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的形式（精选7篇）
文化资本的形式 篇1
大学、文化以及大学文化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在信息时代,这些“能指”的“所指”愈来愈出离实体和本体,成为某种象征和符号。基于符号性和布尔迪尔的文化资本理论,大学文化会有何种解读呢?
一、套译大学文化:概念浅析
林肯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辞的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原文中三个介词of,by,for精当贴切、著尽风流。关于大学文化也可如此套译:culture of the university,by the uni-versity,and for the university.即归属于大学的文化、大学生产的文化和适合于大学的文化,此三分可作为大学文化的外延解析。
第一类“属于大学的文化”(culture of the uni-versity)也可翻译为“关于大学的文化”,主要指大学坚守的文化传统,或大学应当秉持的文化立场。这是目前关于大学文化研究的主流,也是成果最多的领域。
第二类“大学生产的文化”(culture by the uni-versity)也即大学经营、创造的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现代大学除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师生总数不过2000人)、美国幽泉学院(每年招生最多15名)等奇葩,大多都是巨无霸,担负着教学、科研、服务等功能。而每项功能的实施都会产出相应的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大学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中的生力军。大学以文化作为工具,产出固然很多,但并非个个都有文化,纵使文化产品,也非件件都符合大学文化精神,甚至有的大学挂着文化的符号却生产着反文化的垃圾。大学的文化产出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虽然包括高校数字化考核中的论文、著作、专利、咨询报告等,但又不仅限于此。
第三类“适合于大学的文化”(culture for the university)主要指大学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外在环境和氛围。由于教育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教育文化、科学文化和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氛围的综合而产生的文化品性的折射和表征[1]。在文化的“大箩筐”内,并非所有文化都适合于大学身份。一个等级森严、急功近利、官本位盛行的社会存在虽然是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但是未必适合于大学。古今中外的各种大学,从来没有能够完全脱离社会文化和国家的宏观背景而搞出独立特性的文化自留地。朱清时壮心不已,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哨站深圳市力图创建蕴含新式大学文化的南方科技大学,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了承载新式大学文化的好教师,但终究跳不出中国大陆的整体大学文化熔炉,非其能力不逮,而是时机未到。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都是衙门的一支,完完全全是政治的附庸。西欧大学的文化氛围似乎自由、民主、独立,但这也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更是当时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缩影。可以说,所有大学都是当时的社会需求和文化氛围的产物。初期的大学可自选校长,自定学习制度和生活制度,市政当局无权干涉。遇到某城市当局干涉大学事务时,师生们在抗议之后,便搬迁到另一所城市或别的国家去,重新建立大学。这种自由、独立的文化习气成为西方大学精神的最早脉源。日本大学的成功也依赖其外在的文化环境,那就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东西文化交汇融合,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大学自由创新的文化,同时又继承了东方严谨务实的作风。岭南师范学院今天凝练出“崇德、博雅、弘志、信勇”的大学文化精神,也是源自雷阳书院1636年创立以来兼容了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和书院文化的精髓而铸成。大学是一棵绿树,只有遇到合适的阳光土壤,才能树大根深、枝繁叶茂。当然,大学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有一个不断整合民族文化、时代文化的建构过程[2]。
二、文化资本:大学文化的资本形态
基于以上对大学文化内涵与外延的解析,本文拟聚焦于第二个领域culture by the universi-ty———大学生产的文化或大学的文化生产。生产是指人类从事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和过程,创造财富的生产需要多种生产要素或资源,例如土地、劳动力、资金、企业家、技术、信息等。根据经济学中对资本理解,这些生产要素或资源一旦被排他性占有并可带来利润(profit)时,就称之为资本(cap-ital),如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大学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一般需要经过两步:第一步,把大学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即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编码的符号形式,并使之具有市场价值;第二步,界定文化产品的产权归属,使其被“排他性占有”,从而使文化产品成为某市场主体的文化资本,在资本运作中产生剩余价值或收益。大学文化资源只要“被排他性占有”并能带来“利润”(物质性或精神性)时,就可称之为大学文化资本。大学文化资本一方面是大学之内自给自足式的文化再生产的独特要素,更是大学参与社会大生产的优势所在,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大学文化资本有哪些形态呢?
布尔迪厄在认同传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础上首创了文化资本概念[3]。他不仅用文化资本概念来描述经济与文化两者间的关系,而且也用来表示本身即作为一种资本形式的文化。文化资本本质上是人类劳动成果的积淀,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习性、文化体制、文化能力、文化产品等的文化资源的总和。其中,文化能力是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式,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身心中知识、教养、技能、品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如古董、机械、书籍、绘画、道具、工具等物质性文化财富。文化体制是指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等方式予以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它是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式。另外,索罗斯比认为,文化资本以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存在:有形的文化资本存在于如遗址、建筑、雕塑、油画、工艺品、艺术品等“文化遗产”之中;无形的文化资本存在于如观念、想法、实践、信念、传统、惯习等心智结构中[4]。
