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供给论文（共10篇）
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1
一、会计专业胜任能力的内涵及框架构建
(一) 会计专业胜任能力的内涵
专业胜任能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是指从事某项职业所应具备的知识、素质及能力。就会计专业胜任能力的内涵而言,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认为:专业胜任能力是指能够在一个真实工作环境中按特定标准承担工作角色所应具备的能力;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ICPA) 认为:专业胜任能力是以一种能干的、 有效率的和恰当的态度履行高标准工作的才能。加拿大注册会计师协会 (CGA) 认为:专业胜任能力是指能够有效履行特定职业角色而必须具备的知识、技巧、才能和行为的总和。 南非公共会计师和审计师委员会 (PAAB) 认为:专业胜任能力是指以本国和国际上的标准完成会计师和审计师所期望完成的任务和角色的能力。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CICPA) 认为:专业胜任能力是指能够在实务工作环境中按照设定的标准完成工作任务的专业素质。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会计专业胜任能力是指会计人员按照既定的标准履行工作职责所应具备的职业知识、 职业技能及职业价值观。
(二) 会计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的构建
为推进全球会计职业的发展, 2003 年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陆续发布了涉及会计专业职业能力框架的准则。按照相关准则, 会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框架由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及职业价值观构成。 其中, 职业知识包括会计、财务及相关知识、组织和企业知识、IT知识等;职业技能包括智力技能、技术和功能技能、个人技能、交流和交际技能、组织和商业管理技能等; 职业价值观包括维护公众利益和提高对社会责任的敏感度、坚持持续的发展和终身学习、保持可靠性、责任性、及时性以及谦虚和尊重的行为、遵守法律和法规等。
以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IFAC) 提出的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框架为基础, 根据对会计专业胜任能力内涵的认识, 本文构建的会计专业胜任能力框架如下:
1.职业知识。 具体包括:人文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艺术知识、外语知识、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统计学知识、金融学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电子商务知识、财务软件应用知识、EXCEL等工具的应用知识、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成本管理会计知识、审计与鉴证知识、税法与税务筹划知识、财务管理知识、法律知识等。
2.职业技能。 具体包括: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调查研究及分析推理能力、创新 (识别与解决无模式问题) 能力、协调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交往能力、实际操作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应变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领导能力等。
3.职业价值观。 具体包括:遵循法律法规价值观、诚信价值观、 正直客观价值观、 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终身学习价值观等。
二、会计本科毕业生专业胜任能力需求调查分析
针对实务界对会计专业胜任能力的需求, 笔者通过问卷形式进行了调查, 共收到有效答卷296 份。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性别比例:男性占45.61%, 女性占54.39%;被调查者学历 (或学位) 情况:大专及以下占11.15%, 本科占85.14%, 硕士占3.72%;被调查者工作单位类型:行政单位占3.72%, 事业单位占12.5%, 工商企业占69.59%, 社会中介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等) 占10.14%, 其他占4.05%;被调查者工作年限:1-5 年者占62.5%, 5-10 年者占22.97%, 10-15 年者占10.81%, 15 年以上者占3.72%。
(二) 实务界对职业知识的需求
调查问卷选项分为很重要 (5 分) 、比较重要 (4 分) 、一般重要 (3 分) 、不太重要 (2 分) 、不重要 (1 分) 。 在就调查问卷分析过程中, 以均值衡量重要性, 以标准差衡量趋同度 (下文同) 。
问卷结果表明, 实务界对职业知识重要性的认识, 按照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EXCEL等工具的应用知识、财务软件应用知识、 税法与税务筹划知识、 成本管理会计知识、财务管理知识、管理学知识、审计与鉴证知识、金融学知识、法律知识、经济学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外语知识、统计学知识、人文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电子商务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艺术知识依次递减, 说明实务界比较偏重与具体工作相关的知识及实务操作应用知识; 实务界对职业知识重要性看法的趋同度, 按照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财务软件应用知识、管理学知识、EXCEL等工具的应用知识、成本管理会计知识、财务管理知识、税法与税务筹划知识、人文知识、审计与鉴证知识、法律知识、经济学知识、金融学知识、统计学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艺术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电子商务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外语知识依次递减, 说明实务界对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 财务软件及EXCEL应用等知识的重要性看法趋同, 而对于外语知识、 市场营销及电子商务知识的重要性看法差异较大。
(三) 实务界对职业技能的需求
实务界对职业技能重要性的认识, 按照实际操作能力、沟通能力、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应变能力、交往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协调能力、调查研究及分析推理能力、创新 (识别与解决无模式问题) 能力、领导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依次递减, 但总体差异度不大, 说明实务界基本认同上述职业技能的重要性; 实务界对职业技能重要性看法的趋同度, 按照实际操作能力、 应变能力、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职业判断能力、交往能力、协调能力、调查研究及分析推理能力、创新 (识别与解决无模式问题) 能力、领导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依次递减, 说明实务界对实际操作能力、应变能力、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沟通能力等职业技能重要性的看法趋同, 而对创新能力、领导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等职业技能重要性的看法差异较大。
(四) 实务界对职业价值观的需求
由表1 可知, 实务界对职业价值观重要性的认识, 按照终身学习价值观、诚信价值观、正直客观价值观、遵循法律法规价值观、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依次递减, 但总体差异度不大, 均值较高, 说明实务界基本认同上述职业价值观的重要性; 实务界对职业价值观重要性看法的趋同度, 按照诚信价值观、终身学习价值观、正直客观价值观、遵循法律法规价值观、 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依次递减, 除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外, 对职业价值观重要性的看法基本趋同。
三、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专业胜任能力现状调查分析
针对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专业胜任能力现状, 笔者通过问卷形式进行了调查, 共收到有效答卷283 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性别比例:男性占46.64%, 女性占53.36%;被调查者学历 (或学位) 情况:大专及以下占10.95%, 本科占84.1%, 硕士占4.95%;被调查者工作单位类型:行政单位占4.59%, 事业单位占17.67%, 工商企业占66.78%, 社会中介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等) 占7.77%, 其他占3.18%;被调查者工作年限:1-5 年者占61.84%, 5-10 年者占23.32%, 10-15年者占10.25%, 15 年以上者占4.59%。
(二) 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所掌握的职业知识现状分析
调查问卷选项分为很好 (5 分) 、较好 (4 分) 、一般 (3分) 、较差 (2 分) 、很差 (1 分) 。在调查问卷分析过程中, 以均值衡量优劣、以标准差衡量差异度。
问卷结果表明, 实务界认为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掌握的职业知识处于“一般”状态, 掌握程度按照EXCEL等工具的应用知识、财务软件应用知识、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经济学知识、管理学知识、成本管理会计知识、财务管理知识、统计学知识、金融学知识、人文知识、税法与税务筹划知识、外语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电子商务知识、审计与鉴证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法律知识、艺术知识依次递减。 实务界对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掌握职业知识程度的看法差异较大, 差异度按照人文知识、管理学知识、外语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财务软件应用知识、经济学知识、EXCEL等工具的应用知识、财务会计与报告知识、统计学知识、市场营销学知识、管理信息系统知识、金融学知识、电子商务知识、艺术知识、成本管理会计知识、财务管理知识、法律知识、审计与鉴证知识、税法与税务筹划知识依次递增。
(三) 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所具备的职业技能现状分析
实务界认为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具备的职业技能处于“一般”状态, 其程度按照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交往能力、沟通能力、调查研究及分析推理能力、应变能力、协调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创新 (识别与解决无模式问题) 能力、职业判断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依次递减;实务界对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具备职业技能的看法差异较大, 差异度按照交往能力、获取知识及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调查研究及分析推理能力、协调能力、应变能力、职业判断能力、创新 (识别与解决无模式问题) 能力、实际操作能力、战略规划项目管理资源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依次递增。
(四) 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所体现的职业价值观现状分析
由表2 可知, 实务界认为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体现的职业价值观处于“一般”到“较好”状态, 其程度按照终身学习价值观、正直客观价值观、诚信价值观、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遵循法律法规价值观依次递减;实务界对会计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所具备职业价值观的看法差异较大, 差异度按照终身学习价值观、正直客观价值观、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遵循法律法规价值观、诚信价值观依次递增。
四、结论
上述调查研究显示, 就社会对会计本科毕业生专业胜任能力的需求而言, 实务界比较偏重与具体工作相关的知识及实务操作应用知识, 对财务会计应用等知识的重要性看法趋同, 而对于外语知识等基础工具知识、市场营销等相关管理知识的重要性看法差异较大; 实务界基本认同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框架中职业技能的重要性, 对应用能力及人际交往等职业技能重要性的看法趋同, 而对创新、领导能力、规划管理等职业技能重要性的看法差异较大;实务界基本认同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框架中职业价值观的重要性, 除关注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价值观外, 对职业价值观重要性的看法基本趋同。
就应届会计本科毕业生的专业胜任能力现状而言, 会计本科毕业生所掌握的职业知识、具备的职业技能、体现的职业价值观均处于一般状态, 尚不能很好地满足实务界的需求。 这说明在会计本科的教学过程中, 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规格的确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应用等方面, 还应进一步强调专业胜任能力的要求。 同时, 还应注重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 培养具备较强专业胜任能力的学生, 满足社会的需要。
摘要：会计专业胜任能力是指会计人员按照既定的标准履行工作职责所应具备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及职业价值观。本文通过问卷调查, 分析了实务界对会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的需求及应届本科毕业生专业胜任能力的现状。
关键词：专业胜任能力,需求,供给
参考文献
[1] .莫磊.基于职业判断能力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D].武汉:中国地质大学, 2007.
