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软着陆

经济软着陆（精选12篇）

经济软着陆 篇1

中国经济的走向,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的问题,争论早已有之。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都处于不景气的情况下遭遇了比较严重的通胀压力,中国政府随即果断地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从2010年至2011年6月已经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累计提高了6个百分点、大型金融机构达到了21.5%,连续4次提高基准利率。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的问题,成为目前大家所高度关注的焦点。

继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鲁宾尼抛出中国经济恐“硬着陆”之后,投资大亨索罗斯也表示,中国错失抑制通胀的最佳时机,经济泡沫后遗症已开始显现,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5月份PMI由4月份的52.9下降至52.0,而3月份为53.4,表明制造业活动增速不断放缓。汇丰随后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也显示了2011年5月PMI初值降至51.1,为2010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产出指数创10个月新低,也验证了抑制通胀背景下,经济增长动力已有所削弱。此外,各地电荒频现、银行信贷收紧以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担忧。相对于经济放缓这一共识,市场对紧缩政策下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却存在分歧。那么,我们现在的形势属于何种状态?

一、“硬着陆”、“软着陆”、“非典型硬着陆”之争

悲观派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通胀导致的总需求缩减和信贷总量控制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已越来越明显。通胀加剧使得购买力普遍下降,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未出现明显加速,而通胀压力却在不断加大,实际购买力加速下滑,总需求已见疲软,消费不可能在短期出现跨越式增长,最终将是价高无市,需求萎缩。由于货币政策更偏向于数量控制,导致加息幅度不够,更多采用信贷总量调控的手段来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使信贷向央企、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大量倾斜,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并未获得贷款。利率的调整步伐过于谨慎,使得那些想拿贷款的企业没有办法拿到,而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却能通过贷款倾斜得到贷款,继续低效率地投资和生产,产能由此出现过剩。

乐观派并不认同“硬着陆”之说。巴克莱资本中国研究发布报告认为,工业活动放缓速度符合之前预期,而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长强劲,2011年初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新高,为25.8%,这些指标显示经济仍有望在2011年达到约9%的增长,即软着陆情形。同时,该报告认为,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放缓增长是必要的,该机构已将2012年中国GDP增长预期降低到8.7%。野村证券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阶段性疲软,但并非发生“硬着陆”。预计第二季度和2011年全年GDP增速仍将达到9.2%和9.4%。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表示,第二季度GDP增速仍会和第一季度相差无几。

持中性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不大,但是必须警惕“非典型性硬着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此消彼长,GDP会回落,但落至7%的可能不大。一方面,消费需求不会进一步恶化,此前担心的“去库存”问题在第二季度基本结束。另一方面,2011年下半年中国出口会好于预期。比如,美国经济步入温和复苏通道,对中国出口有支撑;希腊债务重组概率不大,从而欧洲对中国需求维持平稳。另外,2011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投资会好于上半年。内外需叠加导致今年第三季度末触底的可能很大,而GDP下落至标准线下概率极小。持中性观点的人进一步指出,尽管标准的硬着陆不会完全实现,但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先“硬着陆”的风险不能忽视,这仍然是一种“非典型硬着陆”;要实现经济“软着路”,政策仍有可为空间,首先要看下半年的信贷政策和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力度,要用加息取代信贷控制,保障性住房的投资也有赖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目前中央政府的预算增加和地方债发行都只能起到引导作用,真正的投入还是需要银行的信贷支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如何在下滑中尽量保持就业增长和消费增长,才是最关键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下滑和出口的下降都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要为这一契机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二、中国经济遭遇凯恩斯困境

要对中国经济的走势做出准确的判断,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与态势。中国经济有可能已经陷入了凯恩斯困境———经济不景气,用积极的宏观政策,物价要上涨、通货要膨胀;通货膨胀了,社会不稳、经济秩序混乱,用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投资又要受到压抑、失业要增多、产品要过剩、资源要闲置,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缺乏潜力,经济体系的增长源泉正在逐渐萎缩。从2005以来的中国经济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越来越萎缩了,内生的增长动力是越来越弱了,GDP的增长表现出高度依赖于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出口加工和房地产投资的特征,就业问题日益严峻。

实际上,中国经济自从1996年“软着陆”后,增长潜力缺乏就表现出来了,在1998—2003年长达6年持续的、高强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低估人民币币值的汇率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长依然缺乏后劲。2005年随着房地产供给的全面市场化,在房地产业繁荣乃至泡沫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在2006—2007年中国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苗头显现时,政府采取了一些抑制经济泡沫的政策,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没有实行持续抑制泡沫的政策,反而是迅速采取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政策,放松银根,启动4万亿投资计划,扩大内需,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措施被废除。中国GDP增长成功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4万亿元的投资机会尚未实施完毕,货币投放过快。在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就遭遇了严重的物价全面上涨,通货膨胀预期明显,一时间出现了众多与通胀有关的新名词:“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糖高宗、绵里针”。

中国经济明显处于凯恩斯困境,一方面采用积极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会加剧全面的物价上涨、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紊乱;另一方面采用紧缩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又会进一步损害原已由于需求不足的制约而处于萎缩状态的实体经济、进而加剧失业。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需要我们采用新的宏观经济思维来理解和管理中国的经济了。

之所以中国经济会遭遇凯恩斯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把GDP的增长当作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甚至福利水平的提高。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不管是针对出口、投资还是消费的管理,都是围绕GDP的增长。然而,GDP增长不同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更不等同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福利水平的可持续性提高。比如过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重复建设,众多的先污染后治理,以及巨额的出口顺差,等等。GDP是增长了,但是社会财富并不见得净增长了多少,尤其是国民的消费水平并不见得增长了多少,自然,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幅度也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也是在中国成为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民众淡定的原因。同时“中等收入陷阱”、“人口红利”递减、贫富差距拉大等矛盾和隐忧也凸现。中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

三、中国经济是否“软着陆”取决于政策导向与内外经济条件

要讨论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判断经济是否会“软着陆”的指标。网易财经的专栏作者认为,“软着陆”的三项指标是:GDP增速大于7%,通胀率和失业率小于或等于4.5%。这三项指标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果政府仍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模式,通过增发货币来促进GDP的增长和降低失业率,那么通胀率就有可能超标(大于4.5%);而如果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胀,那么就有可能导致GDP增长速度低于7%和失业率高于4.5%。但是,这三项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是否“软着陆”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中国官方统计部门所用的“失业率”的全称是“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失业情况,非常明显,这个指标表征的失业程度远低于实际的失业程度,我们很难想象有多少失业者知道可以去登记、在哪里登记、会去登记的。第二,就是上文所述的GDP并不能准确表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第三,在统计学的逻辑中,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的重要标准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而CPI则是由一揽子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加权平均决定的,这一揽子代表性商品和服务的选择、权重的构成都会影响CPI。

但是,即使上述指标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至今没有比其更为合理的指标,所以,我们仍然假定上述三个指标为衡量经济“软着陆”的最好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经济是否会“软着陆”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软着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与内外经济条件。

假如政府成功采取以下政策,中国经济是完全有可能实现“软着陆”的:(1)采取稳定的汇率政策,中国的出口保持增长就很有可能。(2)采取结构性的货币紧缩政策,在大力增加保障房建设的同时对商品房开发施以适度紧缩政策,既能强有力地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又能避免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3)以农民务农的机会成本为标准,对农业生产者予以补偿,大力鼓励农业生产,确保中国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那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的通胀就能得到有效遏制。(4)取消垄断产业的高福利、高工资、高消费、以及暴利,严厉控制垄断产品的价格上涨,将垄断产品价格稳定在微利或者成本保本的水平上,从而遏制住垄断部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胀。(5)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大幅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拉动内需,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6)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假如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会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的出口加工业能否保持增长一方面取决于世界经济未来的复苏状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美国经济在大量的军费开支的刺激下复苏的迹象很明显,而欧盟经济在主权债务危机下要在短期内复苏困难重重。国外环境仍然极为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少,经济复苏仍较为脆弱。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在IT产业的带动下掀起的世界经济增长浪潮已经结束了,而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浪潮需要等待新的契机。在这几个基本的判断下,中国未来的出口增长估计应保持谨慎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在于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如果我们仍然继续在片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战略指导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思维围绕GDP来管理国民经济,继续在货币数量上做文章(或扩张货币或紧缩货币),仅仅局限于解决短期的经济问题(或失业或通胀),而不着眼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力扭转不同产业间和不同生产要素间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效抑制垄断行业的暴利、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以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与培育经济增长源泉,那中国经济不仅难以实现“软着陆”,也难以从“通胀—通缩—通胀”的循环中挣脱出来,更不要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经济下行、物价上行,中国经济存在“硬着陆”与“软着陆”之争。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凯恩斯困境。中国经济未来是否“软着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政策与内外经济条件。中国经济要采用新的宏观经济思维,从“通胀—通缩—通胀”的循环中挣脱出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软着陆,硬着陆,凯恩斯困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网易财经.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EB/OL].http://money.163.com/special/focus326/,2011-06-28.

[2]刘明国.中国经济是否陷入了凯恩斯困境[N].经济学消息报,2004-10-08.

[3]张景华.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增长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9,(6).

[4]王建.对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J].宏观经济管理,2011,(6).