由上可知,布尔迪厄把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式:身体化形式、物质化形式和制度化形式。据此,可将大学文化资本分成三种形态———大学具身形态文化资本、大学物品形态文化资本、大学证书形态文化资本:
第一,大学具身形态文化资本。具身(embod-ied)来自于心理学概念,指心理认知、精神品质与身体间的依赖关系。大学具身文化表现为师生的教养技能、精神气质、学识风度、审美趣味等。“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5]同样,若没有躬耕美学的劳承万,若没有智慧卓越的罗海鸥,若没有谈笑风生的程可拉,若没有任劳任怨的海归博士邓圣福,岭南师范学院定然不会如此绿意盎然!这种具身形态文化镶嵌于大学人的身体里,尽管可以通过已有文化熏陶而浸淫涵濡,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生成的周期长。不仅周期长,且无法通过交换、买卖或馈赠的方式进行流转。这就体现了资本的特性之一“被排他性占有”。经济资本(金钱财富等)可以由子女继承,社会资本(人脉关系等)可以部分让渡给他人,但是大学具身文化资本(能力、品质、习性等)难以转让。这种资本的回报本质上是“为己”之内在满足,更多的是精神性的,如兴趣之满足、求真之快乐、哲思之幸福,又如走在街上引来钦羡的目光,朋友聚会受人尊敬,称为老师、教授、专家。不过也可以是物质性回报,如菜市场大妈会给大学老师多搭一片菜叶以示敬意、大学生在人才市场更有机会被给予金领待遇。
第二,大学物产形态文化资本,展现为蕴涵着大学文化的校园景观和文化产品。校园景观如岭南师范学院的崇德苑、博学园、雷阳书院牌坊、“问渠”陶壁、百年师范纪念塔、树人广场等实物形态;文化产品如师生的学术著作、专利、创作成果等。大学物产文化资本可与经济资本“通存通兑”,只要有金钱,大学绝不缺高楼大厦。1931 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就职演讲中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该著名论断不正说明了大学具身文化资本因难以让渡而弥足珍贵吗?而大楼仅仅是形而下的物产形态文化资本。物产文化资本虽然可以让渡,但要注意文化人的尊严———物产形态与具身形态的大学文化血脉相连、难以切割,表面看似只是切分出物产形态的文化资本,但实质会刃及具身形态的文化资本,进而伤害了这种文化形态的具身者之身体。如2011年富力地产向暨南大学输送1400万人民币,暨大标志性建筑立即冠名为富力教学大楼,引得群情激奋;清华大学教四楼更名“真维斯楼”同样遭到口诛笔伐,最后不得已而取消。
第三,大学证书形态文化资本,最典型的是大学的学位证、学历证、各种资格证书、授权证书等,它必须经过制度的程序将文化标示出来(即通过大学正规的、合法化的文化符号来呈现),制度的程序如考试考查通过后方可获得学位学历证书,资格审查后才能获得资格证书,获得某种资质并履行相应义务后才能取得授权证书等。大学证书形态文化资本有着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符号化特征。个体通过正当程序获得大学文凭意味着其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与该大学的文化含量相匹配或成比例,社会组织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大学资质证书皆被认为获得该大学文化的相应当量值。有些大学善于运作这类证书形态的文化资本,比如授权某些社会商业组织可以冠名“某某大学培训中心”、“某某大学公益研究院”等,从而以捐赠或冠名费方式获得货币资本。
以上三种形态的大学文化资本犹如洋葱状层层包裹,其中内芯是大学具身文化,由大学中活生生的人的身体承载大学精神和灵魂,这也是一切文化之奥秘:离开人身,灵魂难以附体。卢晓中教授曾说“大学文化是指大学群体习得的且共有的一切观念和行为”。该定义可谓切中肯綮,因为观念出自人的心理(在认知心理学看来,心理与身体相依为生),行为需要行动者(布尔迪厄所用的agent)的身体来做,因而皆为具身性的文化资本。中间层是大学物产形态文化资本,对应于布尔迪厄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校园景观、建筑、设施、花草、池塘、雕塑等等,处处蕴藏着大学文化,但只是外在于人的物化形态,离开人对其意义的阐释和解读,他们就只是钢筋水泥而已。最外层是证书形态的文化,即广义的文凭。文凭作为文化的代金券,若离开背后的大学文化内涵,则本身就是废纸一张。不同文凭的含金量为何不同呢?就在于它所代表的大学文化具有不同的质量和品质。一位职业经理从本科到博士曾在多所不同大学求学,他总是自信地向客人介绍自认为文化含量高的某某大学求学,而尽量不说那个他自认为文化品位低的大学。有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独立学院的学生,总是乐于介绍说某某名牌大学毕业,他会看似无意却有意地省略“独立学院”的名称,因为两者所蕴含的文化资本量不同。可以发现,大学文化资本从洋葱内芯到外皮,“排他性占有”和“带来利润”的性征和潜力逐步降低,大学文化本真在渐次衰减,故三类资本可简识为文心———文物———文凭,尤其到最外层,已经高度精致符号化了。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这三类大学文化资本都与利益有深层瓜葛,是导致大学乃至整个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三、资本增值:大学文化再生产
经济学认为,资本具有逐利的(物质性的或精神性的)本性,那么文化资本如何实现增值呢?那就是文化再生产。前文已将大学文化分成三种资本形态———具身形态、物产形态和证书形态,由于证书形态的文化资本只是前两类资本的符号化运作,前两类资本才是根源和所指,故此仅对具身形态和物产形态的文化再生产略作探讨。
(一)大学具身形态文化再生产
1.正面
具身形态的大学文化资本通过师生的能力、修养、职业、收入、创造、荣誉等一方面使大学文化传播而发生更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在市场变现而增值。由于具身形态的大学文化资本主要蕴藏于大学师生的知识能力、价值品质、德性修养、气质习性中,因而此类再生产就是大学文化基于大学核心使命之一的文化传承而在一代一代新人中不断传递、生根发芽,本质上就是通过人的培育而使凝结在人身体里的文化资本尽可能扩张,即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于该种大学文化。在大学里,具身形态文化再生产的第一阵地是教学。当然教学只是途径和方式,对于每所大学而言,采用何种文化进行教学才是一个更上位的问题。培养个性鲜明的新人,首先需要特色明显的大学文化,如很多大学都在探索校本文化课程、博雅文化课程、通识文化课程等,希望通过各种个性化的文化课程培养符合本校文化特色的大学生。第二阵地是隐形课程,如校史、校训、校徽、校景、校风、名师等。1636 年一批欧洲来的清教徒在美洲创立了哈佛学院,并把崇尚自由、热爱真理、开拓进取的精神烙刻在哈佛人的灵魂中,哈佛大学就是携带着这样的文化因子不断再生产,创造了大学发展的神话。也是在1636年,一批中原人跋山涉水来到岭南创立了雷阳书院,并把忠君爱国、守道尊贤、耕读为本的品格流淌在客家人的血脉中,近400年来书院文化的再生产通过一代代山长、院长、先生、弟子而文脉不断。传至今日,岭南师院人更有文化自觉,学校举办“大学文化”高端论坛正是表达要把这种文化再生产进行到底!“守道重醇儒,经师人师文运宏开钦北斗;立名尊先哲,言教身教士风不变式南邦”,这是雷阳书院牌坊上的对联,时时涵泳人心。校训、校徽等都是大学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媒介,校训乃师生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它是办学理念、校园文化的集中表现。“校徽是大学精神的标识,是大学文化的象征”[6]。
2.反面
在批判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再生产通过“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而掩盖了符号权力、意识控制和社会不平等,光鲜亮丽的文化繁荣只是误识(illusion)。他还分析了1966-1988年法国中学生会考成绩优胜者的社会出身的差异,发现上等阶层的家庭环境使孩子拥有比其他社会阶层的学生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保证自己的孩子有更大的几率获得成功。学校的评价体系不断地强化这些文化资本继承者个人的习性,促成习性体系或惯习的形成。尽管法式教育鼓励创新、浪漫开放,看似所有人皆可得到公平发展,然而,貌似平等的学业体制却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隐藏在不平等的文化资本背后的惯习使行动者主动地被动接受社会位置感[7]。
