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

2024-09-01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精选9篇）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1

一、“墨西哥奇迹”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 墨西哥政府积极推行以“进口替代”1为主的国民经济全面工业化方针。在改造和扩大纺织、食品、木材等日用消费品工业部门的同时, 大力发展机械、石油化工、橡胶、汽车制造等新兴工业以及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部门, 从而建立起了具备较新设备、先进技术、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期间墨西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由1940年的72亿比索增加到1964年的906.29亿比索,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5%, 高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 制造业生产年均增长为8%。至60年代末, 墨西哥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基本实现了由较为落后的农业—矿业国家向初步具备现代工业体系的工业—农业国家的转变, 1940年墨西哥68%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 到1970年降到42%。与此同时,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也一直保持着政府平稳有效的运行。战后墨西哥这段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发展史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

二、“奇迹”的破灭

出人意料的是, 1968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爆发了群众示威游行, 这也宣告着长达30年的“墨西哥奇迹”的结束。繁荣稳定的墨西哥为什么会到这一时期爆发社会经济危机?考察战后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 分析墨西哥经济发展过程中潜伏的问题, 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谜团。

第一, 由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 使得工业部门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 经济效益增长缓慢, 经济不能得到长足发展。而没有竞争的结构就是国内产品的高成本和高价格, 这不仅制约了制成品的出口, 而且也妨碍了初级产品的出口, 因为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决定了农业受到歧视。

第二, 工农业发展失衡, 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资金不足。由于政府过度强调工业化, 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而政府对农业有限的投资又主要集中于与美国毗邻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现代商品性农业, 从而忽视了中部和南部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因此, 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农场主和跨国公司, 小农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墨西哥农业日益呈现出二元化的特点。60年代中期以来, 墨西哥政府减少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 农业增幅有所下降, 1965-1970年农牧业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7%, 致使大批农民破产, 许多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谋生或非法越境到美国当苦工。农业人口流失、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减产, 墨西哥由粮食自给变为需要大量进口的国家。此外, 歧视农业, 改变传统的“单一产品 (农产品) 出口”的政策, 给墨西哥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创伤——没有充足的外汇收入;再加上大量利润都被社会上层用来购买奢侈消费品, 这就不利于资本形成, 使得本来就很匮乏的资本变得越发紧缺。资金短缺是制约墨西哥经济向前发展的一大桎梏。

第三, 市场狭小。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关闭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不合理的税收结构使得国内市场出现了上层消费饱和、中下层消费不足的局面并存;政府订货是墨西哥企业产品的一大出路, 但日益沉重的财政支出使得墨西哥政府负债累累,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问题。墨西哥的工业发展更因市场限制而活力衰减。

第四, 依赖外资。工业化需要大量外资, 外资在提供投资和平衡国际收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1970年, 进入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30亿美元, 其中80%来自美国。同时, 墨西哥政府放开借债, 累计外债 (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 达42亿美元。跨国公司的进入, 虽有利于墨西哥经济模式的转型, 但也对墨西哥的就业和分配造成了不良影响。1967—197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萧条时期, 当1967年国际经济出现普遍下降的时候, 发达国家政府试图在1968年实现调整性恢复, 但这些措施却带来了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护主义增加、世界贸易受到限制。接下来的限制增长的措施导致了1969—1971年的衰退, 从而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 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首先,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但却没有缓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社会矛盾突出。

第一, 贫富分化加大。1950年50%的底层民众占据着19%的国民收入, 到了1969年他们所占的收入比例则降为15.7%, 平均工资是852比索/月;相比之下, 1950年20%的上层家庭拥有60%的国民收入, 1969年这一比例则升至64%, 平均收入是13000比索/月。在农村, 约占总农户12%的大地产者拥有全国耕地的42%, 而且主要是优良的水浇地。相比之下, 约占小私有农数量一半的贫苦小农, 所占土地却还不及2%, 他们迫不得已外出为附近的大农场打短工, 而且佣金极低。60年代末墨西哥的基尼系数高达0.567, 较高的基尼系数反映了土地、实物及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财产分配不均的状况。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中的社会财富占有制度。资产占有高度集中, 国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落入了高收入阶层;单纯强调“经济增长”, 而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社会收益并未产生“涓滴效应”, 反而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对墨西哥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考察, 可以发现20%的最贫困家庭所得收入份额由5%下降到2.9%, 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下层民众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 社会矛盾进入了一个空前激化的阶段。

第二, 失业状况严重。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 墨西哥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年增长率约为3.6%。这在无形中给就业增添了不少压力。其次, 墨西哥政府强调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将大笔资金投放到了此类部门, 这对于人口高增长率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高风险的, 势必会造成高失业率。再次, 工业化带动了城市化, 城市人口的数量也由1940年占总人口的35.1%, 上升到1970年的58.7%, 但是, 墨西哥的工业只能吸收新增劳动力的10%～15%, 这也就造成了大批城市居民失业。因此, 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 70年代中期, 墨西哥的公开失业率约为10%, 但未充分就业率或许高达40%, 实际失业率为20%左右。失业群体的增加就意味着贫困人群的扩大, 而贫困问题给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带来的逆效应, 以及给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首先, 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 警惕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在一个国家经济起步的初期, 无疑是重要的。但是随着本国民族工业的日益成长以及世界经济的密不可分, 只有开放的贸易环境才能给本国民族经济以更长远的发展空间。我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到审时度势, 灵活把握经济的收放程度,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 2001年加入WTO就是最好的佐证。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平均关税水平已降至9.8%, 其中工业品关税8.9%, 农产品关税15.2%,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 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成员。在服务领域, 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部门, 基本达到了发达成员的开放水平。中国还取消了进口非关税措施以及对外贸易经营审批制, 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当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给予我们挑战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机遇, 我们一方面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放型经济路线, 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经营跨国企业, 建立自身的生产体系和营销体系, 开辟新市场;整顿国内市场, 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建立“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国内竞争秩序, 严防出现新的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还要警惕其他国家试图将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复燃的行为, 支持以世界贸易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我国政府向欧洲派出采购团一事就说明了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并在用实际行动来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其次, 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不能忽视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长期以来, 墨西哥体制奉行的政策是鼓励将财富集中在中上层阶级手中的政策, 广大民众也因此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牺牲品, 这势必会加大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因此, 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考虑, 我们需要树立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协调发展的观念, 重视福利和资源的再分配, 从根本实现经济发展, 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尽管一些数据表明2009年前4个月中国的经济表现好于预期, 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经济核心问题就是内需不足,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 这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 内需不足的关键原因之一, 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初次分配。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 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 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除此之外, 垄断行业与社会其他行业领域之间, 以及同行业内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悬殊。内部分配的不公, 是导致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国民收入分配的利益调整, 既需要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 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要微观调节, 有效消除行业内部分配不公。

