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述要

传统文化述要（精选10篇）

传统文化述要 篇1

中华传统文化, 的确是历史悠久, 是博大精深, 其中那些精华的东西, 让人不能不爱它, 也无法离开它, 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是先进文化建设之渊源, 是构建和谐社会之金石。中华传统文化林林总总, 异彩纷呈, 其精髓大致如下。

一、它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阐明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 始终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首要的价值标准。一向主张先爱国, 后立家, 信奉无国便无家, “家”为小家, “国”是大家。不管是国泰民安, 还是国难当头, 都要先大家而后小家。中华民族历来反对涣散分裂, 追求团结统一, 强调群体优势, 崇尚众志成城。爱好和平, 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向主张“和为贵”, 追求天下大国的太平盛世, 奉行“仁义礼智信”,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仁”为本, 反对战争, 反对暴力, 反对冤冤相报, 主张以德报怨。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 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和生命意志。传统文化歌颂“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信奉“天道酬勤”, 勉励人们“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以上独特的民族精神,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骨, 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二、它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智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充满着深刻的大智慧, 是东方哲学的杰出代表。这大智慧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互补”之中。儒家思想以孔孟之道为代表, 其核心是“仁”。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 以“中庸之道”为哲学理念。“仁爱”与“中庸”, 均极富智慧。道家思想以老庄之道为代表, 其核心是“道”。以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为主要内容。其代表性著作《易经》、是中国学问之根据, 《易经》中的智慧渗透在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而《道德经》和《庄子》, 亦为两部智慧奇书, 其中的奥妙哲思尤为士人与士文化所推崇。中华道家文化之“道”, 是深邃的大智慧。佛家思想, 即佛教世尊释加牟尼之佛法, 其核心是“空” (佛法博大精深, 不可思议, 难以言说, 勉名为“空”) 以“心性”、“色空”、“因果”、“涅槃”等为主要内容, 以揭示生命奥秘, 达到了生脱死为终报。佛教的智慧精深奥妙, 不可穷尽。儒、道、释, 分而观之, 各自智慧超群;综合起来, 三位一体, 交融互补后, 其智慧在古代登峰造极。儒道释互补, 便凝炼出“外儒内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天地精神, 人间情怀”等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智慧与胸襟。上述儒道释互补的哲理智慧,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度, 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睿智的头脑与博大的胸襟。

三、它蕴育着一种美妙的美学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然, 热爱生活, 热爱艺术, 爱美会美的民族。中华民族一向崇拜大自然, 热爱大自然, 赞美大自然, 享受大自然, 与大自然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天人合一”的哲学、美学观念根深蒂固。在生活美学方面, 中华民族充满温情与创造, 懂得生活的艺术, 善于艺术地生活。在五千年文明史中, 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陶瓷文化、金石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医药文化、园林文化, 家居文化, 等等。从而提高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在艺术美学方面, 中华民族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等等, 无不出类拔萃, 特色鲜明, 赏心悦目, 美不胜收。这些林林总总的艺术硕果, 给予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审美享受。

总之,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中, 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生活美与艺术美的伟大民族。是一个富有审美情趣与审美理想的民族。不论是实用的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 还是精神上的艺术作品和审美方式, 都闪耀着美的光彩。尤其重要的是, 中华民族在生活和艺术中创造的美, 充分体现着本民族独特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 与西方很不相同。其独特的美学思想或艺术精神, 着重体现在“天人合一”、“写意传神”、“中和之美”等方面。这些是对人类美学的极大丰富与贡献。上述美学财富,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韵,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美气质。

关于《滦州影戏述要》 篇2

一九九七年第八期《读书》刊有葛兆光先生的《学术的薪火相传》，内中两处提到了六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的一篇毕业论文《滦州影戏述要》，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家父张骏骥。家父字伏斋，河北唐山人，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现健在。此文用文言写成，指导教授为当时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给了八十二分。据家父说，原拟用白话文写，因怕篇幅太长，故改为文言文。家父自幼生长在冀东农村，故于影戏(又叫皮影戏、驴皮影)十分熟悉。毕业论文之所以选此为题，足见对民间艺术之热爱与关注。而当时清华大学教授不以此为难登大雅之堂，同学亦不以此为土气，亦可见其学术风气之一斑。家父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仍感慨系之。

家父一九五四年曾就冀东影戏这个题目，又作了一些考证，投稿于两种报刊，均受当时编辑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以“题材过偏”，终未发表。自一九五四年后家父即供职于葛兆光先生常去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长达二十二年，因各种原因，未能从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数年前清华大学图书馆曾拣出这篇论文，以复印件赠予家父留念。这篇尘封了六十一年的论文今日得以面世，更是出人意料的事(收入论文选并未通知原作者)。这也是家父一生发表过的唯一一篇论文。幸耶？抑不幸耶？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喜剧了。

明代围棋运动述要 篇3

一、明代围棋运动的渊源与发展

围棋起源于春秋时期, 并在当时被称作弈, 由于两人对弈时能够达到一种思想上的交流, 故又被称作手谈, 是当时一种重要的陶冶情操、锻炼意志的健身娱乐活动。春秋时期, 围棋已经成为一种游戏在社会上盛行, 并在其文献中出现了围棋的相关记载。同时, 围棋还具有良好的教育功能, 《论语·阳货》中就记载了孔子教育学生的场景。孔子说一个人整日游手好闲, 不思进取, 那就不如去下围棋, 它会增长一个人的才干。明代人以《世本》的乌曹作博, 即乌曹作赌博、围棋, 这将围棋的发明时间推后至夏代末期, 博及六博, 古籍中常将其与围棋合称作博弈, 这也说明了围棋的游戏性质。古人谈论围棋最多的还是起源于战争及兵法。东汉桓谭著作的《新论》指出:“世有围棋之戏或言兵法之类也。”[1]62—65中国古代的围棋运动是民间士大夫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 并以一种民间活动的姿态继承与发展而来。中国围棋在其发展过程中, 其围棋理论也日趋丰富, 并留下了大量的棋谱与著作。秦汉时期, 围棋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 并写有《围棋铭》、《围棋赋》等名篇。汉代的围棋一般采用石质的棋盘, 纵横有十七条线。

明代的围棋运动十分活跃, 著名宰相刘基非常喜爱该项运动, 并常与朱元璋对弈。明王文禄所著的《龙兴慈记》中提到:“圣祖赐刘诚意一金瓜, 曰击门锥, 有急事则敲之。一夕, 睡不安, 思圣上弈棋。俄顷, 报太仓灾, 命驾往救, 刘止之曰:‘且弈, 先遣一内使充乘与往。’回则使已毙车中。”这段说明了刘基以弈棋救朱元璋一事。明中期, 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流传开来, 且民间的棋手日益增多。当时, 琴棋书画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雅好, 以往对棋手的偏见自然也就消失了。明代的棋手不仅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而且还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其中就有林应龙的《适情录》。其原是日本棋手的著作, 当时日本僧人虚中来中国定居, 且其特别擅长棋艺, 并著有《决胜图》二卷, 对当时的围棋界有一定的影响。林应龙颇受其影响, 先将《决胜图》改编成为《玄通集》, 后来又再次对包括《决胜图》在内的资料进行了整理, 并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 最终写成了《适情录》[2]85—87。这也是中日围棋交流史上的佳话。《适情录》一共有二十卷, 并完成于嘉靖四年, 书中载有棋图千余种, 在明代棋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 林应龙的诗文及书法也受到同辈的推崇, 并撰有《棋史》一书, 开创了中国棋史的先河。

