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否认(精选12篇)
人格否认 篇1
1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所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 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各种不正当行为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害的, 公司债权人可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 公司由有限责任变为无限责任的制度。学者一般认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美国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首创的一个判例法原则, 美国公司法上将其称为“揭开公司面纱”。美国“揭开公司面纱”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银行诉Deveaux一案, 其后这一概念被美国法院采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其后被英、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继受, 在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 该制度有时又被称为直索制度, 如德国。所谓“公司面纱”, 即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实体须以其全部资产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独立承担责任, 公司的股东则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与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当公司资产不足以偿付其债务时, 法律不能透过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可见, 公司面纱实为基于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制度和有限责任原则而产生的, 阻却债权人直接向公司股东主张权利, 限定股东投资风险的法律屏障。而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即揭开或刺破公司面纱规则, 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直接负责, 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的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我国, “刺穿公司面纱规则”对其解释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 “揭开公司面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彻底剥夺, 即取缔其法人资格;此说为少数学者所提倡。二是将公司的独立人格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加以否认。狭义说, 仅指上述第二层含义, 这种说法是多数学者的观点。而我本人也赞同狭义说
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2.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什么?日本学者森本滋认为:“公司人格否认的本质, 是指按照公司制度的目的, 当认为某公司所保持的形式上的独立性违反了正义、平衡的理念时, 或者公司所具有的法的形式超越了法人格的目的, 非法加以利用时, 并不全面否定公司的存在, 而是在认为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 针对特定事例, 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 以保障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一视同仁的地位”。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源于公司法人格的异化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 其实质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 即通过对那些滥用公司团体人格独立性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直接追索, 以阻却公司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债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法律赋予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的目的, 是为了使公司在社会中发挥其有效的机能, 但当公司不具备法人的实质要件, 而机械地坚持公司人格和责任的独立, 就会使法人制度失去本来的意义, 就会违背正义理念, 因而当出现股东与公司无法分离之情形时, 通过对特定的法律关系, 个别地相对地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 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和倾斜的公司法人制度的天平, 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 这是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及制度的本质和根本目的所在。
2.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特征
(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该制度的适用虽然具有否认公司人格的功能, 但它是针对已经合法取得公司独立法人资格, 且独立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又被滥用的公司而设置。
(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对特定个案中公司独立人格予以否认, 而不是对该公司法人人格的全面、彻底、永久的否认, 其效力不涉及该公司其他的法律关系, 并且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合法的继续存在。正如英美学者所描绘的那样, 公司法人格被否认只是于特定情况下, 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的墙上钻个孔, 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其他内容而言, 这堵墙依然矗立着”。
(3)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规制。它通过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的责任, 对因滥用而无法在传统的法人制度框架内的合法权益者的一种救济, 是对股东只负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在特定情形下的否定, 使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 以体现法律所要求的将利益和负担公平、合理的分配于当事人。
3 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鉴于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国外主要研究情况和国内学者主要理论观点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中的具体适用要件。
3.1 前提要件
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 并且已经取得独立的法人人格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前提要件。只有通过合法设立与登记的公司, 股东和公司才得以分离, 股东才会承担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也才有被滥用的可能。如果公司尚未成立或成立无效, 公司则无法人资格可言, 因而谈不上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
3.2 主体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要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二是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当事人。
(1) 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
主要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在一人公司 (包括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 或母子公司的场合中最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 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为不法行为者不一定局限于公司股东, 实践中, 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经理也可能滥用公司的人格, 但因董事、经理只是公司的雇员, 根据雇主对雇员负责的原则, 董事、经理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担, 他们的不法行为应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一人公司、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场合下, 容易判断控制股东, 但在普通公司中, 对于如何界定控制股东, 各国、各学说标准不一, 有的认为应以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依据, 有的认为应以公司与股东的财产、业务是否混同为依据。我认为判断是否为控制股东, 应着重考虑该股东对公司组织和运营中的重大问题是否拥有实质性的决策权。
(2)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张者。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而设定的一项严格责任制度, 其适用必须经过司法途径, 通过事后的方式给因公司法人人格滥用法人人格否认, 即只能由公司债权人提出诉请。需要指出的是, 公司和公司股东不能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主张者, 即禁止所谓的“反向揭开”或“反向刺破”。就公司而言, 公司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请求, 意味着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 这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都难以说得通。就股东而言, 他们是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的最大受益者, 股东既然选择了以公司形式进行经营, 依公平、正义的原则, 股东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的好处的同时, 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接受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一切法律后果。
3.3 行为要件
行为要件强调的是公司法人人格之利用者必须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关于滥用又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法人形态如果被社员故意滥用于不正当的目的, 则可不理会法人独立人格, 对社员进行直索;客观滥用说认为, 社员将法人作违反客观目的而滥用时, 即发生直索。基于举证:角度考虑, 所有公司的决策、运作和经营都是相对保密的, 这就为债权人的举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此外, 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有关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表现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这也加大了债权人举证的难度。如若再采用主观滥用说, 则还要考究是否有利用法人人格而加害于他人之故意, 这就越发加大了举证的难度。因此, “客观滥用说”占了主导地位, 即只关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
3.4 结果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是指, 公司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给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社会群体造成客观上的实际损害, 并且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说来,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必须造成损害;二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若公司股东的行为有悖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宗旨, 但没有造成任何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没有影响到平衡的利益体系, 则不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去矫正并未失衡的利益体系。
我们应该注意, 这种滥用行为对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方可, 即不能清偿债权人全部或大部分债务, 我认为, 若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应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否则有可能造成债权人对公司随意起诉, 提出否定公司法人人格, 这极不利于公司法律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4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后果
4.1 对公司的适用后果
实行公司法人格否认对公司产生的后果主要是该公司人格是否因此而消灭,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学者均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不是从根本上彻底、永久地取消公司的法人资格, 而是在认定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 针对特定事例, 对其法人特性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加以否认, 使公司背后的控制操纵者承担公司的法律责任。而一旦被否认的公司“空壳”恢复法律要求的实在性, 以及在其他的法律关系中, 公司的独立人格依然受到法律的承认。
4.2 对股东的适用后果
公司法人格否认所追究的责任主体应限于实施滥用行为的股东, 而不应扩及其他所有的股东。对于人格否认时股东应承担哪种类型的责任, 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 公司人格的滥用者应当对公司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无限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 公司人格否认是无视公司法的人格, 而将公司与其背后股东的人格视为一体, 因而, 追究公司和其背后股东的共同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实际上是强调公司控制股东的第二次的资本填补义务。上述第三种观点所称的资本填补义务与通过公司法人格否认实现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平衡的原则不相符。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均强调无限责任, 区别在于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支配股东和公司的连带责任, 即支配股东和公司共同对债务负责。我认为, 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首先,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直接含义就是当公司人格被用于不法目的, 并损害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时, 就应当无视该公司的独立人格, 而将该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视为一体。其次, 追究公司与其背后滥用者股东的共同责任, 将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切实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5 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规定欠缺
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20条和第64条的规定。新《公司法》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保护, 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衡的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又趋于平衡, 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不完善或不足的地方, 亟待修改和补充,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 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作了原则性规定, 没有确立具体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要件。如《公司法》对其他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 诸如规避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行为等都没有做出规定。而且对在什么具体情况下适用此规定没有予以明确。因此, 此条法律的具体适用还有待通过司法解释给予细化, 如列举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若干具体情形及相应的可予考量的标准等。再如《公司法》第20条中规定的“逃避债务”, 就文义而言, 既可理解为股东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而滥用人格, 也可理解为滥用行为实际造成了逃避债务的结果。但基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设置之目的, 似乎是将“逃避债务”作为结果要件, 而非主观要件。