[2] .李林.基于职业会计师需求的本科会计教育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 2009.
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2
2017年03月09日 09:46:29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来源：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学术探索与理论影响
长期以来，基于“消费、投资、出口”的总需求管理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但近年来，我们却发现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了，换句话说，虽然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减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看发动机是否出了问题，即需要回到财富的本源找答案。
究竟是什么创造了财富？财富的本源是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哪里？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经过多年学习、研究后于2006年出版了拙作《新财富论》，从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等供给侧的财富源泉出发，开始了对增长模式、供给潜力、财富分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探索，十多年间，又先后出版了《财富的觉醒》、《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软财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的觉醒》、《供给侧改革下一步怎么办》等初步研究成果，完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准备。2012年11月，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指出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该多重视供给侧，强调了供给创造财富、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从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出发，呼吁推动供给侧改革，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新供给主义宣言》正式发表之前，我专门去征求一位曾经长期服务于最高决策层的老前辈的意见，前辈充分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对推动改革的价值，并指点说，第一，最好不要用“主义”，这样容易引起望文生义者的批评；第二，不要批评前期的政策，这样领导看了好批示；第三，题目前面最好前面加上“中国式”，表明是区别于西方而根植于中国实践。我当时听到这样推心置腹的指点，内心充满敬佩与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向前辈汇报了我创办独立智库的初衷后，他也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的确，如果《新供给主义宣言》只是一篇面面俱到、没有棱角的文章，即便是领导批示了又有什么意义？反之，一篇让决策者看了内心有痛感的文章，只要能产生积极的实际影响，就已经体现了独立智库的价值。至于题目上的“主义”二字主要是对应着正文内容所区别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里的“主义”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如果不是有意歪曲，也没啥“小辫子”给人抓。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对于《宣言》所呼吁的内容，社会上绝大部分反馈都是正面和积极的。
2013年，我又陆续发表《以新供给主义推动中国深层次改革》、《从供给侧着手重启改革》、《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等20多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粗浅的理论体系。同年7月，我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围绕五大财富源泉，在放开人口控制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土地产权改革和土地流转、金融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做了具体研究和阐述。11月，三中全会《公告》发布，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让一切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但与新供给主义“五大财富源泉”的经济分析框架一致，而且与此书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
2015年11月9日，我参加了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并做了《从供给侧改革，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开始增长新周期》的书面和口头汇报。11月中旬，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我为深圳市委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转经济颓势、重聚改革共识的战略性选择》的报告。2016年，又多次应邀为多部委和地方的干部学习做了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学术汇报。2016年1月，我与国务院研究室、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批专家学者共同出版了《供给侧改革》一书，成为多个省市党政干部研讨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书目。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
作为一个普通经济学者，在每一次应邀给地方政府、部委领导干部、或行业协会汇报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时，我都首先声明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者的一孔之见，是“学术浅见”而不是“政策解读”。当然，如果听者通过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原理这样一个侧面出发，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了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取向，那是他们自己的智慧。
虽然离不开现实的土壤，但经济学术研究更偏重于从特定的哲学认知和逻辑推理出发，分析现实问题，抽象出一般性原理，解释经济现象，并不排除从理论方面提出改变现实的原理性建议；而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改革行动，则是从经济现实、政治政策现状出发，在权衡长期、短期和各方面利益后所做出的政治行为选择，这其中虽然也可能吸收某个学者的学术主张或思想——但只要决策本身对客观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对经济运行有好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而且必然是综合了不同经济理论、包含着各种必要诉求的政治、政策混合体。
既然经济政策本身没必要拘泥于任何学术概念，那么学术研究也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而且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了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只有这样，越是有独立性、创新性的研究，反而对决策越有价值。当然，经济学者的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土壤，有价值的经济学术创新必须能够解释现实、改变现实。然而，能够在众多的学术思想中选出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加以借鉴，那其实更多是决策者的智慧。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与国内其他新供给学的关系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总要经历孤独、被认可、被效仿、被质疑、一拥而上等阶段，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如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才能在决策层、在学术圈、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多的共鸣，获得如此多的支持。但是也有个别学者不太遵守学术规范，例如某学者2015年以来多次生硬抄袭本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提法，但是既不注明引用出处，又不能正确解读其中深意。还有个别学者把我2012年来关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未经同意就收到他们的著作中。对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谢这些学者的厚爱，另一方面也期待经济学界治学之风更加严谨。此外，虽然当前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总体上有利于学术创新和改革实践，但也出现了“新供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情况，需要学界关注和政届识别。“假学术、真忽悠、乱抄袭、瞎解释”的学术投机，一方面扰乱了经济学术创新，另一方面也会对中央供给侧改革的战略部署产生负面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是部好经，被念歪了就可惜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整地阐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十分迫切了。只要在经济原理上厘清现实，给改革实践者提供透视现实的理论工具，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自然会创造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生在这样的伟大时代，我坚信，作为学者，只要不忘初心，不忘本心，心怀国家，本着有创新、有担当、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原则扎扎实实地探索，中国的经济学就一定能为中国改革实践和全球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书第一章提出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论述供给在供需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指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通过分析新供给形成的五大条件，呈现了新供给是通过如何创造新需求，以及供给升级如何引领消费升级的微观脉络。第二章新供给经济周期揭示了一个经济体的供给结构所决定的“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经济周期处于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不同阶段的经济特征，这也是本书第六章提出的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升级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加入时间坐标的“三维空间”阐述了以“五大财富源泉”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并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研究了行政性供给约束和制度性要素供给抑制如何减少有效供给的经济学原理，并基于此在第七章和第八章揭示了放松行政管制、行政垄断、高融资成本和高税收成本的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解除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还建立了物价管理的供给冲击模型，揭示了全面考虑供给侧影响后的物价波动本质；并提出按照“供给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理论主张。这些学术探索在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进行了论述。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经济学 篇3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了全面阐述，并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重点任务层面做出了全面部署。一些评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但从两者内涵看，应有所区分。
供给经济学与供给侧改革的差异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受到批评、被归咎的情况下，供给经济学派兴起。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长期以来不断地人为刺激需求，持续地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当时的美国经济与大萧条时大不相同，需求增长不一定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只会单纯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上涨，致使储蓄率和投资率放慢，技术变革延缓。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需求自行创造供给”的理论只会造成经济呆滞、缺乏创造力、生产力下降、通货膨胀，应该回归萨伊提出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或者说优先重视供给。
