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精选12篇）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

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职教育的成败, 完善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促进高职院校提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 可以实现高职教育与社会的接轨, 不断地服务社会, 提高教学质量, 深化素质教育改革。社会评价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和时代的必然要求, 是大势所趋。高等教育社会评价制度是衡量高职教育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同时也会反作用于高职教育质量的提高, 因此必须要建立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 以此来督促高职院校提高教学质量, 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1 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研究的意义

(1) 实现高职教育与社会接轨、服务社会。高职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服务社会的高素质人才, 进行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 有助于帮助高职教育更好地向社会迈进, 不断地与社会接轨、服务社会。高职院校主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应通过它所培养的毕业生能否对经济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来衡量, 即通过毕业生是否具有岗位针对性、是否能较快地进入角色、是否较快熟悉所在职业岗位的工作流程来决定。因此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最终意义就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的结合, 让人才更好地走向社会, 不断地发挥个人的价值, 实现服务社会的目的, 这也是人才自我发展的目的所在。

(2) 促进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社会评价制度研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及时地对高职教育进行评价, 能够让学校不断地意识到自身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以便及时进行改正和反思。很多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存在问题, 比如片面强调主要职业岗位的操作能力培养, 以使毕业生能尽快进入角色, 尽量减少职前培训所需的时间, 忽视毕业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建立规范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帮助学生提升个人水平, 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应用于社会实践, 这对职业院校的发展和学生素质的提高极为重要。因此, 建立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 能够促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3) 从根本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对高职教育进行社会评价, 能够从根本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随着职业化教育的日益推进, 高职的教育也要与社会建立起广泛地连接, 以不断地满足高职教育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一个合格的人才必将能够学以致用, 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 不断地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这正是高职教育的重点内容, 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 不断地促进社会发展, 从根本上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

2 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现状分析

(1) 建立社会评价制度得到国家倡导和鼓励。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得到了国家的倡导和鼓励, 比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对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 要采取领导、专家和用人部门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质量评估和检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 要求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要求学校培养更多创新型、实践型、应用性人才, 以便服务社会。由此可见, 社会评价制度已经从国家体制层面得到了广泛认可, 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根本走向, 这对高职教育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社会评价制度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

(2) 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确立是大势所趋, 建立科学化的评价方法, 能够从根本上帮助高职院校解决既存问题, 帮助高职院校更好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只有通过社会市场的评价来衡量。高职院校的最终使命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岗位需要的优秀人才, 人才的质量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最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从根本上说, 不管是高等院校还是高职院校, 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要进入企业, 融入社会, 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才是最终目的。所以, 进行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所有高等院校都无法回避的, 也正是由于社会评价制度的存在, 才反作用于高职院校, 督促学校改革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效率。

3 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研究

(1) 努力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建立高等职业教育规范的社会评价制度, 首先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在评价方法、评价主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比较, 一方面, 要立足于多元化的立场, 打破单一评价方法, 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 以使评价更加准确合理。另外在评价主体上, 根据学生专业以及就业情况, 进行必要的反馈和分析, 综合听取各个方面的见解, 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价, 这对于提高学生本身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努力地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力求为高职评价提供更多的思路, 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完善与否, 这对于学生本身素质的提高和高职的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2) 实现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高职院校社会评价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是促进高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所在。评价过程中, 要善于借助客观、规范的评价工具和评价方法, 以学生服务社会的程度作为最终指标进行相关的量化, 确定相应的参数, 不断提高评价的准确性。要善于借用可以量化、数字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评价, 不能仅凭主观臆断, 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要采用多种评价方法, 比如专家评价法、学生问卷调查评价、家长评价、企业评价、第三方评价等等, 将不同的评价结果加以权衡和分析, 综合得出全面的评价结果。总之, 对于高职的社会评价制度来说, 只有有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评价方法作为支撑, 才能够让高职院校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有发展前景, 从根本上提高办学效率,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创新型高素质人才, 不断提高社会竞争力。

(3) 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实现高职院校社会评价制度的准确性, 要建立专业的、稳定的评价机构, 可以在行业企业、学校等多个场合建立这样的评价机构, 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素质, 同时评价机构也可以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的反馈资源, 将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校, 认识自己教学上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 以便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 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 即通过将专业的评估人才引入评价系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提高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总之, 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能够从客观上约束和督促学校教学, 有效的人才评估能够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学生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4) 社会评价制度要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宗旨。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要想从根本上完善社会评价制度, 必须要从学生本身出发, 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学生作为社会评价制度的主体和核心, 只有不断地提高个人的能力, 提升个人的素质, 才能够让社会评价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训练, 在高职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能力, 只有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制, 才是最合理、最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 在高职社会评价过程中, 要特别注意增加学生个人能力的评价比重, 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创新性的优秀人才, 不断地促进高职素质教学的进步, 促进素质教学的改革。只有不断地实现学生能力的提高, 才能够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条件和原动力。这同时也是高职教育评价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在这方面讲, 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与社会评价制度的最终归宿是相同的。

4 结语

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本身、学校建设、社会服务等多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于高职教育来说, 建立有效的教育评价制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有较大的影响, 同时也得到国家的倡导和鼓励, 只有建立多元化的高职教育评价制度, 通过科学化的方法进行评定, 才能够实现有效的高职教育社会评价, 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姚爱国.社会评价制度:高职评价方式改革的发展方向[J].继续教育研究, 2011 (10) .

[2]姚爱国, 谭必翰.社会评价: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保证[J].职业教育研究, 2006 (5) .

[3]徐静茹, 郭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政策发展探析[J].职教论坛, 2013 (25) .

[4]阳艳美.论高职教育社会评价机制的建构[J].学术交流, 2013 (S1) .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2

[论文关键词]制度创新;成人高等教育;完善;激励机制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教师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现有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教师有效的激励。为此，必须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调整，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本文在对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教师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成人高等教育教师有效激励机制的措施。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大。随着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成人高教教师供不应求，但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据调查分析，影响其工作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是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现有的制度安排缺乏对教师有效的激励。为充分调动现有教师的积极性，就必须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调整，通过制度创新构建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

一、基础理论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关于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制度是一组人为的、非技术性的要素所构成的体系，这些要素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外生的并影响每个人的行为。这些因素通过授权、引导和激发个人行为共同产生了行为规律性。

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和某些服务的供给者，是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的，需求的不同也会导致制度安排的不同(李国民，20xx户〕。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则强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计的一些制约。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发生交换的结构。”在其与戴维斯合着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中，他们对制度创新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该理论认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往往是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形式方面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只有在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成为可能。

(二)激励及激励机制理论

现有的激励理论从大类来看，可分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激励理论。经济学的激励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代理理论等角度分析企业的激励问题，侧重于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机制或合同来激励代理人的积极性;管理学的研究角度更多从个体的一般性上来研究激励问题，它将激励定义为管理者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刺激被管理者的需要，激发其动机，使其朝向所期望的目标前进的心理过程。

激励过程是在外界刺激变量的作用下，使内在变量产生持续不断的兴奋，从而引起主体积极的行为反应。

而激励机制是一个组织为了组织的目标所采取的员工激励体系和制度。其重在制度建设，以制度来改造人的行为。良好的激励机制有助于使员工的智慧、创造性和工作积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调动，反之，则将抑制员工价值的发挥，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教师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必要的需求分析

专家认为，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激励起被管理者的行为，一要了解被激励者有何需求，二要掌握有何可以满足其需求的资源。即激励过程强调对被激励者需求的了解和分析。马斯洛需求理论显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一般来说，人都潜藏着以上五种不同层次的需求，但不同时期人们表现出的对各种需求的迫切程度不同。人最迫切的需求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

成人高教教师作为普通的社会存在，和其他各行业人员一样具有一般需求，但又有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殊需求。成人高教教师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文化层次和个人素质普遍较高，是一个勇于创新、目标明确、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群体。

(二)分配制度缺乏激励性

据了解，大多数成人高教管理部门从成本一收益方面考虑，教师分配制度基本按课时计算，即教师薪酬二总节数x课时费片犷，除此，教师没其他形式的福利。尤其是一些成人高等教育，在教师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仅教师的报酬与教学质量的好坏不挂钩，甚至出现一位教师不管其专业背景如何同时上几个专业课程的情况。教师上课基本是照本宣科，其教学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三、制度创新与我国成人高教教师激励机制的构建

(一)组织形式创新

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只是普通高校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成人高教教师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战略定位。因此，要实现提高成人高教教学质量的组织目标，我国普通高校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组织形式创新。对成人高教机构组织形式的创新最基本的做法是专门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成人教育的人事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一套灵活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确保个体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实现激励相容，以吸引更多优秀教师从事高等成人教育教学工作，这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的基础和重点。

(二)薪酬激励制度创新

成人高教教师承担的是一种特殊的教学活动，其教育对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较高的选择和判断力，与普通高教相比具有极大的特殊性，成人高教教师必须按照成人学员的学习和生活规律进行教学。同时，成人高教教师中兼职教师居多，他们不但要进行成人教育教学，还要从事其他教学、科研或社会工作，其劳动强度和疲劳程度远远高于仅从事全日制教学工作的教师。那么，要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设计一份合理的薪酬激励制度必不可少。

此设计以遵循按劳分配为原则，教师薪酬多少与教师教学的态度、课时量的多少以及教学质量的好坏正相关，内容包括课时费、奖励(或处罚)两部分。每节课的课时费是一个常量，教师的薪酬是一个变量，随着教师完成的工作量及教学质量评价(通过专家评价和学生打分的方式)和学生的考试及格率的变化而不同，用函数式表示即y=f(x，s，t)，其中每节课的课时费用x表示，教学质量评价用。表示，学生的考试及格率用t表示，教师的薪酬用y表示。

此设计中，委托人是成人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代理人是成人高教教师。成人高教管理部门设计的这种薪酬激励规则，以激励成人高教教师努力工作为目的，并且教师愿意接受该规则，在该规则下教师有积极性地去做成人高教管理部门所希望的行为，同时教师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它实际是一种成人高教教师薪酬分配制度的创新。

(三)内部激励机制创新

内部激励是指通过改变个体内在心理和知识水平或倾向来激发人的工作动机，这种激励主要用于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

1、满足教师较高层次需求

作为成人高教管理者首先须学会尊重教师的人格、劳动和合理需要，关心每一位教师的情感、价值和奉献。在处罚批评时，要顾及教师的面子，注意方式上的灵活性并且要适可而止，对教师应以奖励、表扬、鼓励为主。对教师的奖励、表扬应该及时，让有能力的教师多在公开场合露面，使其感到自己受到尊重。另外，对教师在教学及学生管理方面做出成绩予以肯定，建立健全各项奖励制度，对那些授课态度认真、学生评价优秀、考试合格率高的教师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

2、巩固教师培训制度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3

[关键词]制度改革：国立大学；“第三方评价”制度：多方评估；内部评估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170-02

如今，重视教育质量是目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高等教育评估作为一种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相对“温和”的手段正逐渐被广泛接受，高等教育评估所具有的鉴定、沟通、监督、导向等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各国都在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上积极做出尝试和探索，我国也在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实行五年一个周期的评估制度。2004年4月开始实施的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被誉为日本教育史上第三次“划时代”的改革，其成败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该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实施以来，日本国内高等教育制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为高等教育发展和转变旧的教学思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为我国高校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和实际操作样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认真研究日本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有一定借鉴意义。

日本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制度出现于1999年文部省对大学设置基准的再次修订条例，包括：一，把原来尽可能执行大学自我评估的规定提高到了所有大学必须执行的高度；二，增加了大学公开自我评估结果的要求；三，增加了对大学自我评估的结果尽可能再由第三者进行检验的要求。1999年4月，日本文部省在学位授予机构中成立大学评估机构准备办公室及大学评估机构准备委员会。由此，大学审议会开始设立“第三者评估机关”。所谓第三方评估，就是由文部省承认的独立于政府的实体，按照文部省公布的标准和组织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的评估。作为独立于政府和教育界的认证机构，不受来自政府和教育界的影响，更有利于提供具有公平性的认证结论。对日本教育顾问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正式要求各大学在教学研究和对社会贡献度方面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估，同时对一些大学团体也提出了发展各大学成员之间互相评估的要求。

