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

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精选6篇）

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 篇1

刑法学案例教学, 是指在刑法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以典型的刑事案例为载体, 引导学生探寻其中蕴含的法律关系, 在互动讨论中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使其掌握相关刑法学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以本为本, 从概念到概念的单向注入式教学方式, 是一种促进学生成为教学主体的双向互动开放式教学模式。在刑法教学中, 选取恰当的案例, 合理运用于刑法学的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刑法教学中案例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 实现法学教育目标的重要保障

法学教育的目标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培养模式, 那么法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 历史上曾有过两种争论, 即法学教育应当成为培养未来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的职业教育学院, 还是应成为培养国民素质的通识性教育或培养法学家和学者而教授法学理论和系统知识的研究学院。实际上,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调整规则, 其与社会紧密相连, 法律教育不但要将法律当作规范体系进行传授, 更要研究法律背后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 并通过社会科学学习来完善法律的变革职能, 实现社会正义[1]。因此, 法学教育既是法律通识的教育, 又是法律职业的教育。

教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必然要求对我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技能培养;重理论讲解、轻实践培训;重法条注释、轻法律精神培育;重教师讲授、轻学生能动性;重考试、轻能力;重考试分数、轻素质提高”[2]的缺陷, 不利于双重教学目标的实现, 对其进行完善要求在进行通识理论知识教育的基础上应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以典型案例为载体, 为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自主性提供了平台, 使其在分析案例、探寻答案的过程中增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可以说, “案例教学法由此满足了现代法律教育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要求。它既从实际判例中来, 具有实践性, 同时, 又因为建立在统一的客观原则之上并可以提供一致的结论而具有科学性。”[3]因此, 在当前强调法律职业教育的情况下, 加强案例教学的运用, 对提高学生职业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法律职业思维能力, 实现法学教育的双重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巩固刑法理论知识的重要手段

根据刑法学教学中案例运用方式不同, 可以将刑法案例教学分为两种类型, 即“由例推理”型和“由理析例”型。但无论是“由例推理”, 或是“由理析例”型的案例教学法, 都是将法学理论与实际问题相结合, 体现了刑法学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在刑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 以典型案例为载体, 学生通过对案例相关材料的查找与整理、阅读与分析、讨论与辩驳, 不仅了解和掌握了相关的刑法基础知识, 而且在结合实践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对刑法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生动、深刻, 并能由此出发,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实现对刑法理论知识及相关法学知识的体系化把握。

(三)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措施

素质教育是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 也是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传统刑法学教学中, 教师是教学的中心, 教材是教学的内容, 教学就是教师以教材为框定单向注入式讲授刑法理论知识, 忽视了学生学习潜能的开发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从而造成学生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知识水平与素质能力的脱节。刑法学案例教学法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其重要特征即在于以典型案例为载体, 注重学生的主体参与性, 通过学生与教师的平等互动, 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双重提高。可以看出, 刑法案例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主体地位的重视、学生平等地位的尊重及学生参与地位的提高既是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 而且其本身即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 培养法律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

基于历史和传统教育模式的缺陷, 在我国长期存在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情况。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司法职业队伍素质的提高, 也直接制约了法学教育目标的真正实现。因此, 自2002年国家实行统一司法考试, 这既是严格司法职业入门资格的重要举措, 也为法学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方向, 即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应成为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刑法学案例教学正是通过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参与, 使学生真实进入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司法职业人员的角色实践, 从而使其法律思维技能、法律分析技能及法律操作技能等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二、刑法教学中的案例选择

案例是刑法案例教学的中介和载体, 因此, 刑事案例的选择是案例教学法作用发挥的基础和前提。基于信息媒体的现代化和司法判决的公开化, 刑事案例的来源也愈加丰富和多样, 选取案例既可以通过权威司法机关通过公报等发布的典型判例, 也可以是新闻媒体通过报纸、网络等给予关注的时事案例。但笔者认为, 对于刑事案例的选择应按照以下标准进行选择:

(一) 针对性

针对性要求教学选取的刑事案例应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 与教学的重点及难点问题直接相关, 做到有的放矢。即通过刑法案例的呈现, 能使学生在讨论学习之后加深对课程重点或难点的理解, 并能运用所学的刑法理论知识分析解决案例中所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 从而收到锻炼和提高学生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的双重效果。基于此, 在选取刑事案例时应避免选取的刑事案例所涉知识点过于分散, 这样容易导致学生注意力的分散, 不利于其清晰明了地掌握课堂的重点及难点。

(二) 典型性

典型性要求选取的刑事案例应具有代表性, 能突出反映相关法律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 有助于学生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及法律原理等。如对于贪污贿赂罪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 及以后的成克杰、胡长清受贿案即是贪污罪、受贿罪的典型。典型案例一般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和新闻效应, 但应当注意的是, 案例的典型性在于案情与法律规则内涵的相关性, 而不在于案件所产生的新闻效应。因此, 不能仅仅凭新闻效应来选取刑事案例。如对于故意杀人罪, 现实中报道的各类杀人案件即需经过严格筛选才能作为教学案例, 特别是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效应而对犯罪手段过分渲染的杀人案件更应慎选, 否则会适得其反。

(三) 新颖性

新颖性要求选取的刑事案例应具有时代性, 要能反映刑事法前沿的研究内容, 反映社会变迁中的刑事法的发展与完善。这样才能紧贴社会实际, 通过对刑法案例的分析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如对于刑法分则侵犯财产罪的教学, 2008年发生的许霆案即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许霆一案中, 所涉及的问题包含了“恶意取款”行为的定性、盗窃罪“秘密”窃取手段的理解、信用卡诈骗罪中“机器”能否被骗及自动取款机的性质等极具时代性的问题, 并且从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司法实现等问题。同时, 通过采取辩论等多样的教学模式, 借助许霆一案的学习可以使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高。当然案例选取的新颖性并非是说较早时期的刑法案例都不能再作为刑法教学案例使用, 一些较为典型的传统案例对于学生理解相应的刑法知识具有积极的作用, 仍可以作为刑法案例教学的典型例解。如对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讲解, 发生于1989年的张振海即是较为典型的案例, 对学生理解劫持航空器罪的特征及其刑事责任的实现具有积极的价值。

(四) 适宜性

适宜性要求选取的刑事案例在内容和形式上应适宜教学, 能有效编入刑法教学的内容。具体而言, 一方面, 在内容上, 刑事案例应案情简洁、难度适中。案情过于复杂、难度过高的刑事案例超出了学生的知识水平, 会使学生无法入手分析, 打击其学习的积极性;而案情过于简单、难度过低的刑事案例, 学生很容易得出答案, 同样不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另一方面, 在形式上, 刑事案例应避免过于冗长, 即对一些法律文书采取“拿来主义”, 将当事人身份情况等与案件处理无关的细节也原样抄录, 使得刑事案例介绍繁杂, 文字冗长, 既浪费了课堂时间, 也不利于学生抓住案件核心, 重点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因此, 对于选取的刑事案例, 教师应事先对案情进行过滤, 提取其中的核心案情, 并对其文字表达进行梳理归纳, 以便有效开展课堂案例教学。

(五) 启发性

启发性要求选取的刑事案例应具有一定的拓展性, 能启发学生的思维, 促进学生进一步的思考, 从而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深入拓展和全面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这便要求刑事案例应带有适度的疑难性, 蕴含一定的问题, 为学生留下思维的空间。如在故意杀人罪的学习中, 对于获得被害人承诺的帮助自杀 (即安乐死) 的问题, 我国1986年的蒲连升案是发生在我国的首例安乐死案件, 以此为例, 不仅要让学生了解帮助自杀的定性问题, 而且可以促使学生深入思考安乐死合法化问题, 并可通过举行论辩赛使学生广泛查找安乐死相关立法和实践资料, 对该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思索和论证, 通过辩驳加深对安乐死问题的认识。在最后可通过写作小论文的形式, 促使学生对辩论中迸发的思想火花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入论证, 提高学生的论证能力和表达能力。