其二, 对股东权利滥用的范围和责任的承担规定笼统。《公司法》只强调了滥用股东对因滥用行为遭受损害的债权人的利益承担连带责任, 但对滥用行为给社会乃至国家造成的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却未提及。而在现实生活中, 滥用行为既造成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 又造成对社会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损害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此时, 若不对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 则会陷人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这无疑缩小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使此项制度的价值大大降低。
6 配套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6.1 制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属于衡平性规范, 体现出原则性、模糊性和补充性的品质, 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具体适用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理论, 相关的研究比较薄弱,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原则, 明确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概念、构成要件, 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 从而有效地发挥地方法院的审判职能, 为公司的有序运作提供司法保障。
6.2 建议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引入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目前其适用范围还十分有限。从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 公司法人格否认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适用。”我国在上述域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如在环境保护领域,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公司、企业负有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法律义务和社会义务。如果环境污染是加害公司在受制于控制股东的情况下造成的, 而加害公司本身财力有限, 这时, 为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需要追究加害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的责任;在竞争法领域引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以保护竞争、反不正当竞争为目标的首要原则, 规制关联公司 (尤其是母子公司) 间的关联交易行为, 对我国营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 随着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施和发展, 应当不断调整《公司法》的适用范围, 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逐渐引入税收、环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 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 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 这使得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要承担正常风险之外的更多风险, 这对公司债权人显然不公平。尤其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过度控制下, 使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在各种事先控制措旌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这种事后控制手段便显得特别重要, 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明文形式写进《公司法》, 这充分展现了我国立法者的创新精神和睿智, 我们肯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制止和预防滥用法人人格及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上具有特殊作用的同时, 仍应对该制度审慎适用, 否则将可能造成公司法律关系的不稳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笔者相信,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公司法实践中必将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摘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制度,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简要介绍, 并从我国建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迫切性出发。对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的公司法法人格否认制度进行了论述, 论述的角度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和适用范围, 适用要件包括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 适用范围主要为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规避合同及法律义务以及股东与公司间的人格混同三个方面, 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不完善或不足的地方, 亟待修改和补充。
关键词:公司法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人格否认 篇2
[内容提要]: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以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现象接踵而至,各国立法或实践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对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修正和补充,以平衡公司与股东的权利和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我国也应该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以健全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立法。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法人人格 有限责任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论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 篇3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定;适用
公司作为现在企业的基本形态,有限责任原则是其存在的基石之一。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时代发展,其不足也是明显可见的。就此,法学家们试图探索出一个有效可行的制度对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加以弥补和补充,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遂应运而生。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又被很多学者称作揭穿“公司的面紗”,是防止发生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的一项制度。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含义和适用条件
一般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为阻止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任何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任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和社会公益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而设置的一项法律措施。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的具体学说可谓是众说纷纭,但从目前的学说趋势来看,大体方向还是相对一致的,即普遍认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跟一般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下面就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
1.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
法人人格的独立存在和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情况的出现。 很明显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是针对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法律主体而设计的。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条件公司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如果一个公司出现了某些人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的挡箭牌,此时公司法人自有的财产仍就足以清偿其所欠债务,但是债权人还是不能就该滥用行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关于此滥用行为的惩罚,可以由公司内部的纪律机制进行相应地处理。但是债权人可以就此要求作为债务人的公司法人对其债务提供相应的担保,在对方提供了担保之后,债权人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结果。
2.主体条件:必须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者和要求公司独立人格的主张者
滥用法人人格的主体一般为公司里掌握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又可以被叫做支配股东。此处的掌握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应该指的是积极股东,即积极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对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施加支配力和影响力的这一类股东。公司法人格滥用行为的受害人通常是公司的债权人,有时还可以是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政府部门。而股东一般被认为是不可以就滥用法人人格行为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诉讼的。因为股东必须承担适用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独立法人人格制度的风险。当然,股东具有双重身份时,必须进行分析,然后才决定是否让其提起诉讼。
3.行为要件:存在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是指存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的事实和行为,这是衡量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是否丧失的标准。只有支配股东实施了滥用法人人格行为,才可能造成公司法人人格的不独立,侵害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考察股东的主观状态是为故意还是过失,不应该纳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里面。一般仅需从股东实施的滥用人格行为中就可以推定股东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有过错的。
4.结果要件:产生了实际的损害结果和因果联系的存在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就其本身性质而言是一种救济制度。结果要件的另一个方面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同产生的损害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果关系的存在是追究滥用法人人格行为法律责任的基础。
二、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类型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类型是纷繁复杂的,而且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针对目前我国现在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类型中可能包含有如下几种:
1.虚假出资,滥设公司行为
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已经对防范公司债权人风险设定了重重的保障机制,但是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难以完全抑制欺诈作假行为,导致公司在设立时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或者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抽逃资金等不良结果的发生。
2.人格,财产混同的行为
公司自其成立之日起,便拥有自身独立的法人人格和拥有自己的财产,不得与其他主体的人格和财产混同。倘若混同之后,即应对公司的法人人格加以否认,追究真正的责任人。人格,财产混同的行为可表现为:数个公司的股东董事相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虚构股东,实际为个人出资,个人经营的个人独资企业,如夫妻公司等。
3.关联企业滥用行为
在现在社会中,关联企业已经不再罕见,关联企业之间存在资本交叉,人员控制,业务往来等关系。关联企业中,公司的独立人格常常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干预和影响,比如母公司过分干预和操纵子公司的行为,就会导致子公司独立进行经营决策的能力灭失,甚至可以令子公司做出损害自己而使母公司获利的行为。这样必将损害子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4.不法目的行为
有限责任制度对公司股东的保护比无限责任显然要有力的多,于是有些股东就通过某些看似合法的行为来达到其不法目的,典型的表现为利用公司人格来逃避契约和法律义务。其中逃避契约义务可包括逃避契约的债务,特定不作为义务等;逃避法律义务通过新设或者既存的公司人格来人为地改变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前提加以实现。只有对这些行为加以甄别判断,让滥用人格的股东承担法律责任,才能回归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轨道上。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2]范健,赵敏《论公司法中的严格责任制度》,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3]《有限责任的缺陷及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之构想》吴凡著.西南政法法学学报2005.7(94)
作者简介:
论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篇4
(一)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涵义
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优先责任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存在着对债权人保护不足的极大局限性, 为矫正其不足, 各国在司法上采取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德国法律中把公司人格否认这一制度称为“直索”, 英国美国等国家将其称为“揭开公司面纱”, 日本将则称这一制度为“公司人格形骸化理论”。许多学者在文章中都提出了自己对公司人格否认这一制度内涵的理解, 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是为了在肯定公司人格独立的基础上, 对那些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企图谋取非法利益的股东的一种制裁, 也就是对相关受害人权利受损的一种救济方式。笔者在这里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定义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是指公司股东利用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 损害公司的债权人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 法院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来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及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 令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制度。
(二)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特征
该制度有如下特征:
1.公司必须具有法人资格
也就是具有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资格。
2.股东滥用了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
即股东利用公司承担责任的独立性与股东的有限责任, 实施了违背公司独立人格原则设立的初衷的行为。
