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

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精选5篇）

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 篇1

在周远清会长的领导、倡导下,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已连续12年与相关省市联合举办高等教育国际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都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围绕国家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改革发展的新使命、新要求而展开理论探讨、学术争鸣;连续12年的论坛, 汇聚了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大批专家学者, 吸引了一大批高校领导和研究人员。实际上论坛也是我们学会的学术年会。12届论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思想理论水平, 一定程度上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 为开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届论坛将秉承历届论坛的良好传统, 力争办成高起点、高水平、高质量的峰会。

半年前, 在学会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我们曾对今年国际论坛的主题进行过专门的商议, 各位委员献计献策。在集中委员们建议的基础上, 经会长办公会讨论, 决定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改革·质量·责任:高等教育现代化”。选择这样一个议题作为本届论坛的主题,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先导,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使命。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现在距离实现这个目标只有7年的时间了, 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思考、研究, 今天的教育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教育现代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发挥什么作用?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教育基础上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怎样实现教育现代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现代化?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 曾先后出现三次后发国家 (地区) 追赶先行国家的成功范例, 每一次成功追赶的范例都创造了以优先发展教育为先导的有益经验。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美国对英国的追赶;第二次是20世纪中叶日本对美国的追赶;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对欧洲的追赶。分析这些后发国家 (地区) 成功追赶的案例, 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规律:第一, 人力资本快速积累是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第二, 在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追赶的互动过程中, 人力资本追赶是经济追赶的先导;第三, 人力资本形成的决定因素是教育。由此也可以说,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就是人力资本的积聚和发展的历程。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形成和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作为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它既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 同时也是强大的驱动力量。

党的十八大做出的战略部署, 把《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变成了具体工作任务, 而且要比我国整体基本现代化提前30年, 这不仅赋予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新使命、新目标, 同时也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要求我们要以先进的教育思想观念为指导, 使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相适应, 达到现代高等教育世界先进水平, 培育出满足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要求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高等教育现代化既是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也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 要求在思想观念、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公平、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任务繁重、工程浩大、使命光荣!

第二,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理论先行。高等教育现代化, 首先是教育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理论作支撑。

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总是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强国相伴而生, 这些国家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无不具备独特的、先进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教育理念、教育理论, 这些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理论不仅指导着本国的教育实践, 而且也对世界高等教育进程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 人的现代化处于核心地位。人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人的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和行为能力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归根结底表现在培养人的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上。教育现代化, 物质条件是基础, 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核心, 体制机制是保证, 教育思想是灵魂并起着先导的作用。我们只有转变思想观念, 才能推动体制机制的实质性转变、开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当然, 思想观念的变革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来源于实践, 同时又在指导实践的进程中不断修正、丰富、完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的教育理论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 其指导教育实践的作用也在不断地彰显。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们需要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 因此, 我们的教育研究大有所为。

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大力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群众性的教育研究是基础。当前, 我们需要更多的一线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研究之中, 要注重对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研究, 要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把现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反映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中。在研究“如何教”的同时, 我们也要研究学生“如何学”, 因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促进学生的发展是教育的灵魂。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担当起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责任, 注重教育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和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 对一些涉及教育基本问题的争论, 如高等教育功能与属性问题、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素质教育的内涵和途径问题、教育目的性和价值性问题、教育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问题等, 都要努力做出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分析, 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回答, 为教育决策的科学化献计献策;还要承担起高等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 回应社会关切。对社会反映最集中、最突出、最迫切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研究界要有声音、有观点, 要力争形成舆论引导, 凝聚社会共识, 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在强调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 因为我们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凸显、国际化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如果不融入国际竞争的大格局、不提高国际化水平, 将很难在当今世界教育发展大格局中博得应有的地位。因此, 推进教育现代化要求我们在创新教育理念上要有国际视野, 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要博采各国所长。同时, 也要根据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高等教育环境, 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把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结合起来, 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问题、中国特点, 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反映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教育理念、教育理论。这是当前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务。