整个供给学派按观点主张又分为激进和温和两支。激进供给学派认为：应该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储蓄和投资吸引力；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更多地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调节经济；缩小政府开支，缩减福利开支。激进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认为当税率超过一定区域，税率提高反而会使税收下降，因此降低税率不一定使税收减少。与该分支观点相比，温和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德斯坦则批评了拉弗等人醉心于减税的快速效应、认为减税会自动产生政府收入、消除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等观点。他认为美国当时的经济病症还在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税收结构、社保制度，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平衡预算、降低赤字和通胀率，从而促进储蓄和投资。其政策主张包括：减少价格补贴等不必要的支出，改革税制，平衡预算，消除赤字；长期推行低货币增长率，采取有节制的货币供给政策；政府应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废除一些束缚生产的规章制度，刺激企业投资积极性；适度减税，特别是削减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收益税。费尔德斯坦和拉弗后来在里根执政期间分别担任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使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得以应用。
而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大发展理念，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总体思路，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2016年五大重点任务，从供给侧开展结构性改革。
从国际上的定义看，结构性改革一般意味着对政府和企业结构的改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成员国做出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中，通常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从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介绍看，结构性改革内涵丰富，可以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金融方面的改革，也可以是产业规制和竞争政策、市场准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社保政策和劳动力市场等等方面的改革。中国所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念和思路已然明确，内容上结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要求，实用而丰富。
内容与背景的差异
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供给经济学相区分，不仅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指的内容与供给经济学派主张和所处背景均有区别，而且因为各国政策主张往往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灵活选择或综合运用经济学派观点。即使是在美国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供给经济学派也并非至始至终原封不动地被应用，供给学派主张所致政策效果也有差异。
供给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滞胀，而中国目前处于局部通缩阶段（表现为工业品价格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已持续5个季度低于2%。因此在货币政策主张上，供给经济学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情况；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的“稳健货币政策”“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则是适合当下国情的政策。
供给经济学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的税负较高，因而供给经济学提倡减税。而中国宏观税负适中，税收收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近两年进入一位数增长），公共支出增速持续快于公共收入增速，财政赤字率连年微升，2015年已达2.3%，公共债务高企，财政处于新常态下，全面减税抑或大幅降低主要税种税率不太合时宜；可行性较高的政策仍是结构性减税，配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另两大支柱“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所强调的内容也与供给经济学派所提倡的放松管制有所不同。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四大政策支柱“改革政策要落实”则涵盖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放松管制毕竟只是产业改革政策的一方面，中国本轮改革则包括财税、金融、产业、企业、商事制度、贸易、价格等方方面面。
与供给学派针对当时美国经济提出的压缩福利开支建议相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要守住民生底线”，并将其作为一大政策支柱，强调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保开支较高相比，中国仍处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期，无论是农民工市民化、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还是老龄化，都可能影响社保支出继续高速增长，本阶段若按供给经济学观点压缩社保开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从供给经济学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生搬硬套。
此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并未否定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困难既有内外需求（投资和出口）增速快速下降的原因，也有供需不对路（例如消费品方面）的因素。但是考虑到单纯的需求管理无法解决全球贸易收缩背景下外需不振的问题，还可能带来公共债务攀升、未来通货膨胀、或产能过剩加剧、忽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不良后果，强调供给侧改革既可以促进结构性改革、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挖掘潜在外需，又能与适度的需求管理相得益彰，更好地完成近期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过剩、扩大有效供给、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任务。
里根经济政策与供给学派
里根执政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初期采取了供给学派的部分政策建议，但后期则有所不同，这是常被忽略的部分。
例如，税收政策方面，里根执政之初，1981年，颁布经济复苏法案，将个人所得税最高档次税率从70%降到50%，规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个税与CPI挂钩，并将公司所得税计算时采用的设备投资折旧方法改为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从而进一步缩短折旧年限，变相减税、鼓励投资。但1982年公司所得税急剧减少、联邦财政赤字呈扩大趋势后，当年9月里根又签署了税收公平与财政责任法案，取消加速折旧，收紧实行完整的合同会计准则，并对个人利息与红利收入按10%税率征税。1983年开始实行的1982年高速公路收入法案提高了石油消费税税率。1984年减赤法案减少了个税减免和优惠，并将房地产折旧年限从15年延长至18年。1986年税改法案则遵从税收中性原则，将个税最高档次税率从50%降到28%，但同时将最低档次税率从11%提到15%，归并个税等级，从原来的15个收入等级归并至4个收入等级（税率分别为15%、28%、33%、28%），并将最低收入等级的上限收入从5720美元/年调高至29750美元/年。公司税方面，进一步延长了设备和房地产折旧年限。还通过限制抵扣项目增加了社保工薪税率。总体来看，里根时期的税收政策并非一味减税，而更多的是结构性税收改革，其执政初期采用的激进供给学派推崇的激进减税措施在之后执政期却迫于财政压力而实际转向了结构性税政调整。表1所示里根执政时期税改的税收收入效应可供参考。
从宏观数据看，1980-1988年，美国GDP增速从-0.3%升至4.1%，失业率从7.1%降至5.5%，通货膨胀率从13.5%降至4.1%。从1981年到1989年，联邦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均18.2%，高于1972-1980年年均18%的水平；同期，联邦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年均22.3%，比1972-1980年20.3%的年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考虑社保和邮政服务收支后，1981-1989年间，联邦财政赤字率（赤字与GDP比率）年均达4.1%，大大高于1972-1980年平均2.3%的赤字率水平。从1981年到1989年，美国公共债务从7894亿美元增至2.1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与GDP比率从25.8%升至40.6%。
经济学家对里根经济政策的评价不一。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盛赞里根经济学及其经济效果。而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里根执政时期经济扩张表现主要得益于商业周期和保罗·沃克尔的货币政策，其间财政支出增加、就业增加、经济复苏应证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者Raghuram Rajan、Paul Joskow等人则指出里根执政时期经济表现得益于实际上从卡特执政期就开始的航空业、公路、电信、天然气、银行业放松管制政策。William Niskanen则批评了里根执政时期公共债务的迅速膨胀。布什更是将其初期激进的减税政策称为“巫毒经济学”。
总的来看，无论是供给经济学，还是里根经济学，都与当前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较大区别。
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4
大学生就业对社会来说是稳定器, 对高校而言是试金石, 对学生来讲是命根子, 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当前, 我国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周期, 从我国整体就业形势来看, 2015 年前10 个月,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71 万人, 提前完成全年就业指标, 成绩来之不易。与此同时, 我国就业面临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一方面总量压力大。虽然这些年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在减少, 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总量并没有减少, 总量压力仍然比较大。特别是近两年, 高校毕业生人数都超过了700 万, 大学生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另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之下, 在化解产能过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 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时, 企业提质增效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对高校毕业生等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强烈。
因此, 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价体系, 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是高校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抓手和举措, 对进一步完善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引导高校根据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专业结构、创新培养模式、强化以生为本、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深入推动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近年,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推动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报制度。2013 年5月,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35 号) , 强调“建立健全高校毕业生需求预测和发布制度, 完善就业状况的反馈机制”。2013 年11 月, 教育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按照要求, 从2014 年起, 高校要编制和发布本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为全面推进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2014 年7月, 教育部学生司印发了《关于做好201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教学司函〔2014〕29 号) , 要求各省加强对高校编制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指导和督促检查, 同时, 也要面向社会发布当年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5年10 月, 教育部学生司又印发了《关于做好2015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 (教学司函〔2015〕44 号) , 对做好2015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作了全面安排部署。
