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论（共12篇）
公共财政论 篇1
一、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基本概念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是随着公共财政体系和公共支出管理理论的产生而产生, 并伴随着公共支出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绩效管理的萌芽在古代就出现了, 但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和实践是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 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对于衡量财政支出结果, 一般选用绩效这一概念。绩效的内涵包含了效率、产品与服务、质量与数量、机构所做的贡献与质量, 包含了节约、效率和效益。运用绩效概念衡量财政支出行为, 不单纯是一个政绩层面的概念, 主要包括财政支出成本、支出效率、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前景等内涵。评价是为达到一定目的, 运用特定的指标、标准和方法, 对事物发展结果所处的状态或水平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其特征:一是评价依据合理性;二是评价标准客观公正性;三是评价方法科学性;四是评价结果可比性。
综合以上分析, 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 采用特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对照统一的评价标准, 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 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效果进行的科学、客观、公正的衡量比较和综合评判。
二、开展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意义
对公共财政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可以加强财政管理, 在很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财政支出评价分析机构, 制定评价的制度、标准与方法, 对财政投资项目追究行政责任, 有效的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效果。通过评价财政分配资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可以了解财政支出在相关领域行业所起的作用, 能够客观的反映财政支出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为提高财政投资决策水平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所以,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提高财政决策水平的有效方法。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从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出发, 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 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 并对其进行综合评估, 绩效评价方法要求科学和规范, 评价标准统一制定, 这样, 可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能多方面控制财政资金。在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中都存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它综合评价了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和投入风险等方面, 使财政调控功能充分发挥, 使财政资金安排的科学性也大大提高, 促进了实现财政支持社会的经济目标。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促进了财政支出的规范和依法理财。 (1) 既增加了公共支出透明度, 又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2) 对重点项目建设非常有利, 能够及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给运行中的项目, 促进了项目管理; (3) 财政执法和监督约束效用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也能大大提高; (4) 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 财政资金能够得到节约, 供求矛盾也能缓解, 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和实践分析
近10多年来, 我国在财政支出管理领域进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收支两条线等财政四项改革, 这些变革深刻地触动了传统的财政支出管理思想与模式。
2002年7月, 财政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举办了全国首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国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财政部门的专家学者就公共财政绩效管理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广泛交流。
2003年, 财政部颁布了《中央级教科文部门项目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央级行政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办法》。2004年6月, 财政部预算司在青岛召开绩效预算国际研讨会, 提出部门预算深化改革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绩效预算管理体系, 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和财政资金有效性。2005年5月, 财政部印发了《中央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同年10月, 湖北省财政厅出台《省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考评管理试行办法》, 对省级部门预算中28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试点。2003年以来, 全国先后有湖北、湖南、河南、广东、辽宁、北京、江苏、浙江、河北、内蒙、广西、福建等省、市、自治区开展绩效评价试点, 这个时期的绩效评价工作的重点转到以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为主, 评价对象和范围进一步延伸和扩大。
四、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不足
在我国绩效评价开始的时间还比较短, 对于公共部门来说更是如此。近年来, 国际社会都普遍重视绩效评价, 在公共财政教育支出领域, 我国财政部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并初步取得成效, 但不足的地方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评价指标设计过于注重支出分配而忽视了支出后绩效
