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及特点

演变及特点（精选12篇）

演变及特点 篇1

区域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进行的, 区域空间结构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布局状况、生产要素聚集程度[1]。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必定是区域差距的原因。因此需要了解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状况和特点, 通过调整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发展和完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产业结构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同经济发展相互作用, 这种变动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鉴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作用, 对产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偏离——份额分析模型是一种定量研究方法, 能准确的评价经济运行成效, 被广泛运用于产业结构演进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研究。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资源、财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分配形态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2]。

1 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综述

不同的学者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陆大道认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以及反映这种关系的客体和现象的空间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 (陆大道, 1995) 。崔功豪等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经济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和形式, 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区位特点以及在地域空间中的相互关系 (崔功豪、魏清泉等, 1999) 。陈才认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上的空间组合关系, 是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网络诸关系的总和 (陈才, 2001) 。曾菊新认为, “空间经济结构”指的是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在一定地理范围中以分布的位置、形态、规模和相互作用为特征的存在形式和客观实体, 它反映了以地理空间为载体的经济事物的区位关系和空间组织形态, 为各种物质实体要素构成某种空间联系和作用关系的总和, 它体现了事物的属性和相互关系, 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空间组织形式 (曾菊新, 1996) 。陆玉麒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一定地域范围所形成的组织形式, 包括的内容: (1) 以资源开发和人类经济活动场所为载荷的经济地域中心问题的空间分异与组织关系。 (2) 空间实体构成的某种等级规模关系。 (3) 各种空间实体之间存在的某种要素流的形式 (陆玉麒, 1998) 。樊新生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有以下两个内涵: (1) 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及经济客体的空间集聚形态; (2) 指空间经济客体之间某种性质的联系, 强调经济客体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樊新生, 2005) 。王世豪认为,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象, 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可由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等级和优化程度体现出来, 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又反映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状态和演化过程 (王世豪, 2007) 。

2 研究思路和方法

由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有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地理学研究的方法也可以研究区域经济学。本文利用Arcview来表达地理空间模型中包含的区域经济特征, 直接利用大量数据借助软件制图, 通过图形思维来观察和分析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本文以地州、市域为空间的点要素来研究, 假定研究的空间单元都为均质的区域。通过研究1995年以来甘肃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个地州 (市) 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 从整体上分析甘肃经济的空间变化和特点。

文中首先选取人均GDP作为经济结构的评价指标, 因为人均GDP可以反映人均经济增长情况, 能够比较充分的反映区域间差异的程度, 并且可以从现行的官方统计资料中获取数据, 保证数据的可信度和完整度。其次分别选取三大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甘肃产业布局演变的评价指标。

选取甘肃各州 (市) 1995年、2000年和2008年的人均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 文章以2008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将各州、市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 共14个研究单元。数据来源于《甘肃统计年鉴》。

在Arcview中把该研究对应的属性值 (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 与图形相结合, 对其经济空间结构、产业分布空间格局进行研究, 对整个甘肃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分析, 进而深入分析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特点。

3 甘肃省经济空间结构

过程记述客体在t0, t1, …, tn时的状况, 即客体的时间结构。空间演变过程着眼于要素集合时空耦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研究它们沿时序轴的空间发生、发展、增长、扩散、演变过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指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空间联系在时间轴上的变化[3]。

3.1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根据甘肃1995年、2000年、2008年各州、市 (包括地级城市的市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 按全省平均水平的150%、100%、50%把各州、市相对地划分为经济发达区、次发达区、欠发达区和落后区4种类型。

注:每对数字代表人均GDP范围, 如“25911, 69414”代表2008年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大于25911元而小于等于69414元

1995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兰州市和金昌市;次发达地区1个, 为酒泉地区;欠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张掖地区、武威地区及白银市;落后地区有7个, 分别是庆阳、平凉、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 其中庆阳、天水、平凉、甘南地区人均GDP均接近全省水平的50%, 其余3个地区人均GDP 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8%左右。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 经济发达区也是甘肃省资源型城市。

2000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酒泉地区上升为发达地区 (由1995年1.38上升到1.61) , 甘肃省的发达地区增加到4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兰州市、金昌市和酒泉地区;张掖市由欠发达区上升为次发达地区 (由1995年0.92上升到1.06) ;欠发达地区有3个, 分别是平凉、武威地区及白银市, 平凉地区由落后地区上升为欠发达地区 (由1995年0.46上升到0.59) ;落后地区减少了1个, 有7个, 分别是庆阳、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 其中庆阳、天水、平凉、甘南地区人均GDP均接近全省水平的50%, 其余2个地区人均GDP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0%左右。

至2008年甘肃省的基本经济空间格局为:发达地区减少, 仅有2个, 分别是嘉峪关市和金昌市;酒泉市和兰州市成为次发达地区;原为次发达地区的张掖市成为欠发达地区, 而原为落后地区的庆阳上升为欠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有4个, 分别是张掖地区、武威地区、白银市和庆阳地区;落后地区有6个, 分别是平凉、陇南、甘南、临夏、定西、天水。全省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 嘉峪关市的人均GDP是定西的19.24倍。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基本保持不变, 主要依托资源型城市带动经济增长, 未出现增长极带动周边经济增长的“极化效应”。

3.2 甘肃第一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根据甘肃1995～2008年历年各地 (市) 第一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农业化程度, 分析甘肃农业空间布局及其演变。

1995年临夏州和张掖市 (分别是0.506、0.504) 农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0.5, 除金昌市、嘉峪关市、兰州市、白银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小于0.25外, 其他各州、市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均在0.25～0.5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比重逐年降低。2000年甘肃各地区农业产值占总产值均小于0.5, 农业比重小于0.25的地区增加到6个, 即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兰州市、白银市与天水市。与2000年相比2008年甘肃各地区农业产值占总产值小于0.25的地区增加了4个, 即武威、临夏、庆阳和平凉地区, 其余各地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有减少。

3.3 甘肃第二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根据甘肃1995～2008年历年各州 (市)

第二产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工业化程度, 分析甘肃工业化空间布局及其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工业化程度 (整体上) 比较低。1995年嘉峪关市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大于0.75;金昌市、白银市和兰州市工业生产总值占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0.5外, 其他各州、市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小于0.5。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是资源型城市, 点状分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原来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区进一步发展, 工业化空间布局出现扩张的趋势。2000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5的地区仍然为4个, 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2但小于0.5的地区由1995年的4个增加到8个, 即酒泉、张掖、武威、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及临夏, 但有两个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小于0.25, 即甘南州和定西地区。与2000年相比, 2008年金昌市的比重超过了0.5;兰州市的比重略有下降, 低于0.5;庆阳地区工业比重上升, 大于0.5;甘肃各地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大于0.5的地区仍然是4个。其余各地区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有增加但变化不大。

嘉峪关市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偏西, 是伴随1958年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现在已逐步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工业旅游城市, 处于工业化中期。金昌市, 又称为我国的“镍都”, 是依托当地矿产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矿业城市, 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和钴铂族元素提炼中心。目前, 已探明的各类矿藏有50多种, 在有色金属矿产中, 镍、铜、钴、铂储量最为丰富。其中镍金属储量为444万吨, 占全国保有储量的78%以上;铜金属储量280万吨, 位居国内第二;铂、钴金属储量也分别位居国内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丰富的矿产资源为金昌出口创造条件。仅在2005年金昌的金川集团公司镍、钴出口数量分别达到了7766吨和444吨, 出口创汇11569万美元和444万美元;2006年上半年, 铜出口量达到2500吨, 出口金额为1194万美元。可见, 金昌市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城市, 有色金属资源及其相关产业已构成其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白银市是我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基地之一, 是以铜矿资源开采加工而形成的资源型城市, 被誉为“铜城”。经济发展是以有色冶金、化工、煤炭、电力、建材等资源耗竭型工业为主。庆阳是甘肃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基地、长庆油田的主产区, 石油资源储量28.47亿吨, 2003年原油产量为186万吨;西峰油田已探明三级地质储量4亿多吨, 庆阳煤炭藏覆盖全市, 全省1428亿吨预测储量中, 庆阳占1342亿吨, 是全省预测储量的94%。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甘肃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整体上比较低, 1995年各地区、市第三产业比重均低于0.5, 其中有6个地区、市第三产业比重低于0.25。2000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逐步上升, 出现比重大于0.5的地区, 共计5个, 分别是武威、兰州市、平凉、天水和甘南州;比重小于0.25的地区减少为3个, 张掖、白银、临夏州的比重略有上升, 均超过0.5。与2000年相比2008年甘肃各地区工业产值占总产值小于0.25的地区只有3个, 即嘉峪关市、金昌市和庆阳市, 其余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均大于0.25小于0.5;与2000年相比, 武威、兰州、平凉、天水、甘南州第三产业的比重均有所下降。

4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特点

根据经济空间结构理论, 一个特定范围内的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是与其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的。以2008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将各地州、市作为独立的研究单元, 共14个研究单元。依据《甘肃统计年鉴》中的公开数据, 使用GDP这一指标测算了1995～2008年期间各地州、市经济总量及其在全区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的增减变化情况, 如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用GDP总量反映的甘肃区域内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特点如下:

(1) 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点之间配置状况没有显著变化。1995年以来各地州、市在全区GDP中所占的比重有升有降, 但变化幅度不大。金昌市、庆阳地区比重略有上升。兰州市、天水市、张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

(2) 整个甘肃呈现“单极核”经济结构。“单极核”结构明显。1995年、2000年与2008年兰州市GDP总量占全甘肃省经济总量分别为27%、29%和38%。由于人口分布不均衡嘉峪关、金昌、白银、庆阳地区GDP总量占全甘肃经济总量的比重不大, 但人均GDP位于前列, 经济较发达地区均集中在资源型城市, 矿产资源丰富;而较落后地区均集中在农业地区, 工业产值低。

(3) 甘肃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工业化程度的空间差异与甘肃自然资源的空间分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开发在甘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主要矿产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甘肃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城市所面临的转型问题, 不利于甘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工业化的初期, 矿产资源开发是区域发展的初始动力。可以直接增加收入, 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可以吸引外部投资, 改善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 为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可以通过前向、后向联系形成产业集群。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 各种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和经济意义会发生变化, 将导致区域主导产业的变更, 经济增长点的兴衰更替。因此, 甘肃矿产资源及其分布的空间差异是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决定因素之一。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 1995年以来, 工业化是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工业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演变与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存在着空间耦合关系。

按照弗里德曼等学者的研究, 甘肃工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该阶段的空间格局特点主要表现在:①强大的中心——外围阶段。在这一阶段, 低水平经济空间均衡状态被打破, 空间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 大量企业家、知识分子、劳动力由外围地区向中心迁移,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为中心——外围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②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发展迅速。矿产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的地区, 工业首先获得快速发展, 成为区域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进一步吸引大量流动人口在此聚集, 使相关服务业得到发展, 逐步成为城镇或工矿城市。在这一阶段, 若干封闭性的地方中心可能发展成为城市, 也可能衰落或者发展缓慢。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有: (1) 甘肃各地州 (市) 经济发展差距大, 缺乏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程度高的地州 (市) , 不利于经济的集聚。 (2) 甘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牧区。 (3) 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域人均GDP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但总产值占甘肃省GDP总量比重不大。 (4) 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嘉峪关、白银、金昌均属于资源型城市, 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

因此, 要加快甘肃经济发展, 必须对区域集聚效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要发挥各“点”的经济优势, 重点培育兰州、天水、嘉峪关为经济增长点, 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提高产业结构层次, 强化集约开发, 优化甘肃省产业结构。要对甘肃工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 甘肃重工业内部结构单一, 主要是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资源型工业, 对产业结构进行提升, 实现甘肃经济空间结构升级的科学化和有序化。

参考文献

[1].安虎森.空间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1

[2].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12

[3].樊新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研究[D]:[博士论文].河南大学, 2005

[4].甘肃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2009

演变及特点 篇2

市场营销观念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实现高效营销的根本保证。尤其是现代市场营销观念，在对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企业利润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营销观念随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市场营销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新的营销观念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营销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营销观念的演进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生产观念阶段，产品观念阶段，推销观念阶段，市场营销观念阶段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阶段。

一、生产观念阶段： 生产观念是以产品生产为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消费者只关注买得到和买得起的产品。它是一种最古老的经营思想，是典型的“以产定销”观念。因而，企业生产什么，消费者就能且仅能买什么。生产观念的核心是以生产者为中心，企业以顾客买得到和买得起产品为假设的出发点，因此，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供给并努力降低成本和售价。企业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其实也没必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在生产力水平低，市场表现为卖方市场的情况下，这种观念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企业对市场的关心，主要表现在关心市场上产品的有无和产品的多少，而不是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管理中以生产部门作为主要部门。

二、产品观念阶段：

产品观念是指企业不是通过市场分析开发相应的产品和品种，而是把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作为一切活动的中心，以此扩大销售、取得利润这样一种经营指导思想。产品观念不仅注重生产数量，还注重产品质量。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只要物美价廉，就会顾客盈门。如果说生产观念着重强调“以量取胜”的话，那么产品观念则是着重强调“以质取胜”。由此可见，产品观念是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但它已经多了一层淡淡的竞争色彩。此时，企业最容易导致“市场营销近视”，即不适当地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而不是放在市场需要上，在市场营销管理中缺乏远见，只看到自己的产品质量好，看不到市场需求在变化，致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三、推销观念阶段：

销售观念基于这样的思想，即如果使用进攻性的销售技巧，人们会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而高销售带来高利润。这种观念不仅强调对最终购买者的销售，而且也鼓励中间商更加主动地推销生产者的产品。持销售观念的企业，其经营的核心在于推销和促销而非消费需求。

四、市场营销观念阶段：

市场营销观念是一种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的经营思想。它认为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应以消费者中心，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是企业的责任。具体表现为：“消费者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就卖什么”。因此，企业十分重视市场调研，不断地满足市场需求和发现尚未满足的市场需求。由此可见，市场营销观念是一种“以需定产，以需定销”的观念，重点在“营”，强调“谋划”“策划”。

五、社会市场营销阶段：

演变及特点 篇3

摘要“中国当代教育思想的擅变，是与当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步行进的，也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曲折命运相联系的”。它的发展与我国社会、教育发展历史的阶段性和学校体育发展历史的阶段性紧密相连。

