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市场化

金融监管市场化（精选12篇）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1

针对2008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讨论热点之一为“新的监管模式是否增加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1], 这一热点实质切合了对中国国内金融监管理论界原有的“中国政府金融监管过度论”之诟病的再次思考。结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缘起和理念变化, 在新一轮金融局势下从中国金融发展实践再次思考政府金融监管定位和金融监管是否应该市场化问题, 应对转型期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有所裨益。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相关分析

1.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缘起

———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体现对政府干预作用漠视

2008年的金融风暴使我们看到, 美国原有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模式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 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 因此, 普遍认为正是这些监管重叠和调控失灵缺陷的暴露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机。

然而回溯美国金融风暴缘何祸起, 我们更应深层次的关注到, 与效率优先的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相对应的是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和主张, 他们认为, “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 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 监管才是必要的”, 他们认为, 监管往往或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2]。也就是说, 究其更深入的原因, 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他们的风险这一理念对美国金融风暴祸起至关重要。

曾经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0年, 美国经济学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 (Edward M.Gramlich) 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 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响警报, 并且明确揭示出美国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然而非常遗憾的是, 他的警告并没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3]。究其原因, 因素很多,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视政府干预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场经济思想作祟。

因此, 与其说普遍认为美国监管重叠和空白之结构性缺点是危机的祸根和金融监管改革的动因, 隐藏在这种结构性缺点之后的政府干预缺失更应是危机深层次的缺陷。就连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 (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 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 , 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 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4]

2.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理念变化

———呼吁调整政府干预具体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

正如格林斯潘所说, “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动向的确反映了美国监管者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不断反思, 并明显地建议调整政府干预的具体方式和加深力度。从未雨绸缪角度来看, 华尔街金融风暴不但证明了政府应当对处于危机中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干预和救助, 实际也证明了为预防危机, 一国的金融监管中适度的政府干预是绝对需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论”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要不要政府干预, 而在于干预“度”的把握, 在于干预的“范围、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断离不开具体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监管需求。回顾美国1929年金融大崩溃以来的金融监管演变可见, 伴随着经济的起伏, 先后经历了“自由放任—加强管制—金融创新—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等多次转折。此次呼吁加强监管也是这样的规律使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府金融监管是否适度性的思考也应从中国具体的金融市场发展和监管需求出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政府干预适度性分析

1. 金融监管价值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 中国当前金融运行态势决定, 目前金融监管应当以金融安全为首要的价值目

从过度论者的理由不难看出, 其重点在于强调中国金融体制及金融监管体制限制自由竞争、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安全和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主要从中国金融运行价值角度出发作出判断, 但实际上, 同一时段, 金融运行和金融监管具体价值观的具象内容是不同的:金融运行主要体现人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具体行为及其效果, 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统性;而金融监管是通过法律授权对金融运行的监督和管理, 是对某种偏离既定规则的行为实施的某种干预, 其侧重于对行为的评价, 因此, 其效果和价值观的判断具有滞后性但相对较宏观;因此, 金融监管的价值观必须随金融运行态势的效果而定, 不能简单地附随于金融运行本身:即当金融运行态势处于金融安全时, 金融监管主要体现为对竞争机制的维护, 自由竞争成为主要乃至唯一的价值追求;随着风险的不断增加, 当金融运行出现不安全的状况, 金融监管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安全的追求, 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权利, 较大程度地赋予监管机关权力来实现金融的稳定;如果金融风险未能得到控制, 出现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 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那么金融安全将成为唯一的价值追求。因此, 金融监管的价值判断要滞后于金融运行价值判断并取决于金融运行的效

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金融运行态势, 尽管中国金融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融自由化并没有对中国金融安全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正如政府干预过度论者所担忧的一样,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一些旧有的痼疾, 其间蕴藏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觑, 中国金融运行的安全基础还并不牢靠, 因此, 中国金融监管作为保障金融运行的后盾决定了其当前应以保障金融安全为首要价值。

如此看来,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着力保护国有金融机构是有其“苦衷”的, 也是忍阵痛而顾大局之必须。

2. 金融监管市场化应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场化为前提, 中

当然, 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 完善的金融监管需要人为能动地提高先验性、事前性和灵活性, 但这种效果单纯靠市场化是无法达到的, 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个阶段和过程。何况就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而言, 除了经济货币化比率, 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其他指标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如在2000年, 中国的金融化比重为229%, 远低于同期美国 (364%) 、英国 (356%) 、日本 (312%) 等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 也低于新加坡 (319%) 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另, 在银行竞争格局中, 国有商业银行垄断格局虽然在弱化, 竞争因素在增强, 但还未形成完全开放自由竞争的格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于提高, 在中国资本项目的汇兑管理力度和对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 中国仍保持较为严格的管理[5]。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 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 上述转轨体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场运行, 状况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自身不具备完备的自我稳定机制, 因此, 必须依靠政府的非经济力量予以干预, 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平稳运行, 否则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统的累计性风险, 陷入金融危机的困境, 这也违背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初衷。

3. 市场机制、行业自律, 目前, 还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市场失灵问题, 凸显政府监管的优势

中国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 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培育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虽然也的确刻不容缓, 但由于目前行业自律组织发展伊始, 不平等的谈判力量将使监管效果微乎其微, 此种情况下政府恰恰应起到培育市场机制和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预, 而且其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其一, 富有权威性的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 并且直接实施检查, 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减少个人在交易中要负担的交易费用, 以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其二, 由政府出面维护金融体系的有效和稳定, 能够避免因免费搭车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 填补了市场失灵形成的真空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缓慢。政府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市场失败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金融这一特殊领域尤为如此。实际上二战后, 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都还实行了政府干预的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改革也正朝这

综上所述, 尽管中国目前的政府监管作用无法与上述这种理想化描述相比拟, 也的确会带来若干负面影响, 但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却是中国特定阶段金融发展的监管需求使然, 局部缺陷可以通过调整具体方式和范围来达到完善。相形之下, 强调干预过度论者“打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扬论调则显得缺乏理性。当前, 中国监管机制的政府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 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和监管改革提示我们, 冒然仓促的追求金融监管市场化显

参考文献

[1]The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U.S.A..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R].2008.

[2]Alan Greenspan.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The Penguin Press.American.Septemtember, 2007.

[3]廖岷.被忽略的葛兰里奇警告——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 (之一) [EB/OL].http://www.caijing.com.cn/2008-04-02/100054940.html

[4]王自力.美国伞形监管模式走到尽头[N].中国证券报, 2008-10-29.

[5]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判断[EB/OL].中国网, 2003-04-03.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2

摘要：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以来,中国金融服务业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服务为主体、其他相关金融服务为补充、相对比较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行业结构分析入手，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和监管理念，结合这些因素,对如何提升监管能力、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发展；现代金融；监管；服务业

一、金融监管合作成为必须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金融合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危机背景下凸显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德国发展研究院的Peter Wolff指出，OECD国家中影子银行的问题很严重，影子银行没有受到监管，这会对金融体系、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也会对公共债务、私有部门债务的质量产生影响。现在主要责任不是找出谁是罪魁祸首，而是依赖国际合作共同渡过危机。纵观近十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日渐上升，亚洲金融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下降，债券市场在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比重从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场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2％。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降低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对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多渠道，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地区合作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同时对监管政策进行协调，亚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和危机的传染效应。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市场参与者数量很小、外汇管制、税收体系不同、监管框架不同、清算体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评级方法各异以及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地区合作有助于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储备库的建立或者过渡性监管机制的建立越来越重要，这些计划可能会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而这次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趋势，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二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超出了过去的想象，欧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难度；三是非洲法郎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要素市场，虽然成立的比欧元要早，但是进展很困难；四是海湾地区的货币合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经济基础和欧盟类似，加上海湾地区的特有优势，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现；五是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元或人民币都难以独立担当重任。所以，当前应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增加货币基金规模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地区合作有助于提高金融危机的抵御能力，其中汇率合作是地区合作的基本问题，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挟同干预市场等手段来实现双边或多边汇率稳定。同时，区域货币需要适度的政府干预，特别是联合干预机制，加强合作协商，来解决国际金融体系带来的问题。

二、中国金融服务体制的演变过程及金融监管现状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金融发展的明显特征是“大一统”的国家银行模式，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体制的建设与发展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开始起步的，相对应着金融服务监管理念的演变一直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每个时期演变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而已。很多监管理念正是由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倡导以及金融服务业发达国家的实践才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的监管实践。金融服务监管理念演变的动因是金融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原来的监管理念不合适宜或者监管漏洞增多，而演变的目标和价值是为了抑制金融风险、保护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维护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

