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体制

韩国经济体制（共12篇）

韩国经济体制 篇1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主导型战略以及80年代技术立国战略以来, 总体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4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 韩国经济无论是从总量还是结构都已得到质的飞跃。目前已有诸多的文献论述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成功的原因等, 但几乎没有文献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方面来分析韩国的经济增长原因。笔者着重分析韩国产业增长和三大需求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拉动因素进行对比分析, 提出了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启示。

一、韩国经济总量的增长

韩国从1962年执行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到1996年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 经过6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高速增长 (分别是7.8%、9.6%、11.2%、5.8%、8.6%和9.8%) , 两个战略的转变, 从贫穷国家一跃进入高收入国家, 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工业国家百年的路, 创造了汉江奇迹。1962年GNP和人均GNP分别是23亿美元和87美元, 1992年分别是2945亿美元和6749美元, 2006年分别达到8882亿美元和18390美元。1996年, 韩国成为第29个OECD成员国, 步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韩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60年, 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38%, 2005年只占3%。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在6个五年计划中是持续增长, 从1960年的18%增长到1990年的42%, 在前4个五年计划20年中增长了19个百分点, 从1980年到1990年增长了5个百分点,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开始下降, 2005年是40%。从1960年到2005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持续上升, 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同时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60年, 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6%, 1980年是34%, 下降了32个百分点, 到1990年又下降了16个百分点, 6个五年计划下降了48个百分点, 年均1.6个百分点, 比任何国家都快。工业的就业比例是持续上升, 从1960年的9%上升到1980年的29%, 又上升到1990年的35%, 升了26个百分点, 服务业也在相同的期间上升了22个百分点。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分别进入了工业和服务业, 而工业占的比例更大些。

韩国是贸易立国的国家, 其经济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贸易。韩国的出口贸易大幅增长是在实行出口主导战略后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在“出口第一”的指导思想下, 从1962年的5000万美元出口额增长到1972年的16亿美元, 1977年突破100亿美元, 2000年达到1723亿美元, 2005年再创新高达到2847亿美元。在出口额迅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出口增长率最高时达到了40%以上, 虽然90年代后有所降低但仍在两位数以上。韩国贸易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过的奇迹。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 原料与能源进口需求的增加、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韩国的进口贸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62年的进口额只有4.2亿美元, 1977年突破100亿美元, 2000年达到1605亿美元, 2005年是2610亿美元。韩国进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低于出口的增长速度, 但起始金额远大于出口的起始金额, 因此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是呈现逆差, 除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逆差高峰外, 在1962年到1997年的35年里, 贸易逆差基本在10亿美元左右。1998年后, 韩国对外贸易进入顺差时代, 贸易差额也有所扩大, 2005年顺差达到了158亿美元。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1. 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次产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即各产业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份额, 这是一个动态指标。一般来说, 在一个多种产业组成的经济体中, GDP的增长率等于各产业增长率的加权和, 权数就是各产业的产出在基期占GDP的份额, 其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GDP, YO是基期GDP, VAi是第i个产业的增加值, Vio是第i个产业基期的增加值, Sio是基期VAio占GDP的份额。国际学术期刊上常用对数方式表示增长率, 则 (1) 可写成, 即是第i产业产出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应用公式 (1) 和世界银行出版的历年《世界发展指标》和《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 测算了韩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在40多年的发展中, 韩国的工业增长对经济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1961年到2005年, 工业的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产业, 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更是如此, 因此,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达到了48.94%, 其中制造业的贡献达到了46.51%, 高于服务业的贡献, 可以说是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尤其是实行6个五年计划的30年中。服务业增加值虽然在GDP中的份额一直高于工业, 但由于其增长速度低于工业,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屈居第二。农业增加值在GDP中份额的降低和增长速度的减缓双重原因, 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 只有6.44%。

在1961-1970年间, 服务业的贡献最大, 贡献率是41.82%, 原因是在1960到1969年间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最大, 其次是工业, 39.34%, 工业的快速增长使它的贡献次之。在1971-1980年、1981-1990年中,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分别是49.59%和50%, 原因是其份额的提高和快速增长, 其次是服务业。在1991-2000年间, 服务业的贡献上升为第一位, 52.61%, 工业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于第二, 44.97%。在2001-2005年间, 工业的持续增长使它对经济的贡献又上升为第一位, 54.68%, 而服务业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于第二位, 45.41%。在1961到2005年的各个分时段中, 农业增加值在GDP的份额越来越小, 而且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小, 使得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 在最后一个时段, 农业增长为-0.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下降为-0.1%。

2. 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按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有三个组成部分:最终消费支出 (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根据《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提供的数据, 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来看, 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61年至1998年均居于首位, 说明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支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次是资本形成总额, 除了1991-1998年间, 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40%以上, 说明了投资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而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在一路下滑, 从1961-1970年的67.97%下降到1991-1998年的27.91%, 下降了40个百分点, 原因是居民消费增长率的降低和居民消费在GDP中份额的下降,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在1999—2005年间只有2.29%, 只有经济增长率的49.7%。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波动状态, 但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99-2005年达到了19.62%。

货物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61-1970年间就达到了33.29%, 随后一路攀升, 到了1991-1998年间达到了71.73%, 增长了41.44个百分点, 充分说明了韩国出口替代战略的成功。

三、我国的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与韩国比较分析

1. 三次产业增长拉动贡献比较分析。1980-2005年间, 我国第三次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11.03%、52.39%和36.57%。在25年间,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 工业增长在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与韩国1960年到2005年情况相比, 相同的是贡献最大的都是第二产业, 最小的都是第一产业。不同的是, 在数据方面, 我国第一、二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均大于韩国, 第三产业远低于韩国, 主要原因是我国第一、二产业占GDP的份额均大于韩国的第一、二产业占GDP的份额, 第三产业的份额却远远小于韩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从产业增长情况看, 我国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略低于韩国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 第一、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大于韩国的第一、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

2. 三大需求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的前5年, 我国的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6.68%, 小于韩国的贡献, 而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远大于韩国的贡献。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降低是因为居民支出份额在GDP中份额的缩小和年均增长率的跌落。同样, 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远大于韩国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在2001-2005年间, 居然达到了52.68%, 而韩国在投资最高涨的时期 (1981-1990年) 只是达到了42.31%, 比我国低10.37个百分点。从一个方面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型的。近年来, 我国的出口有较大的提高,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提高, 但贡献率低于韩国。

四、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经过两次战略转变, 成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不仅有适时的战略方针政策, 并恰当的执行, 还经历了从农业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必经的阶段。

1. 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基石, 没有工业的快速成长发展, 任何一个农业国家不可能会经济快速发展而进入后工业化国家。韩国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 综观韩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从技术含量低、投资少的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到技术含量高、投资多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再到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 其产业的快速增长和顺应时势的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 并正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移动。今后应制定适当政策, 加快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进程, 适时地顺应国际形势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 各个产业在地区间发展也很不平衡。目前东部地区处于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 中部地区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而西部地区还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阶段。各个地区、各个省市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来发展优势产业, 寻求差异化、集约化, 在若干产业群内创造竞争优势,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这样不仅能保证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 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 也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 强有力的内需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韩国的经验表明, 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时, 旺盛的需求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内容之一。需求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需求是内需的主要部分, 保持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均衡发展, 才能保证经济健康、稳定的增长。韩国从1961年到1998年的各个时段,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内, 其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50%以上, 是典型的内需驱动型的, 而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几年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低于50%, 2001-2005年间只有27.57%, 而投资在进入21世纪的几年中却超过了50%。消费偏低, 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偏低, 投资偏高, 消费需求结构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危害。我国的消费率不仅低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 扩大国内需求, 挖掘消费潜力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工作。

注:[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批准号07&ZD007) 阶段成果]

摘要：文章在总结韩国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的基础上, 从产业增长和三大需求两方面分析了韩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在产业发展中工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尤其是制造业;在三大需求中, 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但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的下降却是不容忽视的。最后, 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几点启示。

关键词：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拉动

参考文献

[1].尹贤淑.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及启示.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3 (1)

[2].兰星, 李永平.韩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特征及其借鉴.改革与战略, 1996 (3)

[3].陈西果.韩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启示.改革与战略, 1996 (1)

[4].朱灏.韩国经济的复苏及其启示.亚太经济, 2007 (5)

[5].李柱锡.韩国经济开发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7)

[6].陈龙山等.韩国经济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12)

[7].历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韩国经济体制 篇2

我公司现委托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嘉华分社办客 人赴韩国旅游业务,现我公司愿保证以下事项:

1、客人在韩国旅游期间，我公司担保下述团员在韩国不延期、不滞留不归、保证在行程结束时离境。如团队中客人出现有延期、滞留不归者，我公司愿意承担每位团员人民币五万元整（￥50，000元），且承担法律责任。

2、边防检查站规定：团队必须同团出同团入。如违反规定，在境停留或滞留不归，我公司愿意承担每人的边防罚款，且承担法律责任。

备注：收到后，请核对好团队名单并盖章确认，如出团前我部没收到回复确认，费用向客人现收。如给各位同行带来不便，请多多包涵！此担公司盖章：

负责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月日

韩国“经济特区”之路 篇3

近年来，韩国实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和融入全球化经济的步伐加快，为其兴办经济特区创造了条件。

首个“经济特区”在韩建立

2002年年初，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了将韩国发展成为东北亚商业中心的基本构想。以财政经济部为首的韩政府各部门经过半年多的研究，初步拟定了“东北亚商业中心国家实现方案”，该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建设经济特区。

济州岛因此成为幸运儿。1998年，培育和发展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的综合开发计划出台。9月，总统发表了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的开发政策，将济州开发成具备观光、高科技、物流、金融等综合功能的城市，以建成比香港、新加坡更赋竞争力的国际自由城。2002年1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济州岛的特区地位。随后，又推出了《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综合计划》。2005年5月，韩国政府公布了有关济州岛法律行政地位的基本法案，将济州道（相当于中国的省）辟为“济州特别自治道”。2006年2月颁布“建立济州特别自治道及开发国际自由城市的特别法”，7月1日，济州特别自治道成立。

济州特别自治道具有自由港的主要特征，区内实行立法、财政、行政、人事等领域的高度自治。韩国政府给济州特别自治道下放了除外交和国防之外的1060项行政权力，其自治度大大高于韩国其他道和直辖市。作为自治道的经营模式，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实行人员、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人员出入免签证，货物出入免关税，对经济活动不实行行政干预。

济州道内将英语与韩语一道作为通用语言，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员都能够用英语进行自由沟通。按照韩国政府的计划，济州道将成为比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特区。

中央地方共同开发

从济州综合开发计划出台，到2006年特别行政道法案在由多数党派朝小野大相互制衡的国会获得一次性通过，显示出韩国各方对开发济州达成的共识。

2002年5月，济州国际自由城市开发中心（JDC）成立。这是韩国建设交通部所属的政府出资机构，为特殊法人，其任务是通过重大政府计划与项目、吸引投资、向投资者提供全面支持等，由此加速济州的发展步伐。

JDC副理事长金哲熙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开发济州需要大量资金，按照目前的模式，70%依赖当地私人资金和外资，30%靠政府财政出资。因为地方政府支配财政的能力和资金规模有限，所以中央财政预算支援通过JDC来实现。