第三, 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今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时指出, “要深化教育改革, 推进素质教育, 创新教育方法,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觉得习总书记的这四句话是我们当前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推进素质教育”。从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我们国家, 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 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 把劳动者素质与国力强弱直接联系起来, 到2010年颁发《教育规划纲要》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上升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这期间, 党和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决定都记载着我们对于素质教育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实践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目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教育领域, 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沿着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向深化教育改革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回眸我国百余年来的教育现代化进程, 我们是不是要追问教育究竟何为?追赶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不只是为了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裕, 更是为了回归教育的核心理念: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民族素质的提升。这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我国教育方针的教育思想, 在《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了“战略主题”的高度。什么是“战略主题”?“战略”指“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全局的方略”, 具有统领性、全面性和长期性;“主题”是指中心思想。《教育规划纲要》在确定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进入人力资源强国即“两基本一进入”的战略目标后, 随即明确“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战略主题”, 即把素质教育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教育改革发展全局的中心思想和基本方略。对于这一点, 我们的认识是否到位, 是否充分?我们的行动是否落实, 是否自觉?答案恐怕不那么肯定。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深认识, 增强自觉, 切实把实施素质教育放到“战略主题”的位置上, 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思想理念作指导, 推进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全方位调整。当前, 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要更多地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避免培养工业化时代的“单向度的人”, 要培养出全球化背景下既富现代科学精神又具民族人文内涵的时代新人, 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 引导科技理性发展。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创新教育方法”, 这在以前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是不多见的。长期以来, 教育教学方法的落后和陈旧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顽疾。一方面, 我们天天在呼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另一方面, 教师依旧是老样子, 也许“一块黑板一支笔, 一人从头讲到底”的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不多见了, 但是把“黑板”换成“白板”, 把多媒体作为“机灌工具”的新的“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却很值得我们警觉。不改革教学内容, 不创新教学方法, 所谓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而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有广大高校教师的主动、自觉的参与。缺少广大一线教师主动自觉参与的教学改革, 注定不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当前, MOOCs席卷全球。虽然MOOCs的来临并不会彻底颠覆传统教育, 也不会完全替代现行教育制度, 但是, 它必然改变现在的教和学的方式。在MOOCs的课堂里, 学习者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在学习内容选择上, MOOCs汇聚了世界范围内许多名校名师的优质课程供学习者选择, 在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上, 它灵活多样, 富有吸引力;在学习方式上, 它适应数字化时代碎片化学习的特点, 把传统的课堂切分成“微课堂”, 方便学习者既可以按自己关心的主题选择性学习, 又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进行碎片化学习。这一模式势必挑战传统的教学方式, 对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异军突起的MOOCs, 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的教学方法手段必须改革!

基于以上思考, 我们将2013年学术年会的主题确定为“改革·质量·责任:高等教育现代化”。对今后若干年学术年会的主题, 也欢迎各位代表献计献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教育系统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为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这个梦想而奋斗。5月20日, 贵仁部长在江苏省教育现代化建设推进会上强调, 要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合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要成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 教育部正在组织力量研究制定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和推进方案, 明确全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任务, 把握我国在世界教育格局变化中的战略抉择。江苏、浙江、广东等许多省市正积极部署实施教育现代化的行动方案, 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实验区。各级各类学校也在积极行动起来, 规划学校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任务。

学会是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家园, 是全国性的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团体, 其使命就是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荟萃的平台优势, 积极组织力量, 开展调查研究, 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撑。目前, 我国学者对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在理论与实践上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希望本次论坛有所创新, 能够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理念、高等教育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 篇2

2011年1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南鹤壁市淇滨区钜桥万亩粮食高产核心示范区实地察看旱情时，了解到鹤壁气象部门引进的先进的星陆双基项目实施一年来，创造了4项纪录，称赞道：“我再加上一个最，最精！”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对星陆双基项目建设作出重要批示：这一计划的实施很有实际意义，一方面使气象工作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提升了我们组织、领导、指挥、服务的层次和水平。

农业部原副部长危朝安说：通过气象和农业的紧密联合，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抵御灾害的能力，气象科技的引入是粮食高产创建的一大亮点。

