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艺术的城邦

总体艺术的城邦（通用6篇）

总体艺术的城邦 篇1

一提到“浪漫”一词, 我们的脑海中便浮现出色彩斑斓的奇幻画面。“浪漫”一词诞生在第十八世纪末到第十九世纪初早期的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 法国是当时的核心, 这样的历史政治大变迁推动了反封建贵族的“浪漫主义”思潮的诞生和兴起。其实质是追求民主, 即追求自由, 而这一思潮在艺术上表现的较为突出。

法国作为浪漫主义的中心发展阶段, 对浪漫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而本文从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入手归纳出了这一时期艺术发展的总体特征。

一、“浪漫”之绘画

(一) 浪漫主义的“号角”

说到法国浪漫主义绘画,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先驱——籍里柯。其不朽名作《梅杜萨之筏》出版于1819年, 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代表作, 体现了当时艺术的特征。

此画取材自1816年发生于布朗海峡的“梅杜萨号”沉船事件, 史官与船长只顾自己逃命的做法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籍里柯大胆选取对封建王朝不利的“新闻”作为题材进行创作, 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的魄力及大胆, 令人震惊。作者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来表达其个人的主观情感, 即对封建王朝的痛恨和对顽强生命的英雄的赞扬。从画面的色彩上, 我们不难发现光线强弱的对比十分鲜明, 比起古典主义来说更加具有色彩性, 通过色彩的对比使画面充满矛盾性与戏剧性。

不容忽略的一点是, 当我们看到画面上惨不忍睹的尸骸、奄奄一息的生命、怀抱希望挣扎的人们时, 我们不自觉会对他们的处境和是否能获救充满幻想, 又体现出很强的幻想性。

(二) 浪漫主义的“狮子”

继籍里柯之后的法国浪漫主义的巅峰画家——德拉克洛瓦, 其油画《引导民众的自由女神》也为法国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与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相同的是, 《引导民众的自由女神》的选题也出自画家亲眼目睹的巴黎人们奋起反抗封建王朝的真实场面, 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个人情感。但值得注意的是浪漫情怀在此作品中体现的更为突出。

如作者将艺术想象中的自由女神形象加入到反抗的人群中, 这使得作品的幻想性极强, 浪漫主义气息更浓。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数自由女神手中的三色旗和其淡黄色的长裙与背景形成的鲜明对比, 蓝、黄、红三色的碰撞将浪漫主义色彩性推向高潮。其手中的法国国旗 (三色旗) 更是体现了浪漫主义艺术追求的民族性及地方性。

二、“浪漫”之戏剧

(一) “《欧那尼》之战”

1830年, 法国正值“七月革命”这场激烈政治斗争的前期, 与此同时雨果的戏剧《欧那尼》在法兰西剧院首演, 从而引起了古典保守派和民主革命派的斗争, 这场斗争从侧面反映出其对古典戏剧传统规范的挑战, 抒发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价值观, 因而代表着追求个性解放与独创性的新时期——“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

其次, 戏剧《欧那尼》描写的是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三个性情及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男人共同爱上一个女人的悲剧爱情故事。从选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艺术家对中世纪有着浓厚兴趣, 即有“回归大自然”的倾向, 同时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异国风光”的想象与描述, 体现了当时艺术中鲜明的幻想性。

再次, 从具体的人物塑造中还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通过对无权无势的青年人同封建最高统治者国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的描绘, 其最终的目的在于揭露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 进而体现出人民群众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是对人民力量的歌颂。其中“强盗”、“老虎”和“魔鬼”等字眼的加入是对国王的斥骂, 将全剧的戏剧性加强, 再加上密室、毒药等道具的出现又将全剧推向高潮, 产生色彩性的戏剧效果。

最能体现其与封建社会的不同的是, 作者挣脱了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安排, 每一幕都发生在不同的场景, 时间上也根据剧情的需要来安排, 因而开启了浪漫主义戏剧的先河。

(二) “浪漫茶花女”

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另一个戏剧大师非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莫属, 其巨作《茶花女》在世界文学史的佳话不断。

本剧的故事讲述了主人公玛格丽特由于穷苦出身而沦为妓女, 再到因为不良生活而感染肺病;从因美貌聪慧受贵族垂青, 到因无真爱而内心的痛苦, 再到遇到贵族青年沉浸在爱情里, 到遭到青年父亲的反对被迫放弃爱情等故事情节的曲折发展和意外进行, 使得全剧充满戏剧性和色彩性。男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予同时也表现出艺术的激情。

与同一时期戏剧相同的是, 作者集中体现的是法国巴黎的地方特色, 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风格。与其它艺术家一样, 其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艺术构思, 即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创作理念。与同一时期戏剧不同的是, 作者不再以现实社会为核心, 而是更多注入自己的想象, 从而看出其对后一时期艺术新时期的到来做出了铺垫。

三、“浪漫”之音乐

在浪漫主义音乐这一人类艺术史的“宝库”中, 标题音乐的产生将浪漫主义特征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 标题音乐的开山之作——《幻想交响曲》

首先从《幻想交响曲》这一大标题及其副标题“《一个艺术家生涯的插曲》”入手, 特别是乐章开始时的文字说明及小标题这一系列有情节联系的文学入手, 将文学、戏剧艺术形式与音乐紧密联系起来, 使艺术形式不再单一, 因而更加具有多样性和色彩性。

其次, 从文字的陈述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作曲家在创作上完全尊崇自己的内心情感, 柏辽兹在作品中寄托了自身的感情经历, 使得艺术家对自我个性的显现与追求在音乐作品中体现的更为突出。

最后作曲家以长笛与小提琴的合奏陈述了恋人的第一个主题, 体现了温柔婉约的恋人的美好形象;用长笛与双簧管和单簧管在比第一次高四度的音区演奏出第二个恋人主题, 加上其圆舞曲的节奏型, 表达出作曲家心中恋人另一面欢快、活泼的美好形象, 加上诗化交响的文字叙述使得音乐的幻想性更加有明确。

(二) “音乐怪才”——圣桑之《骷髅之舞》

作为交响音画, 首先全曲围绕万圣节鬼魂都会聚在一起狂欢的古老神话为中心展开, 体现了其对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的浓厚兴趣, 也有“回归”的情感, 这种逃避现实的想法实际上就是对幻想性的追求, 神话与幻想密不可分。

