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精选12篇）
法学家 篇1
一、罗马法学的产生与发展
在古代罗马法律文化中, 核心是罗马法学, 它是西方法学的渊源[1]。罗马法是古代奴隶制法中最重要和最发达的法,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曾说过, 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 并没有像用他们那种伟大法学之不朽的力量来得大。”
罗马法学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古代罗马国家地处欧洲的地中海中部的亚平宁半岛, 罗马最初是氏族社会, 划分为三个部落 (Ramnes部落、Tities部落和Luceres部落) , 采取君主制形式, “王”是国家的最高首脑, 由各个氏族首长组成元老院, 并建立了贵族大会和军伍大会, 当时的法律渊源主要为习惯法, 内容为宗教、道德上的习惯。
公元前510年, 罗马进入了共和国时期, 这一时期罗马积极向外扩张, 公元前462年, 保民官盖尤斯提议由平民组成委员会来起草法律, 到公元前454年, 护民官们提出建立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立法委员会, 并得到元老院的接受, 后创设了十人委员会, 最终完成了《十二表法》[2]。共和国时期的法律渊源还包括长官谕令和法学家的解答等, 这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主要有:阿西留斯 (L.Acilius) 、波修斯 (M.Porcius) 、李维斯 (C.Livius Drusus) 等[3]。
公元前27年, 奥古斯都 (Augustus) 废除了共和制, 实行元首政治, 开始帝政时期。这一时期, 国土继续扩张, 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 罗马法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出现了大批法学家, 最为著名的有:盖尤斯 (Gaius) 、帕比尼安 (Papinianus) 、乌尔比安 (Domitius Ulpianus) 、保罗 (Julius Paulus) 和莫迪斯蒂努斯 (Modestinus) 。
公元527年, 查士丁尼执政, 在这个时期, 法律编纂之风盛行, 不仅皇帝重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 法学家更是致力于法律的整理, 使罗马法学发展进入了一个集大成的时期, 尤其是《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 其中, 《法学阶梯》则为法国民法典的体系奠定了基础, 且开创了大学法学教科书的范式;《学说汇纂》收录了40名著名法学家的著作, 是德国民法典的蓝本, 成为近代西方法学的历史基础[4]。
二、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学
罗马法学对西方法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罗马法学的成功除了与罗马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外, 罗马法学家的功劳不容忽视, 甚至可以说, 没有罗马法学家的贡献, 不可能有罗马法学的发达。
公元前3世纪开始, 罗马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至帝国前期, 法学家的活跃程度达到了顶点。据史书记载, 该时期是罗马法学家群星璀璨时期, 出现了众多的著名人物。其数量, 根据法国18世纪著名私法学家朴蒂埃 (R.J.pothier, 1699-1772) 的统计, 是92人……但贡献最大、名声最响的是被公元426年的《学说引证法》 (Lex Citationum) 宣布为其学说和作品具有法律效力的五大法学家, 即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和莫迪斯蒂努斯[5]。
罗马法学家的活动主要有:通过法学家的解答对执政官、法官或私人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口头解答;为契约当事人双方书写合同证书;指导诉讼当事人如何提起诉讼;代写诉状;甚至指导辩护人如何办案等。
罗马法学家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创造了大量的作品, 通过其著作来影响罗马法学。罗马法学家著作数量之多, 种类之全为世上所罕见,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编纂《学说汇纂》时就参考了二千部法学著作, 这还只是罗马法学家的部分著作。
三、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学的影响
罗马法学家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和法律实践的积极参与, 促使罗马法学逐步走向成熟, 也使得罗马法达到了世界古代法的顶峰。罗马法学家的理论上的贡献, 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法律与法学的定义。罗马法的法律一词, 拉丁文为Lex和Jus。公元一、二世纪之际, 罗马法学家首先对法律与法学作了精辟的定义。罗马著名法学家塞尔苏斯对法律下定义:“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 “所谓善良, 即是道德;所谓公平, 即是正义”。乌尔比安引申解释, “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他的权利的一个固定的和永恒的力量。法律的格言是这样的, 过诚实的生活, 不伤害任何人, 给予每个人他自己应得的东西。”[6]
法学的拉丁语是Jurisprudentia, 该词是由ius (法律、正义) 和providere (先见、知识) 合成[7]。乌尔比安说:“法学即是神事与人事的知识, 正与不正的学问”[8]该定义为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所吸纳。尽管罗马法学家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把法律与宗教和道德混为一谈, 但他们对法律和法学的定义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
第二, 关于罗马法学的分类。由于罗马法渊源众多, 有习惯法、平民大会决议、元老院决议、长官告示及皇帝敕令等。因此罗马法学家对庞杂的罗马法进行分类和整理, 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 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分类。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将罗马法分为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他认为由自然的条理而成的是自然法, 自然法是自然教导一切动物的法律, 它不仅适用于人类, 而且适用于一切动物, 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由万国规律而成的是万民法, 万民法作为罗马市民法的“富有弹性的补充”;由市民的法律而成的是市民法, 它仅适用于本城邦自由民, 而不适用于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罗马法学家一般都认为一切法律都是从永恒和普遍的神法———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西塞罗就说“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从自然法出来”, 乌尔比安说:“法律不单是一个特别社会的规则, 乃是正义和德行恒久不变的原理的说明。”
其次,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将法律为公法与私法, 他说:“罗马法研究的对象有两个, 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 而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9]他把规定国家政府和职权范围等事项的法律视为公法;规定私人间的各种纠纷案件的法律为私法。乌尔比安认为公法包括神事、神官和政务官的法律规范;而私法则是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三方面法律规范组成。法学家盖尤斯说, “所有我们使用的一切法, 或是涉及到人, 或是涉及到物, 或是涉及到诉讼”[10], 进一步将私法分为人法、物法及诉讼法三种。
最后, 罗马法学家还依法律产生的形式不同, 将法律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依法律的渊源的不同, 把法律分为市民法和最高裁判官法。
第三, 关于主权在民的法律思想。罗马法学家继承了希腊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法思想, 而且提出政治权力的渊源来自于人民的观点, 西塞罗曾说:“人民只要有参政的机会便是得到自由的机会。”盖尤斯也论述道:“一切权力都是从人民而来的。皇帝的命令何以有效力呢?因为皇帝的地位是由人民给他的;官吏为什么有权力呢?因为官吏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11]
从罗马法学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渊源是人民;法律上所以有效力, 必须经由人民的参与政治活动而授予了各级的权力;所有国家法律的制定都必须归诸于政治上有组织的人民。
第四, 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教育的贡献。罗马的法学教育是依靠法学家来进行的, 罗马古时, 僧侣贵族垄断法律知识, 一般平民很难获得学习法律知识的机会。到公元前254年, 一个平民出身的大僧侣柯隆加乌斯将所有的法律文献全部披露, 并公开解答法律问题, 传授法律知识。罗马的法学教育开始兴起, 罗马的法学教育创立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帝政初期, 最初是非正式的私塾教育, 法学家被赋予举办法学教育的权利, 以学徒式的方式进行的, 学生只是跟随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参加司法会议并同其一起讨论所遇到的问题, 以此方式获得法律的实践知识。后来许多罗马法学家还编写法学教材, 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 如盖尤斯、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等人都曾编写过《法学阶梯》式的法学著作作为法学入门者的法律教材。
法律教育的发展, 使得罗马习法成风, 知法者甚众, 学术繁荣。可以说, 正是由于罗马法学家致力于发展法学教育, 才使得罗马法学界代代有人出, 罗马法学的发展也因此高潮迭起, 并经受时代的压力与考验, 逐步成为世界性的法律, 存续后世。
第五, 罗马法学家对后世民法学的概念、原则和内容的影响。罗马法学家在罗马民法学中所确定的概念、原则和内容简明而严谨, 准确而精炼, 恩格斯曾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 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 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12]在概念方面, 如物权法中的物、物权、占有、所有的概念:债权法中要式行为、故意过失的概念;继承法中的遗嘱、遗赠的概念等。在民事法律原则方面, 如自由人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侵权行为的归则原则等, 均为后世民法学所承继, 尤其是为大陆法系的民法学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29.
[2][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M].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77.
[3][4][7][8]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42, 49-51, 1, 2.
[5]何勤华.古罗马五大法学家小传[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6, (5) .
[6]李进一.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19, (2) .
[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1.
[10][11][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 [M].454.