中国就金融监管体系而言,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和事业机构组成,并设置了除上述四部门之外,包括财政部等在内的多部委领导参加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但是“,会议”并非法定监管机构,也无法律授权,与会主体各顾其利且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故而跟像是“搞平衡”,会议目的往往难以达到。因此,多头监管、自律组织弱化、法律配套措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等缺陷仍然是当前中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顽疾,尤其是多头监管,一直以来并未得到较好解决,监管权力分散,既不利于监管的实施,也有违效率原则。金融业的自身特性需要独立和统一的监管,以迅速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化解并减少市场风险。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首先，信贷利差依然处于高位，股票市场微弱，对私人部门的贷款仍然非常少，但是政府贷款上升很快。其次，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减记预计为2.7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滑坡很严峻，可能比预计的要长。再次，新兴市场也出现大规模金融危机，并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衰退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不排除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理念上的反思。第一，中央银行负责系统性风险应有一定监管权，我们的功能监管应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第二，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存在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压力测试、大机构不能倒闭、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这些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可以用，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不能应用。第三，今后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无限扩大监管面积，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纳入到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种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分业监管，限制创新。第四，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过去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如果没有过长时间的低利率，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因此，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第五，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这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只重视资本的监管和市场风险，忽视了综合监管和流动性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应该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和监管套利。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客观要求全球监管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范风险的监管体制。

三、加强中国金融服务业监管的思考

（一）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二）完善监管框架，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构

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具体到中国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必要时设立集中统一的监管协调机构，加强跨行业监管，将以行业为导向的监管框架改变为以目标监管为导向，消除监管盲区，降低监管成本。

（三）不断优化监管规则，加强金融创新监管 金融创新产品有其固有的缺陷，如果落后的监管体制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则易发生金融风险。金融创新对监管的挑战在于：

一是使风险更易累积和扩大，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金融创新固有的杠杆性可以放大投资头寸，在发生风险时也就放大了风险;另一方面，从个体机构而言，金融创新具有转移风险的作用，但对于市场整体而言，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不断在累积，且由于个体的暂时无风险而刺激个体机构不断地向市场注入风险资产，客观上导致市场整体风险的扩大，最终产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金融创新在风险累积和扩大方面的负面作用。

二是金融创新的不透明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金融创新种类繁多，在基础产品之上经过多种组合、分解而产生的金融衍生品具有结构复杂、难以直接累加和计量的特点，因此难以准确计算风险暴露，大大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影响了监管效果，为风险潜伏埋下隐患。因此，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创新的负面影响，需要不断改进监管体系、监管方式，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金融创新监管不仅要考虑产品本身和对于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要考虑其对于实体经济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

（四）监管重心转移到效益监管上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人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应转变到以效益监管上来，即从对经营行为的监管转变到对经营成果的监管上来。这也符合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在这种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制定经营规则框架，要求商业银行在框架内遵循市场原则依法自由竞争，给予商业银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益则制定缜密科学的监测指标，划分级次，重点监测。一旦达到某一临界点，就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警告、督促整改。如果其经营状况继续恶化，必要的情况下，在其尚能清偿债权人债务时，适时勒令其退出金融市场。

（五）金融立法的创新

严格的金融立法是人民银行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面对加入WTO，我们必须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根据中国金融监管未来发展方向，系统规划中国科学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当前首要的是做好金融法规的规范和废、改、立工作。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将那些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坚决废止，将那些不很完善的进行重新修订。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主要包括存款保险制度立法、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立法以及金融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规定等。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业务雷同，资金分散，不良资产占比较高，自身扩充资本金的能力较低，国际金融竞争实力较差，有必要进行银行合并重组。人民银行要研究商业银行合并重组的制度办法，同时大型的外资金融机构有可能参与到合并重组中来，也应该有明确的规范的应对策略。

（六）加强补偿体系风险的控制 信贷金融体系中的银行家和代理人的补偿体系存在缺陷。其以“投机补偿”形式的道德风险为特点。存在于金融公司的股东和公司的管理人/银行家/交易人之间的典型代理问题由于后者的补偿方式而加剧。因为这些补偿大部分是以与短期利润挂钩的奖金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因为这些红利是单方面的（盈利状况好的时候为正值，而在回报差的时候几乎为零），管理者/银行家/交易人有强烈动机去冒比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更大的风险。解决投机补偿倾向的潜在方法有多种。其中可能的方法是，向职业经理人发放必须持有数年的受限制股票红利，以及累积奖金池制度———该奖金池奖金数量的多少与特定投资的中期回报的高低相挂钩。但是，即使不考虑在一个对金融业人才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如何改变补偿的问题，上面提到的解决方法能否完全产生效果也不明显。例如，在近期贝尔斯登危机的情况下，约30%的公司资产被作为受限制股票由员工持有。然而，这一补偿体系并没有防止贝尔斯登进行盲目投资和借贷，从而最终导致公司破产。也许，这是事实，因为个别补偿没有和个别投资/借款决策相关联。然而，在金融市场中，对银行家/交易人的补偿机制应该被认为是一个扭曲投资和借贷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七）注重证券化的发起和分配模式的监管

当前的证券化模式（发起和分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因为它降低了发起人要求监督借款人信誉度的动机。在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化链条中，其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在收取费用，最终信贷风险被转嫁到那些最不能理解它的群体身上。抵押经纪人、家庭资产评估师、发起抵押贷款并将其重新打包至MBSs的银行、将MBSs重新打包至CDOs，或者CDOs的CDOs，甚至将标的进行CDOs的三次证券化的投资银行、给这些不良金融工具作出AAA评级的信用评级机构，所有上述中间人都在这一中介过程中收费而赚到收入，并将信贷风险沿着链条向下转移。

解决中介机构缺乏对借款人进行适度监督的动机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迫使发起银行和投资银行等中间商去承担一些信贷风险；这可能以在CDOs中某些部分的权益层级(eq-uity tranche（）例如，CDO最低级的权益层级是指当潜在附属担保物价值减少时承担最初损失的证券）或者是某些MBSs的部分的形式，这些MBSs的发起使其亲自参与其中。但是，并不能明显的看出，这些方法会完全解决金融中介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事实上，尽管证券化过程意味着信贷风险从最初发起人和CDOs管理人向最终投资者的部分转移，但是事实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抵押贷款、MBSs和CDOs方面具有大量敞口风险。的确，在美国大约47%的主要银行资产都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对于较小的银行这一数字接近67%。“发起和分配”的证券化模式没有完全将抵押贷款的信贷风险转移给资本市场投资者。银行和券商（例如，贝尔斯登）在许多金融工具上仍然具有相当部分的信用风险。的确，如果这些信用风险完全被转移，这些银行和其他金融中间商将不会遭受目前已经发生的、并在将来也不得不承认的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参考文献：

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国际经验研究 篇3

一、发展离岸市场的收益与成本

离岸货币市场作为一个与在岸市场平行，相对独立的货币交易市场，将货币的国家风险和汇率风险相分离，既为货币发行国提供了巨大收益，也带来了风险与成本。

（一）发展离岸市场的收益

发展离岸市场的收益主要表现在：第一，离岸市场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收益率，同时也提供了汇率风险分散化的渠道；第二，离岸本币交易为本币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有助于提升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利于建立证券市场的有效定价机制，从而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第三，发展离岸市场为资本项目不完全可兑换的国家提供了货币国际化的载体，使一国可以在离岸和在岸市场相对分离的情况下，推进跨境本币业务的开展。

（二）发展离岸市场的成本

发展离岸市场的成本主要在于：第一，离岸本币削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离在岸市场联动削弱了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限制了利用货币政策调节本国经济情况的能力。在离岸市场不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离岸市场本币通过为在岸市场提供信贷，扩大了货币乘数，放大了国内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影响货币政策的数量传导机制；而在利率平价作用下，套利行为会导致离岸市场利率水平和国内利率水平趋同，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价格传导机制。第二，离岸市场扩大了汇率波动性。不存在离岸市场情况下，投机套利活动只能在境内本币市场上进行，央行可以通过外汇干预影响在岸市场价格；而离岸市场条件下，离岸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使套利活动更为活跃，在本币存在贬值趋势，且没有管制措施隔离境内外市场情况下，贬值预期很容易自我实现。

二、离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模式

根据政策的主体和对象不同，离岸市场的发展和监管模式可分为三类：

（一）离岸市场所在国加强监管

离岸市场监管的一种方式是要求离岸市场所在国加强对离岸交易的监管力度。事实上，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监管措施，均会提升交易成本，削弱离岸金融机构的吸引力。在离岸金融中心缺乏政策协调的情况下，金融交易会从管制严格的金融中心转移到相对宽松的金融中心。出于对离岸金融中心竞争优势的保护，各国政府往往不会主动限制自身的业务。因此要求离岸市场自身加强监管的方式尽管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

（二）放松在岸市场监管力度

发达国家在发展离岸市场过程中，往往采取放松在岸市场监管力度的方式，即离岸对在岸的倒逼机制。相较于在岸市场，离岸市场的监管往往更为宽松，通过降低国内金融市场的管制力度，可以促进离在岸市场的协调均衡发展。

