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期女性

育龄期女性（共6篇）

育龄期女性 篇1

乳腺增生既不属于炎症反应, 也不是肿瘤, 是乳腺组织良性增生性疾病, 主要以乳房肿块和乳房胀痛为主要临床症状, 是女性最常见的乳腺疾病, 多发病于30~50 岁女性[1]。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 现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 生活压力增大, 孕育次数及孕育方式的改变, 使乳腺增生疾病趋于年轻化, 严重威胁着现代女性身心健康[2]。本文将通过收集现代女性基本资料, 结合临床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 找出影响育龄期已婚女性发生乳腺增生的危险因素, 对该病的防治提供可靠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选取本院乳腺外科门诊2014 年1 月~2015年6 月收治的541 例乳腺疾病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 均自愿参与研究, 其中确诊乳腺增生患者273 例, 未患乳腺增生女性268 例;年龄21~53 岁, 平均年龄 (39±5) 岁;城镇患者297 例, 农村患者244 例;大专以上学历207 例, 高中及中专以上学历183 例, 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151 例;上班族319 例, 自足择业123 例, 无业在家99 例。

1. 2 方法向自愿参与调查患者发放统一制定的表格式问卷调查, 由门诊专业人员解答疑问, 帮助其完成问卷填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学历、职业、体重、家庭月平均收入、自觉睡眠质量、性格特点、初潮年龄、月经是否规律、月经量是否正常、乳腺或妇科疾病史、性生活频次、怀孕次数、生产次数、是否足月生产、是否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时间等。问卷填写完成立即收回, 按照是否确诊乳腺增生进行区分, 施行不记名调查。

1. 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4.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s) 表示, 采用t检验;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 χ2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已确诊患乳腺增生的273 例患者中, 自觉睡眠质量差者57 例, 家庭平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者24 例, 性格内向、心理压力重者39 例, 月经不规律者52 例, 流产次数>2 次者41 例, 生育1 胎及为生育者67 例, 母乳喂养时间<3 个月者86 例, 有过其他乳腺及妇科疾病者44 例。未患乳腺增生的268 例女性中, 自觉睡眠质量差者34 例, 家庭平均月收入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者17 例, 性格内向、心理压力重者21 例, 月经不规律者28 例, 流产次数>2 次者17 例, 生育1 胎及为生育者32 例, 母乳喂养时间<3 个月者26 例, 有过其他乳腺及妇科疾病者25 例, 大多女性在以上所列项目中可同时出现多项。两组间上述各项目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职业、学历、体重、胸围、初潮年龄、是否足月生产等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经过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月经紊乱、孕产次数、性生活频率、哺乳期长短、妇科及乳腺疾病史是育龄期已婚女性乳腺增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3 讨论

乳腺增生是女性最常见的乳腺系统疾病, 严重威胁着女性身心健康。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乳腺增生与女性机体免疫抑制状态和内分泌及免疫调节功能紊乱有关, 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调节机制的失衡, 导致孕酮、睾酮分泌不足, 催乳素异常升高, 雌激素主要是雌二醇、孕酮平衡失调, 进而影响了乳腺组织正常节律性变化, 使其增殖过度, 复旧不全[3]。随着研究不断深入, 大量实验证明乳腺增生除与自身因素有关外, 还与情绪、生活方式、孕育方式、哺乳方式及时间等外界因素有关。通过有意识的改变对乳腺增生造成严重影响的外界因素, 可有效预防和降低乳腺增生的发病率, 提高女性生活质量。