二、明代的围棋活动热潮

围棋发展到明朝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且成了社会各阶层普遍喜爱的娱乐活动。明代帝王也非常喜爱围棋这项运动, 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就与刘基弈棋并作对联。朱元璋以“天作棋盘星作子, 日月争光”, 刘基对以“雷为战鼓电为旗, 风云际会”作答。同时, 明代还出现了众多的围棋高手及围棋著作, 其中以过百龄最为著名, 其著有《受三子谱》、《四子谱》、《官子谱》等棋谱。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就描写了城市市民的围棋活动, 这就表明明代的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非常活跃, 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文娱活动。到了明朝中期, 围棋活动已经达到了非常兴盛的地步, 同时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有着飞速的发展, 并彻底适应了整个社会的围棋发展情况。在明代围棋娱乐活动的兴盛中也产生了一系列围棋高手, 如民间的围棋高手黄旦的“挟技行游”的描述, 从这些就可以发现明代围棋活动的盛行。明代的围棋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 这其中就表现为流派的增多。例如, 明朝正德及嘉靖年间就有三个著名的围棋派别, 它们分别是永嘉派、新安派及京师派[3]22—24。这三个流派风格各异, 无论是布局还是攻防上都有着独特之处, 并都为当时的大师。在这些流派的带动下, 使得长期为文人、大夫阶层垄断的棋艺运动开始在民间普及, 并出现了一批棋艺能手。他们之间的比赛活动, 更推动了明代围棋娱乐及运动项目的普及与发展。

明代的围棋著作主要有《弈问》、《弈史》、《弈旨》等, 这些围棋理论及围棋史是明代围棋发展热潮的一个重要结果, 这些著作都是从围棋的发展源泉一直到明朝的高潮阶段, 将围棋的代表人物贯穿在一起, 特别是对明朝时期的围棋著者进行了重点介绍。明朝时期的棋谱的编写格式上仍然沿用前朝的特色, 有些具有创新性的观念, 但是其中一部分经过多次翻录及抄袭, 在内容及形式上显得有些复杂及冗繁, 缺少一定的创意。这方面的问题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朝时期, 棋手及著者一般都比较重视棋谱的编撰及修改工作, 最终使得存世的棋谱相当多, 但由于著者自身水平及理论道德的不足, 使得棋谱的内容及思想上缺乏一定的水准, 同时有些人只对资料的搜集比较关心, 而在创新上没有建树, 对前人的成果毫无鉴定的前提下, 就编成文章及书目, 使得最终的成果流于普遍化;二是明代的围棋艺术水准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 但是其仍然沿用了前朝的布局规范, 只是在布局方面向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还没有突破原有的布局及范围。表现在棋谱上也就缺乏有效的创新思路, 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更加凸显[4]13—15。与此同时, 同时期的日本棋艺有了飞速的发展与进步, 它完全抛弃了明朝及前朝的布局格式, 从宏观上打开围棋娱乐活动的新境界。明朝的布局方式及结构的守旧已经开始阻碍其创新性及主动性。

围棋在后来还有烂柯、坐隐的称呼, 其含义有让棋手忘却时光流逝的意思。同时, 也是当时休闲娱乐、养性的重要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 围棋有了很快发展, 特别是在一般士大夫阶层流传甚广。当时出现了频繁的围棋比赛并根据棋艺的高低将选手评为不同的级别。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 还专门设立了棋品制, 同时还出现了十九线的棋局。唐宋时期的围棋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提高, 出现了专业的围棋人员, 且其围棋理论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同时在唐代已经有了很多的国际交流活动。围棋发展到了明代, 已经与唐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出现了无数的围棋名手。明太祖朱元璋喜好下棋, 相传南京胜棋楼就是其与徐达博弈的地方。但是, 在历史上朱元璋又是以禁棋而出名。他曾经下令:“在京军、官人, 下棋的断手。”同时还建造了逍遥楼, 专门囚禁下棋的平民百姓。这些戒律、法规阻碍了围棋运动的发展, 但是到了明代, 围棋运动已经势不可挡。随着围棋运动的盛行, 明代民间出现了大量的围棋棋谱, 如《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弈史》、《适情录》、《仙机武库》及《弈问》等二十多种明代版本的围棋谱,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明代围棋理论的深度。明代围棋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其特点就是职业围棋出现了历史的突破, 并由御前走向社会, 进而促成明中叶围棋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摘要：明朝时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汉族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 当时的棋艺水准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其中的重要表现就是流派的增多, 并使得明朝时期的棋艺游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普及。

关键词：明代,围棋

参考文献

[1]王沂, 等.古代围棋运动的历史进程及文化价值[J].体育科学研究, 2007 (6) .

[2]潘猛补.明代永嘉棋派述略[J].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2 (3) .

[3]吕利平.从体育考古看我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特征[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0 (4) .

水氏心意六合拳述要 篇4

姬师祖传河南洛阳马公学礼，马公传洛阳马兴、马三元、南阳张志诚三人，洛阳一脉为马兴所传；马三元传河南繁城一脉。南阳张志诚传李祯、邓州张海洲，张海洲传吴太廉，吴太廉传吴喜林，吴喜林传笔者恩师陈合龙，为邓州一脉。李祯传张聚、白先师、南阳水观兰(澜)、水腾龙、水应龙、唐万仪、襄县姚仁山、山西戴隆邦父子等。

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是从水普慈先生的曾祖父水公观兰(澜)开始的。水观兰(澜)会武术，其二兄水振川是武庠生。水公观兰(澜)为了培养二子水腾龙、水应龙，邀请了河南心意六合拳大师李祯、洛阳心意六合拳师马兴之高徒刘万仪、河南八大枪手之一唐大用三人来邓州传艺。故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法中有李祯的拳法，又有洛阳刘万仪的拳法，而且融入了唐大用的唐氏枪法及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几方面融为一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每一动以六艺作身法，以枪法为拳法，以丹田内劲为基础，以内催外，以身带动肢体，以大关节带动小关节，以身带步，以身催手，发出丹田内劲，每一出手必含十大真形及扎枪的底蕴，螺旋划圆，有圆中求直、求灵、求变的三角发力，以变劲、找劲为其真谛。

现据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四世传人水普慈先生所授和水老师传我之《水氏家传武术谱》、《水氏家传拳谱》及水老师《回忆录》、《南阳市民族志》、《邓州市民族志》、《南阳文史资料》、《水应龙七十有二自述》等多种资料，将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整理成文。在整理过程中，水老师不顾年近九旬，为本书审定，笔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概述

南阳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是河南心意六合拳的组成部分，因以前仅在水氏家族中秘传，外界知者甚少，故称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

要谈起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必须先从水氏家族谈起。水氏是南阳市回族中的望族，其祖上在17世纪80年代由陕迁豫，世居镇平之水沟村。到18世纪，六世祖水观兰(澜)在邓州穰东当阿訇，精武术。他病逝后，举家迁回镇平水沟村。七世祖水应龙和水少波(名腾龙)兄弟二人，少波年长。水氏除业农经商外，又以四事相传，世袭勿替：诵我教之经，读儒道之书，练强身之武，习救人之医。水氏代代都有在回族中任阿訇，儒道之书相传不衰，强身之武祖辈多有建树，救人之医为数尤多。

《南阳市民族宗教志》中载：“南阳回族中水氏拳学源于清时李祯，拳属心意拳，又名六合拳，所谓六合即内外各三合……单刀亦名六合刀。还有五郎棍、九节鞭。其枪法为唐大用所传。唐大用清代人，回族，枪法超群……大用教徒于内乡、邓州，水氏得其真传。唐大用晚年双目失明，在水氏家中仍用手摸门环，退数步然后用怆扎之，枪枪皆中，其功深可见一斑。大用怆起式用骑马式，出身稳健，水氏即用此式。其子万仪改起式为猴形式，现石桥一带多用之。”

宝显廷著《形意拳谱》载：“公(李祯)之晚年，河北有富翁水姓者酷嗜形意拳，生四子延数师教之，后慕公名聘至家中。”笔者认为，此说应为南阳水氏。原因有四：1.水观兰(澜)人称“水四阿訇”。2.水应龙膝下有四子。3.水腾龙民国初年在黄河以北孟县桑坡任阿訇。4.水观兰(澜)曾聘唐大用、刘万仪、李祯三人来邓传艺。宝显廷之师安大庆是阿訇，很可能误认水腾龙为河北水氏。《水氏家传武术谱》中载“前为李祯拳祖传拳，中为洛阳刘万仪拳祖传，后为唐大用拳祖传枪”，并附有人物小传。