目前, 我国财政支出预算目标的完成情况与执行过程的合规性是现行评价关注的重点, 但还没有开始实施或刚刚开始探索支出后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能性评价。如果预算拨款或者对现行规章制度的遵守情况是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观念局限的内容, 那么, 真正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的目的肯定会被误导会只重手段而忽视目的的“文化”, 忽视公众和神化了的官僚思维会出现, 社会的真正效率必将遭到损害。
(二) 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设计的评价指标
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是由财政部门根据通用的财务规则对自己而设立。以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为例,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总量及其占GDP的比重、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结构、教师总量、学生总量和结构等量化指标等, 这些都是主要采用的指标, 但这些指标过于简单, 只追求了定量化, 即使再具体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也不能对现实绩效进行全面客观地反映。几乎没有反映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的根本使命和职责实现绩效, 对整个公共财政教育支出绩效评价及其支出本身的发展易产生误导的影响。
(三) 很难实现绩效预算
绩效预算管理从建立到全面实行需要一个过程, 在项目预算中, 前期项目论证不科学, 在中期又局限于先确定资金再对项目进行论证的现象, 而且记录也很少, 财政管理上对绩效的关注非常少, 过多地存在了合规合法性监督, 部门和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不讲绩效、只管要钱的现象, 这些问题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有着严重的影响, 极易造成违规操作, 绩效评价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受到了制约。
(四) 缺乏约束有力的支出评价结果
目前, 还没有健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体系, 没有法律规范, 因此,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不能直接约束到财政资金支出项目中的成绩、问题与相关责任, 也没有约束到项目执行过程中各环节的责任人, 而只作为了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档案保存, 或是成为了有关部门加强新上项目管理的借鉴和参考, 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有着明显的影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也只是流于形式。
五、对公共财政支出实施绩效评价工作的建议
(一) 参照国外先进经验, 尽快建立适用于评价的指标体系
由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 因此应该参照国外的先进经验, 本着先易后难、分布实施的方针。首先, 要跟踪国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向, 及时掌握国外先进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其次, 考虑到部门和综合评价难度较大, 目前应尽快建立适用于评价的指标体系的标准值。最后, 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有关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 逐步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
(二) 应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标准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以一定量样本数据为基础, 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进行测算而得出的标准数据。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 评价标准是和评价的指标体系相匹配的, 标准并非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 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为提高有关评价标准的权威性, 财政部门可以仿效企事业绩效和国外绩效评价标准, 定期发布有关评价标准。
(三) 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信息库
这个信息库的建立, 不仅有利于收集、查询项目资料和及时反馈评价结果, 而且可以为培养持续、有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能力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全国预算单位会计决算体系, 改进数据采集的方法和途径, 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详尽、全面的基础数据资料;有利于收集支出项目立项决策、建设实施、生产经营等全过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据, 选定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重点财政支出项目的有关数据并做好数据信息的分类管理, 为支出评价指标和标准的设置与测定提供依据。
(四)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要科学与合理
一套完整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库的形成, 这是设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研究, 这是指标库的形成所需要的, 它的逐步完善和健全则要依赖于实践。要分别建立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单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库, 这样才能全面科学的评价, 得出的结果也才科学。
摘要：当前, 国际社会逐步重视起了绩效评价, 在公共财政支出领域, 我国财政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实践和探索, 但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体系, 不能有效评价财政支出。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实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我国现在的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仍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对相应问题给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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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 篇2