其次, 其创作源自法国诗人卡扎利斯的同名幻想诗, 体现了当时文学与音乐的联系, 同时我们还能想象出鬼魂手舞足蹈的画面, 因而其在历史上被称为“交响音画”。作品的多样性和色彩性通过综合各种艺术形式体现出来。

最后, 从圣·桑的选题及创作手法上, 我们发现其怪诞色彩的应用在当时浪漫主义时期独树一帜, 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个人特色, 而且能以鬼魂为对象进行创作同时也体现出浪漫主义是个个性解放的时代, 艺术家可以突破之前的创作定式, 依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创作。

四、“浪漫”之芭蕾

“浪漫仙女”:舞剧《仙女》首先, 体现了音乐、戏剧、舞蹈、绘画为一体的综合理念, 各种艺术的综合使舞蹈不再单一, 而是更加具有戏剧性和色彩性;白色透明长裙代替了保守的服装, 这种大胆的革新增加了舞剧的亮点, 因而更富有色彩性;曲折的故事情节, 一环扣一环的戏剧性发展及人物表演技艺的夸张性表现, 使得戏剧性和色彩性得到新的突破。

其次, 其最大的革新就在于脚尖功、大跳等各种技巧的应用, 将“仙女”这一高贵的形象塑造的极为梦幻, 再加上剧情中女主角幻想中的梦境, 要求舞者表演技能与舞蹈技巧都要过关, 也就是说除了具备舞者的技术本领以为, 还必须是一个好的戏剧演员, 艺术的交叉使得艺术越来越具有幻想性和色彩性, 使舞剧插上了幻想的翅膀。

最后舞剧的音乐比起之前也有了大胆的突破, 这不仅仅表现在配器的色彩性和旋律的夸张上, 同时也表现在乐器音区及演奏法的更新上, 使得浪漫主义的个性越来越突出, 不同音色的乐器在剧情需要的前期下进行搭配, 使得戏剧性的个性突起表现的更为突出。

五、从浪漫之都法国看浪漫主义时期艺术的总体特征

从法国浪漫主义的各艺术门类入手进行分析, 艺术发展的总体特征概括为:艺术的色彩性 (即戏剧性) ;艺术的个人主义;艺术的民族主义;艺术的幻想性。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3.

[2]于润洋.浪漫主义音乐.音乐研究, 2004, 3.

浅析古希腊城邦同盟的运行机制 篇2

在大多古希腊城邦同盟中, 存在盟主, 而盟主往往享有一定的特权。一般情况下, 这种特权更多的表现在外交事务上, 但是, 当盟主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后, 它有可能随之扩大到盟员城邦政治、军事和司法体系中。在提洛同盟中盟邦作为独立国家, 主权已不完整了, 它们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城邦集团的一切对外政策都由雅典决定, 或者说在所谓的提洛同盟中只有雅典有权独立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 而雅典的政策自然而然成为整个集团的政策, 其他各盟邦没有参与决定的权力, 只有服从决定的义务。此外, 同盟成员的司法权也不再完整, 诸邦之间的一切争端都由雅典来裁决。1在政体上, 虽然加盟诸邦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 但政体显然是要以雅典为楷模, 非雅典式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在司法上, 雅典帝国对同盟成员的司法主权的侵犯主要表现为成员国的司法案件要在雅典审判, 雅典与任何成员之间的争端也必须在雅典裁决。同盟成员国中的叛国者必须到雅典接受审判;随着帝国倾向的发展, 雅典要求更多的审判权, 公元前446年雅典平息了卡尔息斯的叛乱后, 要求所有死刑、放逐和剥夺公民权的案件都必须交给雅典来处理。盟邦内部的政治案件由雅典法庭审理。作为同盟的领袖, 雅典占据了所有同盟机构的官职。例如同盟的司库官虽然被称作希腊人的司库官 (hellenotamiae) 但从一开始它就是由雅典人从雅典官员中选出。雅典通过征服和镇压在提洛同盟内部形成了三个阶层:第一、提供船只而不纳贡的城邦;第二、纳贡但有自己独立的主权的城邦;第三、纳贡并失去独立的城邦, 即附属国。雅典的政策是尽量削弱第一层次的成员, 将第二阶层的成员变为第三阶层,

刘挚曾任江陵观察推官、衡州盐仓等职, 而且他还可能有一段在荆州李公秉幕府的经历, “後八年, 治平之丙午也, 予入荆州幕, 而莹亦在” (《文莹师集序》) 在此其间, 他结交了一批江南名士, 他们经常在一起游览南方的大好河山, 相互唱和赠答, 此外, 他还与好友邹庸、直夫、彦修等人组成诗社, 相互题咏。他在诗中十分兴奋的描述这段难忘的生活经历, “因思都府盛僚友, 人物一一皆贤豪。” (虞城早起道中寄公秉幕府诸友) “郢楼吟倡近萧疏, 椽笔贪抄未见书。拙客懒同嵇叔夜, 少年文爱马相如。夜凉灯火心亲古, 秋老江湖兴起予。欲整羸师寻战地, 清风无使旧坛虚。” (《戏呈诗会诸友》) “十年罇酒瞻燕碣, 几日歌吟笑郢中。” (《送柳判官引对次邹主簿韵》) 可见, 刘挚在这段时间内和这些人在一起交往的生活是很闲适和愉悦的, 心态也比较轻松平和。在此期间他写出的诗歌也大都比较明朗轻快, 风格清新。诗中人物多不可考, 与刘挚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人物就是邹庸, 刘挚诗集中竟有十四首涉及到此人。通过对史料的钩稽, 我们也只能模糊地得到一些这个人的信息:邹庸, 新淦人, 治平四年丁未许安世榜 (《江西通志》) , 另《 (光绪) 湖南通志》卷二百七十八艺文志三十四《宋蒲宗孟九龙嵓题记》记载:“迥视石间, 见王璩、邹庸、黄辙、黄寔题名, 又怅四人者, 已先去余……熙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可知此人于治平四年进士及第, 卒年应在熙宁八年以前, 约活动于英宗、神宗时期。曾为荆州幕府主簿, 只做过县令等微薄官职, 是一位久不得志的下层文士, 此人与刘挚交往频繁, 唱酬极多, 关系亲密。