再次, 工业化的同时, 不能忽视农业, 城市化进程中, 避免城乡差别过大。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 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集中在第二、三产业, 但是我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 劳动力过剩已经成为当前农业主要的矛盾。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好, 将会引起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 农民的收入趋于停滞状态, 社会贫富差距加大, 进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 充实农业就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现实选择。农业就业具有成本低廉、生产资料投入较小、对劳动力素质的包容性强和劳动密集等比较优势。笔者认为, 开发“现代农业”可称为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现代农业指的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依托科技、产销一条龙的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它可以开拓休闲旅游农业、生态农业、能源农业等农业新就业领域, 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间。与此同时, 还要积极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发展优质高效的农业。对此, 政府需要运用包括目标价格、营销差价补贴、最低支持价格、保护价收购、直接支付、面积限制补贴、投入品补贴等价格支持和收入支付政策, 这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此外, 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基础上, 深入发掘农民的消费潜力, 提高农民在医疗、教育和失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国家在2007年12月开始推行的家电下乡就是一个拉动农村内需的尝试, 目前, 这一举措已初见成效。据商务部和财政部的统计, 2008年财政补贴家电下乡资金已达104亿元, 累积拉动消费共计9200亿元。2009年2月1日起, 家电下乡已在全国推广, 农民享受家电补贴的产品也由过去的彩电、冰箱、手机和洗衣机4类扩大至了8类。

最后, 在发展中国家混合经济体制中, 对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制约因素应该有充分地估计, 政府必须谨慎对待外资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墨西哥政府由于过度依赖外资, 从而失去了本国经济的自主性, 我们对此要引以为戒。无疑地,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增长的1/3、税收的1/4都源自外资, 中国国际贸易的持续性大幅增长的2/3产生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 外资企业的引进也为我们带来了市场竞争机制,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所产生的关联效应, 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 我们需要明确两点, 一, 我们仍然需要外资, 二, 我们不能仅依赖外资。在国际市场、国际贸易、WTO等世界经济体当中, 中国尚处于萌芽成长阶段, 外资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经济的营养补给, 同时也能为我们带来及时可靠的工商业咨询。但, 引进外资是有成本的, 而且成本在短期内不易发现。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教训是, 其引进的投资是靠企业本身的盈利进行的再投资, 从获得外资的效果来看是短期效应而非长期效应, 而这部分资金的流动性很大, 一旦有风吹草动, 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对此, 我们的企业应该考虑通过合同方式引进技术的收益大, 还是通过股权方式带来的收益大, 而并非仅仅考虑采用股权的方式。也可花钱到国外雇退休经理, 韩国在这方面就做的颇为成功。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间, 墨西哥一直保持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政治局面, 这也被世人誉为“墨西哥奇迹”。然而,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墨西哥经济繁荣背后的诸多问题日渐暴露并激化, 甚至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动荡, “奇迹”宣告破灭。墨西哥和我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 国情有不少相似之处, 并且墨西哥的经济起步比我国要早, 因此, 墨西哥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我国参考借鉴。

关键词：墨西哥奇迹,经济发展,警示

参考文献

[1].陆国俊, 金计初:《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2].徐世澄:《墨西哥政治经济改革及模式转换》.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3].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七卷)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

[4].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5].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6].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 1988;

[7].Samuel Schmid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Mexican Presidency:the Years of Luis Echeverría,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1;

[8].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2

在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家主权这一象征或体现各个国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最高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对在世界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迎接这一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直接关系到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命运。本文试对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当代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国家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它社会集团的最重要的属性，指一个国家在不破坏其它国家权利及国际法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处理本国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出现时期。早期的主权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问题，随着民族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主权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把主权与民族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国家对外主权理论得到了发展。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最早承认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条约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尼亚和约》。

直到二战后，国家主权原则才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石。《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了“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原则。然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仍然存在，它们不断以“维护人权”“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它国内政。

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之日起就在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权表现出如下显著特点：一是敏感性，二是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敏感的历史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被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殖民历史。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敏感还在于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国家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既艰难又曲折，其主权独立来之不易，并且独立后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贫困、落后和依附地位使政治上的独立常常受到威胁，主权完整常常遭到破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老殖民主义者常常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脆弱性来自内部制度的缺陷、体制的弊端、经济的`不发达，同时也来自对外部的依附性。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本主义虽然也受到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支配，但与西方正统的、原生的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混杂、国家垄断性与官僚性相交织、依附性与民族性共存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育不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土地关系、部落经济关系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混杂在一起，社会经济结构极为复杂。它从一开始就实行国家垄断，由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调节和干预，通过国家政权扶植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因而具有较强的官僚性。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垄断组织多与本国当权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善，人民参政水平低下，极易产生贪污腐化、任人唯亲的不良后果。独立后，发展中国家为加快经济发展又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吸取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把它们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又害怕发展中国家真正强大，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而事实上，在不平等、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中，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特点，造成了其经济上的依附性和国家主权的脆弱性。

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的繁感性和脆弱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3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同源的

粗略地看, 发达国家即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就是中国人通常所说的西方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只是量的区别, 我们可以说, 现有的发达国家也是从发展中国家发展而来的, 而现有的发展中国家, 假以时日, 也有可能发展为发达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够发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同源的, 其经济增长也是同源的, 它们同源于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都知道, 西方发达国家的实现, 可以溯源于15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欧自治城市的出现,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愈扩大, 市场体系的逐步建立, 产权制度的日臻完善, 新大陆的发现, 世界贸易的扩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工业革命的完成……使西方国家走在世界的前列。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有这样两个前提:一是私人资牢的积累, 一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刘易斯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 论证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完成。在这些过程中, 存在一个二元经济, 一元是传统部门, 另一元是现代部门, 这是一个历史前提。

2二元经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作用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 对于我们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了解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近现代史上, 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即现在的发达国家, 都经历了一个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都有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尔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 也曾因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而有一段辉煌的历史。而今的中国、印度, 正处于这个发展过程中, 因其人口众多、传统部门庞大, 这一过程相对而言会更长一些, 其经济增长更为世界称羡。

当然, 如同许多其他理论一样,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不乏批评者, 在我们论证需要的范围内, 一个重要的批评是, 刘易斯认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 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还没有被现代部门完全吸收时, 工资将维持不变, 这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不相吻合, 人们看到的是工资的不断增长。这一批评是有力的。问题出在刘易斯陷入新古典主义的窠臼中, 新古典认为, 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当传统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 传统部门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工资不会高于现代部门的工资, 因此, 只要剩余劳动力没有吸收完毕, 现代部门的工资即使不会更低, 至少将保持不变。从新古典的工资理论出发, 刘易斯的这个推论并没有错。可是, 如果新古典的工资理论是错的, 刘易斯的推论就是错的。事实正是如此。

