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论文

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论文（精选6篇）

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论文 篇1

一、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运行机制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牵涉到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多方关系, 若按普通债务纠纷诉讼运作, 可能造成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损失的扩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从受理到最终判决可能要半年时间甚至更长, 在这么长时间内, 涉讼公司及其股东完全有可能做出诸如抽逃资本, 转移债务等行为, 来加剧债权人的损失, 同时也会给日后法院工作带来不便。

为了确保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健康发展, 窃以为可以设置特殊司法运行机制来操作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要么还公司一个健康人格, 要么剥夺公司本案人格。务必动用最小的司法资源换取最大的诉讼效应和社会效益, 发挥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优势, 使当事人满意, 使经济流转顺畅, 使社会局面和谐。

二、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启动模式

1.原告主动提起

被动性是司法的一大特征, 无诉便无讼。只有当事人向法院伸出求助之手以期待司法公正时, 法院才能启用司法程序, 通过程序公正维护实体正义。有人设想, 可在公司设立过程引入司法审查权, 借助司法力量预防未来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被滥用的危险发生。这种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试想一下:A法院在公司设立时曾对其予以审查、认可, 使B公司具备“健康”人格。后来B公司出现滥用法人人格现象。C债权人告于A法院。A法院受理并支持了债权人C的诉请。事实上,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 会不断想起自己的事前审查存在缺陷导致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如此一来, 法院的中立性将受质疑, 判决公正性和威严力也大打折扣。故而,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应当由原告提起, 法院通过审理予以否认, 法院决不能诉前介入公司行为。这种提起引发的诉讼可称为“主动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2.法院依职权提起

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时, 并未明确要求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公司存在严重的滥用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 已给债权人带来巨大损失, 如仅依照债权人诉请, 无法保护他的利益。这时, 法院可依职权将公司法人人格予以否认, 责令公司背后的滥用行为人承担相关责任。这种法院依职权提起引发的诉讼成为附带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三、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初步证据规则

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往往手段隐蔽, 外部人很难找到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就设置严格举证障碍, 势必造成原告诉讼地位失衡。依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据原理, 允许原告初步证明自己权益在被告目前状态下难以保全, 且被告有滥用法人人格之表象, 如异常人事变动、频繁银行资金流转等。这时法院可基于缓和原告举证责任, 加重被告举证负担的规则, 要求被告在举证时限内证明自己没有滥用法人人格, 如不能证明, 则进入庭审阶段;若被告提交自己没有滥用法人人格证据, 法院可对其审查, 若发现证据明显存在虚假捏造, 则直接启动法人人格否认程序对其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如被告证据明显合理则驳回原告起诉。

法院对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作怎样评判而采纳、采信呢?可结合滥用法人人格的构成要件将证据形式化以下四点:

1.被告的资质

法人人格否认是以法人人格取得为前提的, 倘若没有取得法人人格, 原告可直接诉讼相关人以弥补其损失, 无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之必要。正是基于公司具备了法人人格后, 其独立人格又被他人滥用, 导致相对人利益受损, 依靠公司赔偿已不能满足, 这时才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来更加全面保护自己利益。故, 原告起诉时所提请的被告当有法人人格。

2.滥用行为的界定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无疑是用来惩罚相关人的“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常见的“滥用”行为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1) 不正当控制

不正当控制, 是指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通过控制而实施了不正当的, 甚至非法的影响。从原则上说, 股东因出资或持股较多而控制一家公司, 本身并不能构成股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理由。法律将公司设计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 要求其能够独立行为, 如果一个公司成为另一个公司争取利益的工具, 并且丧失了独立行为的能力, 已经不符合法律承认这个公司独立地位的目的, 应“揭开公司面纱”让不正当控制者承担责任。

(2) 过度控制

如果说不正当控制是关联企业常见的滥用法人人格形式, 那么, 过度控制便是母、子公司间的顽症。

母子公司本各有其独立的法人人格, 但由于母公司的过度“管理”使得子公司独立地位逐渐丧失, 沦为母公司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过度”行为表现为:严格控制子公司的资产收益, 全权任免子公司的董事、经理, 直接干涉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等等。当此种“过度”情形显见时, 母公司当承受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的责任。