以此观察大学文化再生产,就会发现反面的镜像。大学具身文化再生产中通过身体选择、学科建设、课程选择、意识形态、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各个环节建构着阶层对立,复制着不平等。具身文化再生产首先需要身体,对于学生来说,“好身体”主要分布在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贫寒人家的孩子更多地分布在中小城市的地方大学。寒门再难出才子,鲤鱼更难跃龙门。目前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和贫寒之子越来越少,使得大学文化日益集中于上等阶层的学生,而下等阶层的学生更多报考收费低廉的大学,也难以选择真正出于兴趣的专业。同时,学生在课程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短平快的快餐文化,大学也更乐于开设热门的课程(如金融、财会等)和上等阶层热衷的专业(如高尔夫、管理学等),这样使得优秀经典文化的再生产日益冷落。而语言(如汉语之于少数民族、外语之于华人学生)、政治(如意识形态的灌输、考研中的权重)等加剧了具身文化再生产对于学生身体选择的不平等性。近5年来,全国高考弃考率约为10%,据此测算,2014放弃高考学生约百万[8]。这是主动地对其身体被动放逐,即“自由选择”了放弃接受大学文化再生产(当然部分上等阶层的学生只是逃离了大陆大学的文化再生产,他们的身体被交付给代表着身份地位与大好前程的海外大学)。教育不是无用,而是不能从结构上改善文化资本的贫富差距。对于教师而言,具身文化再生产要求教师首先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服从,并且默认场域的区隔、注解主流话语和心甘情愿地接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规训。只有这样,才能有合法性的身体承载特定的大学文化,才能入彀由职称、课题、荣誉等装饰的学术殿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今非昔比,由于大学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者文化程度高、过程复杂、手段精致,社会炼金术总会使人服服帖帖。
(二)大学物产形态文化再生产
1.正面
前文已经指出,大学物产形态文化资本,展现为蕴涵着特定大学文化的校园景观和文化产品。其中校园景观主要通过为具身文化资本再生产提供符号环境与强化氛围而转移价值、实现增值;近10年来中国很多大学都建设了新校区,包括港、澳的大学在深圳和珠海建设分校,他们的新校区或分校都试图复制老校区的大学文化,尽管难以真正实现具身形态文化资本再生产,但这些新校区和分校校园更大、楼宇更高、文化符号更新颖,至少完成了物产形态文化资本再生产。文化产品一般可以直接在市场投资或变现,也可通过社会体制而获得认可与荣誉。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共有12位,其中8位都来自于大学。大学物产形态文化再生产直接推动了科技进步,改善了人类生活。据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3中国大学专利奖排行榜显示,1989年至今,获“中国专利奖”的前三甲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60项)、清华大学(33项)、华南理工大学(16项)[9],这反映了大学在技术创新方面雄厚的文化资本再生产水平。
2.反面
我国大学在物产形态文化资本再生产中,出现诸多不良倾向,尤其是大学和教师们热衷于市场、准市场行为,也即美国学者罗德斯和斯拉夫特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倾向[10]。王英杰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大学和专业人员为获取校外收入所做的市场和类市场努力”[11]。科学研究本应该出自个人兴趣而对真理、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但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而更多考虑外在功利目的,其文化再生产的目的演变为从大学的人才培养、科研研究和服务社会的核心职能里变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日益成为学科团队或个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和终点。申报项目不再专注于问题研究本身,转而揪心于项目的级别和能套取多少钱。一些大规模的课题组更像是现代产品流水线,其运行模式类似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车间,研究成员分门别类地沦为专门的公关先生、实验员、调研员、数据分析员、财务报销员、采购员、码字工、印刷匠,就连冯建军这样的学者也戏称自己只是“学术农民工”而已[12]。发表何种论文、发表多少论文、何时发表论文都成了问题,因为论文不再是为了揭示或解决真问题,而是有着外在功利的算计,完全背离了默顿所主张的知识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如此,违背大学精神、躲避学者良心责任的文化再生产将把大学文化引入歧途。
结语
以上基于资本的大学文化分析,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文化,甚至文化本身———它不再是一个褒义词,至多可以作为中性词对待。大学文化给大学之外人一种幻象:大学是整个社会中最文明、最进步、最公正、最良善的文化堡垒!这其实把应然误识为实然啦。大学文化不应该再被当作一个静态的文明景象或彬彬有礼的建构之结果,而是一个隐藏着非平等、非公正、非良善的再生产的过程,对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建构之关注更能揭示文化的本质。因为文化再生产是人的生产,人的生产是人与社会的根本问题。探究大学文化再生产的机制和运作过程将更能激励人们撕开大学文化包装盒、揭去学人的文化面纱,进而从心理认知、价值品质及社会结构上优化大学文化精神,捍卫文化的褒义性。
参考文献
[1]方耀楣.大学文化氛围的东西方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1994,(06):1-6.
[2]刘晖.论大学文化的特征、嬗变与功能[J].高教探索,2006,(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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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7.
[6]罗海鸥.北大校徽一解[N].北京大学校报,2014-11-15(4).
[7]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61-65.
[8]http://www.igo.cn/2010/news/lxxw/lxdt/2014/06/09/101481.shtml.
[9]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3-01-09/1045368498.shtml.
[10]http://www.aft.org/pdfs/highered/academic/june04/Rhoades.qxp.pdf.Gary Rhoades,Sheila Slaughter.Academic Capitalism in the New Economy:Challenges and Choices.
[11]王英杰.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J].比较教育研究.2012,(1):1-7.