拳法

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法含有李祯、刘万仪、唐大用等人所传，发出丹田整体内劲。其拳法有六艺、十大真形、单把、三拳、七膀、七炮、八身、十二大势、四把捶、蝴蝶手等盘法，及洛阳刘万仪传百花将、撩杆腿等阵中盘法。

内功

心意六合拳在流传过程中，从洛阳马学礼开始就在回族中秘传，传到水家后，因水氏代代有人任职阿訇，故此拳融人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心意六合拳。伊斯兰教的风格尤其表现在水氏家传内功的修炼上，其中有五功的拜功内容，礼拜前沐浴、洗手、洗口、洗面、洗肘等各三把，把把皆划圆，即真诚真意地去礼拜。 常练水氏家传内功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日久功深，丹田内气充盈，可达到心意一动，丹田滚动，催动浑身运动，渾身无处不击人，无处不弹簧，无点不杀手，实战中一触即发，如摧枯拉朽，旁若无人，击敌于“拳无拳，意无意，无意之中是真意”的奇妙境界。

修炼心意六合拳内功，必须要先明人体的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在人体内的运行及其它生理病理变化，方可盘好内功，否则是徒劳的。

器械

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器械，以河南八大枪手之一的唐大用大师传的唐氏枪法为主。有大六合枪、中六合枪、小六合枪、缠丝六合枪、十大真形枪、二龙戏珠枪、群枪(又名独行枪)、青龙出海枪、鲡泉枪、岳飞后造十枪，另外有十八真形枪等枪法。此外，还有六合刀、五郎棍等器械。 水氏家传心意六合拳的枪法有三扎：如逢贼盗可扎、酗酒痞混可扎、忤逆之徒可扎。还有三不扎：年老力微不可扎、仁义忠孝不可扎、年少力弱不可扎。 。

元代绘画历史发展述要 篇5

一、元代绘画历史发展情况

中国绘画史学界历来将元代中国画视为笔墨画发展的顶峰, 但元代绘画从整体上来看又有着荒寒冷落、简远闲逸、清淡萧疏的风格, 仿若远离尘俗风味、不食人间烟火一般。对元代绘画风格的评议概述, 钱钟书先生一语道破:元代绘画以简逸为主、重遗貌求神。例如元代的山水画, 它既不同于北宋的繁密风格, 也不同于南宋的一角半边之风, 而显露出一种淡雅、高逸、意象的墨化淋漓、无拘无束的意境。元代的云山墨戏就反映出作者方从义画像为虚、意境为实、水墨跌宕致远的画风。另一位山水画家曹知白的作品苍秀、简洁、疏落, 惜墨如金。还有黄公望和吴镇的山水画, 也以简远、秀润、疏朗著称。而在众多元代山水画家中, 画风最为简淡、高逸的莫过于倪瓒。倪瓒的山水画清韵逸气、平淡空寂, 往往疏林坡石、一湖两岸, 是元代山水画不食人间烟火的典型代表[2]83。再比如元代花鸟画。元代花鸟画与两宋相比发生了历史转折。两宋花鸟的姿彩各异风格至元代完全变成了墨梅、墨禽、墨花的花开淡墨痕的水墨花鸟。例如以墨兰花见长的郑思肖、以墨桃花著称的王渊, 还有擅长墨竹、墨石的吴镇和柯九思, 以及倪瓒、管道升、李衎等等都对以素为贵、以静为美的画风偏爱有加。

无论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 在童书业先生看来, 元代的绘画不同于宋代绘画多出自专业画家之手, 而是多出自非专业的文人之手, 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 元代绘画的发展历史基本依靠文人来推动, 元代绘画也是文人画的天下, 元代绘画发展史即是一部元代文人画的发展史。

具体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北宋苏轼、米芾等著名文人的绘画思想深刻影响了元代文人。苏轼在《历代诗话》中点评北宋诗歌文学时用“绚烂而平淡”进行总结, 这样的评价也用在了他的一些画论中。绚烂之极, 最终仍要归于平淡, 这是元代文人在苏轼等人影响下的文人画思想精要。至于为何归于平淡, 在苏轼和米芾看来, 是因为绘画本应是种笔墨游戏, 在自娱自乐中享受精神的自由。因此苏轼、米芾等人抱着这样的平淡态度, 以绘画为手段之一追求自由的思想境界。其中米芾还以此绘画思想创立了米家山水画。米芾的长子米友仁在继承了父亲的绘画风格之后, 将米家山水画提升至更高的水平。米家山水画的思想精要在于:绘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外现, 是作者情感与外界实物交融的表达形式, 它不是色彩缤纷、精致华美的装饰品, 不随大众审美取向而改变, 而是简单、平淡地以物照人、以物画心、以物写意。米家山水画的这种画风意境在宋代非专业画家中极为推崇, 也被注入到了元代文人画作者们的精神世界中, 得以在元代延续和发展。

从元代绘画选题上来说, 两宋中国文化中心在南移的过程中仍偏重于北方文化, 画家们仍然偏好以北方的大山大水为题材进行创作, 而元代的中国文化中心已完成了南移, 文人画家以南方居多, 因此元代绘画题材以江南山水美景为主。例如湖州的赵孟顺、常熟的黄公望、镇江的郭界都是在当时享有名望的南方文人画家。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画家高克恭, 虽然他是北方人, 但多年在江南地区做官, 被江南山水深深吸引, 也深受南方人文画的影响。高克恭以北方人的家庭出身, 凭借令人称颂的江南山水画而成为元代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

最后再从创作方面来说, 在战马上夺得中原统治大权的蒙古族政权对传统汉族文化既没兴趣也缺乏足够了解。与两宋时期宽松的、备受政策激励的文化氛围不同, 元代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文化面前略显压抑。例如在绘画方面, 元代不仅取消了两宋时期的画院, 而且绘画不能作为画家走上仕途的技能手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元代的文人画、非专业作画受政治风向和宫廷画的影响和束缚更小, 元代绘画创作至少在思想层面更为自由。绘画爱好者在不受政治、经济利益的干扰下,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方式。因此, 元代绘画创作形式多样, 涌现出董巨画风、李郭山水画风、米家山水画风等多个创作流派[3]2。

二、元代绘画发展的历史原因

第一, 遗民画家借用绘画抒发亡国之痛和怀才不遇之感, 客观上推动了元代绘画的发展。所谓遗民, 即是忠于前朝而耻于为新王朝效力之人。元代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使流淌着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血液的汉族人生活艰难。汉人被归于最卑贱的第三、第四类人。同时社会职业也被划分为十个等级。乞丐是属于最下等的第十级, 在乞丐之前的就是儒家文人。因此汉人不仅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下等人, 而且多以汉人为主的儒家文人在职业上还是与乞丐相提并论的下等人。汉代文人遭受如此歧视和境遇, 只能依靠书画宣泄心中的苦命与压抑, 有时甚至还是艰苦营生的手段。即便是遗民中的温和派偶尔参与到极少数汉族士大夫的施政机构, 他们也难以施展拳脚、怀才不遇, 只能寄情于书画、自命清高。那些极端的遗民, 在两宋隐仕之风的长期熏陶下, 坚决超脱和回避元代社会, 拒绝接受元朝的统治。但他们作为文弱书生, 不可能拿起兵器与元政府对抗, 只能潜心艺术创作, 用艺术来宣泄亡国之痛。遗民的画作充分展现了元代的时代特性, 客观上繁荣了元代的绘画艺术。

第二, 元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代绘画艺术发展。尽管整个元代的社会和统治风气对民间汉人绘画创作没有丝毫鼓励, 但元政府通过其他方式还是促进了元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例如忽必烈的曾孙女大长公主酷爱收藏书画。她收藏了许多两宋时期的书画珍品, 如黄庭坚的《松风阁诗》、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展子虔《游春图》等等, 这些作品得以流传至今, 与大长公主的悉心珍藏不无关系。除了收藏保存珍贵画作, 她还以开放的姿态邀请汉族大臣和文人进宫对藏品进行品鉴。汉族大臣文人品鉴完过去从未见过的名画真迹之后,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叙或传于他人, 丰富了文人画家们的眼界和创作灵感。再比如元文宗帝, 他自幼在江南一带接受汉化教育, 饱读诗书、能书擅画, 结交和网罗了一批江南书画才子投奔帐下。尽管元代没有专门的画院, 但文宗帝组建奎章阁收藏和保管书画, 其中流传至今的真迹有宋代赵佶的《芙蓉锦鸡图》、宋代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等数十件。文宗帝还在奎章阁中常邀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文人品书赏画。文宗帝在书画艺术上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政策使汉族书画史得以较好地存续。