以美国为例，欧洲美元市场是在逃避境内严格管制下产生的。欧洲美元市场建立初期，其收益比境内市场更高，这导致了美元向欧洲市场外逃，欧洲美元市场的存款规模快速上升。随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美元外流的措施如Q条款、利息平衡税、国外直接投资规则等规定，以限制本国金融机构对非居民的贷款。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资本外流，反而进一步促使美元资本进入欧洲美元市场筹措资金、开展业务，推动了欧洲美元市场的更快发展。最终，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对美国国内金融改革产生了倒逼作用：美国政府陆续解除了利息平衡税等资本管制政策，随着利率上限被取消，Q 条款的终结，美国完全实现了利率自由化。当前，美元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在定价方面已几乎不存在区别。

（三）对离岸本币交易施加管制

对离岸市场进行限制的第三种方式是对本币的跨境交易施加限制，通过限制离岸本币与在岸本币的兑换，控制离岸市场流动性，隔离离在岸市场，从而阻断离岸市场对国内经济冲击。相对于以上两种方式，该方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设计，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都更为灵活，因此更加适合金融体系尚未完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新兴经济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正是采用此种方式来应对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冲击。该措施分为以下三类：

1、对非居民本币交易的汇兑管制

对离岸本币市场最直接高效的方式是对非居民的本币兑换进行管制，即对本币在境外银行和境内银行账户之间的划转施加限制。该措施通过限制境外银行的本币结算能力，控制离岸市场的本币流动性，从而隔离离岸与在岸市场。由于该措施实际上也限制了具有真实贸易、投资背景，出于对冲外汇风险目的的离岸本币交易，因此会带来较高经济成本，监管者应谨慎使用。

2、对金融机构的本币资产交易限制

另一种相对间接的监管离岸市场方式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施加管制。从境外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角度，货币当局一方面可以通过限制国外金融机构的在岸本币负债，如禁止或对非居民账户利息收入征税，对非居民负债设置更高准备金率等方式，限制非居民对本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从资产角度，货币当局可以通过禁止或限制境内金融机构向境外机构提供本币信贷，达到限制本币供应的效果。最终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削弱离岸市场流动性，耗尽做空本币头寸的投机套利者的资金来源。

3、对非金融机构本币交易的限制

在一些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非居民本币交易管制仍不足以约束离岸货币交易。在管制措施未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在离岸与在岸市场之间转移资金。为了防止这种政策漏损，对离岸本币交易管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限制非金融机构的本币交易。最常使用的交易管制包括：限制非金融主体的本币信贷；对非居民购买、发行或销售本币计价资产的直接管制；禁止居民开立离岸本币账户；禁止本币用于贸易或金融交易结算；限制本币现钞的跨境输入输出等。

三、离岸本币交易监管的国家经验

对尚处于金融体系改革，资本项目还未完全可兑换的中国来说，对离岸本币交易的监管模式最为适用。对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新加坡对离岸市场的管制措施为我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离岸本币交易监管的具体形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离岸市场的冲击，过去快速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纷纷加强了对离岸市场的监管力度。而根据管制的范围大小不同，可将各国的离岸本币监管模式分为宽口径和窄口径监管模式。其中，宽口径监管以马来西亚和韩国为代表，窄口径监管以新加坡和泰国为代表。

1、全面监管：马来西亚，韩国

长期以来，韩国尽管一直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但是对发展离岸市场持谨慎态度。相反，马来西亚在危机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和离岸市场发展保持着积极态度，是在跨境资金对本币施加了贬值的巨大压力下，紧急加强了离岸市场管制。尽管两国加强监管的背景有所不同，二者最终都施行了宽口径的全面管制措施。

马来西亚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管制措施涉及面最广的国家。1997年8月，当试图通过限制银行对非居民的掉期交易隔离离在岸市场的政策失败后，监管部门随即全面限制了离在岸市场交易，禁止了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信贷及其衍生交易；所有离岸市场上的本币均被要求汇回；对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本币划转施加限制；禁止本币贸易结算和离岸市场本币资产交易；限制本币现钞的输入输出。尽管管制措施的涉及范围很广，但马来西亚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经常项目交易施加限制。韩国在危机后对离岸市场的韩元施加了与马来西亚的覆盖广度类似的监管措施，但是工具强度却远不及马来西亚严格，除严格禁止韩元用于贸易结算外，管制主要以事前审批、报告、和告知为主。

2、部分监管：新加坡，泰国

新加坡尽管早在1978年就取消了一切基于居民歧视性的资本管制，但却并不鼓励离岸本币的发展，监管当局要求国内银行对非居民的本币信贷仅限于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融资信贷，对银行间互换、期权等衍生品交易施加了较强限制。与马来西亚的情况相类似，泰国在危机前一直积极鼓励离岸业务的快速扩张，是在金融危机后境外套利资金施加了巨大贬值压力下，紧急出台了对离岸市场的管制措施。

新加坡和泰国的监管措施均涵盖了对非居民本币交易的限制，离在岸银行间的借贷限制，以及对非居民衍生品交易的管制等，但这些限制措施均是在区分商业和金融信贷的基础上，仅针对不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信贷进行限制。相比之下，泰国管制措施比新加坡的涉及范围更广：泰国严格禁止一切境内金融机构对非居民的本币信贷，而新加坡则需要征得货币当局同意。与马来西亚相类似，危机后泰国对非居民本币的兑换严格施加限制，尤其禁止境内银行在离岸市场上开立本币账户，向其转移本币资金或是持有离岸分支机构的本币债权；同时泰国还禁止居民购买非居民证券。

（二）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离岸市场的管制效果可以通过其否有效抑制投机套利活动，稳定在岸市场价格来进行判断。按照此标准，各国对离岸市场管制措施取得的效果不尽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全面监管和部分监管并不意味着监管的高效和低效。相对于管制的覆盖范围，最终效果更加取决于管制的实施力度和政策一致性。危机后马来西亚与韩国对离岸市场都使用了全面监管模式，但马来西亚对境外本币的各类交易执行的是彻底禁止性措施，而韩国的具体实施手段仅是事前审批、报告和通知要求，这些措施并没能有效纾解贬值压力，韩元在危机中贬值幅度超过20%，而马来西亚则并未出现严重货币贬值。

而同为部分监管模式的泰国与新加坡，二者的政策结果也大不相同：泰国在危机后出台的管制措施缺乏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危机初期禁止掉期业务曾一度打击了做空泰铢的离岸投机者，但泰国之后逐步放松了管制力度，仅保留了对非居民信贷业务和离岸本币账户的管制，贬值压力再度显现才迫使货币当局加强了离岸业务的上报审核机制，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加重了处罚力度。这种政策的反复性导致了管制效果缓慢显现。相反，尽管新加坡在危机后并没有增强对离岸市场的管制力度，但各项措施的执行效率非常高，在危机中新加坡元并没有遭到巨大贬值压力。

第二，在危机情况下，临时性资本流出管制有其合理性。泰国与马来西亚在应对危机中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泰国并未对资本流出施加管制。而危机前大力推进离岸市场发展，积极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马来西亚，在危机中果断通过禁止资本流出管制有效地抑制了资本外逃。尽管该做法一度遭到国际社会指责，但事实证明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本币投机套利压力，经济金融运行受到危机冲击的影响较小。

第三，国内经济与金融改革是抵御外部风险的最终决定因素。马来西亚在危机后出台了稳健的经济政策，大力推行金融机构和企业部门改革；类似的，危机后韩国积极推行经济金融体系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最终重竖了投资者对韩元的信心；而新加坡在危机中并未遭到投机套利攻击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新加坡金融改革开展较早，已建立了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再加上国内稳定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使投资者对新加坡的经济运行具有长期信心。因此从长远来看，经济与金融领域改革是扭转汇率悲观预期的根本解决对策。

四、总结

事实证明，危机前积极推进离岸市场发展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危机后窄口径管制的国家如新加坡，均成功抵御了危机中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冲击，而关键在于一国是否建立了对离岸市场切实有效的监管制度安排，以及国内经济与金融改革是否到位。如果一方面大力推进离岸市场扩张，甚至以超越在岸市场水平的速度发展，而另一方面在风险上升时又无法实施高效的监管，就有极有重蹈泰国金融危机的覆辙。对此，作者认为，离岸市场作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的重要环节，国家在继续发展离岸市场的同时，也应客观认识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影响，积极研究建立离岸市场的审慎监管机制，更好地推进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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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Dong and McCauley，Ro-

bert. Eurodollar Banking and Currency Internationalisation [R]. BIS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 篇4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现状

1.在监管设置方面

当前, 我国银监会负责监管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情况。但是银监会把券商投行、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等排除在衍生品交易范围之外, 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加上银行与非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类似, 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得复杂化, 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渐加强, 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和领域的监管模式发挥其经济作用, 容易形成监管歧视。

2.在监管覆盖方面

金融衍生品在市场上的特点是品种数量多、随意性和组合能力强。这些具有活跃性的特点造成市场上的衍生品更新速度过快, 使得监管部门的监管无法与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同步进行, 不能实现统一监管, 监管真空普遍存在。监管体制落后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监管目标, 而且还加快了监管套利现象出现。