(3) 混同

混同, 包括财产混同和人事混同。财产混同, 是指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或其他公司财产混同, 难以区分。财产混同使有限责任机制成为泡影, 而且也极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财产, 非法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和责任, 同时个别股东会趁机侵吞公司财产。财产混同还可能是利益一体化, 即公司的盈利与股东收益之间没有界限, 公司盈利可随时转化为公司成员个人财产或转化为另一公司财产。财产混同毁灭了法人的独立财产原则, 使独立人格丧失。常见财产混同现象易发生于“夫妻公司”、“家族式公司”。

人事混同, 是指公司的高层人员和其他公司的高层人员混为一体, 难以划分。人事混同的典型形式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行为人妄图利用“公司”这个神秘面纱来获取个人利益。但是交易相对人基于对公司责任承受力的过分信任导致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所以必须否认这类公司法人人格, 以救济利益受损方。

滥用行为除了常见的不正当控制、过度控制、混同、还有欺诈、脱壳经营、抽套资金、交叉投资等方式。

3.非滥用行为的认定

滥用行为是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 但决不是唯一因素。有些经营公司者既不清楚公司为何物, 更不了解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在公司林立的视觉刺激下注册公司, 虽行为人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过错, 却客观上给相关人造成了重大利益损失。为了最大程度保护相关人, 维护诚实信用原则, 可对其公司法人人格予以果敢否认。

4.后果损失的判定

基于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盲目经营, 必须造成相对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损失。若没有损失存在,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便失去了意。所以,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必须要有损害的发生, 至于损害能否以潜在的形式出现, 窃以为不能一概否决。当潜在的危险足以导致利益无法实现时, 当然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如果潜在的危险不会造成利益丧失, 则不能使用。

法院在采信当事人双方提交证据时是否要求原告提交被告主观因素介入了滥用行为?没有必要, 因为在现实中行为人无意识的利用公司这个特殊主体从事了一些不正当行为导致被诉, 法院不能强求他的主观心态, 基于潜意识的动作不应成为责任承担的必备要素。

四、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判后效应

1.判决后的法院作为

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加强,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争议的概率极大提高, 法院成为定纷止争的必然场所。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与日俱增, 法官个人承办的案件也是堆积如山。为了节省司法资源, 减少诉累, 当庭宣判的操作性极度减弱, 特别是民事案件。当下法院流行“邮寄判决”,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在被告一方, 为了争取逃脱执行时间, 通常不会签收判决, 而是将之“完璧归赵”退回法院。在法院一方, 判决一经寄出, 承办法官便把精力转向下一个案件, 不会重视也无暇顾及被退回的判决。在原告一方, 本着对法院的信赖, 怀着激动心情等待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 当他将强制执行申请材料毕恭毕敬呈上法院时, 发现被告竟没有签收判决书, 只能等待漫长的公告送达了。

这样, 从判决寄出到公告送达期限届满, 一段“宽容”的日子使被告方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来抵抗执行。所以, 法院在法人人格否认判决作出后必须积极作为, 切实维护原告权益和捍卫法律尊严, 这种作为就是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个案公示制度。

2.个案公示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个案否认, 也就是公司在某一案件中人格被暂时否认了, 由其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但是, 作为一个法人实体, 公司依然存在, 它完全有资格从事未来的商事活动, 并且仍可享受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待遇, 这无疑加剧了相对方的风险。为了将危险降至最低, 法院可在法人人格否认判决后采用公告形式说明涉诉公司的个案否定情况, 同时提交一份备案于公司登记的的工商行政部门, 以监督公司背后的责任人及时履行义务, 尽快恢复公司的法人人格, 否则, 公司法人人格将会严重缺陷, 妨碍该公司从事商事活动, 当公司背后的“人”履行了判决, 公示即撤销, 公司法人人格重新健全。

小结

法人人格否认诉讼, 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诉讼, 法院一定要谨慎行使手中的裁量权, 利用公司法一般原理, 参照国外司法判例, 仔细分析案情, 做到不枉不纵, 既杜绝滥用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又敢于拿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惟如此, 才能在保护利益消损者基础上, 使公司健康运行, 完善我国的公司制度, 创造国民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