JDC目前承担开发的是首期七大项目，待项目完成后，未来济州道自身的开发力量和权限将逐渐加大，并将超过JDC。JDC副理事长金哲熙表示，这种开发模式，是韩国政府的一项重大试验。

韩国如此大张旗鼓推动济州特别自治道建设，反映出韩国政府对于经济开发的新思路——为建立开放合理的经济基础，针对不同行业和不同城市及省份的发展特点，采取多种先进的经济模式和体制。

环保先行政策吸引

济州岛位于韩国大陆西南部，总面积1848平方公里，人口却仅为58万。济州岛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其秀丽的风光使其成为东方的旅游胜地。

JDC副理事长金哲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济州岛最大的优势是自然资源，济州岛最近刚被联合国确定为人类的自然遗产。所以济州岛的开发理念就是首先考虑保护好人类的自然环境，积极发展传统产业中第一产业和旅游业，不准发展制造业，有选择地在一小部分地区集中开发新的产业。“以汉拿山为中心，海拔500米以上地区完全不允许开发。”

济州岛开发主要集中在以下八大重点项目：高新科学技术园区、休闲居住、神话主题公园、济州健身治疗中心、购物中心、济州 — 空港自由贸易区、中文旅游区等，他们将提供多项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资。

为促进岛上旅游事业的发展，给投资者提供便利，济州道政厅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提供济州岛地理位置、机构、各种手续和法律等资讯，以及展示济州综合开发计划投资事宜的相关资料。

据悉，根据韩国“外商投资促进法”的规定，超过 2,000 万美元的企业投资将享受 5 年的税收减免优惠。 在济州岛区域内，所有在旅游行业中投资超过 1000 万美元的企业也可享受上述的 5 年税收优惠待遇。其它各种费用也可免除。减免税期为10 年（7年内全免，之后的 3 年内减免 50%），减免的税务类型包括国税中的公司税、购置税，地税中的购置税、财产税、综合土地税。而国家公有资产租赁期虽然少于 50 年（可以续约），但租金却全免。

欲与中国试比高

中国的旅游业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整体增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香港当前正专注于确立其“亚洲的世界城市”这一地区形象。这一切源于其在亚洲的商业中心地位。澳门目前也在向综合休闲目地发展，为顾客提供赌场、购物中心、会议中心、主题公园以及文化景观。

济州岛周边共有5个人口逾1000万的城市及其它12个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的城市，其间的路程只需乘坐不到2小时的飞机。据济州国际机场中远期扩建计划，截止 2020 年，有关方面将陆续投资 3.755 亿美元用于机场扩建。扩建计划的第一阶段计划于 2011 年竣工，届时机场年均航班起降将增至 122,291 架次。同时，机场设施经过改建后，每年可服务 2,021 万旅客。

160 个国家的护照持有者无需签证即可前往济州岛旅游或从事商务活动，并且可以在济州岛内停留 30 至 90 天。不久后，济州还将继续简化其出入境制度，再增加 17 个享受免签证待遇的国家，其中包括越南、蒙古国和柬埔寨。此外，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中国游客的停留期限将从现在的 15 天延长至 30 天。

每年到济州旅行的世界游客有一半以上都来自日本。然而，随着在济州短途航线中的上海、北京及其它发达城市逐渐成为重要的潜在旅游市场，到济州旅行的中国游客日益增多。

济州对游客有着巨大吸引力，如：自然环境、历史古迹、各种人造建筑、运动与娱乐场所。发展济州旅游业是韩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计划，曾在济州岛上举办过的各种大规模国际会议与活动更提升了济州的国际地位。这一优美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约500万名游客，而随着济州国际自由城市的发展，到2011年，济州每年将吸引1000万名游客。

韩国希望济州象中国的经济特区一样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全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恢复“四小龙”的雄姿。但韩国兴办经济特区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将会遇到不少困难。目前，韩国的投资软环境不甚理想，经济特区的特殊经济政策未“特”到位，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尚存，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韩国经济体制 篇4

(一) 金融深化、金融约束的研究背景

上世纪70年代, 麦金农与爱德华·肖从“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两个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对本国金融市场实行包括高估汇率、压低利率等金融抑制措施, 造成国内现代金融银行体系 (主要服务特权的国有企业) 与传统金融机构 (包括钱庄、信用社, 主要服务中小企业) 并存的二元结构, 削弱了政府货币政策效果 (麦金农, 1973) 。此外, 过低的官定利率不仅使资本市场资金供求失衡, 更使能贷到款的大企业几乎得到免费的资金供给, 从数量与质量两个层面降低投资效率 (爱德华·肖, 1973) 。金融深化则是指政府放弃对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 并在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之后, 使利率与汇率能够充分反映资金与外汇的供求状况。较高的实际利率既能够满足市场生产部门的资金需求, 又能够凭借市场机制淘汰低收益投资项目, 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 (胡海鸥等, 2012) 。

“金融约束”是指一系列包括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与资本市场准入限制的配套金融政策, 为金融部门与市场生产部门创造租金, 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赫尔曼等, 1998) 。“金融约束”与“金融深化”并不是对立的概念, 与此相反, 一个经济体通过金融约束, 反而能更好更快的达到金融深化这一目标。因为金融约束理论提倡对于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的控制, 使市场利率低于“金融自由化”下的市场利率, 高于“金融抑制”下的管制利率, 从而抑制金融机构间的过度竞争, 在渐进实现“金融深化”的同时能有效防止宏观经济剧烈波动。这一理论得到了包括韩国在内亚洲国家的认同, 并成为在这些经济体金融深化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二) 金融约束下的韩国金融改革与实证模型

上世纪70年代末, 韩国开始的金融改革, 主要致力于控制通胀, 提供稳定的外部条件。1980年, 韩国开始缩小政策性贷款利率与一般性贷款利率之差, 改变以往政府分配信贷配额的局面。1982年, 韩国实现了多家银行的股份制改革, 并降低银行业准入标准。自1982年以来, 政策贷款占银行放贷总额中的比重从18%下降到6%, 商业银行的数量翻了一番, 私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1993年, 韩国全面实现了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与资本自由流动, 1995年, 韩国利率实现自由化。从70年代末至2012年, 韩国虽然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多场金融海啸, 但国民经济依然维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与拉美暴风骤雨式金融改革不同的是, 韩国金融深化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 并在初始的阶段实行一定的管制利率。韩国的金融改革是在金融约束下的发展历程, 而非完全的自由化, 从而使本国经济有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适应过程, 避免了如拉美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经济的剧烈波动。

为了探究在金融约束条件下韩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改革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1990-2012韩国的M2、GDP、通胀率、股票市场市值、债券市场市值与商业银行放贷总额等指标数据作为样本 (来自彭博数据库) , 计算经济货币化指标与金融相关比率 (FIR) 。其中经济货币化比率是通货与银行活期定期存款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 (M2/GDP) , 它反应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化程度;金融相关比率则是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 ( (M2+L+S) /GDP) , 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戈德史密斯等, 1994) 。在建立回归模型时, 等式两边同取自然对数 (消除异方差) ,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实际意义, 将回归方程的基本形式设定为:

下标t代表了时间维度, ε为随机扰动项, lngdp反映了韩国在金融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 lnm2g反映了韩国经济货币化程度, lnfir反映了韩国经济金融化程度, lninf反应了韩国的通货膨胀程度。

二、金融约束模型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

数据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而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有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与NP检验六种方法。本文选取ADF方法, 并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阶数, 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如表1所示, 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都是平稳的:Δlnfir、Δlninf在1%下显著, Δlngdp和Δlnm2g在5%水平下显著, 因此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符合I (1) 过程, 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由于同阶单整性, 可以进行协整分析。

(二) 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 韩国各经济金融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 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使用Engle和Granger (1987) 提出的协整方法。这种回归方法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一组变量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平稳序列。如表2所示, 残差序列在1%上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备择假设。回归方程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回归方程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经Eviews计算后的回归方程为:

方程的拟合优度达到97.4%, 拟合程度良好。经济货币化变量、通货膨胀率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而金融相关比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符合前面预测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约束的背景下, 央行通过释放流动性提升一国经济货币化已不能推动经济增长, 而提高金融相关比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相关比率每提高一个单位, 将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4692个单位。

(三) ECM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考察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 现通过ECM模型来进行分析。令误差修正项ecmt=εt, 建立以下模型:

估计得到:

Δ表示差分算子, 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 而ecmt-1是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代表上一期的变量值对本期变量的影响。从上式可以看到, ecmt-1的系数为-0.2902, 反映了短期内由于随机扰动项的干扰可能会引起这些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波动, 但是最终将以 (-0.2902) 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况。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如果回归方程各个变量之间是协整的, 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能否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如果一变量受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如表3所示, 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率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增长无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有因果关系。

(五) 脉冲响应函数

从系统的脉冲响应来看 (如图1所示) , 提升经济货币化率或释放流动性一开始会对经济有一个正的冲击, 但到后期就会产生负效应, 也就是说提升经济货币化率或释放流动性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与先前协整方程与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是, 一国提高金融相关化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其效应远远超过了经济货币化率所带来的冲击, 这说明了一国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成长极为有利。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货币化在金融深化的初始阶段的确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但当一国金融深化程度加强时, 金融相关比率 (FIR) 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 且影响远远超过央行货币创造对经济带来的刺激作用。这是因为当经济货币化率大于1时, 经济体中的通货基本已经能满足日常商品流通的需要, 流动性的增加只会引发通货膨胀, 对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的促进作用。而金融相关比率则不同, 金融相关比率越高, 意味着单位经济流量所对应的金融资产 (包括通货、商业银行信贷、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越多。由于在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 金融资产发挥着沟通融资方与筹资方, 加速经济循环这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金融相关比率的提升能大大加快经济增长也不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 经济增长在Granger意义下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经济金融化程度与通货膨胀率都有着因果关系, 经济的扩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通货维持日常的运转与更多的金融资产满足融资与投资需求。综上, 在金融约束条件下,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 两者缺一不可。

中国目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与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十分相像: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 一般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并存 (政策性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 , 利率自由化尚未完成。韩国金融约束下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给我国金融改革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一) 坚持金融深化的最终目标不动摇

在金融深化过程中, 智利经历过高通胀的痛苦, 墨西哥也遭遇过“比索危机”, 这一系列金融危机的产生, 固然是因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还存在着不少漏洞, 但也与当事国激进的金融政策密不可分。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与资本的自由流动虽然使一国的金融市场更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威胁与国际游资的冲击, 但金融深化对当事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作用仍十分显著, 金融深化总体而言利大于弊。

(二) 借鉴韩国的“金融约束”之路, 渐进稳妥推进金融深化

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要遵循经济自由化的最优次序。首先, 政府应该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支, 控制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 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心, 营造出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其次, 建立起合理稳定的税收体系, 避免政府的过度举债, 为下一步降低准备金率做准备。再次, 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使实际利率上升, 增加金融机构之间合理范围内的竞争。最后, 适度降低银行业与金融业的准入门槛, 鼓励金融业内的竞争。在国内金融自由化完成之后, 放开外汇管制, 实现汇率自由化与资本自由流动。

(三) 在金融约束条件下, 政府应当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加强监管”

在当前“金融约束”的条件下, 政府既不是在“金融自由化”状况下, 只是市场的“旁观者”;也不是在“金融抑制”状况下, 只是市场的“命令者”。政府应逐渐摈弃行政命令式的金融市场管理方式, 让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金融深化也不是简单地取消一切法规和管理, 让金融业完全放任自由。由于金融深化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金融深化进程中, 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机构的有效监管, 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与经济金融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中译本) [M].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 (中译本) [M].上海三联书店, 1988.