[12]尚虎平.政府绩效评估中“结果导向”的操作性偏误与矫治[J].政治学研究,2015,(3):91-100.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战略 篇2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 在全球范围内, 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经济比重逐步降低, 文化经济开始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文化经济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文化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 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导向作用, 并成为经济发展强大精神力量的新型经济[1]。
在文化经济的浪潮中, 文化产业将文化的经济功能充分发挥, 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产业界的热捧。但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即文化资源的富足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并非成正相关关系, 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文化资源大国多是文化产业小国, 文化产业大国却是文化资源小国。文化产业大国将文化资源大国的经典文化巧妙地生产包装营销, 取得经济上的巨大利润和意识形态上的广泛影响[2]。以动画作品为例, 据统计, 美国动画片经改编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占其动漫市场成功产品的比例是49%, 本国文化资源只占6%。而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却面临着文化资源被多次改写与抢注的尴尬境地, 继《花木兰》之后, 《功夫熊猫》再次成为“美式中国文化”热卖的典型, 创下6.32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与此同时, 迪斯尼已经在花8000万巨资投拍《宝玉》, 梦工厂买下《白蛇传》的制作权, 美国文化再次挑战中国资源。《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被日本游戏公司抢注为游戏商标。《西游记》则被多次改编成日本漫画, 除了《龙珠》和《最游记》, 又出现了完全颠覆原著的《Dear Monke y西游记》, 充满了流行的“萌”元素。更为过分的是, 日本成人动画公司甚至将《西游记》变为色情漫画, 除唐僧保留男性特征外,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全变成穿爆乳装的女性!可见, 中国文化产业要从根本上发展, 除了提高保护意识, 还要有意识地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开发, 使其变为可带来经济利益的文化资本, 从根本上改变文化资源大国, 文化资本弱国的形象, 实现质的飞跃。
二、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资源, 指人类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来源[3], 除自然资源外, 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与文化资源等形式。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 指人类在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包括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信息、知识、戏曲等资源的总称[4]。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但并未随时间的消逝而消亡,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文化资源沉淀成各国的宝贵财富, 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它既以一种可感的物质化、符号化的形式存在, 又以一种思想化、智力化、想象性的形式存在。
资本是指能够增值的价值, 即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生产要素或经营投入的价值, 可以产品形态或货币形态存在[5],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在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由生产的不同因素 (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等) 、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的经济资本;同经济资本一起, 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两大基本区分原则的文化资本;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的社会资本和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象征性资本[6]。
许多人将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混为一谈, 认为文化资源可直接转换为文化资本, 实际上, 文化资本只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表现形式, 是具有增值可能性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要实现增值, 必须与其它资本形式相结合, 如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包括经验性的文化技能和创新型的文化能力, 是文化创意产业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资本, 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独创性, 是文化资源得以形成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物质资本是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 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 它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必要物质条件。加入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文化资源, 以文化产品的形式为载体, 为开发者带来丰厚的利润, 最终变为文化资本。
就文化资本而言, 又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形式, 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二是客观的形式, 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 (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 存在, 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 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三是体制的形式, 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在新型竞争优势模型中, 文化资本构成文化产业特殊的生产要素, 被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来投资的, 而这些竞争在文化产品场域和社会阶级场域中一直持续不断[7]。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文化资源的无限扩展性, 世界经济的轨迹发生变化, 文化要素日益突出, 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社会的发展要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转向对文化资源的依赖, 而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变成确实可以增值的文化资本, 是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的途径
文化资源品种繁多, 在进行文化资本转换时, 难免会遇到诸多困难, 如何在庞杂的文化资源中找到开发的对象, 如何把握资本转换的核心, 如何将原有的资源转化成可供现代人接受的形式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把握不当, 不仅不会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 反而会影响到原有文化资源的认知度与美誉度,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 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但“丰富”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这一概念下究竟有多少可以转换成资本的文化资源则未可知。旅游业的兴盛使各地对可度量的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统计、管理、发掘及保护工作做的较好, 对于不可度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统计及版权保护工作则存在明显不足。2004年, 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5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这些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注入了强心剂, 体现着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也都安排了专项经费, 建立了机构, 落实了人员, 为保护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
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各地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意识增强, 2006年, 河南省进行了大型文化资源普查, 涉及中原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址等类, 包括文字史籍、实物图片、影像资料。江苏省开展“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料普查”。浙江省更是成立省、地 (市) 两级公共文化资源普查领导小组, 建立长效机制来推进这项工作。这种普查产生的成果, 必将为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促进资源转化提供新的平台和有利条件。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范围较单独门类的资源普查大得多, 涉及到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文学作品、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传统医药等, 难度很大, 如何确保这样的工作不流于形式, 真正形成切实可靠的文化资源数据库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申请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实际上具有巨大资本操作空间的资源, 如流传于百姓中的故事、传说往往成为文化产品的创作源泉, 要深入发掘整理。
文化资源数据库不仅仅是简单的统计, 要具备存贮、检索、应用、管理、发布技术和跨平台应用的功能, 有效、快速、充分的服务于资本转换。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 应该配备人物造型等形象数据、人物个性分析等符号数据、受欢迎程度等消费数据, 数据的获取可以依靠当地的研究机构与高校的研究人员, 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 为企业带来切实利益, 而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政府行为。
(二) 把握文化资源的核心特质
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的过程中, 文化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关键, 无论是“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还是“经济搭台, 文化唱戏”, 前提都是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 实现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但是, 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古老的文化资源不仅成为日韩争抢的对象, 也成为国内各地抢夺的蛋糕, 最终, 文化资源的精髓反被丢弃。比如近年火爆的文化旅游, 许多地方打着文化的旗号, 争源头、争归属, 却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文化资源内涵的深层挖掘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上, 到了真正的开发建设阶段, 缺乏创意, 照猫画虎, 千篇一律, 只顾眼前利益, 不做长远规划, 致使美誉度越来越差, 几年之后游者廖廖, 千万投资打了水漂。甚至出现了“反文化”的资本运作, 不惜凭借腐朽、衰败的文化内容作噱头, 山东阳谷、临清、安徽黄山三地为争“西门庆故里”闹得不可开交, 湖北巴东打着传统文化的名义开创裸体纤夫项目, 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最主要的表现是其产品的精神属性, 是人类的精神构成了产品的基本内核。而文化资源的特殊魅力, 也在于它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与充盈, 由于历史的传承, 传统文化资源中也有糟粕的内容, 作为文化生产者, 在将这些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文化”这一核心特质, 认清辩明, 传播精华。无论是影视产品还是旅游产品, 都要注重其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 不能只顾经济利益。毕竟, 文化产业教育教化、凝聚社会精神、培养国民素质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与经济功能并重的功能, 承担着艰巨的文化使命。