1教育背景与特征

日本高等教育有几个显著特征。第一，私立院校在总量中占了较大比重。2003年，在所有大学和大专院校中私立学校的学生分别占总数的79.6％和88.2％。而且，大学和大专层次上的私立院校在总数上也占了同样大的比重。第二，高等教育院校按科层制划分为不同层次。例如国立大学直至今天也享有高于任何其他院校的学术和社会声望。第三，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各领风骚，在不同领域进行不同的研究，培养不同的人才，发挥不同的作用。例如，国立大学着重通过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大型科学研究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研究，从而实施各项功能。第四，在2004年国立大学变为国立大学法人之前，教职工均为国家公务员，这意味着他们几乎所有使命和活动均受中央政府控制。并且难得可贵的是，在学校内，教授能享受相对比较多的学术自由和自主权，约有75％的日本教师认为在教师评估中是否有一项成功研究活动的出色记录非常重要。所以据调查，在过去三年中所完成的学术贡献的平均数量中，日本教师相对于调查中的其他国家而言，完成的学术贡献最多。这类特征，传统以及日本大学特有的特质，外部机构的涉入，而且在大学质量的保障和制度的建立方面，执政官员一般会注意与国内社会经济背景和国际因素，潮流密切相关等方面，已经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的保障和提高教育活动质量的策略和措施。

综上所述，近10多年来，日本的大学评估发展有着一个逐步制度化的过程。经历了大学自我评估到自我评估与第三者评估相结合的演变过程。

2改革历程

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广泛关注教学活动，和对每所国立大学所致力于的各种研究项目进行监督，并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承担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的责任。在学校的各个方面上进行自我监督和评估，关注教育目标、现行课程、教育活动和毕业生就业等。然后，向新的方式转变，不断的调整规章制度。例如在一些规模大的大学中，会根据教学人员所属的不同系或不同专业分别进行，政策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落实。政府和校方负责人会根据不同情况形成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的监督体系。最后，逐渐过渡到现在大学被要求进行第三者评估的第三阶段。

实施高等教育第三方外部评价。不同于通常被认为内部评价的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外部评价基本上由大学外的日本学术团体或专家来进行。一方面，大学采取措施在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其教育质量、保证其学校特色；另一方面，改评估强调了更广泛的第三者参与新评估体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只有经过官方认证的第三者组织才有资格实施评估，并鼓励这些组织采取其独有的指标和标准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

中央政府通过实施第三者组织选择的各项教育支持项目，在不同部门、不同院校甚至同各领域内创造竞争的环境，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这样的政府批准、评估和现场检查，会使项目更有弹性，更有助于院校的个性发展，而且对院校层次上的教育活动的有显著的提高。此外，第三方评估机构特别重视各院校个性和特色的发展。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评估教育活动的水平，保证不同院校的教育质量。

3评估方法和特点

日本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设有主任、理事和监事及评估研究部、学位审查研究部、管理部和评估事业部等4个常设部门。此外，该机构还附属关于大学评估事业的各委员会，包括：大学机构认证评估委员会、短期大学机构评估认证委员会、高等专科学校机构认证评估委员会、法学研究生院认证评估委员会、国立大学教育研究评估委员会及关于学位授予事业的委员会(学位审查委员会)。大学评估事业的各委员会主要是对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的评估结果进行审议。日本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人员经费靠政府拨款，评估费用则实行向高校收费制度。在评估的分类方面主要分为认证评估和国立大学法人评估两大类。

4实施成果

到2004年，所有的国立大学都已经开始实施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并公开其结果。各院校进行的自我监督，自我评估和各类外部或第三者机构评估及其要求结果公开信息。据调查，国立大学中实施第三者评估的比重从1998年的约61％上升到2003年的93％。此外，任何第三者评估必须得到政府事先许可，中央政府用不同的途径和间接的方式参与大学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政府与大学之间合作与协调，使中央政府在提升监督质量的同时，仍然能够像从前一样保持中央规范权威。

此外，经过了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措施实施，日本大学学术人员

摒弃了传统的重研究，轻教学的教学倾向。教师队伍意识到参与教学活动与自身教师发展重要性息息相关，各大学致力于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阶段，实施义务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阶段，并积极和来自外部的第三方机构的监督和评价相结合。

5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从日本实施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的实际效果来看，校长权限大大增强，建立了以校长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和决策机制。校长角色的转变和权限增大使得国立大学能够快速决策、高效运营。其次，教师身份从“国家公务员”变为“非公务员”，不再受国家公务员法的限制，其雇佣形式和工资制度更加灵活，甚至可以到企业兼职。失去了国家公务员“铁饭碗”的国立大学教职工拥有了相应的紧张感和危机感，普遍增强了竞争意识和活力。第三，政府经费的减少迫使大学增强竞争意识和积极筹集办学资金。由于政府下拨的经费每年1％递减，大学为了维持经营，必须积极参与竞争性科研费的争夺，以获得更多科研经费。总之，法人化改革使国立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增强了竞争意识，并建立了基于竞争原理的人事制度，和社会的联系越发紧密，越发富有活力。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加强外部监督。

我国对高校的评价监督主要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属于“自己评价自己”，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约机制，无法保证评价结果的公正。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引入第三方评价的制度能够对学校进行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价，而且第三方，即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的评价结果还受到政策评价·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的进一步评价和监督。同时，让校外人士参与经营对学校有很好的监督作用，值得我们借鉴。应设立协调机构——评议会。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日本私立大学相比，在管理层面上缺少了一个监督机构——评议会。由于董事会中并不都是教育专家，他们所做的决定不仅涉及行政管理，也涉及到教育管理，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从日本大学第三方评估中的以下几点作为参考和借鉴

(1)加强立法，整体推进，使评估活动有法可依。加强高等教育评估法制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2)高等教育评估组织体系必须完整，职能明确。日本大学第三方评估机构有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保证了评估工作的连续性完整性，使评估工作形成了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而我国这一系统的建设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此外，重视评估技术和评估方法的研究工作，以提高评估质量这一点，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值得借鉴的地方。

(3)建立政府、社会共同构建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在我国高等学校大都是公立的，教育是政府的职责之一，我们除了认真做好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工作以外。还应该积极培育社会中介评估机构，建立政府、社会共同构建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4)评估规定系统化，使评估工作更细致，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日本大学评估·学位授予机构对大学评估有详细规定，制定了各大学进行自我评估时的实施要点，并且制定在实际评估工作时的操作手册等。我国对于评估工作虽然也有一些规定，但因为还不够系统，所以已经着手制定“高校评估工作规范”、“评估专家守则”等相关文件，日本在这方面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4

1. 联邦政府下的学生资助制度管理体系。加拿大联邦政府为了更好地实施学生资助制度的相关政策,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即人力资源与技能开发部,这个部门是专门负责学生资助工作的政府工作部门。针对加拿大的学生资助制度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学生助学金制度和学生贷款制度,这两种制度是主要的学生资助制度,其资助的资金数额要远远高于其他资助制度。而学生想要申请这两种资助在程序上也非常简单,只要在人力资源与技能开发部的官方网站上注册一个账户即可进行申请,学生在申请之后由人力资源与技能开发部进行审核,基本上所有申请学生资助的学生都可以通过审核,获得资助。为了便于学生贷款和助学金的申请,加拿大制作了专门的网站供学生们进行网上操作,所有的学生资助工作包括申请、还款、延期等工作都可以在网站上办理。为了便于学生们操作,在加拿大的任何一所高校中都可以看到学生服务厅,这些服务厅是专门为学生资助工作服务的。

2. 加拿大学校的资助工作管理体系。加拿大在学生资助工作方面除了成立联邦领域内的人力资源与技能开发部专门负责以外,每一所高校都是一个子系统进行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加拿大高校内部的学生资助工作管理系统就是学生资助工作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整个学校的学生资助工作,而且办公室由学校指派的一名副校长直接负责,另外还有进行专门工作的人员30多名,学生资助工作办公室自成系统,不与学校其他工作部门有隶属关系,这保证了学生资助工作的独立性。

二、加拿大学生申请资助的条件和评估分析

加拿大对于学生申请资助和资金的金额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学生贷款是以年为单位,每一年的贷款金额不得超过11000加元,这11000加元由两部分组成,分别包括奖学金5000加元和学生贷款6000加元。对于还款的期限也有明确的要求,主要根据贷款学生所学的专业确定,最高贷款时间不得超过6. 5年,具体的贷款额度也需要进行精确的计算,计算中主要考虑学生的基本生活标准和经济状况来确定,这些工作都是地方政府中负责学生资助工作部门来完成的。当然上述的学生资助政策是针对正常学生的,对于那些学习困难和身体有残疾的学生可以享受更好的政策,有具体需要的学生可以另外申请特殊资助项目,特殊

三、加拿大学生贷款的具体流程分析

1. 学生贷款办理流程分析。凡是想要咨询国家学生贷款项目资助的需求者,都可以通过国家贷款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服务,进行询问,相关服务中心会给出相应的指导,并且可以通过学校纸质申请和地方政府网站展开多种形式的贷款申请。在国家学生贷款服务中心受理之后,进入到审核贷款的程序。申请者也可以将有关材料按照国家贷款服务中心的审核程序进行,先审核贷款人的身份、学习状况、就读院校、纳税情况、信用情况等有关信息,展开综合评估,所评估的结果是否与国家学生贷款项目需求相符合,并且划定出相应的贷款需求额度。在通过审核之后通知申请者,需要对相关贷款手续展开完善工作。上述所讲述的工作基本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完成。凡是没有通过国家学生贷款项目审核条件的申请人员,此机构有义务告知申请者不符合要求的原因。

2. 学生贷款的惩罚体系。在加拿大,在设立国家贷款项目的同时,也设立了对应的惩罚机制。如果申请者所提供的信息是不真实的,所出示的虚假证明连续三次以上,将永远失去获得国家学生贷款项目资助的资格。国家贷款机构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为了能够保证学生贷款资金有效利用,防止各高校滥用政府所给予的资助政策规范,在加拿大政府的调查下,在加拿大1500所高校中,将近有300所高校的教学质量较低,毕业生的就业率较低,这样的学校联邦政府没有授予可享受国家学生贷款的资格,之所以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促进其高校发展,也是为使学生能够慎重选择优秀院校。另外,公立高校作为联邦政府主要扶持的对象,据相关统计表明,加拿大国家学生贷款资金发放量将近90% 资助公立学校,剩下10% 用于资助私立学校,因此,在加拿大还是非常重视公立学校的发展。

3. 贷款的发放流程。申请者在获取到国家贷款之后,国家学生贷款服务中心也会定期将资助款发送本人账号上,然后申请者可将国家贷款按照合同要求缴纳相关学费。

四、分析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

1. 不健全的资助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各大高校没有建立起健全的资助管理体制,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基本都是属于学生处管理,在这样分工不明确的情况下,很难做好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很多高校没有建立起认定贫困生小组,即使建立了,也缺乏比较系统的认定标准,没有健全的贫困生认定机构。另外,在评价学生经济困难程度方面上,也缺少科学的数据,并且学生经济活动也是处于变化的,在这方面上高校没有及时加以调整和完善。同时学生资助制度也没有法律做保障,学生贷款所发生的失信行为,法律方面也没有相关的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贷款违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2. 助学贷款程序较复杂。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基本是由商业银行所负责和承担,这种类型的信用贷款导致商业银行具有很大的风险,相对来讲,设置学生贷款期限也较短,这在无形之中加剧了学生还款的压力,同时还款程序也较复杂,并且也没有相关的管理系统。学校是国家助学贷款的中间环节,但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做好学生和银行之间的桥梁作用。银行对国家助学贷款业务也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国家助学贷款资金基本都由银行所承担,导致银行存在很大风险。

3. 奖学金没有发挥助学功能。我国各高校设立各种类型的奖学金,但是通常强调对学生产生激励的作用,但却忽略了对学生的资助功能。因为学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往往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与贫困生不是一个群体,基本很多贫困生都不能获取到奖学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奖学金根本没有发挥助学的作用。现在所设立的奖学金制度虽然解决了部分贫困生的经济困难,但不能解决所有贫困生的问题,同时在评定奖学金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4. 勤工助学资金和岗位有限。勤工助学资金是高校在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限的勤工助学资金根本无法解决大量贫困生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已经开始实施勤工助学措施,勤工助学不但可以帮助贫困生解决生活中实际困难,而且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随着高校学生的增加,勤工助学岗位有限,助学资金增长速度也较慢,根本无法解决大量贫困生的经济问题。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5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初探

2005年11月7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温总理指出：“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大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这些变化表明职业教育应该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党和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在此社会背景下，笔者认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因此，学习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必将成为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美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的特点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就是社区学院。美国的社区学院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美国目前有各类高等院校3665所，其中社区学院有1250所，占总数的34．1％；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1500万，其中社区学院学生 500万，占总人数的1／3。这些数字不仅说明了美国社区院校的规模庞大，富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活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社区学院扮演着的角色，独具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招生培养制度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保障社会安定，以及带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招生对象多层次、宽口径。社区学院招生对象的多层次、宽口径主要体现在：招收对象范围广，它不仅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同时还招收在职职工。招生的标准和依据更多地是考虑学生的个人意愿，政府和学校不再单独设定较高的门槛，不举行统一的招生考试，完全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大众化办学水准，只要民众(不仅仅限于高中的应届毕业生)有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愿望，社区学院就会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一方面社区学院能丰富自身办学体系，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随着学院办学实力的不断壮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2．招生机制呈现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当今美国社区学院中职业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的欢迎。这与它招生机制上的灵活性、开放性是分不开的。由于科技不断进步，经济发展迅猛，使得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湖 北 科 技 职 业 学 院 教 务 处

