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饮食文化的精髓（精选7篇）
中法饮食文化的精髓 篇1
由于中法两国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 就像《12亿火星人》的法国作者在他的书里感叹中国似乎是另一个星球, 在他眼中的中国人像外星人一样奇怪;同样, 华裔作家霍华在他的《六千万火鸡人》小书里讲述中国人眼里的法国人的奇怪印象:有时是浪漫的, 富有创造力, 有时傲慢的, 不近乎人情等等。确实, 两国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 这种差别势必影响到语言学习和教学, 而在日常法语教学中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语言现象。本文就以此为目的来阐述一下这种来自文化的影响, 从而更好地思考在教学中文化的重要作用。
在法国,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 说中国人不懂礼貌,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很少说客套语, 连简单的“谢谢”和“请”都不说。而在法国, 一般来说,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天要平均说上几十次客套语, 而对于一个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来说可能要说上几百次。这就是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 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互相的一种思维定势, 比如, 法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 而中国人认为法国人太客套。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导致法语学员们在学习中的很多困难, 经常在教材中学到的某些词汇或用法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法国人听不懂或者不知道他们想表达什么, 很明显, 这样的问题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
我们仍以客套语为例, 法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讲礼貌, 因为在两种语言中对于礼貌用语的表达不是完全对应的。法国人的礼貌用语很多, 我们在公共场合, 如商店里经常能听到“你好”, “谢谢”, “加油”, “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祝你度过美好的夜晚……”;在饭店里, 经常听到“你好, 祝你胃口好, 请, 谢谢……”;甚至在大街上, 有人不小心撞到别人, 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影响动作, 经常说“对不起, 原谅我”……
对于中国人的习惯, 在以上几种场合和情况下要表达感谢的时候只要说一次谢谢就够了, 甚至有时候连谢谢都不说, 而是用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来表示。一般来说, 如果说太多次谢谢的话, 会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汉语中对谢谢的回答“不客气”就是很好的说明, 言下之意就是说多了就是客气了。在公众场合里, 比如在饭店里和服务员讲话, 中国人不习惯说太多的客套话, 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提倡含蓄内敛的交流态度。例如, 尽管法语中的主语人称“您”使用的“请”在汉语中有对应的词“请”, 但并没有像法语口语中那么常用, 只在很正式的场合才使用, 因此, 这种汉语习惯导致了中国学员也不太习惯常使用这个法语词, 所以当法国人听到中国人很少说这个礼貌用语的时候, 就认为中国人不太讲礼貌。
关于法语中主语人称“你”对应的“请”的表达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在法国, 在父母和孩子之间, 在兄弟姐妹之间, 朋友之间都要说这个词来表达礼貌。通过这个词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 在一个家庭里像朋友一样有平等的地位;另一个是不管和谁讲话, 都要遵守礼貌原则, 包括和家庭成员之间。在汉语文化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使用这样的词汇的。一般来说, 对于中国人很紧密的关系中, 很少听到说“谢谢”和“请”, 因为关系很近的人不需要太客气, 因为自己也会很诚心地回报给对方。如果太客气的话, 对方会觉得他们关系不是很紧密, 不把自己当自己人。尤其在一个家庭中, 彼此是一家人不可分割的, 更没有必要每天在很小的事情上说“谢谢”。因此, 从文化方面这些词就不存在在中国家庭里的日常生活里, 当然除特殊情况外。
关于问候用语, 中国人彼此打招呼有时通过眼神和微笑来表达, 有时在很正式的场合用握手的方式。对于法国人的贴面礼经常让中国人很尴尬, 因为中国人不使用这种礼仪来表达问候。当熟人遇到的时候, 经常说“你吃了么?你在这干什么?你去哪啊?”来打招呼, 而不太像法国人那样“你好, 身体好么?你过了愉快的一天么?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么?”等。
礼貌用语只是文化中的一小部分, 都引起了这么多问题, 和整个文化相比可谓是冰山一角。因此, 很多时候交流中的误解或者失败并不是语言的本身而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 文化差异能造成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中的很多困难和障碍, 因此就要求教师要具备的能力:要有目标语文化的正确而客观的经验和认识, 以便于正确引导学员的学习;还要有文化研究角度结合真实的素材来使学生能体验和认识新的文化内涵。
比如, 法语“医院”包含了一系列关于法国医疗体系的涵义:在法国, 除非生病很严重或者家庭医生建议才可以上医院, 一般的病, 只需要打电话和家庭医生见面就可以解决了, 而在中国, 即使一个小感冒都可以直接上医院。因此, 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法国人说他上医院了, 后者一定会很严肃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 因为他认为你一定病的很严重, 否则不能上医院。
作为教师, 如果在课堂上就提前解释给学生这些文化上的差异, 一定会在实际应用时减少困难。这时就需要教师充分地了解法国的医疗体系的组织和结构, 即一个家庭医生负责几十个或者几百个家庭, 当然是在签约的前提下, 每次家庭里有人生病, 就需要给家庭医生所在的诊所打电话预约时间, 有专门的秘书来接待和登记, 随后按约定时间就诊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 常见病家庭医生就可以处理得很好, 除非是疑难杂症, 他认为处理不了的, 才要建议去见相关的专科医生, 如果真的是急症或者手术才需要上医院, 但前提是需要家庭医生开具证明, 否则即使去了医院也是需要再预约或者遣返回家庭医生那里。这些信息在课堂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是应该教授给学生的, 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法国这方面的文化, 以及由此折射在语言中的信息。
通过我们的分析, 每个国家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社会模式的相关文化, 表现形式也是很不相同的。这些差别要求我们要更广泛去了解对方文化。由于文化差异和不同的语言习惯导致对彼此的思维定势, 甚至是偏见, 这种结果也导致了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语言时有影响和困难, 因此, 这也是我们的研究意义所在, 区分文化思维定势和现实, 强调文化缺失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语文化。作为教师, 课堂上的言论都是很重要的, 能引导学生的学习, 因此应该不断提高和丰富自身的能力。
参考文献
博瓦.圣.吉宏 (法国作家) , 《12亿火星人 (日常生活中的‘真正的’中国人) 》, 法国芒第安出版社
中法戎装及其文化比较 篇2
“宾客时事毕, 诸将备戎装”
《始建射侯》
“谁的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
(《菊花台》词作者:方文山曲作者:周杰伦)
