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危险因素

2024-09-12

进展性脑梗死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篇3

[关键词] 进展性脑梗死；血管狭窄；高危因素

[中图分类号] R743.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1）24-72-01

进展性脑梗死是指脑梗死发病后7 d内，虽然经过临床治疗但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仍不断进展或阶梯式加重的脑梗死。其进展时间从数小时到10多天不等，多发生在发病后6 h~1周。进展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众多，但主要的因素有高血压、糖尿病、血管狭窄、高血脂症等方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5例进展性脑梗死患者中，男35例，女10例；平均发病年龄（63.7±16.7）岁。对照组45例一般脑梗死患者中男32例，女13例；平均发病年龄（64.2±18.2）岁。45例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均符合1995年在第四届全国脑血管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1]。其要求是经头颅CT检查证实为脑梗死，入院时和病情进展后的临床神经功能损伤程度评分相差4分以上，在病情进展后再复查头颅CT，从而排除脑出血和外脑栓死[2]。

1.2 检测指标

在患者住院期间进行头颅CT检查，对血压和体温进行详细检测，第2天进行空腹血糖、纤维蛋白原和血脂抽血化验，并于7 d后进行复查[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合并其他疾病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3 讨论

动脉血管变窄导致血流速度下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停滞，原来已经形成的血栓也会因此不断向心脏方向生长变长，使管腔变得更加狭窄，或者因此而引起闭塞，使患者的梗死区域不断扩展变大，在临床上表现为神经功能渐进性恶化[3]。

3.1 高血压与进展性脑梗死

本研究结果显示，进展性脑梗死患者合并高血压病得比例非常高，达到80.0%，在所检测的因素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一般性脑梗死患者合并高血压病的比例仅为42.4%，远远低于进展性脑梗死的。这表明高血压对进展性脑梗死的发病具有关键的作用。

3.2 血管狭窄与进展性脑梗死

本研究两组患者TCD及颈动脉彩超检查结果显示，血管狭窄在进展性脑梗死患者中的比率达到68.8%。但是一般性脑梗死合并血管狭窄的比例也高达60.0%。这表明血管狭窄在所有脑梗死的发病过程中均具有重要作用。

3.3 糖尿病与进展性脑梗死

糖尿病是脑梗死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甚至会加重脑梗死。长期的糖尿病导致大脑中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闭塞拥堵，这样很容易促使形成脑血栓。血糖高会引起渗透性利尿、血液黏度增高以及血流的减缓，进而使患者的脑梗死区域扩展变大，促使进展性脑梗死的发生[4-5]。

3.4 高血脂与进展性脑梗死

高血脂通过两个方面对进展性脑梗死发生影响：一方面，高血脂使患者的血液黏度增高，导致脑血栓形成或扩展；另一方面，高血脂加速了脑动脉的硬化和血管闭塞，加重了脑梗死的临床表现[6]。本研究进展性脑梗死合并高血脂的比例达40.0%，是一般性脑梗死的约2.6倍。这说明高血脂同样是进展性脑梗死的危险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 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 1996， 29（6）：281-383.

[2]张天文. 进展性脑梗塞的危险因素分析[J].河北医学，2007，13（5）：525-526.

[3] 吕雅兵，董爱勤.进展性脑梗死与脑动脉狭窄相关性分析[J].慢性病学杂志，2010，12（7）：595-596.

[4] 岱坤，朱继红，崔晓丽，等．糖尿病合并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糖水平对预后的影响[J].中国综合临床，2000，16（5）：351．

[5] 陈兴洲，李宏建，陆兵勋.恶化性卒中[J].国外医学（脑血管病分册），2000，8（2）：109-111．

[6] 蒲传强，郎森阳，吴卫平.脑血管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9：169．

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篇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2009年2月~2013年2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166例脑梗死患者及158例脑出血患者, 150例正常对照组患者, 收集其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家族史、吸烟史、饮酒史、颈动脉斑块、心脏病、血压、测定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血浆纤维蛋白、血小板、出凝血时间、血尿酸资料, 并计算体重指数、脉压等指标。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的方法, 以脑梗死、脑出血患者作为病例, 非脑梗死、脑出血患者为对照组,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综合分析, 研究脑梗死、脑出血发生、发展可能的危险因素, 并采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对三组数据中的计量资料, 先进行正态性检验, 脑梗组、脑出血组及对照组采用多均数比较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SNK法,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病变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脑梗死、脑出血与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以脑梗死、脑出血为因变量, 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颈动脉斑块、吸烟、饮酒、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为自变量。详见表1、2。

3 讨论

研究发现, 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糖尿病, 冠心病, 吸烟, 颈动脉斑块是独立危险因素。饮酒, 高血压家族史, 糖尿病家族史是相关危险因素;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亦为高血压病, 饮酒, 吸烟, 颈动脉斑块是其相关危险因素。