河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邓凯说：新型农业现代化必须用科技来武装，鹤壁将气象用于农业，这就朝新型农业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

建设全省首个“现代农业气象示范市”

鹤壁市曾不断创造粮食高产的纪录。2010年，浚县王庄镇3万亩以上连片粮食高产创建示范片小麦平均亩产611.6公斤，夏玉米平均亩产782.8公斤，创造了3万亩以上连片两季平均亩产1394.4公斤的高产纪录，为我国整乡、整县建制开展高产创建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板。

近年来，鹤壁市委、市政府把气象服务与防灾减灾作为粮食高产创建的重要举措，努力打造现代农业气象示范市，全力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为农服务新格局。2010年2月5日，鹤壁市政府与河南省气象局签署了共同建设现代农业气象示范市合作协议，决定共同推进现代农业气象业务服务体系建设、农村防灾减灾天气服务体系建设和人工增雨防雹减灾工程建设。为保证合作协议的顺利实施，鹤壁市委、市政府将“气象防灾减灾保障体系”和“农业气象服务体系”纳入全市公共服务体系范畴，有效地推进了创建现代农业气象示范市的步伐。

气象防灾减灾，为保障中心提供科技保障

鹤壁市有人工影响天气用火箭发射架9台、高射炮7门，可控制全市总面积的30%～40%。为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气象防灾减灾能力，鹤壁市依托市农科院建立了市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与保障中心。在该中心内，建设有地面气象观测、农业气象观测、生态观测等5个观测站，安装了九要素田间作物自动监测仪、土壤水分自动监测仪等先进设备，承担了玉米和小麦干旱试验、水肥条件试验等国家和省级农业气象试验课题，为粮食“从种到收”提供全方位气象科技服务。

星陆双基遥感技术让农情尽在掌握之中

星陆双基遥感农田信息协同反演技术是国家863计划中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的目标导向类课题。这一技术实现了农田生产环境和作物生育期、苗情、长势以及灾情等的可视化，足不出户就可以直观、清楚地观察到大田作物的长势、生长环境，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和可视化，打造数字农情。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浚县王庄镇、卫贤镇、新镇镇100平方公里范围内60个节点的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并实现了数据采集及传输，这些气象科技将更助力现代农业实现新的腾飞。为把气象信息传播到最基层，鹤壁市气象局按照“六个有”（有固定场所、有信息设备、有信息员、有定期活动、有管理制度、有长效机制）的标准在每个乡镇建设一个农村气象信息服务站，在每个村建设一个气象信息服务站。从2009年开始，鹤壁市气象局吸纳“大学生村官”作为兼职气象信息员。目前，通过气象局培训的“大学生村官”气象信息员已经发展到近1000人。

气象为农服务，助鹤壁再创粮食高产纪录

2011年，鹤壁市浚县新镇镇5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615.6公斤，王庄镇5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614.2公斤，创全国5万亩连片小麦亩产最高纪录。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国家小麦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郭天财教授表示：“在60年不遇罕见特大干旱的境况下，浚县王庄镇和新镇镇两个5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产量再次突破610公斤，气象服务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随着鹤壁市气象局成功探索出现代化农业气象新路子，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气象界相继来鹤壁参观。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来到鹤壁，所到之处看到的是现代化农业气象的高新技术运用，听到的是现代化农业气象服务农村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感受最深的仍然是现代化农业气象的新成果、新探索、新应用。