本次研究通过对已婚育龄期女性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得出, 月经紊乱、孕产次数、性生活频率、哺乳期长短、妇科及乳腺疾病史是育龄期已婚女性发生乳腺增生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女性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家庭责任较重, 生活压力大, 对月经周期、月经量、内分泌方面都有一定影响。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夫妻生活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调节卵巢的内分泌功能, 使雌、孕激素分泌水平正常, 促进乳腺的血液循环[3]。孕产次数与患乳腺增生的发病几率呈正相关, 正常生产与乳腺增生无相关性, 但人流会导致激素水平的巨大波动, 易导致乳腺复旧不全, 造成乳腺增生。从研究数据可知, 母乳喂养时间越长的女性, 发生乳腺增生的几率越低, 因为多次的哺乳可以使发育不良的乳腺小叶得到再次发育, 乳汁不断冲洗乳腺管, 使乳腺分泌物及时排出, 有效保护乳腺。另外妇科及其他乳腺疾病可以影响激素水平, 比如子宫肌瘤可以使雌激素浓度升高, 甲状腺机能亢进则使卵巢雌激素分泌增加, 这些激素水平的变化, 对乳腺都有严重影响。

摘要：目的 探讨育龄期已婚女性乳腺增生症的影响因素, 为制定该病防范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541例乳腺疾病患者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找出育龄期已婚女性乳腺增生发病影响因素。结果 经过分析得出, 近期月经紊乱、孕产次数、性生活频率、哺乳期长短等是已婚育龄期女性发生乳腺增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产次>2次, 哺乳期长、月经规律、心情舒畅、性生活规律的女性患病率较低。结论 育龄期已婚女性乳腺增生症发生与经前综合征、自觉睡眠质量、胸围差、多梦、婚龄、妇科病精神因素、性格特点、性生活、孕产次情况等影响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乳腺增生症,育龄期女性,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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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金葵, 张小兰.农村妇女乳腺增生病的患病率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中国医药指南, 2015, 7 (15)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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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期女性 篇2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8月在我院诊治的90例育龄期女性SLE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于1997年修订的有关SLE的诊断标准,排除泌乳素瘤、甲状腺功能减退、下丘脑或垂体柄病变、严重肝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药物因素、妊娠及哺乳等引起的继发性高泌乳素血症。患者年龄16~49岁,平均(34.27±7.3)岁,病程0.1~20年,平均(4.62±1.43)年;病情活动度的评定采用狼疮活动指数(SLEDAI)标准,总分≥10分的为活动期,总分<10分为非活动期,根据此标准分组后,活动期患者52例为A组,非活动期组38例为B组。同时选取来我院体检的同期50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C组),排除妊娠及哺乳期、绝经期,年龄17~49岁,平均(34.46±6.94)岁。

1.2 方法

SLE患者及健康体检者均于清晨空腹抽血,检测血清PRL以及其他相关实验室指标,包括:肝肾功能、血常规、抗ds-DNA,补体C3、C4,同时进行SLEDAI评分,标准为:0~<5分,基本无活动;5~<10分,轻度活动;10~<15分;中度活动;≥15分,重度活动。抗ds-DNA检测采取间接荧光免疫法,试剂盒购自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有限公司;补体C3、C4检测采取免疫比浊法,采取采用瑞士罗氏生化分析仪cobas c501;血清PRL检测采取拜耳公司ACS:180SE型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上述操作步骤均严格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PRL、补体C3、C4、抗ds-DNA抗体水平、SLEDAI评分

A组、B组患者的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均明显高于C组,补体C3、C4水平则明显低于C组(P<0.01)。A组患者的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SLEDAI评分明显高于B组(P<0.01),补体C3水平明显低于B组(P<0.01)。见表1。

注:与B组比较,▲P<0.01;“-”表示无数据

2.2 SLE患者血清PRL,补体C3、C4,抗ds-DNA抗体水平与SLEDAI评分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与SLEDAI评分呈正相关(P<0.01),补体C3水平与SLEDAI评分呈负相关(P<0.01)。见表2。

2.3 SLE患者补体C3、C4、抗ds-DNA抗体水平与血清PRL水平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抗ds-DNA抗体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正相关(P<0.01),补体C3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负相关(P<0.01)。见表3。