3.在监管手段方面

随着金融衍生品交易在市场上的扩大和发展, 使得会计通过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两种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这一模式滞后。表外业务是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主要表现形式, 其作用在于降低了市场参与者资产负债程度及金融市场风险分布的透明度, 造成监管部门不能通过财务报表得到真实的经济信息。特别是对场外衍生品交易, 因缺少相关机构为其提供交易平台和交易价格, 造成其市场透明度更差。

4.在监管效率方面

杠杆性、虚拟性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使金融衍生品交易与一般商品交易具有许多区别, 主要表现为它是一个过程, 交易价格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变化。另外, 金融衍生品所具有的较强的复制组合能力, 是近两年产生很多金融衍生品灾难的一大重要因素。监管者缺乏深入了解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对交易过程无法开展有效监管, 这种现象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1.信用风险评级机构的问题

目前, 会计、审计和法律事务所的运行情况还存在许多问题, 不具备足够的独立反映企业财务和风险信息的能力, 经常发生提供虚假信息、欺骗投资者的现象。

2.内部控制制度的问题

相关部门在控制金融机构业务风险方面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规定, 可行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几乎未得到实施。例如, 《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称《暂行办法》) 虽然规定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对金融衍生业务要承担监管和指导责任, 但是在内部控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不能有效地对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进行监督。

3.信息披露制度的问题

金融衍生品业务是我国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新型业务, 加上我国当前还在使用传统的财务会计框架, 实际上它大多数在经济交易上属于表外业务。两者存在的矛盾表明我国对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的监管缺乏经验。

4.国际监管经验不足的问题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开放性使得其具有跨国性的特征, 加上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高杠杆率和渗透性, 加大了其风险在金融市场蔓延过程中的系统性危害。由于外资银行监管缺乏母国的支持, 造成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发展与我国的市场发展不相符, 具体表现在监管的标准、内容、方法和分工等涉及国际合作的具体细节上没有详细的、操作性较强的规则等。

5.高级管理人才的问题

人才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根本保障。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现有的监管人员缺乏衍生品交易商所使用的产品、策略、模型和内部控制系统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

1.发挥政府监管的作用

(1) 完善法律制度。政府监管的法律法规主要依据市场的发展情况而制定。目前,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规体系不健全, 使得政府的外部监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这就需要加快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相关的如期货交易法和期货交易所法等专门法律, 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合法性。

(2) 采取新的监管方式。粗放型监管向风险目标型监管转变, 是我国过去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 主要包括: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静态监管与动态监管相结合等。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我国应建立一套计算机信息系统, 把金融机构的信息输送到监管部门, 以便准确、及时地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

(3) 促进监管机构的合作。我国要想解决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中的监管歧视问题, 就要将国内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和管理经验结合到一起, 互相协调、合作, 或者从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中抽调相关人员, 成立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委员会, 进行有效监管。

2.开展社会监管

建立市场约束机制, 加强中介机构、新闻媒体、投资人和债权人等市场主体的监管, 是开展社会监管的有效方式。

(1) 加强中介机构的监管。中介机构包括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等, 这些机构由于涉及的监管内容较广泛, 因此要不断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活动的审计监督, 以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要提高市场参与者在资金营运、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透明度和可信度, 以确保金融衍生品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和真实性。

(2) 加强新闻媒体的监管。随着新闻媒体影响力的增大, 其对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只要市场参与者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提出相关建议, 都可借助于媒体转达给政府机关。另外, 制定规范措施来约束媒体的行为也是很有必要的, 这样可对随意猜测和恶意中伤等行为提起诉讼, 避免对投资者造成错误的引导。

(3) 加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监管。由于投资人、债权人与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可使对金融衍生品交易者的监管工作顺利开展。在制定有效的金融衍生品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时, 还应培育和扶持独立的民间“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协会”, 借此引导和规范中小投资者的监管行为, 以更好地发挥这种监管作用。

3.强化内部控制

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第一道防线是进行内部控制, 这是使外部监管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条件, 因而要不断强化参与者的内部控制。

(1) 提高重视程度。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参与者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 增强他们对内控制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了解。

(2) 完善评价制度。实施内部评价制度, 是保障金融衍生品质量的重要措施。市场参与者可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定期评价的方式, 对现行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开展科学评价, 让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与企业的资本实力、管理水平相一致。

(3) 部门职能独立。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具体管理、操作和结算十分复杂, 因此应明确规定各部门进行风险管理的职能和权限, 避免出现责任纠纷。

(4) 防止职责重叠交叉。职责重叠交叉带来的结果是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效果不大, 要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不能让负责金融衍生品业务风险管理和控制、负责金融衍生品交易或营销由一人同时兼任。另外, 风险计量、监测、控制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或营销, 也不能由一人兼任。

4.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交易和金融衍生产品活动的公开披露建议》, 参与金融衍生品活动的机构要对财务报表的用户做出相应活动的计划安排, 并拟定一份可详细反映所有活动的报告。这样不仅可从质和量两方面提供金融衍生品活动的相关内容, 而且还可提供机构内部风险均衡和管理措施的相关信息。

5.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

目前, 金融衍生品市场已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如果我国仍然采取过时的监管方式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监管, 肯定不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 这就需要与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才能实行有效监管。我国应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加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建立多国合作监管机构, 监督世界各地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还应进行国内监管体制改革, 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 采取国际市场上先进的管理方式, 缩短与国际监管的差距, 提高监管质量。

6.培养风险管理人才

风险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具有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的特点。这就要求风险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市场参与者应大力培养风险管理专业人才, 如聘请国内外专家举办讲座、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风险管理人才等。同时还应不断提高监管者的综合素质, 如在招聘新职员时, 监管机构除了注重他们的技术外, 还要把他们的行为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篇5

金融创新一词在学术界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把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会引起金融领域结构性变化的新工具,新服务方式,新市场以及新体制。

金融创新极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1.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金融创新有力地推动了金融发展,为广阔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1)增强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利率、有价证券价格的频繁波动,给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投资风险,但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金融互换等新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能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运用正确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

(2)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

金融机构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得先机,积极地引进或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金融创新可以提高金融机构的整体运作效率,金融竞争或以推动新的金融创新。

2.金融创新的消极作用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风险。

(1)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资本流动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在金融运行中出现问题都将迅速波及其他国家甚至整个国际社会金融业,从而影响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此次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漫延欧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创新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金融创新工具多以表外业务进行,并不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时性和复杂性,这就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很难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评估和监控,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二、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监管是金融主管部门依法利用其行政权利,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管制和约束,以控制金融业整体风险,限制金融业过度竞争,促进金融业依法健康稳定运行。

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监管尤为必要。

1.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离不开金融监管

金融业经营活动的失败会导致全社会资金供应者和资金运用者的失败,破坏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甚至会动摇货币制度,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

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才能保持货币制度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2.贯彻执行货币政策离不开金融监管

真实、及时、准确的信息数据是研究制定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而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

如果没有金融监管或监管不力,就不能保证这一前提条件的实现。

健全的金融微观运行机制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

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机构内部稽核在内的金融监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观运行机制。

3.金融监管可以防止金融风险的传播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监管不力,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如果没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保证,即使是制定了正确的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将其有效地实施,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危及社会的安定。

因而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充分发挥防范风险化解危机的作用。

4.金融监管本身对金融创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机构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发展,总是千方百计绕开金融监管,在这个过程中就创造了许多新的金融工具。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极大地促进了金融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6

关键词：离岸金融；运行模式；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4-0112-02

收稿日期：2012-12-22

作者简介：王亮（198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律硕士，为证券法及国际经济法研究。

离岸金融产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如今已成为国际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离岸金融是金融市场不断拓展的结果，也是现代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岸金融无论对于整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是对于我国的金融投资领域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在中国，离岸金融的业务试点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都涉及并亟须离岸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改革。中国要想在世界金融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而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站在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角度来看，如何进一步完善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离岸金融及其法律规制

对于离岸金融的定义，理论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货币基金组织认为，离岸金融是银行或其他机构对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包括从非居民借入货币和向非居民提供贷款。此种观点侧重于界定离岸资金的来源和离岸资金的用途。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观点，如我国著名国际金融法学者韩龙教授认为，离岸金融是有关货币游离于货币发行国之外或该国在岸货币金融循环系统之外而形成的、主要在非居民之间进行的各种金融活动。

离岸金融与在岸金融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离岸金融较之在岸金融有其独有的特征。首先，离岸金融具有有关货币游离于货币发行国之外或该国在岸货币金融循环系统之外的性质。其次，离岸金融通常是非居民之间以离岸货币所从事的金融交易，资金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是非居民，即所谓“两头在岸”。最后，离岸金融市场要想更多地吸引到大批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大量地国际资金，就必须在存款准备金、利率、税收等方面对离岸金融业务给予优待。