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 篇3

一、李大钊与图书馆的结缘是历史的必然

李大钊于1913—1916年间留学日本, 在那里他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众多著作。回国后, 他深感作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 身上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使命。他需要一个合适的能够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并引导民众追求真理的阵地。与此同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民众开始意识到, 要摒弃旧思想、旧道德, 实现民主平等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指导, 人们渴望真理的出现和指引。在当时的中国, 图书馆作为传播民众知识、提高民众素质的教育机关的一部分, 正在蓬勃发展, 而它的社会教育功能恰好能够帮助李大钊完成自己的使命, 同时也能满足民众追求真理的需求。1918年的北京大学活跃着不同思想倾向的学术和政治团体, 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年仅30岁的李大钊通过章士钊的推荐, 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李大钊与图书馆的结缘无疑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 成为历史的一个必然。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 李大钊把北大图书馆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阵地。馆内逐步订购并收藏了如《新青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传》等多种进步书刊。李大钊积极向进步学生推荐这些书籍并进行讲解, 帮助领会。1920年, 他组织一批进步学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 收集并翻译各种语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传播。他帮助设置了研究会的图书室“亢慕义斋”作为会员办公、集会和学习的地方。该室的图书很多都是由李大钊从图书馆转来或者代购的。“亢慕义斋”不仅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而且它促进了我国进步图书馆的兴起和发展。诸如上海通信图书馆、蚂蚁图书馆、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都是在李大钊的“亢慕义斋”的启蒙和指引下发展起来的。

二、李大钊的图书馆理论研究

新文化运动时期正是我国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全面转型的重要阶段。李大钊鲜明地指出社会教育性质是现代图书馆区别于古代藏书楼的最根本的文化标志, 它的形成来源于当时国家和民族时代精神的需要以及思想文化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他指出:“现在的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 而为教育的机关。”[1]112他认为, 古代藏书楼从不对公众开放, 因此只是藏书的地方, 管理员的职责就是守书, 避免书籍损失。而现代图书馆却是提供研究的地方, 管理员的工作是要使收藏的各种图书发挥其价值, 因此现代图书馆具有教育的性质。

李大钊号召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1]71, 使人人都有读书的机会。他最早分析了学校图书馆和社会图书馆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图书馆服务于普通民众, 特别要为劳工服务。他提出“劳工聚集的地方, 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 专供工人休息时间阅读”[1]71。李大钊认为必须要让劳苦大众有书看, 这样才能使他们增长知识、提高觉悟, 才能拯救他们不受剥削, 从而获得幸福。因此他主张免费开放图书馆, 而且要多办社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

李大钊认为学校图书馆的服务是面向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的。作为北大经济学教授, 他指出学校图书馆和教授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他认为“教授法若是变更, 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 现在不满意这种制度, 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 还由教师指出许多参考书作学生自学的材料。按这种新教授法去实行, 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 藏了许多的参考书, 决不能发生效果”[1]112。因此, 他认为图书馆里的图书应该多备几本, 才能满足新教授法的需求。李大钊增加图书复本的建议明确指出了学校图书馆对于教学科研的重要作用。经过对国外图书馆的研究和参考, 李大钊提出“开架”阅览方式。他介绍了英美图书馆开架阅览的经验, 指出了开架与闭架相比具有节省时间和便利选择的优势。“开架阅览”的提出, 展现了李大钊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学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并不轻视非马克思主义书籍。对于各种学说和主义, 他有“容人并存的雅量”[1]71;对于马克思主义, 他有“自信独守的坚操”[1]71。他认为宽容而辩证地对待各种学说和思想是大学图书馆对于不同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发展所具有的责任和义务。

三、李大钊的图书馆管理实践

李大钊非常重视藏书建设。他与学校进行积极沟通, 通过“预算案内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和“各系购书经费分配及购书权限规定”的决议[2]30, 保障了充足稳定的购书经费补给。除此之外, 李大钊向图书馆捐献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经济论丛》、《早稻田讲演集》等留学回国时带回的书籍。他以自身为榜样, 号召大家捐赠或寄存私藏图书, 并积极倡导书刊交换行为, 开创了我国图书资源共享的先河。他邀请学校教授和专家共同确定图书馆书刊种类的选择和订购, 以保证馆藏资源的质量。通过一系列的举措,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种类多样而丰富, 并以每年一万册左右的速度递增, 使北大图书馆迅速成为当时国内中西文藏书量最多的大学图书馆。

针对北大图书馆各项工作长期各行其是、没有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局面, 李大钊借鉴国外图书馆的管理经验, 对图书馆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20年, 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通过了李大钊拟定的《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 对图书馆内部岗位设置和部门分工等业务工作制订了详细的规定。这个条例的实施, 完善了北大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制度, 为我国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际经验。