3 讨论

SLE是一种累及多脏器的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结缔组织病,多发于青年女性,出现早期、轻型和不典型的比例越来越多。除患者有弥漫性增生性肾小球肾炎者外,有些重症患者有时也有可能自行缓解。也有些患者经过数月的短暂病程后疾病可完全消失。SLE发病可急可缓,症状表现多样,轻症者一般仅出现单一器官、系统受累,症状表现不典型,但随着疾病的进展,可表现为多器官、系统受累的复杂临床症状。SLE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但多研究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机体免疫功能异常所致[3,4],主要因素包括遗传、雌激素水平、环境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导致T抑制细胞功能降低、T淋巴细胞减少、B细胞过度增生,而产生大量的自身抗体,并与体内相应的自身抗原结合形成相应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在皮肤、关节、小血管、肾小球等部位。在补体的参与下,引起急慢性炎症及组织坏死,或抗体直接与组织细胞抗原作用,引起细胞破坏,从而导致机体的多系统损害。在SLE的发病人群中,以育龄期女性最为多见,且SLE在女性妊娠期间病情多有复发,这提示了雌激素很可能参与了SLE的发病过程[5,6]。近年来,临床也逐渐发现内分泌与机体免疫应答能力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故研究育龄期女性SLE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可能对进一步了解SLE的发病机制有帮助。然而迄今为止,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表面尚未发现雌激素受体,故早期有学者提出,雌激素很可能通过调节PRL而参与到SLE的发生发展过程中[7,8]。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PRL是一种与免疫调节有关的腺垂体激素,在人类机体免疫调控中的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人体内PRL的改变可能影响免疫细胞产生相应的细胞因子,该细胞因子具有调节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的作用。因此PRL正是通过免疫-神经-内分泌调节网络来实现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控。因为通过检测育龄期女性SLE患者的血清PRL水平可以发现,其血清PRL水平相对于正常育龄期女性有明显上升,SLE活动期血清PRL水平升高尤为明显[9,10]。

PRL是垂体前叶分泌出的一种肽类激素,在机体免疫调节中可起到重要作用。在人外周血单核细胞,T、B淋巴细胞,NK细胞以及脾,胸腺被膜上均有PRL受体分布。PRL可通过与其受体结合而起到调节作用[11,12]。临床研究显示[13,14],免疫细胞是PRL的重要靶细胞,PRL可通过刺激机体细胞免疫应答与体液免疫应答,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SLE的发病过程[15,16]。本研究中,育龄期女性SLE患者的PRL水平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上升,且无论是活动期SLE还是非活动期SLE,患者的RPL水平均有显著升高。提示,血清PRL和SLE的发病可能存在相关性。而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PRL与SLEDAI评分呈正相关(r=0.656,P<0.01)。目前临床中已经开始有研究采用溴隐亭(多巴胺抑制剂,可抑制垂体分泌PRL)进行实验,用于治疗SLE。本研究则为进一步研究溴隐亭治疗SLE提供依据。

高浓度的抗ds-DNA抗体几乎仅见于SLE,所以,抗ds-DNA对SLE来说,几乎是特异性的。且抗dsDNA抗体与疾病活动度、特别是与活动性狼疮性肾炎密切相关,可以用来作为SLE诊断的特异性血清标志抗体,是SLE疗效观察的一项重要指标。抗ds-DNA抗体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SLE疾病活动度[17,18]。SLE的发病及病情进展过程中可产生大量免疫复合物并沉积至组织器官中,而补体介导的经典与旁路激活途径则可起到清除免疫复合物的作用,该过程中可消耗大量补体C3、C4。此外,皮肤基底膜带同样存在补体沉积,C3尤多[19,20]。故补体C3、C4水平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可反映SLE病情变化情况。本研究中,不论是活动期SLE还是非活动期SLE患者的抗ds-DNA抗体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而补体C3、C4水平显著低于健康人(P<0.01)。且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抗ds-DNA抗体水平与SLEDAI评分呈正相关(P<0.01),补体C3水平与SLEDAI评分呈负相关(P<0.01),可见,抗ds-DNA抗体与补体C3均参与了SLE的发病。而这两项指标也都与血清PRL存在显著相关性,本研究相关性显示,抗ds-DNA抗体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正相关(r=-0.603,P<0.01),补体C3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负相关(r=-0.472,P<0.01)。