按照教育部整体安排, 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主体内容应充分、客观反映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相关分析、主要特点、发展趋势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方面的情况。其中, 应包含分院系、分专业的就业状况, 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升学、暂不就业等情况。要结合实际, 突出本校在鼓励毕业生基层就业、创新创业教育和自主创业、就业指导服务、就业反馈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特色和经验。各高校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努力把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做成学校的特色品牌。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相关信息作为招生计划安排、学科专业调整、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参考, 健全专业预警、退出和动态调整机制, 使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相匹配, 不断加大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 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2014 年3 月, 教育部直属高校率先完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 其他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所属本科高校应在2014年年底前、高职院校应在2015 年年底前完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各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要在年底前面向社会发布本地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要加强对本省 (区、市) 分校、分专业的就业状况统计、分析, 健全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切实推动建立完善就业与招生计划、人才培养、经费拨款、院校设置、专业调整的联动机制。
从各高校发布的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来看, 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年度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相关分析、发展趋势等。部分高校还结合实际和学校特色发布了分层次、分学科、分院系、分专业、分地域的就业状况, 以及就业状况对学校招生、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影响评价, 并从就业状况、劳动报酬、就业满意度等构建了毕业生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总体看,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客观反映了各校就业基本情况、办学特色和工作成效。
河南省作为全国人口大省, 也是毕业生人数大省,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 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年均超过79%, 近年一直保持在80% 以上, 连续10 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并实现了自教育部2003 年公布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以来, 连续12年“双高”的目标, 先后10 余次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上作典型发言。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14 所高校被评为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入选总数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列。
我省一直把探索完善毕业生就业状况评价机制, 作为服务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从2003 年毕业生面向市场自主就业以来, 在全国较早开展了就业状况调查反馈工作, 每年都组织撰写毕业生就业状况白皮书。特别是近年, 就业中心委托麦可思公司等第三方机构, 开展毕业半年后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跟踪调查, 并形成《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等专题报告, 面向有关部门和各高校免费发放, 为高校招生、专业设置调整、教育教学改革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为在全省开展就业质量报告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国家有关要求, 我省要求全部本专科高校, 要于2014 年年底之前编制并发布本校就业质量报告,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 我们积极贯彻“管、办、评分离”的教育发展新要求, 2014 年起连续两年委托河南省教育评估中心, 成立了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研究课题组, 专题开展此项工作。课题组成员主要由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省内高校就业创业工作实务经验丰富、相关理论研究精湛的高校专家、学者以及长期从事毕业生就业工作一线的人员组成。为保证就业年报的科学性、客观性、时效性和高质量, 课题组先后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对报告进行专题研讨, 多次面向部分高校征求意见, 最后就框架、内容、风格等达成共识。报告形成初稿后广泛征求厅机关办公室、政法处、发规处、高教处、研究生处等有关处室以及省内本专科高校的意见和建议, 最终编写了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报告主要体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全面性。报告的全部数据来自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毕业生就业数据库、省级就业数据平台、各高校上报的相关数据及河南省大中专生就业分析云平台调查数据, 对全省年度高校毕业生有关数据进行统计汇总, 体现了省级报告统计数据的全面性。
2. 准确性。我们前期委托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队, 对各高校上报的毕业生就业数据进行了抽样核查;河南省大中专生就业分析云平台调查数据, 源自40 万份问卷, 样本结构与总体实际结构一致性较好, 确保了数据平台就业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为报告的科学性提供了保障。
3. 客观性。考虑到要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报告在全省应届毕业生全部样本的基础上, 既有统计, 又有第三方调查, 二者相互印证, 以数据统计和客观描述为主要依据, 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有关就业状况, 避免出现争议。
供给侧改革 篇5
老王本来是个卖西瓜的，后来城里每家人都买了他的西瓜，市场饱和，需求不足，他想扩大经营规模，挣更多的钱，已经不可能了。老王有一天突然豁然开朗，再围绕卖西瓜做文章，是不可能挣更多的钱的，思路得从怎么卖更多的西瓜，转向卖什么比卖西瓜更赚钱上面去。这叫供给侧改革。
老王瞅了瞅，发现扫帚比较好卖，马上关闭了西瓜厂，投资建了一家扫帚厂，开始生产扫帚。从产西瓜，转型为生产扫帚，这个叫做结构调整。
很快，大批的扫帚生产出来了，大获成功，老王又挣了很多钱。大家看老王卖扫帚这么挣钱，都纷纷加入扫帚行业，世面上竞争对手一下子多了起来。老王渐渐发现，卖扫帚的利润越来越低了。怎么办呢，老王灵机一动，决定发明一项黑科技来打击他的竞争对手，他把扫帚升级成了吸尘器。老王的吸尘器，大受欢迎，他又赚了很多钱。从生产扫帚到生产吸尘器，这个叫创新驱动。
老王发现，很少有农村人买他的吸尘器。他感到很奇怪，便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村人都不铺木地板，所以吸尘器根本没有市场。怎么才能让农村人购买老王生产的吸尘器呢，老王陷入了沉思。老王认为，要让农村人能买他的吸尘器，就得先把他们变成城里人，这个构想，就是小城镇建设。
给农村人建好了小城镇，发现吸尘器在这个几亿农村人口的大市场里还是销售不畅。老王又去调研，发现他们虽然居住环境改变了，但是他们的消费结构依然还是没有改变，因为他们购买力有限，不舍得买几千块的高级吸尘器，平时买个十块钱一把的扫帚对付下就行了。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想要让这几亿人都买他的吸尘器，那么就得想办法让这些人的购买力增加才行。怎么才能让农村人变有钱呢，让农村人变得和城里人一样有钱，这个理念，叫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光有理念还不行，还得落地变成现实才行。怎么才能让农村人变得和城里人一样富裕呢，靠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农村的消失，农民的消失，原始农业的消失。看来人口的大聚居，才是大势所趋，小城镇建设那一套，可能行不通了。这需要一套整体解决方案，这套方案，就是农业3.0。
农业现代化解决了，几亿农村人口被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全面城市化，现有的城市硬件建设，远不足以满足新进城的农民的居住和生产生活需求，怎么办呢，这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城市化建设。这个概念，叫做三纵两横，多中心城市。
沿海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民，发现内地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口和土地，资本和技术，都齐备了，那么他们就可以把生产的活，转移给这些没活干的地区，它们专门负责设计，创意和服务。这个叫做，产业转移，沿江经济带承接区。
老王的吸尘器生意越来越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他。他为了卖吸尘器，在每个城市每个街道和小区和商场，都得租一个店铺，成本压力太大，严重的侵蚀了老王吸尘器生意的利润。老王觉得把实体店关掉，把销售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这样成本的大幅度消减，让老王又多赚了很多钱。这个叫互联网+。
隔壁卖肉夹馍的老李，看老王从一个卖西瓜的，到转型为卖吸尘器的，生意做的这么成功，也深受启发，也开始了生意转型，这个现象，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老王需要转型，老李需要转型，那么推而广之，是不是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转型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对各行各业，都进行这样的升级和转型，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就需要一次顶层设计。
经过顶层设计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操作系统，都需要升级换代，迭代后的版本，就叫经济新版本。
虽然生意越来越好了，但是老李还是开心不起来。有一件事，让他发愁，那就是库存问题。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一劳永逸的永远消除库存的生产方式吗。如果打通销售和生产的壁垒，让他们连成一张网，让生产和销售实时互动，消除信息孤岛，让制造全面信息化，那就可以永远的消除库存。这个构想和规划，叫做中国制造2025。德国人把这个工业互联网叫做工业4.0。
吸尘器的库存问题，终于解决了。那么推而广之，有没有可能，让国民经济的每一个环节，都不产生库存和过剩呢，答案是有的。把所有的人，产品，流程，事物，都连接起来，这样就可以永远的消除库存和生产过剩，永远的消除经济危机。这个构想，叫做万物互联。
现在老王手里有了三张网，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万物互联网。整个国民经济日新月异，万象更新，一日千里。但还是有一件事，让老王心理不痛快，那就是以前他开西瓜厂，积压下来的库存和技术储备，都闲置浪费了。老王放眼一看，发现很多国家还在吃草，穷的吃不起西瓜。老王打算把西瓜厂的技术，设备，产能，库存，都输出到这些国家去，让们也尝尝西瓜的滋味，这个计划叫一路一带。
那些吃草国的酋长说，开西瓜厂，对发展我们的经济的确是个好事，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钱投资开办一座西瓜厂。老王说，没关系，不要为钱的事发愁，我借钱给你。为了借钱给这些吃草国，老王建立了一个专门的银行，叫亚投行。
吃草国学会了生产西瓜之后，开始变得有钱了，老王的吸尘器，也就可以倾销到这些吃草国了。把吸尘器卖到其他国家，这属于国际贸易，一个吸尘器值多少钱，用什么计价呢，因为中国是吸尘器生产第一大国，所以必须得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用什么货币呢，双方秉承着尊重平等，睦邻友好，团结合作的原则，经过愉快的协商，一致同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人民币成了计价货币，结算货币之后，这些国家为了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就得储备更多的人民币，这样以来，人民币就成了储备货币。从计价货币，到结算货币，再到储备货币，这个货币输出过程，叫做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大获成功，这抢了小美帝美元的大生意。一条街上，显然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收保护费的组织。美国拎着砍刀就来约架了，中国抱着胳膊冷冷一笑，这年头打架打的都是钱，你砍刀倒是挺不错，问题是你有钱吗？小美帝听闻此话，顿时嚎啕大哭，刀是最炫酷的刀，可是没钱打架谁都不敢砍啊。小美帝悲痛欲绝的滚回家了。失去了保护费这块收入，小美帝回家后，不久便一病不起，一命呜呼。
小美帝死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全球化新时代，万邦来朝，四夷威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币成了国际通用货币，汉语成了国际通用语言，孔子学院，取代了蛮夷们的教堂和寺庙。世界终于实现了天下大同，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战争，永久的消失了，人类终于实现了永久和平的梦想和希望。中国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中华民族完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这个构想，叫做中国梦。
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6
自1998年房改以来，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长期滞后。本文在总结房改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的同时，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数量与供给结构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提高住房保障的范围和程度，在经济适用房、双限房和廉租房几种形式中应着力加大廉租房建设，提高供给效率，解决住房市场突出矛盾，同时，采取以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的保障机制，以实现老百姓“住有所居”的目标。
关键词
保障性住房廉租房供给数量供给结构
一、保障性住房制度及相关体系的研究
（一）保障性住房概念及体系
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为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建立相关制度，采取相关措施，提供老百姓买得起、住得起的普通住房，使其“住有所居”。目前我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主要包括：经济适用房、双限房和廉租房、公租房几种形式。