经济软着陆 篇2

2012-11-17 字号：小中大

摘要：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 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上是很独特的。

我在2012年即将出一本书，书名是《八次危机》，解读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的真实经验。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区域比较研究，先后做了解读珠三角、解读苏南、解读重庆，现在还在进 一步做不同区域发展经验解读。所针对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上来就说中国如何，话说得有点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而且是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这点在世界 上是很独特的。大多数世界上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其国家史都很短，比如美国，作为外来殖民者的国家史只有三百年。另外一个典型的是德国，从300多个分散邦国正式演变成一个国家也很晚，是1871年的事。至于意大利，我印象中是1847年才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国家，而且真正完成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全部统一形成完整治理的国家，似乎还得再往后推。所以，成为国家形态的历 史演变，对这些主要欧洲国家来说都比较晚。

当然，人们会说1647年的威斯特利亚条约体系奠定了欧洲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内涵，这个教科书说法仍然可以成立。但如果我们看1647年欧洲的版图，相距可以称之为政治国家的国 家还是有一个很大距离的。欧洲国家史最长的算是法国。

大概看下来，今日之世界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属于国家史极短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国是什么这个问题，学者们不做区域比较就说整个中国如何，对于一个有着漫长国家史、并且属于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来说，好像有点话语粗暴。因此，我到这个年纪想做一点细的研究，那就开始做国内的区域比较；同样，为了说清楚所谓发展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开始做国际比 较。最近一个联合国支持的项目是“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试图推出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叫做“批判政策学”（criticalpolicy studies），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理解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

这次想跟大家讲一下有关的研究体会。

这个幻灯片讲全球资本化制度成本转嫁，也就是讲贫困经济学。

所谓“贫困经济学”（economics being poor），其实，贫困本身是相对于发展而言。那么，什么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做了多种不同国家的比较，也做了中国国内的区域比较，我的 归纳叫做“成本转嫁论”（cost transferring theory）。

当然，从理论渊源来说，它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应该说继承了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dependent theory）。再往上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the word system theory），然后再到我这进一步演化为成本转嫁论。如果再精确一点，可以叫“制度成本转嫁论”（institutional cost transferring theory）。因为，我认为目前世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与贫富差 别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给弱势群体。

这个道理也好解释。如果看现在的全球危机就会注意到，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通过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来化解。

这里有几个经验性的归纳，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本国要进入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论，其在理论上推导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的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这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 立论前提，与我们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讨论需要确立的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前提--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在资本要素绝对稀缺时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亲资本。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是亲苏东的。到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 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就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 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论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去依附，要我说去依附很简单，因为遭受两个互相敌对的西方势力封锁，资本趋零、甚至为负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个60年代，也势必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强调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围地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延续国家工业化的年代。当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真实经验时，别忘了那个年代是在资本绝对稀缺到趋零的条件下，中国人只能用高度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主流想亲资本也亲不成了。只能亲劳力、亲社会。

我们现在说那段时间是极左路线，而如果以完全客观的发展的经验过程来看，谈不上对错、好坏。只是那时西方资本不要你，苏东也跟你交恶；国内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机制的作用下，却突然遭遇资本没了。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识形态化地了解一个经济体的整个发展经验过程，就有点明白了。可见，我们需要客观地归纳不同的发展经验。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整个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像欧洲这样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在狭窄地域上发生多个工业化国家都生产过剩的时候，矛盾就无法解决。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有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在物理空间上让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机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不可能正常运行，政府启动基本建设，动员失业劳工去排队登记，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无外乎就是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制造业生产力结合起来，投入国家基本建设。美国这种大陆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 狭窄次大陆上的分散的欧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

在二战之后，几乎全球的政治家、媒体、学者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内在矛盾，只是把过剩生产力摧毁了一遍，然后再搞战 后恢复重建，仅此而已。

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列强纷争改为双寡头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个工业化国家的列强纷争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战后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学上看就是双寡头垄断。而双寡头垄断下的地缘控制，就是要重新按双寡头的战争利 益来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个新的战后发展趋势--双寡头分割势力范围，而这个趋势下又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后唯一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而其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以图实现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而这个时候的产业转移不是后来 日本70年代对东南亚的雁阵式转移，早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因此它输出装备制造业。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的苏联也是两条线的装备制造产业输出，一条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和蒙古、朝鲜和越南。当然也包括中线对印度输出产业。那时，凡宣称自己是 社会主义的，大都得到苏联装备制造业的输出。

战后双寡头垄断下的这种两翼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的输出，其输出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这个产业输出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中国50年代在没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这个客观经验过程与中国是否主观采取“赶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重工业当然有内生的特点，那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绝对不会是劳动力增密；不仅不会是劳动增密，而且会是排斥劳动。亦即：中国50年代接受海外产业资本的重工业，一定是资 本增密的同时排斥劳动。而这个国家太多的人口，刚刚进入“一五计划”形成重工业，就发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性矛盾，城市因为是重工业打头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1956-1957年 中苏两国间发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计划不得不停摆。批评城乡二元结构不人道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客观形成于另外一个经验过程--50年代的重工业投入。

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双雁阵转移，有一成一败。

美国战后通过当年产业转移基本完成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同时，战后西欧工业复兴了，日本也复兴了。都在60年代基本上重建了原来被摧毁的工业体系。

但是苏联的产业转移，对东欧的产业转移和地缘控制相对顺畅，因为战争中它占领了东欧。麻烦在于对中国，战后苏联在中国只保留了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旅顺军港的控制权--苏联的 远东舰队驻屯于旅顺口。那就是说中国在东北并没有构成完整的国家主权，军队、行政都受控于苏联。而从苏联的角度来说也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海军在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出海口 只有旅顺口一个；而旅顺口又是二战中苏军打下来的。

刚才提到国家史，中国作为一个有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因为国破家亡的历史记忆太厚重，中国人格外注重国家主权的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对中国进行战略援助和投资，我们当然欢迎，那么也因此而使我们这个打游击出身的政党建立的政权，势必要按照苏联的管理方式来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对应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苏联投资建立在城市里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就得建立适合这种城市经济基础的政府和意识形态 化的上层建筑。于是乎，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全盘苏化：苏联有什么部委，我们也得有；为此苏联政府得派专家来帮中国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构建政府体制，还得派教师来，一个系一个系的 帮助我们建立学校教学科研体制。何况军队全部苏式装备和苏式管理。这就叫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盘苏化”。

然而，中国人于1955就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影响。于是1955年年末毛泽东亲自主持讨论改除全盘苏化--就在中苏虽然还处于蜜月期，仍然得到苏联大规模援助的时候。

接着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两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同期是1956年中国按照条约收回旅顺口、大连特区和中长铁路控制权。在接收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

当我们参考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在中国要改除全盘苏化，是非常难的。因为当你的工业成为主要的经济基础及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苏联的教育科研体制被我们的知识分子当成 看家本领的时候，即使全盘苏化对国家主权有潜在威胁，谁能真地去改吗？

为什么60年代政治上有一系列的复杂情况。

当人家不再无偿投资了，专家和技术资料也撤了，面对留下这个资本技术密集的工业化摊子怎么维持？有外资进入的时候政府可以亲外资，而60年代突然没有了，亲不着外资了。没有外 资，只好调整；那是痛苦的，代价巨大。所以，就有复杂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我们分析6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发生的时候，还得再往前稍微的加一个前提条件--中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西方人会说：共产党国家（communist China），社会主义中国（socialist China）。我一般会答复说：无论如何主义（Whatever-ism）到底什么是中国（What is China）？

中国首先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彻底统治和改造过。

例如，美国原住民现在是52万人，占人口总数的不到2%。因此美国是一个外来殖民者形成的国家。今天世界上很多先进国家，特别是从农业角度来说，大农场农业被当成先进的模式，但 几乎没有哪个大农场国家不是通过殖民地形成的。而整个亚洲，基本上属于原著民文化，我们亚洲从口太多，作为原住民，没有来得及在西方大规模推进的殖民化中间被大幅度减少，因为离 宗主国太远、他们过不来。中国就成了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在世界上跑了四五十个国家去做调查研究，总相信眼见为实，一定要到现场。做这种研究会发现像中国这种原住民人口大国，所充满的矛盾并非当代形成的，而是历史延续而成的。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小资人口最多的国家。至今亦然。马克思和毛泽东都否认小资社会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当代学者中只有崔之元提出“小资社会主义”论述。

1949年，历经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独立战争（civil war），中国建立了一个什么国家？要先看战争打的目的是什么？几千年历史上农民的诉求--耕者有其田--政府给占人口88%的农 民按人平均分了地，农民成了过度分散的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阶级。政府进入工业化所遇到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过高。诺斯的交易费用理 论说，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的时候，交易无法进行，因为交易成本过高。

这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权，要按照侵略者的国家那样搞工业化才能维护主权，因为他是工业化生产出船坚炮利来打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搞工业化。对！但同时又把地全分了，农业资源变 成小农所有，政府跟小农怎么交易？于是，政府推进集体化。

如果政府跟小农说，大家要搞私有化经济，我们都是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套宣传符合今天西方意识形态，但难道能靠这些说法动员小农加入集体化吗？当然不能。事实上，政府 只能用集体化来解决从农业提取剩余遭遇的小农经济高度分散的矛盾。而集体化这个阶段用什么来宣传？当然就要有一套关于集体的宣传。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看，工业化要和乡村交换，可 面对四亿农民怎么交换呢？没法交易，就先搞初级合作社。但初级社只是农产品与城市的一般消费品交换。接着，当城市接受的苏联大工业出了产品--拖拉机生产线生产的是50马力拖拉机，这些东西怎么和一般的初级社交换？哪个20户农民的小社能用得起履带拖拉机？大规模生产拖拉机的年份是1955年，批量生产没有农民要买，就得露天放着，也不能摞起来。那不就意味着浪 费嘛。各个工业部门纷纷向中央建议搞高级社，只有以乡为单位建设拖拉机站才有可能接受拖拉机。于是1956年，中央提出农业现代化，真正内涵是什么？是集体化加机械化--没有以乡单位 建立高级社，实行规模经营，就没有中国机械工业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背景。