(三) 加入产业符号
文化产业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符号的战争, 在这场符号的战争中, 除了产业本身运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政策、科技、人才因素外, 符号内容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文化产业化时代, 内容生产的程序悄然改变, 对受众接受心理和消费心理、文化市场要素和时代审美规律的研究成为文化产业商业性研究的重要工作。在符号内容的生产中, 加入当代消费者喜爱、认可并可为作品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符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因历史久远不能与当代接轨, 在这种情况下, 保留文化核心内容的同时, 加入一些观众喜爱的产业符号是提升作品时代感、增强经济效益的妙方。娱乐经济时代, 现代、轻松、搞笑、无厘头、视觉冲击力强等具有后现代气息的产业符号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
美国是制造娱乐产业符号的典型, 中国国宝大熊猫除了可爱稀有, 本不具备任何文化符号意义, 在对这一形象进行产业开发时, 梦工厂完全依照产业符号的特点生产制作, 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典型的符号个性, 对应于现代人的生存现实, 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符合自己特点的人物。顽皮、勤奋、勇敢的主角阿宝, 勤勤恳恳的鸭子父亲, 善良慈祥、思想深邃的乌龟大师, 加上时尚的功夫, 优美的水墨山水, 搞笑的对白、紧张的情节, 这些观众喜爱的产业符号使一只带着明显美国印记的中国熊猫在荧幕上活灵活现, 也使一部动画片创下6.32亿美元的全球票房。2011年, 《功夫熊猫2》还未上映, 观众已经充满期待。
但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经典的传统文化资源, 但并不意味着改成现代风格才会受观众喜爱, 尤其是已有定型的名著, 遵循原著风貌、符合时代审美趣味才是最诱人的产业符号。2010版《红楼梦》在改编时, 加入了现代的化妆技巧、颇具古典感的昆曲造型以及富有磁性的男性旁白, 这本是符合观众现代审美观的制作, 然而遭遇观众白眼与谩骂, 甚至引发网友恶搞。这说明, “新”、“奇”、“特”, 甚至是编导自认为的“古典”、“精致”等产业符号并不一定是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要在不改变作品整体风格的前提下, 加入一定的产业符号才能取得预计的效果。产业符号只能起到点缀作用, 无伤大雅又稍有情趣才会受到喜爱, 如果不调查观众喜好, 与原著形象相差太远, 再多的产业符号也只能是不伦不类, 引起隆隆“雷”声。
(四) 巧妙的资源置入
传统文化资源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不一定是成型的文学艺术作品或人物形象。体现智慧与信仰的思想, 如儒家学说、老庄哲学;体现创造力的建筑, 如威严壮观的长城故宫;充满美感的艺术, 如绝妙的唐诗书法;体现民俗的美食服饰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 同时也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 进行产业开发时, 可以巧妙组合, 共同展示, 将其统一在一部作品或一个主题之中, 凸显传统文化魅力, 使其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作用, 转换成文化资本, 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剧《大长今》自拍成后, 在韩国最高收视率直逼60%, 在香港以高于40点的收视率创下当年最高记录。在台湾、日本、马来西亚等地也屡创收视第一。湖南卫视2005年率先引进此剧, 首日即创下8.6%的平均收视率, 在上海、长沙等地区的收视率更是突破10个百分点, 在同时段位列全国收视第一位。这样的收视奇迹依靠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剧情, 俊男靓女的表演, 更是令人着迷的东方文化。《大长今》通体包裹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宫廷御膳, 汉字书法, 养生理念, 礼义道德, 成为国外文化作品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的典型。除中国元素外, 韩国的饮食、服饰、旅游、医药、伦理文化随处可见, 一部普通的宫廷医女戏, 变成了中韩传统文化资源争奇斗艳的大舞台, 熟悉或不熟悉的观众被眼花缭乱的文化吸引, 就连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中产阶层都会在每周六的聚会中集体观看。除了400万美元的直接出口收入, 《大长今》带来的经济效益已无法统计, 在巧妙的置入与华美的包装下, 传统文化资源真正成为带来巨额利润的文化资本。
四、小结
在对文化产业生产机制与本质属性认识越来越深刻的学界与业界, 文化资本转换力成为讨论的焦点。在李思屈教授提出的3P型文化产业战略[8]中, 文化资本转换力与影响力和创意力一同构成新型文化产业衡量指标体系, 这一指数可用价值利用率 (包括文化资源贡献率、文化产业利用率) 、产业贡献率 (包括产业贡献率、就业贡献率、出口贡献率) 、品牌贡献率 (包括品牌价值率、品牌带动力) 来具体衡量, 文化资本再也不是虚幻的资本形式, 而有了可以计量的指标, 这无疑是对文化资本批评声音的最好回应。文化资本将带着特有的文化魅力, 带着传承文化资源, 创造经济价值的特殊使命, 在文化产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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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文化活动的性质与形式 篇3
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中农村文化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 本文以农村文化活动为切入点, 对农村文化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发表若干浅见, 为求以小见大、抛砖引玉。
一、农村文化活动的性质与重要作用
农村文化活动, 顾名思义, 是农村中开展的、由农民参加的群众业余文化活动, 也是一种文化普及活动, 它属于社会文化范畴。
农村文化活动,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载体与手段、内容与途径。一切方针、政策、思想、原则、计划、策划, 最终最实的, 都要以活动为核心。离开了农村文化活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成为纸上谈兵。由此可见, 农村文化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与关键。
同样, 农村文化活动对于和谐社会构建,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重要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读———
其一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 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农村文化的开展, 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 拥护改革开放, 拥护党的“三农”政策与富农政策, 振奋了民族精神, 焕发了旺盛的斗志。形成了团结友爱、携手并进、互敬互让、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为和谐社会的构建, 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二是弘扬先进文化。农村文化活动,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弘扬先进文化, 改造落后文化, 抵制腐朽文化。各种农村文化活动, 以其先进性形成了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 成为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的“磁石”, 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保证。
其三是重塑农民人格。各种农村文化活动, 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陶冶了情操、提升了品质、重塑了人格, 远离了赌博、婚外恋、游手好闲、封建迷信等恶习少了, 做到了心理和谐、人际和谐, 从而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格保证。
由此可见, 农村文化活动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是万万不可小视的。
二、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与落实举措
农村文化活动的形式是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 仅就当前部分县市所见, 就可分为以下数种:
一是按活动内容分, 有图书阅读、广播影视、宣传教育、科技咨询、网络服务、技术推广、科普培训、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等。
二是按活动性质分, 有娱乐文化、休闲文化、健身文化、科技文化、艺术文化等等。
三是按活动场所分, 有家庭文化、村屯文化、田间地头文化、广场文化、舞台文化等等。
四是按活动时间分, 有日常文化、节日文化、庆典文化等等。
五是按活动范畴分, 有社会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等等。
六是按活动品位分, 有普及文化、提高文化等等。
多年来, 农村文化活动, 就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多文化的风景线不仅联动、活泛, 还处处可见。
论档案的文化价值及其表现形式 篇4
一、档案的文化价值本质
档案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 而且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记录, 是反映人类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是反映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基础。没有档案的世界, 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档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 被人类有意识地保留下来。那么, 它的存在本质是什么呢?一般认为, 人类固有的需要是我们积累和保存档案这种文化财富的根本原因。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而自觉地保存档案, 这正是档案存在的社会本质之所在。档案是人类文化、文明的记录与物质承载体, 如果人类遗弃了它, 就等于宣告了自身的灭亡。档案是一种历史的和客观的存在。它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不同的人类文明阶段、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情况和特点。档案是历史的和客观存在的。档案管理者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将档案放在一定历史条件或背景下, 去客观地、历史地考察它们对记录和说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有何积极作用, 对于今后人类的子孙后代认识以往的社会文明、文化的发展、变迁和规律特点等有何作用。
档案的文化价值与档案内容本质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档案内容的本质决定着档案文化价值的取舍。档案内容越丰富, 档案的文化价值就越大;档案内容的本质越明确, 档案的文化价值就越能得到体现。档案作为人类社会自身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原始记录, 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活动信息及所获得的各种知识的原载体。档案实体文化的这一本质, 规定其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某些属性, 这种属性主要包括:阶段性、信息性和知识性等。档案实体文化的阶段性是指档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明成果的真实写照。这一档案实体文化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进步的重要信息资源。档案信息源具有原始性和回溯性的特点。同时, 档案实体文化也是一种知识性的信息资源。它是记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及其自身, 改造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经验、成果、智慧等的原始载体。档案是人类经验与智慧的结晶, 是知识的记忆库。它在绵绵的历史长河中, 使人类摆脱了野蛮, 走向了文明, 并且逐步培育了人类自身的文化本质, 使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