由于离岸金融市场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因此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监管和规制也有其独有的特点。离岸市场所在国对离岸金融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准入制度的限制和对日常经营管理的监管。相对于在岸金融，虽然各国普遍对离岸金融的准入限制较少，但是各国也都制定了相关准入规则并授权有关的监督机构实施监督与管理。而对于离岸金融机构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制定符合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法律和政策的管理制度，所有该地区的离岸金融机构所从事的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循该项管理制度。除此之外，离岸金融市场还要受到其他方面如离岸货币发行国、投资者母国、行业自律组织以及离岸市场统一监管机构等的规制和监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岸金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金融。

二、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离岸金融业务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经营外汇业务的中资银行及其分支行，吸收非居民的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根据相关规定，离岸金融的试点业务包括吸收境外居民和非居民的外币存款；发放对境外居民和非居民的贷款；办理对境外居民和非居民的外汇买卖、汇兑和国际结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资金拆借；组织和参与境外国际银团贷款：代理境外居民和非居民的证券买卖等业务。

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起始于特区深圳。1989年5月，招商银行率先获准在深圳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等都相继取得了相关牌照开展离岸银行业务。在1989年到1998年的首次试点阶段，离岸银行业务的相关管理规章及法律制度逐渐确立和健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对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由于盲目的扩张以及经营管理当中不当的操作，离岸金融业务的高度风险性暴露无遗，离岸资产质量也随之极度恶化。因此，我国的离岸金融业务被监管部门全面叫停。进入新世纪，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在全球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潮流中，吸收国际资本发展本国经济成为一种趋势。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恢复离岸银行业务，同时允许交通银行上海总部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2006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天津滨海新区内的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至此离岸金融市场在我国重新开启，更为全面的离岸金融业务试点也成了我国金融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目标。

三、我国离岸金融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岸金融在我国出现以来，离岸金融市场经历了从试点到停办再到重新开办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离岸金融给我国整个金融领域以及金融法律体系带来了新的视野，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离岸金融市场的国际性使得国家对离岸市场的监管变得更加复杂。离岸金融不同于在岸金融以及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所在地国、货币发行国和资金提供者的母国分别根据属地原则、货币主权原则以及属人原则对离岸金融交易主张管辖和监管。这便使得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问题变得错综复杂。

其次，离岸金融的监管模式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刚刚开始进行离岸银行业务试点时采用的是有限渗透的内外业务分离性市场模式。这种模式下银行可以利用在岸资金在一定限额内弥补离岸金融账户的头寸不足。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甚至反过来成为扩大金融风险的催化剂。

再次，对离岸金融经营和风险的监管容易出现漏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的利率和汇率制度都处于相对稳定的计划体制中。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缺乏对利率和汇率变动所带来的风险的清楚认识和有效的防范措施，使得我国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银行忽视风险，盲目追求账面利润，以致在国际金融海啸中难堪一击。

最后，离岸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也使得我国离岸金融的发展承受一定的阻力。由于离岸金融业务在我国处于试点阶段，因此，一方面对于离岸金融的专门立法没有跟上其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彻底落实，浮于表面。

以上的种种问题都时刻提醒我们要发展和扩大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就必须在制度上和法律监管方面下工夫，将立法和对法律法规的执行落到实处。

四、我国离岸金融的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管措施

根据国际上的主流学说，离岸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主要分为三种，分别是内外混合型模式、内外分离型模式和避税型模式。其中内外分离型是当今世界上离岸金融市场的主要运行模式。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实现法律监管的前提和基础。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环境和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来看，内外业务分离型运行模式对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最为有益。首先，内外业务分离型模式对国内金融实力和经济水平的要求不是十分苛刻。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之金融行业比发达国家起步晚，自身的实力不足以与金融强国抗衡，选择此种模式对我国有效地吸收国际资本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十分有利。其次，对于我国国际金融人才的匮乏和金融业务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选择内外分离型运行模式也符合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最后，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法律体系还不足以面对内外混合型离岸市场所带来的挑战与冲击。所以现阶段选择内外分离型模式对于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法律监督较为适宜。

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离岸金融市场，还必须高度重视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通过对内外分离型运行模式的选择和确立并与之相结合，做到立法先行，并全面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做好离岸金融市场的法律監管，首先要明确其运行模式即内外分离型模式，为离岸金融的法律监管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其次，对于离岸金融的法律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准入制度的监管、对离岸金融经营管理的监管、对离岸金融风险的监管以及对离岸金融税收征管制度的监管上。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完善与离岸金融业务直接相关的专门立法以及对已有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在适当的时机考虑出台一部专门的离岸金融法也不失为一种有力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有效方式。

伴随着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相关立法和法律监管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我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际性离岸金融中心。并通过这些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支持和现代化金融服务，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辉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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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7

2005年8月,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成立, 通过整合沪深交易所现有指数资源, 为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提供标的指数。2006年9月, 中国金融衍生品交易所挂牌成立。2010年4月, 股指期货的第一个合约正式推出。此后, 以股指期货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现阶段, 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对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保护金融资源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同时, 推出金融衍生品交易也对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提出了新挑战与许多新课题, 现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联合监管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金融现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和诸多相互影响的渠道, 两市场的联合监管问题一直是各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关注的焦点之一, IOSC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自成立以来, 也在许多公开文件 (如IOSCOPD154、IOSCOPD124以及IOSCOPD86等) 中对联合监管实践提供了指引。在中国推出衍生品交易过程中, 国内外跨市场联合监管的经验与教训以及IOSCO的指引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然而, 正如各国监管当局以及IOSCO一致认同的那样:一国资本市场监管制度与体系的建设必须以该国资本市场发展情况为基础。由于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 中国资本市场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 例如, 作为持股人的国家在上市公司经营中的非市场行为、卖空机制尚不完善以及许多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尚存在误区等。另外,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成立意味着:在近期, 金融衍生品与标的现货将在不同的交易所挂牌交易;在未来, 类似的、甚至同样的金融衍生品可能在不同的交易所挂牌交易。

这些因素都要求对中国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联合监管的规律进行分析与研究, 并对衍生品交易推出过程中跨市场联合监管制度框架与演进路径进行设计与优化。良好的跨市场联合监管体系对于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 良好的跨市场联合监管体系, 通过适当的信息共享机制与有效的监管合作, 能够及时发现跨市场的操纵与欺诈等行为, 避免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 进而起到保护投资者与促进资本市场稳步发展的作用。例如, 在“三二七”以及“三一九”等一系列国债期货事件中, 由于最初监管体系未能及时发现与控制多方的逼仓操纵行为, 导致空方违规大量透支, 最终造成了风险事件的发生与国债期货市场的停止交易。

其次, 合理设计的跨市场联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和减少监管冲突。例如在美国, SEC与CFTC通过“目标测试”的方法决定双方的管辖权, 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了跨市场监管的监管冲突, 降低了相关监管成本。另外在设计跨市场联合监管制度中, 适当引入“监管竞争” (Pistor、Xu, 2005) , 则可以有效降低监管体系中的官僚作风, 提高监管效率。

二、国际上金融现货与衍生品跨市场联合监管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金融危机巨大的破坏性和多发性使金融监管成为关注的焦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提出了如金融脆弱说、公共利益说、管制俘获说、管制供求说、管制寻租说等理论, 这些理论主要回答为什么要对金融业进行监管或者说金融业是否需要监管这个问题。Merton和Bodie (2000) , 突破了Stigler (1974) 的观点, 提出了功能观的监管理论。他们认为, 基于功能观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比基于机构观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Pistor和Xu (2005) 在其此前 (2003) 的不完备法律 (incomplete law) 分析框架下, 提出了监管竞争理论, 在对美国公司法体系与上世纪末中国股票市场发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 指出在多个监管者间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 有利于提高监管效率, 促进市场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这些监管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监管者与市场参与者间的互动关系, 为设计与优化跨市场监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自从美国1987年股灾之后, 研究者逐渐重视对衍生品市场与现货市场互动关系的分析。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衍生品市场的引入对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影响方面。部分研究表明期货市场的引入使现货市场的波动性减小, 如, Lee和Ohk (1992) 、Bessembinder (1993) 以及Antoniou和Holmes (1995) 等分别对S&P500、香港恒生以及FT-SE100指数期货推出前后的市场数据进行了分析, 认为股指期货提高了现货市场信息流的速度与质量, 从而降低了现货市场的波动性。而更多的实证研究表明, 引入期货市场交易后, 现货市场波动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如, Edward (1988) 、Baldauf和Santoni (1991) 、Gerety和Mulherin (1994) 以及Pericli和Koutmos (1997) 等。此外, 还有少部分较早的研究认为期货市场的引入导致了现货市场波动性的增加, 如, Harris (1989) 与Damodaran (1990) 等。 (2) 股票指数期货到期日效应方面。实证研究表明, 股指期货所引致的股市“跳跃性”波动绝大多数集中在股指期货合约的到期日。套利者在期货合同到期时对其现货头寸进行平仓了结, 可能使得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加剧, 即股指期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存在着“到期日效应”。Stoll和Whaley (1990a, 1990b) 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股指期货合同到期日, 现货市场价格波动与交易量显著增大。 (3) 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信息传播方面。很多学者对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进行了研究, 如, Kyle (1985) 、Admati和Pfleiderer (1988) 、Grossman和Miller (1988) 、Stoll和Whaley (1990b) 以及Kawaller、Koch和Koch (1998) 等, 并提出交易成本的存在、资本需求以及卖空限制等因素导致指数期货与现货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