第三, 博大精深的中国绘画艺术素有坚韧的生命力。至元代, 中国绘画史已源远流长了数千年。它是炎黄子孙历代生活的艺术写照, 表达传诉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人生观。作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历史发展曲折与前进统一的客观规律作用下, 中国绘画即便因朝代更迭、帝位易主等因素不时受到阻碍、打压, 出现倒退或停滞, 但中国绘画的艺术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 元代统治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其阻断和扼杀。

总而言之, 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既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 又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以山水、花鸟为创作题材的文人画在元代民族政策的打压下艰难求存, 又在诸多客观因素及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支配下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2]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M].天津美术出版社, 2001.

老子的德育思想述要 篇6

关键词：老子,德育思想

一、老子与《道德经》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曾经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掌管周王朝王室图籍。守藏室是作为周朝用来收藏典籍的重要之所，可以说是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上古及中古时代，史官在司天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老子在司职守藏官时，于博览群书之际，逐渐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因此，后世普遍认为，老子及其道家思想，皆源自于史官和帝王经验。再加上春秋时期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老子出生地陈楚地区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三者相互交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道，认为一切皆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特征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道亦是世间万物的本原，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生于道，道就是无。早在数千年前，老子便认识到天地万物都存在着两个对立面并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政治上，老子反对开启民智，主张常使民无知无欲，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主张“无为而治”，提倡“清心寡欲、清静无为”，认为“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无德之德乃为大德”是社会发展的至高治本原则。他向往原始社会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乐、乐其俗。其理想境界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认为“安贫乐道”、“安时处顺”、由“齐物我、齐万物、物我两忘”、直至最终达到“天人合一”、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其创立的道家学派，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孔子曾数次向老子求礼问道，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惠施等人也深受其影响。战国末年的法家先锋韩非，就利用并改造了道的学说，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总法则。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也是利用道与法家思想直接联系起来，缔造了自己的学说体系。相传老子在离宫归隐，骑青牛西游秦国时，欲出函谷关，函谷关守关官员关尹知其是当时圣人，焚香行弟子之礼并恳求老子将其圣智著为书，以流芳千古造福万代。于是老子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将自己的思想著述成书，共分上下两篇五千余字，即为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道德经》。虽然不过五千余字，却将老子思想囊括无遗，每个字后都透露着信息、事物、精神、知识、道理，可谓字字珠玑耐人品味[1]79。《道德经》对中国古老的哲学、政治、宗教等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易经》、《论语》被誉为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

二、老子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 自然无为。

《道德经》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即《德经》，深刻阐述了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合称《道德经》。可见在此书中，德的地位仅次于道，老子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培养一位有道有德的圣人，在书中多处对圣人的品德进行了详述，因此《道德经》也是一本德育教育的经典之作。在《德经》的开篇，老子便将德分为“上德”与“下德”。他认为“上德”是自然而然流露，不拘束为表现形式上的品德，是没有利己的动机和图谋的。而“下德”则是人为的产物，是有心或者勉强去做作，是为了符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产生的。老子崇尚自然，自然不仅仅是指自然界，更是天地万物的自然而然。他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便是要顺其自然，决不肆意妄为。值得一提的是，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抛开个人的图谋与计算，遵行事物发展的趋势，依照自然的理法而行事。无为而无不为，在这样的不强求不做作状态下，就没有不能做成的事。《道德经》一书中，“自然”一词共出现五次，“无为”出现了12次，可见“自然”“无为”，是老子德育思想的核心。老子生活在诸侯争霸的春秋末年，各诸侯国或为扩大势力范围、或为巩固政权而长年征战不休，使百姓长期生活在战乱与贫困之中。老子希望统治者能够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倡导“不言之教”，认为“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遵行自然规律，不妄言，不因实现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强行颁布不合自然规律的条令，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通过无为而治，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2]61。用现在眼光看，自然无为也是适合今天的教育趋势的。在教育中不将自己主观意志强迫灌输在学生身上，不做过多教诲和耳提面命，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来进行教学活动。教育者应该少说多做，以自身为标榜，树立良好的行为典范，方可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德育目标。

2. 老子三宝。

老子曾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认为慈爱、节俭、不敢为天下先，是为人处世的三件宝贝。慈爱因此勇武、节俭方能宽广、不敢为天下先，才能成为万物的尊长。老子认为，慈爱是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不带目的性地去帮助别人，方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根本之道。“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后世的《感应篇图说》中也有相似观点，认为“慈者，万善之根本。人欲积德累功，不独爱人，兼当爱物，物虽至微，亦系生命”。尊重生命、善待万物，方是做人的根本[3]1。而节俭则是治人事天的重要法则。事实上，人往往因欲念过多而不停地追逐名利财富，而不知道祸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往往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灾祸，“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人们常常挣扎在名利财富与身体健康、得到与失去之间无法选择，不知道谁更为重要，却不知道过分地追逐名利财富势必会付出更多的代价，导致更为惨重的损失。“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认为，金玉满堂是无法长久守住的，有钱有势，骄奢淫逸，则是自寻祸患。人不应该贪恋物质生活，贪图物质享受，不为物质所诱惑，不放纵挥霍，要保养天赋，节制过分的欲望。只有节俭才能真正地保国养身，只有节俭，才能获得宽广的天地，使人清廉刚正，没有过多的欲求。唯有知足，才不会受到侮辱，知道何时停止，才不会有危险。以大智慧大勇气寻求心里的富贵与安静。人贵在知足，“知足之足，常足矣”，惟有“知足者富”，可见知足本身，就是一种富有。而不敢为天下先，则要求个人行为上要内敛，不争、谦让。不追逐名利，不锋芒毕露，能安于退守居下，能守柔处弱，以柔静的态度来对待事物。这种柔不是懦弱，而是至刚至强的品行，虽是“天下之至柔，但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人的品行应该像水一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虽然“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攻强胜坚，最柔弱的水却是最厉害的东西。虽然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往往能够驾驭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者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地事物中，往往是柔弱的事物，生命力更为强胜，柔弱的事物中，常常蕴含着不可战胜的力量，逞强好胜、巧取豪夺只会带来灾祸。而守柔处弱，谦下不争，反而让人尊重爱戴，成为万物的尊长。

3. 诚信不欺。

老子非常注重诚信，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认为正是曾经做过不守信用的事，才能导致别人无法再信任你。轻诺必寡信，轻易向别人许诺的人，往往不会守信用。他告诫世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认为真实可信的话往往不漂亮，令人难以接受，而花言巧语虽然漂亮，却往往是虚假的。诚信是人生的重要准则之一，“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以诚信的态度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使世人保持纯朴的天性[4]54。

参考文献

[1]沈善增.老子“道德经”的伟大意义[J].沪港经济, 2008 (10) .

[2]严春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J].中国道教, 2001 (1) .

[3]李海波.“道学三宝”的现代启示[J].武当, 2011 (4) .

