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

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精选6篇）

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 篇1

20世纪的中国面临了几次重要的变更, 这些变更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物质基础, 早在清朝末期就有洋务派率先发动的“洋务运动”, 之后又有“维新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78年的改革开放”等。总的来说, 20世纪的中国画一直包拢在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下, 倡导科学性和大众化的绘画模式, 并以摒弃清末流行的非科学性和文人化的绘画元素为主。

一、从“同文馆”到“土山湾工艺所”

清朝末期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西方科技力量的强大, 因而力争进行改革, 1862年, 奕䜣奏请创办了北京同文馆, 主要是习通外文;同文馆作为开风气的一个举动, 无疑是走出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一步。之后洋务运动在教育事业的道路上继续推进, 创办了翻译、海军、工程、兵器、通讯、矿务等多方面新式学堂, 并于1870年开始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这些努力都给近代绘画的成长提供了较为良好的基础,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之后绘画、报刊事业。

西方绘画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例证之一“土山湾工艺所”, 其前身是一所孤儿院, 1864年迁至徐家汇南面肇家浜沿岸的土山湾, 主要制作绘画、雕塑等宗教艺术品, 虽当时在广州等地也存在很多作坊式的外销画馆, 但土山湾是相对正规的教育场所, 著名的月份牌画家徐咏清就是土山湾画馆的毕业学员。另一个从土山湾画馆走出来的画家周湘, 是中国最早开办私立美术学校的西画教育者, 在1911年创办“中华美术学校”前他就开办过较小规模的图画传习所, 中华美术学校主要课程是画布景, 据资料记载汪亚尘、陈抱一、刘海粟、乌始光、丁悚等都曾接受过他的教育。

二、从“以美育代宗教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

“以美育代宗教”是蔡元培在1917年的一次演讲上提出来的, 他认为:美感是普遍性的, 可以破人我之偏见……在教育上应特别注意。1美育思想的形成借助于康德哲学, 旨在培养, 与20世纪初洋务派倡导的“速学”相对看得更远。之后在全国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中国绘画的几条发展路子:其一是以徐悲鸿为主的写实主义, 其二是以岭南画派为主的折衷主义, 其三是以齐白石为主的传统水墨, 其四是以林风眠为主的现代主义, 还有盛行于上海等地的西方现代派。

战争的混乱局面使学校无法正常上课, 人们的视线到也自然而然地投向了革命斗争。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庞熏琹就是一位受到革命启发而在画风上有所转变的画家, 内战开始后他开始意识到绘画本身的社会存在性, 从他的一段文字中便可获知 (这时的庞熏琹已随学校迁到了昆明) :“……我逐渐认识到绘画不只是为了表现自我, 强调个性是片面的。根据自己的经历, 根据国家的情况变化……题名《路》, 画的内容包括几个阶段:人民受压迫……人民觉悟……人民反抗……。”2这种革命观念在革命区体现的更为强烈, 大量反映时代苦难、呼吁革命的版画应运而生。在革命过程中使用版画的形式是效仿苏联革命的先例, 利用了版画取材简便、短时创作和可大量复制的优越性, 成为了革命区主要的绘画方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导精神开展后, 版画在内容、风格上有了一些变化, 主体风格由之前的“革命画”转向了“光明画”, 并且结合了许多民间趣味的创作元素, 这也是建国后所倡导的新年画的源头。

三、从“新年画的工作指示”到“两结合”

建国后人们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 这一时期体现在艺术家笔下的绘画风格大都是表现社会建设、家园幸福的美好场面, 不过政治的干预很快就使绘画风格统一于其需要的效果。延续在延安推行较好的新年画创作方式, 1949年11月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新年画的工作指示》, 在这一指示中明确指出:……宣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愉快的斗争的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 在技术上, 必须充分运用民间形式……反对某些美术工作者轻视这种普及工作的倾向。3这项指示将绘画固定到了一个模式当中——现实的、革命的和民间趣味的结合。就此新年画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幸福婚姻》等, 这些作品都是有关生产劳动和社会新风尚的内容;其次还有结合民间趣味的具有浪漫色彩的年画作品, 如《乘风破浪各显神通》。