经济适用房是指由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集资建房单位建造的，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其住房面积以中小型为主，销售价格控制在略高于成本价的范围内，销售对象特定为中低收入家庭，具有经济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双限房是指限户型、限房价的商品房，其住房面积以中小型为主，并由政府指导其销售价格，是一种具有保障性质的商品房。
廉租房是指政府在履行社会保障的职能中，为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向其提供租金较低和面积相对受限制的普通住房，或以提供补贴等多种形式，帮助其在社会上租赁的其他住房。
公租房是与廉租房极为相近的一种保障性住房形式。公租房是指住房产权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租者可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包括一些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从外地迁移到城市工作的群体。
（二）产品属性的界定
住房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一般商品的经济属性，又有一般商品不具有的社会属性，即住房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政策性。住房最大的社会性和政策性体现在中低收入者，这部分群体如果没有政府帮助，就难于解决好住房问题。因此，政府应积极主动介入住房市场，将住房体系中的保障性住房列为公共产品范畴，重点对中低收入居民实施必要的社会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好住房问题。
发达国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解决的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几个方面：政府作为构建公共住房供应体系的主体；用法律推动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注意住房保障的层次性；将住房市场有条件的纳入社会保障范畴；适应公租房从“砖头”向“人头”转变的趋势；适应公共住房政策目标群范围逐步缩小的趋势；建立动态调节机制；政府与其他参与者合作，共同建房、租房、管房；避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贫民窟的出现。
（三）供给模式对比分析
住房市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房；企业与集体以集资、合作开发等形式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的福利房；以及以政府为开发主体，以社会中低收入者和住房困难群体为目标对象的保障性住房。福利房随着房改政策的推行，已基本退出住房供给的主流形式。从保障性住房公共产品属性的角度，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主体是政府，供给形式多元化，保障性住房的房源渠道主要包括新建住房、改建危旧房、整合国有闲置房、收购二手房等，目前采用最广泛和影响最大的房源来自于新建。
二、我国住房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沿革
（一）1998年以前福利分房政策
我国的住房政策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直接分配住房的福利政策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调控和住房保障制度并举的转变过程，住房保障政策也伴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和深化而不断发展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住房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1986年国务院成立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开始尝试住房商品化试点，并相继出台了《关于全国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88)和《关于全面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1991) 等一系列政策，实行以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鼓励自建住房、提租补贴、以租带售等措施。1994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从住房投资建设、专业化运作、分配方式、住房供应体系以及住房信贷体系等对城镇住房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各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住房制度改革方案，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解决住房问题的市场化机制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的住房政策还没有住房市场形成，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保障性住房，职工住房问题仍停留在实物分配体制下，私人住房几乎完全靠自建。从全国总体形势上看，住房政策仍有计划经济体制较深的阴影。
（二）1998年以后住房建设市场化、货币化发展
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加快，1998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第23号文，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个人住房消费逐渐走向市场，并成为消费主体。以此为标志，住房制度改革全面展开，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宣告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结束，住房市场逐步以住房分配货币化代之，老百姓开始自由进入买房市场，成为住房市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
1998年房改迎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大繁荣的景象，从总体上极大改善和提高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也使得城市建设水平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促进我国经济十余年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
三、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数量与供给结构的现状分析
1998年房改政策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住房市场存在的各种矛盾，随着住房市场矛盾的不断突出和扩大，甚至演变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因素。
商品房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来自于保障性住房，由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商品房建设严重脱节，加速了社会分层，使得收入处于中下层的老百姓既难以购买商品房，又难以享受保障性住房，居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高房价和住房保障体系缺失已成为目前住房市场最突出的矛盾。
（一）保障性住房建设严重不足
我国住房市场的刚性需求很强，但随着房价不断上涨，不少老百姓却没有在市场购买商品房的能力。在我国今年的住房市场发展过程中，商品房发展较快，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发展显得十分滞后，致使住房市场的结构体系畸形，供求失衡和房价过快上涨，已成为当前社会较突出的矛盾之一。
2009年6月，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文对廉租房进行建设规划，规定2009-2011年我国将分别解决260万户、245万户和204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但保障性住房涉及到大量的建设资金、土地和地方政府利益，住房保障规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 《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 显示，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截至2009年8月底仅完成投资394.9亿元，占计划投资总额1676亿元的23.6%，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
（二）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
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一直强调量上的投入，在具体投入结构中偏向于新建保障性住房。目前，政府侧重于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力度，因为与廉租房建设相比，住房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中以划拨土地和减免税费为主，不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财政压力相对较低。但从长期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来看，供给结构以产权私有的经济适用房为主并不利于住房市场和保障性住房体系的良性发展。
经济适用房购买对象的界定不明，是目前经济适用房政策中的最大问题与障碍，它使经济适用房的经济性不能真正发挥。由于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来判定家庭的收入标准，加上对每一位经适房购买对象作出属于哪一种家庭类型的判断绝非易事，再加上没有完善的个人收入金融管理机制，在政策执行中就留下了明显的政策漏洞。尽管政策规定必须对购买对象进行资格审核，采取多种分配方式，但由于政府在资格审查制度上未能正视我国社会个人收入不透明、社会信用制度缺失、权力监督不力和收入审查不力的现实，难以保证审核的有效性、分配的公平性。
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数量与改善保障性住房供给结构的对策思考
（一）加大财力投入量，提高保障房的建设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财政投入。由于住房的生产周期长、价值量大等特征，决定了对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投入持续时间长，投资巨额大。在当前我国财力并不十分宽裕的情况下，为促进和提高财政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效率，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居民的收入情况，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形成合理的保障性住房财政投入结构。
（二）调整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改善对居民保障性住房补贴结构， 提高供给效率
（1）建立以廉租房制度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供给结构。
第一，在经济适用房、双限房、公租房和廉租房等多种形式的保障性住房中，前三者都会产生不小的住房成本，而廉租房可使住户几乎没有先期投入的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低保户家庭来说，他们只能靠廉租房来解决其住房困难问题。第二，经济适用房与双限房的销售价格，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是政府通过相关费用和利率的减免，以指导价的形式把住房价格拉下来，但这部分住房的开发主体仍然是开发商，政府只在中间起调节作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还不属于保障性住房的范围；而廉租房则是完全政府主导下的，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而建立的制度，是最纯粹、最基本的保障性住房。第三，由于准入机制不健全，和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不严格，使经济适用房和双限房逐渐成为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廉租房由于不具有产权，使寻租空间减小，并能实际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所以，廉租房才是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最好办法，在建设保障性住房中应坚持以发展廉租房制度为核心。
（2）改善对居民保障性住房补贴结构，采取以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的保障机制。
通过改变政府补贴方式，政府不直接兴建保障性住房，而直接给予低收入住房困难人群经济补贴，让其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屋，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效率。由政府直接提供补助是发达国家一种通用的做法，其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住房补贴，实现住房保障调控由建设环节向分配环节的转移。通过伯吉斯对住房市场过滤模型的分析，对比廉租房建设中的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两种形式可以看出：政府以实物配租形式兴建廉租房，容易因社会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而被淘汰，且无法过滤给下一等级的消费群体，造成住房弃置；另外，由政府直接增加市场上住房的供应量，破坏了正常的住房市场秩序，打击开发商兴建住房的积极性，降低住房市场的运行效率，不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住房消费水平。而租赁补贴不仅能充分保证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实现“住有所居”，还有利于充分过滤旧房，加速提高住房整体质量，维护企业在住房市场的主体地位，保证住房市场的充分竞争，刺激开发商投资住房市场的积极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从长远的社会效益看，廉租房建设的资金投入应以租赁补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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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华，刘国栋.基于和谐的住房保障制度研究：一个国际比较视角.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5.