此外, 刘挚还与张方平、刘安世、文同、彭汝砺等交往密以便它可以最多的干涉同盟成员的内政。被迫加入同盟的城邦没有完全的自治权, 所有叛乱城邦都被降为附属国。属国的地位由雅典来决定, 雅典往往把自己的民主政体强加于属国。属国都有自己的有限的自治权, 它们对雅典的依赖主要表现在雅典驻军和雅典官员的存在。虽然以马其顿为首的希腊同盟协议规定马其顿无权干涉同盟成员的国内事务, 并且在公元前324年, 亚历山大颁布命令, 要求希腊各邦接受被他允许回国的流放者, 就遭到雅典和埃托利亚的反对。但是这一同盟是建立在同盟成员对马其顿依附的基础上的, 马其顿当然会有一定的特权, 实际上, 所有盟邦都在马其顿的军事占领威胁之下, 菲利普在希腊三个比较重要的地点驻扎了马其顿军队, 安布雷西阿 (Ambricia) 的军队防备西方, 科林斯的军队控制着伯罗奔尼撒, 卡尔息斯的军队控制东北部希腊。公元前387-公元前386年签订大王和约时, 要求各邦以独立的身份签订条约, 但是彼奥提亚同盟各邦的独立要求遭到盟主忒拜的拒绝, 最终忒拜代表彼奥提亚同盟全体成员签订协约。

在邦联国家里还存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般来说邦联国家中邦联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工很明确。外国和外交事务基本上属于联盟政府, 在征得联盟政府的同意后, 地方政府也同样可以向外国派遣使团。另外与宗教节日和神殿祭祀有关的外交事务, 各城邦有权独自处理。邦联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力一般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 如果一个公民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 他的公民注册仍然留在以前的地区, 那么在新的地区他就没有政治权利, 不能成为选举者。但是军事义务一般与居住地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拥有公民权的城邦。以阿凯亚同盟为例, 如果

切, 友情深厚, 在此不一一赘述。注释

(1) 至今为止, 对刘挚的研究成果只有中华书局出版的陈晓平和裴汝诚的点校本《忠肃集》和河北大学张欣的硕士论文《刘挚和北宋党争》;

(2)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挚季子蹟实娶巩女云。”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7年版.[2][宋]刘挚:《忠肃集》,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2002年版.[3]李国玲:《宋僧录》, 北京:线装书局, 2001年版.

[4][宋]苏颂:《苏魏公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版.

[5][清]何文焕:《历代诗话》, 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本, 1981年版.[6][宋]毕仲游:《西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

[8]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版.

邢春江河北省石家庄市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研究生班。籍贯:河北沧州。出生年月:1981年10月。职务:在读硕士研究生。

一个城邦的公民去另一个城邦经商, 并买房定居于此地, 那么他在这个城邦享有与此地公民同样的权利, 甚至在此地的军队中服役, 但是他在本邦中仍然享有政治权利, 如选举权, 并且只有在本邦他才享有完全的政治和行政权利。

二决策机构和决议的通过

城邦同盟设立自己的决策机构。一般说来, 同盟的决策机构为同盟大会。雅典同盟曾出现过两个决策机构, 一是同盟大会, 二是雅典公民大会。在早期, 同盟的政策决策机构是位于提洛岛上的同盟代表大会, 大会代表由各盟邦选出, 盟邦不分大小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多数选票 (大概150多个) 使得雅典能够控制大会的进程;它能够影响小国, 联合小国的力量, 可以超过任何一个与之敌对的大国的力量。虽然有时它也会落选, 但仍然控制着同盟的权力核心。随着同盟向帝国的转变, 前者的职能愈来愈少, 雅典公民大会成为主要的决策机构。例如对叛乱盟员密体林的审判大会召开了两次, 都是在雅典, 最终由雅典公民大会做出决定。马其顿同盟的议事机构是同盟大会, 由各盟国投票决定所提出的决议, 一个国家所拥有选票的数量根据它的实力决定, 例如色萨利有10个选票, 埃托利亚有5个, 萨索斯有2个。第二次雅典同盟, 同盟有自己的议事机构, 一是同盟会议, 会议在雅典举行但是雅典不参加。二是雅典公民大会。两个机构都有权提出决议, 但是决议必须由两个机构都同意了才能生效。虽然这一体系确保雅典与其他所有同盟成员的联合体处在同一位置, 但是它可以使其他同盟成员享有独立, 并且, 他们有权否决任何雅典提出的他们不喜欢的决议。

邦联国家拥有较完善的行政机构, 并且能提供比松散的军事同盟更加迅速有效的行动。彼奥提亚同盟的政治机构称为彼奥塔斯 (Boeotarth) , 长官称为彼奥塔克 (Boeotarch)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入侵彼奥提亚时, 同盟由十一个彼奥塔克掌管, 其中四个从忒拜人中选出, 一个联盟委员会代表彼奥提亚各区, 分成四个小组。阿卡狄亚同盟的行政机构是公民大会, 它在一定的时期召开, 解决同盟的主要问题, 由所有公民参加, 因此它被称作万人会议。万人会议的职责是:宣战和讲和、缔结联盟以及对冒犯同盟的人进行审判。联盟委员会是同盟的行政执行机构, 它具有行政和协商职能。邦联国家还拥有五千人的常备军。在邦联国家中联盟会议一年只召开几次, 埃托利亚同盟一年召开两次, 阿凯亚同盟一年四次。为了应付一些突发的严重事件, 必须设立一个常设的行政机构, 即内阁 (cabinet) , 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内阁是公元前447年到公元前386年彼奥提亚的彼奥塔克内阁。对于它的职能我们了解最多的是埃托利亚同盟的 (apokletoi) 内阁, 它主要是一个战时咨询机构。可能大部分邦联国家都有一个议事会和一个公民大会。彼奥提亚同盟中议事会和执政官决定一切事务, 公民大会时而没有, 即使有也没有太大的决定权。埃托利亚同盟公民大会一年召开两次, 阿凯亚同盟为四次。吕西亚同盟有议事会和公民大会, 但它把公民大会变成了代表大会。公元前200年后几个同盟就取消了公民大会, 如色萨利同盟。2