摘要：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至今, 法人, 这一原本改革开放的宠儿, 在市场经济下, 其法人人格资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将法人作为“拟制”人格, 赋予其民事权利, 以使公司制度更加完善, 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发生了由赋予法人以人格到否认其人格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法人人格剥夺, 追责公司背后的真正“黑手”, 从而达到维护债权人利益乃至净化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在立法层面, 否定法人人格是笔成勾画之事, 但若要在司法层面, 准确把握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确非易事。它包括了被告确定, 公司滥用法人人格行为, 法院判决效力等诸多难题。笔者从法人人格否认的运行、启动模式、判后效应三个方面阐释法人人格否认的诉讼机制。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公司,滥用,法院,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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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论文 篇2

公司法人人格是指公司以其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主体资格。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债务承当责任，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又称“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立的一种法律措施①。探究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价值两面性，也许我们能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找到缘由。书中曾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于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应运而生，其首推19世纪后半期于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U.S.V.Milwaukee Refrigerator Translt Co)一案中确立的“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本质日本学者森木滋曾作过这样的精辟解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是指对照法人制度的目的，就某一公司而言贯彻其形式的独立性被认为是违反了正义，衡平的理念，并对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全面的否定，而是在承认其法人存在的同事，只就特定事案否定其法人人格的机能，讲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视为同一体。”②(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特征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作为在特定情形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和维护，当公司法人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被滥用打破，它作为一种事后救济手段出现，是对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一种风险的与权利的平衡，实现了“矫正的公平”。它具有以下特征：

1.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虽然具有否认法人人格的功能，但它是针对具有法人人格且人格被滥用的公司。若一公司未取得合法独立人格，它就不能行使法人的权利，其行为和后果将视为无效，也就不存在债权人要求股东就公司实体行为或债务直接承担责任，也不存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必要。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才有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不是对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否认，而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恪守。

浅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3

[关键词]公司；有限责任；人格独立；人格否认

引言

公司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公司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所谓的股东有限责任是指公司的股东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责任。公司相对于股东而言是独立的，公司有自己独立的财产、独立的名义、独立的责任，公司以自己的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公司人格独立。基于人性的本能，基于商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公司股东由此就有可能滥用自己的有限责任，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因此，为了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实现公平与秩序的价值，[1]立法者在《公司法》中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一、人格否认制度的价值

（一）保障公司法人制度的有效運行是其内在价值

公司在运作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股东滥用权利的情形，当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从而使公司与公司法人制度设立时的初衷逆向而行时，利益相关方就可以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为依据突破公司人格独立制度要求“隐藏”于公司背后的股东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从而使意欲滥用自己有限责任的股东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此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保障公司法人制度的有效运行的内在价值则就显而易见。当然，这种对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否定只是针对特定法律关系的否定，并没有动摇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公司法的基石，反而弥补了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因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保障公司法人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其内在价值。[2]

（二）平衡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其基本价值

股东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股东在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为了鼓励更多的人设立公司，为了打消股东设立公司时的种种担忧于是就确立了股东有限责任制度。股东有限责任的确立使得股东设立公司的积极性越发高涨，同时也为某些股东滥用权利侵犯债权人利益创造了条件，为了平衡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这种不对等的利益关系，于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应运而生。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天平的债权人一方增加了一颗砝码，使得原本向股东一方倾斜的天平得到了很好的平衡，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财富的流动和创造。因此，平衡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价值。

（三）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是其最高价值

公司是基本的企业组织形态，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细胞，公司法人制度是公司这一细胞的生存法则，没有了公司法人制度公司细胞就无法生存。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又是公司法人制度的有力支撑，没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人制度就会大打折扣。然而，公司这一社会细胞要想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要承担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公司既有盈利性又有社会性，既然公司具有社会性就不能将公司利益仅仅局限在股东利益上。公司理应对其债权人、职工、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和资源、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3]以实现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秩序。因此，这也体现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司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最高价值。