三、刑法教学中的案例运用

好的教学案例仅是案例教学的载体, 案例要发挥好的效果更需要对案例的良好设计和科学运用。对于案例的运用, 一般包括呈现案例、分析和讨论案例、总结和评述三个阶段。但是, 作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发展, 刑法案例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中仍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刑事案例科学合理的运用, 笔者认为, 在刑法案例教学的组织过程中还应注意:

其一, 在主体上, 应把教学主体与学习主体相结合, 以学习主体为中心。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教师是教学的唯一主体, 学生被单纯视为教学的客体;教师是知识的“播送器”, 而学生则仅是知识的“接收台”。在传统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主体性被忽视了。而在刑事案例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主体性被发现, 成为与教师相对应的学习主体。因此,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 一方面应发挥教师作为教学主体的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应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主导作用, 且在两个主体的互动中, 应以学习主体为中心。教师在组织安排案例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使其参与到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来, 并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其二, 在方式上, 应将课堂传授与多样实践相结合, 以课堂传授为主。案例教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予以实施, 以通常的课堂为载体, 教师可以通过分发材料、播放音像将案例呈现给学生, 在此基础上, 可以通过对话式引导学生分析案例, 也可以是组织学生对案例所涉问题进行讨论以加深认识, 还可以是组织学生就案例开展课堂辩论赛等。同时, 教师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案例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如组织学生旁听法庭审判、参与法制节目、开展模拟审判等。多样化的案例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 在提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同时了解案件的审判过程, 具有生动形象的优势。但其组织一般比较复杂, 所耗时间较长, 且案例素材受一定时期发生案件的限制, 不能完全根据教学进展进行系统的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相较而言, 课堂案例教学虽然受限于地域空间及教学手段的限制, 但教师完全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重点、难点的需要, 运用相应的教学案例, 便于学生获得体系化的刑法知识。因此, 刑事案例教学仍应以传统的课堂为教学的主要阵地。

其三, 在数量上, 对刑事案例应适度运用, 避免喧宾夺主。刑事案例作为巩固、深化学生知识的重要手段, 在刑法教学中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过多过频地引用刑法案例必然使得对于案例的分析流于表面, 不能深入挖掘案例涉及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 从而影响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因此, 在刑法教学中应紧密结合教学的内容, 适当运用刑事案例以帮助学生掌握重点, 突破难点。且适量运用刑法案例辅助教学, 也为组织学生提问、讨论、分析、辩驳留有了余地, 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周汉华.法学教育的双重性和中国法学教育改革[J].比较法研究, 2000, (4) :389-405.

[2]房文翠.当代法学教育的法理学透视[J].法学家, 2002, (3) :116-120.

《刑法学总论》教学简论 篇2

【关键词】刑法总论教学 刑法理念教学

《刑法学总论》是高校法学专业必修课程,也是很大一部分未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借以谋生的重要课程之一,其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在近10年的《刑法学总论》教学中逐渐认识到在该门课程的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主要方面。

一、刑法理念教学

刑法是所有其他法律的最后保障法,其刑罚方法可以剥夺人的财产、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因此刑法是其他法律的最后防线,必须是不得已而用之。刑法的教学必须让初学者明白与此相关的刑法的基本理念。

第一,我们每一个国民对待犯罪以及犯罪者必须持宽容、宽恕心。每一个个体、甚至一个民族都要有容忍一定地理范围内发生一定量犯罪的勇气和宽容甚至宽恕犯罪和罪犯的博大胸怀。任何社会,犯罪都不可避免,并且都有与一定时期社会整体形势相适应的一定的饱和量;任何违法、犯罪者都与我们处于同一个时空中,形成彼此联系的社会生活关系,彼此利益相关,处理不好与他们这个群体的关系,我们也不一定有好的发展;一般的犯罪者与正常人往往没有多少的不同,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发生多少与其童年的经历、家庭、学校以及社会有一定关系。他们犯罪除了他们自身的生理的以及对名利情欲色的不正常、不健康甚至变态的需要的心理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与我们每一个个体、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都有一定关系。因此,国家虽然可以动用刑罚他们,但惩罚不应该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罚,教育其不再犯罪,并且期待其顺利回归社会,因此,我们要以最大的爱心、最大努力去宽容甚至宽恕犯罪者与犯罪。

第二,刑法既是惩罚、教育罪犯的惩罚法、教育法和道德规范,同时又是保障嫌疑人、罪犯人权的人权法。初学者以及我国国民一般认为刑法就是抓人关监狱或者杀人的,只要能够收拾罪犯,可以不择手段、不问是非甚至不计代价。我国国民一般都缺少“人人生而平等,罪犯也是人,我们应该以对待人的方式去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人性观念、人道观念和人权观念。刑法具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人权”的“双保”功能。正义的刑法必须注重保障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人权,限制国家刑罚权。其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更重要的还是“罪犯的大宪章”。

第三,刑法的哲学与伦理学根基。任何科学都以人性为起点和终点,最后都要回到人性上去,都是在论证人性的善良、正直与真诚。远离这个中心的科学不过仅仅是谋生的技术。刑法的哲学与伦理学根基是刑法正义性的终极追问,刑法的正义性在于其必须符合人性。符合人性的行为不应该被规定为犯罪。刑法的“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嫌疑人人权”的机能本身蕴含了刑法通过最严厉刑罚惩罚的规制建构一种符合人性的正义制度,从而与其他社会制度配套,共同建构一个法治国家的文明。刑法既有预防、控制、打击犯罪的技术性的一面,同时又有追求美好人性以及正义行为的价值方面。刑法必须针对至少有相对自由意志者,通过禁止性规范的设置,教育国民放弃犯意,回归善良,忠实于公正的法律,形成对公正法律的信仰。因此刑法的每一条文或多或少也体现出对自由意志者行为的道德规制。

二、“三基”教学

在笔者看来,刑法学总论“三基”包括刑法学总论基础知识、基本思维以及基本的运用能力三个方面。

首先要讲清楚基础知识尤其是重点、难点。抓住重点、有效突破难点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大体而言,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犯罪成立的客观、主体与主观条件、辩护事由、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罪数,刑罚裁量与行刑制度都是学生必须认真学习掌握的重点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而刑法三大基本原则所体现的对刑法立法权的制约、犯罪成立客观条件中的“结果”与“刑法因果关系”、犯罪成立主观条件中的“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错误论”、辩护事由中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以及防卫过当的“罪过”、犯罪停止形态中“犯罪终了”“犯罪未得逞”、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共同说”“共犯从属性、独立性”“共同犯罪与身份”“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教唆犯”、罪数论中的“想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事前(后)不可罚行为”、刑事责任论中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数罪并罚”等都是刑法总论部分的难点。

其次,刑法总论的基本思维也就是对一个行为做出刑法判断。第一,“事实上有罪”与“法律上有罪”的区分,一般学生很容易混淆这两个概念。刑法是实体法,一般案例都假定是已经证明了的“事实清楚”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学生判断的都是法律上有罪或者无罪以及理由的案例;第二,事实评价、法律评价与价值评价的区分。价值评价可以分为哲学的、伦理的、政治的、法律的等方面的价值评价。案例的事实分析,是事实评价,对做出该事实的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是法律评价。第三,犯罪成立条件的两个层次。我觉得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系刑法中犯罪成立条件的“双层模式”:犯罪本体要件(不法行为与犯罪意图)以及责任充足要件(缺少有效辩护,辩护事由主要包括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这样设计的犯罪成立条件将刑法、刑事程序法以及证据法融为一体,实现了小范围的刑事一体化,展现了一种动态的“定罪”过程,而不我国通说所认可的作为静态“犯罪规格”的犯罪构成,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代表国家的控方与辩方在刑事程序中的真正的实质性的博弈,体现了刑法的正义性与民主性。通过犯罪成立条件的“双层模式”对一个行为做出刑法评价,有助于培养学生通过刑法实现正义的刑事法治理念。