另外一个批评是, 二元经济理论所要求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是很难界定的。这种差距实际上不难界定, 传统部门系指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 它主要的特征是自给自足、生产规模较小、产品的商品率较低。现代部门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它以利润的获取为目的, 它是社会化的大生产, 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还有一个在人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批评是, 二元经济理论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曙光, 大量剩余的、贫穷的劳动人口来到城市, 却因找不到工作而蜷缩在贫民窟中, 引发了更多的城市问题;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并不顺畅, 预期的高增长并未都能实现, 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不少出现了负增长。可以为刘易斯作这样的辩解, 刘易斯论证的二元经济的良性互动, 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 是排除了摩擦的, 这是新古典理论的传统。现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化只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还需要很多具体条件的陪衬。

应该说, 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舞台, 但要上演出气势恢宏的经济史诗, 光有舞台是不行的, 一定的市场体系, 适当的制度构建, 商品意识的普及, 文明的传统, 和平的环境等都是重要的因素, 只有这些重要因素的合理匹配, 才能演绎出经济的高速增长。

就经济增长而言, 二元经济时期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好的机遇, 抓住这个机遇, 就能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 就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最早完成这种转型, 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正在实现这种转型, 一旦这种转型完成, 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

还必须谈及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由于历史的原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型中拔得了头筹, 在科技进步、制度框架、市场体系、普及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面, 成为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但是, 发达国家的先进并不意味着它们有义务引领世界走向富足, 相反, 它们往往利用这种先发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早期用利炮坚船入侵其他大陆和国家, 以谋取经济上的好处, 就不用说了。发达国家的这种先发优势是难以超越的, 不仅是发达国家占有历史的先机, 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保密性专利性, 更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时, 发达国家仍在经济发展实力雄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 它们有极低的劳动力成本, 尽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次优技术和利用日趋完善的世界市场, 也能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商品, 在世界贸易中逐渐地做大做强, 形成对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 是在前无古人的情况下逐渐实现的, 这一过程较为艰难, 较为漫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却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 在此基础上进行赶超, 较容易实现快速度、高增长。

结束语

我们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从总的趋势来看, 它们同源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二元经济的对立,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外部条件, 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不同国家, 这种二元经济的作用或强或弱、或长或短, 但都不能否认二元经济的重要作用。

摘要：经济增长理论具有一般性, 它能够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来论证, 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略有特殊性, 那也被并入发展经济学中去加以研究。

关键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4

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双十一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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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链接】

又到11月11日，零点刚过，仅用6分7秒，天猫支付宝交易额就突破10亿元。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日子，几年之间竟被电子商务推成“购物狂欢节”。在这一天感受互联网浪潮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标准表述】 [综合分析]

方便的远程联系、快捷的购物方式、透明的性价比较，更新着人们的消费体验。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日益扁平化，让交易成本大幅降低。这些都给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实惠。去年“双11”网购，仅天猫和淘宝两家在支付宝上就创造了191亿元的销售额纪录，比美国网络销售单日最高销售额高出100多亿元。网络以超强的消费能力，回报了第一批闯入这个市场的创新者。

但同时，人们开始要求更好的网购体验。如何保证货品质量，如何消除支付风险，如何提供良好售后，如何提高商家信誉„„都是留给管理者和创新者的难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总额仅占全社会零售总额的6.1%。像建材那样需要真实售前体验、汽车那样需要长期售后服务、珠宝那样需要安全质量担保的商品，目前都还没有实现良好网购体验的条件。这种情况下，即便“双11”的消费额能够达到500亿、800亿元，电商也无法回避第二次创新的压力。

[措施]

一是走好创新第二步。当初抱团啃死大象的蚂蚁，自己也成了大象，但创新动力与勇气要持之以恒，要在在购物质量上多投入，只是躺在市场上吃老本，电商企业很快就会老去。

二是要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相对于网络消费的迅速增长，物流设施、移动电子商务、互联网支付体系、消费权益等方面的工作要提速。这就需要宏观管理的果断作为。国务院日前已经出台意见，明确做大做强电商领域。而将于明年“3·15”实施的“升级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购7日内无理由退货、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非现场购物信息披露等，也给了消费者更多“利剑”。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微评】

一位企业家说过，企业创新不是要打败对手，而是与明天竞争。其实，当今中国任何领域的创新道理都一样，只有顺势而为、解放思想，才能造就更有序的竞争和更大胆的合作。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各种创新才会驶向更广阔的蓝海，而不是被浪潮拍死在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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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5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 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基本涵义是:许多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 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加之发展中的矛盾凸显, 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 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 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的阶段, 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 又是矛盾高发期。处在这一阶段的国家容易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 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 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范围看, 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 却陆续掉进了“陷阱”, 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仅有韩、日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最新资料, 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但是, 中国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从国际看, 受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全球经济陷入低迷, 我国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从国内看, CPI居高不下, 经济结构不合理, 贫富差距过大, 房地产、股市萎靡, 实体产业不振……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 加之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 2012年GDP增长首次“破8”, 这些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总结中等收入国家沉浮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利于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确保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并继续书写新的传奇。

二、中等收入国家沉浮的教训与经验

纵观世界近几十年来的发展,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等少数经济体, 典型代表是韩国和日本。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特别是拉美的委内瑞拉、乌拉圭、墨西哥、智利、巴西、阿根廷等, 这些国家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至今仍然没有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1]

(一)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1. 收入差距过大。

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因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社会严重两极分化, 许多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6以上, 有些国家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 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 致使社会矛盾冲突不断, 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 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2]

2. 经济发展内驱力不够。

拉美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 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 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 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 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3. 发展模式转换不及时。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 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 它们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 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 还是维持“举债增长”, 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 未能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 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 过分依赖国际市场需求, 内需乏力, 使其极易受到外部冲击。[2]

4. 自主创新不足。

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一方面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 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在中高端市场由于缺乏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并受人力资本制约, 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高低挤压的环境中的国家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徘徊不前。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 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2]

(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是韩国、日本、新加坡, 概括来讲其成功经验主要如下:

1. 及时转换经济发展模式

韩、日的成功最根本的是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特别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例如韩国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创造的“汉江奇迹”, 主要是因为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所致。1986年韩国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 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 (1989—1993年) 》, 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 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在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 同时, 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使韩国的产业结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接近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水平。

日本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 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日本在战后制定了经济立国战略, 把发展经济作为根本任务, 自1955年以后先后制订了近10个中长期规划, 诸如“贸易立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教育立国”、“科技立国”等, 从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到20世纪60年代末, 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此外, 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 韩、日等国非常重视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通过加快淘汰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传统产业, 大力发展以汽车、航空航天、微电子、半导体、机电产品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 形成了较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3]为经济跨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重视技术进步和创新