关键词学校体育思想演变特点

首都体育学院周登篙教授将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见表1。

表1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

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和学校体育思想的阶段性特点，对我国近代以来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进行分期的。本文根据以上学者的观点，将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1.军国民体育思想时期（1840年-1919年）；2.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时期（1919年-1937年）；3.自然主义和民族主义体育思想共存时期（1937年-1949年）；4，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时期（1949年-1966年）；5.劳动、军事代替体育思想时期（1966年-1976年）；6.学校体育思想繁荣发展时期（1977年-至今）。

一、军国民体育思想时期

（一）本时期学校体育教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与过程

清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由日本传入我国，并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学校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这个时期，社会各阶层和政府都极力提倡和推行军国民主义教育方案及其实施办法。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在学校体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

由于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为主导的学校体育被作为强国强民、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在“尚武救国”口号声中逐渐被提倡，由此奠定了学校体育的政治地位；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从资产阶级全面教育角度来倡导军国民体育，初步确立了它在学校体育中的地位。

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时期

（一）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兴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广泛传播，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由基督教青年会传入我国，通过留美学者归国以后培养学生和著书立说，得到广泛系统的传播。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

自然体育观源于法国卢梭的体育思想，20世纪20年代，从美国传入我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主任威廉姆士是近代自然体育学派的创导人之一，其主要论点是：A.体育是人类生活的经验和习惯，是生活的需要。B.体育是教育的一种形式和方法。C.本能是身体活动的原动力，体育活动必须发展人的本能活动。自然体育观强调“教育人”、“培养品格”，宣扬纯生物学的观点。自然体育思想在中国体育界曾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近代体育史上有巨大影响。

三、民族主义体育思想时期

这一时期是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之一。除自然体育思想之外，有影响的还有体育军事化思想和主张以中国传统体育（武术）为主的思想。其特点是学校体育军事化、普及化，学校体育应培养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形成军事上、国防上所需的运动技能。

四、苏联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时期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恢复国民经济并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对旧中国的教育文化等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这个时期的学校体育思想经历了否定美国自然主义体育、引进吸收苏联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变化。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其主要观点认为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手段。这一时期以学习掌握竞技运动技术为主的运动教育论思想及相应的体质教育论思想一直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居主导地位。

五、学校体育思想新的发展时期

（一）改革开放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背景和趋势。1976年月10月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而且自身也正经历着不断深入与发展的新过程。

（二）本时期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新世纪的学校体育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学校体育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中将发挥一定的作用。学校体育的改革目标与素质教育的结合将更加关注人的个体发展，“以人为本本”将成为新世纪学校体育改革重要的指导思想。

六、小结

（一）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经历的时期。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经历了五个主要时期。这五个时期的划分，初步理清了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

（二）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所受的影响和制约。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受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时代背景不同，学校体育思想也不同。这充分说明学校体育的社会功能和固有的本质属性。

（三）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我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虽然与向德、日、美、苏及各国的学习分不开，但由于传统文化、社会民族心理、政治需要等因素影响，学习过程中片面批判排斥、盲目照抄照搬较多。当今在改革中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四）学校体育界应该正视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现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在现阶段我国学校体育思想还处在一个不太成熟、亟待发展，需要进一步开拓与创新的过程之中；尽快开展学校体育思想的讨论和系统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学校体育思想及实践的发展方向，需要积极学习引进国外学校体育思想，结合自己的国情，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校体育思想理论体系。

演变及特点 篇4

一、北京科技功能定位的演变历程

由于首都地位在赋予北京高度密集的科技资源的同时也带来同一区域内科技资源在管理上的“央属与地属资源的条块分割”。因此, 央属与地属科技资源关系变化也一直深刻影响着北京科技资源优势的发挥。

依据北京区域央属与地属科技资源的关系演变, 可以将北京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功能发展变化分为四个历史阶段。

(一) 央地科技资源行政分割的自我发展 (建国初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奠基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高度集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将北京科技资源与央属科技资源严格分开。在科技教育方面, 以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培养人才为目标, 人才教育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其特点是 :学校建设紧密结合工业化需求, 除去清华、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外, 在各个行业领域, 北京设立了一批的高水平的专业类高等院校, 如人文类的人民大学、理工类的北京理工大学、航天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钢铁学院、地质学院、化工学院等 ;农林类的中国农大与林大等。此外, 医药类、师范类、语言类、财经类、政法类、体育类、民族类、艺术类等各专业类学校的设立过程中, 北京也囊括了排名全国前列的最好院校。将人才培养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 尤其是与工业化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培养了大批适用人才, 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

在科研机构方面, 以中国科学院为核心、以行业研究院为骨干, 以地方科研所为补充的技术研发与应用一体化的科研体系。其特点是 :一是中国科学院大部分基础研究所落户北京, 与高校一起成为知识创新的基地 ;二是依据行业发展需求建立的专业研究院所以解决行业发展的技术问题为基本目标, 进行本行业应用技术研发 ;三是地方研究院所以地方经济发展技术需求为方向, 进行相应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工艺创新。这样以国家科学院为基础, 以行业纵向技术支撑为核心, 以地方研究所为补充的点线面交织的科研组织体系, 与基于高度集权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与人身依附制度体系结合, 并辅之以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顺畅的科研转化体系, 使得政府出资研发的技术可以无偿投入应用, 有效地解决了工业发展的产业技术问题。

在这一阶段, 北京不仅形成了全国科技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优势, 同时基于高度富集的科技资源, 北京在国家科技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与龙头功能也确立起来。

此时的国家科技管理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 由政府直接控制, 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 严格的条块分割组织体系将坐落在北京的科技资源严格地分为北京地方所属与中央所属, 中央科研资源其基本功能是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而北京的科技资源仅仅服务于北京市属机构, 对北京区域外地区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 北京与其他区域共同竞争中央科技资源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

围绕央地资源关系该阶段呈现出三大特征 :一是市场逐步成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力量, 为淡化科技资源的行政隶属特征及其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是, 中央与北京两个层面均开始探索央地科技资源融合问题 ;三是,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得到普遍认识, 全国各地方对稀缺的优质科技资源 (央属科技资源) 展开激烈竞争, 在竞争中, 北京成为最有力的竞争者。

第一, 市场成为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一时期北京科技的资源特色是高新技术企业成为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 高校与科研院所开始进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 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 北京获得了国家的第一个新技术开发实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开始走入科技创新的前台。北京市政府为高科技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我国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深层推进, 促使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相继在北京诞生, 并很快成为首都知识经济成长的主力军。进入到九十年代, 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技术突飞猛进, 北京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高新技术产业是首都经济发展的关键和核心, 确定为北京市新经济增长点。为重点支持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优先升级, 北京市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凝聚高素质的创新和创业人才 ;多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实施优惠政策 , 推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扶持和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 首都科技资源总量和质量在这段时期获得极大的提高, 进一步加强了北京做为全国的科技中心的优势。

第二, 探索央地科技资源融合。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首都科技资源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与变化。一方面, 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逐渐加大 ;另一方面, 一些传统的科研机构逐步开始转型。在这段时期, 首都科技资源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大量行政体制外的科技主体出现, 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能力逐步增强, 对打破央地科技资源分割格局起到关键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均这一时期北京市对科技发展的系统定位是打破行政藩篱、主动提供服务。北京以服务中央的首都功能为目标, 在科技管理体制方面主动为中央科技资源提供服务, 表现为 :一是北京市科委面向在京所有机构进行项目招标, 放开北京的科技资源 ;二是积极为在京中央科技资源提供服务 ;三是建立一体化的行业管理基础制度, 例如合并中央与北京的科技资源的统计制度, 建立面向全北京的条件平台等等。

第三, 央属与地属资源分割关系被北京与其他地方竞争央属资源的竞争关系所取代。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阶段科技管理显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 科技体制改革逐渐展开,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大量的央属、地属科技机构改制走向市场, 原有的身份特征被市场经济主体这一属性所替代 ;二是, 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进一步明确, 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灶吃饭”制度大大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扩大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加之在这一时期国家创新模式主要是计划主导模式, 即设立国家科技计划, 同时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国家科研经费大多以国家科技计划的形式出现, 政府工作人员管理着科研经费的配置。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 (863计划) 、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计划。引发各地区竞相争夺的稀缺科技资源, 在这竞争角逐中, 北京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原来北京与中央科技资源的分割状态演变为北京争取央属科技资源服务北京的积极行动, 原来的资源分割关系被北京与其他地方竞争央属资源的竞争关系所取代。

(三) 央地科技资源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建立阶段 (21 世纪初至“十一五”计划末)

进入新世纪后, 北京的科技发展政策逐步完善, 伴随着北京申奥成功和“科技奥运”的实施, 首都科技资源的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 伴随着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战略实施, 北京的科技资源与央属科技资源日益紧密融合, 其管理体制特征是北京与中央两个层面均采取积极态度促进中央资源与北京资源融合。表现为 :一方面, 北京方面建立相应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 主动争取承接中央重大科技项目 ;另一方面, 中央单位积极建立为北京服务的研究机构, 如北京研究院、首都研究院等, 形成一定程度的资源融合。

同时, 这一时期北京科技的资源特色是发挥以中关村科技创业园区为龙头、高校与科研院所为先导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的协同创新功能, 进一步确立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将科技创新的重心由研发逐步转向专利等科技成果的应用与产业化过程, 突出科技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促进市场主体的发展淡化科技创新主体的“出身”, 具体做法如下 :一方面, 北京市政府明确了科技发展的思路, 提出了实施“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其总体目标是 :集成首都科技资源, 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 构建首都区域创新体系, 全面推动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具体包括建设两个服务体系、四个产业化基地以及实施一批产业化示范工程。“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的提出和实施 , 标志着首都科技资源政策整体进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之中, 而且成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 申奥成功也为首都科技资源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的大背景下, 北京科技投入不断加大, 科技资源的使用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科技成为解决北京一些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一大批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项目, 特别是环保节能类的项目, 将借助奥运得到很大的推进 ;一批科技设备和科技人员也将在科技奥运的背景下, 逐步完善起来。总之, 首都科技资源将为奥运会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经济保障, 并为北京未来科技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在北京政府主动服务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 科技创新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而这一产业主体主要是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各类企业, 这类企业大多产生是市场, 行政隶属北京已经非常模糊, 这对于进一步促进央地科技系统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四)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 (“十二五”以来)

由上所述,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科技资源行政分割格局,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确立以及科技创新驱动战略的确立, 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市场经济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为破除行政体制下的资源分割铺就了道路, 也为确立新型的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结构提供了前提, 正是在此背景下, 行政体制下的科技资源行政分割被科技资源融合协同发展格局所取代。

对于这一点, 北京政府不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结构的变化, 同时及时在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在“十一五”计划末, 制定北京“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关键时间节点, 北京市科委主任闫傲霜提出要实现“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北京科技与首都科技的本质区别是科技辐射或者对外科技服务是否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北京科技的影响和辐射范围超越了北京市本身, 开始呈现立足北京, 辐射全国, 面向世界的新态势。

二、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的必然性

“首都科技”是北京科技事业发展全新的定位, 是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对北京提出的新要求, 是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对北京提出的新要求, 也是北京市科技自身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选择。

(一)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型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必然要求

国家创新体系是按照系统原理构建的一个庞大体系, 北京科技建设实质上就超出了北京市本身, 构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北京科技创新体系如何在为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服务的同时, 更好地在全国的发挥高端辐射、示范带动效应。如果说, 以往北京作为国家的科技中心, 其发展基本模式是依靠首都城市的中心性积聚科技资源, 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主体力量实施国家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战略, 以此支撑北京经济的发展, 那么, 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的实施, 使得北京作为国家科技中心不仅仅要以科技创新支撑北京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 更要发挥带动辐射效应, 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升级结构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 明确科技创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赋予科技新的历史使命。北京科技的科技功能定位不仅影响北京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 还与国家整体经济竞争力紧密相连, 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

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即打破各种人为的限制, 削弱或消除贸易壁垒, 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北京所处的京津冀经济圈是我国重要的增长极, 在京津冀经济圈中, 北京充当着火车头和辐射源的重要角色。然而, 在北京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北京与天津两级关系协调问题, 两个经济实力相当、行政级别相等的两大城市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成为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特别是中央政府在实施长三角与珠三角战略之后, 明确提出了以北京市为中心、囊括天津三个区县的首都圈发展战略, 这使得协调好北京与天津的战略合作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 科技创新可以成为调整京津双极发展中的政府竞争关系、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

(三)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北京城市功能正在发生着一系列转型, 主要表现为 :由生产型城市向服务型城市转变 ;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型 ;从传统经济中心向新经济中心转型。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北京实现“三个转变”过程中解决人口、资源、环境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科技手段促进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同时,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北京建立其与周边地区新型“能量交换”关系、实现“双赢发展”的有力推手。伴随着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 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 北京与周边地区的“能量交换”关系将从以“回波效应”为主转变为以“扩散与辐射效应”为主, 科技创新需要支撑这种新型的“能量交换”关系。北京的可持发展必须要建立在与周边地区的“双赢发展”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将充分推动科技要素的区域内部流动作为重要抓手。

(四)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北京科技创新体系发展必经阶段

北京是全国最大的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成果辐射全国。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 每年产生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 这些成果以技术市场为主渠道, 通过技术服务等方式辐射全国各地, 北京作为全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地位, 北京技术市场长期保持中国最大技术输出源的战略地位, 辐射外省市和技术出口占总额比重最高年份达到78.4%。“十一五”期间, 北京辐射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由325.3亿元, 增加到654.8亿元, 年平均增长19.1%, 累计2372.7亿元, 占北京输出技术的43.8%。其中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京技术依赖度分别达40.3%、13.5% 和21.6%。北京积极发挥首都高技术服务业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创新引领作用, 不断深化与外省市的合作, 对全国尤其是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据测算, 外省市对北京的技术依赖度超过50% 的有十几个城市。

三、首都科技的内涵及特点

首都科技是新时期提出的北京科技功能定位的新理念, 它有着不同于北京科技的内涵, 与北京科技的本质区别在于科技辐射或者对外科技服务是否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首都科技的本质是通过优化服务质量、规模和内容来体现和维持其城市中心性。