要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就要把乡范围的几万亩土地变成规模经营。这样就可以在乡这一级建立拖拉机站，再加上农机修造船和其他配套工业的需求，就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所以农业集体化本质上是服务于工业化早期的原始积累，服务于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要求，这应该是个很平和的解释，没有对错好坏。只是这么一个经济过程。要还是不要，要说不要，那就 拖拉机工厂关门。而拖拉机工厂也是可以生产T50坦克的生产线，那坦克要不要？要不要建立现代国防？这就是个战略选择了。

农业集体化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平主义者可以说，干嘛要坦克，全部筑剑为犁、化坦克为拖拉机。但那时候的麻烦在于周边都是敌对势力，不仅得要坦克，而且恐怕得把坦克的 部分成本打到拖拉机里头去。那这拖拉机一定是高价的，怎么让农民接受呢？各位要是有兴趣，可以看一看薄一波在80年代写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回顾》，比较详细地讲了当年的决 策过程。他说：要搞工业化就得让一部分人做出牺牲，那到底怎么办呢？中央反复讨论，认为只能让农民做出牺牲。所谓农民做出牺牲，主要从这个农业集体化开始。可见，集体化并非农业 自身的错误，而是服务于工业原始积累建立起来的，是有利于工业化提取农业剩余的组织。那么，集体化在农业上的不经济，也是国家为了工业而大量提取剩余造成的。后来有很多人做学术 研究，认为集体化的不经济是因为缺乏激励，很好，这些研究都有价值，但大都没有注意，这不是集体化自身的问题。

农业集体化的衰败，乃集体化贡献剩余过多的结果。

有一个数据是80年代就已经提出，提出者之一是我们院一个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严瑞珍。指出通过集体化向国家贡献的剩余大约在7千亿元到8千亿元人民币。这个数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了。可是，到1978年改革之初，全部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只有9600亿元，而同时期从农业提取的剩余约8千亿元，这两个数比到一块，就知道了农业集体化对于工业有多重要了。

毛泽东在1949年反对民粹主义，提出代表中国人大多数根本利益的共产党只有发展出工业化才能保证基本的主权安全，这在50年代是清楚的。要搞工业化就得要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就要 提取剩余，剩余当时主要从农业来。

这就好比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穷，没办法只能做个窝窝头吃，虽然没吃饱，但总算没饿死。后来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了，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总之是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扩张。那就是工业化后期，大概是在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资本扩张产生资本溢出效应，于是整个社会收益增加。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过程。但也就有各种意识形态，说我现在这馒头多好 吃，前面吃的窝头就整个是错误。不说没前面那个窝窝头垫底，这个馒头未必吃得饱，甚至吃不上。这就好比今天的社会舆论：现在的馒头好，前面的窝头坏……

要让我说则是，窝头没让你饿死，馒头让你饱了。窝头重要，馒头也重要。这样，也就把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产业扩张这两个不同阶段，平和地解释出来了。

虽然窝头派和馒头派不必斗下去了。但往下看就麻烦了，以前人们都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摸不着了，因为现在前面是海了。有几个原因。

第一，越是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严重。

经济现代化不能解决贫困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它是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高达85%以上的国家，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特别是最近四年，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从原来不到9%左右，上 升到20%左右，这才有了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救市资金涌进了金融资本领域--经济结构是85%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所以创造出的新增信用只能进这85%，而这85%吸纳的 就业很少，大多数人不会去玩这种泡泡游戏，于是失业不可能解决，就责怪中国。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能把新增的货币信用、和政府债务信用拿来发展实体经济，所以就不能更多地吸纳就业。尽管奥巴马希望改变，但现在他没形成真正的改变。即使进入下一个任期，也难以真正做改变。美国有一批学者给他做咨询。指出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差距只有5%，只要努把力，美国就能 恢复制造业了。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一直有个说法，现在叫做“奥巴马与金正恩难题”--上去了就下不来。朝鲜早在金日成时代，经济结构、城市化率就都比中国现代化得多。1989年朝鲜就实现了人均粮食产量800多斤，人 均国民收入比我们当年还高100美元，并且早就实现了70%的城市化率；农村中完全是规模经济，拥有6万套拖拉机，机械化比我们早得多。现代化、城市化使得大量人口进城，变成了文艺范（人家早就文艺范了，载歌载舞）。但1991苏联解体麻烦就来了，1992年经互会取消、换货体系垮了。原来可以把苹果、蔬菜送到西伯利亚换石油，正好互补。但，遭遇苏联解体，石油不给了。1992年年末就有三分之一的拖拉机动不了，大量耕地抛荒。1993年，粮食收成减少很多人饿死。

朝鲜不像古巴，古巴是在经互会体系中生产糖的，换货体系没有之后，古巴也陷入饥饿，一人一天两片面包，三根香蕉。幸亏古巴是在热带地区，没有挨冻的问题，再加上气候多样性，通过作物多样性种植，变成了联合国表彰生物多样性国家。自然使得古巴恢复多样性，也因为没谁给他什么化肥援助。

谁之罪？领袖们可都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一步步走上了农业高度机械化、人口高度城市化，一旦苏东国家的经互会物资交换体系坍塌了，石油没了，石油农业也就完啦。有人认为是制 度原因，那改成什么样的制度能让三个农民养七个城里人呢？靠手工，不可能。于是乎，一些国家出现了先军政治，指挥大规模城市人返乡劳动。春天一人发一把掘头，刨地去，秋天一人发 一把镰刀，割稻子去。但是，上去了下不来，一旦把城市化率搞到70%以上，还能让城里人下乡劳动吗？

比如我们这些知青，好不容易下了一回乡，就写了多少伤痕文学。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曾经受的一点苦难，恨不得放大成全人类的灾难。城里人都这样！

我近年来多次强调：现代化是一个高成本的过程，只有大规模集中资本才能现代化，而资本积聚和风险集中又是同步等量的，多大程度上集中资本，就多大程度集中风险，这是个常识。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里却变成反智的理论、反常识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 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 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 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 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

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 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 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 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

中国经验的关键特点是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就是因资本内化于政府，而更顺畅的将资源转化成资本，并且更多甩掉了因资本集中而造成的风险，也就是转嫁了代价。

关于这个论点，可以注意我的文章。在1960年爆发大危机的时候，中国是把城市中不能就业的过剩劳动力以上山下乡的形式转移出去了，城市转移了一千多万。于是中国有了第一波上山 下乡运动。1960年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失业，是因为50年代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建议，政府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挖土方、搞基本建设。后来苏联投资停了，这两千多万被动员进城的农民 就送回家乡。客观上是乡土社会的村社经济，承载了城市危机甩出来不能就业人口的社会代价。那么，到底有多少呢？至少有几千万。

各位不太了解几千万的概念，我出去交流，说：我们有过几次高达数千万的失业，如果你们国家有数千万的失业会怎么样？一般他们会告诉我：如果我们有几千万的失业，那这个国家完 了--无论是多先进的制度、多先进的政府，都抗不住大规模失业。

事实上，改革以前的三次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中国遭遇危机的客观结果。危机来了，政府把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城市的危机就软着陆了。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上山下乡停止了。1980年再爆发城市危机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再让失业青年下乡了，而且为了休养生息，还得让以前下乡的回城。1980年城市遭遇到四千万待业青 年的压力，演化为巨大的社会犯罪浪潮，因其非常严重，才有“两个严打”：打击经济犯罪，打击刑事犯罪。后来媒体污蔑说是劳改犯致富。我们这代回城知青，成千上万地承担了危机的代价，还在身份人格上被社会抹黑。我们确实很苦，但也锻炼出了一批人。现在很多关键岗位上仍然屹立不倒、并且拼命干活的都是这些人。艰苦人生，有悲也有喜。

这个阶段出现最大的变化，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变化，因为危机爆发在城里，砸出来一个伟大改革--1979年政府推出价格双轨制和对地方放权让利。这与知识分子讨论的价格双轨制所谓制 度创新没什么直接关系。主要是因为中国70年代引进外资设备欠了很多外债，搞价格双轨制就是让经济上有活力的地方走市场一轨得到原材料，同时允许地方外贸自主权，有外汇留成，以及 地方经济计划自主等等，推出了一批应对债务危机的政策。

这就是改革的开始。随之，崛起了中国四大沿海发达地区：辽东、胶东、苏南、浙北。这些地方都是原来国家工业化形成的城市工业带，这些工业带借着放权让利，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 机会，促进城市产业在周边郊区和近地农村做了重新布局，所以，实际上是物理空间的产业调整。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产业调整主要因1979年的政策而在80年代初推开，带出了沿海地区的先发展。于是小平同志当时就提出：沿海先发展，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发展。

中央在财政极度紧缺的条件下，进一步推行的是：财政管不了农村了，搞家庭承包吧；同时，把应该国家支付给农村的基本公共开支，如社保、医疗、教育、生老病死这一套转嫁到土地 上，就是说把土地和劳动力还给农民，同时把公共开支负担也转移到土地上。这有点类似康熙年间的摊丁入亩，政府把养活基层干部和本来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开支都转嫁为按土地面积分摊 的税费负担。

随着1979年财政赤字危机压力下的放权让利和财政甩包袱等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政策安排，农村开始了家庭承包。同时，在城市，国家承受不了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把原来国家财政统一拨 款给企业搞生产，改成企业从银行贷款，留利交税。这样，本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利益就与国家分野，接着企业就要求厂长经理承包制，要求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企业变成独立经济主 体的改革要求就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巨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就要求所有企业打开大门，“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有些企业就业压力太大，就让子女上岗顶替老职工下岗。下了岗的老职工去了乡镇企业，于是有了技术人才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还有一部分干部子女就业困难，就搞机关打开大门办“三产”，“官倒”公司就出现了。刚开始时，机关办三产未必就干“官倒”，因为那时候群众监 督的压力还比较大。