二、档案的文化价值表现形式
1. 社会性。
档案的文化价值是一种社会价值, 它记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 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文化是一种符号的积累, 文化并不是将来要发生的现象, 而是已经发生的现象的符号积累。”一方面, 档案的文化价值凝聚着人类共同的有效劳动;另一方面, 它服务社会、体现着档案文化的社会属性。档案的文化价值的社会性, 决定着档案的文化价值的生命体系。
2. 直观性。
档案文化价值的直观性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和文艺创作。文学作品和文艺创造的取材虽然来源于社会生活, 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 但它高于社会生活, 是社会现象的艺术加工。而档案的文化价值是由它的原始记录性决定的, 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历史再现。档案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原始记录, 是历史的真实反映, 是非常具体和直观的。可以说, 面对一部档案, 就是面对历史事物的本身。如甲骨、金石、简牍、纸张都是直观真实的。面对着这些翔实的物体, 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了历史的真实可读, 这是其他事物无法与其相比的。
3. 综合性。
档案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价值体系, 这种价值体系取决于档案本身具有综合性功能, 它反映在档案的文化价值中, 就是表现在同一档案可以反映在人们不同用途中开发和利用档案的有用性价值。一份档案就是一面镜子, 可以通过它反映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正因为档案的文化价值具有综合价值的特点, 因此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具有一般物的价值所不具有的特点, 它表现在反复利用的特点上。
4. 永久性。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辨析 篇5
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是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 法兰西学院唯一的社会学教授, 和英国的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德国的哈贝马斯 (Jurgen H arbermas) 、被认为是当代欧洲社会学界的三杰。布迪厄横跨众多领域, 打破了学科界限, 从跨学科的角度入手, 对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史学、美学、文学等都有研究, 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范畴, 建构了相当新颖的学术框架。作为法国当代最有声望的社会学家, 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 布迪厄以其独创性的学术研究和丰裕的理论创作, 在法国和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掀起一阵阵争论浪潮, 推动着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 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在当代法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中, 布迪厄占据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随着布迪厄著作的英译本的大量出版, 他的社会理论也逐渐进入英美国家的学术思想界。值得一提的是, 20世纪80年代末, 布迪厄在美国已经成为引用率最高的社会学家之一, 排名仅次于福柯, 超过了列维-斯特劳斯 (Swartz) 。“文化资本论”是布迪厄的重要研究成果。
二、文化-资本
1. 文化
最早给文化定义的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 他在1871年的《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种复合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习得的能力和习惯。”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来看, 文化是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内容的观念体系, 是由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广义的文化则指人自身的生存形式。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人所独有的创造性活动, 也因此创造了人所独有的生存形式, 这种生存形式区别于自然界的一切生存方式。可以说, 只要不是自在世界的东西都可称之为文化, 文化是解读人类生活的概念。
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人化过程, 文化是自然人性化的体现。“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劳动的对象化是人的类生活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 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1]由此可以看出:人的类特性就是人的精神需要或精神生活, 人是在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自觉劳动, 人是有文化的动物。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
文化之于人的特殊意义在于:“文化世界的创造、发展, 不仅把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 成为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 而且文化的进步还把人从社会中分化出来, 成为意识到的自我存在。”[2]文化在个体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衡量体的作用, 文化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已不再是与动物的区别, 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价值、特质和资源的区别, 它和社会等级、仪式制度、机构设置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须臾不离。
2、资本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 (以物化的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 , 当这种劳动在个体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为者或其集合占有的时候, 它们就能够以具体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3]
“资本” (apital)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是随着近现代商品 (市场) 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描述性概念。在其本原的经济学意义上, “资本”即指可以产生或带来价值的价值 (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曾经把资本界定为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并认为资本本身并不是表征某种实物, 而毋宁是表征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剥削”性的价值关系。这种定义具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批判色彩, 而不完全是一种经济学的严格界定。古典经济学家 (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 更侧重于从资本与利润或利益的关系上来理解“资本”的内涵。
但是布迪厄的资本的概念也不同于经济学家所使用的资本的概念, 在他看来, 资本体现了一种积累形成的劳动, 这种劳动同时以物化和身体化的形式积累下来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社会群体所占有, 另外资本同时也体现出一种生成性, 总是意味着一种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 一种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的能力。当布迪厄把资本的理论从经济领域时, 资本已经不具备马克思理论中榨取剩余价值或驱动资本主义原始的剥削的含义, 资本实际上变成了超历史的, 能产生权力的资源。但无论“资本”概念的历史变化如何, 有两点是可以基本确认的。第一, “资本”与社会生产的价值、利润、效益直接相关。第二, “资本”具有价值再生的特质。
三、文化资本
国内学者姚俭建认为, “文化资本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4]学者金湘郁认为, “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 作为人。类劳动成果的文化价值的积累, 是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产品、文化制度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5]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 (1989年) 中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关键概念, 旨在揭示文化隐秘的利益逻辑, 探查文化所包含的复杂的权力运作。在布迪厄看来, 文化资本是社会交换体制中的一种社会关系, 包括可以使一个人获得权利和地位的文化知识的积累, 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布迪厄认为, 在现代社会里“至少有三种不可忽视的资本类型:一是经济资本, 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化成金钱, 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二是文化资本, 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 它是通过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三是社会资本, 这种资本在社会联系中形成,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 它是以某种社会地位头衔被制度化的。”[6]190他认为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经济资本是资本的最有效形式, 是其他各类资本的根源, 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形式, 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另外, 经济资本也可以转换为象征资本 (即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 。虽然象征资本最终可以被转换成经济资本, 但是这种转换较为复杂, 不是即时性的, 并且带有一定的风险性。
布迪厄指出, 文化资本存在着三种基本形式: (1) 具体的形式, 精神和身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 (2) 客观的形式, 文化商品 (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械等) 的形式, 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 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 等等; (3) 体制的形式, 一种客观化的形式, 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 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资产, 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6]192我们可以把布迪厄有关“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概述为文化精神、文化商品和文化制度。它详细揭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内涵的层次性和复杂性。并且, “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式之间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当然, 需要复杂细微的中介化条件。
文化资本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出现, 文化之所以能被称为资本, 是因为在文化与资本之间有着某些共有的属性和特征。文化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源, 本质则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由于“现代化社会出现了各种劳动分工, 它们形式不同但具有根本的同质性。它们的主体可以凭借自己资本的占有, 获取社会报酬与社会身份;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从而在形式上形成主体的社会群体。”[7]
