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合作机制（通用10篇）
信任合作机制 篇1
一、问题提出
农产品供应链是指农产品沿着农户、合作组织、加工企业、物流中心、零售商以及消费者运动的一个网状链条。农产品竞争力与农产品供应链关系密切。这是因为, 在农产品供应链中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 它要求链条中各节点的农户、加工企业、零售商必须遵守统一的生产、流通标准, 以及根据统一标准而制定的各个环节的标准。农产品供应链的上下游也需要依靠统一的标准达到相互约束的目的。
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不是单个农户、单个企业更不是单个销售商所能解决的, 它应该是一个集体、一个供应链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有整合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源, 按照相关的统一标准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才能切实降低农产品成本, 保证农产品的质量以及完善农产品的市场信誉。
在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关系中, 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有两种:一是未来未知事件的不确定性;二是成员企业对这些未来时间可能做出的反应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这两个不确定性, 相互信任就成为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手段实施的基础。当遇到了契约中没有考虑的问题而需要某一方或双方承担某些责任时, 如果双方不信任、不合作, 则意味着重新谈判或讨价还价, 甚至导致仲裁或诉讼, 这些都将造成企业额外的费用或者分散它们的精力。因此, 在农产品供应链合作伙伴间要建立起相互信任机制, 确保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形成“Win-Win”的协同效应。
二、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建立的意义
(一) 从宏观角度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产品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 农产品物流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与运行质量, 涉及到农业的现代化, 涉及到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 建立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 是保证农产品物流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 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保障。
(二) 从消费的角度, 提出人们的农产品消费观念已经从传统的单一性、繁琐性转向现代的多样性和快捷性, 对农产品物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必须给顾客提供更好的质量、更大的柔性、更多的选择、更高的价值和更低的服务价格, 改变传统的作业模式是农产品物流企业面临的主要课题。建立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 是保证市场上为消费者更好、更快捷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 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
(三) 从农产品流通特性角度, 解决农产品流通中存在的矛盾。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存在着时间、空间、品种、数量等矛盾, 农产品本身具有易腐烂、变质的特点,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和完善为前提。浙江大学在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国外的超市经营生鲜农产品的毛利在20%左右。而国内超市经营农产品的毛利仅0—10%, 大多是无利可图并亏损, 不少超市不得不退出生鲜农产品经营。而另一方面, 批发供应商却在抱怨超市苛刻, 难以进入。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 正说明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链尚未真正起步, 在发展农产品供应链的过程中, 链条中各环节是利益共同体, 是相互合作的伙伴。竞争体现在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 而不是单一企业之间, 链条的延伸过程, 也是一个增值的过程。
(四) 建立农产品供应链信任机制最大目的是要帮助农民增收。要防止有些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 实际是把小农户排斥在了价值链之外。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国目前缺乏专业化水准较高的农产品 (尤其是生鲜农产品) 物流服务商及配送体系, 是继农产品“小生产与大市场”产销衔接“盲区”后的又一个“盲区”。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中的“冷链”建设及组织、完善程度至关重要, 但它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总之, 信任是合作的基石, 使农业企业间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盈利共享;信任还是合作的“润滑剂”, 可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矛盾、谈判与协商, 提高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敏捷性和灵活性。
三、农产品供应链合作伙伴的信任机制的建立
(一) 建立重复博弈的合作原则
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分析模型。假设博弈在农产品供应链节点上甲、乙两个企业之间展开。两个企业各有两种战略;信任对方或不信任对方。为简化模型, 假设双方彼此同等程度相互信任时, 合作能带给双方各5个单位的收益;当一方信任不值得信任另一方时, 其信任将被对方利用, 因而信任方向将遭受5个单位的损失, 另一方则因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而得到10个单位的收益;当双方互不信任时, 就没有合作的可能, 博弈结束, 双方收益为0, 各种战略组合下制服距阵如表所示, 表中, 数字中的前者为甲企业的博弈所得, 后者为乙企业的博弈所得 (负数代表损失)
那么甲是否应该信任乙呢?由表可见, 如果博弈所得只进行一次, 标准的答案很清楚。如果甲一旦信任乙, 乙的最后选择是欺骗, 以为欺骗所得的10大于诚实得到的5。如果甲不信任乙, 那么乙的最后选择也是不信任。因为乙信任甲就会损失5, 而不信任就不会合作, 也就没有损失。因此, 只进行一次博弈2纳什均衡只有一个: (不信任, 不信任) 。所以双方合作不会成功。但这是一个双赢的博弈, 互相信任会使每个企业都得到5, 是一个帕累托最优, 可以使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益最小。现在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 而是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虽然 (不信任, 不信任) 对单个企业是最优选择, 但是 (信任, 信任) 可使双方都得益, 从而“共赢”, 对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是最优的。
因此, 对于农产品供应链合作双方来讲, 应该采取重复博弈的策略, 增强合作的长期性, 降低风险, 在农产品供应链企业间, 为了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必须建立自我可信任形象, 采取一定的策略:①加强与委托人的个人接触;②创造能力强、可靠性高、公平交易的声誉;③愿意合作与快速响应;④争取长期的合作关系;⑤对合作项目进行必要的前提投资;⑥加入被社会认同的商业协会、专业联合会等组织;从未来的长远利益来看, 只有从重复博弈中才会产生合作的结果, 形成农产品供应链企业间的战略伙伴关系, 真正地达到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下的“共赢”。
(二) 建立过程型的产生机制。
行为的一贯性和经验性是信任建立的基础。行为的连续性决定了过去的行为对现时将来的行为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因此长期持续、可靠的相互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为相互间的信任和依赖。而一旦合作各方与其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带来更大的利益时, 相互信任的关系也就会随农产品供应链的发展而不断地以强化。
(三) 建立机制性的产生机制。
即使是在高度信任的合作关系中, 各成员农业企业也必然受到预期的经济利益的诱惑, 所以要使每个成员的行为理性化, 尤其要抵抗住外部的巨大诱惑, 农产品供应链内部建立一套阻止相互欺骗, 防止机会主义的规范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四、结论
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要想有大的发展, 必须有现代化的流通商、超市系统、物流配送、运输、信息、仓储等各个方面的专业化经营的企业。完善市场化的企业组织, 农业企业与供应链的结合, 有利于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中“共同生存”, 避免“共同淘汰”,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笔者认为建立农产品信任机制的重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⑴提高欺骗的成本, ⑵增加合作的获益性。要提高欺骗成本, 农产品供应链可以通过成员企业相互间的不可撤回性投资来“锁住”对方,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如果成员企业背弃结盟关系, 那么它为加盟农产品供应链而投入的资产以及企业的商誉将会受到很大损失, 甚至难于挽回。另外, 还可以通过保护性合同或契约来阻止机会主义行为, 这些措施要力争从根本上消除企业通过欺骗而得益的可能性, 使企业必须像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来关心其他成员企业和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兴败盛衰。
参考文献
[1]黄昊舒, 谭跃辉.基于博弈理论的供应链合作伙伴[J].安装, 2003, (2)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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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俊淼, 戴蓬军.供应链管理下鲜活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探讨[J].商业研究, 2006, (23) .