[3]施琳琳.基于公平的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保障体系研究.价值工程，2008.2.
[4]贾康.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基本住房保障资金多元化来源渠道.中国发展观察，2007.10.
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7
但是,一谈到供给侧改革,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二者虽在名称上十分相似,但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异,应在我国经济发展现况背景下对其发展并利用。
基于此,本文内容的结构如下:首先,介绍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应用;然后,简要分析西方的供给经济学与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差异;最后,联系中国目前的经济“新常态”,探讨供给侧改革的内容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一、供给经济学
(一)起源———萨伊定律
供给经济学思想发轫于西方,其鼻祖被认为是法国的经济学家萨伊,他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萨伊在其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他指出,“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某种效用,同时赋予了效用以价值。然而,只有当某人获得了购买这种价值的‘手段’,才会出价购买该价值,其中‘手段’是指同样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时,由于他担心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会急于将手中的货物出售,同时基于对货币价值易于流失的担忧,他也同样倾向于将手中的货币尽快花光。”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生产事实上为产品创造了需求,产品在其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同的产品开辟了道路,由此,可以将萨伊定律的理念总结为“供给创造需求”。
(二)发展———20世纪70年代滞胀背景下的供给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同时也有了迅猛发展,这与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此之前的50年间,由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政策的运用,有效缓解了1929—1933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而为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相对于供给经济学对供给的重视,凯恩斯经济学则侧重与对需求的刺激,提出要依靠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来驱动经济的发展。然而,凯恩斯主义带来的过度人为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导致了负面效果的大量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滞胀”。此时的凯恩斯主义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而与此同时,供给经济学开始快速发展,供给学派诞生。这一时期,供给学派主要的观点和主张包括4点:一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供给;二是增加供给的主要方法是经济激励和投资;三是增加激励的主要手段是减税;四是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活动。
(三)运用———供给经济学在实践中的运用
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和相关政策的运用在解决西方国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实践运用是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1981年里根上台时,美国正面临着13.5%的通胀率和-0.3%的经济增长率,里根由此提出了以供给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的主要政策主张包括4点:一是削减财政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二是大规模减税,给予企业以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四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率。上述政策的实施帮助美国摆脱了危机,美国迎来了连续65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策的实质并非加强政府作用、弱化市场力量,而是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与美国类似,英国在1981年前后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滞胀”问题。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以国企私有化改革、控制货币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削减福利开支为中心的政策手段,并获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供给经济学与中国供给侧改革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国际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还没有完全消除、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不够活跃、强劲的复苏态势近期难以预见的国际背景之下,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动力弱化和新动力生成的调整期,面临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矛盾特征较为突出的国内背景之下,我国提出了异于总需求管理,对影响供给的要素进行改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放开对要素市场的限制,推动产业的转换和升级,以提高生产率。
虽然西方供给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和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存在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将西方供给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生搬硬套。其具体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理论方面。其供给经济学的鼻祖萨伊所主张的是“供给是需求的源泉”以及“国家不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而我国所采取的供给侧改革并非是对需求侧管理的完全替代,更非放弃国家干预、完全由市场操控,而是有所促进、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次是实践的层面。如上文所述,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是基于当时国内所出现的严重“滞胀”问题而提出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我国目前并没有出现严重“滞胀”问题,因此,一味套用欧美等国过去所采取供给学派的政策是不合适的。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是,随着“人口红利”时代成为过去、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降低,2015年G D P增长率首次破7,中国经济进正在入“新常态”。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并非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全方位的对经济进行优化升级。
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G D P总量已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 D P仍然远远落后于众多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可以被称为“经济大国”,但却未达到“经济强国”的水平。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需要我们更加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质量的提升,而非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而这与供给侧改革的趋势特征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由粗放式专向集约式;产业结构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创新驱动;市场逐渐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二)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那么,又该如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达成上述目标呢?答案之一就是供给侧结构改革。
自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主要的逻辑与路径又是怎么样的?
与上文所述的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以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从需求端拉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不同,供给侧改革更看重从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这四个方面的推动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正是对应着我国目前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面对的重要阻碍。
首先是劳动力方面。中国经济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数量庞大,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然而统计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 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比重持续攀升,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 390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4.3%,比2011年末提高了0.59百分点。中国人口红利优势开始削弱,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成本提高、劳动力人口减少。在这样背景下,优化劳动力配置也就成了改革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供给侧改革在劳动力配置方面主要是从3方面进行,即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房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其次是要素资源方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使得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愈加明显。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淡水、一次性能源、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的资源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面对要素制约,企业需要降低包括原材料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并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而这又离不开企业自身的创新、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制度改革。
此外,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需要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这几个阶段。创新驱动相较于前两者,是更为高级的发展阶段。在谈如何创新的之前,首先要认识创新。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创新并非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具体到目前,我们国家企业创新所遇到的几大瓶颈,即动力不足,不想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能力有限,不会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促进创新,首先,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需要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以解决创新的风险过大问题;再次,需要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以解决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最后,需要构建有利于创新的金融体系,以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
最后,是政府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1937年首次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他指出,交易成本是指在一笔交易中所要花费的时成本和货币成本。而在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交易成本中重要的一块,如包括审批环节过多产生的交易成本、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交易成本、中介机构利用行政力量带给企业的交易成本等等。如何削减这部分交易成本,也是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要应对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包括取消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无疑会给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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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8
一、财政分权理论与地方公共物品提供
(1) 蒂伯特模型
蒂伯特 (Tiebout, 1956) 在谈到多级政府间财政关系时运用“以足投票” (voting with feet) 理论, 对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在人口充分流动的条件下, 人们将会离开公共服务落后或税收较高的地区, 迁移到公共服务或税收低的地区。然而, 通过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后, 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将得以提高, 要素的流动将会呈现发散式, 会减少落后地区更好品质的劳动力和各类资本的流失。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使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
(2) 奥茨分权定理
