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共10篇）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1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企业间的技术竞争日趋加剧, 技术创新对于企业降低技术威胁、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凸显。技术创新按照其对现有主流市场产生的影响可以分为颠覆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1]。颠覆性创新是对现有主流市场进行颠覆并对在位企业的竞争力产生破坏作用的创新, 渐进性创新是对现有主流市场产品性能的提升做出贡献的创新, 这两种创新模式都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力[1]。但是, 众多研究显示, 颠覆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在性质上存在冲突, 在同一家企业内同时开展两种模式的创新是十分困难的[2]。

现有的文献表明, 在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众多因素中, 组织学习因素尤其受到理论界的关注。March[3]根据组织学习的内容及方式的不同, 将学习活动划分为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由于两种类型的学习在学习方式、学习内容、风险特征、获取的知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两者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然而, 学者们在探讨两种学习活动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时, 极少考虑企业资源和能力的作用, 这是该领域研究的另一个局限。Eisenhard和Martin[4]认为, 与渐进性创新一样, 颠覆性创新活动的开展也可以运用动态能力的方法。因此, 本文将从动态能力的视角探讨两种组织学习活动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内在联系, 通过整合相关研究成果, 建立“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动态能力—颠覆性创新/渐进性创新”的概念模型,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285家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 利用回归分析来探讨组织学习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内在机理, 为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提供理论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组织学习与两种创新模式

探索性学习是指那些可以用“探索、变化、承担风险、试验、尝试、应变、发现、创新”等术语来描述的学习活动, 这种学习活动具有显著的冒险性和试验性导向[3]。Chandy和Tellis[5]从技术和市场视角阐释了探索性学习的作用, 认为探索性学习可以为企业开发崭新的技术并为新的顾客服务, 这是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 但并不利于渐进性创新。

March[3]认为, 利用性学习是指那些可以用“提炼、筛选、生产、效率、选择、实施、执行”等术语来描述的学习活动。利用性学习强调对现有知识的重复利用、精炼与提升, 其目的在于强化现有技术以满足现有的顾客需求。因此, 对现有顾客的高度关注是利用性学习的一个重要特征, 而这个重要特征也是推动企业开展渐进性创新而阻碍颠覆性创新的一个主要因素。综合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1:探索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探索性学习对渐进性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H3:利用性学习对渐进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利用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2 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

Easterby和Prieto[6]对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 认为“通过组织学习可以提升动态能力”的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 并指出, 无论是探索性学习还是利用性学习, 对于动态能力的强化都具有积极作用。Levinthal和March[7]的研究也显示, 动态能力的演化依赖于知识的演化,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实现知识演化的两个重要途径。

此外, 一些学者还对两种学习活动与动态能力各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与适应能力的关系方面, Staber和Sydow[8]认为, 适应能力是通过战略柔性来体现, 而要提升战略柔性必须要对探索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进行有效地强化与平衡。与吸收能力的关系方面, Lichtenthaler[9]基于175家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对吸收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方面, 创新能力是企业开发新产品与市场的能力, 技术知识与市场知识是创新能力的基础, 而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是企业获取技术知识与市场知识两个重要途径。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5:探索性学习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利用性学习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动态能力与两种创新模式

关于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 尽管研究视角各异, 但总体上认为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0]。例如, Winter[11]指出, 动态能力可以为技术创新创造必要的环境, 新产品的成功开发有赖于技术能力与市场能力的整合, 而这种整合的有效实现需要依靠动态能力。Danneels[12]的研究表明, 动态能力是一种“高层次”的组织能力, 它能促使企业学习新知识、创造新的资产组合并建立新的能力以应对市场变化。

然而, 上述研究大多局限于渐进性创新的范畴, 而关于动态能力与颠覆性创新关系的研究却不多见。现有的研究中, Eisenhardt和Martin[4]认为, 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活动需要建立颠覆性创新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的建立要克服许多困难与障碍, 这些困难与障碍的有效克服需要运用动态能力的方法。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7:动态能力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8:动态能力对渐进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 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创新模式选择关系的概念模型。

2 数据与变量测量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

为对前文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调查的对象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 所调查的企业主要来自高新技术产业相对发达的上海、宁波、杭州、苏州、南京等5个城市。本研究的问卷发放主要是通过浙江省某科研机构和电子邮件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本研究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012年6月, 共发放问卷550份, 收回366份, 其中有效问卷285份, 有效回收率为51.82%。

2.2 变量与测度

本文使用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Likert) 7级度量方法, 根据不同的题项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从1~7进行选择打分。7分表示非常好或非常满意, 6分表示好或满意, 5分表示比较好或比较满意, 4分表示一般, 3分表示较差或较不满意, 2分表示不好或不满意, 1分则表示极差或极不满意。以下是本文对各个变量测度的描述。

(1) 探索性学习 (ErL) 和利用性学习 (EiL)

由于现有研究并没有对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的量表形成一致的观点, 本文采用Zahra等[13]开发的量表。从量表的内容看, 探索性学习 (ErL 1-ErL 5) 可以用“将全新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生产活动”、“产品开发知识与过程是行业里全新的”、“将全新的管理与组织技能应用于创新活动”、“将全新的技能应用于研发融资、建设研发队伍等”和“强化与先前经验无关的创新技能”等5项来刻画;利用性学习 (EiL 1-EiL 5) 可以用通过“为熟悉产品与技术提升现有知识与技能”、“为提升现有创新活动效率而强化对成熟技术的投入”、“运用现有方法解决顾客问题”、“基于现有经验提升产品开发技能”和“通过强化项目开发的知识与技能来提升创新活动效率”等5个条目来衡量。

(2) 颠覆性创新 (RI) 和渐进性创新 (II)

本文采用Dewar和Dutton[14]在界定两种创新模式时提出的量表。因为从孙永风等[15]的研究看, 该量表在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中体现出良好的信度。该量表显示, 颠覆性创新 (RI1-RI4) 可以用“在企业和市场中引入全新的产品”、“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引入全新的理念”、“在企业创新活动中引入和开发新技术”和“通过创造全新的技术和工艺拓展现有市场”等4条来描述;渐进性创新 (II1-II3) 可以用“创造和引入新的产品类型”、“改进现有的产品和工艺”和“开发利用现有的技术和能力”等3条来衡量。

(3) 动态能力 (DC)

本文之所以采用Wang和Ahmed[10]提出的量表, 因为该量表是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经归纳得出的, 目前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该量表表明, 适应能力 (DC1-DC3) 可以用“利用产品与市场的业务能力对外部机会做出反应”、“扫描市场、监测消费者与竞争对手, 并分配资源于营销活动”和“对市场条件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3条来描述;吸收能力 (DC4-DC7) 可以用“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消化能力”、“知识转化能力”和“知识利用能力”等4条来衡量;创新能力 (DC8-DC11) 用“新产品开发与服务内容创新”、“产品生产与服务提供模式的创新”、“关键执行人的冒险精神”和“搜寻非常规的、新颖的解决方案”等4条来体现。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因子分析与信度效度检验

本文首先对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以保证研究的有效性。运用SPSS15.0软件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 本文剔除了因子载荷小于0.4测量条目ErL 4、EiL 2、DC10和RI2, 形成了表1中的7个主因子的测量条目。KMO样本充分性检验值为0.831, 大于0.70, 球型检验统计值为612.423, P<0.000, 表明样本非常适合因子分析。本文利用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与值来分别检验问卷的效度与信度。表1显示, 本文各个变量的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均超过60%, 显示了问卷的良好效度;各个变量对应的值均大于0.70, 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因此, 本文研究采用的量表是适用的。

3.2 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模型分析之前, 本文对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表2的结果显示, 探索性学习、利用性学习、动态能力与两种创新模式之间存在不同显著程度的相关关系。

注:*表示P<0.1;**表示P<0.05 (双尾检验)

(2) 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的关系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 探索性学习 (, P<0.1) 和利用性学习 (, P<0.01) 对适应能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两种学习活动对适应能力的总体解释程度达到40.10%;探索性学习 (, P<0.01) 和利用性学习 (, P<0.1) 对吸收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2种学习活动对吸收能力的总体解释程度为42.30%;探索性学习 (, P<0.05) 和利用性学习 (, P<0.05) 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两种学习活动对创新能力的总体解释程度为40.95%。这些结果表明,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对动态能力的3个构成要素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即无论是探索性学习还是利用性学习, 总体上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H5和H6成立。

注:1)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双尾检验) ;2) 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值

(3) 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两种创新模式的关系

表4用8个模型描述了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两种创新模式关系的回归结果。模型1描述了两种学习活动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效应, 结果显示, 探索性学习 (, P<0.01) 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利用性学习 (, P>0.1) 对颠覆性创新虽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因此, H1成立, H4不成立。

模型5描述了两种学习活动对渐进性创新的回归效应, 结果正好与模型1相反:探索性学习 (, P>0.1) 对渐进性创新虽有负向作用, 但不显著, 而利用性学习 (, P<0.01) 对渐进性创新却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 H2不成立, H3成立。

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反映了动态能力各个要素对两种学习活动与颠覆性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首先, 模型4表明, 适应能力 (, P<0.01) 、吸收能力 (, P<0.1) 和创新能力 (, P<0.01) 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因而动态能力总体上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成立。其次, 随着动态能力的各个要素的逐个加入, 模型的调整拟合系数 (Adjusted R2) 从模型2的38.47%上升到模型4的42.96%, 且都大于模型1的36.39%, 这表明逐个加入动态能力的3个要素是合理的。最后, 在逐个加入动态能力要素的过程中, 探索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小, 显著水平也逐渐降低并在模型4中完全消失 (, P>0.1) , 表明动态能力完全中介了探索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效应。

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反映了在逐个加入动态能力要素的情况下, 两种学习活动与渐进性创新关系的变化。首先, 从模型8来看, 在加入动态能力的3个要素后, 只有吸收能力 (, P<0.05) 和创新能力 (, P<0.01) 对渐进性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适应能力 (, P>0.1) ) 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因此H8只能得到部分支持。其次, 与模型2、模型3和模型4相似, 随着动态能力3个要素的逐个加入, 模型的调整拟合系数从模型6到模型8逐步提高, 表明了加入变量的合理性。最后, 在逐个加入动态能力要素的过程中, 尽管利用性学习对渐进性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小, 显著水平也有所下降, 但最后的模型8表明利用性学习对渐进性创新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些结果表明, 动态能力在利用性学习与渐进性创新之间只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注:1) *表示P<0.1, **表示P<0.05, ***表示P<0.01 (双尾检验) ;2) 表中回归系数均为标准值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提出的假设大部分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通过对获得支持的假设的整理与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1) 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对动态能力存在有差异的显著正向影响。 (2) 探索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用性学习对渐进性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动态能力对颠覆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 (4) 动态能力对探索性学习与颠覆性创新的关系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而对利用性学习和渐进性创新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根据这些研究结论, 本文可以为我国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提供如下政策建议: (1) 根据不同的创新战略, 强化与之相匹配的学习活动。 (2) 根据不同的创新战略, 有针对性地加强动态能力建设。 (3) 根据不同的“学习活动-创新模式”匹配关系, 发挥动态能力的支撑与协调作用。

尽管本文的研究能为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本文没有考虑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样本类型单一且来源集中,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与建议的适用范围。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在考虑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不同企业特征与地域的情况下进一步开展。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2

摘要：文章就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如何进行有效地知识转移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建立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结论为：首先，企业资源优势互补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跨国并购成功的前提。其次，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地相互结合是提升动态技术能力的关键。最后，对于想要通过跨国并购提升技术能力的中国企业，一定要尤其重视逆向知识转移。

关键词：知识转移；动态技术能力；创造性资产寻求；跨国并购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文献相对较少。几乎没有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知识转移问题进行研究，而国内也只有几个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

刘文纲等（2007）从无形资源的隐默性和适配性出发，探讨了这些性质对资源在中国跨国公司内部进行扩散和转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刘文纲等（2009）进一步分析了文化差异和竞争战略冲突对跨国并购中技术转移的影响。张天桥、崔新建（2008）指出中国企业知识转移应注重由国外子公司到国内母公司地逆向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路径和过程。同样，邹玉娟（2008）通过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 接投资有利于母国技术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提升自身技术能力的一种适宜选择。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分析了逆向技术转移与母国技术提升的具体路径。刘明霞（2009）以邓宁的OLI框架为基础，分析了中国企业逆向知识转移的先天劣势，并进一步提出了克服这些劣势的解决思路。宣烨（2010）则从策略互动、组织学习、协调沟通和组织创新四个方面分析了跨国并购后，企业资源和能力有效转移的影响因素。最后，聂磊 （2012）从知识特性、接收方特征、传授方特征、组织比较情景、转移方式五个方面对中国跨国公司知识转移过程的有效性进行了研究。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目前对中国跨国企业知识转移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影响中国跨国企业知识转移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借用前人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研究成果，缺乏对在发展中国家情境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特殊性分析。其次，这些学者大多强调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地逆向知识转移，而忽视正向知识转移的作用。事实上，只有将逆向知识转移与正向知识转移相结合，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才能使中国企业在获取技术的同时实现动态技术能力地提升。因此，仅关注逆向知识转移不能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进行全面地把握。由此可见，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过程及其特殊性进行全面、完整地分析对于创造性资产寻求型的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后进行成功整合以及实现战略目标，提升动态技术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理论模型

1. 技术获取与动态技术能力。企业知识论将知识管理活动分为两类：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Spender，1992）。在此基础上，Baden-Fuller（2004）最早将联盟内的知识转移活动分为知识获得（Knowledge Accession）与知识习取（Knowledge Acquisition）。知识获得指联盟内不同成员为了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将自身知识资源进行结合；知识习取则是企业通过吸收合作伙伴知识拓宽自身知识存量和质量的学习机制。知识获得与知识习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创造了新的知识。

笔者以Baden-Fuller的知识获得与知识习取理论为基础，将中国企业跨國并购活动分为技术获取与发展动态技术能力，即创新能力两类。技术获取指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被并购方己有的技术知识，例如生产设备、知识产权等；而发展动态技术能力则意味着企业在获取先进技术后，通过吸收、消化该技术，创造出新的知识，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Buckley（2009）指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联盟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取知识。但中国跨国公司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中国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距，全面提升自身技术能力，发展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引进技术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増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由此可见，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仅仅为了获取技术而不对所获得的技术进行吸收、整合和创新，那么企业很难提升自身的动态技术能力。国家通过引进技术最终实现自主创新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技术获取是发展动态技术能力的条件和手段，发展动态技术能力则是技术获取的最终目的。因此，创造性资产寻求型的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只有将技术获取与提升动态技术能力相结合，才能真正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2. 技术获取、动态技术能力提升与知识转移。知识转移是指知识从知识传送方流向知识接收方的过程。在本研究中，笔者将知识转移分为正向知识转移和逆向知识转移。正向知识转移指知识由中国母公司流向国外子公司，而逆向知识转移则指知识由国外子公司流向中国母公司。中国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过程应该包含以上两个方面。

