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和行动

维和行动（共6篇）

维和行动 篇1

一、维和行动与国际法

国际法中并没有与维和行动相关的明确法律, 无法对维和行动作出有效的指导和规范, 使得有些情况下维和无据可依, 大大削减了行动的力度。但国际法中仍能寻找到一些对维和行动有影响的法律。

1、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 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 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2、战争法

战争法包含两部分, 一部分是调整交战国相互关系的规则, 称为战争规则, 另一部分是调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规则, 称为中立规则。调整交战国之间的关系和调整交战国与非交战国之间关系的规则的总体, 就是国际法体系中的战争法。旨在保护未参加或不再参加敌对行动 (战争) 的人们。战争法亦被称为武装冲突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

3、国际人权法

国际法上的人权, 是指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或人的集合体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保护最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基本法律原则已被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接受为国际强行法规范, 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得违反。联合国宪章把“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和“促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可见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进年来, 联合国维和行动由关心国家安全逐渐侧重关心人的安全, 由于安全观念变化导致人道主义干预。

联合国维和行动因其地位的特殊性, 更需谨慎把握其中平衡, 既要遵守宪章宗旨保护和促进人权, 又要避免过多的干涉而被卷入冲突之中。

二、维和行动存在的问题及国际法的缺陷

1、法律依据的缺失

(1) 联合国宪章

前文已提到过, 维和行动的性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但是, 宪章的宗旨作为抽象的准则, 并没有为维和行动提出具体、明确的行为规则。

(2) 国际法院的司法判例

1962年国际法院针对联合国西伊里安行动做出解答, 认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定不仅是安理会的“专属权利”, 联大同样也与之有关。此观点被某些大国利用, 成为其借维和行动干涉他国内政的依据, 以此为指导的维和行动必然会有强权或滥权的可能。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司法判例”不是国际法的渊源, 而是“确定法律原则之辅助资料”, 且根据第59条, “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 无拘束力”。所以法院的判决对后来发生的案件并没有约束力, 国际法院在审判时的解答常被做为后来的参考和援引, 并不能作为权威性的法律依据。

2、国际惯例

需要注意, 国际惯例不同于国际习惯, 只是单纯重复的类似行为, 不具备法律拘束力, 只有逐步被各国国内法认定后, 才可以转变为国际习惯, 从而形成法律拘束力。

综上所述, 国际法中虽有维和相关的部分, 但尚无专属维和行动的行为规范和法律依据。

(1) 传统受到挑战:国际法与维和行动原则的冲突

1) 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指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交往中不能以任何原因, 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涉主权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 此原则在众多的国际法文件中被确认, 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 这一原则转化为“中立原则”, 要求联合国在维和行动过程中不能介入冲突当事国的国内斗争, 更不能干涉东道国的内部事务。

2) 非强制性原则

非强制性原则, 亦即机制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原则, 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 (4) 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维和行动是一种有限的军事行动, 目的是和平而非战争, 只能在自卫的情况下使用武力, 即只能消极防护。然而, 在维和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违背其初衷和原则的事例。

(2)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每一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与其他国家之国际争端, 避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这一原则既是针对争端当事国的要求, 同时当联合国在维持和平行动中与东道国或有关方面发生冲突时也适用。然而, 安理会在解决危机时通过不断追加的制裁或授权维和部队使用武力来实现目标, 而忽略了和平的解决方法。例如, 在海湾危机中, 安理会在事件发生后短短3个月内就连续通过了12项有关决议, 对伊拉克进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武器禁运和空中封锁, 并授权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军队超过最后期限仍拒不撤军的情况下, 使用一切必要手段, 维护、执行有关决议, 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678号决议) 。这样的维和行动明显偏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结语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作为联合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具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和作用, 其任务的特殊性, 造成了维和行动的复杂性。联合国维和行动秉承“同意, 公正, 非强制性”三项原则。作为一种“临时办法”, 维和行动在国际法中至今未出台专门针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范法律, 只有一些相关之法律作为其参考, 而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定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种无章可循的情况大大限制了PKO效能的发挥。随着PKO的发展, 其职责已从最初的“维持和平”扩展到集预防外交、维持和平和重建和平于一身的全方位职能。

然而, 由于对人道主义救援的把握出现失误以及受大国博弈的影响, PKO常常不同程度地卷入到冲突之中。联合国维和行动与《联合国宪章》和现行国际法规范之间的冲突不断显现, 一些国际法基本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国际社会有必要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 借鉴国际立法的成功经验, 使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遏制维和被滥用的趋势。

摘要：维和行动不是常态性行为, 而是作为一种“临时办法”, 因而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定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只是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其行动原则。然而, 国际法在维和行动的规范尚属空白, 国际社会有必要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 借鉴国际立法的成功经验, 使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 遏制维和被滥用的趋势。

关键词：维和行动原则,国际法,武力使用

在各国的维和行动背后 篇2

国内民众往往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这难道不足以佐证中国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积极性和能力吗？

但是，当我们观察并对比所有会员国的维和人员投入时，这种自豪感或许将大打折扣。在主要贡献国的行列中，3000余人的维和部队规模并不能让中国挤入前10名。尤其突出的是，南亚三国遥遥领先于其他会员国，包括被称为“维和支柱”的金砖国家——印度。

南亚国家对联合国的维和人员贡献常年保持在前3名。即使在外执行维和任务时遭遇严重的语言障碍，南亚国家对维和的“热情”也依旧不减。当然，对他们来说，维和不仅仅是出于“做好事”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因为这对派遣国来说有利可图。

对印度而言，维和行动是以低成本维持大规模军队、提高个别部队薪酬的绝好方式。士兵加入联合国维和部队，可以使其在军事设备的操作能力上得到更为充分的锻炼。以美国为例，其飞行员每年在国内的飞行训练时长仅为200小时左右。而作为联合国维和飞行员可以借助维和机会，得到每年300小时的飞行时间，所以这对于印度而言是非常经济的选择。此外，印度还能以较低成本与自然资源丰富的贫困国打通外交通道，甚至建立地区影响力和信任感、搭建资源获取的平台。此外，薪酬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动机。联合国付给维和部队的报酬远超过国内政府提供给入伍军人的薪酬。对印度政府而言，可以借助联合国的资源培养自己的一部分兵力，作为海外军事力量的延伸，何乐而不为。