3.客观上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在我国公司法死20条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 公司法解释二、解释三里也有相关规定。但是具体何为损害, 损害到什么程度,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4.这一制度仅仅是在个案中适用, 而不是永久地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
也就是说这一制度对公司的适用具有相对性、部分性、暂时性, 效果及于个案中的当事人和特定的法律关系, 待被损害的利益恢复或赔偿完毕时, 公司的独立人格可以重新恢复。
二、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问题探讨
(一)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情形的问题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关乎到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这一制度, 笔者在这里重点探讨几种主要的适用情形:
1.公司资本显著不充足
公司资本充不充足其实不能简单地用公司股东的实际出资是否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出资额来衡量。因为法律规定的最低出资额一般标准都比较低。如果说用公司实际出资是否达到最低出资标准来衡量公司资本是否充足显然有点“一刀切”了。公司的资本是否充足, 标准应该是公司具备与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经营风险相适应的足额资本。这只能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来做判断。而判断公司资本是否充足的时间标准可以是公司设立之时, 也可能是公司设立之后。但并不是所有公司资本不足的情况都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这一制度。要看股东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没有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地位。有些资本不充足是由于经营不善或临时缺乏资金, 这些情形就不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只有公司成员滥用了法人独立地位, 如为逃避债务, 出现有计划、有步骤的资产转移, 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
笔者认为, 公司成员滥用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导致公司资本显著不足的情形可以分成两类, 一是注册资本不实, 典型情况有:1、虚假出资, 即公司发起人、股东在设立公司时未按规定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 欺骗验资机构或与之串通, 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从而骗取工商登记来取得法人资格。2、终止出资。股东在公司成立后, 不再按法律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继续缴纳股款, 使公司资本总额不能全部募足, 从而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局面。3、抽逃出资。在公司验资注册后, 股东将自己的出资暗中撤回, 但是表面上仍然保持股东身份和出资额的欺诈行为。二是公司扩大了经营规模、提高了经营风险却没有按法律规定增加资产以确保对公司债权的担保, 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2.过度控制
这种情况存在于关联公司或公司集团中, 子公司的设立往往是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所需,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或人事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控制是合理的。但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毕竟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 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 就会使子公司完全处于从属地位, 从而破坏了子公司独立人格的性质。如跨国公司的国际避税行为或公司为了享受某一地区的优惠政策, 故意在此地区设立一个空壳公司, 实际上资金、技术、人事等完全受制于母公司, 这些都是过度控制的行为。
3.公司财产不独立、人格混同
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的情况极易发生在一人公司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中。因为一人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人, 缺乏监督和管理。我国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子公司完全受母公司的控制等情况也屡见不鲜。所以在认定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情形方面应该严格把关, 详细考察。
(二)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
关于在破产案件中如何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的问题。破产案件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主要需要探讨的问题:一是对债权人的此项诉讼请求时合并在破产程序中审理还是另案审理;二是公司法人格否认与股东债权的顺序如何协调。笔者认为将破产案件中的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与破产程序一并审理比较合适, 这样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 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公司人格否认与股东债权的明确并不冲突。笔者认为, 这个可以让法官自由裁量。法官可以先裁量公司股东是否滥用了公司人格, 后查证债权人的请求是否合法。也可以先确定债权人的债权, 后对公司决定是否仍否认, 二者并不冲突。
三、如何在宏观上完善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前面主要都是谈论的公司人格否认这一理论诸多微观、细节的方面, 比如如何分析这一制度适用的范围、它所适用的情形, 对程序方面的问题等都有详细的谈到, 也提出了改正的具体路径。那么, 如何在宏观上促进这一制度的进步, 也值得我们探讨。
(一) 我国在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方面的缺陷
在立法与司法司法实践中, 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缺陷:
1.立法过于原则、混乱
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的主要是在修订后的《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仅仅靠这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不能很好地给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案以有效的指导。公司法解释二在清算方面有涉及到公司人格否认的内容, 公司法解释三中涉及到了公司人格否认的许多适用情形及法律后果。但是法规中的如“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中的“严重”是怎么个严重法, 公司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标准如何衡量, 股东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都缺乏量化的规范, 同时前面也略微提到了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具体适用情形和条件也没用作出清晰和明确的规定。
2.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 分歧较多
虽然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列举了多种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 但都没有具体提到公司人格否认这一概念。而且对于股东连带责任的承担方式、后果以及“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判断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范。
3.诉讼中债权人举证难度大
许多情况下, 公司的债务、交易等都只有公司的内部成员才知道, 资料以及证据都掌握在公司内部人员手中。因此债权人往往在诉讼中很难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因此也无形中提高了债权人的诉讼门槛。
(二) 如何在条文上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对于如何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笔者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1.应进一步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
为了更好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建议在更高位阶法, 比如民法中确定“法人人格独立为基本, 法人人格否认为例外”的原则, 以便能够扩大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 为适用这一制度提供更为坚实的法律基础。
2.详化法规内容, 确定适用标准, 明确承担责任方式
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司法解释, 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标准、承担责任的方式方面应该改规定得更为详细, 把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归纳进来。我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经验不够丰富, 在适用上也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对不符合适用条件的不予适用, 要防止法官对该制度作任意性解释, 防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
3.加强司法判例的实践指导作用
随着两大法系的逐渐融合, 司法判例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一点已从大陆法系国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得到印证。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不仅形成和发展以判例为基础, 而且在适用上, 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一样注重采用判例制度。我国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已经有法可依, 但这并非意味着无视判例的作用。现行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司法解释不明确以及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花样不断翻新, 使得仅依靠成文法的规定已明显不够, 法官要正确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就急需判例的指导。因此, 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 但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 加强判例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可以由最高院或省高级人民法院收集整理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经典案例, 编成书发放至各地法院学习, 为办理此类案件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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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否认 篇5
公司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形态,以有限责任为其主要责任形式。然而有限责任的主要弊端事对债权人保护的薄弱。这种薄弱表现为:当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致使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债权人不能直接对股东提出赔偿请求,因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使公司与股东分开,庇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公司的独立人格被不当使用,公司的人格掩盖了个人的不法行为,造成了债权人的损害,因而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不予以考虑,直接追究股东的个人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应运而生。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首先在司法判例中运用,并以判例法的形式存在,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采用,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各国学术界对公司人格否认法理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学说,由此而影响公司人格否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一、英美法系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
美国19世纪末公司法人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公司规模迅速扩大,公司在美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出现了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问题。美国法院创设了揭开公司面纱的司法原则,法院认为,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并非绝对,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否认公司与股东各为不同的法律主体的原则,判令公司背后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负责。美国法院在处理母子公司的关系问题上,坚持有限责任的原则,仅在特殊情况下谨慎地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原则。美国法院认为,只有在子公司是母公司的“工具”、“摆设”、“代理机构”、“一个部门”或者“另一个自我”等情况下才能适用这一原则。也就是说,法院认为子公司没有独立意志或者不能独立存在时,才能适用这一原则。美国法院适用揭开公司面纱时的四种学说。
1、代理说。代理说认为,公司的设立、存续和经营完全是依附于控股股东的指令,则该公司只是以控制股东的代理人身份存在,而实质上丧失了其独立性的一种“外壳公司”,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才是“未披露身份的本人”。这种代理关系未必依授权代理而生,只要控制已达到相当程度,并使被控制公司的经营达到控制股东经营的目的,既可推定为事实代理。因此,否定代理人的公司人格,使其背后的控制股东承担责任。
关联公司关系中,从属公司成为控制公司的“化身”时,运用代理原则要求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母子公司关系中,能够证明子公司的行为是代表母公司的,即子公司是母公司的代理人,那么母公司应当为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基于法人人格否定的理论,而是民法上的代理理论。
2、企业整体说,也称同一体说。哥伦比亚大学伯乐教授于1947年提出。该说认为股东股东如果设立若干公司以经营同一事业,或者各公司之间存在着经营业务和利益一致性时,这些公司实质上为同一企业的不同部门。这些公司以各自独立的形式存在,只是为了使企业整体逃避可能发生的契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从而导致自愿债权人或非自愿债权人无法获得补偿,危害正义和公平的实现。此时,法院即可无视各个公司主体的独立性,而将他们视为同一个法律主体来追究企业整体的责任。美国法院因顾及此说可能对企业集团或者跨国公司的发展极为不利而采取保留态度。
3、工具说。美国学者鲍威尔提出,该说认为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工具”或者“另一个自我”时,公司的面纱将被揭开,由控股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个
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当从属公司本身沦为控制公司的工具时,控制公司应对实质上丧失独立人格的从属公司债务负责。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诈欺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工具说的主要标准是过度控制,不仅是多数或者全部股份的控制,而且是全面的支配,以致于使公司完全丧失其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存在,即可认定一公司已沦为另一公司的工具,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应否认该公司的人格。
4、另一自由说。美国布拉姆伯格教授提出,该说认为两个关联公司在所有和利益方面如此一致,以致于失去相互独立性,或者一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而存在,则该公司的存在被认为是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如果承认其为各自独立的实体,则将支持欺诈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而要刺破公司面纱。此说与工具说基本一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上述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关联公司中的债务问题提供了法理依据。美国将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作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依据,而不局限于任何固有的理由和固定的适用范围,并把该规则的适用看作是一种司法规制或者事后救济,而不是一种立法规制或者事先预设。美国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将公司人格的利用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平的目的作为基本要求。投资者设立公司的目的主要是为获取有限责任的保护,避免无限责任的风险。但是投资者必须遵守公司形式,投入合理的充足资本,并合法地进行经营。