推行公共财政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职能，从根本上减轻财政负担、摆脱财政困境的治本之策，可以说搞公共财政是旧式财政运行机制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激烈碰击后悟出的真谛。但是，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前地方财政在构建公共财政新机制方面面临着许多难以回避和逾越的矛盾和困难。
一是保障基本支出需要的财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公共财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然而，现在地方财政特别是市(县)以下财力严重匮乏，收不抵支，财政收支难以平衡，有些乡镇的可用财力连教师工资都不够。如此紧张的财力状况，使地方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没有保障公共财政支出基本需求的财力。因而，难怪有人把“吃饭财政”当成公共财政。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无建设性支出的财政，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历来都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代表，都属社会公共需要的范畴，它应由政府出资兴办。
二是可用财力的增长难以满足刚性支出需要的矛盾。一方面现行财政体制下，税收任务由上级税务部门按照“基数加增长”的办法下达，难免与实际税源相脱节，地方财政无权追加或调整，不得不靠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增提手续费、拨款改善办公条件等形式协调与税务部门的关系，确保尽可能多的税收;另一方面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上级部门超越事权，规定下级支出项目、标准和范围，如教育、农业、科技、血防、计划生育、文化宣传、民兵训练等都有具体明确的硬性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拿着上级的红头文件，要求当地财政安排配套资金，有些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安排的比例或数额，没有顾及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另外，一些政策性增支因素不断出台，特别是调整工资、增发离退休人员生活费、提高民政定补标准、增加岗位津贴和警衔工资等，使得地方财政入不敷出。
三是财政支出“越位”难退、“缺位”难补的矛盾。财政支出范围一方面存在“越位”，职能相近的部门重复建立，一些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和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乃至后勤服务部门也在财政供给之列，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开支比重偏高;另一方面严重“缺位”，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在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投入不足，不少地方的人员工资和公用经费不能打足，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两个确保”无法实现，医疗保障没有保证。由于“越位”退不了，致使“缺位”补不上，与公共财政的基本运行机理相悖。
四是财政支出标准与实际不符之间的矛盾。近几年，尽管对财政供给标准做了多次调整，但仍有不少财政供给标准与实际不符，如住宿费、出差费等，标准偏低。如果提高标准，可用财力又无法满足。而且在财政供给范围没有完全净化之前，就实行统一的集中国库支付制度，必然要增加支出，加大财政的压力。
五是财政自身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矛盾。在预算管理上，预算编制不细，预算期财政收入的测算一直采用以增长比例确定总量增长的办法，财政支出的安排长期存在切大块直至执行中频繁追加的.问题，即使有些地方实行了“零基预算”，却不够规范，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漏洞较多，如同做数字游戏。在预算的完整性上，由于部门利益的驱使和管理措施不到位，预算外资金并未作为财政性资金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收支统管，财政预算仅仅包括了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支分散于各部门和单位，成了财政难以掌握的“第二预算”。在财政监督检查上，当前财政监督的范围与深度、方式与方法还不适应职能转变的要求，财政监督检查还没有渗透到财政性资金使用的各个环节，存在着真空。
公共财政的建立势在必然。那么，当前在构建公共财政新机制上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如何解决呢?笔者以为必须从四个方面加以改进。
(一)完善财政体制，合理分切“蛋糕”。首要的是正确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财权与事权的正确划分和规范实施是分级财政体制的前提条件。要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严格按事权行使财权，克服“下级靠上级补助实现平衡”的观念，严禁互相“钓鱼”等不规范行为。其次要合理分税。地方税种设置是否合理，一方面要看能否保证必要的地方税收入，使地方税收入与其所能承担的职责任务相适应，另一方面要看地方税基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既要依据税种性质，将零星分散、税基较窄的税种划归地方，又要兼顾地方税收规模，将少量收入稳定、税基丰厚的税种纳入地方税范畴。再者是要尽快出台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用因素法核定各级财政支出水平和收入能力，并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减少人为因素，实行转移支付。在财力紧张的状况下，为实施有效调控，适当集中增量财力是必要的，但从发展趋势看，收入增长的大头不应归上级财政，以调动各级财政的积极性，建立自求财政平衡的激励机制。
(二)建立规范的税收体系，以保证能够满足公共需要的财政收入。如何组织与公共支出需求相应的财政收入是当前最棘手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一要清费立税，完善税制。1994年改革后的新税制已运行好几年了，其中的弊端已经显露，这就要做好新税制的完善工作。重点是要研究解决增值税转型和扩大征收范围、消费税改革以及出口退税机制的改革等问题。增值税要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课税范围逐步扩大到劳务领域，使增值税成为覆盖货物和劳务所有领域的一个税种。消费税要适当扩大征收品目，对烟、酒等传统征税品目的政策和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在更广泛范围内发挥消费税调节经济和筹集收入的作用。针对出口退税上征税与退税相分离、退税以实际退库为主，发生很大现金流的情况，应该在严厉打击出口骗税行为的同时，改革出口退税机制，从制度上最大限度地防止骗税现象的发生。为防止费挤税，侵蚀税基，影响财政收入，应清理不合理收费，保留规费等属于工本性质的收费。规范由政府机关征收的政府性基金，对已经实行多年、比较成熟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实行费改税。加强收费票据管理，实行源头控制，把所有预算内外资金都纳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二要改革税收计划管理模式和考核办法。应在建立税源台账，对税源充分测算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税收计划。对税收计划完成情况既要从数量上考核，又要从质量上考核，看其是否严格依法征税。如果没有做到应征尽征，即使数量上完成了税收任务，也不能认为完成情况好，从而在考核机制上扭转过去不科学的做法。三是落实责任，严格监管。建立健全收入征管责任制，明确各自的职责，并将责任明确到人。对税收征收情况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有税不收的，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征收入库，既不作为税务部门的实际入库数，还要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和经济责任。只有把该收的收入都收上来，才能为公共财政的实施打下坚实的财源基础。
