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性项目（精选7篇）
货币性项目 篇1
一、引言
美国东部时间2015 年11 月30 日(北京时间2015 年12 月1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2016 年10 月1 日生效,人民币正式成为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外的第五大货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加快,我国资本项目开放也将提速。 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的研究一直是宏观金融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 但大多关于资本项目的政策研究是关于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分析,必要条件,国际经验比较等。而从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7 大类、40 个子项的资本项目来看,除了4 项以外,我国已实现了完全或部分的可兑换,因此,研究资本项目开放后的政策作用更有实际意义。 货币政策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通过哪些渠道产生影响,是本文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二、资本项目开放研究动态
资本项目流动变化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Friedman(1953) 在重点研究了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动效应后指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 Mundell (1963) 和Fleming (1962) 通过在IS-LM模型中引入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 提出了静态Mundell-Fleming(M -F ) 模型, 并得出结论: 没有资本项目流动时,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有效,而且在浮动汇率下更有效;在资本项目流动程度很高时,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无效,只能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控来进行政府干预;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都得到增强,但此时财政政策是无效的。 Krugman(1999 ) 在Mundell -Fleming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提出了 “三元悖论”,即对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政策目标,一国最多只能实现其中两个, 无法同时做到。 Eichengreen Barry(1998)假设资本充分流动,此时很难同时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只能采用浮动汇率制或公信度较高的固定汇率制。 叶伟春(2009 ) 以Mundell -Fleming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资本项目开放后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刘宁(2009 ) 运用我国1990~2008 的数据进行了资本项目开放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得出资本项目开放能够降低我国通货膨胀的结论。 张程红(2014)通过面板VAR模型在各国数据的基础上对资本项目开放情况下货币政策名义锚的选择提出建议。
另一些研究则着眼于资本项目开放下央行的操作对货币政策产生的影响,Bran-son(1977,1979),Obstfeld (1983),Loopesk(1984)认为只要冲销干预是有效的,央行就能独立追求外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而Natividad,Stone (1990),Calvo (1992) 和Rogers and Siklos (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冲销干预不但无效,还有可能对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Rogers和Siklos(2000)运用了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法,根据中央银行反应函数来测度冲销干预对于货币供应和有效性的影响。 Kumhof(2004)建立了一个在固定汇率制度, 资本管制和强制结售汇的条件下研究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可靠模型。 马勇(2014)基于我国1992~2012 年的季度数据, 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框架下模拟分析, 得出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开放度的增加而下降的结论。 张开宇(2014)通过抛补利率平价和Mundell-Fleming模型研究了外汇占款规模变动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三、对货币政策影响渠道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与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在不停调整。 资本项目开放伴随着大量资本的自由流动,会显著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有效性是指在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下,货布当局选用货币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能否稳定地影响产出和价格, 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衡量主要是通过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选取指标, 同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衡量关系到货币当局的整个货币政策框架问题, 包括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框架如图1 所示,操作工具中的常规工具,选择工具,补充工具以中国人民银行现阶段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为准。
1998 年我国取消信贷规模限制后,货币供应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唯一中介目标,2005 年开始, 我国每年只公布M2 的目标增长率。 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是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冲击会直接影响产出与价格, 货币供应量应是对货币政策有效性衡量的目标变量。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包括货币政策传导的传统渠道货币渠道,信贷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渠道如汇率渠道等。货币政策通过汇率的传导可以通过进出口的变化来影响经济,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增大,若外币获利机会大就会出现本币转化购买外币, 引起本币贬值,刺激本国商品出口,经济扩张;同时资本项目开放伴随着企业融资方式的替代程度增大,信贷渠道的传导将会减弱,短期内投资会减少,引起产出下降,短时期内抑制经济增长,长期内由于企业融资方式的多元化,产出会上升,经济增长。大量资本的流入也使货币供应量的精准计量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央行会进行一系列的冲销操作,被动增加货币供应量。 而资本项目开放伴随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可避免的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这种压力和资本项目开放后政策制定的约束效应是并存的(Gruben and Mc Leod,2002), 短期内资本项目开放会对通货膨胀抑制作用。资本项目开放后,汇率会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在我国现行的汇率体制下,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动,汇率很难保持稳定。 所以,通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在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长期则有利于经济扩张并带来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会受资本流入影响而大量增加,汇率则会持续波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政策影响渠道的影响,并根据理论分析提出以下结论。
1. 尝试调整货币政策目标规则。 货币渠道是最传统的影响渠道, 我国目前实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的目标规则受到巨大挑战。央行为了汇率稳定对市场进行的干预不仅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反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资本项目开放后,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自身情况,逐渐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规则, 使其更符合我国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目标, 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2. 继续完善金融市场建设。 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信贷渠道被削弱很可能带来社会总投资的减少从而降低总产出。 我国金融市场目前不均衡,不成熟的现状亟需改善。 资本项目开放后,货币政策的传导,资金的融通和有效配置需要一个成熟健康的金融市场。
3. 建设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汇率渠道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新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5 年我国开始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直到2014 年我国汇率制度的灵活性都有待提高。 根据“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完全流动,汇率稳定不可能同步实现, 建设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逐渐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范围是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必须选择的政策。
摘要：2015年12月1日,IMF批准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将要提速,而资本项目开放会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文章重点关注资本项目开放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通过影响渠道的分析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本项目,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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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性项目 篇2