自2010年起，联合国维和部队贡献国前10名皆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也从新世纪以来更加明朗。尽管欧洲国家承担了联合国超过40%的维和支出，但事实上，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和欧洲国家，更多地是通过北约、独联体等机制和平台开展维和行动。

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承担联合国部分维和使命，他们派遣军事观察员小组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但其总人数并未过百，规模相当小。其实，俄罗斯主要派遣军队参加独联体的集体维和行动。目前，俄罗斯的维和部队分布在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独联体的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的第聂伯河沿岸地区，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俄罗斯在波斯尼亚的维和部队是一个独立步兵营，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维和部队则包括摩步师、独立伞降营。这些军队的规模与在联合国框架下的观察员小组不可同日而语，俄罗斯重视周边地区战略框架下的维和行动、有意无意地忽略联合国维和机制，从中可见一斑。

相对而言，有着同样地区大国身份的南非和巴西，并没有显现出俄罗斯维和那样突出的独立性。相反，巴西更多地融入到联合国框架中开展维和行动，南非则结合地区实情，借助本地区组织和联合国的平台调解地区冲突、实现和平。

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据，南非向联合国派遣的维和人员总数为2135人，其中2098人为军队人员。非洲强调其自主维和行动，即非洲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主要依靠自身集体力量，采取有组织的行动去解决非洲内部的冲突。

巴西向联合国派遣的维和人员规模约为1600余人。除此以外，巴西同样在美洲国家组织主导下的维和行动团中投入力量。目前，巴西参加的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拉美国家和葡语国家。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中大部分兵力来自巴西，这与其扩大本国在联合国重要事务中的影响力、为“入常”增加砝码密不可分，对其地区领导力的塑造也作用明显。尽管派遣人数规模并不出众，但巴西一直以来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从1948年至今，巴西向联合国一半以上的特派团派遣过维和部队。自2003年卢拉当选总统之后，巴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态度更加突出，这无论在维和人员数量抑或是维和特派团参与量上都有所体现。2005年巴西甚至成立了本国的维和学校，专门培训维和人员。

总之，观察中国维和作用的大小需要从多个角度着眼。中国的蓝盔部队规模可观，但是维和部队出兵状况不容乐观，这的确与公众认知存在差距。根据2013年中国国防部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关于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内容，依联合国决议和中国政府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中国派出维和部队和维和军事专业人员，进驻指定国家或地区，在联合国主导下组织实施维和行动，主要承担监督停火、隔离冲突和工程、运输、医疗保障以及参与社会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目前派出的国际维和部队确实多为工兵、运输兵、医生等后勤人员，真正意义上的战斗部队数量比较有限。后勤场地中中国工兵部队主要帮助所在国造桥修路，医护人员为当地民众治病等。

这种情形维持到2011年，直到中方向联合国派遣马里特派团，中国终于首次担任了后勤之外的安全警卫任务。中国为何因为马里开启先例呢？不难得知，中国是马里最大的产品出口国，中马在武器装备、自然资源贸易等方面合作密切。其中，还有不少中方企业来到马里开展业务。可见，中国派出维和部队参加马里维和行动，不仅是履行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更重要的是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2015年中国首支整建制步兵营参加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编制700人。联合国官员表示，这是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出整个维和营。而至于中国终于迈出历史性一步的原因，无可置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乃南苏丹油田最大的投资者，保护中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已成为主要驱动力。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框架探讨 篇3

1.1维和行动的概念和法律依据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以下简称维和行动) 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要手段。在联合国出版的《蓝盔》一书中, 维持和平被定义为“由联合国建立的、军事人员参与的、在冲突地区帮助维护或恢复和平的、没有强制力的行动。”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生事物, 始于1948年联合国巴勒斯坦停战监督组织 (UNTSO) 的建立。《联合国宪章》第1条规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并为此目的, 采取有效集体办法, 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 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破坏和平的行为, 并以和平的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 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局势。”这条规定为维和行动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和原则。但是, 宪章并没有关于维和行动的具体规定, 维和行动的权限介于宪章第六章和平解决争端和第七章运用集体安全的强制措施之间, 是填补宪章关于调解条款和强制条款之间空白“实际办法”, 被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称之为“六章半的创见”。

1.2维和行动的发展

总体而言, 维和行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 1948年到1988年的维和行动被称为传统的维和行动或第一代维和行动。

第一代维和行动以“当事方同意”、“中立”、“非武力”为三项基本原则, 其职能主要是单一的军事职能, 如执行维持停火、隔离部队、防止战事和阻止冲突等任务。

(2) 1988年以后部署的维和行动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

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维和行动进入到比较活跃的阶段。维和行动从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 发展到建立和平 (peacemaking) 乃至缔造和平 (peacebuilding) , 从主要处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为处理国内冲突。维和的职能发生变化, 从主要隔离部队、监督撤军等扩展到维护社会治安、排除地雷、遣返难民、监督选举、建立临时权力机构、经济复兴、重建家园等。

2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的法律问题

冷战后, 维和行动不论从数量、范围, 还是从职能而言, 都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迅猛发展, 传统的维和原则在实践中不断被突破, 而国际社会尚未确立对维和行动规范的系统法律规定。

2.1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被冲破

首先, 同意原则遭到挑战。20世纪90年代, 维和行动强制色彩增多, 一些维和行动变成了强制执行和平。如联合国“伊科观察团”并未征得伊拉克同意, 在索马里的“联索行动”受到冲突一方的反对和抵制, 波黑塞族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采取了更加抵触的态度。

其次, 中立原则不再严守。在索马里和波黑, 维和部队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其内部冲突。在索马里, 维和部队不是通过谈判促进各派的和解, 而是使用武力来解除各派的武装, 使用武力缉拿、搜捕索马里最大的武装组织领导人艾迪德, 使维和部队深深陷入武装冲突和内部分歧中。在波黑, 维和部队因与塞族士兵争夺据点、武器库而多次发生交火。

