的合作领域
1.中美能源合作首先要取得互信。当前两国能源关系处于一种紧张、竞争状态,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美国亚洲研究局亚洲能源安全及全球化项目主任米凯尔·赫伯格认为, 两国能源政策及对能源市场的看法存在差异是导致不信任的根源。如美国国会很多人认为,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寻求股份油的政策是掠夺性的, 会影响到美国政策的制定。就合作的领域及方式而言, 双方都认识到合作的范围非常广阔, 包括技术合作、环境保护、节能增效核废料的处理、建立石油储备等。
2.核能是未来能源的希望, 中国已确定大力发展核能, 因而新能源和新技术合作前景广阔。
3.能源开发与利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尤其温室问题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作为能源大国双方都有改善全球气候变暖的义务。
4.中美两国能源合作应由侧重能源下游领域转向侧重能源上游领域的合作。中美两国的科研部门和能源开发公司已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电动车、多燃料汽车等方面, 通过技术援助、培训、政策分析、资源和市场评价及信息交流等方式, 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
迄今中美两国政府推动的能源合作集中在中国的能源下游领域, 核心范畴和目标是提高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中美两国之间下一阶段的能源合作议题应在继续推动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 通过磋商、对话展开在上游和中游领域的合作。这些合作议题应包括:在中国的油气公司开拓海外开采市场时, 充分考虑中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利益;创造一个良好的双边外交政策环境, 使中国的油气公司和在美国注册的跨国石油公司能在中国、美国以及第三国合作开发;中美两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维护世界主要产油地区和国家的政治与杜会稳定;中美两国协商认定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等国际公共品;中美之间在民用核能利用的技术和政策层面走向实质的合作, 以推动核能在中国能源供应成分中的较快上升。
5.积极建立双边或多边的石油需求管理及价格协商机制。进入2006年以来, 石油价格居高不下, 2007年更是达到了每桶99美元的价格。高油价对能耗大国而言, 明显不利。如何建立一套双边或多边的石油需求管理或价格协商机制, 是石油需求大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四) 积极应对美国的突破遏制战略
中国在应对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方面, 在能源领域的外交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
1.对强联俄确保中国能源安全;中俄联合有利于遏制美国单极世界的企图。
2.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合作;有利于中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
3.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动武;可以防止美国在中东地区独霸石油资源的企图。
4.积极展开外交, 改善同印度的关系;可以突破美国对华战略的大包围。
在能源领域应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方面的对内方面主要有以下内容:
1.加强石油储备, 以防不测;建立危机意识, 可提高中国处理能源危机的应变能力。
2.有步骤有计划的改变产业结构, 减少高能耗的加工制造业, 增加低能耗的服务业投入;节能观念和技术手段, 始终应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保持一定的国内石油资源储备, 逐步减少对国内优质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尤其是在河北勘探到储量规模达10亿吨的大油田, 应慎重开采, 主要用于预防台海战争爆发后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石油禁运与封锁局势的应变及后石油时期新能源的接续。
4.加大对可燃冰、深海油气资源的开采的科研力度, 尤其是对南极的油气资源的开发做好充分准备。开发新能源, 始终应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5.加大对近海石油资源的开采。近期利用和平环境对近海石油资源的开采, 一方面为我国未来开采远洋石油的开采做好准备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 可以减少对大陆陆地石油资源过度开采, 使我国始终拥有一定的石油可采资源, 以备应对国际上的复杂局势。
6.极积寻求与中东产油国的多领城合作。对中东产油国的投资合作, 一方面可以减少国际高油价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以巩固我国的油源。
7.加强煤炭资源的液气化开发强度。我国是煤炭资源和使用大国, 煤变油、煤液化应是我国石油战略近期的重要部分。
8.积极进口核能资源轴238, 多渠道与产铀国合作。充分利用核能发电, 一方面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完成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义务, 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对我国煤炭发电的过渡依赖, 有利于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 故积极进口核能资源轴238客观上也应是我国能源战略的组成部分。
9.国内开展节省的教育, 强制推行房屋节能技术。国内家庭用能是今后我国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部分, 而随着我国居民居住面积的扩大, 空调机的普及, 夏天制冷与冬天取暖用能将会快速增长, 因此国家在建筑领域尽快推广房屋节能技术既有利于国民福利, 又有利于抑制今后家庭用能的快速增长, 这也是节能战略的一个刻不容缓的组成部分。
总之, 应对美国的能源战略, 既有国家安全层面上的、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外交层面上的, 又有国内的开源节流层次上的和国家应急层面上的;既有国家间在友好时期的能源战略应对, 又有在国家间战争时期的应对;既要保证当前我国经济高效快速健康发展, 又要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到国家间的能源合作, 又要考虑到国家间的能源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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