中国的经常项目由80年代的小额顺差、逆差的交替变动, 演变为自1994年以来的持续顺差, 尤其自2004年以来, 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2008年的顺差额达到4206亿美元, 为近年来的峰值水平, 占GDP的比重也达到9.3%。2009~2011年顺差额有所回落, 至2012年, 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经常项目顺差额为2154亿美元, 占GDP的比重为2.6%。长期的巨额贸易顺差, 不仅增加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摩擦, 也给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影响到国内物价、资产价格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长期的顺差额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并且大幅累积的边际收益已经不及边际成本。在当前内外部环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 政府部门仍然延续着扩内需、促平衡的思路, 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仍是主要政策取向, 促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 探讨经常项目差额变动的决定因素, 对于调节中国的国际收支并制定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 中国的名义广义货币供给量M2也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 1982年的名义货币供给量M2为4283亿元, 至1990年增长到15293.4亿元, 尤其是近几年货币供给量M2快速增加, 2005年至2012年的广义名义货币供给量从298756亿元升至974149亿元, 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根据对二者的简单的描述性分析, 很难把握货币供给与经常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在此借助于跨时现值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规律。
1 文献综述
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分析在198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 Buiter (1981) [1]、Obstfeld (1982) [2]、Sachs (1981) [3]、Svensson and Razin (1983) [4]等人已经开始运用跨时均衡分析方法对经常项目进行研究。早期的对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分析的经验研究集中于经常项目基本动态方程的研究, Campbell (1987) [5]和Campbell and Shiller (1987) [6]的方法论使得对经常项目的跨时均衡研究演进到对跨时现值模型的研究。建立现代完整分析框架的则是Obstfeld和Rogoff (1996) [7], 他们建立了一个不断被后续研究扩展的理论框架, 他们的理论框架中既包含经常项目的基本动态方程及其扩展, 也包括了基准的跨时现值模型的研究。此后, 研究者也将若干拓展变量分别引入了模型进行研究。Gruber (2000) [8]、6) Iscan (2002) [9]、Kitamura (2009) [10]、Bouakez和Kano (2008) [11]分别利用消费习惯、耐用品和不可贸易品、股票回报、贸易条件等变量对现值模型进行了扩展, 并对扩展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
运用跨时均衡方法研究货币对于经常项目影响的研究成果不多。早期的Mundell-Fleming模型认为货币扩张之后, 通过贬值实际汇率和本国支出向国内商品的转移将产生经常项目盈余。在这些早期的模型中, 货币扩张后名义利率的下降阻止了资本内流并因此需要经常项目的改善, 后来的M-F模型认为如果有关于未来汇率升值的预期, 那么资本仍有可能内流。通过把跨时特点包含进资产市场, 扩展的M-F模型能够允许经常项目的恶化。然而, 这些模型仍忽视了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跨时效应, 而这正是跨时方法所强调的。
如果把货币和价格刚性引入经常项目的跨时模型, 那么货币的冲击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Obstfeld and Rogoff (1995) [12]阐明了货币政策的跨时效应, 然而这个模型从投资的变化开始推导, 以便得到可处理的解析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限制。Nielsen (1991) [13]、Risager (1988) [14]在汇率贬值的条件下考虑投资, 然而这些分析没有明确地将货币引入模型。Obstfeld and Rogoff[12]的模型内在地不同于M-F模型之处在于它使用了粘性价格, 并且它是以垄断竞争为特征, 这在分析货币政策的效应时影响了它的结果的性质。Bergin (1997) [15]使用了跨时方法研究了货币冲击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他推导出了带有前定性工资的两国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早期的M-F模型认为货币的扩张一定会改善经常项目, 而当跨时的特点引进资产市场之后, 这个结论将发生变化。Bergin的模型认为当跨时的特征引入其他市场时, 模型的预测将进一步变化, 并得出结论, 在模型参数值的合理范围内, 以邻为壑地改善经常项目是不可行的。Weng and Chang (2004) [16]将货币变量引入了经常项目的跨时现值模型, 利用加拿大, 德国, 日本, 英国和美国1960第一季度至2000年第四季的相关数据, 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货币方法确实比基准模型要好, 扩展模型在拟合日本和加拿大的数据时被拒绝, 而模型对于其他国家没有被拒绝, 表明包含货币的跨时现值模型较好地拟合了实际的经常项目的动态路径, 货币在解释经常项目的差额波动时确实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 韩剑, 张二震 (2009) [18]对标准的跨时现值模型进行扩展, 利用时变性利率替代了标准模型中的固定利率, 并引入了汇率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扩展模型在解释中国的经常项目波动有着很好的解释力。李海莲 (2010) [19]建立了基于流动性约束的跨时动态均衡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经常项目的调控效果, 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在汇率政策退出的条件下, 对于稳定中国经常项目的跨时波动具有一定的作用。甘小芳、许少强 (2010) [20]运用该模型研究了中、日、美三国的消费倾斜参数。
从目前研究进展来看, 将货币存量引入跨时现值模型以研究中国的经常项目差额波动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 考虑到货币对经常项目的重要影响, 本文将货币存量这个变量引入经常项目的跨时现值模型, 以探讨扩展模型对经常项目波动路径的预测功效, 研究中国的货币存量对经常项目差额波动的影响。
2 扩展的经常项目跨时现值模型
考虑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 无限生存的代表性经济人的终生效用函数U如下:
这里u (·) 是瞬时效用函数, 假定是消费C、实际货币余额M的增的、凹函数。β是主观贴现因子, E表示理性个人基于所有信息的预期。
假定该经济生产和消费单一的商品并自由地和世界上其他经济体进行贸易, 唯一的可交易的资产是消费指数化的债券。总资产积累的恒等式可写为:CAt=Bt+1-Bt, 并且当国内信用变化时, 依据Obstfeld和Rogoff (1996) [7]发展的模型, 储蓄—投资平衡关系式可以写为:
这里Bt表示时间t时经济体的净国外资产存量。ΔMt≡Mt-Mt-1, Yt是国内GDP, Gt是政府消费, It是净投资 (1) , π是通货膨胀率, TBt是贸易余额, St是国内储蓄 (2) 。
方程 (2) 的左边是总资产的积累, 右边是国民现金流 (国民现金流为NOt≡Yt-Gt-It) 减去消费和通货膨胀税 (πMt-1) 加上来自于国外净资产的利息收入 (r Bt-1) 。它也意味着当代理人在时间t-1为了交易、预防性需求而持有Mt-1时, 必须承担通胀税的损失 (πMt-1) 。换句话说, 国内信用的变化就像经常项目一样能够被利用来平滑消费。如果方程 (2) 的实际货币余额保持不变, 方程 (2) 就和基准模型一致了。把方程 (2) 中的经常项目叫做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 (Seigniorage-adjusted) 以区别于基准的经常项目模型 (Weng and Chang, 2004) [16]。
代表性经济人面临的最优化问题是在跨时预算约束条件 (2) 下最大化方程 (1) 中的效用函数U。假定等弹性效用函数, u (Ct, Mt) = (1-α) ln Ct+αln Mt, 0<α<1, 则消费函数可以解出:
这里Ct表示消费的最优路径, θ表示消费倾斜效应。方程 (3) 表示最优消费是和永久的国民现金流减去国内信用的变化成比例的。从θ的表达式我们知道, 如果β>1/ (1+r) , 等价于ρ
这里国民总产出GNPt≡Yt+r Bt-1, 经铸币税调整的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Xmt=r Bt-1+YtGt-It-ΔMt-πMt-1。从方程 (2) , (3) 和 (4) , 经过一些运算可以得到:
这里ΔNOt+i=NOt+i+1-NOt+i, 并且η=1-[ (1-π) /β (1+r) ]。把η称作“货币效应”。只要π<1, 则η<π等价于ρ>r, 这里π是通货膨胀率。η<π意味着, 代表性经济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以倾向于当前的消费 (ρ>r) , 由于存在货币效应而使得代理人希望在未来承担更小的通货膨胀损失, 反之则反是。当然, 如果η=π (也就是ρ=r) , 持有货币的成本就等于通货膨胀税。此外, η<0近似等价于ρ>R (R是名义利率, 等于r+π) 。如果货币效应η为零, 则方程 (5) 退化为基准模型。因此, 方程 (5) 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把经常项目与预期的货币存量联系起来, 表明了预期的货币存量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机理, 即当一个国家预期的国民现金流NOt不变时, 如果预期该国的货币存量增加, 只要η>0, 则预期的铸币税调整的国民现金流将要下降, 它会表现为经常项目的盈余, 反之则表现为赤字。方程 (5) 表明经常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关于未来的铸币税调整的国民现金流的预示指标。
3 计量经济模型与实证研究
3.1 计量经济模型
按照Campbell和Shiller (1987) [6]的方法论, 为了估计这个最优化的经常项目, 首先估计一个非限制的VAR, 包含ΔNOt, ΔMt和CAtm等变量。
更紧凑的形式可以写为:
这里, A是VAR的系数矩阵, , Ut是扰动项向量。这里是如方程 (4) 中的实际的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消费成分。由跨时现值模型的检验原理可知, 必须是负的ΔNOt的格兰杰原因, 例如, φ13<0。其次, 如果名义利率大于时间偏好率, R≡r+π>ρ, 则是正的ΔMt的格兰杰原因, 也就是φ23>0。否则, 如果R≡r+π<ρ, φ23就应该是负的。是预期的未来的铸币税调整的国民现金流的加权总和的最优预测。
只要估计出了VAR模型的参数, 就可以根据方程 (5) 求出最优化的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估计值:
方程 (5) 的无限求和因此是:
这里I是一个 (3×3) 单位矩阵, 是模型关于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预测, 可以把它和方程 (4) 中的实际的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成分进行比较。因此, 为评估模型的功效, 首先检验假设模型的约束条件向量K'=[0 0 1]是否成立。
3.2 数据的构建
本文以1982~2012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 数据说明如下:
1982~2012年中国当年价计值的年度消费数据、GDP年度数据、GNP年度数据、政府支出数据, 投资数据, 皆来源于OECD统计数据库。国民现金流由GDP减去投资和政府支出计算, 算出国民现金流之后经过GDP缩减指数的调整换算为实际值 (3) 。通货膨胀率π采用各年的CPI指数, 数据来源于OECD统计数据库。货币存量M2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世界利率:将G7经济体各国的短期名义利率用CPI进行调整, 得到实际利率, 并按照各国的GDP占G7经济体GDP的比重, 加权计算出各年度世界利率水平, 最后取均值。相关数据来自于OECD统计数据库。
经铸币税调整的国民可支配收入由下式:Xtm=GNPt-Gt-It-ΔMt-πMt-1计算得出。实际的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消费的成分CAtm≡Xtm-θCt, 其中θ为消费倾斜参数, 其估计见下文。计算出的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消费的成分CAtm经过GDP缩减指数调整。