综上所述,血清PRL水平和育龄期女性SLE疾病活动性呈明显正相关,血清PRL参与了SLE的发病过程。故血清PRL可作为育龄期女性SLE病情活动性评估的预测指标,也可能为SLE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摘要：目的 探讨血清泌乳素水平与育龄期女性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活动性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8月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90例育龄期女性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患者,其中活动期52例为A组,非活动期38例为B组,同时选取同期健康女性50例为对照(C组)。对三组进行清晨空腹抽血及SLEDAI评分,比较三组患者血清泌乳素(PRL)、补体C3、C4,抗ds-DNA抗体水平及SLEDAI评分。结果 A组和B组的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均明显高于C组,补体C3、C4水平则明显低于C组(P<0.01)。SLE患者中A组的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SLEDAI评分又明显高于B组(P<0.01),补体C3水平明显低于B组(P<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PRL、抗ds-DNA抗体水平与SLEDAI评分呈正相关(r=0.656、0.786,P<0.01),补体C3水平与SLEDAI评分呈负相关(r=-0.529,P<0.01);抗ds-DNA抗体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正相关(r=0.603,P<0.01),补体C3水平与血清PRL水平呈负相关(r=-0.472,P<0.01)。结论 育龄期女性SLE患者的血清PRL水平相对于健康育龄期女性有明显上升,血清PRL水平和SLE疾病活动性呈明显正相关,血清PRL参与了SLE的发病过程。

育龄期女性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2例中年龄18~50 (平均32.6) 岁, 其中18~35岁者16例;已婚18例, 未婚4例;已育16例, 未育6例;既往确诊为卵巢肿瘤6例, 此次误诊为其他疾病7例;急性病史3.5~80 (平均14.5) h;手术时间25~45 (平均35) min;住院4~8 (平均6.2) d。该组中所有患者均有下腹痛表现, 其中急性发作有17例;恶心、呕吐12例, 体温升高11例, 肛门坠胀感5例, 轻度腹泻3例;腹部压痛18例, 腹膜炎体征7例, 腹部包块19例;外周血象增高52例, B超均提示盆腔包块, 其中包块内无明显血流信号6例, 盆腔积液4例。

1.2 术中情况

术中见囊肿约145~560 (平均275) cm3;扭转1圈7例, 2圈10例, 3圈5例;囊肿高度肿胀、缺血坏死、色黑变质、甚至破溃5例, 明显肿胀、色泽暗紫、轻度渗出9例, 轻度水肿、色泽暗红、无明显变质8例。

1.3 手术方法

保守性手术:对年轻、有生育要求、扭转的囊肿无明显坏死者, 给予松解复位、静待观察, 如果见卵巢的皮质颜色由暗紫色或暗红色逐渐转变为淡红色或鲜红色, 再行囊肿剔除术, 在囊肿表面无血管区用电刀切开一小口, 在卵巢皮质与囊肿表面间隙之间剥离出整个囊肿, 保留卵巢皮质, 可见剥离面有新鲜渗血, 将卵巢8字缝合止血。囊肿切除术:对年纪较大、无生育要求、囊肿明显肿胀坏死变性以及复位后囊肿无明显好转和恢复血供者, 在其蒂根部双重钳夹, 切断后近心端双重缝扎、结扎可靠, 完整切除患侧附件。

2 结果

本组行囊肿切除术9例, 保守性手术13例;均顺利手术, 治愈出院。无腹腔内大出血、残余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病理检查均为良性, 畸胎瘤15例, 浆液性2例, 黏液性2例, 混合型上皮瘤1例, 颗粒细胞瘤和纤维瘤各1例。