3.1 吸烟和酗酒与脑卒中的关系

吸烟、饮酒均为脑卒中重要的危险因素。大量流行病学资料表明, 吸烟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之一, 仅次于年龄和高血压。卒中危险性与吸烟量及持续时间相关, 经常吸烟是公认的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其对机体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主要影响的是全身血管和血液系统, 烟草中的尼古可丁以刺激交感神经, 使血管收缩, 引起血压升高, 尼古丁还能够抑制前列环素 (PGI2) 的生成, 促进血栓素A2 (TXA2) 的合成, 促进血小板的聚集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 国内研究发现, 吸烟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度约为2.5~5.6[2]。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那些卒中时仍吸烟或发病前有过吸烟史的患者与从来未吸过烟的患者比较, 其死亡及复发血管事件的风险会更高。本研究证实, 吸烟是缺血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并且其危险度随日吸烟量而增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交往的增多, 饮酒被越来越多的人们作为人际沟通的手段, 相关研究表明, 长期大量饮酒对人体各系统都有损害, 主要表现为肝脏的损害及中枢和周围神经损害, 同时也会导致血脂代谢异常, 近期有研究资料显示[3], 酗酒者脑卒中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4~5倍, 瑞典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每天少量饮酒者 (<5g/d) 和缺血性中风有明显密切关系, 中、重度饮酒可增加中年人缺血性中风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因此, 饮酒作为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多数饮酒与脑卒中的关系研究表明, 出血性脑卒中发病危险性随饮酒量的增加而增加。在缺血性卒中有不同结果, 有研究表明, 小至中量饮酒能降低其发病率, 大量饮酒能使其危险增加, 还有一些研究并未发现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研究发现[4], 酒精摄入量与缺血性脑卒中之间的关系呈J型, 认为适度饮酒可能是脑卒中的保护因素;超过中毒剂量的近期大量饮酒, 可导致缺血性脑梗死的发生。Hillbom等研究212例16~60岁患缺血性脑梗死患者, 近期轻、中、重度饮酒及既往重度饮酒对缺血性脑梗死发病危险性的影响, 结果显示, 超过中毒剂量的近期大量饮酒, 可以由于心脏及大动脉血栓的形成, 导致缺血性脑梗死的发生。本研究显示, 饮酒是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符合上述理论。

3.2 颈动脉粥样斑块与脑卒中的关系

颈动脉是脑组织的主要供血动脉, 颈动脉粥样硬化是指双侧颈总动脉、颈总动脉分叉部及颈内动脉颅外段的管壁发生僵硬、内中膜增厚、内膜下脂质沉积、斑块或溃疡形成及管腔狭窄等, 与脑血管病的发生显著相关。Nagai等[5]使用超声检查了1059例患者, 得出结论:早期的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同腔梗和脑梗死是相关的, 对动脉粥样硬化斑的检出是脑梗死和腔梗的危险因素。大量研究资料表明, 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颈动脉狭窄是卒中的另一个中重要原因, 从人群研究的结果来看, 颈动脉狭窄占缺血性卒中的10%~20%。同冠脉病变一样, 它也是在血管内皮损伤、炎症、脂质沉着、脂斑形成、纤维素、血小板、凝血酶一系列因素参与下形成。本研究显示, 颈动脉粥样斑块是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相关研究理论一致。

病例￣对照组比较, 表中各项危险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提示高血压、糖尿病、颈动脉斑块、吸烟、冠心病、饮酒、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

病例￣对照组比较, 表中各项危险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显示高血压病、饮酒是出血性脑卒中的相关危险因素

3.3 心脏病与脑卒中的关系

心脏病 (如风湿性心脏病、心瓣膜疾病、冠心病、心衰竭、非风湿性房颤等) 尤其是伴心律失常或心肌梗塞者为缺血性脑中风的危险因素。美国明尼苏达的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表明[6], 无论血压处于何种水平, 心脏病人发生脑卒中的危险性都要比无心脏病者高2倍以上。国内21省农村研究表明, 有心脏病病史者患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性增加15.5倍, 伴心律不齐及心脏扩大者其风险性会增加7~8倍。有研究证实, 有冠心病者发生脑梗死的机会比无冠心病者高5倍, 本研究表明, 冠心病是脑梗死的独立危险因素, 符合上述研究理论。

摘要：对324例确诊脑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归性分析。结果缺血性脑卒中病例与对照组比较, 相关危险因素中高血压、糖尿病、颈动脉斑块、吸烟、冠心病、饮酒、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出血性脑卒中病例与对照组比较, 相关危险因素中高血压病、饮酒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高血压是脑卒中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糖尿病、冠心病、吸烟、颈动脉斑块是独立危险因素。饮酒、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家族史是其相关危险因素。

关键词：脑卒中,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1]吴江, 贾建平, 崔丽英.神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153

[2]饶明俐.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试行版) [N].卫生部办公厅, 2005, 28 (7) .

[3]杨左廉.酒精与缺血性脑梗死[J].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 1990, 21 (3) :185.

[4]Haffner SM, D'Agostino R, Mykkanen L, et al.Proinsulinand insulin concentrations in relation to carotid wall thickness:Insulin Resistance Atherosclerosis Study[J].Stroke, 1998, 29 (18) :498.

[5]Nagai Y, Kitagawa K, Sakaguchi M.Significance of earliercarotid atherosclerosis for stroke subtypes[J].Stroke, 2001, 32 (8) :1780.