李大钊重视为读者服务。他认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 阅览者能随时翻阅才好。因此, 他根据图书性质, 将图书重新进行分类;修改了目录组织, 将原来方便管理人员使用的字典式目录改成按照书籍性质分类的开架式目录;对于馆内不断增加的西文图书, 李大钊决定采用当时十分先进的“杜威十进制图书馆分类法”进行西文编目。这些改革不仅便于读者能够按类目自助进行翻阅, 而且初步建立了北大图书馆文献检索系统。此外, 他组织“图书馆委员会”征询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根据读者的需求修订了图书馆的借阅制度。对于那些缺少复本, 但需求量大的书籍一律概不借出。为了使任何研究学子都享有公平的阅读权利, 李大钊着手与原来享有借阅特权的国史馆和各研究所进行联络, 追回长期滞留在外的借出书籍, 提高图书的流通效率, 从而实现图书使用的最大价值。他还推行图书寄存业务和征收违约金制度来提高图书的利用效率。为了“消除师生间的隔阂”、“鼓励研究的兴趣”[1]112, 李大钊认为图书馆应该开展参考辅导的业务, 帮助读者查找书籍, 解答读者咨询, 以期使图书馆成为真正的研究室, 为教学和科研助力。因此, 从1920年开始他逐步聘请一些大学毕业学生到馆内做助教。顾颉刚、马家骧、王峻等都是当时被聘请的图书馆助教。到1922年9月时, 馆内的助教人数已经超过全馆人数的1/3。

四、李大钊对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

20世纪初,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韦棣华女士非常关心我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培养, 从1914年开始先后派出后来成为知名图书馆学家的沈祖荣、胡庆生等出国学习图书馆学。杜定友、戴志骞、刘国钧等人也先后留学深造。然而,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 我国的图书馆教育还处于启蒙阶段, 始终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李大钊研究国外的图书馆教育情况, 分析国内图书馆界的实际形势, 他建议可以先适当地举办一些短期培训班来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他在1919年的《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演说辞》中倡导“大学里增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 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1]112。第二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图书馆讲习会, 李大钊与沈祖荣、戴志骞、程伯庐等担任讲师。参加讲习的78名学生均是来自各地公共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讲习会涉及图书馆事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分类法、图书馆编目法、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及图书馆实习等内容[1]91。这个仅在暑期授课的短期讲习班迈出了我国图书馆在职训练的第一步。从1920年开始, 讲演会、函授班等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短期培训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杜定友于1922年成立广东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洪有丰于1923年开设南京东南大学暑期图书馆讲习科;1924年成立了河南小学校教员讲习会之图书馆学演讲;1925年创办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暑期学校图书馆学组等。这些短期培训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专业人员知识技能的普及。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是我国图书史上最早培养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短期培训班, 是我国图书馆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它推动了我国图书馆教育从无形到规范的迅猛发展。九年后, 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正式成立。

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短短五年的工作中, 躬身图书馆事业, 积极倡导新思想、新文化, 使北大图书馆完成了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的蜕变, 促成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摘要：李大钊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也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转型时期卓越的图书馆学家, 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上留有重要的一笔。

关键词：李大钊,图书馆事业

参考文献

[1]张树华.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M].

现代管理理论的先行者 篇4

记者：《意见》明确要求中原经济区积极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河南省九次党代会对此进行了全面部署。如何理解中央和河南省委对“三化”协调背景下河南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刘云：中央和河南省委对河南新时期“三化”协调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首先意味着农业和粮食要保持现有的产出水平，不能减少和下降。第二，《意见》再次强调到2020年粮食生产能力要达到1300亿斤，也就是说粮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产量还要增加。第三，《意见》首次提出中原经济区要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即不仅是粮食产量要增加，而且还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在全国前列，建设农业现代化先行区。第四，《意见》提出中原经济区要建设成为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二是不仅要“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而且也不能以迟滞工业化、城镇化为代价，即不仅粮食要继续增产，农业要持续发展，而且工业化、城镇化要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为全国同类地区发展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记者：在“三化”协调发展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的难点在哪里？