无论是古诗词, 还是歌词, 皆用了共同意义的词, “戎装”。何谓戎装?戎装又称“战袍”, “戎衣”。按现代的说法戎装就是军服。军服作为军人的外在标志,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威和军威, 是军队精神风貌的展示, 而且也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文明和经济发展状况。对中 (清朝) 、法 (拿破仑时期) 两国的戎装进行比较并揭示出其背后蕴含的文化背景。
1 十八世纪中国的戎装及其文化
十八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时期。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是中国古代戎装发展变化中最大的一个时期。一是满族作为统治者, 对汉族军戎服装加以改造;二是火枪、火炮的运用导致了戎装的变革。清军不但学会了使用火器, 而且掌握了从欧洲引进的枪、炮等近代兵器。火器的日益发达使铠甲越来越不受重视, 因此清代的铠甲在前期还用于作战, 中期以后纯粹成了摆设, 到了清代中后期铠甲边废弃不用了, 戎服成了军队的唯一服饰。戎服都是满族衣裳。
清代的武官有朝服、补服、行袍等几种服饰。补服如明代的常服, 以胸背上的补子区分文武官的品级。行袍为武官的戎服, 其形制与蟒服相同。官服的冠饰与袍服一样, 文武相同。士兵的戎服要简单的多, 上身穿对襟无领上袖短袍, 下身穿中长宽口裤, 上衣外面一般还要罩一件马褂。清军的军官一般穿靴, 士兵穿双梁鞋或如意头鞋。
清代的戎装融合了满族和汉族的服饰文化, 深刻的反映了带有浓厚的古代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中国古代服饰的发明和流传, 是一种人类文明的传播, 其中已经暗含了所谓工具理性的某种因素。只是在中国古代的特定环境之中, 表现出一种先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尊重。先民的敬天, 其旨在降福祉于人, 其追求, 还是在厚生。早期的厚生, 是生存的必要, 厚生的观念一旦得到广泛仁, 其道德产物则是道, 其制度形态则关乎政治。认同并积淀, 最终自然会产生转变。转化的伦理结果就是仁, 其道德产物则是道, 其制度形态则关乎政治。
当时的军服体现了中国古代服饰都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引等级差别”不得僭越, 国家颁布舆服制, 对型制和服色进行严格规定。君臣、庶民的款式、质地、色泽、穿着方式被写进了国家法典和历史。国家政治借助于服饰, 将君主、公卿、士人和平民的角色身份区分开来, 使人们在一种表征政治观念的物质躯壳中僵化。而这种凝重的政治语境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合理性。韦伯的制度理论完全可以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政治管理模式中, 找到同样适合东方社会的理论共识。
2 十八世纪法国的戎装及其文化
十八世纪特别是拿破仑时代的军队所穿着的制服可能是整个军用服装史上最精工细作, 华丽耀眼的军服了。拿破仑时代的军服是昂贵的。例如一个普通法国步兵的全部服装要花费200~250法郎, 而一个骑兵则通常在500法郎以上。装备最贵的是那些有盔甲保护的重骑兵, 每个人大约要2000法郎!当时国家军队如此重视军服无不说明了当时法国的文化、法国的军队思想以及法国的经济。拿破仑时期对经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极大得促进了当时法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此时工农业产量和国内外贸易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2.1 军帽
法国的军帽就有好几种, 而且是根据军衔佩戴不同的军帽。最常见的有熊皮帽、皮筒帽、平顶高筒军帽等。熊皮帽通常为经验丰富, 高大, 勇敢的掷弹兵所使用。这种熊皮帽配有红色的羽饰和白色的饰索, 以及一块上有燃烧榴弹标记浮雕的黄铜板。皮筒帽通常为轻骑兵团 (骠骑兵和猎骑兵) 的精锐连队使用。这是一种黑色 (或棕色) 的毛皮军帽, 不配饰板, 但是有颌带和猩红色带金边的袋状布质帽尖, 举行阅兵式时还会在帽子上系上红绿相间的高高羽饰。而平顶高筒军帽一般是黑色的, 帽身用毡板或者木板制成, 从下到上略向外变宽, 帽顶是防水的。帽子的顶部和底部都有一圈镶边围绕, 帽体的前部有一枚三色帽章, 三色帽章下面有一块菱形铜制饰板, 帽体的两侧分别有两块黑色皮革制成的V形章 (shevron) , 帽舌也是用黑色皮革制成的。
2.2 军服上装
拿破仑时期法军标志性的深蓝色军服上衣正式投入使用。常规步兵的上衣带白色大翻领, 翻领部分用烟斗土处理成纯白色。斗篷夹克和短上衣是轻骑兵的专属服饰, 因为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 是那些时髦的骠骑兵们艳耀华丽行头的组成部分。大衣是步兵专用的服装, 一般套在军服的外面以对抗严寒、风雨等恶劣气候。法军的大衣不是很长, 一般来说仅刚过膝盖。斗篷和大氅是骑兵的服装, 作用等同于步兵穿的大衣。当一个骑兵骑在马上时, 斗篷和大氅不仅覆盖他的全身, 同时还覆盖着他的武器、鞍具和马身的一部分。
2.3 下装
步兵穿的马裤由有弹性的白色毛纺面料制成。这些马裤本来应该是长及小腿的, 不过很多士兵都把他们的马裤改短到仅仅可以过膝收入绑腿的长度。普通骑兵团的马裤由羊皮或鹿皮制成, 颜色从白色到浅黄色都有, 一般只在重大场合穿着。长裤为步兵专有的服装, 质地一般有以下几种:亚麻质的长裤, 夏天穿;毛纺面料的长裤供冬天穿着;还有一些长裤是用帆布 (一种粗厚的棉纱或麻织品) 或者棉布制成的。通常长裤的颜色可以是本色、灰色、浅灰色、米色、浅褐色或者蓝色。
与清朝朴实无华的戎装相比, 拿破仑时期的军服给人一种奢华, 耀眼的感觉。无疑这与当时法国的战争是密不可分的。拿破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与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战争构成了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非常关注军队的外表和风貌, 战士们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外貌可以给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着吓唬敌人的作用。
拿破仑时期的军服体现了法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 在其形成过程中, 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 注重形式, 认为形式即内容。在其发展过程中, 时代特征明显, 风格变化昭然。变异与创新性远大于继承与连续性。法国服饰从诞生之日起就冲满了激进的思想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大度, 所以说它的服饰文化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它的文化源于古希腊, 古罗马文化, 受当时的绘画, 雕塑等造型艺术的影响至深, 其审美视觉历来重视立体的造型。在西方的服装史上, 13世纪初期就已确立了立体三维的裁剪方法。从此, 它的服装变得立体, 外形变得富于变化, 同时尽可能得让造型体现体形美。
结束语
综上可知, 中法两国的军服无论款式、面料、质地或是颜色都存在极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服饰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 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符号, 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 服饰是人类独有的文化现象, 而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服饰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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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秉承传统文化精髓的企业文化 篇3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 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 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 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 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 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 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 从广义上说, 