危险因素监测总结篇5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为主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研究证实，慢性病的发生与吸烟、过量饮酒、不合理膳食、缺乏身体活动等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掌握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主要发生发展趋势及其规律，对于制定我国慢性病防治相关的政策和干预策略，采取有针对性地防治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五个村抽取100户进行调查的确定、家庭和个人调查表的填写、体格测量同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仔细的讨论，了解和掌握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节，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合格率达100％。熟练掌握监测规范和方案，熟悉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做到按时、按求上报死亡个案，为国家提供准确的、有价值的基础数据。同时，针对死亡个案信息在收集方面存在的问题，村医分别进行了细的了解并要求在尊重他人隐私和民族风俗习惯的前提下，采取有效的措施，按时保质保量地收集资料，为死因监测在我县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次调查工作中取得的经验通过此次的调查培训，使我县调查人员学到了新的知识，提高了业务素质，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对问卷的调查，掌握了一定的调查技巧，提高了调查能力；通过对调查对象的调查，使自己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不良行为。

存在的问题

产后抑郁症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 抽取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意识清楚, 能独立清晰的回答问题, 知情同意后自愿参加。排除标准:既往有精神病史;既往智力障碍、脑损伤或脑部疾病、语言、听力障碍者。剔除标准:产妇依从性不好, 拒绝合作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量表及诊断标准

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制) 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 (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EPDS) 。一般情况调查表是在参考大量文献和咨询多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需求自行设计编制而成, 用于产妇基本信息的采集和产后抑郁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 内容包括产妇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孕产史、产科情况、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新生儿因素等27项指标。PPD诊断量表采用EPDS, 该量表分为10个条目共30分, 即心境、乐趣、自责、焦虑、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自伤, 每一条目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记0、1、2、3分, 每一条目的得分相加为总分, 总分≥10分者可能患不同程度的PPD。

1.2.2 资料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在征得调查对象同意后, 于产后7 d内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的部分内容填写, 于产后42 d产后复查时补充完善相关信息, 并完成EPDS的填写。在固定时间, 研究者向被调查者发放问卷, 按照统一的指导语言, 说明调查的目的和填写要求, 请产妇自行填写调查表, 对理解困难的条目现场给予解释, 调查完毕后当场检查资料的完整性。

1.3 统计学处理

调查表数据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双份录入, 并进行一致性及逻辑性核查。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 分类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字2检验, 等级资料单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检验, 多元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探索PPD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指双侧概率。

2 结果

2.1 大兴区PPD的发生率

本研究在大兴区人民医院随机抽取符合条件的妇女1824名, 共发放问卷1824份, 收回有效问卷1666份, 有效率为91.34%。1666名产妇年龄19~43岁, 平均 (27.82±3.70) 岁;体重指数15.94~40.00 kg/m2, 平均 (24.11±3.40) kg/m2;分娩孕周28~42周, 平均 (38.69±1.49) 周。EPDS评分≥10分者有332名, 发生率为19.93%。

2.2 PPD的危险因素

2.2.1 单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中, 非PPD组与PPD组在体重指数、妊娠是否足月、分娩方式、新生儿性别、是否多胎、新生儿有无畸形、是否母婴同室、有无不良孕产史、有无妊娠合并症、性格类型、是否计划妊娠、孕产知识来源及有无抚养经验方面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的年龄、孕次、产次、文化程度、人均家庭收入 (月) 、新生儿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 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方面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2。

名

2.2.2 多因素分析

以PPD产妇为因变量, 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除了年龄、产次、文化程度、人均家庭收入 (月) 4个变量被剔除外, 其余6个因素:孕次、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都对是否患产后抑郁症有影响, 见表3。其中孕次的回归系数为负, 即孕次增加越不容易患PPD。喂养方式中母乳喂养较人工喂养的评分较低, 即母乳喂养不容易患PPD。新生儿发育状况、居住条件、夫妻关系均为反向计分, 即三者对评分有正向影响, 新生儿发育状况越差, 居住环境越不好, 夫妻关系越不好, 评分越高, 越容易患PPD。而新生儿性别不符合期望者评分较高, 亦容易患PPD。模型整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喂养方式以母乳喂养为参照设置两个哑变量

3 讨论

3.1 PPD的发生率

产后抑郁根据抑郁的严重程度, 主要分为三种:产后情绪低落、产后抑郁症 (不伴有精神病症状) 以及伴有精神病症状的产后抑郁[6]。其中, 第二种是临床上最常提及的PPD。产后情绪低落是最常见、抑郁程度最轻的一种产后抑郁类型, 通常出现在产后3~5 d。PPD是一种较产后情绪低落更为严重的产后情绪障碍。目前临床上通常使用《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IV) 中分娩后4周内发病作为诊断标准[7]。而且大量研究表明, PPD发生的峰值处于产后1个月以内。本院产妇产后住院时间平均为3~5 d, 在产后6周时返院进行产后复查。考虑到PPD的筛查是产妇对过去感受的回顾性研究, 根据上述PPD的发病和诊断时间, 结合临床工作特点, 本次研究的对象是产后6周的产妇。

国外研究报道PPD的发生率为12%~20%, 一般认为是13%[8,9]。我国的有关报道则为5.45%~38%[10,11], 各家研究报道的差异较大。PPD的发生率与其诊断标准直接相关, 而实际上, PPD的诊断至今尚无特异的实验室指标或影像学依据, 主要是依靠病史特点、临床表现及各种筛选、诊断量表。目前, 临床研究对PPD的评估与诊断一般采用两步筛查法, 即第一步量表筛查, 第二步采用临床定式检查, 做出符合相应诊断标准的临床诊断[12]。绝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第一步, 即仅以产后抑郁筛查量表评分做出PPD的诊断。目前中国主要应用EPDS进行PPD的筛查。EPDS在国外筛查PPD的研究中所使用的临界值是12/13分, 而研究显示用于中国妇女PPD筛查的适宜临界值是9/10分[13]。本研究采用EPDS评分9/10分作为筛查PPD的临界值, PPD发生率为19.93%,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近, 提示PPD的患者人数可能很多, 亟需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