3.3 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3.3.1 分析协整关系以估计消费倾斜参数
由于我们的VAR模型中的, 所以首先要求出消费倾斜参数θ。估计思路如下: (1) 检验与Ct的平稳性, 并检验与CAt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与Ct为一阶平稳时间序列。 (2) 通过与Ct的协整检验来估计消费倾斜参数θ。根据方程, 左边如果是平稳序列, 那么右边也是平稳序列, 表示与Ct为的组合是平稳的。则根据协整的原理, 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 协整系数向量为 (1, -θ) 。 (3) 根据消费倾斜参数θ, 将其带入到方程得到, 再由求出倾斜性经常项目余额。
注: (1) (C, T, L) 分别代表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的阶数。 (2) ***、**、*分别表示以1%、5%、10%的显著水平拒绝零假设。 (3) CAtm、ΔNOt、ΔMt是VAR中所使用的变量, 这里表示对变量经过除趋势之后的检验。
由表1的ADF检验结果可知, 经铸币税调整的国民可支配收入Xtm、消费Ct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而其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都具有I (1) 特征。对于VAR模型中包含的变量, 检验之前还需对变量进行预处理, 如果变量的时间趋势项显著, 则对其进行除趋势, 这里对国民现金流的差分ΔNOt、货币存量的差分ΔMt、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CAtm3个VAR中的变量除趋势 (4) 。表1中报告的这3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是除趋势之后的检验结果。
现在来检验Xtm和Ct之间有无协整关系, 这里采用Johansen检验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根据LR值、FPE值、AIC值、SC值和HQ值, 这里Johansen检验选择的滞后区间为1~4阶滞后。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都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有一个协整关系, 故可以认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Xtm和Ct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协整关系。
协整系数向量为 (1, -0.942) , 这表明, 考虑了货币存量以及铸币税效应, 中国的消费倾斜系数为0.942。根据CAtm≡Xtm-θCt, 就可以计算出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消费成分CAtm, 以及经常项目中的消费倾斜成分CAtT。
3.3.2 VAR系统的估计
根据模型 (6) , 建立由ΔNOt、ΔMt和CAtm组成的VAR模型。在估计VAR之前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 本文建立的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我们已经得出了经常项目中的两个成分, 在VAR模型中使用的是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的平滑消费成分CAtm, 当我们用现值模型对CAtm预测之后, 再加上倾斜性CAtT, 就可以与实际的CA进行图示的比较。表4报告了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表中估计的参数的下方的 () 内是估计标准误差, []内是t统计量。
根据上述VAR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可以写出下列的矩阵形式:
在计算约束条件向量K'之前, 还需要确定货币效应η的大小。由,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计算出θ=0.94, 世界利率r取0.029, 可以计算出β=0.96901, 由β=1/ (1+ρ) 可知ρ=0.03199。再由货币效应, 其中π取各年CPI的均值0.0582, 最终可得货币效应η=0.0564。
K'向量的理论值应该为K'=[0 0 1], 这里已经得到了VAR的系数矩阵A, 根据式 (8) , 可以计算出向量K', 计算出的K'向量为:K'=[-0.477-0.043 0.921] (5) 。根据式 (7) :C^Atm=K'Zt, 这里向量Z't=[ΔNOtΔMtCAtm], 代入K'向量可以得到模型预测的数据, 再加上单位根检验之前除去的趋势项, 再加上倾斜性CAtT, 就可以得到模型预测的经铸币税调整的经常项目。
3.3.3 模型功效的评估
为了便于比较扩展模型与基准模型的功效, 这里也列出了不包含货币存量的基准模型 (仅包含净产出的差分、经常项目两个变量的现值模型) 的检验结果及其图示。包含货币存量的跨时现值模型与基准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5。
注:χ2统计量是指对约束条件向量K进行瓦尔德检验的统计量。
表5报告了基准模型和包含货币存量变化的扩展模型的检验结果。对于基准模型, 其K'向量的理论值应该为K'=[0 1], 而计算出的实际值为K'=[0.236 0.482], 实际结果与理论值不符。而且对约束条件K'向量进行瓦尔德检验的结果表明, 正式检验完全拒绝了K'向量等于其理论值的零假设。由基准模型预测的经常项目路径见图1中的CAF1曲线, 其与由实际数据计算产生的经常项目CA走势对比见图1。
从包含货币存量的扩展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 理论上扩展模型的K'向量应该为K'=[0 0 1], 这里计算的K'向量为:K'=[-0.477-0.0430.921], 估计出的数值显著地不等于理论值。而且从表5中的瓦尔德检验结果来看, 对模型的正式检验拒绝了包含货币存量的扩展模型。当然, 跨时模型的K'向量的值对样本数据的取值异常敏感, 且检验条件过于严苛, 还要结合图示比较、标准差比率和相关系数来综合研判模型的功效。
图2显示了包含货币存量变化的扩展模型预测的经常项目CAF2和由实际数据计算产生的经常项目CA的波动路径。可以看出包含货币存量变化的跨时现值模型的预测能力有显著提升, 扩展模型预测的经常项目的波动性明显加大了, 这表明扩展模型的预测值更接近于实际经常项目的波动路径。
从表5报告的其他检验结果来看, 扩展模型与基准模型相比, 预测的经常项目标准差与实际经常项目标准差的比率由0.355提升为0.661, 预测的经常项目与实际经常项目的相关系数由0.902提升至0.966。再结合图1与图2进行比较, 包含货币存量的扩展模型的预测功效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 扩展模型的预测值能更好地拟合中国经常项目差额波动的路径。
4 结论及启示
本文运用经常项目的跨时现值模型研究中国货币存量与经常项目的差额波动关系, 得出以下结论:
(1) 包含货币存量的扩展的经常项目跨时现值模型的正式检验遭到了拒绝, 但与基准模型相比, 模型的预测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模型的预测值拟合实际的经常项目波动路径的功效增强。由于基准模型仅表明经常项目的决定依赖于国民现金流的变化, 本文对扩展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对货币存量增加的预期也是导致经常项目增加的重要决定因素。
(2) 从货币效应来看, η=0.0564, 它反映了在消费平滑的经常项目中货币存量变化的效应。由于经常项目是正的货币存量变化的原因, 这说明由于中国快速增长的货币供给量, 导致了居民经铸币税调整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而且由于货币增速过快, 致使居民对未来货币供给增加的预期进一步强化, 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增加。
本文的结论可以从货币供给层面为我国国际收支的调整提供一些启示。当前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取向, 2013年初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要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坚持促平衡的调节思路。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 因此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目标的统筹兼顾。鉴于目前国际收支反弹的压力仍然存在。2012年虽然初步形成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格局, 但是2013年又转为双顺差的格局。因此, 保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速并引导公众的货币供给预期有助于调节国际收支顺差。
中国的M2近几年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 而M2的新增与贷款的增量及存量增量趋势保持一致。一方面, 央行应在总体上控制信贷的新增幅度, 并综合运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手段, 使货币供给量及其增速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 提高居民经铸币税平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 中央银行要进一步提高政策透明度, 使得市场主体能够正确理解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在中央银行合理控制货币供给增速的同时, 增强其告示效应, 稳定公众的预期, 避免公众在偏差的预期下对其跨时消费平滑进行抉择, 是调整中国国际收支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货币性项目 篇3
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 (以下简称人民银行) 资产主要包括四大部分:贴现及放款、各种证券、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其他资产。至2012年末,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31万亿美元, 占人民银行资产总额的80%以上, 是最主要的资产配置。巨额的外汇储备来源于持续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强劲的资本净流入, 在现有汇率管理机制下, 央行被动采取大量的对冲措施, 产生相应的成本。据统计, 我国的广义货币 (M2) 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146%。资产负债表不断被动膨胀致使资产配置严重外化, 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同时形成了货币错配风险。
货币错配 (currency mismatch) 是指一个经济体的资产和负债由于用不同的币种计值而使未来的净值存在潜在的汇率风险。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分析, 前者是汇率变动对资产负债表 (净值) 的影响, 后者是汇率变动对其损益表 (净收入) 的影响。货币错配让该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变得脆弱, 易被国际金融波动冲击。在新兴市场国家, 货币错配问题普遍并且长期存在,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形成了债权式的错配, 即拥有的外币计价的资产远大于负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旧存在、外币持续走弱的背景下, 货币错配问题是央行资产负债管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按照蒙代尔的三元悖论, 在开放经济中, 货币独立性、资本开放、固定汇率三者中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中国当前正在走向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更有弹性的汇率的进程中, 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的扩大, 将倒逼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整体进度, 部分外汇流入以本币替代, 降低央行储备的贬值压力。因此, 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储备损益和货币错配三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二、资本项目可兑换背景下的央行资产储备情况