由于社会较为安定的有利条件, 绘画的种类逐渐恢复增多, 国画、油画、连环画等都有所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愈演愈浓的政治风波, 艺术被深深卷入了这个漩涡, 许多有着扎实功底的艺术家由于被批判而几乎脱离艺术创作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工农兵的基层艺术爱好者, 因此这一时期的绘画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夸张性和一定的样板性。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的膨胀思想就产生了不少夸张性很明显的作品, 如《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咱村又添两座山》等。

四、从“绘画的形式美”到“商品意识的凸显”

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出现了一篇观念转折性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不仅扭转了国家总体上过于感性化的政策, 也解除了笼罩于绘画之上的框架。对形式美的追求和小人物的扑捉变成了创作的主题, 如《父亲》《大地的女儿——献给烈士张志新》, 可以看出这些绘画不但力求真实性的表现, 同时也充满了对前期生活的反思、对艺术本身的反思。建国后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由于国家的不成熟和个人的不成熟造成的后果是惨重的, 因此改革开放后的画家们大都在描绘历史、反思历史, 寄托自己悲伤的情绪, 如《为什么》《青春》等。改革开放不仅打开了市场的大门, 也打开人们的封闭的思想, 画家又开始整理、学习自己的传统和西方的艺术。可能由于“圈养”太久的缘故, 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似乎是以迸发的状态表现的, 1979年9月的星星美展开启了艺术向“形式美”进军的第一步。85思潮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表现强烈, 基于当时涌入的欧美现代绘画, 中国画家模仿并探索着自己的表达方式。总的来说, 20世纪后期绘画所传达的信息能让人轻松接受, 不带有激烈的革命色彩、没有深邃的理想精神, 回味之余多了一些似有似无的批判性质, 如《革命家庭》《大批判:万宝路》等作品。

中国绘画在迈入20世纪后面临了一种窘境, 在如何进行艺术的过程中, 处于一种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局面;而在探寻艺术本质问题上, 又处于一种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的复杂状况。最终中西融合成了百年来中国绘画发展的必经之路, 可能这种方式会导致传统中国绘画失去很多, 但相比之下得到的却更多, 那就是生命得以延续。

摘要：社会的流行思想对大部分人的审美牵制是有效的, 而社会流行思想又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喜好需要, 这是不容置疑的粗略计算,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绘画状态, 也是大致上符合这一需求变化的。同时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化生活空间是构成一些列思潮变化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的绘画在这一环境中大致经历了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中西融合的两大变化。

关键词：土山湾,美育,新年画,两结合

参考文献

[1]《20世纪中国艺术史》-吕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朱伯雄、陈瑞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3]《中国现代绘画史, 当代之部》-万青力、李铸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

[4]《现代化与百年中国美术》-顾丞峰-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

[5]《中国近现代史》-李侃等-中华书局-2004.

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 篇2

侧记一：等会儿你补充这方面，小杨指着资料袋片段如此提醒小王；这个问题我来说，小许小声对小黄说；还是我们先来吧，先说的更好说，小杨总是那么大方。用这样的方式上课，大家觉得有收获吗？小钟微笑着使劲点头。

侧记二：如何取个好名字？同桌捆绑式，进行汇报总得有个响亮的名字，看看他们，短时间一合计，着调不着调的都是当下最真实的反应，砺进小组；和平小组，阳光小组，长青小组，低调小组，高调小组，互帮小组……人人都是参与者，顿时有了不一样的鲜活。

侧记三：乐于分享，学有质量。当你把权利给了孩子，真的是不一样的景观，我惊喜地发现，对于一篇没有任何预习的课文，他们能够提出如此有价值的问题，真正走入文本。如：“美丽在文中出现了几次？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居里夫人身上具有什么品质？”“从爱因斯坦的评价可以看出玛丽居里是个怎样的人？”“我发现了一二自然段都出现了“百年”这个词，作者为什么这么写？“文章采用了倒叙的手法，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不仅聚焦了课文的内容，还指向了表达，可见当学习的主动性一旦被激发，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在互助汇报中，有些小组还聚焦了“资料链接”进行补充。老师呢？点拨，梳理，课堂景观有了改变。于是我迅速记录了这种“学”的课堂，欣喜看到这样的改变，更为这个课题的实施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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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的抵制日货运动 篇3

对日本货的第一次抵制运动发生在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二十一条》，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