法学家 篇2
（一）法理法史学
张光博，吉林省怀德县人，1929年生。1949年全国解放后考入东北行政学院学习法律，后被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主攻宪法。1953年毕业后回到吉林大学法律系任教，从此在吉大校园辛勤耕耘近四十年。他先后担任过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当代法学》主编、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职。1992年退休。
张晋藩，辽宁省沈阳市人，1930年出生。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52-198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1983-1994年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副校长兼院长，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高鸿钧，黑龙江省海伦市，1955年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
马长山，黑龙江省肇东县人，1964年生。1986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法律系，1995年调入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1996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9年破格晋升教授。2001年考取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宪法和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刘笃才，1943年9月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行政法硕士点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史、宪法学。科研成果有：《极权与特权》（专著）、《走向法治之路------20世纪的中国法制变革》（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主编）、《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专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主编）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表《中国古代判例研究考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秦简“廷行事”考》、《论张斐的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匦函制度考略》等多篇学术论文。
（二）宪法行政法学
韩大元，吉林人，1960年10月出生，朝鲜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陈伯礼，辽宁盖州人，1965年出生，汉族，九三学社社员，1997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学所，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理学会理事，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重庆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学术带头人。
（三）民商经济法
石少侠，辽宁省庄河市人，1952年8月生。1978年9月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1982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现任国家检察官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司法考试协调委员会委员等职。
徐卫东，吉林长春人，1959年5月生。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8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6年考取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2001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原理、保险法、破产法、罗马法。
马新彦，吉林延吉人，女，吉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任、长春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春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立法顾问、长春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杨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教授,博士,现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黑龙江大学民商法博士生导师。1980年2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先后到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大学政法学院进修法学，回校后，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黑龙江大学法律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1998年5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4年1月任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同时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商法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渠涛，1956年5月23日出生，吉林省长春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研究员。
申卫星，1970年4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东宁县。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甦，辽宁大连人，1957年12月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国际法研究中心联合党委书记，兼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和国际法所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顾问等。积极参与立法活动，在《公司法》修改中，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司法修改专家组”成员；在《证券法》修改中，为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修改专家组”成员。
张舫，辽宁沈阳人。重庆大学教授，民商法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1997），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理事，重庆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香港城市大学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学者。
张守文，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法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法学会第三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薛虹，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9年8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知
识产权法学。1988年至1995年就读于黑龙江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5年至199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今在外交学院国际法系任教。她还兼任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全球域名管理机构用户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唯一代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域名争议解决程序专家，香港大学法学院研究员等。她于1999年、2000年、2002年、2003年分别出版了中、英文专著各两部。其中的《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一书，代表了国内网络知识产权研究的前沿水平，在国内被广泛引用。
（四）刑法
何鹏，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系教授。1924年7月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48年毕业于原国立东北大学法律系，1951年又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研究生班。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系教授，刑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何鹏自1950年以来致力于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我国首开系统研究外国刑法之先河，他作为我国唯一的以比较刑法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在我国外国刑法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比较刑法研究模式的探索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于1989年入选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论，1994年入选美国ABI世界名人录等。何鹏教授治学严谨，勤于耕耘，出版专著多部、译著2 部。其中《外国刑法简论》和《外国刑法》学(下学册)在我国法学界引起广泛反响，《外国刑事法选论》、《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中外罪犯改造制度比较研究》等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研究外国刑法的与比较刑法的空白。他有较大坚实的外语功底，不仅精通日语，还初通英语与俄语。他是我国最早几位刑法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之一，已先后培养硕士生23名，博士生19名。
张旭，辽宁黑山县人。女，生于1962年。1985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获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6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89年开始在职攻博士学位，1993年10 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刑法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90年9月聘讲师，1996年9月聘副教授，2000年9月聘教授。2003年开始担任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生导师。现任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犯罪学会常务理事。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欧洲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吉林省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刑法、犯罪学、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
吴振兴，辽宁省沈阳市人，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６日生。１９７０年８月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后，在吉林电台担任编辑、记者，从事法学宣传工作。１０年后师从何鹏教授，先后取得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陈玉范，吉林长岭人，法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工程机械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的二学士学位班，获法学学士学位。2006年10月聘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证据法学，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4项，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4项公开发表论文40余篇，合著著作一本，主编参编3本，主力专著一本。
徐岱，吉林四平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9月-1992年6月于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2年7月-2000年9月于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任编辑、副编审，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月至今于吉林大学法学院从事教学工作，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教研部主任，《当代法学》副主编。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会员、吉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主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检察院人民监督员、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取保候审监督员。
（五）诉讼法
张建伟辽宁锦州人，1966年生，曾就读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二度，相隔五年)。获得法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政法大学，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历背景：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术成果：著有《司法竞技主义》、《刑事司法体制原理》和《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等学术专著。学术随笔结集为《法律皇帝的新衣》，并著有教材《刑事诉讼法通义》。论文代表作为《认识相对主义与诉讼的竞技化》、《法学之殇》、《对抗与和合》、《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等。在法学杂志和报刊发表论文、随笔二百余篇。
闵春雷，吉林省长春市人，女，汉族，生于1965年。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1986年毕业并被保送为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诉讼理论与司法改革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法学院试验示范教学中心主任，刑事法教研部副主任，兼任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研究员，吉林省政法委执法执纪监督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自诩委员会委员，长春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辽源市人民检察院专家自诩委员会委员，《当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 ： 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刑法学。
(六)国际法
杨松，辽宁沈阳人，1968年2月生，法学博士，1989年毕业于辽宁大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免试保送辽宁大学研究生，1992年获硕士学位。1995年考取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199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曾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税法、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国际私法公证与律师制度、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等课程。科研成果：有专著《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法律出版社）、合著4部、参编3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律科学》等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科研立项：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九五规划项目“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法律问题研究”、主持辽宁省教育厅社科项目“地方基础设施建设BOT法律问题研究”。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中国涉外经济法律问题研究”等。获奖项目：曾获国家教育部首届“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奖”、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辽宁省第五、六届社科省级优秀学术成果奖、辽宁省法学会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沈阳市“青年科技先锋”、辽宁大学先进青年、优秀共产党员、辽宁大学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A类）等奖励。
法学家的音乐梦 篇3
到了西四环附近的人大家属院，我见到了满头银发但笑容可掬的孙国华教授。孙国华身上有多个头衔：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点的创建人、中国第一部法理学统编教材主编和编写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老人一直微笑着，没有一点摆架子的感觉，“你问吧，我有问必答”。
对于这样一位在法学领域有着深厚造诣的教授，原本预想他应该是从小喜爱律法或者受到先辈熏陶。可是问到老人求学经历的时候，他的回答很让人诧异，孙老说：“我1946年考入朝阳大学司法组，但是我并不喜欢这个法律，内心一直希望成為音乐家，只因为这里给了我公费的名额。”
孙国华先生1925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阳高县一个小集镇（现属河北省阳原县），年仅16岁的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来到北平求学，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的中学教育，然后阴差阳错地考入当时法科最负盛名的朝阳大学。
进入大学后，孙国华一心想要转学音乐，他自己联系的北师大音乐系，却因为当时的学生运动久久不能如愿。后来朝阳大学并入人民大学后，他又积极地参加了人大文工团，以为可以在文工团学到关于音乐的知识。“谁知道去了之后，自己却成为了文工团其他人的音乐老师，甚至需要向他们介绍冼星海是何许人也。”孙国华说。
后来，孙国华仍然没有死心，他自己辗转联系了天津音乐学院，当他正准备出去圆自己的音乐梦时，人大迎来了苏联法学专家传授法学知识。孙国华因为有法律学习的经历，无奈只能“服从组织分配”，成为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习法学理论的第一期研究生。“或许学习法律也是真善美吧！”他这么安慰自己，也这样走上了近70年的法学研究之路。
论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 篇4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可以说是现今法学研究中的两项重点内容, 同后果式思维以及规范式思维相比具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对于教义法学而言, 其可以说是社科法学的速记, 而社科法学则更像是一种基础。通过对不同教义角度的出发, 则能够对操作以及思考的相关成本进行大幅度的降低。
二、两者区别
对于部分人员来说, 其开始可能并不能够对社科以及教义两者间的区别进行掌握, 从哲学角度来说, 当人在面对决策时, 往往会具有两种思维方式, 即后果式思维以及规范式思维。面对一件事情, 将其判断为对或者错, 可以说是规范式思维中的一种, 而如果仅仅从判断后将发生的结果进行判断, 则可以将其归类为后果式思维。对于现今社会中的很多人员来说, 其往往会根据规范思维进行日常活动, 当然, 也具有部分人, 没有正确观念之分, 如果仅仅为了获得最终的结果而不择手段, 则将以结果式思维进行事物的考虑。对此, 从哲学角度而言, 规范式思维同结果思维相比在道德层面上具有更高的高度。
而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普通情况下, 并不需要对其所采取行为的结果进行思索, 而仅仅根据自身目前所处的情景, 就能够进行应对。对于规范思维来说, 其在采取行动时将大大降低采取行动的成本以及思维, 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发展以及存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即根据事物的正确与否进行价值判断。而对于社科以及教义法学而言, 两者间的关系同上述的价值理念间也具有十分相似的关系。在传统法学中, 不同类型的教义都是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的, 对此, 社科法学可以说是一种基础。对此, 在实际进行法学应用中, 则可以从社科法学中对理论基础进行找寻, 并以此对操作、思考的时间以及成本进行降低。
所谓教义, 是对思维进行简化的一种速记方式, 除了遇到较为特殊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 并不需要对这部分已经存在的教义进行再次检验。可以说, 社科是教义的重要基础, 而教义又是社科的一种速记体现, 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社科法学来说, 其是人们在对存在社会具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对相关法律以及方式所进行的设计, 而教义法学, 则是在权威基础上对相关条例进行设计以及操作。在此种情况下, 即使人员对社会并不存在较为深刻的了解, 在具有一定参考坐标的基础上依然能够进行运作。而对于社科法学来说, 其则能够对法学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础,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对社会变化产生适应, 即其所具有的技术性以及知识进行好的研究与掌握。而从学习角度看来, 学习者最好先对社会科学进行学习, 之后再对经济以及部门法进行研究, 即在具有社会科学基础后有效降低后续学习的成本, 并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对教义法学的内容以及内涵进行逐渐的改变, 在对以往论述进行取代之后对其进行逐渐的调整。
三、发展前景
在社会的发展中, 两类法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将是何种情况, 是否会出现一种对后者进行取代的情况呢? 从两者相对关系角度看来, 或许具有较为平实的拿捏。对于规范思维来说, 其是从结果思维发展得来的, 由于其在思维过程中将对操作以及思考的时间以及成本进行有效的降低, 则因此成为了很多人行为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依据。而在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后, 在同社会科学进行结合的基础上则能够更好的对两者进行应用, 从长期角度看来, 该种方式也将对决策的质量进行有效的提升。而从两者关系看来, 也不会出现一种对另一种完全取代的情况, 这是因为对于前一种情况来说, 对其进行操作时所需的成本非常低。而通过对两者关系的了解, 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掌握法学, 即在面对未来环境时也能够更为从容的应对。
从该种观察角度来说, 对于我国现今社科法学的研究者来说也具有着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目前, 已经有学者对教义法学存在的缺失进行了指出, 并对未来社科法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提出, 对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具有较为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该种情况来说, 可以说也是正在进行时的一种言论, 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对社科法学的方法论进行研究, 以此对教义法学产生有效的帮助效果。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国学者在此方面已经踏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对传统教义法学中存在的缺失情况进行了指出。而在第二步中, 则需要获得研究的替代方案, 以此对现有较为笼统、模糊的社科法学进行改变, 即在保证新的方法论具有更高说服力的基础上使其成为我国法学界的重要研究依据。
四、结语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情况下, 对于法学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作为法学研究中的两项重点内容, 社科以及教义法学的研究是我们未来研究的重点, 需要能够联系实际, 在对两者间关系做好把握的基础上获得研究成果。
摘要：社科与教义法学可以说是现今法学研究中的两项重点, 在本文中, 将就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之争进行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社科法学,教义法学,之争
参考文献
[1]邵六益.社科法学的知识反思——以研究方法为核心[J].法商研究, 2015 (02) :111-119.
[2]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J].中外法学, 2015 (01) :22-28.