3 讨论

3.1 疾病基础

卵巢组织成分非常复杂, 是全身各脏器原发性肿瘤类型最多的部位;良性肿瘤较小, 多无症状, 常在妇科检查时偶然发现;约10%的卵巢肿瘤可发生蒂扭转, 为常见的妇科急腹症;好发于瘤蒂较长、中等大、活动度良好、重心偏于一侧的肿瘤;在体位突然改变、妊娠时易发生, 急性扭转后静脉回流受阻, 瘤体迅速增大, 可发生坏死、破裂和继发性感染等[1];典型症状为体位改变后突发一侧下腹剧痛、伴恶心呕吐、腹部包块等;一经确诊, 尽快手术。

3.2 保守性手术

当卵巢囊肿发生蒂扭转后, 水肿瘀血的卵巢组织优势并未完全坏死。有报道称, 患侧附件切除术9例中仅2例病理检查见卵巢组织坏死;如能及时诊断和手术, 附件切除术不再是唯一的手术治疗方法。随着社会的发展, 晚婚晚育的妇女逐渐增多, 许多年轻患者有生育需求, 想保留双侧卵巢的生理功能;部分患者因多种原因致对侧附件缺失或有病变, 必须尽量保留此次患侧附件;一些良性非赘生性囊肿的卵巢本身可能没有疾病, 更适合保留[2];因此越来越多的患者提出尽量保留卵巢的要求, 保守性手术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临床上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是否有生育需求、对侧附件的情况, 特别是患侧的具体情况而定, 如若囊肿已经不可逆坏死, 应果断行患侧附件切除术。

3.3 手术要点

术前根据患者的一般情况、体温和心率、腹痛的性质和程度、腹部体征等情况充分评估扭转物的生命力, 制定手术预案;并向患方沟通, 做好附件切除的思想准备;在处理患侧附件以前, 一定要常规探查对侧卵巢情况[3];术中要根据扭转物的色泽、弹性、质地、血运情况评判其生命力, 将扭转复位后观察5~10min, 逐渐恢复或接近正常后方可行囊肿剥离术;对已经丧失生命力的囊肿先在蒂根部钳夹后果断予以切除, 以防蒂部血栓脱落造成栓塞;保守性术者可先行高位结扎卵巢静脉, 避免血栓脱落造成肺动脉栓塞;所有切除标本均需行病理检查, 以免遗漏恶性肿瘤。

因此, 对于育龄期卵巢良性肿瘤蒂扭转患者, 应根据扭转物具体情况, 尽可能行保守性手术, 保留患侧卵巢和输卵管功能, 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

[1]乐杰.妇产科学[M].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278-282.

[2]李文莉.卵巢肿瘤蒂扭转9例保守性手术治疗[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1, 8 (3) :57.

育龄期女性 篇4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根据人均GDP水平,将山东省所有地级市分为好、中、差三类,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从每类中各抽取1个地级市;从每个地级市随机抽取1个县,然后从每个样本县中随机抽取2个乡镇,共抽取6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再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随机抽取3个村,共抽取18个村;在每个村中按照机械抽样方法对15～49岁育龄期妇女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共调查育龄期妇女924人。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通过各村卫生室的密切配合,并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强调尊重个人隐私并保密,以求得调查的真实信息。由村民带领调查员到居民家中入户调查,并填写调查问卷,问卷当面复核并回收。

1.2.2 自杀意念的评定

本研究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调查一周内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第1项或第4、6、7项为判定自杀意念主要依据,选择第1项1选项或第4、6、7项2、3选项可判定有自杀意念的发生。

1.2.3 家庭暴力问题调查表

自行设计家庭暴力问题调查表,包括农村育龄期妇女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以及过去一个月被调查者家庭的发生情况。家庭暴力类型包括:(1)长期不与对方说话;(2)经常取笑或辱骂对方;(3)经济控制;(4)限制行动自由;(5)威胁;(6)推搡;(7)拳打脚踢;(8)使用工具进攻。

1.3 统计处理

将所收集的资料经过核对、剔除无效量表、整理后编码,建立Epidata3.0数据库,所有数据由专业人员双重录入,及时核对纠错。录完后抽取部分调查表对录入的质量进行审核检查。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等。