梁漱溟德育思想述要 篇7

一、梁漱溟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

1893年, 梁漱溟出生于北京。10岁时, 梁漱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居于中等以下的水平, 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全部小学时期, 皆不如人。”但是,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却善于以循循善诱, 启人自悟的教学之法, 注重让孩子心中的德性发挥作用, 他经常从实际出发, 以启发和诱导的方式, 将戏剧或生活中的故事情节略加改编, 然后讲给梁漱溟等几个孩子听, 有时也让他们进行复述, 以锻炼他们的记忆、复述能力。外出办事时, 梁济也总是喜欢带着几个儿女边走边谈, 向他们传授各种新鲜的知识, 讲解做人的道理, 以及如何待人接物、灵活应变等其他生活常识与能力。在父亲这种循序渐进、不厌其烦的教育方式影响下, 梁漱溟对于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并开始主动地去追求知识的源泉、探求事物的真相, 过去自己曾留给他人的那种愚钝的形象也大为改观, 到十四五岁时, 他在班上的成绩已名列前茅。在中学时代, 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 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对此, 梁漱溟深有感悟, 在回忆少年时代父亲对他进行的此种教育时, 他曾说:“我受父亲的影响, 并不是受到了许多教训, 而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 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父亲在童年时期所给予的帮助, 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立和自强”;“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 从不加干涉……, 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 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这种向上心, 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由梁漱溟的求学经历观察, 1906年, 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 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 这便是他最后的学历了。而在此过程中, 梁漱溟个人却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并意识到了德育在人才培养与成长方面的重要性。1916年, 年仅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 引起了蔡元培的赏识[1]93。在蔡元培的引荐下, 梁漱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先讲“印度哲学”, 再讲“儒家哲学”。在讲“儒家哲学”时, 听者踊跃, 除一般学生之外, 还有许多四五十岁的前辈, 以及一些当时和后来的知名人物。1921年,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 其中关于“西方化的德谟克拉西精神”、“西方人精神的剖看”、“西洋哲学之情势”以及“孔家性善的理”、“孔子之不计较利害的态度”、“中国哲学之情势”等涉及德育方面的精辟论述, 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伟大盛名, 也日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特色鲜明的德育思想。

二、梁漱溟德育思想的主要内涵

若要深入分析和探讨梁漱溟德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可以从其理论基础、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等几个方面谈起。首先, 梁漱溟的德育思想是建立在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的, 而这个哲学思想的核心便是中国社会特殊结构论。梁漱溟认为, 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伦理本位, 职业分途”, 而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个人本位, 阶级对立”, 近代中国之所以失败、落后就在于缺失“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 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以伦理情谊为本源, 以人生向上为目的”的新的社会组织结构, 而要形成这种新的社会习俗, 就必须依靠道德教育的作用。梁漱溟进一步指出, 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 因而具有教化的作用, 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 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 所以加强民众的道德教育尤为关键。其次, 梁漱溟的德育目标重点是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员素质, 使得“农民能够发挥自觉性, 增强生命力, 使生命活泼轻松”。为此, 在后期的德育实践中, 他将目光转向和聚焦到广大的农村地区, 致力于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目标。再者, 梁漱溟呼吁国人珍惜生命的价值, 以“明白了解生命”的意识, 自觉做事, 主动做事;他号召国人要注重“发心”、“立志”, 时刻保持对未来发展前途的信心, 要在做事时“有勇气、有兴趣、有热情”, 并说:“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 不在此则在彼, 兴趣就是生命, 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是等于剥夺他的生命, 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他提醒国人要诚实守信, 开诚布公, “打破一切成见, 去掉一切隔膜”, 铲除所有暧昧遮掩的行为, 通过个人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以使“整个社会信得及”[2]75。

三、梁漱溟德育思想的若干实践

梁漱溟本人一向不自视为学者, 也一向不是为了学问而做学问。按照梁漱溟的看法,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教育观念, 都应当最终落为人生实践之学。比如对于深奥庞杂的儒家学说, 他曾坦言:“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生活”, 认为一个人是否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并非显得重要, 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思想落实于生活实践, 用于改造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辉煌一生。

1924年夏, 正值当讲之年, 梁漱溟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 以“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 只有一个念头———责任”的雄心壮志, 先用了七八年左右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 然后自1931年起落脚山东邹平, 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 期冀凭借一颗雄心, “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 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据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回忆:“当时邹平县城很小, 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 我们生活在那里, 吃的是井水, 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但就在如此的艰苦环境下, 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 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 落实在社会改造上, 而想出的治理办法就是“乡村自治”。

在“乡村自治”试验中, 面对旧中国农村地区存在的“愚、穷、弱、私”等四大问题, 梁漱溟的理想首先是要教育全民, 改造思想, 更为推崇的是文化的现代化[3]104。梁漱溟认为, 中国封建社会传下来很多弊病, 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 相对于枪、政权而言, 思想才是最大的发展阻碍。为了革新人们的思想,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团体组织, 科学技术”八个字, 目的在于欲把思想散漫、自私自利、目光短视的农民组织和集中起来搞生产, 并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学习和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对于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 梁漱溟认识的非常深刻, 即:乡村建设应以乡村教育为方法, 而乡村教育需以乡村建设为目标。梁漱溟认为, 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已经处于严重失调的状态, 为了使优秀的国粹文化得以延续, “不使失传, 不使停滞”, 就必须借助教育之功, “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 以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而德育恰恰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德育培养的方式上, 梁漱溟特别强调要注重道德精神的改造和人格性情的陶冶, 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 二是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 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尽管上述这三者的内容各有侧重和不同, 但它们皆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源泉与核心。梁漱溟认为, 所谓乡村建设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其中饱含着极为充分和极为强烈的自觉性的民族觉醒意识。这种民族自觉意识, 就是中国人可以客观认识和把握自己, 并因拥有此种民族精神而倍感骄傲和自豪的一种心态意识。…………………………………………………由于梁漱溟没有片面地看待农村问题, 而是深刻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根本所在, 并且提出了通过包括德育思想在内的有效治理方式开展乡村建设运动, 因此也使得他远比同期进行乡村实验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影响要更为深远一些。

参考文献

[1]周良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梁漱溟[J].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2) .

[2]颜芳.梁漱溟的德育思想及其现代启示[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0 (2) .

唐代官吏管理制度述要 篇8

一、唐代吏治的特点

唐朝对吏治的官吏主要是通过严密细致的法律, 整个体系的特点是以监督防止为主, 严格的监管体系威慑各级官吏, 另外严厉的处罚措施可以对其他官吏起到警示作用。基本上唐代的管理都是一整套制度, 体系严密完整。在《唐律疏议》中, 就有近三分之一是用来规定官吏犯罪的, 达到155条。还有在法典中专门针对官员犯法的《职制》篇, 此篇中详细地对官吏的贪污受贿、违纪失职等犯罪有详细的描述与处罚规定, 而在其他如《杂律》、《捕亡》、《断狱》诸篇之中, 也有很多与官员犯罪有关的条例。另外, 唐玄宗时期还专门编撰了《唐六典》, 这部行政法典对各级官吏的各个方面和各类事物都有详细规定, 包括官府的设置和平时管理的活动, 是唐代吏治的集中体现。

对官员的监察是保证政对府官员控制的重要环节, 因此唐朝非常注意对官员的监察, 建立了健全的官吏监察体系, 能保证最大程度的监督管理, 同时最小地可能冤枉被监察者。唐代监察体系包括御史监察和谏官两大体系, 御史台负责对全国大小官吏的监管, 它的职责是直接监管官吏的失职和违法。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全权负责, 另有御史中丞二人为副手。御史台内部有三院, 即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负责监察中央百官和处理案件, 是御史台最重要组成部分。殿院主要是官吏在宫殿内的行为举止。察院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地方官员。唐朝以“道”为单位来划分地方上的监察区, 太宗时期全国有十道。到唐玄宗时增加了五道, 共计十五道。每道有三人负责:监察御史一人, 判官两人。除此之外, 中央还不定期派出特使或者专事为巡按巡查。

另外, 唐代把唐律有管辖监督权力的官吏作为重点的监督对象, 对“监临官”的犯罪行为加重处罚。对于监临主守官的贪赃枉法的处罚力度, 一般都很重, 在法律中处于严惩的行列。在具体对待官吏上, 唐朝统治者不是一味用严刑峻法来加以管理。另一方面也对官员优待有加, 给予特权。在法律上, 不但官员本人, 而且家属也能得到一些特殊权利, 比如官员和百姓在同一件案子中利益冲突, 百姓家中受罚而官员的利益得到保证。即使受到刑事处罚, 官员的受罚程度也拥有特权, 比百姓受到的处罚要轻得多, 这也是恩威并施的一种手段, 保证了官员队伍的稳定和忠诚。严刑峻法主要用来威慑官员的行为, 保证他们恪守职责, 达到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