与其他理论家一样, 布迪厄也征用了一些意义独特的概念范畴, 比如习性、场域、资本、实践、利益、阶级、趣味、默识、性情、幻象、反思性、生产、再生产等。他重视从关系的角度来赋予这些词以新意, 认为“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 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8]133在这些概念中, 惯习、资本与场域是理解布迪厄的整个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 是造成社会资源不平等分布的关键所在。
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可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 (或资本) 分配结构中, 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 另一方面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在布迪厄看来, 惯习是一种生成性结构, 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 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 是一种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 因此, 他将惯习称为:“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 (embodied history) |。由于人们已将它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以至于人们已经完全忘记它是一种历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化”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y) 。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的作用, 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
布迪厄认为, 社会科学的适当对象既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 是“在人的躯体和食物两方面实现的两种历史性行为之间的关系。”[6]174惯习与场域之间关系的运作是关键点, 它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调节作用, 场域构造惯习, 惯习是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产物;另一方面是认知的建构关系, 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值得投资精力。布迪厄还认为, 在同一个场域内部, 惯习与产生它的场域之间基本上是“吻合的关系”。“惯习是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中的, 在它所居留的那个场域里, 它感到轻松自在, ‘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直接能体会到场域里充满意义和利益。”[6]176当然也有不吻合的时候, 比如把惯习简单移植入其他场域时。此外, 惯习与场域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于“被决定”的关系。布迪厄强调:“惯习这个概念, 揭示的是社会行动者既不是受外在因素决定的一个个物质粒子, 也不是只受内在理性引导的一些微小的单子, 实施某种按照完美理性设想的内在行动纲领。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 这个历史是整个社会场域的历史, 是特定子场域中某个生活道路中积累经验的历史。”[8]181
四、结语
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 这种积累引起物品服务的不断流动, 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文化资本一方面以文化积累和财富的形式直接生产出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文化产品和财富;另一方面以智力投入、创意的形式融入生产过程之中, 获得超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化形态的体验附加值、审美附加值、知识附加值、科技附加值等文化附加值。“文化资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价值增值, 但这不是文化资本的唯一目的, 它的特殊性在于还要实现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传播范围及受众人数的最大化。此外, 它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 但可以商品或生产资本的形式存在。”[9]
特纳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总结为:“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10]
摘要：文化资本理论在布厄迪的资本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这不仅因为文化资本理论概念的提出拓展了原有的资本概念, 同时还为其进行社会结构分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 这种积累引起物品服务的不断流动, 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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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视角下的满族音乐 篇6
民族音乐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 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所表现的内容, 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现象, 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语言、美学观点等状况。可以说, 在音乐‘小文化’中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化’, 其价值是十分可贵的。采用这样的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 其意义是很深远的。”将满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研究或许对其发展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文化资本属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中的一部分, 本文采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的意义。布尔迪厄指出, 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 是一种分类标准。“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 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 为了便于研究, 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本文将满族音乐归为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
满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与发展可以理解为满族音乐资本的再生产, 那么作为文化资本的满族音乐是如何进行再生产呢? 简单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一位教师通过教育这一行为将自己所掌握的满族音乐知识传授给了与他本人出身相近的学生们。学生们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之后掌握了这些知识 ( 完成了知识的身体化过程) 并成长为一名教师、律师、医生或企业管理人员, 等等。此后, 他们又将这些学来的知识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并将这些经过改造的知识再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晚辈或下级。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可以将资本不断地生产下去, 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对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从这点来说, 文化资本的传承需要时间, 转换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影响。时机不同, 传承条件自然不同。而且学生们还必须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转换成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知识并灵活地运用于工作中。在某一特定时期内, 伴随着某种变换的生产行为就是人类的实践。
那么, 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视角来看, 学校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某一部分来说, 老师的教学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可以说, 学校教育对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往往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 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的支持。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 对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比较看中, 所以类似于满族音乐这样的文化资本往往得不到重视。比如, 学校对于音乐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投入往往是不一样的, 相对来说音乐教育投入的较少, 表现在基础设施以及教师队伍方面。那么, 可想而知, 满族音乐的重视程度必然较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选择也会影响到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在上文中, 笔者提到从历史角度来说, 满族音乐不是每个人都会习得的。在当今社会也是这样, 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多为改善现有的生活, 家长往往对于孩子是否可以考上大学比较重视, 所以对孩子的文化成绩尤为重要。而满族音乐的学习, 能够改变学生生活的几率较低。而往往去学习满族音乐的学生也是因为家庭较为富裕, 可以提供给孩子相应的经济支持的。综合两方面来说, 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下可以使得满族音乐可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承,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 与社会资本转换, 扩大社会影响
满族音乐作为音乐分支中较为稀有的音乐, 可以利用其音乐本身的特殊性扩大其影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结合满族人民的特点, 编排一些节目在电视台演出。也可以将音乐与旅游相结合, 以满族音乐为主题, 宣传东北旅游。这些都是满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与相应的社会资本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当然, 这种方式还是需要相应的支持。作为满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主阵地, 可以将高考的有关系考试科目与满族音乐相结合, 这样从制度上起到促进作用。
2. 与经济资本转换, 提供传承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资本的传承,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本的支持, 满族音乐也不例外。学校可以加大对音乐教育的投资, 开设与满族音乐相关的音乐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接触到满族音乐。加到师资力量的投入, 提高满族音乐老师的知识层次与教学能力。
3. 与其他文化资本结合, 共同发展
学校教学中除了音乐教学还有其他的教学内容, 将满族音乐教学融入到其他的教学中, 也是满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 许多学者对于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笔者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对满族音乐的再生产进行了一次尝试分析, 从这个视角来看, 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笔者认为, 作为满族人民的劳动体现, 满族音乐将会在将来有一个新的发展。
摘要：音乐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音乐的传承也是人类文化的延续。学校音乐教育让学生赏析音乐, 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让音乐传承下来。满族音乐作为音乐的分支具有音乐的通性, 但是也有其独特性。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在我国的音乐体系中有重要的意义, 而学校对满族音乐的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满族音乐,文化资本,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 2003, (1) .