(一) 首都科技的内涵

首都科技主要是指北京区域内的科技资源通过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以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服务业两大类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支撑、以两个服务 (服务北京与服务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为主要发展目标, 通过跨区域的技术转移、技术服务等技术辐射方式, 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状态。具体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 伴随着北京科技创新资源富集程度的大幅提高, 科技创新能力与辐射能力显著提升, 不仅高新技术制造产业成为本地的支柱产业, 同时以科技辐射为核心功能的创新服务业也成为支撑本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 科技创新的辐射能力大幅提高, 其辐射范围从北京扩大至全国。三是, 科技的作用深度极大提高, 体现在 :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 不仅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驱动引擎, 同时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拉动作用强劲, 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四是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仅成为国家战略和北京科技发展的基本职能, 同时由于科技服务业在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使得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发挥北京科技系统的功能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 北京科技与首都科技的本质区别

北京科技与首都科技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功能发挥的不同状态的概括。北京科技是指 :北京区域内的科技资源通过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 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本地经济增长点、以在北京市域范围发挥作用为主的科技发展状态。北京科技与首都科技的本质区别是科技辐射或者对外科技服务是否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北京 (区域内) 科技系统从其发展之日起, 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其服务的范围服务的深度呈现不同的特征, 但是面向全国的科技辐射历来就是北京科技最重要的功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一功能发挥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 北京经济自身对于科技创新、科技辐射的依赖程度也是不同的。基于科技辐射功能之上的科技创新服务产业的规模及其对于本地经济的影响程度的不断扩大最终决定了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的转变, 即当科技创新服务业对当地经济影响很小的时候, 科技资源对于北京经济发展来说最大的功能是创新及其成果落地转化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当以对外技术转移服务为核心的创新服务业在地区经济中的份额上升到5% 以上的时候,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北京经济总量的发展影响已经足够大了, 支持该产业的发展已经是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促进其对外科技服务, 因此, 北京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科技对外服务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北京科技正是在此背景下向首都科技转变。

(三) 首都科技的本质特征

首都科技的本质特征是对外服务。首都城市是处于国家城市系统中顶级地位的城市, 中心性是首都城市最突出的特点。这是首都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任何一国的首都, 仅凭该城市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一个功能, 就已经使得该城市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北京作为一个多功能的首都, 这种吸引力与辐射力也必然的是多方面的, 不仅会对政治资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与辐射力, 对科技资源也会形成巨大的聚集和辐射效应。

对外服务作为首都科技的本质特征是由首都“城市的中心性”所决定的。首都城市的核心功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 北京基于首都城市这一核心功能衍生出许多附属功能, 它同时还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经济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中心性”成为首都城市最突出的特征。北京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最高级别的中心城市, 必然是对外影响最大、对外提供的服务相对最重要的城市, 中心城市的对外服务是其中心城市发展的基础与根基, 离开了对外服务, 中心城市的生存、发展就会失去动力, 中心城市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更加依赖于对外服务, 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其基本功能是对外服务, 依据其服务质量、服务规模、服务内容决定其中心等级, 在此意义下, 对外服务是中心城市形成与持续发展的根基, 服务思想应是中心城市始终秉持的城市理念。

四、小结

北京区域科技功能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在新时代提出了“首都科技”的定位。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对进一步深化北京科技发展、带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乃至对全国科技与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一个特殊区域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在大首都圈的建设中、在国际化发展到研发国际化的今天, 北京这个特殊区域所承担的责任与未来应发挥的作用是其他城市不能替代的。

事实上, 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科技全球化的需求, 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转手, 也是北京自身经济建设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是北京的科技建设和发展要超出服务北京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本身, 更多的服务于全国的创新体系建设, 服务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摘要：北京城市科技功能经历了央地资源分割的自我发展阶段、北京与其他区域竞争中央资源阶段、央地资源融合阶段以及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转变四个阶段。首都科技是新时代的北京科技功能定位, 本质特征在于对外服务。北京科技向首都科技的转变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及创新驱动战略的需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 也是北京可持续发展以及北京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区域协同发展,北京,科技功能,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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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其荣.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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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新.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变与不变[J].科学研究, 2012 (10) .

[6]闫傲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首都科学发展——在2013年北京市科技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013-02-21.来源于北京市科委网站:[EB/OL]http://www.bjkw.gov.cn/n8785584/n8904761/n8904915/n8905035/9591235.html.

我国高考制度的演变及现状 篇5

论文题目:浅谈我国高考制度的现状及对策

一、研究背景

从高考恢复至今已30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探索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的建立，现已形成中国特色的高校招生制度框架。但随着社会发展目标的变化，高校大众化的加快及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进，现行高考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探索新时期高考制度已成为现代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通过回顾和研究我国高考历史演变，对深刻把握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及其内在价值观念的变迁，总结我国高考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现状

研究课题较多，研究趋于普遍化，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趋于细化和研究成果比较多。

四、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对我国高考制度的历史回顾，深刻把握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及发展趋势，然后探讨当今我国高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五、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采取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商丘市几所高中及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进行调查研究。

六、文献综述

高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选拔人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公平、政府信义、政治 稳定和国家发展前景的一面镜子。我国的现代高考制度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因此通过对高考制度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放进行综述，从而找出高考制度研究的新切入点。

我国高考制度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创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繁，从精英化 到大众化，逐渐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它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的高考，改

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高考。高考发展到今天，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公众对高考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区域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高考移民现象严重；不利于多样化人才选择；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行；影响高校自主权的发挥等。因此改革高考制度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不仅需要优化考试制度，还要改进招生制度。从各个方面全面改革，从而促进我国高考制度的健全。

对此，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实施公平、公正、诚信的考试原

则；2.实行多样化的考试方法；3.推行综合评价制度4.采取多样化录取方式；5.建立高校招生考试监督机制。

七、研究方法

主要应用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两种，前者运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后

者是通过对图书馆资料、网络信息的搜索整理和分析，结合校情、学情实际，不断总结、归纳、提炼、升华。

八、研究进度

第一阶段： 确定研究课题，明确研究方向。

第二阶段： 进行开题报告，确定研究人员。

第三阶段： 搜集相关资料，撰写调差报告。

第四阶段： 借助网络研究，交流发表意见。

第五阶段： 撰写整理论文，进行结题工作。

九、研究成果形式

论文

十、论文提纲

一、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历史回顾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高考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高考

（三）改革开放后的高考

二、现今高考制度的弊端

（一）造成区域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二）催生了高考移民现象

（三）不利于多样化人才的选拔

（四）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行

（五）影响高校自主权的发挥

三、我国高考制度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实施公平、公正、诚信的考试原则

（二）实行多样化的考试方法

1.科学命题。

2.实行分类考试。

3.尝试多次考试。

（三）推行综合评价制度

（四）采取多样化录取方式

（五）建立高校招生考试监督机制

十一、参考文献

演变及特点 篇6

关键词：农业发展，术语，演变

中图分类号：H083；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2)04-0044-05

收稿日期：2012-06-20

作者简介：李军（1968—），男，上海市人，博士，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通信方式：lijun@saas.sh.cn。 从一般意义而论，对农业发展的阶段做出划分，既应反映出不同时期农业生产力状况，也应体现生产力各要素的配置方式，并从生产方式上加以把握，同时还应考虑农业演进与其他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农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差异，它的指称、概念、特征，内涵和外延等存在着区别。因此，人们从历史的角度，往往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阶段，从而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相关术语。从术语学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上述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术语中的客体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从木质工具到石器工具再到当前的机械化工具，农业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不同形态模式与术语表达。

一 命名方式的演变 “正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孔子早已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正名”意识同样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古代农业典籍都注重对农业名词术语的命名和诠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规范性。因此，有学者援引《齐民要术》中的文字，认为《种谷》中的一段注释“按今世粟名多以人姓为名目，亦有观形立名，亦有会义为称”是中国古代科学著述对农业术语命名法的一种探索［2］。诚如《齐民要术》对农业术语命名规则的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术语有其自身的命名特点，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

汉代刘熙在《释名》一书中称：“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3］，他所说的“义类”正是事物命名取义的依据。事实上，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农业术语的命名原则，即从原始农业阶段开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就与对象的形象、意义、用途有着直接联系。汉字的特点之一是表意性，也就是说农业术语的命名自然源于表意的需要。如原始农业术语中出现了一系列以象形、会意、指事为主要特征的单音节词汇——“田”“艺”等。因此，其术语的命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造字方式的影响，以表形、表意为主。

传统农业时期的术语体系继承了前一阶段的大量术语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其命名的理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实施方式命名。

农业术语的命名方式与农业实践密不可分。从上古文字的出现起，农业实践对术语的命名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有相当部分农业术语就成为对农业生产活动的直观描述，如“力”“耕”等词汇均是如此。传统农业时期，随着构词方式的演变，对这类术语的命名也更加灵活多样，如“区田”“架田”“转耕”“纵耕”“火耕水耨”等概念所表达出来的是“区”“架”“转”“纵”“火耕”“水耨”等具体的耕作行为，从而突出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耕作方式的特点。

第二，以约定俗成命名。

农业术语是在农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农业术语的命名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约定俗成的特点，源自民间的口语、俚语、农谚等也常常被用作术语的命名依据。《天工开物》就列举了大量有关农业的“俗名”“方语”，如“稻”的俗名“金包银”“喉下急”，“豆”的俗名“摘缘”“拔绿”“高脚黄”等，又以“荞麦”本非麦类而约定俗成称为“麦”为例来说明这一命名原则［2］。事实上，约定俗成是农业术语命名的重要方式，相当多的概念术语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使用者的认可，而演变为专门性的农业术语。例如，“畎亩”一词原为田地的泛称，但在使用中被约定俗成为对先秦耕作方式的描述。又如，“井田”一词最初用于土地计量，但同样被约定俗成为对夏商周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

第三，以借用词命名。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由于新物种、新工具或新生产方式层出不穷，原有的词汇并不能够完全描述新的对象，由此带来的是术语在命名上采取了借用词的方式。例如，陈旉的《农书》提出了“粪药”的概念，主张“用粪如用药”，而这个术语显然借用了“药”这一医学用语，形象地强调了土地保养的途径。与之类似，徐光启也提到“粪丹”的概念，同样从医学、方术中借用了“丹”这个名词，从而为新的概念现象提供了命名方式。“底”则是直接从普通词语中借用而来，成为对作物前茬的描述。

从总体上看，自原始农业至传统农业，其命名方式与汉字结构的变化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对应关系，即由以表形、表意的命名方式逐渐转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尤其是在合成词广泛使用之后，术语的命名愈发显得宽泛灵活，这无疑也促进了概念表达的准确性。然而，我们还应当认识到，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命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同事异名和同名异事的现象屡见不鲜，仅以“架田”为例，关于同一现象的表述就有“架田”“葑田”“浮田”三种，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有关传统农业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缺乏精确性。

二 术语形式的演变 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文中指出，从上古文字开始，汉字在结构形式上的演变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声字越来越多；二是汉字的字符从依靠自身的形象表义变为依靠其意义表义；三是无理据的字或部分无理据的字越来越多［4］。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关农业发展模式的术语概念在文字的字形构造上也不能例外。

从传统农业术语的构成上看，尽管汉字字符的形式特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其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声符与意符相结合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论述说：“汉字基本上是一字一音、单文独义，在一个封闭而自成体系的小天地里，实现了形、音、义的高度结合，从某种意义上看，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经济、生活方式都有相似之处。”［5］确实如此，在传统农业术语的巨大体系中，既有对概念、名词的形象性呈现，如前文所列出的“耕”“牵”等词汇，也出现了诸多兼具表意和表音特点的形声字，如“墒”“葑”等词汇。从汉字的这一字形特点来看，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中国古代农业术语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往往能够通过字形或意符指示出该字含义的基本范畴。例如，关于耕作方面的术语常见为从禾从耒从土，其字形构造与耕作对象、工具有关；关于畜牧业的术语往往从牛从马从羊，突出了畜牧业的特点；关于农具的术语较多地从木从石从金，较为清楚地表现了生产工具的属性质地。因此，农业术语的这种构形规则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出术语的内涵，使其在意义表达上具有指事清晰、范畴明确的特点。

农业术语演变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单音节词汇逐渐向合成词发展。在原始农业时期，见诸典籍的农业名词大多是单音节词，如“植”“耦”“艺”等词汇均独立成词，表达了复杂的含义。然而，随着汉语语法的发展，农业术语中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音节词组成的合成词，如“畎亩”“区田”“播种”“粪壤”等词汇。从构词特点上看，农业术语中的合成词主要是采用语素组合的方式来构成新词的。研究者将这种构词方法称为结构构词法，并指出其中存在着六种方式：偏正式、附加式、补充式、动宾式、联合式和主谓式。以之检视农业术语，则较为常见的构词方式是联合式和偏正式。

联合式构词法指的是把意义相近或相反的语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词语，包括名词+名词、动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等不同形式。上文所列出的“畎亩”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联合式构词法构成的词汇。“畎”为名词，《说文解字》载：“畎，水小流也。象形。古文从田，川声。篆文从田，犬声”［6］，意为田地之间的沟渠。“亩”也为名词，意为田地的高处。二者组合为“畎亩”一词，语义和词性并无太大变化，仍然是泛指田地的名词，在农学典籍中又被引申为一种西周时期的耕作制度（“畎亩法”）。“种植”“收获”“灌溉”等则是以“种”和“植”、“收”和“获”、“灌”和“溉”等两个动词相组合，形成了一个与原词语义相类的新词。

偏正式构词法是指以某一个语素为主，而用另一个语素加以修饰的构词方式，由此形成的合成词以名词为主，但也有部分动词、形容词。在偏正式结构的农业术语中，较为常见的是中心词在后而修饰语在前的形式，例如：

（1）动词+名词→名词：区田、代田；

（2）名词+名词→名词：架田、葑田；

（3）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播种；

（4）形容词+动词→动词：深耕、逆耕。

从某种意义上说，偏正式结构的农业术语比较直观地体现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的演进。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原有的农业术语已经无法满足人们记录、整理农业知识的需要。因此，以特定术语作为中心词，对其加以细化的描述，从而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描述对象的性质和特征，成为构造新术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上说，农业术语在字形构造上的演变，基本遵循了汉字演变的一般规律。术语的字形结构与构词方式，实质上都与农业生产的具体状况紧密联系，凸显出的是传统农学描述、整理农业发展模式及其相关知识的思路与方向，也契合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某些历史特征。因此，对农业术语的字形构造进行探讨，是认识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的重要角度，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路径和术语演变。