韩、日等国非常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充分发挥科技优势, 加大科技投入, 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日本于1980年正式确立“技术立国”方针, 通过加大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和国内高技术产业集聚, 促进本国新能源、新材料、通讯技术、生命科学、微电子等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可以说, 日本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地实现了技术进步。其主要经验是:在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同时, 高度重视对引进技术的精细化改良;通过对生产工艺的精益化改进, 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发展体系;适时调整技术政策, 积极引导日本从技术引进向独立创新技术转变。

韩国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不久, 便将科技发展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 相继实施了《战略部门技术开发计划》和《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 (1989-1993年) 》, 发展模式由主要依靠模仿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转变。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 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 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 以激发其内在的创新能力, 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的转型。在中国出版的《2010年国家创新指数报告》中, 韩国与美国、瑞士位列三甲, 日本排名第四。韩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实现起飞, 如今已成为东亚乃至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

3. 重视人力资本培育

日本把发展基础教育、培育高端人才作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源泉。日本在二战前就是人力资源强国, 拥有大量的优秀科技人员和管理人才, 战后的日本一直十分重视教育、重视人力资本培育。而韩国和新加坡都不惜斥巨资发展教育体系, 在国际上广揽尖端人才, 积累了十分丰厚的人力资本, 从而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了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在新加坡, 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或者全部免费, 或者收费很低。韩国则持续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政策, 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短期高等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 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韩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84年就高达13.3%;新加坡的比重最低年份为12%, 最高时达到35%。

4. 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财富

日本、韩国在中等收入阶段都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日本政府首先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另一方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韩国政府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 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新农村运动”, 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 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 建立并完善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政策措施较好地控制了本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使两国的基尼系数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 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平稳过渡。

三、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的艰难爬坡阶段, 为了防患于未然, 应该借鉴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结合本国的实际, 重点解决下列问题:

(一)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邓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指引下, 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高速发展, 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仔细分析, 这种发展是粗放和缺少内涵、质量、效益的, 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是硬道理, “硬发展”没道理。因此, 中国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明确告诉我们,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3]

目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产业结构必须由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中速的持续增长转变升级。未来我国经济改革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4]为此, 我们要摈弃旧的观念, 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生活观念, 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使社会经济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 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首先, 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的转换。

内需乏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顽疾。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 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和软肋。扩大内需成为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助推器已成为必然。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 等于抓住拉动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当前, 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城镇化,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 即所谓的“城镇化红利”。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30多年, 前面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之一是释放和激发了中国9亿农民的生产力, 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为“中国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 今天的中国要完成发展转型, 实现新的跨越, 必须释放和激发农民的购买力, 把农村变成城镇、把农民变成市民。

其次, 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 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大力发展物流、商务、金融、保险、中介等生产性服务业, 积极发展餐饮、旅游、健身、社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 加快发展信息、会展、创意等现代服务业;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 尽快把服务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第三, 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基础上, 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 体现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潮流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 是跨越“陷阱”的最佳发力点。我们要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 把现代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 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先机, 增加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比重, 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依赖。

(三) 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许多专家认为,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据联合国数据, 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0.55, 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 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过大的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增加人们的不公平感, 加剧社会矛盾,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器。我国应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在国家、企业、居民的比例, [4]要以工资改革为核心, 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 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壮大中间阶层, 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 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 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适当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 并将其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降低对劳动和用工的课税, 增加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严格实行同工同酬, 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 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壮大;从减贫、基本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建设、就业创业等方面入手, 全方位、实质性地促进横向和纵向社会流动, 提高社会机会均等程度。[5]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使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四) 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

日、韩等国的发展经验表明, 在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后, 科技创新必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 [6]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建立在以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基础上, 更多地依赖于大量投资, 持续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因此, 我国应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 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 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 与此同时, 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 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加大科技资金投入, 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 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4]更加重视技术创新, 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五) 重视人力资本培育

丰富而又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永远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人力资本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十分紧密。科技要发展, 企业要创新, 人才是支撑。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对于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我们要借鉴韩、日、新等国在人力资源培育方面的成功做法, 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重视培育高端人才, 为推动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提供丰富的人才保障。从政府层面看, 应该加大教育投入, 重视高科技人才和营销人才的开发和培养, 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解放思想, 大胆实施吸引人的招商引智战略。从企业层面来看, 企业家要有长远的目光, 勇于投入资本在前期的产品开发阶段, 而且要注重吸引人才,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创造无形的资本;建立完善的科研、发明、专利奖励制度, 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技人才战略, 坚持“引进、培养”双重并举, 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不断提升企业的整体研发水平;加强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 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六) 推进全面改革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指出, 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没有改革, 经济就不可能有新突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指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一个国家经济的崛起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 而其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因此, 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制度困境的根本办法,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当前, 我国的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 我国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金融监管, 推进金融创新, 维护金融稳定。[6]

摘要：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进程, 大部分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因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 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 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成功跨越。当前, 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正处于艰难爬坡的关键阶段。总结中等收入国家沉浮的经验和教训将有利于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确保国民经济稳中求进并书写新的传奇。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转变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

参考文献

[1]蒲文彬.“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16) :3-6.

[2]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N].学习时报, 2011-03-28 (4) .

[3]陈彩娟.借鉴日韩新发展经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未来与发展, 2012, (6) :39-43.

[4]苏新华, 完颜艳.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探析[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12, (1) :21-25.

[5]王新新.“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破解对策研究[J].理论导刊, 2012, (12) :16-18.

主要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验借鉴,政策建议

目前, 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 作为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发优势, 以及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经验。那么在如今的低碳经济时代, 我们又该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作法, 来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呢?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 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 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 按目前的消费模式, 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因此, 英国在2009年7月公布的低碳转型规划中, 明确提出企业要最大限度地抓住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机遇, 在经济转型中确保总体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公平分配。日本则制定了“最优生产、最优消费、最少废弃”的经济发展战略。欧盟提出在2013年前投资1 050亿欧元, 用于环保项目和相关就业, 支持欧盟区的绿色产业, 保持其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可见,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观, 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出现, 低碳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做好低碳经济规划在未来将关乎各国企业的生死存亡, 企业如果期望在此次转型契机中获得先机, 就必须现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同时, 发展低碳经济也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汇丰 (HSBC) 的一项研究显示, 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 (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 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 340亿美元, 超过了5 300亿美元的航天与国防业的营业总额。尽管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 但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长了75%。这一增长速度更超过了《斯特恩报告》 (Stern Report) 中的预测。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时, 低碳商品和服务行业的年收入将达5 000亿美元。①