[3]胡海鸥, 贾德奎.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 (第二版) [M].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4]赫尔曼, 默尔多克, 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M].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韩国经济体制 篇5

摘要：韩国在亚洲国家中率先摆脱金融危机，再次创造“汉江奇迹”。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加快企业结构调整,整顿金融秩序,发展高科技产业,大量引进外资,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条件下应注重从加大改革力度,培养企业竞争实力,发展规模经营,推进结构优化,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吸收韩国的有益经验。

关键词：韩国经济；汉江奇迹；借鉴

The Caus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reappearing Economic “the Han River Miracle” In South Korea

PENG Jin-ro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073)

Abstract: South Korea has got ou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arlier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re-created “ the Han River Miracle”.The main reason is that it took measures to adjust the enterprise structure rapidly, rectify the monetary order, develop Hi-Tech industry, introduce a great deal of foreign capital and inspire the national spirits, etc.With the further opening policy,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South Korea.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eform Deeply, foster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the enterprises, develop the scale-marketing,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enhance the national quality, etc.Key words: South Korea Economy;the Han River Miracle;use for reference

韩国曾在1997年11月17日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深渊，遭受了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打击。然而令人惊叹的是，仅两年后，韩国经济率先复苏并迅速 实现了“V”型反转，又一次创造了“汉江奇迹”。年均经济增长率已从1998年的—

6、5%蹿升近17个百分点达到1999年的10、1%，居亚洲各国经济增长之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6300美元升至1999年的7700美元；韩元兑美元的汇率在同期由1800：1升值到1150：1；外汇储备由540亿美元升至750亿美元；经常性收支也因外贸顺差的巨幅增长（由原来的负增长增至100亿美元）而首次成为债权大于债务的国家，这同危机严重时背负1569亿美元外债和仅剩37亿美元外汇储备并不得不伸手向国际社会求援的窘况形成了鲜明对照。

何种原因促使陷入深重危机的韩国经济又一次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恢复并再现辉煌，其中提供了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探讨这些重要问题有益于深化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条件下推进改革、发展和防治风险的理论与实践。

（一）韩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原因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大企业结构调整，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过去几十年里，韩国实行的是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用政策手段扶植了数十个超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曾在一定阶段对经济发展起过带头作用，但因长期受到较多政策扶持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盲目扩张，随意借外债造成资产负债率过高；盲目推行多元化经营，影响主营业务的发展；注重规模扩大，疏于技术改造；内部管理不规范，企业竞争力下降。积累的矛盾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集中爆发，从而彻底粉碎了“大马不死”即企业规模越大就越不会破产这个被韩国企业界奉为“神明”的模式。在过去排名前30位的大企业集团中，目前仍能维持原有地位的寥寥无几。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宇集团已经解体；汉拿、海泰等4家集团或者被法庭管理或者破产；双龙、东亚等7家集团被列入整顿之列……。

无情的事实使韩国政府认识到，关键的问题不是企业的大小，而是竞争能政府就大力度地对企业进行了结构调整。首先，推出了“企业互换”政策，通过企业之间合并、分离、出售等产业置换，迅速淘汰集团下属的劣质企业，使这些大企业集团把主要力量放在原先已确定的重点经营领域上来。如现代集团1999年减少了48家下属企业，今年还将减少7家。LG集团、鲜京集团等去年也分别削减了15家和10家下属企业。三星集团去年通过清理23家所属企业，将主要经营领域已经集中于半导体、信息通信等占优势的行业。目前韩国大企业集团主要产业的分工基本形成：现代集团独占汽车工业的鳌头；半导体工业 力的强弱和企业效率如何。因此，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形成了现代和三星并驾齐驱的局面；家电工业主要为LG、三星和大宇电子公司三家鼎立；鲜京则在能源和化工行业领先。其次，政府要求消除贷款的交叉式担保，促使企业变卖自己的优良资产，用变卖所得补充自有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这使得30家大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的平均水平由危机发生时的500%按要求在1999年底降至200%。再次，韩国对国有企业采取了民营化的方法进行调整。金融危机后，政府提出了“98民营化计划”，并被分阶段实施。第一批公布了11家企业，其中5家如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在一年内实现了民营化。第二批公布了55家企业，其中12家在一年内实现民营化，其余在2002年之前完成。由此韩国国有企业的2/3将通过出售股权实现民营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资本也被获准同国内资本一样购买股权。此外，政府还在改善企业内部管理和提高经营透明度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规范，如为与国际接轨使企业帐目如实反映经营情况，全面实行了国际标准的复式会计制度；为加强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强化董事会功能和股东监督功能，增加了公司外人员担任理事，扩大小股东权利等要求。

2、整顿金融秩序，改革官治金融理顺监管体制。

韩国的金融业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政府管制过多，突出表现在融资方式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性融资控制银行，用控制金融机构的办法掌握着资金分配的权力，同时还限制直接融资方式的发展。由此金融业成为改革滞后的部门，不仅银行自有资本比例过低，而且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结果造成了金融机构的大量呆帐坏帐和巨额债务，并由此引发危机。

韩国对金融业的整顿始于1998年上半年，采取了清退破产、合并及向海外的5家商业银行，将7家银行合并成为实力雄厚的超大型银行，并把最早发生危机的第一银行和汉城银行通过国际招标拍卖给美英财团，把双龙证券公司50%的股份卖给了美国早安公司。此外，政府还对大量借入国际资本市场的短期资金，在韩国发放长期高息贷款从而加剧国家外债结构不合理、规模过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综金社进行了整顿，关闭了16家，要求余下的14家限期按标准整改，使其自有资金的比例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水平。

与此同时，韩国突出强调放弃政府对银行业务的直接干预，改为通过金融监管委员会加大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鉴于各种金融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分立的监管部门不利于统一、高效监管的情况，韩国将原来分立的四个监管部门（银行监督委员会、证券监督委员会、保险监督委员会、非银行监督局）于1998年4月1日改组合并为统一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由其负责制定、修改监管条例，规定金融机构的操作范围，解决有关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与批准问题，解决 出售转让三项措施。如关闭了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恶化、恢复无望 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监管问题等。并以五大原则（自由市场机制原则、保护消费者原则、承担责任原则、透明原则、与国际标准接轨原则）为依据，履行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

3、转变增长方式，扶持高科技产业及风险企业发展。

爆发金融危机后，人们对本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普遍认为韩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外延扩张型和速度型发展模式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和深化的重要原因。这种发展模式使速度成了韩国以往几十年中经济发展的生命。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投入大量的物资、人力和资金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在市场需求品种少、大批量的时候还行得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世界经济进入开放化和信息化时代，技术、信息、质量等的作用愈发重要，韩国仍热衷于走速度型外延增长道路，缺乏成功的产业升级相配合，由此导致了产品的技术竞争力赶不上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加之相当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又遇到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因而在危机前夕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这是酿成金融危机爆发和深化的基础原因。

经济危机的教训和国际社会对高科技领域的争夺，使韩国政府和企业猛醒。为了扶持高科技产业，促进经济恢复并积蓄发展后劲，提高韩国的国际竞争力，政府实施了“21世纪精英工程”，即从1999年至2005年7年间，每年投资2000亿韩元，以信息通信网络、计算机、人文科学等为重点兴建研究生院和大学14—17所，在汉城大学等高校内兴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中心。同时政府重视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的开发，鼓励向“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向作为韩国今后经济发展“主力军”的风险企业投资。为此，韩国政府不但确定了1万亿韩元风险企业基金的来源，还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措施，如设立“韩国技术交易所”，促进技术转让和商品化；建立“国际技术代理人”制度，以吸引海外韩侨科技人才；在中学开设培养企业家精神的课程，在因特网上开设“网络风险企业大学”以培养人才。针对风险企业大多集中在汉城地区的情况，政府还特别注意将创办风险企业的热潮引向地方城市，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20个风险投资区。韩国的大企业财阀们也在实践中认识到，现存的“烟囱产业”已快走到了极限，若不发展具有无限潜力的电子、信息通信等风险企业，就有可能在今后的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各财团已开始将大量资本由过去投向“重、厚、长”大型设备投资的模式转投至新兴科技产业之中。从1999年末至2000年4月初仅4个月时间，现代、三星、LG等大企业财团已累计投入了12亿美元资金，用来收购国内风险企业的股权。如今在韩国，风险企业正在以每天10家的速度迅速增长。据韩国财政经济部统计，在1998和1999年中，韩国创办的风险企业近5000家，其中大部分是在1999年一年中涌现出来的。仅一年中，它 们就创造了27万多个就业岗位。据韩国政府的预测，至2005年，风险企业的数量将增至4万家，创造就业岗位120万个。与产业结构升级、风险产业投资增加相联系，大力网罗人才的争夺战在韩国也已迅速展开。为了留住人才，大企业集团纷纷推出新政策，如对技术人才实行“股票优先购买权”；对经营利润超过指标的部分进行“成果分配”；打破论资排辈惯例大胆起用年轻技术人才担任领导职务；提供优惠待遇广招海外高级人才等。目前，风险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两年来韩国在数码电视、大屏幕电视、环保型汽车、半导体等方面不断有领先世界的技术创新出现。最近，三星电子又领先制造出520兆超微型存储芯片，预计它的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万美元，2004年达到411亿美元。

4、大量引进外资，为经济增长注入新鲜血液。

韩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发生后资金潮水般外流，境内资金极度匮乏的困难局面，为从根本上防止外资流出和吸引外资重新注入，于1998年5月颁布了新《外国人投资促进法》，并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具体有：放宽对外国人在韩国投资的限制，韩国企业中外国人持股的最大比例由危机前的50%扩大到55%；放弃对短期金融市场和期限在5年以内国外贷款的控制；准许财务健全的企业自由借入海外的短期资金；开发外国银行在韩国的外汇贷款业务；开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实行衍生金融交易自由化；放宽对外商投资产业种类的限制，开放不动产市场；允许外国企业收购韩国国内企业，在1148个行业中，只有22个行业保持不对外开放；改善对外国投资者的服务，减少投资程序，提供一次到位服务。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其他辅助措施，如重点外商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前7年全免，7年后3年免收50%）；提供为期50年的低成本租用土地；建立自由投资区，地点由外商自己选定等。上述政策和措施稳定了在金融危机中起伏不定的韩国金融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同时也使得国家的信用度回升。1998年，韩国的外国投资增长率在亚洲国家中居于首位，增长了27%，达88.5亿美元。1999年外资流入额更是一路上扬、成倍增长，全年引进外资额高达155亿美元，为韩国经济复苏并步入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韩国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对外资开放及能够提供充足风险资金的资本市场。这个类似美国华尔街股市那斯达克市场的二板市场—高斯达克证券市场，为大量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财源保障。目前，韩国的风险投资公司正在积极与海外投资基金合作，扩大融资规模。