二、人格否认制度的不足之处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以上《公司法》关于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我们可以总结出该制度的适用条件：首先，公司股东以逃避债务为目的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及公司独立人格；其次，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为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及公司独立人格而受损失。这些原则性的适用条件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地操作，原因是对于何为“滥用”没用统一的标准，这也使得法官在认定“滥用”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很容易造成该制度的滥用，随意地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由此很可能危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甚至会给公司法人制度带来灾难性地后果。[4]另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一般由主张公司人格被滥用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债权人证明不能，则法院就无法使用人格否认制度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制定具体的适用细则或比较统一的适用标准。

三、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认定

（一） 股权资本显著不足

所谓股权资本显著不足，是指股东投入公司的股权资本与公司从债权人筹措的债权资本之间

明显不成比例的公司资本现象。[5]股权资本显著不足既包括股东出资额低于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情形，还包括股东出资额虽然高于公司注册资本，但却明显低于公司的规模。即使如此，判断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标准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还需相当谨慎。

（二）公司人格形骸化

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是指公司与股东之间在财产、业务、组织等方面混同，公司被股东非法控制，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公司仅仅成为了股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的现象。公司人格形骸化很容易使公司的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无法保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更背离了公司法人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当出现公司人格形骸化时必须揭开公司的面纱，突破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毫不犹豫地否定公司人格使躲藏在公司面纱背后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结语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我国《公司法》的一大亮点，也是国际上公司法中的一大亮点，因为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因此，我国《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现一定的缺陷也在所难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也情有可原，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一时的苦恼而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相信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将和公司独立人格、股东有限责任一起，成为公司这一社会细胞生存壮大的基石。

[参考文献]

[1][5]刘俊海.公司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2.

[2]王景田.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J].法制与社会[J]，2011（1）.

[3]雷兴虎.公司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4]赵旭东.新公司法讲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2.

[作者简介]李洪伟（1977—），男，河南周口人，西南政法大学2009级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商法；杨大为（1982—），男，黑龙江绥化人，西南政法大学2009级法律硕士，研究方向：商法。

公司人格否认之诉论文 篇4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首先在司法判例中运用，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存在，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采用，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各国学术界对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学说，由此而影响公司人格否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英美法系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

美国19世纪末公司法人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出现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问题。美国法院创设了揭开公司面纱的司法原则，法院认为，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并非绝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否认公司与股东各为不同的法律主体的原则，判令公司背后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美国法院在处理母子公司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有限责任的原则，仅在特殊情况下谨慎地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美国法院认为，只有在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工具”、“摆设”、“代理机构”、“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自我”等情况下才能适用这一原则。也就是说，法院认为子公司没有独立意志或者不能独立存在时，才能适用这一原则。美国法院适用揭开公司面纱时的四种学说。

1、代理说。代理说认为，公司的设立、存续和经营完全是依附于控股股东的指令，则该公司只是以控制股东的代理人身份存在，而实质上丧失了其独立性的一种“外壳公司”，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才是“未披露身份的本人”。这种代理关系未必依授权代理而生，只要控制已达到相当程度，并使被控制公司的经营达到控制股东经营的目的，既可推定为事实代理。因此，否定代理人的公司人格，使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承担责任。

关联公司关系中，从属公司成为控制公司的“化身”时，运用代理原则要求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母子公司关系中，能够证明子公司的行为是代表母公司的，即子公司是母公司的代理人，那么母公司应当为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基于法人人格否定的理论，而是民法上的代理理论。

2、企业整体说，也称同一体说。哥伦比亚大学伯乐教授于1947年提出。该说认为股东股东如果设立若干公司以经营同一事业，或者各公司之间存在着经营业务和利益一致性时，这些公司实质上为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这些公司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存在，只是为了使企业整体逃避可能发生的契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从而导致自愿债权人或非自愿债权人无法获得补偿，危害正义和公平的实现。此时，法院即可无视各个公司主体的独立性，而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法律主体来追究企业整体的责任。美国法院因顾及此说可能对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的发展极为不利而采取保留态度。

3、工具说。美国学者鲍威尔提出，该说认为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工具”或者“另一个自我”时，公司的面纱将被揭开，由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个

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当从属公司本身沦为控制公司的工具时，控制公司应对实质上丧失独立人格的从属公司债务负责。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诈欺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工具说的主要标准是过度控制，不仅是多数或者全部股份的控制，而且是全面的支配，以致于使公司完全丧失其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存在，即可认定一公司已沦为另一公司的工具，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应否认该公司的人格。