国内一些学者 (如谭燕芝、蔡伟贤 (2005) , 陈晗、王玮 (2005) 以及吕筱萍 (2002) 等)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也对中国跨市场监管的必要性与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此外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06年第十六期联合研究计划中, 以“现货市场与衍生品市场跨市监管研究”为题立项进行了研究。

三、基于IOSCO框架体系的联合监管实践设计

IOSCO在对许多国家 (包括成熟市场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 的资本市场监管实践活动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公开文件的形式为各国资本市场监管当局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提供指引。其中一些文件涉及了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联合监管方面的内容, 这些文件主要包括:

IOSCOPD154和IOSCOPD155是对资本市场监管目标与原则的陈述。在这两个文件中, 多处提到了良好跨市场联合监管体系的目标与基本要素。IOSCOPD154提出适当的授权、完善的监管程序、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及高素质的监管人才是实现跨市场监管体系目标的保障。IOSCOPD155则对上述四个要素的详细特征进行了说明。

IOSCOPD124与IOSCOPD86主要关注跨市场联合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与信息共享方面的问题。特别地, IO-SCOPD86对良好的信息共享机制与恰当的信息共享内容的一些细节特征进行了说明。

上述文件对于中国构建现货市场和衍生品市场联合监管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参照文件中对于良好跨市场监管体系特征的描述, 依据相关金融经济理论, 就可以对跨市场监管体系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与优化。

参考文献

[1]Admati, A.and P.Pfleiderer (1991) , Sunshine trading and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4:443-481.

[2]IOSCO (2003) ,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IOSCO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IOSCOPD155.

[3]IOSCO (2003) ,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 IOSCOPD154.

[4]Pistor, K.and C.Xu (2005) , Governing stock marke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lessons from China,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7:184-210.

[5]陈晗, 王玮.美国外汇衍生品监管权限的演变及借鉴[J].证券市场导报, 2005, (8) .

[6]吕筱萍.衍生品市场价格操纵的机理分析———以期货市场为例对市场操纵的剖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 (7) .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8

(一) 金融衍生品

金融衍生品 (financialderivativeinstrument) 是20世纪70、80年代全球金融创新 (financialinnovation)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金融现货 (如货币、外汇、存贷款、股票、债券等)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的未来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产品。

(二) 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出于规避汇率风险、逃避金融监管等需要，金融衍生品市场取得了爆炸性的增长。

单位：十亿美元

注：名义价值是指在报告期订立但尚未清算的名义价值;市场总值是指用报告期市场价格计算的所有开口合同的市场价值。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BIS) , "Amounts outstanding of over-the-counter (O TC) derivatives", December 2008.

(三)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相对于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就相对有些迟缓，而且至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所。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还是进行了一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外汇期货、国债期货、指数期货及配股权证等交易品种。

资料来源：据《中国金融年鉴》相关各期资料整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存在的时间短，并始终在无序的状态下发展。由于缺乏规划和管理，我国至今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但股指期货的即将推出，必将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品时代的到来。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的危害

金融衍生品虽为避险而生，但因其自身存在高杠杆性、高风险性和虚拟性，而具有潜在的巨大风险和破坏性，一旦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将会极大的危害本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又由于全球市场的紧密相关性，这种危害很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一) 扭曲金融衍生品的价格

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会扭曲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从而不能充分发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投机活动和道德风险等造成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的因素若得不到遏制，必然使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非理性的波动，造成金融衍生品价格的扭曲。金融衍生品价格倘若是扭曲的、人为制造的，不仅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反而会误导社会总生产和消费，最终浪费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效率。

(二) 扭曲社会财富公平再分配功能

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会扭曲社会财富公平再分配功能。金融衍生品特有的杠杆交易功能很容易使一些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大户凭借资金优势操纵市场，结果导致大多数金融衍生品参与者损失惨重，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迅速被改变，进而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三) 累积和提升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会累积和提升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虽然金融衍生品能够发挥分散或转移风险的正向功能，但是一旦市场失灵，它也会累积和提升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一是虚拟资本在追求价值增值运动过程中有脱离实体部门的趋势，而金融衍生品正是金融虚拟性最强的虚拟资本。一旦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从而使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程度过大，在特定的条件下会走向泡沫经济，进而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二是从微观金融而言，金融衍生品本来是为风险厌恶者提供转移风险的工具，然而，其表外业务以及以小博大的特征可能会提升和累积金融体系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

(四) 引发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失灵若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将引发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以下是由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而引发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防范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加强监管的重要性。

数据来源：张邦辉：《金融衍生品市场全书》，中国物资出版社，1999年，第540～573页。

三、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国外经验分析

世界各国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无一不是从建立并强化期货监管体制入手，监管的发展趋势都是政府管理与自律管理相结合，并在各种法规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政府严格监管、民间机构自律和金融交易所内部风险控制三位一体的有机管理体制，同时积极寻求监管的国际合作。目前世界各国的具体形式又略有不同，其中有三种典型的监管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集中立法型”;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自我管理型”;三是日本的“金融行政型”。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各年统计数据分析可知，英、美、日三国金融衍生品日均交易量之和占全球日均交易总量的60%以上。因而深入了解这些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尤其是将美国、英国、日本这三种典型的监管模式作比较分析，无疑将给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一)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特点及评价

1.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特点。

美国对衍生品市场实行了“三级监管体系”的监管模式，即政府监管、行业监管的自律与交易所自我管理的监管体系。但是主要还是以政府监管为主，所以可以说美国的监管模式属于立法型政府监管。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多头管理，即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另一种是单一的监管机构的模式。美国政府对衍生品市场实行的是多头监管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受到众多的谴责，但这种模式却是由美国衍生品市场的特点决定的。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之大，单一的机构难以对其进行监管，所以这种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正式的立法管制，但其缺陷是无法对金融市场进行面面具到的监管，甚至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监管上的缺陷促使美国成为现代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发祥地。但是同时也要警惕这种监管模式的风险性。

2. 对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的评价。

美国的监管模式是立法型政府监管模式，强调的是政府的作用。这种监管模式的优点在于： (1) 具有超脱于市场竞争者之外的监管机构能更公平、客观、严格地发挥监管职能，更好地克服市场失灵现象; (2) 各类综合性和专门性法规齐全，提高了监管的权威和严密性。但这种监管模式也有其弊端： (1) 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单靠政府机构而缺乏自律组织的配合很难实现既有效管理又不过多行政干涉的目标; (2) 与自律性机构相比，政府离市场较远，掌握的信息相对有限，这使得政府的监管成本上升，效率下降，而且不利于随时察觉市场变化，从而使监管落后。

(二) 英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特点及评价

1. 英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特点。

英国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基本上沿袭了美国由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的三级管理制度。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英国政府对衍生品市场的干预较少，主要以行业组织和交易所以及衍生品交易参与者的自我监管为主。政府监管机构主要是通过行业协会、交易所制定交易法规条例来保证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正常进行。

英国与美国一样也以功能监管为主线，而且监管制度也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美国的政府监管实行多头监管，而英国则由英国金融服务局统一实施政府的监管工作。

2. 对英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模式的评价。

英国和美国在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上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模式强调正式的立法管制，英国模式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模式的优点有： (1) 自律性组织由市场参与者组成，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更能对市场存在的问题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比政府监管机构更有效率; (2) 自律监管机构采取非正式、灵活的方式，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果。而这种监管模式也有其弊端： (1) 没有统一的专门法规，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 (2) 非制度化规范的监管易滋生腐败现象，存在权力寻租问题; (3) 由于非规范化、弹性大、监管者的主观因素、人为色彩对监管有很大影响，随意性大会导致监管标准不一致。

(三) 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特点及评价

日本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相当严密。在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下，日本禁止本国的交易所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机构和个人只能到其他国家的交易所进行交易，但这一状况近年来已经得到改善。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具体操作的运营也加以干涉，这种不了解实际情况却掌握了决策权的监管模式，日本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典型的知识与决策权不相对应。

总体来说，日本的金融监管是行政式的。金融政策和监管大多是基于国家权力强制进行，“金融行政”非常直观地表达了金融管制的日本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垄断利益的获得，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会留下过度保护的后遗症，遭到市场规律的惩罚。

四、国外的监管经验对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启示

通过以上美国、英国、日本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比较分析，要做好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工作，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就要求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 加强政府立法

政府最重要的责任是给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创造一个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市场条件，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交易体系，维护交易各方的正当权益，保证交易活动的有序进行，从而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稳定。

(二) 重视行业自律

在金融衍生品发展的初期我们就应该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属于三级监管中一级，是对国家监管当局不断加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宏观监管的重要补充。