社区学院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极其重视对科技发展、经济发展以及人才需求状况的预测，以此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专业设置，及时增设社区需要的专业、课程。此外，社区学院极其重视学校与企业的广泛合作，多采取与企业合作办专业，与企业进行协作教育，为企业培训职工等方式。这些合作，对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对企业而言，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和扩大未来可供选择的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来源；对学校而言，不仅能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等教育资源，使教学过程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能够保证学院的生存和发展。

与美国的高职教育相比较，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呈不平衡性，要使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建功立业，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重点、有主次地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创建不同学制、具有地域特色、规模和专业设置灵活多样的高等职业学校，使高等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呈现个性化、多元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认为具体的实施措施之一就是逐步地取消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放开高职教育的人口，以此，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

二、对我国高职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构想

大力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促进职业院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关键是寻求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德国从来不组织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学生读完13年后，是继续读大学，还是读职业高等学校，完全由他们自己选择决定，学校教师只给予指导。德国没有高考制度，但德国的教育水平和教育层次却非常高，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成绩斐然。可见，高考制度的存在不是保障一个国家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稳步提高的必然因素。

当然，德国有自己的教育传统和实际，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因此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理、有序、有节地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

综观世界上经济发达和教育相对进步的国家，我们认为我国高职考试制度的取消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主张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教育考试制度中，对高职招生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和制度，放宽招生门类的限制，调低招生的门槛。当然这个

过程可能需要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从时间段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首先取消竞争程度相对缓和的民办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实行只要经学生个人申请，拟录取学校审核同意，原则上不再受高考分数的限制，让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民办学校成为探索中国高职教育的排头兵。公办高职院校的招生仍然遵循“公平报名，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招生的考试。第二个阶段是取消公办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最终使高考只成为选拔普通高校学生的制度，高职不需要考试，使高职教育成为真正的大众化教育。

三、改革我国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的意义

通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在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吸收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和经验的原则指导下，改革高职招生考试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1．教育资源不是很充裕的前提下，考试制度的废除节省了国家的教育成本，使国家有能力把有限的教育资源投放到更需要的项目上去，发挥教育资本的最大效能。

2．取消高职招生考试是带动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取消考试，降低高职入学的门槛，扩大农村学生接受高职教育的比例，促进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制定面向农村学生取消高职招生考试的优惠政策，扶持农村教育，加强农科教结合，扩大农村学生接受高职教育的比例，不断增强农村教育的服务能力，努力为科教兴农服务，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为农业产业化服务，为城镇化发展服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

3．以取消高职招生考试改革为契机，根据学生对专业和学校的选择，进一步调整、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和布局结构，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4．逐步取消高职招生考试制度符合道德原则和科学决策。因为这种改革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了参与实践和竞争的机会。它强调平等、公平、尊重差异和有爱心，不因家境贫寒、学业不佳、身体有缺陷等等因素而丧失了最起码的接受较低层次教育的机会，努力实现教育的公平。

俄美高等教育凭证制度比较分析 篇6

俄罗斯高等教育凭证制

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俄罗斯面临着社会经济低迷引起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增加的教育发展困境。在巨大的高等教育财政压力下,2002年至2004年,俄罗斯在萨哈共和国、楚瓦什共和国和马里埃尔共和国这三个联邦主体的六所高校——雅库茨克阿莫索夫国立大学、楚瓦什亚卡夫列夫师范大学、楚瓦什乌里扬诺夫国立大学、马里埃尔国立大学、马里埃尔技术大学和马里埃尔卡鲁普斯卡亚师范学院进行了“实名制国家财政券”试点,这是教育凭证制与俄罗斯高等教育相结合的一项实验。2002年试验启动,2005年终止。

“实名制国家财政券”是指俄罗斯政府对参加全国统一毕业考试的考生,按其考试成绩划分五个等级,在其进入大学后发放券面金额不等的实名制奖学金,“券由考分定,券随学生走”,学生不能将券兑换成现金,政府根据高校收集的总券面金额拨款。参加试点的六所高校需在招生前三个月对外公布自行制订的教育计划的费用。依据考分,获得第一等级财政券的学生,学费全免;获得其他四个等级财政券的考生,须支付学费与财政券面额之间的差价。

法律保障俄罗斯主要通过如下决议确定了“实名制国家财政券”的试点安排:2002年1月14日,俄联邦政府在《关于一年试点以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形式向某些高校拨款的决议》中,确定了试点的条件和程序;2002年4月29日,教育部和财政部制定了《以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向参与试点高校拨发联邦预算的规划与方法》,详细规定了国家发放实名制国家财政券、高校获取相应经费和学生支付学费的具体办法;2004年6月26日,俄联邦政府通过了《关于延长以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向某些高校拨款试点的决议》。这一系列的决议文件,体现了俄罗斯政府改革高等教育财政体制的决心,为试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制度配套“实名制国家财政券”与全国统一考试制度(EGE)配套推行。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学生必须通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考试成绩才能获得财政券。全国统一考试是俄罗斯加快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尝试,有利于加强高校选拔优秀人才的力度,并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全国统一考试的推行,为财政券按等级发放提供了依据,并有利于激励高中生努力学习,以获得更高层级的财政券。

及时纠差在试验的第一年里(2002～2003),出现了由于国家财政券设计的缺陷导致经费超出预算的状况,资金使用效率远低于预期目标,扭曲了政策意图。因此在2003～2004年,俄联邦教育部降低了各等级的财政券面额,并取消了对孤儿、残疾人的优惠招生政策。根据教育券的实验进展,将实践效果与政策目标进行对比,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政策,理顺关系,纠正偏差,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灵活性。

成本分担当前俄罗斯采用的是以国家为主体,学生和家长承担部分成本的混合型高等教育财政模式。在“实名制国家财政券”实验中的体现为:依据考生成绩,五类财政券的面额依次减少,只有取得第一等级财政券的学生可免费上大学,取得其他四类等级财政券的考生需支付所得财政券价值与高校学费之间的差价。这是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模型的一种创新,是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尝试。

扶持冷门专业发展随着学生教育选择自主权的扩大,出于就业和收入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就读热门专业,而诸如农、林、地、矿之类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的专业,却备受冷落。为了鼓励学生报考,扶持这些专业的发展,2003年6月3日,俄联邦公布了《社会重要专业目录》,选择就读这些专业获得的财政券面额比其他专业要高,以提高学生报考这些专业的热情度及高校发展这些专业的积极性。

美国高等教育凭证制

科罗拉多州高等教育凭证制实践,是美国第一个针对普通大学生并在全州实行的教育凭证项目,影响深远。科州人口不多,税收一直较低,科州法律对财政支出有较为严格的控制,但高等教育需求却在不断攀升。2005年秋季,科州在全州范围内启动了高等教育凭证制计划。政府对高校不再直接拨款,选择就读全州28所公立高校的学生(科州本州居民中具有上本科资格的任何人)可以获得面额为2400美元的教育凭证;申请就读政府指定的三所私立高校的学生(科州本州居民中具有上本科资格的贫困生)只能获得面额为1200美元的教育凭证,学费与教育凭证之间的差额由学生支付。

高校资格认定参与高等教育凭证制计划的公立高校必须能够授予文科和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参与该计划的私立高校必须通过认证,目前有三所私立高校获得资格。这有利于激励高校提高教研质量,丰富教育供给,以期通过资格认证,吸引学生选择就读,获得更多的经费资助。

学生资格认定科州本州居民中具有上本科资格的任何人,选择州内参加高等教育凭证制计划的高校进行本科课程学习均将获得资助,可抵充部分学费。其中,选择就读公立高等学校的学生可获得每年2400美元的资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若是选择三所私立高校就读可获得每年1200美元的资助,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贫困生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的现象,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高校绩效考核参与教育凭证制计划的所有高校必须与科州高等教育部签订绩效考核合同,合同对于高校绩效考核提出了明确要求,绩效考核目标包括学生的课业成绩、学术素养、学生资助力度、贫困学生数、少数民族学生数及其他相关考核指标。这有利于教育部门对高校进行教研质量管理及绩效考核,确保其在获得经费后能完成合同要求,保证教研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相关信息公开科州高等教育部负责本计划的信息公开,通过建立网站,提供高等教育凭证制计划的翔实信息,以供家长和学生查询;科州高等教育部同时负责项目的管理和资金分配,并定期向州参议院和众议院报告项目执行进展情况。这有利于学生、家长择校时作出更符合自身意愿的决策;有利于提高项目的公开透明度,方便社会监督;有利于政府部门及时把握项目的进展情况,以作出合理的政策决定。

俄美高等教育凭证制度比较

尽管俄、美两国部分地区都实施了高等教育凭证制度,具有很多共同点,如通过凭证这种间接拨款方式实现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教育成本分担、都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取向、都有一系列配套措施等。但由于俄、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和该制度的实施背景不同,两国在实施高等教育凭证计划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政策目标取向不同在俄罗斯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着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教育腐败严重

的现象,进行高等教育拨款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因此,提高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必然是“实名制国家财政券”的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与此相应,这一凭证模式采取了考分定级的形式,并鼓励学生选择急需发展的冷门专业。

科罗拉多州是美国落基山区一州,有雄厚的教育力量,全州人均受高等教育程度在全美名列第一,在教育方面是美国的典范。但科州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据统计,只有17%的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学习,在全国排名第45位。因此科罗拉多州凭证制实践更加注重教育公平的政策取向,所有具有上本科资格的人都可以获得同等资助额度的凭证资助。

政策措施不同由于政策目标取向不同,俄、美两国在高等教育凭证制实施过程中,在发放对象、发放依据、发放路径、凭单等级,发放金额和实施范围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并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成效。例如,俄罗斯按考分等级发放面额不等的凭证,而科州只要符合条件的学生均发放同等面额的凭证;俄罗斯对特殊专业实施扶持资助政策,而科州在课程资助方面进行了限制;俄罗斯的凭证发放到学生手上,而科州并没有将凭证发放给学生,而是在学生选择高校后,依人数拨款至高校。

配套机制不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沿袭大学自主招考制度,这容易造成教育腐败、考试成本较高、考试成绩体现不出考生水平的后果,并最终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滑。2001年2月16日,俄政府在《2000年俄联邦教育发展纲要》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试行国家统一考试》的决定。“实名制国家财政券”与全国统一考试制度配套推行为财政券按等级发放提供了依据。

科州高等教育部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凭证制项目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网站将相关教育信息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开。项目信息公开有利于监测凭证项目运行状态,遏制教育腐败,改进高等教育质量,促进社会公众了解和支持。

对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机制的启示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拨款从“基数加发展”“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到“基本支出预算加项目支出预算”等模式,都是属于直接拨款机制,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较差及透明性较低的问题。俄罗斯与美国的高等教育凭证制度在宏观设计和实践运用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高等教育拨款机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拨款模式的选择应该适应于本地区的发展需要和特定背景,俄罗斯和美国的案例实际上是教育凭证制度多样化的一个体现。

第二,拨款模式的选择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以提高有限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同时,政策措施的选择应该服务于政策目标,不同的政策目标取向,可以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组合,这也是俄罗斯和美国的教育凭证制度体现的一个特点。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7

一、自学考试是“国家对公民自主学习高等教育课程的成

就认可制度”, 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和公共行政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

自学考试在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绝不是偶然的, 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 是当时中国政府为解决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严重失衡问题而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和重大制度创新。

邓小平早在1977年就多次强调, 搞现代化, 不抓教育不行, “办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 大专院校是一条腿, 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 要两条腿走路”[1]。1978年2月, 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考核制度, 业余学习的人们经过考核, 证明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同等水平, 就应该在使用上同等对待。”1980年2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为了促使青年人自学上进, 应该拟定一个办法, 规定凡是自学有成绩, 经过考试合格者, 要发给证书, 照样使用;而且要认真执行, 使青年人不光迷信上全日制大学”[2]。1980年底, 教育部制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 上报国务院。《试行办法》对考试对象、报考手续、考试办法、组织领导、毕业生的使用和待遇等重大事项做出了原则性规定。1981年1月13日, 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 并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进行试点。

由于自学考试适应了公众的迫切需求, 一经创立, 就受到求学青年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到1985年底, 全国共开考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教育、体育等科类60余种专业。与此相应, 自学考试的报考人数从1981年下半年的4000余人, 发展到1985年下半年的151万余人。进入90年代以后, 自学考试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这一阶段, 自学考试的规模迅猛发展, 开考专业大幅度增加, 非学历证书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和电大注册视听生制度开始实施。27年来, 全国共有1.8亿人次参加了自学考试, 毕业840万人, 相当于130所万人规模大学20年的毕业生总量。