2结果

2.1 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发生情况

对自杀意念单项调查显示,924名农村育龄期妇女中检出有自杀意念者87例,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42%。不同年龄、家庭生活状况、身体状况和经济状况之间自杀意念发生率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 农村育龄期妇女家庭暴力认知情况

表2的结果显示,只有25.22%、37.77%、39.29%的妇女认为长期不与对方说话、经常取笑或辱骂对方、经济控制是家庭暴力,限制行动自由、威胁的知晓率分别为59.10%、69.81%,而推搡、拳打脚踢、使用工具进攻的知晓率则较高,分别为76.62%、95.56%和95.57%。总的来讲,农村育龄期妇女对家庭暴力的认知率较低,多数仍然仅仅停留在躯体暴力上,而对心理暴力等冷暴力等的认知上存在较大不足。

2.3 家庭暴力认知情况与育龄妇女自杀意念之间的联系

通过对育龄妇女家庭暴力认知情况与自杀意念的比较发现,认为长期不与对方说话、经常取笑或辱骂对方、经济控制、限制行动自由、威胁是家庭暴力的育龄妇女,其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认为以上项目不是家庭暴力的育龄妇女,分别为13.30%、10.30%、10.50%、10.10%、9.80%,说明由于对以上项目缺乏认知,简单认为只是家庭琐事,差异并无显著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家庭暴力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家庭暴力各类型的认知为自变量(对照组均为否),以α=0.05,β=0.10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为长期不与对方说话,为共同解释变异量的43.428%,说明这些项目在农村育龄期妇女的自杀意念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见表4。

3讨论

国内相关研究多是针对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研究[4,5],而针对家庭暴力认知与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则极为罕见。

本调查利用自制的家庭暴力问题调查表和Beck自杀意念量表对家庭暴力认知情况和农村育龄期妇女的自杀意念进行相关性分析。针对家庭暴力认知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74.78%和62.23%的农村育龄期妇女并不认为长期不与对方说话、经常取笑或辱骂对方是家庭暴力行为。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只有一个,即长期不与对方说话,说明此种冷暴力行为会对育龄妇女的自杀意念形成巨大的影响。在对农村育龄期妇女的深入访谈中发现,她们在遭遇家庭暴力后更多的是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正是由于对家庭暴力缺乏全面的认知和忍气吞声的态度,使得农村育龄期妇女在遭受到家庭暴力以后,并不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后果则是家庭暴力的变本加厉和育龄妇女严重的身心健康问题,从而加剧自杀意念的产生和自杀的发生。因此,这提示我们,应该针对家庭暴力问题做好知识普及工作,加强道德教育[6],对遭遇到家庭暴力问题的育龄妇女提供相应法律咨询和援助,提倡和谐的家庭生活环境,以更好的预防和控制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

摘要：目的:探讨农村育龄期妇女家庭暴力状况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利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和自制家庭暴力调查表进行访谈式调查,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调查农村育龄期妇女924人,其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42%。在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上存在较大不足,其中,长期不与对方说话的认知与农村育龄期妇女自杀意念的产生显著相关。结论:家庭暴力相关问题是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应给与农村育龄期妇女更多的关怀和法律援助,降低农村育龄期妇女的自杀意念。

关键词：育龄期妇女,家庭暴力,自杀意念

参考文献

[1]陈苇.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以对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为主要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2007,(6):91-101.

[2]Phillips MR,Yang G,Zhang Y,et al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a national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J].Lancet,2002,360(9347):1728-1736.

[3]杨俊峰,安琳,王绍贤.中国育龄妇女自杀死亡分析[J].人口研究,2000,24(6):38-45.

[4]邹韶红,张亚林,党海红,等.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相关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36(4):238-241.

[5]曾昭祥,刘琳,房茂盛,等.家庭暴力对抑郁症患者自杀影响的调查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04,7(21):1576-1577.