当时，抵制日货的暴风源是上海，沪上各界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5月9日，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举国视为奇耻大辱，这一天，被定为“国耻日”。上海、廣东等十多个省份的商会通电反对，抵制风潮随即席卷全国。正是在这次风潮中，中国的民族工业第一次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数以百计的工厂涌现出来，生产中国货以替代流行的日货。此后每年的5月9日“国耻日”都成为了抵制日货的动员运动。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军事和经济敌人。

对日货的第二次抵制风潮发生在日本入侵东三省的1931年。据《时代》周刊的报道，此次日货抵制运动的激烈化和全面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在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近2/3。

对日货的第三次抵制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期，这又有了新的发生背景和特征。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邓小平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日本，他带去的唯一诉求是，渴望得到日本企业的投资。当时的日本企业也成为开放中国的最积极的参与者，80年代可以说是中日经济的“蜜月十年”。

进入90年代后，情形又变了。首先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国家和企业竞争力大幅下滑；其次，中国本土企业经历了十年磨炼，基本上完成了轻工业的产业布局，于是，一场振兴民族品牌的经济运动水到渠成般地开始了。与前两次相比，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战”，中国企业在价格、规模、技术和行销传播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攻击，并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及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日本也不再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竞争对手。

在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一些城市再次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货行动，然而我们看到，除了砸日本品牌的汽车泄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成规模的产业抵制。这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百年来，中国真的比以前强大太多了，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理性和更自信的方式来处理睦邻关系，中日是否“必有一战”我不知道，但是，中日必然一起“站”在东亚，却已是数千年的历史。

中国语文运动百年档案 篇4

一、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 是指源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取得成效的汉语书面语的改革。

白话, 起初是一种文学主张, 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我手写我口”的口号;维新派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 废文言”的主张。五四文学革命, 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 涉及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政治领导等巨大变化, 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为白话文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李大钊的功绩就不同凡响。倡导白话文的重要阵地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陈自己就在《新青年》第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 提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从文学形式上提倡白话文学。1918年5月, 《新青年》第4卷5号开始完全改用白话文, 同期刊登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2月, 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 使它又成为宣传实践白话文的又一重要阵地[1]。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功绩是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取得了书面语言的政治地位, 它有利于童蒙和民众学习语文接受基础教育从而使国家富强。从此, 汉语系统开始了现代汉语的阶段。

二、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是推广汉语标准语、弥补交际中方言隔阂、谋求民族共同语形成的运动。1902年, 京师大学堂 (北京大学前身) 总教习 (相当于今天的校长) 吴汝纶去日本考察, 见到日本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很有成效, 回国之后, 提出中国也应该推广国语, 中国的国语应以北京话为基准。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 在北平召开“中国读音统一会”, 确定了以“京音为主, 兼顾南北”且具有入声 (注:音节以塞辅音收尾, 北京话入声已消失) 的国音, 这就是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1919年4月, 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 《国音字典》编辑出版, 这是个“折衷南北, 牵合古今”的产物, 实际生活中难以应用, 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其他方言区推行都遇到困难和阻力。1920年,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 爆发了“京国 (京音与国音) 之争”。南京高师张士一发表文章, 主张“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 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纷纷开会响应, 甚至作出了“不承认国音, 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 “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 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 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 即新国音, 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1928年, “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编辑刊物和图书、编制关于国语之各种统计等[2]。

1932年5月, 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 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之后的国语广播, 都以此为标准。相应地在母语教育方面, 小学语文改用白话文, 国文课改称国语课。应用文和文学作品逐步改用白话。

国语运动确立以北京语音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 并使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在学术理论和今后国语推广运动和推普运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白话出现了中文半文半白和欧化两种倾向, 又脱离了老百姓语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提倡文艺语言大众化, 提出“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这些理论推动了今后许多人的语言实践。这些讨论的主要倡导人是瞿秋白, 他提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 批判半文半白的白话文和直评式的欧化文章”, 并带头开展普通话涵义和建设普通话的讨论[3]。一批语言界、文化界的人士参与了进去, 尤其是有陈望道、黎锦熙等语言学家唱主角。

文艺语言大众化运动在学术研究方面, 比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更大的成果。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起到对“我手写我口”简单化认识的纠偏作用;开始注意到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提出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问题, 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四、台湾国语推广运动