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首先是要获取国外子公司的技术、品牌、销售网络等知识。这需要通过逆向知识转移将被并购企业所拥有的内嵌于各种设备、人力的先进技术转移到母公司，从而实现技术获取。然而，技术获取只是手段，提升企业动态技术能力才是最终目的。逆向知识转移只是将国外子公司原先所拥有的设备、知识产权、技术人才等转移到母公司，从而获取了子公司己有的技术，并没有真正实现动态技术能力地提升。想要发展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必须在获取技术后，对其进行消化、吸收，通过整合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优势资源，提升动态技术能力。而这一整合过程即是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相结合的过程。只有将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跨国企业才能从根本上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从目前创造性资产寻求型的跨国并购案例来看，中国企业的并购对象通常是由于管理不善、生产成本高导致财务亏损但却拥有先进技术的公司。与这些公司相比，中国跨国企业往往具有低成本生产优势，拥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有的企业还拥有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与成功的商业模式。因此，动态技术能力提升地实现需要中国企业将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逆向知识转移获得国外子公 司的先进技术，同时通过正向知识转移将母公司低成本生产模式等优势与子公司在研发等方面的优势进行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中国企业动态技术能力的提升。

综上所述，以技术为核心的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子公司技术的过程是技术知识由子公司向母公司转移的逆向知识转移过程。然而，逆向知识转移仅仅使企业获得了子公司的静态技术，要提升中国企业动态技术能力，必须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而这一整合过程的实质就是母子公司间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相结合的过程。由此可见，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向知识转移对于中国企业实现跨国并购目标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逆向知识转移是企业获取技术、实施正向知识转移的前提条件，而正向知识转移则是企业实现并购目标，提升动态技术能力的重要保障。基于此，笔者建立起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理论模型（如图1）。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只有同时关注两种转移过程，将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有机地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才能通过获取国外技术来发展自身动态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三、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以南京汽车并购MG罗孚为例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汽）是中国特大型汽車骨干生产企业，2007年成为上海汽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46亿元人民币，2007年销售收入144.6亿元，利税6.2亿元，拥有技术人员2 478人，管理人员716人，汽车品牌达600多种（王志乐，2012）。并购前，南京汽车主要以生产轻型卡车和中小型轿车为主，缺乏中高档轿车。另外南京汽车部分存量资产效率不高，制造技术落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因此，南汽希望通过此次并购实现两条腿走路：既要引进来，也要有自主品牌。MG罗孚（以下简称MGR）是英国最大的独立轿车制造企业，其轿车和跑车生产工艺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拥有技术、品牌以及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其没有顺应将整车生产和零部件采购向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全球化潮流，制造成本过高，导致财务亏损。

2005年南京汽车和凤凰控股以50%：50%的出资比例在南京建立合资公司，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MG罗孚的系列汽车整车产品以及PTL的动力合成总产品。MGR把产品研发中心、国际营销网络以及罗孚品牌、MG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完整地转移到合资公司。并购后，南京汽车获得MGR以及动力总成公司的全部资产，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生产研发设备、4个整车产品平台、3个系列发动机、一个变速箱产品和一套百年沉淀的无形资产（王志乐，2012）。通过建立国家级汽车研究院消化、吸收MG的各项核心技术，南汽在并购后的一年内就实现了第一台N4发动机点火成功，第一台MG-7整车点火成功，第一台MG-TF 整车点火成功等系列成果，并且成功开发出MG名爵整车，成为中国汽车业内第一个自主国际品牌。

南汽收购MG罗孚，通过消化、吸收MG罗孚的先进技术实现动态技术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有效地知识转移。

首先，在并购实施前，南汽就和罗孚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并进行了跟踪调查，对罗孚的品牌、技术与资产有透彻地了解，确定双方存在优势互补的资源，这是并购后进行整合以及实施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的前提条件。南汽在制造技术方面比较落后，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另外，在产品上主要以轻型卡车和中小型轿车为主，缺乏中高档轿车，这使得其不能充分发挥范围经济，降低了生产效率。但是，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南汽具有低成本制造优势，且拥有高效、快速灵活的生产流程。MG罗孚拥有先进的技术、品牌以及销售渠道，特别是在跑车和轿车生产工艺上世界闻名。但是由于其难以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理念和市场需求，生产成本过高，难以扭转财务亏损状况。因此，南汽可将国内低成本制造以及高效、灵活的生产流程优势与MG罗孚在技术、品牌、销售上的优势相结合，通过正向知识转移将母公司生产流程移植到子公司，通过逆向知识转移吸收MG罗孚的先进技术，实现低成本制造优势与MG罗孚的先进设备、技术、品牌等优势互补。

其次，南汽实施了内迁式并购与当地生产相结合的模式，以南京和英国长桥两大基地为依托，推进南汽名爵的国际化进程。并购后，南汽首先采取了内迁式并购，成功地实现了引进罗孚技术的逆向知识转移。除了总装设备留了一小部分在英国外，南汽将MG罗孚的大部分设备搬回国内新建的厂房，其中包括在MG罗孚长桥的焊装厂和变速总成厂，主厂房和附厂房共计8万多平方米、300多台机器人（王惠萍，2007）。由于MG罗孚的焊装过程依靠机器人全自动化完成，科技含量高，南汽与MG罗孚存在较大的知识势差。为了提升自身吸收能力，南汽花重金聘请专业的培训公司对本企业技术人员进行机器人的编程、调试、预保养等基础培训，通过观看培训公司的技术人员对机器人的编程、调试和保养演示，然后认真琢磨，反复实验，共同研究，最终完成设备调试，实现了技术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推进MG名爵的国际化，充分利用MGR公司的品牌与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南汽没有放弃MG罗孚在英国长桥的生产基地，而是在并购后立即派工作组进驻该基地，在当地重新招聘员工（韩荟芬，2012），通过学习互助、私人交流等方式加强中外员工间的互动，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在员工间地流动，加快了员工对新知识的吸收、应用，使其内化于本组织，为自主创新能力地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并购后一年内，南汽就掌握了焊装生产线的ABB机器人技术、电喷标定技术、全套的缸体、缸盖、曲轴和连杆加工线，并在其设备和工艺上有了提升，在罗孚的基础上发展了名爵新车，成为国内汽车业内第一个自主国际品牌。

综上所述，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是南汽成功提升动态技术能力的关键。在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情况下，南汽通过聘请专业机构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加强与MG罗孚原技术人员、工人交流等方式，快速提高了自身的吸收能力，成功实现了逆向知识转移。同时，通过内迁式并购与当地生产相结合的方式，南汽有效地对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与MG罗孚的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等优势进行了整合，实现了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的有机结合。

四、 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并购前，对被并购对象进行充分调研，分析双方优劣势，确定存在可以互补的资源是技术寻求型跨国并购成功的前提条件。在案例中，南京汽车与MG罗孚存在技术上的差距，但是却在成本控制与生产流程上具有优势。因此，互补的优势资源是发挥协同效应的前提。

其次，仅仅关注逆向知识转移是不够的，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两种知识转移地结合。逆向知识转移只能让企业获取静态的技術，而只有将正向知识转移与逆向知识转移有效地结合，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动态技术能力，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

最后，虽然两种知识转移都很重要，但是逆向知识转移是创造性资产寻求型企业实现并购目标、提升动态技术能力、发展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中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时应该尤其重视。在此过程中，留住原有技术人才，加强双方人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而促进知识在跨国企业内部的流动与共享，重视跨国文化的整合，减小文化冲突是逆向知识转移能否成功的关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些因素给予足够重视，促进逆向知识转移地成功实施，再结合正向知识转移，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实现通过引进技术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韩荟芬.基于跨国并购的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学习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2，28（9）：97-102.

2. 刘明霞.创造性资产寻求型FDI：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新趋势和新挑战.财贸经济，2009，（4）：83-87.

3. 刘明霞.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FDI的逆向知识转移.知识管理，2009，31（3）：139-146.

4. 刘文纲，汪林生，孙永波.跨国并购中的无形资源优势转移分析——以TCL集团和万向集团跨国并购实践为例.中国工业经济，2007，（3）：120-128.

5. 刘文纲，侯汉坡，刘春成.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技术转移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8）：19-33.

6. 吴先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创造性资产的分析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9）：52-5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及其竞争优势研究”（项目号：71332007）。

作者简介：赵忠秀（1966-），男，汉族，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务；贾镜渝（1988-），女，汉族，重庆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商务。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3

1 理论基础

在超竞争的经营环境下, 企业凭借产业定位或者资源实力所积累的竞争优势, 会被快速的技术创新所侵蚀。因此, 企业必须迅速响应外部需求, 及时调整内部资源配置。在这样的背景下, 动态能力理论逐步形成并获得了快速发展。学者们对动态能力有不同的理解, 但都基于一个共同基础, 即企业动态能力是知识的动态集合, 是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而改变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的能力。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就必须具备动态能力, 因为只有动态能力才可以使企业获得在新的时间和空间内的竞争优势。企业只有形成与提升动态能力才能在动态复杂环境中, 通过速度与创新手段塑造动态适应环境的能力, 从而持续不断地获得无数个暂时的竞争优势, 进而获得长期持续的竞争优势。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必须更新自己的能力, 而提高和更新能力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以及学习。组织知识是动态能力的基础。动态能力的本质就是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这种知识创新能力的源泉是企业内部良好的激励机制, 使企业内外部知识之间、不同类型知识之间可以实现顺畅的交流与互动, 为企业知识创新提供动力和方向。董俊武等 (2004) 提出了一个基于组织知识的动态能力演化模型, 认为动态能力的演化是围绕着变异、内部选择、传播和保持四大阶段的循环过程。孙锐等 (2006) 探讨了动态能力、组织惯例、知识资产与组织学习的相互作用机制, 并由此提出基于组织学习的组织知识演化的循环过程。

2 知识创新对动态能力的促进

知识创新是在一个系统中完成的, 该系统包括个人、群体、组织、知识、知识资产、企业战略、创新环境和激励机制、技术、产品和服务等诸多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要素。知识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反馈系统, 开放性表现在根据组织战略的需要, 从市场、顾客、竞争对手、商业环境等外部吸收必要的知识, 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知识创新过程中。企业知识创新系统的输入是个人知识和外部知识, 在企业知识发展策略、创新环境和激励机制的作用下, 以企业原有知识资产为基础平台, 通过知识转移、调制、创造和应用, 输出知识资产、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 知识创新应用输出的知识资产又成为组织知识资产的一部分, 同时个人在知识创新应用过程中也丰富了知识, 两个反馈进一步促进组织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的功能是将个人知识和外部知识经过组织内部的转化和调制, 创造组织知识, 再通过内部选择形成组织的知识资产和产品。知识创新的特征是知识不仅具有一定的新颖性, 而且更注重以市场为导向的价值特性, 这实际上也促进了企业动态能力的发展。关于知识创新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动态能力是随着知识的变化而变化的, 其演化过程就是追求新知识的过程。随着知识创新过程的进行, 组织各个层次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不断地相互转化和发展, 并表现出螺旋上升的态势。同时也表现为特殊性知识、整合性知识以及配置性知识的不断变化。另外, 一些学者也对知识创新过程与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3 动态能力下的知识创新

3.1 动态能力对知识创新的影响

从企业战略视角来看, 作为企业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动态能力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知识基础观、知识创新方向、知识创新模式, 从而也就定义了企业的知识愿景, 企业知识愿景服务于企业战略。企业战略与知识愿景之间是相互促进、修正的动态交互关系。企业愿景和战略界定了企业现有知识资产、定义了企业未来知识资产发展范围, 指导企业动态业务系统的构建, 引导知识创新方向, 并引导企业构建外部知识创新网络。同时, 企业知识愿景与外部知识源、市场、企业知识资产又是双向的动态交互关系。

从企业运作视角来看, 组织知识与动态能力的演变主要围绕着产生变异、内部选择、传播和保持这四个阶段循环进行。在变异的过程中, 组织战略、对刺激的反应力、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力和创造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选择的过程中, 尽量客观、公正地对新主意做出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会使得知识的演化以及创新的出现更加容易;知识在企业内部的传播会遇到一些因素的阻碍, 以动态能力为战略导向的企业, 在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更容易克服这些障碍。知识的保持阶段是企业对知识的重复性运用, 是无法用于创建新的惯例或修改现有惯例的, 而对这些知识的评价、分类和分析处理等又涉及到组织现有的知识基础, 以服务于动态能力的巩固为原则。

从影响结果视角来看, 动态能力对知识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动态能力, 即调整和更新企业运营能力的能力不是自发产生的, 而是一个知识创造、积累和演化的历史过程。企业在组织学习和知识创新上的投资是动态能力产生和演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王翔 (2006) 提出知识链的概念, 指出企业动态能力演化的背后是企业知识链演化, 既包括内部的知识演化循环, 又包括知识演化循环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循环。两类循环的质量共同决定着企业动态能力的演化的方向和速度, 最终决定企业能力体系与外部环境相互协调的效果。动态能力本身也是企业知识创新和组织学习的产物, 而企业通过知识创新和组织学习形成的动态能力, 实质为企业获取了适时地更新核心能力提供了基础。

3.2 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的结合点

组织学习是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的结合点, 组织学习不仅促进了二者的发展, 同时也在知识创新向动态能力的转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本质上是一系列高度专有的、具有再生能力的知识仓库, 知识储量与学习能力决定着企业的纵向边界和成长潜力。动态能力的提升作用机制起始于某个关键个人或者组织系统, 通过组织学习的作用, 进行资源组合、取舍与激活后, 生成新的运营操作能力, 最终使动态能力获得整体上或部分的提升。动态能力源于一种系统的、稳定的组织学习机制, 它强调动态能力的构建应具有学习性和连续性, 因为竞争优势的来源会随着时间变化, 组织需要通过学习的过程在竞争之中搜寻新知识, 更新知识资产结构, 塑造具有适应性的组织惯例。

3.3 支持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转换的要素

(1) 企业文化。企业文化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动态调整和变迁是十分必要的, 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动的应变能力。在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形成过程中, 不仅需要组织的规章制度进行动态修正和调整予以配合, 从长远来看, 还需要形成新的企业理念和价值观, 使企业员工形成与企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观, 克服传统习惯、陈旧思想意识和观念所造成的“核心刚性”。

(2) 战略学习能力。战略性学习强调的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获取外部信息知识并适应环境的学习, 其终极目标在于根据企业使命、企业现有资源与竞争环境制定出企业的发展方向, 并最终构建整个企业的动态能力。战略性学习能够保证技术能力积累的正确方向, 使所积累的能力能够为企业带来最大战略价值。随着企业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 企业需要持续地审视能力、核心能力和企业环境、企业使命、组织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并对上述变化在知识创新上做出快速响应。

(3) 信息体系。企业的信息体系既包含外部的信息开发利用能力体系, 还包括企业内部信息化改造能力体系。外部环境信息的开发与利用已不仅成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构建的重要条件之一, 而且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内部信息技术体系为企业知识创新和知识管理提供了辅助手段, 是企业知识创新的基础设施, 可以帮助企业传递知识, 提高知识共享、交流、分发的速度, 提高知识创新的效率, 提高知识的利用效率。

(4) 人力资源与激励机制。知识创新过程中, 人既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又是知识的载体, 这就决定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途径是获得人力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整合过程优势, 企业需要从引进、职业发展计划和沟通等方面促进企业知识共享、创新和应用。而对于有效地挖掘、应用隐性知识, 提高企业知识创新水平和效率, 激励机制尤为重要, 企业需要设计科学的激励系统, 鼓励员工共享知识、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

4 结语

知识创新和企业动态能力理论都是近年来管理学界研究的热点, 但从知识创新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及其形成过程, 还仅仅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本文从动态的视角, 初步构建并讨论了一个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的模型, 剖析了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探讨了组织学习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尽管本文在知识创新与企业动态能力动态影响做了探索性研究, 但在该领域还有很多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例如, 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知识创新和核心能力的形成, 在知识经济时代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关于动态能力与知识的关联, 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 其中还未涉及到二者的动态互动研究。本文从战略的角度研究企业的知识创新, 强调系统的、动态的观点, 在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构建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的互动模型, 从动态能力对知识创新的影响、知识创新对动态能力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动态能力与知识创新转换的支持性因素。

关键词：动态能力,知识创新,组织学习

参考文献

[1]董俊武, 黄江圳, 陈震红.动态能力演化的知识模型与一个中国企业的案例分析[J].管理世界, 2004, (4) :117～127.