邦联国家有国家首脑, 国家首脑一般由一个人担任, 有的也出现过多人的情况。阿凯亚同盟在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55年出现过两个将军执政, 彼奥提亚同盟真正的当权者是十一个彼奥塔克, 但在4世纪也出现了一个执政官的情况。最常见的形式一般是由一个名为strategos (执政官) 的官员行使领导权。另外由一个智囊团来辅佐他, 为他提供咨询, 出谋划策。在阿凯亚同盟中这个团体包括一个将军自己、副主席或军事长官 (hipparch) ;在彼奥提亚同盟中这一团体的职能由彼奥塔克来完成, 在埃托利亚同盟中则有一个秘密委员会作智囊团。邦联国家的首脑往往被称作将军, 仅次于他的是骑兵指挥。在战争频繁的年代, 他们往往亲自率兵征战。事实上在邦联国家中有与骑兵指挥等级相同的专职行政长官, 即同盟的 (秘书) 大臣。波里比阿曾记载了阿凯亚同盟于公元前280年复兴后, 选举出一个大臣和两个将军, 并且大臣的地位愈来愈高, 到后来他竟成为了名年官。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同盟官职是司库。司库与其他官职一样, 任期为一年。所有这些官员都有一些助手和办公地点。庞杂的行政机构要求邦联国家必须有一个首府。彼奥提亚同盟的首府是忒拜, 阿卡狄亚同盟的首府是大城 (Megalopolis) , 埃托利亚同盟的首府是德密 (Thermum) , 阿凯亚同盟的首府是伊治 (Aegium) , 吕西亚同盟的是帕塔拉 (Patara) 。

三军事指挥体系

大多古希腊的城邦同盟有自己的同盟军队。同盟军事领导权一般有盟主把持, 盟员有义务为盟主提供军队, 甚至财务。在提洛同盟中, 雅典作为盟主掌握了军事领导权, 盟国有义务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船舰及人员参加联盟军队, 或者免除这一义务而提供一定数额的钱款——这实际上就是一笔贡赋, 而且, 哪些盟邦出船出人, 哪些盟邦出贡赋, 一开始就交由雅典全权决定。第二次雅典同盟的军事领导权同样落入它的人之手, 同盟成员有义务为联盟军队提供军队和军事装备。马其顿为盟主的泛希腊联盟里菲利普成为最高军事指挥官, 各盟邦的义务是为联盟军队提供兵员。联盟军队往往是临时拼凑而成, 军事首脑有时都不知道如何编排来自各个城邦的军团, 例如公元前424年, 在戴里昂 (Delium) 彼奥提亚的总指挥官就遭遇了这种尴尬, 最后它决定将忒拜人编为二十五个纵队, 其他的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来编排。3各城邦的军事领袖具有三重任务:第一, 为邦联政府军队提供军团;第二, 常年守卫本邦城市的城墙和城门;第三, 保护城墙外的领土免遭强盗和海盗的偷袭以及更多的有军事装备的敌人的突袭。4在通常情况下, 盟邦的军队只有在整个同盟受到威胁或者为整个同盟牟取利益时才会出兵, 而不会因为盟邦之间或一个盟邦与外邦之间的冲突兴师动众。例如, 在公元前200年吕西亚的阿拉克撒 (Araxa) 曾与一个强盗式贵族 (robber baron) 以及它的邻邦作战, 并一度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这一事件中邦联政府只给予了外交上的支持, 并且把此类事件看作是边界冲突。3联盟政府的军队来自各个城邦, 军队的质量自然与地方政权不无关系。邦联政府的军队的质量一部分要依赖于训练和军队体系, 一部分要依赖士气和地方政权对联盟指挥官信任与否。联盟军队的战斗力, 影响到各个盟邦对它的信任, 阿凯亚同盟的军队战斗力较差, 在战争中屡屡失败, 因此有些邦联国家有时它主要依靠雇佣兵而不是公民兵。这样盟邦就放弃对联盟军队的信任, 转而依靠雇用雇佣兵。

四结语

综上所述, 在古希腊, 许多城邦同盟都是依附于一个城邦结合而成, 这个城邦就成为该同盟的盟主。它在同盟中享有一定的特权, 可以干涉其它成员的内部事务。在同盟的政治决策机构、军事指挥体系中, 重要的职位和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基本由盟主把持。同盟其它盟员城邦放弃了部分的外交、军事、司法等是权力。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权力的放弃必定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盟员城邦不可能放弃城邦的独立, 完全依附于盟主。各加盟城邦的独立是成立同盟的首要原则, 这一原则与古希腊社会的城邦本位主义是一致的。对于古希腊各个城邦来说, 失去了独立, 丧失了城邦的独立完整就意味着失去一切。

摘要：在古希腊城邦同盟中, 盟主享有特权, 有的盟主可以干涉同盟成员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等事务。一般城邦同盟中都存在同盟大会, 由它来决策同盟中的重大事务。不过, 在很多城邦中, 同盟大会由盟主主持。军事指挥体系是一些城邦同盟的重要机构。同样, 军事指挥权依然由盟主把持。

关键词：城邦同盟,决策机构,军事指挥体系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谢德风译, 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

[2].Larsen, J.A.O, Greek Federal States, Cambridge, 1968

[3].Larsen, J.A.O, Greek Federal States, p.27.

[4].Boardman, Joh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1977.

浅谈古希腊城邦殖民扩张的原因 篇3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地不足和人口过剩。希腊主要由一片狭小贫瘠的半岛组成,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山地,可耕地面积只有八分之一,崎岖的山崖间,有少量的适宜耕种的土地。在那里,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坚硬的岩石。柏拉图这样评论希腊:9000年(虚指的数字)的风暴将希腊半岛的泥土不断吹入海底。如今所剩的只是土地的残骸。正如一个身体被疾病耗干,只剩下骨头的病人,它肥沃的土地已经消失,只剩下了土地的骨架。在这片土地上,身体强壮的农夫日复一日地耕作,所获得的也仅能果腹。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一个洋葱、一个鱼头、三颗橄榄。一旦人口增加或遭遇到自然灾害,城邦就会难以承担,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外面寻找出路———向外殖民。可以说希腊贫瘠的土地、恶劣的气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希腊的发展,但是却无法阻止希腊发展的脚步。广阔的蓝色赋予了它自由,缓解了它的贫穷。几百年来,贫穷的希腊人驾驶着简易的船舶,在地中海四处游弋,建立了许多的殖民地。在希腊人的国民生活中,海洋所起的作用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升到了最重要的地位。殖民地靠近海洋,而且只有靠着海洋才能和它们的母邦往来。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它们本身的存在,都需要有强大的船队。远在雅典掌握希腊诸海的霸权以前,科林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米利都、佛西亚、罗陀斯、叙拉古、塔林顿(意大利南端)和马赛,便都已有强大的商业舰队和武装舰队。