最后, 非武力原则遭到破坏。第二代维和行动更多地强调使用武力。1990-1995年, 安理会通过11项决议, 授权对伊拉克、索马里、卢旺达、海地、波黑等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多项维和行动突破了非武力原则, 将使用武力的范围扩展到除自卫外其执行任务的各个领域, 如维护安全区或实施人道主义救援, 执行收缴武器、封锁、制裁等。

2.2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

虽然《联合国宪章》为维和行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维和行动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原则, 但总体而言, 维和行动缺乏系统的法律规定, 对维和行动的条件、维和过程中的武力使用、维和部队的法律地位、维和人员的特权与豁免、适用人道主义法问题、维和部队成员的违法责任及联合国赔偿责任等方面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使得维和行动有着一定程度的不可预见性, 不利于对维和行动的有效规范。

3维和行动的法律框架建议

笔者认为, 在维和行动不断发展的今天, 应当由联合国主持召开国际会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公约》, 确立维和行动的全面规则, 下面讨论一下具体的框架。

3.1维和行动的条件

目前的国际法规范中没有对维和行动的条件做具体规定, 是否采取维和行动, 由联合国安理会根据具体情形来决定, 这自然给安理会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只有根据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和程序来采取行动, 才能使维和行动具有合法性、可接受性和可信性。因此, 笔者认为,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公约》中, 首先要规定维和行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必须真实地发生了地区冲突且直接危及邻国安全甚至全球安全, 或一国内部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性屠杀和清洗。 (2) 原则上要征得当事方的同意。联合国部署维和行动原则上应得到只有在冲突当事国政府和有关各方的同意, 除非当事国出现权力真空的局面或者冲突地区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种族屠杀等情况。

3.2维和部队的法律地位

首先, 应当明确维和部队在冲突地区是独立的第三方, 必须严守中立地位, 严格遵循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原则。联合国维和的目的是隔离冲突, 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必须保证自身的中立地位, 不得偏袒冲突的任何一方, 无需评判冲突各方的是非曲直, 不得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冲突各方。

其次,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特权与豁免权公约》, 维和部队代表联合国进行维持和平行动, 享有相应的特权与豁免。但是一些国家不是《联合国特权与豁免权公约》的会员国, 而且维和部队进入的是冲突地区, 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情势, 需要更具体的关于法律地位的确定, 所以一般安理会通过建立维和行动的决议后, 要与冲突地区签订《部队地位协议》, 对维和的具体任务、部队的地位和权利、维和人员的安全保障及维和人员的责任限制等进行规定。目前联合国秘书处已经制定了维和行动《部队地位协议》样本, 建议将该样本修改并纳入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公约》中。

3.3维和行动的交战规则

交战规则是维和行动的关键规则之一。它的目的是尽可能清楚地向执行维和任务的军事人员提供可供使用武力的范围。传统的维和行动对使用武力自卫做出狭义的限定, 冷战后的维和行动倾向于“积极自卫”, 将使用武力的范围扩展到除自卫外其执行任务的各个领域。

笔者认为, 随着维和行动的发展, 将使用武力限于狭义的自卫已不合时宜, 使用武力的范围可以扩展至除自卫外其执行任务的各个领域, 增强维和部队保卫自己、设施和任务区内各类国际人员的能力。但应该把使用武力视为最后手段, 并保持不至于冲突升级的最低限度, 军事行动的范围、时间和强烈程度应与威胁程度相称。

而且, 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武装冲突法的规定, 维和行动中的各方人员都受人道主义法的限制和保护, 而且“在国际协定未作规定的情形下, 平民和战斗员仍然受来源于既定习惯、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 禁止各方使用具有过分伤害力和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 (如贫铀弹等放射性武器) , 禁止使用不分皂白的攻击、背信弃义和改变自然环境的作战方法。

3.4联合国及维和部队人员的责任

对维和行动中产生的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 要区分部队在一般行动中造成的民事侵犯责任和在战斗中造成的损害责任, 联合国对维和部队的行为负国际责任, 并有责任支付赔偿。

维和人员应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 参与和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 如果维和人员在任务区违反了相关国际法和所在国国内法规定, 侵害了当地的权益, 应先由联合国通过外交途径向受害国承担责任, 同时联合国也有权力通过与派遣国的协议对维和人员进行追究和处理。

4结论

维和行动 篇4

【关键词】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平重建国际领土管理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作为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政治组织，联合国在冷战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据统计，1990年前实施的18项维和行动中，15项是用于解决国际冲突；而1990年后实施的45项维和行动中，35项是为了处理一国内部动乱。 回顾60年的历史，联合国维和行动也曾面临重大挫折，出现重大失误。然而，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中，维和行动的作用日益彰显，作为具备普遍性和合法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所组织、领导、协调进行的维和行动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社会中安全、发展及人权问题日益密不可分的形势下，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承担的使命也日益艰巨，它必须具备更多的前瞻性和协调性，并且要容纳更多行为体的共同参与。

一、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

（一）全球安全共识的增进

当今世界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一方面，虽然大国之间敌对与冲突的可能性已经极大程度地降低，但冷战时期地区性热点问题仍旧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尽管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但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却日益凸显，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局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联合国一直致力于阐述关于安全的国际共识，其成果体现为联合国千年宣言所提出的核心原则，即所有人有权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生活，并免于饥饿以及对暴力、镇压或不公的恐惧。 这一原则从人所具备的基本价值出发，涵盖了源于不同层面对人的安全形成的威胁。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通过的《成果文件》就强调了“应对世界面临的多层面和相互关联的挑战和威胁”的必要性，国际社会务必“致力于把这种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包括下决心，坚决消除产生这些威胁和挑战的根本原因”。各国首脑还承诺，将努力建立以下列认识为基础的安全共识：即各种威胁相互关联，发展、和平、安全和人权相互增强，没有任何国家通过单独行事就能够使自己获得最佳保护，所有国家都需要一个符合《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有实效和效率的集体安全体系。 因此，国际社会需要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全球安全共识，维护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地位，妥善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多维性