[2]孙锐.石金涛.李海刚.组织学习、知识演化创新与动态能力扩展研究[J].情报科学, 2006, (9) :1292～1296.

运用动态规律 提升想象能力 篇4

[关键词]数学原型 图形运动 模型思想 几何直观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08-011

2011版数学课程标准提出：在数学课程中，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几何直观、数据分析观念、运算能力、推理能力和模型思想。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数学课程还要特别注重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渗透模型思想和借助几何直观可以把复杂的数学问题变得简明、形象，有助于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预测结果。几何直观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数学，在整个数学学习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生其实很早就在实际生活中接触过平移和旋转的知识，例如一个人在行走的过程中就是人的平移或位移，体育课中的四面转法就是旋转……学生对于图形的运动方式理解起来应该不难。因此，在刚接触规则柱体时，教师就应该渗透规则柱体可以看成是由基础图形运动形成的模型思想，联系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为后续的深入教学进行铺垫。

以人教版数学六年级下册关于圆柱的体积计算公式的推导为例，圆柱的体积计算是在六年级上册学习了圆的知识的基础上才研究的课题，课本介绍了圆柱可以看成是由长方形绕其中一边旋转而成，但没有深入介绍其中的知识点，没有介绍和提及“圆柱可以看成是由圆平移一定距离形成的”。因此，关于此类知识点的习题，学生错误率比较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欠缺，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事实上，教师可先让学生自学课本上介绍的方法，课堂上着重介绍圆柱的形成过程，让多种思维方式发生碰撞，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思维方式一】圆柱可以看成是由圆平移一定的距离形成的运动轨迹。

教师课前准备了大量的圆形垫片，在学生进行摆拼和拆分的实践操作后提问：“在摆拼的过程中，形成的图形是什么图形？（圆柱）摆拼的长度或高度是圆柱的什么？（高）圆形垫片是圆柱的什么？（底面）摆拼出来的圆柱占了一定的空间，这在数学中是什么？（圆柱的体积）现在你能说出圆柱的体积是怎么计算的吗？（圆柱的体积=底面积（圆的面积）×高（摆拼的长度或高度））”在一步一步推导出“圆柱的体积=圆周率×半径的平方×高”后利用多媒体设备将圆柱的形成过程进行演示，加深学生的理解，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最后引导学生寻找生活中的实例，如筒状月饼、圆形饼干的包装等。通过上述的教学，学生一定牢牢记住了圆柱体积的计算公式。

在拆分（一分为二）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观察并提问：“圆柱的什么发生了变化，什么没有发生变化？（表面积发生了变化，体积不变）表面积是增加还是减少？（增加）增加了多少？（两个底面积即两个圆的面积）在合并（二合为一）的过程中，表面积是增加还是减少？（减少）减少了多少？（两个底面积即两个圆的面积）这个过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即物体的横切，表面积增加（减少）的是2个横切面——底面。如切黄瓜、锯木头等。”

经过对一系列问题的探究，在解决圆柱体横切表面积增加（减少）的问题时，学生自然就没有困难了。

最后教师进行归纳提升：“圆柱体有这样的规律，其他的规则柱体，如长方体、正方体等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举例：书本、方形饼干等。

通过多媒体演示建立模型，给学生渗透模型思想。

例1 （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导学新作业（B）第10页第3题）如图3所示是一个柱体，高为15厘米，底面是一个半径为4厘米、圆心角为270度的扇形，求这个柱体的体积。

解析：由题已知该柱体的底面是一个半径为4厘米、圆心角270度的扇形，高为15厘米，要求这个柱体的体积，即可以把这个柱体看成是一个由四分之三圆向上或向下平移15厘米形成的。列式为“3/4π×4×4×15=180π（立方厘米）”。

例2 （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导学新作业（B）第11页第2题）一根2米长的圆柱形木材，横截成3段后，表面积增加了80平方厘米。这根木材的体积是多少？

解析：本题要考虑两个问题。（1）单位不统一，首先要换算单位，2米=200厘米；（2）求体积，没有图，比较直观的方法是画出图形，借助图形解决问题。

圆柱体横截成3段后，表面积增加了80平方厘米，即圆柱横切增加4个相等的底面，4个相等的底面等于80平方厘米。故列式为“80÷4×200=4000（立方厘米）”。

例3 有3个底面相等、长是5分米的圆柱体，将它们拼成一个圆柱体，表面积减少了120平方分米，拼成后的长方体体积是多少平方分米？

解析：首先要画出图形，借助图形解决问题。3个相等的圆柱体拼成一个圆柱体，表面积减少120平方分米，即减少了4个底面，4个底面的面积等于120平方分米，高变成了“5+5+5=15（分米）”，故列式为“120÷4×15=450（立方分米）”。

【思维方式二】圆柱可以看成是由长方形或正方形绕其一边旋转而成的运动轨迹。

让学生尝试转动课前准备的一面带柄的长方形小旗（硬质）后思考：“在小旗转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什么图形？（圆柱）小旗的宽度是什么？（圆柱的高）小旗的长度是什么？（圆柱的底面半径）在转动的过程中小旗占有了一定的空间，是什么？（圆柱的体积）圆柱的体积可以怎么计算？（圆柱的体积=圆周率×半径的平方×高，即圆柱的体积=底面积×高）”教师利用多媒体演示转动的过程，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找到对应的数学模型，如酒店的旋转门等。

学生探究后发现：在转动的过程中，当长方形或正方形绕长或宽旋转到180度时，相当于把圆柱纵切成相等的两份，表面积增加了4个长方形或正方形的面积，即增加的表面积=半径×高×4或直径×高×2。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想象“一个半圆形绕直径旋转一周形成（球体），一个直角梯形绕高旋转一周形成（水桶体），一个直角三角形绕直角边旋转一周形成（圆锥）……”发展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让学生在头脑中建立数学模型。

例4 （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导学新作业（B）第13页第3题）把一根圆柱形木料沿底面直径和高切成大小相等的4份，如图5，表面积增加了800平方厘米，已知圆柱的底面半径是5厘米，这根木料的体积是多少？

解析：沿底面和高切成大小相等的4份，即纵切，增加8个以底面半径为宽的长方形，8个以底面半径为宽的长方形的面积等于800平方厘米，可以求出1个长方形的面积“800÷8=100（平方厘米）”，然后求出长方形的长，即圆柱体的高“100÷5=20（厘米）”，最后利用圆柱的体积公式求圆柱的体积，列式为“5×5×π×20=500π（立方厘米）”。

例5 （小学数学六年级下册导学新作业（B）第66页填空题第10题）如图6所示，把底面直径为8厘米的圆柱切成若干等份，拼成一个近似的长方体。这个长方体的表面积和原来比增加了80平方厘米，那么圆柱的高是（ ）厘米，长方体的体积是（ ）立方厘米。

解析：如图6所示，圆柱纵切后拼成近似的长方体，表面积增加了1个以底面直径8厘米为宽的长方形，即增加了80平方厘米，这时可以求出长方形的长，即圆柱的高“80÷8=10（厘米）”。利用转化的思想得到圆柱体体积即长方体体积，体积不变，圆柱体积（长方体体积）为“π×4×4×10=160π（立方厘米）”。

在课堂教学时，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多种思维角度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形成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总之，数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是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数学教学只有联系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引发学生的思考与想象，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数学能力。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5

现代百货业随着其他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 其生存与发展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挑战。2001年, 在全球前50强中, 超市、大型连锁超市加上折扣店, 其市场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40%, 而百货店只占销售总额的14%。该年份沃尔玛超市连锁集团以2180亿美元销售额跃居世界之首。2008年以来, 西方国家的百货店倒闭现象频频出现:如日本西武百货倒闭, 崇光、八佰伴陷入绝境, 另有11家知名百货店彻底倒闭;美国在2009年有近100个购物中心倒闭 (而每一个购物中心都有2~3家百货店) ;英国最大的百货公司玛莎 (M&S) 被迫退出欧洲大陆和北美市场, 业务收缩至本国市场, 专做服装;德国著名的大型连锁店Woolworth和Hertie破产;Arcandor (阿坎多) 百货公司集团被迫将三个分店划出去, 其中有被称为德国购物天堂的柏林卡迪威商场。中国国内百货店大多虽能正常经营, 但不少百货店也是举步维艰。

世界范围内百货店的这种生存与经营状态的形成, 虽然受很多客观原因的影响, 但主要还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 突出表现在自身不能迅速、有效调整内部业态组合和竞争战略, 不能发挥自身优势同时又过分依赖和夸张自身的优势, 管理缺乏创新, 服务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滑等诸多方面。百货店要想得以生存和持续发展, 无疑需要不断创新, 以扬长避短, 形成更强的竞争优势, 其中最主要是发挥和扩大已经具备的优势, 提升作为自身动态能力基础的的几大关键能力。

2 保持与扩大自身优势

尽管其他零售业态在规模柔性、环境及场地装修的简约性与经济性、部分产品价格的低廉性等是百货店所不及的, 但百货店在产品位势、服务功能与水平、资源积累等多方面也具有着它们不具有的优势, 这些优势由于其都与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密切相连, 都能创造顾客价值, 因而就构成了百货店内生性生存与发展的承载因素, 所以, 百货店就应该努力从以下方面保持和扩大自身的优势:

2.1 产品能显示时尚、高贵, 引领潮流

现代百货店是以经营高档、时尚的日用品为主, 起着引领流行与前卫消费潮流的作用, 这一特点和作用是其他零售业态替代不了的。这正如英国Selfridges副总裁David Riddiford所说:“你可能会去超市, 大卖场购买食品和日用品, 但要感受时尚和品位, 恐怕你只会去百货商场。你可能在Selfridges里遇到贝克汉姆夫妇, 他们不大可能出没于像沃尔玛那样的地方”。尽管现代百货店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与策略, 但这一定位只能继续保持和加强, 而不可削弱或放弃。

2.2 构建独特的购物环境和经营格局, 提供其他业态不能提供的综合功能

百货店一般位于城市购物街的黄金地段并在整体环境中起着支柱作用, 而有关调查表明城市商业街的客源:65%以上是为了娱乐、旅游、休闲而来, 只有30%为购物而来。所以, 百货店要进一步突破原先的功能局限, 要由单纯售卖商品转变为能给消费者提供购物、休闲、娱乐, 享受现代商业文明, 全方位体验尊贵、新型的消费文化的多功能服务。

2.3 实行“大而全”和“专而精”的有机结合

百货店可以以自身的经营场地面积较大和商品品种较多的基本要求, 克服其他零售业态“大”和“专”难以调和的矛盾, 让高中端消费者能在这里实现较高档次的一站式购买。“较高档次”体现出区别其他零售业态的“专”, “一站式”体现出区别其它零售业态的“全”。当然, 也可以只经营少数几种主打产品, 但每种产品要尽可能“全”。

2.4 灵活进行不同业态的综合, 获取最大的综合业态效益和规模效益

百货店要运用已有资源 (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优势, 审时度势的通过自建、兼并、收购、合资、特许、连锁等形式进行多种零售业态的综合利用, 以获取最大的综合业态效益和规模效益。

2.5 打造和提升现代大商业文化

打造和引领商业主流文化, 使百货店商业文化水平能代表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商业文化水平。要不断探索与实践与现代社会文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 包括商业理念、模式、环境、功能等方面的创新及相应的水平提升。

2.6 以“诚信”为突出点打造自身品牌

由于主流百货店长期以来自觉承载着诚信经商的使命, 故“诚信”成为其最亮的品牌。在当前诚信严重缺乏的商业背景下, 百货店继续坚持和强化“诚信”品牌, 是继续获取最宝贵无形资源的重要途径。

2.7 利用有利条件实行多元化经营

国内百货店多为国有或国家、集体控股公司, 一般都具有一定资产规模, 物质财产构成多元化, 商店商誉等无形资产较丰富, 这些都为其实施多元化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尽管很多百货店经营实践并没有表明多元化可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但却表明可以盘活店内闲置资产, 还可以利用经验与品牌去进行部分商品的深度营销, 增加收入总额。

2.8 保持目标顾客的多元性与高效益性

坚持使目标市场定位于较高位势, 在大力吸引高端顾客以及有一定购买实力的中青年顾客和外国顾客的同时, 还要注重有效吸引政府及其他团体以及低端顾客有选择性的、少量贵重品的购买;要灵活开展饮食、娱乐、休闲、观光、体验性等经营项目, 以有效吸引大量非购物消费顾客。

3 打造一组支撑动态能力的关键能力

百货店的发展需要动态能力加以保证, 而动态能力不可脱离具体的重要 (或核心) 能力而存在, 具体的重要能力是动态能力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性因素。百货店要想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求并基业长青, 就要努力打造一组关键能力。

3.1 商业文化设计、建设、提升、整合能力

“文化”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企业竞争力的载体和这一能力增强的实现途径。百货店要努力利用自身和借助于整个百货业的历史沉淀, 不断创新和大力提升“文化”竞争力, 实行科学选址, 合理布局, 建设优美的外在环境和先进的软环境, 包括场地与设施文化, 售货、咨询服务文化, 店区广告文化, 商品展示陈列文化, 店内娱乐文化, 促销文化, 购物与休闲体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水平, 并能一直领先于其他零售业态, 使后者难以复制和超越。

3.2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的能力

注意从直接接触中的细节尊重顾客;为顾客提供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化水平咨询, 甚至帮助他们获得生活困扰或提升生活质量局部解决方案;百分百倾听顾客意见与建议, 高度重视顾客投诉并实行快速响应;环境、设施设计方案包含方便顾客最大化、最优化内容;扩大商店售货以外的服务项目;以零烦恼为标准构造服务内容与流程;熟悉顾客情况, 以更贴近顾客消费购买需求实际。最终能够象伊势丹那样, 做到“按需服务, 精准营销”。