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发达,反过来又对希腊各殖民地城邦和本土诸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本土古老的自然经济快速转变为商品货币经济,也使某些“单一经济”的殖民城邦扩大多种经营,逐渐自给自足。以雅典为例,雅典本以粮作农业为主,大移民中及其后来逐渐发展更加适宜于其气候、土壤条件的葡萄、橄榄、果树及其他园圃农业,粮食逐渐靠进口。油和酒的大量生产需要容器,因此又促进了陶器业的发展。雅典的陶器不久就超过了科林斯。米利都、科林斯、卡尔西斯等工商业城邦,粮食原料供给充分了,使它们工商业的发展更加迅速。与此相反,有些殖民城邦建立之初,虽只是个商站,但由于附近农业资源丰富,随着人口的增多,就开始兼营农业。它们逐渐发展成为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对母邦的依赖日益减少而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城邦。

殖民活动的第二个原因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治集团被迫出走海外,谋求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当政的土地贵族,利用权势取得了财富,同时也出现了贵族以外的工商业的富裕阶层,而他们是被摒除于政权之外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各阶级实际力量的对比之间,出现了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日益加重。贵族加深了对平民群众的剥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加剧。此外,还有平原、山区和海岸三大区之间的矛盾。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在希腊本土,同属于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工商业。本邦内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僭主兴起,推翻贵族,解放农奴等。经过贫民和贵族的不断斗争,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当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达到极盛。其中,陶片放逐法的发明,即是民主制的体现。同时,被放逐的贵族也加入到了殖民者的行列,增强了殖民队伍的力量。

第三种原因是一些工商业者为扩大经营范围,到海外开拓新的商品市场或原料产地。黑海西端的马尔马拉海上诸希腊人殖民城邦、黑海北岸南俄海滨以刻赤海峡上旁提卡彭为首的星罗棋布于大河入海口上的一批希腊人城邦,向米利都等小亚细亚工商业城邦以及雅典等输出南俄草原上斯切仃斯的粮食,同时,这些地方也是希腊工业品和橄榄、葡萄洒的重要市场。

第四种原因是避难移民。有些希腊城邦或某些城邦中的一部分希腊人,宁愿移居他处,也不愿意纳贡称臣,屈居藩属地位。佛西亚在吕底亚侵入时(公元前600年)大群人扬帆西去,建立了“远西”的马萨利亚殖民地,不久,又移居到科西嘉岛上。当波斯人征服该邦时,又有一部分佛西亚人避居到科西嘉殖民地。提奥斯则全城都上了船,在色雷斯海岸建立了阿布提拉城。像这类的避难移民只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大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五种原因是一些欠债的、失地的、无法维持生存而出外谋生的农民也加入到殖民活动的队伍当中。“(雅典的)贫民出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按史家均释为须交农产品收获5/6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棱伦时代为止。”贵族不仅垄断宗教、行政、军事、司法等一切大权,还在经济领域对平民进行残酷剥削,进行放高利贷和土地兼并,使大量平民无法生存而沦为债务奴隶。公元前632年,发生了“基伦暴动”。可见雅典平民的生活日趋窘迫。其中一部分平民随着殖民的大军寻找新的生机。

罗马人辛尼加对希腊人移居海外的原因作了下列评述,“有的是遭敌人侵略,城池被毁坏,物品被抢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内战而被驱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过多,为了减轻负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难以克服的天灾而离乡的;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传说的诱惑而出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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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洋.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的形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总体艺术的城邦 篇4

1 城邦——古奥运会产生的动力源

1.1 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兴起

“城邦是起源于地中海海岸的现象,城邦在它兴起的那一刻起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一个都市地区,从一开始它就意味着城市与其它周边地区的同在,最初是通过合并乡村小社区而形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城邦形成过程”。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亚、非、欧三洲交界处,东邻爱琴海与西亚的波斯帝国遥遥相对,南隔地中海与埃及相望,希腊多山,土地贫瘠,地形被山脉阻隔,分成许多小块,所以希腊公民以种植橄榄为主要农业,但是粮食供给很困难,漫长的海岸线与众多的岛屿使希腊有许多天然的良港。希腊对外开放,海上贸易频繁发达。无边无际的海洋易于激起人们的冒险的欲望,激起一种超越的勇气,贫瘠的土地也使人们外出航海,谋求生路。在温度适中、气候宜人的海洋性气候中生长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的更快且更加和谐,没有酷热使人消沉或懒惰,也没有严寒使人僵硬迟钝,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希腊人的精神变得活泼与平衡,他们的人生态度积极而又生动。

希腊以一个城市与其周围的村庄形成了不同统治制度的国家即城邦,而且各个城邦间长期间独立,战争频繁,造就了它们民族冒险的意识与精神,早在荷马时代,古希腊就拥有200多个奴隶制城邦,每个城邦的统治制度与历史都不相同,比如:雅典以民主制为主,斯巴达是贵族专制制度,还有君主制、寡头制等,城邦在希腊是高于家庭、村落、部落上的特殊联合体即公民集体。这些城邦间战争不断,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在有史以来就有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圣的最高权威,如:“周天王”、称帝的殷王朝。而且古希腊的城邦也不同于春秋时期的五霸,那么现代社会城邦延续的最好典范也许就是中国的香港了。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使得希腊人开始向外扩张,由于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减少,粮食的短缺,过剩的人口只有到海外去寻找生存的机会,这就使得希腊人在当时不得不进行殖民扩张,他们在与海斗争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的意志,锻炼了自己能争善斗的品格,这种品格对古奥运会的产生奠定了很深的动因。

1.2 城邦制度缔造了公平竞争的新伦理

希腊的城邦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的主权国家。城邦制度赋予了希腊民族追求独立自主、个性自由、尊重个人价值和反对绝对权威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每个城邦都向它的邻邦要求自由和自制,要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物。“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些个性,这些个性愈是高度发展,愈是强烈的被意识到,就愈是不愿意哪怕是部分的牺牲它”。这些城邦坚持自由、民主、法律、正义、智慧等伦理精神,并且渗透到竞技体育比赛中,而公平竞争成为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