三 语义的演变 在字形结构演变和命名方式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语义也随着历史进程而产生流变，梳理术语的语义流变，对于进一步地认识农业术语的形成演变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语义学认为：“词义理解具有三个方向上的联系：第一，相互之间的内部联系；第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第三，与言语运用的联系。这些联系从不同方面或单独或联合地对词义本身施加着影响。”［7］而在这三种联系之中，义位的变化、义场的变动以及言语运用的变异，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语义的转变。

农业术语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农业活动的连续性极强，因此农业事物在传承过程中突然消失于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而农业术语作为与农业事物相对应的词语，同样也体现出极强的连续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农业事物中发现了新的变化，农业术语也会随之出现新的变化，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创制新词，引申新义，对词义的理解进行进一步地扩大或缩小。因此，在农业文献中，经过新的调整的术语出现了新的含义。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经历了数千年的时光，在社会迁移、语境变更和语法发展的历史状况下，术语语义的流变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必然性。换言之，这个过程实质上反映了农业术语的自我完善与更新。

首先，一部分术语的词义发生了转移，基本上脱离了原义。

“词的义场反映的是外部世界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往往带有人们主观认识的特点。客观事物的整体面貌改变了，固然会影响到反映着它的义场结构；许多时候，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并未发生体系性的变化，但人们观察事物的角度变了，或者对该事物类别的兴趣变了，都会导致整个义场的重大变动。”［7］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旦人们对描述对象的认识出现转变，那么术语语义的变化自然无法避免，甚至整个语义场也会随之发生变动。在原始农业术语里，“力”的原义是一种用以掘土的工具，如裘锡圭先生就认同“力是由原始农业中挖掘植物或点种用的尖头木棒发展而成的一种发土工具。”［8］然而，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力”的认识产生了改变，如《说文解字》就将其解释为：“力，筋也。象人筋之形。”［6］因此，在词语的运用上，语义场发生了转移，如《诗经·邶风》里有“有力如虎，执辔如组”的诗句，显示出“力”的概念的变化。可见，“力”的语义转移实质上源于人们对该词语的多义性解读，其结果导致了义场的转换，使词语的原义被忽略，从而造成了语义的变更。沿用至今的农业科技术语，有些术语的含义也已经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如“转”（转地），《耕田》：“初耕欲深，转地欲浅。耕不深，地不熟；转不浅，动生土也。”“转”“转地”都是指土地复耕，这是中古新的耕作术语，书面文献始见于《齐民要术》，中古非常强调田地耕作的质量，“转”“转地”成为农田管理的关键环节，指对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都尽可能的进行复耕［9］。

其次，一部分术语的语义范围发生了变化，从原义中引申出新的意义。

有学者以“粪”为例来说明农业名词的这种转变：

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10］

这段引文虽然并未直接阐述术语的问题，但“粪”一词的语义变化实际上揭示了农业术语发展的内在特点。现代语义学认为：“一种新的引申主要是由一个特定义位（或为本义，或为其他意义）推衍出来的。”［7］随着农业知识的积累，词语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联想作用，带动了义位的转变。因此，人们由“粪”的本义联想类推出一个新的引申义，将其语义范围缩小进而取消了原有意义。

最后，部分术语的语义场发生转换，由专门性的术语演变为普通词语。

在农业术语的发展中，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由于远古人类的认识水平有限，经验来自原始的生存竞争和最简单的生产活动，所谓科技词其实也是基本词、常用词。”［2］正是由于这样，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带来新的现象、知识、概念，也必然会带动术语的更新。透过从原始农业时期起的术语流脉，我们不难发现术语系统实质上处在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中，传统农学典籍中的名词概念总是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淘汰、创新的命运。例如，“藉”原为农业术语，其甲骨文形似农夫持耒翻土。这个概念所指的正是原始农业的深耕制度，“藉就是启土深耕”［11］，即以耒耜等工具翻动耕地，使土壤松动以便于农作物的生长。然而，随着农业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汉语词汇的不断发展，“藉”逐渐从农业术语的概念体系中退出，至今已不再在农业领域使用这一名词，而它也相应地转化为一个常用的普通词语。

综观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语义流变，术语的更替、转义原本就是汉语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提升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语义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学理论体系自我筛选、自我调整的历史进程，因而术语的变异实质上体现出人们对农业发展的认识程度。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农业术语的流变也为现代农业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概念、术语，其中有许多词汇至今仍然在不断使用，并生发出新的含义。

参 考 文 献

［1］朱熹.论语集注［M］.齐鲁书社，1992：128.

［2］王绍新.课余丛稿［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242,247.

［3］中华孔子学会编辑委员会组.国学通览［M］.群众出版社，1996：822.

［4］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32.

［5］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230.

［6］许慎.说文解字［M］.凤凰出版社，2007：1206,1213.

［7］董为光.汉语词义发展基本类型［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57,59,62.

［8］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M］//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农史研究.第8辑. 农业出版社，1989:22.

［9］化振红.《齐民要术》农业词语扩散的层次分析［J］.学术论坛，2006（12）:174—177.

［10］任正晓.农业循环经济概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299.

论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演变及特点 篇7

一、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生产力水平和医学科技的影响和制约的, 与整个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古至今, 从东方到西方, 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 由单平面到立体多维的医院人际关系, 期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 原始医学的人际关系

原始医学在人类社会医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漫长的时间, 包括有早期的图腾幻想医学及其晚期的巫术医学。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减轻痛苦, 研究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对生物体的利害特征, 或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 或通过畜养动物身上观察某些植物的疗效来寻找治病的方法, 如某些植物有毒, 某些植物能治疗或减轻疾病, 原始人类知道用砭石、棘刺、骨针作为外科手术工具, 用于取出异物、开放脓肿、施行放血术。尽管这些做法仍是原始人类保护生命的本能, 但在原始思维指导下的原始人类通过观察、思索, 再加上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 使无意识的动物本能逐渐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始医疗经验的积累。虽然这一时期医疗活动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 没有医业分工, 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救、互救, 更没有形成过固定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但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互相帮助才得以使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求得生存。

2. 古代医学的人际关系

古代医学的最大进步体现在医学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 并且出现了医业分工, 像我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名医扁鹊, 秦汉时期名医张仲景, 东汉末年外科杰出名医华佗。古代时期, 个体医疗是医疗的主要形式, 医者主要多为个体行医。许多医生游历乡间为民治病, 当然, 很多医者属于“座门等患”的“座堂”先生。古代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 医疗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医生通过为病人治病而谋生, 病人为治病而求助于医生, 是相对平等的供求交换关系。古代时期医院萌芽已出现, 公元前7世纪, 春秋时代在各国都城设立残废院, 在公元2年汉朝建立最早的收容传染病的隔离院, 东汉时建立了军医院叫“庵芦”, 元代军医院叫“安乐堂”。这一时期医院的人际关系也只是较以往相对复杂些, 独立个体行医仍是当时条件下医疗的主要形式, 这些医者间少有往来, 多是通过口口相传、著书立说为人所知。

3. 近代医院的人际关系

近代医学开始于“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在16, 17世纪步入封建社会后期, 由于手工业工厂的出现, 生产力的发展, 封建关系瓦解, 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使医学摆脱了僧侣的统治, 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 使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更相结合。近代医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建立在分析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实验医学的标志就是近代医院的产生, 近代医院成为社会医疗的主要形式。[1]尽管同一时期还有大量个体医疗的存在, 但无论从医疗技术水平, 医疗能力和物质条件来说, 医院都处于领先地位, 个体医疗从此退居辅助、边缘地位。近代医院为适应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 实现了专科分工, 医护分工, 医技分工, 集体协作医疗。尽管分科、分工不细, 但这些分工与集体协作仍是近代医院基本特征。

近代医院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复杂, 主要有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 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关系, 医生与医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医院人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 医患关系既有“主仆关系”, 又有“平等合作”的关系, 人际关系既有集体协作的关系, 又有同行竞争的关系。这一点, 前些年曾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 就集中鲜明地塑造了晚清末期宫廷、民间医者之间医德医术的矛盾对立乃至大时代背景下中外医者之间的智慧的交叉与碰撞。

4. 现代医院人际关系

20世纪中期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 由于电子、核子、计算机等最新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 大量高新技术渗入医学领域, 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并且为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使医学科学技术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飞速发展。多学科的互相渗透, 促使医学也产生了众多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遗传工程、病理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进入现代医学阶段, 医学迅速发展。本世纪70年代, 欧美等工业、科技先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医院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 这股大潮已席卷全球。虽然现代医院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和充分, 远未到终点, 但这一切都昭示了现代医院发展的趋势。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结构体系。人际交往剧增, 人际关系复杂多样, 联系广泛, 呈现网络状, 并有多向合作、互相交流沟通的特点。人际关系还有国际化趋势、法规化趋势。人际关系多种类型并存, 多种形式同在。

二、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现代医学模式由近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医学科学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1) 医学发展的高速化, 发明与应用周期明显缩短, 知识更新加快; (2) 医学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 使一些医学体系呈现立体多维网络化; (3) 微观与宏观研究两级并进, 医学科学社会化趋势明显加大; (4) 大量新技术, 如计算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 医学研究科学化; (5) 重视社会因素, 心理因素对人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医学工作者不仅重视人体微观低层次内环境的动态平衡, 而且重视整体性, 如精神与躯体的平衡; (6) 医学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医学科学研究打破国界, 医学科学技术相互引进。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发展, 使现代医院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在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 由于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并且医院分科精细, 医务人员分工专一, 医疗活动必须在集体协作之下共同完成, 这就需要医务人员之间要“避免相妒, 凡事求真, 言必由衷;应谦恭有礼地相处, 不可任意批评, 更不能再患者或其家属面前”起争执。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 主要有以下四点:

1. 多维联系趋势

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 分科分工精细, 病人从诊断到治疗药经过许多科室, 许多医务人员。因此, 病人要得到及时的诊治, 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要与多方发生联系, 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关照”。医务人员越来越懂得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 注意接触病人, 同病人主动建立联系, 以加强心理治疗。因此, 病人与医生都主动建立多维联系和进行信息、心理的交流, 心灵的沟通。

2. 经济关系强化趋势

现代医院既讲社会效益, 也讲经济效益;现代医院既讲管理, 也讲经营;现代医生既讲奉献, 也必须追求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医患双方始终存在着经济关系, 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患者具有病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 医务人员通常也具有医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 因此, 近年来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不断强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 小到每个医疗科室内部的利益合理分配问题。

3. 法规化趋势

传统医院人际关系, 很大程度上是靠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的, 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调节、约束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 单靠伦理准则来规范约束医务人员彼此之间的行为显然是不够的, 即便单靠行政管理也是不完整的。因此, 对现代医院医务人员彼此间权益、地位关系的立法, 不妨成为一种构想, 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促使之成为维护人际关系正常发展的制度和重要手段。

4. 国际化趋势

由于现代各国都扩大对外开放, 国际间交流不断扩大, 医学科学技术打破国界, 各国医务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接触日趋增多, 而这种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医学发展的高端水平和未来的趋势。相信在未来, 不仅一个国家内部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本国内跨地区行医, 亦可以实现各国医务人员间的跨国行医, 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医疗人才、资源互补, 而不再只限于学术上的交流。因此, 现代医院医生必须适应人际关系的国际化趋势。

通过深入挖掘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演变发展进程以及综合概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 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我们现代医院建设的深刻意义。现今, 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 既往的研究也局限于某些特定专业立场。例如管理人员对医患关系矛盾冲突根源进行深入挖掘, 护理专业学者从维护护理工作人员权益出发对医护间各种现象研究较多, 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对其与临床间关系研究较多……当然, 这些都不乏正面积极的作用, 但我们更需要能够站在一个全面统筹的高度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作整体、深入、权威的把握, 才能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真正理顺现代医疗活动中所衍生的各项人际关系, 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院发展的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8.5:7

[2]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8.5:8

[3]孙慕义:医学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2:121

演变及特点 篇8

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自近代源起以来, 经历了老式石库门建筑和新式石库门建筑两个阶段。由于受历史环境、社会现实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石库门建筑无论在风格、结构, 还是装饰元素、材质等方面都经历了多次演变, 进而发展为中西建筑文化混合的产物, 并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一、石库门里弄建筑的由来

关于石库门的名称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古代帝王宫庭有五门 (路门、应门、皋门、雉门、库门) , 诸侯宫庭则有三门 (路门、雉门、库门) , 以示等级礼制, 类似于天子九鼎八簋、诸候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的中国古典礼制。宫室最外之门, 无论帝王还是诸侯宫庭, 都称为“库门”。而石库门建筑多选用石料制作门框, 并有典型的黑漆木门, 因此有“石库门”之称呼。

另一种说法是:沪语中把一种物件包、套、收束在另一物件之外叫“箍”, 例如“箍桶”、“箍盆”。俗语把这种出现在英租界里用石条“箍门”的房屋, 叫做“石箍门”, 后因宁波、绍兴语言口音“箍”“库”不分, 而讹为“石库门”。

两种说法相比, 前者较为学术, 后者更为市井。石库门建筑是伴随里弄街坊而出现的。关于“弄”, 很多外地人不懂其义。“弄”的辞书释义为:建筑物间的狭窄小路。吴方言称小巷为弄堂, 也称“弄唐”。祝允明《前闻记·弄》“今人呼室下小巷为弄……又呼弄唐, 唐亦路也”[1]。

最初石库门建筑源起的背景是1853年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 江浙富绅、沪上华商纷纷涌入租界, 由于租界内住房紧缺, 英商便腾出空地在今广东路、福建路和河南路一带建造大批廉价木板房以出租牟利。为节约用地、多建房间, 木板房采用伦敦联排住宅的毗连形式 (如图1) 。

有资料显示, 1853年一年不到, 便建成800多幢这样的板房, 到1860年, 板房数量更是达到惊人的8700多幢。这也是英租界里最早的商品房。因为市场极大, 很多洋行干脆放弃原来商贸, 直接改行做起了租界内的房地产生意, 获得巨大利润。一时间“新筑室纵横十余里, 地值至每亩数千金。”