联合国在多个层面上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其集体安全机制的多维度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危机及冲突预防方面，联合国正在从“应对文化”转向“预防文化”, 加大预防性外交的力度，致力于使预防性外交成为联合国履行其职责的重要手段。联合国的多个机构都加强了在危机和冲突早期的介入，增强了联合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职能。2005年《成果文件》中就提出了增强联合国秘书长展开斡旋、调解解决争端的能力。 中国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也指出，“预防危机是解决复杂危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安理会负有重要责任，应根据复杂危机的特点，制定综合预防战略。大会、经社理事会等联合国各机构则应结合自身的优势，分工协作，共同参与预防冲突的努力”。 其次，在缔造和平方面，安理会承担了采取行动的主要责任，特别是《宪章》第七章赋予安理会采取“执行行动”的权力，其核心在于，实施执行行动的责任不属于联合国个别会员国，而属于安全理事会。安理会负有断定需要采取强制行动的情势的法律职责。 第三，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全球许多遭受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部署，其职能也由最基本的监督停火、隔离冲突、防止冲突升级等向建立及维持安全区等模式发展。第四，对于冲突根源的探究促使联合国更加注重采取措施夯实和平的基础，和平重建活动已经成为联合国争端及冲突解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还有如何巩固冲突后社会的民主法律制度的问题。正如潘基文秘书长所指出的，联合国的责任在于确定如何支持成员国通过有效的制度实现持久安全。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发展

总体来看，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在经历着重大变化，获得新的发展，具备新的特点，但同时也面临新挑战。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所言，一方面，维和行动已经被该组织越来越多地用于应对国际和平及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这清楚地表明一种信任的态度。另一方面，维和行动现在已经达到了其能力的极限，可用资源日益缺乏，所承担的使命日益复杂和强硬，所处的环境却越来越艰难甚至充满敌意。 传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帮助处理危机，为谈判创造条件，以达成长久的和平协议。就本质而言，传统维和行动负责执行的任务为军事性质，包括监测、监督、证实停火、实现初期和平协定，主要针对的目标是国家间冲突。 与之相比，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宗旨和原则已大为不同，它日益由单纯预防武装冲突向注重根除引发冲突的根源问题转变，由单纯军事行动向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综合行动转变。伴随着理念与指导原则层面发生的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呈现出功能趋于多元化的特点。 这也意味着维和行动在规划时期方面需要加以延长，并且也需要在经济、政治、安全各方面更大程度的协同与合作。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目前的维和行动或和平重建活动实际上包含了联合国通常所划分的“缔造和平”（Peacemaking，采取行动促使敌对各方达成和平协议）、“维持和平”（Peacekeeping，实地部署联合国军事、警察以及文职人员以监督停火或和平协议的执行）以及“重建和平”（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采取行动避免战火重燃）这些不同方面的内容。 联合国领导维和行动的综合性实施机制在增强，致力于将军事安全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确保、消除贫困以及保障人权制度的确立这些相互联系的方面置于综合性、全面性的规划及协调过程中。

（一）维和行动的基本要素

1. 维和行动基本原则的变化

传统的维和行动以“当事方同意”、“自卫”以及“中立性”作为三项基本原则，其特点在于强调冲突涉及各方的共同同意、武装部队的完全自卫性（仅配备轻武器）、中立性以及任务的简单性（隔离冲突双方或几方）。在联合国关于维和行动新颁布的文件中，“中立性（Neutrality）”原则已经被“公正性（Impartiality）”原则所取代。“公正性”原则意味着，如果当事方违反对和平进程的承诺或者维和行动遵循的国际规范和原则，那么这种行为将不会由于中立性而被姑息。 这一点也体现在关于自卫的立场上，目前的维和部队日益奉行所谓的“积极自卫”原则，即除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之外，还可以将这一范围扩展至其执行任务的领域中，例如维护安全区或者实施人道主义救援，都可以以武力保障其使命得以顺利执行。

2. 维和行动基本功能的扩展

伴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新一代的“多维度”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也应运而生。这些行动一般是在惨烈的国内冲突的危险背景之下部署的，可能动用军事、警察以及民事混合性的资源来支持一项综合性和平协议的实施。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下，联合国多维度维和行动的核心功能包括了如下内容：（1）在充分尊重法治和人权的前提下，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增强所在国保障安全的能力；（2）通过促进对话和解以及支持建立合法及有效的治理机制来促进政治进程；（3）创立一个框架，以此确保所有联合国以及其他行为体在国家层面以一致性和协同性的方式开展活动。

（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机制建设

1. 安理会的职能和权限

根据《宪章》第七章赋予的权力，安理会负有断定须要采取强制行动的情势的法律职责。第三十九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规定之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这种强制行动不一定要以有关国家事先违反其不诉诸战争或武力或不作战争或武力的威胁的义务为条件。从冷战后的实践看，安理会在不断扩展其基于《宪章》第七章的权力，也即将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侵犯人权的情势也视为“和平之威胁或和平之破坏”，从而使得安理会拥有了采取行动的权力。安理会还通过事前或事后授权方式，便利区域组织实施和平执行行动。在维和行动任务范围和内容日益扩展的情况下，安理会也日渐摒弃以往独自处理涉及国际和平及安全事项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强调与联合国其他机构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与合作，发展共同的全球伙伴关系。

2. 建设和平委员会

在2005年世界首脑峰会的最终《成果文件》中，各国首脑同意建立一个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应对在国际和平重建活动方面缺乏战略性规划及一致性的问题。该委员会获得授权管理由各成员国及一些国际组织资助的建设和平基金，通过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密切协调及合作，有效地发挥该基金在和平重建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该委员会还寻求在和平重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该委员会已经开始针对特定国家制定和平重建综合战略（IPBS），这一战略是基于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就巩固和平所面临的挑战与威胁进行磋商的基础上作出的。同时，由于该委员会被设立在安理会管辖之下，因而它更进一步寻求在和平重建进程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即在建设和平基金运作基础上，吸引、聚集并有效协调、利用和平重建所急需的各种资源。其所处的关键地位以及与安理会的密切联系，可以认为通过建设和平委员会的运作，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和平重建进程未来可能在战略性、前瞻性、协调一致性等方面有所增强。