王晨峰:有机市集,重建信任机制 篇2
寻找真正的自然食物
在做拉图尔之前，王晨峰的人生十分順遂，一切按照父母的意志按部就班的进行，留学德国、定居慕尼黑，一晃就是10年。虽然在旁人看来，光鲜的身份和丰厚的收入让人艳羡，但王晨峰却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自己，骨子里的不安分因子使他渴求创新，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2007年，因父亲的健康问题，王晨峰带着妻子和孩子返回武汉，当时，孩子只有5岁。生活环境的改变让王晨峰很不适应，特别是饮食方面，而屡屡曝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使得他十分担忧：孩子正在长身体，吃这些食物安不安全，我是在养他，还是在害他？
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让王晨峰很看不过去。现在的孕妇自然分娩的少了，剖腹产多了；奶粉喂养的多了，母乳喂养的少了，而在欧洲，女性大多是自然分娩，自己的太太也是自然分娩生的小孩，这种方式无论是对孩子来说还是对妈妈来说，都是一件有益健康的事。王晨峰疑惑：为什么现代的中国女性不会生小孩了。
出于这个疑惑，2008年，王晨峰建立了莱茵德堡自然分娩沙龙，定期义务到各大医院进行讲座，有些孕妇从下午2点听到5点，久而久之，王晨峰得到了准妈妈们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在一次以孕妇饮食安全为主题的讲座上，一位准妈妈提问到：“既然这么多不能吃，那吃什么？”一句话，问得他哑口无言。
自己的孩子吃得不放心，准妈妈们也不知道吃什么才安全，此时的王晨峰觉得“吃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摇旗呐喊，不等、不靠、不求，自己去寻找健康的食品。王晨峰的“有机苦旅”正式拉开。
王晨峰将自己的寻找称为“寻根”。从超市到餐桌，从餐桌到山里，几年的时间，他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山区，翻山越岭，只为寻找真正的自然食物，虽然过程艰辛，但他享受其中的过程。
一次去山东考察，突遇大雪，京广线停运，王晨峰被堵在信阳，按照当时的状况，短期内根本没法到达目的地，无奈之下，他从信阳返回武汉。待天气好转之后，王晨峰再次出发，所幸这次十分順利的到达了。山东缺水，一盆水要供三个人洗，出于对长者的尊重，等众人洗完脚之后，虽然水已经不再干净，但王晨峰还是硬着头皮洗了脚。睡觉的床也是黑乎乎的，王晨峰和衣而睡，但他实在忍受不了几天不洗澡，冒着零下20度的天气，在农家厕所旁的小龙头洗了个冷水澡。王晨峰说道：“到偏远山区考察，环境本就十分艰苦，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越是困难，越要攻克。”
经过长久的实地考察和探访，他遇到不少自然农人和食物，但王晨峰的标准苛刻，一般要经过漫长的考察之后才能过关，最后真正符合标准的并没有多少，发展4年至今，拉图尔的种植基地也就20来个。
有机集市践行者
对于邴杰的有机农场，王晨峰考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经过长久的磨合和沟通，两人建立了战略联盟，邴杰也加入了拉图尔自然生活俱乐部。王晨峰说道：“说是考察，其实就是建立信任关系，让人能够放心吃你种的东西。一来看食物，既然号称有机食品，那么是不是像所说的那样不含添加物，不用农药和化肥，经过专业认证等等，当然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试吃，有机食物和其他的食物在口感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一吃就出来了；二来要看人，看农场主是不是在踏实做事，诚信与否，日子久了自然见人心。重重考验之后，合格的我们会像国宝那样保护一起，扶持、引导、提供销售渠道，重构因食品安全问题而消失的这种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
当考察了许多地方之后，王晨峰感叹，有太多假的成份了，有些人一个劲的吹嘘自己的东西如何天然，但尝过之后却并不是那么回事，还有一些人是开始提供的东西很好，到后来就渐渐作假，这种现象一旦发生，就会使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再次瓦解，那么他绝对不会与其再合作，这属于是非性错误，一走错就是致命的。
2009年，耿超第一个加入到拉图尔，他做的是自然农业，随后是搞养殖的黄赞，再后来是做有机农场的邴杰，张书岚种天然稻米，陈正曦做面包糕点……从留学圈到社会大众，拉图尔渐渐为人所知，宣扬的健康自然的生活理念也被大众所接受和追捧。
有了好的东西，自然要将它告诉更多的人。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瑞士和日本，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就诞生了，并在世界传播开来，而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有机市集进行得如火如荼，像洪晃就是其中有力的践行者。于是王晨峰也在武汉开了有机市集的头炮。
市集选在幽静的武大校内，场面并不是非常火爆，但来赶集的人也不少。王晨峰说：“我并不是想把市集做大，有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小众内的传播，由于种种原因，也并没有普及到大众的层面上，但是通过这个市集，消费者可以买到放心的食物，因为相信，所以购买，这种信任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被重建了。虽然现在只办了两场市集，但在之后，会尽量组织，形成一个星期一小集，一个月一大集的模式。”
Q&A王晨峰：真实，真食，珍食
《生活家》：怎么理解有机这个概念？
王晨峰：有机，英文为organic，是依照含碳量翻译过来的，这是德国人提出的概念。引致整个西方都开始思考，其实是西方人忏悔的一个符号，现代文明使一些传统的、古老的、自然的东西丧失了。
《生活家》：丧失了哪些东西呢？
王晨峰：就像中国的自然农耕，现在世界上很少有自然农耕了。有机概念的提出，就是西方人对于中国自然农耕的一种反思和追求。
《生活家》：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化学农业。
王晨峰：对，中国也是一样。用一个中国字“粪”就能解释，简化前的“粪”字是米、田、共，吃米、耕田是要共在一起，“田”是一个循环点，而现在的字缺少了田，化学农业就开始了。
《生活家》：有机的生活理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
王晨峰：大学的时候留学德国，一直住在慕尼黑，后来工作之后也生活在那边，而慕尼黑是世界公认的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圣地，我在那边生活了10年，这段时间对我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生活家》：你觉得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反映的本质是什么？
王晨峰：公众对于食物的恐慌，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断裂，信任感的缺失，而公众所购买的东西，实则是一种押宝式的信任，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你也不知道所买的食物是不是健康无害的。
《生活家》：你认为信任在食品安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晨峰：当然，人的诚信增加，才能正本清源。
《生活家》：怎么去找吃得放心的食物呢？
王晨峰：这就要靠信任了，我信得过你，我才会买你的食物。而有机市集就是搭建了这么一个信任的平台。其次就是要靠消费者的嘴巴去检验了。
《生活家》：拉图尔做的是直接让消费者面对生产者。
王晨峰：找食物不如找人，找到了产品的生产者，让他们的亲身亲历和种出来的东西去说话，通过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互助互信关系，这样更有说服力。而不是说，我说我的东西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的。
《生活家》：要找到真正符合的人应该挺困难的？
王晨峰：正是因为困难才稀有，我们这个有机俱乐部发展了4年，成员也就十来个。想找到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人很困难，要像找太太一样去找人。
《生活家》：做有机市集为了什么？
王晨峰：拉图尔的会员中有不少是妈妈，都是为了下一代的成长着想，我办市集也大多是为了我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我想一定还有更多的妈妈们，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吃的放心，我们总得为孩子做点什么，尽可能的去营造好的生存环境。
《生活家》：能解释一下“真实、真食、珍食”这三个词吗？
网络信任及作用机制探析 篇3
Mayer等人对信任的定义是一方基于另一方的能力、善意和诚实的信念, 而向其展示自己易受攻击一面的意愿, 由能力 (ability) 、善意 (benevolence) 和诚实 (integrity) 构成;社会心理学认为信任的来源有熟悉度 (Familiarity) 、可计量性 (Calculativeness) 和价值 (Values) 。
2 网络信任的现有研究回顾
2.1 涉及主体
(1) 消费者个体特征:
上网经验、信任倾向/信任偏好、家庭收入等。
(2) 公司本身:
规模、品牌、为消费者定制的意愿等。
(3) 公司网站:
网站品质、感觉到的有用性和使用的轻松、价格差异、网站隐私保护与安全控制、购物流程、支付方式等。
(4) 第三方平台:
价格差异化程度、交易历史、文化等。
(5) 电子商务环境:
电子商务技术、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电子商务的伦理环境等。
2.2 分网站类型进行信任测量
B2B电子商务中网络信任影响的因素。有“制度控制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企业自身因素”、“交易伙伴因素”四大类。四大类因素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 都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B2C电子商务环境下影响网络信任的因素。有“技术因素”, 包括网络安全因素和其它技术因素;“环境因素”包括社会道德水准、第三方中介等;“商业因素”包括企业品牌的知名度、企业能力以及信息交流;“个人因素”, 包括消费者隐私信息的关注、消费者过去的经验等;C2C电子商务环境下影响网络信任的因素。有“网络制度因素”、“网络平台因素”、“商家声誉”及“商家沟通性”。消费者在线信任的“可靠性信任”、“善意信任”两个维度受上述四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
3 网络信任作用机制
3.1 TAM技术接受模型
即基于无经验和有经验消费者的Online Stores接受模型的结构。消费者对网上商家的信任在吸引新的消费者和留住已有的消费者两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消费者对网上商店是否可信的判断将会影响新老消费者参与电子商务的意愿。信任在电子商务中格外重要, 因为消费者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中更容易被商家利用。
但消费者的信任并不是影响消费者接受并使用电子商务的唯一因素。与其他信息技术的应用一样, 消费者决定使用或继续使用网站同样取决于技术接受模型中两个关键因素——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
3.2 计划行为理论和TAM综合模型
这个模型主要是将计划行为理论和TAM理论进行结合, 其主要贡献在于它控制了行为意愿和态度之间的不一致性, 能够更好的预测目标群体的行动, 是对上一个模型的深化。这个模型认为, 网站易用性、网站有用性和在线信任之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作用过程, 它们共同决定用户的行为意向, 最终影响其行为和结果 (购买意愿、满意度等) 。
当然, 还有很多其他解释信任发挥效用的理论机制, 比如庞川、陈罗等人提及的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商业因素和技术因素模型、张晗教授的网络信任对购买倾向、支付方式、第三方信任平台 (TTP) 第三方平台的影响等。
总之, 网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网络信任的影响因素 (前因变量) 、信任本身的定义与测量 (自身变量) 、网络信任对交易量、忠诚、支付方式等的影响 (后因变量) 四个方面。在网络信任作为自变量影响其他变量的研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是张晗教授。他详细研究探讨过网络信任的形成机制, 网络信任对购买倾向、支付方式、第三方信任平台 (TTP) 第三方平台的影响等。
4 未来研究方向
在网络信任的影响因素中, 可预见性是较新提出的因素——若可预见性对信任有重大影响得到证明, 将会极大改变目前的电子商务营销;情感信任 (emotional trust) 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最后将平衡因素作为二层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Mayer R C, Davis J H, Schoorman F D.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5:709-734.
