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技术转移

大学技术转移（共10篇）

大学技术转移 篇1

摘要：适应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构建新型技术转移体系的需要, 在企业创新需求的外在推动力、体现社会服务功能的内在推动力以及知识创新源头的责任等多重因素驱动下, 大力促进大学技术转移意义重大。针对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以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的实施为契机, 应从技术转移机构建设、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科技人员评价机制、专业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加强新型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

关键词：技术转移,大学,促进行动,科技中介

2007年12月5日, 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三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标志着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正式启动[1]。“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的实施不仅是要加速推进技术转移, 更重要是要把技术转移这一国家和区域最重要的环节充实完善起来, 并且根据新的发展形势, 构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大学和科研院所为源头、技术转移服务为纽带、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 适应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和创建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在国家新型技术转移体系中, 如何发挥大学的知识创新源头作用, 加快知识和技术创新要素的扩散与流动;如何利用大学人才资源优势和科研优势, 促进科研成果和研发能力向社会转移,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贡献是摆在大学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结合“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的实施, 对大学在“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中推进技术转移的必要性进行简要分析, 就加强大学技术转移提出若干建议。

1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背景下大学促进技术转移的必要性

大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的集中地, 在推动产业升级改造、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在国家新型技术转移体系下, 大学作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 大力促进技术转移意义重大。

1.1 企业技术创新主体的需要是大学促进技术转移的外在推动力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目前在我国, 上规模的企业只有九分之一左右有科技活动, 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2]。我国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真正的主体还需要一定的发展过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仍将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优质科技资源的一个重要拥有者, 技术转移也仍将是满足企业技术需求的主要途径[3]。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竞争日趋激烈, 企业界、产业界对大学提供公共科技成果的需求日益提高, 大学发展技术转移功能, 帮助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大学的重要使命。

1.2 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体现是大学促进技术转移的内在推动力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核心是技术转移, 大学促进技术转移是行使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重要途径。反之, 作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属性, 技术转移不仅可以实现技术的效益, 而且能为学校和科研人员赢得相应的经济效益, 能够争得更大的社会声誉和来自各方面的赞助, 促进学校科研、教学及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成为学校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新的机遇,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1.3 发挥知识创新源头的作用, 促进技术转移也是大学应承担的责任

大学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拥有科技人才资源综合优势;在解决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上, 国家对大学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力量和经费, 大学也产生了很多科研成果, 但真正实现产业化的还不多, 导致巨大的科技资源未能转化为经济能力和国家竞争力。大学技术转移的社会意义在于可以直接、快速地把综合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直接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推动经济的发展, 为区域及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 促进技术转移, 发挥大学知识创新源头的作用, 将公共财政投入所形成的科研成果和研发能力向社会转移也是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 高校技术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 技术转移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缺乏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成为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障碍。充分发挥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和企业等各方面的作用, 努力探索和完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和技术转移的有效运行机制, 加快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 是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十分紧迫的战略性任务[1]。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链条的重要一环, 尽管我国大学的技术转移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大学技术转移在我国毕竟是一个崭新的发展领域, 还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 大学技术转移体系的现状与贯彻党中央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创建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对大学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技术转移体系的建设仍是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其二, 大学技术转移体系现状与区域及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技术与经济的衔接程度较低。据调查, 尽管北京高校所申请和拥有的发明专利占全市的30%, 但十五期间这些高校的专利技术交易仅占全部技术交易的1.21%。这说明国家大量的投入对企业的溢出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很低的, 也反映出技术转移体制和技术市场存在的问题[2]。另外, 对大学技术转移的投入不足, 缺乏中介组织以及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 科研激励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都是制约大学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

3 加强大学技术转移的若干思考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关键内容之一是着力于构建与自主创新战略相适应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 探索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的运行机制和有效途径。技术转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策体系、法制保障、激励机制、市场环境等各方面的完善与密切配合, 以下仅就大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几个关键环节和因素提出建议。

3.1 积极扶持和培育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

技术转移机构是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技术转移过程中起着组织、协调、整合、服务、承载等作用, 是促进行动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实施方案提出要“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创新源头作用, 加强大学、科研院所技术转移体系的整合, 支持其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交易市场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 探索和创新服务模式, 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树立服务品牌;整合多方资源, 为技术转移提供全过程服务。”[1]目前, 依托高校建设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有技术转移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大学科技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它们在促进高校技术转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科技园作为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平台与过渡途径, 已成为各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和辐射源;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是高校建设的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中介机构;高校生产力促进中心成为向中小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助推器[4]。但总体来说, 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与我国产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还很不协调, 还不能适应技术转移需要, 不能满足政府和各类企业多样化、系统化、高层次的需求。

开展国家技术转移示范工作, 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是实施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在2008年8月公布的首批76家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中, 包括清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内的19所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转移机构名列其中[5], 占首批示范机构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总体讲, 与大学作为知识创新源头的地位相比, 与大学在国家技术转移体系中的地位相比, 大学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数量还差得很远。因此, 下一步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争取成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应是大学技术转移的一个重点内容。同时, 建议各省区要培育一批信誉良好、行为规范、综合服务能力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成为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大学也要根据市场需要, 在加强现有技术转移机构能力建设的同时, 认真总结经验, 继续建设一批在促进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本地区、本行业技术转移的示范机构, 有效地促进技术交易的达成和为创新集群提供支持。

3.2 制定科学的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2000年, 大专院校的专利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 申请授权数仅为科研机构的62%, 2003年大专院校专利申请、授权数均超过科研机构, 2005年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授权数已超过科研机构70%。从发展趋势看, 大学将成为我国公共科技投资专利产出的主要机构, 促进大学以专利许可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转移将更为迫切[6]。在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中, 也明确要完善职务技术成果的管理,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建立合理的技术转移利益分配机制, 调动科技人员从事技术转移的积极性。这给大学促进技术转移工作中加强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从国家层面来说, 我国大学技术转移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对大学和科技人员的行政性奖励措施到技术转移组织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过程[7], 给大学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的技术转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导向。2002年科技部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国家科研计划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 规定科研项目研究成果形成的知识产权, 国家授予项目承担单位。2004年, 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把知识产权工作, 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数量、质量和实施情况, 作为评价高等学校科技工作的重要指标。200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修订的《专利法修订草案》明确提出, 承担国家投资的科研项目完成的发明创造, 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科研项目的承担单位。但按照我国大学科研项目运作方式, 科技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属较为复杂, 不能简单地将大学教师的技术创新成果所有权归为所在学校所有。应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认定和管理办法或法规实施细则, 进一步明确承担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项目的大学和研究人员对研究成果拥有全部或部分知识产权的操作规程, 解决促进大学技术转移的重要法律保障, 激发高校教师自身的技术创新动力。

3.3 完善大学教师和科技人员评价机制, 将技术转移成效逐步纳入大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提出要构建新型技术转移体系, 探索有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的运行机制和有效途径, “完善科技人员评价机制, 将技术转移成效逐步纳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 [1]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也起着重要的政策导向。长期以来, 由于盛行的高校排名、SCI排名等因素的影响, 大学普遍注重论文的发表, 应用研究开发和技术转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学应该尽快调整教师和科技人员的业绩考核管理办法, 在科研评价体系上由过去的重视论文和鉴定结果向重视技术转移转变, 在技术转移及服务的理念上坚持从适应性向主导性转变, 营造校内技术转移的良好环境。譬如在具体的职称评定、岗位评定中要坚持“效益与论文同等”的原则, 对从事应用研究和技术转移的科技人员, 在职称评定及业绩考核中, 重点考核其成果的经济效益及企业的评价。在利益分配中, 要遵循市场规律, 对产生良好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 给予其研究人员应有的经济奖励, 促进教师和科技人员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和技术转移工作。

3.4 加强大学技术转移机构专业人员的管理与培训

技术转移服务业是一种智力产业, 其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是行业发展的关键。以大学技术转移发达的美国为例, 美国具有科学研究实力的大学均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 (技术许可办公室, 简称OTL) , 代表学校对教授发明的技术进行评估、代理专利、商业谈判及过程实施监督等。由于技术转移工作面对的是市场运作, 需要具有雄厚的工程技术、法律、金融等多方面的实力与经验, 而学校里的教授与一般管理人员难以担当起这一重任, 所以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机构均从社会上招聘具有工商管理硕士或哲学博士学位、有企业长期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管理专家、法律专家等从事技术转移办公室工作, 并给予专门的编制与运转费用[8]。而我国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大多是学校的科技处或下属部门, 工作人员更多的是进行行政事务的处理, 专门的咨询知识、经验、技能及创造性十分缺乏, 市场观念、系统观和实战能力不强, 在技术转移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缺乏, 以至于目前很多大学建立的技术转移机构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甚至形同虚设。借鉴美国高校OTL的成功经验, 我国技术转移中介机构的职能应突破大学现有的科技处或科研部的传统工作理念, 注意转化渠道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有效性[9]。

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加强人员培训与管理, 培育专业化、高水平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 “对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 “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相关职业和岗位资质认证制度”[1], 对大学来说, 这项工作更有特殊的意义。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国内大学技术转移机构队伍建设的现状, 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 相关部门为大学技术转移机构培训技术经营管理人员和专利服务人员, 实行专业资质制度, 制定执业资格标准;第二, 对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进行全方位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 培养一支由多层次技术经营人才和大量合格的技术经纪人构成的, 德才兼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第三, 充分挖掘和利用大学人才群体的资源, 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 鼓励科技人员进入技术转移领域, 创造交易平台, 使各类人才有用武之地。

4 结语

技术转移是支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一环, 在国家和地方的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的实施是改变我国目前创新体系建设中技术转移体系薄弱环节的重要举措, 是对创新体系建设和技术转移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以“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为契机, 适应新世纪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 大学应积极探索出一条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 在技术转移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实现跨越发展的新型技术转移体系, 发挥知识创新源头的作用, 加快知识和技术创新要素的扩散与流动,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科发火字[2007]609号) [Z].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 2007-12-05.

[2]龚雪.技术转移体系搭建科技与经济流通的“高速公路”——专访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马彦民[J].中国高新区, 2008 (2) :17-20.

[3]刘洪民.高校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构建[J].技术与创新管理, 2004 (2) :11-14.

[4]刘洪民, 杨艳东.高校科技中介机构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及发展思路[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7 (5) :133-137.

[5]科学技术部.关于公布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通知 (国科发火[2008]466号) [Z].科学技术部, 2008-08-07.

[6]刘彦.促进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的机制探索与国际比较[J].中国科技成果, 2007 (17) :32-34.

[7]刘彦.我国大学技术转移的发展与问题[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3) :99-104.