历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 篇5
王轶
1972年6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民法学
代表论文:1.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论物权法的规范配置。《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
代表著作:《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于志刚
1973年5月出生，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代表论文:1.网络犯罪与中国刑法应对。《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Abolition or retention:rethink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2009年第2期。
代表著作:《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
付子堂
1965年10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
代表论文:1.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研究论纲。《现代法学》2007年第5期。
2.关于自由的法哲学探讨。《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代表著作:《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版。
肖永平
1966年2月出生，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代表论文:1.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冲突法中的应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2.价值取向与中国冲突法立法。《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代表著作:《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应飞虎
1971年12月出生，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代表论文:1.权利倾斜性配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公共规制中的信息工具。《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代表著作:《信息、专利与交易安全:消费者保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王振民
1966年8月出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宪法学
代表论文:1.关于民主与宪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法学会》2009年第5期。
2.“一国两制”下国家统一观念的新变化。《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5期。
代表著作:《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2年。
王锡锌
1968年8月出生，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代表论文:1行政正当性回归:中国新行政法的提出、问题及框架。《清华法学》2009
年第1期。
2.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问题及其克服。《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
代表著作:《行政程序法理念与制度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
周佑勇
1970年10月出生，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代表论文:1.行政法的程序正当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行政裁量的治理。《法学研究》2007年第2期。
代表著作:《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熊秋红
1965年10月出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诉讼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代表论文:1.解读公正审判权——从刑事司法角度的考察。《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2.刑事辩护制度之诉讼价值分析。《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代表著作:《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
李秀清
1966年3月出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
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法学、外国法制史
代表论文:1.中国移植苏联民法模式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20世纪前期民法新潮流与《中华民国民法》。《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代表著作:《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提名奖”获得者名单
（21名，名单按照得票数由高至低排序）
罗培新 华东政法大学 商法 王 健 西北政法大学 法制史 王先林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 黎 宏 清华大学法学院 刑法 齐延平山东大学法学院 法理 虞政平左海聪 宋功德 邱 本 傅郁林 张万明 梁上上 冯 军 周光权 郑少华 龙卫球 刘仁文 最高人民法院 南开大学法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北京大学法学院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浙江大学法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民法 国际经济法 行政法 经济法 民事诉讼法 国际私法 民法 行政法 刑法 经济法 商法 刑法
王万华 中国政法大学 行政法 邓思清 最高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 刘 燕 北京大学法学院 经济法
张冠梓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民族法
第一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1995年）
王利明：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公丕祥：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赵秉志：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 曹建明：时任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范健：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建淼：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黄进：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夏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为国家保密局局长； 沈木珠（女）：深圳大学教授；
顾培东：时任四川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研究员、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主任，现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1999年）
陈兴良：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曾令良：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韩大元：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为院长）、教授； 陈桂明：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
信春鹰（女）：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孙宪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勤华：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卓泽渊：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江必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崔建远：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2年）
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吕忠梅（女）：时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湖北经济学院院长；
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孙笑侠，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守文，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为院长）、教授； 袁曙宏，时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现为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 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景汉朝，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吴大华，贵州民族学院院长、教授；
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4年）
谭世贵：时任海南大学校长、教授，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周叶中：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马怀德：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邱兴隆：时任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薛虹（女）：时任外交学院教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卢建平：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第五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2006年）
曹明德：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孔祥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现为庭长）。刘俊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贾 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
蒋新苗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刚凌（女）：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姚建宗 ：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孙长永 ：时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杨 松 汪习根
湖南省长周强法学家治省 篇6
11年前，周强38岁。他从比他年长5岁的李克强手中接过团中央的帅印，追平了李克强创下的最年轻省部级高官的纪录。而周强中国第一位“60后”省部级官员的身份，让他更加引人注目。
周强在团中央第一书记和全国青联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8年。而他发起的一场行动，展示了他不同于当时广泛存在的“GDP崇拜”的执政思路。
那是2005年，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向全球10位知名人士颁发“地球卫士奖”。周强入围的评语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周强在推动“保护母亲河”行动、保护环境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保护母亲河”行动广泛动员3亿多人次中国青少年参与环境保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次年秋天，周强转任湖南省代省长(半年后当选为省长)。上任伊始，长株潭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申报主题变更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此前20年间，长株潭一直试图成为改革试验区，主题变更了不知多少次，但屡屡搁浅。
周强上任之后一年——2007年底，长株潭“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获批。这位省长亲自主持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阐明“两型社会”的意义。翌年，湖南又提出绿色GDP试点，人们终于明白，这个省长是来反“GDP崇拜”的。
在“GDP崇拜”几乎充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之际，“湖南肯拧着劲儿干事儿，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说。
实际上，周强拧着劲儿干的事情不止这一件。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正式实施，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开始从“管理者中心模式”向“公民权利中心模式”转变。程序规定总则中强调的公开、参与、高效便民和信赖保护四大原则，成为具体落实这一模式转变的后勤保障。
此前20年间，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的应松年教授，一直在为行政程序法这部能够从源头上有序约束行政权力的基本法而努力。囿于各种客观因素，应松年和他的团队在20年间起草并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多部行政单行法，但行政基本法——程序法却历经15稿起草而最终流产。2007年3月，同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应松年和周强都下榻在全国总工会的宾馆“职工之家”，两人偶然间谈起此事，几乎是在几分钟内就一拍即合，可以“先地方，后中央”。
2008年2月下旬，12位行政法专家被请到湖南举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最后的圆桌论证会，周强亲自主持。《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场看到，周强对规定条文极其熟悉，在谈到行政指导时，这位省长说：我们给雨雪灾害中堵在京珠高速上的司机听广播，请他们绕道而行就是行政指导；每个绕开的司机发给200元，那就是行政诱导。
全场的一片笑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石亚军说：正确的行政诱导也是行政指导的一部分。
周强说话语速很快，不时用鲜活的小案例来阐释规定的某些条款，同时也活跃了会场气氛。在和中国最顶尖的12位行政法学者的对话过程中，周强的法学专业素养丝毫不落下风。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1978～1985年间在西南政法大学受过7年的民法熏陶，很多法学家都是他的同学。被他请到湖南的12位学者中，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江必新这位行政法专家在2007年底之前，担任了3年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起草的那段时间，周强每有学理疑问，两位老同学就会聚到一起喝上一杯。
“我告诉你两句话，”周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作为行政官员，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想到全世界都会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法院告你。有这两条，你就会依法行政，守住两个底线——一个公开，一个依法。如果不依法办事，造成决策失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甚至腐败。”
2004年以来，出现在省部大员关键岗位上的文科背景官员开始逐步增多的情形，这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但是，文科官员中，仍然是经济学科居多，以法学家身份出掌省级政府的官员，周强是仅有的一位。
2008年秋天，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全球。作为湖南的一省之长，周强也把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提振经济方面。2009年3月7日下午，这位省长就他近期的执政思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湖南是外出务工大省，现在返乡的农民工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周强：湖南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在1200万人左右，跨省的有1000万，而且主要集中在珠三角。
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中，湖南在沿海一些外资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比较高。据抽样调查，湖南农民工返乡比例在20%左右，约200万人。
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到了农民全年总收入的40%，农民工返乡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很大。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帮助返乡农民工解决面临的困难，了解他们的需求，一件事一件事去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刺激内需就需要扩大消费，湖南如何应对？
周强：湖南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保全覆盖，生活方面有最低收入保障，生病了有医疗保障。从去年开始，我们已把没有单位、没有企业的居民，也纳入了医疗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的医疗保障问题，实现了全覆盖。但在很多领域，比如城镇居民的医保、农村居民的新农合医保标准、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低保标准，水平还是比较低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这是我们的着力点，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努力实现的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居民收入增加，没有后顾之忧，就愿意消费。从湖南来看，就是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湖南的冲击。现在看来，我们当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谋事是早的，行动是快的，态度是积极应对，措施是主动应对”，取得的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省外打工的农民工的子女，可能是第二代，他们可能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在解决农民工回乡就业的问题上湖南有哪些新的思路和举措？
周强：农民工的后代要回到农村很难，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为那些有条件的农民工，为能够转移到城市里面成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创造条件。要取消小城镇进入门槛，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多吸纳农民工进城。总而言之，要通过综合举措，帮助农民工解决不同的群体、不同人群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这样才是有效的办法。
对返乡农民工，我们对多数人采取了培训的办法，帮助他们提高劳动技能；对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有创业愿望，而且他们脑子活，见过世面，我们推出了一项“全民创业”的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经济低潮时期，湖南有什么样的考虑和应对？