3.2 PPD的影响因素

PPD的发生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 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14,15,16]。刘晓秋等[17]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综合筛选出中国妇女产后抑郁症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果显示:研究较多的8个影响因素是产妇年龄、分娩方式、是否有产前焦虑、夫妻关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新生儿健康状况以及产后是否有丈夫协助, 其中与PPD发病关联较高的4个因素分别是产妇年龄>34周岁, 非顺产分娩方式, 夫妻关系不和睦, 以及新生儿身体健康状况差。刘双喜等[18]对产后抑郁症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中, 将经济状况差、与丈夫或公婆关系差、产妇性格内向、孕期有焦虑或抑郁情绪、分娩过程不顺利、产后睡眠质量差、新生儿性别不满意、新生儿健康状况差8个因素确定为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状况差、孕期有焦虑或抑郁情绪和新生儿健康状况差3个因素与产后抑郁症相关性最强。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孕次、产次、文化程度、人均家庭收入 (月) 、新生儿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方面, 非PPD组和PPD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在多因素分析中, 孕次、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都对PPD患病有影响。这一结果与多数学者是相似的。在汤琼瑶等[19]、张妍等[20]的报道中, 母乳喂养是PPD的独立保护性因素, 可能与母乳喂养能增进母子感情, 利于提高新生儿免疫力, 促进产妇恢复有关, 而人工喂养的产妇可能是有妊娠合并症不适宜哺乳, 或者是泌乳不足, 这些因素均增加了PPD的发病风险。新生儿发育状况差、新生儿性别不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差以及夫妻关系差都是PPD的独立危险因素, 也验证了很多学者的结论。

3.3 PPD风险预测模型

吕军等[21]建议在孕产妇接受孕产期保健的全过程中, 针对可能导致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 实施综合性的预防干预措施。目前研究集中于早发现, 早干预, 而产妇产后更多接触的是家庭环境, 和仅有的几次社区卫生人员上门访视。如果能建立PPD风险预测模型, 筛选出高危人群, 将干预提前至孕前保健、孕妇学校宣教以及有针对性的产后指导中, 将会是降低PPD发病风险的有效手段。本研究显示根据PPD影响因素建立的风险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但是否有临床意义, 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证实。

摘要：目的:调查北京市大兴区产后抑郁症 (PPD) 的发生情况, 分析PPD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 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对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分娩的1666名产妇在产后42 d进行调查。结果:1666名产妇中, PPD的发生率为19.93% (332/1666)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非PPD组 (n=1334) 和PPD组 (n=332) 的年龄、孕次、产次、文化程度、人均家庭收入 (月) 、新生儿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方面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次、喂养方式、新生儿发育状况、新生儿性别是否符合期望、居住条件及夫妻关系都对是否患PPD有影响, 且模型整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PPD的发生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可以利用风险预测模型筛选PPD高危人群, 从而早发现、早干预。

子宫内膜癌相关危险因素的探讨篇8

关键词：子宫内膜癌,危险因素,绝经,绝经前

子宫内膜癌( endometrial cancer,EC) 是发生于子宫内膜上皮的一组恶性肿瘤,对女性的生命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2008 年中国肿瘤登记的数据表明,子宫肿瘤发病率上升为9. 52 /10 万[1],在欧美国家其发病率占妇科恶性肿瘤的第1 位,而在我国其发病率居第4 位,死亡率居第6 位。在北京、上海等城市,EC发病率已超过子宫颈癌,成为妇科第一大恶性肿瘤[2]。EC多发生于绝经妇女[3],其高发年龄段为50 ~ 60 岁,70% 的患者诊断时已绝经,绝经前女性EC发病率低于绝经后女性,临床上容易忽视,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因此确定绝经前、绝经后女性EC相关影响因素,针对危险因素采取防治措施,根据保护因素进行健康宣教,对预防EC有一定的价值。

1 资料及方法

1.1资料收集

收集2010 年1 月1 日至2014 年12月30 日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的未经过放疗或化疗的且经过病理确诊的资料完整的EC患者81 例,年龄24 ~ 74 岁,平均( 52. 22±0. 81) 岁,分为2 组,其中未绝经组27 例,平均( 50. 22 ±1. 52) 岁;绝经组54 例,平均( 53. 22±0. 93) 岁。依据2009 年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修订的手术病理分期,81 例EC患者采用现代生物学进展中的分类: 子宫内膜样腺癌64 例、黏液性腺癌9 例、浆液性腺癌5 例、透明细胞腺癌3 例。选择同期因不规则阴道流血就诊的经病理确诊的非EC患者112 例作为对照,其中绝经组40 例,未绝经组72 例。通过问诊了解病人初潮年龄、婚育史、高血压史、糖尿病史、激素替代治疗(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史) 、甲状腺功能减退病史、乳腺癌术后用药史( TAM) 、多囊卵巢综合征( polycysticovariansyndrome,PCOS) 、肿瘤家族史,住院期间测身高、体质量,并完善妇科超声检查。排除血液系统疾病、子宫肌瘤、宫内环、卵巢肿瘤的患者。

1.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分别分析绝经及未绝经妇女EC的相关因素,对于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绝经组和未绝经组EC的分布情况

绝经组子宫内膜腺癌41 例( 43. 6% ) ,子宫内膜鳞癌7 例( 7. 45% ) ,子宫内膜透明细胞癌3 例( 3. 19% ) ,子宫内膜乳头状癌3 例( 3. 19% ) 。未绝经组子宫内膜腺癌23 例( 23. 2% ) ,子宫内膜鳞癌2 例( 2. 02% ) ,子宫内膜乳头状癌2 例( 2. 02% ) 。