[8]于建国.中美大学技术转移模式比较[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 2007 (1) :68-70.

[9]陈静, 林晓言.基于三螺旋理论的我国技术转移新途径分析[J].技术经济, 2008 (7) :1-6.

技术转移改变了谁？ 篇2

“随着电子、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场以汽车智能和网联为代表的，巨大的产业技術革命，推动着全球汽车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期。这场变革，不仅会对汽车的技术和产品，而且会对汽车的产业形态、人类的出行方式、全球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院长成波在第三届中国汽车技术转移大会上如是说。

那么，在推动汽车产业持续创新的过程中，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会出现哪些机遇？下一轮无人驾驶技术将在哪些方面有新突破？汽车共享又是如何推动产业变革？

无人驾驶新突破

近两年，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驾驶在中国经历了迅速的发展：2014年，沃尔沃和奥迪等无人驾驶汽车开始进入中国路试。2015年，自主品牌上汽、长安的无人驾驶也开始示范运营。今年4月，两辆长安无人驾驶汽车从重庆出发，行驶2000公里，安全到达北京。5月，百度与芜湖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全无人驾驶汽车运营区域”。6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封闭测试区开园。10月20日，LeEco乐视与战略合作伙伴FF（Faraday Future）共同成立的FF&LeFuture人工智能研究院携其自动驾驶最新成果首度亮相在世界机器人大会，感知、定位、轨迹规划、人机交互以及远程控制等自动驾驶领域的研究成果在该大会上得到全面展现。

那么，随着各种技术的变革，关于无人驾驶的开发目前在国内外究竟是个什么水平？该领域有哪些新突破？

在第三届“中国汽车技术转移大会”上，乐视超级汽车（中国）智能驾驶副总裁倪凯介绍，根据SAE（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的标准，自动驾驶技术由低至高共分为0-5级。倪凯表示，目前在市场上，2级功能还没有实现大范围标配，同时也没有搭载3级或以上的自动驾驶功能的量产车型。“未来不久，我们有望首先看到2级功能实现大范围标配，而在未来3-5年内，成熟的3级自动驾驶技术也将逐渐搭载到量产车上。”倪凯信心十足地对《汽车观察》记者说道。

同时，倪凯形容道，自动驾驶就像带有执行能力的Alpha Go，既有识别、决策能力，也有执行能力。但与其不同，汽车还需要解决计算能力的问题。因此，目前业界在计算平台及嵌入式设备方面都有着很大的投入。此外，冗余设计也是保证自动驾驶安全性的必须。

就在前不久，在最新的一份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月度报告中，谷歌指出人类司机在此情况下通常会利用经验预估出最佳角度和距离，然后反复地前后移动来逐步实现狭小空间里的转弯掉头。

据了解，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因为配备有许多传感器和超强的运算能力，使得汽车可以对周围的环境一览无余，对距离的测量也可精确到厘米级，因此汽车也能尽快地完成一次转向掉头而不需要再像人类驾驶一样反复进行前后挪动。

谷歌表示，该自动驾驶汽车所能完成的不仅仅只是几个标准的转向，团队还教会该车如何应付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停满了车辆的死胡同以及路边堆满垃圾桶的街道等，让汽车能尽量模仿人类驾驶时常用的转向模式。

所有的这些似乎都在表明，技术的变革将让无人驾驶慢慢变成现实。

大数据颠覆出行体验

智能化、互联网化之后，道路上飞驰的汽车将不再是孤独的个体，每一辆智能汽车都在实时成为大数据的产生者和消费者。数据需要共享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汽车也不会例外。

滴滴出行政府事务部总经理凌亢指出，汽车智能化过程中，与用户智能手机的互联以及与其他智能汽车的互联同等重要，实现更完善的人车交互以及车车交互，要求汽车更加懂人的需求、注重用户使用体验，而这些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强项。

凌亢表示：“在探索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深刻认知到大数据的价值。目前滴滴在打造的基于试驾的新车体验平台，想凭借互联网技术与数据能力，帮助汽车行业，用体验拉近厂商与消费者的距离。我们希望为业界搭建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整个技术可以深刻的沉淀下去，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价值。”

目前，滴滴整个平台的用户，包括平台的订单都是增长的。而这些数据对于很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变化。通过滴滴的大数据平台，可以让资源更高效地使用，调配高峰期和平峰期通过动态调价，根据一天的需求变化，制定不同的路线。

此外，通过大数据动态调价，让更多的运能在高峰期使用，让更多的订单可以被满足。“我们通过拼车合乘，提高运营效率，使交通运能发挥出最大程度的资源使用率，真正进入共享时代。”凌亢对《汽车观察》记者表示，未来可能不需要每个人都拥有一辆车，应该是少量的车让更多人使用，这就是共享经济的魅力。未来，滴滴快的致力于将交通资源整合到一起，让许多闲置的车辆和司机资源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配，以满足动态变化的出行需求。

正是由于滴滴的共享出行模式，有效促进了社会车辆资源的优化配置，帮助缓解了大城市出行的拥堵症，在节能减排、绿色出行方面对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显然，滴滴是中国分享经济的典型代表和和解决城市出行难的可行模式，将闲置的车辆和时间共享，是典型的共享经济特征。

总而言之，即将成为现实的无人驾驶也好，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汽车共享模式也好，都在表明：汽车智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会让人和车都更加安全、有效降低城市拥堵、出行体验更愉悦。

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研究述评 篇3

1 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功能研究

国内外对TTO的功能都开展了广泛的研究。Jensen et al (2003) 使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美国研发人员披露发明以及TTO进行技术许可的过程, 在这个模型中, 大学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是委托方, TTO是追求效应最大化的代理方, 即TTO是一个即代表大学又代表研发人员的双重代理, 发明被披露后, TTO要对发明进行评估、申请专利、代表校方去寻找许可对象及进行许可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 TTO作为大学的代理方, 实质上起到各方利益平衡器的作用。Debackere et al (2005) 指出TTO的活动主要是谋求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化, 其经济和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促进了同风险投资商、企业的关系发展, 减少了技术转移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性, 同时TTO还解决了大学研究、教学活动同商业化活动冲突的问题。类似的, Hoppe和Ozdenoren (2005) 运用理论模型探讨了TTO减少不确定性的条件, 在他们的模型中, 企业有对新技术进行投资的需求, 但是他们无法对新技术的价值进行评估, TTO通过沉没成本的付出获得新的发明, 甄别有价值的发明和识别潜在的被许可方, 并且当TTO发明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就可以充分实现规模效应, TTO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技术转移中不确定性程[1]。Siegel et al (2005) 和Hellmann (2007) 强调, 由于专业化管理、低机会成本, 同单个研究人员或团队相比较, TTO具有绝对优势。另外, Macho Stadler et al (2007) 认为TTO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对专利进行组合, 这个过程有益于建立TTO的知名度[2]。

此外, 作为充当创新供应商 (即大学研发人员) 、企业和风险投资的中间组织, TTO将技术成功进行转移不仅促进了大学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同时, 衍生企业的设立能够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形成技术的外溢效应, 并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Siegel, 2007) [3]。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技术转移机构行政主管的Hines (2007) 指出, 截止到2005-2006年度, TTO收到的总收入为US$1 billion, 总费用为450万美元, 但在其经营的36年, 给社会和斯坦福创造的价值为5910万美元;也就是说, 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以社会对技术的使用和社会的利益为目的, 所以, TTO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使得许可收入的最大化, 而是通过斯坦福大学的技术转移加速整个社会的创新步伐。Sugandhavanija (2011) 指出TTO深化了大学、产业和政府的关系[4], Nakwa (2012) 提出通过三螺旋中间机制TTO的发展来强化三螺旋关系[5]。

不同于国外的技术转移机构, 我国的技术转移机构起步较晚。孙理军 (2003) 认为我国的技术转移中心主要定位于技术中介、技术推广和技术创新三方面。司尚奇和冯锋 (2009) 主要从服务项目类型和特点方面对我国首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进行分析。但研究来看, 我国技术转移机构的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的运营机制研究

技术转移是发明人和使用者交换技术信息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实现向产业的转移。大学技术转移的参与方主要包括院系的发明人、TTO和企业。TTO实现技术转移主要有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两种方式。就TTO运行的流程来看, Parker和Zilberman (1993) 、Parker et al (1998) 、Thursby et al (2001) 、Macho和Pérez (2010) 、Rasmussen (2010) 和Johnson (2011) 等学者在其研究结果中都有所论述。Jensen et al (2003) 采用博奕模式阐述了技术许可和衍生的流程, 明确了在发明的不同技术阶段三方的定位问题。Siegel et al (2003a) 提出一般大学技术移转的模式与参与的关系人, 如图1。在这个流程中, 所披露的发明一般已经具备足够的转移条件, 技术成熟度高, 满足市场要求[6]。对于这种发明, TTO往往在市场上处于有利的谈判位置。Rogers et al (2000) 分析了TTO成立衍生企业的技术转移过程。

Granieri (2003) 提出一套具有成本效益的TTO技术移转策略 (图2) 。该策略最基本的出发点是TTO必须去评估现有的、已存在的专利组合, 并从中挖掘。现有的专利组合会有三种状况:技术已达到可商业化之水平;专利背后的技术尚不完整;专利背后的技术很显然未成熟足以商业化;并且Granieri (2003) 提出通过反向整合研究 (Bottomup R&D) 来推进专利组合, 即强调在研发规划初期考虑市场需求, 同时强调在技术不成熟或不完全情况, 跨组织、跨单位的技术互补与合作研究来补充或者完善现有的专利组合[7]。

Louis (2000) 总结技术从大学转移到企业主要涉及三个步骤: (1) 发明合法披露与保护:在研究活动开始后, 对于大学发明人的第一步就是将其发明以纸质文档的方式向TTO披露。在接受到发明披露后, TTO必须快速决定这项发明是否应该申请专利保护。 (2) 选择商业化途径:一旦发明获得法律的保护, TTO与发明人必须决定商业化途径。许可方式的选择一般包括交互许可、普通许可与独家许可等或者大学设立衍生企业。 (3) 履行商业化途径:在评估技术商业化途径后, 便开始履行, 同时TTO和发明人保持后期跟踪[8]。

刘彦 (2007) 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大学技术转移机构的发展和运作机制, 从操作层面总结了美国和日本TTO运作的若干经验, 并提出我国应该推进专业性TTO的发展。叶桂林 (2004) 通过以美国斯坦福大学TTO和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为例, 比较了中美TTO的主要运作方式, 其研究发现国内技术转移中心的运作模式过于单纯, 所能提供的附加价值过少。总体而论, 不论是附属于大学的子部门, 还是独立运行的盈利性或公益性机构, 就流程而言, TTO都是充当了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媒介, 即技术成果发明者或拥有者向TTO递交创新成果, 由TTO对成果做出技术价值评估, 对有价值的技术成果进行信息披露, 招徕厂商洽谈技术成果, 经协商签订技术成果转让协议, 对转让收益做出分配。