最后,基本的运用能力实际上就是运用所掌握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思维的能力,尤其是运用犯罪成立条件的“双层模式”分析疑难刑法案例、实例的能力。学生应该主要学会三方面能力。第一,发现事实。找出给定案例、实例中的案件事实。第二,寻找刑法条文。第三,做出刑法评价并写出理由。

三、教学方法

笔者主要运用了讲述、案例、问答法。刑法学总论原理理论性比较强,难度比较大,所以大部分需要以老师讲述为主。我在讲述中穿插大量案例,并大量提问。一般先将要讲述的课件以及相关辅导资料放到一个公共邮箱供学生下载,以便学生提前自学预习。课堂上先让学生做案例分析,并向学生提问,然后再让学生接触讲述内容,由学生提出不明白的地方,我给出解释。然后再做相关习题或者案例,习题一般选自历年司法考试题中比较好的部分。这样的好处是课堂气氛活跃,学生与教师互动并积极思考,学生能够在课堂基本掌握并消化基本原理。

四、教材与教学参考资料选用

目前适合我国法学本科生用的刑法教科书还真不多。陈兴良主编的、张明楷独著的以及周光权独著的教科书基本采用大陆法系刑法体系,形式虽然美,但思辨、难度大,而且其犯罪成立条件在逻辑上有一定矛盾。大陆法系刑法那套体系对我国刑法立法以及司法影响都比较小。高铭暄主編的教科书影响比较大,但国家主义刑法观强烈,且深度似乎不够,不过还可以用,我在这个教科书总论体系基础上借鉴美国犯罪成立条件“双层模式”以及大陆法系刑法部分内容编写教案。

我指定学生必读的是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每个学生必须在上半期与下半期各提交1篇读书笔记,第一篇是全书摘要,后一篇是全书或者部分内容评论。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我推荐其翻阅储槐植著的《美国刑法》或者张明楷著的《外国刑法纲要》或者日本刑法学者的刑法总论著作。

另外我还编辑了刑法以及刑法解释、历年刑法司法考试题等资料提供给学生参考。

五、平时成绩评定问题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逐渐将30分的平时成绩评定量化。具体为:

第一,阅读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写读书报告2篇,每篇满分5分。第二,根据教师给出的案例,写一篇案例分析的文章,满分5分。第三,课堂积极向老师提问或者回答老师问题,满分10分。第四,考勤,满分5分。

平时成绩分数在最后一周上课时候公布,有异议者应该当场申请复议,教师应该耐心对异议者的平时各项成绩进行具体说明。

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 篇3

一、突出真实性与新颖性

真实性是案例的本质属性, 案例真实性原则是判例教学法中的首要原则, 因此刑法判例教学中, 判例的选取首先要突出案例素材的真实性。真实发生的案例较主观编撰的案例往往内涵更丰富, 更能感染和吸引学生, 具有现实感,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所谓真实性原则, 就是指判例教学活动所采用的案例应当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 属于写实性案例, 不是任课教师为说明某个法律问题虚构杜撰出来的, 这样才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我国早期法学课程教学中, 经常用到的方法是:为讲授某个知识点编造出一个由“甲”、“乙”、“丙”为主体代码的、案情高度概括的虚拟案例。这一方法现在很多教师还在使用。但实践证明, 这种方法通常因为所举的案例目的性太强, 案情经过了人为过滤与筛选而过于简单, 可以讨论的空间不大, 不能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因而效果并不理想。真实案例对于教学活动中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案例更具有说服力, 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保留了许多看似并不重要但可能会影响案件判断的细节。正是真实案例的这些细节, 使真实的生活和原本枯燥的法律相结合, 给学生提供发现问题的机会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 使学生能够学得进、记得住。 (2) 反之, 选取的案例缺乏真实性, 不仅会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达不到预期的学习效果, 甚至还会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产生质疑。

此外, 刑法判例教学中, 判例的选取还应坚持新颖性。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 以使判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并通过研讨案例了解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了解法治动态。案例具有新颖性, 还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如果上课伊始教师就向学生展示一个现实、鲜活的案例, 学生的注意力马上集中起来, 求知的欲望立即受到刺激, 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迅速被调动。 (3)

二、强调可研性与综合性

刑法判例教学中, 案例素材的遴选应注意案例的可研性, 即所选案例应具有一定的疑难性、争议性, 可研讨性或可辩性。

案例的疑难性即指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疑点多、障碍多、曲折性的特点。选取的案例最好满足两大基本要求, 即“似是而非”的情节曲折之奇和“是而不非”的事件引人入胜之奇。“似是而非”是指教学中选取的案例情节曲折, 粗看一目了然, 仔细分析却越看越有争议, 引发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难以立即下结论;或者是案例一出则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似而不非”是指通过所选案例的曲折离奇的情节的层层剖析, 抽丝剥茧, 产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之感。 (4)

争议性是指教学中所使用的案例的结论可能会有多种观点, 而各种意见、理由均应充分展现出来, 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案例的分析结论要避免采用那种无悬念的、单一化、模式化的僵硬思维方式。案例所反映的问题, 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个单一理论解决, 换言之, 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或理论含义之间往往发生部分错位, 需要学生进行多角度多学科思考博弈。争议性既可体现在定罪上的争议, 也可体现在量刑上的争议, 还可体现为定罪和量刑两方面都存在争议, 至少要有一个方面存在争议。

可研讨性是指案件内容一定要能反映法律争议点, 案件的结论不能过于简单、明确, 没有“标准答案”。这样的案例才有讨论价值, 才能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比如许霆案就既涉及“秘密窃取”的理解, 进而涉及许霆行为的定性, 也涉及量刑。但有些案例情节跌宕起伏, 案件的社会影响性也很大, 可案例本身并无法律上的争议, 如薄谷开来杀人案, 薄熙来受贿、滥用职权案, 主要起到的是社会警示作用, 这样的案例因没有讨论价值, 不宜拿来进行研讨。

刑法判例教学中, 所选案例还应适度注意综合性。综合性与可研性是相辅相成的, 案例具备综合性往往也就具备可研性。综合性即指所选取的案例所涉猎的知识点不拘泥于某一个方面, 而是具有一定的深度或广度, 涉及同一学科多个法学原理和法律问题, 甚至涉及多个部门法、多个学科的原理与知识, 能将两个以上的部门法学知识联系在一起综合运用。综合性的案例通常多种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 错综复杂, 在选取案例时, 应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引发学生多学科多部门思考的综合案例, 以训练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的综合性能力。例如2010年《钱江晚报》报道过一个案例:女乘客小薇和另一位男乘客李某 (二人互不认识) 同坐一辆出租车 (即拼车) , 李某在出租车上强奸了小薇。强奸过程中出租车司机只轻描淡写地告诫过李某, 没有进行有力制止, 也没呼叫、报警。本案中, 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的犯罪, 就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案既涉及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犯罪故意的理解, 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等知识点, 也涉及合同法中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的义务, 横跨刑法、合同法两大学科, 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再比如“安乐死”问题, 这类案件与故意杀人罪具有密切关系, 属于其中的受嘱托杀人, 既涉及刑法、婚姻家庭法等诸多部门法, 还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甚至医学等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与理论。 (1)

三、注重典型性与权威性

刑法判例教学中, 案例是课堂教学的起点。案例是否恰当典型成为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 也有利于学生正确掌握法律原则、规则以及领会与掌握知识点, 毋庸置疑, 应注重案例的典型性。

所谓“典型性”不是指案件当时所引发的新闻上的轰动效应, 而在于案件本身与所探讨的法律知识具有较强的对应性, 能够较好地说明或解释某一或某些法律原理、原则、规则的内涵及其运用, 同时能紧密围绕所要传授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理论, 并且多是与当前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事件, 甚至是能代表法治进程的有重大意义的案件, 简单说, 就是案件具有普遍意义。