80年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度过了这场危机，这些措施最初就被定义为改革。类似的措施在60年代也被定义过，只不过那叫调整。所以我才说，危机砸在城里就会有调整或改革。如果 有人把这套危机的对应政策意识形态化地对应为某个领导绝对正确，那也没意见。总之，早年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是因为政府在80年代让企业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到了90年 代，政府又说国企人浮于事没效率，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反正理都在政府手里。

但是当改革促使经济主体多元化，企业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就会发现当年市场关系高度紧张。因为都想进更多的原材料、更多生产，就产生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 的改革方案，在那互相争论。最后呢，导致领导选择了价格闯关。这就给刚刚问世不久的官倒公司创造了历史性的机会--“官倒”公司捞到了第一桶金。机关当然知道价格闯关意味着市场价格 要大幅度上升，因为资金和原材物料都高度紧张，于是80年代机关开门办三产的时候形成的三产公司开始明目张胆地倒卖批件，直接以公司的名义囤积居奇。这就导致物价飞涨。官倒公司直 接抢购把市场抢的高度紧张，1988年物价指数攀升到18.6%。通胀危机之下为了防止老百姓挤兑，政府就提高存款利率，利率猛然上涨就导致企业全面发生“三角债”，就导致了生产停滞。

总之是1979-1980年的赤字危机导致整个80年代的连续政策调整，这些措施被官方纳入改革意识形态。客观看，危机硬着陆在城市之后的应对政策的后果，是物价飞涨和连带的生产停滞。如果客观地把经验过程梳理下来，就可以了解80年代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件。1988-1989年中国发生的是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大危机，随之引发了政治**；此后，则是1990年代农 民负担越来越重，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群体性事件与年俱增……这些，可以算是改革开放的制度代价。

在此我只是梳理了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前的部分经验过程，希望这些梳理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谢谢！

（本文由王海侠根据2012年5月25日温铁军教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讲演的录音整理）

内地经济正逐步实现软着陆 篇3

受持续从紧的货币政策影响，8月份内地经济增长稍见放缓，反映内地经济正逐步实现软着陆。

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由7月份的24.5％进一步放缓至22.9‰而同期的消费品零售销售增长，则由17.2％放缓至17.0％，但这样的增长率仍属强劲。

同时，内地出口增长由7月份的20.4％进一步回升至8月份的24.5‰令头八个月的出口增长达到23.6。但这并不意味内地未来数月的出口前景可显著改善。相反，近期先进T~II,国的经济前景似乎正在恶化，从而累及内地的出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月份发布的最新预测中，将美国及欧元区本年度的实质国内生产雌增长，分别由三个月前的预测大幅下调至1.5％及1.8％，而明年的增长预测，办敬年前有所下凋。欧元区9月底公布的经济数据疲弱，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期指出，美国经济面临显著下阡风险，似乎均为国际货币基金的悲观论调供了依据。

在上述背景下，内地的出口料不能长期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我们仍预期中国内地今年的出口增长，将由2010年的31.3％放缓至20.0％。由于8月份进口增长远超出口，内地8月份外贸顺差，由7月份的315亿美元大幅收窄至178亿美元。

整体而言，内地经济增长正在进一步放缓，但受强劲的内需支持，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较低。未来数季度，内地经济增长预期将由第2季度的9，5％进一步降温。对于今年全年内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我们维持9，3％的预测不变。通胀略见回落。但仍然高企

通胀仍是内地经济面I临的主要问题。尽管食品价格涨幅收窄令消费物价通胀由7月份的6.5％，略为回落至8月份的6.2％0，但该水平仍属较高。

食品价格涨幅由7月份的14.8％放缓至8月份的13.4％，而同期非食品价格继增长2.9％后略增至3.0％。食品价格高企仍是推动8月份整体消费物伽西胀的主因。月内，消费物价通胀增幅的近2／3乃源于食品价格上涨。同时，受房价高企影响，非食品价格通胀亦呈现上涨趋势。

展望未来，通胀虽可能已于7月份见顶，但在食品价格高企的影响下，未来数月可能继续处于相对偏高水平。9月份，政府密切监控的菜篮子价格仍增加17％，显示未来—段时间，食品价格仍将是通胀攀升的主要因素。我们预期9月份的消费物价通胀约为8％。2011年全年的消费物价通胀预计为5.3‰高于2010年的3.3％。

房价仍高，但增幅可能开始放缓

房价居高不下是内地政府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在国家统计局调查的70个主要城市中，7月份还有一个城市的房价同比下跌，而8月份则—个也没有。尽管如此，限制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因素正渐增。

首先，随着保障房的建设步伐加快，住房供应(特别是低成本住房)将于未来数月增加。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在2011年10月底之前，1／3的社会保障房项目应可完成主体建设工程，另外l／3进入地上施工阶段，剩余的则进^基础施工阶段。在今年头七个月，已投^施工的城镇社会保障房及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合共722万套，占政府今年的目标1000万套的72％。

其次，住房需求料将放缓。更多的城市可能实施住房限购政策。温家宝总理在7月12目的国务院会议上指出，房价上涨过决的二三线城市应实施住房限购政策，而已实施限购的大城市应继续落实相关政策。另外，政府持续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最终亦将限制购房量。随着房地产信贷日渐收紧，开发商亦可能被迫降价出售，以增加周转资金。

8月份，内地的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进一步放缓至13.5‰为2004年10月以来最低。同样，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由7月份的16.6％放缓至8月份的16.4％。尽管8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由7月份的4,930亿元略为回升至5,490亿元，但该水平仍相对低。

事实上，政府的住房限购措施，已导致楼宇成交面积及成交额的增长下降，显示未来兀个月房价的下行压力可能扩大。货币政策可能微调

展望未来，在通胀持续高企的背景下，内地货币环境将持续从紧。但鉴于经济增长放缓及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央行或将微调政策。

央行在8月底将若干类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缴存范围后，据报亦于9月15日起暂停对部分银行实施区别化存款准备金要求。预计此举可为银行体系增加约3000亿元至4000亿元的人民币流动资金，相当于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约0，4-0，5个百分点。此外，据报导，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草拟加大银行向有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措施，其中包括将可容忍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率，由2010年年底的3，3％上调至5％。

经济软着陆 篇4

一、房地产经济泡沫形成的原因

1、自住、投资的需求及外资的参与支撑着楼市一路走高。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每年的住房需求量是巨大的。特别是这些年来, 八〇后已经跨入了成家立业时间段, 更是加大了对住房自住性的需求, 但同时, 相当一部分购房者并不是没房住, 他们再次置业的目的, 是为了改善居住或投资, 因此, 目前市场上的新房子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落在迫切需要住房的人手中, 而是为那些多次置业或购房投资者所消化。这不能不让房子价格飞涨, 不能不让真正需要的人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而“仰天长叹”!再加上房地产市场全球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使大量外资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参与其中进行投机炒作, 更加重了房地产市场供应不足的局面, 使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看似一直十分旺盛。

2、土地价格的攀升推动房价上涨。

从根本上看,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而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运作体制。具体体现在房地产行业的基本命脉——土地上, 土地实际上是掌握在政府手中, 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 国家完全处于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垄断的通病——“更高的价格与更少的供给量”。政府垄断土地供给, 势必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链条, 即房地产价格越高, 土地开发利润就越大, 开发商竞拍土地的热情就越高涨, 政府通过拍卖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随之越大, 如此循环往复, 房价能不日益高涨么?再加上其他建筑成本、各种规费、税收、及开发商利润, 试问, 房子价格又如何降得下来?

3、开发商囤地不建房和捂盘惜售的投机行为, 人为制造供求紧张。

早在1999年, 国家土地资源部就有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超过规定时间开发的土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无偿收回闲置土地拥有者的土地使用权。但事实上, 在现实执行中却不具备任何威慑力。问题的症结是, 开发商和政府利益一体化, 故开发商的囤积土地之举, 最终也会体现在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增长, 由此又如何会去实际执行所谓的“闲置土地”呢?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各种媒体, 连续下发文件说要限制物价上涨, 但另一方面却是开发商借机大肆拿地囤积。如此一来, 最终使国家让房价不再上涨甚至下跌的愿望成为泡影。更有甚者, 在北京奥运前夕, 开发商更有捂盘豪赌奥运的投机行为, 这些均加剧了市场供需矛盾, 致使这种矛盾通过价格体现而愈演愈烈。

4、房地产宏观调控指导理念短期内很难见效

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中, 金融调控手段不断在强化。自2004年10月至2007年9月不到三年内, 央行已经连续9次加息。如此频繁的金融调控措施, 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的存款利率与通涨相比远远为负, 随着资产市场的持续上涨以及投资理财观念的深入人心, 希望光通过提高利率已难遏房地产高烧。加息一方面加重了开发商的贷款成本,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消费者的供房成本, 实际上短期内起不到实质作用。

房地产经济泡沫将加大财富向一方急剧集中, 加大贫富差距, 为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它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何时破灭尚未可知, 但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使之不突然破灭, 实现房地产经济的“软着陆”呢?我看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

1、采取“多管齐下”的有效调控手段。

目前的调控手段未起作用,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循序渐进过程, 同时也是方式过于单一所致。要降低房价, 让新增供应量能最大限度地落在真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人手上, 就必须遏制房子的“虚拟”需求, 以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比如采取实名购房, 加大房屋交易税, 根据房子的价值征收物业税, 房子越大, 拥有越多, 价格越高, 缴纳税也就越多, 由此可以起到抑制的效果。制定切实可行的的金融制度, 让被动保值为目的的投机者安心退出投资及投机领域。