周强：经济危机蔓延全球，对湖南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已经出现经济下滑的迹象。湖南部分产品的市场需求出现下降，有些企业利润、产业效益下滑，部分产业和行业主要是资源性产业和企业，比如湖南有色，受全球有色行业发展的影响，销售滑落。再如钢铁也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在积极应对的措施方面，我们按照中央扩大内需的要求，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法学家 篇7
在法学领域内, 理论法学的概念被广大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是研究法学内的基本理论知识, 解释了法学内的一些专用名词的基本概念, 为了初入法学界学习的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入门的知识, 相较于应用法学以及部门法学, 理论法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但弥补了法学内原先两门学科之间的缺陷, 还发扬建立了自己学科独特的优势, 在法学界的教学之中成就了一定的地位。
根据理论法学对于法律的一些概念的阐述以及理解, 将法律内的复杂、繁多的知识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将法律界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详细的分为了法律基础理论、法律哲学、比较、社会学、法律建立、法律心理学等详细的领域, 此外, 法律理论法学还将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仔细的划分, 主要分为了四个阶段, 其中对于法律之中的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以及常见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将其划分在法理学以及法律哲学的学科之中。当学生对于法律之中的一些基本的入门知识获得了初步的掌握之后, 就可以在法律之中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进入到专门领域的理论之中的探索, 这时的法律学习就已经被理论法学划分到立法学的学习之中, 另外第三个阶段的学习即是使用法律界特定的方法展开对法律的研究, 也就是理论法学之中的比较学科, 经过前三个过程的学习, 按照理论法学的研究的法律学习步骤, 在完全的掌握了前三个阶段的法律学习之后, 按照理论法学安排的法律学习步骤可以进一步展开更加深入的学习, 可以将法律方面的学习逐渐的与其他的学科相互结合, 逐渐的衍生出交叉相互综合的学习, 使得学生在法律方面的学习更加的精进, 可以看出, 在理论法学学科创造的研究环境之下, 学生们可以从一个对于法律基础理论了解入门的阶段, 逐渐的深入到对于专业的理论、方法理论以及对于综合学科的了解学习之中逐渐的加深对于法律行业的了解, 可以说, 在理论法学学科对于法律的划分之下, 法律学科的基础性、一般性以及交叉性得到了对大化的体现, 所以说, 理论法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的理论学科, 而是一项兼具着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可以说在法律的学习之中, 理论法学是一项贯通整个法律界学习的学科, 在法律学的教育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上文的阐述之中, 理论法学在法律体系学习之中的占据着一个相当的地位, 但是不得不提的是, 在法律方面的学习是一个相当需要耗费时间以及经历的学科, 尤其是在于其他学科的综合之上难度更大, 所以可以说为了克服这样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的难度, 理论法学学科的建立是一项势在必行的行为, 当学生经历了理论法学的前三个阶段的学习之后, 具备了相当的对于法律的学习能力之后, 学习的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之后, 对于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之间的学习的难度也就降低了少许, 所以为了提高学生对于法律的学习能力, 将理论法学以开放式的形态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放大理论法学的优势, 给法学体系注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
二、理论法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功能简介
在上文的简单概述之中, 理论法学在法律界的学习之中有着很大的作用, 所以受到了教育界的极大的重视, 所以为了将理论法学的优势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需要教育学界的人士充分的认识到理论法学在法律界的重要地位, 在十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的展示出理论法学的优势, 在此之前就应该充分的了解理论法学在法学学科体系之中所具有的一些功能。
1、理论法学在法律知识的传承上所发挥的作用
法律学的知识具备着很强的严谨性, 并且根据现代人们的生活的变化节奏十分的快, 法律条例的修改以及变化也是十分的快速, 所以理论法学的教学也就存在着一定的易变性和时事性, 所以理论法学的对于法律知识的传承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于理论法学包含了一些法律之中的入门的基础的理论知识, 所以学生在进行理论法学的学习过程中可以不受到外界法律知识的不断更新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说, 理论法学学习的第一阶段在传承法律知识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可以说, 在理论法学的课程之上, 法律学内的大部分的理论知识都建设了一个相当严密且稳定的框架, 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和适应性, 对于法律知识的传承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理论法学扩展了法律教学提, 例如, 理论法学教学的第四阶段在于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联系, 通过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 理论法学学科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十分的符合法律界对于学生知识面的要求, 例如在理论学的学科领域之中, 法律社会学以及法律经济学都涵盖了一些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知识, 而法律界处理的问题大多数是涵盖这两方面的内容, 所以在理论法学学科的帮助下了解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之间的相关内容, 对于学生在法律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理论法学对于法律知识的传承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2、理论法学在法律学科体系之中的创新功能
理论法学学科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帮助学生了解一些法律的基本知识, 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引导学生可以在更广泛的层次上引导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实践法律知识, 学生在对理论法学进行了基本的额学习之后, 充分的认识了法律之中的相关知识的应用, 便可以对于实际生活之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专业的分析, 在不断的锻炼自己思维的同时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 同时可以对于实际应用之中遇到的相应的问题提出疑问, 在理论法学学科创造的学习环境之中可以自由的与有关人士进行讨论, 发表自己的观点, 采用公平的态度, 客观的眼光全方位的认识法律之中的一些观点,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理论法学学科也就会给法律界带来一些新颖的想法和创新, 使得法律界的理论知识逐渐的更新, 更加的适应现代化社会对于安定生活的要求。
3、理论法学教授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价值判断能力的功能
法律界的从业人士必需具备一定的价值判断能力, 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法律在人们生活之中维护正义的作用, 所以在理论法学学科这门课程的学习之中, 教师们会在其中传授一些价值准则判断法以及一些衡量某种事物或者状态的价值, 实际上, 理论法学真正涵盖的内容是价值准则与相互冲突之间的价值判断法则, 在这样的价值分析之中, 学生作为初入法律界的新手初步具备了一定的道德观念, 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总结
法学研究的类型对法学教育的引领 篇8
关键词：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类型,引领
一、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规章制度, 保障社会秩序的有效运作, 调解人们生活之间矛盾的法治体系, 对于以法律来说, 是一种比较有科学性质的一门课程, 其理论知识不仅专业程度较强且在实践中涉及的专业性也是比较强的, 以此作为法学中的服务法律和法学实践的实质。以此作为基本条件来对法学进行了分类, 第一, 直接服务于法律研究与法治研究, 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讲的法学中的实务研究。而在实务研究中又包含了两层意思, 即 (1) 借助于法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理论来对法律的制定实施有效的措施; (2) 将法学理论作为法律运行的基础条件, 以此来达到法律的完整性。第二, 利用间接的形式来达到法律和法治在法学中的分析类别, 其主要指的内容就是在法学研究中对原理的分析。这一种形式上的分析代表了法学实质上的理论构成, 从中提出了法律和法治在社会中运用的一些法律依据。这两种类型的关系就像“砍柴”与“磨刀”的关系一样, 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法学教育的类型。在法学研究中, 既需要注重对人才的培育还需要注重培养专业人才。由于“砍柴”与“磨刀”都是法律和法治实践中所必须的, 所以对于法科人才的培育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1) 重点培育有专业性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 从而能够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对于实务型人才的培育目的是在于实务工作岗位。对于理论型人才的培育来说, 需要明白:要加强对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 使其能够熟练的掌握书本中的一些法律概念, 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这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时做到脱口而出, 这样才符合培育理论型人才的目的与需要。从培育课程的内容上讲, 需要加强学生两方面的知识, 即一方面, 对于以后打算就业于法学理论事业的学生来说, 必须掌握全部的法学科目,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满足。 (2) 对于法律实务工作岗位来说, 其自身带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要具备实务研究能力, 对于培育实务型人才对学生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研究能力。在校法科学生和法学老师是法学理论工作中最能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 对于社会中那些工作于法律实务的人员和工作于法学教学的理论者来说, 其主要形成了法学知识的教育体系。但是, 对培育类型进行具体的区分并不是代表了在法学理论型人才和学科型人才中某一个可以从事于理论工作岗位, 而是要求这两种类型的学生都必须掌握理论知识, 因为这无论对于理论类型的人才还是学科性的人才都是进行深入学习的基础知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均需要结合法律实务中的实际问题, 因为在教学内容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重合与交叉。所以, 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仅仅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二、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坐标
在一些学校中对法学知识的教育对法学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学校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师资力量的雄厚都代表了这个学校中学生学习的好坏程度, 无论是对于老师还是社会来说, 最终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拥有高知识含量、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与国外的一些法学人才培育机构来说, 主要运用的教学方式是: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不同, 却都是以两种法学研究作为内在依据的。
第一, 根据其研究目的上的差别, 需要对法学人才进行划分, 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能力进行划分, 因为在不同的国建中对法律教育的规定也是不同的, 有的偏向于对学生实务研究的培育, 有的偏向于对学生理论性的学习, 所以, 在这两种模式上, 第一种更重视对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培育, 比较注重于法律实务与理论的结合。
第二, 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 设定不同培养层次。每个国家都设置了不同层次的本科、硕士、博士等, 而培育出来的法科人才类型是要有不同层次的学历的。实际上, 从事于法律实务的必须是科班出生的, 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集中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
三、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根据目前我国一些学校对法学人才的培育来说, 知识在一些重点本科院校才会设置与法律相关的专业, 对于一些职业院校来说, 根本没有设立与法律相关的专业, 因为法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格才可以从事于本行业, 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 以至于在中国的法律岗位上出现了对人才的大量空缺, 造成了法律人才难找的现象。即使有一些学生获得了法学学习的资格。但其学习的成果不理想, 而造成了在一些本科院校内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从事于法律事业。在社会中对法律在形式上设立了不同的学位, 有研究生学位, 还有硕士生学位, 这二者的确立代表了我国法学教育的主要差别。对于解决法科人才的短缺是当前培育能够培育人才的师资需要, 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是建设开始, 形成了培育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在之后出现的博士就是对此的延伸, 而法学本科将培育任务转变成了培养实务人才。我国法学教育针对人才的缺失做出了重新的定位和调整。第一, 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标注, 对社会法律中人才严重空缺的现象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 将原来存在的本科院校法学教育作为学生学习实务法律的院校, 将本科院校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取消掉。 (2) 将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来进行保留, 将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 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第三, 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一种门槛, 清楚这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 若是没有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是不允许进入实务岗位的。
四、小结
根据以上对法学研究的类型对法学教育的引领的研究分析表明, 法学是一种知识, 一种逻辑, 一种学问, 更是一种实践, 一种经验, 一种解释。而法学教育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对法学的研究是基于法学教育的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法学家 篇9
一、移情:田野之学
《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以下简称《厨房》) 一书的作者是一位专业的人类学学生 (非从业者) , 台师大英语本科, 哥大人类学硕士,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国外的博士候选人制度有两个好处, 特别是对于人类学专业而言, 一方面博士不用着急发表文章, 快速完成博士论文找个工作, 另外可以腾出比较自由的时间去田野里锻炼, 更重要的是让你有比较充分的自由思想去田野训练或体验生活。作者庄祖宜就是这样一位博士候选人, 用梁文道的说法, 庄同学是“移情过火”, 本来她是一个去厨房做研究的人类学学者, 但学者还没做成, 先做了厨师。她对这一转变的解释是“论文痛苦, 做饭快乐”。当然正是因为人类学在田野与生活、学术与体验的“移情”要求, 也才有了把自己弄成巫师和包马路收费的疯狂的人类学家。
全书从几位名人的推介开始, 徐仲 (营养师) 说作者从人类学学生到厨子的转变其实是由学子到体认社会的过程, , 被看作是作者重新掌握自己人生发球权的生活小品;梁文道 (作家、主持人) 觉得把灶台当田野的庄祖宜并非是在背叛人类学, 反而是寻找到了最好的导师——兴趣;当然张铁志 (政论家) 的话更加直接, 他认为学术究竟能不能成为志业是一个值得怀疑命题, 因为学术容易产生行动的无能, 知识生产不只是在学院中, 还可以是在厨房里。作为读者, 我们无法考证作者如何与这些人建立的社会关系, 能由他们来推荐这样一本书籍, 但是可能在诸位的推荐中, 我们越发觉得是这么回事, 作者其实在做一件十分专业和分内的人类学的书写, 文章没有任何学术论述和思辨的提升, 是再简单不过的个人笔记, 作者自己也毫不讳言地在序言中说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人类学民族志。且能让她完全投入到厨子的身份中乃是母亲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从《厨房》一书的包装和装帧来看, 如果不是它的书名和作者跟人类学沾边, 普通人看不出来它有何值得人类学讨论的地方。在当下的书店, 我们往往很难看到艰涩拗口的思辨类人类学著作可以畅销。在图书出版业不景气的当下, 要做畅销书, 除了名人书籍和名人推荐的书籍之外, 往往在题材上有这么几大类, 如历史、政论、经管、教育、心理、养生、美食等。这些领域其实可以划分三大板块:一是头脑风暴系列 (如被消费的王朝和帝王将相之野史) ;二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系列;三是日常生活系列。在资本主义和个体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知识生产往往会随着知识产业和大众知识消费的变化而变得世俗化、扁平化、碎片化。就《厨房》而言, 不过是一本完整记录作者在厨师学校进修、厨房实习和个人饮食体验 (田野调查) 的生活笔记而已, 但是经过梁文道等多位知名作家、美食家的推荐, 让这本看起来十分简单的书籍成为了畅销书。且大家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程度也能感受到其实大众正在用饮食文化不断编撰着自我的日常生活, 因此, 食物与烹饪及其背后丰富的“吃”的经验便成了编纂过程重要的资源和脚本。
二、劳动:生存之学
参加厨艺学校其实是作者讲述了一个新人如何一步一步经过厨艺培训和厨房精神的培养、经过考试毕业成为一个合格的厨子的过程, 这里面提到了看似简单的煎蛋皮背后的大学问, 提到了厨子通过刀功最直接的身体性展现, 双手粗糙、切破手指也不在乎, 同时面对杀生的不忍心和少数民族 (彝族) 的淳朴的赞赏, 在中西使用麦子 (面食) 的文化差异中去寻找到发酵和烘焙的意义。酵母的历史可能就是疯狂的面包师关于食物人类学最好的总结。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中国的厨房中有“白案”与“红案”之别, 即以面为原料制作的泡煮、烘焙、蒸烤类食物和以肉脂、各种蔬菜炒制、油炸、煲汤出的食物。因此这里学中之学则是人类学关于族群文化的基本理论知识之外, 那些传承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模式、差异, 尤其是中西之别, 第二个学要远远复杂和深刻, 所以作者也说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毕不了业。在“吃鸡的文明”一文中, 作者对快餐化和速成鸡以及鸡的疾病史做了生动描述, 她甚至谈到自己想象中的这些鸡可能更加愿意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凉山彝族的山上找虫子吃, 且前提是没有人类学家采访的地方。庄祖宜提出了厨子关于食物资本主义的重要命题和疑问, 厨子如何选择做一个传承传统食材制作技艺并创造独特美味的大师, 还是成为快餐产业链上的一个厨房工人?