(一) 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外汇储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的指标, 是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 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和地位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的总水平一直维持在顺差的状态, 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 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进入21世纪后, 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 随着经济进一步开放, 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 2001—2010年十年间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加快, 年平均增长率32.9%。截至2010年底, 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85万亿美元, 为2000年的17.2倍, 储备资产的累积速度远远超出理论合理水平。2012年又增加到3.31万亿美元 (见图1) 。
外汇储备的增加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净流入的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吸引外资的发展战略并保持了固定汇率体制, 必然导致储备资产增长。具体来说:一是我国近年来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高储蓄率, 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导致目前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 存在着制度上的诱导因素, 这是FDI尤其是加工贸易占据顺差主导地位的根源。三是中国经济相对强劲的基础面和人民币渐进升值策略, 异常资金通过贸易等渠道流入我国。
数据来源:CEIC, 野村全球经济研究
(二)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外汇储备的影响
1996年12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 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跨境证券交易、跨境信贷、个人资本项目交易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国际经验表明,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偏低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外汇储备, 严格的资本管制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估汇率, 保证出口稳定。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加快后, 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状态下, 境内外资金、资本市场或外汇市场不存在市场分割, 境内外资金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基本趋于一致, 投机性资金的规模会明显下降。
其次, 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境外流通、利率市场化、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互为充要条件。我国金融对内自由化阻力重重, 有控制地先开放资本账户管理中某些内容, 会有助于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在渐进可控的可兑换过程中, 由于市场化的浮动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相对滞后, 套利资金短期内存在大规模流动和资本外逃的风险, 有必要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 减少短期投机因素。长期来看, 均衡的汇率回归至有效的价格杠杆, 经常项目顺差会收窄甚至出现逆差, 相应出现储备双向波动并整体减少的趋势。
第三, 人民币国际化加剧外汇储备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发挥计价、结算等基本功能, 最终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政策和监管套利机会, 形成的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在此背景下,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从2009年末的35.8亿元增至2012年末的2.94万亿元, 占贸易结算量的9%左右, 而且进口结算量明显大于出口结算量, 实际上加剧了外汇占款的形成。如果境外人民币可以从贸易渠道顺利回流, 即跨境人民币进出口结算量实现均衡, 央行的外汇储备量可得到有效控制。
三、我国经济部门承担货币错配现状
从总体看, 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当一国 (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 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资产大于所拥有的外币资产时, 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偿还债务要付出更多本币, 这属于债务性货币错配;反之, 当一国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资产小于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 其风险与前者正好相反, 本币升值会直接减少外币资产的本币计量价值。根据定义, 央行的货币错配表现形式为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的为债权性敞口。
本文将经济部门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公共部门, 即中国人民银行, 同时包括经营外汇储备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二是由各个银行组成的金融部门;三是个人与企业组成的私人部门。
(一) 公共部门承受较大的货币错配
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 债权型错配根源于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人民币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被广泛接受、资本仍处于管制状态也是持有外币债权的主要原因。非公共部门的货币错配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 实现了微观个体福利的改进, 保持了汇率的稳定。外汇资源集中于货币当局, 由其充当担保人的角色, 形成固定汇率、资本管制、高外汇储备的风险防范体系。
(二) 金融部门承担一定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 也承担着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究其原因:第一, 监管政策变化导致银行部门的债权型敞口扩大。如近年来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结合起来, 对外汇存款准备金连续上调至5%。企业通过结售汇业务, 将汇率风险转移给银行, 后者依靠银行间市场进行风险对冲。2005年以后形成的外汇交易做市商制度, 商业银行作为央行代理人, 履行做市商义务, 即使市场出现单边走势, 仍需承接客盘交易, 可能无法顺利进行平仓和风险对冲, 持有市场交易的最终净头寸。第二, 银行对外负债受到限制。从2004年7月起, 国家对中外资银行对外借款实行了统一的严格数量控制, 抑制短期跨境资本大量流入。第三, 外汇对冲市场仍不成熟。商业银行对结构性外汇头寸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的能力较弱。
(三) 境内私人部门将自身货币错配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
2007年8月, 外汇管理局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 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 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2008年8月, 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强制结售汇的政策取消, 此后出口收入留存境外等鼓励企业持有外汇的政策先后出台。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 企业习惯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方式, 不断调整外币资产负债结构, 导致国内外资产大量向央行集中, 客观上形成了与货币错配调整直接相关的潜在风险。
企业的外币负债主要是贸易信贷行为和外债两个口径:一方面, 银行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摆布偏好, 开发了各类具有预收与延付性质的融资性产品, 扩大了结售汇顺差;另一方面, 当前的外债管理政策相对宽松, 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总额的方式扩大借债规模, 充分利用自身的“投注差”, 从而导致大量境外资金以外债形式流入境内。与公司部门外币负债扩大意愿强烈对应, 由于受境外融资担保限制、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滞后、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境外投资企业与其他国外投资者处于相对竞争劣势, 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步伐和外币资产的扩大。
四、结论与对策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由于我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和宏观审慎管理措施的运用, 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兑换并不存在先后顺序之分。伴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均衡汇率形成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外汇储备的存量会有所减少。第二, 由于中国目前“藏汇于国”的汇率制度, 汇率风险在向公共部门转移, 导致央行的储备风险有所扩大。
针对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从宏观层面应当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提高消费率, 降低储蓄率, 并取消形成国际收支顺差的一系列扭曲性政策。建议货币管理部门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 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审慎评估, 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在保证货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 适当推进投资多元化, 提高投资的收益率。由于国债的收益率比较低, 可以考虑在储备资产中加大收益率较高的股权、企业债券的比重, 这不仅能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 还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 欧美国家股票市场多年低位运行, 投资价值明显上升, 适当购入一定比率的非金融类蓝筹股股票相比继续购买国债, 收益率会进一步提高, 而风险则不会有太大变化。另外, 坚持在“安全、流动、增值”经营原则的指导下, 运用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 以及将债权性金融资产转变为股权性金融资产, 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