2.2未绝经组EC的危险因素分析

未绝经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PCOS /甲减、孕次、初潮年龄,在2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1。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初潮年龄大、孕次多是绝经前女性EC患病的保护因素,而高血压是绝经前女性EC患病的相关危险因素。见表2。

2.3绝经妇女EC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BMI、孕次、初潮年龄在2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初潮年龄高、孕次多是绝经后女性EC患病的保护因素,见表4。

3 讨论

3.1高血压、糖尿病与EC的相关性

罗雪梅等[4]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示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与子宫内膜增生发病有相关性,但多因素分析显示无相关性。岑立微等[5]研究提示EC的发病与肥胖有关。并有临床研究证实,BMI与罹患EC的风险具有较高的相关性[6]。代谢异常对性激素的合成和代谢都有影响,寿华锋等[7]研究指出,空腹血糖>5. 6 mmol/L或确诊糖耐量异常或确诊糖尿病是EC合并代谢紊乱性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早年有研究也指出糖尿病患者( 尤其伴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 血清肿瘤标志物CA-199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群[8],而胰岛素水平增高在子宫内膜异常增生病变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9]。Ⅱ型糖尿病患者绝经前后发生EC的危险增加[10]。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超重或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使未绝经女性EC风险分别增加1. 273、5. 462、1. 360 倍,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仅显示高血压为其危险因素,可能由于研究病例数目不足,缺乏代表性,也可能与新疆地区人口结构有关。故代谢与绝经前女性EC发病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临床研究发现EC好发于50 ~ 60 岁,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11]。绝经后子宫出血无明显周期性,加上不规则的出血量,和正常的月经之间区别较明显,存在生殖道恶性肿瘤的危险[12]。绝经后子宫出血一直以来被认为是EC的危险信号而备受关注,目前认为EC的发生可能与年龄、体质量过重、未孕、绝经较晚及糖尿病、高血压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 超重或肥胖,高血压,糖尿病使绝经女性EC风险分别增加2. 874、0. 619、0. 689倍,然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仅显示BMI为其危险因素,与既往多数相关文献研究有很大差异。而蓝莉等[13]研究显示BMI、雌激素水平、绝经年龄是绝经后女性EC的主要危险因子。

3. 2 PCOS、HRT、肿瘤家族史者为EC的高危人群

PCOS患者内分泌及代谢的改变致长期缺乏孕激素,而雌激素水平偏高,高雄激素血症和高胰岛素血症降低了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增加患EC的风险。本研究中PCOS使得绝经前女性患者发生EC的风险是无PCOS者的1. 241 倍。而与绝经后女性发生EC无明显关联。与其他临床研究结果一致[14]。

目前有多个研究认为,经过合理选择与规范应用HRT,并不增加EC治疗后复发、死亡的风险[15,16,17]。本研究结果显示两者无相关性,与既往多数相关文献研究有很大差异[18]。

肿瘤家族史与EC,尤其是绝经前EC的发生高度相关。然而本研究结果提示肿瘤家族史与绝经前、后女性EC均无明显关联。也曾有报道EC有家族遗传倾向,肿瘤家族史的研究肯定了遗传因素的作用。游哲辉等[19]选择117 例绝经前EC患者,按1 ∶1比例收集同期体检正常女性,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家族史、激素替代治疗为绝经前女性EC患者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绝经前女性人群中对肿瘤家族史应进行重点预防,对防止该病有重要的意义。

3.3月经、生育史与EC的相关性

多数研究显示初潮较晚、绝经延迟、月经紊乱、未孕未产及初次妊娠年龄等与EC的发生高度相关[20]。绝经越晚,受雌激素的影响时间越长,患EC的危险就越高。而本研究发现初潮年龄高、孕次多是绝经前,后女性EC患病的保护因素。

产后抑郁症的相关危险因素探讨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09年2~11月在我院住院分娩的初产妇182例,排除智力障碍、脑损伤或脑病及精神疾病患者,年龄22~40岁,平均(29.71±4.50)岁,孕周36~42周,平均39.3周。

1.2 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试题测试,于产后1周内向产妇讲解调查内容,指导产妇自评,现场收回调查表。以EPDS分值作为抑郁状态的评估根据。结合我国的国情,将EPDS分数>9分定义为抑郁,将EPDS分数≤9分定义为无抑郁,以减少假阴性率[4,5,6]。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回归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产妇受教育程度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

由表1可见,产妇受教育程度与产后抑郁症无直接相关性,不同教育程度产妇抑郁症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22,P>0.05)。

2.2 产妇抑郁知识了解状况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

由表2可见,抑郁知识了解状况与产后抑郁症相关,孕期抑郁知识了解缺乏的产妇产后抑郁症患病率较高(P<0.01)。

注:与了解产后抑郁症知识的产妇比较,χ2=7.07,**P<0.01

2.3 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

由表3可见,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相关,剖宫产产妇产后抑郁症患病率高(P<0.05)。

注:与自然分娩产妇比较,χ2=4.95,*P<0.05

2.4 产妇睡眠状况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

由表4可见,产妇睡眠状况与产后抑郁症相关,睡眠状况差的产妇患产后抑郁症几率高(P<0.01)。

注:组间整体比较,χ2=29.65,P<0.01

2.5 产后抑郁症相关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上述结果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引入Logistic模型,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赋值:非抑郁=0,抑郁=1;抑郁知识了解状况:不了解=1,了解=2;分娩方式:剖宫产=1,自然分娩=2;睡眠状况:差=1,一般=2,好=3。结果表明,不了解抑郁知识、剖宫产、睡眠差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增大。见表5。