刑法判例教学通过对典型案例的介绍与分析, 引导学生超越就事论事的简单思维, 举一反三地理解一系列法律问题, 从分析讨论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法律结论, 通过深入研究那些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 经历由特殊到一般的学习过程, 达到解决普遍问题的学习目的。

因此, 刑法判例教学不同于举例教学, 绝不是简单的案例展示, 它应当是借助于典型案例, 通过讨论以案说理、以理析案, 引导学生融入教学活动, 创造性地配合教师一起完成教学任务。例如讲授交通肇事罪时, 就可以给学生介绍2008年12月成都发生的孙伟铭醉酒肇事案。此案涉及刑法理论中的罪过及其转化、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风险社会的刑法防范、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 以及犯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诸多刑法问题。 (2) 这种案例不但具有较深的理论性, 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对于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刑法应用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案例的权威性是就案例的来源而言的, 即选取的案例应来源于国家权威机构。刑法判例教学中的案例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中国法院网案例库等权威读物或网站遴选。

四、兼顾本土性与时效性

刑法判例教学案例的选取还要兼顾本土性与时效性。所谓兼顾本土性, 是指尽量选取学生身边发生的案例或者学校所在地区或者省份发生的案例, 即案例与学生群体在存在环境上具有同质性, 以引起学生的关注和重视。笔者在教学过程中, 就利用自己先后担任法律工作者、律师及市、区两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有利条件, 搜集、积累学校所在地城市发生的典型案例。这样学生就有一种较强的亲近感, 很受学生欢迎, 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任何案例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 案例的价值也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案例发生的时间越晚, 其教学价值越大, 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喜欢新鲜事, 热衷于关注新近发生的事情。 (3) 因此, 在选择教学案例时, 还应注意案例的时效性, 即尽可能选择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 以使案例教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这样的案例取材于我国当代法治建设, 时代气息浓厚, 凸显法学的实践理性。在这方面, 可以尽可能地选取政府官方网站或各大门户网站披露、报道过的典型案件作材料, 这样既可以保持新鲜感, 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与无限丰富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 使学生切实感受到法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价值。笔者在教学过程中, 就十分关注权威媒体每年评选出的具有重大法治意义的案件, 学生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4) 课堂讨论气氛热烈, 教学效果自然不错。反之, 如果案例过于陈旧, 缺少时代性、时效性的话, 就会影响学生关注和思考的积极性, 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摘要：刑法判例研讨式教学中, 案例素材的选取决定着教学的实际效果。案例的遴选应突出真实性与新颖性, 强调可研性与综合性, 注重典型性与权威性, 兼顾本土性与时效性。

关键词：刑法判例,研讨式教学,案例素材,遴选

注释

11 判例即官方公布的真实案例, 下文简称“案例”, 与判例在同等意义上使用。

22 周泽新:《法学案例教学中的案例选择原则与使用技巧》, 《教育教学论坛》, 2012年第22期。

33 潘高峰、陈露:《论法学教学中案例选择和展示的技巧》, 《天中学刊》, 2011年第2期。

44 袁曙光、张静:《法律教学中“案例辩论式”教学方法的应用》, 《中国成人教育》, 2009年第5期。

51 吕晓伟:《法学课堂的教学案例刍议》, 《法制与社会》, 2011年第3期。

62 同1。

73 潘高峰、陈露:《论法学教学中案例选择和展示的技巧》, 《天中学刊》, 2011年第2期。

法律硕士课程——刑法学教学案例 篇4

（总论部分）

案例1：许霆案。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万元。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许霆占有17.5万元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事上的犯罪行为？

案例2：教授换妻被控聚众淫乱罪案。

南京某大学的副教授马某，曾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儿子跟着前妻，他则和患病母亲住在学校公寓。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某被一位网友拉进了一个名为“换妻游戏”的群里，觉得这是种先进的生活方式。随后自己建了一个“换妻”QQ群，得到不少网友支持，并常在马某家进行“换妻”活动。2009年5月份，马某在群里发布了解散公告。8月，警方接到举报找到了马某。而参与的其他人，也相继于去年年底归案。近日，马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聚众淫乱罪被秦淮区检察院起诉到秦淮区法院。检方查明，2007年夏天至2009年8月间，马某、吴某夫妻等22人通过网络结识之后，结伙先后多次聚集多人进行淫乱活动。马某参与18起。马某被判刑3年半。

讨论：对卖淫、吸毒、聚众淫乱等没有被害人行为的态度。

案例3：组织男性同性恋卖淫案

李某在2003年1月至2003年8月间，先后伙同刘某、冷某等人，采取张贴广告、登报等方式招聘“公关先生”，规定应聘者交押金300元，交管理费每月200元。“公关先生”专为同性提供性服务，如果拒绝，押金、管理费等不予退还。李某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公关先生”服务一次可收取200元，但必须向其交纳出台费。李某还指使刘某、冷某对公关先生进行管理，在其经营的“金麒麟”、“廊桥”及“正麒”等酒吧内将“公关先生”介绍给同性嫖客，由同性嫖客带至南京市“新富城”大酒店等处从事同性卖淫活动。先后从中牟利10万余元。

李某等行为是否构成组织卖淫罪？

案例4：丈母娘“强奸”女婿案。

２００３年昆明男子王勇[均为化名]来到云南磊山律师事务所咨询。两年前王勇与妻张丽结婚后居住在丈母娘的家。其丈母娘李香４０刚出头，风韵犹存，丈夫去世后一直是单身。由于妻子经常出差，家里经常只有他和丈母娘两人独处一室。丈母娘不久便在行为上和言语上对他表露出了暧昧的意味，穿着暴露，常作出一些亲昵举动。有一天晚上，王勇睡着了忘记锁房门，夜半突然被一阵响动弄醒了,丈母娘竟然赤身裸体地站在他的床头。王勇顿时被吓了一大跳，王勇终于鼓起勇气向妻子说了实情,出乎意料的是，妻子竟然不以为然.一天，妻子出差,丈母娘很是热情地给王勇冲了一杯牛奶。喝过之后，王勇就昏昏沉沉地睡在了沙发上,一觉醒来，竟然发现丈母娘赤身裸体地躺在自己的身边，在其追问真相时，心满意足的丈母娘，竟然表现得大大方方，一笑了之。

讨论：是否可以追究其丈母娘责任？案例5：成都强奸预备案。

2008年4月17日晚，家住成都新都区的43岁的李某暗恋邻居刘某。他趁刘某丈夫不在，潜入刘某家院落内，然后爬上一棵树窥探刘某在家的一举一动。李某在树上艰难度过4个多小时。这时，天气突变。在一阵电闪雷鸣中，刘某家的院落被照得如同白昼。刘某受惊之下，无意间发现躲在树上的李某。刘某察觉到李某的行为并报警。近日，新都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缓刑1年。

讨论：有无定罪处刑的必要？

被告人王某，男，45岁，工人。被告人蒲某，男，41岁，某医院主治医师。

被告人王某的母亲刘某在1984年检查身体时被发现患有癌症，便入院治疗。经过近两年治疗，花费了巨额医疗费，病情也未见好转。该医院主治医师蒲某告知王某，其母亲的病情已无法控制，无救治可能，生命只可能维持半年左右。刘某因癌症的折磨，曾多次要求其子王某终止治疗或让医生注射能立即致其死亡的药物。王某经过反复考虑，便找到主治医师蒲某，请求其为母亲注射能立即致其死亡的药物，使母亲能摆脱癌症的折磨。1986年4月5日，蒲某按照王某的要求，为刘某注射了一支药物，致其死亡。

本案是一起安乐死杀人案，这种为免除被害人的痛苦而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是否构成杀人罪？