育龄期女性 篇5

1临床资料

2 0 1 4年1月至2 0 1 5年1月在我院治疗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育龄妇女8 0例, 年龄1 8~4 5岁, 平均 (27.6±5.1) 岁。入选标准:具有生育功能;根据胃镜病理活检明确感染Hp;愿意接受三联抗Hp治疗。排除标准:伴有严重胃肠道疾病;抗生素过敏;长期使用抗生素或近1周内使用过抗生素;伴有阴道感染性疾病或恶性肿瘤。方案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方法

2.1治疗方法患者均接受三联抗Hp治疗, 包括: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金奥康,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20mg×14片, 批号:20131114) 20mg, 每日1次;阿莫西林胶囊 (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0.5g×16片, 批号:20 131 0 0 7) 1.0 g, 每日两次;甲硝唑片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0.2g×100片, 批号:20131215) 0.4g, 每日两次;疗程1周。疗程结束1个月后接受14C呼气试验, 检查Hp根除情况。

2.2检测方法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以下检测。使用无菌棉签及刮板采集阴道分泌物, 采集位置选择在阴道后1/3处, 患者在采集前应禁止性生活、局部药物冲洗等72小时以上。①阴道清洁度[1]:Ⅰ度为镜下以阴道杆菌为主;Ⅱ度为镜下有部分阴道杆菌, 上皮细胞可见, 同时可见少量脓细胞与杂菌;Ⅲ度为镜下可见少量阴道杆菌与上皮细胞, 可见大量脓细胞与杂菌;Ⅳ度为镜下全为脓细胞与杂菌。Ⅰ度与Ⅱ度合计为清洁度正常。②阴道p H值:p H值≤4.5为正常, >4.5为异常。③优势菌群检测:阴道分泌物培养结果, 认定最多见的微生物为优势菌群。④SIg A含量检测:将刮取的阴道分泌物1~2ml置于无菌试管中送检, 使用生理盐水以1∶100稀释阴道分泌物, 采用双抗夹心法测定SIg A含量。

3结果

14C呼气试验检查:疗程结束1个月后14C呼气试验检查均为阴性。由表1可见, 治疗后阴道清洁度、p H值正常, 以乳酸杆菌为阴道优势菌群比率均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Ig A含量:治疗前 (247.7±57.1) mg/L, 治疗后 (433.6±79.2) m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7.03, P<0.0 1) 。

4讨论

正常情况下, 阴道菌群以乳酸杆菌为优势菌。影响阴道菌群的因素较多, 包括生产、哺乳、雌激素缺乏、更年期、宫颈病变、手术等。阴道菌群失调容易引起生殖道感染, 如不及时治疗可能造成患者不孕、异位妊娠等疾病的发生[2]。S I g A是女性生殖系统重要的防御因子, 正常女性阴道中S I g A含量处于较低水平, 含量在2 0 0~2 5 0 m g/L, 当阴道菌群失调时SIg A含量会大幅上升。

合理使用抗生素及质子泵抑制药能有效杀灭Hp, 但大量抗生素的使用在杀灭Hp的同时, 还会对体内微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3]。本文结果显示, 治疗后阴道清洁度正常率、p H值正常率及以乳酸杆菌为阴道优势菌群率均低于治疗前, SIg A含量高于治疗前。由此可得出, 育龄期妇女行三联抗Hp治疗在清除Hp的同时会对阴道内的正常菌群造成影响, 特别是乳酸杆菌会大量减少, 同时改变了阴道清洁度及p H值, 结果与齐新颖等[4]的报道相近。笔者考虑, 这与抗Hp治疗中阿莫西林与甲硝唑两种抗生素长达7天的治疗有关, 特别是阿莫西林对阴道杆菌造成的明显抑制作用[5]。同时, 三联抗Hp治疗还会造成患者SIg A含量升高导致阴道的防御功能减弱。因此, 在对育龄期妇女进行三联抗Hp治疗的同时应该进行调节阴道菌群治疗, 但本组未对干预方式及疗效进行进一步研究, 今后应加以深入探讨。