3 讨论

3.1 产后抑郁症的一般情况

产后抑郁症最初由Pitt在1968年首次提出,指产妇在产褥期内出现的抑郁症。产后抑郁症作为一种生理和心理复杂交互作用的疾病,一般在产后6周内第1次发病(即往无精神障碍史),是一组以情感持续低落为基本特征的精神障碍,可伴有思维和行动的改变及躯体症状。产妇多表现为心情压抑、沮丧、感情淡漠、不愿意与人交流。产后抑郁症不仅影响产妇的自身健康及婚姻和家庭,对婴儿的情绪行为产生不良影响,更甚者还会引起杀婴和自杀的行为,危害极大[7]。由于患者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心理问题,使得医务人员难以及时发现孕产妇出现的抑郁症状。目前对产后抑郁症尚无特异的实验室指标和统一的诊断标准,多采用EPDS量表及各种自评量表进行抑郁症判定。EPDS量表为自评量表,包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分别为0~3分,满分30分[7]。一般认为分值≥13分提示患者有一定程度的抑郁障碍,分值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高,分值越低说明患抑郁症可能性越小。结合我国的国情,为了减少假阴性率,提高特异度,本研究将产后EPDS分值>9分定为产后抑郁,EPDS分值≤9分定义为无抑郁症状[4,5,6]。本研究表明,产后抑郁发生率为20.3%,与国内外报道相似[4,5]。

3.2 产妇受教育程度与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张红梅等[8]报道,产妇文化水平与产后抑郁症相关,产妇文化水平越低,患产后抑郁症风险越大,但也有与之相反的报道[9]。本研究显示,产妇受教育程度与产后抑郁症无直接相关性,与Tanaka等[10]的报道一致。调查结果报道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文化背景、文化水平、社会经济状况及诊断标准不同有关。

3.3 产后抑郁症知识了解状况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本调查结果表明,抑郁知识了解状况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其中,不了解抑郁知识是产妇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因素。产后抑郁症组62.2%(23/37)的产妇不了解抑郁知识,对其危害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其预防措施。因此,医务工作者在孕期保健中,要对孕妇及家属加强产后抑郁症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其深入了解产后抑郁症的知识,减少家庭环境对产妇心理状况的不良影响,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3.4 分娩方式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的关系,不同报道结果不一致。郭田等[11]研究表明,剖宫产可增加产妇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杨梅等[3]研究表明,分娩方式与产后抑郁症不相关。本调查结果表明,剖宫产可增加产妇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与郭田等[11]报道相似。可能与其术后切口疼痛,精神紧张加剧,则更易发生产后抑郁症有关。

3.5 产妇睡眠状况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

睡眠障碍虽然是产后抑郁的特征之一,但其也可能是产后抑郁的心理诱因之一。本研究显示,睡眠状况与产后抑郁症密切相关,睡眠差的产妇产后抑郁症的患病率明显高于睡眠好的产妇,提示睡眠越差,越容易产生产后抑郁症。研究表明,睡眠是机体恢复精力所必须的一种活动,睡眠不足可导致产妇心理障碍,这可能是产妇睡眠不足易发生产后抑郁症的原因[12]。

综上所述,孕期抑郁知识了解缺乏、睡眠状况差、剖宫产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增大。

摘要：目的探讨产后抑郁症发生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对182名产妇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82名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率为20.3%;孕期抑郁知识缺乏的产妇较孕期抑郁知识丰富产妇的产后抑郁症患病率高(P<0.05);睡眠状况差的产妇较睡眠好产妇产后抑郁症患病率高(P<0.05);剖宫产的产妇较顺产的产妇产后抑郁症患病率高(P<0.05);不同学历产妇产后抑郁症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孕期抑郁知识了解缺乏、睡眠状况差、剖宫产的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增大。

异位妊娠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13 年9 月~2015 年9 月于我院诊治的异位妊娠患者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作为异位妊娠组,年龄20~47 岁,平均(32.5±11.5)岁,其中输卵管妊娠80 例,卵巢妊娠6 例,宫颈妊娠7 例,宫角部妊娠7 例。选取同期于我院产检的正常妊娠妇女200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22~45 岁,平均(32.4±11.1)岁。纳入标准:①根据孕妇疾病史、临床表现、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测定、超声检查和妇产科检查进行异位妊娠的确诊[6]。 ②平时月经规律,有停经史、伴或不伴有腹痛、阴道流血。③血 β-HCG>2000 U/L。④妇产科检查可见子宫稍大,较柔软,患侧附件有肿块或者有轻度的压痛。⑤通过阴道超声或者腹部超声观察宫腔内没有探及妊娠囊,子宫旁有异常低回声区,可见到胚芽和原始的心管发生的搏动, 子宫旁有混合回声,子宫直肠窝有游离的暗区存在。排除标准:①孕妇末次月经记录不详、孕产史不详、吸烟饮酒史不详者;②既往手术史不详者。筛查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排除不符合条件者,根据最终纳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的住院号,利用病案查询系统对每一份病历进行查询和仔细的阅读,将研究对象的年龄、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盆腔炎症史、手术史和异位妊娠发生情况均录入计算机,保证录入的精确度和可靠性,采用双盲录入法,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及时纠正。