(三)确立科学的支出体制，构建公共支出框架。第一要科学界定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一般性的竞争性生产领域与财政脱钩，全面推向市场，通过市场手段配置资源，腾出更多资金，提高对科学、教育、环保等方面的投入。第二要重新确定支出顺序。坚持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根据有保有压、保压结合的要求，按照保工资发放、保机关正常运转、保社会保障、保公共建设的顺序编制预算，确保重点支出需要。当前，特别是要结合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合理定编、定员，保证人员工资的及时发放。继续加快事业布局调整，打破区域和行业限制，改变布点过于分散和部门所有的封闭状态，实现事业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要调整财政建设性资金投入。公共财政并不排斥建设性资金的投入，关键是要改变投入的方式和方法。财政要从过去直接对竞争性领域、应用性研究、一般性文艺团体的投资和企业亏损补贴等当中退出来，逐步转向公共投资领域，也就是影响整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市场不能投资、不愿投资、不敢投资的领域，如兴建水路、电、桥等基础设施，投资兴办学校、医院、基础科研等事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为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和投资环境。
公共财政论 篇3
政府采购是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体现
公共财政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政府采购是公共财政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直接支出的一项基本手段,更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职能主要表现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等三方面。
(一)从资源配置作用来看,在市场上,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通过成本内部核算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使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独占性和竞争性,由此导致市场只能提供私人产品,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社会需求既需要私人产品,也需要公共产品,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必将越来越广泛。因此需要政府财政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而政府采购恰恰是政府行使资源配置作用的直接手段。
(二)从收入分配作用来看,合理的收入分配包含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方面。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能使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动机的“经济人”充分发挥其活力、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经济效益,但无法保障社会公平。因此,国家为保障经济社会的顺利运行,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来校正和改善这种分配不公的生产关系。政府采购就是政府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从市场上购买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将其应用于开展政务活动和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同时还具有扶助弱势群体,进行社会保障,从而调节收入分配,以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作用。
(三)从促进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角度看,政府采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稳定包含着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等多重含义。为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政府需要应用包含政府采购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作为杠杆,纠正市场失灵、调节财政收入与支出、稳定物价、保护民族产业、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政府采购管理的意义
政府采购虽然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也应该要求一定的经济效益,由此来保证公共财政投资的合理、合法性,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首先,提高公共财政的效益必须从加强政府采购的管理入手。政府采购必须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府采购的效益水平,节约资金、提升质量、提高办事效率的目标;
其次,政府采购管理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确保政府采购的方式、程序以及评价标准,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使政府采购成为市场经济活动法制化、有序化、规范化的典型和样板,并由此带动整个市场经济走向法制化的进程;
最后,政府采购管理还对政府的依法执政、廉政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着采购主体的有限理性的问题,在采购的过程中由于决策和行为当事人不仅掌握着财政资金,而且作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具有“超经济”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地位很容易导致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行政垄断,并最终导致“寻租”腐败。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管理。
我国政府采购管理制度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