4、另一自由说。美国布拉姆伯格教授提出，该说认为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如此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欺诈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而要刺破公司面纱。此说与工具说基本一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上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关联公司中的债务问题提供了法理依据。美国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作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依据，而不局限于任何固有的理由和固定的适用范围，并把该规则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者事后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者事先预设。美国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将公司人格的利用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作为基本要求。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有限责任的保护，避免无限责任的风险。但是投资者必须遵守公司形式，投入合理的充足资本，并合法地进行经营。

美国法院在审理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条件一是形式要件，二是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主要看设立上是否有瑕疵；实质要件，主要看公司是否有正常的资本金，是否有偿债能力，是否有经营自主权。两个要件的前置条件是公司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否则，是不准进入司法程序的。美国法院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采取了两个标准，即独立和公平。独立主要用来测试公司是否被股东当作一种可以不断改变的“自我”而无视其独立性，公平则主要测试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因为公司在缺乏充足资本的状况下从事经营极易导致风险发生。公司不具备独立和公平的标准，就有可能被揭开公司的面纱。美国为了防止欺诈和实现衡平，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被广泛地适用于契约、侵权、破产、税收等领域，而不识别不同领域中法律政策或者客体差别，主要针对一人公司、家族公司、母子公司、关联公司或者集团公司等情形。

英国公司对揭开公司面纱非常谨慎，严格限制公司债权人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的权利，并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规定，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法律界认为，“立法机关可以锻造一柄能砸开公司外壳的重锤，甚至无须借助于此锤，法院时刻准备砸开公司外壳。”英国法院的判例在下列情形中揭开公司面纱：（1）公司资敌。任何以注册公司的名义在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活动，均不视为公司的行为；任何敌对国家的人代表公司进行的活动也不能视为公司的活动。（2）公司作为非法目的的工具。公司被用于非法目的，公司的行为就被视为以实现该非法目的而组成该公司的人的活动，公司的面纱就要被揭开。（3）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伪装或者逃避法律责任，那么法院就会追究公司的真正目的而不是一般目的。

二、大陆法系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

19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卡特尔、康采恩、一人公司大量产生。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一人公司的单独股东与公司的人格分离，但是在具体案件中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将单独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形成“透视理论”，以禁止权利滥用作为其“透视理论”的法理基础。德国的透视理论在其适用要件上

大体与美国相似，须有财产的混同，股东的经营操纵，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等。1937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认为，资本不足的公司中股东以贷款方式向公司投资，在公司破产时将以滥用有限责任原则为由，否定该股东对公司破产债权的行使。在公司集团中，透视理论与康采恩法共同规制支配公司与从属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关系。在闭锁公司中，透视理论则是规制闭锁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法理。至此以后，德国透视理论逐渐从主观滥用论转向客观滥用论，主张透视法人背后的实际情况，主要考虑法人人格的利用是否符合“法秩序的目的”，或者是否为“制度滥用”。

德国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非常严格，德国法院认为，“资合公司的法人性质只有在其使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不违背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维护和尊重的。”但是只要能依据相关法律处理问题，则法院很少揭开公司面纱。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关系企业一章，该章对何种情形下母公司应对子公司债务直接负责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与揭开公司面纱具有相同作用。股份公司法第117条规定，利用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任何人，包括股东在内，都要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将否认公司人格称为直索责任，即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允许债权人穿越作为债务人的公司独立人格，直索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由控制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直索权”作为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德国法院判例认为，当公司人格被滥用于规避法律、违反契约、侵害社会利益或者其他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学术界形成如下学说：

1、滥用说。德国法学家赛里克、霍夫曼等认为，凡有意滥用公司法人的法律性质，从而背离了法人制度的目的以规避法律、违反契约或者侵害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赛里克1955年在《诸法人的法形式与实体》的文章中指出，法人的形式因其背后的自然人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被滥用，如法律规避、回避契约或者欺诈第三方等，该法人形式将被否定。滥用说又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当法人的形式被有意滥用于不正当目的时，则不为法律所保护。所以，主观滥用说强调股东要有主观上的滥用故意，这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制的前提；客观滥用说认为，不以股东主观上滥用意图的存在为前提，而是把违反法人制度的目的滥用行为的客观发生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前提。