3．维和行动事务部与维和行动支援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组织、实施维和及和平重建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任后对于原有支持上述行动的联合国行政部门进行了改革，目前由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部和维和行动支援部专门负责与此相关的工作。这两个部门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分工，维和行动事务部的使命侧重于计划、筹备、管理、指挥维和行动，以此来促使各类行动能够有效地完成安理会和联大在其权限范围内所作出的授权。 维和行动支援部则专门负责维和行动实施地区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等事宜，将在人员、资金及预算、通讯、信息技术以及后勤等方面提供“应急型专业知识”。 经过改革重组后的部门将会有利于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实施维和及重建行动。

（三）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战略性规划的欠缺

第一，维和行动的任务目标必须明确、清晰。从20世纪维和行动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具有清楚的授权范围的维和行动更能够得到成功的执行。这就要求在部署维和行动之前，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主要参与国应制订战略性规划，一方面要清楚了解维和行动接受国内部形势的发展，以及其所需求的和平及安全方面的支持程度；另一方面，则要清楚了解维和行动部队自身的特点和不足，审时度势，给实地执行任务的部队指挥官以明确清晰的指令。随着维和行动任务范围和内容的日益复杂化，清楚明确的事先授权越来越具有重要性，并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维和行动能否成功顺利地进行。

第二，维和行动应具备过渡和退出战略。随着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及安全方面介入力度和发挥作用的增强，维和行动也越来越多地与其后的和平重建行动相结合，共同组成复合型的和平行动。然而，由于执行维和行动使命主要以军队为主，其执行任务的方式与和平时期的执法部队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在适当时期，维和部队须要退出接受国，而将更多的维持秩序的任务交由维和警察以及接受国国内武装及警察力量。安理会2009年8月就此展开公开辩论，其后发表的主席声明中指出，安理会确认在以下几个领域加强论证，以增进维和行动的筹备、规划、监督、评估以及履行工作。其中包括：（1）确保维和行动授权的清楚、可信、可行以及足够的资源支持。（2）信息共享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有关军事行动面临挑战的信息。（3）在行动规划及部队部署期间增强安理会与秘书处的交流及互动。（4）增加与部队及警察贡献国的接触。（5）安理会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其决议在资源及战地支持方面的影响。（6）安理会应更清楚地了解维和行动执行中的各种战略性挑战。

2．全球伙伴关系的确立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维和行动显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全球伙伴关系。它集合了以下各种因素，即安理会的法律和政治职权、成员国的人员和资金供给、东道国的支持以及秘书处在管理实地行动中所积累的经验。这一伙伴关系赋予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合法性、可持续性以及全球性。 首先是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协作。冷战结束后，区域组织所采取的集体行动不断增多，并且这些行动涉及的领域、范围也日益广泛。在传统的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组织、执行的维和行动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即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由单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间组织采取行动，这支部队的指挥权由该国家或国家集团拥有。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和平纲领（补编）》中就提到了这种形式，即安理会授权成员国组建并部署一支中立且公正的武装力量到紧张或冲突地区，而且并不须要获得所有相关各方的同意，而其授权的目的是有限的，并不包括阻止入侵者或强制敌对行动的终止。联合国在波黑、科索沃等国家或地区都曾采用过这种与区域组织协同工作的形式。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第四次“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会议”发言中指出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合作的五个领域，即和平协议的谈判与执行、促进安全和稳定、推进有效治理、民主化和人权保护进程、实现正义与和解、寻找有效途径将紧急救济和长期发展援助相结合。2007年7月，安理会通过第1769号决议，决定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实施联合国/非盟“混合行动”，由联合国提供主要资源，与非盟共同部署维和行动。这创立了联合国加强非盟能力建设的一种新模式，值得国际社会加以总结和推广。 鉴于非洲需要部署的维和行动数量不断增加，而以非盟为代表的区域组织在维和行动能力方面还相当不足，联合国与非盟应当开展多层面、宽领域的合作。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秘书处等机构，应与非盟建立并加强多层次的协调和磋商机制。

3．国际领土管理（International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1999年6月，联合国科索沃工作组得以创立，并对该领土实施“临时管理”。就在同一年，联合国东帝汶工作组开展了有关东帝汶未来地位的广泛磋商，其后不久就设立了联合国东帝汶过渡性权力机构，其职责是管理该领土直至实现独立。在这一意义上，“领土管理”是指一个正式创立且具有地区导向的关于特定领土单位的管理结构；就范围而言，它可以是有限的（例如与特定事项有关的领土规划）或者最高级别的（例如领土性政府）。国际组织拥有如下权力，即或者监督和控制地方行为体有关这一结构的运作，或者直接运作这一体制。这一权力是在该领土得以行使的，可以与整个结构或者其特定部分有关（例如立法）。

从世界外交史的角度看来，将某一领土的管理置于一个国际统治机构之下的方式是一种传统的手段。凡尔赛条约就赋予国际联盟针对萨尔自由区和但泽自由市以重大的管理责任。而1945年之后，联合国自身就依据《宪章》第81条的授权对包括在联合国托管体制中的领土进行管理。然而，将领土管理用作冲突解决的一种工具以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则标志着联合国法律实践的新发展。联合国在科索沃和东帝汶建立的管理机构为这一全球性组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两个案例中，联合国不仅对相关领土行使了充分的行政管理权力，而且还负责推动这两个地区最终领土地位的解决。 例如，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第11段（e）款就规定“创立一个政治进程以确定科索沃的未来地位，其中应参考郎布依埃协议的规定”。安理会第1272号决议第3段前言也提出“在联合国的统治下走向独立的过渡性进程”。因此，联合国在这两个案例中的实践，也成为联合国通过创建一个领土内部的政府体制以重建和平的检验标准。这种新的冲突管理模式为国际法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问题，例如联合国管理机构的地位、《宪章》对于联合国管理活动的授权、联合国管理机构的性质及其限制。 从其法律基础来看，普遍认可的一点是，第七章为部署一项领土管理行动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包括如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那样完全接管政府职能的情况。从支持安理会此项权力的法律和政治理由来看，其依据在于《联合国宪章》第39条所规定的“和平”的概念必须被理解为包括建立长期和持久的和平。就领土管理必须被视为达成此项任务的必要手段而言，安理会有权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决议成立这种管理机构。