3 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的绩效影响因素

TTO对技术转移的推进作用是显著的, 但是就个体来说, TTO发挥的效应是有差异的。TTO绩效的影响因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以下主要是在微、中观层面上现有研究的情况:

3.1 发明人相关因素

发明人的特征、行为及行为诱导因素在整个TTO的技术转移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这包括发明人参与再开发和披露发明的积极性、发明人在技术领域的声誉、发明人对技术切合实际的预期以及TTO设计的发明人激励因子。

近几年的研究证明, 《拜杜法案》生效后, 美国专利量和许可量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明的成功披露和再开发 (Thursby&Kemp, 2001;Mowery et al, 2001;Henderson et al, 1998;Thursby et al, 2000) 。Thursby和Kemp (2002) 也采用DEA方法证明了研究人员申请专利的意愿与专利许可数量之间存在内在关系。Thursby et al (2002) 将大学技术移转的流程分为披露、专?申请与许可三个阶段, 并根据其本人2001?所作的调查发现, 大学有近半数的发明没有被披露, 原因是部分发明人不愿意再参与到后续的研究开发中去, 或者有部分发明人无法预期到发明的商业化潜?, 或者是因为披露发明存在申请专利而延迟学术论文发表的风险[9]。Lai (2011) 强调发明人的披露意愿直接影响TTO的技术许可量[10]。

Jensen和Thursby (2001) 在一次调查中发现, 如果要成功进行商业化, 至少71%的发明需要研究人员进一步参与。新发明中, 约有48%的创意还处在概念验证阶段 (proof of concept stage) , 29%的创意在实验室规模下开发出原型 (prototype) , 仅仅只有8%可以确认大量制造的可行性, 这样绝大部分研究成果的成熟度非常有限。要实现技术成功地向产业转化, 技术的再开发是必然的, 这离不开发明人的合作。而且, 在新发明的后续开发过程中, 发明人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不愿意继续提供支持的道德风险[11]。此外, Thursby et al (2002) 发现美国大学技术移转活动增加的原因主要来自于资源投入的增加以及相关人员的配合, 并且研究结果证实后者所占比重较大。所以, 对于TTO收到的大部分发明而言, 发明人的参与是发明再开发、权利化并最终成功转移的基本保障。

其次, 发明人在技术领域的可信度、研究实力、对技术切合实际的期望以及同外界的联系情况都是影响技术转移和许可的重要因素 (Allen, 1997;Berry&Broadbent, 1984, 1987;Albraith, 1990;Fukugawa, 2009) 。Jansen和Dillon (1999) 证实发明人与产业的关系是影响大学技术许可的关键因素, 这个结论同Robert E.Litan (2007) 的观点一致。Robert E.Litan (2007) 指出, 发明人与外界的合作状况, 有助于帮助新发明获取市场机会。因此发明人或其技术团队对市场的了解及其与产业界、学术界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将影响技术转移[12]。

为了推动发明人积极披露发明、参与发明技术的后续开发以及鼓励发明人与外界的沟通合作, 行之有效的激励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于发明人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Jensen和Thursby (2001) 指出可以向发明人分配合适比例的许可收入或者让发明人在技术授权企业持股的方式来解决。Link和Siegel (2005) 强调许可收入的分配方案是技术许可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发明人较高的许可收入分配比例, 对发明人行为将直接产生影响, 加大了技术许可成功的可能性[13], 这个结论同Friedman和Silberman (2003) 、Lach和Schankerman (2006) 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是各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有所差异。Kenney (2009) 指出把知识产权成果归属权下放给发明人, 而不是大学, 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转移。可见发明人的参与在技术转移活动很重要。

3.2 技术相关因素

尽管至少24%的大学技术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工作的影响是关键的, 但是Thursby et al. (2000) 对大学技术转移经理协会的300名成员的抽样调查显示, 大学技术开发的早期阶段或者技术本身与企业经营目标的非相关是造成大学技术许可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 TTO在在技术开发的各个阶段应该进行技术的评估, 从而确定新技术商业化的可行性 (Udell, 2000) 。

Rogers提出“认知属性理论” (Rogers, 1995) , 认为新技术的可能采用者根据个人对新技术的属性判断是否接受该技术。这五个技术属性是技术的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用性、可观察性。换句话说, 可能的新技术采用者认为一项可接受的发明技术应该具备以下五个特点: (1) 与其它技术相比具有相对优势; (2) 与现有系统越兼容, 则该项技术转移的速度将加快; (3) 使用上不会太复杂; (4) 在采用前可以试用; (5) 采用前可以观察到采用结果。

Nerkar和Shane (2007) 提出技术成功商业化受到技术应用范围、技术的突破程度、易模仿程度和时间等因素的影响[14]。新技术可能运用的范围越广, 而且技术开拓性程度越高, 技术采用者进行商业化时将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 (Danneels&Kleinschmidt, 2001) , 从而有助于提高技术成功转移率。通过采用新技术, 企业创造出新产品和服务, 并可以因此获得熊彼特租金, 这也是企业接受大学技术的主要原因之一 (Roberts, 1999;Winter, 1995) , 但是这种租金的获取往往是因为成为市场的新进入者或学习曲线效应。突破性发明技术同其它发明相比, 更容易使得技术的使用者成为市场的先驱或获得学习曲线的优势;而且, 突破性强的发明技术往往享有的专利权范围会更广泛。此外, 新技术壁垒越低, 则越容易被模仿, 而且即使是享有专利权, 他人也容易在该技术的周边领域开发出类似的产品和工艺。

技术的发展会经过技术生命周期 (Technology Life Cycle, TLC) 的不同阶段, Rousel et al (1991) 曾经对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作过分析。对于任一新技术的开始出现, 都可称为萌芽期, 但是对于萌芽期的技术如何在产业上应用仍相当模糊;技术发展到成长期, 相关的不确定性会逐渐减少, 若持续投入研发, 技术将会推进到成熟期, 位于成熟期的技术, 会有渐进式的发展, 当技术的改进完成, 进步空间趋小, 技术将迈入衰退期, 此时技术最容易被模仿。所以, 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会有不同的特性, 如表1, 不同的特性会影响技术转移与技术评价决策[15]。

3.3 专利权相关因素

许多公司致力于取得特定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专利权通过对非授权实体的限制, 帮助技术使用者获得这种持续优势, 同时大学也因为转移出去的技术获得收入, 以补偿大学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周延鹏 (2006) 指出, 研究发展主要有研发过程和研发成果两个层次事项, 而研发成果则需进一步按其所属产业与技术转化成各型态、群集和组合的知识产权财产, 亦即研究发展需有知识产权部署及管理经营机制的并行同步配套, 才能具体以法律手段保护其研发成果并在相同发明创作标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程度的排他权利, 进而使研发成果在商品化、产业化以及知识产权的作价投资、授权、让与、技术转移、侵权诉讼获取相当的经济效应、经济报酬及企业声誉、科技地位。依据Siegel et al (2003b) 等学者的研究, 大多数教师为了将研发成果商业化, 大多采取专利申请与获得作为保护研发成果的主要方法[16]。

Shane和Stuart (2002) 以麻省理工大学1980-1996年期间的1397件专利历史数据为样本, 分析了专利权对专利技术许可和商业化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若专利是有效的, 则大学的专利技术更容易商业化, 专利权的存在增加了技术许可的可能性[17]。

发明技术的商业化是高度不确定的 (Zahra&Nielsen, 2002) , 企业在商业化尝试之前, 往往很难判断新技术是否能够创造出产品和服务。但是, 若享有专利权的技术商业化实施成功, 专利权范围广的专利技术会相对获得更多的回报 (Merges&Nelson, 1990) , 而且可运用于更广泛的技术领域, 提高技术使用者的收入回报率, 所以, 企业更倾向于尝试这种专利技术的商业化 (March, 1991) , 以增加潜在的商业收入。此外, 专利权范围广的发明专利可以对更多的技术形成专利封锁, 形成技术的独占性和提高发明专利的价值 (Merges&Nelson, 1990) 。比如, 对于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 Lerner (1995) 的研究显示, 权利范围每增加一个标准差, 企业对发明专利价值的评估将提高21%[18]。类似的, Shane (2001) 指出, 发明专利的权利范围越宽, 衍生新企业来实施专利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此外, 专利保护强度的增加提高技术转移成功的可能性 (林意茵, 2009) 。林意茵把可供转移的技术按照没有提到专利、签订合约时要求进行专利申请、专利已在申请中、部分专利已经取得和部分专利申请中、已取得专利五个类别分成第一到第五的专利保护强度级别, 其中第一级最低, 第五级最高, 如表2[19]。

3.4 TTO组织因素

TTO的绩效不仅仅受到宏观环境、发明人、技术等因素影响, Johnson (2011) 指出TTO组织因素是其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20]。Louis (2000) 指出TTO关键因素, 包括适当的技术转移人员、清楚的任务、顾客导向、清楚的制度、运作流程与学校支持技术转移的文化。可见, 管理学所涉及的组织行为如员工报偿制度、升迁制度等都会影响TTO的相对生产力。

Lockett和Wright (2005) 对英国大学的实证研究显示了, TTO的资源和能力与衍生企业的成立有联系;Lockett和Wright采用计数模型证实了衍生企业数量和大学对知识产权保护支出、TTO的能力以及许可收入向发明人分配的倾斜程度呈现正相关。这些研究意味着, 若大学要提高衍生企业的数量, 应该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TTO人员的招聘、培训和开发[21]。Belenzon和Schankerman (2007) 研究了将TTO技术转移经理的动机与大学整体利益如何捆绑在一起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 对技术转移经理奖励的增加有助于推动所许可发明的质量, 并最终增加TTO的许可收入, 但是如果对TTO有来自于政府层面或区域层面发展上的要求, 这往往会妨碍TTO许可收入的实现。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站在企业角度来研究大学技术转移的问题。针对大学TTO的知识产权问题, Hertzfeld et al (2006) 调查了54家研发活动密集型的企业律师, 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TTO人员经验的缺乏, TTO本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以及TTO存在高估技术商业价值的倾向, 这使得企业在同TTO就相关问题很难进行协调, 这就导致一些企业决定绕开TTO而直接同大学研发人员或工程师进行合作[22]。大部分TTO绩效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美国的数据。在近几年来, 也有以欧盟为背景的实证文章。Chapple et al (2005) 对绩效较低且其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英国50家大学的TTO进行实证, 研究结果发现在TTO规模扩大的同时, TTO技术转移经理的工作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 这就意味着提高技术转移经理技能的素质成为势在必行, 同时TTO的规模可以进行适当压缩, 并且研究建议以本区域为目标[23]。Lai (2011) 发现技术转移经理的意愿同TTO绩效直接相关。Markman et al (2006) 的研究指出TTO的资金、人员以及管理方式都是技术转移的有效影响因素, 但是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次于发明人相关因素。