二、考核制度

唐朝的官吏考核非常严密, 根据官员的种类、品级不同有不同的机构考核, 考核的程序也不一样。唐朝的官员分为流内官和流外官两类, 其中流内官为有品秩的官员, 而流外官为青吏。在流内官中又分为内官和外官两种。吏部的考核司主要负责四品以下的外官的考核, 称为外考, 这是中央的考核, 同时地方长官有负责本地区官吏的考核, 从节度使到刺史再到县令, 都要对下属进行考核, 考核有的是各级机构中的司功参军来操作, 有的地方是由功曹参军, 有的地方由司功佐, 县里面还有司户, 这些都是负责本地官员进行考核的官员。而刺史或刺史以上地方长官则一般由皇帝委派的专使进行考核。吏部考核司对四品以下官员的考核叫做省校考, 各州对下属官吏的考核叫做州校考, 而吏部各司对所辖官员的考察叫做司校考。对于三品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员还有皇亲国戚出身的官员考核是由皇帝亲自来主持, 包括外官, 三品以上的外官一般是大都督和节度使。《册府元龟》第六三六卷《锉选部·考课二》里面有记载:今缘诸州刺史, 大都督府长史, 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观察使者, 方镇既崇, 名礼当异, 每岁考绩, 亦请奏裁。其非节度、观察, 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 请不在此限。唐朝的官吏, 从最底层的官吏到一品大臣和封疆大吏, 都需要进行考核。外官考核的第一步是初考, 先是把应考的一般情况由录事参军汇总, 这里面记载应考者当年的功过、行能。汇总上报以后由各级考核长官当众宣读, 然后根据评议情况写成正式的考状, 然后送省。但是在这其中还有征求应试者对正式考状的意见, 如果应考者觉得考状有失公允, 对自己评价不恰当, 可以进行申诉, 而对于申诉, 上级部门必须受理并给出复审结果。

各地的考状送入吏部考核司进行复审, 正式的考状由各州长官把应考者的功绩详细地记录在正式的考状之上, 装订成册, 由考使送到京城, 由吏部考核司进行复审。由于各考状由各地长官呈送, 就有可能出现人为因素, 为避免考状出现失实的情况, 有按察司会同具体分管的监察官员, 如京官是有京按察使会同分查使, 外官是由外按察使会同当地的监察御史分别考察应考者, 然后将材料汇总到吏部考核司。考核司根据所有的这些情况特别是按察司的材料来判定考察对象的升降赏罚。吏部考核司的考核结果会在百官面前当众宣读, 京官的结果由应考者自行宣读, 外官是由朝集使宣读《旧唐书》第四十三卷《职官二》载:“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 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对于考核结果, 应考者如果觉得有不当的地方, 可以申请进行复审, 经过复审, 却有不当的地方, 可以修改考第。对于高官的考评, 则由皇帝亲自来进行, 结果也由皇帝亲笔书写, 以示重视。考核结果会入库存档, 作为以后升迁依据, 应考者自己也有一份记录考第的考碟以自存。

三、处罚措施

唐代所有有职权的官员都在中央的监督之列, 特别是“监临”官员, 利用职权更是罪加一等。所以不能因为官员有特权就忽视了他们被从严监督的事实。对于“监临”官员的犯罪和惩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受贿, 受贿是自古以来官员最容易犯的, 唐代受贿的监临官员都属于严惩之列。即使所受财物以后没有作出枉法的事情来, 只是单纯的收受了财物, 也是按照比普通盗窃罪加三等定罪。第二是盗窃罪, 所谓的盗窃罪就是贪污公款, 在当时叫盗用国家财物或者是盗窃所辖人民财物, 其罪比普通的盗窃罪加二等来处罚。三是监临官员其他各项犯罪一般都是比平民罪加一等, 比如作奸犯科等普通犯罪, 追究起来都是从严处罚。

除此之外, 监临官员的家人也要受到监督, 在监临官员辖区有自己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 监临官员一同要受到处罚, 在知情的情况下家人收钱监临官员受到的处罚仅比自己亲自收钱减两等处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减五等处罚,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都是会受罚的, 这样可以促使监临官员约束自己的家人。对于手下官吏犯罪, 监临官员仍然担任主要责任, 这是典型的一把手负责制。假使手下一般官吏贪墨了公家财物, 监临主官按主犯论处, 贪污的官吏按盗窃罪计。在唐代《名例律》中, 专门规定“同职犯公坐”的制度, 就是同一桩错案中, 所有经手的官员按照在案件中所处的地位、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来定罪。一般来说, 各级长官承担责最多, 如果在其中有官员故意枉法, 而其他官员不知情, 则故意枉法者担主要责任, 其他承担过失之罪。

所有官员的渎职犯罪, 之后处以什么刑罚, 如何执行, 在唐代都一律由刑律的明确规定来办理, 而不是可以由个人定罪。如果定罪与所定刑法有出入, 案件经办人要一同受到惩处。太宗时期, 有以前秦王府旧臣因事被罢官, 到太宗处求情, 太宗以“今乃四海之主, 不得独私故人”为由拒绝。对于官吏犯罪后爵位的撤或者留也有详细规定, 犯有“十恶”之罪的官员除了接受刑罚外, 撤除一切爵位, 犯有诸如偷盗等较轻罪的官员则可保留爵位, 但必须撤除官职。这几项措施加上犯法定刑必须按照律法来施行, 有效地避免了行政干预导致处罚不公。

摘要：唐朝主要是通过加强对官员的管理来治国治民, 所以唐代的管理制度很全面。通过严格细致的法律体系来对官吏进行管理, 并且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 另一方面也防止官吏过度地使用权力而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

关键词：唐代,官吏管理制度,考核,处罚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卷四十八《食货志》.

[2]唐律疏议·职制律.

西方教育思想之教师观述要 篇9

[摘要]在西方教育思想中，教师观始终贯穿着民主、和谐、自然的人文情怀。在教师的地位、作用、从业标准、师生关系方面，思想家、教育家都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追求。教师观成为历代西方教师的职业要求与道德观照，从而推动西方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西方 教育思想 教师观

[作者简介]郭树斌，男，广东潮阳人，法学硕士，思政部德育讲师，副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德育。

所谓教师观，指关于教师作用、任务、从业标准、师生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发端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西方教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西方教育家、思想家在探讨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教育思想的同时，也形成了丰富而深邃的教师观。本文尝试从在西方的教育思想中探取其教师观之要义。

一、古罗马、古希腊时期：教师应做到德才兼备、有教无类、效法自然、热爱学生

西方教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早期，教育的目的是将奴隶主的子弟培养成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所以，首先要求教师必须忠于国家，效忠于奴隶阶级的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治统治，逐渐注重文化知识的教育。这样，对教师的文化知识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古希腊的雅典，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把教育者训练成身强力壮的军人，更要求把他们培养成具有文化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治家与商人。

从古希腊开始，教育家就强调要成为一名道德高尚的教师，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智慧。当时的智者派标榜自己知识渊博，是合格的教师，将无知看作是教师的耻辱。德谟克里特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教师教育儿童时要采取说服和鼓励的方法，不要采取强迫的作法。古希腊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随后，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认为，“有思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最高的智慧是善”。他强调自我反省和沉思，在教育中持有教无类的态度。柏拉图反对强迫学习，认为教师应善于引导学生，把他们内在的“善”通过教育开发引导出来，教师的责任就在于给学生行为划出是非界限，指明正确的道路。亚里士多德则在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效法自然的原理，认为合理的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过程。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认为：作为教师首先必须德才兼备，要有德行。因为，教师任何失检的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教师应该是有学问的人；教师应该热爱学生，建立和学生之间的亲密友谊关系，这是教育教学得以开展的良好的基础。他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应懂教学艺术。他很厌恶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认为教师要了解生活，熟悉学生，研究学生个性特征。