案例6：误把白糖当成砒霜投毒杀人怎么定性？

讨论：何以出现大陆法系与我国对此罪完全相反的定性结果？ 认为白糖可以致人死亡而给他人喂食白糖又如何定性？

案例7：吴某（男，45岁）为减少继承父亲遗产的法定继承人的人数，以便分得更多的遗产，便极力怂恿其兄乘坐飞机出差。为达到此目的，吴某甚至自己掏钱为其兄购买飞机票，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民航客机频繁出事，吴某便希望通过让其兄乘坐飞机而飞机失事，从而达到杀死其兄的目的。其兄为吴某表面的热情所动，遂乘坐飞机外出。果然，飞机因遇到强烈风暴坠毁，其兄也死于空难。吴某突然良心不安，于是到公安机关自首，以致案发。

对于此案，公安机关内部就能否立案发生了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立案侦查。理由在于：在此案中，行为人有故意杀人的主观罪过，又实施了一定的行为，而被害人又因为听了吴某的怂恿乘坐了飞机并发生了死亡结果，吴某的行为与其兄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吴某的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当立案。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立案。理由在于：吴某的劝导行为并不必然导致被害人的死亡，被害人的死亡纯属意外，因而吴某的劝导行为并不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二者之间并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你认为应如何处理该案？

案例8：

王某晚上经常做梦。1998年9月某晚，王某晚上又作恶梦，梦见自己与一头恶狼奋力搏斗，最后竭尽全力扼住狼颈才将其制服。第二天清早醒来后，发现其妻已经死亡，悲痛惊慌中急忙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过调查验证，其妻系外力扼住脖子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凶手为王某本人。

王某是否构成犯罪？案例9：重庆出租车溺水事件

2009年8月5日凌晨5点半左右，重庆人张玲带着未满两岁的儿和大姨妈林珍（化名）、小姨及其12岁的女儿一家五口打的前往火车站。当汽车驶入火车北站原长途汽车站旁的宝华路下穿道时，由于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隧道里全是积水。张玲就让驾驶员文某走另外的路，可驾驶员文某缓慢地滑行了一段后，还是踩着油门朝着水坑冲了过去。此时，隧道里的积水已经深达1.6米。载着张玲一家人的出租车一下淹没在水中，仅剩下一个车顶。张玲等人急忙呼救。出租车司机却自顾开门游走了。张玲一家5个人都不擅水性，他们试图打开车门，可无论怎么用力，车门一直无法打开，车外的水已通过车厢缝隙朝车内涌进。张玲打开了副驾驶门后，将大姨妈推上了车顶，很快其儿子也被递上了车顶，但已经停止呼吸。晨练的刘先生听到哭喊声后拨打119报警。

分析：驾驶员文某的行为如何定性?

案例10：

2009年3月14日，张某约倩倩外出游玩，将女同事送回家后，张某和倩倩来到蔡甸索河镇官桥水库。一路上，张某不停唠叨“要倩倩做他的女朋友”，倩倩有些心烦意乱。当两人来到水库边上时，倩倩提出不想再和张某交往，在她欲转身离开时，被张某拉住不放。为摆脱张某的纠缠，倩倩用力挣脱张某的双手，跳进了水库。倩倩跳入水库后，张某站在岸上并没有叫喊和报警，也没有跳下水去营救，而是离开了现场。

张某是否有危害行为？是否犯罪？

案例11：

1、甲打伤乙，乙治疗不及时遇伤口感染身亡。甲与乙的死亡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甲打伤乙，乙住院治疗期间遇地震导致房屋坍塌身亡。甲与乙的死亡是否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案例12：

甲系某国有公司财务人员，因经常参与赌博经济拮据。一日，其看到公司出纳收取了5万元货款未存入银行，而是放在了公司铁皮柜里。下班后，甲叫来社会上的朋友乙，告知了乙该情况，并介绍了公司晚上值班人员经常坐在门厅打瞌睡的情况，两人商定由乙在晚上从窗户潜入公司撬开铁皮柜盗窃该货款。乙得手后，二人均分了该货款。

问：甲乙共同构成贪污罪还是盗窃罪？

案例13：

上海浦东顾三丝印厂系集体性质企业。1999年5月至2000年10月间，上海浦东顾三丝印厂法定代表人徐志荣未征得厂里员工同意也未报有关管理部门的情况下，先后受收票单位上海勤昌劳技材料厂、上海新达劳技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华雄文教用品有限公司、上海广霖科教材料有限公司之托，以开票金额的5%作为开票费，先后从周育森处虚开上海市增值税专用发票56份，价税合计人民币5470455元，供上述四家单位抵扣，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794852.32元。徐某共收取上述四家单位支付的开票费中的40%共计人民币10万余元交入厂的财务。

问：对此案应如何定性？是单位犯罪还是徐某个人犯罪？

案例14：

被告人王某曾因盗窃被公安机关拘留教育两次。1999年6月5日晚，王某又在某市火 3 车站候车室，趁一旅客熟睡之际将其提包偷走。出站时被查获，提包内有“五四”式手枪一支、人民币200元以及衣物等。在案件审理中，被告人王某只承认自己想盗窃财物，没料到提包里有手枪。

问题：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枪支罪。

案例15：“林肯”撞人逃逸案。

2005年2月1日，被告人付中涛驾驶一辆套牌的白色林肯轿车在长春将9岁女童肖金萍撞倒，并将其卷入车下。付中涛在明知被害人卷入车下，反而加速行驶，拖带被害人行驶出2300米距离时，被害人掉在路面上死亡。

问：对被告人如何定罪处罚？

案例16：

2004年7月25日，北川县陈家坝乡平沟村3组的几亩玉米地被野猪糟蹋，村民全力贵、陈帮培、苏某、朱某四人经商议后，决定第二天上山猎杀野猪。26日下午2点，四人各自扛着家里私藏的猎枪，在枪管里添加了铁钎等利器，一起来到本村朱家塘半山上一块四方地，分头寻找野猪。下午3点20分，已经走散的陈帮培看到四方地里的草丛在摇动，认为里面就是野猪，不声不响地靠近，瞄准草丛里的黑影开枪，草丛里发出一声惨叫，全力贵被铁钎穿过胸膛当场死亡。第二天，三人到公安局自首。

分析：对陈帮培如何定罪处罚？

案例17：

2006年9月10日凌晨2时，吴金艳和小尹、还有另一名服务员已经睡着了，我听见有人敲门，但敲门的人不说话，就没开门继续睡，到了3点，突然有人把门踹开，进来三个男的。其中两个男的是孙金刚和李光辉，都是原来阳台山庄的职工，另一个男的她不认识。事后调查得知，三人认为是小尹向经理告发他们在山庄吃饭、拿烟、洗桑拿没有付钱，导致李光辉被开除，再加上孙金刚追求小尹，小尹不同意反而骂他傻，于是他们想强行把小尹带到山下关押两天，并在小尹身上留下“记号”。破门而入后，孙金刚掀开小尹的被子，殴打小尹并撕扯她的睡衣，小尹的胸部裸露出来。吴金艳见状下床劝阻，孙金刚又转身打她，并一把扯开吴金艳的睡衣。吴金艳顺手从床头柜上摸起一把水果刀（削苹果用的，刀刃长14．5厘米），朝孙金刚乱划，把孙金刚左臂划伤，孙捂着胳膊退出去。李光辉见状，从桌上拿起一把铁挂锁（长11厘米，宽6．5厘米，重550克），举起来要砸吴金艳，吴金艳持刀刺向李光辉，李光辉左胸被刺中后倒地，并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吴金艳的行为是否是正当防卫？

案例18：

一日晚，张某（女）在乡间小路上被刘某袭击，张奋力逃脱。由于天色已暗，张不敢再连夜赶路，便投宿于一农妇家中。农妇安排张与其女同床而睡。凌晨时分，张被屋外的敲门声惊醒。听见外面有人对话，一男说：“老子今天倒霉，等到一个女的，让她跑脱了。”妇人答：“我今天收留了个投宿的女的，一定就是跑脱的那个。”男又说：“正好，一定要杀掉她，因为她看到了我的样子，不杀掉她，明天她一定告发我。”原来，男的正是刘某，妇人正是刘之母。张某听后十分害怕，又无处可逃。情急中，张便将熟睡的刘某之妹与自己的位置互换。后刘某及其母进来，杀死了刘妹，张趁二人外出抛尸时逃跑。