指中国世代相传, 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 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 法家严赏罚, 兵家重谋略, 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 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 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 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 爱岗敬业, 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 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 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 坚持以人为本, 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 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发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素来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古老的《周易》中就有“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宝贵箴言，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秉承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经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倡导“仁、义、礼、智、信”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培育中国现代企业精神, 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人诚实守信的传统, 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始终。
中法企业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 篇4
1 中法企业文化比较
合资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盛行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方式。从表面上看, 合资企业是各方资本、技术、人员、劳动的组合, 但其深层次的内涵则是合作双方文化的交流、碰撞直至文化的融合, 而这也是合资经营过程中最为重要的。
1.1 中法企业文化共同点
1.1.1 整体主义倾向
中国企业文化高度的民族精神和法国企业文化浓厚的社会公众意识有相同的特点。在企业自身发展目标之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社会目标, 这种目标给企业带来不断前进的动力, 给企业的行为蒙上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而激发企业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 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1.1.2 相似的形成原因
中国企业要为民族振兴而拼搏, 立志追赶世界先进潮流, 缩小与国际先进企业的差距;而法国企业的挑战性则是为了争取一种更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 但这种不服输、充满信心的理念是一致的。
1.1.3 企业家都被推崇为精神领袖
虽然法国企业员工对企业家的要求远远低于中国企业员工对企业家的要求, 但企业家的权利和威望都是至高无上的, 员工对他们的服从也很彻底。
1.2 中法企业文化差异
1.2.1 基本价值观念差异
中国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较深, 讲究和谐为本, 忽视人的主观性, 表现出对自然地敬畏;而法国文化中平等、自由、博爱的价值观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 体现出人的主体行, 有一种“求异”的思想和独立的意识。
1.2.2 制度文化的差异
法国企业有一个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因此制度化程度高, 用严格的组织制度来规范企业及员工的各种行为。法国企业组织机构成熟, 执行强调明确的层级管理, 行为过程强调专业分工和协作;中国企业的“人治”因素浓, 企业对制度的执行表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1.2.3 计划和决策模式的差异
在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下, 中国企业计划和决策的制定过程多程序而复杂, 速度缓慢, 往往要经过重复讨论和层层批示, 体现出集体决策的特点。这虽能集思广益、准确性高, 但是不利于对市场作出快速的应变;法国企业的计划和决策模式是高度集中的, 反应速度快, 但同时降低了可信性与准确性, 缺乏长期的竞争力, 短期行为较重。
1.2.4 用人观念上的差异
中法两国的企业文化都体现出一种“人本管理”的思想, 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尊重人、同时给员工创造良好的环境, 积极调动人的主观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但是, 在深层的观念上, 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和地位上:法国企业文化中的团体精神也非常浓厚, 但是他的基础是人的个性思想, 个人先于集体, 在行为上体现出个人与团体平等和互助;中国企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永远高于个人, 个人从属于集体, 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认可和发展, 是一种个人奉献和牺牲精神。
2 中法企业跨文化管理问题在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方面的表现
2.1 权利距离
中国是权力距离比较大的国家, 上下级认为彼此之间天生就不平等, 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上下级收入差距大。而法国属于权利距离小的国家, 上下级认为彼此天生平等, 所谓等级制度不过是所任职务不同而已, 并且大家职务可以变换。上下级的工资差别也相对较小。因此在中法跨国企业管理中, 要注意人力资源配置、薪酬福利管理中的平等问题。
2.2 不确定性的规避
所谓不确定性回避 (Uncertainty Avoidance) 指得是一个社会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胁程度。并试图以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 建立更正式的规则, 不容忍偏离观点和行为, 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 其强弱是通过不确定性回避指数 (UAI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一个鼓励其成员战胜和开辟未来的社会文化, 可被视为强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反之, 那些教育其成员接受风险, 学会忍耐, 接受不同行为的社会文化, 可被视为弱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
2.3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倾向是通过个人主义指数II Individualism Index来衡量的。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 说明该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 如美国;反之数值越小, 则说明该社会的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 如日本和亚洲大多数国家。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倾向可以用来解释管理活动中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目标。处于个人主义文化中的员工往往希望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如果发放奖金给与鼓励, 那么就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集体主义文化中, 雇主绝不会把员工看做单纯的个人而把他作为从属于某一集团的人来雇佣。