[2] Williamson O E.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JL & Econ.1993, 36:453.
信任合作机制 篇4
[关键词] 家族企业 信任 差序结构
一般认为家族企业用人机制的缺点主要表现为经营管理的家长制作风、内外有别的用人升迁机制等，当企业形成一定规模后，这些缺点将限制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导致家族企业进入了迅速膨胀，然后又迅速崩溃的成长怪圈，所以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和科层制管理方式，是家族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大多数家族企业引进职业经理人却未出现理论预期中的双赢，反而陷入了“不请职业经理人等死，请职业经理人找死”的“职业经理人”困境。走出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理清家族企业表层用人机制背后的深层运作逻辑。
一、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困境
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和企业这两个重叠而又相互冲突的系统共同形成的。企业主同时扮演着家族系统的杰出人士和企业系统的当家人这两个角色。正是这两个角色间的冲突，导致了企业主在家族企业用人模式上的困境。
在家族系统中，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按照血亲、宗亲、乡亲的顺序，形成一个关系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家族关系网，而且这一关系网是企业主后天无法选择的；在企业系统中，科层制所强调的能力第一原则不得不面对关系、忠诚原则的考验，企业主往往不得不根据他对家族关系网中的信任等级，把各种家族成员相应地安排到企业的不同层级上，信任等级越高，在企业中的权力和地位也越高。于是由自己人或者自家人组成企业的高层，企业的中层由亲朋好友组成，在企业的低层，由老乡和熟人组成。在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的两个关系网上，自家人与自己人、家族成员与朋友、熟人与乡亲、生人与外人等各种关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家族企业的人际关系模式。
究其实质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困境来源于家族企业本身：家族企业固有的两个系统各有自己的成员身份准则、价值及组织结构，但同一主体却不得不同时履行两个系统的职责，斗争的结果往往是家族系统的关系、忠诚原则取代企业系统的能力第一原则，导致“家族主义”支配下的家族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是辐辏式的，企业主掌握着企业的一切大权，关键岗位的领导基本上来自一个家族，核心成员甚至一般员工都是其直系亲属或有亲缘关系、人情关系的亲戚、朋友，这些人形成了权力集中而又任人唯亲的家族主义组织系统。
家族企业双系统间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职业经理人”困境表现为家族企业的“信任”危机。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企业主个人有限的管理半径和家族企业不断扩大的企业规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家族内部人才资源的短缺和有限，必然要引入外姓和外地等“外人”进入家族企业。但亲疏有别的伦理习俗必然造成内外有别的现象，使外来的职业经理人有一种“外人”的感觉，家族外的优秀专业人士难以晋升决策层，让家族以外的能人感到没有前途，弱化了企业对外来人才的凝聚力，导致外部关系对家族企业的排斥，企业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外来人才的出走又更加深企业主对“外人”的提防。于是家族企业的用人机制表现为一种恶性循环的困境，这一恶性循环不仅仅是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单向的不信任，而是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双向的不信任，前者怀疑后者的忠诚，后者也对自己的能力发挥有所保留，企业内部形成家族内部和外部相互排斥、难以信任的关系。展开家族企业信任机制的研究成为理清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困境的必然要求，
二、信任机制研究中的特殊主义传统
信任在制度经济学中是作为一种治理机制来定义的：任何合约都无法仅仅靠事前的条款来约束，因为正式的合约是不完备的，至少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在出现不利的情况下，或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时，由第三方(如法院)来强制或帮助实施合约；另一方面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使得合约在双方意愿下完成。交易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就是对对方不利用自己的脆弱性而行使机会主义行为的信心。信任的出现降低了合约的交易成本，减少违约的可能性。可见在经济学中，各方的利益是基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的，这时的信任是一种算计的信任。
在社会学看来，信任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项独立的资源，而是一种制度环境或制度要素，这种制度要素既是蕴涵在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体系之中，又是由企业组织自身长期关系合约与策略选择所形成的。家族企业生命周期在受到所处社会的整体信任结构影响的同时，企业组织的交易、联系中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选择形成企业自身特定的信任结构的小环境。也就是说，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是家族企业这个子系统与社会这个大系统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关于我国信任机制的研究起源于韦伯。韦伯采用其所擅长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区分了信任的两种不同方式：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建立在纯粹个人关系上面，是一种凭借家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持的信任，对于那些置身于这一家族关系之外的其他人说，则是普遍地不信任。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不再以先天的关系作为信任的衡量标准。韦伯认为中国人只信赖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其信任行为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这与基督教文明中人们普遍的信任构成鲜明的对比。
20世纪90年代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对韦伯的观点进行了延伸和发挥，并进一步将人际信任扩展到关于社会信任的分析探讨之中。他从文化角度认为信任与企业模式、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企业的规模和性质。信任程度与企业的成长壮大与否直接相关，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福山认为，中国的传统家族主义文化重视家庭、亲戚及血亲关系，信任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将信任家族以外的外人看作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普遍信任的低信任度的社会。
韦伯和福山等人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把文化和经济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认为文化因素是造就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否的原因之一，这种强调文化作用的观点是其理论中的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在分析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时忽略了信任机制内涵的可变性和流通性。
三、我国信任机制内涵的可变性和流通性
韦伯等人分析的缺点是过于强调中国信任机制的封闭和隔阂，把每个人的信任空间化分成不同的层次，亲疏必分，内外有别。这样它就无法解释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为主，但同时也包括有着亲密交往关系的、非家族的亲朋密友。忽视了中国人通过自己独特的“关系”运作，可以突破血缘之类先天性的限制，形成一种可伸缩的信任范围，从而中国人的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之间不再简单地相互对立、无法相容。
在分析中国人信任机制的层次时，韦伯等人强调层次之间的区别，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则看到了中国人信任机制层次上的可变性和流通性。差序格局是指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把与自己相互交往的他人按亲疏远近分为几个同心圆圈，以不同的交往法则来对待属于不同圈层里的人，与自己越亲近的，在与中心越贴近的小圆圈内，对他们越好。同时中国人交往圈层的界限随情境的变化而具有极大伸缩性，可以任由行动者自己做解释及划分。差序格局在被运用时的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自家人”虽然以由血缘关系来划分，但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具体运用时，“自家人”己经成为一个社会心理的概念，不一定再依附于原来社会认可的即定关系，任何做到“自家人”所预期做的事及所付出情感的人，都可以是“自家人”；二是“自家人”这个概念，也不依附于具体个人，可以依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将同一个人划分为“自己人”或“外人”。可见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中，中国人的内外边界是相当模糊的。因此，人际信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人之间实质关系的好坏，而不是两人关系中先天的或形式上的归属。于是中国人不是现有社会结构下被动的傀儡，而成为社会结构中有创造力的活生生的人。
沿着费孝通的思路，现代中国社会学者提出信任与关系强度是正相关的，二者的关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传统，关系强度与信任的关系不同。信任程度高的社会，关系强度与信任的关系相对而言要弱些，信任程度低的社会，这种关系就比较强。中国现实的社会信任是在韦伯、福山所论述的信任机制“血亲关系本位”基础上，加入了“情感关系”因素，除了重视血缘关系外，朋友这种后致性社会关系已经上升到极其突出的位置。中国人的特殊信任机制是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来有选择性的相互信任，这种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我国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困境归咎为传统家族文化造就的特殊主义信任机制，这一困境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信任危机的表现。
四、社会转型与家族企业信任机制
中国家族企业兴起受中国传统社会注重家庭、家族伦理的影响，但与中国转型时期独特的社会环境更具密切的联系。在一个多世纪的动乱和反复批判中，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强烈冲击，存在于反复交往的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机制遭到很大破坏。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导致计划经济体制规则渐渐失效，健全的市场经济规则还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在这样的转型阶段，传统规则逐渐推出歷史舞台，而新规则还处于建设之中，必然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旧的制度化信任瓦解，而新的制度化信任尚未完全建立，信任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原有信任遭到破坏，而社会法制还不健全，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信任又未形成的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就只有将合作缩小到自己家族范围之内。以血缘构筑起来的天然信任关系成为家族企业填补制度化信任缺失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家族企业更可能是一种理性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不是福山等所认为的那样，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非理性选择。