台湾国语推广运动, 指的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 旨在帮助“恢复台湾同胞应用祖国语言声音和组织的自由”的汉语推广运动。“台湾初归祖国, 因受日本人50年的文化压制, 年轻一辈的人, 只知有日语、日文, 而不知有祖国语文;六七十岁的老人, 虽然会说闽南话及用‘孔子白’读书, 但仍多不了解方言与国语的关系。”[4]在这种情势下, 以魏建功先生为首的一群语言学家临“难”受命, 在台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领导推行国语的工作, 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 对国家的统一大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6年3月, 台湾省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所。同年4月, 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 公布组织规模, 由魏建功担任主任委员, 何容担任副主任委员;1947年6月,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改组, 何容任主委。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订《国音标准汇编》, 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魏建功以其语言文字学家的深厚学养和从事国语运动近20年的丰富经验, 提出了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一是实行台湾话复原, 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二是注重用国音读字, 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三是研究台湾话与国语的词类对照;四是利用注音符号, 贯通中华文化等。

国语推行委员齐铁恨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 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 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 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 供学国语的人收听, 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教, 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 学习标准的国音。1948年2月, 台湾各县、市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 形成推行国语的全面性行政体系。1948年6月, 台北市设立“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闽台区办事处”, 加强指导闽台地区“国语”推行的工作。并令专委何容负责筹划, 将北平《国语小报》移来台湾, 改名为《国民日报》。经过三年努力, 当时全台湾600万人都说国语。一直到今天, 台湾人的国语水平远高于大陆闽、粤诸省普通话水平。

五、文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运动

新中国的语文运动基本上就是文字改革与普通话推广运动。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制定方针与政策、确定标准和任务并大力推广;后一阶段是正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

1. 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又以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1)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时期。新中国成立后, 普及文化教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语言文字工作。1951年6月6日,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 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 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确定了当时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等现代汉语用字规范, 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定义, 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的现代汉语规范。1958年,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这一时期 (文革中语文工作基本停滞) , 由于上下齐心、全社会重视, 产生不少学术成果, 取得了不少成绩。

(2)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时期。1985年底,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召开了全国会议, 提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普通话推广方面, 出台了《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开展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汉字规范方面, 对社会用字混乱现象进行标本兼治;宏观管理机制得到了加强, 并着手讨论推广普通话的立法问题。港澳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工作也开始实施。

2. 第二阶段。

2000年10月31日,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经人大审议通过, 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它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0多年的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经验, 体现了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 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 国家通用文字是规范汉字。法律规定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 但是不少地方却开始启动地域方言保护议案, 把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对立起来, 如上海、广东、四川等省份。方言影视、方言广播重新兴起。这是一个引人沉思的问题。

六、汉语的国际推广

“汉语的国际推广”的提出始于2005年,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改名为“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它是一项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是50多年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扩展、深化和重大战略转移。要在全世界推广汉语, 把其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使世界人民认识、了解、认同以至于尊重和吸收中华文明, 最终为提高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构筑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汉语国际推广的近期目标是在全球办好孔子学院, 现阶段任务和目标是扩大国际汉语教育的影响, 提升汉语的国际应用价值, 吸引更多的世界民众学习汉语, 让学习者能高效率地掌握汉语, 提高用汉语进行交际活动的能力。主要工作还是培训教师 (包括汉语志愿者) 、编写教材杂志读物、开展网络汉语教学、实施汉语水平测试。

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汉语的国际推广, 不仅扩大了汉语、汉字的影响, 也加深了对其本身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太原:书海出版社, 1996.

[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商务印书馆, 1934.

[3]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跨越百年的美丽教学反思 篇5

我在备课时想力求通过引导学生理解、体会文章中含义深刻的句子，用有感情的朗读来表达出学生的感悟和体会，进而真正明白“跨越百年的美丽”的深刻内涵。但是，作为一篇声情并茂的散文，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细细琢磨，加以品味的，对于这样一篇初三教科书里也有的课文，六年级的学生理解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怎样才能让学生感受到居里夫人的这种人格魅力呢?我想，首先要让学生对居里夫人有所了解。所以，在进入课文学习前我就出示了居里夫人的简介，学生一下子就对居里夫人产生了敬佩之情，为理解“美丽”做好了铺垫。

在课文的学习中，我放手让学生自己读，自己理解，大胆交流，给学生充分的思考和交流时间，整个课堂教学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只是做适当的指导。事实证明，学生在字里行间中都能感受到居里夫人的美丽，说的比我预想的好得多。