自学考试的发展过程, 也是人们对其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期, “究竟要创建一种什么制度”始终是自学考试制度探索者们关心的问题。到80年代中期, “自学考试是高等教育国家考试, 是个人自学、社会办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成为自学考试界的共识, 并在1988年被写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总则。进入90年代, 随着自学考试规模及其影响的迅速扩大, 众多教育界人士充分肯定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和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到目前为止, 对自学考试制度的本质属性仍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 自学考试战线多数人倾向于自学考试制度“既是一种国家考试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形式, 它具有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的双重属性, 是考试制度和教育形式的辩证统一。”

对于自学考试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事物, 从教育系统内部和政府公共行政两个视角来分析, 才能比较好地认识它的性质和功能。从教育系统内部来看, 自学考试其实就是“国家 (政府) 对公民自主学习高等教育课程的成就认可制度”。这种“认可制度”包含三方面的含义:首先, 国家 (政府) 制定开考的高等教育课程标准;其次, 自学者的学习成就通过“国家考试”来认定;第三, 是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活动。这一认可制度使国家考试、社会助学、个人自学三者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 并决定了国家考试处于中枢、主导的地位, 促进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的发展, 形成“以考促学”的基本运行机制。这种动力机制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促使学习者按照国家高等教育课程标准从事自主学习活动;二是促使助学者按照国家的教育目标从事社会助学活动;三是促使社会教育资源有目的的整合。可见, 自学考试以国家考试为主导, 把处于相对分散、无序状态的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活动统领起来, 形成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从而构成一种新的教育模式[3]。

从公共行政角度看, 自学考试是政府运用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务 (高等教育服务) 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 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环境下的最早诠释。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一场行政改革运动, 尽管其称谓在各国不尽相同, 但核心理念却是一致的, 即要从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僵化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灵活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自代议制政府体制产生以来, 甚至在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中, 政府存在的理由都被认为是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换言之, 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类似于高等教育这样的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要由政府和公立机构 (如公立高校、公立医院等) 垄断供给。它可以由政府供给, 也可以由其他公营部门、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 (即非营利组织) 供给。这就是所谓“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 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主要包含两层含义:首先, 政府职能更多的是“掌舵”而不是“划桨”,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而不是具体的“生产者”。政府负责公共服务的决策 (掌舵) 、提供资金或做出制度安排, 而具体的政策执行 (划桨) 和服务的生产, 可由其他社会机构或公民个人承担。其次, 打破公共部门垄断, 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多元化, 服务的生产者可以是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 也可以是非营利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 甚至也可以引入营利组织, 以竞争促进发展, 使消费者拥有多元选择的权利, 即获得“用脚投票”的机会, 实现消费者主权。

显然, 自学考试正是这样一种推进高等教育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制度安排:第一, 政府通过控制专业课程标准、“国家考试”以及颁发毕业证书等若干关键环节, 既实现了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政府目的, 而自身又从高等教育服务的具体生产 (教学服务) 中摆脱出来———这个过程推向了社会。事实上, 即使是专业课程标准的编制、考务的实施以及综合管理等公共事务, 政府也委托给了全国考办 (教育部考试中心) 、省市考办 (省市教育考试院) 等多数为事业单位编制的准政府机构来实施。在这里, 政府完成了从“划桨”到“掌舵”的转变, 实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向社会“授权”的制度设计。第二, 在具体的生产 (助学服务) 过程中引入多元主体, 公立教育机构、民办教育机构、社区自治机构乃至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学考试的助学机构, 考生可以自行选择一家机构接受助学服务。即使不接受助学服务, 考生通过自主学习也一样可以参加考试。

二、自学考试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制度保障

20多年来, 自学考试主动适应社会需要, 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使高等教育体系内部除了有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体系外, 还有通过个人自学、国家考试认可学习成就的校外高等教育体系, 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初步搭建了高等教育的“立交桥”, 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自学考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

自学考试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 使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校的人们, 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需求。经过20多年的发展, 自学考试制度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开放教育。

随着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 自学考试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率也逐年上升。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的折算方法[4] (自学考试的“在校生数”按每年的毕业生乘以年系数“5”, 如1997年自考本科专业毕业生数为28.88万, 自考在校生数即为28.88万×5=144.4万) , 在1997年、1999年、2000年、200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中, 自学考试制度分别贡献了1.66%、2.3%、2.5%和4.2%。一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较快的省市, 自学考试制度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率更高。2000年, 北京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0%, 其中自学考试和学历文凭考试贡献了8%, 浙江省当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3.1%, 其中自考贡献了3.3%。据有关专家估计, 2005年自考为天津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增长贡献了约8个百分点。

有学者认为, 这种统计口径“过于保守”。因为调查显示, 随着自考生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 参加民办高校或普通高校举办的全日制辅导班的自考生占自考生总数的54%, 从不参加助学的只占25%, 其余为只参加少量助学者。那些参加全日制自学考试辅导班学生, 实际上相当于成人高校在校生, 不必计算折扣。而其余46%的考生, 则可按3∶1的比例折算成在校生。如此一来, 自学考试便可将1998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4.2个百分点, 整体达到11.8%。如果按这种口径统计, 自学考试制度对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贡献还要高, 而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将会进一步提高[5]。

(二) 自学考试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丰富、完善了高等教育体系

自学考试制度创立以后, 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办学, 吸纳了社会、私人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 充分发掘、整合了社会的高等教育资源, 提高了高等教育供给能力,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 同时也带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自学考试制度创立以后, 由于自学考试具有权威性, 社会声誉良好, 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吸引力, 带动一批民办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迅速发展。至2002年底,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02所 (不含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133所民办高校) , 各类注册学生140.35万人, 其中学历文凭试点学生31.12万人, 自考助学班学生53.05万人。这些民办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 主要是通过参与自学考试助学活动积累资金和办学经验, 创造和完善了办学条件, 在条件成熟时经申报、审批, 从而转变为民办高校的。

自学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投入的格局的形成, 促进了高等教育实现经费筹措渠道的多样化, 弥补了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不足。“十五”期间, 一个有关自学考试效益分析的课题研究报告指出:“从经济投入看, 对自学考试学生的培养, 国家公共教育投资仅占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5%。以北京为例, 一个普通高等院校培养一个学生, 国家要投入10000多元, 而自考生每人每年只有200多元, 还不足5%。按此计算, 25年来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多毕业生, 已经为国家节省了公共教育投资1000多个亿”[6]。从公共财政角度来看, 政府平均对每个自考毕业生投资相当少, 从而节约了大量高等教育经费。

自学考试灵活、多样, 充满了活力, 使学习者能够按照个人情况接受助学辅导, 充分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要求, 从而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形式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

(三) 自学考试发挥认证优势, 初步搭建了高等教育立交桥

自学考试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认证体系, 在于其开放性、灵活性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强大功能。近几年来, 天津市考委充分发挥自学考试在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积极探索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沟通、衔接的结合点, 初步实现了与其他教育形式“优势互补、学分互认、相互衔接、协调发展”的崭新格局[7]。

1. 自学考试本科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相沟通, 实施自学考试本科二学历和二学位教育。

以天津财经大学为试点, 依据普通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主干课程, 适当调整自学考试的专业课, 使部分专业课程与学校的辅修课程相一致, 形成“共建课”, 实现了学分互认, 为本科生提供了获取自学考试本科二学历和二学位的途径。这一举措使学有余力的学生获取了新的知识, 增强了就业竞争能力;为没有能获得普通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学生提供了获取学历、学位的新途径。

2. 高等职业教育与自学考试本科教育相衔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社会对于高层次、复合型、实用型的人才需求日趋旺盛;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要求提高学历层次、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为此, 天津市考委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高等职业教育与自学考试相结合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3. 高级技工学校与自学考试专科相衔接。

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生衔接自学考试专科的考试计划和衔接方案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 认为一方面能充分发挥高级技工学校注重实践环节、强调动手能力的特点;另一方面能在理论知识上弥补技工学校学生的不足。天津市考委在全国首开的这种衔接模式, 受到多个省市高级技校和学生的欢迎和关注, 2004年开考以来, 除在天津市高级技工学校全面铺开, 还推向多个省市, 成为发展自学考试的新路径和高级技工学校招生的一个新亮点。

4. 与行业合作, 实施“双证制”人才培养模式。

近几年天津市先后开考了全国考办与行业学会合作开考的餐饮管理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自行开发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独立本科段) 、软件工程专业 (独立本科段) 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与市乡镇企业局合作, 将自学考试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中的三个专业方向与“蓝色证书” (以农村非农人员劳动力转移培训和职工岗位技能培训) 、乡镇企业职称培训合格证书考试课程进行了衔接, 使考生通过自学考试达到“蓝色证书”、乡镇企业职称培训合格证书规定的标准, 就能获得相应证书, 一学多证, 减少了重复考试, 激发了考生参加学历教育的积极性。

5. 面向农村, 实施“红色证书工程”和“农民大专教育工程”。

“红色证书工程”是天津市自学考试服务“三农”的重点项目, 并纳入了天津市“农村劳动力‘351’培训工程” (3年时间, 实施5大工程, 培训农村各类劳动力100万人) 。通过实施“红色证书工程”, 天津市考委已探索出一套“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为主要形式, 以培养农村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争取政府支持, 整合社会资源, 创新课程体系, 助学形式多样;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际, 为农村培养‘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的具有较高素质人才的自学考试面向农村的新模式。”

总之, 自学考试的创立和发展, 更好地满足了社会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丰富了、完善了高等教育的体系结构, 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真正实现了高等教育的“两条腿走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自学考试将继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向大众化、普及化演进, 是构建具有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三、转变教育观念, 健全法律法规, 明确政府职责, 推动制度创新, 是未来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自学考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当前, 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改革和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变化, 为自学考试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但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第一, 对自学考试制度的认识需要统一和提高。在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深入、发展加快的形势下, 有人对于要不要坚持自学考试发生了动摇, 甚至公开质疑自学考试存在的价值, 造成教育系统内部认识上的混乱。第二, 管理体制尚不完善。一是政府职责不明确。自学考试是政府运用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提供高等教育服务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 是新时期公共行政创新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 政府在这种制度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责却没有清晰界定。在实践中, 自学考试难以纳入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 有关部门对自学考试事业的发展重视不够。二是社会化工作机制不健全。自学考试是社会化高等教育形式, 主考学校、助学机构、民间社团等社会主体参与自学考试管理是题中之义, 但现实中社会主体参与自学考试公共事务治理的渠道缺失, 因而大大降低了管理效能, 制约了自学考试事业的健康发展。第三, 考生权益缺乏有效保障。在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出台的公共人事政策中, 歧视自考毕业生的事例时有发生。社会力量参与自学考试助学活动虽然有了很大发展, 但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 甚至侵害考生利益的现象也屡禁不止。第四, 在构建开放式、社会化终身学习体系的过程中自学考试的制度优势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自学考试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沟通与合作尚需深化、制度化;主考校的职责、地位和作用需要新的界定;进一步扩大服务面向、扩展国家考试功能还有很大空间;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的改革相对滞后, 还不能完全适应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支持系统尚未建立, 远程教育、网络学习资源有待更好地开发, 自学者的学习效率还不高。

2.转变教育观念, 推进制度创新。第一, 转变教育观念。目前, 在社会上有不少人对自学考试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 即认为自学考试仅仅是普通高校的补充教育, 是一种权宜之计;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 自学考试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种貌似合理的论点其实是对教育制度的误解。在现代教育学的视野中, 传统的学校教育系统和来自社会的校外教育系统, 都是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构成部分。事实上, 发展中国家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 始终都要面对“传统”与“现代”、教育制度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持久冲突。因此, 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大量发展正规学校教育之外, 增加教育制度的弹性, 寻求制度外的资源投入和建立校外学习成就认可制度, 也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 而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和学习型社会的到来, 更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和新的任务, 仅靠来自正规院校的力量是满足不了社会需求的。自学考试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 整合了社会上几乎所有形式的教育资源, 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化、开放式教育形式, 符合现代教育平等化、民主化和大众化的本质特征, 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教育制度的一个巨大贡献。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教育制度, 不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和支持。