家族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信任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在家族企业的创业阶段，恰恰是特殊主义信任支撑了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合作。在企业规模不大、市场范围有限、管理技术要求不高的创业阶段，家族治理模式符合管理最小代理成本原则，家族企业主选择所有者经营的家族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分清红皂白地一味谴责家族企业是落后信任机制的产物，并应为社会信任的缺失负责，认为只有立即转变为科层制企业才有出路的观点有失偏颇。如果这样，在得不到科层制的同时，反而会失去现有的家族企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信任是企业的稀缺资源，企业内部的信任可以降低管理成本，促使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企业与社会之间的互相信任则可以使二者之间的资源互换更加充分而高效。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家族企业注定不会得到顺利的发展。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加强信任建设，这样才能有利于家族企业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将“外人”转化为“自己人”，然后再委以重任的信任机制是否是长久之计？答案是否定的。家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社会信任的支持。而社会信任建立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私有产权和商业机密保护等相关法律的制订和实施、经理人市场的完善等。
共享经济下信任机制的建立 篇5
其实, 信任问题一直存在, 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 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型信任。[1]特别是在共享经济模式下, 这种合作型的信任问题更加突出, 因为共享经济是通过陌生人之间的高度信任, 使得闲置资源被充分利用。信任在每笔交易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不仅促进了交易的达成, 而且有效地减少了交易费用, 从而有利于帕累托交易的达成。[2]
信任问题是在不能保证和承诺的时候才会出现的, 所以为了防范不信任问题的出现, 就需要借助于法律、道德、习俗、规则等约束机制来建立和维持信任。本文从规则约束机制出发, 主要从信任的三个来源——可知性、可控性、可预测性, 来分析共享经济下信任机制的建立。
一、可知性
可知性是交易双方对对方的个人信息、能力、资源、兴趣等的知晓, 并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一) 信息的全知性
在线下, 我们信任一个人通常情况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与谁认识, 我们也能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介绍。所以, 信任是基于信息的全知性, 也就是我们对对方知根知底。
在共享平台上, 信任更是需要以稳固的身份作基础, 所以我们首先要保证实名制。例如, Airbnb利用社交网络, 让住户可以方便地链接自己的Facebook和Linked In账户, 另外, 它还引入了政府ID的验证, 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信息验证, 住户通过给房主提供详细的个人信息来增加房主同意的可能性。
(二) 双方的社会相似性
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 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来说, 相似性越多, 信任度越高。之所以如此, 是基于如下的信念:相似的社会背景往往意味着有相近的行为规范, 容易相互理解, 在交往或经济交换中容易达成共识。[3]例如, Couch Surfing, 它们在设计信任功能时, 有一个信任工具是用户的账户资料描述, 他们用设计问题来代替用户随意的描述, 如“你在那里长大?”“你生命中做过最有意思的事是什么?”这样交易双方都会相互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信任度也会相应提升。
(三) 建立“信誉央行”
在信息流通性较弱的线下, 违约的人可以逃离名声被破坏了的某个圈子或网络, 然后东山再起。而在互联网上, 我们可以建立一张网罗个人所有行为的大网, 不会因为平台的转移而丢失之前的行为数据。未来的“信誉央行”可以构建一整套更全面的个人信誉追踪机制, 如我们的在各平台上的评分、日常行为习惯等都将纳入“信誉央行”的账户中, 成为一个评价我们是否可信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信誉不仅可以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回报, 还将带来实际的经济回报, 可将其称之为“信誉资产”。《小即是大》中写道:“线上信用系统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信用机制, 将会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石。”[4]所以这种“线上信用系统”即“信誉央行”的建立尤为重要。
二、可控性
可控性是指对交易双方可能的所有行为, 共享平台能够有足够的应对策略。
2011年, 当Airbnb刚刚火起来的时候, 一位租房者发现自己的房子被租客洗劫一空。当时的Airbnb并未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开始表示“不会进行任何赔偿”。之后, 随着媒体的发酵, 其CEO的态度变为“会在资金上帮助房屋拥有者”, 并表示已经启动安全应对措施。
而在中国的PP租车的共享平台上, 也发生过用户将租的车辆用于抵债的情况。PP租车有着一支风控团队, 专门解决相关事端, 如果共享车辆发生意外, 会有一套代步补偿和赔付体系的支持。
所以, 共享平台的预防措施和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它能给交易双方带来安全感和信心, 使得用户在状况发生之前有保险, 状况发生之后有保障。
三、可预测性
在电影《少数派报告》开始的场景中, 华盛顿区警局预防犯罪组的负责人通过预测逮捕了一名即将在当天谋杀其妻的男人。虽然电影中的预测依靠的不是数据的判断, 但是大数据的确可以预测用户未来的行为。[5]
当不端的状况发生后, 共享平台给出一系列应对策略只是亡羊补牢, 而事先将不端的行为扼杀在摇篮中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像PP租车的方案, 是给车主发放“智能盒子”, 它基于车载系统、GPS等功能来实时监控车辆的行驶信息, 一旦出现异常, 马上就会有人跟进。但这种将用户违规的行为“扼杀在摇篮中”的做法, 会涉及用户隐私的问题, 这还有待研究。
总之, 信任问题是共享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很难想象在信任指数很低的情况下, 我们会安心地坐到陌生人的车里或住进他们的房子里。然而, 这个由互联网催生出来的共享经济, 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通过它亦可以提升整个社会人们的信任指数。我们可以预想, 在一个高度信任、人人都守规则的互联网社会中, 效率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经济交易也会更加顺畅。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论信任的三种历史类型[J].社会科学研究, 2005 (01) :11-17.
[2]洪名勇, 钱龙.多学科视角下的信任及信任机制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13 (01) :190-194.
信任合作机制 篇6
1 研究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1.1.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
有关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3种视角, 第一种是从施信方, 即从信任者的角度分析;第二种是从受信方, 即从被信任者的可信度的角度来研究;第三种是从施信方与受信方之外的情境因素, 如制度、文化等进行分析。从受信方角度对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最早研究者是Hovland等[2], 他们认为信任的影响因素是专业技能和撒谎的动机。概括得最全面的当属Butler[3]提出的信任的10 种影响因素, 即能力、有效性、一致性、正直、忠诚、开放性、实现承诺、态度、公正性、自信。影响力最大的是Mayer等[4]的信任三因素论, 即正直、能力与善意。不过, 国外研究者Levin和Cross[5]为了有更好的区分度, 将三因素进一步概括为二因素, 即能力与善意, 这种信任的二维分析也得到国内学者[6,7]的采用。
能力信任对患者合作行为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会提升患方对未来治疗效果的预期[8]。善意信任对患方合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减少了患方感知的医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使患者确信医方不会利用其信任而损害患方利益[9]。
通过文献回顾还可以发现, 在对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这两个变量的处理上, 几乎所有学者都将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作为两个单一维度的变量, 而并没有分别检验能力信任不同维度、善意信任不同维度对关系行为的影响。根据社会判断理论,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都是多元的, 从信任的不同主体看, 能力信任有员工能力信任和组织能力信任, 善意信任也有员工善意信任和组织善意信任[10]。付晓蓉等[11]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员工拥有的信任与组织拥有的信任无论是在先行因素上还是后置效用上都是有差异的。
据上述分析可推论:患方对医方的信任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医生拥有的信任与医院拥有的信任无论是在先行因素上还是后置效用上也都是有差异的, 也就是说患方对医方的信任既有人际信任也有组织信任, 患方对医方的信任是双归属维度, 即能力信任可分为医生个体能力信任与医院组织能力信任, 善意信任可分为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和医院组织善意信任。
1.1.2 患者合作
Fiechbacher[12]开创性地将合作类型分为4 种:搭便车者、条件性合作者、驼峰型合作者和“其他”。国内学者王娜[13]将合作分为内部准备阶段即合作意识和外部表现阶段即合作行为, 崔丽莹[14]则将合作分为任务导向合作与人际导向合作两类。本研究中关于医患合作的分类将以崔丽莹的理论为基础进行改编, 因为医患合作是一种“任务导向”的合作, 医患合作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完成医疗任务, 人际导向的合作特征并不明显, 因为现在的医患关系已从过去的朋友式转为现在的消费者式, 但在医方认知里, 还是帕森斯的父权式。然后在“任务导向”合作的基础上, 加入“卷入度”概念, 将医患合作分为高卷入度合作与低卷入度合作, 高卷入度合作即深度合作, 低卷入度合作即松散式合作。
根据以上的文献回顾和推理,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1a, 对医生个体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1b, 对医生个体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2a, 对医院组织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2b, 对医院组织能力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3a, 对医生个体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3b, 对医生个体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4a, 对医院组织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H4b, 对医院组织善意越信任, 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程度越高。
1.2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
国外学者Bell等[15]和Nooteboom等[16]指出:能力信任像一把双刃剑, 如果被信任者具有正确的动机, 能力越高, 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正面预期就会越大;但如果被信任者的动机不良, 其能力越高, 信任者对被信任者的负面预期就会明显地增强。而善意信任是对被信任者主观动机的感知[17], 善意信任会让患方相信, 医方不会利用其优势而损害患方的利益。因此, 善意信任对能力的作用边界有约束, 以保证其作用方向符合患方预期。