张某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案例19：

2004年6月7日中午，王强、罗强、王守洪共谋抢劫出租车。为此，三人共同准备锯齿刀、手术刀、剪刀、尼龙绳、不干胶带等作案工作，于当晚携带上述工具拦乘一辆出租车，意欲抢劫。在车上，他们说要去西门车站和九眼桥，引起了司机钟某某的怀疑。钟将车开至一出租车检查站，将可疑情况报告了公安人员。公安人员立即将三人捕获。

三人应如何定性？

案例20：

甲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实施了望风行为。但甲在盗窃中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依刑法规定甲的行为应转化为抢劫罪而不再构成盗窃罪）。

问：对甲乙应当如何处罚？

案例21：

甲乙两人合谋实施抢劫，甲见一孕妇独自行走，便拿出匕首意图劫取财产。由于乙的老婆也正怀孕，乙不想抢劫孕妇，便劝说甲不要抢劫该孕妇。甲不理乙的劝住，乙便说：“不听就算了，顺便你怎样，我反正不干了”，转身离开了现场。甲还是持刀抢劫了孕妇300元钱。

乙是否成立犯罪中止？

案例22：

2002年4月10日下午，被告人陈某上厕所时把女儿放在外面靠篱笆站着。陈在厕所内听到女儿哭声，出来见女儿扑倒在地，将其抱起见脸上、嘴上都是鸡屎，怀疑是站在女儿身边的杨某（男，4岁）推倒的，就抓住杨的左肩使劲“一推一转”。杨被推倒在地，头部碰在石头上，后脚蹬了几下。陈将女儿的脸擦干净后转身一看，见杨仍倒在地上，就将杨抱起，发现地上、石头上都是血，并听见杨的喉咙里象打鼾一样响了一声，且脸色苍白，四肢瘫软，不哭不哼。被告害怕承担责任，就将杨抱进自家猪舍，出来将地上有血的石头、树叶拾起丢进厕所，用铁锹铲净地上血土。陈第二次进猪舍，见杨仍躺着未动，即拆散一捆稻草盖在他的身上。尔后出屋张望，见无人影，又第三次进猪舍。这时被告好象见覆盖的稻草动了一下，怕杨又活了，顺手拾起一块石头向杨的头部砸去，并用一块石磨压在杨的身上。三天后被告将杨的尸体转移到河边涵洞里，后尸体被水冲出方得以侦查破案。经法医鉴定，杨某头部被砸伤痕系死后伤，被告用石砸杨之前，杨已死亡。

问题：在本案中，被告陈某犯的是一罪还是数罪。

案例23：

被告人谢某，男，21岁，学生。

被告人谢某与被害人李某是同学，好朋友。某日，因为另一同学的事情李骗了谢某，晚上11点过，谢在校外的街边找到李，质问时双方发生口角，进而抓扯起来。谢掏出自己钥匙上的一把刃长约3公分的水果刀，向李前胸刺去。谢见李胸前流出了血，就赶紧背上李到附近的医院，李经医生检验已经死亡。医生随即用手机打110报警，谢未离开医院，等警察来到医院后，问“谁动的手？”谢随即站起说“是我”。随后向警察交代了案发经过。

控方：被告人谢某构成犯罪，不具有自首情节；

辩方：被告人谢某具有自首情节，应给予从轻减轻处罚。案例24：

（1）郑筱萸死刑。郑筱萸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检察院指控郑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等职务期间，审批八家药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直接或者透过妻子和儿子，受贿649万多元人民币。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审批药品标准，其后被揭发部分药厂虚报药品资料，其中六种是假药。2006年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齐二药）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详见“二甘醇”条目），以及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导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现肾功能衰竭。2007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10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2）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被告人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鉴于陈绍基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且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3）1996年至2009年期间，文强利用其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就业安置、承揽工程等谋取利益，先后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周晓亚收受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在内的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211万余元，其中，文强、周晓亚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449万余元。2003年至2008年期间，文强明知王天伦、谢才萍、岳宁、马当、王小军等人组织、领导的多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从事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仍予以包庇、纵容。2007年8月28日晚，文强还强行与某女发生了性关系。此外，文强对1044万余元财物不能说明来源。

重庆高院认为，原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奸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文强所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据此，重庆高院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维持原判决判处被告人文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 篇5

因此, 在刑法学的入门课上, 当然要注重刑法概念的教学, 要帮助学生深刻认识作为刑法学研究对象的刑法究竟是什么, 从而为以后的刑法学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际上, 从刑法概念入手, 深入挖掘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是使学生初步形成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捷径, 也有利于学生从宏观上把握刑法学教材的知识结构、树立起学好用好刑法的信心。

一 从日常概念入手, 帮助学生确立刑法的科学概念

刑法的概念是统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总纲, 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刑法学这一门学科的总概念。因此, 在刑法第一课上帮助学生科学地认识刑法非常重要, 科学地确立刑法的概念也因此而成为刑法学课程的重要教学目的。认知心理学认为, 学习是学习者心理建构的结果, 这种建构是对环境中信息与刺激的应答, 而不是复制或映照。这意味着, 教学需要将学习者置于他们能够构建结构化知识的情境中, 而不是采取灌输的方式将知识装到学生的头脑中。作为大学生, 他们对于刑法的概念已有了一些零散的感性认识, 如果不注重对这些概念进行清理和引导, 就不可能形成对刑法概念的理性认识。通过直接灌输的方式, 最多只能让学生记住刑法是什么, 而不能让学生明白刑法究竟是什么, 只能知其然, 不能知其所以然。未受到系统而科学的刑法学专业教学之前,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感性认识而获得的零散概念, 可称之为刑法的日常概念;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对日常概念的超越和升华, 系统揭示刑法概念的内涵、外延而形成的概念, 才能称之为刑法的科学概念。因此, 正视学生的感性认识, 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入手, 通过启发和探究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刑法的科学概念应是刑法概念教学的基本思路。

在正式进入刑法概念的讲解时, 首先通过提问和讨论的方式, 激发学生的思维, 能够让任课教师全面了解学生脑海中对刑法的日常概念。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 笔者发现, 学生对刑法的感性认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二是刑罚。这些日常概念与刑法的科学概念具有相似性。按照刑法学教材的通说,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 (主要是刑罚) 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而国外则有刑法 (penal law) 、犯罪法 (criminal law) 的称谓。一般认为, penal law侧重于刑罚规范的一面, criminal law侧重于犯罪事实的一面, 二者称谓不同, 但所指法律相同。实际上, 这凸显出了刑法学的两大基本范畴:犯罪论与刑罚论。而“刑随罪至, 罪因刑显”, 初步揭示出了刑法中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由此引申出罪刑关系这一贯穿刑法学知识体系的红线, 让学生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刑法学教材 (上、下册) 由罪刑本体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 (刑罚论) 、罪刑各论四大部分构成。

但是, 作为课堂的组织者, 任课教师应当趁机因势利导, 进一步理清其中的知识脉络。应当简要介绍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中心论”, 以及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 (新派) 的“行为人中心论”, 引导学生思考古典学派所主张的传统罪刑相适应和新派所主张的刑罚个别化的得失。在此基础上, 启发学生寻求协调二者关系的解决之道。于是, 刑事责任的概念呼之欲出。作为犯罪的法律责任, 刑事责任这一概念不仅预示着刑罚仅仅是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 (尽管到目前为止, 刑罚仍然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 , 更为重要的是, 它能够将二者的优缺点巧妙地协调起来, 具有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结合而成的“犯罪——刑事责任——刑罚”刑法体系就更加科学合理。经过这种理性认识过程, 学生对于刑法概念通说观点的理解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表面, 有利于帮助学生实现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化和飞跃。

二 从刑法的调整对象入手, 明确刑法学的知识体系

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我国现行刑法的定义如何与古代所称的“刑”区别开来?其科学性究竟何在?《说文解字》中对“刑”的解读是:“井刂, 罚罪也, 从井, 从刀。刑罪也, 国之刑罚也。从井刀, 刀守井, 饮之人入井陷于川, 守之割其情也。”《晋书·刑法志》中认为:“夫刑者, 致生死之命, 祥善恶之源, 剪乱除暴, 禁人为非者也。”中国古代的“刑”侧重于运用惩治的威慑力来禁非除暴, 从一个侧面凸显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 以刑为主”的特点, 而近代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出现, 具备了刑法文明、法制文明乃至法治昌明的必要条件。因此, 教师要趁机追问:“刑法为何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刑法究竟是什么?”