第二, 健全法律法规。凡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联的法律、法规等均可视为自学考试法律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就自学考试而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有与之相关的条款, 国务院也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 在其立法方面可以说具有一定基础。当前, 各地急需的是要有一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促进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目前,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条例》列入议程, 立法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方式, 对自学考试的性质和任务、管理体制、主考学校权责、功能拓展、考生权益保障、与其他教育形式的沟通与合作等制约自学考试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制度上、政策上的创新安排, 不仅可以填补上位法的空白, 而且能够促使自学考试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走具有各地特色的自考发展之路, 必将对自学考试事业的全局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 明确政府职责。一是明确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责。自学考试是国家 (政府) 依法举办的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产品是公共高等教育服务。因此, 发展自学考试事业, 为自学考试提供行政、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是明确政府作为公共事业管理者的职责, 依法强化对自学考试事业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职责。前者是指把自学考试事业的发展纳入地方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 后者是指政府要依法加强对社会助学活动的监管职责。三是明确政府作为公平正义维护者的职责。政府有义务在各项涉及自考生的公共政策中保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 推动制度创新。一是完善自学考试治理结构。对于以社会性、开放性为主要特点的自学考试来说, 传统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只有把社会上与自学考试事业相关的主要利益团体 (如行政组织、学术组织、服务组织、学习者组织、评估组织等) 都吸纳到自学考试治理结构中来, 使自学考试管理中的行政过程变成一个“公共参与”的民主过程, 才能使自学考试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 顺利闯过“制度衰退期”和“组织变革期”, 获得更大发展。二是强大自学考试认证功能。强大认证功能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工作是专业、课程标准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要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 研究制定适合自主学习特点、适应经济社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课程标准体系。同时要发展自学考试的评价方法, 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 逐步实现从单一的终结性评价向包括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实践环节考核等评价方式在内的综合性评价过渡, 以促进自学考试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构建自主学习支持平台。自学考试今后的工作重点要从“办考试”逐步向“办教育”转型, 要致力于开发适合自主学习的教材以及多种学习媒体的建设, 构建面向全体考生的自考助学公共服务网络平台, 为自主学习者提供优质、便捷、高效的助学服务, 提高自主学习者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四是建立自学考试质量管理体系。引入ISO9000族标准,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 对自学考试实施全过程进行文件化、系统化控制, 确保预期管理目标的实现。公共部门应用ISO9000族标准的实践证明, 把现代的、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应用到自学考试工作中, 可以避免管理失控、监督不力等问题, 提高管理绩效, 从而为推动自学考试事业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乔丽娟,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研究员, 天津300387;李占伦, 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天津300387;孔超, 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天津300387)

摘要：从公共行政角度看, 自学考试是政府运用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高等教育服务的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公共行政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 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中国环境下的最早诠释。自学考试的创立和发展, 满足了社会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 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丰富、完善了高等教育体系, 为促进教育公平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转变教育观念, 健全法律法规, 明确政府职责, 推动制度创新, 是未来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自学考试,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54.

[2]施瑾, 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酝酿建立过程的历史回顾[J].中国高等教育, 1993 (06) .

[3]课题组.构建自学考试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C]//乔丽娟.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十五”科研文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9-10.

[4]纪宝成.关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问题[N].中国教育报, 1999-01-16.

[5]刘海峰, 等.自学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J].高等教育研究, 1999 (05) .

[6]戴家干.改造我们的考试[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66.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8

关键词：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制度保障

民办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近30年在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引下得到长足发展, 但仍面临办学资质参差不齐, 教学质量良莠不齐, 毕业生就业遭遇歧视等问题。因此, 如何剔除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障碍, 为其可持续发展建立可行的制度体系, 成为目前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1 相关理论概述

1.1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核心是发展, 主要目的是推进经济发展, 提高与改善公众生活质量,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强调突出发展的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以维护环境平衡为基础, 将科技创新作为原动力, 追求以人作为核心主体的由环境、资源、社会与经济各要素构成的复合体系的协调发展, 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并遵循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和谐与协调原则。

1.2 民办高等教育

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 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 适用本法。”民办高校是经国家批准、具备法人资格的办学主体。具体形式包括个人办学、企业与事业单位办学、政府与民办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社会团体办学、股份制办学等。其中团体或私人自主办学, 是由团体或私人出资, 自聘教师, 自行招生, 依法自主办学。自主性强, 独立性强, 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自主权。附属办学 (独立学院) , 是依附公办主校的品牌声誉、教师资源与系统完善的管理经验, 以公办主校为缘起, 寻求独立办学的发展突破。目前这两种形式是民办高等教育的主要办学类型。

1.3 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运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来探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 把可持续发展的原理有效应用到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民办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应。在追求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的同时, 满足社会、学生、家长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尽量追求投资的高效率。努力探索自主办学、特色办学的发展路径, 形成竞争优势, 这也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2 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民办高等教育经过近30年的发展, 在办学规模、条件、质量以及特色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其中也伴随着一系列无法回避且阻碍其发展的现实问题。

2.1 制度障碍是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

2.1.1 相关制度存在冲突

目前《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为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框架依据, 但它与《教育法》的部分规定存在矛盾, 《民办教育促进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也存在不和谐的内容, 而且我国目前尚无一部真正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要求的法律。此外, 在民办高校产权归属、合资合作办学、享受税收优惠及民办高校教师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存在着含糊不清的问题。

2.1.2 教育政策存在不公平现象

教育政策的不公平是另一个制约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具体来说, 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的平等性与微观教育政策的非平等性之间存在的矛盾是造成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之间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也是阻滞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虽然国家在宏观领域的公共教育政策已经给予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待遇, 但在具体操作领域, 如教育资源配置、教师待遇、学生待遇等方面, 民办高等教育还是无法与公办高等教育享有同等的政策保障。

2.2 民办高等教育自身管理制度的缺陷

(1) 目前我国一些民办高校的独立法人性质并没有真正落实。如有的民办高校表面上实行董事会制度, 实际是家族管理模式, 董事会流于形式, 更换校长与教师随意性强;有些民办高校不能实现真正独立的财务管理, 而是被学校的举办者操纵;还有一些民办高校将资金挪作他用, 有违办学宗旨。

(2) 当前我国大多数民办高等教育都以培养应用型、适用型的职业技能人才为主,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但由于目前多数民办高校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与公办高校趋同, 导致有些高校盲目追求考试通过率, 外语、计算机过级率以及取得学历文凭, 忽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养成, 无法实现人才培养的错位竞争优势。

(3) 教师是学校的灵魂, 一支任职稳定同时具备高水平科研与教学能力师资队伍是民办高等教育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的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年龄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主要以新毕业的年轻教师与退休聘用教师为主, 缺乏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 甚至断档。教师聘任中短期行为较多, 师资队伍不稳定, 缺乏具备科研攻坚能力与教学经验丰富的高水平专职教师队伍, 这也成为民办高等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的大问题。此外, 许多民办高校尚未将教师的进修培训纳入日常管理中, 现有的学术氛围、学术制度与政策, 难以满足专职教师科研水平提高的需要。

3 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相比, 仍存在明显差距。到2013年, 日本私立大学占本国大学总数的78.5%。到2015年, 美国私立大学的数量超过美国大学总数的50%, 而且从建校历史与学校排名方面, 均占有明显优势。而到2015年, 我国民办高校数量仅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28.28%。由此可见, 我国的民办高校无论在办学规模、教育模式、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与西方私立高等学校仍存在诸多差距。基于此我国目前急需建设灵活、完善的民办高等教育制度, 保障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4 完善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改革建议

4.1 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

目前我国民办高校普遍采用的是股份制产权制度。对于民办高等教育来说, 理清个人产权与民办高校产权的关系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目前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中普遍存在产权主体界定模糊问题, 这也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 理顺投资者与学校的所有者关系、与校长的合同关系、与教师的聘任关系, 促使民办高校产权结构日趋合理, 会对学校的运营效率产生积极提升作用。这不仅体现了个人、公司产权制度的完备, 更有利于推进民办高等教育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4.2 推进民办高等教育法制化改革进程

为确保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必须坚持走法律规范、监督、治理的道路。依法办学, 克服事随人异, 或因为政府主管教育部门的干部换届带来的治理的间断性与随意性。在近代我国有关私立大学的立法反映当时政府对私立大学管理的重视与监管的高效力, 同时也反映完备的法令能为私立大学的发展与壮大创造良性的环境。另外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是私人或民间组织, 其管理系统是董事会聘任的校长责任制, 学校拥有办学的自主权, 如专业设置、招生就业与人事管理等, 政府只有通过立法与执法才能指导、有效监管民办高校的办学。

4.3 增加政府政策制度的扶持力度

政府应给予民办高等教育以适度的经费, 鼓励多元化投资兴学。首先, 政府不应该以投资入股的方式给予民办高校经费补助, 这样容易导致民办高校产权不清, 也可能部分丧失办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所以很多国家的私立大学都有接受政府经济援助的惯例, 但大多拒绝接受政府直接投资。其次, 政府可以明确限定补助经费的用途、使用范围等, 旨在改善民办院校的办学条件, 提升资质, 提高办学质量。第三, 可以颁发具有奖励性质的政府资助经费, 对办学质量高、社会声誉良好的民办高校给予政府奖励。

4.4 构建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监督制度体系

教学质量是民办高等教育的生命线, 是增强民办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构建完善的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监督制度是保障其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制度体系应涵盖民办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管理与质量评价机制等。适应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民办院校, 鼓励民办院校依据各自不同的办学条件, 注重形成发展特色;注重制度的可操作性, 使之能被行之有效的贯彻落实。

4.5 建立面向民办高校职工的劳动合同法规制度

为了建立适应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需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民办高校在保证可承担的办学成本的前提下应尽量给教师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 保证教师能及时分享各学科的前沿成果;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 鼓励教师参与科研工作, 并保证定期定额的科研经费投入;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 使之成为民办高校突出办学特色、稳定教学秩序、提升教学质量的中坚力量。

5 总结

文章试图从明晰产权制度, 推进民办高等教育法制化改革进程, 加大政府政策扶持, 构建民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以及建立面向民办高校职工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等五方面探究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论题, 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段勇.引入动态股权制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核心竞争力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 2015.

[2]刘梦今.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之辨[J].中国高教研究, 2014, (11) .

[3]黄勇.教育治理视野下的民办高等教育股权激励机制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 2014, (08) .

[4]施文妹, 周海涛.落实民办高等教育办学自主权的地方实践与创新发展——基于六省区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 2014, (Z1) .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9

关键词：成人教育,导师,导学管理

本文鉴于成人高等教育学员的特点以及导师在成人教育角色中的误区两方面进行认真分析, 探索导师工作的基本角色功能, 从而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导师在成人教育中应有的角色, 完善导师导学制度, 更好地发挥导师导学的职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成人教育对象的特点, 决定了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学员身份的复杂性, 成教学员中多数已参加工作, 其经历不同, 年龄差异大;学员自身的整体素质发展极为不平衡, 学习的价值取向不同, 个体差异性较大;学员学习缺乏自主性, 学习的功利性强, 他们对理论性内容不感兴趣, 许多学员读书的目的仅仅为了升迁或稳定自己的工作, 并不在于追求进步和发展;他们对成人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 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无奈, 工学矛盾突出, 多数学员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 面临多重压力和困境。

二、当前成人高等教育导师在成人教育导学角色中的误区:

工作职责要求导师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 但是往往存在导师角色模糊, 重教学管理轻思想管理, 以为不用做思想工作, 成长完全可以靠自己, 这样恰恰助长了部分学员的散漫态度;导师在学校层面上他们是助手, 是贯彻者;在班级层面上, 他们是组织者, 是协调者;在学员层面上, 他们是咨询者, 是朋友等等。他们要同时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很难满足每个角色内不存在冲突;一些导师责任感不强, 在工作中, 不能运用科学的管理和现代的教育思想创造性地指导学员, 只会打击批评学员;导师队伍不健全、马虎, 很多高校还没有完善相关的成人教育导师工作制度, 许多成教导师都是临时聘用的, 年龄偏大, 部分聘用人员都没有进行相关的专业培训和岗前培训, 整体素质偏低。

三、成人高等教育导师工作的管理策略

成人高等教育的导师工作是成人教育教学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 导师与学员有直接联系, 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导师的正确角色定位。

作为班级的引路人, 导师要培养中小企业中高端技术、管理岗位所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关键是坚持不懈抓好班风建设, 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 成人教育文凭的含金量有多少, 是否被社会认可,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教学质量;导师要善于搭建学员和学院、学员和任课教师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 充分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营造良好的班级氛围, 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 突出应用性、实践性、发展性, 为渴望接受进一步深造的有志之士提供了终身学习机会;导师要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坚持“百折不挠、超越自我”的教育精神, 充分的了解学员的特点, 加强交流与沟通并充分尊重学员, 注重学生的个性与特长的发展, 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创意、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注重学生潜在发展能力、职业适应能力和职业迁移能力的养成;导师要以身作则, 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素养, 导师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良好形象,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员。

(二) 班级建设提升学员归属感。

突出服务, 完善学习支持服务, 关爱学员。

1、引导学员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保证学院教学模式的实现以及搭建学生支持服务网络互动平台。