5、长期的素质教育收到实效，强烈的民族精神对摆脱危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韩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危机中摆脱出来，同其长时间以来重视发展教 育，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注重民族自立精神的培养有着直接的关系。韩国教育的特征之一是在加强科技知识教育的同时加强“精神教育”，而且从幼儿园抓起，贯穿于小学、中学、大学全程教育始终。尤其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全国上下各种舆论工具利用各种有效形式进行的大力度宣传，更造成了一种国民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环境。正因为具有这种氛围和素质，韩国民众在国家资金极度困难之时，自觉捐款献金，低价出售珠宝首饰为政府筹集了13亿美元巨款；在韩国股市低迷，企业难以进行直接融资之时，股民踊跃入市，使众多渴求资金摆脱困境的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的融资度过了财务危机；在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减少国办高等学校教职员工的1/4工资时，减薪者泰然处之；在韩国经济萎缩、产品外销受阻，遭受着“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困难”之时，国民青睐国产品牌、动用储蓄资金（韩国34%的储蓄率）在国内进行旅游消费等的一致行动，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消费，使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得以扭转，支持经济走出低谷。正是上述在国家陷入危机后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为世界所动容的高度爱国精神和超强的凝聚力，形成了创造“汉江奇迹”的精神支柱，为韩国经济能够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率先全面复苏并步入快速增长，创下同样发生危机国家未能达到的记录奠定了基本条件。对此，韩国知识界也高度评价、津津乐道。

（二）分析韩国迅速克服危机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启示 ：

1、实现经济迅速反转重在推进大力度多方面改革。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几乎颇临破产的韩国经济，能够最先摆脱危机阴影，重新站立起来，同金大中政府大刀阔斧彻底的推动改革有着直接关系。关掉三分之一银行和200家金融机构，裁减4万政府工作人员，切割重组财团活化经济等一系列大幅度挥泪向自身开刀的改革措施，使重创后的经济现出曙光。如以金融业为例，金融透明度明显增强，外资对韩国金融市场的信心开始恢复，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重新开始回升。我国虽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危机的隐患是存在的，金融方面的隐患尤其严重。在金融国际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入世在即使金融风险加大，我国应抓紧时机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改革。要解决国有金融机构产权单一的问题，铲除单一产权衍生的一系列弊端；要清整金融机构，彻底挖掘危机隐患；要加快企业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负债率，允许优质资产参股银行，使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金得到充实；要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取代贷款规模指令性管理，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发展股票、债券、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深化改革的内容很多，韩国及一些国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我们应该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结合本国特点尽早采取措施消除爆发危机的自身隐患。只有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开放中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内经济安全。即使因外部诱因出现问题，也会程度较轻，解决起来较为容易。

2、政府的经济职能重在培植微观主体的竞争实力和强化监管。韩国以及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和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政府主导”有其合理性。但是，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保护。如果继续强化政府对银行和大企业集团的过度保护，并借此要求银行无条件支持企业，这种政府同银行、同企业的关系，必然会导致银行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退化，埋下银行巨额呆帐坏帐，企业高负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引患。因此，政府的干预方式、时机和程度都要适度，应该将工作重点尽快由扶持银行企业转到培育竞争机制、竞争能力和强化金融监管上来。政府的金融监管应包括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严格管理。如按照国际标准进一步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现状；在整顿金融结构时，可借鉴韩国做法，视各类机构的资产结构和经营状况采取破产、合并及向外资出售转让的做法；对于银行资金的放贷，应吸取教训，限制向回报率低、易造成呆坏帐的行业和企业提供贷款，限制向非生产性活动提供贷款，停止贷款给不能偿还现有债务的企业等。

3、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重在实现有竞争实力的规模经营。

为使企业形成合力，增强在国际市场上抗拒风险的能力，韩国在金融危机后通过“企业置换”对大企业集团削弱主业、多元经营、重复建设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大力度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做法值得我国重视和研究。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原计划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各地区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的情况，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因而企业达不到规模经营，尤其是许多行业缺乏市场占有份额高、资产规模增值快、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由此造成分散企业的过度竞争，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种状态，不仅同国际企业发展趋势相违背，而且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更使众多国有大企业在入世后面临危险。因此，我国必须下决心培养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市场占有份额大、成长前景好的大企业集团。在培育中，应注意吸取韩国的教训与经验。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政府的导向与必要干预，借鉴韩国“企业互换”的精神和思路，不因遇到阻力而退缩。另一方面，这种干预不应只求规模大，而应重在实现有竞争实力的规模经济；不应凭想当然，而应遵循市场规律去运作。要赋予企业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权力，积极塑造使企业通过自身努力铸造企业航空母舰的机制与条件。

4、产业的调整重在以科技为龙头的结构优化。

韩国在爆发危机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以及对高科技产业大力扶持的措 施和行动，进一步印证了当今与将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领域竞争的结论。同已经在新经济浪潮中落伍的韩国经济相比，我国对高科技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更加薄弱，许多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长期依赖进口，以高科技为龙头的产业结构层次更低。因此我国目前应加大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扶植力度，增加投入，在资金、人才配置、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上实施重点倾斜，使其尽快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当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忽略自己的国情。目前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决定了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过度抑制技术水平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把发展科学技术置于总的战略核心地位，并注重技术引进和科技成果的转换，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建立和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密集程度。这方面要吸取韩国教训，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和目前韩国扶植高科技发展的经验，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开发和技术改造力度，拓展科技成果应用范围，以科学技术为龙头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5、国民教育重在提高整体水平和综合素质。

三星是否绑架了韩国经济？ 篇6

一首《江南style》，让全世界都知道韩国首都首尔有个江南区，但同样是富人聚居地、与江南区仅隔了一条江南大路的瑞草却鲜有人知道。著名的三星集团总部——瑞草大厦，就位于此。

富可敌国的三星

瑞草大厦竣工于2008年，塔楼分为A、B、C三座，依次为三星生命、三星物产和三星电子所有，总投资10亿美元，在寸土寸金的韩国首尔，其总建筑面积高达23.9公顷。

如果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还不足以说明三星在韩国的地位，那么我们还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2013年初，作为三星集团下属最大子公司的三星电子宣布，2012年该公司全年销售额为201.1万亿韩元（约1，8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9%；净利润为23.8万亿韩元（约214亿美元），同比增加73.3%。

相对于韩国多数企业惨淡的业绩（2012年韩国资本市场上市的499家企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减少6.9%），这一数据堪称完美：三星电子的全球销售额占韩国2012年实际GDP（1103.5万亿韩元）的18.22%，其净利润占这499家上市企业净利润总额的36.8%。

这一成绩，得益于2012年全球移动互联终端市场规模的井喷式增长，以及三星智能手机及内存芯片出货量的猛增。

众所周知，美国的苹果公司定义了如今的智能手机标准，但它只创造了一个时代，而并没有将其牢牢控制住。尽管根据《福布斯》4月18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苹果仍以4166亿美元市值蝉联世界上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但据全球市场调研机构IDC的数据显示，其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智能手机出货量（3740万部）及市场占有率（17.3%）均远远低于三星（7070万部，32.7%）；而在盈利方面，三星净利润同比提高了42%，而苹果则下降了18%。

“江汉奇迹”与财团经济

三星的庞大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韩国经济的特点——经营规模巨型化的大企业、大财团在韩国经济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财团，几乎是韩国经济的全部，伴随了韩国经济整个腾飞的过程。

财团并不是韩国特有，美国有十大财团——洛克菲勒、摩根、第一花旗银行、杜邦等，这些财团通常从某一行业起家，经过几十甚至几百年的市场竞争逐渐发迹。与之相比，韩国财团的形成是私人资本和政府权力勾结的产物。

朝鲜战争之后，饱受战争创伤的韩国可谓一穷二白。为尽快实现战后重建，韩国实行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内稀缺的资本集中起来支持大企业发展。由此，以三星、现代为代表的家族财团依靠有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迅速崛起并粗放式扩张，让韩国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不相上下的“弹丸之地”仅用三十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

这一被称为“江汉奇迹”的经济增长在1997年戛然而止。这一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前三十大财阀中有一半倒下，韩国第二大企业大宇集团也因背负800亿美元的重债被迫倒闭，成为韩国历史上金额最大的企业倒闭案例，大宇创始人金宇中为此逃亡海外长达五年。

危机过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下，韩国开始对大财团进行改革，压缩它们的业务领域，现代、LG等相继专业化经营。与此同时，三星也开始放弃外延式扩张的老路，专业化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

这种壮士断臂的结构性改革让三星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突飞猛进，很快成为了韩国第一大财团。以2013年5月3日收盘价计算，三星电子市值超过2200亿美元，和排在三星之后的韩国其他九大企业的市值总和相当，约是日本五大家电巨头（夏普、东芝、索尼、日立、日本电气）市值总和的4倍。

大而不倒的“全民公敌”

毫无疑问，三星电子是当前世界消费电子领域的伟大公司之一。目前，三星电子在液晶显示面板、存储芯片等多领域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首位，并掌握了智能手机芯片、内存、闪存、屏幕等智能手机关键零部件的定价权。

即使是苹果这样伟大的公司，在与三星直接竞争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制于三星全产业链的优势：三星电子为iPhone提供了总价约40%的核心零部件，包括屏幕、储存芯片、处理器甚至电池，每年涉及金额超过70亿美元。

为摆脱三星电子在核心零部件供应上的制约，苹果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去三星化”。但毕竟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像苹果一样“拿得起放得下”，在韩国有很多中小企业难以逃开三星电子的影子。这些企业通常为三星代工生产零部件，三星禁止这些企业向苹果等竞争对手提供零部件，使这些小企业面临巨大的大客户风险，完全受制于三星。

除韩国中小企业在三星的夹缝中难以生存外，三星还因政治贿赂臭名昭著。

一手造就“三星神话”的李健熙是三星第二代领导人，也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哲的三子。1995年，李健熙曾因涉嫌向前总统卢泰愚行贿遭到起诉，被判两年缓刑，1997年被豁免；2005年，李健熙又因卷入贿赂韩国国家党前主席李会昌事件避居海外；2007年11月，曾任三星集团法务主管的律师金勇哲举报三星集团私设巨额贿赂基金；2008年4月22日，李健熙迫于社会压力引咎辞职，同年7月首尔高等法院以逃税、违反信托、渎职3项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另处罚金1100 亿韩元。

虽然这一避重就轻的判决引发了舆论的不满，但2009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仍然不计前嫌地赦免的李健熙，理由是希望他能带领平昌申办2018年冬奥会。

尽管最终平昌取得了2018年冬奥会的举办权，但韩国民众已然悲观地认为：政府之所以对三星如此宽容，是因为三星已经绑架了韩国经济，它让一个人完全靠一个公司提供的产品、服务生活成为可能——你在三星集团工作，下班的路上玩着三星的智能手机，回到由三星建造的公寓里，打开三星电视机，而电视里正播着由三星赞助的棒球比赛。此外，你还可以买三星提供的人寿保险，去三星开的医院体检，或去三星的游乐园放松。甚至当你去迪拜度假时也会发现，迪拜的标志性建筑、世界最高大厦——迪拜塔也是由三星负责建造的。

在我们抱怨中石油垄断绑架中国消费者时，不妨换位思考一下，想想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2012年，中石油实现营收21952.96亿元人民币，仅占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519322亿元）的4.2%。如果一家营收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4%的企业已给我们造成如此多的困扰，那么占韩国GDP近五分之一的三星对韩国民众又意味着什么呢？

韩国经济体制 篇7

1945年韩国独立, 他们效仿美国金融体制。1950年6月, 韩国政府制定《韩国银行法》, 以此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职权, 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1961年“5.16”政变之后, 政府开始成为金融体制和经济发展体制的主导者。1962年韩国政府就原先的《韩国银行法》做重大修改, “官制金融”时代由此拉开帷幕。韩国先后经历了自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改革, 之后其金融体系基本稳定、维持至今。