根据以上的文献回顾和推理, 提出以下假设:H5a,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患方的低卷入度合作有正向的交互效应, 即当善意信任高时, 能力信任对患者的低卷入度合作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H5b,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对患方的高卷入度合作有正向的交互效应, 即当善意信任高时, 能力信任对患者的高卷入度合作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调研过程和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来自浙江省温州、杭州、宁波、丽水、金华、湖州、台州、绍兴、嘉兴等地的35 家医疗机构的门诊患者与住院患者。涵盖三级甲等医院、二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共发放问卷800 份, 回收问卷592 份, 回收率为74%;删除无效问卷及无法匹配的问卷后, 最后收回的有效问卷411 份, 有效回收率51.4%。调查样本中患者分布:男性占47.4%, 女性占52.6%;从患者学历构成上来看, 小学及以下占9.2%, 初中占23.1%, 高中及中专占38%, 大专及本科占25.8%, 研究生占3.9%;从年龄分布看, 44 岁及以下 (青年) 占57.2%, 45 岁~ 59 岁 (中年) 占29%, 60 岁及以上 (老年) 占13.9%, 此次调研因为考虑到本问卷是自陈报告式, 要有能力独立完成问卷, 因此没有选择未成年的患者;从职业分布看, 党政机关员工占3.2%, 国有企业员工占9.0%, 民营企业员工占37.2%, 事业单位职工占25.5%, 无业者占25.1% (多为在校学生) ;从享受医保情况看, 享受城镇职工医保者占40.6%, 享受城镇居民医保者占33.1%, 享受新农合者占21.9%, 无医保者占4.4%, 需要说明的是, 现在国家很多地方已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两个医保合二为一, 进行了并轨, 但在预调查中, 很多被调查者, 还是习惯性的认知, 并不清楚两种医保的并轨, 所以在此次调研中, 仍延续原来的医保分类。
2.2 变量的测量
调研中涉及医生个体能力信任、医院组织能力信任、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医院组织善意信任4 个自变量, 以及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2 个因变量, 所有变量都采用李克特7 级量表, 其中, 7表示完全同意,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2.2.1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的测量
主要借鉴Mayer等人的信任测量问卷, 其次参考了Levin和Cross[5]、Sezen和Yilmaz[10]以及付晓蓉等[11]的研究成果, 再结合医疗服务的行业特点改编而成。其中, 医生个体能力信任题项6 个、医院组织能力信任题项4 个、医生个体善意信任题项6 个、医院组织善意信任题项5 个。
2.2.2 合作的测量
主要依据社会调查问卷方法, 以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 为基础, 再辅之考虑卷入度, 进行改编而成, 低卷入度合作题项3 个、高卷入度合作题项3 个。
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 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4 测量的有效性评价
通过Cronbach' sα 系数来分析信度, 通过因子负荷来分析收敛效度, 以评价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量表的有效性。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 测度了量表的信度, 所有量表的Cronbach' sα 都大于0.7, 说明其内部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Nunally的理论, a值高于0.7 即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另外, 所有因子负荷都显著地大于Bagozzi (1988) 建议的0.5 这一阈值, 这表明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3 研究结果
分别以合作的2 个维度为因变量, 以患者对医生的个体能力信任、患者对医院的组织能力信任、患者对医生的个体善意信任、患者对医院的组织善意信任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分析时, 首先将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 然后采用分层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1 与表2。
3.1 能力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从表1、表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并且R2达到0.317 与0.229。观察表1、表2 中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 可以发现, 2 种能力信任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都有正向影响, 并且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 H1a、H1b, H2a、H2b的研究假设都得到支持。
3.2 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
从表1、表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并且R2分别达到0.376 与0.264。观察表1、表2 中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值) 可以发现, 组织善意信任无论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 还是对患者高卷入度合作都有正向影响, 并且在0.001 的水平上显著;医生个体善意信任对患者低卷入度合作与高卷入度合作也都有影响, 在0.05 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H3a、H3b、H4a与H4b的研究假设都得到支持。
3.3 能力信任与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交互效应
观察表1、表2 中的参数可以发现, F值表明模型显著, R2达到0.394 与0.286, 但交互效应的Beta值不显著, 这说明交互效应不存在, 因此H5a与H5b的研究假设未得到验证。
注:a) P ﹤ 0.001; b) P ﹤ 0.05
注:a) P ﹤ 0.001; b) P ﹤ 0.05
4 结论与启示
医患合作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 是医患双方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协调活动, 以促进一种既有利于患方又有利于医方的结果出现的行为[18], 是“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19], 是基于“共识决策”的“自愿选择”[20]。目前的医患合作呈现何种景况, 一方面, 绝大部分患方与医方的关系处于有序状态, 另一方面, 虽然新医改后医疗回归公益性, 看病难、特别是看病贵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但医患关系并没有改善, 医疗纠纷的暴力化与群体化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医患关系状态就是马伊里所描述的“有组织的无序”状态[21], 一方面医患行为或多或少地处于一定的结构和规则体系之中, 不同程度地处于一种“组织化”状态中;另一方面, 医患行为也存在着大量类型各异的理性或非理性的碰撞与对峙。医患的深层秩序处于一种偶然性的无序状态, 按照决策分析专家马西姆瓦格林的说法, 就是“组织表面的秩序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无序”。“有组织的无序”的医患关系有可能使医患合作陷入困境, 即医患合作参与双方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对合作规则作出的认识变得越来越局部化, 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妨碍医患合作的达成, 医患双方需要建立共识, 而建立共识的前提是医患间有基本的信任度。
4.1 医院组织信任
从表1、表2 的数据可知, 医院组织能力信任对两个维度的患者合作的影响力要高于医生个体能力信任的影响力,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两个维度的患者合作的影响力更高于医生个体善意信任的影响力, 这说明, 从信任的双归属维度来看, 组织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要高于个体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 该研究结论与王毅等[22]关于服务补救的研究结论有一致之处。分析其中的原因, 即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民更认同组织, 而不是个人的保障, 组织比个人更有保障力。我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 传统的在熟人间靠个人声誉保障的人际信任约束力逐渐弱化, 需要组织来保障信任。因此, 应该加强医院的制度建设与信用建设, 提高组织信任。
4.2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
将组织信任进行比较, 可发现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患者合作的影响力又高于医院组织能力信任的影响力, 其标准化路径系数:0.542 > 0.327, 0.424> 0.286, 无论是对低卷入度合作还是对高卷入度合作,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的影响力都是最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对患者的合作最重要, 这提示管理者, 从组织信任角度看, 医院组织善意信任的建设比组织能力信任的建设更为关键, 如果说组织信任建设是重点, 那其中的医院组织善意信任建设则是重中之重。
4.3 医生个体能力信任
浅谈微商信任机制的构建 篇7
(一) 微商的兴起
据CNIT-Research (中国IT研究中心) 最新调研结果显示, 2014Q1中国网购总体市场规模达6478.5亿, 环比增长11.7%, 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截止2014年Q1, 中国手机终端用户已达到12.5亿, 其中智能手机用户累计达7.15亿, 手机网民达到5.25亿。[1]由这些数据再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感受到移动上网方式已经超越PC端成为人们最为普遍的上网方式, 移动网络的便捷性, 使得网络社交, 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网络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即“碎片化沟通互动”的web3.0时代, 人们不再只是局限于朋友圈转发、分享等一键操作, 许多商家和个人从中嗅到了“商机”, 他们慢慢意识到互联网的商业价值并开始挖掘, 从而使一批独特的经营者“微商”诞生了。
微商目前主要分为两种模式, B2C微商 (经营者借助微信公众号作为销售平台, 推广产品信息) , 和C2C微商 (微商个体借助朋友圈等社交圈子发布产品信息) 。一般说来, 企业通常采用B2C模式实现商品销售, 个人采用的往往都是C2C的模式来实现物品销售。当前, 社会上对微商的含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一般说来, 微商指个人或者个体户借助Web2.0与Web3.0时代衍生而来的渠道方式, 将传统的销售模式与互联网络结合, 从而实现销售渠道新突破的小型个体行为。
(二) 微商的发展及其“两面性”
2013年7月, 微商在广东兴起, 随后便呈爆发式增长, 并在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迅速发展。“微商”这一概念由微盟CEO孙涛勇提出, 他指出这是一种社会化移动社交电商模式。显然, 微商的迅猛发展离不开一些社交平台的支持。据问卷调查统计, 在参与问卷的对象中, 约有83%的人经常使用QQ和微信, 有42%的人经常使用微博, 从图示可以看出, 日常生活中这三大软件的使用人数所占比率之高, 而微商正是借助QQ空间、微信朋友圈以及微博这样的社交平台来宣传信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社交平台对微商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近年来, 微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它已经由朋友圈渗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首先, 和传统的电商相比, 微商具有投入小、门槛低、传播范围广、推广性强等特点, 能够保障拥有少量的资金投入, 却有意愿做生意的个体经营的低风险性;其次, 随着我国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政府越来越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来缓解这一问题, 微商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几年的快速发展, 微商为小额投资者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创业平台, 为广大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 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 事物的发展通常具有两面性。微商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不容忽视, 朋友圈刷屏、购物维权难、三无产品的泛滥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用户对微商的信任。可以说, 在未来的发展中, 微商迎来机遇的同时也将面临着挑战。对于微商而言, 如何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经济市场中保持健康增长, 信任这一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二、微商中存在的信任问题