至于TTO的规模是否与技术转移绩效有关, 依据Markman et al (2005) 等人对美国的研究, 较大规模以及经验较丰富的TTO比较容易转移技术给现有的企业或新创企业。因为若规模较小, TTO常因缺乏资源和专业技能以致不易协助发明人进行研究成果的推广工作。Siegel et al (2003b) 采用随机前沿的模型首先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一些大学技术转移的效率要比同类其它大学高?他分析了美国113所大学的技术转移效率, 研究结果表明TTO的绩效不仅同区域环境和附属医学院机构的设置有关, 而且还取决于受TTO内部因素影响很大, 其中包括激励状况、文化因素和技术转移经理的素质;其实证的结果还表明机构规模对技术转移数量呈现规模报酬不变, 但对技术转移收益呈现规模报酬递增。

Friedman和Silberman (2003) 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TTO效率的影响因素, 他认为除了大学在高技术产业区的位置、大学院系技术转移的收益率、大学鼓励技术转移的政策外, 技术转移机构的成立年限也是影响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24]。

Chandler (1962) 和Williamson (1975) 研究了组织内部的经济性问题, Bercovitz et al (2001) 以此为基础, 指出TTO一般存在U型 (职能制) 、H型 (控股结构) 、M型 (多部门结构) 、MX型 (矩阵制) 四种类型, 并分析了在不同组织结构下, 技术许可的数量、技术许可的协调难度及大学接受到的资助研究项目数量表现出差异。另外, 从组织层面来说, 分权式的管理方式是一个关键的影响因素, 这种管理方式将使得TTO对技术用户的需求更加敏感 (Debackere K.et al, 2005) 。

3.5 其它因素

TTO的发展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比如受到其所依附的大学相关因素影响, 这包括大学的研究基金 (Azagra et al, 2003;Coupé, 2003;Rogers et al, 2000) , 大学所制定的技术转移政策 (Caldera, 2010) 有联系;其次, TTO的绩效存在晕轮效应, 同大学本身的声誉有关联, Sine et al (2003) 对AUTM的102家大学在1992-1998年的技术许可活动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 发现大学技术许可出现晕轮效应。知名度越高的大学, 其TTO的成效越高, 这个现象同Merton (1968) 提出的马太效应相似;除此, Siegel et al (2003b) 的实证研究还显示TTO的绩效同区域环境和附属医学院机构的设置有关。此外, Antonio (2011) 指出地理位置是TTO效率的影响因素[25];Etzkowitz et al (2010) 的研究显示, TTO的发展还受到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地理环境、风险投资环境影响[26]。

4 大学专利技术转移组织的外部政策研究

1993年, 纳尔逊 (Nelson) 在《国家创新系统比较分析》一书中比较了1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系统, 发现大学是国家创新系统的重要行为主体之一, 政府政策是影响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出台《拜杜法案》后, 许多政策制定者都在考虑通过政策来加速大学技术转移的发展和鼓励区域的创业活动 (Slaughter et al, 1997) , 这同时又引发一些学者思考政府政策对大学技术转移的效果 (Henderson et al, 1998;Mowery et al, 2001;Loewenberg, 2009;Kenney, 2009;栾春娟、侯海燕, 2010) , 尤其是美国《拜杜法案》所产生的影响。国外对《拜杜法案》实施效果的研究颇多。Mowery et al (2001) 以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为例, 分析了《拜杜法案》对技术转移的影响, 其结果表明, 《拜杜法案》通过知识产权归属的下放原显著促进了技术转移, 但不是促使大学技术转移增长的唯一因素。Shane (2004) 。《拜杜法案》法案让美国大学的专利数大幅提高, 许可活动更踊跃, 让大学更重视与企业有关的专利知识及许可活动更有效率

5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TTO的功能广泛, TTO的作用表现为对大学发明人的技术进行筛选, 通过专利组合或分包等方式为发明寻找购买方, 降低发明人的搜寻成本及提供专利权保护支持与推广;同时为企业提供技术评估服务, 降低他们的投资风险。另一方面, TTO通过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的设立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创造就业机会, 并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Siegel, 2007) 。所以高效率TTO必将拥有技术筛选、专利组合运用、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多方面的能力;从TTO绩效影响因素来看, 发明人、技术自身属性、专利权、TTO内部包括技术转移人员等资源因素对TTO效率有直接影响, 这些多方面的资源因素必须与TTO技术筛选、专利组合、技术许可和衍生企业等能力形成协同;所以, TTO发展的源头落实到外部制度的协同,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资源的形成和供给尤为关键, 政策的着眼点应着眼于知识产权归属下放、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支出的强度、大学提高对发明人的激励、大学待转移的专利申请纳入加快审查的对象, 以实现“制度-资源-能力”的协同, 推动整个社会的创新, 所以TTO的发展应遵守图3的路径, 即制度匹配于资源、资源匹配于能力, 最终才能产生协同创新绩效。

大学技术转移 篇4

研发实力及项目简介

济南环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济南，位于济南国家高新园区内，是一家专业从事微生物高新技术研发及生产、销售生物饲料添加剂、生物有机肥、微生物发酵中草药的现代高技术企业。

公司致力于微生物新技术的研发、以生物环保为理念、以新技术应用与推广为宗旨的研发生产体系。公司目前具备现代的微生物菌种筛选、培养、保藏、发酵、离心、冷冻干燥、制剂、检测及菌剂产品应用等系列技术，2013年获得济南市科技转化资金扶持。

公司拥有一流的研发团队和系统化的试验设备，其中，国外专家教授2人、国内专家教授3人、博士生2人、研究生4人、本科生5人，组建了由6人组成的技术研发中心，在通过国内外专家团队开展自主创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之路，先后与山东大学、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山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山东省科学院、山东省食品研究院等国内知名大学及科研单位合作，开发储备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新产品。其中，筛选并开发了新型微生物菌种系列、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系列、微生物土壤改良与水质净化系列、微生物发酵中草药等一系列产品。其中，部分产品已在畜禽养殖业、农业种植业、生态环保业等领域分别进入了推广阶段、中试阶段、小试阶段的实验。公司拥有多项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

公司实验室拥有的生产转化试验设备有：30L—100L中试发酵设备1套、超净化工作台、自动灭菌器、控温摇床、恒温培养箱、管式分离机、高速离心机、气浴恒温振荡器、电热鼓风干燥箱、生化培养箱、紫外分光光度计、生物显微镜、不锈钢颗粒机、真空冷冻干燥机、-80度菌种保藏箱、-20度菌种保藏箱、-5度菌种保藏箱、恒温光照培养箱等。

目前，公司计划投产转化的新技术有两项：

1、微生物发酵功能性豆粕项目

用该技术发酵的豆粕，其蛋白及小肽含量指标都领先于国内同行业标准，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生产基地选址、设备选型与生产成本再论证阶段，计划一期投资5000万元，上两条年产3万吨的生产线，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在3亿元以上，该项目国内年需求量约在400万吨左右，每年约有200亿元的商机，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该项目我公司拥有生物发酵核心技术。

2、微生物发酵法生产L-氨甲酰谷氨酸项目

该产品具有促进动物内源精氨酸的生成，精氨酸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氨基酸，在动物细胞信息传递和营养代谢中起重要作用，其具有提高多胎动物繁殖性能，增加仔猪数量，提高断奶仔猪重量，降低腹泻，提高成活率，促进生长发育，增强公猪性欲，提高精子数量和质量，延长公猪的使用寿命，降低仔猪繁殖成本。该产品市场年需求量约在3万吨，每年约24亿元的市场商机。

公司研发中心正在研发的新技术有：1、对畜禽粪便甾体激素及农药残留降解技术（减少甾体激素、农药残留对农田及地下水的污染）。2、微生物发酵中草药技术（通过微生物发酵使中草药利用率大幅提升，应用于畜牧业、农业抗病与促生长具有较好的效果）。3、深入开发沼泽红假单胞G3菌株在水产养殖、食用菌栽培、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应用。

公司的客户群体是饲料企业和大型的养殖企业，产品能为饲料企业带来市场竞争力的提升，能为养殖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因此，产品投放市场一定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计划在2年内成为国内知名品牌，力争5年内实现年产值达到30亿元。希望与对公司成长感兴趣的资本企业、投资人以及对产品感兴趣的企业合作，使发酵豆粕项目尽快上马投产。公司计划在3年内上新三板，前期已与两家知名证券公司做了初步交流，计划产品投放市场后邀请券商进驻企业考察、辅导。

人物简介

张起凡，济南环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法律专业；中级工程师；

1998年创办青岛泰达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2005年投资青岛立达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2008年投资济南环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学技术转移 篇5

剑桥大学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每年产生大量的全球顶尖科学技术,并以其独特的产学研模式不断创造新兴产业,是欧洲高端要素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剑桥地区拥有1500 多个技术型企业,19 个商业科学园区,年总收入超过130 亿英镑。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剑桥因其创新创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在国际上被称为“剑桥现象”。

1 剑桥技术转移主要做法

1.1 一流的研究基地,为创新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剑桥大学是分子生物学、遗传学、药学和物理学的发源地,拥有桑格研究中心等五大世界顶级生物研究中心,先后共有90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雄厚的基础研究使得剑桥大学成为高科技集群创新技术的源泉。同时,剑桥大学以必修课、选修课和培训项目的形式在全校开展创业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合作精神,这为学生与企业进行交流合作打下了基础。剑桥大学每年由学生自行组织商业计划竞赛,按照计划书的详细和成熟程度,分别提供100~5000 英镑的奖金奖励,此外,还有博士后商业计划,这将对参与其中的研究生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很大帮助。这些商业计划和竞赛对于培养学生创业意识、营造创业氛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良好的互动机制,打造政产学研生态体系

剑桥现象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政府、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互动作用。英国政府通过专门引导、政策倾斜、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剑桥现象的成功推波助澜。剑桥地区一半以上高科技公司与剑桥大学保持紧密联系,而其中又有90%与剑桥大学各院系直接挂钩。剑桥大学积极鼓励成立各类协会组织,从20 世纪70 年代剑桥大学成立了第一个非正式的组织———剑桥计算机协会开始,目前共有47 个此类的商业网络组织,为企业广泛提供咨询和帮助。如英国大学联合会(Praxis Unico),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大学技术转移组织,通过保持和协会会员、政府、产业界、学术界、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紧密联系,给予利益相关者实质性的帮助与支持。