2、改革土地拍卖制度, 加强对开发土地使用的监管。

政府应该正确认识高价土地势必带来高房价, 虽然短期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收益, 但与改善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目标大相径庭, 政府应制定相应政策, 使国家土地拍卖价格保持相对稳定, 特别是一般住宅用地要维持一个合理价位。

3、大规模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并进行全方位监督。

应该看到, 经济适用房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一件件丑闻面前, 我们通常只见到曝光了的一面, 至于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可见, 严厉问责制度及大力改革现有经济适用房政策, 是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关键。为众多的低收入人群量身定做一套政策性住房供给体系, 才能实质性地解决住房领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以建设政策性住房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才能最终解决根本问题。

4、鼓励和提倡理性消费

住房消费, 需要理性和从容。毋庸置疑, 当前房价超越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增长的非理性疯狂上升, 政府和开发商的罪过首当其冲, 但也不能排除消费者的追涨心理及浮躁心态。应该提醒人们, 随着政策的累加效应逐步沉淀, 最终将发挥导致经济拐点的强大作用;一旦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 其蕴藏的风险破坏力根本无法回避。这无疑给当下各个投机者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 房地产价格的过度高企, 不但会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而且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威胁。今后, 政府应运用掌握的土地资源以及相应的税率等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实施调控, 增加普通商品住房, 平衡好供求关系, 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提供物质基础, 才能使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良性发展。

摘要：房地产经济泡沫现象严重影响着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一旦房地产经济泡沫破裂, 其蕴藏的风险破坏力根本无法回避。认清房地产经济泡沫形成的原因, 才能实现我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的软着陆, 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泡沫,供求关系,土地,调控手段

参考文献

月球软着陆器动力学建模研究 篇5

月球软着陆器动力学建模研究

建立准确、实用的月球着陆探测器动力学模型,是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方案设计中的.首要工作,文中月球软着陆探测器的推进剂贮箱采用横向对称分散布局的形式,并分析了布局方式对液体推进剂晃动的影响;将贮箱内液体考虑一阶弹簧质量模型,应用虚功率原理建立包含液体推进剂晃动的月球软着陆探测器从动力下降段至最终着陆段的动力学模型,并对动力学下降段进行了数值仿真,仿真结果可为月球软着陆探测器控制系统设计提供理论参考.

作 者：田浩 白争锋 赵阳 Tian Hao Bai Zhengfeng Zhao Yang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刊 名：中国空间科学技术 ISTIC PKU英文刊名：CHINESE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29(6)分类号：P1关键词：软着陆 月球探测器 动力学建模 数值仿真 Soft-landing Lunar explorer Dynamics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软着陆有利中国经济持久发展 篇6

对于中国来说，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也不健康，甚至是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的，从近期中国经济表现出来的房价、物价和金融方面三重风险来看，调整发展速度或许已经是中国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的选择。

根据2013年3月共识经济学的预期调查显示，大多数金融机构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会超过8%，平均预测值为8.2%。可能的趋势是，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步攀高，四季度略有回落。

避免风险积聚

然而，市场预期可能过于乐观。这次经济反弹只是暂时现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可能因为政策收紧而放缓至同比增长7.3%的水平。政策必将收紧从而放慢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首先，通胀上扬势头已不可避免。2012年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多年低点的7.4%，但城镇劳动供求比仍然高于1，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偏紧，这暗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或已放缓至7%-7.5%的水平。

2013年，如果中国经济增速高于8%，就会出现较大的正产出缺口，也就是说经济会过热，这必然会带来通胀压力。

实际上，通胀目前已经呈现全面上扬的势头，从去年12月开始，中国经济的月环比通胀率持续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通常颇为稳定的非食品通胀，也出现了加速上扬的势头。

目前中国工业生产速度下降，很多重工业产能过剩，存货积压严重，为什么还会出现经济过热？答案是中国经济工业生产供大于求，但是服务业和农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因为，随着人民收入水平上升，需求增长迅速，供给方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敏感，所以会出现PPI低迷、CPI上升的现象。这种现象可能长期存在。

其次，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累积。中国银行原董事长、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在3月15日表示，个别地区、个别项目已经开始发生影子银行偿还风险，一定要加强规范和管理。去年10月，他曾在《中国日报》撰文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根本就是一个庞氏骗局。在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一旦失去信心并减少他们的购买或退出理财产品，这样的击鼓传花便会停止”。

再次，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上升，导致的一个不良反应是房价在2012年后期开始强力反弹，促使政府必须降温房地产市场。今年2月20日国务院紧急出台“国五条”，以此遏制2013年初楼市的回暖现象，明确传达了政府调控房地产的决心。

房价、物价和金融风险，是当前绑在中国经济身上的三根绳子。解掉这三根绳子，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不是几个月的问题。政策保持宽松的时间越长，这三根绳子就绑得越紧，经济和社会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几率也就越高。政府已经意识到了以上风险，未来几个月信贷/房地产政策将收紧，下半年中国通胀水平突破3.5%后，央行可能会有两次加息。

减速并非洪水猛兽

政策紧缩必然会拖累经济增长。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上半年的8.1%放缓至下半年的7.3%。但经济减速真的是洪水猛兽吗？我们并不这么看。

第一，中国经济放缓是基数上升的必然结果。中国GDP规模在2011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基数更大的前提下，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必然会对环境、资源和能源造成不可持续的负荷。实际上，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化肥产量和发电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很多行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最近热议的空气、水质污染问题，更是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

第二，容忍增速下降对政府来说可行。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已经降低，因此实际增速放缓并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潮。中国现在更大的挑战是通胀的上扬、金融风险的积累和房价走高。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速，这些问题将会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當前换届已经圆满结束，从政策操作层面上看，政府完全可以容忍经济增速的下降。

今年“两会”代表投票显示了一个明显信号，就是对环境污染严重和房价高企这两个问题的强烈不满。政府完全可以借助这一背景，顺势收紧政策，同时对公众作出解释，让公众明白政策收紧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正道，是顺应民意的结果，笔者相信这样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

第三，经济放缓是解决腐败和公款消费等不公正行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新一届政府提出了要深入反腐倡廉建设。

从短期来看，这将会对消费造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今年1月至2月，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低于预期，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公款吃喝、送礼贿赂行为的减少。

但是，从长期来看，不良社会风气的扭转会让社会资源得到更合理、公平的配置，从而实现有质量、可持续的消费增长。

我们认为，这样的增长才符合中国政府所提倡的“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牺牲一点速度，赢得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增长，这是顺应民心的选择。

第四，中国现在放缓经济增长，其实是为过去的宽松政策买单。

2008年以来，增长一直过多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政府政策偏松，没有容忍经济放缓，导致实际增速一直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是世界各国经验显示，依靠政策放松维持经济增长，本质上是放弃长期利益换取短期利益。美国金融危机的恶果正是在格林斯潘声誉最盛的时候种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迟早需要一个解决方案。高速经济增长维持的时间越长，未来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更昂贵。

中国面临的主要政策风险是宽松政策维持时间过长，在未来经济显现减速苗头时过快放松政策。这会加大通胀风险、金融风险和房价风险，最终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可避免地爆发，拖累经济硬着陆。

历史证明，中国领导层并不缺乏着眼长期而甘愿承受短期阵痛的勇气和战略眼光。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任职的1998年-2003年期间大刀阔斧地实施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系统改革以及大幅削减政府规模。在此期间，经济增速的确从过去五年平均11.4%的水平下降至8.5%，但却为之后十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好消息是，从近期政府的表态来看，政策紧缩似乎势在必行。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把M2增速目标定为13%，低于2012年14%的目标，更远远低于今年2月15.2%的水平。

2012年12月31日，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门联合发文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今年2月20日出台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新国五条。3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中性态势。当前中国各项经济政策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新闻晨报》经济部记者）

经济软着陆 篇7

樊纲预测, 2013年中国经济是一个企稳复苏的过程。“8%应该不成问题”, 樊纲说, 如果2013年实现了一个8%以上的固定增长, 就为今后两三年、三四年的平稳的增长奠定了基础。他认为, 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正常的高增长, “现在这两年继续8%, 过一些年7%, 再过一些年6%, 完全有可能和潜力, 如何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要改革和进一步的调整, 使这个经济可以稳定增长, 但是这个潜力是在的。”

但樊纲也指出, 软着陆也是着陆, 软着陆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企业和产业也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也会有一段痛苦的日子。他建议, 中小企业要专注, 只有专注才能出品牌, 才能出质量、技术、才能获得创新的能力, “我们再专注发展二三十年, 当中国一大批中小企业成为世界不可替代的中小企业, 我们才有大的发展前途, 我们中国经济才有大的发展前途。”樊纲说。

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仍将软着陆 篇8

对于未来几月CPI的预测, 我们认为在10月下降到5%之前, 未来两月将接近6%, 这主要是由于食品供应逐渐增加, 食物特别是猪肉的价格将有所放缓;同时, 商品价格放缓、有利的基数效应都将成为促发因素。

早前, 我们对中国2011年和2012年GDP的增幅预测分别为9.3%和8.7%, 但是金融市场近期的动荡和对外部需求的减弱给我们的预期带来下行风险。同时, 我们认为, 虽然最近全球经济表现欠佳, 但是全球经济不会因此出现二次探底。如果市场和经济整体间出现恶性循环, 这将诱发全球经济衰退。

我们预计中国经济仍将软着陆。目前来看, 中国国内放缓的经济活动与我们的预测相符。我们预计, 在2011年下半年中国国内需求 (投资和消费增长) 将得以保持, 并为整个GDP的增长做出相应贡献。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5%%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 (2011年, 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为1%～2%) , 而不是进入衰退期, 因此, 我们认为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下半年外部需求崩溃的局面。

由于公共住房建设和水利项目的投资, 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投资增长将呈稳定、缓慢增长趋势。同时, 今年汽车和房地产销售量将不及2009～2010年。随着家庭收入稳步增长、政府出台有利政策支持消费, 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的消费增长将呈相对稳定趋势。

外部下行趋势将大幅影响政府未来的政策制定。国务院曾在7月中下旬召开会议对全球经济进行评估, 从这一会议来看, 我们认为, 当时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并非会议焦点。直到7月底, 中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依旧为国内通胀风险。

但是, 一系列最新动态——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由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及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无疑将使中国政府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及对中国的影响重新作出评估。

由于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和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 中国政府的政策将呈紧缩趋势以控制通胀。同时, 由于外部增长预期看淡, 中国决策者未来将更为谨慎。

我们认为,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将紧跟局势的变化, 且具有灵活性。由于上行的通胀和资本流入压力,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不可能通过降低利率或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马上放宽。由于外围风险逐步上升, 第三季度迎来又一轮利率高峰的可能性降低 (如果全球市场得以稳定, 利率高峰就不可能出现) 。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篇9

在世界经济全面下滑的形势下, 中国经济发展也在放缓, 一季度GDP为7.6%, 并且企业大面积出现经营困难, 企业信用大幅度下降, 银行坏账率不断攀升, 信用风险正在由点到面扩散。在这种背景下, 怎样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呢?