这时, 有必要以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回忆在之前的法理学课程中所学到的区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法理学认为, 区别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两个标准, 一是调整对象, 二是调整方法, 从这两个方面最容易管窥部门法的性质与功能。在这个问题上, 法理学课程的知识给学生带来了认识上的误区, 有必要予以澄清。虽然法理学的基本立场是“任何法律都有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 否则就不成其为法律。法律部门就是以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何一部门的”, 即部门法区分的标准是不同的调整对象, 一个法律部门之所以能够独立存在, 根据就在于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但在论及刑法的调整对象时, 却出现了矛盾和分歧, 足以让学生陷入思维的困境之中。例如, 法理学家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划分法律部门, (除了调整对象外) 还需将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作为标准。可将凡属以刑罚制裁方法为特征的法律规范划分为刑法部门。”刑法学家赵秉志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刑法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 而是以特定的调整方法使它与其他部门法律区别开来。”再如, 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主编的教材认为:“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的区别表现在:对犯罪这类违法行为, 根据法律所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不同, 而不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也就是说, 一旦具体地落实到刑法的调整对象上, 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刑法学界都自悖其理、异口同声地认为, 刑法没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不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调整范围, 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是因为具有刑罚这种独有的调整方法。于是, 在同一法律体系之内, 区分部门法就同时具有了两种标准——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而由于标准本身的不统一性, 法制的统一性就难免受损, 而且导致刑法学知识大厦的根基不牢。只要追问一下学生“为何相同的法律关系要用不同的调整方法”就足以让学生觉得刑法学的独立存在似乎是个难题。难道刑法真是对第一次规范 (如民法规范、行政法规范等) 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进行再次调整的第二次规范?难道刑法只具有补充第一次规范的附属性, 因而只能附属于民法和行政法等部门法?

在学生的思考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又陷入思维困惑之中时, 教师要立即回到正面回答问题的教学思路上。要告知学生, 实际上, 刑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两个方面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 刑法学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也是以此为基础构建和发展起来的。在调整方法上, 刑罚是刑法所独有的调整手段, 也是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最显著标志, 具有“不得已”的严厉性。之所以说刑罚具有严厉性, 是因为刑罚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基本人权, 其他任何法律的强制力都不能与之相比, 刑罚权可以说是和平时期一个国家最具有强制性和暴力性的国家权力。而且可以进一步将刑罚权分解为立法机关的制刑权、公安检察机关的求刑权、审判机关的量刑权、监狱等刑事执行机关的行刑权, 并通过图表让学生一目了然地看清楚刑罚权的运行流程, 从而认识到刑罚权的运行过程是“麻子打哈欠, 全面总动员”, 即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机关。这样, 关于刑罚论的“知识树”就清晰地勾勒在学生的脑海中了。

但是, 仅仅认识到刑法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是不够的, 因为这仍不能回答前面抛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社会关系要用不同的法律手段来调整?换言之, 它不能提供国家判断社会危害性大小的理性标准, 也就不能回答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正当根据, 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要回答刑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关键还得看其有无调整对象, 要深入理解“刑法”这一刑法学的总概念, 也要看刑法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

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忠林教授在其主编的教材中针对国内外刑法学界普遍认为刑法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因而无法有力地说明刑法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论困境, 曾经创见性地提出, 刑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 即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关系——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保护, 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国家的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在介绍这一学术观点的来龙去脉之后, 为帮助学生理解, 最好能够举出形象、简单而生动的例证。例如:同样是10万元的经济损失, 为什么盗窃10万元应当动用刑罚, 而不能偿还10万元到期债务就不能动用刑罚呢?因为, 不能偿还到期债务, 仍然只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侵犯的是债权人的所有权;而盗窃10万元就不仅仅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侵犯的就不仅是被害人的所有权, 而是国家规定的相应的所有权法律制度。倘若国家不用刑罚来打击盗窃, 而是通过民事赔偿的方法来解决, 即使双倍赔偿, 但由于犯罪黑数的必然存在, 盗窃者可能还有得赚, 这样的法律实质上是鼓励盗窃!就是恶法。申言之, 对犯罪行为如果不动用刑罚权, 那么国家相应法律制度所保护的全体公民的相应基本人权就要从根本上受到威胁, 其他部门法的权威就会从根本上失去保障。这就为发动刑罚权的正当理由给以了回答, 同时也对刑罚权的范围予以了限制。由此, 帮助学生深刻体悟刑法的独立存在价值, 并可进一步引申出犯罪与刑事责任、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系, 从而为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 结束语

刑法学是一门富于哲学思辨的法学, 杰出的刑法学家往往也是杰出的法哲学家, 虽然刑法学教学不奢求培养法哲学家, 但是注重培养学生的刑法思辨能力则非常必要。在刑法学入门课上清理学生对刑法的感性认识, 并追问“刑法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刑法哲学的问题, 并不断地创设教学情境, 启发学生的思维, 不仅能帮助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刑法概念的科学内涵, 也有利于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经常性地对犯罪与刑事责任和刑罚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帮助他们逐步理解立法上罪名设置、犯罪构成要件设置、法定刑配置的正当根据, 以及司法上定罪处刑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从而切实帮助他们掌握好刑法学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

摘要：刑法的概念是统摄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总纲, 是刑法学学科的总概念。从刑法的日常概念入手, 层层深入地挖掘犯罪、刑事责任、刑罚、罪刑关系、刑法的调整对象等刑法学的基本范畴, 帮助学生确立刑法的科学概念, 是让学生在刑法学的入门课上从宏观上把握刑法学教材的知识结构、初步形成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捷径。

关键词：刑法,总概念,教学,刑法学,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01

[2]赵秉志.刑法新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3]陈兴良.刑法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6

[4]陈忠林.刑法学 (上)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刑法案例教学法论文 篇6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特色

诊所法律教育的主旨在于,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使学生接触真实的当事人和处理真实案件,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运用法律,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观念,深化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应当认为,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都是学院派的教育,在这种法学教育模式之下,教师的教学是单向的、封闭的,学生的学习是被动的、消极的。而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以学生为主角的教学方式。无论是课堂内的模拟角色训练,还是课堂外的案件代理,学生都是处于主角地位。学生对法学理论、法律条文、社会状况、人际关系、案件性质与情节、诉讼请求与诉讼关系,以及被援助的法律服务对象都有了更为生动、具体、深刻的理解,所学的法律知识不再是表面化的、书本上的,而是在实际的演练、操作中,变得鲜活和富有生命力。诊所法律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2]。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克服传统法学教育的弊端,弥补法学实验教学的不足。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实验教学中的精英式教育,符合现代法学教育的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造就高素质的法律人才。

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相比较,具有很多传统教学模式所不能比拟的优势。诊所法律教育不但要学生理解所学的法律知识,更侧重要求学生掌握运用法律的技巧和实践操作能力。诊所教学通过课堂模拟实习和代理真实案件解决实际问题,变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法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只注重书本、课堂理论教学,而忽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法律诊所以有序的安排和精心的设计有意识地将若干法学理论置于学生所参与的法律诊所活动中,这正是其他教育形式所无法企及的。