根据问卷中关于“微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调查数据 (如图1所示) , 可以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与“信任”问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把这些问题归属为以下三类, 即产品质量问题、刷屏以及用户维权问题。
(一) 产品质量难保障
在微商营销过程中, 个别微商经营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串货、清销甚至销售假货,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经营者往往只关注利益, 而忽视了产品本身。如果大部分微商经营者视此为“商机”, 利用微商渠道不易监管、法规不健全等特点, 伪造质检文件, 生产或销售明令禁止的产品, 混入劣质品、假货。那么, 微商还有明天吗?且据调查统计, 约有71%的人认为, “商品真假难以确定”是制约其在微商处购买商品的主要原因。三无产品, 非法暴利产品的流入,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其他代理商, 都会对该产品产生质疑, 从而导致该产品的品牌价值下降。
(二) 刷屏不当引反感
在上文分析微商的发展中, 我们对社交软件的使用情况作了简单的数据整理。就当前微商推广方式而言, 在没有任何创新的渠道下, QQ、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无疑是微商最好的助推器, 而微商最常使用的推广途径即是借助社交软件刷屏推广, 其已经成为了微商初步发展阶段的必要途径。在微商兴起之前, 人们通常在这些圈子里刷刷朋友的动态, 分享自己的心情。然而, 随着微商愈来愈快的发展, 现在这些圈子里充斥着微商朋友们的广告。据问卷统计结果, 84%的人对微商频繁刷屏的方式感到排斥, 相反的是, 更多的人能接受微商以订阅号的形式推送信息, 这样的结果引人深思, 微商朋友们是否应该重视起推广方式的创新?朋友圈刷屏, 微商朋友们的初衷是消费其人际关系, 达到宣传的效果, 但是不料事与愿违, 因为在这些平台中能够接收这些宣传信息的好友, 是处于被动接收信息的一方, 这种非主动, 非自愿接收信息的方式, 不仅对这些社交平台的功能造成了伤害, 更违背了这些社交平台建立的初衷。
(三) 用户购物难维权
与传统电商相比, 微商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售后服务问题, 因其建立的基础通常是社交平台, 而这些平台的初衷是社交而不是交易, 使得微商购物并不如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专业, 从而导致微商的购物维权更加困难。首先, 从支付方式上, 据调查结果, 约有45%的人认为微商还存在支付方式安全性差的问题。微商交易的性质本质上属于一种私下交易, 所以其支付方式主要有支付宝转账、银行卡打款等, 因此买家便无法获得相关购买凭证, 也就无法提供维权证据。其次, 在特殊情况下, 有的买家往往会放弃维权。比如微商中的海外代购, 因其维权成本高, 消费者在权衡各种综合因素后, 往往会放弃维权。所以, 在调查对微商的建议中, 有超八成的用户希望微商能增进“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售后服务。虽然《消法》中明确规定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范围, 但是像微商这样的私下交易很难像其他通过正经途径购买的商品那样维权。由于微商的爆发式发展以及互联网络更新速度之快, 很多网络问题包括网购维权等问题并没有相关适用的法律去解决, 仍需相关部门去完善。
三、建立微商信任机制的建议
(一) 微商商家——加强内部管理, 树立信用意识
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中立足的根本就是要完善自我, 正是因为微商自身内部管理的混乱, 使得这一行业鱼目混杂, 从而引发了微商的信任危机。受调查的对象, 在面对朋友圈刷屏或朋友圈发产品广告时, 有约19%的人表明会心生厌弃、选择屏蔽, 约43%的人表示没有强烈感受, 会选择置之不理、直接略过。在宣传的方式与力度上, 微商应尽量避免在朋友圈大力刷屏, 应寻求新的方式, 树立创新意识, 让微商在这大数据时代里与时俱进, 使微商服务多元化。消费者的信任是微商商家寻求长久发展的根本。所以, 每一个微商个体都应树立信用意识, 保证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的质量。如果商家在不了解商品的情况下, 提供与商品本身不符的信息,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将阻碍微商整个行业的发展。
(二) 社交平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社交平台作为微商交易的媒介载体, 应主动意识到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经调查表明, 有542人约83%的人经常使用QQ这一软件, 经常使用微信有543人, 与QQ使用人群数量基本一致。有约42%的人经常使用微博, 可见QQ、微信、微博是人们最常用的社交软件, 且大部分人并不局限一种软件, 而是对三种软件均有涉及, 交替运用。由于大部分微商交易属于私下交易, 所以这些媒介载体往往会忽视作为交易平台的责任, 甚至撇清和微商与平台的关系。在微商市场管理, 除却法律规范, 更需要行业以及外界的约束。目前, 腾讯方面已经出台相关措施进行整治, 尤其在微信官方打击方面较为突出, 如用户可以通过举报相关营销账号进行封号、封设备, 微信软件本身也加大创新了相关技术手段, 如设置关键词过滤, 追踪图片等。腾讯等社交平台作为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展示的平台, 有责任保障商品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消费者个人隐私的安全性, 这不仅是维护其正常社交功能的必要责任, 也是衡量消费者对其信任度的重要标准。
(三) 第三方信任制度——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 保障支付安全
当前, 微商常见的销售模式有两种, 即B2C和C2C销售模式。相比于C2C模式中的朋友圈交易, B2C模式下, 商家通常借助独立的公众号平台进行产品的推广和交易, 这通常适用于专业的微商团队或企业。[6]总的来说, B2C模式下的团队管理比C2C模式下的个人交易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微商从个人发展到团队,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模式上的创新, 但是若想更进一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不能仅仅只局限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维系, 微商朋友们还应意识到第三方的牵制作用。支付环节是微商交易中的重要一环, 几乎决定交易的成败。据统计, 愿意在微商处购买商品的, 仅有约26%的人是因为支付方式安全, 却有约44%的人认为微商还存在的问题是支付方式安全性差, 因此, 完善第三方支付平台显得更为重要。从长远发展的角度, 微信支付必须推陈出新, 寻求最安全的支付方式, 进一步保障微信支付的安全性。
(四) 政府部门——完善法律法规, 保护消费者权益
微信作为一种社交软件, 在日渐成熟的发展中衍生出了微商, 成为微商交易的重要平台。也正因如此, 微信不如淘宝、京东等交易平台专业, 在对卖家的规范、监管等方面, 微信运营方并无齐全的措施。虽然早在2014年, 有关部门就网络交易问题出台了相关法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但因其未涉及到微信交易, 所以微信交易这一方面就产生了监管空白区域。而这监管空白区域往往就是微商发展问题的根源, 这就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对症下药”, 将这空白给填补上。另外, 在觉得微信仍存在哪些问题中, 有约52%的人选择了管理体系不完善, 并有约51%的人希望微商的售后服务方式里包含双方交易有文书保证。这就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与微信官网组合, 具体制定法律制度和管理办法, 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
四、结语
根据图2分析, 就微商发展前景而言, 有39%的人认为微商会扩大规模持续发展, 无需任何店面成本, 风险很低, 发展前景乐观;49%参与调查的对象对微商发展持观望态度, 认为微商会发展, 但规模难以扩大;余下的12%的对象对微商发展持消极态度, 认为微商没有长远的发展前景。由此可见, 虽然微商目前面临着许多挑战, 但对于未来的发展, 微商客户们对其还是抱以很大的信心。所以, 只要微商严格自我管理, 政府完善法律法规, 社会各界加强监督、协同合作, 共同完善微商的信任机制, 其发展前景定然更加乐观。
微商的出现, 初衷是让经营者与消费者共赢, 使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 使经营者获得可观的收入。但是却因为微商管理上的漏洞, 一步一步地磨灭了消费者对微商的信任。快捷性的销售模式, 本应是微商的垫脚石, 却因人们的急功近利沦为了绊脚石。其实, 无论是哪个行业, 无论是由信任维系的线上经济, 还是实体经营的线下经济, 诚信经营乃是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
参考文献
[1]CNIT观察.2014年Q1中国移动网购市场调研报告.http://www.cnit-research.com/content/201405/3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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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声乐教学双方的信任机制探讨 篇8
一、当前大学声乐教学中信任机制培养上存在的问题
在大学声乐教学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信任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与传统声乐教学的模式相比较来看,建立合理有效的信任机制不仅能够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提高声乐教学的质量。声乐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跟音乐教育专业的教学方式或者是技能训练上存在一定的相同点,但是在教学上两者之间还是具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总体来说,音乐教学主要是完成一定的培养目标,不仅要求学生在表演技能上有一定的教学能力,而且音乐教学能力也是其自身需要进行考核的范围之一,所以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的考虑到学生日后的教学能力培养,这样才能够将师生之间的关系拉近,让师生之间在保证良好信任的基础上,能够实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1]。
在大学声乐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每一个教师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程度都不同,所以导致每一个教师针对同一个问题的讲解,也会有所不同,包括一些教学手段或者是教学模式等等,这也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不同的现象。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于教师讲解的内容会产生怀疑的态度,而大学生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导致在选择信任教师的时候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在实际的大学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只有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可以说建立良好的双方信任机制不仅能够提高大学生自身的声乐学习能力,而且能够有效的提高大学声乐教学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二、大学声乐教学双方的信任机制
1、双方共同制定音乐学习目标