1.3 城邦间的商业往来创造了和平、广泛的新境界

各个城邦在战争之余,在环地中海经济圈进行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形成了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庞大的经济活动中心,可以说这一种经济活动无形中促使古奥运会不断的持续下去,这种经济活动与古奥运会形成了天然的联系。古奥运会期间人们停止战争沉浸在和平的经济交往活动中,希腊每个城邦的人们都可以去参加祭祀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广泛程度。因此,古奥运会可以说是随着城邦的祭祀活动而演化来的,又是随着城邦间的频繁的经济商业往来而不断的推向前去。

2 古希腊城邦的战争、宗教、教育与渴望和平对古奥运会的影响

2.1 城邦安全与竞争

古希腊200多个城邦从未独立的牢固的统一在一个政权体系中,即使在亚历山大帝时期,战争也从未停止过,战争对古希腊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各个城邦都是为了培养战争所需要的人才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每个市民不能成为体育的门外汉,应该具有坚实的身体条件,一旦国家危急时便能随时出征尽自己的力量保卫国家的权利。”战争不仅仅对人的身体提出要求,而且,古奥运会初期的比赛项目也反映了战争与古奥运会发展的关系,从单一的赛跑项目发展成摔交、混斗、赛马、战车等综合运动项目,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力量的追求。

最早的体育项目是有祭祀活动演变来的,希腊人认为神不是抽象的精神,它与人同行,而且就生活在人的身边。神与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神的体形更完美,比人更有力量。出于对神的崇拜,也为了在形体上最大限度的接近神,希腊人常常在祭祀活动后裸体进行体育比赛。在希腊人眼里,健美的身体是接近神并得到神的赏识的最佳方式,因此,他们创造了竞技体育,并将体育当成了生活的重要内容,许多人成年累月的勤修苦练,把培养完美的身体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

希腊人对英雄的崇拜接近于神,在古希腊的哲学内涵里,英雄和善的内涵是一致的,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是身体强壮的,善的标准是力量,技巧和勇气,英雄会得到人们的尊敬,社会的认可,而造就英雄一是通过战场上的拼杀取胜,二是通过在奥林匹克赛场上夺冠。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展现自己高超的技艺与健美的体魄,对英雄的崇拜和对体育运动的狂热,成全了希腊对竞技体育比赛的强烈认同。

2.2 城邦宗教对古奥运会的影响

凡是宗教信仰,不论古今,都有宗教礼仪,礼仪是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所有的宗教活动中,祭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宗教崇拜形式。这是因为宗教仪式属于实践的范畴。如一些学者所说:“原始宗教不仅仅是早期人类对周围世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和理解,而是具有礼仪规范与价值规范的效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力量。奥林匹克竞技就是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一种体育竞技赛会的宗教祭祀礼仪。参赛的人们通过礼仪仪式,以最完美的方式努力去表达他们的力量与勇猛,古希腊人的这种祭祀活动完全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战争之外人们进行各城邦间的交流,围绕着希腊这个文明中心进行经济利益、政治需要和文化传统的交流与合作。古奥运会是整个希腊民族欢聚一堂的盛大集会,来祭祀各城邦共同信奉的神灵—宙斯。这对促进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团结、维护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祭祀活动,才使得希腊城邦成员聚集在一起用自己健美的身体、超常的技艺来祭祀奥林匹斯山众神,向神表示虔诚,祈求神的保佑。由于在这个崇尚英雄与力量的尚武民族的审美观念中,超人的力量、协调的动作、惊人的速度、完美的技能、还有发达的肌肉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也是奥林匹斯山诸神喜欢的”。可以说古奥运会就是由于古希腊对神的奥林匹克祭祀体育竞技赛会逐渐发展起来的。

2.3 城邦的和平节日

“奥林匹亚竞技会由最初的一天发展成五天,每到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前树日,希腊的伊利斯城邦就派出三名使者头戴橄榄枝编就的桂冠,受持节杖前往各城邦宣布即将举办奥运会,各城邦进入“奥林匹克休战日”开始邀请人们参加奥运会。这些使者所到之处均受到人们的欢迎,停战一经宣布任何人都不得进行任何的军事活动,否则将会受到处罚”。这标志着神圣的休战日使的古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和平与友谊的盛会。体现了古希腊人渴望和平的意愿,这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思想,主题及奥运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2.4 城邦教育制度

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的教育,斯巴达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养勇士,使其能够维持特权,而雅典的教育更注重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尽管这两种教育制度不同,但是体育占有重要的位置。总之,古希腊教育思想中把运动能力和身体健壮以及品德教育防在重要的位置。“德智皆寓于体”的思想就是古希腊教育家阿里斯多德提出,古希腊的教育体系表明:一个人的运动能力和身体强壮程度体现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及社会的地位。由此形成了古希腊人追求健与美的体育观,并驱使人们寻求一种表现健与美的方式,古希腊的教育思想与观念成为古奥运会产生的心理动因,而且古奥运会的许多比赛项目与希腊的体育教育内容都相同,这些无不证明古奥运会的产生与希腊教育制度的密切关系。

2.5 城邦对身心和谐发展的追求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写到:“奥林匹亚竞技会,是一种活的象征,表示希腊人重视身体,这也表明特别重视和谐。”他们所追求的是身心和谐发展的人,体育锻炼与人的生理状态、心智技能和审美趣味都有联系,体育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典型的古希腊精神。

古奥运会不仅是体力的竞赛也是美与人格的竞赛,优胜者戴上桂冠,被塑为雕象被人们欣赏和景仰,古希腊通过教育所培养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不但要有智慧的头脑,还要有健美的身体,没有一个公民不受过练身场的训练,惟有这样才算有教养的人,否则就将为身份低微的人,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先就都是出色的运动家,还有的在运动会上得过锦标。“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写到: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正是这种思想的转变才使古希腊人对身心发展的和谐的追求。

人文主义思想为奥运会注入了思想动力,希腊文明的发展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人际关系,建立了城邦制,公民敢于自我肯定勇于自我追求目标,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敢于自我肯定的精神,而且雅典城邦中的公民都享有体育运动的权利和接受包括体育在内的其他教育的权利。