(三) 强调交易所和企业自律

交易所在衍生品交易的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国家监管机构制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作为市场交易情况的监督者和信息反馈者，在国家监管机构和广大交易商之间起了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交易所的自我管理是整个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核心内容，它对保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性竞争原则，对保持市场高效性和流动性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交易所会员主要由机构投资者所组成，因而在充分发挥交易所风险内部控制功能的同时，必须强调企业自律。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能很好的控制风险，那么整个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就会有大幅降低。

(四) 寻求国际合作

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产物，从某一方面来说也是逃避监管的产物,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是个世界性难题，不仅需要每个国家和地区各自搞好本国本地区的监管, 而且还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广泛的监管合作。尤其是我们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为了有效降低风险，更应该重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

摘要：金融衍生品虽为避险而生, 但因其自身存在高杠杆性、高风险性和虚拟性, 具有潜在的巨大风险和破坏性, 一旦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 将会极大的危害本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三种典型的监管模式作比较分析, 给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应加强政府立法, 重视行业自律, 强调交易所和企业自律, 寻求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9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风险控制,监管

近年来,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十分迅速, 交易规模, 产品种类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成为金融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诞生, 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衍生品具有杠杆效应, 会加剧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给金融市场带来不稳定。对于还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 监管的作用更加重要。

一、金融衍生品定义及其特点

(1) 金融衍生品。所谓金融衍生品, 是指由金融基础工具 (如股票和债券) 衍生出来的各种金融合约及其各种组合形式的总称, 主要由期权、期货、远期合约和互换交易构成。

(2) 金融衍生品的优缺点

优点: (1) 转移风险。 (2) 调控价格水平。 (3) 提高资产管理质量。 (4) 形成权威性价格的功能。

缺点: (1) 高风险性。 (2) 高杠杆性。 (3) 引起过度投机。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

(1) 监管主体比较分散, 没有一个专门的主管部门。交易所股票和债券衍生品市场、及商品衍生品市场由证监会管理;场外利率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与外汇管理局监管, 基金和证券公司由证监会管理, 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由银监会管辖, 保险公司由保监会管理。这些众多的监管机构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 势必影响监管的效力。由于部门分割, 重复监管, 监管空白等问题也一定存在。

(2) 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我国衍生品监管政出多门, 有很多相关执法部门都可以管到, 而针对衍生品立法相对滞后。每个监管机构都可以管到, 又都管不到, 每个部门只是针对某个具体的衍生品设立的规章, 法规等, 缺少一个统一的法律。而衍生品的特性是投机性强, 风险高, 杠杆高, 破坏性特别大。因此更显得立法的重要性。

(3) 行业自律作用不大。目前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中, 有两个行业自律组织——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于2000年12月,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立于2007年9月。行业自律组织缺少有效的授权, 因此作用发挥不出来。

(4) 缺少有效的应急系统。完善的风险评估与控制体系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是成功运作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平台。但是当某个金融机构因突发事件发生危机时, 监管机构应一该有相应的挽救措施, 迅速注入资金或进行暂时干预, 以避免金融市场产生过度震荡。因此, 在监管的同时应有一套有效的应急系统。

三、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金融衍生产品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等功能, 是对冲风险的好手段。但同时金融衍生品又具有自身的缺点, 由于其高杠杆, 交易不当或滥用时, 将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 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中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处于发展初期, 品种不多, 结构不完善, 这就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

(1) 统一监管体系。目前,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多个部门管理, 银监会、人民银行、证监会等都可以监管各自领域的衍生品业务。由于部门是分割, 可能形成许多监管的真空, 而在另一方面可能形成重复的监管。因此, 有必要改变目前多头监管的现状, 实行统一监管的模式。同时也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自我监管的指导, 积极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 借鉴国际上采取的企业自控、行业协会和交易所自律、政府部门监管的三级风险管理模式。

(2) 完善法律法规。中国在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法规方面, 没有专门针对衍生品市场的法律, 虽然, 如《证券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已经制定, 但是都是涉及少部分的衍生品, 不系统, 使金融监管的严密性不足。所以应加强立法工作, 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3) 重视行业自律的作用。行业自律对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十分重要, 行业自律组织是我国三级监管中的中观管理, 自律在监管中起基础性作用。对我国的衍生品监管起重要的补充作用。

(4) 建立风险预警制度。各金融机构应成立专门的风险控制部门, 积极进行金融衍生品可能的风险进行评估。在这个基础上, 建立衍生品的风险预警机制, 还应当提前制定风险发生后的援救预案。还应当密切关注偶发事件, 防止偶发事件演变成大事件, 最终形成不可挽回的大灾难。

(5)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我国资本市场, 衍生品市场的机构投资者日益壮大, 但在结构、规模、次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一是结构单一, 仍以银行、公募基金、券商这类投资主体为主, 其他类型的资金进入市场仍然有障碍。二是总体规模相对较小。机构投资者在交易操作方面更规范, 风险承受能力强。而个人投资者, 监管起来难度大, 而且风险承受力弱。

(6) 强化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严格约束和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竞争和交易:建立严格的交易主体的资格审查制度和奖惩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确保真实性、及时性和透明度;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现场与非现场的检查, 形成有效的监控。

参考文献

[1]成思危.积极慎重地发展中国的金融衍生产品[J].经济界, 2007 (01) 5-9.

[2]李智勇, 刘任重.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问题探讨[J].中国软科学, 2009 (10) :55-59.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10

(一) 金融风险控制理论

金融风险控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上是指运用一定的手段对风险进行处理, 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损失;金融风险控制广义包括风险识别, 预测, 评估和预防的每一个环节, 治理风险, 减少损失为目标, 是金融风险管理的一部分。在本文中, 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是在词的最广泛意义上的金融风险控制的理论。预测和评估金融风险是金融风险控制, 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前提条件是其主要控制对象, 防止风险,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目的。

(二) 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则

金融风险控制的一般原理就是以最低的成本, 最高的效率, 保证利润。

1. 最低成本的原则。

主要包括金融风险控制的交易成本, 执行成本, 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的费用。在金融风险控制的实现都应该先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成本, 以达到最佳的成本。

2. 最高效率的原则。

原则上是最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遵循的另一个重要原则。通过采用一定的控制策略, 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降低风险的影响降到最低, 强调速度和效果的风险控制是指金融风险。

3. 保证利润的原则。

有些风险可能不能带来好处, 如信用风险损失, 要尽量避免这种风险。和对偶的绝大多数, 金融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 并能带来的好处。金融风险控制的得与失, 尽可能的综合平衡, 以减少保障利润损失的同时。

(三) 金融风险控制与监管的内容

金融风险控制是风险决策和风险处理过程的实施, 是金融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 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的风险控制。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分为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两个方面。

是内部控制的主体是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 以规范的经营环境, 实现机构, 人员, 和不同的部门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的盈利目标, 以预防和控制潜在的风险。内部控制主要包括部门职责明确, 这样做的权利, 相互制约;定期披露的流动性指标, 安全性和盈利性指标, 通过检查表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外部控制主要是指监管控制。监管机构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 监管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制度, 减少和控制对金融体系的风险。外部控制方式包括发展稳定的金融发展战略, 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建立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约束金融机构的行为;显然,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审计责任的其他监管机构;建立监督和金融风险管理指标体系, 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控。

二、我国的金融监管发展现状与其主要问题的分析

对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进行理论研究和制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学习其有益经验, 让中国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尽快完善, 跻身世界金融监管法制强国之列。

(一) 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

目前, 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层次分明, 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律规范、银行业监管法律规范、证券业监管法律规范和信托业监管法律规范构成。具体而言, 整个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分为四个层次, 首先为全国人大颁行的法律;其次为国务院或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的行政法规;再次为证监会、银监会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第四层次为交易所、行业协会以及相应的自律性规则。监管内容的制定逐层细化, 但都以上一层次内容为主要依据而制定。

(二) 我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危机发生后, 我国诸多富豪一夜间倾家荡产, 诸多金融投资者、消费者的积蓄化为乌有等等情况的发生, 不能说和落后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无关。由此可见, 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在金融综合经营程度不断加深、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形势下面临着诸多问题。

首先, 同业监管标准不同。根据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法制的规定, 对其进行监管的只是根据其注册成立之时所属性质进行监管。这就导致同种金融业务有可能适合不同的法律。这样以来, 有些金融机构在逐利去害的天性驱使下, 将业务投向监管较为宽松的领域, 容易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混乱。

其次, 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易于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叠。我国目前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 导致监管机构各管一方。但是在金融综合经营的条件下, 例如保监会仅对相应金融机构的保险产品进行相关监管, 对于保险机构制作的兼具证券保险性质的金融产品, 通常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而忽视对其的监管。或者, 各监管机构因金融产品本身性质属于自身监管范围, 都对其进行监管, 这势必就形成了监管真空或者监管重叠的情形。在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全球影响下, 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金融机构分离工作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监管部门有效地识别和控制金融控股集团管理的整体风险, 银行业占据了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减少, 不良贷款率, 资本为银行监管体系的主要指标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银行监管效率是有限的, 划分监管层对于新的金融衍生产品, 缺乏风险控制的经验, 即使个别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盲区, 对大型金融集团的监管实践中经常出现交叉调节和反复现象的监管, 造成监管效率低。