1.3 专业的团队运作,提高技术商业化成功率

剑桥企业中心(Cambridge University Enterprise),是剑桥大学全资公司,代表剑桥大学负责专利申请和技术转移工作。目前剑桥企业中心共有技术转移部、咨询服务部、种子基金、创新风险基金4 个部门,中心拥有40 人左右的专业团队,管理超过1000 个科学技术项目,管理持有60 个以上初创企业股权。企业中心机构设置健全,分工明确,流程严谨,为技术成果成功走向市场开辟道路、保驾护航。

技术转移。剑桥企业中心技术转移部最主要的工作是知识产权管理,包括代表剑桥大学申请专利、进行项目评估,开展市场调研,寻找商业化伙伴,代表发明人与合作商家进行技术对接、协商谈判,同时撰写合同协议等。企业中心是剑桥大学所有知识产权专利的法定申请人和拥有人,每年收到200 多份商业计划申请,经过严格的程序对技术成果的市场价值进行研判,最终在1 个月内决定是否申请专利,每年企业中心的专利申请量大约20 件左右,只占申请量的1/10,确保申请专利的高品质和专利成本的合理控制。

咨询服务。在剑桥,咨询是企业与大学互动最便捷的方式。剑桥企业中心咨询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各个研究室、实验室以及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定期或不定期了解各个领域的技术进展,寻找潜在项目。剑桥咨询服务形式主要有:科学顾问委员会、企业开发产品咨询、利用各个院系的仪器设备、专家证人以及政策咨询等,其中科学顾问委员会是剑桥最杰出的学者,剑桥企业中心外骋行业专家100 多人,这些专家只有在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后才能拿到咨询服务费,大大减轻了剑桥企业中心的负担。同时,剑桥乃至英国积极鼓励科学家参与企业咨询,在英国衡量大学教授的指标之一是影响力,而咨询是增加影响力的重要内容。

种子基金。剑桥企业中心拥有一个独立的风险投资基金,即“剑桥企业种子基金”(The Cambridge Enterprise Seed Funds),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并扶持孵化。自1995 年以来,获得种子基金投资的初创公司5 年内的成活率达到97.4%,大大超过44.6%的英国平均水平。剑桥企业种子基金由剑桥大学而非政府拥有,只投资于以剑桥大学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新公司,所有盈利返回资金池或者重新投资,到目前为止投资了70 家公司,共计1070 万英镑,带动了市场上10 亿英镑的投资。

1.4 新颖的运营模式,保持技术孵化机构高效率

剑桥创新创业载体包括圣约翰创新中心、剑桥科学园和未来商业中心,这3 个中心呈三角形分布。其中圣约翰创新中心是英国第一个商业孵化器,为入驻的个人或者小型团体提供企业启动时的相关注册、财务支持、法律咨询以及办公场所,以其仅有6000 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孵化出数个全球知名企业。中心特色在于为入驻和难以入驻的企业提供不同等级的星级服务和虚拟服务,同时中心保持着快速的流动性、极高的出租率,为创业人才提供易进易出的宽松环境,帮助创业者以最低成本进行创新推广工作。剑桥科学园是英国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科技园区,普遍采取成立子机构的形式,子公司只有一家股东即大学或学院,从而合法规避了公共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带来的业务风险。

1.5 宽松的政策环境,激发技术成果不断涌现

英国政府对企业的技术转移给予经费支持或减免税优惠,制定了研究机构、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的利益分配机制,实施了研发税收减免政策,并重点向中小型企业倾斜。中小型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部分,可享受的税收减免额为15%。投资人将收入作为天使基金等投入初创公司,未来所得可享受免税等政策。剑桥大学对技术转移采取了一套明确的奖励机制,剑桥企业中心在参与商业开发时所获得的全部收益,最终由技术发明人、发明人所在院系和剑桥大学三方共享。具体技术转移收益与分配比例如表1 所示。

2 对江苏的主要启示与建议

2.1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技术转移体系化网络

技术转移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建议:一是要把对技术转移工作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省级层面加强统筹布局,打造形成从技术评估、专利申请、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创新产品的技术转移服务链条,借鉴剑桥经验,重点做好技术咨询、种子基金等薄弱环节的强化工作。二是打造技术转移生态链,发挥江苏省技术转移联盟功能,将高校院所、企业、科技服务机构等创新资源载体组织在一起,面向企业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创新服务模式。三是进一步明确技术转移机构的职责,对各类各级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地方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按照功能定位进行分类整合。探索高校技术转移中心采取独立法人、企业化运作,负责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横向技术服务、成果转移、知识产权运营等工作,参照剑桥模式管理运行。

2.2 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技术转移可持续发展

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技术转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江苏省正处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加快原始创新步伐。建议:一是重点突破,选择几个江苏省内重点大学,探索剑桥模式在江苏省的应用和推广,围绕优势领域构建完善的研发和服务网络,打造一批基础研究与技术转移良性循环的示范基地。二是给予基础研究相对宽松的环境。剑桥大学对科研人员没有发表文章、申请专利等指标性考核,有些诺贝尔奖得主曾经几年或者十几年没有发表论文。建议江苏省淡化对于基础研究人员的硬性指标考核,代之以影响力、学术地位等软性要求,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2.3 改革评价机制,突出技术转移市场化导向

技术能否生存并获得较大发展,主要是看该技术能否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与我们国内一味追求专利产出不同,剑桥大学强调的是,根据技术的市场价值评估决定是否申请专利、什么时机申请专利以及申请策略,因此建议江苏省:一是尽快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专利考核导向,深入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支持开展知识产权价值分析、评估业务,提升全省专利产出质量。二是强化具有商业化价值的知识产权申请。引导高校研究人员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培养知识产权战略和策略意识,开展以市场作为检验标准的技术创新活动。三是深入领会并落实新的科技成果转化法精神,建立利益机制,使科研人员和机构在技术转移过程中有收益,激励转化热情。四是积极寻求与跨国公司合作,引导其以技术+资金投资、许可交易、合作开发等形式与江苏省企业开展合作,以此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同时借助跨国公司的资源扩大江苏省内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4 强化人才引培,提升技术转移专业化水平

人才是技术转移工作的关键。在剑桥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普遍是大学教授或某领域专家,多数人曾经为大型企业做过技术咨询顾问、当过律师、高级会计师、自己开过公司等,多途径的经历使其成为高级综合性人才。建议江苏省:一是加强技术转移领域专业化人才的培养,积极与Praxis Unico等国际组织对接,开展注册国际技术转移经理师培训工作。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咨询、运营、评估人才以及金融、法律人才的常态化培训工作。二是加强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的培育工作,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科学家、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深入企业开展咨询服务、创办企业等,增加从业领域和背景,丰富人脉关系网络。三是细化技术转移人才的专业分工,要求从事技术转移服务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某一行业的专业背景,且长期从事领域相关的工作,掌握各行业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及走向。

2.5 营造环境氛围,打造技术转移生态化体系

纵观剑桥大学的技术转移和商业化活动,整个社会分工清晰,政府、高校、企业着力点明确,社会诚信体系完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体系。建议江苏省:一是要加强政策宣讲培训,提高高校、企业对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认识,引导科研人员主动利用技术转移服务提高创新效率,加大对典型机构和案例的宣传。二是要构建科研和科技服务诚信体系,大力推动科技计划的科研进展、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规范科研人员诚信行为;同时充分借助产业技术联盟、行业协会等第三方行业组织和机构,引导建立第三方支付信用体系。三是大学要狠抓创业教育,培育企业家精神。创业教育的教师应具有创业经验,也可以通过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很好地引导学生开展创业工作。

摘要：技术转移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提升创新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校是推动技术转移、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加快发展高校技术转移尤为重要。剑桥大学是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其以独特的产学研模式,不断创造新产业,是欧洲高端要素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文章深入总结分析英国剑桥大学在技术转移方面的主要做法,并具体阐述对于江苏省技术转移的主要启示与建议。

大学技术转移 篇6

知识经济时代, 技术转移是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标志。大学技术转移的成功与否在经济发展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定量实证研究各种形式的大学技术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于我国大学正确定位其在国家创新体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和保持大学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于大学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 国外学者研究较多, 如Mansfield (1991) 、Jaffe (1998) 研究发现大学技术转移对经济发展具有正面影响和贡献 [1];Schmiemann (2003) 主要在案例以及对技术转移办公室 (TTO) 的评估方面作了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也过相关研究, 如谢富纪 (2006) 认为技术转移是围绕某种技术类型产生的某种技术水平的知识群的扩散过程[2];何建坤等 (2007) 研究了大学技术转移对首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3]。大学技术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如何, 目前相关的文献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从衡量大学技术转移的变量指标入手, 采用计量经济方法, 对二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 大学技术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的构建、指标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大学将其生产的知识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进而形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技术市场是大学将科学技术成果直接转化到经济系统的重要途径;大学技术转移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通过对发明专利实施许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 包括大学的技术转移、各种投入、产业政策等, 根据以上分析, 其模型可建为:RGDP =F (UTT+e) , UTT=f ( HTS, PHTJE, ZLZS) , 其中:PGDP为中国GDP的实际值, 代表中国经济增长;HTS为大学技术合同签订数 (项) , PHTJE为大学技术合同在技术市场实现的交易金额 (万元) , 这两个变量直接衡量大学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大小;ZLZS为大学的专利批准数 (项) , 衡量大学专利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UTT为中国大学技术转移, 包括了通过HTS、PHTJE、ZLZS实现的技术转移三种形式;e为没有考虑因素的影响。本文用到的GDP和大学技术合同金额数据均通过相应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可比价格,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2—2006) 中公布的指标数据, 时段为1991—2005年。

计量模型是双对数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方程:LNRGDP =α+βLNUTT, 其中:UTT的系数为β, 如果β为正且通过相关的统计检验, 则表明大学成功地通过HTS、PHTJE、ZLZS这三个方面实现了技术转移, 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2.2 回归及主成分分析结果

首先分别分析三个变量 (HTS、HTJE、ZLZS) 代表的大学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以上模型, 利用原始数据建立的中国PGDP与HTS、PHTJE、ZLZS 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中I、Ⅱ、Ⅲ所示。由于HTS、PHTJE、ZLZS的含义不尽相同, 而且由于三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容易造成多重共线性, 因而无法准确衡量大学技术转移的综合效果, 所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三个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反映大学技术转移的合成变量UTT, 然后建立PGDP与UTT之间的线性回归模型, 估计结果见表1中Ⅳ所示。