可以看出, 法国社会中表现出较强的个人主义倾向, 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 (见表2) 。
2.4 男性化与女性化
男性化和女性化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管理活动中的现象。男性化文化表明对事业成功的追求高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他们更注重通过竞争取得成就。而女性化文化则更加注重人际关系是否良好, 生活质量是否高尚。男性度/女性度的倾向用男性度指数 (MDI:Masculinity Dimension Index) 来衡量, 这一指数的数值越大, 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明显, 男性气质越突出 (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 ;反之, 数值越小, 说明该社会的男性化倾向越不明显, 男性气质弱化, 而女性气质突出。法国属于男性文化的国家, 他们强调竞争, 追求事业成功和物质利益, 而中国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 如果不互相理解, 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态度常常会造成误解, 以致产生冲突和摩擦 (见表3) 。
3 中法企业跨文化管理策略
3.1 文化策略
3.1.1 文化相容策略
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可分为以下两种策略。
3.1.1. 1 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
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 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即在国外的子公司中不以母国的文化作为主体文化。这样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但却并不互相排斥, 反而互为补充, 同时运行于公司的操作中, 可以充分发挥跨文化的优势。
3.1.1. 2 隐去两者主体文化的和平相容策略
即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刻意模糊文化差异, 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 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均可在同一企业中和睦共处, 即使发生意见分歧, 也容易通过双方的努力得到妥协和协调。
3.1.2 文化创新策略
即将母公司的企业文化与国外分公司当地的文化进行有效的整合, 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融合, 从而在母公司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 以这种新型文化作为国外分公司的管理基础。这种新型文化既保留着母公司企业文化的特点, 又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适应, 既不同于母公司的企业文化, 又不同于当地的文化, 而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这样不仅使全球化经营企业能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环境, 而且还能大大增强竞争优势。
3.1.3 文化规避策略
当母国的文化与东道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母国的文化虽然在整个公司的运作中占主体地位, 可无法忽视或冷落东道国文化的存在的时候, 由母公司派到子公司的管理人员, 就应特别注意在双方文化的重大不同之处进行规避, 不要在这些“敏感地带”造成彼此文化的冲突。特别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特别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
3.1.4 文化渗透策略
文化渗透是个需要长时间观察和培育的过程。跨国公司派往东道国工作的管理人员, 基于其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的巨大不同, 并不试图在短时间内迫使当地员工服从母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是凭借母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所形成的文化优势, 对于公司的当地员工进行逐步的文化渗透, 使母国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使东道国员工逐渐适应了这种母国文化并慢慢地成为该文化的执行者和维护者。
3.2 人才策略
3.2.1 管理人员本土化策略
即根据“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当地化”的原则来进行跨文化的管理。全球化经营企业在国外需要雇用相当一部分当地管理者, 因为当地管理者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市场动态以及其政府的各项法规, 并且与当地的消费者容易达成共识。雇用当地管理者不仅可节省部分开支更可有利于其在当地拓展市场、站稳脚跟。留学人员是国际人力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具有双语能力、双文化背景, 既了解国外的经济立法、贸易政策、消费心理、市场需求, 又熟悉本国的国情, 尤其是学习MBA工商管理专业的留学人员, 是跨国公司或企业管理中一部分有生力量。
3.2.2 选拔培养具有跨文化管理人才策略
在企业中选拔培养具有跨文化潜质的人才, 是一个节约时间、经济适用的办法。对于这类人才的培养, 要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对其语言和母国文化的培养;二是培养他们的管理能力。
3.2.3 直接招聘跨文化管理人才
人才流动是调整人才队伍结构, 优化人才资源配置的需要。人才流动可以实现能力与岗位的最佳匹配。直接招聘已具备跨文化管理能力的人才, 可以为企业节约培训成本, 缩短等待时间。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 社会对跨文化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从比较中法企业文化入手, 分析了中法企业跨文化管理问题在霍夫斯泰德的四个维度方面的表现, 从而对中法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中法,企业,跨文化,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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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文化精髓建立文化机制 篇5
把握文化精髓
我们一贯坚持“人才立行”的管理理念, 对银行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1.“孝心、责任、尊重”是我们企业文化的根本
我们经常教育员工要在家庭中尽孝, 在企业中尽职, 在社会中尽责, 一个有“孝心”的人, 才会懂得尊重, 才会承担责任, 才会知道感恩, 才会做出回报。构建和谐企业, 最重要的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相互尊重。
2、“诚信、学习、共赢”是我们企业文化的内涵
银行是以信用为基础的服务业, 因此, 诚信是中信集团和总行营业部的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诚信是我们的立身之本, 我们强调以信交天下, 以信取信, 受之以信, 付之以信, 得之以信。
为了建设学习型的人才组织, 加强团队的职能化和专业化, 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超越传统员工培训的观念, 有了一些新举措, 主要体现在战略转型与人才培养的紧密联系、人才培养与员工职业生涯的合理关联、人才培养与绩效的科学挂钩等方面。
我们提倡的共赢, 既是企业与市场及利益相关者的共赢, 更是企业与员工的共赢。
3、“进取、超越、奉献”是我们的企业精神