1.2 观察指标及判断标准

观察两组研究对象异位妊娠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情况,参照文献中研究[7],针对可能影响异位妊娠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情况。吸烟史:每天吸烟量至少1 支,持续吸烟时间大于1 年者[8,9,10]。流产史:进行过自然流产、人工流产和药物流产者。盆腔炎症疾病史: 进行过盆腔探查、诊断,发现盆腔有充血、水肿、粘连等疾病者。手术史:卵巢、输卵管和子宫的手术史及阑尾炎手术史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危险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以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异位妊娠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情况

两组研究对象有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者所占比例及平均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异位妊娠组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者所占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 异位妊娠发病相关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情况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是异位妊娠发病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3。

3 讨论

近年来异位妊娠发生率明显升高,发生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异位妊娠相关危险因素增多[11,12]。近年来异位妊娠呈现明显升高的趋势,同时也是引起孕妇死亡的重要原因。受精卵在输卵管内正常运行,延迟或者抑制其进入到子宫腔都有可能发生异位妊娠[13,14]。受精卵被保留在输卵管内着床, 从而形成异位妊娠,其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点:①输卵管平滑肌收缩性受到损伤;②输卵管内部微环境发生变化[15,16]。吸烟对输卵管和内环境造成损伤研究中,异位妊娠孕妇输卵管中的PROKR1 和PROKR2 表达明显增加,其中PROKR1是血管内皮生长1 受体蛋白,会对输卵管内微环境造成改变,微环境会向着利于胚胎植入方向变化[17,18]。如果PROKR1 表达增加会造成输卵管收缩功能破坏,对肌肉调节能力造成影响, 从而降低输卵管活动性,延迟了受精卵进入子宫腔的时间[19,20]。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院2013 年9 月~2015 年9 月收治的100 例异位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两组研究对象异位妊娠发病危险因素的单因素情况,对异位妊娠发病相关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象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比例和年龄均无明显差异(P > 0.05),异位妊娠组盆腔炎史(30.0%)、下腹部手术史(33.0%)、异位妊娠史(10.0%)者所占比例均高于对照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 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是异位妊娠发生的危险因素。盆腔炎史是异位妊娠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盆腔炎性疾病主要是由性传播疾病(淋病奈瑟菌感染)、细菌性阴道病等感染通过宫颈黏膜向上蔓延到卵巢、腹腔而引起的。盆腔的炎性疾病不仅仅局限在盆腔某个特定的部位,其诱发感染可能达到整个盆腔脏器。炎性反应很容易造成输卵管和周围结构发生变化,同时输卵管炎还会造成输卵管内在的伤害,如输卵管内部纤毛细胞比例降低,造成输卵管内部褶皱发生粘连进而阻止受精卵的运动和发育,从而在输卵管着床,尤其是输卵管壶腹部,因其管腔宽大且有丰富上皮褶皱。沙眼衣原体在女性的泌尿生殖道侵袭和蔓延,造成盆腔发生感染,从而影响受精卵的正常活动,然而由其导致的盆腔感染的症状隐匿,不容易被诊断和发现。一般情况下,首次异位妊娠发生原因往往是不可逆的,因为异位妊娠病因主要是输卵管周围发生粘连和输卵管堵塞,而盆腔粘连可能造成瘢痕发生, 从而导致输卵管蠕动功能发生障碍,黏膜纤毛功能障碍,进行治疗后再次发生异位妊娠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另外首次异位妊娠者通过手术治疗时, 电凝受伤造成近端输卵管有潜在瘘管形成,一些行输卵管切除术后的患者,残输卵管异位妊娠的发生率也相应增高。有研究表明[21],腹腔镜手术过程中,输卵管因不充分或者表浅的电灼,在近端被切除之后留下比较短的残端。残端小于2 cm,随之后瘘管形成可能性会明显增加。③下腹部手术史在异位妊娠发生过程可能也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比如子宫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剥除术,以及输卵管妊娠破裂,造成异位妊娠的发病风险增加2 倍,其原因主要是术后的组织粘连造成输卵管失去了正常的解剖结构,对输卵管正常生理功能造成影响[22]。有资料显示[23],阑尾切除、阑尾炎穿孔均可以造成阑尾穿孔, 引起阑尾周围脓肿,其炎性反应扩大累及到右侧输卵管,输卵管发生粘连、蠕动障碍,甚至可能造成输卵管管腔狭窄和扭曲,从而影响受精卵正常运行,运行受阻之后很容易发生异位种植。异位妊娠人群异位妊娠的发生率是正常孕妇的1.14 倍,异位妊娠可能造成瘢痕形成,一旦受精卵细胞植入瘢痕,孕囊很容易在上一次异位妊娠的肌层组织,滋养细胞随着妊娠不断发展,直接进入子宫肌层,甚至可能穿透子宫,形成一系列并发症,比如子宫破裂和大出血,危及孕妇生命甚至对生育能力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24]。

另外人工流产过程中, 器械需要反复进入子宫腔,如果无菌操作不严格,手术后慢性输卵管炎发生概率增加,进而影响输卵管平滑肌收缩和纤毛正常运动,进而对卵子的运行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另外过多的宫腔操作形成了一定的损伤,可能造成子宫内膜缺损,影响了受精卵的着床。药物流产时,阴道流血时间过长可能会增加宫腔感染的概率,从而对受精卵运动造成一定的影响[25]。本研究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流产史并不是异位妊娠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是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多次妊娠和宫腔操作造成女性阴道正常菌群失衡,可能诱发多种疾病[26,27]。