人类学家成为巫师、厨子什么的也许并非是一个难题,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但是要想靠摇身一变找到糊口的手艺和生存的能力实属不易, 这样一来, 疯狂的人类学家只是众多人类学学徒心中的美好想象而已。庄祖宜在书的第二部分描述了自己如何回到香港找工作, 如何去和优秀的厨艺导师建立关系, 如何从基层做起、冷暖自知地开展工作, 如何体验不同风格的厨师在各自菜式中的创造, 如何看待厨师的职业心酸, 甚至还要面对餐厅的关门的无奈。评级制度似乎存在于现代各种行业竞争中, 厨界的“米其林标准”是一种审美式的艺术哲学, 它与日常生活的功能性饮食哲学相去甚远, 强调精品和细致, 密集型的劳力付出才能获取和维持其星级标准。这种标准在作者看来是一个厨子或疯狂的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境界, 标准化的合理和客观其实是它对质量的严格要求而言的, 这种质量诉求不考虑文化差异, 因此标准的建立是行业竞争生存的哲学, 也是生产与消费的哲学。
烹饪是介于自然与文化之间很重要的媒介过程, 食物可能源于自然界各种动植物, 但它们一旦进入厨房, 便只能经由厨师们的发明和想象, 利用刀刃、炉灶,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搀和下, 历尽锅碗瓢盆之能事, 最后完成一道道简易或及其复杂的盘中餐。因此人类学如果去研究厨房里的文化, 绝不仅只是追求最后的美味体验, 而是参考美味的生成过程和美味的建构历史。当然本书作者庄祖宜并未就此带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学术结论, 而是以身试法, 成了一名疯狂的人类学家——厨子。
三、余论
如果不是“人类学”的标识, 谁也不会从学术的角度去看这本畅销书, 庄祖宜把生活当成田野, 用轻松的笔记体书写出来的“民族志”是在也是一个新的取向。至少让人类学家几个字畅销起来, 也许疯狂的人类学家应该是另一类人, 那就是时刻想从田野里得出结论的“科学家”, 而不是对生活的热爱。“厨房是无尽头的田野, 它见证了那些耐心、专注、饱含情感的人生, 它使人类即便是对一碗清汤和这碗清汤的制作者也会致敬, 因为他们已获尊严。”人类学家告诉我们通过付出情感与劳作进入田野并学会生存即是人生最大的学问。
参考文献
[1]庄祖宜.厨房里的人类学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
[2]庄祖宜.不读博士做厨子[J].大学生, 2012 (Z4) :108-109.
法学家 篇10
1 科学家成长的家庭环境
钱学森, 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 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 (名家治, 后以号行) 是浙江杭州一没落丝商第二子, 少小就学于当时维新的杭州求是书院, 曾到日本学教育和地理、历史。母亲章兰娟是当时杭州富商的女儿, 多才多艺。钱均夫“为人忠厚, 守正务实, 富于爱国心, 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广泛的文史爱好”。“博学多才, 谦恭本分的父亲造成了家庭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 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甚至是决定性的”, “钱均夫教育孩子的理念是, 帮其学, 莫如立其志。要善于开发孩子的多方面的才智”。“特别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 启发他对自然界的兴趣”。同时, 在钱均夫看来, 一个有抱负的青年, 要想经世报国, 一定要先读史书, 了解历史。如1930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钱学森得了伤寒, 休学一年。在杭州老家养病期间, 父亲经常指点他阅读一些史籍。即使在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 钱均夫还特意为儿子买了《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论语》和《纲鉴易知录》等典籍让他带在身边。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 精读史学的人, 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 最忠诚于祖国的人”。毫无疑问, 在父亲的精心引导下, 钱学森深受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染和良好的科学启蒙。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在幼年的知识启蒙里, 是父亲首先为他开启了人生与智慧之窗。
钱学森的母亲, 章兰娟, 出身名门, 受过很好的教养和教育, 聪颖过人, 有超强的数学天赋, 同时对文史典籍有浓厚的兴趣, 文化修养很高, 在钱学森上学前是她在家里教儿子读书识字。章兰娟是一位品德兼优的女性, 她的一言一行可, 都给儿子树立了榜样, 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而钱学森后来回忆往事, 总是“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钱学森和父母在北京度过了他幸福而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钱均夫和章兰娟在动荡的年代里为他营造了一片“净土”。当然, 这种优越的家庭环境, 决不是衣食上的奢侈, 而是精神世界的充盈, 视野上的开阔, 品质方面的陶冶。这对钱学森的健康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中可以看到钱学森少儿时代的家庭启蒙环境为其日后走上科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庭环境可以给儿童提供一定的信息, 而足够的信息量是创造力形成和开发的前提。良好的家庭环境大人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儿童的思维习惯和丰富的想象力。不同的家庭对儿童有不同的影响。专制型家庭以自己的兴趣左右孩子, 容易造成孩子的刻板、呆滞, 缺乏活力;溺爱型家庭会造成孩子任性、依赖性和神经质;民主型家庭则会造成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 古今中外的许多科学家之所以走上科学道路, 家庭环境在最初的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克曼研究了1901年至1972年美国培养出来的7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社会经济出身, 得出结论:不管是遗传的还是社会的原因,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社会出身仍然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开端以便获得为制度所承认的机会的家庭里。专业人员的家庭提供了教育和社会的联合优势。
古斯塔夫·赫兹 (小赫兹) 的叔父亨利希·赫兹 (老赫兹) 是用实验证明了电磁波发生和接受的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小赫兹的母亲经常带他叔父家去玩, 有意识地让小赫兹接受叔父的影响和教育。尽管老赫兹研究工作十分繁忙, 当他发现小赫兹也像自己一样喜欢数学和物理时, 就特地抽出时间对小赫兹进行基础启蒙教育。小赫兹在自己26岁时就与弗兰克分享了19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比埃尔·居里的父亲是一个医生, 但常常研究科学。他认识到孩子喜欢独立思考, 担心学校的常规教育和训练会束缚孩子的思维, 决定不送两个孩子上小学和中学。他们的父母先是在家里亲自进行启蒙教育, 后来又为他们请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家庭教师。1903年比埃尔·居里与妻子居里夫人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2 科学家成长的教育环境
民国成立后, 钱均夫就职北京当时的教育部。钱学森在3岁时随父到了北京, 上过蒙养院 (幼儿园) 、女师大附小、师大附小和师大附中。北京师大附中时, 对钱学森影响最深的几位老师是:林砺儒、王鹤清、董鲁安 (于力) , 以及几何老师傅种孙、生物老师俞谟 (俞君适) 、博物老师李士博和美术老师高希舜 (后来是著名国画大师) 。林砺儒是校长 (当时称主任) , 他制定了一套以启发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案。王鹤清是化学老师, 他启发了钱学森对科学的兴趣, 给他自由到化学实验室做实验的便利。董鲁安是国文老师, 在课堂上常常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 表示厌恶北洋军阀政府, 憧憬国民革命军北上 (后来他去了解放区) 。他的教学使钱学森产生对旧社会腐败的深切不满和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无比关心。钱学森一次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讲相对论的小册子, 书中第一句话提到20世纪有两位大师:一位是自然科学大师爱因斯坦, 一位是社会科学大师列宁。钱学森当时对列宁还不甚了解。傅种孙那时已是师大数学讲师, 在中学课堂上把道理讲得很透。钱学森后来认为, 在初中三年级听傅老师的几何课, 使他第一次得知什么是严谨的科学。钱学森对老师们的教诲感激不尽, 他后来说;“我若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 皆与老师教育不可分!”