我国的政府采购自1996年开始推行,其公共财政性的特性要求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之初就要强调“规范为本”。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时间尚不长,但是我们采购制度的基础打得较为扎实,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基本可以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
首先,我国政府采购工作所确立的“三公”原则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内在要求的贯彻和体现。
公开透明原则即源于政府采购的公共性,由于政府采购的实质是社会的公共采购,所以,政府采购必须向社会公众负责,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采购过程的公开透明,则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基本前提。这个公开透明原则包含了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采购需求,采购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公开透明,真正体现了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职能。
公平竞争原则是实现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重要保证,也是必要条件。我国的政府采购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始终坚持将竞争机制和竞争的公平性引入政府采购的贯彻落实。
公正平等原则是建立在公开和公平的基础上的,只有公开和公平才能使政府采购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其次,集中采购方式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客观要求。
集中采购的方式能有效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体现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政府采购的集中招标多采用竞争性招标采购的方式,这使政府掌握了选取商品、服务工程的主动权,保证采购质量。同时,由于政府采购数量巨大,集中采购是必然的采购的方式。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手段之一,采购数额巨大集中采购方式的实施,有助于实现社会总供需的平衡,有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有助于平衡地区间经济的发展。
再次,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框架体现了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规范化的要求。
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推行时间并不长,但是在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推行之初,我们便明确了政府采购制度必须走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客观上要求政府采购制度必须规范化,并将这个规范化上升到法律约束的层面。《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我国政府采购向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这两部法律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各个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同时还有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补充性法规,使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建设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合理的框架体系,使我国的政府采购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
当然,整个政府采购制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国政府采购领域需要规范的方面还很多,我们在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建设上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建设却做到了步步规范,每一步走得都比较扎实。这都有利于政府采购公共财政职能的实现,体现政府采购的公共财政性。
最后,我国政府采购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从无到有,逐渐明晰是我國公共财政改革的具体体现。
政府采购是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前我国推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甚至没有政府采购这个基本概念。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国对政府采购的意义认识逐渐深刻,推行了政府采购制度。在我国,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管理部门,各级财政部门都设立了专门的政府采购部门,各级政府还分别设置了政府采购中心来具体负责各地集中采购目录的集中采购执行,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置从无到有,并呈现逐步细化,逐步完善的趋势。这些都是政府采购公共财政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政府采购管理体系贯彻公共财政特性的体现。
论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篇4
公共财政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 是政府对资源使用和分配的过程, 是政府的主要经济行为之一, 这种行为并不是某个单一的机构或行政人员的行为, 而是要经过多种主体在充分了解各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制定的过程, 而这实际上就是决策过程。资源的稀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使得预算过程充满了冲突域纠正, 因此, 必须设计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预算决策活动, 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的预算过程。公共财政预算决策主要由预算基本要素、预算参与者和预算决策机制构成, 下面主要探讨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公共预算作为一个资源配置和使用过程必然受到一些机制的约束, 这些机制通过影响预算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的分配, 决定着预算活动应遵循的程序和规则, 最后决定着预算的效果。预算决策机制就是指规范这些预算参加者预算行为的预算结构、程序与规则。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决策机制, 预算活动就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 预算就不能有效运行。
(一) 预算结构