二是强化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由于巨额外汇储备本身存有潜在风险, 因此, 打破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自2004年以来, 我国外汇储备大体结构为, 8%日元资产、22%欧元资产、70%美元资产。为降低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 提高欧元、日元、澳元、加元的比例, 实现储备币种多元化。同时适度增加黄金储备的比重, 逐步形成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世界三大货币和黄金为主体的多元外汇储备结构。这样既可以降低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同时也可以适应我国日益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格局。
三是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便利, 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波动的冲击, 分散国际储备货币, 更重要的是能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因此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意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不能以本币计值是货币错配的主要原因, 打破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货币错配困境的重要选择之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本币计价结算可减少外币资产积累, 减少宏观和微观经济受汇率波动的不稳定影响。摆脱盯住现有国际货币的模式, 稳步推进人民币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银行同业拆借等市场间接开放, 加快发展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 积极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扩展人民币回流渠道, 推进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人民币国际化也带来风险与挑战, 因此, 现阶段要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汇率对市场经济的双向调节功能, 加大中间价形成机制中的市场力量, 特别是争取商业银行的参与, 这有助于减轻货币错配的压力。消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过度预期, 提高境内机构、居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 渐进放开个人境外投资项目。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近年来出口的大幅增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 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 在此基础上, 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被动膨胀致使资产配置严重外化, 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同时形成了货币错配风险。通过研究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储备损益和货币错配三者之间关系, 从全球产业战略布局的视角, 提出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 加强外汇储备多元化,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等合理并有效规避外汇储备资产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央行资产,外汇储备,货币错配,资本项目可兑换,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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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ek, I.Portfolio Investment Flows to Asia and Latin America:Pull, Push or Market Sentiment?[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6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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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协调推进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J].中国金融, 2012 (9) .
货币性项目 篇4
(一) 问题背景
住房拆迁关系到城市建设和发展, 也关系到相关公民的生活保障和福利水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拆迁项目中所涉及住房的补偿问题。在城市建设发展高速发展的现状下, 搬迁户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不断, 矛盾重重。存在着政府、搬迁户、开发商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格局。因而,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 两种补贴形式的含义
发放补贴是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通过补贴手段可以实现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目标, 增加公民的福利水平。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是两种经常使用的补贴方式。本文是基于住房项目来讨论这两种补贴形式, 它们在此有着具体的含义。
实物补贴:是指在住房拆迁过程中, 因拆除相关房屋而以新建房屋等形式提供实体住房, 而对房屋所有人进行的所有权补偿。也叫做“补转头”。
货币补贴:是指在住房拆迁过程中, 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评估后, 依照相关法律给予房屋所有人相应数量的货币, 以补偿其所有权的损失。也叫做“补人头”。
(三) 效用的定义
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 提到“效用是哲学家或政治经济学家在历史上早就企图用以解释价值现象的一个术语, 其最经常的含义为‘期望’, 或某种商品或某种服务满足需求的能力而不问其是何性质。” (1)
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 就选择行为来说, 所有涉及效用的问题, 都是一个消费束的效用是否比另一个消费束的效用更高一些的问题。对消费束 (x1, x2) 的偏好超过对消费束 (y1, y2) 的偏好, 就意味着消费束X的效用大于消费束Y的效用。 (2)
本文中提及的效用是对搬迁项目中, 货币补贴或者实物补贴的方式下, 居民对获得新住房的满意程度。具体而言, 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好的住房时, 效用更大。
二、住房搬迁中的补偿制度及本项目中补偿办法
为了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 保证住房搬迁工作以至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国立法机构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对于搬迁户的住房补偿问题, 做了明确的规定。
(一) 国家层面
2011年1月19日又颁布并实施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同时, 废止上述法规, 进一步完善了对公民房屋产权的保护, 明确了赔偿办法。 (1) 进行补偿的部分包括, 被征收房屋的价值, 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2)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3)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 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因征收房屋造成搬迁的,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搬迁费;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 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支付临时安置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 (3)
本文研究的搬迁项目进行时, 《征收与补偿条例》还未颁布, 该项目仍适用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
(二) 省级层面上
浙江省政府在2001年11月2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并根据2007年3月29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进行了修订, 其中对于房屋补偿也做了规定: (1) 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的面积, 按照被拆迁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者其他合法房产凭证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 (2) 被拆迁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估确定。评估应当采用市场比较法, 不具备市场比较法评估条件评估非住宅房屋价格的, 可以采用其他评估方法, 并在评估报告中说明原因。 (3) 房地产评估机构在确定被拆迁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前, 应当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被拆迁房屋价格的, 由房地产评估机构根据评估比准价格。 (4)
(三) 市级层面上
金华市政府2006年实施了《金华市区城市房屋拆迁配套政策》, 本文研究项目发生于2009年, 适用该政策规定。具体的房屋拆迁补助费用, 包括住宅安家补助费, 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 水电设施补偿费, 电视、电话、空调、热水器拆装补助费。 (5)
(四) 项目简介
本文研究项目, 系2008年金华市婺城区旧城改造项目某段, 涉及居民户数64户, 我们选取该项目中分别选择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的居民的补贴数据进行研究, 分析其效用状况。该项目于2008年12月底完成搬迁及补助发放。选取产权置换补贴 (实物补贴) 方式有10户, 选取现金补偿 (货币补偿) 方式有10户, 合计20户。根据2008年金华市房屋市场价格及相关拆迁补偿规定进行了补偿。具体统计数据参见下文表格。
三、货币补贴方式中搬迁户的效用分析
(一) 货币补偿效用的理论分析
假设搬迁户的效用函数为:U (x, y) =xay1-a, 其中x为住房消费量, y非住房消费量, 预算线L:m=p1x+p2y, m为收入, p1为住房价格, p2为非住房消费品价格。
目标函数:M ax U (x, y)
约束线:p1x+p2y=m
根据拉格朗日乘数法则, 有:L=U (x, y) -λ (p1x+p2y-m)
解得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M R S=Ux/Uy=P1/P2
设图一中预算线与三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分别为E0 (x0, y0) 、E* (x*, y*) 和E’ (x’, y’) 。
领了货币补贴的搬迁户, 考虑其利息在内, 到了买房时, 其数金额增长为m*= (1+r) m0= (1+r) (p1x0+p2y0) , 图中预算线从L0平移至L*, 然而因为房价增长到P1’=kp1 (k>100%) , 则预算线L*在X轴的截据向左移动, 预算线变为L’。
即m*/P1’-m/P1= (1+r) (p1x0+p2y0) /kp1- (p1x0+p2y0) /p1= (1+r-k) * (p1x0+p2y0) /kp1,
已知m=p1x0+p2y0>0, kp1>0, 则当1+r-k<0, 即k>1+r时, 预算线L’在X轴的截据小于初始预算线L0在X轴的截据。
由图1知预算线L’穿过初始最优消费束E0, 同时与最左侧的无差异曲线相切于点E’, 结合无差异曲线的性质, 可得UE’<UE0
(二) 货币补偿效用的实证分析
本项目发生于2008年末, 由表一可知, 用户购房时长 (从领取货币补贴至签订购房合同) 约为12个月, 而同期银行年利率为r=2.25%, 且金华市2009年房价变动如下:2009年金华市新建住宅价格 (5214元/m2) 比2008年 (4543/m2) (6) 上涨14.77%。则k=1.1477>1+r.