美国法院在审理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案件的条件一是形式要件,二是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主要看设立上是否有瑕疵;实质要件,主要看公司是否有正常的资本金,是否有偿债能力,是否有经营自主权。两个要件的前置条件是公司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否则,是不准进入司法程序的。美国法院在适用揭开公司面纱的原则时,采取了两个标准,即独立和公平。独立主要用来测试公司是否被股东当作一种可以不断改变的“自我”而无视其独立性,公平则主要测试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因为公司在缺乏充足资本的状况下从事经营极易导致风险发生。公司不具备独立和公平的标准,就有可能被揭开公司的面纱。美国为了防止欺诈和实现衡平,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则被广泛地适用于契约、侵权、破产、税收等领域,而不识别不同领域中法律政策或者客体差别,主要针对一人公司、家族公司、母子公司、关联公司或者集团公司等情形。
英国公司对揭开公司面纱非常谨慎,严格限制公司债权人直接追究公司股东责任的权利,并以成文法的形式作出规定,避免滥用司法审判权。法律界认为,“立法机关可以锻造一柄能砸开公司外壳的重锤,甚至无须借助于此锤,法院时刻准备砸开公司外壳。”英国法院的判例在下列情形中揭开公司面纱:(1)公司资敌。任何以注册公司的名义在敌对国家所进行的活动,均不视为公司的行为;任何敌对国家的人代表公司进行的活动也不能视为公司的活动。(2)公司作为非法目的的工具。公司被用于非法目的,公司的行为就被视为以实现该非法目的而组成该公司的人的活动,公司的面纱就要被揭开。(3)公司成立的目的在于伪装或者逃避法律责任,那么法院就会追究公司的真正目的而不是一般目的。
二、大陆法系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
19世纪末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卡特尔、康采恩、一人公司大量产生。德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承认一人公司的单独股东与公司的人格分离,但是在具体案件中无视公司的独立人格,将单独股东与公司视为一体,形成“透视理论”,以禁止权利滥用作为其“透视理论”的法理基础。德国的透视理论在其适用要件上
大体与美国相似,须有财产的混同,股东的经营操纵,有限责任制度的滥用等。1937年11月日本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认为,资本不足的公司中股东以贷款方式向公司投资,在公司破产时将以滥用有限责任原则为由,否定该股东对公司破产债权的行使。在公司集团中,透视理论与康采恩法共同规制支配公司与从属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关系。在闭锁公司中,透视理论则是规制闭锁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关系的主要法理。至此以后,德国透视理论逐渐从主观滥用论转向客观滥用论,主张透视法人背后的实际情况,主要考虑法人人格的利用是否符合“法秩序的目的”,或者是否为“制度滥用”。
德国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非常严格,德国法院认为,“资合公司的法人性质只有在其使用和整个法律制度的目的不违背的情况下才是值得维护和尊重的。”但是只要能依据相关法律处理问题,则法院很少揭开公司面纱。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关系企业一章,该章对何种情形下母公司应对子公司债务直接负责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实际上与揭开公司面纱具有相同作用。股份公司法第117条规定,利用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任何人,包括股东在内,都要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负损害赔偿责任。德国将否认公司人格称为直索责任,即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允许债权人穿越作为债务人的公司独立人格,直索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由控制股东对公司债务直接承担责任。“直索权”作为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德国法院判例认为,当公司人格被滥用于规避法律、违反契约、侵害社会利益或者其他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学术界形成如下学说:
1、滥用说。德国法学家赛里克、霍夫曼等认为,凡有意滥用公司法人的法律性质,从而背离了法人制度的目的以规避法律、违反契约或者侵害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赛里克1955年在《诸法人的法形式与实体》的文章中指出,法人的形式因其背后的自然人不仅客观上而且主观上被滥用,如法律规避、回避契约或者欺诈第三方等,该法人形式将被否定。滥用说又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当法人的形式被有意滥用于不正当目的时,则不为法律所保护。所以,主观滥用说强调股东要有主观上的滥用故意,这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制的前提;客观滥用说认为,不以股东主观上滥用意图的存在为前提,而是把违反法人制度的目的滥用行为的客观发生作为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前提。
2、法规适用说。德国法学家穆勒·弗列恩菲尔斯、莫顿等认为,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是人为创立的法律制度,公司只有规范地适用公司法人制度的法律规定,才可被尊重。当公司未履行公司法的规定时,即为公司人格滥用,可以通过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来制裁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德国1965年的《股份公司法》对关系企业作了规定,使原来需要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原则解决的康采恩问题可以依据该法处理。1980年重新公布的《有限公司法》中,包括以前必须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原则来处理的规定。通过适用公司法之外的合同等相关法律,也可达到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效果。因此,法规适用说中不存在原则和例外的构成要件。
3、分离说。德国法学家威廉等认为,从维护公司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的分离原则出发,当公司股东不是公司董事时,应负有不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构成重大影响的谨慎义务。否则,即违反分离原则。该股东应对公司的经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日本公司人格否认原则在学理上的研究主要受德国学说的影响,日本公司人
格否认的学说主要涉及的是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适用范围包括:(1)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2)为规避法律而滥用公司法人人格;(3)当事人不具备法律上的资格而以事实上的另一人存在;(4)股东自己的业务和财产,与公司的业务和财产混同。至于法人人格滥用的要件,主要强调法人人格的滥用者对公司具有实质的支配力。
日本法院的判例采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法理,主要在公司机关运营有名无实,股东和公司的业务、财产相混淆、资本不足的情形下,公司实质上变为“形骸化”,将此作为法人人格否认的客观要件。1990年日本商法承认一人公司,商法中规定最低资本金制度,防止了公司人格形骸化的情形。
综上所述,英美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反映了该原则适用范围较广,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说和实务则体现着该原则适用范围较窄,一般适用于法人人格滥用、法人人格形骸化、违反契约或者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等。德国、日本在承认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同时,尽量限定和缩小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主张如果能在契约、侵权等现行法律中解决问题,则尽量不适用该规则,即使适用也要严格适用条件。
三、我国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在我国公司制度不缜密、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利益以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成本低的大环境下,公司人格被滥用的现象极为普遍。主要有:第一,设立空壳公司,诸如出具虚假证明、虚假验资、骗取公司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以各种名义抽逃资金,导致公司实际注册资本为零。第二,公司资本严重不足,公司经营事业和风险所要求的资本远大于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规模。股东的经营诚意值得怀疑,而且会有很强的投机风险意图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公司的债权人。一旦在资金链条上出现一个裂痕,就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整个公司大厦顷刻间倒塌。这也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经营失败的风险,对债权人极为不利。第三,公司在形式上的形骸化,比如公司虚化、公司的组织机构不完善、没有或者虚设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由控股股东直接控制,公司只不过是其逃避责任的外壳。第四,利用公司用于不正当目的,主要指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或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比如使用“金蝉脱壳”的伎俩,将具有经营价值的资产转入到另一家新公司,而将债务全部留给原公司,或者故意不年检,导致原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致使债权人无法得到债务清偿或者得不到必要救济。第五,股东与公司或者关联公司之间的混同,如资产不分、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组织机构混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情况等。公司与股东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尽管形式上独立,但实质上却是互为一体,难分彼此,以至于外界无法分清是跟公司还是跟股东打交道。上述情况,多数伴有欺诈,对公司债权人极为不公平。因此,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2005年的公司法修订中,公司法第20条第64条对法人人格否认做出了具体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最终以成文法的形式得到确认。“这是在成文法中最明确地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的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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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分析 篇6
公司人格否认总是适用于特定的法律关系之中,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既可以因契约而起,也可以因侵权而起。因为无论是契约理论还是侵权理论,在解决公司人格被滥用的问题时都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在契约法上主要表现为契约的相对性理论,因为债发生在公司和债权人之间,所以债权人无法要求不在契约关系之中的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责。在侵权法中的情形基本相似,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公司和债权人之间,那么要求股东承担责任就没有任何依据,如果说公司和股东属于共同侵权,那么就需要举证证明双方有共同的过失或故意,而在股东不当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公司的意志完全淹没在股东的意志之中,要证明公司的过错基本不可能。因此不论是侵权之债还是契约之债,传统理论都无法解决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之引进和运用实为必要。
有学者认为,在契约之债中运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该慎重,因为在契约关系中,债权人有足够的时间和方式获得债权担保来规避自己的风险。而我认为,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运用都该慎重,契约之债的债权人的确可以事前从股东处获得担保,但如此必然意味着股东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的复归,用这种类似于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保证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必然会造成公司有限责任形同虚设,这加大了股东投资的风险,不利于交易的最终达成。
二、适用于股东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的情形
利用公司人格规避法定或约定的义务是公司人格滥用者追求的最终目标。当公司因为契约而负有特定义务时,控制股东会运用各种手段,新设公司或转移资产,让原公司资不抵债,以实现脱壳经营的目的,使债权人得不到清偿;而当公司成为某部法律规制的特定主体时,控制股东又会利用新设公司或旧公司的人格,人为改变强制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以达到规避法律规范的真正目的,从而使法律规范本来的目的落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确有必要揭开公司的面纱,恢复躲在公司人格面纱背后的股东的真实面目,让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就是在侵权或者契约法律关系中,股东滥用了公司的人格,以实现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目的。至于虚假出资、脱壳经营等行为只是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手段而已。
1、虚假出资。按照有限责任原则,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应该承担填补出资的责任,这是基于违反出资义务产生的普通法律责任。除此之外,还应该对其他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对因不履行出资义务造成公司和其他股东财产损失的根据实际损失进行赔偿。这样,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后果并不仅仅是补足出资差额,赔偿数额完全可能超出其约定出资额。以上这些法律责任的规定,对于运转正常的公司而言是完全可行的。但对于面临财务危机的公司而言,特别是一些已经歇业的公司,改正、罚款、撤销登记,其实并无实际意义。此时,法院往往要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虚假的公司登记文件,虚假的股东,甚至虚假的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如何得以保障?如何追究股东的民事责任?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其实完全可以特别适用法人人格法理,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追究股东的无限连带责任。由此可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此时的适用可谓实属相关处罚不能有效规制的穷尽之举、无奈之举,但也是必要之举。
2、抽逃出资。公司成立后,股东以各种方式抽逃资本的,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股东“一般”应在所抽逃资本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虽然公司实践通过建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现了股东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的前提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当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公司法实践对公司资本的充足性要求不仅仅停留在考虑公司法所规定的最低资本额,而且也开始注重考虑公司的资本同时也要与公司的经营性质和经营风险相匹配。也就是说,即使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只要资本对其经营不能提供充分的实质保障,公司的面纱也应当被刺穿。因为,如果股东的出资达不到与其所从事行业的性质和经营风险相适应的最低要求,那么表明公司股东利用较少出资运营较大风险,同时公司股东也在利用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将投资风险降到了必要限度之下,因此存在股东通过公司将商业风险转移给无辜大众的嫌疑,这无疑增添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性。
3、股东对公司的不正当控制。
公司在股东的过度操纵下,实际上丧失了独立的法人人格。如果对这种过度操纵公司用以规避法律义务,转嫁风险,欺诈债权人的行为不给予有效规制,则债权人利益是难以实现的。从原则上说,股东因出资或持股较多而控制一家公司,本身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构成股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充分条件,否则公司将寸步难行,因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公司总是存在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力是股份所有权的产物,当股份持有量达到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资本的控制,所以资本的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所以导致适用该制度必须是在控制本身具有不正当甚至非法的现象时。法律将公司设计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要求其能够独立行为,如果其已经不符合法律承认公司独立地位的目的,而成为股东争取利益的工具,那么则应当“揭开公司的面纱”。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法律依据分析 篇7