最后, 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在我国, 金融监管法制并没有对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监管做出制度性的规定。在实践中, 金融监管机构曾经协商达成《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备忘录》, 但此种形式的协调机制并没有法律强制力, 最后也流于形式, 没有产生真正的协调效果, 无法实现各监管机构互通有无从而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的目标。

三、健全我国金融风险监管与防范的举措

(一) 实施金融监管方式的改革

我国金融监管的金融机构妥协部门行业的发展很容易忽略了机构风险的发展积累, 最终导致灾难的整个系统。因此, 中国应该进一步推进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 强调金融稳定监管责任。根据不同的监管机构更多考虑到行业的风险问题, 并考虑较少的现状行业问题之间的相互影响, 建议的责任和金融稳定的问题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考虑监管部门, 并注意监管和层次的综合性。从经营层面, 直接面向市场, 监管者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数据和案例, 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监管信息失真的问题, 其金融风险监测是可行的, 可靠的。经过金融危机的主要西方国家提议的实体划分, 以控制系统性风险, 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 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中国的人民银行, 加强其权威, 以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

(二) 银行要加强信用风险防范

为了防止银行信贷风险, 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 在管理, 以提高其通过增加盈利的抗风险能力。首先要加强银茂的合作, 积极支持外贸出口, 以符合外贸企业扩大封闭式贷款的条件;开放式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业务积极, 拓宽了贷款期限, 扩大外汇担保人民币贷款申请等。其次,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积极创新业务品种, 推动多元化的资产和收入。政府应以市场为导向, 以客户为中心, 不断创新业务品种, 特别是要改变信贷资产的情况占了绝对的优势,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 调整资产发展战略, 促进多元化的资产和收入。此外, 应及时妥善处理银行的不良贷款。现在, 在不良的大量的降水贷款, 鉴于复杂的原因, 处理不良贷款难, 应根据资产的银行, 债转股, 企业重组, 政府的支持我国银行信贷风险消化“的理念。关闭银行的不良资产, 在某种意义上是政府为防止金融危机和财政政策的调整。

(三) 进一步完善金融风险的监管机制

金融监管市场化 篇11

编者按>>央行副行长潘功胜11月18日在出席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时表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快速发展过程中有问题和风险，一些机构风险意识不强，甚至以弱势群体为目标，从事非法集资、经营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本刊摘编其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普惠金融在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通过发展普惠，将小微企业、偏远地区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弱势群体纳入金融体系，不仅能够极大促进全球实现消除贫困的发展目标，还能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覆盖面较广、基础设施逐步健全的良好势头。弱势群体和薄弱环节的金融可获得性不断提升，账户普及率等部分指标也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

但是，普惠金融也是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全球仍有20亿人无法享受基础的金融服务。在传统的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普惠金融难以摆脱成本高、效率低、商业可持续难度大的制约，其发展面临明显的瓶颈。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通信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推动互联网和金融快速融合，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为其商业可持续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互联网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互联、互通性，可以有效地改变物理空间的阻隔，提供金融交易效率，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大幅提高金融的普惠性和覆盖面。

要发挥好“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潜力和优势，关键是要把握好金融的普惠性，商业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要关注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核心仍然是金融，唯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和较强的负外部性等特征。而且互联网金融具有交叉性、跨市场、跨区域的主要特征，其风险的波及面更广、扩散速度更快、溢出效益更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弱势群体，金融知识相对匮乏，对金融风险的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弱，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出。

随着金融能力的进一步分化，一些弱势群体缺乏数字技术和知识，在金融数字化时代与主流社会的差距反而会扩大。要形成鼓励“互联网+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普惠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构建适应“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监管制度框架

运用新的信息科技手段，加快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鼓励金融服务与农村电商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相互促进，增强金融服务平台的精准性。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创新加快，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和风险，一些机构风险意识不强，甚至以弱势群体为目标，从事非法集资、经营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偏离了正确的创新方向。

为此，根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中国人民银行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活动，旨在规范互联网金融业态，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优化互联网金融业态偏离正确创新方向。通过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完善法律法规框架，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建立数字金融的行为监管体系和市场准入体系。对业务性质相同的产品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而不受产品提供商的影响，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加强行业治理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普惠金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探索。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和其他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通过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升级了普惠金融的指标体系，签署了中小企业融资计划，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愿与各方共同努力，继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的惠及所有人群，所有地区。

本文整理自潘功胜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普惠金融”论坛上的发言，文字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监管的思考 篇12

一、目前金融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 金融竞争日趋激烈, 金融秩序比较混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金融业发展也较快。市场经济存在竞争, 在近年来的金融运营过程中, 我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 不仅表现在银行与银行、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贷款者;而且还表现在各金融机构与监管者之间, 金融秩序比较混乱。同时, 存款者与银行、银行与贷款者、银行与监管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信息不对称, 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这不仅降低了金融效率, 而且增加了金融风险, 因此, 强化金融监管不仅是现实的选择, 也是规范金融市场的形势使然。

(二) 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模式限制了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

目前, 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 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 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笔者认为, 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对加强金融监管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这种分业监管的体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加大了监管成本, 降低了工作效率。当前, 银行、证券机构和保险机构的监管机构不一致, 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和沟通以及信息交流存在诸多问题, 容易造成监管不到位, 出现监管“真空”, 有的金融业务得不到有效监管, 或有的金融创新得不到监管当局的认可, 阻碍了金融业的发展;其次, 限制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空间。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局势,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 全球金融正呈一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适应金融一体化趋势, 纷纷对过去的多元化监管体制进行改革, 建立了单一的监管机构, 如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 而我国依然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多元化监管模式。分业经营使我国银行不能开展综合业务, 不仅制约了银行发展的步伐, 而且限制了我国银行与国外银行的接轨以及平等竞争。

(三) 金融监管内容重点不突出, 监管内容不全面。

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 监管手段落后。首先,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偏重于合规性监管, 监管内容和范围狭窄,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仍然局限于存贷款、结算、信用卡等日常业务, 不能涵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金融业务, 一些新的金融业务不能得到及时的监管, 存在着监管空白点, 严重影响着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其次, 金融监管不能涵盖新的业务, 监管范围狭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一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 如彩票市场、社会集资、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目前, 这些准金融机构和准金融业务分散于不同的部门经营和管理, 未纳入统一的金融监管范畴。由于利益的驱使以及部门保护主义, 这些业务开展的状况十分混乱, 有的地方出现地方政府挪用养老保险金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 必然隐藏较大的金融风险。

(四) 金融监管手段陈旧, 科技水平低。

首先, 金融监管方式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目前, 金融机构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日常业务监管、市场退出等方面, 过分依赖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笔者认为, 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它的弊端越来越明显, 主要表现在监管成本高以及监管的有效性低方面;其次, 监管手段陈旧, 科技水平低。目前, 不少监管机构科技人才不足, 硬件设施配备不到位, 不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 监管手段陈旧, 科技水平低, 与被监管机构未实现电脑联网, 无法实现高水平的监控, 监管人员忙于监管资料的收集和层层上报工作, 效率低、成本高;第三, 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定了不少有关金融业法律法规, 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有些法律法规已经落后, 需要修改和完善。同时, 还存在对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监管经验不足, 尤其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的处理缺乏成熟经验等。

二、加强金融监管的途径

(一) 树立金融监管新理念, 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

正确的监管理念是金融监管的有力指南。笔者认为, 金融监管应结合新的形势需要, 树立金融监管的新理念, 增强监管中的“效益、市场、系统、持续”意识。首先, 适当引入监管中的“效益”理念。“效益”理念, 不仅可以带动商业银行金融业务的创新, 而且还可以较好地实现银行微观的灵活经营;其次, 树立“市场约束”的监管理念。有效的市场约束, 不仅是商业银行实行审慎经营的驱动力, 而且也是银行有效监管的重要手段;第三, 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增强“系统、持续”的监管理念, 可以减少监管工作的随意性、突击性, 把握好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特征, 在持续监管中逐渐提高监管工作的质量。

(二) 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

目前, 我国在实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基础上, 建立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监管的体制框架, 分别由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目前, 应改进和完善多元化的金融监管体制, 加强人民银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沟通与协作以及信息的交流, 合理划分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和职责, 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

(三) 改进监管方式, 鼓励金融创新。

首先, 要实现监管方式由行政审批和现场监管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的转变;其次, 扩大金融监管范围, 将金融创新业务和准金融业务纳入监管范围;第三, 实现金融监管手段现代化, 加强金融监管电子化建设, 充分发挥计算机辅助管理。

摘要：金融危机侵扰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而银行在经济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 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 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监管,措施,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陈光华.美国金融危机战略成因及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启示[J].滨州学院学报, 2010.1.

[2]李翰阳.从全球金融危机看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进一步发展问题[J].国际金融研究, 2009.2.

[3]陈强.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J].价值工程, 20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