3.3 商业环境设计与构建能力

不管是百货店原先功能的保持还是新功能的不断扩大, 商业环境设计、构造与更新都十分重要, 百货店要在店前人、车流量通过, 四周道路与环境绿化, 停车场与顾客方便性设施, 银行、餐厅卫生间、休息场所在店内或周围的匹配, 商店建造艺术与店内装修装饰, 商品陈列, 广告性商品招牌制作与悬挂、摆放特色, 组合业务的店内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一流的设计与构造。

3.4 对员工培训、教育与管理能力

要利用自身优势, 并通过教育、培训与管理创新打造一流的员工队伍。要以世界最优秀零售企业作为标杆并实行目标细化、分解、落实, 配合企业文化的建设, 使员工的价值观念, 服务态度、知识、技能等都能适应一流商店的要求;全店要向学习型组织迈进, 形成全员学习的意识与机制, 不断创新培训、教育和管理方式, 对培训、教育费用由成本向资本观念的转变, 实现员工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和人本化。

3.5 正确实行差异化经营及相应的品牌、经营格局定位的能力

百货店之间在经营方面存在着众多同质化的客观因素, 百货店现阶段要解决好千店一面, 无差异问题:要能清晰、合理的进行自身经营格局和档次的定位;业务单位的组合实现科学决策;经营方式有自己的特色;有效的建立自身的品牌, 包括商店品牌和商品品牌, 商店品牌包括本店的CIS设计, 实行特色销售, 提供高质量服务和特色服务等, 以差异化来不断增加顾客让渡价值, 增强顾客的忠诚感。

3.6 整合营销、商业公关、合理促销能力

将商店有形和无形资源进行动态性整合, 使商店的先进理念能具体、真实、艺术、鲜明的体现在商店环境、商店形象、员工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任何一个方面;以合理的途径、方式及成本, 与社会各类顾客, 尤其是集团客户、高价值个人客户、政府部门客户的关系不断深化, 建立稳定的营销关系, 实现促销手段的创新与科学化。

3.7 企业组织形式与边界确定能力

百货店要利用资本 (产权) 及供应链管理作为纽带, 有效采用资本营运方式, 建立扁平化、柔性的零售业态组织以及区域性甚至世界性连锁经营网络, 以改变原店的规模边界和业态刚性, 完善增强企业有效抵抗风险并具有弹性的进退 (扩张与收缩) 机制, 将低成本扩张与业态优化结合起来。

3.8 规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及管理能力

如果百货店自身不具备多元化和经营规模扩大的管理经验, 就应该有步骤的进行试点, 并通过不同形式认真学习这类管理经验, 待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全面展开这两类工作, 要使多元化和规模扩大后能够真正增强自身抗风险能力, 增加总收益乃至能提高净资产收益率。

3.9 渠道创新与供应链管理能力

学习海尔、沃尔玛、宜家等企业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高水平、快速度整合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 不仅使自己能与供应商、客户建立稳固的合作、利益关系, 降低经营成本, 而且还要以渠道创新和供应链管理促进企业管理的不断革命。

3.1 0 成本控制能力

零售业多业态的兴起, 以沃尔玛为蓝本的低成本战略竞争, 已经从成本方面将百货店置于危险的境地。百货店要善于利用丰富的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 全方位进行降低成本的管理, 在选址、店面规模达成与控制、环境建设、业务组合变化、建筑与装修投资、网点布局等方面精心进行成本控制, 以达到以低成本经营高品味、高档次商品, 获得高利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明霞.动态能力的研究:述评、比较与展望[J].生产力研究, 2004 (10) .

[2]赵霞, 周殿昆.零售企业连锁扩张的边界分析[J].财贸经济, 2010 (7) .

[3]杨宜苗.业态战略、企业规模、资本结构与零售企业成长——以零售上市公司为样本[J].财贸研究, 2010 (1) .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6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后发企业

所谓后发企业是指不需要完整地复制先发企业的技术轨迹,通过有效利用先进技术形成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秩序和能力,超越既有领导企业的组织惰性,努力加速自身学习,以此进入全球主流市场的企业[3]。相比先发企业来说,后发企业应对市场反应较快,可以随时调整企业的技术创新策略,满足市场需求。大多数后发企业倾向于模仿引进创新或联合开发创新,大大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缩短创新产品的研发周期。

1.2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有助于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带有冒险性、预见性和创新性等特征的产品创新活动[4]。许多学者对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王林生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面对着优胜劣汰的巨大压力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冒险精神、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5]。Drucker认为企业家精神并非天生具有,任何有勇气面对变化和决策的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学习而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在这一个过程中,就会形成企业家精神[6]。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也包括很多方面。企业家精神应具有创新意识、风险活动意识和战略更新意识,通过风险活动建立新的业务或新企业[7]。我国学者李志,曹跃群对企业家精神所作的研究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分析114篇相关文献,总结出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创新、积极进取、冒险、敬业精神、合作和创业等[8]。参照以上的研究,本文将从创新精神和风险承担精神两个维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展开研究。

1.3 动态能力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能够拥有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那么企业就具有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潜力[9,10]。但是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要求企业必须有能力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才能正常发挥其作用。Teece认为动态能力是公司整合、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能力[11]。而Wang和Ahmed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不断整合、再配置、更新和再创造资源和能力的行为导向[12]。Zott则认为动态能力是一种引导资源配置的流程[13]。从以上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出,尽管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多种界定,但是都是从动态能力的“显性方面”进行描述,并没有打开动态能力的微观层面。Teece将动态能力划分为整合能力、构建能力和重构能力三个维度[11]。Wang & Ahmed将动态能力划分为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三维度[12]。中国学者Wu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学习能力也是动态能力的一方面[14]。焦豪则认为动态能力可以分为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和组织柔性能力四个维度[15]。基于以上国内外对动态能力维度的划分,本文依据后发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即环境适应能力、信息感知能力、资源重构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

1.4 技术创新

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是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保证企业在内外部环境快速变化中能够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技术变革。Tushman指出企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对生产资源、生产关系以及组织结构进行重新的组合、寻找更加高效的生产过程,以获得更大的利润[16]。Sun&Frick的研究则表明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为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开发新产品或改善新产品的研发、营销将企业资源变现的过程[17]。我国学者吴昌南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个不间断的、逐渐发展上升的过程,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唯有根据外界动态环境的变化采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18]。杨红燕和陈光在研究中指出企业的技术创新包括技术因素、企业经营模式、企业员工的培养方式、企业的生产方式等因素[19]。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核心,并将其分解为创新资源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20]。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创新基础、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支持等多因素的综合反映,对技术创新的成效起决定性的作用等[21]。综上所述,企业技术创新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技术创新是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1.5 假设推演

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可被看做是一种产品创新活动,企业家通过资源的整合,创造新的财富[4]。这些财富的创造需要企业家个人以资产、时间来承担风险,或在一些产品和服务上做出有价值的职业承诺。动态能力是企业在面对动荡的外界环境时,能够被用来调整企业的战略,创造性的能动作用的企业动态资源。这种能动作用的体现需要企业家的感知能力、风险承担以及创新意识。韩凤晶,谭旭红和石春生通过对268家企业深度访谈,同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企业家精神对动态能力的正向影响[22]。马卫东等的研究也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动态能力的形成正相关。与此同时,在众多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文献中,创新被认为是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技术创新又与动态能力的思想是吻合的[23]。首先企业家识别技术创新的机会和威胁,进而决定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和方法。管理学大师Drucker在其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也指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显著相关。这一理论也被学术界所赞同[6]。孙冰也提出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创新精神是企业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24]。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能够洞察环境的改变,并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进行公司资源的整合,配置,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市场的需要。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企业家精神与后发企业动态能力正相关;

H1b:企业家精神与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H1c:企业家精神会经由动态能力影响后发企业技术创新,而且具有正向显著关系。

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全球竞争的源泉和动力,但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快速变化,技术创新工作的风险也越来越大,迫切的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框架来减少技术创新的风险。动态能力恰好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基础。有关企业能力的文献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那些难以模仿的资源。动态能力方法就是资源观的演化版,它不仅综合了企业内部,也承认了外界对企业的影响。动态能力使企业动态的进行运作,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目前对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成果较多。Li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高层次的组织能力,促使企业技术革新来应对市场变化[25]。而Eis-enhardt和Martin认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因此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而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动态能力[26]。由此得出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

H2a:动态能力与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1.6 概念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和文献回顾,本文构建出理论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进而讨论后发企业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路径。

2 样本与变量测度

2.1 样本及数据收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后发企业,浙江省慈溪市聚集大量后发小企业。同时浙江省的发展一直紧跟市场变化,具有技术创新的明显特征,因此本文选取慈溪市作为调研地。根据研究所需跨行业发放问卷调查,使样本更具有普遍性,确保回收的问卷可靠有效。本次发放问卷共200份,回收问卷171份,问卷回收率为85.5%,剔除无效问卷1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7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78.5%。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所示。其中94.9% 的企业员工数在200 人以下,属于中小企业的范畴,与本研究的对象保持一致。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看,被调查企业的情况基本符合后发企业的特征。

2.2 变量的测度

本文采用“Likert五点尺度法”对调查问卷中的25个影响指标进行计分,评价得分依次为1、2、3、4、5。1代表得分最少,表示非常不赞同;相应的得分5则表示非常赞同。

1)企业家精神(E1)。企业家精神从创新精神和风险承担精神两个维度进行测度。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本文借鉴Zahra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初步的修改形成[8]。创新精神(ES1~ES4)和风险承担精神(ES5~ES7)分别用4 项和3 项指标来测度,Cron-bach’sɑ分别是0.812和0.731。企业家精神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满足要求。

2)动态能力(D1)。目前有关动态能力的量表还没有共识。本文借鉴已普遍认可的Teece提出的量表并进行完善。环境适应能力(DC1~DC3)用三项指标来测度,Cronbach’sɑ是0.865;信息感知能力(DC4~DC7)、资源重构能力(DC8~DC11)、组织学习能力(DC12~DC15)均用四项指标来测度,Cron-bach’sɑ分别是0.895、0.777、0.829。动态能力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结果表明动态能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满足要求。

3)技术创新(T1)。对于技术创新的测度体系目前普遍采用孙永风[27]研究所提出的量表,其在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技术创新(IT1~IT4)可以用四项指标来测度,Cronbach’sɑ是0.836。技术创新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同样,技术创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满足要求。

3 实证研究与假设检验

3.1 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根据变量间关系和本文的理论模型,本文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而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构方程模型是应用线性方程系统描述观测变量和潜变量以及潜变量和潜变量之间关系的的分析方法。因为此方法对那些无法直接观测的变量具有很好的测量效果,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不仅可以研究变量间的直接关系,还可以研究变量间的间接关系,通过模型路径系数呈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构建出隐含变量间的关系,并验证这种结构关系是否合理,因此此方法适合本文研究。在进行变量间的分析之前,检验的变量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

表3的相关系数矩阵表明了所有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由0.273到0.564不等,但是均小于0.7的临界水平。从表3也可以看出,整个模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因此可以判定模型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数据可被接受。

注:**.在0.01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

3.2 整体模型的关系分析

3.2.1 模型构建

本文对于整体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参考Ander-son和Gerbing所建议的方式[28]。首先对每个变量及其衡量题项进行Cronbach’sα系数分析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接下来将多个衡量题项缩减,每一个变量利用其衡量题项的平均值进行代替,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最后利用Amos17.0软件进行结果分析。

前面的研究表明各个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符合要求,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以及各个变量的测量指标,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其中,潜变量分别为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和技术创新。

3.2.2 模型分析

本研究将模型分析部分分为模型评估和假设检验两部分进行。

首先是模型评估。模型是研究的核心环节,只有模型设定符合要求,才能使研究结果可信。Bagozzi和Yi认为只有基本拟合标准、整体模型拟合度以及内在结构适配度合适,辅以x2检验方法,这种判断标准是比较科学的[29]。其中,基本拟合标准要求模型中衡量的指标误差不能为负的误差变异并达到显著水平。因子载荷要在0.5~0.95之间。整体模型拟合度主要从拟合优度指标GFI>0.9,调整后优度指标AGFI>0.9,相对拟合指数CFI>0.9,增值适配度指数IFI>0.9,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越小越好)和残差均方根RMR<0.05来表示。内在结构适配度主要用来估计参数的显著程度和各指标及变量的可信度。这个可利用潜变量的提取变异量是否大于0.5来判断,本文的提取变异量均大于0.5。由前研究,各个指标及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是可接受的。所以,本文的研究模型可被接受。

其次是假设关系的验证。针对假设的验证,本文采用巢状模型法进行分析。巢状模型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某一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路径系数设为0,得到的卡方值与理论模型的卡方值进行对比,再以卡方值差异程度来检验假设的显著性,若卡方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则拒绝将此路径系数设定为0,即变量间的关系成立。 具体分析爱结果见表4 和表5。

注:M0为理论模型;M1表示将企业家精神与动态能力路径系数设为0;M2表示将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路径系数设为0;M3表示将动态能力与技术创新路径系数设为0。***P<0.001。

注: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值。***P<0.001。

针对本文假设,由表4和表5结果可知,企业家精神对动态能力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路径系数为0.66,因此假设H1a得到支持。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路径系数为0.28,假设H1b得到支持。同样的表4和表5的结果也表明动态能力对技术创新也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系数为0.43,整理模型路径系数如图3所示。

为检验H1c,本文将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效果区分为直接影响效果、间接影响效果和总效果,总效果等于直接影响效果加上间接影响效果。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各变量之间的影响效果如表6所示。从表6中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总效用为0.564,所以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1c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结合本文的调研数据以及结构方程分析结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企业家精神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当企业家对创新比较重视,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创新时,企业的技术创新就会越突出。第二,企业家精神经由动态能力间接的影响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强调的是企业能够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资源的整合、配置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适应环境的变化的能力。在如今技术创新盛行的经济下,后发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必须进行创新,在产品、服务以及管理等方面进行追赶。第三,动态能力正向影响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后发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被多数学者进行验证,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的肯定了这一结论。尽管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和技术创新已经过多数学者进行研究,但是将三者联系在一起,探索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充实了这一研究。同时,本文站在后发企业视角下构建了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和技术创新变量间的传导机制与影响路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获取动态能力和进行技术创新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后发企业具有自身的优势,也具有一定的劣势,首先,后发企业应随着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力求使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其次,后发企业的企业家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及时感知到市场技术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组织内部各要素组织创新,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至关重要。最后,作为后发企业,在技术创新的方式上也要充分考虑公司的情况,因为后发企业的灵活性较大,这对于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是有利的,后发企业要注重动态能力的构建。

摘要：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在浙江省慈溪市157家后发企业技术创新的调查数据基础上,引入企业家精神构建理论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巢状分析法探究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后发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有:一,企业家精神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二,动态能力对后发企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三,动态能力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7

1 吸收能力及重构模型

国内外学者对吸收能力进行了大量研究, 普遍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动态的综合性能力, 这些能力使得企业能重构配置其资源基础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以获得竞争优势[3,4,5,6]。Cohen和Levinthal[3]给出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吸收能力定义, 指企业识别、吸收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 认为吸收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最重要因素。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中, 各种网络组织形式不断涌现, 例如战略联盟、合资企业、虚拟组织等, 成为企业吸收“新”知识的源泉[7]。