导师应引导学员充分利用教学资源, 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为了保证学院教学模式的实现, 满足学生的需求,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 保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和对学生自学、作业、自测、讨论、答疑等活动的支持和服务, 更有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为了更利于学生服务、教学管理等学习支持服务工作的开展, 导师收集学员的QQ号, 建立班级QQ群, 在多数时间, QQ是班级网络互动平台, 导师和学员们可以通过班级的网络平台实现相互交流。

2、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提供精细化的服务

抓新生导学, 新生入学就安排老师进行导学, 我们要求承担导学任务的教师要给他们最大可能的帮助, 以期培养学生自主上网学习、参与网上交流等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向学员保证联系渠道的畅通, 满腔热情地解答学生的咨询。我们要转变观念, 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替他们排忧解难, 为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为方便学员学习, 所有节假日均安排专人值班, 随时接待学员来电来访, 确保学员随时都能得到最佳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一名老师作为一个层次、一个年级、一个专业的导师, 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督促他们按时完成学习计划。

(三) 教学管理一站式服务, 导师绩效考核体系需更加量化和细化

1.重视学员需求, 提供精细化服务;导师的工作要仔细踏实, 心系学员, 不断学习, 熟悉业务, 同时对班级每一位学员的基本信息要全面了解。在教务安排方面, 导师秉承“一切为了学员, 一切为了服务好学员”的教学理念, 在入学阶段便着手做好一系列教学安排, 提供教学管理一站式服务。

2.发挥导师在班级管理中的导学作用, 提高学习支持服务质量, 关键是建立并落实各种学习支持服务质量管理制度, 明确各服务岗位职责、服务工作标准和考核标准、考核办法, 突出导师工作的实绩, 坚持量化考核的原则;坚持民主和集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可操作性的原则, 促进班级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导师绩效考核体系需更加量化和细化, 奖励先进、鞭策后进, 充分发挥导师在学员教育和管理中的导学作用, 科学、客观地评价导师工作。我们在学习支持服务过程中, 建立并实行了《导师管理服务规范》, 制定并实施了《导师管理服务人员工作守则》。实践证明, 这样做, 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支持服务工作质量。

为了全面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作为成人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力军, 导师肩膀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 希望短文以共勉和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0

“纵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脉络,可以发现示范计划是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正是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抓手。”[1]215就这场轰轰烈烈的高职教育制度变迁而言,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同身受并取得了广泛共识,但我们对蕴含其中具体而真实的制度供给关注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示范计划进程中高职院校发展的深度理解。因此,本文暂时悬置有关示范建设的宏观论断,转而尝试从制度供给的视角,以示范计划提出前后我国高职院校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制度需求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阐述示范计划实施过程中制度“供”“需”互动,进而解释教育制度供给机制特征,以深化对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认识,为当前新一轮的高职教育制度供给决策提供参照。

一、制度、制度供给与教育制度供给

1. 制度。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制度在多个学科领域运用广泛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康芒斯将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2]科斯认为,“作为一种规则,制度通常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3]诺思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构成一个社会,或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4]正是通过吸收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成果,制度理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5],并对制度与发展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深入的洞察。

2. 制度供给。

随着制度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日益凸显,作为其发生作用途径和工具的制度供给也愈发重要。“这种对制度的重新关注,是现代社会制度转型与实践探索不断积累的结果。”[6]制度供给是指制度供给者在给定的利益结构、主观偏好、理性水平、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约束下,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创设框架和规则体系并确保其得以执行的相关安排。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不仅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依赖制度的主要提供者。“有目的的制度供给既反映了控制制度变革的那些人的权力和利益,又反映了在政治领域中的决策过程”[7]18。因此,制度供给体现着国家利益,具有权威性的价值,政府的关注点通常聚焦于制度供给及其所产生的绩效上。

3. 教育制度供给。

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向社会提供教育产品与服务,而是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公共政策,运用公共财政资源,引导教育机构决策与行为,以增进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教育制度供给研究的旨趣在于“理解国家对特定教育政策所赋予的意义、所作出的阐释以及尝试达致的意图,并分析这些意义与意图为何在特定政策脉络中得以彰显。”[8]教育制度供给目的是确保教育体系良好运作且保证质量,以及预算资金得到有效利用,这是日益增长的政府责任的政策体现。

二、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示范计划的提出

一种宏观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供给,必须建立在对现实社会行动主体制度需求情境分析的基础上,它“强调问题与制度和制度变革的原因和后果相联系。”[7]2与制度供给相对应的是制度需求,该二元范畴构成了我们分析示范计划的理论支点。

1. 高职院校发展困境及其制度需求。

自1999年国务院将高职院校设立审批权和招生计划权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后,我国高职院校进入规模扩张期,招生数从1998年的4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68万人,在校生数从1998年的117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713万人[9]8。多数高职院校由中专学校升格创建,经过几年扩张进入组织成熟阶段后,办学基础能力不足的困境逐渐突显。一方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要较多的实训设备等资源投入,其生均培养成本高于普通本科院校,但生均教育资源投入明显不足,导致校舍和教学用房简陋,教学仪器和实训设备的技术配置落后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高职院校教师的工作强度和能力要求较高,但待遇却低于普通本科院校,这造成教师岗位缺乏吸引力,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不能满足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的要求。上述问题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导致毕业生就业压力加大,困难增多。2004年,我国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61%[9]11。这固然与高职院校对人才需求预测不足以及社会对毕业生的认可度不高有关,但却折射出高职院校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而这种困境又导致高职院校更难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源。

作为我国教育结构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发展深受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主要依据院校分类进行,而这种分类基于教育的层次而非类型,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数量由高层次院校到低层次院校依次递减。尽管高职院校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这类院校却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投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高职院校的发展。“这是他们的‘现实’,他们依据这个‘现实’而行动,并在这个‘现实’中学习。”[10]要想突破发展困境,高职院校必须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从根本上摆脱经费、生源、师资等基本办学资源约束。“制度蕴含利益。规范蕴含的利益不能形成规范,也不能确保规范必然形成。但利益为规范提供了基础,即接受外在影响的人们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11]高职院校普遍对政府出台支持引导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有着强烈需求,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以推动院校发展方式从外延型的规模扩张向内涵型的质量提高转变,并以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之变来应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挑战。

2. 政府制度供给意愿与能力。

高职教育深深扎根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其发展要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技工荒”现象是最明显的表征。2004年,我国初级工占技术工人总量的比例为60%,中级工占技术工人总量的比例为35%,高级工占技术工人总量的比例为3.5%,技师占技术工人总量的比例仅为1.5%[9]12。高技能人才的短缺直接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行业、企业和社会公众对高职教育重要性的认识逐步提高,而“高职院校在困境中,在没有政府给太多钱的情况下,在学校要生存下去的压力下,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有很多的学校创造出了很好的经验。”[12]这使得政府的决策有了较为充分的民意基础。2005年9月12日,在示范计划推出的关键时刻,温家宝同志在考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时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太需要职业教育了,职业教育也太重要了”[13],表明高职教育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仅在2005年一年,教育部就出台了18项促进高职院校发展的政策文件,加大了对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供给,反映出政府的政策意图[1]211。

“恰当的教育制度是极其重要的教育资源”[14]。政府对教育资源的配置通过其决策过程呈现出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就其本质而言,计划是一种指令性规范,它通过提供肯定性反馈以激励相关主体的行动。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如果说‘211工程’是国家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工程,那么计划也是国家新时期新阶段高职教育的改革工程和质量工程。”[15]而无论是工程还是计划的实施,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和分配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央财政的收入基础得以夯实,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中央政府拥有发展职业教育所需的财力支撑,这是实施示范计划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预算资金或者拨款对政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2005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其中20亿元用于推进示范计划实施,这是中央财政对高职院校首次大规模的专项投入。但是政府财政投入的资源数量与来源毕竟受限,不可能普惠全国所有的高职院校。政府采取的策略是整合职业教育资源投入,采用竞争和优先权选择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办好一批骨干示范职业院校,加快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推进高职教育质量的整体提高。

三、制度“供”“需”互动:示范计划的实施

作为一项制度供给,示范计划回应了高职院校发展困境和制度需求,表明了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意愿和决心,其基本逻辑是政府确定目标,生成激励结构并通过资源配置诱致高职院校发展的决策、选择与行动。“示范计划是件相当大的事情,项目立项,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是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16]要在示范计划中实现贯彻国家意图和调动基层资源的双重目标,政府和高职院校的真实意图和实践能力同样重要,我们重点考察制度“供”“需”互动及其对高职院校发展产生的影响。

1. 政策带动。

在示范计划实施中,政策带动在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改革中得到充分反映。在示范计划实施前,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行业、产业的匹配度不够,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无法形成校企双方积极参与合作的制度激励,而能落实到教学改革与应用研发层面并使双方受益的政策规则更加阙如。因此,寻求学校和企业的利益汇聚点,开展实质性合作以系统培养人才成为示范计划政策带动的主要着力点。2006年1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提出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在校企合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高职教育学制为三年,而作为示范计划的重点建设项目,专业建设周期同为三年,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制度设计使专业项目建设与人才培养过程有机结合起来。在示范计划实施中,100所示范院校累计建设405个重点建设专业,100所骨干院校累计建设379个重点建设专业,为加强学生的生产性实践和顶岗实习,建立企业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制度,保证高职院校在校生至少有半年时间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并逐步建立顶岗实习工伤保险制度。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制度的推出和落地有力推动着高职院校实现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产业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能型人才需要而“转”,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17]。

2. 资金推动。

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核心是资金问题。在示范计划实施前,政府对高职教育投入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生均财政拨款投入机制还不够健全,导致财政投入激励高职院校改革的导向作用不够明显,因此,落实生均财政拨款达到本科院校水平成为高职院校的普遍诉求。示范计划加大了支持力度,逐年提高示范院校的生均经费标准,到“十一五”末,保证示范院校的生均预算内拨款达到本地区同等类型普通本科院校标准。这项制度的实施表明中央政府通过制度供给引导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地方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持高职院校发展,以学生规模存量调整为重点,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体现了制度供给的改革和绩效导向。这种导向为高职院校带来了强烈的发展预期,促使高职院校加强内涵建设,通过完成符合绩效目标的改革任务来获取资金支持。政府利用示范院校的带动作用,平衡高职院校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合理合法地动员更多高职院校参与示范建设的热情。生均财政拨款制度随着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项目投入及配套、资金管理、绩效考评等方面规范的出台而进一步规范化,这不仅为破解当前高职院校发展难题“输血”,更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造血”。

3. 项目驱动。

与专项化财政资金支出相配合的是目标管理与绩效考核,项目是一种非常适合的载体。作为一种行政配置与自主建设的制度安排,一方面,项目带有政府“指定任务”的性质,另一方面,院校在项目建设中有可能加入更多自己的意图与利益,获得更多自主权。在这个意义上,项目既是“外生的”,也是“内生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在示范计划实施前,高职院校的项目主要集中于少量的纵向科研项目,而在教学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等领域鲜有项目,对运用项目管理作为推动教学改革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手段认识不深,很少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过程管理和验收评价等方面工作,导致教育教学改革推进较为缓慢。项目院校是示范计划体制的各个结构点,而项目是规范各级权力关系和资源配置关系的载体。项目确立了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所依赖的路径,政府的行政指令、高职院校的资源运作以及政府与高职院校之间的关系互动,都通过项目制这种主导逻辑来决定。项目作为一种制度枢纽,主导着政府与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之间以及高职院校内部的结构关联,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高职院校,由此统合形成上下之间动员、中介与反馈等一系列动态的运行机制。示范院校是项目的最终承担人和执行者,这反映在院校的资源动员、重组、内聚、整合与发展方面。随着示范计划的实施,高职院校根据其办学定位,通过竞争合法地获取和运用项目资源,基于内部改革要求和外部竞争压力确定建设目标,设计建设任务,从而将项目建设转化为师生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

四、制度供给结构特征:示范计划的机制

在长时段的示范计划实施环境中,政府与高职院校的行动策略与作用方式交错其中,共同形塑了信任机制、协同机制与竞争机制。正是这些机制将宏观制度供给与微观院校发展相连接,从而有助于揭示制度供给的结构特征。

1. 信任机制。

制度源于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其运行基础取决于制度供给者与制度需求者的相互信任。示范计划唤起了高职院校的群体意识和发展自觉,使其对制度本身及其价值结构产生信任,在不同范围产生不同程度的效果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渗透和作用。从示范院校到骨干院校建设是一个连贯一致的制度体系,政府在这种持续性的制度供给中,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预案研究、咨询论证、社会公示、公众听证及民主监督的制度化建设,采取事前论证、事中监测和事后考核的程序,最大限度地确保实体和程序公正,这是制度供给理性的表现。基于政府提供的制度激励,高职院校则向政府和社会做出可信承诺,这种承诺集中体现在院校项目建设任务书和建设方案之中,它表明示范(骨干)院校在示范计划中获得的激励更多,对相关院校及其举办方和重要产学合作单位乃至地方政府形成更多持续激励,同时要求他们履行与其获得的激励相当的责任。政府通过听取示范(骨干)院校这一类对示范计划最为敏感的院校的制度需求,进一步改进政策实践,完善制度供给。