通过诊所教学,使学生直接面对将来的工作环境与工作要求,促使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务之中,使学生在校就具备了适应未来工作所必需的工作能力、基本技能和心理素质。同时,创造一个模拟的职业环境,给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使学生在分析案件、收集证据、起草法律文书等方面的训练得到强化,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处理各类案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同时,诊所教学还可以提供一个师生互动的平台,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就遇到的疑难问题和指导教师展开有效的沟通,加深对相关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诊所教学的指导教师也可以在此过程中提高教学水平,做到“教学相长”。作为讲授法学课程的教师,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必将影响到教学质量。在开展诊所教学的过程中,指导教师也必须深入法律实务部门,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丰富无疑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讲授相关法律专业知识,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诊所式教学模式除了强调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平和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法律职业者应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教育一直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和提高显然不能通过简单的说教来完成。法律诊所是培养学生职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最佳场所。诊所教学中的实际案件多以法律援助活动为载体,涉猎的很多都是刑事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职业责任心,使法学教育远远超越法律知识和法律工作能力本身,而延伸到了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领域。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能够对其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的提升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在刑法学课程中开展诊所式教学的必要性

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为学生创造了在现实生活中实践法律的机会,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道德观,通过教师的指导,探讨并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开展诊所教学,也有助于发挥法学院的资源优势。社会对法律援助需求很大,尤其是某些刑事案件。开展诊所教学的同时可以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援助,大大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法律诊所课程虽然注重在经验中学习,但毕竟它的学习仍然在学校完成。可以借助模式化、程序化的课堂训练,使学生真正具备法律人的思维能力,从而在他们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具备法律人的基本素质。法律诊所是开展各种诊所实践活动的场所,是学生获得传统法学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的平台,为此,必须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法律诊所。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就是其课程设置。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应该包括课堂教学和实际案件指导两部分。以刑法学的课堂教学为依托,教学内容不再侧重于对法律制度、理论、学说本身的讲解,而是更加关注对有关法律应用经验和实践技巧的解释与模拟练习,使学生能够应付在办案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综观国内各大高校设立的法律诊所,有的是综合性的法律诊所,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有的是专门性的法律诊所,如四川大学于2001年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设立的刑事法律诊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又和国际司法桥梁合作实施了为期3年的《刑事诊所法律教育项目》,以此为全国法学院树立刑事教育典范。自此之后,国内多家法学院纷纷设立了刑事法律诊所。与其他案件类型相比,刑事案件自有其特殊之处。简单地说,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关涉到被告人生杀予夺的权利。而在全国各地区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请律师进行辩护的原因非常简单———贫困。这些人往往在社会上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拙于表达,加上对法庭的畏惧,他们虽然十分渴望有人为其辩护,但往往在现实中这个愿望很难实现。虽然我国的法律援助体系早已建立,但由于种种原因,尚不够完善。现阶段法律援助力量不够,而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很大,愿意提供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供不应求。因此,在大学建立大学生法律工作援助站容易得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可以以大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依托建立刑事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使学生在诊所教师的指导下,结合具体案件,培养自己的个人意志力、交际能力、协调能力、口才等综合素质。

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传统的讲授教学法一直是我国刑法学教学的主要模式,即以课堂面对面的讲授为主要方式。我国的刑法是成文法,法律规定较为抽象,因而,刑法学的教学内容侧重于对概念和原理的解释。法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刑法学更是如此,讲授教学法的弊端随着刑法学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而逐渐显现出来。其他在刑法学教学中采用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讲授教学法的不足,但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如案例教学法,教师在课堂上引用案例进行教学的时候,所引用的案例大多是针对刑法总论中的某一章节或者各论中的某一罪名所甄选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多有一个特点,要么是较有影响的重大案件,要么是颇为典型的案件,抑或是疑难案件。由这些案例的典型性或者特异性所决定,案例教学法并不能反映刑事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案件的全貌。模拟教学法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刑法学教学中采用的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法,主要的形式就是举办模拟法庭。既然是“模拟”,案件本身或者庭审的过程就断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种理想环境下的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理想的,也不会具有太多的典型性。如果单以案例教学法或模拟教学法为刑法学教学方法的补足的话,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显然很难获得灵活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和经验。与以上各种教学方法不同的是,诊所课程中所接触的案件材料是完全真实的,建立在真实的案件材料和当事人基础之上,学生通过代理真实案件,参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运用所学的知识对随时可能变化的情况加以妥善处理。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能够有效地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三、刑事法律诊所建构的初步构想

刑事法律诊所的构建可以分成两个层次进行:

第一层次是课堂教学部分,独立于《刑法学》必修课之外单独开设刑事法律诊所的选修课,由诊所教师进行授课,综合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相关知识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讲解,与《刑法学》及《刑事诉讼法学》不同,该选修课侧重于对相关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巧的讲授、对相关法律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相关案件的模拟练习。结合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实际,笔者提出的构想是,在法学院大三、大四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刑事法律诊所课程,课程性质为选修课,计36课时,2学分。《刑法学》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早已被我校列为实验教学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除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外,引进诊所式教学方法实属必要。

第二层次是具体案件指导部分,可由法学院的教学实习科研基地(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检察院和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均设立了教学实习科研基地)提供具体的相关案源,学生在指导教师带领下以法律援助工作站(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东北财经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已于2009年5月正式成立)名义对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法律援助。具体包括解答法律咨询、代理案件诉讼及其他非诉讼业务。主要针对的是基层法院管辖的简单刑事案件,其特点是证据较为清楚,矛盾冲突并不剧烈,适合法科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提供法律援助。至于一些复杂、疑难的案件,特别是需要高度专业背景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本身难度较高,并不适合尚在学习阶段的学生进行代理。

以上两个层级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采取灵活生动的方法,注重教育方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课程进行中,教学应循序渐进地进行,必须考虑法律运用的难度和学生的接受程度。对于刚刚进入诊所的学生,不宜一开始就让他们代理真实案件,而应该先学习诊所课程,进行课堂教学,之后再由教师提供模拟案件,从虚拟的案件开始学习,待基础扎实以后,才能进入到代理具体案件阶段。

建立法律诊所、完善诊所课程、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是构建诊所式教学模式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如诊所教师的选任,可采取“内外结合”的形式,诊所课程的课堂教学部分可由本院教师进行授课,至于在具体案件指导部分,可考虑外聘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来担任兼职诊所教师,承担这一部分的教学任务。这样一来,既可以解决因本院教师数量有限及教师时间、精力有限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可以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另外,刑事案件来源十分有限也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内已开设法律诊所的高校的具体情况来看,案件来源的主要特点是民商事案件多,行政和刑事案件少。同时,法科学生的执业能力很难获得大多数当事人的完全信任,刑事法律诊所对案件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笔者认为,解决的具体办法还是应充分挖掘教学实习科研基地这一资源,加强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切实地解决刑事法律诊所的案件来源问题。最后,诊所课程的评价体系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评价体系是教育模式的关键部分,对于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中国法律诊所教育,评价体系的设计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由于刑事法律诊所是由课堂讲授、法院旁听、代理案件等环节构成的,因此采用传统的“分数考查法”显然是不合理的。笔者的观点是,应根据在刑事法律诊所中学习的学生所代理的案件质量来作为评判的标准,评价的形式主要以评级为主。评价的主体包括诊所教师、客户以及学生本人,其中,应以诊所教师的评价为主,其他主体的评价为补充。

每一次法学教学方法的改进,都是为了使法学教育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诊所法律教育的引进和发展为我国法学教育方法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十年来的实践和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诊所法律教育理应成为法学教学方法的有益补充。因此,结合我校实验教学和刑法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应当在我校设立刑事法律诊所,开展诊所教学,以弥补传统法学教学方法的不足。

参考文献

[1]甄贞.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的现状和未来[C].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2007年年会暨中国法学教育论坛论文集,200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