在大学声乐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要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而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首先就是要双方有共同的学习目标,这样才能够引起共鸣,不然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很难建立起有效的信任关系[2]。信任可以说是一个团体当中每一个成员的对彼此的诚实、合作的一种行为期待,而在声乐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教师要让学生逐渐的明白以及认识到信任的重要性,在实际的声乐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严格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的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及技能,但是很多学生在教师严格的教学下,逐渐失去学习的信心,反而影响了学生自身的学习进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学生之间达成共识,制定双方共同认可的声乐学习目标,不仅让学生能够通过教师的教学学习到一定的声乐基础知识,而且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上以及专业素养的提高上都能够有所提高,这样才能够充分的满足现代化社会对于音乐人才的需求。
2、教师的自信有助于信任机制的建立
在大学声乐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单纯的依靠信任学生来实现教学任务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而且很多教师也存在只信任自己不相信学生的情况,这样不仅师生之间不能够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而且对学生的学习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3]。所以在当前的大学声乐该学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的建立和谐的师生信任机制,教师首先要树立自己的信心,在树立自我信心的同时,要逐渐让学生也感受到教师信心的来源,这样学生才能够逐渐的对教师抱以信任,从而师生之间才能够建立良好有效的信任机制。教师的自信不仅能够增加教师自身在教学中的可信度,而且能够推动学生养成自我信任的能力,在实际的声乐教学中,教师要将自己的歌唱技巧以及专业知识定期的提高,这样才能够在保证基础知识准确的同时,能够紧跟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声乐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在课堂上,声乐教师的激情演唱或者是积极讲解,都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自己身上的自信,这样长期以来,学生也逐渐受到教师的影响,逐渐对教师产生信任和信赖,并且认可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双方建立起有效的信任机制,不仅对学生的自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也起到一定的辅助性作用[4]。
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暗示,也可以说是一种鼓励,教师坚定不移的对学生给予一定的信任,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对自己的信任度,而且能够在无形之中让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良好有效的信任机制,无论是在教学中也好、在生活中也好,这种信任机制的建立,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成长,在大学声乐教学中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在保证学生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学习的同时,也能够推动大学声乐教学的整体质量和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大学声乐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信任机制,是一项比较漫长并且比较复杂的任务,需要声乐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在及时转变教学理念的同时,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给予相对应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保证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技能都能够不断的完善和利用,这样才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从而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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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合作机制 篇9
通过战略联盟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形式已不鲜见，然而成功率一直不高。许多合作创新联盟常常在成立之初高调宣布，最终却一无所获。
我们的研究发现，合作创新失败除了通常认为的先天技术能力欠缺等原因，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合作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合作创新中潜藏的风险估计不足，进而采取了不恰当的管理方式所致。当下，社会各界对自主创新战略的高调宣传常使企业对创新风险视而不见，甚至认为有了政府的强力支持，通过优势资源互补就必然能获得理想的结果，结果往往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合作创新管理的两难
合作创新至少涉及两方，一方主要负责提供资金并完成研究成果的商业化(一般为企业，简称“出资方”)，另一方主要承担研究工作(一般为科研机构，简称“研发方”)。合作创新任务具有两大特点。
技术的不确定性通常，越接近原始性创新的任务，其技术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研发成功的难度也越大，风险也越高。由于合作创新活动的这一特点，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在正确选择合作伙伴的基础上，出资方如何激励研究人员尽最大努力完成研究工作。研究者的主观投入程度往往是任务成功的关键，其中的激励因素不可轻视。
第二，如何规避由于技术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出资方不对研发过程进行恰当的控制，研发方可能会利用信息不对称，将自身的非道德行为归因于技术先天的不可控性，使研发绩效无法保证；但另一方面，如果对研发方的履约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出资方不仅要承担很高的控制成本，还可能影响双方的信任关系。
任务特征影响管理方式我们借用威廉-大内的模型对任务特征进行评价，一个是任务的程序化程度，即任务在多大程度上可按既定程度来执行；另一个是结果的可度量程度，即任务的最终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按事先界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基于这两个维度，任务可分为四类，不同的任务存在相应的控制方式：任务程序性很低但结果可度量时，可采用结果控制；任务程序化高而结果不可衡量时，可采用过程控制；任务程序化高且结果也容易度量时，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都是有效的管理方式。
显然，对程序化和结果可度量程度都较低的任务，过程控制和结果控制都难以完全奏效。不幸的是，多数技术创新任务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探索性极强的基础研究就是极端的例子，这类研究事先难以确立通往成功的程序和步骤，成果也经常要历经多次失败后才可能获得。
因此，要想对合作创新进行有效管理，在选择管理方式时必须解决这样的矛盾：既要对合作加以控制，尽量降低它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又要给研究者充分的信任和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有积极性致力于技术攻关。
合作创新的全程有效管理
我们总结出如下要点用于指导合作创新任务的管理，可概括地表述为：以激励为基础，对合约控制权进行恰当的分配，通过加强持续性预期和信息共享等手段，增进合作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合作初始：重视合约控制权的分配合作创新的合约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预期收益的分配准则，即在合作过程中或合作顺利实施后，双方分别拥有或可以获得哪些权利或利益；二是双方应履行哪些义务；三是对合作出现意外情况时处理方式的界定，可视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现实中，前两方面的内容是双方谈判的重心。权利和义务的明确描述构成了控制权的分配，进而在合作起始阶段就界定了整个合作的控制战略基础。尽管具体合作的内容和方式等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有所调整。
对企业来说，合理分配合约控制权有两个目的：一是激励合作方的努力；二是尽量规避风险，此处的风险包括机会主义风险和技术的先天风险。这两个目的又有关联，即激励合作方的努力有助于消除可能的机会主义风险。
在合同谈判时，影响控制权分配的因素有很多，但有两个因素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双方的议价能力，二是双方或一方投资不足对合作绩效的负面影响。人们往往重视第一个因素而忽略第二个因素。对于一般的合作，第二个因素被忽略的危害也许不大，但对于合作创新来说，危害性则大大增加。
站在企业的角度，在与科研机构合作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研究者的努力投入程度对研究成败至关重要，然而努力程度却难以观察，即便能够观察，成本也极其高昂。为了实施恰当的激励，作为出资方的企业在合同谈判时应尽量避免滥用因为资金而拥有的议价能力。在不影响企业获得预期主要成果的基础上，应该让渡某些权利给研发方，尤其是研发方较看重的权利，如未来的论文发表权、成果报奖权等。如果出资方滥用议价能力，可能导致研发方不认真履约，出资方的权益也将停留在纸面上，永远无法变成现实。
对企业来说，重视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有双重意义：既可以激劢研发方，还可以通过放弃某些权利但保留对成果产权的优先受让权或再谈判权，降低因一次性投入而被套牢的风险。虽然技术创新的某些先天性风险无法消除，企业却可以通过增加再谈判权并以期权形式对项目进行投入的办法，尽量减少风险。尽管这会增加一些管理成本，但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来看却意义重大。
合作过程：建立并增进信任面对机会主义风险，出资方希望通过制定更严格的合约，明确界定研究目标、计划和付款条件等来加强控制，并明确规定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但由于技术创新成果事前无法准确预期，难以在合约中明确描述，加之机会主义行为无法准确识别，完全依赖合约尚不足以保证合作的有效执行。
我们的研究揭示，在合作创新中，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信任对改善合作绩效的作用也越大。企业可以通过关系管理，如与研发方分享合同约定以外的信息、提高持久合作的预期或期望、加深双方的认识和了解等，增进相互信任。
在建立信任的方式中，加强持续性合作预期的价值尤为突出。通过寻找双方在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互补与依存关系，企业可构建一种长远合作的机制，使合作方为了长远的利益而自觉地限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道德风险、规避短期行为、追求持久的共同利益。
此外，管理人员还要认识到信息分享的意义。对于高度不确定性的技术创新项目，关键的决策不是知道如何向前推进，而是知道何时终止，因为随着研发的深入推进，投入的资源越多，失败后蒙受的损失就越大。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
是掌握充分的信息，合作方之间的信息共享不仅有助于建立信任，还有助于减少项目关键时点决策的冲突，达成一致意见。
管理控制方式的选择信任对合作创新有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监督和控制。控制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方式，使信任和控制能够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对控制方式的选择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选择控制方式时应注意避免削弱信任。对合同金额较大的合作项目，出资方出于对项目成功的关切和防范风险的本能，往往采用过多的过程控制手段，如派人对研究过程进行监督、加强对项目进展的检查等。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出资方技术能力较弱的情况下，采用这些手段不但无法达到目标，反而会削弱双方的信任。当研发方感知到出资方的不信任后，会削弱研发努力和投入，降低了出资方不可观察但对研发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智慧投入，对合作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识别对合作方信任的类型，针对性地选取控制方式。信任分为善意信任和能力信任。善意信任是指在合作过程中相信对方是善意的、负责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而能力信任则是指对对方能力和专家知识的感知，对对方实现绩效目标的能力充满信心。尽管企业总是希望找到善意和能力都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但在现实中，尤其是首次合作时，两者常常难以兼备。