但整一堂课学生的朗读还不够，以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指导，怎样使学生把对句子的理解和朗读有机的结合起来。

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 篇6

不仅如此，天梭也为世界顶级综合性运动会提供计时，在过去数十年见证了许多体坛的重要时刻，其中包括2013年世界大学生夏季及冬季运动会、200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泛美运动会、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亚运会以及今年即将于韩国仁川举行的第十七届亚运会。

时至今日，精准计时和实时传输比赛结果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天梭总能成功地挑战极限，每一步都始终如一地追求精准，令比赛变得更为激烈。

悠久的计时传统与领先的制表历史

公元前49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马拉松比赛，拉开了人类对运动痴迷追求的序幕。从此，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们开始痴迷于了解和比赛成绩、距离、胜利者以及速度相关的信息。诞生于1853年的瑞士著名钟表制造商天梭，与运动的不解之缘可追溯至1883年，天梭开始为体育运动赛事制造专业的计时器。1938年天梭为在瑞士维拉斯举办的滑雪比赛提供计时服务，正式涉足体育运动计时领域。百余年来，天梭始终致力于以先进的技术成功地为众多世界级运动赛事提供官方指定计时，确保各项数据的准确记录和传输。

水上运动

1938年，天梭推出了可以在水上运动中佩戴的Camping系列腕表，致力于水上运动钟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该系列腕表采用当时最为先进的腕表制造技术，旋入式闭合系统保证了腕表卓越的防水和防尘性能，精钢表壳配以坚实的表镜，防磁性能卓越，成为当时运动腕表的杰出佳作，得到了众多钟表爱好者和军队人员的一致青睐。1956年，随着防水、防尘、抗磁干扰技术日益成熟，天梭推出了海星（SEASTAR）系列，废弃原来的塑料涂漆技术，转而采用压力环。1969年，天梭恒星（SIDERAL）系列凭借玻璃纤维表镜和瑞士精钢单体表壳而闻名于世。它是由著名设计师Lucien Gurtner设计。“恒星S”款的表壳不仅防磁而且拥有卓越的高防水性能。

2014年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天梭海星1000系列腕表受到了众多潜水钟表爱好者的瞩目，这是一款全新的自动机械潜水腕表，融入了前沿的时尚设计，性能一流，可以抵御300米的水压。自动排氦阀门以及逆时针单向旋转表圈，高亮度的夜光指针和刻度，为潜水者进入深海的安全提供保障。

足球运动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天梭全新推出时捷系列世界杯特别款腕表，采用专为足球比赛的计时而设计的机芯，具有足球比赛半场计时和加时计时的功能。该款腕表的设计灵感源于世界各国国家队的战衣，并融合了丰富的色彩。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之一，足球比赛是一项对技术和时机把握都极具要求的体育运动，它结合了灵敏、速度和力量，在裁判吹响半场结束的哨音之前，每一分钟都有进球的机会，因而可以说掌控了时间就掌控了取胜的关键。天梭与足球的渊源由来已久。1967年，天梭赞助了香港足球联赛，并向当年的最佳运动员奖获得者Chung Kai-Ming赠送了天梭腕表以示鼓励，开启了天梭与足球的联姻。1976年，天梭推出足球计时码表，通过色彩鲜明的指针与刻度，清晰、准确地为足球比赛的上下半场计时，帮助裁判员更为精准地掌控比赛时间。

登山运动

2014年，天梭再次捍卫自己在腕表材质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推出世界上首枚太阳能动力觸屏腕表，将传统瑞士制表技术与现代高科技完美融合的腕表再次书写瑞士制表历史。太阳光线照射在表盘上，不仅能让具有Super-Lumi Nova环保涂层的刻度和指针在黑暗处发出夜光，更能作为动力来源，为腕表充电。

天梭一直致力于生产适合极端天气状况和地理环境下使用的计时产品。从1957年开始。世界众多知名探险家在进行探险活动时都选择佩戴天梭腕表。1999年，诞生了全球第一款高科技触屏腕表T-Touch，革命性地刷新了世人对传统钟表的看法，也为世界钟表制造历史所记录。佩戴者可通过指尖触摸腕表水晶玻璃表镜，启动并轻松读取六大功能数据，包括天气预报、高度计、读秒计时、指南针、响闹和温度计。强大的实用功能使它成为户外运动的好拍档。