按照当期平均房价水平和银行利率, 对本项目中领取货币补贴的住户购买力变动进行计算情况如下:
综上可得, 领取货币补贴的住户效用状况受到房价、利率等因素影响, 房价上升迅速的时候, 损失显著。
四、实物补贴方式下搬迁户的效用分析
(一) 住房搬迁项目中选取实物补贴的住户补偿统计资料
(房屋总评估价=房屋评估补偿价+装修补助费+附属物补偿+超容积补偿补助费包括:住宅搬迁补助费、腾空奖励费、过渡费、电表、电视、电话等差价找补中被拆迁人应付款为正, 拆迁人付款为负。)
(二) 实物补偿效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项目中, 选取实物补偿的住户, 在2008年末已经根据资产评估状况和自身经济状况, 在等价补偿、自愿自主的原则下, 与拆迁方签订了房屋产权置换合同, 确定了安置房屋面积、安置房屋总评估价、差价找补等数据, 供方保证在10个月后住房建好入住, 在过渡期间给予发放房租补贴。
由于在补偿实施当期已经签订购房合同, 所以有效地规避了货币补贴中必须要面对的房价波动风险。避免了住房价格大幅上涨, 及利率变动引发的风险。
然而, 直接由拆迁房提供住房, 却损失了住房选择的自由度。房屋的结构、区位、设计风格等带有强制性, 缺乏自由选择权, 影响了福利水平。同时, 集中兴建住房容易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甚至于影响到下一代的教育水平、就业收入和被犯罪侵害发生率。这一点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
五、结论及建议
住房搬迁问题, 涉及到公民权利、政府公信力、社会稳定等诸方面问题, 且存在着各方利益博弈问题, 应当竭尽全力保证搬迁户的合法权利与合理诉求, 使资金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 住房搬迁项目中的补贴方式的选择上, 货币补贴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率的补贴方式。而这种选择模型, 是在假设房价和物价不发生变动的前提下, 得出的结论。而在实践应用中, 必须要综合考虑价格变动, 利率等多种因素, 在当前商品房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 这种考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具体项目进行实证分析, 运用无差异曲线和希克斯替代模型对于两种补贴方式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探讨。
随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 对于住房搬迁和补偿工作将产生重要影响。房屋征收和补贴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进一步地调查和研究。
摘要：住房搬迁工作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住户的房屋补偿问题。采用实物补贴还是货币补贴对于居民的福利水平有着重要影响。传统理论认为货币补贴要优于实物补贴, 而本研究结合具体项目数据, 考虑了房价变动和利率水平对于住户效用的影响, 并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践分析。进一步, 对不同补贴方式选择下, 住户与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进行了诠释。
关键词：实物补贴,货币补贴,效用,住房搬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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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1年1月.
[4]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7年3月.
[5]金华市区城市房屋拆迁配套政策.http://www.jhjsj.gov.cn/upsoft/2006626111252.doc.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刍议 篇5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原理
(一)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因认定该类交换公平、公允,因此将该类交换过程理解为:处置换出非货币性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处置),购入换入非货币性资产(按其公允价值购入),同时以出售资产应收款,抵偿购入资产应付款。在资产处置过程中将产生处置损益;在以出售资产应收款抵偿购入资产应付款过程中,应收款和应付款可能不对等,因此产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如图1所示。对于处置损益按资产正常处置处理:
(二)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由于认定其交换不公平、交换对价不公允可靠,同时由于该类交换过程存在利益操纵的可能性,该类交换过程不能理解为正常出售和购入,而是换出、换入资产对冲,根据谨慎性要求,换入资产的价值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这一过程不会产生交换损益。见图2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具有商业实质但是换入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的,根据谨慎性和客观性要求也应属于同样的交换过程。为了使交换过程更清晰,本文暂未考虑补价问题。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实例分析
(一)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资产交换
本文分别就不涉及补价、涉及补价的资产交换举例分析。
第一,不涉及补价情况下案例分析。
[例1]为业务发展需要,天海公司决定以一台机器设备交换三联公司的一批原材料。原材料账面成本为13万元,公允价值为22万元,机器设备的账面原价为16万元,已计提累计折旧6万元,公允价值为22万元;计税价格等于公允价值。天海公司换入原材料用于生产产品,三联公司换入设备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假设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三联公司和天海公司均为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17%;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价格公允,三联公司换入设备涉及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天海公司交换过程原理:公司处置机器设备,购入原材料,以设备款抵材料款。
(1)出售设备
(2)购入原材料,同时以应收设备款抵应付材料款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由于出售固定资产和购买材料是同时进行的,不需要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因此,应将上述分录做合并处理,合并后天海公司的处理如下:
三联公司交换过程原理:公司出售原材料,购入设备,以材料款抵设备款。
(1)出售原材料
(2)购入设备,同时以应收材料款抵应付设备款
第二,涉及补价情况下案例分析。沿用上例,但假定天海公司换出设备的公允价值为28万元,换入原材料的公允价值为22万元,因此,三联公司另支付6万元补价给天海公司。
天海公司交换过程原理:公司处置机器设备,购入原材料,同时以应收设备款抵偿应付材料款。
(1)出售设备
(2)购入原材料
不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的处理为:
三联公司交换过程原理:公司出售原材料,购入设备,以应收材料款抵应付设备款。
(1)出售原材料
(2)购入设备
不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的处理为:
上述处理的前提是,换入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都能够可靠计量,但在仅能获知其一情况下,应按以下思路处理:(1)已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则视同按公允价值正常处置换出资产,以其应收货款加支付的补价或减收到的补价金额购买换入资产,在这种情况下,确认资产处置损益,不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2)已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确认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因此,对于换出资产不能作为正常处置处理,但对于换入资产可以作为正常购入处理,此时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转账,不确认资产处置损益,但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沿用上例,但假定天海公司换出设备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换入原材料的公允价值为22万元,双方协商三联公司另支付6万元补价给天海公司。
天海公司(已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交换过程原理:机器设备按账面价值冲账,材料按公允价值购入。
(1)将设备转入清理
(2)购入原材料
三联公司(已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交换过程原理:公司出售原材料,货款和补价6万元换取设备。
(二)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的资产交换
由于公允价值不可靠,因此,会计处理体现为换入资产入账,换出资产冲账,其入账和冲账的金额相等,不产生交换损益。与现有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处理完全相同。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问题及完善建议
(一)存在问题
通过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相关规定与上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实质和交换过程比较,现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方面。在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确定方面,其问题主要存在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中,换入资产成本公式众多,比较复杂,加之公式运用中还有相应的限制条件,增添了学习理解难度,违背会计信息质量的可理解性要求。同时在换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要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第二,损益确认方面。损益确认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在以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情况下,将资产处置损益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混淆,并且处理原则不一。新准则将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界定为“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用指南还明确指出,该损益应当分别不同情况处理:(1)换出资产为存货的,应当作为销售处理;(2)换出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作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3)换出资产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损益。不难看出,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处理,根据换出资产的情况不同采取了不同的处理原则,存货和投资作为资产正常处置确认其处置损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则作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处理,这样的规定让人难以理解。
(二)完善建议
其一,确定非货币资产交换的核算原理,取消换入资产成本的界定要求。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实质,结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过程原理,同时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具体情况确定核算原理。其中考虑所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会计处理的可理解性尤为重要。如对于以公允价值为计量模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其实质分解为资产正常出售与资产正常购入过程,并根据这一过程界定相关内容。其二,合理界定以公允价值为计量模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的损益。无论是存货还是固定资产或者投资均应采用一致的处理原则确定其损益。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损益,根据其交换实质,分别不同情况划分为以下情形: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的,将交换损益划分为资产处置损益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只有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只确认资产处置损益,不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只有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法确认资产处置损益,只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参考文献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研究 篇6