受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 韩国固有金融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 至此金大中为首的韩国领导人带领新一届韩国政府对金融体制作了重大变革, “二级金融制度”由此形成, 事实证明其效率较原有体制得到了很大提升。该“二级金融制度”下的韩国金融机构包括非通货金融机构、通货金融机构、中央银行等三大类别。而由一般银行和特殊银行组成的通货金融机构又名第一金融圈;非通货金融机构由开发机构、投资机构、保险机构等组成, 又称为第二金融圈。

二、韩国金融体系的特点

首先, 韩国以低效率政策的实行为其重要特征。所谓低效率政策的含义是:政府制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尽管低利率政策造成了银行的存贮能力被削弱以及其它弊端, 一些列动荡致使韩国放弃低利率政策而尝试采取“利率现实化”, 但是70年代韩国政府为了改变企业无资可贷、无利可图的惨淡局面, 实行8.3措施, 重新实施了低利率政策。

另一重要特征是国家金融, 它指的是政府主导运用各种融资手段, 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协助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其三大职能分别是融资有偿性、政策性、优惠性。国家金融在60年代韩国经济繁荣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打造了“汉江奇迹”。

三、韩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破坏, 1997年后韩国政府对金融体制作了重大变革, 此次改革重点在于转化政府对金融业的强制性调控、以及整治大型企业垄断金融业的现象, 最终目标是为了发挥市场对金融体系的调节作用, 建立健康合理的金融秩序。

第一, 韩国政府特别对金融监管机构作了重大调整, 成立了金融监管公司、金融监管院和金融监管委员会等监管部门。金融监管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对金融管制的法律法规作出合理释义, 并对所有金融机构的营业执照实行发放和吊销, 以及审查下属的金融监督院的日常工作;金融监管服务公司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无资本, 它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和中央拨款以及部分金融企业的缴费, 它主要的职能是:督促各个金融企业, 监督各种非法交易, 切实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协调金融企业和民众之间的纠纷等;金融监督院是一种公益机构, 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其它金融机构给出经费, 其最高目标是为高质量的金融监管机构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些部门是独立机构, 且直接对总理负责, 促进了金融业摆脱政府强制管理的旧模式, 同时对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 修订《韩国银行法》。中央银行的行长直接由总统授权指认, 并同时担任拥有制定货币政策的货币委员会主席。该法的修订提高了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流通等政策制度方面的独立性, 同时有利于维持价格的稳定。

第三, 重建韩国资产监管公司。韩国资产监管公司主要通过出售资产以及发放债券筹款, 它的职能是负责处理金融机构中的非法贷款。韩国资产监管公司为金融机构改革过程提供了资金支持, 有力地促进了改革的实行。

第四, 加强保险和存储资金的地位。韩国政府将保险、基金和证券等各项金融机构和公司重新组合成为韩国储蓄保险公司, 以此保护储蓄者的利益。储蓄保险公司为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保障, 并且为需要移交命令或者申请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以协助它们向金融监管委员会提交申请。

四、韩国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1979年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开始向计划经济体制转变, 伴随而来的是金融体制的深刻变革。2009年创业板的设立是中国的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指标, 相信未来的中国创业板市场能够层出不穷出类似英特尔、微软的享誉世界的名牌企业。众所周知,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要时刻防微杜渐, 严肃看待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中国和韩国的金融体制变革从未间断, 其中的变革方式方法与韩国确实存在十分类似的方面, 如多元化的商业银行股权策略的实行、强化风险信贷的管理等, 以及政府对非法及不合理贷款的宏观调控。日本和韩国在战略上都注重超前的金融发展以及金融正策划, 这足以证明经济迅速发展中超前化金融的关键作用。纵观韩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 合理发挥政府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作用。金融体制改革中, 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 即要统领全局、时刻掌握经济发展状况, 又要科学地实施改革措施, 使经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能够防攻有度。金融体制变革中, 韩国政府起到引导、支持和保障的作用, 在政策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目标。政府提倡权责分明, 并不过分干涉, 而是充分让金融机构行使自身的管理自主权和独立性。但是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方面的事物, 政府责无旁贷地进行监管处理, 从而保障金融行业的顺利发展。另外, 政府在行使上述职权的同时进行多方位的修改、完善和进步。在保证对金融机构合理管制的条件下, 维持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在处理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关系方面, 除了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应对非法贷款, 政府倡导金融机构提高风险危机意识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

从以上韩国政府的作法中得到的启示是, 中国也应该借鉴政企分开的理念, 合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为企业发展提高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帮助, 而不该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管理事项, 在处理金融机构非法贷款的同时应加强对其的监管。

(二) 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和运营机制。首先, 促进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 建立高效合理的政策协商体制和信息分享平台, 填补监管漏洞。如效仿韩国建立监管委员会, 该委员会承担协调金融监管的工作并作定期审查。此举不仅有利于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同时还能够提升金融监管品质。其次, 应该重视汇率体制的改革、稳定汇率政策, 避免出现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货币贬值的状况。另外, 可考虑建立由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 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资金来源。

(三) 适度地加强金融领域引进外资的力度, 提高四大国有银行的市场竞争意识, 逐步降低少数国有银行的垄断现象, 尽管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对国外的银行实行了国民待遇, 但是想要打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仍然要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强制控制。适当地引进外资有利于提高对本国银行的治理水平、促进风险体制改革, 亦是国有银行走向海外的关键所在。

(四) 切实提升融资的效率和质量。在大面积借鉴韩国等先进国家的经验的同时, 我们对中国的国情要有清醒深刻的认识, 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的金融领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们更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道理。近期美国信贷危机对国际金融的冲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 究其原因是金融过度虚拟化从而引发金融资产价值的过度膨胀。引以为鉴,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必将带来金融资产总量的增加, 我们不能只看到现实资产的增加而忽视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

2 1世纪的金融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具有鲜明的时代挑战性, 各国对金融问题的认识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而作为赶超型国家的中国更加有必要从全新的视角审视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 等.东亚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作用[M].日本经济新闻社, 1996.

[2]、陈龙山, 张玉山, 贲贵春.韩国经济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韩国经济体制 篇8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二元经济转型就是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为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经济结构,转型过程的关键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适当的技术选择和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尤其是技术创新可以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以及通过资本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和使用,扩大就业空间,吸收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此,技术创新在二元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对亚洲四小龙之首的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发展历程考察,技术创新已成为该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根据相关研究,韩国50%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起源于技术变革[1],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韩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型的经验值得我国研究和参考。梳理相关文献,国内大多数学者主要从3种角度研究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借鉴问题。有的学者从技术创新整体出发[2,3],也有从影响技术创新的个别因素,如经济政策倾向性、创新方法选择等视角研究对我国的借鉴[4,5],还有从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背景的角度进行探讨[1,6]。本文打破传统研究技术创新国际经验借鉴的思路,从我国当前所处的转型阶段出发,基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探讨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为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基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考察韩国技术创新的发展历程

韩国在1945年独立之前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缺乏、资金短缺、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农业小国。1962年步入经济发展期,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至1991年的6498美元[7],韩国几乎是用30年左右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成功实现了由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化与科技创新型国家的转型,由异质的二元经济成功的转型为同质的一元经济,不仅创造了“汉江奇迹”,而且成为“东亚奇迹”的领头军。

1.1 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与强化时期(建国初期~20世纪60年代初):技术创新萌芽阶段

韩国建国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196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3%,而农业劳动力却占就业总人口的57.1%[8];城乡发展极其不均衡,农民收入非常低,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并逐渐深化。这一时期,韩国虽然试图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科技发展的步伐缓慢,只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部分原材料进行生产,技术创新的思想处于孕育的萌芽时期[9]。

1.2 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型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阶段

60年代初,韩国政府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在大规模发展非农产业的同时也开始了二元经济转型之路。由于这一时期韩国劳动力充足、成本低,技术引进主要是偏向劳动的中低档技术,产业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初,韩国加大科技投入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主要用于发展钢铁、机械、电子、汽车和石油等重化工业,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期间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960年58%降至1976年的36%[8],进入80年代后,韩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消失,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10]。

这段期间,韩国技术发展政策大多倾向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的途径获取和吸收国外技术;政府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所和技术进口信息中心以促进外国技术在韩国的应用和扩散;同时采取研发投资、税收优惠与财政奖励等措施支持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1.3 刘易斯转折点以后的经济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技术发展内在化和自主创新阶段

80年代后,韩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产业结构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

这一时期韩国的技术创新分为两个阶段:(1)技术发展内在化阶段(1980~1990年):实施“科技立国”战略,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科技投资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81年的0.89%提高到1993年的2.31%,研究开发费用占当年GNP的比例从1980年的0.58%提高到1993年的2.3%[6];同时加强海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技术创新人才的质量。80年代初,韩国企业研究所从47家猛增至3825家,企业研究人员由数千人增至近9万人,千名职工中拥有研究人员45.1人[6],达到英、法等发达国家水平。

(2)自主创新阶段(1990至今):20世纪90年代,进入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韩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以科技知识为推动力的头脑强国”的口号,制定《尖端和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计划》、《为克服经济危机开发技术特别对策》等中长期科技计划,这一阶段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和建立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园来加快技术自主创新迅速发展。从二元经济结构视角总体考察韩国技术创新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可参见表1。

2 韩国技术创新的经验

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了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韩国技术创新的历程,走的是一条“技术引进—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技术创新”的道路。

2.1 模仿创新是技术创新的起点

模仿创新并不是简单的模仿,是指企业通过学习模仿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创新行为,吸取率先者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引进购买或破译率先者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秘密,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完善,进一步开发和再创新的渐进性过程[11]。由于这种模式具有技术上的跟随性、产品的差异化、市场适应性强、研发周期短、开发成本低、成功率高等特点[12],成为许多后进国家和地区追赶先进发达国家采用的重要技术战略发展模式,韩国也是其中之一。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技术创新的主要自标是引进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把技术研究与开发视为次要目标;80年代后期,技术政策主要向加强自主研发方向转移。可见,韩国在起步阶段主要实施模仿创新,大大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

2.2 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

韩国在推进技术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政府的引导激励。韩国政府通过制定总体或者专项计划为技术创新提供方向引导;同时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政府适时进行角色转变,采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企业技术开发资金制度”、“风险投资企业的支援制度”等措施,实行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间企业培养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督调控。通过立法为技术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先后颁布了《科学技术促进法》等十余部关于技术创新的法律,并以此为准绳出台相应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对引进技术进行严格控制和考核,韩国政府只允许引进关键技术,并对每一项引进技术都提出相应的消化吸收目标,还利用审批和评价系统进行跟踪考核。1960~1984年韩国共引进3073项技术,其中得到消化吸收的技术达到70%[3]。

2.3 教育是技术创新的基础

韩国技术创新的成功与国民良好的教育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分不开的,这与政府高度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密切相关。韩国很早就提出了“人才立国”战略,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资占政府预算的比例从1951年的2.5%上升到1985年的28.2%[4],入学率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提高,适龄儿童小学、初中、大专和大学的入学率分别从1953年的60%、21%、3%增至1994年的100%、99%、49%[13]。相应的在校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如表2,韩国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的在校生人数从1952年的236.99万人、29.16万人、13.39万人、3.41万人增长到1985年的485.68万人、278.22万人、215.28万人、126.03万人。