经济向下调整十分正常。我在2009年年初就讲过:世界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高增长乃是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现在是偿还过去透支未来的账的时候, 经济本来向下调整才对。中国经济已告别了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 回到7%左右的中高增速。

我认为, 中国经济还会下滑。没有之前的财政、货币双重过度“刺激”, 中国经济在7%那里会站住的。但政府之前实施了双重“刺激”, 我因此把增长率向下调1个百分点。倘若在政府再次的政策“刺激”下, 经济重新回到8%以上, 那么经济再次回到6%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更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环境恶化是一个缓慢连续作用的过程, 不会突然爆发。中国制造的主要是必需品, 经济不景气, 人们会减少高档品消费, 但必需品还是要消费的。中国经济有托底的东西。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主要不是低劳动成本的成功, 而是先进生产方式的成功。迄今为止,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多样化的产业集群, 这样细致的专业化分工网络。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具有弹性。虽说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 但是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多年不仅仍然存在, 而且基础设施也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内能够赶超的。

我有些观点可能与众不同。西方国家因为一户人家不搬迁, 竟然高速路改道、机场移位。这不是保护产权, 而是破坏产权。动不动就罢工, 也是破坏产权。我认为美国的腐败比中国严重得多。中国只是一部分干部在腐败, 而美国是全民腐败。那人为的高工资、高福利不是腐败是什么?印度孟买有60%约700万人生活在棚户区, 许多“白领”奋斗一辈子, 连公寓都租不起。为什么?因为有个生效70年的《租金控制法》。这个法案把租金规定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并且禁止房东将超过一年的租户赶走, 所以人们买房意愿低, 盖房和出租房子的利润很小、麻烦很大。目前, 孟买大约有40万套住宅, 宁愿闲置也不愿出租。大家想想, 印度有什么办法与中国竞争?

中国经济的确遇到了困难, 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改革,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但这不容易。已降了两次利息、下调了一次存款准备金率, 以后再降一次利息、再降1~2次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 降利息要受美元是否走高的制约, 美元走高, 要维护汇率稳定, 就不能降利息。虽然当前经济下滑的严重程度超过了2008年, 但是政府不会再有2009年那样的“刺激”了。中国经济正在回归一个中高的增速, 因为前期的坏账会逐步显现, 货币发行很难控制, 通货膨胀将无可避免。

不过中国的问题仍然不在中短期, 而在长期。除了增长基础未根本破坏外, 虽然政府干预经济的空间越来越小, 但是仍有用长期通胀和增长降低交换短期增长的空间。可是如果改革不到位、恶化的市场环境不改善, 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慢慢丧失竞争力。改革不到位, 随着经济下滑, 社会问题就会凸现。未来5~10年, 中国经济社会可能会进入高风险期。中国经济社会的风险, 不在于经济增长放慢本身, 而在于随着经济增长放慢, 社会不能从一个高成本的运行模式转变为一个低成本的运行模式。■

编辑浦冬义

中国经济“硬着陆”可能性很小 篇10

稳中趋松效果显现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称, 受外部环境有所好转, 政策预调微调效应显现等影响, 预计一季度中国GDP增长8.2%左右, 二季度GDP增长8.4%左右, 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很小。

“2012年受房地产调控和政策总体偏紧等影响, 中国经济在上年逐季放缓的基础上继续减速, 如今欧债危机冲击减弱, 保障房建设又大规模推进, 经济在二季度可能企稳回升。市场利率显著回落, 资本市场震荡上行, 稳中趋松的效果已经显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周景彤告诉记者。

2011年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增速由年初的17.2%一路回落到年末的13.6%, 2012年1月份回落到12.4%, 2月份M2增长13%。前2个月, 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7381亿元和7107亿元。

“我们预计未来几个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将呈稳中有升的态势, 二季度M2增长13.6%。”周景彤说。截至2月末, 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人民币贷款余额为56.2万亿元, 同比增长15.2%, 增速显著下降。

周景彤分析认为, 上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调空间, 中长期流动性将大为改善, 对债券市场形成利好。受货币政策稳中有松、养老金入市以及证券制度改革等利好影响, A股市场出现难得的反弹行情, 随着通胀下行、流动性逐渐宽松, 2012年股票市场震荡上行的概率较大。

报告认为, 2012年货币政策应突出总量适度、审慎灵活的特点, 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由于当前GDP增速放缓、通货膨胀压力缓解、外需疲软、银行资金紧张、中小企业融资艰难等, 需要货币政策释放积极信号, 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货币政策应稳中趋松, 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确保市场流动性保持在合理水平, 在房地产贷款及平台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不可能大幅增长的情况下, 信贷需求应支持保障性住房、水利、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企业等。”周景彤说。

缓解“硬着陆”担忧

高盛经济学家宋宇5日发给记者的研究报告称: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广西、福建等地的讲话基调明显倾向于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进一步缓解了市场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我们预计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从2011年四季度的8.9%降至8.5%;预计3月份贷款规模可能突破9300亿元关口, 这将弥补前两个月信贷供应的疲软。”宋宇认为。

高盛认为, 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可能令决策层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立场。3月份工业增加值和一季度GDP同比增幅可能双双下降, 而3月下旬以来食品价格数据的回落可能缓解决策层对通胀压力反弹的担忧, 这些宏观风险的变化意味着政策立场将倾向于宽松。

“预计今年将降息两次, 具体时间可能是CPI回落至3%下方之后, 预计6月公布的5月CPI可能达到这一水平。央行可能再次使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其它间接影响流动性供应的举措。”宋宇认为。

股市可能获有力支撑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一季度例会上表明要“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 “引导和促进信贷结构优化, 加大对社会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目前市场力量疲弱, 但最新经济数据表明货币政策无论在总量上, 还是定向宽松范围上将进一步扩大。不出预料的话, 银行信贷、中央重点项目和地方投资力度将逐步回升, 从而为实体经济软着陆提供保障。伴随经济数据的回升, 市场预期将随之发生改变, 股市将获得有力支撑。”和众汇富分析师陈龙告诉记者。

汇丰公布的3月PMI为48.1%, 而官方3月PMI为53.1%。“官方PMI更能反映大企业的经营状况, 汇丰PMI更能体现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这一降一升反映了经济动力的增长结构变化, 汇丰PMI再次走低, 体现出经济实体层面活力在下降。”陈龙说。

中国经济没有“着陆”过 篇11

经济增长加速

高盛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货币供给扩大（通货再膨胀）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发挥出来，经济增长已再次加速。但是，她同时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恶化，石油价格高涨和美国经济表现不佳将会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

梁红进一步指出，国内需求在最近几年进入了“局部疲软”的状态，她认为“国内需求表现疲软并降至历史最低点的主要原因是非消费性投资增加”。她敏锐地观察到“来自贸易和投资计划的大量外汇就像提供给中国公司部门的过桥贷款，使得政府部门不得不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限制。然而，外部盈余的持续增长将很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中除了贸易的其他部分再次繁荣。而且，这种转移过程将会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来实现。”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则具体指出，离2004年5月实施全面宏观调控不过十四五个月，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经济反弹的力度和持续能力尚有待观察，不过，反弹本身已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他的证据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采购经理指数，继8月之后大幅回升。中国的原材料进口在沉寂了大半年之后，开始明显加速，进口建筑机械需求也出现反弹。这些是经济复苏的前瞻性领先指标。”

不过，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了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高油价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高于其对国内生产总值或消费水平的影响。由于固定投资高度集中在非能源行业，如制造业等，这些板块的利润增长已开始明显减缓，而油价上升将进一步降低这些行业的投资冲动。

德意志银行测算，若石油价格每桶上涨10美元，将影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0.5%，而工业增长率可能下降1%，商品贸易额每年下降120亿美元。对于证券市场，油价上涨将促使非石油和石油板块股价继续两极分化。受益于油价上涨的产业板块主要有石油开采、小型节油汽车、公共交通、能源替代产品、节能技术和高速公路，而利润率受到高油价严重负面影响的板块有石油冶炼、航空公司、石油化工、水泥、航运和钢铁。

动力需从出口转向消费

陶冬通过研究发现，目前的经济再次加速主要还是前两年过热的行业，其他行业和国内消费增长明显落后，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一贯看空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中国如何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的研究报告中直言：中国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他指出，中国目前采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起点很低；伴随着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和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超过GDP的一半，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收益率迅速下降和长期来看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的趋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朝着注重消费的方向转变。