赛车运动

在与赛车运动的渊源中，天梭通过对赛事以及赛车车队的赞助，展现品牌对激情运动。精准时计以及突破精神的不断追求。天梭PR516腕表诞生于1956年，10年以后，凭借着独具匠心的广告设计获得了业界大奖，成为天梭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手表系列之一。这款腕表的设计灵感来自于赛车的方向盘，配备了悬挂式机芯，横向和纵向的抗震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自1976年为布拉汉姆BT44赛车提供赞助开始，天梭一直担任F1大奖赛的合作伙伴，并先后为恩赛、雷诺、莲花等车队提供赞助。卢利斯·凯塞尔（Loris Kessel）作为当时名声赫赫的赛车选手，一直佩戴天梭腕表参与各项比赛。天梭与赛车运动的精密合作，无一不展现出品牌对勇于突破与挑战精神的崇尚。

自行车运动

一直以来，天梭都活跃在众多自行车运动项目中，包括公路自行车、场地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BMX项目。从1964年开始，天梭便担任多项赛事的官方的计时，随后1988年、1990年和1991年的环法自行车赛，1989年世界自行车锦标赛，1990年和1997年环瑞士自行车赛，2008年开始至今的山地自行车杯赛，以及2010年开始的环诺曼底自行车赛，天梭都为比赛提供精准的计时服务，并以精准的精致天梭钟表奖励比赛的获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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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梭竞速触屏系列腕表，外观设计延续了竞速系列灵感源于摩托车运动的风格，11项卓越触屏功能，铝质表壳与多元配色，使佩戴者尽情体验运动的快感。

现代的计时技术与创新的计时精神

为综合性运动会计时

在现代体育运动中，计时、计分和统计数据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比赛倒计时和名次的排定，所有的分析和统计数据对体育运动爱好者、教练、运动员、赛事评论员、媒体等均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天梭不仅能够与国际顶级体育赛事合作，还成功地为亚运会等综合性体育赛事提供计时服务，足见天梭技术团队的精准与专业。综合性运动会中的计时工作十分复杂，对计时和比分的统计精准性有极高的要求，每项运动的计时和数据管理系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来没有一种万能的解决方案。比如，亚运会中有篮球项目，就需要计分和为比赛计时，但是，对于田径项目，则需要计时和统计最终排名。因此，针对每项运动都需要使用不同的计时硬件，同时配备不同的组织和后勤管理方式。为了确保在综合运动會期间为各国选手提供最精准的服务，天梭携手体育赛事合作方以及瑞士计时公司共同开发了一系列尖端的、基于信息技术的计时系统，以帮助每一位体育运动爱好者以及专业人士更好地解析和享受精彩激烈的体育比赛。无论您是身在现场还是电视机前，天梭都可以提供最详细、精确的计时、比分和统计信息，让全世界的观众在观赛的同时，得到卓越的计时享受。

为击剑比赛计时

击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动之一，对精准的要求极高，而且得分过程难以观察和记录。击剑比赛计分和计时工作中，最让人头疼的地方就是如何判断谁先刺中。这时，科技就显示出了自身的威力，在裁判无法用肉眼判断时，必须依靠计分系统和高速录像回放。天梭提供的计分和计时系统使用高速摄像机记录击剑比赛，并且一旦感应到被剑端刺中，该系统会立刻自行启动刺中动作前三秒和后两秒的记录，裁判可以查看记录，并作出决定。所以，天梭可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

为利于、乒乓球、橄榄球比赛计时

2009年，天梭正式成为国际篮联的全球合作伙伴，开始了与国际篮联多年的合作。天梭不仅为FIBA举办的锦标赛提供最顶级的计时与数据管理服务，而且通过出色的销售网络与国际篮联在全球范围内为所有的篮球运动爱好者推出独一无二的腕表。2013年，天梭开发了同步计时系统应用于2014RBS六国橄榄球锦标赛，实现现场同步比赛时间。2014年，天梭成为ITTF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官方指定计时，为此，天梭开发了一系列展现技艺和信息技术的计时系统，史无前例地为乒乓球爱好者、教练、运动员、赛事评论员、媒体及相关人员提供实时更新的比赛统计信息，更好地解析和享受精彩激烈的乒乓球锦标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