万人

资料来源:韩国教育部《教育统计年鉴》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校企联办教育推进了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步伐,这也是韩国最具特色的教育模式。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为技术创新的各个发展阶段培养所需人才。二战后,韩国先后出台了10余部职业教育法律;60年代,为了满足工业化发展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韩国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量增加职业高中数量;70年代,随着产业结构开始从轻工业向重工业结构转变,为了缓解对大批熟练劳动者的需求,韩国政府及时把原来的中等技术学院升格为高等专科学校;80年代,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替代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促进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90年代,由于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激增,韩国政府颁布了“高中教育体制改革方案”,通过调整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大量增加职业高中的学生数量,为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应用型和研究型的人才。总之,韩国政府根据经济结构变化及时调整本国的教育结构,切实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本,并助力经济转型。

韩国政府支持企业与学校联合办教育。积极尝试并鼓励从学校式的教育模式向企业式的教育模式转化,促进了产学研结合。20世纪60年代之后,韩国相继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促进人才开发产业振兴法》、《科技振兴法》、《产学合作法》等一系列法律保证校企合作。规定凡是劳动力超过1000人的企业不需要设立学校法人,就可开办附属学校,凡是劳动力超过100人的企业可开设特别班。企业与学校协同合作,一方面大学为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以及军队等机构的人力资源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促进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一些初、高中毕业生实行委托教育,学费由企业支付,减轻了部分学生的负担,提高了入学率。因此,校企联办教育促使学校和企业形成互动互惠的新结合。

2.4 大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韩国政府为了追求技术创新的效率和速度,大力扶持企业兼并重组,造就了一批具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大企业,例如韩国的汽车、家电、合成纤维、半导体、造船等产业都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在国际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韩国的现代汽车公司自1967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为了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尖端技术而不断努力”的技术革新目标,90年代之前一直以模仿创新为主,后来随着公司技术消化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公司产品开发的主导形式逐渐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公司。三星集团也是技术创新的典型案例,作为目前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一直以高科技为发展动力,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先后成立了航空、台纤、毛织、制纸等技术研究所,后来又建立了综合技术院,使得该集团的科研技术能力大幅度提高。尤其是目前旗下最大的子公司三星电子已是全球第二大手机生产商,正引领着世界电子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正是由于韩国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坚持着大企业的“发动机”作用,一方面避免了小企业资源薄弱难以进入高科技产业所需的大额投入和较大风险的高门槛,另一方面,大企业拥有研发活动的技术和经济资源,能够聚集人才、汇集资金,有条件监测和选择世界前沿的先进技术和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的能力,大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促使他们成为韩国技术引进、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的主体。

2.5 产学研合作是技术创新的关键

韩国产学研相互协作,构建了一个较为成功的技术创新体系。韩国除了通过校企联办教育促进产学研合作,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初期,政府主要起主导作用并直接参与,通过建立研究与开发研究所网,即政府研究所来促进产学研合作,随着企业的总体科技水平和研发能力越来越强,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政府从原来的直接引导变为间接调控,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民间科技投资逐渐增长,不但减轻了政府负担,还激励企业不断的进行自主创新。此外,韩国政府还通过鼓励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支持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每年韩国的工商部和动力资源部都要进行调查,以确定工业企业中紧迫的研究与开发项目,然后向研究所和大学实验室提供资助以解决企业的技术困境。韩国产学研的相互合作提升了技术创新的效率。

3 借鉴韩国技术创新经验,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

二元经济转型是使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经济结构发展,2005年我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14],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再具有无限弹性,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需要及时调整,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政策也应重新审视。我国可从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技术创新的经验中,汲取经验启示。

3.1 注重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融合

多年来,我国作为第一大“世界工厂”,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原因就在于我国未能准确把握技术引进和技术吸收、创新的关系,长期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恶性循环模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我国要学习借鉴韩国利用“逆工程学”方式,即技术模仿的方法开发技术,充分消化和吸收成熟技术,改进和完善工艺,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1)严格控制所引进的技术,不能盲目贪大、贪多,要有选择、有目的的引进产品和技术;(2)建立技术引进的目标,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发挥技术创新的效应;(3)对引进的技术要建立绩效考核标准和评价体系,追踪考核技术吸收和再创新情况,以期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把技术引进只看作一个方式和过程,而吸收和创新才是最终目的。

3.2 注重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

制度创新通过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生产过程的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来提高经济效率,同时为技术创新提供动力机制和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在技术创新的路径上,借鉴韩国经验,应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以及相关产业的制度安排,创造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

一方面,健全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完善技术标准、风险管理、知识产权制度及科研成果的有序转让制度;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选择重点领域增加投入力度,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科研投资要从政府投资为主转变以企业及社会融资为主,建立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加强金融部门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是一项具有很高外部经济性的活动,仅靠市场很难使创新活动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发挥政府的引导激励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包括确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重点以及方针等,采取合适的税收优惠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适时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各个创新主体力所不及的问题。

3.3 注重产学研有机结合

3.3.1 促进大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

目前我国各个省市已陆续搭建起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但我国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仍然是技术创新的瓶颈,可借鉴韩国的做法,坚持和实施技术创新的市场化导向。大力发展企业孵化器、知识产权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作为联结众多高技术企业、大学和研发机构的桥梁和纽带,推进科技与市场的结合;鼓励科研院所向大企业转让技术,与企业进行从立项到投产的“一条龙”式的全面合作;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相互参股成立股份制科技企业。

3.3.2 建立健全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落后一直是制约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这与农业研究脱节于教育、开发、推广环节密切相关。(1)建立健全以农民需求为依据,以国家基层公共科技推广机构为主导,以科研大专院校为重要支撑,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2)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实现“零距离”,农业技术专家应走向田间地头,因地制宜的为农业生产实践研究科研成果。(3)国家要不断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及社会组织投资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示范基地的建设,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3.4 注重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韩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把教育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通过接受教育使得知识内化,达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职业教育和校企联办教育成为韩国具有特色的教育模式,培养了大批有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以及高技术人才。

3.4.1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培养高技术人才

目前,我国高技术人才缺乏,但是很多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高等学校的人力资本供给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结构性失业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要通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为高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人才基础。(1)调整办学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采取学术型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办学体制,扩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2)调整各层次办学的专业设置,强化对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3)注重职业技术院校的改革,加强师资力量,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技术技能和综合素质。

3.4.2 强化校企联合办学和员工的在职培训,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才除了招聘高校毕业生外,校企联合培养和企业在职培训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校企联合培养可以保证人才供给更加适应企业的技术需求;即使是优秀高校毕业生在进入企业后,也必须经历岗前培训和一段时间的“干中学”过程,才能适应企业的技术、工艺流程和文化环境,才能在实现岗位匹配的基础上人尽其才;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职业生涯考虑,企业对员工的在职培训不仅使员工有了终身学习、提高的机会,也保障了企业人力资本不会因技术进步而发生贬损。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企业应结合自身需求,通过联合办学对其所需人才进行“定单式”培养,以满足企业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要建立员工培训的长效机制,根据岗位要求和员工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以保证员工能够适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要求;建立人才交流模式,加强企业间、国际间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把有培养潜力的人才送到技术先进企业或国外进修与工作,加速技术创新人才的成长。

4 结论

韩国经济体制 篇9

1.日本对华投资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受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 波动比较大, 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 连续多年出现大幅度负增长, 然而自2000年后出现了快速的恢复性增长。2001年日本对欧盟及北美的投资都有大幅度衰退, 唯独对亚洲地区的投资增长, 尤其是对中国的投资, 不论项目数还是金额, 都连续3年大幅增长。根据中国商贸部统计, 2001年日本对华实际投资达到434.8亿美元, 比1992年的7.1亿美元增长了5.1倍, 日本投资占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总额的比重, 1992-2001年平均达到7.8%, 其中1997年之后略高于前半期。按照2001年实际投资规模排列,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地

2.韩国对华投资现状

韩国对华投资起步较晚, 主要开始于1992年, 而增长速度却十分迅猛。资料显示, 1992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仅为1.19亿美元, 然而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的1997年, 韩国对华投资已达21.42亿美元, 年均增长78%。虽然随后几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一度下降, 但它在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却没有明显减少。从韩方有关统计看, 1993-2000年, 韩国对华投资项目数, 占到了韩国同期对外投资项目总数的48.2%, 对华投资金额也占到了18.3%。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1年,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已达约128亿美元。2002年以来, 中国连续3年成为韩国的最大投资对象, 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影响对投资热情有所减弱, 但今后潜力仍然较大。

3.日韩在山东的投资

与日本、韩国一水相隔的山东, 是日韩两国企业的投资热土。截至2003年底, 山东累计吸收日韩投资122.8亿美元, 在已投资的近万家韩资企业和近3000家日资企业当中, 中小企业投资比重超过80%。2003年, 山东半岛内青岛、烟台、威海三市进出口贸易额占全省总量的62.2%, 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省的68.3%, 制造业增长值占全省的40.4%。对山东来说, 韩国目前已成为在山东省投资最多的国家, 日本则是山东省第一大出口国。山东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 在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梯度错位”空间, 发展国际合作和产业结构转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山东半岛制造业的现状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部分, 是一个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加入WTO、世界工厂雏形初具的大背景下, 作为国内经济发展非常具有活力的地区, 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及其与日韩产业转移的对接已经具备相应条件。

山东半岛制造业整体基础好, 容易集中发展高层次制造业。2002年山东省制造业完成增加值2722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8%, 占全省GDP的26%。2003年, 山东实现GDP近1500亿美元, 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 来山东省投资的国际大财团、大公司逾百家。其中, 位于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威海是拉动山东半岛经济的三架马车。仅青岛、烟台、威海三市2002年实现GDP3336.7亿元, 占全省总值的31.6%;实现工业增加值1240.1亿元, 占全省总值的35.4%,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42%。而且山东半岛还拥有一批大企业和著名品牌, 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良好载体。海尔、海信、凯联、一汽、青啤、张裕、正海、北洋等一批大型企业具备了大规模发展的基础;汽车、船舶、服装、信息、家电、食品、化工等产品形成了相对优势。

多年来, 人文和风俗习惯的接近性, 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一直是山东半岛与日韩密切往来的基石。在山东省工业化进程中所需要的许多技术和产品都依赖从日韩进口;而山东对日韩的出口则主要集中在日用消费品上。中日韩三国现在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目前, 中日韩双边贸易总额近2000亿美元, 三国间的相互投资也在不断增加。对山东来说, 韩国目前已成为在该省投资最多的国家, 日本则是该省第一大出口国。正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山东, 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在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梯度错位”空间, 发展国际合作和承接产业转移具有很强互补性。而日韩产业转移对于山东半岛的工业化进程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资料显示:仅2004年前4个月, 山东与日韩贸易总额就分别增长了12%和34%。贸易量的增长不仅仅反映经济关系的加强, 更预示着双方的合作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三、山东半岛与日韩产业对接的战略举措

日韩产业转移对于山东半岛的工业化进程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山东要打造成为承接日韩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 还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1.要立足现有基础, 以优势企业为依托。

目前, 胶东半岛在汽车、船舶、石化、化工橡胶、新材料、电子信息、家电等十个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 在制造业中占据较大份额。其中化工橡胶、家电、纺织服装、食品具备明显优势, 创出了一批国内或国际知名的企业和品牌, 拥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 具备加速发展的基础。