刘云：现代农业是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因此，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质上是由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决定的，或者说是以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二三产业发展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为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提供条件，为现代农业发展铺平道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也就是正处于各种要素加快由农业和农村向二三产业和城镇集中的过程，处于农业和粮食最容易停滞和下降的时期。在此条件下建设“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意味着河南要在国民经济结构从低收益部门整体向高收益部门跃迁的过程中，不仅要保证低收益的农业和粮食生产不萎缩，而且还要加强；意味着河南农业要在工业化、城镇化较低阶段实现在较高阶段才有条件实现的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很大的挑战，发达国家没有解决，我国发达地区也没有解决，中央把这个探索的任务交给了河南。

记者：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粮食和农业最容易停滞和下降的时期，河南粮食总产和农业在过去的8年中却实现了连年增长和持续发展呢？

刘云：在过去的8年中，河南实现了粮食总产的连年增长和农业的持续发展，做到了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为代价”。但粮食和农业发展的动力主要在外部。一是得益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支持。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出台8个一号文件，初步构建起了新时期支农惠农政策体系的框架。二是得益于工业化、城镇化拉动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带动。主要表现为沿海发达地区开放性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大规模吸纳内地农村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河南人多地少条件下长期存在的就业不充分问题，优化配置了劳动力资源，为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进入腾出了空间。

记者：从趋势看，这两种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动力都正在强化，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的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吗？

刘云：应该说面临着很大挑战。实际上，近年来粮食和农业之所以能稳定发展，除了以上两个外部因素在支撑外，还得益于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也就是说，在农业比较收益很低的条件下，农户之所以没有放弃农业和粮食，就在于农户作出了“人力资本含量很低的老人妇女等兼营农业，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选择，形成了小规模兼业经营的格局。这就是近些年粮食总产连年增长的微观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市场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原先大水、大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难以持续，要求进行集约化生产。二是农产品市场已经由数量满足阶段进入质量和生态安全需求扩张阶段，人们更加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品质，要求农户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三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农业生产经营者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向。但是，经过近些年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河南农户小规模分散兼业经营的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非但如此，整体上正在由以农业收入为主的Ⅰ兼户向以非农收入为主的Ⅱ兼户转变，即随着农业收入占比的下降，作为农业的微观主体，农户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进行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无法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支撑现代农业持续发展。河南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微观主体缺位问题。

记者：河南如何在“三化”协调背景下促进农业和粮食持续发展？

刘云：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培育出具有活力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改变目前农户普遍兼业尤其是以Ⅱ兼户为主的局面。从制度层面来看，必须终结农民工制度，贯通和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渠道和机制，通过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打造农业专业大户，同时有针对性地增加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让大户通过经营农业也能得到平均利润，形成具有活力的农业微观主体。对农产品主产区和农业生产经营者来说，面对不断升级的农产品需求和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必须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走农业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和集约化的道路，大力发展品牌农业。

公司治理理论的先行者鲍勃.特里 篇5

世纪之交的管理学向何处发展,在八九十年代曾经有许多推测。这一方面,鲍勃·特里克做出了一个重大预言—21世纪是治理的世纪。他从1980年代开始,对公司治理进行不懈研究,以董事会为公司治理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特里克对公司病症的诊断,对公司治理相关理论的总结,起到了引领研究方向的作用。

特里克从现实出发,主张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由此出发,他对董事的素质和能力,董事会的结构和运行进行了类型化列举,把管理学中的角色理论和坐标方法创造性地用于董事会研究,并建立了自己的解释框架。值得重视的是,特里克对公司治理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剖析,尤其是公众关注而且对公司治理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如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差异、单一董事会和双层董事会的优劣、董事长与首席执行官的分合、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董事的薪酬争论、公司治理是否趋同等等,特里克都进行了论证。

如果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洛姆以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那么,特里克以对公司治理的实践操作在解释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在今后的公司治理马拉松比赛中,特里克是一个领跑人。他是一个标志,意味着公司治理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