以科索沃为例，第1244号决议决定在科索沃部署“联合国监督之下的国际文职机构和安全部队”，该安全部队应“处于统一的指令和控制之下”，并有权使用“所有必要手段”来确保安全的环境和便利流离失所的人们安全返回家园；同时授权秘书长在科索沃“建立国际文职机构执行临时管理科索沃的职责，以确保科索沃人民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内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在建立和监督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过程中发挥过渡性管理的作用”。 上述不同的国际组织在科索沃重建中的参与形成了四大支柱：第一支柱专门负责人道主义援助，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领导；第二支柱负责民事行政，由联合国负责；第三支柱专门负责民主化与制度建设，由欧安组织负责；第四支柱专门负责重建经济与发展，由欧盟负责管理和控制。

三、中国的政策变化及地位提升

（一）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

近些年来，中国的支持度和参与度的增强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迅速扩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色。自从1990年首次派出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已先后参加了23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维和民警近1.5万人次，此外还派出文职人员参与监督大选和行政管理等事务。目前，中国有2000多名维和人员参加11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广大地区。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加强机制建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1997年，中国政府原则同意参加联合国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1年，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正式成立，统一协调和管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2002年，中国正式指定成建制非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此外，公安部也已建立维和民警的派出管理机构。 公安部还专门设立了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主要针对以下任务进行培训：维和法律与秩序（人群控制、VIP保护、人质援救）、培训当地警察、重建当地法律系统、协助执法、保护平民权利、协助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等。 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份报告就此指出，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兴趣与参与度均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一进展势必将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受益。中国的态度转变源于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下稳定与繁荣重要性的认知。中国融入这一机制以及承担的更大责任有助于增强联合国的维和机制。

（二）中国未来的政策考量

维和行动 篇5

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某些异化

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当代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授权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化, 使维和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背离了其本质。

冷战期间, 联合国维和行动大多用来处理国家间的冲突。冷战后, 联合国维和行更多地被用来处理国内冲突, 其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 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为例, 联合国安理会赋予东帝汶综合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多达14项。日趋复杂的维和任务使联合国维和行动更离不开大国的支持, 但某些大国的一贯政策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操控联合国维和行动, “联合国需要美国, 但美国需要操纵它”, 这句话也适用于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的评价上。

波黑战争中, 联合国在前南地区的维和行动成为西方国家介入波黑战争的重要途径。1995年5月联合国在美国的压力下授权北约轰炸塞族阵地, 致使378名联合国维和官兵被塞族扣为人质, 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仅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而且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事实表明, 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成为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但应当看到, 大多数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 而被大国操控只是少数;其次应该分清推行霸权主义的是某些大国, 而非联合国。中国积极参与达尔富尔维和就是一次成功的经验。中国不仅为说服苏丹政府接受达尔富尔地区维和行动做出了积极努力, 而且积极派遣维和部队参与达尔富尔维和行动, 使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得以顺利部署与开展, 为苏丹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推动维和行动的完善。

二、维和人员的安全风险增加

中国派往海地的建制防暴警察部队为执行任务, 经常需要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中国维和部队自进驻达尔富尔之后, 更是数次受到当地反叛武装组织的死亡威胁。

中国并没有因维和风险增加而退缩。2006年9月18日, 温家宝总理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向黎巴嫩增派维和部队至1000人。在此之前, 中国驻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刚刚在黎巴嫩不幸遇难。因此, 积极采取措施, 保障维和人员的安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1) 适当扩大内配警卫规模, 并加强火力装备。由于达尔富尔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 中国派往达尔富尔的工兵维和分队内配的警卫突破了以往一个班的规模, 基本上是一个排的规模, 并首次配备了可防穿甲弹的国产重装甲步战车, 对当地反叛武装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2) 加强与友邻部队的协同合作。2008年1月4日, 苏丹阿维尔北部发生武装人员袭击苏丹联合军营事件, 当地局势一度紧张。中国在当地驻有一个30人的工兵小分队, 负责他们安全保障任务的是一个肯尼亚连。中国维和分队和肯尼亚保护连之间组织进行了联合演练, 有效提高了防卫生存能力, 增强了坚守维和任务区的信心。事后, 联苏团驻阿维尔行政长官赫华德这样评价:“有中国维和部队精良的武器和突出的战技术水平, 加上肯尼亚保护部队的协同, 给了营地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绝对安全的信心。”3) 增强维和人员自身的安全意识和知识。增强安全意识对于降低因车祸、疾病引起的安全风险非常重要。

三、无端指责和歪曲时有发生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但是针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动机和决心等方面的歪曲和指责也不时出现。总体来说, 这些歪曲和指责可以分为两类:1) 指责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2004年10月17日, 中国首次派遣防暴警察部队赴海地执行联合国赋予的维和使命。针对中国维和的“新篇章”, 众多报道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放在“中国维和行动首次进入西半球”。“中国正努力表明自己是热心和负责任的联合国成员, 准备承担更多义务。”可是美国右翼报纸《华盛顿时报》煞有介事地评价说, “中国军事力量第一次渗入西半球, 表明了一个危险的倾向———崛起的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全球。”非洲是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最多的地区。中国当前正在参与的1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 任务区在非洲的就占了7项。一些西方国家由此指责中国以维和为名, 掠夺非洲资源, 争夺势力范围。2) 指责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的权益之举。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在批评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不作为”, 然而当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先遣部队正式亮相并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 西方记者却试探性地问及中国, “会不会扩大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的规模”, 质疑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心, 欲借机渲染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仅为作秀”, 是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的一种权益之举。对于这些无端歪曲和指责, 我们要在外交上予以有力的还击。可利用新闻发布会、国际会议、学术研讨会、国防白皮书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和形式, 宣传我国在维和行动上的原则和立场, 邀请外国军政界人士、记者、非官方组织人员等实地参观考察我维和部队。只要我维和人员在维和行动中遵守维和原则、乐于牺牲奉献、勇于接受挑战、善于解决问题, 表现出中国维和人员的过硬素质和良好形象, 一切针对中国参与维和行动动机的无端指责和歪曲最终都会不攻自破。