1929年中学毕业后, 钱学森为复兴祖国, 决心学工科,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1934年暑假, 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由于尚未派定工作, 就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专业是飞机设计, 两位导师一是王助, 一是王士倬。王助是我国早年航空工程师, 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 他教导钱学森重视工程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问题。1935年8月, 钱学森从上海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离国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书, 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10月, 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开始了与冯·卡门教授先是师生后是亲密合作者的情谊。冯·卡门是世界级著名力学大师, 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 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从1936年10月开始, 钱学森便在冯·卡门的直接指导与领导下学习和工作长达10年之久。
科学家需要良好的知识准备和具备独创性的科学研究能力。学校不仅提供了系统的教育, 而且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进行多次选择的机会。从钱学森的经历可看到一个人想迅速的向科学的高峰前进, 就必须“良禽择木而栖”, 选择最有利自己发展的研究机构和优秀的导师, 无疑,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钱学森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科技史上, 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都遵循这样的规律:名校出名师, 名师出高徒。“据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机构获奖次数 (1901~1999) 的统计, 获奖单位总数为185, 获奖人次为460。获奖10人次以上的单位共7个, 占获奖单位总数的4%;获奖102人次, 占获奖人数的22%, 获奖人数在5人以上的单位共23个, 占获奖单位总数的的12.4%, 获奖211人次, 占获奖总数的46%。获奖3人次以上的单位共37个, 占获奖单位总数的20%;获奖318人次, 占获奖总人数的69%, 获奖单位相当集中。这37个单位及获奖人依次为:美国哈佛大学23人次, 德国马普学会17人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5人次, 美国斯坦福大学14人次, 英国剑桥大学13人次,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0人次, 英国伦敦大学10人次,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8人次, 英国牛津大学8人次, 美国康奈尔大学8人次,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8人次。
投奔名师门下是科学家成长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教师主要通过多个途径影响学生。例如, 一是教学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科学态度;二是教师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为学生树立楷模;三是实验的基础条件比较成熟, 有足够的研究经费;四是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声誉, 对学生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20世纪科学史几个著名的教师是J.J.汤姆森、卢瑟福、玻尔、玻恩和费米等。J.J.汤姆森是因为发现电子成为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第三任主任。经汤姆森先后培养过的诺贝尔获奖者有卢瑟福 (1908年化学) 、巴尔克拉 (1917年物理) 、阿斯顿 (1922年化学) 、理查森 (1928年物理) 、W.L.布拉格 (1915年物理) 、威尔逊 (1927年物理) 、阿普尔顿 (1947年物理) 、玻恩 (1954年物理) 、戴维森 (1937年物理) 和J.J.汤姆森的儿子G.P.汤姆森 (1937年物理) 。据汤姆森本人统计, 他的学生中, 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有27人, 在各国任物理教授的有82人, 被国王封为爵士的有8人。
J.J.汤姆森最得意的学生是卢瑟福, 他继任汤姆森成为卡文迪什第四任主任。经卢瑟福先后培养过的诺贝尔获奖者有阿普尔顿、瓦尔顿 (1951年物理) 、考克饶夫 (1951年物理) 、卡皮察 (1978年化学) 、布莱克特 (1948年物理) 、查德威克 (1935年物理) 、鲍威尔 (1950年物理) 、阿斯顿、狄拉克 (1933年物理) 、玻尔 (1922年物理) 、哈恩 (1944年化学) 、索迪 (1921年化学) 、考克饶夫) 、海韦希斯 (1943年化学) 和贝特 (1967年物理) 。
中国的杨振宁万里求学追逐名师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杨振宁23岁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决心跟随费米和威格纳从事研究。他于1945年底到达纽约, 到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 没有找到, 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找威格纳, 也没有找到, 因为他们都在从事秘密的原子弹研究。继续追求的结果, 杨振宁终于在1946年坐在了费米的班上听课, 他多次设法与费米会面, 但费米说他不能指导他写学位论文, 因为自己正在从事高度秘密的研究。然后费米把杨振宁介绍给了另一位物理学家特勒。特勒帮助杨振宁把注意力从不是他擅长的实验物理学转到他比较擅长的理论物理学。杨振宁后来因为对宇称不守恒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来自前苏联的卡皮察。1921年卡皮察在约飞的帮助下得到了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此时在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领导下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已是世界上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 卡皮察很希望能到那里深造。当卡皮察访问剑桥时, 他向卢瑟福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当时卢瑟福告诉他实验室已经过分拥挤, 不能再接受新人了。卡皮察机智地问卢瑟福:在您的实验中误差通常是多少, 卢瑟福回答说:在5%之内。卡皮察马上就讲, 卡文迪什实验室大学有30个研究人员, 再多一个人也不会被注意到, 因为在误差范围之内。就这样, 卡皮察终于说服卢瑟福将自己留下来。卡皮察因为在低温物理学领域中的贡献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3 科学家发展的集体环境
1936年10月, 钱学森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师从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1939年钱学森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 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有冯·卡门推荐被聘加州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助理研究员, 与冯·卡门师生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钱学森是不可缺少的助手, 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冯·卡门也总是尽心竭力地提携, 扶植他, 让他有机会发挥才华。1937年秋, 钱学森认识了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 共同具有的火箭、音乐和政治兴趣, 使两位青年结成良友, 并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 成为良好合作伙伴。1941年,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时候, 从加拿大来了几位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郭永怀、林家翘、傅承义, 1942年又来了钱伟长。钱学森和他们相处得比较密切, 一般是一起吃晚饭, 并常常讨论各种问题。钱伟长多才多艺, 傅承义专攻地球物理。钱学森和郭永怀最相知 (后来在1957年初, 有关方面询问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时, 钱学森毫不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 。1943年秋冬, 周培源也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做研究工作, 找冯·卡门教授讨论湍流统计理论等。由此可以看到, 钱学森在美国时所处于的科研环境还是很好的, 有着优秀的导师, 同学, 合作者, 并与之形成了融洽的和谐的合作关系。后来钱学森自己也说到:“我到美国十多年来, 能够在这样良好的研究环境里, 尽我所能, 应该归功于我尊敬的老师冯·卡门先生。”
通过对钱学森求学成长的经历的回顾, 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 除了主观上的因素外, 环境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杨振宁所说的:“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 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 我却有很好的老师, 很好的合作者, 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 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 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 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 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 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启蒙时期的家庭环境, 培养时期的学校环境, 结实时期的集体环境都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 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家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影响, 如钱学森在美国留学后期, 受到美国政府的软禁, 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委以重任, 在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上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建功立业, 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摘要：以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成长和求学经历为视角, 从家庭环境、教育环境、集体环境三个方面来探讨科学家成长过程中环境因素的作用, 亦以管窥历史人物与特定历史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钱学森,科学家,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胡士弘.钱学森[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祁淑英, 魏根发.脊梁[M].成都:解放军出版社, 2001.
[3]王文华.钱学森的情感世界[M].四川人民出版社.
“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 篇11
在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民主几乎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样板，然而，如今美国民主自身却已呈现出了巨大的危机。
美国当代政治学学者克莱斯·瑞恩（Claes G.Ryn）二○○三年九月出版了《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下简称:《有德的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中文本书名译为《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一书，讨论了现时代美国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危害与对治之方。这部政治学著述甫一面世，便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巨大反响，至二○○八年已经出至第五版，并于该年出版了中文译本。在美国，学术书籍往往只有一版的寿命，至多在精装本售罄之后改出平装本，然而《有德的美国》一书却在五年内连出五版，并始终以精装本印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类专著的出版奇迹。
书的作者克莱斯·瑞恩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阵营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所长，还是《人文》（Humanitas）杂志这一“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核心刊物的主编。他的学术背景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他的系列著作均与白璧德思想密切相关。除了这条一以贯之的线索，他的著作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记，那便是对“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严厉批判。这个印记最初只是隐隐浮现，但此后伴随着美国政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成为瑞恩政治学系列著述的又一标志。
瑞恩在该书“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剧烈冲突的时代，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将之归咎为“文明的冲突”，然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不会是各个传统文明之间的泛泛差异，而是来自于各文明内部的现代进程。不过，作者并非意在以“新旧之争”来取代“文明的冲突”，正如他在后文所表明的：现代性——包括法国大革命本身——包含着种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其中有些潜在取向对于西方世界的重新振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还有一些潜在取向，诸如那些对雅各宾精神最有吸引力的取向，则表现出与西方古代取向断然而且往往是满怀憎恨的决裂，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并非旧与新之间的紧张，而是现代世界里存续或毁灭人类文明古典遗产之理念与实践之间的紧张——与白璧德一样，瑞恩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情势下“延续传统”，而保存传统就是“保存自己”。
如今瑞恩所面对的美国现状是，传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崩离析，托克维尔当年盛赞的“民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瑞恩看来，现时代美国的道德和文化标准已经整体衰落，代议体制和其他制度日渐丧失了那种贵族性、约束性和审议性的功能；一种取代西方传统模式的“新选择”逐渐得势，那便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出现并持续至今的趋势，即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雅各宾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又衍生出一种美国特色的雅各宾主义，如今的美国政府深受这种鼓吹全球重构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美国具有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就该是人类道德和政治的领导人，是全世界善与恶的仲裁者，由此一个新的美国神话诞生了：美国成为一个“道德理想国”，或用这个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名词来说——一个“道德帝国”。