二、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

我们可以看出, 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更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 也是占据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因此, 发达国家纷纷采取行动, 积极推动本国的“低碳产业”、倡导“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

1.日本。

2008年7月,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这份计划阐述了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排的措施, 其重要内容都与开发新能源有关。2009年4月, 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 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 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为了推动能源和环境技术发展, 日本《建筑循环利用法》规定改建房屋时有义务循环利用所有建筑材料。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探讨恢复对家庭购买太阳能发电设备提供补助的制度, 此外, 日本2009年已开始向购买清洁柴油车的企业和个人支付补助金, 以推动这种环保车辆的普及。

2.欧盟。

欧盟各国领导人于2007年3月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揽子能源计划, 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 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 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此外, 欧盟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 如果其他的主要国家采取相似行动则将目标提高至30%, 到2050年希望减排60%-80%。而2007年年底,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 明确提出鼓励推广“低碳能源”技术, 促进欧盟未来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3.英国。

英国政府2003年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概念, 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 并成立了相应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按照该法律, 英国政府必须致力于发展低碳经济, 到2050年达到减排80%的目标。从2001年开始, 所有工业、商业和公共部门都要缴纳气候税, 依据其煤炭、油气及电能等高碳能源的使用量来计征, 如果使用生物能源、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则可获得税收减免。英国社会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向低碳生活方式转变。比如, 要求所有新盖房屋在2016年达到零碳排放, 目前新建房屋中至少有1/3要体现碳足迹减少计划, 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等等。此外, 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 技术研发和运用上注重利用海洋资源, 在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08年英国政府确定在十年内建成33GW风力发电能力的目标, 届时可向2 500万户家庭供应电力。

4.美国。

2006年9月, 美国公布了新的气候变化技术计划。美国将推动在新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研发与创新, 尤其是将会提供资金用于开发燃煤发电的碳捕获与埋存技术, 并鼓励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先进的电池技术的应用, 通过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来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 美国在当前和未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可能获取全球优势。事实上,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低碳技术与新能源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振兴计划的重要战略选择。2009年6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降低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美国对外国石油依赖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规定的减排目标为:至2020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 至2050年减少83%。

5.德国。

德国政府则提出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 先后出台了5期能源研究计划, 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 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2007 年, 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又在“高技术战略”框架下制定了气候保护技术战略。该战略确定了未来研究的4个重点领域, 即气候预测和气候保护的基础研究、气候变化后果、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和与气候保护的政策措施研究, 同时通过立法和约束性较强的执行机制制定气候保护与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

6.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在2007年新政府成立之后, 批准了《京都协定书》, 于2008年发布了酝酿已久的《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 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立即采取措施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 推动全球实施减排措施。澳大利亚政府长期减排目标是2050年达到2000年气体排放的40%, 并计划于2009年出台具体法规, 2010年正式实施。

7.经验总结。

总之, 发达国家通过采取以上政策措施,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成效开始逐步体现。2006年以来, 几乎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丹麦、挪威和瑞典) 以及比利时、荷兰、瑞士和英国的单位GDP碳排放增长趋于下降。瑞典和荷兰的碳排放已保持稳定;瑞典和日本也在很难控制的运输行业稳定住了碳排放。究其经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重视低碳技术创新, 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英、德两国将发展低碳发电站技术作为减少CO2排放量的关键。英、德政府调整产业结构, 建设示范低碳发电站, 加大资助发展清洁煤技术、收集并存储碳分子技术等研究项目, 以找到大幅度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法。根据日本内阁府2008年9月发布的数字, 在科学技术相关预算中, 仅单独立项的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近100亿日元。美国是世界上低碳经济研发投入最多的国家, 联邦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0年度预算中, 仅对清洁燃煤技术的研究就提供了150亿美元的拨款。②目前美国正在加速下一代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示范, 计划在2012年建成世界上第一个零排放发电厂。

第二, 发达国家的政府重视引导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 并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英国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气候变化法的国家, 2009年4月, 英国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约束“碳预算”的国家;7月, 英国政府又正式发布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2004年, 日本发起“面向2050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 其目标是为2050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对策。2008年5月, 日本政府资助的研究小组发布了《面向低碳社会的十二大行动》。2009年4月, 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改革政策草案, 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等排放措施, 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美国2005年通过《能源政策法》, 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 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第三, 积极运用财政税收政策扶持低碳产业发展, 刺激低碳消费。英国, 美国、日本、德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发达国家对燃烧产生的CO2的化石燃料开征国家碳税, 如英国对与政府签署自愿气候变化协议的企业, 如果企业达到协议规定的能效或减排就可以减免80%的碳税。丹麦在能源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进入市场, 包括对“绿色”用电和近海风电的定价优惠, 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加拿大自2007年起对环保汽车购买者提供1 000-2 000加元的用户补贴, 鼓励本国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 减少CO2排放。美国政府规定可再生能源相关设备费用的20%-30%可以用来抵税, 可再生能源相关企业和个人还可享受10%-40%额度不等的减税额度。欧盟及英国、丹麦等成员国规定对可再生能源不征收任何能源税, 对个人投资的风电项目则免征所得税等。③

三、中国现阶段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困难

如前所述, 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 着力发展“低碳技术”, 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据摩根士丹利预测, 中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达8000亿元。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能源消耗大国, 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新的利润增长点, 更是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和义务。2009年9月,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 “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 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 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公顷,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新的经济方向。但同时, 作为制造业有“世界工厂”称号的中国, 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 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充满了无数障碍和挑战。

1.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造成的低碳产业发展制约。

目前, 中国正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造成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资料显示, 1993-2005年,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 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中国的资源特征是多煤、少气、缺油, 使得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电力中, 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 火电占比达77%以上。据计算, 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 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 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这将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威胁。

2.低碳技术相对落后是限制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瓶颈。

我国的低碳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 技术研发能力有限。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高参数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 我国虽已初步掌握, 但仍不太成熟。我国的大型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及氢能技术、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技术等, 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不小差距。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 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 但实际情况却是, 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 以2006年的GDP计算, 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 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对我国的财政支出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3.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使国际合作难度增大。

2009年底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拯救地球虽然已成共识, 但各国所处的立场不同, 利益之争使得各国展开了口腔舌战。2050年全球减排量的问题, 穷国富国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发达国家要求“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 发展中国家要求提供相应资金及技术支持, 希望发达国家提供长期援助。最后各方争得筋疲力尽, 才勉强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 且该协议还有一些后续问题亟待解决。