古希腊、罗马作为西方文明的起源，其德才兼备、有教无类、效法自然、热爱学生等教师观对后世的教育思想

家、教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教师的教育倡导跟随自然的教导，认为爱的教学才是完全的教学。特别是提出了尊

重儿童、反对体罚的观点，重视为儿童创设快乐的学习环境

中世纪的教育开始于基督教的寺院，并长期为基督教所垄断。僧侣取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权，因而教育含有浓厚的神学性。公元6世纪，修道院开始兴办学校，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僧侣。基督教教育家奥古斯丁认为，教师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提供现成的知识，学生要自己学习，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启发激励学生去自我思考，提醒他们认识内心已经知道的真理。“教师是好人，不是坏人，坏人绝不可以成为教师”，“基于爱的教学，才是完全的”。

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资产阶级产生了。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文化，创造资产阶级新文化，在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叶，掀起了一场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提倡反封建、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文化，宣扬以“人”为中心，要求个性解放，重视现世生活，崇尚理性和知识。

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教会和经院哲学为教育所设置的牢笼，把教育解放出来，以适应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需要，教育的目的已不再仅仅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而以培养懂得世俗学问、尤其是古代文化，有人道主义精神，有德行，能为社会进步而献身的人，作为他们的教育宗旨；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冲破了视肉体为灵魂监狱的天主教交易的束缚，把游戏、体育看作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实现身心的健全发展。尊重儿童，反对体罚，已成为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强烈要求。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亲爱关系，教师散出关怀的气息，以取代压抑及专断的作风。此时期的意大利教育实践家维多利诺将宫廷学校易名“快乐之家”，他重视“境教”，废除体罚，注重学生个性和身体的发展。他认为在所有影响学生的人文性格的因素当中，教师的态度最居领导地位，仁慈应是教师永远的面容。他要求教师的教育应是跟随自然的教导。而拉伯雷则要求教师为儿童创造快乐的环境，应将全部教学变得“愉快、轻松、富有吸引力”。

荷兰教育家伊拉斯谟认为：应把鼓励与纪律相结合，把耐心、理性与严厉相结合，这是衡量教师好坏的一个标准。教师在施教时，首先要了解所教学生的性情，只有对他们深刻了解，才能针对学生的特点实行有效的教育。

三、近代教育时期：教师要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强调教育者要先接受教育

西方近代史的开始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为标志的。浓厚的人文精神要求教师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强调教育者要先接受教育。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认为：个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是不容侵犯的，每个人生来都应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允许任何人剥夺的。他们严厉抨击了旧学校盲目的棍棒纪律，提出：教师要热爱儿童，关心和尊重儿童，依照儿童自然发展的程序，以平等、民主的精神来对待学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的能力，教育者对儿童所发生的影响必须跟儿童的本性一致，教师应当把这种发展引向正确的道路，把足以阻碍它或使它发生偏向的障碍和影响加以消除。

法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先驱蒙田认为：最高的训练就是依顺自然。要求教师要仔细地观察儿童，以便了解他的才能，根据他的能力加以训导。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要求一方面居民要尊重教师，另一方面教师应当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当充满自尊感。教师的使命是培植，不是改变。假如他发现了某学科与某个学生的天性不合，就绝不强迫学生去学习，因为在某一方面缺少的东西多半会由另一方面去补足。教师对学生既可利用赞扬、榜样等正面教育形式，必要时也可话语严厉，乃至进行训诫，在诸榜样中，教师的形象最重要，如果教师不能以身作则，成为表率，“他的一切工作都将是白费”。

卢梭在他的《爱弥儿》中对经院主义和中世纪的教学方法进行无情地鞭挞，并大声疾呼：教师要热爱儿童，关心和尊重儿童，尽力发展儿童的独立思维和勇于创造的能力。他认为教育应该适应儿童天性的发展，教师要促进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要处处考虑儿童的天性，让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尊重他们的个性。他尖锐批评了严峻的法律、残酷的体罚对儿童个性的压抑。在他看来，教师在遵循儿童自然发展的同时，还要注意适应儿童的个性差异。

瑞士教育家斐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全面和谐地发展人的一切天赋力量和才能。他指出：儿童天赋、力量和才能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教育者必须多方面研究儿童的自然发展，使教育与儿童的自然发展相一致。教师要对学生和蔼、友好、亲善。

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教育科学也逐步系统化、科学化，在教育实践中显示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资产阶级教育家在要求教师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学生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教师要掌握科学理论，精通教学方法。资产阶级教育家还明确提出，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

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被誉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的第斯多惠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通过学生自己的认真观察、积极思考和亲自探索去发现新知识，形成新观点。他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必须努力提高自我修养，培养优秀品质；应该生动活泼，精神奋发，热爱儿童，热爱专业；必须具有充沛的精力，坚定的性格，顽强的意志；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等等。他认为，教育者先受教育，只有自己成为一个“在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者”，才能去教育别人。

俄国教育家、被誉为“俄国教师的教师”的乌申斯基强调：“人是教育的对象”。他认为，在学校里的许多成员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因为教师对学生负有教育的直接责任。教师在整个学校生活中，必须是、也必然是学生最生动、最直接的榜样，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学生，而这种影响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任何道德格言、学校规则和惩戒办法所能代替的。教师的信念和个性品质是公共教育的基石。

四、现代教育时期：教育的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教师是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人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以改革旧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主要目标。新教育运动倡导者创办了各种“新学校”，以注重手工劳动、近代语言和农业工艺课程教学来改革传统的学校教育。一战后成立了“国际新教育协会”，制定了“新教育原则”，提出了以“生活教育”、“尊重个性”和“自发学习”等为主导的教育纲领。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倡导者创办了各种“实验学校”，强调学校以儿童活动为中心，以改革旧的学校教育制度。

进步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家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三大命题和“儿童中心”论，重新审视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他的教师观。杜威认为：教师应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领导者，教师应是教学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教师应是学生心智的研究者，教师应是师生互动中的交往者；教育过程是儿童和教师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儿童和教师真正合作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与教师双方都是作为平等者和学习者而参与的。

二战后，世界出现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以及“冷战”态势下增强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迫切需要。教育关注的焦点是“效率”和“优秀”。教育理论界出现了重新论证教育的高潮。

改造主义教育理论认为：在学校中的主要教育力量是教师，教师在促使人民对社会的改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教师本人就应该是一个对未来新秩序“有深刻的信念和所承担的业务”的公民，教师要有深刻的信念和宣传自己的信念，而且要使绝大多数人能检查和接受自己的信念。

存在主义教育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布贝尔主张：合理的教育是以具体的和相互包容的经验为基础的对话关系，师生之间应该建立信任的关系，教师想要了解、影响和教育学生，首先必须赢得学生的信任。他认为教师是一个帮助学生走向自我实现的人。

以马斯洛、罗杰斯等为代表的人本化教育理论认为：教师只能通过鼓励、关怀、提供选择机会等，来表现出对学生的理解和接受。通过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来促进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和潜能的实现。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特征：是一个优秀的人，具有积极的自我概念，善于接受别人，具备一些独特的性格特征，具备良好的教学机智。

综上所述，西方教育思想中的教师观可概括为几个方面：教师作用方面，教师不是权威者、传道者，而是引路人、指导者、唤醒者、诱导者；教师任务方面，帮助学生认识真理，使学生的思维和判断力得到发展，独立能力得到培养，从而使学生走向自我实现；教师从业标准方面，要有高超智慧，对学生的教育要效法自然，要尊重学生天性的发展，做到有教无类，教师要重视自我教育；师生关系方面，教师要对学生和蔼、亲善，师生应互敬互爱、平等合作。

从古到今，西方教育思想派系众多，渊博浩瀚。尽管经历过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但总的来说，其教师观贯穿着民主、和谐、自然的人文情怀，成为历代西方教师的职业要求与道德观照。这些经过历史浪淘风簸累积而成的理论精华，对我国教师观的理论化、体系化有很大的借鉴、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戴文博.外国教育史(上、中、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2]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1、2、3、4)[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林玉体.西方教育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赵继福治疗中风病经验述要 篇10