我们提出了“善于思考, 勤于研究, 勇于探索, 永争第一”的创新理念。“十二五”期间是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转折期, 要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引导员工思考、研究、探索, 鼓励在合规范围内的创新、进取和超越。
未来竞争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竞争综合实力, 我们需要在人才、渠道、产品创新与服务、风险管控、定价能力、管控模式及管理机制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观念需要得到加强。在产品同质化时代, 服务质量提升关键在于产品创新和人才发展上, 这是提升竞争实力, 体现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所在。
建立文化机制
通过企业文化建设, 提升总行营业部服务品牌, 树立和传播优秀企业形象, 把总行营业部建设成为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和持续成长力的优秀银行服务品牌企业。
1、制定规划和管理目标
我们制定企业文化建设五年规划, 管理目标是以文化理念为先导, 持续促进总行营业部组织变革和管理变革, 不断完善管理制度, 提高管理水平, 提升管理效率。
2、处理好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的关系
一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企业的战略发展相协调。我们十分注意发掘适合总行营业部的企业文化理念, 使之密切结合总行营业部的发展战略。二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和企业制度、企业管理相配套。三是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和员工的个人成长相结合。企业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目的, 是通过文化建设变革管理、变革组织氛围, 建设一种群体认同、齐心协力、团队合作、昂扬向上的组织文化, 让员工随着事业发展, 自己有进步、有收获、有提高, 事业发展顺畅, 家庭生活幸福。
3、持之以恒地抓好企业文化建设
中法饮食文化的精髓 篇6
在世界古典园林类型中, 有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平地园、英国的牧园、日本的水石庭, 生长在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中的中国园林则是以“可居可游”的自然山水园为基本类型, 她们产生与发展都无一例外地与当地的文化息息相关, 依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所产生的园林, 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上来看都是有所不同的。
1 文化与园林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 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园林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 其次才是自然现象。园林是文化的一种形式, 是文化的结晶, 它和音乐、绘画、雕塑等一样都是文化的载体。同时, 园林又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文化的其它方面, 诸如文学、美学、绘画等形式几乎都能在园林中找到它们的身影。优秀的园林作品可以让人读出其背后的文化韵味, 同时也能折射出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化特点。
2 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
2.1 差异的主要根源——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决定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人的思想, 说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上归纳起来就只有三个字:儒、释、道。其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 佛教和道家的思想是一个补充、是辅助性的。三者互相协调, 自足圆满。
西方哲学, 通常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家最早讲的是自然哲学, 或者说他们思考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这和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人、人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等人的问题, 也就是人文科学的问题是存在本质差异的。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第三个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冲突。第四阶段是近代的西方哲学。总的来讲, 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理性思维。
2.2 差异的主要体现——思维方式。
在众多的思维方式中, 逻辑是一种独特的方式, 它的主要特征是有效性, 它可以保证我们从真的前提一定得到真的结论。从事科学研究, 我们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 但是, 只有“逻辑的思维方式可以使我们达到确定性”, 而且逻辑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达到的确定性是最可靠的。
逻辑是西方文化中独异于中国的一种文化特征。逻辑学这门学科形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期, 它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西方的科学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缺少逻辑学的研究,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缺少这一基本的元素, 没有系统的逻辑学方法,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在中国古代, 四大发明显示着中国人的智慧, 但很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逻辑理性的支撑所以在中国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技术。
由于东西文化中逻辑理性这一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 所以总的来看, 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 讲求意会, 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相对具体、理性。
3 中西方文化差异在园林上的影响
3.1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设计宗旨。
中国文化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此, 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哲学为了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 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 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