根据无讼案例数据库并以“关联公司”和“人格混同”为关键词进行案例检索发现,自2013年最高法院15号指导案例①发布以来,涉及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案件从2013年以前的几件几十件一跃成为上百件,同时这些案例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这说明关联公司的人格否认和现行的公司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探讨其适用法律依据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虽然最高法院15号指导案例类推适用了《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为法律依据,但其合理性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质疑,不同的法院和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依然莫衷一是。我们也有必要探讨一下15号指导案例中的扩张适用是否合适并从中选择出更为合理的法律依据。
一、类推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不合理
最高法院15号指导案例裁判理由中类比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判定人格混同关联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川交机械公司、瑞路公司和川交工贸公司公司人格混同,其中川交工贸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法院认为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所以可以参照《公司法》第20第3款的规定,三公司共同承担责任。但笔者认为如此类推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从法律适用的原理上来看并不合理。
《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目前我国《公司法》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定主要情形就是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人格导致的人格否认。然而关联公司的人格否认的责任承担者并不是股东而是各个关联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廖凡博士也认为《公司法》20条第3款规定和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制度相冲突。“因此,在我国公司法体系下,不得逆向否认公司法人人格”。②其实际上也是否认了三角刺破的责任流动机制,即责任承担由公司到股东再从股东到各个关联公司的三角模式。
不过有的学者也对《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在关联公司的人格否认问题上的适用给予了肯定的观点。如朱慈蕴教授认为“根据姐妹公司的大量存在且独立性难以保障的情况,将这一规则适用扩展至姐妹公司之间的人格否认,应符合我国公司法确立这一规则的立法意图。”③这样认为的原因在于关联公司都与同一股东有密切的联系或者是该股东滥用了这些姐妹公司的人格。最高人民法院15号指导案例也是基于这样的一层涵义,将关联公司视为一体,从而将滥用关联公司人格的股东责任延伸到由其控制操纵的关联公司上,进而选择参照适用了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判决关联公司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我国毕竟是成文法国家,在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通过对《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扩张解释作为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法律依据并不妥当。扩张解释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尽管可以做出比一般涵义更广的解释,但不能超出法律条文可能具有的涵义。“法官的解释只要符合立法原意,一般会在随后的案件结论中得以贯彻。在此过程中无须也不允许法官加入个人的主观判断,法官就是要准确表达立法意图,按立法者已经做出的价值判断适用法律”④从立法的原意和精神上来看,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符合《公司法》20条第3款的规定,即都是基于防止滥用公司人格独立造成的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从法律适用原理和解释的角度上来看,对于该条款的扩张适用确实超出了法律条文的应有之意。这也是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始终存在争议的原因。笔者认为应尽快建立相关的立法或者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弥补和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二、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合理
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该款规定朱慈蕴教授认为“针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总括性规定,只要是股东滥用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无论是扩张情形,均在本款的规制范围之内。”⑤虽然该款规定中的主体依然是公司的股东,但是规定比较概括性,和第3款不同的是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而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其实也正违反了“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规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质就是公司的股东无视各个关联公司的独立人格利用其独立法人地位为自己逃避合同义务和债务做踏板。因此,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1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适用《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合理
《民法通则》第37条对法人的条件作了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⑥有效成立的公司,必然是符合法人设立条件的,形式上具有独立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人格被否定的原因是实质的独立性丧失,即没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意志。关联公司如果人格混同的话则往往缺少独立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或者在财产上出现相互交叉导致的资金的流动混乱。因此通过认定其法人要件不完备,从而追究的各个关联公司的连带责任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方式。因此就目前状态而言,《民法通则》第37条是解决公司间人格混同案件比较合理的请求权基础。
四、适用《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合理
公司法第3条第1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财产权。公司一起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⑦公司法第3条第1款的规定是关于法人财产独立的法律条文,公司的人格独立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财产的独立。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权是其法人独立地位的最根本的表现,财产的混同是一个公司无法区别于另一个公司,丧失独立人格的重要表现。因此如果各个关联公司的财产财务混同,也就意味着关联公司丧失了独立的财产地位,自然也就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联公司的人格混同导致的人格否认符合一般公司人格否认的基本原理。由于关联公司人格独立的丧失违反了公司法的基本制度和设立法人的宗旨,相应的也应该承担否定的法律后果。因此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人格否认也可以适用《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事实上,笔者认为该条款与上述《民法通则》第37条规定在论证方法和本质上是一致的。
五、《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不是优先选择
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简称“四川泰来案”),最高人民法院的理由为“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了债权人利益。”⑧在本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所援引的法律是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5号指导案例类推适用了《公司法》20条第3款,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09453号判决书中依然适用了诚实信用原则“东方红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权,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⑨
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⑩在“四川泰来案”中最高法院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判定关联公司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逃避法律义务、合同义务或债务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民法中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适用该项法律原则,不过却不是最优先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原则的适用必须受到限制,法律规则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原因之一是在内容上,法律原则是模糊的,而法律规则是确定的。原因之二是“由于法律原则是对于某种价值状态的追求,是某种价值的载体,而价值往往是充满争议的”所以以为了维护安定性价值,必须首先适用规定比较明确的法律规则。因此适用法律原则的限制条件为“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或者“既有法律规则存在,又有法律原则存在的时候,法律原则不能撇开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除非个案正义遭到严重侵害”。但不管如何法官都要给予充分的论证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11
有观点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关联公司人格混同、逃避债务的行为正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该条可以作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法律依据。○12但结合上述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区别,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应该受到限制,防止其随意的适用。
综上,笔者认为立法者可以参照《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一般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对关联公司人格否认问题进行立法,从而使各个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有更直接的法律规律。同时即使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人格否认,《民法通则》37条和《公司法》第3条第1款及第20条第1款规定也可以成为法律依据,这符合公司人格独立的基本原理和人格否认的基本目的和内涵。还要注意的是在有以上几条更合适的法律依据的前提下,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应该加以限制。
六、结语
中国现今的法律规范并没有针对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直接规定,但是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在法律实务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15号指导案例的发布都表明作为一项司法惯例,关联公司人格否认已经成为共识。为了更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建立正当的请求权基础。
摘要:结合2008年至2015年间的法院民事判决和民事裁定并将其进行总结对比,可以发现人格混同的关联公司人格否认适用的法律依据在实务界依旧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在法律适用和解释的原理上来看有不足之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37条、《公司法》第3条第1款和第20条第1款规定是相对符合公司人格否认原理的合理选择,同时也应该注意诚实信用原则的限制适用。
关键词:关联公司,人格混同,人格否认,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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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8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与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性有直接联系, 又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一)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的缺陷有关。
我国1993年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制度, 这一制度以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为基本特征,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直至无力承担。二是股东的出资额形成公司资本, 并且与个人财产相隔离, 尽享公司独立带来的无限利益, 却仅用这属于公司资本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2]但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观念和制度上将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绝对化, 使其呈现为一柄双刃剑, 弊端与危害日益明显, 主要表现为:
1.有限责任忽略了债权人的利益。股东无疑是公司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既能在生意兴隆时坐享其成, 又能在经营失败时逃之夭夭。在公司经营失败无力偿债时, 债权人也只能追索至公司, 无法向股东请求, 债权人的利益只能受损, 没有任何保障和救济。
2.为股东滥用控制权提供了机会。虽然公司有其独立人格, 但公司具体的运作是靠股东, 尤其是大股东来操作的。这就不可避免的是控制股东的个人意图渗入公司行为之中。在某些情况下, 它可能迫使公司牺牲自身利益, 从事有利于控制股东的不正当交易, 致使公司少数股东或债权人蒙受经济损失;也可能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 从事各种欺诈行为, 规避公法义务, 为自己谋取非法所得, 或者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 从事隐匿财产、逃避清偿债务的责任等。[3]
3.成为规避侵权的工具。公司侵权的场合常常出现公司财产不足以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而由于有限责任的保护, 受害人也无法向有赔偿能力的股东追偿。因此, 有限责任制度过度保护了公司股东的利益, 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的保护是不够的, 阻碍了侵权行为法的发展。
(二) 公司人格否认体现了立法者在利益冲突时的价值取向。
美国法官桑伯恩 (Sanborn) 曾在1905年的一案中阐述“就一般规则而言, 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人格, 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理由出现;然而公司的法人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 使非法行为合法化, 保护欺诈或作为犯罪抗辩的工具, 那么, 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4]由此可以看出, 当公司、股东的利益不能确认、维护公共利益, 反而损害了公共利益时, 立法者及时做出了反应和选择-保护公共利益。所以, 无论是在公司法人制度还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中, 立法者都力图平衡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如果不能两全, 立法者则会保护公共利益, 这既是维护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正义公平的必然途径。
二、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要件
综合各国的司法实践和现有理论, 笔者认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前提条件:公司有效成立已取得独立人格。这也是区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与公司无效成立的关键所在。只有公司有效成立并具有独立人格, 股东才能享有公司人格独立-有限责任制所带来的益处, 其人格才有被滥用的可能, 才有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5]