关键词：中风病,治疗,赵继福

吾师赵继福教授从事中医临床40余年, 治病以辨证求本为原则, 临床疗效显著。现将吾师治疗中风病的经验总结如下。

吾师认为, 中风病多由脏腑功能失调或气血素虚, 加之劳倦内伤, 情志变化, 嗜食肥甘, 致使肝阳上亢, 阳化风动, 血随气逆;或瘀血阻滞, 痰热内蕴;或元气耗伤, 气虚而滞, 脑脉失养, 终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脉外。其病机不离风、火、痰、气、血、虚, 而主要在于瘀血、痰浊、痰火闭阻脑络, 所以临证用药应重点把握以下环节。

中风先兆

对于中老年人, 每感手指或单侧肢体麻木, 肌力减弱, 言语不清, 症状可自行缓解, 但反复发作, 皆为中风先兆, 当积极预防, 不可忽视。从师传经验及临床体会无论左手或右手, 自觉1指发生麻木, 5年之内预防中风;2指麻木, 应在4年内;3指麻木, 应在3年内;4指麻木, 应在2年内;如5指麻木, 应在1年内。若半身上下 (或左或右) 手指和脚趾连肢体麻木, 更加头目眩晕、上重下轻、行动飘然不稳, 应在短期1个月, 长期半年之内;倘若再加舌蹇、语涩、唇舌发麻, 应在数日之内, 如能及时治疗, 尚可防止, 否则必然中风。方“中风先兆汤”:生黄芪、太子参、茯苓、白芍、生地、玉竹、竹茹各15 g, 白术、甘草、当归、牛膝各10 g, 白茅根、鲜桑枝、代赭石各30 g, 若血热甚者加丹皮10 g, 夏枯草20 g, 口干舌燥者加生地30 g, 石斛10 g, 气血不顺者加沉香3 g (研冲) , 心悸不寐者加酸枣仁10 g, 珍珠母 (先煎) 30 g, 便秘者加生大黄6 g (后下) , 轻者每月服3~5剂, 重症可酌情加服数剂, 自可防止中风之发生, 效佳。

缺血性中风

平肝熄风法:中风病之风邪, 至金元时代始确立此为内风, 在中风病因病机学说上开启新的转折。内风的产生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风掉眩, 皆属于肝。”中风病急性期大多有肝阳内动表现, 临床可见突然昏扑或头晕目眩, 肢体强痉拘急, 甚则抽搐, 舌颤脉弦等, 吾师以平肝熄风方法治疗, 用“脑血栓方”:龟版20 g (先煎) , 牡蛎50 g, 玄参25 g, 生龙骨50 g, 代赭石50 g, 茵陈30 g, 麦芽25 g, 白芍30 g, 天冬25 g, 牛膝20 g, 钩藤15 g, 川楝子15 g, 甘草10 g, 羚羊角1 g (冲服) 。羚羊角性寒善入肝, 有良好平肝熄风作用, 龟版可潜降肝阳而熄风, 钩藤还具有和缓的降压作用, 另外虫类药物, 如全蝎、蜈蚣、地龙、僵蚕等皆是加减之中。

通腑排毒法:中风病急性期因脏腑功能失调, 中焦气机不畅, 痰热互结, 消灼津液出现便干、便秘症状。若腑气不通, 痰浊上犯, 蒙闭清窍见神识昏蒙, 使病情加重。吾师认为正确运用通腑法是治疗此证的关键, 通腑泻下, 可通畅腑气, 敷布气血, 使中风诸症状得到缓解;又可清除痰热积滞, 使痰浊不得上扰神明, 气血逆乱得到纠正, 达到防闭、防脱的目的;又可急存阴, 避免阴劫于内, 阳脱于外。吾师认为对于中风急重症, 除极虚欲脱者, 通腑攻下皆可应用, 宜早不宜迟。腹胀便秘, 脉实为此证型主症。吾师用“清热通腑排毒汤”:黄莲10 g, 大黄10 g (后下) , 黄芩10 g, 草果10 g, 丹参15 g, 半夏10 g, 茯苓15 g, 生薏米25 g, 猪苓10 g, 连翘20 g, 槟榔10 g, 神曲15 g, 山楂15 g, 生地榆25 g, 莱菔子25 g, 柴胡10 g。该方且能活血祛瘀又能通腑泻下, 作用与承气汤相比, 通腑不伤正, 且兼有化祛瘀作用, 往往效如桴鼓, 此外用于三高证疗效良好。

化瘀祛痰清热法:中风病常由肝郁化火, 烁津成痰, 窜扰经脉而产生。在头晕半身不遂的同时, 多有心烦易怒, 咯痰或痰多, 腹胀便干便秘, 舌质暗红, 舌苔黄腻, 脉弦滑或滑数等症状。《丹溪心法·中风》所谓“湿土生痰, 痰生热, 热生风也”。以及《临证指南医案·中风》所云:“风木过动, 中土受戕, 不能御其所胜……饮食变痰……成风阳上僭, 痰火阻窍, 神识不清。”《诸病源候论·风偏枯候》说:“偏枯者, 由气血偏虚, 则腠理开, 受于风湿, 风湿客于身半, 在分腠之间, 使血气凝涩, 不能润养, 久不瘥, 真气去, 邪气独留, 则成偏枯。”可见瘀血痰热在中风病的病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吾师治疗中风, 时时不忘化瘀祛痰清热之法, 用“化瘀清散汤加减方”:丹参15 g, 地龙15 g, 红花15 g, 赤芍15 g, 半夏10g, 胆南星10 g, 石菖蒲15 g, 丹皮15g, 菊花15 g, 豨莶草20 g, 葛根15 g, 天麻15 g, 川芎10 g。全方共奏化瘀祛痰清热之功, 使瘀血得散, 痰热得清。

益气通络法:年老体弱或气血不足者, 气虚血不升运, 瘀血不能化行, 正如王清任言“元气即虚, 必不能达于血管, 血管元气, 必停留而瘀”。气虚而滞, 血流不畅, 脑脉失养, 则脑络痹阻不通, 所以中风之气虚血瘀证应用益气通络法及其有效, 选用“五虫汤”:丹参30 g, 黄芪120 g, 鸡血藤30 g, 钩藤15g, 地龙15 g, 土鳖虫10 g, 乌药10 g, 蜈蚣2条, 全蝎6 g。

补肾益气法:中风病因年老肾虚精亏, 气血大亏, 脑髓失养, 肾虚气弱, 痰浊瘀血易阻滞脑络。可见髓亏瘀阻也是中风病的主要病因病机所在。吾师运用治疗此证以“大补元煎加减方”为主:人参15 g, 鹿角胶15 g, 龟版20 g, 熟地25g, 枸杞子25 g, 菟丝子25 g, 牛膝25 g, 寄生25 g, 杜仲炭20 g, 山萸肉20 g, 当归20 g。临床疗效良好, 尤其对后遗症患者可长期服用, 并能有效防止复发, 而且对于血管性痴呆患者有明显疗效。

回阳固脱法:中风后如见昏愦无知, 目合口开, 手撒肢冷, 遗尿, 脉沉细欲绝, 方用“固脱保元汤”:黄芪、党参、熟地、山萸肉、肉桂、山药各30g, 枸杞子15 g, 茯神、酸枣仁各12 g, 白术9 g, 生龙骨、生牡蛎各30 g, 甘草3 g。鼻饲, 参附注射液静注。

出血性中风

出血性中风病机是脑血管破裂, 血溢脉外, 瘀血压迫脑络, 因此清除瘀血为主要目的, 采用活血破瘀之法, 用“脑出血方”:三七10 g (冲服) , 蒲黄10 g, 桃仁15 g, 赤芍15 g, 菖蒲15 g, 牛膝25 g, 枳实15 g, 大黄15 g (后下) , 芒硝10 g (冲服) , 胆南星10 g, 天竺黄10 g。抽搐加全虫10 g, 僵蚕10 g, 血压高加石决明10 g, 夏枯草20 g, 钩藤15 g。临床观察, 出血量未增加, 且瘀血吸收较快, 预后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