2.对技术含量较高但还没有形成明显优势的产业要重点扶持。

如汽车、船舶、石化、新材料、电子信息、医药等六大类产品, 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极具潜力, 有很强的产业辐射和带动作用。大力引进日韩新兴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可以保持半岛地区与日韩国内产业调整的同步性, 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积累资金、技术和经验。通过对日韩新兴产业资本的引入, 可以引进日韩高端技术, 分享其技术进步的好处, 为我所用, 培养后发优势。

3.加快研发基地建设, 提升制造业水平。

制造业基地是一个综合体, 包括由科研机构、大学等组成的研发部, 由高素质的生产工人和高标准设施组成的生产基地, 以及高水平的市场销售环节。目前, 山东半岛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但在信息、人才与研发力量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因而, 建设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 需要大力引进各类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大专院校, 加快研发基地建设, 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4.构建一个强大的依托体系, 即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体系, 同时强化法规体系, 形成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随着日韩制造业的大量涌入半岛地区, 随之而来的是日资和韩资企业需要庞大的资金流和物流的相互协调, 因此, 将引致对于金融服务业 (如银行、保险业等) 和运输服务业 (公路、铁路、航空、海洋等) 的需求。同时, 大量日韩企业进驻半岛地区, 也必然吸引大量的日韩银行、保险和航运企业的进驻。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 还要不断推进涉外法制建设、完善人才开发利用机制、提升半岛就医、上学、文化娱乐、社区服务等生活环境质量等等

四、山东半岛作为制造业基地承接日韩产业转移急需改进的方面

应该看到, 山东半岛要打造成为承接日韩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 还存在着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1.半岛东部的龙头城市青岛、烟台、威海, 由于自身条件限制, 还不能完全承担起经济火车头的重任, 对整个半岛经济的带动有限。

2.急需高素质技术工人的教育培训体系的建立。制造业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发展对人的要求主要不在量, 而在质, 即人力资本水平。现代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尤其是高级技工) , 但在这方面, 半岛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远远满足不了制造业发展的需要。

3.半岛地区的电子信息、新材料、海洋药物、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由于起步较晚, 产业规模不大, 还没有成为区域性的主导产业, 更没有发展成为地区性的支柱产业, 在很多高新技术产业门类, 半岛地区还存在着许多空白。

4.半岛地区行政区划分割严重, 存在地方和部门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这严重制约了区域整合的步伐。按照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要求, 在山东半岛要抓好五大优势产业群:交通运输设备产业群、纺织服装产业群、电子信息及家电产业群、化工医药产业群、食品产业群。今后, 面向五大优势产业群, 作为龙头的半岛三市如何进行产业分工整合, 如何进行区域间产业配套和协作, 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

五、总结

在中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 承接日韩产业转移, 建设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 首先要避免重复建设,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有一个明确规划, 避免各地各自为政, 恶性竞争, 重复竞争。以现代产业模式重点扶持技术含量比较高, 但是还没有形成明显优势的产业。例如现在汽车、船舶、石化、新材料、电子信息、医药虽尚未形成明显优势, 但这六大类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 在未来制造业发展中极具潜力, 有很强的产业辐射和带动作用。由优势产业到优势产业是一个由量而质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要在优势产业充分培育的基础上,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建立教育培训体系, 引进科研机构, 提高人力资源素质, 创新技术水平。在承接后不断发展壮大。

摘要：当前日本、韩国和中国三国经济往来密切, 相互依赖度很高。而世界经济正经历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 日韩制造业也正积极移师中国, 而与此同时, 中国各省正在进行工业化进程, 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山东省紧邻日韩两国, 地理位置有利, 应主动承接日韩产业转移, 打造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山东省将通过打造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 建设胶济沿线制造业隆起带, 培植六大产业集聚区, 培育一批制造业特色县, 形成产业集聚、配套协调、布局合理的制造业新格局。

关键词：日韩产业转移,山东半岛制造业,制造业基地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侯建辉.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规模结构问题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3]李学成.全球化时期的中、日、韩经济一体化问题[M].社会科学, 2003.

[4]余东华.关于山东半岛发展产业集群与建设制造业基地的思考[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04, (1) :56-59.

韩国经济体制 篇10

韩国位于亚洲东北部, 是引人注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济的起飞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开放型经济被认为是韩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成功的因素之一。尔后40年来, 韩国积极实行出口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出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好现象, 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世界银行于1993年10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报告, 第一次提出了“东亚模式”这一新概念。它是指以韩国为典型的东北亚国家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实行一种既不同于经济发达国家又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学者克鲁格曼对东亚模式的评价是“亚洲奇迹的神话”。韩国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战略, 而创造了这个瞩目的“东亚奇迹”呢?

(一) 实施出口主导型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从1964年开始, 韩国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是政府的明智选择。韩国经济的及时转型, 使韩国的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以及资本密集型重化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970年, 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占21%的主要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 韩国的产业结构转向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在优先发展六大战略工业的政策下, 重化学工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轻工业, 并超过了制造业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韩国政府为避免产业结构的失衡和轻工业、农业发展的萎缩, 而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在产业政策上做出了重大决策———将目标转向高新技术产业。把一些技术密集度高、技术革新速度快、具有高附加值、节约资源的产业列为高新技术产业, 加以重点扶持。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电子、汽车、精密机械已成为韩国的主导产业。成功的转型使韩国出口额开始逐年扩大, 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 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及就业率都有了大幅增长。

(二) 在开放型经济中不断寻求经济合作的新途径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讲, 封闭型发展战略已成为不现实, 并且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也正日益显现其优越性。为了争取使全球化的发展对自己有利,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中, 要考虑如何利用外部条件和外部资源。

韩国在其经济发展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 充分利用了与我国及日本地理上临近的优势, 建立起了与中日两国广泛的经济合作基础。主要表现在:加强经贸合作, 扩大相互投资, 增进技术交流, 推动人员往来, 互惠互利。韩国一直致力于寻求经济合作的新途径, 这一举措给其带来了丰富的收益。

(三) 吸收外资的一系列成功决策

1、设立自由经济区。

围绕仁川国际机场、釜山港和光阳港设立了三个自由经济区, 区内配套具有最新技术发展水平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商务环境。

2、税费激励。

如减免土地使用税, 优先资助基础设施建设等。

3、放松管制与行政支持。

放松外资企业在工厂建设与扩建方面的管制, 取消对中小企业的商务限制等;实施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点对点”式服务协调人制度等。

纵观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能够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 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 使国民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及时转变为集约型发展, 因此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秘诀就是抓住开放的机遇, 加快发展。

二、韩国的开放型经济对我国沿海城市发展的启示

我国加入WTO后, 逐步全面开放市场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的沿海城市应抓住机遇并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 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一) 调整产业结构, 突出发展优势产业

面对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 调整沿海城市产业结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首要任务。

1、建设沿海经济圈重要的工业基地。

作为我国老牌的工业基地, 黄渤海经济圈应将改造传统产业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紧密结合。工业作为经济实力重要支柱的传统产业, 是沿海城市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所在。用高新技术改造家电、化工橡胶、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是工业优化升级的关键, 由此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外向型经济、大企业集团为主的产业结构。同时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价格低廉是沿海地区的资源优势, 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2、建设区域性高科技信息中心。

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方面, 依托大型企业集团发展的同时, 还应扶持中小型企业及配套企业的发展。在依托劳动力优势和优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 应借助地理优势大力引进日本、韩国的信息制造企业。

电子商务方面, 沿海城市应逐步在海关、商检、银行、税务、外经贸等领域推广电子商务的应用, 争取建设区域性电子商务中心。

3、构建沿海大旅游圈, 大力发展旅游业。

首先, 沿海城市应把握入世机遇, 加速旅游相关各业的开放步伐, 优化旅游业发展的大环境。加快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方便旅游支付以弥补旅游服务缺项, 提高整体服务竞争力;抓住进口关税的降低的契机, 积极解决多年来困扰旅游产业的旅游用车问题。其次, 2008年奥运会是沿海地区提升旅游形象、开拓国际市场的契机。为此, 除城市环境的改善外, 市民的普遍参与也是当今都市旅游的动力。因此普及人文、历史、旅游资源和日常英语教育, 提高市民素质, 将极大的促进沿海城市旅游业的发展。总之, 构建沿海大旅游圈, 以旅游带动贸易、投资的合作, 应作为沿海地区发展的重要战略。各主要沿海城市应积极开展区域景观联合调查, 充分发挥地区旅游景点毗邻的优势, 联合开发旅游资源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 发展沿海城市间的海上客源和空运。

(二) 积极引进外资, 扩大贸易往来

1、引进外资的产业政策。

在农业领域, 首先要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农产品加工业。外商投资农产品加工项目, 对于提高农业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贸工农一体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利用外资发展农产品深加工,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更显得尤为重要。在引导外商投资高科技农业方面, 韩国通过派遣农作物、畜牧、林业、渔业等方面的技术人员赴海外深造、接受训练, 加强与外国农业合作的力度。这些人员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技术、知识带回来传授给农民, 使韩国农业技术发展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可借鉴韩国的经验, 针对日韩稀缺的土地资源及较高的劳动力成本, 东部沿海地区在农业方面可进一步开展与日韩的分工与合作。在服务业领域, 我国正逐步放宽外商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限制。其中, 除比较敏感行业等仍存在一定限制外, 建筑、教育、旅游、娱乐、体育、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已大幅放宽。沿海地区在实行国际化战略的同时, 应积极引进外资进入第三产业, 并在一定时期内给予一定的优惠。

2、建立吸引外资的良好环境。

创造面向各类投资者的公平竞争环境, 要重点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放松政府管制, 改革政府投资管理体制;二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三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使政府管理和企业竞争都能够在透明的法治环境下进行。营造适合外国企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满足外国企业家在本地区发展的各种正当要求。继续搞好交通、能源、通讯、供水等投资硬环境建设, 在外商企业较为集中的地方, 建立外国人居住区和国际学校, 以解决外国商人的生活、就医、娱乐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三) 加强中心沿海城市间的合作, 发挥区域规模效应

根据点轴理论, 区域增长极 (中心沿海城市) 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开发对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21世纪是城市经济的世纪, 大城市圈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将决定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尤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 中国、日本、韩国的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心城市之间的交流异常活跃, 地方城市之间的交流目的正在由单纯交流向振兴地区经济、加强国际合作方向转变, 交流质量也在迅速提高。目前环黄渤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九州、富冈、下关, 仁川、釜山、蔚山、天津、大连、青岛、烟台都活跃在每年举办东亚环黄海城市合作会议上, 并积极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 在全球一体化的影响下, 生产工业也逐渐无国界化。日本国内产业界的部分人士也认为其生产系统不能单考虑以日本为生产据点, 而应该考虑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国设立生产据点。沿海城市应把握住这一产业转移的新动向, 并借助东亚城市会议搜集和提供相关信息, 促进外企参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本地区企业实行跨国经营。

三、结语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必须围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 我国沿海地区应综合其地理优势, 尽快制订新的开放战略和策略, 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寻求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王德复.新兴经济学:观念、制度与发展:韩国经济起飞实证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6.