(二) 主体要件:拥有实质支配力的股东。只有股东才有可能构成公司人格否认的身份, 不具备股东身份的董事、经理不可能符合这一主体身份。因为董事、经理只是公司的雇员, 而非公司这种社团法人的成员。关于“实质支配力”的认定标准, 各国不一, 大部分国家以“持有多数股份”作为标准, 实践中却不好操作, 笔者认为应该综合个案, 考量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重大事务的管理权来衡量这一标准。
(三) 客观要件:股东有滥用对公司控制权的行为。一是因为对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心态作出准确判断极为困难。二是法官在具体操作上只需用某种行为标准来衡量主体的外部行为, 除去了检验主观心态的负担, 并且符合了民事责任功能从侧重制裁向侧重补救转化的世界性潮流。[6]
(四) 客体要件:股东的控制权滥用行为客观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内幕难以了解, 不能判断是否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的现象, 只能从结果中予以推断。而且, 只有产生了规避法律义务、规避契约义务社会责任的结果时, 才明显表明该公司行为已经违背了公司法人制度的本质和目的, 而又有否定之必要。[7]
(五) 限定条件:股东不能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只能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提出相关诉讼, 即使是小股东也不能提出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请求, 因为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 股东在享受公司独立人格带来优惠的同时, 也应该承担给予公司独立主体地位产生的法律后果。实践中, 只有公司的债权人和代表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部门才有权作为权利主体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三、公司人格否认适用的情形
(一) 资本显著不足。
公司资本是公司经营及对外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如果公司没有具备与之风险相适应的足额资本, 实质上就把风险转移给了债权人, 公司也成为股东逃避债务的“空壳”。如何界定“公司资本显著不足”?我国《公司法》中, 实行法定资本制, 公司资本只有达到法定最低数额或章程规定的数额方可成立。当公司资本显著不足低于法定最低数额时, 公司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只应适用公司成立无效, 不能适用公司法人否认制度。
(二) 利用法人人格规避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
较常见的情形包括: (1) 负有契约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 (如禁止的义务、不制造特定商品的义务等) 的当事人, 为规避这一义务而设立新公司, 或利用旧公司掩盖真实行为。 (2) 赋有交易上巨额债务的公司支配股东, 往往通过抽逃资金或解散公司或宣告公司破产, 再以原有的经营场所、董事会、顾主、从业人员等另设一公司, 且经营目的也完全相同, 致使公司空壳化, 来达到逃脱原来公司巨额债务之不当目的。 (3) 利用公司对债权人进行欺诈以逃避合同义务。[8]
(三) 公司与股东或者与其它公司混同。
公司的财产和责任与其股东相对独立, 并且有不同于股东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业务等。当公司与股东或与其关联公司在财产上、利益分配上、组织管理上、业务上出现混同时, 就丧失了作为法人的独立性, 理应否认其法人格, 让其背后的股东直接承担公司的债务责任。这种情形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较常见。一人公司人格之否认的原因通常有两种情形, 即财产混同和人格混同。其次, 母子公司中否定子公司人格的原因通常也是因为财产混同、人格混同和组织机构混同。通常表现为出资人用同一出资、同一从业人员、同一经营场所登记数个公司, 即所谓“一套人马、多块牌子”, 也是我国存在的一种典型法人格形骸化情形。[9]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完善
我国新《公司法》在总则中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第64条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上这些, 虽然在制度层面对此制度作了规定, 但相对于实践中日益出现的利用公司逃避债务、欺诈经营、脱壳经营等现象显得微弱和单薄, 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新《公司法》为例, 笔者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一) 应增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可操作性。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以公平、正义的法理来补充公司法人制度的, 单单两条抽象的规定是不足以发挥这一法理的应用功能的。所以, 《公司法》应再增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节, 尤其将其适用要件和适用情形加以列举, 增加其操作性, 避免出现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逃脱对社会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现象。
(二) 在公司人格否认之诉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责任。《公司法》第64条只对一人公司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基于相同法益给予相同保护的法理, 应对所有滥用控制权的行为加以规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法搜集到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证据, 即使有时可以提供该证据, 也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见, 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时, 由债权人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举证, 既困难又显失公平, 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也难以实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设计的目的。[10]
(三) 加强有关的司法解释。这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和惯例。鉴于《公司法》刚出台不久, 经过一定阶段的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会适时颁布司法解释。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而言, 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应该是《公司法》20条规定的“严重”一词, 以加强操作性, 为现实中的司法审判活动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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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篇9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及特征
(一) 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是指基于特定的事由, 在具体法律关系中, 否认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 责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承担无限责任, 以制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 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的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制度。它可以有效克服有限责任制度的诸多弊端, 其本意在于制裁因滥用公司人格而导致损害债权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以平衡各方利益, 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
从本质上看,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非对公司人格的完全否认, 而是公司人格独立制度必要而有益的补充, 且发展、完善了公司人格独立的内容。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 维护了公司人格独立的正义性与合理性, 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公司法人制度产生的弊端而采取的必要的救济手段。
(二)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特征
公司法有关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是在特定情况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修正和维护, 公司的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被滥用时, 它作为一种事后救济手段, 是对公司、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风险与权利的平衡。具有以下特征:
1.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是以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针对的是具有法人资格并且滥用了法人人格的公司。如果公司没有取得法人资格, 它就不能行使法人的权利, 其行为和后果将被视为无效, 所以不存在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必要。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才具有公司人格被滥用的可能。
2.公司人格的否认, 只适用于个案中的特定法律关系, 不具普适性
公司人格的否认法理不是对公司人格的全盘否定, 而是在具体个案中针对特定情况所采取的特殊措施。因此对公司人格的否认, 并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继续存在。待公司消除股东的滥用行为应恢复其作为法人应有机能, 公司的独立人格依然被法律所承认。
3.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在于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公平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表明公司人格否认对债权人而言是变公司有限责任为股东的无限责任, 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发生转变, 其本质意义在于防范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来逃避其应当承担的法律和契约义务, 保护债权人及社会的公共利益。
4.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人格滥用的一种事后规制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揭开了公司的“面纱”, 使得公司的债权人可以剥离公司人格筑起的有限责任屏障, 直接追究法人背后的股东的法律责任。通过追究滥用公司人格者的责任, 使其对公司行为承担无限责任, 从而使因股东滥用公司人格, 而对遭受损害的债权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得到相应的救济。
二、我国公司人格滥用的表现形式
自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现代法人制度以来, 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愈演愈烈。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格混同
人格混合是指公司与其成员之间, 以及该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没有严格的分别。在现实生活中人格混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1.一人组成数个公司, 各个公司表面上是彼此独立的, 实际上在财产利益、盈余分配等方面实属一体, 且各个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权利均由该投资者所掌握。2.由于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相互控制关系而引起的人格混同。一些集团公司或大公司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设立子公司, 表面上看, 这些子公司系独立的法人实体, 但实质上均由其母公司操纵、控制, 成了母公司实现其目标的“工具”。
(二) 财产混合
财产混合是指公司的财产不能与该公司成员的财产及其他公司的财产作清楚的区分。公司与其成员财产彼此独立是法人的独立人格的特征之一, 也是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如果财产发生混合, 则不仅难以实行有限责任, 而且也极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财产, 非法移转财产, 逃避债务和责任, 也会使某些股东非法侵吞公司财产。财产混同也可能是利益的一体化, 即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之间没有区别, 公司的盈利可以随意转化为公司成员的个人财产, 而公司的负债则为公司的债务。这种情况已表明公司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
(三) 虚假出资
如注册资金不实, 法人人格自始不完整。在某些地区, 为了招商引资, 纵容甚至鼓励一些企业违规开设公司, 为成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 以享有优惠待遇, 虚构外方投资, 搞假合资, 假合作, 实际上外方根本没有出资。行为人虚构的目的是为了骗取进口汽车、减免税等优惠待遇, 从而损害国家利益, 同时也可能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
(四) 其他形式
比如挂靠, 即以被挂靠企业名义进行经营活动的自然人、合伙企业等非法人实体挂靠在公司名下, 利用或借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和有利条件进行经营, 俨然是个合法有据的经营实体, 实际上完全不具备公司法人的条件。此外还有企业脱壳经营, 是指企业经营陷入困境时, 原企业主要人、财、物与原亏损企业脱钩另行组成新的企业法人进行独立经营, 原企业债务新企业不承担, 也即新设企业脱掉亏损企业这个“壳”而独立经营的一种企业运行方式。
总之, 在实践中有着形形色色滥用公司人格独立的行为, 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也与法律所维护的公平正义理念相悖。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中的不足
我国《公司法》确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具体体现在该法第20条和第64条。该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以基本原则的形式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在特定条件下的个人责任。并且就一人公司的特殊性, 《公司法》第64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一人公司的人格否认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 使股东承担对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事实的证明责任, 加强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公司法》虽然确定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但是太过原则性的规定, 对具体实施规定不明确, 保护范围也非常有限。《公司法》只规定了滥用公司人格股东对因其滥用行为导致的债权人利益损害负连带赔偿责任, 但对滥用行为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赔偿问题却没有提及。
四、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议
由于《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具有相当的原则性, 它的有效实施还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如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公司人格滥用行为的具体情形, 补充现行法或通过司法解释将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给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纳入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此外, 需要在其他单行法律中增加公司人格否认的条款, 规范公司的行为, 从多方面保护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 应当明确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条件, 以防止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在保护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 亦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不仅要继续完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而且应当加强监督机制, 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摘要: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通过制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 来保护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平衡各方利益关系, 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但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尚存在不足之处, 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完善。