对于吸收能力的组成成分 (Component) 及影响因素, 学者们有各自不同视角的认识, 如Cohen和Levinthal认为吸收能力是由认识能力、消化能力和应用能力组成, Van Den Bosch认为组织形式和组合能力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也是影响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总结了研发投入程度、学习强度与方法、组织学习机制等因素[2,8]。Zahra和George对吸收能力研究总结后, 从动态能力视角总结和重构了吸收能力概念, 指出吸收能力是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知识, 产生组织动态能力的一系列惯例和程序, 并划分了潜在能力 (Potential Capacity) 和现实能力 (Realized Capacity) , 给出了动态能力的前因变量 (Antecedents) 、调节因素 (Moderators) 以及结果 (Outcomes) (如图1) 。

该重构模型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提出的, 因其逻辑清晰以及全面性和系统性强而受到广泛引用。外部知识源会显著影响企业潜在吸收能力, 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会显著影响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和消化, 但企业接触的多元化知识并不能保证企业潜在吸收能力的发展, 只有当知识与企业内部资源有一定互补性的时候才能形成优势互补。而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企业技术搜索的轨迹, 某些事件如绩效下降、经营危机等会激发企业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刺激, 促使企业加快学习、引进外部新资源, 因此这些触发因素 (Activation Triggers) 会调节外部知识源和经验对企业潜在吸收能力影响;社会化整合机制 (正式和非正式) 通过互动交流促进了知识分享和整合, 提高企业转化效率, 从而促进潜在吸收能力向现实吸收能力转化。

Zahra和George指出未来研究需要注意能力发展的时间界面, 随着能力发展, 研究有关能力产生、时间性 (Timing) 及发展节奏会丰富研究内容, 同时, 考虑了意外事件及边界状况的吸收能力模拟研究也能更好地扩展我们对吸收能力的理解。影响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多数研究者更多地关注知识吸收能力的整体效果, 忽略了对知识吸收能力内在规律的研究, 如宁东玲指出很多研究往往强调吸收能力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整体构建有效性。因此, 本文主要结合相关研究文献, 以广东珠海某电子设备厂商的具体案例对Zahra和George提出的重构模型进行细化和补充, 建立多重反馈影响路径, 研究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调节因素以及结果的动态变化关系, 分析提升企业吸收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动态机制。系统动力学研究内部的动态结构与反馈机制关注系统中多因素非线性作用及其对系统行为的影响, 有助于探索系统要素相互影响与动态演化关系[9,10], 本文应用Vensim PLE软件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阐述企业吸收能力发展的动态演化及其对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

2 案例介绍与模型假设

A企业最早成立于2003年, 是一家以集成电路设计、智能仪表通信和计量解决方案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等50多项, 其中发明专利4项。早期, 该企业主要深入研究国际标准在国内的开发与应用, 针对国内增长迅速的电子式智能表计量产品市场开展电力计量相关产品的研发与新技术推广;2006年以后, 开始进行以能源计量芯片系统为核心的集成电路设计研发, 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没有陷入困境, 反而还逆势而上, 经营绩效和多元化战略都取得优异成绩;2009年后, 经过多年积累正式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 从智能电表行业进入通信产品行业, 先后开发了电力线通信产品、GPRS通信产品、微功率无线通信产品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和模块;2011年9月, 通讯事业部成立标志着该企业向通讯技术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11年7月, 该企业总投资过亿元的科技园在珠海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建成开园, 随后再次投资500万元在本企业的科技园区建立了国内首家低压电力载波通信仿真及测试的高标准实验室, 解决了在实验室环境下电力载波芯片的评估问题。

为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该企业注重人才培养, 拥有一支高素质、年轻化的人才团队, 其中硕士学历以上高级人才占员工总数的35%以上, 实行技术带头人为主的项目管理, 根据企业技术研发项目组建技术研发小团队进行联合技术攻关, 如2010年该公司SW1726复位芯片获得珠海市科学技术和专利优秀奖。同时, 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 不断引进吸收外部知识, 除了借鉴国外技术标准外, 与中国电力科学院、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威胜集团、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单位广泛开展技术合作以及产学研合作, 取得累累硕果。

从企业发展所处环境来看, 电子器件产业发展前景较为广阔, 预计到2015年, 我国电子元器件总产量将达到5万亿只, 销售收入达到5万亿元, 但国内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低、竞争激烈, 尤其是智能式电子仪表行业, A企业也面临林洋电子、威胜集团、三星电子等众多实力雄厚厂家竞争。A企业所处珠三角区域为国内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带, 珠海市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位居广东省前列, 配套产业链完整, 并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高校 (分校区) 、科研院所, 企业协会活跃, 企业间交流合作频繁。

该案例企业的主要情况如表1所示。

通过在企业实地调研, 构建一个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A企业的吸收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Zahra和George指出用调查问卷和访谈数据来理解吸收能力的4个维度、效率因子的量级及其对绩效影响, 档案数据能描述历史行为, 但调研和访谈数据可以计量态度和正在进行的行为活动, 经过多个时间范围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可以揭示效率因子在不同时间点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模型中主要假设与变量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来确定, 具体如下:

(1) 知识来源是企业合作单位数量。企业与合作者合作时, 根据知识互补性、以往经验会有选择地接受所接触的知识, 服从正态分布, 这个分布均值RANDOM NORMAL (0, (-4*互补性^2+3*互补性) * (1+经验) , 互补性* (1+经验) , (1-互补性^2) , 10)

(2) 知识互补性。企业从外部获取的不同知识的多样性会影响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中的获取和消化能力, 但接触多样化知识不一定会促进潜在吸收能力发展, 特别是知识间具有较低互补性时, 研究发现完全同质化和异质性差异过大都会消弱对知识的吸收, 合理的异质性匹配度才能形成互补性优势[11], 因此, 我们假定互补性对知识吸收影响是倒U型曲线关系。

(3) 激发因素与社会化整合机制。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变化会激发企业采取应对措施, 积极吸收外部资源。我们假定企业绩效的变化会刺激企业加速对外部知识的吸收, IF THEN ELSE (竞争优势 (t) -竞争优势 (t-1) <0, 差距, 0) 。

协调机制促进知识分享和学习能力[12], 本研究是指企业内部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团体占员工总数的比值, 包括企业组建的团队或项目组数量 (正式的) 以及员工自发参与的非正式小团体数量。

(4) 区域占用性。区域专属性是指影响企业保护其新产品 (工艺) 优势能力的法律制度和产业动态性[13]。在强占用性地区 (低外溢性) , 企业会通过对创新进行专利保护从而获得收益;在低占用性区域, 企业隔离机制 (如秘密、技巧等) 也会阻止其他企业模仿, 企业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建设自身吸收能力从而发展创新能力, 而不是依赖其他企业的信息披露和可能的知识溢出[2]。因此, 在强占用性区域, 因为大量模仿成本存在, 企业在实现的吸收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在低占用性区域, 如果企业之间通过隔离机制来保护知识资产和能力, 则企业实现的吸收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2,8]。而我们调研发现, 珠海地区以电子信息为主的行业内, 区域占用性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显著相关, 在市场发展快、技术变化快的时期, 区域占用性低, 企业之间交流增多、知识外溢性增强, 而在市场低迷、技术变化缓慢时期, 企业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 小心呵护现有技术优势。因此, 模型假定市场环境与区域占用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5) 环境动荡性, 包括技术变化和市场动荡性。Pavlou和El Sawy研究动态能力时, 环境动荡被构造成一个包含市场与技术变化的形成性二阶因子 (Formative Second-order model) [14], 我们采用Jaworski和Kohli研究的量表来反映顾客需求和技术突破的变化节奏[15], 采用专家评分与头脑风暴法评定为 (0~1) 的数值指标。

(6) 吸收能力与竞争优势。对于能力测度历来是管理学界的一个难点, 对吸收能力多个维度测量所使用指标仍不统一而且没有得到进一步检验, 如有采用研发部门工作经验年限或研发投入数量测度获取能力、采用专利引用测度消化能力。考虑数据可获得性和行业特点以及企业产值和销量, 由于电子信息行业竞争激烈, 技术更新换代快, 主要靠新产品和新技术来扩大销量、占领市场, 因此选用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作为指标 (单位:千万元) 。

3 模型仿真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检验

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系统结构决定系统行为原理, 模型结构的正确性要远比参数值选择重要。本研究依据Zahra和George提出的吸收能力模型以及A企业的实践构建模型, 包含了所要研究问题所必须包含的相关因素, 并与A企业的技术研发部门进行了多循环反馈修正, 使模型结构符合现实情境。令模型运行间隔时间减半 (从1~0.5~0.25) , 运行结果没有发现明显变化, 积分误差测试良好[8]。极端值的鲁棒性检验符合要求, 如互补性分别取0和1时, 竞争优势逐渐变为0, 改变初始值设定进行参数灵敏度测试符合要求。

3.2 模型仿真结果

下面给出初始设定条件下 (E=0.5, I=0.3, N=10, H=0.5) 的仿真结果如图2和图3所示。

(I=0.3, I=0.9)

模型中潜在吸收能力能否转化为实际吸收能力则取决于企业内部机制, 企业吸收能力能否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则体现为企业创新和灵活性。从结果看出, 在社会化整合机制较低情况下, 虽然外部知识互补性为0.5, 但是企业潜在能力仍然很散乱, 转化为现实吸收能力也比较缓慢, 竞争优势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进入瓶颈, 产生激发因素。其他条件不变, 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社会化整合机制 (如建立研发团队、鼓励小团体等) , 增加到I=0.9, 发现前期现实吸收能力增长稳定, 但到达后期后不再增长, 竞争优势也逐渐下降, 而潜在吸收能力在波动增长后陷入滞胀, 在现实中表现为内部团体过于依赖前期经验, 对外部知识吸收后选择性地与内部资源整合, 产生路径依赖 (如图3) 。下面分不同情境讨论结果 (如表2) :

(1) 情境1表明, 企业内部整合机制降低时, 扩大知识来源与对外合作则潜在吸收能力向现实吸收能力的转化效率降低, 企业竞争优势增长缓慢;对比情境2和3, 在环境变化剧烈情况下, 企业扩大外部合作会提高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 转化效率也较高, 但情境2中因为内部整合机制没有改善, 使得现实吸收能力对企业竞争优势在短期内没有明显改善, 而情境3中整合机制提高会将对外合作带来的知识资源平稳地转化为现实吸收能力, 减少了潜在吸收能力中的波动性, 从而更快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

(2) 在情境4中, 在环境动荡性高的情况下, 因对外合作增加带来互补性大幅降低, 造成潜在吸收能力波动性增大, 而内部整合机制提高会减缓这种波动性, 转化为平缓的现实吸收能力, 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稳定增长。

(3) 通过图3和表2看出, 企业内部整合机制是与环境、知识来源及特征等紧密相关的, 如果单纯提高企业社会化整合机制则企业会陷入路径依赖。尽管学者们指出先前的知识会影响未来获取与累积后续知识的能力, 吸收能力存在路径依赖现象, 但我们也发现, 如果企业内部社会化整合程度高, 在促进知识整合应用的同时也加剧了路径依赖现象[11], 造成现实的吸收能力增长缓慢。从中可以看到, 能力锁定状态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资源转化为凌乱的潜在吸收能力, 潜在吸收能力并没有转化为现实吸收能力的持续增长, 从而造成竞争优势在后期下降。这从另一角度为我们认识吸收能力的路径依赖现象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我们的仿真也发现, 如果增加外部合作者数量、扩大知识面会减弱这种路径依赖现象。

4 讨论与总结

Zahra和George研究提出的吸收能力重构模型按照投入—能力—结果的线性逻辑描述吸收能力, 但在企业实践中, 各个因素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 其内部要素之间动态变化的复杂关系无法通过这种线性组合描述出来, 而系统动力学能通过对现实抽象、通过系统化模型中变量和因素的交互关系来研究这种内生性的复杂动态关系及其演化规律。我们通过对具体调研企业案例研究, 依据Zahra和George的模型抽象出一个二阶理论模型 (Second-order Model) 来研究吸收能力从前因变量、中介与调节变量到结果的动态复杂关系, 从而观察理论的动态应用、识别缺点以及检验不同的政策结果, 为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整合外部资源从而提高竞争能力提供现实的指导, 也丰富了Zahra和George所提出的吸收能力动态仿真研究内容。

表2不同情境下的仿真结果

状态变量

降低整合机制扩大知识来源其他不变

1I=0.3-0.1

H=0.5E=0.5

N=10-30

整合机制不变环境动荡性提高扩大知识来源互补性小幅降低I=0.3

2

H=0.5-0.4E=0.5-0.8N=10-30

整合机制提高环境动荡性提高扩大知识来源互补性小幅降低I=0.3-0.6

3

H=0.5-0.4E=0.5-0.8N=10-30

整合机制提高环境动荡性提高扩大知识来源互补性大幅降低I=0.3-0.7

4

H=0.5-0.2E=0.5-0.8N=10-30

模拟结果

以上不同情境下的仿真模拟结果验证了社会化整合机制对提高企业消化和转化能力的影响[2], 促进了企业内部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削弱了潜在吸收能力的波动性而转化为平稳的现实吸收能力, 从而提高了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性。在现实中也发现, 企业吸收的外部知识过于杂乱, 很多不能被有效利用, 而社会化内部组织可以筛选、甄别一些冗余知识加以利用, 从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根据研究结果, 得出以下启示:

(1) 在企业扩大对外合作、获取多样性知识的时候, 要充分利用内部研发团队和小团体作用, 提高知识转化效率, 从而提高吸收能力;在市场环境动荡剧烈的情况下更要充分发挥全员创新作用。

(2) 在市场环境动荡性高的条件下, 激发企业吸收外部资源进行创新, 但如果企业盲目选择合作对象, 知识互补性没有达到合适匹配度, 则尽管其潜在吸收能力会增长, 但对现实吸收能力却没有显著改善, 将会陷入剧烈波动状态, 最终损害企业的竞争优势。其现实意义是企业在动荡环境下如果与所选择的合作者没有形成优势互补, 造成乱投资则会进一步消弱企业竞争力。

(3) 企业内部社会化整合机制是与外部环境、知识来源及特征等因素紧密相关, 如果单纯提高企业社会化整合机制, 内部小团体太多则企业会陷入路径依赖。正如North指出, 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 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16]。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8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创新能力,柔性生产体系,技术创新周期

引言

面对目前高度变化、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和不断演化的产品需求结构, 制造业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设备更新才能持续保持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 制造业的动态创新能力成为维持企业竞争力、避免竞争趋同的有力工具。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 缩短技术创新周期, 减少技术创新成本是企业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重要问题。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分离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服务业产业, 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本和高成长性的特点[1]。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具有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功能, 还对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带动作用, 可以减少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缩短技术创新周期, 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现有研究注重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但随着市场环境高度变化, 动态创新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因此深入分析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对提高制造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影响, 以及如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共同发展成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内涵