注: (1) 括号内数值分别为该系数的统计值; (2)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1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当HTS、PHTJE、ZLZS、UTT每增长1%, 将分别使得中国真实的GDP增长1.5054%、0.6665%、0.5951%、0.6971%。这表明虽然HTS、PHTJE、ZLZS、UTT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尽相同, 但是大学技术转移显著地促进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大学通过专利创新实现技术转移这种途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解释力最小, 这主要与专利转化为经济收入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滞后有关, 而大学技术合同及交易额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更直接, 构成了目前中国大学技术转移的主要形式。

2.3 单位根检验、协整与Granger因果分析

以上分析仅仅表明中国的大学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但并不能确定彼此之间就存在协整和因果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完成。检验之前, 需先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结果表明:除LNPGDP外, LNHTS、LNPHTJE、LNZLZS、LNUTT等的原始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平稳序列, 但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

由上知, 原始序列存在单位根, 所有序列均为一阶单整I (1) , 因此它们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即变量间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使用Johanson极大似然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表2显示:LNPGDP与LNPHTJE、LNZLZS、LNUTT等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明大学技术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Granger因果关系模型是一种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滞后影响关系的计量检验。对经济增长与大学技术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估计结果可能有四个: (1) 经济增长影响大学技术转移; (2) 大学技术转移影响经济增长; (3) 经济增长影响大学技术转移, 且大学技术转移影响经济增长, 二者互为因果关系; (4) 经济增长与大学技术转移之间互不影响, 即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由表3知: (1) 滞后一期, 经济增长影响了大学的技术合同数和综合技术转移;滞后二期, 经济增长影响了大学的技术合同和综合技术转移。说明短期内经济增长对大学整体技术转移具有很强的需求。 (2) 滞后一期、二期, 大学的技术合同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说明短期内直接的技术转移 (签订的技术合同数) 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3) 滞后三期, 大学的专利授权总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这说明较长时期内中国大学间接的技术转移 (专利授权总数) 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可见, 在短期, 中国经济增长对大学整体技术转移具有很强的需求, 是技术转移的原因。大学的直接技术转移只能在较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大学的间接技术转移只能在较长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 即大学的技术转移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要视其性质和时期的长短而定。

注:LNPGDP≠>LNUTT 表示“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UTT”, P值代表“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UTT”的概率, 其他类似。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大学技术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启示:

(1) 大学通过专利实现的技术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而且需要时间较长, 而通过技术合同实现转移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专利转移、而且需要的时间较短, 这表明大学通过专利促进技术转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前, 中国各个层次的大学可以通过不同技术转移方式实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但是研究型大学在原始性创新方面应主动承担和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由于申请专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因此, 增强中国专利产出能力, 发挥研究型大学和国家重要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前沿高技术研发中心的龙头作用, 并通过产学研合作培育并形成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是构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当务之急[3]。

(3) 大学技术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总体上看, 经济增长对大学技术转移具有很强的需求, 但是大学直接的技术转移只能在较短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间接的技术转移只能在较长时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政府主导下, 建立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与政府和产业界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 对培育和建设强大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迫切。

摘要：以中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以相应年份的技术合同签订数、技术合同金额、大学专利批准数及合成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对大学技术转移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程度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 同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

关键词：大学技术转移,中国经济增长,专利,技术合同

参考文献

[1]MANSFIELD E.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 1991 (20) :1-12.

[2]谢富纪.技术转移与技术交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7.

大学技术转移 篇7

一、对科技创新的“线性模式”与“互动模式”反思

万尼瓦尔·布什 ( Vannevar Bush) 1945 年的著名报告《科学: 无止境的前沿》为科技创新“线性模式”的奠基之作。布什在这份报告中讨论了他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纯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者间关系的认识。布什提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导”这样一个观念。在布什看来, 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新产品和新工艺是建立在新原理和新观念基础之上的, 而新原理和新观念本身又通过最纯粹的科学领域里的研究艰难地发展着。他认为: 一个在基础科学新知识方面依赖于他人的国家, 将减缓其工业发展速度, 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布什实际上给出了有关各种研究的线性说明, 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商业化”四个阶段, 且每个后续阶段都要依赖前一个阶段[1]。

然而, “线性模式”在1970 年代以后遭遇了现实的严峻挑战。日本的迅速崛起证明了, 靠从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世界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实现经济的迅速崛起, 而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与其在产业中的竞争力进而经济收益并不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事实上, 美国在19 世纪后期的崛起也不是靠基础科学的领先来支撑的。1990 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也与当时在基础科学领域领先的哈佛大学等关系不大, 而与在工程学科突飞猛进的斯坦福和MIT等关系更为密切。斯坦福- 硅谷、MIT - 128 公路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榜样。这种大学与产业界密切互动的模式, 被亨利·埃茨科维兹概括为“三螺旋”模型。“三螺旋”模型是“互动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 当然, 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也是“互动模式”的一个翻版, 虽然它与“三螺旋”模型存在分歧。亨利·埃茨科维兹认为, 大学、产业、政府三方不仅是创新的要素, 而且还是活动主体, 创新可以从任何一方开始, 并且超越组织的边界, 创新的重心在不断地演变[2]。“互动模式”虽然很好地概括了创业型大学与创新型经济互动过程与机理, 但是它更多地从微观角度出发, 回避了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问题。它对科技创新的解读是社会学、管理学框架, 而非科学学理论。

“互动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表述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境, 对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适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有很多方面显著地区别于发达国家。Edquisht ( 2004) 提出了“发展创新系统”的概念, 并指出“发展创新系统”与发达国家的“国家创新系统” ( NIS) 具有四点关键性的区别: 第一, 对于产品结构的影响, 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重要; 第二, 渐进性创新比根本性创新更容易获得成果; 第三, 对扩散技术的吸收比进行原始性创新更重要; 第四, 在中低技术领域的创新比高技术领域的创新更易取得突破[3]。Viotti ( 2002) 强调了“技术扩散”和“学习”在发展中经济体进步中的作用, 并指出, 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进步是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 通过吸收获得技术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因此Viotti更明确指出, 既有的“互动模式”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并不适用于发展中经济体[4]。

二、我国大学与产业间的知识势能与技术转移

作为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大学科研水平在我国处于顶层位置, 在我国企业的整体水平还和跨国公司存在着很大差距的情况下, 大学通过与国外紧密的科研交流与合作, 具备了“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 应用开发”两个维度的双重“知识势能”[5]。因此, 我国大学必须承担从引进吸收角度和自主创新角度向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双重职能。

( 一) 大学相对于企业的双重知识势能

大学具有向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的双重知识势能: 一种是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知识势能, 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势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势能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具有的。一般认为, 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人员通过留学、访学、科研合作等形式, 与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进行了密切的知识交流, 而且在基础科学领域, 并没有专利和商业秘密等阻碍, 因此这种交流就更加透明和充分。充分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将在科学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较为接近的知识前沿, 虽然我们在创新能力上还存在差距。在这方面, 我国的企业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等拥有的先进技术一般都由专利保护, 或者作为商业秘密而存在, 我国企业很难通过学习、吸收获取。

基础研究对应用开发的势能在大学- 产业协同创新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科学史中的诸多案例已经有力地佐证了这个观点。例如, 一群决心寻找检查内脏器官或者金属铸件内部构造的科学家发现X - 射线分析是很值得怀疑的。没有麦克斯维尔与赫兹 ( Maxwell and Hertz) , 无线电通讯是不可想象的。麦克斯维尔致力于解释和改进法拉第的工作, 赫兹构造装置来验证麦克斯维尔方程的一些含义。马可尼 ( Marconi) 的应用发明是对赫兹发射和接受电磁波的一个简单改进。如果一群科学家在19 世纪中期致力于开发一种远程通讯方法, 可能很难发现麦克斯韦尔方程与无线电应用[6]。

在“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技术范式下, 高校和研究机构是最主要的创新知识源, 企业很难脱离他们独立开展技术研发活动 ( Marsili, 2001) 。例如, 制药行业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有关药效和药理的基础研究大都集中于医学院校和研究机构中, 企业几乎不可能独立承担新药研发工作[7]。

( 二) 企业的技术进步速率

如果充分发挥大学的这种双重势能, 建立有效的大学—产业技术转移机制, 则可以提高生产实践中的企业技术进步速率。Nelson与Phelps的技术扩散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这种关系[8]。企业的技术进步速率将是大学—企业知识势差、企业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函数。有两个条件将使得企业的技术进步速率不断提高: 第一, 在科技知识上大学能够持续吸收发达国家的最新进展, 并且能够进行自主创新, 从而保持与企业的这种势差; 第二, 大学与企业建立更为顺畅的技术转移机制和更为密切的协作关系, 保持知识势能得到不断的传导。大学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 广义的技术创新) 时, 存在两个机制, 一是直接的作用机制, 如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等, 另一个是间接的作用机制, 即向企业输送携带更为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的毕业生。大学能够提供大量的毕业生融入社会, 是企业技术进步的原动力之一, 在知识经济取代工业经济的过程中, 这部分拥有知识的阶层将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

当前许多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文献集中于直接作用机制, 淡化了间接作用机制, 可能会对我国大学—产业协同创新实践产生误导。相比于大学之间的知识差距,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技术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往往更大。过多地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解决我国企业中的技术问题, 可能不利于对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创新能力, 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我国企业赶超发达国家。正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提出的观点那样, “当大学着手于商业化研究时, 代价是高昂的, 而收益却是值得怀疑的。明尼苏达的经济强盛之路就在于让大学充分发挥在教育和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 这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的”[9]。Ste- phan ( 2001) 认为, 大学- 产业合作关系可能对教育有负面影响, 包括教学内容和质量以及师生关系。一个担心是, 教师参与商业化活动, 在教学和服务上投入的时间会减少。与产业界的联合使得研究兴趣将离开那些不太可能产生商业利益的基础研究问题上。另外, 基于商业秘密方面的考虑, 将会弱化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信任关系[10]。

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开发依靠企业实验室及其企业科技人员, 而企业科技人员整体创新素质则主要依赖于其在大学接受的科技训练是否先进和扎实。如果大学不能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 不能在基础科技领域有所创新, 那么协同创新将成为“无米之炊”, 向企业输送的科技人员也难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 保持大学与产业之间的知识势差, 建立有效的大学向产业的技术转移机制, 能够有力地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然而, 要保持大学与产业间的知识势差, 需要我国的大学,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密切地跟踪国际科学前沿, 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同时, 建立多种形式的大学- 产业协作关系, 不仅通过产学研合作来推动技术转移, 更要通过培养承载前沿知识和技术、具备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推动大学向产业的技术转移。