2、法规适用说。德国法学家穆勒·弗列恩菲尔斯、莫顿等认为，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是人为创立的法律制度，公司只有规范地适用公司法人制度的法律规定，才可被尊重。当公司未履行公司法的规定时，即为公司人格滥用，可以通过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来制裁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德国1965年的《股份公司法》对关系企业作了规定，使原来需要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原则解决的康采恩问题可以依据该法处理。1980年重新公布的《有限公司法》中，包括以前必须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来处理的规定。通过适用公司法之外的合同等相关法律，也可达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效果。因此，法规适用说中不存在原则和例外的构成要件。

3、分离说。德国法学家威廉等认为，从维护公司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的分离原则出发，当公司股东不是公司董事时，应负有不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构成重大影响的谨慎义务。否则，即违反分离原则。该股东应对公司的经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日本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在学理上的研究主要受德国学说的影响，日本公司人

格否认的学说主要涉及的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范围包括：（1）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2）为规避法律而滥用公司法人人格；（3）当事人不具备法律上的资格而以事实上的另一人存在；（4）股东自己的业务和财产，与公司的业务和财产混同。至于法人人格滥用的要件，主要强调法人人格的滥用者对公司具有实质的支配力。

日本法院的判例采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主要在公司机关运营有名无实，股东和公司的业务、财产相混淆、资本不足的情形下，公司实质上变为“形骸化”，将此作为法人人格否认的客观要件。1990年日本商法承认一人公司，商法中规定最低资本金制度，防止了公司人格形骸化的情形。

综上所述，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反映了该原则适用范围较广，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则体现着该原则适用范围较窄，一般适用于法人人格滥用、法人人格形骸化、违反契约或者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等。德国、日本在承认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同时，尽量限定和缩小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主张如果能在契约、侵权等现行法律中解决问题，则尽量不适用该规则，即使适用也要严格适用条件。

三、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在我国公司制度不缜密、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成本低的大环境下，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极为普遍。主要有：第一，设立空壳公司，诸如出具虚假证明、虚假验资、骗取公司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以各种名义抽逃资金，导致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零。第二，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公司经营事业和风险所要求的资本远大于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规模。股东的经营诚意值得怀疑，而且会有很强的投机风险意图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公司的债权人。一旦在资金链条上出现一个裂痕，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公司大厦顷刻间倒塌。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对债权人极为不利。第三，公司在形式上的形骸化，比如公司虚化、公司的组织机构不完善、没有或者虚设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由控股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只不过是其逃避责任的外壳。第四，利用公司用于不正当目的，主要指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或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比如使用“金蝉脱壳”的伎俩，将具有经营价值的资产转入到另一家新公司，而将债务全部留给原公司，或者故意不年检，导致原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致使债权人无法得到债务清偿或者得不到必要救济。第五，股东与公司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混同，如资产不分、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情况等。公司与股东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尽管形式上独立，但实质上却是互为一体，难分彼此，以至于外界无法分清是跟公司还是跟股东打交道。上述情况，多数伴有欺诈，对公司债权人极为不公平。因此，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中，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对法人人格否认做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最终以成文法的形式得到确认。“这是在成文法中最明确地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的立法例。”

参考文献：

[1]周茉：《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

[2]漆思剑：《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比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赵旭东：《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刘俊海：《论新公司法中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中国民商法律网。

[5]

[6]金剑锋：《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7]苗奇龙：《人格否认理论及法律适用》，《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1期。

[8]石少侠：《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9]朱慈蕴：《我国<公司法>应确立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法律适用》2005年第3期。

[10] 孟勤国、张素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股东有限责任》，《中国法学》2004年第3期。

浅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5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特征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97-01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disregard of the corporate entity）在概念上并不是法定术语，在其他国家，这一概念也被称为“刺破公司面纱”制度（piercing the corporate’s veil）或者“揭开公司面纱”制度（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亦或是“直索”（Durchagriff）责任，指的是为了不让公司的独立人格被滥用以及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之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的独立的人格以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或者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从而达到公平、正义的目的而设立的一种法律制度①。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特征