综上所述,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是异位妊娠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为预防异位妊娠发生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摘要：目的探讨异位妊娠发病相关危险因素情况。方法将2013年9月~2015年9月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00例异位妊娠患者作为异位妊娠组,同期正常妊娠妇女200例作为对照组,观察不同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盆腔炎史等孕妇异位妊娠发生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异位妊娠的危险因素分析。结果两组研究对象吸烟史、月经紊乱史、子宫肌瘤、流产史者所占比例及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异位妊娠组盆腔炎史(30.0%)、下腹部手术史(33.0%)、异位妊娠史(10.0%)者所占比例均高于对照组(6.0%、12.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5.16、9.01、6.47,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盆腔炎史(OR=1.047,95%CI:1.131~1.016,P=0.016)、下腹部手术史(OR=1.039,95%CI:1.096~1.025,P=1.039)及异位妊娠史(OR=1.062,95%CI:1.194~0.998,P=0.025)均是异位妊娠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盆腔炎史、下腹部手术史、异位妊娠史是异位妊娠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为预防异位妊娠发生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糖尿病足大截肢相关危险因素探讨篇12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患者以老年人常见，多伴有心脑血管和肝肾系统疾病。临床表现除有糖尿病的表现外，在肢体的表现主要有肢体缺血、神经功能障碍和感染3个方面。大多数患者糖尿病病程在5～10年以上，年龄一般在50岁以上。由于糖尿病患者伴有严重的代谢障碍，机体免疫功能减弱，感染极易扩散，病情发展急剧，难以控制，致残率、致死率高，严重的危害糖尿病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1]。下面对北京市大兴区中医医院和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2004年11月～2006年10月行大截肢手术的78例患者进行分析探讨糖尿病足大截肢的危险因素。

1 临床资料

78例均为北京市大兴区中医医院和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住院患者，均符合2000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第2届糖尿病足会议所制订的“糖尿病足（肢端坏疽）检查方法及诊断标准”，参照国际糖尿病足工作组编写的《糖尿病足国际共识》中关于“大截肢的定义、标准和指标”执行大截肢手术[2]。其中，男性52例，女性26例；年龄50～86岁，平均69.2岁。糖尿病病程最长30年，最短6年，平均（18±2.4）年。

2 结果

2.1 糖尿病足大截肢患者年龄、性别分布见表1。

2.2 78例糖尿病足大截肢患者糖尿病及糖尿病足的发生时间（n=78），见表2。

2.3 78例糖尿病足大截肢患者动脉搏动与多普勒检查情况，见表3、4。

注:动脉搏动情况，正常+++，减弱++，极弱十，消失-

2.4 78例糖尿病足大截肢患者的糖尿病并发症情况分析，见表5。

3 讨论

我国糖尿病患者总数约4 000多万，年发病率为13/10万，国外报道2型糖尿病因外周血管病变而行截肢危险性比非DM患者高10～15倍，是非外伤性截肢的主要原因，糖尿病伴足部溃疡患者的病死率大约是无足部溃疡DM患者的2倍[3,4,5]。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发展到后期的严重并发症，是糖尿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6,7]。通过对78例糖尿病大截肢的病例分析，截肢患者主要集中在老年患者，且以60岁以上的患者为主。糖尿病足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糖尿病的病程密切相关，糖尿病的病程越长，发生糖尿病足的机率越高。同时难以控制的感染也是糖尿病足大截肢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78例大截肢的患者中有3例是由于难以控制的感染而导致截肢。78例截肢患者的血糖均控制不理想，尤其是血糖>11.1 mmol/L的患者有53例，占67.95%，这可能与糖尿病足多合并严重感染有关；另有5例患者血糖水平达标，占6.41%，说明良好的血糖控制并不能完全有效地避免大截肢。在78例截肢患者中，患侧肢体均存在足背动脉、胫后动脉搏动消失，有20例月国动脉搏动消失，说明肢体远端的血液供应差，完全依赖少量的侧支循环，75例患者的股动脉搏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其中有23例搏动极弱，并且23例病例全部大腿大截肢，而78例患者的对侧肢体，股动脉搏动情况只有13例搏动尚可，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而月国动脉的搏动情况除10例尚正常外，其余均有减弱，足背动脉、胫后动脉则无一例搏动是正常的，说明患者的对侧肢体也有不同程度的缺血情况[8,9]。78例糖尿病足大截肢的患者多有重度的动脉硬化（闭塞程度在50%以上），踝/肱比值<0.3的62例，占79.49%。但是，糖尿病足的血管病变不同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血管病变以大动脉多见，而糖尿病足的血管病变多发生在不止于大动脉，中小动脉硬化闭塞病变普遍存在[10]。糖尿病足多并发心脑血管疾病、动脉粥样硬化、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坏疽及感染等，使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功能进一步下降，会使局部坏疽感染更加难以控制，是糖尿病足导致大截肢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

目前国内、国际上的糖尿病足的分级多根据创面的范围与深度分级，但在临床上糖尿病足4～5级的患者大截肢的机率高，但有些患者糖尿病足1～3级，甚至是0级的患者，因动脉硬化闭塞严重，或者临床上的失治、误治导致病情发展，感染扩散，甚至大截肢。因此早期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足对于降低糖尿病足的截肢率有重要意义。同时糖尿病足患者多并发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症，但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不一定有糖尿病，因此临床医生应详细询问病史，常规作血糖检查，以免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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