2. 协同机制。

协同是指部门或群体之间为了完成某件事情或达成某个目标而形成的协作状态。协同机制对于解释示范计划在分权体制中实施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在中央与省级层面自上而下的综合性改革战略局限性方面非常有效。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一项制度的确立,会在相关的政策领域产生协调效应,促成其他相应制度的产生,从而形成一个制度网络,这个网络聚合了资源和利益。”[18]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教高〔2006〕14号),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示范计划。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教高〔2007〕12号),对项目管理职责、申报评审与组织实施、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与验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范。教育部、财政部联合成立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形成了财政投入和绩效管理的双重制度安排。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教高〔2010〕8号),在“十二五”期间持续推进示范计划。示范计划启动实施后,省级政府教育部门与财政部门在组织项目论证和推荐、完善项目管理制度、配套政策资金投入等方面保持协同,省级政府承担着配套保证的承诺,相当于负起院校项目建设的连带责任,确保了示范计划的顺利推进。

3. 竞争机制。

由于教育行为个体意识中有对于原有教育制度的依赖,会形成新旧制度间的冲突,更可能产生对新制度供给的抵制。政府希望通过竞争构造新的激励结构,因为在教育资源供给相对紧张的情况下,由稀缺性产生的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这种竞争体现在预审申报、评审立项、验收挂牌等示范计划各环节,通过竞争确定的院校与项目的激励结构具有指定任务的性质,使竞争获胜者在实施改革后绩效显著增加。作为制度需求方的院校则希望通过竞争获得更多资源,成为示范(骨干)院校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示范院校自身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还会产生示范扩散的标杆效应,成为一种“制度环境”,带动其他学校提高绩效。随着示范计划的持续推进,高职院校争做发展的模范、改革的模范和管理的模范,制度供给的激励效应日益突显。

五、结语

示范计划回应了高职院校突破发展困境的制度需求,反映了我国政府加快发展高职教育的制度取向,是我国新世纪高职教育影响最大、口碑最好、成效最明显的制度供给。与示范计划实施前相比,高职院校办学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随着单独招生制度的试点与推广,高职院校的生源数量与质量得到保证,政府引导、企业参与、校本管理的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助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使高职院校毕业生摆脱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不高的困境,教师开展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的能力显著提升,高职院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1

关键词：主体维度;要素维度;质量维度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要求高校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坚持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十二五”以来，浙江通过政策引导、制度创新，实施从教师到学生、从专业到课堂、从考核到保障的高等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从宏观层面为高等教育教学创新提供外部环境，推进高校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教师更加潜心教书育人、学生更加主动自主学习，努力营造崇尚选择性教育的教学文化，引导和推动高校创新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成长。

一、主体维度：推进从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到扩大学生学习选择权的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首先要研究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和学生。要根据当前高校教学活动中教师、学生的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制定政策，推动工作。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进一步落实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使学校更好地从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入手，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使教师能把主要精力用在潜心治学、静心育人上，使学生能真正对学习专业感兴趣。

为了有效帮助高校青年教师尽快胜任教学岗位需要，切实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2012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关于在全省高等学校全面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2〕160号），强调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是指由各高校负责实施，以提高职业道德修养、现代教育理论水平和基本教学技能为主要目的，对新进高校从事教学工作的青年教师，专门进行一个时期相对集中培养培训的制度。建立和实行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是继承和弘扬高等学校优良办学传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文件指出，参加助讲培养是青年教师的义务和权利，实施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是各高校应尽的责任。文件规定，各高校新聘用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含理论教学和实验、实践教学）的在岗教师，高校教学经历不足3年、年龄在35周岁以下（含35周岁）、未接受过助讲培养培训的在岗教师以及学校认为有必要安排参加青年教师助讲培养的中青年教师，都应作为助讲培养制度的培养对象。调查显示，本科高校（不含独立学院）都已成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出台了相应的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作。2013—2014学年，全省高校参加青年教师助讲培养的教师为3717名，培训比例达97%。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要树立人人成才观念，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就要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努力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我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9.5%，高考录取率达85.4%，本专科在校生达93万多人，如何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促进人人成才、多样化成才，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2012年初，省教育厅明确将“如何在切实维护公平公正和保持正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高校，赋予每一名学生二次转专业的机会”列入本年度全省教育工作重点任务。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关于浙江省普通本专科院校学生转专业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2〕165号），明确了学生转专业的四项原则：突出以学生为本、推进自主理性选择、实行适度调控、坚持公正公平;规定了学生转专业的基本条件，除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应予退学的、从外校转入的、部省招生主管部门和学校在招生时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之外，原则上应放开学生转专业。同时也强调学校应合理配置教学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满足在校学生的专业选择要求，特别是要满足对专业学习困难学生转专业的需求。对于一些需保护和加强的基础性专业、国家建设和发展急需专业以及对学校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专业，学校应通过政策倾斜，改善教学条件、加大奖助学力度等，切实增强专业的吸引力。学校应加强对学生学业、职业规划的引导，组织各类学习指导活动，帮助学生充分了解学科大类或专业情况，指导学生从社会需求及自身个性发展、兴趣、特长等需要出发，增强专业学习的适应性和稳定性，理性选择专业。

学生转专业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推动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推动高校把学生的成长成才放在首位，也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近年来我们积极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搭建平台，鼓励大学生多形式参与科技创新活动，推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有机结合，努力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二、要素维度：推进从落实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到引导高校进行课堂教学创新的改革

高校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包括专业、课程、教材、课堂等。专业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承载着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体现着社会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岗位专门人才的需求，直接影响着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职业生涯和学校的办学质量。它既是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联系的纽带，又是实现高等学校与社会经济紧密联结的链条。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对于高等教育自身的良性、科学发展和恰当的社会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优化专业布局和结构，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依法设置和调整专业自主权，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支持和鼓励高校着力内涵建设、特色发展，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高校实际，2013年出台《关于落实和扩大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管理权的指导意见》（浙教高教〔2013〕104号），提出高校设置和调整专业应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以及学科发展需要;应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条件，有助于优化专业结构，促进学校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调高校专业设置和调整应坚持适应社会原则，鼓励设置我省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民生改善的急需专业，主动对接我省产业集聚区和开发区及区域性主导产业，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人才需求间的结构平衡和良性互动;坚持服务学生原则，进一步落实“以生为本”理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及复合型人才;坚持增强活力原则，支持学校整合教育资源，建设优势和特色专业，突出学校特色;建立有序的专业增设和退出机制，激发学校办学活力;坚持提高质量原则，注重专业建设质量，强化过程指导与事后评价，引导高校用好专业设置自主权，提高专业建设管理的科学性，努力实现专业的层次、数量、类别等结构上的整体优化。明确了专业设置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程序。特别强调省教育厅负责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指导和质量监控管理，主要审核高校的专业发展规划，高校应科学编制学校专业发展规划，专业发展规划应包括：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专业结构分析、专业主体特色、人才需求分析、分年度新增和调整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专业建设的支持与保障措施等，规划每5年修订一次。对高校申报已纳入专业发展规划的专业，省教育厅只进行形式审核，对未纳入专业发展规划的专业，按原有程序办理。省教育厅每年向社会公布本省鼓励类、限制类专业目录，发布近三年各专业就业、布点、招生等情况，作为高校专业设置的重要参考。意见的颁布得到高校的普遍欢迎，有力地推动了高校的自主办学、特色办学。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待于通过课堂教学实现。课堂教学是学校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是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素质的主要途径，是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实现的主要载体。为了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全面提高育人水平，必须加快推进课堂教学创新。省教育厅经过反复酝酿论证，于2014年9月印发了《浙江省高校课堂教学创新行动计划（2014—2016年）》（浙教高教[2014]102号），主旨在于推动学校落实教学中心地位，促进教师更加重视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努力构建优质高效课堂，不断增强课堂育人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充分发挥课堂教书育人的重要作用，为学生学习成长创造良好环境。提出要强化课程建设质量、创新课堂教学方式、完善课堂教学制度、严格课堂教学管理和改革完善教学评价，推动高校一是要优化课程体系，全面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给学生更多的选课权和选择学习机会。二是要扩大小班化教学和分层分类教学，根据课程特点和要求，采取大班和小班、长课和短课有机结合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增强课堂互动。三是要建立开课准入制度，推进课堂教学公开。学校要普遍建立新开课预讲制和准入制，严把新教师开课关。要建立教师互助听课机制，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四是要建立完善学分制，加强对学生的修课修学指导。五是要完善学生平时成绩评定制度，增加日常考试评价在总成绩的比重，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转到学习过程上来。要改革教师教学效果评价，倡导发展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模式，完善教学评价反馈机制，引导教师勇于创新、不断提高。

三、质量维度：推进从完善教学业绩考核到强化多层次保障制度建设的改革

“十一五”时期是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为贯彻落实“科教兴省”战略和全省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提高省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2009年省财政厅、教育厅决定对省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业绩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财政拨款挂钩。但考核指标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导向性不够突出、过分注重对项目的考察、质量监控过于微观等。为适应“十二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目标、新要求和新任务，着力推动高校内涵发展，2012年省教育厅在广泛论证、调研的基础上，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业绩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指标体系与原有指标体系相比较：一是充分体现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考核。改变了原有考核指标体系过细、太微观的不足，强调考核的宏观性、结果性、绩效性，避免代替学校对自身教学业绩的考核。二是突出对高校教学工作的导向性。在一级指标中突出人才培养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开放教学等，在二级指标中突出生均教学经费占生均公用经费的比重、生师比、毕业生就业率等，引导高校牢固树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提高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三是突出当期进步。在生均教学经费占生均公用经费的比重、生师比、博士学位教师比例、学生国际交流学习百分比等考核点中，都区分了总量和当学年新增数量的赋分。四是强调分类。部分考核点区分博士学位授予高校、硕士学位授予高校和其他本科高校，部分考核点区分杭州、宁波城区以外高校及欠发达地区高校。五是强调第三方评价。充分运用第三方（浙江省教育评估院）提供的相关评价数据，在20个考核点中有6个主要指标的考核数据直接由第三方提供。六是强调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原有指标体系绝大部分是定量指标，且计算统计较复杂。修改后的指标体系20个考核点中4个为定性指标，由专家综合分析评定。同时，在20个考核点中除3个考核点外，其余都区分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并根据不同等次进行赋分。七是强调在重大教学工作和重要教学项目方面争先创优。原有指标体系对教学项目、教学奖励等考核过细且零散，修改后的指标体系增设一级指标争先创优情况且实行加分制，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项目、竞赛项目、命名和奖励情况和对在省内外产生积极重大影响的教学工作成果，由学校提出、教育厅审定，区别加分。

在完善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的同时，我们注重加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首先，强化组织保障。进一步明确高校一把手是本科教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坚持本科教学质量党政领导亲自抓。高校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做好进课堂听课、评课、上课工作，督促学校其他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听课、评课、上课制度。通过深入课堂、深入师生，及时发现和解决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听取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2015年起建立全省高校校（院）长年度教学述职制度，在全省高校范围内营造一个全校上下关心教学、重视教学、支持教学的氛围。其次，强化经费保障。要求高校制定教学经费保障制度，强调学校经费优先用于本科教学，保障人才培养工作正常运行。强调要加强人才培养薄弱环节建设，保障各专业基本条件建设的投入，使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资源、专业建设经费能满足专业建设和发展需求。强调要加大对实践教学的经费投入，保障实践教学经费专款专用。省属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结果直接与财政拨款挂钩，所有本科高校教学工作及业绩考核结果与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奖励资金分等级挂钩。再次，强化制度保障。除建立和完善普通本科高校教学工作与业绩考核制度外，2014年起建立了高职院校教学工作与业绩考核制度。鼓励建立教学与科研等效评价机制，积极建立多元化教学激励机制和科研反哺教学机制，对教学与科研绩效给予同等评价、同等报酬和认可，使教学与科研和谐发展。进一步深化完善教师岗位设置与考核制度。在岗位聘任设岗条件和聘任目标中，充分考虑到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本着以学术为本、以学者为本、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增加教学质量的要求，促进教师将精力投入到教学中来。进一步完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在职称评审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引导教师投身于教学，对教学业绩与效果差的教师在职称评审时实行教学一票否决，逐步改变以科研为主的评审导向，充分体现教学中心地位。进一步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进一步严格学生学业管理。本着把对学生学业严格管理贯穿始终和关心帮助贯穿始终的精神，制订《关于切实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学业指导和管理的意见》（（浙教高教[2014]60号），明确高校要改进新生入学教育，科学制定专业培养标准，强化课内外管理，改革考核评价，严格考试管理，建立健全学业预警和退学制度，增强学生的修习学业责任和能力，完善学生学业服务指导，密切家校联系。要求学校要统筹教学、学工等部门力量，围绕严格学生学业管理，进一步细化各项政策措施，把加强与改进学生学业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任课教师要担当起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辅导员、班主任要把关心帮助指导学生修习学业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学生社团要充分发挥对学生学业学习的合作促进作用;学校要完善相关考核，评奖评优、职称评聘应更多地向教学倾斜，鼓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严格学生管理，努力创造浓厚的教书育人、学业管理氛围。