瑞恩看到，这个道德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推进者们正在用自己的原则来替换历史地延续下来的美国，正像它清除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有德的美国》一书要做的便是重新将美国理解为西方和美国历史的产物，正如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如瑞恩所见，所谓的“美国革命”其实并非一场革命，宗教、教育、经济等各种习惯与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即使在政治领域，“革命”前后的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延续性。美国采用一七八七年宪法和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时间上的接近，往往会令人觉得它们是意识形态上类似的事件，但孕育出美国宪法的这种美国政治心智却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很久，它深深根植于旧的英国和欧洲文明里，其路数与法国雅各宾相去甚远。瑞恩这番意思与托克维尔当年道出的英、法革命之不同（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消把托克维尔笔下的英国换成美国，就可当成瑞恩的文字来看了。
美国的民主批判传统
美国的民主传统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其中始终有一条民主批判的伏线不绝如缕。这个传统可以说始自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潜在危机，托克维尔曾做出如是诊断：“多数的无限权威”将导致“多数的暴政”，这乃是“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关于“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乃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或云“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堡垒”；至于什么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可以说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灰色地带”：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能与民主因素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他们乃是美国的贵族，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对抗民主的本能； 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法学家的精神适于中和平民政府的固有弊端，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着社会（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所见出的美国民主的自我解蔽之方，便是“法学家的精神”，亦即作为民主制度之制衡、约束力量的“贵族”原则。
白璧德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少提及托克维尔的名字，然而他对美国民主的判断却无疑可视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回响。事实上，他几乎全盘吸纳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制的诊断方案： 直接或不加限制的民主将导致自由的丧失，并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白璧德：《论创造性及其他》）；以为可以用代表了“公意”的“数量多数”来取代领袖，这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长远来看，评价某一民主政治必将依据其领袖的素质；人民主权如果缺乏制约同样会发展为一种新的专制，此类民主之恶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贵族原则来加以遏制，而政府最终的制约核心是在司法部门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那里，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解释宪法，作为国家之更高自我或永恒自我的化身，与其他国家机构一道制约人民的冲动意志（白璧德：《民主与领袖》）。
瑞恩在《有德的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宪政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里、特别是英国文化里有着深刻的根源，而新雅各宾民主至上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割断其与旧传统的联系，并转移到非历史的启蒙理性提供的新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式民主与直接投票式、多数决定式民主是根本上不相容的两种民主模式，它们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也截然不同乃至南辕北辙。事实上，白璧德在八十年前已经对这两种民主的区分与对立做出了总结：卢梭与柏克所分别代表的直接民主制与宪政制之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有所体现，美国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一方是以华盛顿为人格代表的承载了“传统标准”的“宪政民主”，另一方则是以杰佛逊—杰克逊为人格代表的具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直接民主”，正如个人具有克制其“普通自我”的“更高自我”，国家也应具有某些代表“更高自我”的机构，对其“普通自我”，即“众意”形成约束，此即“宪政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政府观的对立之处（白璧德：《民主与领袖》）。沿着托克维尔—白璧德指示的路径，瑞恩干脆将民主二分为“贵族性的民主”与“反贵族性的民主”，进而大胆指出：宪政民主就是将贵族性的特质整合进民主政府，从而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的一种努力；美国宪法制订者建立的制度，实质上是由一个半贵族性的参议院与最高法院组成的选举性君主立宪制，只是名称有异而已。——在时代需要的时刻，“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的提法再次通过瑞恩浮出了水面。尽管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贵族”指的乃是柏克—白璧德一脉的“自然贵族”，即德行与品格的贵族，但在美国（特别是已经雅各宾化的美国）断然做出这样的分际，仍需一定的胆力。
不过，目前情势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许并不仅仅是“多数的暴政”，或者直接民主导致的“专制统治”，而是宪政民主（或云“贵族民主制”）本身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当代美国民主所遭遇的难题。
美国新雅各宾派与民主至上论
事实上，目前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庞大国家（如美国）实现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应该说微乎其微。瑞恩沿着白璧德一脉对直接民主的批判绝非单纯落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层面，而更多的是沿着意识形态的层面展开。瑞恩注意到，就在民主的问题可能已经无比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偏偏在大力强调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民主政体所负有的使命,这种民主至上论（democratism）的言辞无非掩盖了民主运作日益由核心来指导这一事实；实际上，雅各宾主义吸引众多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隐晦却强烈的精英主义。瑞恩发现，雅各宾党人总是声称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拥有美德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应该当仁不让地给人们指明方向，从而便为日后一切以“人民”为旗号展开的政治运动开创了先例。瑞恩将雅各宾派的民主至上论追溯到了卢梭那里： 民主至上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学说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最清晰和最不妥协的表述，他的直接投票式统治的概念对各种打着“人民”旗号的人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民主至上论的道德高调作为权力意志正当化之最有力的手段，遮蔽又支撑着强烈的政治野心。看来，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民主至上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还不如说是在利用这一论调为自己的权力意志服务的宪政民主领导人那里。
今天的美国正受着何等样人的领导？当前美国政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诸多“新保守”分子占据要津，主持着美国政府诸多重要决策以及行政部门。瑞恩为我门开列了一份惊人的长名单，这个群体的成员此前是那些最接近传教士式的狂热气质和最爱唱道德高调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注意“传统保守主义者”瑞恩一向都是毫不含糊地与美国“自由主义者”划清界线的！）如今他们或者以公共知识分子而著称，或者作为政府官员而知名，总之都是最热烈地鼓吹美国在全球进攻性地推进民主的狂热分子。新雅各宾的趋向竟然在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们中间如此显著，瑞恩不禁感叹“美国右翼之缺少理论的辨析，由此可见一斑”。
瑞恩指出，新雅各宾派们捍卫的西方文明其实是启蒙的、现代的西方，布鲁姆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普遍被认为是对传统西方文明的辩护，但只要阅读时足够小心，就能看出他为之悲叹的那一心灵恰是抛弃了旧欧洲的启蒙的心灵。瑞恩特别指出，许多非西方国家所鄙视和抵制的“西方影响”，并非传统的西方文明，而只是新雅各宾分子倡导的那种现代西方，它实际上只是整个西方文明中很小而又相对晚近的一部分，主要是随着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显赫，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先驱中亦有渊源的那一部分。只不过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新雅各宾们成功地将自己装扮成了美国的捍卫者，他们笃信“道德价值”，赞同主流的进步主义观点，从而其反传统的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起来，或者说他们要维护的“传统”实际上便是法国大革命反传统主义的这一“传统”——从而他们便获得了站在“传统”一边的面目，这些人因此得以在高校、政界发挥重大作用，实际上比那些公然要颠覆美国社会的声音更为隐蔽，也更为危险。
卢梭的政治道德是法国雅各宾派的灵感来源，他们自称为“有德者”（les vertueux），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开始对复活“美德”表现出极大兴趣，瑞恩嗅出了二者之间相似的味道，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些在美国“有德”兼“在位”的人们——《有德的美国》这一标题本身便是一则辛辣的讽刺。瑞恩看到，随着当前美国宪政道德的衰微，民主式专制大踏步前进而且变得更加强硬，在卢梭思想中还蛰伏着的那个观念——新道德必须横扫世界并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对新雅各宾来说已经是核心理念了。瑞恩的这一观察有其根据： 事实上，他已经注意到新雅各宾派当中开始有人宣扬“全球性社会契约”和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共同体”，就这一言论瑞恩发出了一个相当冷峻的评价：“看来那些希望留在所谓的全球性社会契约之外的民族一定会被强迫自由的。”瑞恩不无遗憾地指出，“九一一”事件恰恰为新雅各宾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利用美国人正当的义愤推销其观点，强调他们代表了美德，负有在全世界击败邪恶的使命——新雅各宾们自以为是政治美德的典范，这再次暴露了他们是卢梭和老雅各宾派的后裔。
托克维尔 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然而，“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现在的情势或许比法国大革命前期还要危险，因为不是作家们，而恰恰是政治家们对普遍性—抽象逻辑大为着迷，这一倾向本身便足以骇人了。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民主——这一全球民主的样板——将走向何方？
延续中的美国传统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依次讨论了四种“较差的”（即相对于“理想的”）政治制度，这几种制度依据正义与道德的标准呈“降幂”排列，它们依次出现的顺序（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直接暗示了这几种制度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此后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克或托克维尔，都曾深入论述民主制与极权制的辩证关系，“由民主而暴政”的路线似乎已成为必然逻辑。“物极必反”，“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这一相当“古典”的恐惧已经牢牢植根于西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目前美国的民主社会正处于“盛极而衰”的危急关头，民主的去向已经成为最为紧要的题目。
某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将西方民主社会在二十世纪的衰落归咎于“群众的反叛”，瑞恩表示对此难以苟同。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搞错了方向：西方的精英才是那些必须负主要责任的人，政治家们全力迎合大众的口味、推动投票式民主，这并非来自基层群众的无情压力，而是那些宣称“人民”有智慧或有权利统治的精英们有意为之的结果：他们呼喊着将权力赋予人民，权力最终却落到了自己的手中。瑞恩看到，在实践中，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论（plebiscitarianism）导致了群众在政治上的被动与盲从，同时，在大量“媒体精英”以及“媒体式学者”制造的官方舆论的持续操纵下，民众可想而知地困在权力精英们规定好的政治表达的范围内，巨大的权力由此聚集到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全国性媒体那里，从而西方社会通过政府、大众媒体、教育和娱乐，将一种道德—政治—文化正统信条传播、灌输给大众，最终实现了对大众的驯服和对思想的控制。
瑞恩认为，“大众的驯服”能够实现，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当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严重的道德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新雅各宾主义却要美国承担全球性的道德使命，这个关于道德帝国的神话显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如今西方世界在道德、思想和美学上已经贫乏和走入歧途，对乌托邦的抵抗力已经严重破坏，人们需要一种总体上的文化想象，而新神话的出现恰可弥补他们的想象真空。面对这一危险的趋势，瑞恩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颖、但却可能唯一有效的对治之方：那便是一反民主至上论的论调，重新肯定古代的道德传统，并重新发现切近的、即刻的和具体的各种责任。
重振古代的道德传统，绝非不当紧的老生常谈。瑞恩指出，“美国宪法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就是宪法文本本身”，更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未成文的宪法（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即所有那些宗教、道德、思想、美学习惯和态度，一直以来是这些东西确保着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没有它们，宪法文件的内容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宪法也不能成功地付诸实施。在瑞恩看来，令人满意的深广的美国的复兴，必须来自根植于历史的美国民族的特性本身，来自美国所属的那个更大的文明，这转而要求先进的伦理、思想、美学和政治的创造力与领导者，如果领导人不知谦恭、自制，这本身便是暴政的源泉，宪政政府如果没有宪政式人格以及不成文宪法中所有那些滋养此种人格的条件，便不可能长期生存。《有德的美国》是瑞恩系列批判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白璧德民主批判名著《民主与领袖》的当代版，这部末世民主时代的力挽狂澜之作，日后或会跻身于政治学传世名著之列。