梁红认为，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国内需求正在好转，这是货币政策静悄悄地放松和其他国内政策的宽松所推动的”。她预期“将会有更多的政策来推动国内需求的增长”。不过，谢国忠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目前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是抑制消费增长的，虽然中国正在对货币政策进行大规模调整，但是如果没有以分散社会财富为目标的社会结构改革，单单货币政策的调整只能是让中国成为‘第二个’日本。”

在刺激国内需求方面，梁红极力推崇减税。谢国忠认为，中国应该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房屋供给。飞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是阻碍消费增长的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房地产是一般家庭最主要的消费支出项目。高涨的房地产价格轻松地超过了中国城市家庭年收入的15倍。这么高的价格对消费发展的抑制作用相当明显。

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经济学家团队所著的《中国消费者的腾飞》一文则认为，预计以美元计算，未来十年中国消费年均增长率将达到18%。陶冬表示，将会有大量因素支撑中国消费的爆炸性增长。目前，全球30%的消费来自美国，中国去年仅占3%。不过，十年后，尽管美国仍将是最大的消费市场，但中国的份额会增长4倍。

通货膨胀是否卷土重来

里昂证券亚洲经济学家沃克表示，过去三年，中国经济走势既非“硬着陆”也非“软着陆”，而是根本没有“着陆”过。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也并没有改变，即“未来五年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但中国对出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着实令他忧心忡忡。安德森说“中国经济仍将强劲增长，但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那将不再是非常友善的增长。”的确，在原材料和石油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再度抬头。

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黄益平认为，未来几个月，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上扬可能推动CPI增长。迄今为止，劳动力成本同比增长了15%。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师龚方雄认为，国内经济整体虽然并不过热，但是局部过热导致了通胀压力再次抬头。在油价对日常消费领域的影响方面，马骏博士认为，由交通工具原因所导致的油费开支仅占家庭开支的2.5%，因此，若10美元的油价升幅对消费者开支而言，也只是微量减少0.2%。

在通货膨胀的幅度上，高盛的梁红认为中国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她认为通货膨胀很可能会保持温和的水平，但是中度的通胀压力很可能会在未来显现。原因是实体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乃至货币和信贷供给增长的连续显著上升，高盛预期，一定程度上的CPI通货膨胀压力很有可能会在2006年中期出现。但是她认为并不用担心通货膨胀会加剧，因为目前明显减弱的通货膨胀压力给予了中央银行更多的时间来继续目前的温和步伐，同时也给予了中央银行更多喘息的时间将人民币升值作为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工具，这样，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压制通货膨胀抬头。

谢国忠认为，中国正在引领全球经济现在通胀未来通缩。他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只要富裕和贫穷国家之间的财富鸿沟保持目前这么巨大的幅度，劳动力成本套利交易就仍然会成为通货紧缩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仍然会导致全球经济进入通货紧缩；同时，伴随着中国向生产价值链条的上端转移，并进入研究和开发领域的进程，新一轮的通货紧缩仍然会出现，全球经济的长期趋势仍然是通货紧缩。但是，受到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影响，在未来的一两年内，中国经济有可能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因素。

经济软着陆 篇12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纵观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我们欣慰地发现,相较于2012年, 其总体向好的趋势日渐明朗。两大重要世界经济体美国和欧盟的局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对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得到了有效遏制。简单来说,一方面,美国已然开始走出2008年次贷危机的萧条,近期各项经济数据均显示出其经济基本面大为好转,全面复苏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欧债危机的阴云虽仍未完全散去,但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市场认同与消化而丧失影响的威力。与此同时,德国总理选举结果尘埃落定,法国私人债务风险的释放以及欧洲央行“采取任何措施”维持欧元区承诺的发出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都预示着欧元区最为痛苦的日子即将过去。接下来面临的不过是如何自我反省、自我消化、自我治理的问题……这一切都向我们传递着世界经济再次迎来黎明的讯息。

然而,面临着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随时终止以及美、日、欧相继出台能源独立战略、出口倍增计划、TPP协议、 “日本安倍经济学”等一系列措施的压力,一直单纯依靠高投资率刺激经济复苏而不断发展的我国形势并不容乐观。不可否认,我国通过各项投资计划曾率先拨开云雾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日出。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甚至“独扛”世界经济大旗,为提振世界经济而“摇旗呐喊”。但在今天看来,高投资率支撑下的中国经济已然露出诸多令人担忧的端倪:国内通胀压力始终存在;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愈发严重;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不良资产持续飙升;外汇占款与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仍然盲目扩张……揭开光鲜亮丽的经济指标的面纱,的确潜藏着出口潜力下滑、国内消费乏力、政府投资无效的“货币空转”以及高投资与高债务危机如影随形的严峻问题。如果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些许风吹草动而导致国际热钱和国际资本的撤退,我国将面临流动性收紧的压力。因此,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企稳回升,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特别需要谨防由于长时间过度信用创造而产生的累积效应引发的我国经济再次“硬着陆”的风险。

201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此背景下,我国也将面临着经济改革的重大挑战。因此,如何把控过度信用创造累积效应引发的我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

1、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近段时间以来,我国重要的经济指标相继显示出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尽管最新发布的2013年8月份的经济数据似乎出现了颠覆性的明显改观,但仅就一个月的经济发展形势而断言我国下行压力已然消除确是荒谬之举。如若认真冷静地思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就会发现潜在的生产力增长率下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力增长率由增长三要素决定: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很多情况下,潜在生产力增长率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迹象:劳动量和劳动生产率双双下降。 最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货币币值被低估以及股权分置改革这三个利好效应早在2008年以后就开始减弱。由此导致出口商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出口企业屡屡遭受亏损;产品积压,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同时,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供求比例变化也向我们传递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信息。从2009年第四季度开始,城市劳动力人口供求比例一反常态,开始大于1,并一直持续。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上是供大于求的,企业是不能完全满足具有就业意愿的人们全部就业要求的。那么,经济是否面临着下滑趋势也可窥见一斑。加之人民币升值尤为突出,我国劳动人口工资水平与新兴国家如印度的同一指标差距大幅扩大,原先具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已荡然无存。这就使得我国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国内、国外两个劳动力市场的“不景气”,更是令我国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因此,在我国国际竞争力三大优势退化,新的竞争力优势还未完全形成的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已不再青睐中国市场。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严峻的萎缩压力。热钱的流出、外资的撤离无疑会导致国内生产力下行的风险加大。一旦中国经济下行的预期得到自我验证和自我强化,那么这种下行风险预期就会自动进入自我实现的过程,随之我国会将陷入长时间的经济萎缩和低迷的危险境地。

2、旧版 “四万亿”投资的消极影响还未完全 “消化”,各地政府再现“四万亿”投资冲动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使我国政府面临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在2008年连续三季度经济增长环比下行,同期进出口量大幅下挫,CPI与PPI指标走势如过山车般剧烈动荡的背景下,基于对保持GDP平稳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稳住外需的同时,立足全面扩大内需等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果断出台了一揽子的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尤以“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最引人关注。

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万亿投资的具体构成和主要的分布领域。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投资用于民生和医疗卫生及保障性住房的比例却只有17.5%,略显不足。加之随后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纷纷拿出一系列具有“诱惑力”和“前景”的投资方案,更是直接地将巨额资金投向了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可否认,在当时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发展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势下,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对稳定我国经济局势具有相当的有效性,是较好的应对之策。实践也证明了,创造我国在金融危机余波尚存的2009年GDP依然维持十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奇迹的原因就在于此。

单位 : 亿元

( 注 : 数据来源 : 新华财经 。 )

然而,由于“四万亿”投资固有的“先天不足”,在今天看来, 它也的确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和隐患。项目结构、投资分布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的无效投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由钢筋、水泥、混凝土支撑的GDP指标让人欣慰的背后,产能过剩的阴云却始终挥之不去,结构失衡的经济现状着实令人担忧。过剩的产能,不仅不会为经济发展带来任何实质的好处,还会加剧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得一部分企业不得不丢下烂摊子而选择破产,侥幸得以留存的企业却也无心顾及生产技术创新而只能“掩面叹息”,这显然不利于生产力的实质提高。而且,四万亿投资计划对于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涉及民生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大,使得大多数 “囊中羞涩”的普通百姓,依然存有“后顾之忧”,放心消费根本无从谈起。政府苦心经营的“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计划也因此“打了水漂”。与此同时,最让我们担心的是,由于“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带动引导,各地政府的投资热情被极大地调动,大量项目短时间内集体开工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项目也不在少数。扩张的信贷供给与需求,已然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台高筑”。如果说,铁道部曾经的钱袋空空,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么,截至2012年年底,面对四万亿地方债务集体到期而无力偿还的地方政府迫使银行进行展期,就值得我们深思了!在保证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对于债务风险的防控必须慎之又慎,防止陷入积重难返的危险境地。

就在这旧版四万亿投资计划对经济的消极影响还未完全消化的当口,我国内地新一轮的“四万亿”投资热潮又在蠢蠢欲动。武汉准备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完成82个交通项目建设,总投资高达3131.49亿元;天津计划投资1.5亿元打造10条产业 “巨龙”;贵州计划出台3万亿的旅游重点投资规划;兰州、沈阳也不甘示弱,更是开足马力将要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的相关建设……在如今债务日益累积,信用创造愈发过度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就再次启动投资热潮,未免有些草率与不负责任。同时,我们应该思考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真的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吗?也许,答案是否定的。一直以来,政府充当的都是人民公仆的角色,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其投资建设的项目,也是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旨在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并不是以盈利与否、盈利多少为考量标准。然而,赔本生意又能维持多久?赚不到钱的政府投资又会以什么作为长久的支撑?不断地开展大手笔的项目投资,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冷静地判断时局,权衡利弊。以投资为主导刺激经济的同时,兼顾由此产生的过度信用创造、债务累积、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的消极影响。