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发展出的中国传统园林, 其主要的特点就是追求与自然的融合, 讲求“虽有人作, 宛自天开”。把自然景色和人工造园艺术巧妙地结合, 最突出的园林艺术形象, 是以山体、水系为全园的骨架, 模仿自然界的景观特征, 造就成第二个自然环境。在这样的造园活动中,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象性关系, 而是共处的关系。因此, 园林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自然的元素, 人的设计行为都以与自然和谐交融为宗旨。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 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看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 但西方文化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 就与自然分为两极, 因此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 把人看成是主体, 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 提倡认识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客观本质与发展规律, 并改造、征服自然, 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
从西方的文化观念中派生出的法国古典园林, 同样重视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但是在设计的过程中, 其创作主导思想是以人为自然界的中心, 大自然必须按照人的头脑中的秩序、规则、条理、模式来进行改造。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法国传统园林强调的是人类征服和驾驭自然的能力, 以中轴对称规则形式体现出超越自然的人类征服力量, 认为人造的几何规则景观超越于一切自然。园林空间中渗透着的几乎都是人工美, 就连植物都被修剪成一定的几何轮廓, 在这样的园林中, 人工参与的痕迹无处不在, 一切景观都表现为一种人工的创造。
3.2 自然与规则的布局形式。
园林的布局形式直接影响着园林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园林风格。规则的布局营造出规则式园林, 而富有变化的线型则构建出不规则的园林形式。日常生活中, 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显著差异就体现在情感的表达方式, 中国人感情流露通常是细腻含蓄的, 而西方人往往是直接开放的。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可以从园林的布局形式上得到验证。
中国的传统园林以不规则式的构图为主, 形式上曲折多变。空间上循环往复, 峰回路转, 无穷无尽, 以含蓄的藏的境界为上。在地形地貌、水体、道路、植物种植设计方面, 构图形式都采用自然式。平面设计时, 水体和道路的外轮廓线、植物的林缘线都为自然的曲线;在竖向设计方面, 也注重自然起伏, 地形的断面、植物的林冠线通常都为和缓的曲线, 视觉上没有一览无余的开阔景观。这种布局方式正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的一种体现。
法国传统园林的布局采用的是轴线法, 由纵横两条相互垂直的直线组成控制全园布局的“十字架”, 然后, 由两主轴线再派生出若干次要的轴线, 或相互垂直, 或成放射状分布, 一般组成左右、上下对称, 图案性强。根据这种轴线式的布局方法营造的园林, 几何图案的组织关系明确, 景观整齐一律, 均衡对称, 视线通透, 是一种开放式的园林, 这种造园的布局方法恰恰符合西方人直接外向的情感表达习惯。
3.3 抽象与具象的表现手法。
中国园林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园林体系的最大特点, 在于它不以创造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最终目的。它追求的是象外之象, 言外之意, 即所谓的“意境”。意境是一种审美的精神效果, 它虽不像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么形象, 但它是客观存在, 它是弦外之音, 它既不完全客观, 也不完全主观, 而存在于主客观之间, 既是主观想象, 也是客观反映。景妙在何?曰:妙在知与不知之间。知者, 知其妙, 悉其好恶;不知者, 不知其所以然也。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髓所在。设计者希望观赏者读懂其作品的韵味, 但又不用具体的形式去表达, 希望观赏者对其抽象的表达方式产生共鸣。因此, 对中国传统园林的欣赏讲求一个“悟”字。
法国传统园林通常以具体的形象来传达设计者所想表达的信息。规则的方、圆等几何形体是外观造型的基本元素, 具象的雕塑等不同形式的园林小品分布于不同的园林空间中, 观赏者可以一目了然地读懂设计师传达出的信息, 对园林作品的欣赏往往只停留在视觉享受上, 能在客观形象外挖掘到的深层次内涵的东西相对较少。由于具体的尺度大小、比例关系、空间布局等都是经过精确的计算, 运用具体的数字表达出的, 因此设计的表达具体明确, 操作起来相对简单。
总的看来, 抽象的表达方式说明中国古典园林偏重精神享受, 而具象的表达方式说明西方注重其实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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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饮食文化的精髓 篇7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明确提出塑造文化大国的国际形象是国家重大战略课题。然而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 如何将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成功地向世界展示, 现实中还面临着不少困境。在对已有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中法文化年为例, 分析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因素, 思考目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回顾中法文化年及中法关系
中法文化年 (Les Années Chine-Franc e) 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 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 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活动, 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则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活动。两国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领域的广泛交流[3]。“中法互办文化年”活动也是建国以来中国与他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 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文化年之后尤其是2008年, 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受挫, 两国关系受损, 随着法国总统萨科奇会见到欧洲窜访的达赖, 中法关系可以说降至了1991年来的最低点。2009年4月1日《中法新闻公报》发表, 表面上看来中法关系似乎在历经了种种坎坷之后恢复平静并步入了正轨。
二、分析影响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以中法文化年及其后中法关系的风云变幻为切入点,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这些影响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因素。
(一) 大众媒介的影响
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传播中起着相当大的引导作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媒介所构建的世界。由于各国的传媒因政治、经济的因素, 往往只从本国的角度看问题, 出于自身利益进行“议程设置”有选择性的再现或者扭曲客观真实世界。因此人们往往会认为媒介所呈现的就是绝对真实的, 从而形成不正确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 便具有顽固性和长期性, 导致国家形象传播的“马太效应”, 而文化传播形象与国家形象高度关联, 因此最终将导致跨文化传播的负面效果。