1. 动态创新能力的概念

为了满足企业在复杂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维持核心竞争力、保持产品市场份额和先动优势的需要, 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等活动, 这种贯穿企业生命周期的创新活动称为企业的动态创新。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的速度不断加快, 产品更新的周期日趋缩短, 以及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对于制造业而言, 其竞争优势的实现和保持必须依靠自身的动态创新, 并需要产业具备适应消费市场变化的动态创新能力。在动态创新能力的基础上, 以改善制造业生产系统的价值创造功能和适应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为目的, 实现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资本和信息等要素的动态协调。

2. 动态创新能力的特征

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周期和技术创新绩效两方面。技术创新周期越短, 技术创新绩效越高, 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越强。

技术创新周期是指企业从一次的技术研发活动开始, 经过技术试验、应用、成熟等阶段, 直到下一次的技术研发活动开始的一段时期。技术创新周期的缩短能够使企业技术成果实现即时转化, 避免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速度, 增强了动态创新能力。企业的技术创新周期主要包括三个时间段:一是技术创新的研发时间, 包括新技术的研发、设备的设计和产品试验等所用的时间;二是技术创新的应用时间, 即技术变得可行后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的时间;三是经过技术扩散, 各个企业都已经掌握新技术, 此时的市场趋于完全竞争,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开始准备进行下次技术创新。通常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周期过程中, 企业关注的是技术的研发时间和技术的应用时间。

技术创新的绩效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成本上。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本越小, 就会有更大的动机将资金快速地投入到下一次技术创新中, 从而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对增强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本身的投入, 包括技术研发、设计和实验的费用;二是技术创新应用的投入, 包括技术达到生产可行后,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其他部门改变或调整结构和策略来配合新技术的生产活动, 调整结构和策略产生的沉没成本是构成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的主要部分。

3. 动态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动态创新能力使制造业企业始终保持竞争优势, 能够不断适应日益变化的环境。目前制造业企业生存在一个变化趋势加快、信息化程度日益增强、资源共享程度越来越高的环境中, 企业必须始终保持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范围内制造业生产方式已经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2], 伴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 对制造业商品的需求趋于个性化和多样化。在此背景下, 产品更新的速度加快, 技术创新周期的缩短, 标志着时间已经和价格及质量一起成为企业的重要的竞争要素。同时, 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动态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强[2], 为了适应环境, 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技术更新的要求, 企业就必须通过与外部的有效协调和高度合作来保证对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获取竞争优势。于是保持动态创新能力成为企业参与竞争的主要工具。

动态创新能力能够使制造业企业保持先动优势, 避免竞争趋同。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不断地应用到社会经济生活中, 技术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种技术形成的市场垄断优势不可能保持太长时间, 因此企业如果想要持续保持市场竞争力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目前, 在制造业中, 大多数企业是通过学习模仿获得生产能力更强的技术, 而现代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企业的学习模仿能力。对于同一种技术, 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将新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 在第一时间内创造出最新的、顾客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 才能占据先发优势, 成为竞争中的领先者。因此, 企业应该尽早的开发新技术, 尽快地应用到生产中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动态创新能力可以使企业实现先动优势, 避免其他企业通过学习模仿造成的行业竞争趋同。

动态创新能力促进制造业的技术扩散速度。以制造业企业为行为主体, 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中介服务机构、科研机构、政府等, 通过物质、信息和人员的流动结成企业网络, 这种网络的结构性通过与其他相关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换形成相互依存的外部网络。由于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企业网络的协同创新和内部信息流动, 使得企业的动态创新活动不仅仅对自身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 而且对所有从事相关产品生产的企业产生影响, 从而使得整个网络中创新的速度加快。在企业网络内的协同创新从整体上提升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水平, 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影响的机理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周期和技术创新成本两个方面。

1.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周期的影响

假设一个制造企业包括若干个生产经营活动的部门或环节, 如, 生产、设计、销售、维修、运输等。每个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员的投入, 同时为企业创造一定的利润。企业利润的实现主要靠某一个或几个核心环节, 其他环节仅仅为核心环节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各个生产环节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一个环节的改变可能影响到其他一个或者多个环节, 这些环节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才能重新生成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整体。如果企业将某个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 则在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过程中, 不需要考虑这个环节的情况。

企业如果想要提高动态创新能力、缩短技术创新周期, 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减少技术研发的时间。二是减少技术创新从研发成功到应用于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时间。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 由于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实际生产的过程需要整个企业的多个部门和环节进行配合, 一个制造业企业包括的生产经营环节越多, 则进行技术从研发到应用实际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如果将某一个具有公共属性和特征的某个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 则企业的技术创新在应用过程中就会减少。企业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的环节越多, 企业技术应用的时间就会越短, 企业投入到下一次技术创新的时间随之缩短, 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动态技术创新能力。

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 减少技术创新的应用时间, 缩短技术创新的周期, 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 实现技术成果的即时转化。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 企业技术研发投入的资金通常是固定的, 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时间的缩短通常是通过将某些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实现的。目前, 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全部趋向于专业化, 将维修、运输、销售等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 这样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不用考虑外包出去的环节需要进行调整而用的时间, 这样大大降低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周期, 提高了动态技术创新能力。

2.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成本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影响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对企业创新成本的影响。制造业企业在进行技术研发时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且在技术研发成功后需要企业的其他环节进行调整和改变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 这部分改变和调整需要的成本就是技术创新的沉没成本, 同时也是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减少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

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降低技术研发的成本。由于大多数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都是相对固定的, 即企业每年会在技术创新领域投入一定比例, 所以技术研发的成本很难找到合适的途径降低。二是降低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和企业的生产环节的数量有关, 即企业包含的生产经营环节越多, 一项新技术在企业中从研发到应用于实际生产的成本越高。因此, 如果制造业企业要降低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 应该尽可能进行专业化生产, 将核心生产以外的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承包制造业的某一些生产环节减少了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应用成本, 促使制造业企业将节约的创新成本投入到下一次技术创新活动中, 并由于技术创新投入的加大缩短技术研发的时间, 从而在技术创新周期和技术创新成本两个方面提高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

三、以提高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策略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动态创新能力、缩短技术创新周期、降低技术创新成本, 并且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所以进一步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建立柔性生产技术体系, 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动态创新能力成为目前制造业发展和转变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 建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竞争机制, 培养促进制造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外部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效应。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相应的服务来完善, 同时, 生产性服务业进行的技术创新可以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生产费用或为其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从而制造业企业有了更多的外部支持进行技术创新, 为提高自身的动态创新能力提供了保障。因此,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上的相互促进效用, 建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的竞争机制, 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 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 更大程度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资源配置和生产服务作用, 是培养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必要的外部环境。

2. 利用信息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分工与互动, 从而加强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的环境支持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 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水平, 使得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呈现出专业化和网络化的融合趋势。在这一过程中, 信息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4]。通过技术进步和现代信息系统, 改变原有制造业的产业边界, 导致产业内部的企业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 使得产业边界模糊化。技术融合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分工与互动的主要原因, 信息技术由于具有渗透性、带动性、网络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在融合、分工与互动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 充分利用信息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业支持功能, 加大信息资源的投入力度和信息流规模, 把制造业的生产、产品、服务和设计等环节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领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而加强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支持力, 使得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互动效应, 为提高制造业企业动态创新能力提供了环境支持。

3. 鼓励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实现基

于技术创新网络效应的优势互补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创新内部耦合

目前, 制造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制造业分工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转变, 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 使得制造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格局[5]。不同类型企业在某一产业或产品的价值链上有技术环节、中游生产环节和下游营销环节中进行垂直型和水平性的专业化分工, 这要求生产性服务业在参与制造业分工的过程中需要提供满足不同制造业企业标准的服务。同时, 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构成了专业化的企业网络, 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在网络内部产生相互促进、相互推动作用, 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效应的优势互补和技术创新资源在企业网络内部耦合。因此, 生产性服务业应该尽可能统一技术标准, 实现行业技术标准的国际化, 这样有利于适应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要求, 并通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技术升级。此外, 生产性服务业技术标准的国际化使得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成果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转化, 为制造业动态创新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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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毅军, 耿殿贺, 张乙明.技术关联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研发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11)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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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小能.轮转型经济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J].经济学研究, 2005, (9) :17-22.

创业管理：企业动态能力新思维 篇9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将经营重点转向如何快速进入和退出市场，迅速推出再升级产品。产品生命周期的前端成为竞争的关键；新事业、新产品策略等成为管理的重点。换言之，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发现真正有潜力的市场机会，谋划独一无二的商业创意，并以理性的冒险来超前行动。这些特征正是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所必备的本质特征。

因此，无论大公司还是中小企业，保持并发扬创业精神，是新经济时代企业取得动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在今天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企业与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具有创业精神的职业经理人或者说企业家型管理者。管理者必须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创业精神与强调专业化、规范化的专业管理结合起来。

现存企业特别是大公司面临的挑战，便是使侧重于稳定和控制甚至是规避风险的传统管理富有创业精神，代之以变革式管理，在公司内部培育创业文化，以使创业管理成为企业主要的动态能力。

公司创业五要素

长期以来，创业被解释为建立新组织、创办新企业，多集中在个体创业范畴。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球许多著名大公司纷纷开始“公司创业”，其共同特点就是采取革命性行动来培育企业的创业精神，恢复小企业般的活力和柔性，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创业从此不再是新建小企业的“专利”，现有大公司也需要通过公司创业进行“创造性破坏”和新资源的组合，以应对动态复杂环境。

创业活动是一种集中于机会而不是资源的行为，是在不确定因素作用下企业家与环境主动互动以实现特定目标的复杂过程。对于新创企业来说，如何让具备企业家素质的经营管理者保持强烈的进取心，或者说，不让创业精神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被不断淡化甚至泯灭，是企业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难题。事实上，没有哪一种既定因素可以使企业成为成长的永动机，初期创新的推动力量会随消费者熟悉程度的增强和竞争对手模仿行为的增多而减弱；在缺乏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和组织保证的情况下，新创企业的创新业绩会减弱。此时，企业的创新机制需要从企业家个人行为转变为组织行为。

公司创业是大公司采取变革和创新的系统方法。其突出特点一是由组织而非个人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特征；二是这些特征转化为企业绩效是依靠组织而非个人的力量。它可以存在于各种组织，强调的是在现有组织基础上的创业精神与创业行为，是与某一个现有组织相关的个人或者团队创建新组织或者在该组织内更新和创新的过程。它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五个关键内部变量：高层管理团队、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管理过程。这些变量与公司绩效密切相关。只有这五个方面准确地与组织的创业导向保持一致，公司才可能有效提高组织绩效。

这种公司与传统管理型企业有明显的不同。创业管理型企业的战略，受到新的市场机会的驱动，很少考虑机会所需的资源，总是迅速利用机会，随时评估收益。他们对于资源的所有权不是很在意，而是关心使用权，因而善于利用外来资源发展机会，分享利润。而传统管理型企业需做大量的调查、评估和数据采集工作，总是侧重于对现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创业管理型企业具有合理的管理结构，充分利用内外网络，以获取信息和资源，为企业创造新的价值。一般是将员工报酬与其创造或发现的机会相挂钩，员工自由积极地尝试潜在的机会并能获得相应回报。这种企业有很强的快速发展的愿望，会建立一种机制激励员工发挥热情和创意，以有利于新产品的研发。而传统管理型企业倾向于以稳健步伐缓慢发展，创意多是围绕已有资源展开，因此也偏爱效率，其管理者和员工的薪酬与他们掌握的资源绩效挂钩，并存在严格的责任制度。

总的来说，公司创业具有以下五个要素：

创新性。它反映组织脱离原有技术或业务，从事和支持新理念、新试验以及形成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创造过程的基本倾向，可分为产品——营销创新和技术创新。

自主性。个体或团队提出建议和愿景并独立执行，这是追踪机会和自我指导的意愿。

风险承受。风险承受是指管理人员委托代理高大规模风险资源的意愿程度。创业型企业常具有风险承受的行为特质，如承受巨额债务、接受大规模资源的委托代理，以期在市场中把握机会获取高回报。

积极主动。它是指对未来问题、需求和变化的预期行动，是公司创业的关键要素，因为它隐含了向前看的观点，并伴随一系列的创新活动。

竞争进取。它是指公司直接向竞争对手挑战，以达到提升其竞争地位的目标倾向，即超越行业内竞争对手的倾向。虽然竞争进取与积极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积极主动指适应市场机会，塑造环境、影响趋势，甚至创造需求而掌握主动权，择机而动满足需求；竞争进取指公司为适应竞争对手，对市场中的机会和趋势作出反应，更多地进行需求竞争。

这五个要素，在创业型公司中是否会同时呈现，目前并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创业型公司的共性是创新。创新是指新产品、新技术、新系统、新流程、新资源和新能力导入公司或市场之中，是创业的核心，所有类型的创业都基于创新。创新是公司创业结构的中心点，而其它创业维度是创新的前因变量、结果变量或相关变量。如果没有创新，即使其它维度存在，也不能称之为创业。

以人为本：公司创业领导力

创业研究表明，至少有以下四个条件会促进创业：

创业愿景的构建和沟通。高管人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航作用。

对创新的培养和支持过程。如产品设计、开发和商业化的快速反应系统，鼓励推出新产品和新事业的创新机制。

为创业活动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和专家支持。包括企业通过参与式决策和透明化沟通确保组织对变革的敏感。

具备有利于持续探索和更新观念的能力。如通过鼓励下属不断试错，来强化员工参与度和信息渠道多元化，增强企业对模糊性问题的分辨能力。

以上四个条件的实现，都需要企业领导者具备持续发现和运用竞争机会的能力。

由于大型企业一般存在着大型官僚层级组织，创新性想法通常会被财务控制体系和其他繁文缛节所束缚，传统的领导模式使创业难以与核心事业的发展保持一致，从而影响到新事业的生成和发展壮大，大型组织的公司创业也就容易失败。因此，在公司创业的组织背景下，组织的扁平化、柔性化、虚拟化，信息技术、流程管理等现代技术与管理手段的运用，以及应对动荡复杂环境的客观要求，都使高管团队在组织运营管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日益突出。无论何种规模和类型的企业，高管团队的有效领导都是公司创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最近几年，创业地位日益凸现，也越来越强调在快速变化和高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持续创新和变革的领导，并形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领导风格。一是变革型领导，推翻了传统交易型领导理论对领导者的工具性假设，强调领导的鼓舞性角色，主张激励下属为满足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以及潜在动机的需求而不断提升组织绩效。二是团队导向型领导，重视领导者和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尤其强调领导者激发团队成员高参与的能力。三是价值为本型领导，主张领导者要高度自信地勾画愿景或蓝图，设定一套卓越的价值观和行为来强化组织使命，成为跟随者完成使命的榜样。这些都是公司创业所需要的领导风格。

在公司创业这一新的组织背景下，融合了领导与创业、公司创业和创业管理等概念的创业型领导概念体系，注重创业的战略属性，通过创业对竞争能力的推动作用来不断创造企业价值。公司创业战略管理能力，是创业型领导的核心能力。公司创业战略，是指引入创业理念、创业精神的公司战略管理，其核心是创新和变革。通过公司创业活动，有利于激活企业活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增强企业柔性和对环境的反应速度，使大企业恢复创业活力。有效实施公司创业战略有五个关键方面：