高等医学教育制度研究 篇12

一、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相关性

1.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关注, 大概是从1999~2000年前后开始的[1]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现代大学制度不是专指“大学”的制度, 而是泛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处理高校与外部 (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 保持高校的自主性, 以及高校内部组织制度安排与开展学术活动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使高校成为依法办学的法人实体。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基础上的深化, 旨在建立有利于高校发展的开放性、自主性、参与性和自律性机制[2] 。因此,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在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 或者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准备”阶段。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分权, 意味着原来属于政府的权利向高校和市场转移。但分权并不是政府放弃对高等教育的管理, 而只是意味着政府高等教育管理职能的转变, 由原来的全面控制和直接管理转向更多地运用立法、拨款、信息、评估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评估作为对高校办学活动进行监督和宏观管理的手段便应运而生。可以说,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同步的, 或者说,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本身就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可见,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都是为了保障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其中, 政府分权以及转变管理方式是核心。因此,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作为政府对高校发展过程的监督制度或高校发展的自我约束制度, 本身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应该包括完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

2.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 就在于学术自治、学术自由的特性, 在于传播和创新知识的根本价值取向。而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价值存在的实践保障, 是大学的价值理想转化为实践的桥梁, 同时也是对大学进行创造、更新、变革起支撑、促进、改善作用的动力机制 (张慧结) ;高等教育评估是对高校办学活动进行价值判断的有效途径, 具有批判、监督功能, 其直接目的在于弄清高校的实际状况, 发现高校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与优势, 鉴别或诊断高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困难与不足, 并据此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3] 。可见,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高校发展过程中的监督、评价制度。但高等教育评估不等于高等教育管理, 不是直接插手高校的内部管理, 而只是通过高等教育评估建立起高校与政府、社会、市场能够上下贯通、相互交流的信息通道。因此,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以其特有的功能维护高校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根基。在这方面,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而不是相互背离。

3.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相关利益主体的一致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逐渐分离出高校、政府、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是建构以效率为核心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种背景下, 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都从各自教育质量观出发关注高等教育质量以及所达成的办学效率:政府关心财政投入是否得到应有回报, 是否有效益;社会关心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学生或家庭关心投入和机会成本是否“物有所值”;高校关心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社会信誉是否得到提升。高等教育评估就是从不同视角来衡量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满足相关主体需要的程度。所以,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具有相关利益主体的一致性的特征。

值得指出的是, 无论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还是现代大学制度运行所依托的主体来看, 主体只能是高校自身。“大学”是大学制度的服务对象, 因此, 大学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在赋予高校自主权的同时, 完善高校的自律和责任机制, 否则大学制度就不可能良好运行。与此相应,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有效运行的主体也只能是高校。西方发达国家开展高等教育评估的历史经验表明, 虽然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评估有助于推行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和维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力, 但以自我评估为核心的高校内部质量保证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 因为追求高质量教育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 来自于高校及其成员对自身使命的认识[4] 。因此, 大学制度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在变革的根本方向上是一致的, 就是落实高校的主体地位, 使高校成为制度运行的当然主体。

二、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背离及其实践困境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与现代大学制度的一致性在理论上的“应然”并不等于实践中的“实然”。由于传统高等教育体制的行政“惯性”以及评估制度本身还很不完善,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在实践中常常表现为与现代大学制度的背离与冲突,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既不能有效维护高校应有的自主权与学术自由, 也不能有效引导高校自律和承担责任, 评估只是政府基于自身需求关切的评估, 而忽视了对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利益的诉求。

1.高等教育评估的行政性干预了高校应有的学术自由

从较为宽泛的意义来理解, 学术自由是指在高校内部教师和学生拥有教学、研究和学习活动的自主权利。高校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学术自由是衡量高校学术发展以及办学自主权利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述, 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 体现了政府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的必然要求。但在这种以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高等教育评估作为政府监督和管理高等教育的手段, 依然延续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惯性”, 导致现行评估制度从评估动因、评估组织、评估体系、评估过程等一切都由政府自上而下统一安排, 高校则处于被动和接受状态。这种行政性评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学术活动的自由。其一, 行政性评估模式的推行是以政府掌握分配高等教育资源权力和垄断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为前提的, 为“适应”政府的“指标”规定, 高校和教师疲于应对, 干扰了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学术创造活动, 消解了高校行为的主体性和学术自由精神。其二, “评估最重要的目的是证明”, 主要是通过评估发现问题, 进而通过整改与建设, 促进学校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从较为理想的状态而言, 评估只是教育质量管理的手段, 但由于政府行为的主导性以及评估结果的“高利害性”, 高校发展好象就是为了获得比较好的评价等级, 评估由手段变成了目的。同时, 从政府的角度而言, 为使评估更具有可操作性, 制定了量化、单一的评估指标, 不仅不利于高校多元化发展, 而且约束了高校特色办学的积极性。

2.高校管理权力倾向集中于学校层面, 科层化管理更加突出

评估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 会影响系统的秩序和结构的调整;对高校内部组织管理而言, 评估必然要求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革与之相适应。高等教育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政府放松对高校的管制为前提的, 但在宏观上政府放权给高校的同时, 又要求高校承担更多的责任。现阶段, 高等教育评估使高校改革呈现两大趋势:一方面学校在教学、研究与质量管理等方面拥有了更多自主权, 另一方面高校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竞争需要, 呈现责任和权力向学校行政部门集中的倾向。管理决策也不再采用学院式的民主决策, 而是更倾向于少数管理人员快速决策的科层模式, “以往属于学者共同决策的权力重新归于管理阶层手中, 并逐渐扩大了行政管理阶层与学者的分野”[5] 。高校管理者为了完成政府所规定的评估指标, 不断强化层级节制和量化指标, 从而使得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学校层面行政管理系统的权力明显加强, 长官意志取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占据学校决策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各个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在学校管理中的发言权被削弱, 甚至在学校发展决策中被忽视 (许杰) 。

同时, 在院系等基层组织管理中也呈现官僚化的特点:一方面, 专家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作用被应付烦琐的评估事务所取代;另一方面, 为组成快速反应的迎评工作机制, 逐渐加强了行政权力对基层组织的控制。高校是“底部沉重”的组织, 大量的学术创新和教学改革是在基层组织进行的, 高校管理官僚化的结果, 压抑了教师和基层组织学术创新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评估工作的科层化管理虽然体现为教师和基层组织对评估工作的“顺从”, 但由于主要强调学校层面的责任和终结性评估, 基层组织或教师仅仅是例行公事而已。

3.评估主体、评估机制失衡, 忽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切

高等教育评估的产生与发展, 标志着政府、学校、市场之间关系的变革。伯顿·克拉克根据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因素, 提出了“三角协作模式”理论[6] 。他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是国家、市场、学术权威三种力量平衡作用的结果。由于各国高等教育体制、文化传统的差异, 学术权威、市场力量、国家权力程度不同地影响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体现在高等教育评估方面, 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及高校自评机制分别体现为高等教育评估的三种不同模式。从世界高等教育评估的发展趋势看, 各国高等教育评估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基础上, 正朝三种机制相互协同的方向发展。

反观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现行实践, 虽然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但在实际的评估工作中, 政府并没有把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分离出去, 行政机制仍然是评估制度运行的主要特征, 代表社会需求参与高等教育评估的中介性评估机构发展缓慢, 在评估实践中表现为市场机制缺失。在这种制度环境下, 高校只对评估它的政府负责, 热衷于完成政府规定的评估指标, 而忽视了对满足社会需求以及学生质量的监督和评价。实际上, 由于政府远离高校教育科研活动“现场”, 以及高校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信息输出的屏蔽, 政府不可能获得关于高校发展的所有信息, 从而导致行政评估机制的“失灵”。从本质意义上来讲,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评估的多个利益主体之间动态博弈的过程。随着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过程, 原来政府主导高等教育评估的格局开始被打破, 但在制度转型过程中, 政府角色“越位”与“缺位”并存, 制度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一方面, 政府仍然包揽了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的全过程, 并基于自身对高等教育质量要求制定评估指标体系, 开展评估活动;另一方面, 面对社会对提高教育质量以及高校个性化发展的诉求, 政府不仅难以提供最优化的评估制度选择, 而且在促进高校自主发展以及维护评估制度的公平合理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

三、现代大学制度视野中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及其基本规定性, 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改革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正确定位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职能

在我国当前制度环境下, 政府以其行政动员能力和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改革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是说, 高等教育评估依然维持自上而下的行政模式, 政府依然是评估中的唯一主体, 而是说, 政府要转变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职能, 着眼于能做且又能做好的事情。第一, 政府作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代表, 一方面要积极回应社会以及民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诉求, 并通过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教育质量信息和评估结果的发布制度等途径积极加以满足;另一方面要监督和评估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程度, 使高校成为负责任的办学主体。第二,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角色不尽相同, 但其共同特点是政府不直接组织评估活动, 而是着眼于评估活动的宏观管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评估暂行规定》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是国家对高等学校实施监督的重要形式, 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这显然与世界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甚至逐渐成为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因此, 政府应将管理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的宏观管理上, 包括对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的指导、检查和协调, 确保评估的科学、公正、公平;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评估的激励机制, 包括评估结果与资源投入的联结机制、政策导向机制等。第三, 通过立法规范高等教育评估行为是政府转变评估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务之急是根据国际高等教育评估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开展高等教育评估的实践经验, 重新修订《暂行规定》或制定专门的教育评估法规。

2.建立内外结合的高等教育评估机制

西方国家具有极强的学术自治传统, 质量保证传统上主要是高校内部的事务, 但在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经费短缺的情况下, 开始强化外部对高校绩效的评估, 并趋向于建立以自我评估为基础、内外结合的高等教育评估机制。我国高校属于以行政为主导的外部质量保障模式, 高校自身和教师教育质量保障意识淡漠。因此, 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评估制度改革应在不断加强和改进外部评估的基础上, 建立以校本质量管理为核心的评估机制。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定位内外评估的职能和分工, 外部评估要着眼于高校的长远发展的需要, 集中为高校自我改进和提高提供稳定的支持, 使高校及其成员能够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关注教育质量;评估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教学方面, 应该逐步扩展到科研、社会服务以及学科建设、教师和毕业生质量等方面。内部评估要多关注输入和过程的运作, 以形成性评估为主, 终结性评估为辅, 着重构建高校教育质量的自我保障机制。内部评估不仅要对办学条件、办学运行状态进行评估, 而且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推进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及其效果进行评估。同时, 高校“底部厚重”的组织特性, 决定了高等教育评估不可能仅仅依靠校级集权管理的方式, 必须赋予院系等基层组织必要的自决权和自治权, 尤其要通过政策与投入激励机制创新, 调动基层院系和教师进行教学改革与学术创新的积极性。

3.加强中介组织建设, 建立社会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估机制

借鉴世界高等教育评估的经验, 建立专业性中介评估机构是有效调节政府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市场之间矛盾, 以及保持高校相对独立性的共同做法。建立专业性中介评估机构并不是否认政府和高校在高等教育评估中的作用, 而旨在建立一种政府监督和问责、高校自我评估、社会积极参与的高等教育评估运行机制。

当前, 我国高等教育中介评估组织不仅数量有限, 而且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发展起来的, 它们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社会公信力不高。本质上讲, 中介评估机构是高等教育利益关系日趋多元化的产物, 源于高等教育控制权由政府集权管理向社会和市场分散的转变。因此, 中介评估机构建设关键是要政府简政放权, 促进社会充分发挥参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职能。同时, 政府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框架, 使各类评估机构在相关法律框架下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 并自觉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评估。另外, 中介评估机构要自觉加强自身专业化、信息化建设, 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同时积极拓展高等教育评估市场, 提高自主行为能力, 逐步摆脱政府的干预和控制, 真正成为介于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缓冲地带”以及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策咨询中心。

参考文献

[1]张斌贤.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5, (11) :32-39, 12.

[2]王洪才.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及其规定性[J]教育发展研究, 2005, (11) :41-44.

[3]别敦荣.论高等教育评估的功能[J].高等教育研究, 2002, (6) :34-38.

[4]沈玉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反思与改进[J].教育发展研究, 2006, (10A) :1-4.

[5]孙贵聪.西方高等教育管理中的管理主义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 2003, (10) :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