四、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应对措施

在2010年3月的“两会”上, 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两会的主题, 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内容就是谈低碳环保。事实上, 在此前的地方“两会”上, 低碳经济与新能源已经被热捧。北京、上海、重庆、江苏等省市均将因地制宜, 大力扶植与发展本地低碳产业与新兴能源产业作为未来工作重点。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要重点抓好八个方面工作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 决定国家的未来, 必须抓住机遇, 明确重点, 有所作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同时指出要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要大力开发低碳技术, 推广高效节能技术, 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这都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低碳之路指明了方向。针对前文提到的几点问题,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 我们在具体的实施行动上,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微观层面上, 大力发展低碳技术, 打造低碳产品和低碳品牌。低碳时代的竞争, 说到底是低碳技术和技术应用的竞争。目前我国不少企业仍处于粗放型、高能耗的发展阶段, 我们要切实抓好研发、技改和自主创新工作, 开发低碳产品技术。在低碳经济时代, 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也需要低碳品牌来集中体现, 我国的出口企业要以创建自主出口品牌为龙头, 在产品创新、产业升级、管理优化等方面求突破, 提高产品附加值, 增强出口竞争力, 打造一批低碳时代的产品品牌、企业品牌。

2.在中观层面上, 积极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打造新的低碳产业链。要实现中国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的目标, 必须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水电是一种经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6.76亿千瓦, 占中国常规能源资源量的40%, 是仅次于煤炭资源的第二大能源资源, 是世界水能资源总量最多的国家。如果开发充分, 至少每年可以提供相当10-13亿吨原煤的能源。而核电不仅具备经济效益, 同时具有环保优势, 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此外, 中国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多种新能源形式, 逐步降低对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的过度依赖。

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在低碳发展方面的积极作为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 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 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 到生产多晶硅的原料, 到铸锭、切片, 生产电池, 到生产组件, 到建立电站, 有完整的产业群, 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场机制的导向下, 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在宏观层面上, 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从政策上对企业、产业的低碳发展之路加以引导、规制和扶持, 运用经济手段剌激低碳经济发展。国家势必将出台一系列扶植政策, 以继续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 同时逐步在税收、财政等方面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 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在有些方面也已经开始付诸行动。2010年6月1日, 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正式出台, 主要针对纯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及1.6升及以下节能车型给予补贴。此外, 拟定于2010年9月份下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已进一步确定为7个领域、23个重点方向。“新七领域”为“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随后将陆续出台各个领域的具体发展规划、以及中央和地方的配套支持政策。这一宏大规划, 被业内人士看作继“4万亿”后中国政府启动的最大规模的产业计划。

总之, 低碳经济是世界性的革命。发展低碳经济, 遏制气候变暖, 拯救地球家园已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低碳经济给人类带来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的革命。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是中国未来需要长期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

[1]唐建荣, 张荣荣.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能路径[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 .

[2]张爱军, 李晓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J].宏观经济管理, 2010 (1) .

[3]徐东青.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做法与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 (6) .

[4]李艳君.世界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和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 2010 (2) .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7

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区域政府的介入。作为政府, 要加强与完善宏观经济调控, 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作为国家审计为政府制定各种区域经济政策、综合运用各种干预手段提供依据, 对政府区域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通过对审计数据和经济情况的分析, 揭示出影响经济发展有针对性强的建议, 及时向区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经济运行状况, 反馈相关动态信息, 完善宏观决策的作用,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审计在整个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审计在区域经济调控中处于监督职能。审计不仅监督政府部门的财政、财务活动, 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国家审计不仅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审计, 而且具有对监管者进行再监管的职能。通过监督, 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混乱现象, 对监管当局履行监管职能的情况进行检查和调查, 控制监管者的道德风险, 严肃财经法纪, 提高经济效益, 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2、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调控中处于中间地位。审计在调控中起中间作用, 是运用经济监督职能通过对微观审计对象进行分析和处理, 得出审计结论, 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为区域经济调控传递信息。

二、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审计机关是通过审计监督来协助政府正确行使区域经济管理的职能, 运用合适的手段适度调控区域经济发展。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审计机关负有监督和向调控机构反馈市场经济信息的职责。开展区域审计, 能够真实、完整地掌握区域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审计机关要揭露并制止区域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 坚持在全面审计的同时, 突出审计重点, 及时反映对区域经济发展有影响的问题, 有针对性的开展审计调查。通过审计、分析, 向决策部门提供必要的信息, 为区域经济决策服务。

2、维护财经法纪, 全面履行审计监督职责促进各项区域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干预和调控, 主要由中央银行、财政等部门制定实施, 并通过投资、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实现。审计机关可以发现区域经济政策贯彻是否落实问题, 从而促进法规政策目标的落实。

3、跟踪反馈区域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带有一定的预测性, 在实施这些政策时, 总会受到一些阻碍。因此, 需要用科学的方法对政策执行过程、效果及其影响进行评价。审计机关可以检查区域经济是否对政策贯彻落实好没, 监督区域经济政策执行结果, 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和有关信息向政府反馈。

4、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审计监督可以保证地区倾斜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有效结合, 实现良性互动、优势互补、促进区域资源合理利用和区域经济合理布局, 在资金的分配上, 需要国家审计监督, 通过审计促进资金合理使用。

三、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 我国国家审计开展了一些具有区域经济性质的审计, 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为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看, 国家审计职能发挥还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如下:

审计内容对国家区域开发战略、政策、运行机制等存在的问题没有开展审计监督和评价, 严重影响了审计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发挥。审计深度不够, 不能从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上分析问题, 审计监督的水平和层次不高, 各级地方审计部门围绕地方财政开展审计工作, 对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区域审计几乎没有开展, 对于经济区域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区域发展综合效益、区域竞争力等, 国家审计几乎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审计活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区际之间发展差异很大, 审计目标也应该体现区域差异, 而我国国家审计在审计署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 全国审计目标高度一致, 制约了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挥。

四、进一步发挥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对策

要发挥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必须克服国家审计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阻碍因素。

(一) 健全监督机制, 解决国家审计不适应当前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各种问题。审计机关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 才能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1、确保审计的独立性, 需要改革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机关如果没有独立性, 就不能对对区域经济活动进行独立公正的评价。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让审计工作得到独立继续发展, 需要完善国家审计体制, 即由现行的行政监督模式转向立法监督模式。

2、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审计监督在区域经济管理中的法律地位。《审计法》等法律法规虽然规定审计可以对相关问题开展审计调查, 但对审计监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开展审计的职责和权限还不明确, 必须对包括《审计法》在内的有关法律进行修改补充, 从法律上确定国家审计机关在区域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能, 从法律上保障国家审计人员行使正当的监督职能。