( 一) 通过推动大学国际化来增强大学的创新能力

大学知识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对外作用的增强是知识经济形成的基础, 也是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大学更肩负着吸收和推进国际最新科学进展的职责。因此, 我国的大学必须进一步地国际化, 向国际科技前沿看齐。加强大学的国际化必须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 如扩大派遣留学生规模、支持留学归国人员、引进高层次国际前沿科技专家、开展更高层次的国家科研合作等。在这方面, 国家已经实施了多项计划, 大学的国际化进程逐步加快。另外,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 逐步改变过去在科技和产业的创新方面的跟随战略, 在前沿科技创新领域争取突破, 占领世界制高点。尽管我国的整体实力还不如发达国家, 但在一些重点领域可以和发达国家拥有同样的发展机会。

( 二) 建立多种形式的大学- 产业协作关系, 推动技术转移

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大学在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任务更为繁重。因此, 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 建立多种形式的大学—产业协作关系。第一, 充分发挥大学和企业在研发方面的互补优势。一方面, 大学的科学家由于高度的专业化, 并不拥有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商业技术或最终产品的能力。另一方面, 理论上讲, 企业需要拥有商业化的专业技能。合资经营和伙伴关系可以发挥这种互补性与各自的优势。第二, 建立更加专业化的技术转移组织推动技术转移。在促进技术转移的代理或中介机构方面, 无论是斯坦福、MIT等私立大学, 还是加州、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等公立大学的实践都显示, 大学技术转移的激励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在加强技术转移的有效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大学应建立技术转移战略规划, 加强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服务能力, 以及培训大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等。第三,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让更多的企业, 包括跨国企业参与进来, 使研究生在接受科研训练的同时, 加强对企业的技术问题的理解和关注。我国很多研究生还倾向于在政府、事业单位就业, 这对大学向企业转移技术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企业更多地渗透到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 有利于促进研究生到企业就业。

摘要：基于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文章对科技创新的“线性模式”、“互动模式”进行了反思, 并对我国创新型经济建设中大学的功能与作用机制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与发达国家大学之间的知识差距要小于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 中国大学的这种知识势能决定了其必须承担双重技术转移使命。因此, 在推动我国创新型经济发展中, 必须保持和提升我国大学的这种知识势能, 同时建立有效的向企业传导的技术转移机制。

关键词：创新型经济,场域,知识势能,技术转移

参考文献

[1]Vannevar Bush.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M].Washington: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90.

[2]Henry Etzkowitz.MIT and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M].Routledge, 2002.

[3]Edquist, Charles.Reflections on the systems of innovation approach[J].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2004, 31 (6) :485-489.

[4]Viotti, Eduardo B.National Learning Systems:A new approach o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late 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and evidences from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South Korea[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2, 69 (7) :653–680.

[5]洪银兴.创新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6]Arrow, Kenneth J.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A].Universities-National Bureau,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C].UMI, 1962, 609-626.

[7]黄速建, 王欣, 叶树光, 等.开放式系统创新模式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10, (2) :130-139.

[8]Nelson, Richard R., Phelps, Edmund S.Investment in Humans,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56, (1/2) :69-75.

[9]达雷尔·R·刘易斯, 詹姆斯·赫恩.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新时代公共利益服务[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89.

大学技术转移 篇8

兰州科技大市场负责人在座谈会上首先汇报了北京大学技术转移甘肃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情况及2016年工作设想。杨松尧主任分别从采集需求信息、对接科技成果、举办人文论坛等方面介绍了2016年度北大拟实施的工作计划并重点介绍了拟于今年6月底在我省举办北大技术成果对接活动工作建议。 会议针对开展项目对接活动和互派人员挂职学习交流进行了研讨。

张学斌副巡视员对北京大学帮助甘肃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所开展工作表示感谢。 他说,甘肃省科技厅十分重视与北京大学的科技创新合作,希望双方利用好北京大学技术转移平台,结合甘肃特色,彰显北大优势,征集各市州、高校、院所、 企业的技术需求,以多种方式,推动北大技术成果与甘肃有效对接。

双方还就甘肃派出优秀人才在北大工作、 北京大学支持甘肃建立创新合作平台、共建联合实验室或技术研发中心、合作申报、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北京大学将原创性技术在甘肃进行试验、示范和产业化等内容交换了意见。

多方合力促跨国技术转移 篇9

理查德·萨特米尔：美国俄勒冈大学名誉教授

研发全球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是现在有一些国家和有一些参与机构还是受到本国的条条框框所限制，打破这些限制，是当前跨国技术转移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临的最大挑战。

赵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未来的二三十年里，自主创新战略是中国的国策。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三个含义：第一是原始创新的能力，第二个是集成创新，第三个引进消化国外的技术再创新。这就是跨国技术转移的前提。

刘海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跨国技术转移也叫做过程型的集成创新，它涉及到大学里的“知”，企业里的“技”，投资方、投资者的“识”，营销者的“巧”，这就是说技术转移要把“知识技巧”结合起来。

跨国技术转移分为平面型技术转移，垂直型转移，斜面转移，还有螺旋型技术转移。这种多种形式的跨国技术转移里面，都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跨界。这个需要勇气、激情和信任。

李晓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

什么是研究?有学者说了，研究就是把钱变成知识的过程。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把知识变成钱的活动。所以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创新有很多环节，技术转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正在迎接大学创新的第二次浪潮，这一次应该是以技术转移为基本特征的。

郑淑芬：北京联飞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企业一定要和研究院所相结合，因为研究院所在基础研发方面有很深厚的积淀，这是企业所不具备的。但企业有自身的优势，在后续的创新和产业化过程中，企业应该作为主体。

朱哈尼·帕萨拉：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主管

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是我们一直试图寻找的。我们首先要发现客户的技术需求，然后和客户一起开发、应用这些技术。这样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也才能真正转移技术。这就是我们的模式。

迭戈·拉富恩特：西班牙技术中心联盟研究员

我们是一家私营的技术转移机构，我们收入的46％来自市场，另外的54％来自基金，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的话，我们就破产了，我们和市场的关系非常紧密。

我们有3万多家合作客户，与客户的合作中，赢得客户信任的关键点是什么?第一是为客户保密，第二是为客户承担风险。我们的做法是用公共基金来降低运营的风险。

维加亚拉哈文：高卢管理顾问公司总裁

技术转移尤其开展跨国技术转移有几个要素问题，一是需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二是法律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三是非常重要的人才问题，没有技术转移的合适人才，其他的都谈不上，四是体制机制问题。

夏文欢：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技术转移部部长

国际技术转移中专利技术转移研究 篇10

随着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国际技术转移工作发展迅速, 成为产业转型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先进技术的国际间转移, 企业了解国际最新的技术趋势和创新经验, 寻找国际间的技术合作机会, 提升关键技术掌控能力和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从而助力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

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的转移对象种类较多、过程复杂, 其中专利技术的国际转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对专利技术国际技术转移的主要模式进行研究, 并针对有意进行专利技术转移的机构提出建议。

2 国际技术转移的内涵

国际技术转移就是“技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以特定的流转模式, 如技术实施许可、技术权利转让、技术入股、技术秘密许可使用、工艺、流程、管理方法的传授等方式, 流转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过程。

形象的例子更容易理解上述内涵。比如, 生活中我们通常吃的圣女果 (又叫樱桃小番茄) 、日常办公所使用的移动硬盘, 都是以色列的技术引入中国产业化的结果。还有德国和日本的裸眼3D技术、德国的汽车焊接工艺等, 也都是国际技术落地中国的例子。这些技术通过买卖双方间特定的转移协议, 以特定的技术

转移模式, 从世界上的各个不同国家或地区转移至我国落地, 带动中国的创新发展。企业通过引进、吸收消化或再创新, 一定程度缩短了研发周期, 降低研发创新的资金和人力成本, 促进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作为产业的创新主体活跃了, 必将推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和提升。

3 专利技术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角色

3.1 专利技术是企业国际市场战略布局的利器

专利技术具有地域性的法律属性, 即一项专利技术只在获得授权的地域内享有法律上的排他性。比如, 一项技术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 那么该技术只在美国受到专利法律的保护, 享有排他性;如果该技术没有在韩国申请专利, 那么该技术在韩国使用是不受韩国专利法律保护的。一些跨国公司基于国际市场的战略考虑, 希望开拓某个国家或区域的市场, 由于自身人员、资金、产能等限制问题, 通过国际技术转移的手段, 将专利技术转移至该地区, 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本、制造场所和销售渠道等, 实现技术产业化。如果该企业在技术的转入地也申请并获得了专利权, 那么在转入国家即享有该技术排他性权利, 提高其市场竞争门槛, 实现技术或产品的国际性布局。

3.2 专利技术转移是目前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主流

专利技术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数量、创新高度和市场认可度上, 都占据主流位置。在创新高度上, 一项技术在某国或地区获得专利授权, 都是对其技术创新性的一种法律认可。因为各国专利法律都设置了一定的创新门槛, 作为判断其是否授予专利权的依据。

其次, 转移的权利直接明了, 市场认可。获得专利权的技术, 专利权利要求书上固定下来的权利要求, 就是转让的全部或部分权利, 交易双方看起来简单、直观, 法律范围容易界定, 市场认可度高。而技术秘密、工艺、流程、管理方法等的转让, 没有明确的法律确权文件, 买方较难确认待转让权利的范围, 尤其在技术秘密的转让中, 这种难确定法律范围的风险更突出。如果待转让技术的法律确权文件不清晰, 买方购买时就需承担较大风险, 买方对这样的技术也更谨慎, 市场交易量较专利技术低。

在数量上, 专利技术也占绝对比重。绝大部分转移的技术都具有某国的专利权利, 这样能提高其在区域市场的排他性, 提高市场门槛, 增加该技术在区域的使用价值。比如, 一项技术具有美国专利权, 该技术转移意向转移至中国, 如果该技术没有中国地区的专利权, 一般会考虑申请中国专利。如果不打算在中国获得专利权, 在技术转移合同中会规定严格的侵权责任承担条款, 即如该技术在中国涉及知识产权侵权, 由转让方承担侵权责任。

3.3 专利技术是价值判断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专利技术具有地域属性和排他属性, 决定了其区域性的权利独占地位和市场独占价值。如果该专利技术转移的是国家或区域性独家实施许可协议, 则在该地区买方享有技术的独家使用权利, 该技术的市场估值将较高;如果在该地区转移的是一般专利实施许可协议 (非独占) , 则可能在该地区与其他买方共用该项技术, 那么该技术的估值将减弱。因此, 技术是否具有区域专利权, 是区域独占性许可协议, 还是一般性许可协议, 将直接关系买方对该技术的市场占有度, 影响未来的市场预期收入, 决定对该技术的估值和决策。