二、近代石库门里弄建筑的演变特点

上海开埠后, 1854年租界当局与上海道台订立的《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中即有规定:华人在界内租地赁屋, 由中外业主分别禀明领事官和府衙, 经查视无碍才准其居住;如在界内建屋, 不得选址于洋房左近, 选料禁用蓬、蒿竹、木材等易燃材料, 施工不得阻碍道路。从1853年租界华人计500人到次年激增为2万人, 1862年达到50万人, 增长速度惊人。1854年英领事阿礼国 (R.Alcock) 焚烧洋泾浜沿岸 (今延安东路) 华人临时木板房来驱赶华人, 因遭到租界内大小地产商强烈反对而作罢。

186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加强了对事故频发的临时木板房的管理, 又通过颁布《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拆除了大批木板房, 代之以砖木结构住宅。1870年前后, 上海开始出现砖木立帖结构的里弄住宅, 即所谓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如图2) 。其单体平面及结构, 采用“三上三下”式, 即正间带两侧厢房 (如图3) , 中为天井, 楼下正中是客堂, 东西两厢房, 且有前后厢房之分。客堂后是楼梯, 再后为厨房。整幢建筑为封闭式, 高墙厚门, 建筑面积在100m2左右, 迎合了中小有产阶层大家庭的居住需求, 因而发展迅速, 不久便纵横成片, 形成规整街坊。

史料无从考证第一幢石库门里弄住宅为何时、何地、何人所建, 但典型的老式石库门住宅应以1872年建筑的兴仁里为最早,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兴仁里, 位于北京东路以南, 宁波路以北, 河南中路以东, 占地20亩, 主要由24幢三开间两厢房和五开间石库门住宅组成, 都是二层结构, 各类住户加店铺计57户。1980年石库门住宅被拆除后原址上修建了一批6层建筑, 仍叫兴仁里。

在石库门建筑的历史里, 有老式石库门住宅和新式石库门建筑之分。其中老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还分为早期石库门和后期石库门两个阶段。

早期石库门住宅建筑大体出现在1870年到1908年期间, 受江南传统民居风格的影响较大, 整体建筑中随处可见中式元素, 如格栅、雕花漏窗、美人靠栏杆、中式格子门、封火山墙等。

后期石库门住宅建筑因为出现于1909年到1919年的十年间, 受西方建筑的影响更大, 砖砌发券、牛腿、柱头、栏杆、柱式、门窗装饰、扶梯均采用西洋风格的细部装饰手法。此时的石库门建筑单开间户型逐渐增多, 三开间两厢房和两开间一厢房逐渐减少, 单体空间面积减小;装修简化, 用砖墙承重结构取代了立帖式木构架结构;门头装饰也少用砖雕和传统花鸟图案, 而以时兴的西方古典式山花或简约的现化派几何图样取代;不再采用费时费工的石雕工艺, 而用錾假石或水刷石装饰。这样的调整特别适合以小家庭为单位、量入为出的经济型青年住户。这类业主多出身于江南封建传统家庭, 对中式元素的审美已经厌倦, 转而欣然接受西化的思想和装饰符号;加上面积减小致使租金下降, 一度深受还在奋斗创业的近代上海新移民阶层的喜爱, 而得以广泛建造 (如图4) 。

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如图5、6) , 后来也称改良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改原来“三上三下”为单开间和两间一厢结构。1910年到1930年还出现过广式里弄住宅, 多为广东籍职员和日侨家眷居住, 因外观很像广东旧宅而得名。

随着人口的飞涨, 地皮紧张, 上海的居住房屋长期供不应求, 而原址建筑已然十分拥挤, 密度极大, 所以要增加住房面积只能通过对原来石库门里弄建筑的胡乱搭建来应付。拥挤混乱的石库门里弄已成为上海一景——“七十二家房客”的狼狈生活和密不可堪的起居空间。直到上世纪30年代后期, 老式石库门住宅才完全让位于建筑等级和装修标准更高、卫生设备齐全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到上海解放时, 全上海居住房屋面积为2360.5万平方米, 而石库门里弄住宅就占到52.6%, 共计1242.5万平方米, 成为上海百姓生活的主要居住形式。

三、石库门的西式建筑装饰元素

老式石库门的立面装饰大抵是:山墙多采用传统马头墙, 或产生于福建民居的观音兜山墙和荷叶山墙形式;门头多模仿江南民居的仪门样式, 挑檐下砖雕极其精致, 多用花鸟图案;门框条石采用花岗岩和宁波红石, 门楣、门框间往往饰有四字横批, 或为吉祥用语或为宅第名号;黑漆大门用原木制成, 厚实安全, 石过梁两旁有刻花石雀替, 与江南民居石条门罩相仿;白粉墙、黑色蝴蝶瓦屋面如常所说“粉墙黛瓦”, 色调清雅、明朗, 完全是江南民居的浓郁风情。

1912年以后, 新式石库门多采用人字屋架和人字山墙, 顶部做水泥盖顶, 前期有过观音兜巴洛克式山墙盖顶的过渡式样, 之后出现纯粹西方样式和几何形水泥盖顶, 或是简式线脚装饰的山墙盖顶 (如图7) 。

由于新材料的产生和使用, 这时石库门住宅几乎已经不用条石边框、上槛和雀替, 而采用砖砌门樘过梁或钢筋混凝土门樘过梁, 再用錾假石、汰石子作表面仿石肌理。门框横楣上采用西洋石发券纹饰, 有希腊式三角形山花, 也有罗马式半圆拱山花, 还有巴洛克多角形和曲线形山花。如上海尊德里石库门的立面, 石雕雀替被条石边框取代, 砖雕希腊式三角形山花, 雕工精美, 具有罕见的艺术韵味。有些新式石库门住宅建筑还在条石边框柱上直接采用西方古典柱式, 较多采用爱奥尼亚柱式, 只不过比例、型制不求精确而显随意。如上海新闸路557弄石库门建筑的西式柱头 (如图8) 。

此外, 新旧材料的更迭也给石库门结构形式带来自然变化。混凝土楼板代替木材楼板;水泥地坪取代木地板;冷摊瓦、青红瓦代替了粘土蝴蝶瓦;原先的石条框柱被水刷石、錾假石等新的人工仿石工艺取代;墙面的纸筋石灰粉变成了机制红砖、青砖、石灰勾缝的清水墙面, 也有用水泥粉刷和汰石子粉刷的;原先的立帖木构架的木材承重、砖墙填充的承重结构被砖墙承重和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代替, 使阳台更安全、更牢靠;还大量出现罗马式瓶形栏杆之类的西洋符号。

新式石库门住宅除山墙和山花装饰外, 比较有代表性的装饰部件就是出现在弄堂口“过街楼”的立面装饰。由于钢筋混凝土承重结构出现, 使得两排房屋之间出现稳固的连接空间, 楼下为弄堂人车通道, 楼上为起居空间, 因其出现在弄堂口常用作弄堂立面装饰重点。通道顶面多用拱券造型, 以各种西洋花饰和线脚来装饰, 工艺也多为錾假石、汰石工艺, 也有方形直角造型。两侧古典柱式或希腊式或罗马式, 但多为爱奥尼亚柱式, 拱券立面上镶砌长方形匾额, 匾额通常是里弄名称, 且多为书家名作。匾额下还有线脚装饰表示建筑年份的小匾。

过街楼山墙装饰一律是西方古典风格的建筑元素, 三角形、拱形、巴洛克断山花、水平式山墙均不乏范例。如上海懋德里的方形过街门楼, 锦云里拱券弄门造型均有精美山花雕刻 (如图9) 。

石库门住宅建筑立面的顶端还有很多开在阁楼之上的“老虎窗”, 功能是采光和通风。作为造型元素, “老虎窗”极大地凸显石库门住宅建筑立面效果 (如图10) 。“老虎窗”来源于英式建筑, 礼和洋行和慈安里大楼均有造型独特的“老虎窗”, 上海外滩近代建筑中的元芳大楼和字林西报大楼 (盘古银行) 顶楼所开“老虎窗”还有一定的装饰效果。

四、总结

上海石库门住宅是以江南传统民居的空间结构为蓝图, 改“单层多进”的传统特色为“多层单进”, 并把建筑平面面积向空中发展成为集约化住宅结构。石库门的单体平面与结构脱胎于我国江浙一带传统的低层院落式住宅, 而集群式的石库门住宅的联接方式则采用伦敦联排住宅的毗连形式, 可以说是中西建筑文化混合后新的产物, 并成为上海独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建筑装饰风格与上海近代“海派”建筑装饰风格是吻合的。因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产生于上海近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并作为城市居民的重要居住建筑形式而长期存在, 与整个近代“海派”建筑的发展轨迹始终保持一致。因此, “海派建筑”建筑风格的具体特征在石库门住宅建筑中也有着极为普遍的体现:建筑形式中西合璧, 自由组合;建筑元素包罗万象, 兼收并蓄, 皆为我用;建筑符号深入生活, 成为市井文化;建筑装饰的虚浮与建筑设计营造的精明实效的矛盾统一。作为近代“海派”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石库门里弄建筑, 不仅见证了上海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同时也在我国建筑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章明主编.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编著.上海近代建筑史稿[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8

[2][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3]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演变及特点 篇9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医院;病例采集时间为2010年7月-2012年12月。按纳入标准选择合格的研究对象132例,最后剔除无效病例4例,获得有效观察病例128例。根据每位患者临床实际情况和治疗方案的选择,将有效病例128例分为:同期放化疗组74例,放疗前的诱导化疗组54例。每例研究对象均被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为鼻咽癌并首次接受放疗或化疗。

1.2 鼻咽癌的中医辨证分型参考标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和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诊断学》为准。

1.3 鼻咽癌临床分期标准

临床分期参照2010年鼻咽癌UICC分期标准。

1.4 纳入标准

(1)被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为鼻咽癌;(2)未进行过放、化疗,且均为首次放疗或化疗患者;(3)年龄18~75岁;(4)患者具有一定表达能力,并自愿接受观察辨证。

1.5 排除标准

(1)正在进行放疗、化疗和其他重大治疗的患者;(2)年龄在18岁以下或75岁以上者;(3)合并有心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或精神病患者;(4)未按规定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或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完成整个放疗、化疗过程,或资料不全等影响辨证分型者。

1.6 治疗方法

诱导化疗组患者均接受5-FU+顺铂(DDP)的治疗方案,药物剂量按体表面积计算。方案:5-FU(iv或iv泵d1-5),DDP(iv d1-3),21 d为1个周期。同期放化疗组患者均接受三维适形放疗加单药顺铂同期化疗的治疗方案,化疗药物:顺铂75 mg/m2静滴,第1天,21 d为1个周期,放疗第1天开始予以顺铂方案化疗;放疗均采用三维适形放疗,剂量为每次2~2.24 Gy,1次/d,5次/周,共放疗7周,总DT:7000-7600 CGY。

1.7 观察方法

每例患者在放、化疗前1周内都进行辨证分型。在治疗过程中,同期放化疗组自开始放疗之日起每7 d观察一次,即每当放疗剂量增加1000 CGY时观察一次,一直观察到放疗结束,共观察7周,在观察时通过详细的望、问、闻、切的方式对其进行辨证分型。诱导化疗组于化疗第3天、第7天分别观察一次,对其进行辨证分型。整个辨证过程均在两名副高以上职称的中医专家的参与下参照中医辨证诊断标准,进行严格地辨证把关。

1.8 统计学处理

所有测试数据应用统计软件SPSS 17.0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

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132例,剔除无效病例4例,获得有效观察病例128例。其中,性别构成:男97例,女31例;年龄构成:30岁以下12例,31~50岁64例,51~70岁48例,71岁以上4例;病理类型为:高分化鳞癌2例,低分化鳞癌124例,低分化腺癌2例。临床分期:Ⅰ期4例,Ⅱ期27例,Ⅲ期58例,Ⅳa期33例,Ⅳb期6例。2.2 128例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前的证型分布情况通过临床实际调研,得出有效的128例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前的辨证分型统计结果见表1。

2.3 74例鼻咽癌患者同期放化疗过程中证型的分布特点和动态演变规律情况

74例鼻咽癌患者同期放化疗过程中的辨证分型主要为:津液亏损型、热毒炽盛型、肺胃阴虚型、脾胃失调型、气阴两虚型五种证型。其在放疗过程中证型的动态演变规律为:1周和2周均以津液亏损型为多,分别占77.0%(57/74),70.3%(52/74);4周与5周均以热毒炽盛型为多,分别占60.8%(45/74),62.1%(46/74);3周以津液亏损型和热毒炽盛型为多,分别占40.5%(30/74),37.8%(28/74);6周以肺胃阴虚型、脾胃失调型为多,分别占27.0%(20/74),43.2%(32/74);7周以脾胃失调型、气阴两虚型为多,分别占32.4%(24/74),37.8%(28/74)。经字2检验,1周与2周两组比较,其证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3.648,P=0.456);4周与5周两组比较,其证型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2=0.144,P=0.998)。然后将1周与2周、4周与5周进行两两合并后,再与其他的观察组都进行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统计结果见表2。

2.4

54例鼻咽癌患者在化疗过程中证型的分布特点和动态演变规律情况54例鼻咽癌患者在化疗过程中的辨证分型为:湿热中阻型、脾胃气虚型、气血亏虚型三种证型。其在化疗过程中证型的动态演变规律为:第3天以湿热中阻型为多,占64.8%(35/54),而脾胃气虚型占29.6%(16/54),气血亏虚型占5.6%(3/54);第7天以脾胃气虚型为多,占61.1%(33/54),而气血亏虚型占38.8%(18/54),湿热中阻型占5.6%(3/54)。经字2检验表明,第3天与第7天两组间比较,证型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43.560,P=0.000)。统计结果见表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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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中医对鼻咽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医药对西医治疗鼻咽癌的减毒增效以及中医辨证治疗鼻咽癌方面[6]。本课题主要研究鼻咽癌放、化疗前及放、化疗过程中证型的分布特点及动态演变规律,目的为进一步统一和完善鼻咽癌病变治疗过程中证型构成的基本框架,为中西医结合更有效地治疗鼻咽癌提供重要的临床依据。