3、加强国家审计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 建立健全区域经济监督网络体系。国家审计要想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 必须与国家区域决策、执行和监督部门建立科学、规范的协调机制和法定的联系程序, 使审计结果能及时传递到相关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监督体系中, 除了审计监督以外, 还有财政、金融、税务监督等。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对这些专业经济监督部门的再监督, 克服各专业经济监督部门的不足, 促使这些部门正确运用自身的监督权力, 从而形成不同层次, 不同角度的区域经济监督网络。

4、设立专门区域审计机构。为适应对区域经济进行专门监督的需求, 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必须设立专门的区域审计机构, 规定区域审计的职责, 指导开展全国区域审计工作, 开展区域审计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5、加强人才建设, 改革落后的审计手段。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审计机关要努力培养复合型人才, 推进职业教育培训, 创新竞争激励机制, 完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 提升审计人员素质, 增强审计人员适应于信息化要求的计算机审计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利用计算机等科技技术作为区域审计的必要手段, 以增强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可信性, 提供准确的数量充分的信息, 以达到决策科学合理, 促进区域经济活动合理化的目的。

(二) 创新和完善审计职责, 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

1、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以经济区域为范围, 开展审计调查。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政策目标是否实现, 对区域发展有什么影响, 政策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进, 需要审计去监督和评价, 国家审计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审计方法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开展区域审计调查, 审计调查是开展区域审计最有效的审计方法。在审计调查中要重点关注, 这些区域经济运行机制、运行情况, 运行过程中存在那些问题, 区域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开发政策的执行情况, 开发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开发战略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

2、开展区域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审计。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投资规模大, 建设项目多, 涉及部门和单位多, 影响大, 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对这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加大重点建设项目专项审计调查的力度, 把审项目、审资金、审财务收支有机结合起来, 把审计发现的问题, 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联系起来深入思考, 分析投资政策、监管体制、投资效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使政府利用审计结果及时修正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决策。要注重对建设项目过程的监督, 促进投资管理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要从产业结构的变化、能源结构的变化、带动产业的发展, 区域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和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进行评价。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与受益区域起到监督作用, 是提高政策效率的保证, 同时也是改善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

3、开展区域生态环境审计。如何保证国家区域环境政策的落实, 如何监督国家环境保护资金的有效使用, 如何评价区域环境, 这是区域经济向国家审计提出的新要求, 国家审计必须重视这些问题, 积极开展区域生态环境审计。开展区域环境审计工作以便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开展区域生态环境审计要注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监督环境保护资金有效使用, 保证这些环境保护项目发挥效益。

4、做好区域专项资金审计。开展区域发展专项资金审计, 按照不同区域确定审计重点, 国家投入资金是否及时到位、资金使用效益如何, 各项政策措施是否的得到有效落实。通过这些审计监督, 规范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及时反映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建议, 为相关部门加强和完善专项资金管理提供依据。

五、结束语

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审计机关担负着重要任务。因此, 审计机关要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 监督保障区域经济政策的落实, 为政府提供科学、准确、有效的信息和审计建议,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面对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国家审计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是国家审计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探讨了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提出了一些发挥国家审计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措施。

关键词：区域经济,国家审计,地位,措施

参考文献

[1]、彭胜华.国家审计本质初探.理论与现代化, 2005 (4) :79一80.

[2]、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23一24.

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发展中国家篇8

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巧妙地进行了全球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准确论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推动全球化, “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1]。全球化绝非自然产生,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因而, 经济全球化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3]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建构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按照如下方式展开。

(一) 借重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议程维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

跨国公司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它们凭借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 携手跨国垄断金融资本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最新的形式连接起来, 以达到通过塑造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和欲望来影响全球市场和鱼肉全球百姓的目的。

(二) 利用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维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利益

迄今为止的主要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规则由发达国家制定, 发展中国家处在被动接受的处境之中。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美国的原则是不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干预美国的立法程序, WTO成了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公司利益的工具。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大的股东和拥有否决权的唯一国家, 美国等西方七国垄断了几乎一半的投票权, 根据成员国提供的资金数额来分配投票权的机制意味着富国在投票权上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世界银行 (WB) 成立以来的九任行长都是与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与美国的几大公司有着联系的美国人担任。

(三) 利用美国的军事机器维系西方列强的整体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 美国强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存在, 绝非只为维护美国资本家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维系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的利益。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精巧布局经济全球化, 在事实上造成了生活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工业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这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带给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境遇。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后果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察几百年全球化进程, 我们发现, 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要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上下降了。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 联合国要产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决议已变得相当困难, 产生强有力的谴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决议更是难上加难。

第二,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综观发展中国家, 不仅在最基本的生活消费方面, 而且在几乎关乎全球发展的每一个显示器上都可以找到这种差距。

第三,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对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公司的依附程度加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除了通过收取专利许可费的方式直接剥削外, 还披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外衣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基因资源, 剽窃发展中国家的优质农产品的知识产权。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目标

(一) 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 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展现了社会主义这一生产方式变革带给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前景, 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破解困局提供了经验。中国从被动拖入全球化到主动融入全球化, 再到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 始终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

(二) 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 这是冲除发展中国家发展障碍的关键之举。

发展中国家在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有着分享全球化成果的内在动力, 因而始终存在改变现行游戏规则的积极性。

(三) 全面推动南南合作, 这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困境的务实之策。

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它们进行合作的坚实政治基础,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 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合作”[4]。

摘要：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物。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跨国公司, 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精巧布局, 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整体下降、人民在生活机会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对此, 发展中国家要不断完善社会生产方式, 把握参与全球化和规制全球化这两个基本点, 逐步改变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游戏规则, 全面推动南南合作, 努力实现共存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版, 第30卷.[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版, 第30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版, 第2卷.[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版, 第2卷.

[3]列宁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版, 第2卷.[3]列宁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版, 第2卷.

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奇迹篇9

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经验

1.1 美国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以分为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推进的自发渐进型、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合力推进的市场增进型、依靠行政力量推进的政府主导型三种不同类型[1]。美国是依靠市场机制和竞争推进的自发渐进型的典型代表。1950-1960年,美国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期间,GDP年均增长3.3%,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经验有:

(1)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霸主地位的形成,靠的主要就是以科技推动力为基础的集约化经济增长。美国政府把发展科技放在首要位置,强调技术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建设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技术商业化。美国许多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部门,都是以科技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自1960 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和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支出,平均每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联邦政府开支约占48%,其余为私人企业和学校等,而研究开发对于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根据美国劳工部的估计,在1963-1992年平均大约占到0.2%。此外,美国非常尊重知识,在大量培养本国科技人员的同时,还采取许多举措吸引人才,从全球吸收了相当数量的高素质人才。据报道,美国的设计工程师中有1/4至1/3是外国人。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形式,对私人财产权和经济利益进行保护,积极支持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大批开拓性企业家脱颖而出。同时,还通过鼓励企业兼并,使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优化了资源配置,实现了规模经营,获得了最佳经济效益,提高了国际竞争力。