奥茨 (Oates, 1972) 运用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方法, 提出了“分权定理”。该定理表明, 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 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在一定条件下, 由地方政府为本地区提供公共品要比由中央政府在所有地区内按同一水平提供公共品更有效率。该定理的另一种表述是, 分权的收益与公共品需求的变异程度 (方差) 呈正相关关系。
(3) 布坎南关于分权的“俱乐部”理论
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把社区比作俱乐部, 然后研究在面临外在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个俱乐部——为分享某种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人们的一个自愿协会——如何确定其最优成员数的一种理论。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 (拥挤成本) 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点上, 即所谓的公共物品供给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其编辑转换率。
二、产权理论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认为, 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 免费“搭便车”现象和外部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 私人是不愿意且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 为了消除“市场失灵”, 这就需要政府而且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科斯 (R.Coase, 1960) 这篇文章研究了如何解决经济外部性的问题, 以此论证产权的界定和产权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
科斯定力的成立与否依赖于经济环境的界定。如消费者效用函数不是拟线性效用 (quasi-linear) , 则科斯中性定理不成立。因此, 当交易成本为零及产权明晰界定时, 导致有效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为准线性函数, 即外部性商品的收入效应为零。 (Hurwicz, 1995)
科斯有效性定理的问题更为严重, 阿罗 (Arrow, 1979) 指出, 由于科斯定理自愿谈判的假设可以被模型为合作博弈, 这就要求假定关于经济环境的信息是完全的。当信息是不完全或不对称的, 一般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新公共管理学理论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国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新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要区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 政策制定是政府的职责, 但政策执行的职责可以由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来共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政策制定体现公平, 多组织的配合体现效率, 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的优势;以顾客为导向,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作为消费者的顾客对于公共服务应具有直接的控制权和选择权, 政府的社会责任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其提供服务, 政府公共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 倾听顾客意见, 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 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新公共管理理论启示我们, 实现城市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政府的管理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体现在政府角色的转换、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机构改革方面, 核心是提高政府绩效。
四、参与人数对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理论分析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 建立简单的模型分析了集团中公共物品提供量达到最优的条件以及个人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 然后根据这些条件得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提供公共物品, 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 小集团中的提供量低于最优水平;而大集团成员众多, 个人的收益占集团收益的份额较小, 导致公共物品的提供量偏离最优水平很远, 因此大集团公共物品提供量有可能为零。
五、有关结论及启示
上述学者的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分析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有助于我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深入理解。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使得公共物品供给更有效率已经成为共识。但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特别是对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微观机制研究还很不够;公共物品供给的技术性问题也缺乏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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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供给论文 篇9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乡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 我国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上升至2010年的3.23。考虑到城市居民还享有着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 故还存在统计数据无法体现的隐形差距, 突出地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由此可见, 城乡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差异, 是导致我国城乡居民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 研究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公共品严重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 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中共中央也把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十二五”战略规划。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 是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西部农村是我国“三农”问题聚焦的对象,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对解决全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起着关键作用。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从农村公共品多元供给主体博弈的视角出发, 研究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以期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及政策依据。
2 调查方法及样本描述
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以随机入户的形式就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治理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总体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甘肃8个西部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内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发放问卷2200份, 回收2178份, 有效问卷2170份, 回收率为99%, 有效率为99.6%。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问卷设计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完善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解决公共事务中应该和实际发挥作用情况量表、乡镇政府等各个主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切实解决公共事务中的问题在当前和今后所起作用的重要程度评价量表等。
本次调查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1) 问卷样本量比较大, 在地域分布上比较广泛; (2) 问卷针对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户, 调查对象比较全面, 调查资料信息更真实; (3) 问卷将对象加以区别, 分别量身制作了三份调查问卷, 其中既有交叉问题, 也有不同问题。这些特点使得调查资料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西部新农村建设中的治理状况, 使课题分析更具实践意义。
3 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
3.1 公共品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品是指在农村地区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外溢效应明显的产品或服务。问卷涉及到的公共品主要包括四大类, 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发现, 我国西部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如表1所示,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70.5%的被调查者认为本村交通条件“一般”或“较差”, 40.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水利设施较差, 74.7%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设施评价“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完善;87.5%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教育文化与技能培训“一般”或“较差”, 88.1%的被调查者对当地医疗卫生与环境治理感到“一般”或“较差”, 说明西部农村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最低生活保障与特困救济”选项, 而81.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一般”或“较差”, 可见西部农村现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3.2 公共品供给主体错位
根据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实际情况, 课题组设计了“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营利组织”“公益互益互助组织”“能人富人”“村民个体”“多元主体合作组织”七个供给主体。且按调查对象分成三类问卷:乡镇干部、村干部以及农户。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发现:
首先, 各级政府在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起主要作用。三类调查对象对于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都给予一致认可, 不管是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 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占有绝对优势, 据计算, 综合认可度为53.15%。但不同调查对象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乡镇干部和村干部认为政府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其实际贡献远远大于应有贡献, 相反, 农户承认其主体地位的同时, 表明政府实际发挥作用尚未达到其作为主要供给主体应该发挥的作用。
其次, 农民也是农村公共品的重要供给者。村民个体以及村民自治组织力量, 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各个方面均受到认可,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 其综合认可度为29.71%。数据分析可知, 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对于村民自治组织在公共品提供发挥的作用一问中, 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实际发挥的作用大都超出预想。而农户的调查数据显示, 村民个体除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外, 在公路交通、水利设施、城镇建设与通信电视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实际发挥的作用超出预想。
最后, 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有待进一步深化。三类不同的调查对象对此达成共识, 认为多元合作主体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实际发挥作用远远小于预期应该发挥的作用。农村地域辽阔, 对公共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和层次的特点, 这些特点要求新时期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必将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和供给合作互动的特点, 但如何建立适宜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来推动新农村建设, 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一大挑战。
4 多元供给主体的博弈分析
由上可知,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错位使得主体间责任分配的不明晰, 会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那么只有明确各个供给主体的职责, 确保多元供给主体能各司其职, 才能保证它们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而要构建多元互动的供给制度格局, 就必须对制度变迁中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的行为特征、博弈过程及各自所采取的博弈策略进行深入分析。
4.1 各主体的行为特征
4.1.1 中央政府。