（一）“公司具备法人人格”为其前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会在有些场合中否认公司对其以自己的名义所实行的行为有着独立、完全的责任，因此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就被局限于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公司之中。这不难理解，因为股东若是意图伺机假借公司独立人格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之名而反行损害公司债权人甚至社会公众利益之实，那其一定是在法人人格独立的公司的荫蔽之下。而当公司并没有获取法人资格，或者公司的法人资格被依法取消的情形下，法律对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着另行的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去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是不必要，也是不合法理的。

（二）仅在个案中对于公司的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是公司的成立合法以及有效，但是股东时有滥用有限责任制度的荫蔽，进而逃避法律义务、合同义务，侵害债权人的利益等等，因此法律在公平正义的基石之上，对公司的独立人格在这些场合之中予以否定而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严格来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其实是对个案中的公司法人制度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予以否认，是一种例外，只在个案情况中适用，并不会波及到主体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也不会否认其在法律上的独立主体资格。也就是说，一个公司并不会因为其在个案中被否认了法人人格，就代表除了此个案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也能要求公司股东直接承担无限责任，他们应该对应相关的情况仍旧提起个别诉讼，而法院则会依照情况决定是否会否认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显而易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效力就好比“属人管辖”，只对人不对世；同时其也是基于特殊的原因在个案中适用，绝不是拥有普世效力的。有如国外学者所言一般，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有如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钻一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②。”

（三）是一种事后救济措施。为了应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以及有限责任制度的情况，法律中既规定了事先的防范措施，也准备了事后的救济手段。事前的防范措施多种多样，包括了合同法上的债权担保、公司法中的最低资本额要求以及盈余分配的规定等等，这些措施手段有助于防范股东利用有限责任制从事损害公司债券人利益的情况出现。然而由于这些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几乎皆以制定法的形式，一体适用于所有类型以及规模的公司，因此其缺乏应势而变的弹性，容易被小部分图谋不轨的份子钻了漏洞。

作为一种事后的救济措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通常被各国学界认为是最具有典型性的。纵观各个国家关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依据，很难见到直接由制定法做出规定的情况，就连最早创设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并且对于其的适用也最为广泛的美国，也并未见其有统一适用之标准以及制定法规定，反之则是由法官在个案的审判中根据案件情况来决定是否引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布莱克法律词典》明确把“揭开公司面纱”定义为“一种司法程序”，一种在其中由法庭剥夺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的豁免权的司法程序③。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事后的、对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之中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否定，这种否定将使股东受到其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而应承受的惩罚——直接承担在这法律关系中所产生的特定之债务的无限责任。

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所以是事后救济措施，盖因实际操作中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的形式过于多样化从而十分难以将之类型化，当然也就让制定法在实践中异常难以施展身手。同时，以事后救济的方式加以规制，可以兼顾维护法人人格制度的普遍正义以及平衡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平衡的个体正义。因此在可操作性上具有很大弹性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事先防范措施相辅相成，使司法机关能在不同情况下做出最适合的救济手段的选择。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及其意义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于19世纪后期，由美国的法院首创④。在美国，公司法人的人格否认是一个司法程序制度，由断案的法官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决定是否启用该制度去排除股东的有限责任之适用。此外，这个制度有着一个比较广阔的适用范围，其中同样包括了欺诈债权人、侵权行为的效力，而不只是单纯的对于合同责任的适用。出于此制度对于克服因有限责任制所致的不公平情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很快便被德国、法国、英国等等国家效法，并且施以发展创新。

我们知道，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意义在于其存在承认了公司本身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公司本身具有法人人格，从而与公司的股东一起具有各自独立的人格，并且可以独立地承担责任，另一方面股东则以其各自的出资额度为限承担着有限责任。然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则是前文所述制度的一种例外情况，此制度的原则便是否定了公司的法人人格，使部分甚至全体股东直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可以说，如果没有公司法人人格制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制在实际操作中被经常性滥用的情况存在，就不会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应运而生。在沒有该制度制约下的公司股东，往往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为己谋私，以己意为公司之意，以公司为私司，将之作为交易的工具以追逐利益，相反却不承担与利益相对应的责任，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的出资权以及自己在法人制度中的有利地位，从事各种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而在上述情形发生之后，当其受到自己因逃避法律或契约义务而导致的法律追究之时，却主张自己只承担出资额度之内的有限责任，从而导致债权人的利益甚至社会的公共利益遭到严重损害。