[2]、厉无畏, 王振主.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3]、王绍熙.中国开放型经济制度创新[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文化是韩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推手 篇11

从曾经风靡亚洲的HOT偶像组合到新近打入西方市场的少女时代，从《蓝色生死恋》到《大长今》再到如今热播的《城市猎人》、《月亮怀抱太阳》，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韩国明星，文化产业成为韩国走向世界的急先锋。以偶像和韩剧为代表的韩国流行文化在让人们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为韩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增强了韩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韩国的文化产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了影视、音乐、游戏、动漫、演出、创意设计、传统食品、工艺品、服饰等领域。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文化产业进一步拓宽到多媒体软件、网络和手机信息服务等具有高附加值和高增长潜力的领域。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韩国是后来居上者，1996年以前，韩国文化产业还未走向海外。起步虽晚，其发展势头却不可小觑，自1997年文化产业首次取得500万美元的出口额以来，此后便不断稳步增长。到2005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达2.68亿美元，2007年增至4.48亿美元，2010年更是飙升到6.37亿美元。据韩国银行公布的数据，去年，韩国电影、电视剧、唱片等文化和娱乐服务领域的出口额达7.94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2010年相比，增幅达25%。

韩国贸易协会首席研究员洪志相说：“韩流热潮并非一次性的热潮，将有效激发韩国出口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泰洙也指出：“法国等发达国家最近才刚刮起‘韩流’旋风，因此估计韩流的经济效益将继续猛增到惊人的地步。”

根据近日韩国银行和知识经济部联合发布的数据，2011年韩国的贸易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1.08万亿美元和1.12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为96.9%。贸易依存度是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体现国家经济依赖贸易程度的重要指标，由此可见韩国经济极易受外界影响。

同时，韩国知识经济部公布了2012年第一季度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情况，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一季度，韩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出口同比减少0.2%，为607亿美元。其中，LCD、半导体等IT配件的出口形势并不看好，出口同比减少5.2%。

在这种高度依存、且传统出口项前景不容乐观的背景下，流行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希望。

“文化立国”下的全发力

韩国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取得迅猛发展，并在全球引起热潮，与政府的前瞻性和民众积极配合密不可分。

1993年，韩国政府首次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决定将旅游、文化和艺术等进行商业化运作。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传统制造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政府更加意识到单一产业结构的脆弱性，开始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借此契机，韩国的文化产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98年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从政策、法规、组织和资金全方位扶持文化产业。

20世纪90年代起，韩国政府先后出台并逐步完善了《著作权法》、《电影振兴法》、《唱片录像带暨游戏制品法》、《出版与印刷振兴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设立文化产业振兴院、广播影像产业振兴院、软件振兴院等机构（后整合为韩国文化振兴院），承担人才培养、产品开发、流通营销、吸引投资和促进出口等职责。

在财政上，韩国政府每年投入约2,000亿韩元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项目建设，今年这一数字有望增至2,500亿韩元。虽然数额并不巨大，但关键作用在于以此刺激民间投资者对这些项目的信心，社会资金才是真正的“大股东”。韩国文化院院长金翼兼就曾表示，“我们所有的文化产业都是民间主导的，目前，在韩国，所有的民间剧场、会展机构、出版界、电影公司几乎都由民间来运营。政府给予强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韩国还十分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很多大专院校均开设有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学制从专科到本科再至研究生，这些人才储备能适应市场各层次需求，给韩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另有一些针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措施，无一例外的体现着各方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如对含有本民族的艺术形式加以补贴；举办“文化遗产年”、“旅游年”等活动宣传韩国文化；鼓励人们近距离体验民族文化，如对所有国立公园免费或低价开放，由政府财政补贴景区门票收入，首尔宗庙的门票仅为1,000韩元（约合5.5元人民币），就连久负盛名的景福宫，门票也不过3,000韩元（约合16.7元人民币）。

影视叩开世界之门

在所有文化产品中，影视作品是人们最先感知韩流的载体。早在2000年前后，韩国一批优秀影视剧如《蓝色生死恋》、《夏娃的诱惑》等便引入中国，而2005年《大长今》的开播，使这股韩流达到顶峰。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网络上各类韩剧更是让人目不暇接。

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影视行业拥有很多优势。

一方面，传统文化为韩国电影产业提供了素材和文化上的认同；另一方面，IT产业、技术业的飞速发展则为影视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两方面紧密结合使得韩国影视业迅速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军者。

从影视制作来看，韩国电影作品以原创为主，重视题材的新颖和深度，而电视剧则较多地从小说、漫画、游戏等改编，两者各成一派，却又相互补充，总能吸引观众眼球。此外，韩国电影人非常注重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这一点从刚刚上映的《晚秋》中便可略见一斑。

政策方面，为了给电影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000年后，韩国将电影产业确定为文化产业一个重要发展方向。韩国贸易保险公社特别成立了“电影产业支援基金”，用来扶持或帮助那些新导演以及独具创作风格的电影，从而保证了韩国电影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力。

资金运营上，韩国影视业也有法宝。在韩国电影产业的资本运营中，电影制作费用主要来自各大投资公司。在政府的引导下，大企业逐渐成为投资人，这使电影产业的规模和销售都有了显著的改善。自2011年，韩国斥资167亿韩元支援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并计划采取大企业出资60％、政府与中小企业各出20％的模式，3年内另投资5,000亿韩元，雄心勃勃要在3年内年成为亚洲3D市场龙头、5年内跻身全球3D市场前五。

此外，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为提高韩国电影票房收入，韩国电影营销中市场宣传费用支出不断增加。随着网络不断发展，网上合法下载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使韩国电影附加产品销售渠道不断扩大，销售量呈增加趋势。

韩国经济体制 篇12

一、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 罗默、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

针对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不足, 罗默、卢卡斯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新增长理论”, 将知识和技术看做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 同时还能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 从而也产生递增收益, 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二)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 基于罗默[3]、曼昆[2]和韦尔1992年的研究工作, 建立起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1. 假设条件

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储蓄率都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技术进步为哈罗德中性;为方便起见, 不考虑两种资本的折旧。

2. 基本模型

其中α>0, β>0且α+β<1。加进时间因素t后, 上述生产函数可写成:

用n、g表示外生人口增长率及外生技术进步率。资本被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sK、sH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储蓄率、人力资本储蓄率。

把生产函数与要素进化结合起来, 构成经济增长模型如下[5]:

y表示有效人均产出Y/ (AL) , k表示有效人均物质资本K/ (AL) , h表示有效人均人力资本H/ (AL) , 经推导得出y=Y/

索洛模型下, 人均产出的对数形式可表示为:

当储蓄率从s1变到s2时, ln (y2) -ln (y1) =[α/ (1-α) ][ln (s2) -ln (s1) ] (1)

考虑进人力资本以后:

比较 (1) 、 (2) 式有效人均产出长期水平之间的对数差, 可以得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储蓄率上升比索洛模型中储蓄率上升的水平效应大得多, 即使人力资本储蓄率不变, 物质资本储蓄率的上升也将带来长期产出水平的较大增长, 如果物质资本储蓄率和人力资本储蓄率同时上升, 则长期有效人均产出会增加更多。

3. 模型对索洛模型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克服”

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物质资本储蓄率上升的水平效应之所以大于索洛模型, 其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的引入“克服”了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推导过程如下:

设初始状态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为K0、H0, 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框架下初始产出水平为:

当物质资本增加ΔK、人力资本未发生变化时, 在物质资本边际报酬不变的情况下ΔY=ΔK.αK0α-1.H0β (AL) 1-α-β=α.

将人力资本变化考虑进来, 设物质资本增加ΔK时人力资本增加了ΔH, 新的产出水平为:Y1= (K0+ΔK) α (H0+ΔH) β

当Y1≥Y0+ΔY, 即ΔH/H0≥{[K0/ (K0+ΔK) ]α. (1+αΔK/K0) }1/β-1时, 说明人力资本的存在“克服”了物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4. 经济运行长期均衡点的决定

假定有效人均人力资本的运行情况已经确定, 现考察有效人均物质资本的变动。

由k (t) =K (t) / (A (t) L (t) ) , ΔK (t) =sKY (t) 得出:

将y (t) =[k (t) ]α[h (t) ]β代入 (3) 式可得:

所以, 当[sK/ (n+g) ][h (t) ]β<[k (t) ]1-α即k>[sK/ (n+g) ]1/ (1-α) hβ/ (1-α) 时, Δk (t) /k (t) <0;反之, 当k<[sK/ (n+g) ]1/ (1-α) hβ/ (1-α) 时, Δk (t) /k (t) >0, 直至

由α+β<1推出0<β<1-α, 所以方程 (4) 所代表的曲线是一条递增的凹函数曲线, 当经济运行在曲线Δk (t) =0上方, 即k>[sH/ (n+g) ]1/ (1-α) hβ/ (1-α) 时, Δk (t) <0;反之, 当经济运行在曲线Δk (t) =0下方时, Δk (t) >0, 所以曲线Δk (t) =0上的点为经济运行均衡点。

同理, 假定有效人均物质资本的运行情况已经确定, Δh (t) =0为方程

所代表的曲线, 该曲线上的点为经济运行均衡点。由方程 (4) 、 (5) 联立可求得经济运行长期均衡点:

正是人力资本的作用使得物质资本要素能够“克服”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保证了经济在长期内的持续增长;也正是人力资本的差异使得全球范围内国家 (地区) 间长期经济增长未出现收敛。模型为解释经济增长理论及经验研究的两大主题———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的收敛 (卡尔多, 1963) 提供了一种思路。

二、模型对韩国、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 (20世纪60—90年代) 的解释力

(一) 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

保罗·克鲁格曼 (1994) 指出, 东亚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 TFP贡献可以忽略, 因此而认为东亚经济的增长不可持续。哥伦比亚大学的Bhagwati (1996) 认为东亚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所采用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获得的大量出口收入用来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设备, 而国家较高程度的教育水平则进一步强化了进口设备中所包含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益。

(二) 模型对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台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解释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复苏证明了克鲁格曼关于四小龙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观点是错误的[4]。通过分析自20世纪60年代起近3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 我们发现上述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韩国、台湾的经济快速增长。

钱纳里 (1995) 认为, 在结构转变过程中贯彻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 要素利用效率明显高于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韩国、台湾地区进出口额占GDP比例正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快速上升, 同时快速上升的还有投资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发

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一系列结构、质量问题, 比如产品附加值低、资源价格扭曲等等, 使得经济增长方式必须由依靠高投入转向依靠效率与技术进步。由于引进资本设备中的技术进步是当前中国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方式, 所以要重点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提高利用新技术的能力, 保持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一致性[6]。结合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 同时考虑到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长期, 我们认为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仍是中国长期发展中的工作重点[7]。

摘要：在曼昆、罗默和韦尔 (1992) 的模型基础上, 建立起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积累的经济增长模型, 经分析发现, 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台湾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回顾中国近二十几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并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韩国、台湾作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 长期内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仍是经济发展中的工作重点。

关键词：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边际报酬递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1]Lucas Robert 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3-42.

[2]Mankiw Gregory N, Romer David, Wen David 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 nomics, 1992, Vol.107:407-436.

[3]Romer Paul 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Journal of Policical Economy, 1986, Vol.94:1002-1037.

[4]林毅夫, 任若恩.关于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争论的再探讨[C].CCER讨论稿系列, 2006, NO C2006014.

[5]武康平.高级宏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6]易纲, 樊纲, 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 2003,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