当对合作方充满善意信任时，可以适当弱化过程控制，但仍应重视结果控制。弱化过程控制主要是指减少监督式的控制，如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研究进度、查阅研究实验的记录等，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不用接触。相反，企业在过程中应该重视增进与合作方的沟通来传递己方需求，分享信息，特别是当创新任务的技术难度较大时，过程中加强沟通非常必要。
当对合作方充满能力信任时，企业可以适当增加过程控制，以防范研发方利用专家知识行使机会主义的风险，但要基于一个前提，即己方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可与研发方进行对等交流，否则反而容易传递出己方控制能力不够的信号，诱导合作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家族治理信任机制的结构创新研究 篇10
关键词：家族企业,信任机制,制度传承,治理结构,创新
一、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与治理困境
家族企业兼具家族以及企业法人双重属性,是一种优势与劣势并存的组织行式[1,2]。 家族企业鲜明的特征是费孝通式的尊卑长幼式的差序格局, 由此也造成家族企业传统上对于社会资源, 包括职业经理人的有效吸纳不足, 难以将家族内部信任向外部职业经理人传递,外部社会内聚力量较低[3]。 家族企业的组织结构体现家族企业权力的划分结构, 形成血缘、姻缘、地缘、学缘、关系缘的扩展趋势,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表现出以下问题:首先,股权结构较为单一,受制于家族企业创立与成长,家族成员掌控着绝大多数的企业股权, 表现出对于家族企业股份长期控制的愿望与惯性, 导致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与人才的匮乏;其次,家族企业产权方面,总体表现明晰,但内部产权模糊,家族企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 最后, 家族企业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家族企业内部一言堂现象频现,造成决策的风险较高。
家族式治理的初期高效在中后期却成为其发展的障碍,必然要求家族企业实现二次创业,要求家族企业实现对于家族式治理模式的优势整合, 以及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的治理结构创新[4]。 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利益, 会在与监事会成员的监督行为博弈中,直接诱发经理层的行为,而导致其利益受损,双方合作的帕累托效应无法实现, 为更好的阐述这种障碍性,本文提出如下假设:(1)公司价值作为股东利益的衡量指标,分3种情况,分别为P1、P2、P3;(2)作为股东的监督者有甲、 乙两方,θ、ψ分别表示监督方的股份比例,监督成本为Ω,在甲、乙同时参与监督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为P1,只有其中一方参与监督的公司价值为P2,两方都不参与监督的公司价值为P3;(3)与假设(2)中的三种情形分别会诱发经理层的有效率作为、中性作为、不作为三种行为。在以上假设条件之下,股东、监事和经理层的博弈会显现出基于对方的行为而有所行为的动态博弈过程, 受制于家族企业改制初期规模小、 监督成本大以及监事会股权比例小等特性, 其最终博弈结果将会不利于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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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表可知: 当家族企业处于向现代公司治理转变的初期阶段, 成立不久的监事会成员股份比例较低,即θ、ψ较小,而监督成本Ω较大,不监督会同时是监督方甲方、乙方的占优策略,因此上表博弈的纳什均衡是(不监督,不监督),在以上的博弈过程中, 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职业经理人员的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出现代理人的非理性投资决策,代理人损害股东利益,公司价值受损,在家族企业改制初期没有实现家族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家族企业发展路径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转变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持续态-家族企业逐渐衰败, 在这种演进模式下, 家族企业因没能突破家族式治理模式的桎梏存在夭折的风险; 第二种转变路径主要是中间借助泛家族化的治理模式, 逐步将职业经理人等外部资源内部化,最终成功上市,但治理的效率实现平滑过渡的难度较高; 第三种治理模式转变是:家族企业-泛家族企业-家族临界控股公司-家族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结合的共同治理, 这种演进过程, 能够为家族企业逐步演进与完善提供充足时间与空间。 在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注重对于家族式治理模式中优势资源(如信任资源)的有效传承,坚持理性创新, 以此引导家族企业向家族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相结合的共同治理结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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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族企业家族治理优势传承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探究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转变, 以及治理结构创新的最大动力,是对于治理效率的追逐,持续的优势资源传承与治理结构创新,对于家族企业成长是必不可少的, 这也是家族企业实现二次发展的核心能力所在。
(一)家族治理的信任机制传承
家族企业的家族属性具有天然的内聚力以及高度的内部信任, 内部信息的充分传播成就初期的繁荣 ,家族企业一旦进入中后期,基于家族企业内部伦理等级约束下的高度信任机制着手, 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 逐步从空间上扩大对于外部职业经理人员的引进, 突破家族企业管理资源的封闭性,整合人力资源与管理资源。
家族信任主要依托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是对于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抑制行为的一致性认同。 在这种信任机制下,家族企业内部信息传播顺畅,委托代理成本较低, 较高的家族内部凝聚力带来治理的高效率。 但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信息共享会逐渐与家族资源的分散相矛盾, 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逐步降低, 逐渐会局限于嫡系血亲关系范围内,这也是家族企业成长困境的信任制约,因此家族企业要注重对优势信任资源的传承与发展[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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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文中第一部分假设之下,如果家族企业将信任机制加以有效传承, 尽管在家族治理情况下所占股份比例较低,即θ、ψ值较小,但同时由于对经理层的监督成本大为降低, 达到家族创业时的接近零监督成本,即C非常小,博弈的结果中监督、监督分别成为监督方甲、 监督方乙的占优策略,(监督,监督)也就成为上表中博弈的最终结果,经理人员会在内外部监督情形下理性决策, 公司价值达到最理想的结果P1,达到家族企业在家族治理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预期。 鉴于此,首先要逐步建立关系信任与契约信任相结合的信任模式, 根据家族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关系信任逐步与市场契约相结合,实现约束半径无限延伸向包含外部专家等非家族成员的家族理事会议, 将家庭关怀特质与制度设计想结合, 创造性的引进值得信赖的外部顾问来调和家族矛盾进行家族冲突管理, 关键时刻协助家族企业成员共渡难关。
(二)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创新
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展, 业务的增多以及经营活动的半径扩大等,往往会给企业带来严峻考验,由于家族企业成长带来的管理能力需求急速线性增长和受市场培育造成的管理能力供给缓慢线性增长的不对称性,家族内的人力资本供应供低于求,因此,吸纳和集成新的管理资源就成为私营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课题。
1.优化股权结构,建立特色监督委员会
在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创新过程中, 通过建立具有家族企业特色的监督委员会和引进外部投资者,实现家族企业在内外部监督环境下的高效率:一方面,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通过融合社会资本实现家族企业股权多样化目标, 将家族控股转化为家族委员会监督, 引进机构投资者监督解决经理人才瓶颈制约;另一方面,注重家族企业由家族成员的一元控制转变为由家族成员和非家族的经营管理者共同参与管理,建立“家族成员+个人能力”的家族内部任用机制和“量才为用”的外部选聘机制,形成包括家族成员和外部监事在内的互补性监督委员会。 在沿用家族企业困境种假设情况下,此时假设监督方为家族监督委员会方和机构投资者方, 此时的博弈行为会达到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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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由于作为整体的家族监督委员会是公司的大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较大,即θ、ψ值较大,同时由于其对公司信息的收集和分析能力较强, 监督成本较低,即Ω较小,博弈的结果中监督、监督分别成为家族委员会方甲、机构投资方乙的占优策略,(监督,监督)成为本次博弈的结果,经理层会进行理性决策, 这时公司价值达到最理想的结果P1,达到家族企业转制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预期。
2.明晰内部产权结构,明确相互权责
家族企业对现有产权结构、 人才结构等各层面进行变革, 逐步实现家族企业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产权划分明确, 同时实现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产权明晰;对于外部管理者引进过程中,家族企业特殊的地缘、同学缘以及关系缘,可以成为逐步实现引进职业经理的过渡,逐步实现人才结构的多元化与互补性。 这时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的家族成员应更多的是作为监督人员,在沿用家族企业困境假设下,由于他们与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 以及因对公司较熟悉带来的监督成本降低等, 家族成员组成的家族监督委员会的职责履行,会有效地对管理人员不作为形成约束, 同时由于作为整体的家族监督委员会股份比重较大, 会达到家族企业转制期内代理成本与代理能力的帕累托改进效果。
3.董事会多元化与互补化,建立关系型与契约型结合的股东会
为确保家族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逐步完善股东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制度,首先,促进董事会董事成员多元化与互补化, 变原本家族成员董事占绝大比例的董事会结构, 为家族成员与外部董事共同参与决策的董事会结构, 同时将家族企业共同治理过程中引入的债权人、 战略性客户以及关系型供应商引进董事会[7];其次,在多元性董事会科学决策 、特色监督委员会高效监督情形下,实现股东会人人参与, 形成有家族企业特色的关系型与契约型股东会,家族企业通过发展累积投票制、 委托投票制以及信托投票制等方式,保障中小股东能充分行使投票权,形成在相互之间关系与股权契约纽带下的股东会,实现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下的家族企业效率最大化。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