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之所在，就是通过戳破伪装从而使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股东直接面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无限责任，为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

注释：

①朱慈蕴著：《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②陈现杰著：《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述评》，《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三期。

③Bryan A.Garner编：《布莱克法律词典》，Thomson West出版。

④朱炎生等著：《公司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篇6

关键词：公司人格否认；适用范围

一、契约之债或侵权之债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人格否认总是适用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中，这种特定的法律关系既可以因契约而起，也可以因侵权而起。因为无论是契约理论还是侵权理论，在解决公司人格被滥用的问题时都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在契约法上主要表现为契约的相对性理论，因为债发生在公司和债权人之间，所以债权人无法要求不在契约关系之中的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责。在侵权法中的情形基本相似，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公司和债权人之间，那么要求股东承担责任就没有任何依据，如果说公司和股东属于共同侵权，那么就需要举证证明双方有共同的过失或故意，而在股东不当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公司的意志完全淹没在股东的意识之中，要证明公司的过错基本不可能。因此不论是侵权之债还是契约之债，传统理论都无法解决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引进和运用实用必要。

有学者认为，在契约之债中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该慎重，因为在契约关系中，债权人有足够的时间和方式获得债权担保来规避自己的风险。而我认为，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运用都该慎重，契约之债的债权人的确可以事前从股东处获得担保，但如此必然意味着股东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的复归，用这种类似于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保证了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必然会造成公司有限责任形同虚设，这加大了股东投资的风险，不利于交易的最终达成。

二、适用于股东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形

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是公司人格滥用者追求的最终目标。当公司因为契约而负有特定义务时，控制股东会运用各种手段，新设公司或转移资产，让原公司资不抵债，以实现脱壳经营的目的，使债权人得不到清偿；而当公司成为某部法律规制的特定主体时，控制股东又会利用新设公司或旧公司的人格，人为改变强制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以达到规避法律规范的真正目的，从而使法律规范本来的目的落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确有必要揭开公司的面纱，恢复躲在公司人格面纱背后的股东的真实面目，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就是在侵权或者契约法律关系中，股东滥用了公司的人格，以实现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目的。至于虚假出资、脱壳经营等行为只是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手段而已。从各国公司法理论和实践情况看，公司人格否认适用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虚假出资。按照有限责任原则，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应该承担填补出资的责任，这是基于违反出资义务产生的普通法律责任。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其他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对因不履行出资义务造成公司和其他股东财产损失的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这样，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后果并不仅仅是补足出资差额，赔偿数额完全可能超出其约定出资额。以上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运转正常的公司而言是完全可行的。但对于面临财务危机的公司而言，特别是一些已经歇业的公司，改正、罚款、撤销登记，其实并无实际意义。此时，法院往往要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虚假的公司登记文件，虚假的股东，甚至虚假的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得以保障？如何追究股东的民事责任？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其实完全可以特别适用法人人格法理，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此时的适用可谓实属相关处罚不能有效规制的穷尽之举、无奈之举，但也是必要之举。

（2）抽逃出资。公司成立后，股东以各种方式抽逃资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股东“一般”应在所抽逃资本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虽然公司实践通过建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现了股东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当然我们还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现代公司法实践对公司资本的充足性要求不仅仅停留在考虑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资本额，而且也开始注重考虑公司的资本同时也要与公司的经营性质和经营风险相匹配。也就是说，即使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只要资本对其经营不能提供充分的实质保障，公司的面纱也应当被刺穿。因为，如果股东的出资达不到与其所从事行业的性质和经营风险相适应的最低要求，那么表明公司股东利用较少出资运营较大风险，同时公司股东也在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将投资风险降到了必要限度之下，因此存在股东通过公司将商业风险转移给无辜大众的嫌疑，这无疑增添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