3.1 鼻咽癌放、化疗前中医证型的分布情况

鼻咽癌属于中医学“石上疽”、“鼻渊”、“鼻衄”、“真头痛”等范畴。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是由于外感六淫邪气,情志不遂,气机阻滞或饮食失调、痰食之滞,以致机体气血运行失常和肺肝脾胃等脏腑功能失调而致痰气凝结,气郁血逆,郁火相凝而成,故火热、结痰、生瘀是鼻咽癌的基本病机特点。《医宗金鉴》和《外科真诠》谓鼻咽癌系“由忧思、志怒、气郁、血逆与火凝结而成”;《外科正宗》谓鼻咽癌系“郁火所凝,随疾失道,停结而成”。明朝《外科金鉴》:“鼻痔等,由肺气不清,风湿郁滞而成。”说明火热、结痰、生瘀在本病的发生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各病因病理引起疾病相应的证候,而产生鼻咽癌相关的证型。本研究有效的128例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前的中医辨证分型为:邪热壅肺型、血瘀阻络型、痰浊凝聚型和血瘀痰凝型四种证型,正说明了鼻咽癌上述病因病机特点。由于鼻咽癌起病隐匿,当被确诊时多属中晚期,此时已形成痰、瘀等相关病理产物,故血瘀阻络型和痰浊凝聚型临床上多见,而邪热壅肺少见,也可见血瘀痰凝相兼证型。

3.2 鼻咽癌同期放化疗过程中证型构成情况及动态演变规律

当今各医家对鼻咽癌放疗过程中及放疗结束后的辨证分型主要有以下几类:刘伟胜教授认为放疗后的患者主要表现为热毒伤阴、肺胃阴虚、痰瘀气滞、气血亏虚等四种证型[7]。龚春贵[8]对89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的辨证分型为热毒壅盛、阴虚内热、气阴两虚等三种证型。陈黎莉等[9]认为放疗后出现的证候类型主要有热毒炽盛型、伤阴耗气型、气不固血型三种。高萍[10]将其分为热毒炽盛、痰湿内阻、气阴津亏、气血凝滞等四种证型。孙悦红[11]认为放射治疗本身所具有的热性杀伤作用相当于热毒之邪,热毒煎灼津液而致本病。辨证为热毒蕴结、阴虚火旺、痰瘀互结、气阴两虚四种不同证型。邱宝珊等[12]针对鼻咽癌急性放疗反应的病机特点,其辨证主要分为津液耗伤、热毒瘀结、脾胃失调、气阴两虚等四种证型。可见,目前在鼻咽癌放疗过程中及放疗后的中医证型尚缺乏统一的标准。目前随着鼻咽癌治疗的发展,西医提倡同期放化疗的治疗手段,尤其适合于局部中晚期鼻咽癌患者,同期放化疗能加强鼻咽癌局部控制率,提高远期疗效,但同时也加重了患者治疗后的急性毒副反应,给患者带来痛苦,有的还拖延疗程,甚至影响疗效和日后的生存质量。鼻咽癌在同期放化疗中的证型如何变化?目前此类研究甚少,故笔者所在科室行此类研究为更好地发挥中医减毒增效、中医更好地结合西医抗肿瘤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观察了74例首次接受同期放化疗的鼻咽癌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出现的急性副反应的相关证候,并总结出鼻咽癌同期放化疗过程中的证型主要有:津液亏损型、热毒炽盛型、肺胃阴虚型、脾胃失调型、气阴两虚型五种证型。中医认为放射线是一种火热毒邪,作用于人体必伤津耗液,在放疗早期(1~3周)患者即表现出口干、咽痛、喜饮症状,证型表现为津液亏损型,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火热毒邪在体内积聚,热毒症状逐渐加重,于放疗中期(4~5周)患者表现出咽喉疼痛,吞咽困难,局部检查见患者咽部有白膜或糜烂,辨证为热毒炽盛型;放疗中后期(5~6周)若热毒耗伤肺、胃之阴,肺胃津枯,则不能内溉脏腑,外濡凑理孔窍,出现咽干口燥、鼻腔灼热、干咳、吞咽不利、干呕吐逆等症状,辨证为肺胃阴虚型;热毒灼伤阴液,致胃阴亏虚,阴液不能濡养胃府,胃失和降,胃气上逆,致使部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纳呆,倦怠乏力症状,辨证为脾胃失调型;放疗结束时(7周),咽痛及恶心呕吐症状逐渐好转,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热毒之邪的薰灼,日久必耗气伤阴,多数患者表现有消瘦、头晕目眩、神疲乏力等症状,辨证为气阴两虚型。本研究初步发现了鼻咽癌放疗过程中证型的演变规律为:津液亏损型→热毒炽盛型→肺胃阴虚型(脾胃失调型)→气阴两虚型,有比较明显的规律性。律

3.3 鼻咽癌化疗过程中证型构成情况及动态演变规律

目前化学药物治疗鼻咽癌,主要作为鼻咽癌的诱导治疗和辅助治疗,目的是提高远期疗效,避免复发和转移。而鼻咽癌诱导化疗过程中证型的构成情况及动态演变规律还未见报道,故对此作初步的研究和探索。本研究初步得出鼻咽癌诱导化疗过程中证型构成主要有:湿热中阻型、脾胃气虚型、气血亏虚型三种证型。众所周知,化疗药物作为毒性药物,在杀灭和控制肿瘤细胞的同时也损害机体正常细胞。化疗毒性的临床表现,从中医的脏腑方面来分析,笔者认为其与中医的胃肝脾肾关系密切。因脾为后天之本,与胃相表里,共同受纳水谷精微,升清降浊,化生气血;而肝藏血、主疏泄气机;肾藏精,主骨生髓化血。化疗药物虽能拔毒攻邪,然其杀戕之气可损伤胃肝脾肾之功,而伤元气,其中以耗先天之精,戕后天之气为主,而致脾肾两伤,气血双亏。故化疗后多出现脾胃气虚、气血亏虚的证候。其中化疗早期由于化疗药物急性毒副作用,先损伤胃肠黏膜增生活跃的细胞,而导致脏腑功能失司,脾失运化,胃失和降,聚湿生痰,痰湿交阻郁而化热,而多出现脘腹胀满、恶心呕吐、纳呆神倦、口干苦、大便不爽、小便黄、舌红苔黄腻、脉滑或弦滑等症状,则表现为化疗初期(化疗第3天)的湿热中阻型。痰湿困脾阻胃,脾胃功能障碍,脾胃之气受损进而形成脾胃气虚证型,多表现为恶心呕吐、脘腹胀满、纳呆、神疲肢倦、大便溏泄等症状。到化疗后期脾胃功能失调,致水谷精微物质生化不足,气血生化无源,并且化疗毒副作用损伤肝肾,伤精耗血而导致先天后天之源俱损,形成气血亏虚证型。本研究还初步发现了化疗过程中证型的演变规律大致为:湿热中阻型→脾胃气虚型→气血亏虚型。

总之,本研究初步得出了鼻咽癌放、化疗前及放、化疗过程中的证型的分布特点及动态演变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西医治疗鼻咽癌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其科学性及实用性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摘要：目的:通过对128例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前和放、化疗过程中中医证型变化的临床现象学调研,初步了解鼻咽癌病变治疗过程中证型的分布特点及动态演变规律。方法:随机抽取符合纳入标准的128例鼻咽癌患者,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和治疗需求,将其分为放疗前诱导化疗组54例,同期放化疗组74例,对各个病例在放、化疗前及放、化疗过程中表现出的临床证型变化进行动态演变规律的观察,将观察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结果:128例鼻咽癌患者放、化疗前的辨证分型为:邪热壅肺型、血瘀阻络型、痰浊凝聚型、血瘀痰凝型四种证型,各证型病例数分别占不同的百分比。同期放化疗过程中的辨证分型为:津液亏损型、热毒炽盛型、肺胃阴虚型、脾胃失调型、气阴两虚型五种证型;诱导化疗后的辨证分型为:湿热中阻型、脾胃气虚型、气血亏虚型三种证型,经统计学分析比较各观察周期证型变化情况有统计学意义(P<0.05),并具有一定特点及规律性。结论:初步得出了鼻咽癌放、化疗前及放、化疗过程中的证型的分布特点及动态演变规律,但其科学性及实用性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山西传统婚俗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篇10

封建社会的主要仪礼有四大类, 即祭礼、昏礼、冠礼、丧礼四种, “四礼既定, 通古今徹中外, 修之则吉, 悖之则凶, 必大乱”。 (1) “风俗之赖礼以维之” (2) , “化民成俗必由于礼” (3) , 俗者, 不成文之礼也, 礼者, 成文之俗也。风俗的形成要依靠礼乐的教化才行。其中, 婚礼是伦理道德的根本, “昏礼者, 礼之本也。”这跟婚礼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婚俗的属性和基本范式

《礼记·昏义》:“礼者, 将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庙, 而下以继后世也, 故君子重之。” (4) 人们对昏礼的态度是“敬慎重正而后亲之”, 昏礼称得上是“礼之大礼”。人伦之礼, 先讲男女有别, 然后才能夫妇有义;在夫妇之义的基础上, 才能确立父子有亲, 父子的恩义扩展开来, 升华到君臣之礼……故此, 昏礼乃伦理之本。“夫礼始于冠, 本于昏, 重于丧祭, 尊于朝聘, 和于射乡, 此礼之大体也。” (5) 婚礼是“四礼”的根本, 是人伦的根本。表现在夫妻关系方面的特点是:不论结婚还是离婚, 首先考虑的都是家族的利益, 且处处反映出夫尊妻卑, 严格维护夫权, 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其二, 自然属性。“人莫不欲有子, 亦莫不欲其子之成立故圣人定之以冠礼 (女子是笈礼) ;人莫不有家室之念而又恶夫非偶相从, 故圣人定之以婚礼;人莫不有死亡之戚, 哭泣之哀而过情忘, 情之不能得中也, 故圣人定之以丧礼;……” (6) 这段话概述了四礼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其中婚礼的自然属性就是男女之间的生理需要和情感的需要。

首先, 按照礼的要求, 山西古代的婚姻是十分注重形式的, 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结婚有结婚的形式, 离婚有离婚的形式。

在先秦, 婚礼在诗人们最喜欢的黄昏进行, 故而称作“昏礼”。昏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 是人生第二个里程碑。昏礼一如黄昏时满天的晚霞, 宁静深远。那时候的“昏礼”不大肆举乐, 不过分庆贺, 很简朴干净, 重的是夫妇之义与结发之恩。昏服也不是大红大绿, 新郎新娘都穿着端庄的玄黑色礼服。天地相合, 夫妻结发。从此后生死相依, 从此后家族延续。这是华夏婚礼的初始面容。“昏礼”属于嘉礼之一, 嘉礼以亲万民。周制昏礼是后世婚礼的范本, 后世的婚礼在各种异族文化的交流中有所发展, 也融合了不少新的习俗, 不过从纳采至亲迎、合卺而入洞房, 即使内涵风韵数易其容, 但基本仪制的结构没有明显变化。相传中国最早的婚姻关系和婚礼仪式从伏羲氏制嫁娶、女娲立媒约开始。《通鉴外纪》载:“上古男女无别, 太昊始设嫁娶, 以俪皮为礼。”从此, 俪皮 (成双的鹿皮) 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 除了“俪皮之礼”之外, 还得“必告父母”;到了夏商, 又出现了“亲迎于庭”、“亲迎于堂”的仪节。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 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 《仪礼》中有详细规制, 整套仪式合为“六礼”。六礼婚制从此为华夏传统婚礼的模板, 流传至今。

汉族婚礼基本仪程如下:

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是经典的六礼结构, 但后世时有增简。增则多在“六礼”环节的基础上添加副仪节及杂俗, 如催妆、送妆、铺房等;简则多简并了几项正婚前的礼仪, 如宋代朱子撰《家礼》, 因时俗将六礼并为“纳采”“纳币”“亲迎”三仪。

完整的婚礼仪节:

婚前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

正婚礼【亲迎→妇至成礼→合卺→餕余设袵】

婚后礼 (成妇礼) 【妇见舅姑→舅姑醴妇→妇馈舅姑】

三书:后世谈婚论嫁, “六礼”常常和“三书”一起搭配出现, “三书”并非周制昏礼的内容。这三书是指:聘书:即订亲之书, 男女双方缔造。纳吉 (过文定) 时用。礼书:即过礼之书, 是礼物清单, 详尽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迎亲书:即迎娶新娘之书。纳征信 (过大礼) 时用, 结婚当日 (亲迎) 接新娘过门时用。

当然这种程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调整。婚俗的变化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部分, 也体现了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折射出该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结婚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大事。中国上下五千年, 结婚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政治经济的进步, 婚礼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礼仪。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 婚礼习俗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植根于整个中华之中。在这几千年的发展和传承中, 婚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形式的繁简转化, 嫁妆聘礼的不断增加, 婚俗观念在中西交替中的巨大转变等等方面。在汉本位的文化中, 我们平时指的“传统”, 实际上就是默认“汉族的传统”。然而越来越热的汉族传统婚礼, 基本参照的是民国、清末的婚俗, 习俗上本身就带有很多的历史变异, 并不能完全概括、代表真正的华夏婚礼。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婚庆典仪, 喜庆抑或神圣, 因民族性格不同, 婚礼的风貌和形式差异很大。婚礼婚俗的流变, 彰显着文化性格和国运起伏。

二、山西婚俗的历史演变

山西婚俗的最终形成是历史上多种民族文化因素融合的最终结果。历史上, 山西婚俗在发展中受少数民族婚俗的影响深刻。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里一直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前沿阵地。从春秋时期开始到元明清, 山西古代的婚俗就是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和婚俗文化。

西周时期, 分散在山西境内的就有众多的戎狄部落, 不仅晋北、晋中有, 晋南也有, 有些是在西周以前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国语·晋语》云:“景霍以为城, 而汾、河、涞、浍以为渠, 戎狄之民怀之。”《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居深山, 戎狄与之邻。”晋国时期山西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条戎、北戎、狐氏戎、赤狄、茅戎等。这些部落先后被晋国灭亡, 土地被划入晋国的版图, 百姓也成为晋国的编户。特殊的民族成份和地理环境使晋国的婚俗不可能完全按照周礼的婚礼要求沿袭下来。在“启以夏制, 疆以戎索”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 在周代婚礼为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晋国采用的应该是以汉俗为主, 汉胡混杂的婚姻习俗, 这应该是山西传统婚俗的最初形态。