四、应对挑战的意义

(一) 中国在成为“负责任大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考验

随着中国的发展, 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 并在实践中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也就成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实践“和谐世界”理念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也意味着中国势必会更多地承担起冲突地区的维和使命和责任。这种责任, 源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并将转而促进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当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对于一些冲突的最终解决并不一定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却可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诚意、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以及承担风险和代价的勇气。因此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其实也是中国在成为“负责任大国”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种考验。

(二) 我军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所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军在新世纪新阶段所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之一。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举措之一, 既是彰显我爱和平、“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手段, 也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加强部队能力素质建设的重要途径。联合国维和行动, 为我军“有所作为”提供了难得的多边军事外交舞台, 而积极应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则是我军更好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所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之一。

摘要：近年来, 随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范围、规模、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加深, 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维和行动 篇6

目前,传统“软外壳”后勤车辆的弹伤防护问题已引起各国军队的重视,对于驾驶室、车体等部位的防护已得到了较好解决,主要方法是采用防弹钢板、防弹织物和防弹玻璃等能够抵御破片击穿的材料形成防弹装甲,通过内嵌或外挂的方式,对驾驶员和乘员实施有效保护。对于运加油车油罐的防护,如采用防弹装甲防护,将受到成本、有效载质量和制造工艺性等因素的限制,可行性较差。军用飞机密封安全油箱和现代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为运加油车油罐弹伤止漏防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

1. 运加油车油罐的弹伤威胁分析

曾有研究统计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遭遇武器袭击案例的数据,在174次袭击案例中遭遇不同武器袭击的次数为:大炮8次,炸弹7次,手榴弹11次,枪弹68次,地雷32次,迫击炮18次,复合式武器21次,炮弹9次。

炮弹、炸弹、手榴弹及地雷等常规弹药除了直接碰击目标产生威力很大的爆炸效应外,另一种毁伤手段是破片效应,即通过弹体装药爆炸产生并驱动破片,使破片获得高初速及一定的质量和空间分布,以足够的动能碰击并毁伤目标。例如,某型炮弹弹丸着地爆炸后可产生有效毁伤破片600～800枚,初速可达600～2000m/s,有效毁伤幅员(高度2m以内)正面为40m,纵深为20m。常规轻武器枪弹的毁伤作用等同于一枚有效毁伤破片。

破片侵彻靶板的计算公式有多种,经计算分析与综合比较,推荐使用美军弹道学研究实验室提出的THOR经验公式计算击穿厚度:

式中t为击穿厚度,单位是mm;v为破片着速,单位是m/s;d为破片直径,单位是mm;m为破片质量,单位是g;θ为破片着角,单位是°;C、α、β和γ为不同材质靶板的经验常数。

1.1 常见枪弹对运加油车油罐的威胁

常见枪弹分别直射低碳钢与铝合金靶板,则击穿厚度可根据式(1)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目前,运加油车油罐常用低碳钢板、铝合金板和不锈钢板制造,罐体的最小厚度分别为:低碳钢3～5mm,铝合金4～5.5mm,不锈钢2.5～5mm。对比表1中靶板击穿厚度,可以看到有3种枪弹可以击穿厚度3mm的低碳钢罐体。不锈钢板材抗枪弹侵彻的能力与低碳钢板相当,故不锈钢油罐受到的枪弹威胁也与低碳钢罐体相当。从表中还可看到全部4种枪弹均可击穿厚度4mm的铝合金罐体,且铝合金板材抗枪弹侵彻的能力不足低碳钢板的1/2。

1.2 爆炸物破片对运加油车油罐的威胁

炮弹和炸弹等爆炸后,可认为其中部分破片具有与上述常见枪弹相同的质量与当量直径,同时根据弹药工程学中的格尼(Gurney)公式认为这部分破片均可获得600～2000 m/s的初速。这部分破片垂直侵彻低碳钢靶板时,忽略速度损失,则根据式(1)可计算靶板击穿厚度,结果如图1所示。

如将靶板视作运加油车罐壁,从图1可看到,当爆炸物破片着速达到1 000m/s时,对于低碳钢板制成的油罐,最小击穿厚度达到5.6mm,目前还没有一种运加油车低碳钢板油罐可以承受,且随着破片着速的提高,击穿厚度继续增大,甚至可以达到20mm。

根据前述分析,低碳钢板的抗破片侵彻能力与其2倍厚度的铝合金板相当,因此,目前同样没有一种运加油车铝合金板油罐能够抵御破片不被击穿,且破片侵彻铝合金板罐壁的击穿厚度达到40mm以上。不锈钢板的抗破片侵彻能力与低碳钢板相当,因此爆炸物破片对运加油车不锈钢油罐的侵彻情况同于低碳钢油罐。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说增大油罐壁厚还有抵御常见枪弹击穿的可行性,那么,采用大幅增加油罐壁厚以抵御爆炸物破片侵彻的措施,则远远偏离了设计合理性的范围,不具备可行性。采用防弹钢板或防弹铝合金板制造运加油车油罐,则受到成本、有效载质量和制造工艺性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可行性较差。

2. 运加油车油罐止漏防护基本方法

油料容器弹伤止漏防护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二战时期,并成功地应用于军用飞机油箱。基本方法是在油箱外侧附加“二夹一”的软防护结构,如图2所示。“二”是指防护结构最外侧与紧贴油箱4外壁的两个弹性层1.3。“一”是指介于两个弹性层的吸油膨胀层2。“二夹一”软防护结构在油罐制造完工后,即以适当的涂装工艺附着在整个油罐外壁。对在用的运加油车,也可以在对油罐外壁进行处理后,使“二夹一”软防护结构附着在油罐上。

2.1 止漏防护基本原理

当运加油车受破片侵彻时,破片将软防护连同罐壁一起贯穿,两个弹性层的穿孔依靠材料弹性迅速收缩,减小流通截面, 防止油料大量外泄。向外流动的油料进入吸油膨胀层后,吸油膨胀层材料吸油膨胀,发生溶胀作用。在溶胀过程中,吸油材料依靠其亲油基和油分子间产生的范德华力将油分子吸入,刚开始是分子扩散控制,当一定量的油进入后,油分子与吸油材料的高分子链段发生溶剂化作用,由于油分子进入吸油材料内使体积膨胀,以致引起三维分子网的伸展,同时分子网受应力作用产生弹性收缩力,阻止油分子进入网状链,此时溶胀达到平衡状态。 通过溶胀平衡时材料溶胀压的作用,使吸油材料穿孔闭合密封, 达到完全阻止油料流出的效果。