3 古代奥运会的消亡

3.1 希腊奴隶制城邦的崩溃

“公元前776年—前388年是古奥运会的黄金时期,公元前388年—前146年是古奥运会开始衰落的时期。古奥运会是以奴隶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确切的说希腊奴隶制城邦的衰败导致古奥运会的衰亡”。奴隶制城邦虽然经历了自己的辉煌文明时期,但毕竟是有着奴隶制的阶级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邦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加剧,经过了斯巴达和雅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由盛向衰转变奴隶大批的逃亡,经济逐渐萧条,由各城邦组成的环地中海经济圈开始瓦解。古奥运会失去了文化纽带维系,就在也不是盛会了,从而走向了衰败,公元前338年的马其顿王国的南侵更加速了古代奥运会的衰亡,随后,亚力山大帝虽自己不喜欢体育运动,仍积极支持,并视奥运会为古希腊最高的体育活动,为其增添设施,不过这一时期古奥运会的精神大为减色,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

直到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将其变为一个省,起初虽然仍举行运动会,但奥林匹亚已不是唯一的竞赛场地了,而且罗马统治着随意举办运动会篡改比赛规则,最终废止了古奥运会。直到近代法国人顾拜旦重新恢复奥运会,这才以“现代奥运会”的形式重新走进了历史,并被现代人把奥运会的精神发扬光大。

3.2 基督教给古奥运会带来了灭顶之灾

“基督教教义要信徒们驯服,博爱,苟且偷生,成为罗马皇帝的顺民,罗马统治者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基督教作为罗马的官方的统治工具”。米兰赦令的发布,基督教有非法变为合法,这可以说是古奥运会灭亡的原因之一。“自从罗马皇帝将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后,古奥运会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基督教看来奥运会是一种异教活动”。古奥运会祭祀的是宙斯神,这与敬奉上帝的国教——基督教相冲突,自然是为罗马帝国所不容的,必须被取缔。其次,基督教宣传的禁欲思想与奥运会的平等、自由、开放思想相抵触,基督教认为身体是恶魔,反对公平竞争,因此奥运会被取消是大势所趋。

总之,古奥运会的产生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给奥运会注入了文化源泉,奥运会展现给人类的不仅仅是对神的崇拜与超长技艺的展现,更是体育文化与精神的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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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艺术的城邦 篇5

设计师们运用中西合璧的设计语言、手法打造了旭辉十九城邦地中海风情社区。以私密而富有阳光气息的风格, 依托高端定位的高尔夫球场资源, 搭配成为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之作。整体建筑采用地中海建筑风格, 以淳朴的色彩搭配、简单浑圆的线条营造舒适休闲的生活气息, 释放温暖浪漫的生活情调。同时汲取古典建筑中的优美元素比例, 使建筑外观在现代中流露出古朴的美, 总体风格大方又耐人寻味, 与项目用地的高尔夫球场相互衬托, 洋溢着浓厚的异域风情。该项目为廊坊市营造了一个健康、现代、优美、人性化的综合社区, 奠定了本项目在廊坊的宜居形象, 将崇尚高品位生活方式和追求浪漫风情的精髓展现在人们眼前。户型设计独具匠心, 以其高品质和稀缺性, 多次荣登区域楼盘销售冠军。

建筑设计上, 本项目突破了传统建筑的复制感, 注重社区内空间的多样性、宜居性、综合性,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融合, 达到价值的最大化, 环境的可驻留, 形成丰富生动的心灵家园。我们遵循的设计理念就是为新世纪的城市一族创造具有高档次和活泼、富有创意空间的精品社区, 将人与商业和居住的环境视为整体, 并强调人的主体性, 激发使用者对所居住环境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

总体艺术的城邦 篇6

《政治学》一书共分为八卷。卷一论家庭,卷二论理想城邦和优良城邦,卷三公民和政体理论,卷四现实政体的类别,卷五政变和革命,卷六建立较为稳定的平民和寡头政体的方法,卷七政治理想和教育原则,卷八青年训练。从字面上看卷三、卷四、卷五、卷六都直接与政体有关,通读内容可知卷二对政体已有涉及,卷五和卷六也是在优良政体的框架下展开施行的。所以八卷内容,七卷与政体有关,可见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看重,也注定政体在《政治学》中的重要地位。就目前来看,对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分析的论文颇多,但大都是就政体论政体,讨论政体的分类,理想政体与现实政体等等,本文想从不同的角度,以政体为核心,从政体与城邦、公民、法律,城邦幸福生活的关系四个方面来探讨政体在城邦政治中的重要性。

一、政体与城邦:政体的同异决定城邦的同异

政体作为政治组织形式总是属于某一城邦的,政体对城邦意义重大,在城邦中处于核心地位。就城邦含义而言,亚里士多德在开篇就提到城邦是寻求至高至广善业的政治团体。这是从团体属性以及目的角度所定义的城邦,此外就城邦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出于自然的演化从家庭经由村落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因而概括来说,城邦是从家庭经由村落自然演化而来的以促进人类善德之实现的政治组织。在城邦具备相当的物质条件之后,就要探讨什么形式才是最好的而又可能实现优良生活的体制,这就涉及到城邦的政体。政体是全城邦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是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性质由城邦的最高治权来决定。政体对城邦关系重大,与马克思主张国体决定政体、政体体现国体的性质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赋予政体以决定性的地位。它是确定一城邦区别于另一城邦的标准,政体发生变化,城邦就不再是原来的城邦。具体方面,政体作为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是通过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安排政权以及订立城邦及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来具体发挥职能作用的。

二、政体与公民:政体决定并体现公民政治生活

整体与部分的分析方法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运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按照这一方法,城邦作为一个整体乃是许多公民的组合,要阐明城邦是什么须先行研究公民。对于公民,亚里士多德所下定义为“凡是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这一定义广涵而恰当地说明了公民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具体地道明公民身份的类别。而公民身份的类别取决于品种不同的底层,“公民身份的不同底层就是不同的政体”。因此公民身份与城邦政体的关系表现在两点,一是公民资格的产生离不开对政体的参与,按照公民定义,要想成为公民就必须参加城邦政体,享有政治权利。二是公民身份的类别取决于城邦政体的类别。此外,公民想要过自足且良善的生活,离不开自身德性的养成,而公民的品德应该符合他所属的政治体系,所以公民德性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政体的优劣。