关键词:公司人格,公司人格否认,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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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篇10
关键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 它刺激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该制度设计, 在荫蔽股东的同时, 也加重了债权人的风险承担。滥用法人人格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现象随之产生,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各国立法纷纷引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对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加以修正和补充, 以平衡公司与股东的权利和股东与债权人的风险。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和第六十四条首次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文拟结合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施以来几年的实践, 就当前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一探讨, 以期对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界定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诞生于美国的判例, 英美法系国家将其称为“刺破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1809年, 美国最高法院为了维护联邦法院的司法审判权而用“揭开公司面纱”来确定公司背后股东的个人身份。1905年美国诉密尔沃基冷藏运输公司一案中, 法官桑伯恩的判决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 以后为德、法、英等国家和地区所仿效。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说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在德国,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被称为“直索责任” (Durchgriff) , 日本称为“透视理论”。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说 (Disregard of corporate personality) 。我国沿袭大陆法系说法, 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 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 责令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 如不恰当适用, 就会导致整个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违背创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初衷, 所以, 各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极其审慎的, 往往要重点考量该制度的适用条件。本文认为, 在我国,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一般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 公司设立合法且有独立法人人格。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因为, 从逻辑上看, 公司只有先拥有“面纱”, 即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 才谈得上是否应该将该面纱揭开的问题。公司的成立大多数国家以登记为形式要件, 即一般只要公司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经有权机关登记 (有的公司成立还要经核准才可以登记) , 公司就成立并有效存在。公司在设立登记至注销登记之间, 具有独立的人格。
(二) 主体要件。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主体要件涉及两个方面:1.滥用公司人格的主体。本文认为, 滥用公司人格的主体应限定为该公司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股东, 即支配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为表征, 如母公司对子公司保持高度控制权。要界定支配股东必须区分积极股东和消极股东。积极股东是对公司的决策加以影响的股东。消极股东上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股东。显而易见只有积极股东才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还需注意的是利用公司人格进行不法行为者不一定都是股东, 还可能是公司董事、高级职员等。对于此类情形, 不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而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2.主张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必须经过司法途径, 对因法人人格受到损害的当事人进行救济, 因此需要由原告提出适用的诉讼请求。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受损者通常是公司的债权人或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政府部门。若公司自己或公司股东为某种利益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请求, 法院一般是不予以适用的。因为要求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在逻辑和法理上都讲不通。在此种情况下公司或小股东权益应通过侵权制度或者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等寻求法律的保护。
(三) 行为要件。即公司人格的滥用者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在此问题上, 学界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滥用的故意, 有一定的争议。本文同意赵旭东教授的观点,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设立的初衷和理念乃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如果将“股东在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时有主观故意”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利益受侵害的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 证明要求是非常苛刻的。因此, 只要存在滥用行为就推定行为人有主观故意, 才是保护滥用行为相对人的恰当方式, 从而体现公平分配举证责任的法律理念。
(四) 结果要件。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结果要件是公司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民事损害事实。公司人格滥用行为造成的损害既可能是现实的, 也可能是潜在的;既可能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也可能是公司法人的债权人的利益。当然, 损害只有是因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引起时, 才能适用该法律制度。
(五) 公司债权人用尽其他方式仍然不能得到有效救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制度的特例, 仅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适用。因为公司在具有足够资产的情况下, 债权人的损失可获得赔偿, 故无需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
在现实生活中, 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可谓类型多样, 五花八门。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总结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也是众说纷纭。本文认为, 结合近几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实践, 概括起来, 目前在我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 利用公司人格规避约定义务或实施侵权行为。如当事人为回避契约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 (如竞业禁止) 而设立新公司掩盖其真实行为;以规避债务为目的, 转移资产, 终止原公司, 另设新公司, 即典型的“脱壳经营”;利用公司名义进行诈欺以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 此时, 公司人格成为股东欺诈的工具。
(二) 滥用公司形式规避法律义务。即指受强制性法律规范制约的特定主体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法人人格, 人为地改变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前提, 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真正目的, 也称脱法行为。如国际避税, 母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 使收入从高税区向低税区转移。
(三) 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资本是股东投资所形成的公司财产, 是公司对外业务的信用基础, 也是债权人决定与公司交易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公司资本应与其经营的事业和隐含的风险或经营规模相适应。但在司法实践中, 仅仅是资本的显著不足, 往往不足以否定公司的独立人格, 还应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量。一般来说, 公司只有使负债与股本保持合理的比例, 才能保证自己的信用和经济往来的安全, 如果比例失衡, 就存在股东通过公司将商业风险转移给无辜大众的嫌疑。如果公司股东为使债权人与公司交易, 制造资本充足的表象, 误导债权人, 公司的面纱就会被揭开。
(四) 公司人格形骸化。所谓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 使公司成为股东的或另一个公司的另一个自我, 或成为其代理机构和工具, 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 公司即股东的情况。其具体表现为: (1) 财产混同, 一方面表现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在实际经营上的混同, 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司与股东或一个公司与他公司利益一体化上。 (2) 业务混同, 即一个公司完全为另一公司的利益需要为准而进行的交易活动、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 使交易方无法分清是公司还是股东的交易行为, 从而剥夺了公司的利益机会。 (3) 组织机构混同, 如“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人员的兼任, 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不召开股东会议等。 (4) 人格混同。如子公司一直被视为母公司的一部分, 如“分部”或“地区办事处”, 而不是一个子公司。
四、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对策
现行《公司法》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保护, 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衡的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又趋于平衡, 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当前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 必须加以完善。本文认为, 当前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 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出台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相关司法解释。应该看到, 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属于衡平性规范, 体现出原则性、模糊性和补充性的品质, 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具体适用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 这十分不利于该制度优势的发挥。因此, 当前,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原则, 明确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概念、构成要件等问题, 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 从而有效地发挥地方法院的审判职能, 为公司的有序运作提供司法保障。同时, 在司法解释出台前, 也可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典型案例来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
(二) 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对法人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 应以有限责任为支柱, 以法人否认原则为例外。《民法通则》只规定了法人以其所有或经营管理财产为限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并未规定投资人以其投资为限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将来民法典, 须将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规定为法人有限责任, 并将法人有限责任作为法人民事责任的支柱。另外,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外延可扩大至事业单位法人、社团法人等。这样, 可以更加有效和广泛地对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予以防范和制裁。
(三) 建议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引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目前, 在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范围还十分有限。从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适用。我国在上述领域引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如在环境保护领域,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公司、企业负有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法律义务和社会义务。如果环境污染是加害公司在受制于控制股东的情况下造成的, 而加害公司本身财力有限, 这时, 为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 需要追究加害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的责任。因此, 随着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实施和发展, 应当不断调整《公司法》的适用范围, 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逐渐引入税收、环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 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朱慈蕴, 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浅谈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篇11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
(一)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
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对“公司人格否认”概念的界定比较明确,“公司人格否认”是指否认或剥夺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但并不是否认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公司人格否认”排除“否认股东有限责任特权”的涵义。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独立法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是公司的两个独立但不可分的特征,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应具备以上两特征。由于这两个特征之间存在的不可分的关系,故在特定的条件下,否认公司的法人资格,便在同时否认股东享有的有限责任特权。
(二)英美德国家“公司人格否认”的概念
在英美德等国家,“公司人格否认”有着不同的名称。在英国相应概念为“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 the veil of company),[1]在美国叫“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eveil),[2]而在德国则称为“直索责任”[3]或“穿透责任”(Durchgriffshaftung)。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会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在美国,除了上述“刺破公司面纱”以外,还有人称之为“忽视公司法律人格”(disregarding the corporate entity)。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主体要件