1999年6月, 我国首次颁布《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由于当时部分上市公司利用对换人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来操纵非货币性交易所产生的利润, 财政部于2001年对1999年的准则进行了修订,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 (2001年修订) 》, 且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不确认损益;在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中, 收到补价一方确认的损益, 也仅以收到的补价所含的损益为限。2006年财政部又在2001年修订准则的基础上, 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下简称“新准则”) 并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逐步完善, 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体现。再次修订后的新准则最大的特点是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区分为具备商业实质和不具备商业实质两类, 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 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公允价值的使用, 体现了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出发点:针对不同业务实质和表现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二、新准则的主要内容特点
(一) “公允价值”的应用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 交易双方, 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是以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作为资产和负债的主要计量属性的会计模式。而账面价值则是在历史成本法下的一种历史计量观。新准则规定:满足条件的资产, 应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此时, 公允价值的优势就明显的凸现出来。以可靠的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能更加准确的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为企业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了有用的财务信息, 其进步意义不言自明。
(二) 商业性质的判断
企业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 根据换入资产的性质和换入企业经营活动的特征等来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换入资产与换入企业其他现有资产相结合能够产生更大的效用, 从而导致换入企业受该换人资产影响产生的现金流量与换出资产明显不同的, 表明该项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1、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 (1)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相同, 时间不同。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获得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流人企业的时间不同。 (2)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 风险不同。风险不同是指企业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的差异。 (3)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金额不同。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预计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时间跨度相同, 但各年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存在明显差异。
2、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根据企业自身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价,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三) 发生补价的损益确认反映了经济实质
新、旧会计准则下, 非货币性交换产生损益的条件是不同的。旧准则中, 其确认损益的条件是:收到补价的一方, 应按如下公式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和应确认的收益:
新准则中, 其确认损益的条件是:以账面价值入账的资产, 即使交换时发生补价, 也不确认损益;以公允价值入账的资产, 且交换发生补价的, 不论是支付补价还是收到补价, 均确认损益, 公式如下:
由公式 (1) 可以看出, 旧准则只允许收到一方确认部分转让损益。确认的转让损益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转让损益的少量部分, 无法反映经济实质。而新准则在这一点上显然优于旧准则:新准则规定,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全部记为营业外损益, 这个差额恰恰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转让损溢。可见新准则能够真实的反映经济价值的流转, 更具有合理性;将会计处理与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流转结合历来, 更具科学性。
(四) 入账价值与确认损益不受账面价值变化影响, 具有更高的科学性
在旧准则的账面价值法下, 只要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发生变化, 所确认的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及其损益也将跟着变化,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在新准则公允价值法下, 不管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均保持不变, 较能反映换入资产的实际价值, 具有更高的科学性。但另一方面, 因为资产确认价值的不同, 当期确认的损益额也不同, 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如果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差距大, 则差额影响当期损益大, 对当期资产结构、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及净资产均会产生很大影响。可见, 新准则的应用, 只有在较好的监督机制之下, 才能发挥其理论优越性, 否则, 也可能成为管理当局操纵利润的工具。
(五) 关联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特别提出具有进步意义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第五条特别指出:“在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关注交换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关联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特别提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项改进。2001年我国颁布的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 并没有将关联方之间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排除在外, 这是一个很大的准则漏洞。一些上市公司为达到确认盈利的目的, 很有可能利用这一点来操纵利润。新准则对关联方交易的特别说明意在将这一特殊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特别提示, 区别于一般的非货币资产交换行为, 针对关联方的交易应参照新《关联方交易准则》进行处理。这是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的进步体现, 具有理论进步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三、对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问题的探讨
(一) 公允价值的确定缺少明确的技术标准, 为会计主体操纵盈余留下了空间
新准则规定, 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活跃市场条件下, 公允价值的确定需考虑换入、换出资产的新旧程度、是否计提减值准备等因素, 而资产的新旧、完好程度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基本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当无法从活跃市场中获取公允价值时, 公允价值的计量需要依赖于技术手段和市场参数来确定。事实上, 对折现率的确定上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如以资金成本作为折现率存在着资金成本确定上的困难, 使用企业要求的投资报酬率作为折现率, 也存在着以行业社会平均收益率还是以投资的机会成本作为指标的问题, 由于折现率确定上具有不确定性, 使得净现值的最终计算结果也具有较强的随意性。计算未来现金流量时, 一般以管理层批准的预算或预测数据为基础, 而管理层批准的预算或预测数据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 现阶段折现率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都很缺乏, 判断时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造成对公允价值应用的主观估计成分偏大。为会计主体利用公允价值来操纵当期会计利润留下空间和可能。
(二)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可选择性易被企业利用操作利润
新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则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如果未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不确认损益。这一规定会使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利用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这一可选择性规定来达到人为调节利润、资产等目的。当用于交换的非货币性资产真实的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 企业可能为夸大资产, 而主动选择账面价值来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反之, 当用于交换的非货币性资产真实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时, 企业可能为减少税收, 调减利润, 而主动选择账面价值来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因此, 新准则中对于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可选择性, 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企业新的调节利润和资产的手段。
(三) 商业实质的判断条件偏窄且实际判断难
新准则对商业实质的判断主要考虑双方用于交换的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同。不管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还是时间, 只要其一不同, 就可判断此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准则规定的商业实质的判断条件偏窄。但准则规定的“显著不同”、“差额是重大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呢?需要进行专门的会计职业判断。同时, 在确定是否具有商业性质时, 要求企业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 因为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性质。商业实质的提出, 主要是要解决非公平交易下公允价值的滥用问题。但是, 如果仅用未来现金流量去判断双方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会在实际操作中排除那些未来现金流量可能相同, 但是基于公平交易、自愿基础上的双方认为具有价值的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条件不应仅仅用现金流量这一货币指标去衡量, 而应加入资产的功能性等判断条件。