由社会契约论可知, 政府是国家和公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 公民有依法向政府缴纳税收的义务, 而政府则承担着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义务。中央政府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充当首要主体地位, 由于手中控制着行政权和财政权, 从而使得其在分配农村公共品资源和筹集农村公共品建设资金等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中央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 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但其作为农村公共品的首要供给主体也存在诸多不足。首先, 从信息对称性来讲,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 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中央政府无法逐一掌握全国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品需求情况。同时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进, 农民对于公共品必然会产生新的需求, 且不同农户间也存在着需求差异, 中央政府难以满足农民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其次, 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来看, 中央政府垄断着决策权, 实行自上而下的单一决策机制, 导致公共品的种类、结构、数量较多的反映了政府的意志而较少顾及最终成本负担者农民的需求意愿。这样势必会造成供给效率低下、各方协调成本较高、易形成寻租和腐败等问题。
4.1.2 基层政府。
当前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组织是乡镇政府, 处于政府垂直管理体系的末端, 起着沟通上下、协调管理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对上级政府负责, 具体负责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 另一方面要直接面向辖区内的农民工作, 承担着满足辖区内群众公共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的重任。
作为与广大群众联系最为直接的政府组织, 基层政府在掌握辖区内群众对公共品多样性和层次性的需求方面具有先天的距离优势。但是, 基层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 将工作重点放在上级强制考核的工作上, 对于自身作为农民利益代理人的角色意识有所忽视。另外, 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的不匹配加剧了政府供给无效率的状况。特别是2004年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后, 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外资金筹资机制被打破, 基层政府丧失了大部分财权, 与此同时, 上级政府却进一步将事权下移, 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为辖区内群众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举步维艰。
4.1.3 农民。
农民是新农村事业的建设者、农村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和供给者, 即农民是农村公共品的最终使用者也是农村公共品费用的最终承担者之一。每一个个体农民都是“理性经济人”, 但作为群体概念的农民, 其行为是否理性就要受个体农民行为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个体农民总会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成本收益面前, 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农村公共品具有效益外溢性的特点, 如果农村公共品收费超出其心理预期, 个体农民就容易出现“搭便车”的心理, 从而出现总体农民的收益不能最大化, 农村公共品筹资困难等问题。
4.2 主体间的行为博弈
4.2.1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从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和种类看, 中央政府面向的是全国农民群众, 负责提供纯公共品, 如大型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中央政府更加注重全局利益, 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基层政府面向的是辖区内农民, 负责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 如辖区内道路建设、专业技术教育等。基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级组织, 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可见, 中央和基层政府的目标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形。
中央和地方政府矛盾的实质是财权和事权的博弈。一方面, 随着我国农税制度的改革, 基层政府几乎隔断了大部分财政来源, 导致财权进一步上升, 而事权却不断下移, 中央政府要求基层政府承担起地方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责任, 使得基层政府越来越困窘。另一方面, 在“政绩”和“利益”的驱使下, 基层政府迫切需要从上级政府获得财政支持。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基层政府往往会夸大区域内农村公共品的需求缺口, 甚至为突出政绩而不体恤民情谎报公共品需求, 最终导致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
4.2.2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
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在于农民对农村公共品成本分摊费用上。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是由公共财政和农民筹资共同解决的。如果基层政府能将中央政府和农民提供的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尽其所能, 为辖区内农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基层政府和农民就不存在任何冲突。但是如前所述, 基层政府的目标是使上级对其考核评价最优化、获取上级资金支持最大化, 基层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时会不顾农民实际需求, 出现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现象, 不仅造成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得不到满足, 而且加重了农民负担,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另外, 公共品的成本分摊费用超出农民的承受限度, 农民会对基层政府的行为动机产生质疑, 甚至影响以后农村公共产品的筹资积极性。
4.2.3 农民与农民的博弈。
农民间的博弈主要表现在出资问题上。农村公共品的效应外溢性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 使得排除他人消费和收取他人费用是高成本的, 这就导致理性的个体农民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策略。这种个体农民的理性行为必然导致作为“整体”农民的发展困境。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中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从供给结构看, 存在多元供给主体间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从多元供给主体间博弈视角出发, 笔者重点剖析了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三个主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不可避免地出现利益的冲突,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表现出多元主体的行为差异, 最终导致农村公共品和供给结构失衡和总量短缺等问题。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启示:一是针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博弈, 政府应明确各级组织的财权和事权, 同时完善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的监管机制, 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二是针对基层政府和农民、农民间的博弈, 建议基层政府将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及开支公开透明化, 以此保持农民筹资的积极性以及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促进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摘要：以“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课题”调查数据为基础, 分析了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现状, 研究发现:从供给总量看,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品匮乏严重;从供给结构看, 多元供给主体间存在责任分配不明晰导致主体错位的问题。为深入探讨以上问题, 基于多元供给主体博弈视角, 重点剖析了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之间的行为博弈, 最后就如何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给出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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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中华”系 篇10
过去五年，华晨一直绯闻缠身，在如此尴尬的状况中，还是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规划：实现整车销售50.1万辆，同比增长44%。
与“十二五”规划中做强、做优、做大口号遥相呼应的是2011年1月29日，华晨中华A级车工厂落成，于上海车展期间推出中级车中华H530，并于广州车展催出首款SUV中华V5。
虽然华晨中华动作频频，但依然饱受质疑，同样饱受质疑的还有“祁时代”的掌门人，如何救“中华”已是华晨汽车董事长祁玉民自上任以来无法回避的话题。迄今为止，祁玉民在华晨工作了五年，对这个问题也研究了5年，但在2011年上半年，华晨汽车销量依然出现了21%的下滑。华晨内部认为，要将“中华”多培养一段时间后，等养“壮”了再赚钱。
“一般人在22岁之前没有赡养父母的能力，但在35岁之后就不一样了。”祁玉民说，他为华晨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是：“十一五”让华晨解决问题正常转动；“十二五”让华晨赚钱但不发财；“十三五”希望华晨财源广进。
2011年8月31日，祁玉民在H530上市时对外界声称，华晨赚钱不难花钱难，中华轿车可以再亏10年。与此同时，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也曾对祁玉民表示过，只要能把中华轿车做强、做大，愿意再给华晨十年时间。
十年，与世界汽车工业的百年历史相比，只是一个小节点；但与瞬息万变的中国车市相比，已经错过了黄金发展期，华晨未来之路依然经纪遍地。
布线收网
如果说华晨仰融时代是靠资本运作起家的，给当年的华晨注入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创造了一次华晨的高潮，那么上任五年的祁玉民也是走了这条路，从当年的“借债董事长”到如今的“不差钱”的掌舵人，华晨在资本市场中通过几年时间的布局放线，终于在2011年开始逐渐收网了。
自2009年9月华晨与国开行签订百亿元融资框架协议以来，双方决定在国际市场开拓、产品研发和产能扩建等多个项目领域中进行合作。
2010年9月14日，国家开发银行与华晨汽车集团发行短期融资券签约仪式活动在北京举行，这是全国首单含CDS概念的短期融资券。20亿元短期融资券的发行、百亿金融计划的启动，堪称中国汽车产业石破天惊之作，开创了我国汽车产业一经进入货币市场就直接融资的先例，实现了融资渠道多元化，探索出新的融资模式。
绑定了国开行的华晨汽车再也不愿意被外界评论资金问题。祁玉民宣称，在思路明晰、项目明确的情况下，华晨筹集发展资金的序幕已经拉开，资金问题不会影响华晨汽车在“十二五”期间的整体发展。
即便如此，但华晨与国开行之间的“交易”并未停歇。2011年1月，华晨又与光大银行在厦门签署了150亿元的融资框架协议；同年3月15日，渤海银行与华晨汽车集团首批30亿元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签约。
华晨融资路径大致分为两条：一是与银行金融机构合作，二是在资本市场中探索实践。有专家分析，华晨整体回归A股尚需时日，短期内不能为其发展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加紧与银行机构的金融合作，便成为华晨目前最为有效的融资手段。
总而言之，祁玉民在刚上任时就找钱，五年后还在找钱，但心情却大不相同了。五年时间，祁玉民已经摸索出的越玩越野的找钱路子。除了产华晨宝马外，也在专用车领域寻求突变，此外旗下七个风力发电厂也被业界多次提及，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华晨“不差钱”。布网多年来，华晨汽车也终于在2011年内开始收网了。
梳理复杂化
想当初，祁玉民曾连用三个“复杂”来形容华晨集团：产权关系复杂、人事关系复杂、业务关系复杂。五年后，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祁玉民逐渐将其各种复杂化的关系逐一理顺，让华晨逐渐远离是非之地，以求回归正轨。这样的变化带给华晨人前所未有的信心。
华晨曾一度被称为汽车界“黄埔军校”，迎来送往的高管无数。掀起华晨人事变动高潮的是在2009年年末“三朝元老”刘志刚的离开，致使老“华晨时代”彻底经历换血；而华晨旗下两家内地上市公司申华控股和金杯汽车的最高决策者，均由华晨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祁玉民一人担任，也被业内视为明显的收权行动。
祁玉民解释说，过去华晨的人事变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现象，请不要把现在的正常人员流动和过去的人事变动联系在一起。
2010年年初，董事长祁玉民携其全新的管理团队进入大家视野，他们分别是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晖、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院长邢如飞、华晨汽车国际贸易公司总经理杨永敬、华晨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沈毅、华晨中华汽车公司总经理彼得？阿茨勒。而后又有爆出，华晨计划在全球揽才70人进入研发、销售和金融领域。
在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在宝马工作了29年之久的彼得？阿茨勒，在其上任时曾提出了，三年至五年内要将华晨中华品牌打造成“中国的宝马”。彼得？阿茨勒在2011年的广州车展上告诉媒体，未来中华公司将成立自己的试制工厂，包括冲压车间、车身技术车间，也包括涂装和总装，为新车型的批量生产奠定坚实基础。这位谨慎的德国人上任后也迅速推出了中华H530和有“小宝马”之称的V5。
新工厂的建立、新车型的上市、新技术的研发，从2011年华晨汽车一系列举措中不难看出，此次换血收效不小。中外混搭团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华晨在经营团队上、管理上、研发上都缺乏精英人才的困境，但四大主营版块的高管换血，也不是其他企业董事长都敢做的事情。
理顺人才布局后，华晨汽车正在谋求下一步产品系列的完善，当年祁玉民接手华晨时，中华只有两款车型；而根据华晨汽车如今的产品规划思路，必须增添新丁。
据了解，华晨汽车目前包括C级、B+级、A级、A0级、A00级及SUV等多个品种的车型平台都正在研发之中。
2011年的祁玉民早已从当年的“空降兵”中脱胎换骨，成为底气十足的企业掌门人，亲手操刀了中华品牌未来十年的规划。祁玉民此举的真正用意是向外界传递出华晨集团愿斥巨资重塑中华轿车品牌的信心和决心。但也有分析人士猜测，这意味着即便未来十年内中华轿车依然会亏损，华晨集团仍将不计代价地往里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