(3)高度重视教育。二战后,美国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提高劳动力素质。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各州都实行了九年或十一年、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也是最发达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研究证明,在美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期内,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达到17.3%,大大超过物质投资5%-15%的收益率,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有三分之一要归功于教育投资。

1.2 日本

日本国土面积仅为37.78万平方公里,自然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对外依赖严重。二战失败后,其国内经济、社会几乎崩溃,但战后其经济迅速恢复,并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超级经济大国。日本是强调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合力推进的市场增进型的典型代表。日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即由统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封闭经济体系向开放经济体系转变,由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向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化产业转变。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经验有:

(1)重视科技进步。日本十分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在1959-1979年中,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此后,日本又成功从一个引进、模仿西方技术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技术出口国和技术不断创新的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年的科研开发产出不断提高,平均每年申请专利达34万件以上,占全世界的40%,为美国的3倍,英国的10倍。日本的GDP大量投资于科研,科技竞争力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经费也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比德国、英国、法国三国的总和还要多。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的研究人员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每万人劳动人口的研究人员数为全球之最。

(2)重视教育事业。日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在世界各发达国家中都名列前茅,通过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基础教育,国民的整体素质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造就了许多平均文化素质很高的劳动者,成为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早在1911年,日本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98%。1947年,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100%,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

(3)加强产业政策引导。日本通产省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制定产业部门政策,把产业分为成长产业、新兴产业、衰退产业和一般产业,大约每10 年提出一个“产业结构构想”,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60 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当时的主导产业政策是“重化学工业”,重化学工业对于日本经济的产业改造和提升起了重要的作用;70 年代以“发展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指导方针。70 年代以后至80 年代,则转变过去以增长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转而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并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

(4)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日本逐步形成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力军作用。日本全部科研投资80%以上来自民间企业,科研人员63%以上在民间企业。

1.3 亚洲“四小龙”

亚洲“四小龙”指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这些国家或地区幅员不大、自然资源匮乏,但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而且多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一定特殊关系。

亚洲变化BHDG“四小龙”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过程较为相似,主要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国外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飞速成长,并在90年代初相继完成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引起世界瞩目,而在这之前只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见表1)。其成功经验表现为:

资料来源:葛霖生.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探析[J].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7(6).

(1)充分利用外部世界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亚洲“四小龙”都无一例外地把自身经济的发展融入到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及外资来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国外资本和技术,利用本地的劳动力优势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发展战略上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换,出口产品中制成品一度占到90%以上。在引进和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新加坡和韩国的成效尤其显著。

(2)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及其应用。

亚洲“四小龙”在积极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也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建立科研机构和科研基地、制订高新技术产业计划等方式来促进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同时,还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国民的知识文化层次及水平。

(3)及时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

亚洲“四小龙”都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几乎每10年实现一次产业转型和升级。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初步奠定工业基础;60年代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起飞;70年代采取措施促进本地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中国等发展中国家;80年代紧随发达国家重点发展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及服务业,并开始注重培育本地服务业的竞争力;90年代在发展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4)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亚洲“四小龙”在注重市场机制,着力改善市场协调职能,强化竞争政策,提高企业微观运行效率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方面的引导作用,完善软硬件环境,保持整个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失败教训

2.1 前苏联

在社会再生产条件逐步恶化,粗放经营潜力日趋枯竭,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并在随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完善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要求在1990年前完成经济发展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过渡,但一直到1991年底国家解体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经济发展方式仍处于粗放型状态。据统计,1980-1989年,前苏联经济增长率中,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率高达70.3%,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只有29.7%。[2]

阻碍前苏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很多,也非常复杂,包括投资政策和结构政策的调整不力,加速科技进步的进展缓慢,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拖后腿和国民经济中一些薄弱环节的“瓶颈”制约没有消除等等。但从根本上说,影响前苏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是体制问题,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所致,由此导致市场未能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

2.2 亚洲“四小虎”

亚洲“四小虎”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都像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可惜的是,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打击,这“四小虎”未能像“四小龙”一样打稳经济基础,还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大笔债务。其中,典型的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昔日的泰国,其经济曾经被称为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一夜之间突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成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在印度尼西亚,由金融危机直接演化为经济危机,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包括失业人口迅速上升,贫困人口大幅度增加,个人收入明显下降,犯罪和暴力事件激增,人们对经济与社会前景、公众与政府信誉失去信心,还间接引发了当地的排华暴乱。为什么持续20年经济繁荣、高速增长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在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会深深陷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呢?

其实,在发生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就已经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着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这些国家政府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忽视了促进社会进步,在从事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因此,一旦经济增长衰退和金融危机来临,贫困人口和家庭首先受到冲击,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并以抢劫、暴力和动乱的形式爆发,不仅体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贫富居民阶层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也体现了被压制的社会一旦开始对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以及领导人改善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就会迅速发生剧变,出现政治动乱。[4]

2.3 阿根廷

上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在梅内姆总统领导下试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成立货币委员会和在法律上保障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经济美元化、大规模私有化、调整联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的相互关系、改革国家管理体制和税收行政手段、放开市场和开放经济、取消对外国投资方式和资本帐户的限制、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梅内姆总统进行的改革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目标,1991-1999年国内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4.7%。

然而,梅内姆总统进行的改革,也存在着许多致命的缺陷,比如国家经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易受外部动荡形势的影响;所确定的汇率有对阿根廷比索估计过高的趋势;改革没能限制失业率的上升,没有促使更为平均地进行收入分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居民人数不断增加;国家机关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地区预算情况不佳,以及经济发展的比例失衡等等。正是这些隐藏的问题,导致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使其经济社会发展重新陷入困境。

3 借鉴与启示

综上分析,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有着很多共同的成功经验,比如都非常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都通过增加教育投入等来提高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积极转变产业结构以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注意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等。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模式上会有很大差异,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某一阶段或某些方面还是与我国有一定相似性,它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3.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动态性、渐进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个阵痛期,会对经济增长速度带来一定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从而长期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3.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具有广泛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全方位制度创新和综合配套改革。前苏联、亚洲“四小虎”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同步进行有效的社会方面的配套改革,以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

3.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抽象的政府引导与调控或市场化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确立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导地位,又采取灵活而务实的政府调控、引导政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中,寻求企业、政府与行业组织的优化整合,发挥多主体的合力作用。

3.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经验表明,只有真正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突破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制约,逐步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科技创新体制,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参考文献

[1]关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研究[EB/OL].www.dqfgw.gov.cn,[2008-01-22].

[2]葛霖生.中外十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6):72-78.

[3]葛霖生.论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J].东欧中亚研究,1997(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