1一弹性层;2一吸油膨胀层;3—弹性层;4—罐壁。

2.2 止漏防护基本参数分析

橡胶等材料的密封效果决定于其有效压紧应力。当有效压紧应力σg>mpi(m为垫片密封系数,在低压范围内m=4～5.5;pi为泄漏压力,单位是MPa)时,即可阻止泄漏。对于运加油车油罐,油面上的蒸气压力约为10×10-3MPa,加上油高产生的静压力,油罐下部的泄漏压力不足30×10-3MPa,因此,只要有效压紧应力大于0.165 MPa,即可完全阻止泄漏。

上述吸油膨胀层止漏密封过程中,吸油膨胀材料达到溶胀平衡时的溶胀压即相当于有效压紧应力。以早期军用飞机止漏密封油箱使用天然橡胶作为吸油膨胀材料为例,采用FloryHuggins晶格模型理论进行分析计算,可得在溶胀平衡状态下,溶胀压为0.288～0.804MPa(相应的体积膨胀率为192%～329%)。因此,实践与理论计算均可证明吸油膨胀层完全可以达到运加油车油罐击穿后止漏密封的效果。

3. 运加油车油罐止漏防护技术研究

3.1 吸油膨胀层材料选择

早期军用飞机止漏密封油箱使用天然橡胶作为吸油膨胀材料。实践表明,天然橡胶在汽、煤、柴等轻质油品中,溶解度较高。可溶性的增加使吸油率下降,而且天然橡胶可能溶于油品中或吸油后瘫成泥状,不利于回收和使用。

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了高吸油性材料,9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们受到高吸水树脂的某些理论启发,使吸油材料向高吸油树脂发展,为替代天然橡胶作为吸油膨胀材料,更好地解决油罐止漏密封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高吸油树脂是一种低交联的聚合物,以亲油性单体为基本单位,经适度交联构成网络结构,吸收的油以范德华力保存在其网络中,且吸油倍率高、油水选择性好,吸油后,驻油稳定、挤压不流、可保持数月,大大减少油气蒸发及可能引发的着火爆炸事故。

目前,国内也广泛开展了高吸油树脂的研究开发工作,已开发或正在研制的高吸油性树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甲基丙烯酸烷基酯或烷基苯乙烯单体经交联悬浮聚合制得的聚合物;(2)用带有乙烯基的单体通过交联共聚合制得的共聚物,如醋酸乙烯-氯乙烯共聚物、烷基苯乙烯-丙烯酸烷基酯共聚物等;(3)以甲基丙烯酸烷基酯、苯乙烯等单体与天然纤维素接枝共聚合而制得的接枝共聚物。大连理工大学及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开发的自溶胀高吸油性树脂则达到了商品化的要求。

3.2 弹性层材料的选择

早期军用飞机止漏密封油箱用氯丁橡胶与尼龙纤维制成的胶布作为弹性层,其厚度较大,使得附加质量较大,且低温性能较差,耐老化及耐臭氧老化性不足,需要加以改进。

目前,在诸多聚合物中,聚氨酯胶料具有极好的耐磨性、耐油性和耐寒性,对氧、臭氧和辐射等具有足够的抵抗能力;同时具有很高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还兼具压缩永久变形小、承载能力大等优良性能。

尤其是国内已研制出聚氨酯喷涂胶料,喷涂工艺性好,能够以喷涂工艺直接在油罐外壁和吸油膨胀层表面施工,喷涂的聚氨酯弹性层厚度较小,各项性能均优于氯丁橡胶与尼龙纤维制成的胶布。因此,聚氨酯喷涂胶料是用作弹性层材料较理想的选择。

3.3 后期修复技术

采用了软防护结构的运加油车油罐,在弹伤止漏密封后,继续使用的时间只有数月,还必须对弹伤后的防护层和罐壁进行修复。

后期修复,应充分考虑修复施工对防护层的影响,以避免其对整个防护层的破坏。冷焊技术可将高分子聚合物与特殊填料组成的复合材料胶粘剂直接涂覆于罐壁损伤处,达到表面强化和修补的作用。冷焊修补技术通常采用双组分修复剂,其主剂由高分子物质和钢、铝等金属粒子组成。当主剂与辅剂按比例混合后,使两种不同分子进行反应结合成大分子链,并与金属粒子互相交织构成复杂的立体结构,与金属分子形成牢固耐久的复合材料,具有高强度、高抗冲击性和耐腐蚀的特性。冷焊修补不需加热,修复部位不会产生收缩、膨胀和塌陷等缺陷,对防护层影响很小。因此,应在广泛筛选胶粘剂的基础上,针对弹伤油罐形态的复杂性,充分研究考核冷焊技术用于油罐后期修复的适用性与耐久性。

4. 结语

维和任务复杂危险的环境,使运加油车油罐面临着很大的弹伤威胁。运加油车油罐被击穿后,会造成油料泄漏、甚至着火爆炸危及装备与人员的严重后果。通过对爆炸物破片与枪弹对油罐的击穿厚度进行计算分析,指出运加油车油罐依靠增大罐壁厚度抵御弹伤威胁不具备可行性,提出“二夹一”软防护结构是抵御运加油车油罐弹伤威胁的较好方法,通过相关计算论证了软防护结构中吸油膨胀层完全能够达到止漏密封的效果,并针对传统软防护结构存在的问题,选择了新材料和后期修复技术。

摘要：根据维和行动运加油车面临的弹伤危险环境,对爆炸物破片与枪弹对油罐的击穿厚度进行了计算分析,指出了运加油车油罐依靠增大罐壁厚度抵御弹伤威胁的措施不具备可行性,提出了“二夹一”软防护结构是抵御运加油车油罐弹伤威胁的较好方法,通过相关计算论证了软防护结构中吸油膨胀层完全能够达到止漏密封的效果,并针对传统软防护结构存在的问题,选择了新材料和后期修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