我们已经一路跟随瑞恩的思绪来到了该书的末尾。至此全书力道积蓄已足，是该“卒章明义”的时候了。瑞恩在书末大声疾呼：现在，必须形成新的精英，取代现有的精英，不过，只循政治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不过表征着人们对自己、对这个世界及自己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任何对现行趋势真正与持久的改变都必须从改变西方的总体文化开始，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使社会生活趋于权力集中和同质化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政府，而是总体文化的权力集中：“谁塑造心灵与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正如瑞恩在为《现代》杂志（Modern Age）五十周年纪念刊所撰结语中曾云：美国目前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病在受到了实用主义的过分浸染，他们只关心现实政治，却忽略了哲学与艺术等塑造人心的东西。自己作为政治学教授，当然不会轻视政治的重要性，但人的心智以及人的想象力的塑造，日积月累之下才是确定社会基本走向的力量（Claes Ry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Conservatism”, Modern Age, 2007, 50th anniversary issue）。《有德的美国》一书之所以反响巨大，在于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批评时政的著作，而更是一部探讨人性，并希望由此重新塑造美国特性的哲学与思想著作，其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乃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关于美国特性的讨论则触及了美国人的心灵，这才是该书一版再版的根本原因。瑞恩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真正能挽救美国宪政的，正是美国自身的传统。
就在本文刚刚完成之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事难料，本来以为瑞恩的忧虑将是“千岁之忧”，孰料“以新精英取代现有精英”的呼声话音未落，奥巴马这匹黑马已经一跃登台——美国神话“又日新”起来。奇妙的是，在“新保守的”或云“假保守的”老大党下台之后，倒是这个据说代表了“进步时期”自由理念的民主党代行了“保守”的职责：试看奥巴马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中竟然有五分之二的人士具有法律背景，他们大多毕业于法学院、持有法学文凭，或曾担任律师，纵横法律界多年，这些人不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的贵族”、“法学家”群体吗？新内阁阵容之整齐，令人称奇：与前任内阁充斥了超级富豪的豪华阵容相比，新内阁成员的背景单纯得难能可贵；此前新保守分子们“悄无声息地”颠覆着西方的传统，现在法学家们“悄无声息地”一齐回到了领袖的位置。美利坚这个民族似乎具有神奇的“自新”力量，在危急关头她的传统（而非以“反传统”起家的那个“传统”）再次启动、开始挽救自己——这才是我们说美国神话“又日新”的所指。
法学家 篇12
(1) 教学方法方式有待改进。
高校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上都有待改进。在教学方法上, 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 进行灵活的课堂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方法理论性过多, 忽视了实践性和应用性。而法学教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 必须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 让学生掌握司法实践的能力, 因此, 必须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如运用实践教学的方法、论坛式和沙龙式教学方法、通识教学和精英式教学方法等, 这些方法在本文后半部分有详细介绍, 在此不做过多阐述。在教学方式上, 应当改变传统的老师只教, 学生只听只背不应用的传统方式, 要促进教学相长, 教学互动, 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引导学生, 鼓励学生, 激励学生, 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学生能够自主、自发、自动、积极的去学习法律知识。
(2) 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高校独立学院法学院师资队伍在结构上、稳定性上、工作方式上等都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首先, 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独立学院法学院老师里面:女老师偏多, 老师偏少;中低级职称的老师偏多, 高级职称的老师偏少;青年教师偏多, 老教师偏少等, 需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才能使教学质量得到根本性的提升。其次, 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流动性非常强, 师资力量极不稳定。独立学院法学院老师收入普遍较低, 而且对独立学院的发展前景不乐观, 难以使教师真正以学校为家, 没有归属感和使命感。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法学院担任法学专业教师的, 每个月实发工资不足2000元, 除去吃饭等日常开销, 几乎没有任何积蓄。因此, 导致不少法学院老师以独立学院的工作为跳板, 时机成熟后考公务员或者做律师, “骑驴找马”, 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 从而也就不利于学校的稳定。最后, 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师需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 很少有参与科研的时间和机会。与公立学校法学专职教师每周6节的教学任务相比, 独立学院法学院老师承担了翻倍的教学任务, 有上课机器人的感觉。独立学院法学院专职老师很少有出去进修的机会, 甚至连参加教学探讨交流的机会都不多, 科研团队、学术团队无从谈起。使得法学院老师科研水平普遍不高, 甚至对科研活动产生抵触情绪, 不利于独立学院法学院教学工作的开展。
(3) 学生质量和能力有待提高。
从学生生源来看, 独立学院法学院学生高考成绩普遍不是很高, 生源也不是很充足, 偶尔能够涌现出个别佼佼者, 但是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学生条件看, 独立学院法学院学生家庭条件普遍较好, 虽然独立学院学费远远高于普通本科院校, 但是很多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 没有吃苦和进取精神, 得过且过, 严重影响法学院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从能力上看, 独立学院学生都非常有个性, 喜欢标新立异, 法学院学生更是喜欢彰显个性。形成了一种虽然能力很强, 但是不努力学习, 不要求进取的“高能歪用”的格局, 需要对学生加强引导, 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加强和掌握知识的能力加强。
(4) 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目前, 学校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是很高, 学校将过多的经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后勤保障方面, 对教学方面的投入非常少。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师为中心, 以科研为中心, 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后勤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只是教学工作的保障, 不应该本末倒置。
2 高校独立学院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 打破传统教学模式, 突出独立学院法学教学特色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环境的变化, 法律的作用日趋重要, 法学教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针对这种社会变化, 高校独立学院法学院应当以培养具有法律基本精神、法律基础知识、逻辑思考能力、协调判断能力、其思维能够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学生作为目标, 设置法律练习、法律英语、计算机讲座等丰富多彩的课程。并且, 积极开展实务性教学, 开展司法考试论坛, 公务员考试题型讲解等活动, 使法学教学与时俱进并且彰显特色。
(2) 培养高素质、有特色的法律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的需要。
首先, 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法律思想, 知道用法律思想或者思维去思考社会问题。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种信息, 一种可以从灵魂深处给我们的行为以指引的信息作为高层次人才, 越是在某一专业领域深入, 就越需要“有效思想”的指引。而法学专业学生就是需要正确有效的法律思想的指引, 才能使自己具有独到的见解。其次, 就是培养具有发现法律问题的能力。发现素质, 它至少包括认识与感悟未知的能力和素质, 认识与感悟未知的能力和素质是创新与创造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 要引导学生发现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引导他们进行法律思考, 形成法律感悟。最后,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素质。让学生真正能够运用法律知识, 解决法律问题, 真正成为实用型的人才, 而不是“高分低能”型的人。
(3) 独立学院法学教学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
大学的影响和活力在于特色。独立学院在发展中还要处理好上水平与创特色的关系。上水平是指独立学院要努力达到本科生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社会公认的重要教育质量指标上抓出成效。创特色是指独立学院要有明确的定位, 培养出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以特色求发展是独立学院学科建设乃至整个学院建设的立足点。独立学院必须进一步强化“特色意识”, 继续坚持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求发展之路。独立学院只有在培育法学特色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才能构架良好的法学教学框架, 培养“实践型、应用型”人才的方案, 建立了相应法学专业和课程体系, 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法学人才培养特色, 才能促进独立学院法学教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3 高校独立学院法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压力, 独立学院的法学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创出特色, 才能在新时期高等教育中培养出具有特色的法律高层次实用型人才。劳动法学在法学专业课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应用性越来越强, 涉及到民生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 必须积极开展特色教育, 突出劳动法学的特色和实践特色,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 在以下几方面进行特色教学。
3.1 必须树立实践教学的理念, 在法学教学工作中进行实践性教学
在法学教学的过程中, 应当注重课堂教学与案例辩论相结合, 注重课堂教学与模拟法庭演练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法律诊所演练相结合, 注重课堂教学与实证课题研究相结合。例如, 在劳动法学的教学过程中, 由于劳动法学主要调整的是劳动关系, 而劳动关系式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劳动法学研究和保障的是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因此, 我们在进行劳动法学的教学中, 应当从全方位的角度, 改善实践教学环节, 促进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互结合, 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教学实践模式。
(1) 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劳动问题调查和劳动公益行动, 了解劳动者生存现状, 培养社会问题关怀度和问题研究意识。可以定期开展劳动法律知识的普及活动, 开展劳动问题调查、咨询、调研等活动, 让学生了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 培养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关爱程度, 真正地让学生能够从更高的层次去关注劳动者问题, 形成多课题对劳动法律关系进行研究。
(2)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积累解决法律事务问题的经验。学生平时学的劳动法学的知识, 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 如何将这些知识运用的生活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就需要劳动法学实务知识的积累, 而学校应当给学生提供这样学习的机会。
(3) 参加劳动立法地方化过程中的相关调研与实证研讨, 从理论和实证层面, 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能力与解答能力。
3.2 积极开展沙龙式与论坛式教学
“学术沙龙”教学模式, 即在现代教学艺术理论指导下, 将学术研讨基本原则和学术沙龙的民主形式引入教学过程, 使教师、学生、教材和教学媒体之间形成一种科学的结构, 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系统教育功能的教学方法。在劳动法学的教学过程中, 我们可以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劳动法律关系方面的案例分析, 分析劳动法律关系涉及到的社会新闻, 分析国家有关劳动关系方面的社会性政策, 认真学习劳动法律方面的经典著作, 开展劳动关系方面的调研活动, 定期组织学生和老师一起参与沙龙式的活动, 让学生更深的掌握劳动法学的知识。
此外, “圆桌论坛式教学”是借助法学院模拟法庭的“圆桌型”实验室设置授课课堂, 学生打破原有的班级界限通过抽签或者自由组合等方式组成相应的学习小组, 在课堂上尽可能多的采用讲授、学生小组研讨、老师与学生点评三者的结合方式, 使教学方法有别于传统讲授式教学单向式、垂直式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 促进知识点的落实和问题意识的养成,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科研能力、教学能力、团队合作等诸多能力。以武汉大学东湖分校为例, 2008年上半年, 对法学院模拟法庭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建设, 形成了以法学院为中心, 模拟法庭为载体, “圆桌型”试验室为依托的新型法学教学模式, 在模拟法庭积极进行法学教学实践工作, 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如本人在劳动法学的教学过程中, 采取圆桌式论坛教学, 让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展开对劳动法学热点问题的讨论, 利用多媒体设备展示劳动法学时事动态, 并进行归纳总结, 使学生在劳动权益维护、医疗改革、劳动合同研讨等方面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锻炼了他们的法律思维能力。
3.3 进行阶梯式教学, 将通识教学与精英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前, “稳定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法治国家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劳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通识教育”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传授劳动法治基础知识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同时, 劳动问题的复杂化也带来了更多的劳动法治的现实理论问题, 其数量和问题解决的紧迫性都超过了其他部门法, 也给劳动法学教学回应社会创造了契机。因此, 在通识教学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 应当及时挖掘社会热点问题, 进行精英式教学, 既有助于在解析现实问题中熟练掌握劳动法学基础知识, 又有利于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阶梯式教学非常符合我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 对我校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正华.独立学院法学专业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 2008, 21 (159) .
[2]王海霞.实践性法学教学模式的设计与选择[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6, (5) .
[3]刘勇兵.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 2005, (8) .
[4]周济.独立学院发展的三字经[J].北京青年报, 2005, 5-1.
[5]周济.促进高校独立学院持续健康快速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 200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