摘要：目的 观察抗幽门螺旋杆菌 (Hp) 治疗对育龄期妇女阴道菌群的影响。方法 该院就诊的Hp感染期育龄期妇女80例, 均使用三联抗Hp治疗, 观察治疗前后阴道清洁度、pH值、阴道菌群及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 (SIg A) 含量的变化。结果 疗程结束1个月后14C呼气试验检查均为阴性;治疗后阴道清洁度正常率由治疗前的96.3%降至85.0%, pH值正常率由治疗前的9 3.8%降至8 1.3%, 以乳酸杆菌为阴道优势菌群率由治疗前的8 7.5%降到7 2.5%;S I g A含量由治疗前的 (247.7±57.1) mg/L升至治疗后 (433.6±79.2) mg/L, 自身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抗Hp治疗会加重育龄期妇女阴道菌群失调, 应及时预防。

关键词：育龄期妇女,幽门螺旋杆菌,阴道菌群,SIgA含量

参考文献

[1]廖秦平.女性阴道微生态及阴道微生态评价[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10, 2 (26) :81.

[2]陈晓.产后妇女阴道内菌群分布失衡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探讨[J].山西医药杂志, 2012, 41 (15) :823.

[3]孙海霞.根除幽门螺杆菌对微生态平衡的影响[J].中国社区医师 (医学专业) , 2011, 13 (18) :70.

[4]齐新颖, 李睿, 陈卫刚, 等.根除幽门螺杆菌三联疗法对生育期女性阴道微生态菌群的影响[J].中国抗生素杂志, 2013, 38 (12) :955.

育龄期女性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1年5月至2016年2月我院收治的育龄期妇女脑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100例,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50例, 年龄17~45岁, 平均年龄30.33岁,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病情等情况,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方法

观察组采用全身抗凝的方法进行治疗。对照组在观察组的基础上采用改良溶栓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统计学软件, 计量数据采用“±s”, 采取t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疗效比较

疗效以治疗期间NIHSS评分变化及出院时m RS评分为标准。入院时对照组患者的NIHSS评分在0到19分, 平均为3.99分, 观察组患者NIHSS评分在0到18分, 平均为3.69分。治疗后对照组有30例患者NIHSS评分有明显改善, 改善不明显19例, 病情进展1例, 观察组治疗后患者NIHSS评分明显改善15例, 改善不明显25例, 病情进展10例, 其中患者死亡3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NIH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将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出院时m RS评分进行比较, 对照组完全恢复30例 (m RS评分为0分) , 患者部分恢复7例 (m RS评分为1-3分) 、患者残疾3例 (m RS评分为4-5分) , 没有患者死亡;观察组患者完全恢复23例 (m RS评分为0分) 、患者部分恢复13例 (m RS评分为1-3分) 、患者残疾10例 (m RS评分为4-5分) 、患者死亡4例 (m RS评分为6分) , 对比观察组患者的m RS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治疗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30%, 其中患者发生颅内出血2例, 患者出现出血倾向5例, 患者存在头颈部痛的情况2例, 患者出现下肢静脉血栓的情况2例, 患者出现微导管位移的情况4例,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 其中患者发生颅内出血1例。对照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3 讨论

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在脑血管疾病中并不多见, 临床表现的特异性也较少。但育龄期妇女因其特殊的高凝体质, 为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高发人群, 近年来对育龄期妇女脑静脉窦血栓形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 医学影像学的发展, 脑静脉窦血栓的形成的检出率越来越高[2]。

本研究将我院收入的育龄期妇女脑静脉窦血栓形成患者100例平均分成两组,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 对置管天数进行调整[3]。治疗后对照组与观察组相比NIHSS评分明显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出院时的m RS评分明显增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的几率明显更低,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 。但两组患者的颅内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综上所述:对照组与观察组相比对于神经功能缺损的改善更为有效, 但对照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与观察组相比明显增加。两组治疗方法对颅内出血的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选择治疗方案时, 应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勇, 黄黛.脑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全身抗凝治疗与局部溶栓治疗的效果比较[J].中国实用医刊, 2015, 42 (4) :70-71.

[2]牛英翔.全身抗凝与局部溶栓在脑静脉窦血栓形成中的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6, 10 (1) :15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