企业对创业行为的激励及其强度。这是指在公司创业活动中，引入包括目标、反馈、强调个人责任和结果的激励机制，这样可以促进公司创业战略的实施并提高其有效性。

来自于公司管理层的支持。这是指公司高层管理者对公司创业行动提供人才、资源、政策、制度等方面的支持。

公司创业活动所需资源及可获得性，包括个人进行创造性活动必需的时间等资源。这一条在创业型公司的实践中非常重要。

支持创业的组织结构。这种支持创业的组织结构具有自治、扁平、网络的特征。

培养企业内部鼓励冒险和包容失败的文化。这种冒险倾向和意愿不仅表现在公司高级和中级管理层中，也应在公司基层和每个员工身上得到体现。它是创业型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业机会与创业决策

创业机会哪里来？

创业警觉性。机会识别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想创业成功的青年企业家，往往苦于没有创业机会，或者苦于没有能耐实现机会。事实上，机会识别的前提必须是培育自身的创业警觉性，积累更多的产业知识与一定的特殊兴趣。孕育创业警觉性，可以从探求挖掘（商业信息和潜在价值）、重构框架（捕捉新价值和寻找新途径）和敏锐预见（前瞻性地预测未来趋势）三个角度入手。商业经验的锤炼无疑是需要时间的，具体包括所拥有的市场知识和经营经验，尤其表现在熟知该行业的市场环境和运作规范，掌握该行业的顾客特征和需求偏好，能够为顾客提供满意服务和优质产品。

创新型认知风格。创新不能决定财富，但可以放大财富。创新型认知风格对机会识别没有直接效应，但是机会识别离不开创新思维。创新型认知风格与以往知识“捆绑”，有助于提升识别机会的可行性；创新型认知风格同创业警觉性“捆绑”，有助于提升识别机会的盈利性。想持续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注意自己的认知风格是否是创新型，即足够的原创性和创造性、不一味看重短期效率、不尊崇权威和运作规范的传统。其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推陈出新，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解决别人看起来无法完成的问题，将已有的供应商、融资和销售渠道重新整合甚至扬弃，赋予其前所未有的操作性。其次是构筑独特优势，在创新型认知风格指引下，寻找新的盈利空间和机会，独辟蹊径以创造对手无法模仿的竞争优势或无法预见的先发优势。

如何甄别创业决策？

以机会识别为基础。公司创业决策必须以机会识别为基础。只有增加机会识别正确度，才能提升决策质量。没有看准机会时，企业家或者创业者不宜草率进行创业决策。在创业决策中，机会的盈利性和可行性缺一不可。对于决策的评价，可以从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和决策效果等多角度衡量。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决策速度、认同度和正确度并不同步变化；速度快慢、认同与否都只能“仅供参考”。换言之，一个好的决策只能取决于机会识别，而不是“效率”和“掌声”。

兼顾机会和风险。任何一个公司创业者都希望自身的决策正确，但这种正确若等到事后检验就为时己晚，久而久之会让决策者误认为不是自己在控制成败，而是运气或者命运。决策者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决策类型调整或转型为“高促进型聚焦+高预防型聚焦”，兼顾机会和风险，价值为先。因此，建议“勇士型”决策者提高风险的防范意识，特别是机会的可行性识别，不宜鲁莽决策。这种决策的成功是与概率/命运的博弈，其潜在意思就是碰到好机会就成功，碰到坏机会就失败。建议“谨慎型”决策者提升对机会的判断，善于在实干中挑战风险，而不是等待风险消失。风险越小机会越小的规律是人人平等的。建议“无为型”决策者尽量明确自身角色，漠视机会的价值和风险都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不贪“大”求“全”。任何一个企业家对发展机会都有兴趣。这就牵涉到在“机会采纳”和“机会替代”两种模式中，采用哪一种来选择机会。“机会采纳”，即不影响以往业务的前提下采纳新的创业机会，它的决策正确度很容易“打折”，因为决策时会出现钝化心理，即对新业务投资表现出“不赢才怪、输了无所谓”的特征，致使决策速度过快；“机会采纳”还容易传递一种英雄信号，所谓“做大做强、无所不能”，故而广被采用。因此选择“机会采纳”模式的决策者应该三思谨慎。

与之相反，应大力推崇“机会替代”式的公司创业。机会替代，即用新的创业机会取代以往业务，并不增设业务，而是一种自我重塑。这要求创业者敢于自我革新，挑战既有业务和规范。研究表明这种模式的决策正确度略高于机会采纳，并且决策者有较高的辨别能力和判断门槛。遗憾的是，在“机会替代”模式下，决策者的禀赋效应和安于现状的倾向性容易引发“瞻前”和“顾后”，对业务的变革也容易遭到各种排斥和怀疑。因此决策难度大，风险多，责任重。

防患于未然

热环境下的冷思考。当有利于投资的现实情境出现时，决策者应当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决策。研究表明，促进型聚焦和预防型聚焦两种决策情境对决策选择（数量）、决策自信、决策时间和鉴别能力、判断标准（门槛）有极大影响。公司决策者身处促进型聚焦情境中，往往会将各种机会揽入怀中，表现为决策选择（数量）大，过分自信、迅速决断，其结果往往是辨别力下降，降低了筛选的门槛，致使大量不是机会的机会付诸于实践。

最好的机会是自我革新。如果说聚焦情境是外源性的，那么选择何种创业模式就是内生性的自主行为。从决策倾向上看，“机会采纳”较“机会替代”能激起更多选择率。实验研究表明，“机会采纳”的辨别力低于“机会替代”，判断门槛低于“机会替代”。遗憾的是，大部分决策者在“机会采纳”时选择大量非目标性机会，且速度更快、更加自信，导致误报率频出，正确拒绝率较低。在访谈中，也曾发现大部分成功决策者都具备自我革新的过程，期间需要经历很多挑战和压力，饱受怀疑和质问。从企业发展的长远来看，这种变革可能会激发更多的斗志，不妨把这种自我革新的阵痛视为大发展前期的一次洗礼。

风险越小，危机可能越大。企业家如果认为面对机会的风险度较低，那么投资决策的辨别力和判断门槛就开始下降。因此，必须提醒决策者，只有当感觉风险度高的时候，决策辨别力才能维持较高的水平，判断门槛也才趋于正常。由于创业者是天生的机会追逐者和崇拜者，正如Bgyarve与Hoefr的经典定义：“所谓创业者，是知觉到机会并创建某个组织来追寻机会的人。”因此建议企业家或者创业者必须意识到：如果决策时以为风险很小，那么此时的危机可能很大。

公司创业的形式

公司创业活动

公司创业活动，是指个人或团队在现有组织内通过建立新单位或新项目所形成的有关创业或者创新的活动。

内部革新和创新。组织科学将组织内部的创新活动分为三类：技术创新、行政管理创新和辅助活动创新。技术创新包括开发新产品，技术革新，以及对现有的技术过程进行改造和更换；行政管理创新包括改革现有的管理机制，引进新型的管理实践活动，或者对现有管理过程进行重组；辅助活动创新主要指通过创建内部市场转换企业内部主业与副业单位的交易关系。

公司风险活动。这里主要讨论公司内部风险活动。风险活动主要是指创建与现有业务范围不同的新型业务，或者将现有经营单位分离出去，与主业脱离关系；在公司内部设立创业基金，以单独或者与其它伙伴共同投资的方式支持开发新型业务；也可以由公司成立独立的经营单位，自成一体，开拓新的经营领域，从而避免新的经营单位受到现有组织体制的束缚；也可以通过在公司内部建立创业项目的形式完成，待业务流量稳定以后再形成独立的运作单位，或者转交给现有的常规业务部门。同时，公司还可以通过合资、建立战略联盟等方式进入新的市场。内部风险活动也包括剥离或者分离不属于公司核心能力的业务单位，如通过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将其出售。内部风险活动的创新形式被高科技公司广泛采用。

战略更新。战略更新，或者称为战略转型。这是最复杂的公司创业活动，是指公司进行涉及到战略思维和制定战略层面的大规模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对现有系统或者体制的局部修改，而是从根本上进行改变，等同于再次创业。组织理论将组织更新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变化一般为渐进、趋同的改革，旨在改进组织内部能力。这一类变化也可能对组织体系、程序和结构进行调整，但并不涉及对组织基础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即不会涉及到价值观念、文化和战略等方面的变革。第二个层面的变化是革命性的激进变革。这一类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组织的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

公司创业中的战略更新，属于第二个层面的变化，如从多元化转向回归战略，重新调整公司在行业中的定位，实施全新的组织结构，甚至重新对企业进行市场定位或者行业定位等。韦尔奇领导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转型就属于这一类。战略转型一般伴随着企业最高层领导的更换。

公司创业模式

项目小组。按照传统方式，公司大都将新业务按职能专长进行分解。其不足之处是新业务的整体性差，参与人员虽然多，但真正具有创业激情而为之奋斗的人少，结果造成新业务的成功系数大大降低，或者错失创业机会。项目小组则是采用项目方式，以任务为导向，按照公司战略规划部署，从技术和理念等方面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创新和改进。

以项目小组形式开展新业务，首先它要服务于公司的整体战略构想，与现有业务具有比较紧密的相关性；其次，它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目标，即一个预期的产品或成果；再次，项目资金投入全部由公司承担，而且项目过程中需要与公司各部门的协作，并运用各种资源；最后，应有具体的时间计划和成本预算。和传统方式比较，项目小组形式更加有利于调集管理资源，协调各部门力量，集中开发新业务。

大量企业实践表明，新项目全部在公司内部进行，所有资金投入均由内部解决，就很可能出现资金需求突破原先预算。新业务前景不确定，即使项目进行中费用超支，公司决策层也很难“忍痛割爱”，去终止项目，因为这意味着彻底放弃成功的希望，使前期投入变成沉没成本。这是需要知道的。

内部创业。企业内部创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由下至上的自发性行为，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诱导性行为。自发性创业行为，主要表现为内部创业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利用工作闲暇进行创新构想。这些活动也许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一定关联，但也可能毫无关系。当内部创业家觉得自己的创意很有发展潜力时，就可以向公司中层经理或高层管理者推荐，由他们去选择和决定公司是否支持这项活动。

诱导性创业行为，主要表现为内部创业家在公司战略性指导下进行创业机会捕捉。首先，公司要让员工深刻体会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鼓励员工进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创新和创业活动，并承诺给予政策和资源上的支持。其次，公司内必须拥有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业支持者，他们不仅要协助内部创业家获得资源，沟通信息，且要帮助他们积累相关的管理经验。

内部创业模式有助于发掘具有创业潜力的人才，有助于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形成创业的气氛和向上的公司文化。随着创业活动的不断开展，有些新项目的潜力逐渐显现出来。与创业萌芽期不同，这些有前景的项目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机制灵活、决策迅速、信息通畅的组织特性，而这又是那些组织层级较多的公司所不能满足的。随着新项目的不断成熟，以内部创业家为核心的创业团队就需要对创业项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又必然会与其原有的本职工作冲突。所以在这一时期，往往需要创建独立的创业企业，内部创业家和创业团队也要辞去母公司原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创企业中来。

创业孵化器。创业孵化器是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帮助和促进其成长的创业运作形式。母公司通过提供场地和设施、培训和咨询、融资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降低新创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成功率。

创业孵化器的运作与内部创业有所不同，进入孵化器的新业务都以独立的新创实体的形式出现，其财务和人事等方面都与母公司完全脱钩，公司除了提供有偿的硬件和软件支持外，不过多地参与新创实体的经营管理，所以对新创事业的控制相对较松。而内部创业模式主要是为处于萌芽期的创新和创业思维提供初步的支持和保护，以鼓励创业机会的挖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活动进行适当的控制和引导。

公司风险投资。此一创业模式是指有明确主营业务的非金融企业，在其内部和外部所进行的风险投资活动。公司从事风险投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用于风险投资的资金委托给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进行管理，而其成立的投资基金根据委托方的战略需要选择投资目标；另一种是公司直接成立独立的风险投资子公司，其运作方式与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相似。与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相比，公司风险投资具有比较显著的协同优势，既可以利用母公司的筹资功能，还可以依靠其丰富的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品牌优势等为初创企业提供增值服务。公司通过投资与其战略高度相关的新创企业，也达到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增加财务回报的目的。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篇10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经营绩效,社会情感财富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其主旨在于对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发挥正向效应。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获取外部资源的有效渠道,自被美国学者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 ( 2003) 在 《开放式创新: 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1]一文提出之后,开放式创新及相关研究逐步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条研究主线。然而文献检索表明,目前我国学者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度量大都根据企业的调研数据而设计 ( 陈钰芬等,2009; 陈艳等,2013; 张振刚等, 2014) 。鉴于问卷方式本身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根据概念设计指标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进行问卷度量并不能真实地契合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客观情况。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对本论题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绩效 ( 陈衍泰等,2007; 闫春等,2014)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 ( 张振刚等,2014) 这两个方面,且大多为以截面数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徐宁和徐向艺 ( 2012) 的研究表明,我国学者对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大都持静态观念,未根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性、累积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从动态能力视角进行诠释[2],将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作为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变量的研究尚未受到文献的关照。

创新经济学指出创新是创新者、模仿者、改进者互相竞争和蚕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创新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在创新差异方面的实证研究备受国外学术界重视。 然而,正如De Massis ( 2013) 所说,学术界 ( 西方) 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创新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创新结果、创新投入、创新活动、创新战略差异这四个方面,但这种对比研究所关注的创新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3],并未聚焦于技术创新领域进行比较。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经验观察表明,家族和非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实践方面以及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或影响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因此,本文从动态能力视角出发,在将家族和非家族企业技术创新实践进行初步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将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和企业经营绩效这三者联系起来考察,以期揭示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及其绩效效应差异。相信其研究结论对于企业进一步改善技术创新管理,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和经营绩效有着应有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有助于人们从所有权属性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不同属性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和企业经营绩效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开放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关于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比较研究已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家族参与和R&D投资呈负相关[4,5]。从逻辑上讲,家族企业作为开放式创新的核心主体,其外部合作主体越多,技术创新投入产权及其成果的不确定性就越大,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动力和意愿; 相反,若开放式创新合作主体较少,上述不确定性便会下降,外部合作主体也难以在创新投入产权和成果分享上 “搭便车”。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对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弱。

经验观察表明,家族企业在考量技术创新成果的价值方面,重质轻量,譬如专利的申请和保护都需要成本,而家族企业在专利申请和保护上比非家族企业具有更强的求实动机,这可能导致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成果数量少于非家族企业, Czarnitzki & Kraft ( 2009 ) 以279家德国合股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论佐证了上述分析[6]。Chin et al. ( 2009) 以台湾电子产业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参与和专利的数量、质量呈负相关[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 家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弱于非家族企业。

鉴于产权机制的差异,一般而言,家族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求实动机和效率导向应强于非家族企业。换言之,家族企业一旦获得某项有价值的技术创新成果,便会全力以赴地推进其实现市场价值。Llach & Nordqvist ( 2010) 通过对西班牙151家制造业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对创新资源 ( 如人才、市场资本等) 的配比更为得当[8]; Cassia et al.( 2011) 对意大利小型和中型企业进行了研究,家族成员之间融洽的交流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还可促进 新产品研 发取得成 功[9]。Cassia et al. ( 2012) 通过对意大利家族和非家族企业的对比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在新产品研发项目中通常存在强大的项目领导者,使其新产品研发动力更为充足[1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c: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较强。