1、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
针对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我国法学界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的产生根据股东滥用公司人格。只有在支配股东或控制股东存在时,才有这个理论运用的必要。公司的董事、经理或其他高级职员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而谋利,并不能适用该制度。另有学者认为,其主体不仅包括公司股东,还包括董事、职员以及公司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人。
2、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张者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股东或其他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而设立的责任制度。经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只有遭受了实际损害的主体才有权提起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诉讼。
公司和公司股东都不能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诉讼的提起者。公司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意味着说公司主张自己不是“法人”。对股东而言,他们是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最大受益人,同时不排除公司制度也会对其不利。股东选择了以公司形式进行经营,必须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的利益的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是为了追究公司股东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行为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确认和揭示公司无独立人格的法人状态。所以,如果没有滥用法人人格之行为便没有法人人格的否认。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具体如下:
1、设立公司时的资金显著不足
公司在成立之时,就应该有足够的无抵押负担资产从而能够承担公司未来的正常债务。债权人则根据公司情况预测交易的风险。若公司在成立时资金就显著不足,则会使债权人一开始就承担过大的交易风险,但股东享有投资者权益可以免除其应承担的风险和不良后果。根据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以及利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则,司法机关就有必要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2、欺诈、逃避合同义务和法律规避的行为
以上行为造成公司人格被否认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欺诈行为与逃避合同义务的行为比较容易认定,但是规避法律行为的认定存在困难,所以应当注意明确分界。例如跨国公司中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这种控制是有法律依据的,母公司往往利用其在股东会上多数地位,操纵控制子公司之董事会,以致对其施加影响,但这种操纵、控制须在一定限度之内。如果超过限度就会导致子公司丧失实际的独立人格,其公司人格将被否认。
3、公司变成股东的“自我变身”的手段
根据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理论依据,某一公司的设立、存续和经营完全地依附于控制股东的命令,实际上公司不过只是是控股股东的经营手段或“变身”,在实质上其实变为不具有独立性的空壳公司,这被称为“公司人格形骸化”。[5] 这种情形在实务中经常表现为股东并没有对公司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进行明确的区分,公司把资金用于个人开支或者是个人资金被用于公司开支而并没有被计入公司账,公司财务部门也没有保存完整财务记录。针对于集团公司的情况,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财产利益混同从而造成难以明确区分,子公司的独立地位变为母公司的“变身”,在此时若称母子公司是相互分开法律主体,会使欺诈显得合法或导致不良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司法机关需要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结果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结果要件是指公司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滥用公司人格从而导致公司的债权人以及其他社会公众利益受到客观上的实际损害,如果认定滥用公司人格之行为和造成的利益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结果要件需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须造成实际损害,二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行为与造成的实际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 斯拌特:《英德法律中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比特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4 页
[2] 西噢盘/咖啡/奇尔森:《公司案例与资料》,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3 页
[3]托马斯·莱塞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 3 版),高旭军主译,第 480 页
[4] 范健、蒋大兴:《公司法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306-307页
[5]朱慈蘊:《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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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启动 篇12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牵涉到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多方关系, 若按普通债务纠纷诉讼运作, 可能造成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损失的扩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从受理到最终判决可能要半年时间甚至更长, 在这么长时间内, 涉讼公司及其股东完全有可能做出诸如抽逃资本, 转移债务等行为, 来加剧债权人的损失, 同时也会给日后法院工作带来不便。
为了确保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健康发展, 窃以为可以设置特殊司法运行机制来操作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要么还公司一个健康人格, 要么剥夺公司本案人格。务必动用最小的司法资源换取最大的诉讼效应和社会效益, 发挥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优势, 使当事人满意, 使经济流转顺畅, 使社会局面和谐。
二、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启动模式
1.原告主动提起
被动性是司法的一大特征, 无诉便无讼。只有当事人向法院伸出求助之手以期待司法公正时, 法院才能启用司法程序, 通过程序公正维护实体正义。有人设想, 可在公司设立过程引入司法审查权, 借助司法力量预防未来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被滥用的危险发生。这种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试想一下:A法院在公司设立时曾对其予以审查、认可, 使B公司具备“健康”人格。后来B公司出现滥用法人人格现象。C债权人告于A法院。A法院受理并支持了债权人C的诉请。事实上,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 会不断想起自己的事前审查存在缺陷导致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如此一来, 法院的中立性将受质疑, 判决公正性和威严力也大打折扣。故而,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应当由原告提起, 法院通过审理予以否认, 法院决不能诉前介入公司行为。这种提起引发的诉讼可称为“主动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2.法院依职权提起
债权人在提起诉讼时, 并未明确要求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 公司存在严重的滥用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 已给债权人带来巨大损失, 如仅依照债权人诉请, 无法保护他的利益。这时, 法院可依职权将公司法人人格予以否认, 责令公司背后的滥用行为人承担相关责任。这种法院依职权提起引发的诉讼成为附带的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三、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初步证据规则
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往往手段隐蔽, 外部人很难找到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在原告起诉时就设置严格举证障碍, 势必造成原告诉讼地位失衡。依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证据原理, 允许原告初步证明自己权益在被告目前状态下难以保全, 且被告有滥用法人人格之表象, 如异常人事变动、频繁银行资金流转等。这时法院可基于缓和原告举证责任, 加重被告举证负担的规则, 要求被告在举证时限内证明自己没有滥用法人人格, 如不能证明, 则进入庭审阶段;若被告提交自己没有滥用法人人格证据, 法院可对其审查, 若发现证据明显存在虚假捏造, 则直接启动法人人格否认程序对其法人人格予以否认;如被告证据明显合理则驳回原告起诉。
法院对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作怎样评判而采纳、采信呢?可结合滥用法人人格的构成要件将证据形式化以下四点:
1.被告的资质
法人人格否认是以法人人格取得为前提的, 倘若没有取得法人人格, 原告可直接诉讼相关人以弥补其损失, 无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之必要。正是基于公司具备了法人人格后, 其独立人格又被他人滥用, 导致相对人利益受损, 依靠公司赔偿已不能满足, 这时才通过法人人格否认原则来更加全面保护自己利益。故, 原告起诉时所提请的被告当有法人人格。
2.滥用行为的界定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无疑是用来惩罚相关人的“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常见的“滥用”行为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1) 不正当控制
不正当控制, 是指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通过控制而实施了不正当的, 甚至非法的影响。从原则上说, 股东因出资或持股较多而控制一家公司, 本身并不能构成股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的理由。法律将公司设计为独立的权利义务主体, 要求其能够独立行为, 如果一个公司成为另一个公司争取利益的工具, 并且丧失了独立行为的能力, 已经不符合法律承认这个公司独立地位的目的, 应“揭开公司面纱”让不正当控制者承担责任。
(2) 过度控制
如果说不正当控制是关联企业常见的滥用法人人格形式, 那么, 过度控制便是母、子公司间的顽症。
母子公司本各有其独立的法人人格, 但由于母公司的过度“管理”使得子公司独立地位逐渐丧失, 沦为母公司的一个“职能部门”。这种“过度”行为表现为:严格控制子公司的资产收益, 全权任免子公司的董事、经理, 直接干涉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等等。当此种“过度”情形显见时, 母公司当承受子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的责任。
(3) 混同
混同, 包括财产混同和人事混同。财产混同, 是指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或其他公司财产混同, 难以区分。财产混同使有限责任机制成为泡影, 而且也极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财产, 非法转移财产, 逃避债务和责任, 同时个别股东会趁机侵吞公司财产。财产混同还可能是利益一体化, 即公司的盈利与股东收益之间没有界限, 公司盈利可随时转化为公司成员个人财产或转化为另一公司财产。财产混同毁灭了法人的独立财产原则, 使独立人格丧失。常见财产混同现象易发生于“夫妻公司”、“家族式公司”。
人事混同, 是指公司的高层人员和其他公司的高层人员混为一体, 难以划分。人事混同的典型形式是“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行为人妄图利用“公司”这个神秘面纱来获取个人利益。但是交易相对人基于对公司责任承受力的过分信任导致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所以必须否认这类公司法人人格, 以救济利益受损方。
滥用行为除了常见的不正当控制、过度控制、混同、还有欺诈、脱壳经营、抽套资金、交叉投资等方式。
3.非滥用行为的认定
滥用行为是导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重要因素, 但决不是唯一因素。有些经营公司者既不清楚公司为何物, 更不了解有限责任和独立人格。在公司林立的视觉刺激下注册公司, 虽行为人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过错, 却客观上给相关人造成了重大利益损失。为了最大程度保护相关人, 维护诚实信用原则, 可对其公司法人人格予以果敢否认。
4.后果损失的判定
基于公司滥用法人人格和盲目经营, 必须造成相对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损失。若没有损失存在,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便失去了意。所以,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必须要有损害的发生, 至于损害能否以潜在的形式出现, 窃以为不能一概否决。当潜在的危险足以导致利益无法实现时, 当然要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如果潜在的危险不会造成利益丧失, 则不能使用。
法院在采信当事人双方提交证据时是否要求原告提交被告主观因素介入了滥用行为?没有必要, 因为在现实中行为人无意识的利用公司这个特殊主体从事了一些不正当行为导致被诉, 法院不能强求他的主观心态, 基于潜意识的动作不应成为责任承担的必备要素。
四、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判后效应
1.判决后的法院作为
随着人民法律意识的加强,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争议的概率极大提高, 法院成为定纷止争的必然场所。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与日俱增, 法官个人承办的案件也是堆积如山。为了节省司法资源, 减少诉累, 当庭宣判的操作性极度减弱, 特别是民事案件。当下法院流行“邮寄判决”, 法人人格否认之诉也逃脱不了这种宿命。在被告一方, 为了争取逃脱执行时间, 通常不会签收判决, 而是将之“完璧归赵”退回法院。在法院一方, 判决一经寄出, 承办法官便把精力转向下一个案件, 不会重视也无暇顾及被退回的判决。在原告一方, 本着对法院的信赖, 怀着激动心情等待判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 当他将强制执行申请材料毕恭毕敬呈上法院时, 发现被告竟没有签收判决书, 只能等待漫长的公告送达了。
这样, 从判决寄出到公告送达期限届满, 一段“宽容”的日子使被告方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来抵抗执行。所以, 法院在法人人格否认判决作出后必须积极作为, 切实维护原告权益和捍卫法律尊严, 这种作为就是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个案公示制度。
2.个案公示制度
法人人格否认是一种个案否认, 也就是公司在某一案件中人格被暂时否认了, 由其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但是, 作为一个法人实体, 公司依然存在, 它完全有资格从事未来的商事活动, 并且仍可享受公司的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待遇, 这无疑加剧了相对方的风险。为了将危险降至最低, 法院可在法人人格否认判决后采用公告形式说明涉诉公司的个案否定情况, 同时提交一份备案于公司登记的的工商行政部门, 以监督公司背后的责任人及时履行义务, 尽快恢复公司的法人人格, 否则, 公司法人人格将会严重缺陷, 妨碍该公司从事商事活动, 当公司背后的“人”履行了判决, 公示即撤销, 公司法人人格重新健全。
小结
法人人格否认诉讼, 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诉讼, 法院一定要谨慎行使手中的裁量权, 利用公司法一般原理, 参照国外司法判例, 仔细分析案情, 做到不枉不纵, 既杜绝滥用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又敢于拿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诉, 惟如此, 才能在保护利益消损者基础上, 使公司健康运行, 完善我国的公司制度, 创造国民社会和谐发展的局面。
摘要:2005年新公司法颁布至今, 法人, 这一原本改革开放的宠儿, 在市场经济下, 其法人人格资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将法人作为“拟制”人格, 赋予其民事权利, 以使公司制度更加完善, 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在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发生了由赋予法人以人格到否认其人格的转变。这一转变将法人人格剥夺, 追责公司背后的真正“黑手”, 从而达到维护债权人利益乃至净化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在立法层面, 否定法人人格是笔成勾画之事, 但若要在司法层面, 准确把握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确非易事。它包括了被告确定, 公司滥用法人人格行为, 法院判决效力等诸多难题。笔者从法人人格否认的运行、启动模式、判后效应三个方面阐释法人人格否认的诉讼机制。
关键词:法人人格否认,公司,滥用,法院,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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