中法文化年举办之时, 法国的新闻媒体对文化年给予了高度重视, 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积极参与文化年的报道。法国各大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媒体都用大幅版面报道了“中国文化年”。很多媒体从几个月之前就开始了相关的报道, 不少媒体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报道文化年的活动, 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4]。法国媒体对中国文化多层面的展示, 加深了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进一步促进了两国关系。这一阶段中国文化在法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把视角转到当前中法关系和法国媒体对华报道上, 会发现随着中法关系的逐步恶化, 法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中国被描述成一个缺乏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国家。这极大损毁了中国的形象, 影响了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可, 使得跨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影响
文化模式维护功能是指,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有一种模式维护功能。在这种功能的作用下, 文化圈自身有选择与自我保护功能: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来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 便容易被接受, 并被作为一种新的营养补充到文化机体之中;而如果外来的文化对原来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 维护功能便会起到一种“守门人”的作用, 竭力阻止破坏性文化的侵入[5]。文化模式维护功能的发挥与一国的整体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当整个大环境呈现相对协调稳定的局面时, 模式维护功能对外来文化体现出比较包容的一面, 接受度较高。反言之, 文化模式维护功就会冲突排斥外来文化, 导致跨文化交流受阻。2004年中法庆祝建交40周年, 两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法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是在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环境里展开的, 且受到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因此中法文化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向法国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
二战后美国取代了老牌资本主义大国英法等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法国国际大国地位一落千丈。法语也渐渐没落, 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 与此同时汉语热席卷全球。而且在近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对中国而言, 法国一直处于一种强势地位, 虽然中国现在的飞速发展再次证明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优秀, 但是要让法国人心甘情愿地欣赏和接受, 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文化自我保护意识, 恐怕很难一蹴而就。所有这些因素, 使得法国容易对外来文化尤其是传统的东方文化产生一种防范心理。
(三) “文化自我诉求”作用
“文化自我诉求”理论告诉我们, 自我诉求的存在决定了跨文化传播中对其他文化是一种合目的的“映现”而不是合规律的再现。体现为对他者形象合目性的建构, 并由此造成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认, 跨文化传播中, 关键在于他者存在的意义, 自我与他者既是一种认知结构关系, 更是一种价值结构关系[6]。
中法建交近半个世纪, 中法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法美关系。2003年, 法国由于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 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然而中法关系却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时法国与中国拥有共同的经济、政治利益, 共同利益越多, 双方的关系基础越牢固。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得中法关系更为紧密, 高层互访不断。出于诉求共同利益, 这一时期法国愿意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 这为中法文化年活动提供了契机并最终取得了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政治是经济的延续。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在非洲影响的日益扩大, 对法国来说都是对本国利益的损害。中法关系开始恶化, 并最终降到冰点。法国担心本国利益会受到中国的挑战和挤压, 缺乏安全感。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构成了威胁, 出于自我利益保护, 文化方面体现为阻碍抵制中国文化对其传播, 致使中国文化在法的接受和认可一时陷入了困境。
三、思考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困境并提出一些建议
综合分析以上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目前中国跨文化传播中所处的困境, 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一) 媒介影响力
李普曼在分析大众媒介时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 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7], 体现为大众媒介的定型作用。大众媒介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表现渠道。“媒介定型”可能会人为的制造屏障, 阻碍跨文化传播的顺利进行。全面考察跨文化传播可以发现, 实施这种传播的主体常有两种媒介集团。一种是国家传媒集团, 一种是国际传媒大亨控制的跨国传媒公司[8]。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跨国传媒公司实现的。目前全球主要的几大传媒集团都来自西方国家, 他们掌控着传媒霸权。研究表明, 跨文化传播中, 影响人们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认知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大众媒介的再现。西方国家掌握了传媒霸权也就相当于掌控了文化霸权。我国媒介由政府主办, 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浪潮中, 媒介集团化发展趋势渐现, 但是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仍旧很有限。我国跨文化传播主要由政府组织实施, 但是对于西方社会来说, 普遍对代表政府声音的媒介宣传表示不是特别信任,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的效果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从媒体影响力角度来看, 我国跨文化传播要想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提高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要加强跨文化传播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增设跨文化传播相关的课程。培养一大批既精通中文和外语, 又能很好地把握中外文化差异的传媒人才。二是借鉴西方跨国媒体集团的经验, 实施我国国际媒体的本土化战略。引进西方传媒人才来我国新闻机构工作, 这样可以让西方受众对我国媒体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 有利于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媒体高度与国际接轨, 从而可以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可信度。三是在信息化的今天, 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掌握先进的传播技术, 加强数字媒体建设, 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新媒体品牌。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们日报社发表讲话时谈到“我们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 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全方位的提升我国大众媒介的国际影响力。