(二)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上的目标函数是有差异的[11,12]: 家族企业除了追求财务绩效外,还会充分考虑家族稳定、家族主要成员的权利制衡、企业的代际传承、家族文化维系、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获取等因素,Anderson & Reeb ( 2004) 的研究结论证实了这一分析[13]。开放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入外部力量来影响家族企业治理和管理的非财务目标,因此,家族企业可能以抑制或牺牲财务目标为代价来保障非财务目标的实现。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 家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弱于非家族企业。

假设2b: 家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弱于非家族企业。

(三)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股权治理机制的差异使家族企业领导人比非家族企业领导人在公司治理和管理上有更重的话语权,因此其决策效率与弹性更高,Craig & Dibrell ( 2006) 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分析[14]。与此同时,家族企业的决策者,其决策行为会受到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这导致了两类企业与开放式创新有关的决策机制存在差异: 家族企业的领导人一旦认定创新项目的价值, 就会以灵活有效的机制推进项目实施,而非家族企业领导人的股权治理相对弱势使其难以获得与家族企业领导人相当的决策效率和弹性。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

然而,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的相对封闭性使其在集聚、运营社会资本方面具有天然弱势,这可能导致其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一定的抑制。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b: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弱。

假设3c: 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弱。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截止2013年底沪深A股 ( 含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 中属于信息技术行业且在2009年之前上市 ( 包括2009年) 的54家企业2009 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剔除ST公司 ( 华泽钴镍、星美联合) 及相关数据披露不详的非ST公司 ( 鹏博士、远东股份) 后,得到50家样本企业,其中家族企业31家,非家族企业19家,共计250个观测值。

面板数据来源如下:( 1) 企业产学研合作主体数据、产学研联合专利数据、专利数据均来自于佰腾网专利检索系统;( 2) 公司研发人员强度、 研发投入强度、新产品销售收入、无形资产比率均根据巨潮咨询网所披露的年报信息手工整理而得; ( 3) 样本企业相关的财务数据来自于 “WIND资讯”中国金融数据库;( 4) 本文根据公开发布的家族榜单 ( 如财富排行榜、传承榜、家族信息技术富人榜) 、国企500强榜单和东方财富通炒股软件、新浪财经、百度等网络媒体对50家企业进行了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区分。

(二)变量选择

1.开放式创新变量。本文借鉴国外学者的观点,采用产学研合作主体数[1]、产学研合作申请专利数占企业年度申请专利之比[15]这两个客观指标来表征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程度。其中,产学研合作主体数 ( PSR_ number) 表明企业对开放式创新价值的评价,产学研合作主体越多,说明企业对开放式创新评价越高,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技术创新对外部合作主体的依赖程度,产学研合作主体越多,通常合作申请专利占比 ( PC_ rate) 越高。

2.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变量。本文借鉴徐宁和徐向艺 ( 2012) 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定义,从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这三个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进行刻画[2]。

( 1) 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本文选取企业技术人员强度 ( 企业年末披露的技术人员数与员工总数之比RS_ rate) 、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 企业年末披露的研发投入与当期主营业收入之比RE_ rate) 来表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 2)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选择企业年度专利申请量 ( PA) 、发明专利申请量 ( IPA) 、发明专利授权量 ( AIP) 这三个专利类指标反映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 3) 技术创新转 化能力。本文认为,徐宁和徐 向艺 ( 2012)[2]所选取的技术资产比率 ( 无形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率) 作为刻画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存在一定局限性,它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转化,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是技术创新转化的最为直观的能力表现,因此,本文选取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 NI_ rate) 和技术资产比率 ( IA_ rate) 这两个变量来表征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化能力。( 4) 为增强指标的说服力,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表征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两个变量、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三个变量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两个变量分别提取主成分TIP、TIY、TIC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替代变量,指标值越大,说明其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

3. 企业经营绩效变量。考虑到企业经营绩效效应投射在多个财务指标上,因而本文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这两个维度出发,运用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总资产收益率 ( ROA) 、净资产收益率 ( ROE) 、销售毛利率 ( GPR)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MBRG) 四个指标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行度量,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率提取一 个反映市 场绩效的 主成分 ( MP) ,对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提取一个表征财务绩效的主成分 ( FP) ,用于测度企业经营绩效,以增强指标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4. 控制变量。本文共选取了四个控制变量, 分别为企业规模 ( Lnasset) 、企业年龄 ( Age) 、现金净流量 ( NCF) 、资产负债率 ( Lev) 。

本文对研究变量的定义详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准确地揭示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以及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拟构建了如下两组回归模型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第一组回归模型: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第二组回归模型: 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

模型1 - 模型5中,i为年份( i = 1,2…,50) ,t代表公司( t = 2009,2010,…,2013) ; β1、β2、β3、 β4、β5、β6、β7、β8、β9均为系数; εit为随机误差项; TIPit表示t公司在i年度的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TIYit表示t公司在i年度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TICit表示t公司在i年度的技术创新转化能力, MPit表示t公司在i年度的市场经营绩效,FPit表示t公司在i年度的财务经营绩效,其它变量的含义见前文所述。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从家族和非家族企业的分类样本着手,列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包括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总体而言,样本组家族企业的资产规模小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均值为21. 01,非家族企业样本均值为21. 97,即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分别为133 207. 0053万元、347 896. 266万元。

为更好地揭示分类样本在同一变量上的差异性,本文依据统计学中的 “小概率反证法”原理, 使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16],在显著性水平设置为5% 的情形下,对研究年度内的家族和非家族企业成对数据的样本均值进行了比较。整体而言,非家族企业与家族企业除了在联合专利占比 ( PC_rate)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 PA、IPA、AIP ) 、技术创新转 化能力 ( NI、 IAR ) 及现金净 流量 ( NCF) 方面差异不大 ( p值大于5% ) 之外,在其余变量上均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余变量的临界置信水平p值均明显小于5% 。

表2中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 1) 在开放式创新方面,相对于非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主体数量较少 ( 均值4. 65 < 5. 85) ,且非家族企业对产学研合作的重视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 标准差4. 06 > 3. 67) 。这表明家族企业在集聚用于支持技术创新活动的合作伙伴数量方面是不及非家族企业的,即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 搜索广度 更低。这与Classen et al. ( 2012) 以比利时和荷兰的中小型企业为对象的研究结论类似[17]。但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企业的联合专利占比总体上高于非家族企业 ( 30. 58% > 25. 94% ) ,表明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对外部合作主体的依赖性更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家族企业自身技术创新实力和资源均处于弱势状态。

( 2) 就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而言,家族企业明显强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技术人员强度和研发人员强度的均值分别为57. 03% 、11. 27% , 而非家族的分别为52. 94% 、3. 67% 。这表明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创新投资倾向, 以期在技术创新结果上优于非家族企业,这印证了Classen & Carree et al. ( 2014) 对德国的2 087家中小型企业为样本的实证对比研究结果[18]。

( 3) 就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而言,家族企业平均专利申 请量为38. 5项,少于非家 族企业的40. 36项,表明非家族企业相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提交的专利 文件数量 较多,这与Czarnitzki et al. ( 2009) 对德国270家企业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契合[6]。但不难发现,家族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大于非家族企业,这表明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发展实践中重 “质”胜于重 “量”。

( 4) 在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方面,家族企业总体上强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及技术资产比率均值分别为7. 15% 、 3. 43% ,而非家族企业的分别为6. 28% 、2. 57% 。

( 5) 就企业经营绩效而言,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之间差异性较大,且家族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家族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的均值分别为9. 41% 、13. 66% 、49. 42% 、19. 74% ,远大于非家族 企业的6. 34% 、 8. 95% 、 27. 48% 、 10. 85% 。此外,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经营绩效4个替代变量的标准差较大,其中,总资产收益率和 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 率的标准 差略高 ( 6. 96 > 5. 13 ; 22. 69 > 21. 25) ,而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毛 利率的标 准差都远 大于非家 族企业 ( 30. 08 > 8. 66; 23. 17 > 13. 58) 。

(二)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为准确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运用SPSS18. 0软件对样本的所有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由表3可知,各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大都呈微弱相关 ( 0 < | r | 0. 3) , 相关系数r最高为0. 439,处于低度相关水平,因此,研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分别表示在 0. 05 和 0.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三)回归分析——家族与非家族企业对比视角

本文运用Eviews6. 0计量软件,首先,为判别面板数据整体上的平稳性,对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其次,为判别回归模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借鉴学者刘荣茂等 ( 2007) 的研究[19], 对五组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 结果显示协整关系均存在。再次,五个回归模型经过LR与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了更为有效的固定效应模型,其中,检验统计量的值所对应概率值均小于5% ,分别拒绝了混合横截面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的原假设。最后,本文基于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家族和非家族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技术创新转化能力; 开放式创新、技术动态能力与企业市场绩效; 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财务绩效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计量模型1模型3及模型4 - 模型5的检验结果分别见表4和表5。通过观察不难发现,表4和表5中所有回归模型F统计量的Prob值均为0. 000,这说明模型是整体有效的。

1.开放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 1)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 表4的模型1表明,家族企业产学研合作主体数与联合专利占比对其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非家族企业中,联合专利占比对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虽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其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表现为正向影响,且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非家族企业中,产学研合作主体数越多,其技术创新投入能力越强,而家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促进效应有限,因此假设1a得到验证。

( 2)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 模型2中,家族和非家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技术创新产出能力都为正向影响,且均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但不难发现,非家族企业开放式创新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 2714,高于家族企业的0. 2102。这表明产学研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家族企业开放式创新对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弱于非家族企业, 假设1b得到验证。此外,家族企业的联合专利占比对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为显著正向影响,而非家族企业的联合专利占比对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无显著影响。 究其原因,在于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一旦形成产学研合作联盟,其联合紧密度就会高于非家族企业,合作研究的成果更有价值,能够更有力地促进自身技术创新。而非家族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即使有联盟体,但其运营绩效是不如前者的。

( 3)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 由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两类企业的结果截然不同: 家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非家族企业表现为显著的负向效应,且均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假设1c得以验证,即家族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更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开放式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新产品销售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比率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资产的转化; 而非家族企业产学研合作对技术资产的转化,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的增长却呈负向作用。此外,家族企业联合专利占比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非家族企业联合专利占比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呈正相关,但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说明过度地依赖外部合作主体,对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提升并无促进作用, 尤其是家族企业。

注: ( 1) 括号外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2)*、**、***分别表示在 10% 、5% 、1% 的水平上显著。

2.开放式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 1)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市场绩效。由模型4的回归结果可知,家族企业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其市场绩效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相关关系,非家族企业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市场绩效表现为正向影响但缺乏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 p > 0. 1) ; 家族企业联合专利占比与市场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且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非家族企业联合专利占比对市场绩效表现为微弱的正向影响 ( p > 0. 1) ,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家族企业通过扩大产学研合作范围,对提高企业市场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技术创新上的对外过度依赖可能会削弱自主研发能力,且难以掌控契合市场趋势的研发主流方向; 而非家族企业目前在开放式创新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处于低效率状态,没能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有效地促进企业市场绩效的提升,其对外部合作主体依赖度对市场绩效提高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 假设2a未能得到验证。

( 2) 开放式创新与企业财务绩效。在模型5中,家族和非家族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数对财务绩效均为正向不显著的影响,而联合专利占比对财务绩效均为负向不显著的关系。这表明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非家族企业,产学研合作主体数对财务绩效提高并无实质性贡献,因此假设2b没有通过验证。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 我国信息技术企业目前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尚不健全,合作效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此外,联合专利占比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负向作用在家族和非家族企业中虽不显著但均存在。这表明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过分依赖于外部合作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财务绩效的提高。

注: ( 1) 括号外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2)*、**、***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 3)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其中:

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观察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知,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对市场绩效为显著正向影响 ( 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对企业财务绩效仅表现为微弱的正向促进作用 ( p > 0. 1,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 非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对市场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财务绩效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总体来说,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家族企业,假设3a得到证实。这一结论表明,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产权机制的差异已经在技术创新投入意愿和经营绩效上得到体现: 家族企业核心股东在技术创新投入上的决策独立性,使企业领导人一旦看准项目前景,就敢于果断投入,追求较高的经营绩效; 而非家族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上需要权衡多方股东的利益,其投入意愿及其引致的经营绩效逊于家族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在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中,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为正向不显著,对财务绩效为负向不显著的影响; 非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市场绩效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 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对财务绩效表现为较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 在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 综合两组样本回归结果可知,家族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非家族企业,故假设3b得到验证。该研究结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非家族企业股东多元和合作主体多元使其拥有更加丰厚的社会资本 ( 渠道、网络、 社会关系、金融关联、政治关联等) ,加之非家族在文化方面的社会认同使其在社会传播方面优于家族企业; 而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对缺乏和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往往使其技术创新的过程可能偏离经济目标,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家族企业创新产出能力的市场绩效效应和财务绩效效应。

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与企业经营绩效。首先,就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市场绩效效应而言,两类企业都不够显著 ( 见模型4、模型5的回归结果) 。 这表明当下我国企业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处于低效率状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技术创新成果的质量不高,可转化性不强; 二是社会缺乏有效率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其次,就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财务绩效效应而言,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财务绩效效应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而非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却有效地促进了财务绩效的提高 ( 详见模型4、模型5的回归结果) 。综合而言,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弱于非家族企业,故假设3c通过验证。

通过对模型4和模型5回归结果的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财务绩效效应方面,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能力、产出能力、转化能力均与财务绩效关系不显著,即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不敏感, 而非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能力的提高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财务绩效,但其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却显著地促进了财务绩效的提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印 证了Sharma et al. ( 1997)[20]、Habbershon & Pistrui ( 2002)[11]、Astrachan ( 2003)[13]的研究结果,即家族企业发展的目标与非家族企业存在一定差异,其并不限于财务绩效,更多的是关注家庭稳固 ( 如代际传承、 所有权转移等) 问题。

五、主要结论

本文以IT行业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开放式创新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开放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家族企业集聚技术创新资源的能力较弱,自身创新资源相对不足使其对外部合作主体的依赖度较高; 家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较强,且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产出的质量; 总体而言,家族企业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优于非家族企业。

第二,开放式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力的提升作用更多地体现在非家族企业,而在家族企业中,这种作用十分有限; 但开放式创新却能显著增强家族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而这一效应在非家族企业是负向显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这种结果,是两类企业的产权机制的不同引致的在技术创新决策上的差异带来的, 换言之,家族企业由其产权机制决定的决策机制使其在推进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方面更有效率。

第三,开放式创新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市场绩效提高,但并不能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做出实质性贡献,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不协调,蕴含或反映出开放式创新是一种高成本运转的创新机制,任何追求形式不求实效的开放式创新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产权机制及其决定的技术创新投入决策机制差异,使家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能力对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家族企业; 而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相对不足使其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弱于非家族企业。因此,家族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扩充社会资本的机制来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