专利技术代表一定的创新高度, 越接近产业技术的核心专利, 估值越高。各种专利法律对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有所不同, 中国的专利法规定要满足“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的三性要求, 才可获得专利授权。技术的创新高度越高, 或者说越接近产业的核心专利技术, 那么该技术的市场准入门槛就越高, 带来的市场独占价值越高, 未来利润空间越大, 价值评估就越高。

4 专利技术转移的阶段性划分

专利技术在国际技术转移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值得注意的是专利技术所处权利阶段不同, 其法律状态不同, 能够进行转移的权利不同。通过充分的专利技术尽职调查, 确认其所处的权利阶段, 能够有效的规避技术转移风险, 选择合理的转移模式。

在充分的尽职调查中, 明确该专利技术在哪个国家获得专利权, 相应的法律状态怎样、价值和风险的初步判断等。比如, 一项技术在专利申请前意向转让, 该技术的法律状态可以界定为“技术秘密”, 技术持有人拥有专利的申请权。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十九条,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让与人承担的 '保密义务' , 不限制其申请专利, 但当事人约定让与人不得申请专利的除外”。“人民法院不以当事人就已经申请专利但尚未授的技术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为由, 认定合同无效。”

表1主要是针对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技术, 其阶段性法律状态及适用的技术转移方式。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技术可能与中国专利法上的阶段略有不同, 可比照上表, 确定其专利技术所处的阶段, 及所适用的专利转移模式。

5 专利技术转移的主要模式

总体来说, 专利技术的转移主要通过权利的转让和实施许可两个途径。基于这两个基本途径, 衍生出不同转移模式, 这些转移模式外在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但本质都是转让或许可。具体实践中, 依照买卖双方对转移的需求不同, 可以选择不同的转移模式。合理的专利技术转移模式, 能在实现买卖双方共赢的基础上, 提高技术转移的成功率。主要的技术转移模式有:

5.1 专利技术入股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 专利技术可以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 作价入股并参与利润分配。《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需要注意的是作价入股的是权力的转让, 还是专利权利的实施许可。如果是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 那么转让方不再是该权利合法的持有人, 而由受让方成为法律上的持有人, 受让方享有使用、许可、转让等权利;如果是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许可使用权作价, 那么卖方依然是专利技术的权利持有人, 买方取得的仅仅是使用该技术的权利, 这样的入股条款就比较薄弱。

在实际交易中, 技术买方资金不充裕, 又希望实现并控制技术产业化的情况下, 此种交易模式可行。主要因为技术转移风险不确定性高, 技术买方往往不接受技术转移的高额报价, 一般通过技术入股的方式来分散风险。比如, 北京番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实验室负责人与美邦力和康德威两家公司共同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技术入股, 美邦力和康德威出资, 成立北京番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元。这样既保证了力学所的利益, 又降低了企业采购技术的成本, 便于实现提高进技术转移的成功率。

5.2 企业间并购

国际企业间通过合并、资产收购、股权收购的形式, 其中一家取得另一家企业的法人产权, 获取被并购对象的专利技术或市场销售渠道。企业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选取并购的模式, 一般是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并购获取被并购企业的专利技术, 掌握产业链上核心专利技术、专利组合, 提高市场门槛或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壁垒;二是通过企业并购获取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市场份额, 从而占领区域市场主导地位, 或为了从一个国家地区进入被并购企业的国家地区销售。

选择进行并购的专利技术领域, 往往是收购方企业所在国家行业专利技术比较薄弱, 而被收购方企业所在国该行业技术创新能力高, 甚至掌握大多数核心专利。近几年我国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领域是

采用并购方式的热点领域。比如, 2013年6月深圳迈瑞医疗宣布以1.05亿美元收购美国ZONARE医疗系统公司。美国ZONARE公司是一家有14年运营历史的超声设备产品领军企业, 其独有的ZONE-Sonography核心图像技术, 多年来在世界高端放射领域始终处于技术领先地位, 该公司排在美国高端放射超声领域前五位。通过此次收购, 迈瑞获取了ZONARE公司的高端超声技术和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由于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核心专利技术基础薄弱, 行业的整体专利数量较电子、通信等行业规模小很多, 而医疗器械行业本身对技术的创新性要求又比较高, 所以在这样的领域一般选择并购的模式进行转移, 减少研发成本, 迅速拓展市场渠道。

5.3 专利技术交叉许可

专利技术的交叉许可模式是指两个专利技术的权利持有人间, 相互许可对方使用自身专利技术的方式。其交换的是技术实施许可权利, 该种交易模式一般不涉及资金, 通过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实现。目的是交易双方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躲避国际专利诉讼, 共同抵抗竞争对手。

专利技术的交叉许可模式, 一般应用于专利权利总体体量比较大的行业, 比如电子、通讯、互联网等领域。因为在这些行业区域性的专利权利总体数量很巨大, 意味着专利的“雷区”布局比较密。企业很容易就踩到另一家企业的专利“雷区”, 引发侵权纠纷, 甚至诉讼。比如, 2014年1月谷歌公司和三星公司达成专利交叉许可协议, 该协议覆盖两家公司未来10年的专利组合。双方此次合作目的是通过强大的专利组合提高各自产品的技术门槛, 减少专利诉讼的可能, 协作共赢。对于竞争对手, 则提高了各自的市场竞争力, 联合抵抗其他市场竞争对手。

5.4 专利池许可 (专利联营许可)

专利池 (pantent pool) 也可称为专利联营,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人协议向第三方许可一项或多项专利的模式。简单的理解就是专利权利多对一的概念。一般专利池内部先达成交叉许可协议, 再向对方实施许可, 提供标准的许可合同, 许可费用按照事前约定的方式分配给成员。典型专利池有欧盟的DVD标准的“必要专利池”、MPEG-2标准中的“必要专利池”等。

专利池一般与行业技术标准紧密相关。比如AVS专利池与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标准解密相关, 其依托于中国音视频产业联盟, 目前成员已经达到了上百家。AVS专利池鼓励企业通过设计制造大量符合标准的产品来谋取利润, 预防专利阻碍标准制定与产品开发的僵局。AVS专利池内部大部分权利人间相互交叉许可, 对使用池内专利技术的产品每台收取一元人民币专利费用。这种专利权联合对外许可的模式, 降低了使用专利池内技术的企业成本, 负责企业需要分别与多个权利人谈判, 减少了企业的负担, 也为池内专利权利方带来许可收益。

5.5 特许经营

专利技术的特许经营是其特许权利的拥有者以合同约定的方式, 允许被特许经营者有偿使用其专利技术、专利产品等从事经营性活动。特许经营协议中许可的专利技术既可以是专利权, 也可以是专利使用权, 发生的专利技术转移可能是专利实施许可, 也可能是再许可。

特许经营模式和产品的流通相关联, 通过加盟的方式实现经营模式的转移。受许人通过有偿买卖, 建立并使用特许人的经营体系, 最大程度地减少经营风险, 运用特许人的品牌、专利、模式经营, 从中稳妥获利。特许经营在餐饮、服务等领域居多, 在技术转移领域体现的是以“特定载体”为销售对象的特许经营, 比如电脑产品、农业用生产机械、医疗器械等。典型的案例比如联想1998年开始实行的联想1+1特许专卖店体系。经过发展, “联想1+1专卖店”逐渐形成覆盖到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特许经营店。因为当时“电脑”是一种高科技产品, 通过特许经营的模式, 培训经销商的技术和销售经验, 减少市场的无序竞争。在这种特许经营的模式中, 涵盖了专利技术产品的许可使用协议, 也是技术转移的一种模式。

6 进行专利技术国际转移的建议

专利技术的国际转移虽然有不同的模式, 交易双方依据各自的需求选择, 但是不管在哪种模式下, 技术转移意识、风险评估、价值判断是难点。我国技术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发展至今, 交易量虽有显著提升, 但距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地区技术市场的活跃度仍相差甚远。为此, 作者对有意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企业或个人提出如下建议, 希望有所帮助。

6.1 提高对专利技术国际转移的认知度

认识到专利技术的国际转移并非难事, 可具有很高市场价值。从自身的核心专利技术、产业链位置、目标市场战略、公司整体战略等角度, 考虑是否有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需求。依据需求出发, 需找目标公司技术, 选择转移模式。不要有畏难情绪, 因为技术转移在美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 在我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技术转移机构和专业人员。可委托专业的机构和人员协助进行工作。

6.2 进行充分的专利技术尽职调查

对专利技术进行全面、充分的尽职调查。具体包括检索专利技术法律状态是否有效;分析目标技术的趋势、上下游配套技术;寻找目标技术的主流发展方向及是否有可替代技术;调查目标技术的来源, 能否自由使用目标技术而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 确保目标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保护力度、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以及核心知识产权无遗漏的转移;明确知识产权的权属关系, 避免与未知知识产权共有人产生纠纷等。可委托专业的律所或知识产权咨询机构完成专业的尽职调查, 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风险。

6.3 确定客观的评估价值区间

通过先进的鉴价机制, 评估专利技术的市场交易价值, 降低无形资产交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简单直接的方式是通过技术市场研究和知识产权及法律状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通过技术市场研究、了解该技术在目标国家或地区产业链所处位置、先进性程度、市场预期、目标竞争对手情况等, 进行初步市场估值;另一方面通过专利技术信息分析, 进一步锁定该技术的先进性, 是否可替代性等, 进行深刻的市场估值。通过上述两方面基本具体价值区间。必要时, 可再委托无形资产评估机构, 利用已有评估模型进行精确。

6.4 制定决策迅速、稳健

明确自身需求和目标技术价值后, 进行迅速、稳健的决策, 才能够抢占市场先机。国际技术转移中涉及的技术或产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对目标市场、竞争对手及产品等有充分预见, 并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迅速、稳健的做出决策。如果犹豫不决或拖沓, 可能错失市场时机, 那么就失去了进行国际技术转移的价值。

6.5 选择高效、有利的转移方式

结合交易双方的目的, 选择适合的转移模式, 能够快速、高效的达成协议。比如急需市场销售渠道的, 可以通过企业并购、专利实施许可、特许使用的方式拓展渠道;需要技术产业化的可以选择专利技术实施许可、技术入股的方式, 先行开展产业化;需要专利技术尽快获得资金性收益的, 可以考虑技术入股、技术实施许可的方式, 获取股权收益和技术实施许可使用费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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