(二) 理论研究与发展
跨文化传播理论兴起、发展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1945年之后美国就开始研究跨文化传播, 20世纪70年代最终成为传播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自此该学科一直平稳发展。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开始得比较晚, 20世纪70年代, 当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学科时, 我国的对外传播还处在内宣和外宣不分的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 我们才从国外引入跨文化传播学的理念。90年代中, 大陆才出现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跨文化传播的著作。我们的跨文化传播与美国的研究差距还比较大[9], 我国的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理论发展的不足, 我们要鼓励吸取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精华, 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和文化特色,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建设。积极将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 在跨学科的研究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此外要尽可能多地开展定量研究, 数据往往最能说明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切实地了解跨文化传播对象的个体差异, 真正落实外宣工作内外有别、外外有别的原则, 我国文化域外传播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 跨文化传播的平台
我国政府向来支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开展了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促进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局限于以官方形式出现的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 因此取得的效果难免不尽如人意。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 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依托一个更为系统、更为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平台。除了官方性质的传统外交手段以外, 还要积极利用公众外交手段, 大力开展民间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前提是首先需要在国民内部大力弘扬我们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让每一个普通民众都为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到自豪, 而不是去追捧麦当劳、肯德基、圣诞节、情人节这样的“洋时髦”。只有这样, 当接触到国外受众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 国外受众也会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气。民间的声音, 才是传达和输出民族文化的最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 在对外输出文化的媒介选择上也要下功夫, 我们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视觉形象意识。运用传统的汉字手段向外输出中国文化, 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社会, 只有用现代意识去关照、“包装”传统经典文化, 并转化为生动的可感受的传播形象, 才具备面向大众传播的前提[10]。数字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我们要有效地利用其交互性强、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等众多特点, 开展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方位多角度渗透性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并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回顾中国对外传播的历史, 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的对外传播在体制上一直由党和政府领导, 对外传播的主要作用不是“报道”而是“宣传”, 偏重于政治性内容。政府垄断了对民族文化意象传达的权力。在西方“他者”的视角上看, 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独立解放的, 但同时也是单一的、敌对的、空洞的[11]。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总体效果是很不理想的。但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大大提升。我国开展了中法文化年, 中俄国家年等各种海外文化年活动、在全球成立了两百多家孔子学院等汉语教学机构、中国歌唱家相继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音乐会、开设国际频道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声音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是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和文化精髓。
北京大学的关世杰认为, 依照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势头, 十年内, 我们国家的对外传播的传播力名列世界前茅, 应该不成为问题。的确, 按照目前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进程, 我们有理由坚信, 十年内能够赶上世界对外传播强国。中国文化域外传播必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回顾是为了前瞻。在前瞻的欣喜之余,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所处的困境。例如我国媒介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提高;跨文化理论研究和西方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平台亟待进一步拓宽;媒体政策和传播管制尚需更为宽松等等。我们的前途充满光明, 但行进道路仍旧曲折, 因此认为中国文化域外传播任重而道远。
目前参与的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科研项目开题报告——工业标准元数据的出版需求 (PRISM) 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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