晋国在与戎狄的长期交往中, 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晋国开放的婚姻习俗。《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 炎帝为姜。”姬姓黄帝与姜姓炎帝族世代通婚, 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周代。所以晋国多数的国君娶的是姜姓齐国之女为夫人。姬、姜通婚是晋国婚姻的主渠道。但是, 晋国与周边戎狄这种特殊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也形成了他们之间频繁的婚姻关系。晋献公的后宫就有四个戎族之女, 娶犬戎的狐姬生重耳, 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娶小戎的小戎子生夷吾。伐陕西的骊戎时, 又从骊戎娶二女, 生奚齐和卓子。献公的四个孩子都是戎狄部落之女所生。重耳在逃亡狄国时, 娶季槐为妻, 大臣赵衰娶叔槐。晋景公的妹妹则嫁给了潞子婴儿为妻。这些统治者的婚姻态度和情况能够证实当时山西的汉胡之间通婚是十分普遍的。这种开放的婚姻态势一直被后世沿袭, 影响了后世山西婚姻习俗的发展。

山西婚礼习俗的变化和融合,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加快步伐。各族人民大规模内迁山西, 各种习俗随之兴起和交流。二至六世纪以来, 山西错居杂处的各族人民, 经过长期的共处和北魏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和改变了本民族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习惯, 另一方面, 少数民族的一些优秀文化也为汉族所吸收。其中就包括婚俗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如下:

首先, 允许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姻。为了巩固统治和拉拢汉族贵族, 北魏皇帝自己首先带头娶汉族女子, “多娶汉族女为后妃” (7) , 著名的有文成文明冯太后。其中, 太武帝拓跋焘的贺皇后, 景穆帝拓跋晃的生母, 就是汉族人, “代人也。初为夫人, 生恭宗。神元年薨, 追赠贵嫔, 葬云中金陵。后追加号谥, 配飨太庙。” (8) 后来, 孝文帝改制更是广泛推行“胡汉联姻”, 正式颁布鲜卑和汉人通婚的规定, 并且自己率先执行, 将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娶进宫中。“于是胡汉混淆, 不可复辨。恶异族者, 恒痛斥之。” (9) 一般鲜卑人也自然要同汉人通婚, 反对歧视异族, 这是对汉族婚姻习俗的一次划时代的改革。

其次, 将汉族的“禁同姓为婚”改为允许“同姓之婚娶”。在孝文帝改制之前, 前面几任皇帝, “醉心华夏之礼教, 深厌其国俗, 禁同姓为婚” (10) 。周礼规定:“同姓百世不婚”, 所以, 太和七年, 太武帝下诏:“淳风行于上古, 礼化用乎近叶, 是以夏、殷不嫌一族之婚, 周世始绝同姓之娶, 斯皆教随时设, 治因事改者也。……朕属百年之期, 当后仁之政, 思易质旧, 式昭维新。自今悉尽绝之, 有犯以不道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孝文帝下诏改变这一规定:改其姓氏, “同姓之婚娶”。 (11)

第三, 北魏将汉族婚姻中的等级观念引入北魏婚姻制度中。北魏政权建立以后, 统治者一开始就把婚姻纳入封建等级的轨道。和平四年 (460年) , 高宗拓跋睿下诏:“名位不同, 礼亦异数, 所以殊等级, 示轨仪。今丧葬嫁娶, 大礼未备, 贵势豪富, 越度奢靡, 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 使贵贱有章, 上下成序, 著之于令。”不久又下诏:“夫婚姻者, 人道之始, 是以夫妇之义, 三纲之首, 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 宜令区别。……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 犯者加罪。” (12) 《资治通鉴》记载:北魏时期的“当朝贵重, 所结姻姬, 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魏旧制:王国舍人皆应娶八族及清修之门。威阳王禧娶隶户为之, 帝深责之, 因下诏为六弟聘室:前都所纳, 可为妾媵。咸阳王禧, 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 (13) 按照魏国的旧制:各亲王的王妃都应娶魏国八族大姓、并有操行门户之女。咸阳王拓跋禧娶了小姓隶户氏之女, 孝文帝严加责备, 因此下诏为六位弟弟重新聘娶妻室, 说:“以前各王所纳的小姓王妃, 可以做妾。咸阳王元禧 (已经由拓跋氏改姓元) , 可以重聘颍川太守李辅之女。在平城改制中, 用法令的形式规定“良 (非奴隶的平民百姓) 贱 (奴隶) 不婚”, 这在北魏以前包括汉族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魏晋时期在婚姻上的等级渗透, 门当户对才能通婚, 鲜卑拓跋族比汉族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并且影响深远, 成为封建时代阶级关系在婚姻习俗中的一个特殊体现, 同时鲜明地印证着封建社会婚姻伦理的又一种规范。

北魏在婚姻上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 鲜卑民族的一些固有婚俗不同程度的保存下来, 并影响到当时山西的汉人婚俗。太和二十年 (496年) , 孝文帝下诏:“夫妇之道, 生民所先, 仲春奔会, 礼有达式, 男女失时, 以礼会之。” (14) 《周礼·地官·媒氏》中就有关于此内容的记载:“仲春之月, 令会男女, 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诏令是说, 夫妻之道是人伦之始, 古已有之的, 男婚女嫁是人之常情。仲春二月是嫁娶的好时日, 男女可以不按照礼制赶紧举行婚嫁, 这是顺应天时的。如果失去这个天赐的好日子, 那婚嫁之事就要按照严格的礼制来执行。这是当时的统治者在特殊情况下为督促适婚男女及时婚嫁以增殖国家人口, 稳定社会而采取的一项特殊的婚姻政策。这在一定程度对秦汉以来越来越严格的婚俗礼制进行了松动。世宗正始元年 (504年) 又有诏令:“男女怨旷, 务令媾会。” (15) 肃宗正光二年 (521年) 诏曰:“男女怨旷, 务令合偶。” (16) 。这些尊重男女双方个人择偶意愿的鲜卑族固有的婚俗传统的延续, 为山西汉代以来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汉族“礼制”婚姻注入了生机, 对于现代也具有积极意义。

辽朝占据燕云十六州后, 积极运用各种手段笼络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除去科举和选官之外, 婚姻缔结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通常来讲, 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多依照传统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 但为了拉近汉人上层和自身的距离, 辽朝统治阶层也经常推动契丹和汉族之间的联姻。太宗会同三年 (940年) , “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 听与汉人婚姻。”在此前后契丹人和汉人上层之间的婚姻屡见不鲜, 如韩氏家族中, 韩瑜的前后妻都姓萧, 且其女儿嫁给了辽护卫将军萧朱;景宗时期的萧罕则在娶了韩匡嗣之女, 后生下了萧仅;而赵思温之孙赵匡禹的继室也同样是契丹萧氏。

女真人入主中原, 不仅带来了他们的风俗习惯, 还吸收了许多汉人婚俗礼仪, 使婚礼风俗呈现出交融互补的有趣现象, 这在山西也不例外。例如, 天会八年 (1130) 五月, 金下令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 (17) , 这就是变金俗为汉俗了。而四月曾下诏:“诸良人知情嫁奴者, 听如故为妻, 其不知而嫁者, 去住悉从所欲。” (18) 这条诏令是说, 平民娶妻时如果知道要娶的是奴婢的话, 不允许离异, 仍以此女为妻;如果娶亲时不知, 可以听从当事人意见, 娶不娶都可以。这些婚俗的变化, 跟北魏的“良贱不许通婚”相比较, 更前进了一步, 体现了统治者在阶级等级之间的宽容, 较秦汉婚礼制度, 北魏等级婚姻都有很大的进步。山西传统婚俗虽然仍然是以六礼为基本仪制, 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逐渐由繁趋简, 且不断地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气息。

三、山西古代婚俗的特点

从上述山西婚俗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山西历代婚俗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 婚姻形式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婚姻关系中的其他内容。婚姻的形式主要包括结婚形式和离婚的形式。结婚的形式按照“礼”的要求和规范, 婚姻关系的缔结必须符合以“六礼”为主要内容的形式要件。即使是清末民初, 婚俗的仪式有所变化, 但是还是以“六礼”的要求为根本仪制, 只是仪式有所简略。

其次, 实行的是一夫多妾的婚姻制度。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 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 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比如北魏咸阳王, 孝文帝认为“前都所纳, 可为妾媵。咸阳王禧, 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在家庭中, 只有妻子与丈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如丈夫先亡, 妻子便要守节。妻子早亡, 丈夫在精神上守节。丧妻之后, 男子再娶妻, 称作“继室”或“续弦”。第一任妻子称作“原配”。墓穴之中的棺木, 祠堂之中的牌位, 正位只能是丈夫和原配妻子, 继室只能居于偏位。古代婚姻制度中的“门当户对”、“良贱不婚”都是指“娶妻”, 而非指“纳妾”。纵然是“秦淮八艳”的董小宛貌美如仙, 也只能做妾。

第三, 婚姻中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婚姻和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和阶级婚姻制度, 发展到近代直至今天, 所遗留的影响就是很多人头脑中普遍存在“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中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 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 推行“九品中正制度”, 门第等级森严, 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 南朝士族王源嫁女庶族富阳满氏, 被弹劾为“惟利是求”, 并拟“禁锢终身”。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 “门当户对”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从封建社会早期的“门当户对”制度演变而来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 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 户籍上被编为“贱籍”, 比如娼女、奴婢等, 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 否则会受到刑事处罚。

第四, 要求由父母以及尊长主婚, 以此作为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千百年来,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择偶方式支配着人们的婚姻, 左右着人们的观念。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相信, 不是父母安排、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不合俗的, 不光彩的, 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婚姻才是社会承认的明媒正娶。中国传统婚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婚姻契约当事人与婚姻当事人相分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择偶的一般原则, 也是实现门当户对的基本保证, 这种择偶方式既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 也是中国历史上礼教与法律对于婚姻的根本规定之一。

关于父母之命。早在《诗经》问世时, 父母之命就已成俗。“取妻之如何, 必告父母, 既告日止, 曷又鞠止。”“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在封建社会, 这种风俗又具有了礼教的色彩, “男不自专娶, 女不自专嫁, 必由父母, 须媒妁何?远耻防澄佚也。” (班固:《白虎通·嫁娶》) 特别是父母之命的择偶方式还受到了法律的有力支持。从唐朝一直到清王朝的法律都规定了父母有为子女择偶的权力。《大明律》明文规定:“嫁娶皆由主父母, 父母主婚, 祖父母、父母俱无者, 从亲主婚, 其夫亡携女适入者, 其女从母主婚。”在封建社会, 家庭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 在小农经济下, 家长为一家之主, 家庭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家长手中, 子女在经济上依赖于父母, 这就为父母掌握择偶权提供了经济保证。女子就更是如此, 不论是作为女儿还是成为人妻, 其区别仅仅是更换一个供养者和领导者而已。父母之命, 是以家长对子女的私有权为前提的。所以, 父母之命实际上就是所有者之命, 这种权力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扩充到了赠女儿为人妻, 为官妾的地步。

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同等重要, 它是父母之命的伴生物。最早的媒人出现在《诗经》里。《诗经》中就有“娶妻如何, 匪媒不得”的说法。两周时代, 媒人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多有记载。媒人在周代是家长意志的体现者, 婚姻就在家长和媒人之间议成。《礼记》中规定:“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嫁娶。”《孔子家语·嫁娶》说:“男不自专娶, 女不自专嫁, 必由父母, 须用媒妁。”所谓“有媒为婚, 无媒为奔”。《孟子·滕文公下》甚至说:“不待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则父母国人皆贱之。”《管子·形势解》也说:“妇人之求夫家也, 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求夫家而不用媒, 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 丑而不信。”

总之, 男子无媒不娶妻, 女子无媒则不嫁。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两种。《周礼·地官·媒氏》中说媒氏 (即官媒) 掌理万民的婚姻。官媒所参与的婚约是被官府批准的, 具有法律效力。私媒的出现也很早, 多由妇人充当, 称作“媒媪”, 元朝时开始称为“媒婆”。由于她们善于花言巧语, 名声自古以来就很差。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得不遵守的习俗和规矩。如果哪个冒失的小伙子和轻率的姑娘, 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而轻言嫁娶, 将受到社会与风俗的巨大压力而发生各种人间悲剧。

媒人是具有职业色彩的婚姻中间人, 她也曾被人们赋予红娘、月下老人等等美好的称呼, 但媒婆的形象往往也是可憎的。在媒妁之言的限制下, 青年人婚姻的满意程度常常取决于媒人的可靠程度。所以, 择偶的男女两家都要给媒人以重利。媒人也就成了婚姻市场的经济人, 以姑娘的身价高低、聘金多少, 穿梭在男女之间, 口舌如簧, 或彼或此, 讨价还价。《解县志》记载:“娶妻无媒, 婚礼废矣。”“解俗男女议婚, 男先求女媒妁往来, 未有成约尽许女家不从不许男家不允, ” (19)

当然, 这两个较明显的婚俗变迁特点并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 因而也具有不平衡性和时代局限性。婚姻变革观念与实践还仅限于城镇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士绅阶层, 且往往呈现新旧并用的现象。尽管如此, 这种变革已不啻一声春雷, 昭示了整个社会习俗更新期的到来, 为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礼俗奠定了基础。

第五, 少数民族的婚俗文化对山西的影响, 这是山西婚俗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历史上, 胡人婚俗对山西汉族地区影响的主要方面之一, 就是父兄死后, 娶后母或者嫂子的习俗。到了近代, 山西的陵川、新绛等地方仍旧存在这种习俗, “婚之弊俗最坏者为山中间有弟收嫂兄收弟妇者, 此亟宜严禁者也。” (20) “又有其兄死后弟又娶兄妇者谓之接交, 此种陋俗皆宜厉禁以端风俗。” (21) 这些观念作为陋习, 受到当时社会正统思想的反对。

山西所保留的这种旧习俗, 最早就来源于胡人部落。《三国志·魏书·鲜卑东夷传》中有关胡人婚姻习俗的记载:“父兄死, 妻后母执嫂, 若无执嫂者, 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 死则归其故夫。”妻后母、报寡嫂是游牧民族普遍盛行的婚俗。古代欧亚草原上的各游牧民族, 都盛行一种妻后母报寡嫂的风俗。《史记·匈奴传》说, 在匈奴人那里, 普遍流行“父死, 妻其后母;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从汉族出嫁匈奴的姑娘也得照此风俗行事。《汉书·匈奴传》说汉元帝时, 王昭君先嫁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后, 又嫁给其前妻子复株桑若单于为妻。和匈奴相近的乌孙人同样有此风俗。这种风俗随着鲜卑、女真、蒙古等部落的南侵中原而传到了山西, 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保存了下来, 有的地方到近代还仍然存在, 这大概是婚俗上受少数民族影响的一个典型特征。此外, 由于北魏的女性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相对平等的地位, 体现在婚姻中的主体地位比汉族地区的男尊女卑较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为保守、封闭的汉族婚俗注入了活力。