试论商周文字审美形式的文化元素 篇7
关键词：商周文字,审美形式,文化元素
商周甲骨金文是汉语最早的书面语之一, 是汉民族各种文化元素的源头, 其古文字形义上表现出来的民族审美文化元素更是独树一帜。文字是语言的载体, 也是文化发展的表徵。正如刘志基先生所说:“汉字对汉民族文学艺术具有强有力的塑造和影响作用, 汉字不仅是一种书面语言交际工具, 而且是一种具有强大辐射功能的美学元素。”[1]212
一、线条之美
廖群先生说:“广义地说, 较之西方美术的注重色块, 中国古典美术总体上都可称为‘线’的艺术, 中国绘画就始终都注重线条的使用。然而书法, 这一纯粹以线条、形体结构表现气质、品格情感境界的艺术, 却是中国美术所独具的线的艺术最典型的代表。”[2]106应当说, 商周古文字去古不远, 作为源于绘画的最早系统文字, 以模拟为特征的象形成分还相当浓重, 更未离开使用的目的, 作为从绘画脱胎出来的刻划文字, 线条之间的弯曲粗细、点线之间的结构组合, 这些构成文字符号的形式因素。在文字创制过程中, 汉先民选择了线条作为元素, 这既与当时书写材料、工具相关, 又与其产生渊源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紧密相连。从图画文字到线条文字不是时间的观念, 而是雅俗的区别, 早期铜器铭文 (族徽铭文) 比起甲骨文更接近于图画, 这就是被李学勤先生称之为“美术化了的汉字”。例如:。线条自身恰如立体的人一样, 具有多重品格, 概而言之有三:即简约性品格, 变易性品格, 不易性品格。三重品格, 在书法艺术发展不同阶段上, 发挥着各自特有的作用。
《尚书·多士》篇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说明殷人祖先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册, 简册的“册”字甲骨文是个象形字, 象用两道丝绳或皮条把一根根的简编缀成册之形。当时王室正统文献是用毛笔写在竹或木制的典册上的, 由于简册容易腐烂, 所以, 无法保存至今, 当代人也无法目睹其上面的文字形态。只有日常文字使用当时比较简便的俗体用刻刀契刻在甲骨上, 由于在龟甲兽骨上契刻文字, 费时费力, 线条自然趋于简易。但是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一部分是先写后刻的, 如师组肥笔类、宰丰雕骨等刻辞的笔道丰肥, 头粗尾细, 书体风格如毛笔所书, 应该都是先用毛笔书写而后加以契刻的。从汉字的结构上看, 汉代所总结的六书, 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 但以象形字为主, 文字所采用的线条也的确体现出了“画成其物, 随体诘屈”的特点。从出土的甲骨文字来看, 此时的文字尚多依赖于随物赋形所自然形成的姿态体式、繁简大小, 无论是同一个字还是不同的字, 都常常是大小参差, 长短不一, 宽窄随意, 疏密兼有, 但每个字本身则天然具有均衡、对称、协调等合乎美的规律的造型特点, 从而给人以随意、错落而又朴拙、平稳的视觉感受。总之, 甲骨文的笔法、字体、构篇给人的整体感受是稚拙、有力、随意、错落, 文字中蕴含着探索意味和稚拙之美。[2]107周代的金文是汉字发展的又一高峰, 其笔法、字体、构篇可谓气势恢弘、精彩纷呈。与甲骨文比较而言, 金文开始讲究规范。从金文整体上来看, 象形字的图画性减淡, 更多运用线条交构来表现字义。周初金文尚有甲文之风, 刚劲古拙, 但其间婉转柔和的曲线增多。金文的笔法、字体、构篇给人的整体感受圆柔、厚重、工整、典雅, 文字中呈现出古朴刚健和圆融婉通之美。
二、结构之美
六书是中国古代用来显示文字的结构, 区分文字的类型, 说明造字方法的一套文字理论架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 是六书的基本部分, 有些学者把它们称为造字之法。其中象形、指事为独体字, 会意、形声为合体字。
1. 繁体与简体
繁与简历来就是审美中的两个标尺, 商周文字中就已经兼而有之了。刘钊先生说:“甲骨文已是符号化程度很高的文字系统, 这个系统力求以最简单的形体记录语言。将文字线条化, 是简化文字的一个主要方面。”[3]甲骨文字形的繁与简主要表现在笔画的繁与简上。甲骨文“棄”一作简体“弃” (《合集》21430) , 一作繁体“ (棄) ” (《合集》8451) ;再如甲骨文中“以”字, 一作简体“”, 一作繁体“”。金文“車”字, 在师同鼎铭文中一作简体“”, 一作繁体“”。商周文字不但体用兼备, 而且构形亦极优美。其中异体字的大量存在, 为文字书写走向艺术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不同需要选择合适的字形。[1]212汉字中的异体字既涉及线条符号的繁简问题, 也与符号组合的结构形式相关联。例如“鹅—鵞”字, 绍兴兰亭石碑上“鵞池”两个字, 据说是书圣王羲之的手迹。“鵞”字为什么要写成这样上下结构的样子呢?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讲, 因为下面这个“池”字是个左右结构的字形, 用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和它组合, 不但可以形成变化, 而且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商周甲骨金文中这类情形较多, 例如:
2. 方正匀称
汉字的方正, 形成于人们对美的追求, 是与人类追求视觉平衡相联系, 人们的视觉总是对最规则、最对称的结构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目前出土的商周古文字来看, 方形是汉字创造过程中最基本的元素。虽说殷商甲骨文从行款上看显得杂乱, 但这并不影响每个汉字个体的形体轮廓。西周时期, 先民对字体的追求由殷商甲骨文时代的随意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 西周金文字形总体呈现出工整典雅风格。许锬辉先生说:“表意文字以线条造形, 外形不会长短不一, 比起音系文字要整齐得多, 大致上也比较接近方正之形。中国文字中的象形文、指事文, 从形体上还看不出有对字形结构经营设计的理念与安排。但是会意字、形声字就不同了, 它是由两个以上的文字组合而成, 这些会意字、形声字的组成分子, 线条未必相同, 笔画数也不尽相同, 再结合的时候, 彼此的相容性也不相同。”例如“火”字, 当它单独使用时, 字形较为方正, 当它与其他的字结合时, 就会发生形体变化。炙 (火) 、灼 () 、赤 () 、然 (灬) 、光 () 、尉 () 。其他如手、水、木、糸、金等字, 也都是如此。合体汉字有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包围结构等十多种, 凡是参与文字组合的偏旁都要服从方形标准, 自觉地改变独自使用时的形态。就如同魔方, 内部组合千变万化, 外形永远不变。形声结构的汉字在组合时, 为了服从整体结构的方正匀称, 往往省去一部分, 即文字组合的省形或省声。
三、韵律之美
1. 典雅骈俪
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历来具有工整对称倾向,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倾向正是汉字塑造出来的。每个汉字方正匀称, 在具体语言交际场合又总是一个独立音节和固定的意义, 一个汉字音、形、义三位一体, 文字单位之间形成了对应和统一。因为汉语中每一个字都记录一个词或一个词素, 都毫无例外是一个音节。汉语的这种特征, 自然体现在早期书面语中。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杰出代表就是《诗经》和《楚辞》, 它们的句法特点工整对称, 《诗经》以四言为主, 《楚辞》以六言为主 (多有语气词“兮”) 。殷商甲骨文由于其功用多为占卜, 内容单一, 文字简约, 加之为日常用语, 在句法上还没有显示出汉语的这方面特点。两周金文长篇较多, 内容丰富, 加之语言的发展和铭文的功用, 都决定其形式的工整严谨, 风格的典雅骈俪。
2. 韵律和谐
汉字直接记录的对象是汉语中的词或词素, 而汉语中的词或语素都毫无例外是一个单音节。汉语的音节具有高度的内在整一和谐性, 这是因为汉语音节中的音素组合具有种种严格的限制。汉语的音节是声、韵、调的三位一体, 其中以韵, 特别是韵中的元音为中心。[1]220商周时期, 除了诗歌讲究韵读之外, 一些记事文献也带有韵律, 充分体现了汉语的音节性的特征。其中两周金文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
参考文献
[1]刘志基.汉字——中国文学的元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2]廖群.中国审美文化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