(四) 换出资产为存货时视同销售处理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做法值得商榷
新准则规定换出资产为存货的, 应当作为销售处理, 按照收入准则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 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既然按照收入准则进行确认, 那么就应该符合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笔者认为非货币性交易不是日常活动。虽然以物易物的事情在企业常有发生, 但不应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 把非货币性交易的收益确认为营业利润, 而应该是计入利得中。收入准则中对“日常活动”界定为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究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为“经常性活动”准则未进行界定。非货币性交易并非“日常经营活动”, 因此将该种交易中换出的存货确认主营业务收入的做法似乎并无道理可言。
(五) 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25%界限的探讨
新准则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给出了一个数字化的判断标准, 既以25%为限;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不高于25%, 则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果这一比例超过25%, 则为货币性资产交换。在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日趋复杂的现实经济中, 交易双方计算的判别比例会出现不一致, 有可能一方等于或低于25%, 另一方高于25%。在这种情况下, 交易双方可能会对同一交易判断出不同结果, 而分别选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而货币性交易的好处, 一方面在于公司售出资产的计价不受账面价值的约束, 可按较高的评估价进行;另一方面在于高价出售资产的收入减去资产的账面价值仍可直接计入当期收益, 从而实现利润操纵的目的。
四、结束语
较历史成本而言, 公允价值的运用对技术和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 并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公允价值的计量与核算变得相对复杂, 需要高素质的会计人才进行会计处理才能完成。从现状看, 评估人员与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不容乐观, 大多数从业人员对公允价值运用尚难适应。因此, 只有优化会计人员的从业环境, 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客观地应用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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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研究 篇7
1.1 非货币性交易概述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被人们作为一种经常性的交易, 只是交易双方通过物品换物品。实务工作中, 两个进行交换资产的企业, 不但可以使自己的生产运营得到满足, 而且可以使货币性资产流出, 所以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交易行为是明智之举。但是事情总是存在两面性的, 虽然互相交换物品减少了现金的压力, 但是当互相交换的物品之间产生损益的时候就给企业留下了利润操纵空间, 所以应合理运用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交易。
1.2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通过学习, 可以知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两种会计处理的方法, 一种是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 另一种是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的会计处理。本文主要介绍一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由于要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就可能会存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同的时候, 这时就会涉及损益的问题, 想必一定会留下一定的空间给企业, 所以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尽力去做得更好。
2 非货币性交易会计中存在的问题
2.1 对“商业实质”的判断具有主观性
商业实质被新准则直接引用, 在新准则的规定下, 它成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非货币性资产本身金额就不一定, 时间也不确定, 使得人们可以随意地发挥商业实质的判断而易为利润操纵者利用。还有对于什么样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 虽然准则给出了较详细的解释, 但在实际运用时还是需要会计人员做出职业判断的, 然而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观点, 这就给企业根据自己的目的选择交易类型留下了机会。
2.2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影响利润
在国际大环境下, 公允价值被重提是预想之中的, 由于运用公允价值计量, 影响了企业利润的变化。实质性考虑一下公允价值, 很多问题的处理都需要人为的判断, 并且是在不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最主要的, 其实公允价值本身是否透明都很难判断。
2.3 企业可利用关联方关系操纵利润
关联方关系在进行非货币性交易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语, 因为一想到关联方关系都会跟企业利润联系在一起。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关联方就可以粉饰相关结果, 财务报表能够被美化已经是个毋庸置疑的事情, 关联企业就可以通过设计出来的种种方案, 逃避准则规定的内容进行不公平交易, 然后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3 非货币性交易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1 非货币性交易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非货币性交易与投资的划分就不明确, 一些资产为代价而获得长期股权投资是属于投资范畴, 应根据准则的一些规定进行一些必要的账务处理, 即从贷方将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出。但是长期股权投资跟固定资产都是非货币性资产, 如果对他们进行相互的交换, 就是非货币性交易, 这样就应该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的科目进行相关处理, 这样使得会计业务的处理过程产生了很大的不一致。
3.2 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给企业留有很大空间
3.2.1 计价基础问题
前面提到过原准则与修订后的非货币性交易准则最重要的区别表现就是在对“公允价值”的强调程度上面。在我国现在还不发达, 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 使公允价值的操作变得比较困难, 取得成本也比较高, 但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必定会选择的一种办法。
3.2.2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问题
准则规定, 在企业进行非货币性交易时, 应以换出资产的价值为基础来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但是可以换个角度考虑问题, 当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小于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样将会导致企业资产价值被过高估计, 但是准则并没有规定此种情况应做出何种行动进行回避一下。
3.2.3 换入资产的附加成本问题
在非货币性交易中发生的一些费用是避免不了的, 对于换入资产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如果准则同意的话, 就可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或者选择计入资产价值, 这样, 必然出现使资产价值的构成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4 我国非货币性资产交易的思考与完善
完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健全政府监管政策、加强内部控制评价、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应该采取的措施。新准则也提出商业实质和公允价值计量, 虽然在跟国际慢慢接轨, 但是也能看到其不利的一面。上市公司能够利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利润操纵, 一个极大的原因也离不开我国的监管政策, 正是因为国家对会计信息的过分依赖, 即使出现一些操纵问题也不易被发现。内部控制的评价很重要, 只有拥有良好的内部控制, 企业才能运行有效, 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盈余管理的操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框架的基石需要有效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而有效的内部控制框架是激励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也是生产真实会计信息的保障。
5 结语
在我国, 非货币型资产交易广泛存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之中, 并且上市公司进行交易的频率和规模都在逐渐增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产生, 最初在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满足企业潜在的经济需要。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是上市公司与其他企业之间发生转移资产或义务的行为, 交易主体之间存在特定利益关系, 由此, 该项业务具有复杂性, 而且可以通过隐蔽性的方式进行, 因此, 可能被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作为盈余管理的手段。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为上市公司利润管理提供了新的盈余管理方式, 但企业发生盈余管理行为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即能够保证会计资产安全和信息质量安全。如果企业利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盈余管理超过一个合理限度, 往往形成会计舞弊, 其结果就会误导信息使用者, 并影响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为此, 有必要针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设计相应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 只有不断完善和有效运行的内部控制制度, 才能降低企业过度盈余管理的风险。
摘要：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非货币性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资产交换、股权贸易的方式进行。这些业务给企业进行方便的生产运营和资金周转提供一种新的方法, 但同时通过非货币性交易进行利润操纵也给许多公司留下了遐想空间。为使企业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来规范非货币性交换的一些细节问题及相关信息披露。即使如此仍然避免不了一些实质性问题的解决。鉴于此, 本文通过研究非货币性交易中涉及到的商业实质、公允价值、关联方来找出一些我国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并结合我国的特殊情况, 针对非货币性交易会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相关对策。
关键词：非货币性交易,商业实质,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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