3、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国际市场集体转向看空中国经济

2013年3月16日,日本野村证券召开电话会议时公开指出:“中国正在展现与西欧、日本、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特征。这些相似的特征即快速累积的杠杆、高企的房价以及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下降;最脆弱的领域集中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信托公司和信用担保公司等机构。”同时,还发布了题为《中国正在升起的金融风险》的报告。一时之间,引起了国际各方对于中国金融风险的关注。英国广播公司商务编辑佩斯顿也表示“除非中国重新写出500年来资本主义金融历史的新篇章,否则,令人炫目的高增长带来的信贷泡沫终将破灭”。甚至,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也出版了题为《向中国酝酿中的金融危机说hello》的报道。诸多媒体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需“防患未然”,他们要意欲何为?让我们通过客观的数据来理性地审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吧。

(1)杠杆率。从实证角度分析,杠杆率的高低在学术界一直被认为是既简单而又经得住考验的金融危机的领先指标。所谓杠杆率(DCG),即国内信贷与GDP的比值。如今,我国经济的杠杆率已经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在2008年以前,DCG比率约为120.8%,但在政府实行一系列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该比例上涨至155%,涨幅达到34个百分点。根据国际上著名的“5-30规则”来分析,我国已经步入“5-30规则” 的范围内,预示着金融风险已然开启了前奏。“5-30”规则即是说,如果在5年的时间内,以国内信贷规模与本国GDP之比为代表的杠杆水平增长幅度超过30个百分点,之后该国就会迎来一轮金融危机。日本在1985—1989年,欧洲在2006—2010年,美国分别在1995—1999年和2003—2007年,甚至欧元区在DCG由134%上升到160%满足“5-30规则”后先后陷入危机, 这也是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印证了该规则的适用性。显然,我国日益攀升的DCG比率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的确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与适当控制。

(2)社会融资总规模。从2011年4月以来,我国央行开始发布“社会总融资(TSF)”数据,以求及时全面地衡量净信贷流动情况,掌握银行体系内外的社会总信贷供给规模。数据的主要组成部分为:银行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公司债券、银行承兑汇票和股票融资。

银行贷款是信贷供给中最主要的部分,虽然TSF数据显示, 其规模从2002年的95.5%下降到了2012年的57.9%。但是,截至2012年12月,银行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的信贷就高达9.25万亿人民币,占银行总贷款的14.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监管力度不足,其违约冲动较大,究竟要卖多少地才能还清这巨额的贷款,着实令人怀疑。而由信托公司提供的信托贷款,因其具有不受监管者设定的信贷指标限制的特点, 同时,又有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开发商的银行信贷进行压缩,由此信托公司可以实现上述融资。其2012年的信贷规模迅速上涨到1.289万亿人民币,相较于2011年的2030亿,增加了534.3%。另外,公司债券也从2008年的5520亿人民币猛增至2012年的2.25万亿人民币。

然而,在这些数据背后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以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代表的公共融资和在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盛行的地下借贷并未纳入TSF的考核范围,但这两方面所涉及的资金规模依然不容小觑。2012年,中央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为1.356万亿,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为2500亿,总体上升了0.4%。 央行在2011年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地下借贷当时的存量为3.38万亿人民币,相当于2011年所有银行贷款的5.8%。通过一系列数据的汇总计算,官方公布,TSF-GDP比率上涨了58%之多。这也说明了我国的投资热情是多么的“繁盛”!

(3)通货膨胀率。此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持续的大规模投资,“钱”从何来?显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央行有新印制发行钞票的冲动,大部分流入市场的投资也都是通过“印票子”得来的。泛滥的流动性在非理性行为的指引下,上演了 “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蒜你狠”以及“猪坚强”的诸多闹剧。普通百姓深刻地体会到了物价上涨使得钱包瘪瘪的无奈与哀伤。然而,最令我们头疼的莫过于高水平的房价。自古就有 “安居才能乐业”一说,可只能仰视的房价还是让众多人们过着 “蜗居”的生活。

据官方数据显示,每平方米土地价格由2003年的573元上涨为2012年的3393元,十年内上升492%。而对于北京、上海来说,该现象更为显著。地价的持续上涨伴随着相关建材价格居高不下,房价始终处于高位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多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期控制房价的上涨,比如: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更为严格的土地开发增值税、限制银行贷款、出台“国五条”等等,但最终都是以“空调”而被世人贻笑大方。长期以来,土地财政始终在我国存在,并且有相对稳固的政策基础。甚至有些学者将房地产市场是遇冷还是回暖作为考量经济基本面是坏还是好的重要指标。这种片面性的认识一定不可以继续指导我们的行为。否则,走向如同上世纪日本房价泡沫最终破裂的不归路,就绝非是杞人忧天了。

与此同时,作为普通老百姓,经济总体增长是破十还是破八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而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对他们而言则更为现实。因此,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不能再一味单纯追求GDP数量的增长,而应把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经济运行的落脚点。稳定物价、管控通胀水平则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得到百姓的支持。

4、过度信用创造使金融乱象频现

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是构成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三个部分。一个国家金融市场运行的平稳与否不仅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也是考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方面。然而,近段时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钱荒”事件、“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高管陈怡跑路事件的出现,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控制风险体制的脆弱。这些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在国内平添了些许恐慌的气氛。各大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再次被同时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着必然?

2013年6月19日至21日,相信是很多银行从业者的不眠之夜。三天时间内,银行间市场出现了惊心动魄的巨幅波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各品种利率出现大涨。6月19日隔夜拆借利率上涨至7.66%,6月20日跳涨至13.44%。当天最高飙升到30%。如此高水平的隔夜拆借利率,世所罕见。难道拥有高出正常支付清算需求量一倍还多的金融机构备付金余额,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在20%左右的银行真的缺钱了吗?不,当然不是。究其原因,是被大量创造出来的流动性———“钱”没有通过银行信贷进入实体经济而在一系列的加杠杆的金融运作后,变成“钱生钱”的虚拟游戏,在银行业内空转造成的。“借短炒长”的业务模式在银行大肆扩张,期限错配现象日益严重,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也就不难解释了。一旦银行流动性管理出现问题,脆弱的资金链条即会随之扯断。

而“8·16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无论是归咎于操作失误、 系统缺陷,还是风控体系的不健全,其毫无征兆、发生迅速,首次将A股先进的金融交易环境与参与者落后的风险控制制度间的矛盾暴露无遗。光大证券的交易员、其衍生品部门、整个光大证券公司甚至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多级风控体系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终还是导致了啼笑皆非的“乌龙指”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治理紊乱、风险意识差、防控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券商的过度创新与信用创造。一旦业务涉及面不断扩大,基础管理跟不上,交易部门的风控自然是要出问题的。 无独有偶,作为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保险中介机构,泛鑫保险也是通过所谓的“自制固定收益理财协议”套取保险公司资金为自身业绩造势;以理财为名,欺骗客户。它并未有真实而稳定的业务收入,玩的就是虚拟的“金钱游戏”。人们在不劳而获赚取高收益的贪婪本性驱使下,相信并追随着“泛鑫”之辈,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金融业是服务行业,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如今,其市场地位与格局已有颠倒之嫌:经济服从金融,企业求着各类金融机构。因此,万万不可过度创造信用,玩弄金融衍生品于股掌之间。虚拟世界终究有坍塌之时,以实体经济作支撑的金融发展才可能长久。

三、有效防范过度信用创造累积效应引发我国经济发展“硬着陆”风险的建议

1、深化汇率机制改革

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有“盯住”美元的意味。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加之汇率水平较为固定,使得我国央行陷入“稳定汇率”和“稳定币值”的两难境地。外汇占款规模增加,央行需要用相对于外币价值数倍的人民币予以回购,以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规模减少,又会使得国内流动性骤减,一直以充裕流动性高投资率维持的经济增长将会面临严峻挑战。 由此看来,我国经济发展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大,汇率变动也时常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深化汇率改革,选择可靠的货币之“锚”势在必行。

2、“鱼”和 “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舍 “鱼”而取 “熊掌”

所谓“鱼”,经济发展是也;所谓“熊掌”,经济安全、经济持续发展是也。在保增长与调结构难以取舍的条件下,笔者更倾向于暂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维持规模的前提下,进行内部反省、内部调整。也许这将以一定水平的失业率、短时间经济增长乏力为代价,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涅槃重生的那一刻将会获得量变到质变的丰硕成果。试想, 如果我们始终单纯关注经济的增速,实施一系列激进的不计后果且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看似可以维持经济的“繁荣”景象。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未有切实提高,工人做工缺乏积极性。那么终究有一天,我们要为畸形的发展买单。到那时,再伟大的经济发展业绩也将毁于一旦,曾经被我们苦苦支撑的经济大厦顷刻间就会崩塌。就像那病入膏肓的将死之人, 虽然可以深刻地体悟到曾经的生活节奏不应如此匆匆,工作和生活不应让体力过度耗竭与精神压力过度累积。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毫无重新再来的回旋余地。那时将是悔恨和痛苦的集合体。

因此,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应时刻以经济指标水平的高低来掌控我们的决策,而应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谐的生态环境等因素作为指导我们政策制定的方向标。

3、韬光养晦,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呼声一年高过一年,从提出之日起,十几年来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来自于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切性认识以及政策落实时的偏差,无疑成为该项工作无法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过程中,我们往往犯重短期轻长期、重GDP而轻可持续性、重政府轻市场、重正式规划轻企业和民众在市场中的自发创造力的错误。这就造成了经济发展内外部双重失衡,进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国内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过快、资产价格涨幅过猛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资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逐步显现也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 “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