除了以上一般的政体对公民身份和公民品德方面的影响外,由相对具体的政体分类所产生的类别中也能展现何谓公民。政体凭其所立的宗旨及其政权的形态而分类。就宗旨而言,凡照顾到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为其谋求优良生活的为正宗政体,反之仅顾及统治阶级利益的变态政体。就政权形态而言,正宗政体可依统治者为一人,为少数人或为多数人而分作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个类型,变态政体相应地分作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由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可看出,政体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符合“公意”然后才是谁来掌握最高治权。亚里士多德认为具有正宗政体之下的成员才能被称为“公民”,否则就不能称为“公民”。

此外,公民的政治生活也就是在政体的安排下展开的。城邦都有议事、行政、审判三机能。各种政体对这三种机能也会有与之相符合的安排。例如就议事机能的方式,平民政体为全体公民合议一切事情,寡头或贵族政体为部分公民合议一切事情,共和政体则为全体公民合议部分事情而部分公民合议另一些事情。

三、政体与法律:政体是法律制定的依凭

在对城邦政体进行分类之后,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探讨城邦的治理方法,主要是讨论城邦的最高治权应该寄托于什么,寄托于怎样的人们,是寄托于“群众”或“富户”或“高尚人”或“全邦最好的一人”或“僭主”。经假设分析在这五者之中选取任何一项,都会发生不相宜的后果,归结共同的原因在于任何人都难免受感情的影响产生政治上的偏私,阻碍正义的实现。由此,就要寻找能克服人本性上的弱点的事物来作为最高治权的寄托,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的体现”,到此最高治权的疑难问题得以解决,城邦最后的裁决权力应该寄托于正式制定的法律。城邦虽应以法律为治,但并非一切法律都是善法,政体决定着法律,法律必须根据政体来制定,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政体或乖戾的政体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由此可见,法律作为城邦治理方法是应普遍存在的,但法律又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合乎于现实城邦的政体,随政体的变化而变化,随政体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关于城邦政体与法律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就理想政体的论述思维中,政体与法律也有着对应的一致。尽管不同的城邦适合于不同的政体,但亚里士多德关心的是对于大多数城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在分析六种政体类型的基础上,他认为相比平民和富人,中产阶级有最佳的善德,境界最高,很少有极力争夺自由或财富的野心,更具稳定性。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混合了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共和政体,可以避免沦为两种极端的变态政体或演变为僭政从而保持城邦的稳定和持久,而且还可以更容易做到兼顾各阶级的利益,是最好的政体。由此,亚里士多德建议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这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在政体设计上的中庸之道,而在讨论城邦最高治权寄托于法律的原因时,亚里士多德曾说“要使事物合于正义,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法律特性与理想政体的设计思维具有高度的暗合性可以推测由理想的共和政体所组织的城邦中,法律与政体的高度一致性,可有效地确护法律的权威,切实保障法律的实施,维护城邦稳定的秩序,快速达致至高的善德。

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政体,他的另一个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思想是他的法治思想。而就法治思想的含义来看,法律的制定也是离不开政体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法治的“良法”和“守法”两个构成要件,而良法的产生又必须基于正宗的良好的政体,同时良法的要义之一又须是能够维护合理的城邦政体于久远。所以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施行或者说法治理想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政体,这又一次地说明了政体与法律的紧密联系以及政体之于法治的重大意义。

四、政体与城邦幸福生活:政体是实现最优良生活的关键

城邦优良生活其实就是生活于城邦的人们最所乐愿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能够有所造诣于优良生活者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只有幸福的人才完全具备这些诸善,既然人们所希冀的生活是以善为本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何以寻求?因为人天性是趋于城邦政治的动物,所以人们乐愿的优良的生活方式须在城邦政治中实现。城邦政治最为核心的便为政体,因而最优良的生活应该是寓于各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的政体中。所以政体的存在以及优劣是关乎城邦人民能否幸福的关键因素,若没有政体,一切美好的愿望将会落空,在城邦中唯有政体确切地说是优良的政体才能将生活的愿景切实地搭建起来。政体之于幸福的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只有具备了最优良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

在考虑到城邦人口的数量要保持在既能保证生活自足又不失秩序,城邦疆域以保证人民宽裕而不失节制的闲暇生活为度的情况之外,亚里士多德最为关心的就是获得优良政体的要点。此时他将最优良的政体等同于最幸福的生活方式,认为获致这种生活必须有适当的配备,才德便是重要的配备。“幸福为善行的极致和善德的完全实现,”所以公民善德为幸福生活所需,而公民入德成善有三端,天赋、习惯和理性,天赋为出生时所具备,后因教育养成习惯,发展成理性而独具才德。所以教育对公民的才德的养成起着关键作用,而教育方针的设立,教育制度的订立,教育费用的负担不由得又回归于城邦政体框架下的具体安排。所以不论是城邦幸福生活的总目标还是实现总目标的具体举措实施都依赖于政体,决定于政体。

五、结语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政体是城邦的灵魂,它与城邦其他要素都存在紧密联系且主要是以政体为核心,政体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通过全文对政体与城邦、公民、法律、城邦幸福生活关系的分析可知,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赋予了政体以德性,政体有优劣之分,以城邦善德目的为依归的照顾到全邦人民利益的以培养城邦人民才德为务的政体才应该是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结合我们现代的政治生活理念,最主要的是把一切事物寄托于法律治理的法治理念,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已提到,值得我们继续实践学习,但除此之外,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反思的是除法律手段之外的最为根本的德性的培养,政体的德性,公民的德性,毕竟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和获致幸福的基础,愿这被物质欲望充塞的已有些浮躁的现代社会能通过善德的培养获得一份精神上的厚重与安宁!

摘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一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与原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政体理论占据最大篇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就内容来说,其重要性具体表现为在一个城邦的整体组织架构中,政体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一城邦与其他城邦相区别的标志,是公民政治活动的集中体现,是法律制定的依凭,是达致城邦善德目的的必备条件。本文从政体与城邦、公民、法律以及城邦幸福生活四个方面的关系来论述政体特别是优良政体对于城邦政治的重要性。

关键词：城邦,政体,公民,法律,善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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