此外, 周礼庄重而严肃, 胡俗婚礼却多喜庆, 山西后世婚礼的许多杂俗, 比如闹洞房, 就是契丹的婚俗。跨火盆, 则来自满族。根据周礼, 婚礼是没有盖头的, 但红盖头却成了世俗婚礼的象征。仪礼中的婚礼不举乐, 无酒筵酬宾的仪节, 只在新房中为新郎新娘专设一席。到后世, 宴众宾客会成了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项, 闹房也成了保留节目。也许, 我们更加熟悉的婚礼就是: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历史的悠久, 国土的辽阔, 文化基因变异的程度自然不会小, 毕竟, 没有交流的民族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 在婚礼的发展上, 山西本地的婚制婚仪, 吸纳了许多外来民族的习俗。历经多次主动的、被动的民族间交流, 经历多次的纵横起伏, 山西婚礼在漫长的时光中慢慢流变。

参考文献

[1].路文成主编.山西风俗民情.山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7

[2].刘泽民等主编.山西通史.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乔志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中华文化通志第2典, 地域文化, 中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演变及特点 篇1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价值观念

大批走出土地和家乡,到异地打工、经商的、民工潮现象，从80年代初至今已历时20多年了，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变化和更替，学者以农民初次外出打工的时间是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为界，将前者称为“旧生代农民工”，将后者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两者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时代和年龄上，更体现在社会阅历、教育状况、生活期望、行为方式，乃至于思想状况、价值观念等更深层次上。如果说旧生代农民工基于价值观的相对稳定性，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农民在价值观上具有相似性，新生代的农民工在价值观上则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主要特点

1.价值主体的自我性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背景比旧生代农民工优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他们基本上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无需承担过多的来自家庭的生存压力和责任，有条件寻求自身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使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家庭的中心，更习惯于被家人关注，也更关注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带动了他们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定位。新生代农民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个性，喜欢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情感、希望和理想在思维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进行主观的认识和选择，更强调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社会的、市场的需求，动态地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在外出动机上，他们已由“经济型”转向“生活型”，不再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群体。在就业目的上，他们已从“挣钱”转向“挣钱、见世面、谋发展”等多重目标，许多人认为外出务工经商是“年轻人有无作为和出息的标志”。他们更倾心于驻留五彩缤纷的城市，即使遇到失业这样的困难也不愿意回乡，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在外生活，因为城市能让他们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气息，因为城市能提供更多他们期望的、而农村给予不了的实现梦想的机会。

2.价值目标的务实性

新生代农民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在城市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下，在社会分配的某些不公现象的刺激下，表现出更多的对生活不满足感，流露出对物质利益和金钱的渴望和向往。在价值目标上则更趋向功利，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发展自己、争取权益、融入城市、适应当地生活，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追求和仿同城市生活。在直接面对城里人的交往活动和闲暇生活中，他们非常注重外在形象的整饬，通过从众和对时尚的追随来消退自身的乡土气质，一些人，尤其是女性还刻意标新立异、化妆美容。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改掉一些诸如闯红灯、乱吐痰、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不良行为陋习，在生活方式上向城市靠拢。(2)重视学习和受教育。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意识到“不敢面对竞争，将永远无法摆脱贫困命运”，“竞争主要靠知识、技术和能力”。有些人开始后悔在校期间没有好好学习。(3)谋求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平等的权利分享。新生代农民工期待的不仅是外表的“进城”，他们最渴望的是: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即享有“国民待遇”。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希望政府畅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增强社区选举的民主性和广泛性，保障他们的选举权。一部分民工则希望能参加城市社会组织或团体。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要求的“不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3.价值观念的多元性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多元化、复杂性表现在:一方面，数千年的农民特有的自然经济价值观，在人们深层次意识中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所产生的效益、竞争、契约等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其中还夹杂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碰撞，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价值标准不再单一和固定，价值选择更多样化。在对个人事业的追求目的上有信奉“金钱至上”的，有“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 ，有“依靠勤奋工作”的，等等。在婚恋观、性爱观、家庭观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三、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演变评析

1.应当坚持辩证的观点

透过复杂的表象，我们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现状具有两面性，即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的相互交织、相互矛盾。呈现出“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彷徨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多重心态。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与转换中，思考和寻求新的价值体系的整合。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取、创新、务实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的主流，这种变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判断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处于不稳定状态，在适当的社会诱因下，易滋生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存在的社会问题，缺少全局性的眼光，在遇到困难时，易消极、颓废，甚至心理失衡，出现非社会性的或反社会性的行为。

2.应当坚持联系的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亚价值观”或“从属价值观”，是社会公众价值观变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反映，它的形成和演变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影响范围之外。新生代农民工尽管崇尚个性、强调主体意识，但在实际的价值判断的选择中，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独立思考、选择的成份并不多，常常跟随“流行”的观念而变化，在对人生、理想、职业的看法上，较多都是从社会人、经济人的品行现象，或从生活周围发生的事件中嫁接的，以此用来构成自己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

3.应当坚持发展的观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并非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这种易变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不成熟性与可塑性，也取决于真理的实践性、相对性和事物的发展性以及社会化过程的连续性。因此其形成与演变也具有一定的渐进性，表现在对价值的认识和选择上有一个积累、选择和矫正的过程。在整体前进的过程中，难免有一定时期会有停滞或倒退，也有些人会蜕化和堕落，但总的趋向是在曲折中前进和发展。总之，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和深化改革的今天，把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状况置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辩证的思考、理智的分析，剖析其核心内容，把握其心理运行轨迹，在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去引导、规范他们，使其自觉摒弃、清除思想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在他们身上铸就一种符合时代发展和改革精神的文化性格，才能使他们顺利地实现城市化和非农化的转移，促进社会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宝明.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2004,(5):9.

[2]于海.价值观和多元化与道德教育的多层次[J].复旦教育论坛，2009,(3):14.

演变及特点 篇12

语言测试是语言及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语言教学离不开语言测试。科学的语言测试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语言应用能力。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离不开语言测试，但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是第一位的，语言测试为学生语言能力培养服务。什么是语言能力?这是任何语言测试工作者首先要面对并且必须回答的问题。

2. 语言理论的发展产生不同的测试重点

2.1 二十世纪初重点考查语言知识的掌握。

对于什么是语言能力，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的观点和看法不尽一致。在二十世纪初，语言学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尚未形成指导语言教学的系统理论。语言教师把语言当做一门知识在教，包括语音知识、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语言测试也就考查被试对这三方面知识的掌握情况。

2.2 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听说技能。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明确限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反，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共时语言(也就是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提携;从不孤立地看待语言要素，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与此同时，行为主义心理学大行其道。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认为学习语言就是要获得操作这套符号系统的技能，即训练对刺激做出正确反应的一套语言习惯。在这个时期，心理测量学理论对语言测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心理测量学坚持语言能力可分说，认为语言可以分解为语言技能和语言成分，运用这些语言技能和语言成分的能力就是语言能力。这个时期的语言测试称为心理测量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测试。与科学前语言测试相比，它更加注重听说技能，尤其是听的技能。这种测试在五六十年代占统治地位，到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仍是主流。

2.3 Chomsky语言理论重点测试交际能力。

六十年代中期，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逐渐兴起。乔姆斯基继承并发扬了唯理主义的传统，就人类语言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语言是人的生物属性，人的语法知识是天赋的;人类语言存在着普遍语法;人脑中有专司语言的机制———语言官能。语言不再仅仅被当做交际的手段，更被看做思维的工具，看做人之为人的特有属性。由此可见，交际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还包括超出语言能力的能力(如：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它决定了教学和测试内容。

2.4 交际语言能力说推出考查语言场景中的语言组织能力。

在1979年举行的第一次语言测试研究研讨会上(Language Testing Research Colloquium。简称(LTRC)), Canale和Swain (1980)向大会提交了“交际语言能力的理论模式”。此模式充分吸收了许多研究者的成果。在八十年代的外语教学界和测试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九十年代，Bachman (1990, 1996)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式。他认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capacity)。它是语言能力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是将语言知识运用于交际目的的手段;心理生理机制则指把语言交际看做一种物理现象，运用语言交际时所牵涉的神经和心理过程(韩宝成1995)[1]。

3. 我国外语测试的特点与对策

3.1 我国语言测试的现状。

198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语言测试要“着眼于考核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准确性和流利程度”。为了检验大纲的落实情况和推动英语教学改革，1987年9月国家教委高校司推出大学英语测试，即人们常说的四、六级考试。它是全国性的大规模标准化考试，是西方现代语言测试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张新元2004)[2]，基本上属于乔姆斯基语言学派的测试模式。

自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全国范围实施以来，它成为许多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动力。杨慧中(1998)在《大学英语四六级测试回顾与展望》中指出：“大学英语测试对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贯彻执行、对提高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上普遍将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作为检验高校英语教学的标准，因此它得到学校各级领导的重视。

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从语言存在的价值看，应是生活工作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然后根据学习的内容再决定测什么;从逻辑上看，应是先教而后测，教什么就测什么。但在我国高校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则完全可能本末倒置，即考什么就教什么。教学的目的是应付考试，学习的目的也是应付考试。目前我国的应试教育严重干扰了正常教学。46%的大学英语教师认为停课复习备考有一定用处，20.7%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只有19.9%指出复习备考没有必要(戴曼纯，2003:133)[3]。调查充分说明现在的大学英语教学受到四、六级考试的强烈冲击。通过分析军校英语教学与四、六级考试的关系，我们看到英语教学完全不能顾及学员对专业英语的需求，被四、六级考试的指挥棒所左右。由于军校的特殊性质，学员毕业后所从事的专业指向基本明确，许多时候军校英语教师想要带领学生学习更多专业英语内容，提高他们专业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只要看到学生丝毫不关心这些新知识，而是全力以赴准备四、六级考试，他们也会退而求其次，不可避免地为学生着想将教学重点放在与考试紧密相关的内容上。这种脱离军校学员未来职业需要、完全背离外语作为交际工具的试题汇编，是对师生宝贵时间的巨大浪费(衣进韬，2008:92)[4]。

3.2 建立以学生为主导英语语言测试体系。

外语教学的发展经历了“教师中心论”、“学生中心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和“师生互动主体”的演变，学生在外语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公认。同外语教学界由研究教学方法转移到研究学习者本身上来一样，被试特征对测试行为的影响也是当前测试界十分关注的问题。被试特征包括文化背景、背景知识、认知能力、性别和年龄等(Bachman 1990)。英国的UCL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Local Examination Syndicate)和美国的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合作，就FC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和TOEFL，进行对比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研究被试特征对测试行为的影响[5]。研究在Milanovic和Bachman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心理因素，包括态度、动机、焦虑感和努力程度四个因素;第二，策略因素，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交际策略。作为该研究的一个部分，Kunnan (1995)采用一种结构模式方式(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着重研究了文化背景、接触英语的机会、学习英语的态度和动机及监察模式对测试行为的影响[6]。Bachman (1990:156)指出，随着个人特征及测试方法对测试行为影响研究的不断深入，测试开发人员对哪些特征因素与方法因素产生交互作用会了解得更透彻，并且在实践中能够设法减少这些因素对测试行为带来的影响，为被试最大限度地发挥测试水平提供机会，这样我们就会更好地、更公正地测量其语言能力[7]。在大学阶段，根据不同高校的性质、专业特点及职业导向等因素研究被试特征，采用多重评价标准是正确调整语言测试与语言教学关系的关键。同时，避免一刀切的评定标准，根据需要设计测试内容与方法体现了测试对语言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

3.3 以学生为主导英语语言测试的尝试———采用多元化测试方法。

跟踪军校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我们发现，目前部队年轻军官普遍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部分具有研究生学历，这些人员均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但大多数是“哑巴英语”，口语水平普遍较差，能够自主运用外语组织指挥、联系协调、合作交流的人才非常匮乏。在频繁的军事交往中，官兵的对外交流能力已经成为部队有效履行使命的基本要素。鉴于军校特殊性质，军校英语测试改革刻不容缓，全国性统考已显现出严重的弊端。军事英语课程测试更应具备专业针对性，应采用灵活的考核方法，重点在于提高学员的实际应用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军事英语的考核以两学期的笔试成绩为主，结合平时的作业情况和课堂上presentation的表现。通过Presentation的评估，我们可以看到学员的综合语言组织、语言表达能力，甚至通过专题演示也体现他们高层次的语言技能，包括语言知识(Language knowledg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和心理生理机制(psycho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此外，为鼓励学员把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为了充分体现他们的翻译水平，我们决定，在成绩考核中对学员在学习期间发表的军事英语译文实施奖励分数措施。在开学之初，我们就把诸如Sea power, Proceedings, Jane’s Defense等军事网站推荐给学员，让学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行自主式的军事英语学习，并鼓励他们把有价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投到相关专业期刊上。运用这种方式，不仅能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员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而且能培养学员的成就感，真正实现英语教学为专业学习服务的目的。

4. 结语

通过回顾语言测试的发展演变，总结我国高校英语测试特点，发现大学英语测试在高校师生的英语教学过程中确实起了一定的负面反拨作用，助长了应试教育的风气，应该引起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及相关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根据军校毕业生英语能力的缺陷，笔者首次提出尝试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测试体系，从学员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多元化测试方法，提高学员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学员的成就感。只要对测试及教学进行科学合理的改进，使语言测试能够很好地促进语言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就能在各个行业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充分发挥外语为专业服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宝成.L.F.Bachman的语言测试理论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5 (1) .

[2]张新元.大学英语测试质疑述评.外语界, 2004 (4) .

[3]刘润清, 戴曼纯.中国高校外语教学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4]衣进韬.大学英语测试对外语教学的反拨作用.考试周刊, 2008 (3) .

[5]韩宝成.语言测试:理论、实践与发展.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 (1) .

[6]Kunnan, A.J.Test Taker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Perfor-mance:A Structural Modeling Approach.Cambridge:CUP,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