预算结构就是指各个预算参与者在预算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和责任的分配, 它对预算决策的基本框架起决定性作用。预算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就是预算权力的分配情况和预算权力分配的集中和分散程度。
1.预算权力的分配, 就是预算编制权、审查权、批准权、执行权、调整权、监督权等预算管理职权在立法机构、政府负责人、核心预算机构、预算主管部门、利益集团和公民等预算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但实际上, 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分配是预算权力分配的根本性问题。我国的预算决策过程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因为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是先由中央各部委、财政部、国务院等行政机构制定并修改预算后由同级党委审核和批准再由全国人大进行审批, 因此人大就掌握预算决策中的审批权, 预算编制权是由行政机构来掌握的。
2.预算权力分配的集中和分散程度, 就是指预算决策的收入、支出、执行、平衡等要素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以及各个参与者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我国是多元分散的, 自下而上的预算结构。预算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由于我国的行政领导体制, 我国行政预算体制有两个负责人, 即政府和党委, 这就分散了预算的监督权和审批权;其次, 我国除了财政部外, 还有一些准预算机构, 如经贸委、计划委员会等等。同时, 从根本上来看, 我国是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这是因为各个部门在财政部作出完整的战略规划之前, 向准预算机构提交相应的项目预算估计, 财政部经过综合平衡后向国务院提交, 国务院再作出审定并制定一定的控制数, 各个部门按照这个控制数在重新编制预算。由此可以看出各个部门在预算决策过程中掌控预算的基础性问题, 因而是自下而上的预算过程。
(二) 预算程序
预算程序就是预算的收入、支出、平衡、执行等决策应遵守的程序, 简言之就是预算的法定程序。预算程序某种程度上受到预算结构的影响。我国的预算过程是从6月份开始的, 下面以时间的顺序叙述预算程序。
每年6月我国财政部向各部发布编制预算的通知, 7月各部基于前几年的信息数据和明年的发展战略对次年的支出进行估计后编制预算并在8月将编制的预算提交给财政部。财政部收到各部的预算后, 根据往年的预算情况进行审查, 制定“控制数”, 11月, 将各个部门下达这个控制数, 要求各个部门按照控制数重新编报部门预算。各个按照财政部的要求修改预算, 再次提交给财政部, 财政部审查各个部门重新编制的预算后汇总编制政府预算。12月, 财政部将编制的政府预算报国务院, 根据国务院的以及修改预算, 再次送报同级党委审查。此后, 次年1月财政部将政府预算草案报人大常委会进行初审, 将人大常委会形成的预算提交人大大会。财政部根据人大大会审议的要求再次调整各部的预算, 并编制的预算向国务院、同级党委、人大送报, 在2月人大再次进行审议后确定预算。
但是在这个预算程序中各部所编制的预算包括核心行政机构 (财政部) 之外还包括其他准预算机构, 因此财政部在指定控制数的时候还要考虑其他预算参与者的资金。
(三) 预算规则
预算规则就是预算活动各环节应遵循的一系列具体规则, 如各个部门在作出预算估计和指定预算水准以及使用资金是应遵循的各种规则。预算规则也受到预算结构和预算程序的影响。我国通过不断地改革, 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预算规则。完善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将定员定额与实物费用定额相结合;项目支出采取项目库管理方式, 推动项目库滚动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 将公共预算外收入逐步纳入预算内, 实行综合预算编制;推行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有效规范政府的支出行为,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定预算编制程序, 明确确立“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
公共预算决策机制将会影响预算参与者的行为选择和动机结构以及所获得的信息, 而这种影响又可能作用于公共预算各个活动。
二、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十年改革, 逐渐规范了政府的预算行为, 我国的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得到了完善, 但从整体上来讲, 中国公共财政预算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公共预算决策参与者的预算权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预算权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尤其是人大在预算决策过程中审查和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 这是因为, 首先, 没有明文规定其权力法律基础;其次, 预算过程中人大与行使审查监督权的预算参与者, 即同党委和政府之间关系理顺不清。这些问题使得人大对预算决策过程中的介入缺乏合法性基础, 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除了立法机构之外, 行政机构在预算资源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也有待完善。由于我国自下而上的预算程序, 使得我国预算资金的配置上无法贯彻行政机构高层的意志。
二是预算责任划分不清, 无法有效监督预算权力主体。这是由于我国分散化的预算结构导致各预算参与者之间权责关系的不一致, 导致回避和推卸预算责任的现象泛化。我国的行政领导制度使得我国预算体制拥有两个负责人, 这就难以追究监督和责任主体。而且在政府负责人既是个人又是集体, 这又使得责任追究更加困难。
三是非正式制度对公共预算的影响很大, 使得公共政策与公共预算相脱离。随着预算改革的深入, 正式制度已经建立但并没有发挥其权威作用, 预算决策中受到传统的、个人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从而出现公共政策不能引导或影响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 同时公共预算也不能约束公共政策的现象。
四是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 缺乏公民参与。我国基于利益集团影响预算决策的考虑, 不公开预算的决策过程, 甚至预算结果也不公开, 是一种封闭式的。因此这种预算过程中公民不能介入预算过程, 不能监督具体细节, 很难追究预算责任。
三、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的建议
正如上述所述,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仍存在着权力不明确、规则不合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预算, 可以从公共预算决策机制的三个方面开始。
一是在预算结构方面, 明确公共预算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调整预算结构。充分发挥人大在预算决策中的审批权,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人大的审批权和审批内容, 将人大代表能够提前介入公共预算的审议, 扩大初审的主体, 并明确规定审批结果的法律效力;有效发挥政府和党委在预算决策中的作用, 进一步确立正式制度在预算过程中的权威, 理顺协调党委、政府和人大之间的关系, 党委负责制定宏观层面上的战略, 起引导性作用, 政府根据指导方针编制好公共预算, 人大充分发挥其审查权;有效发挥财政部在预算决策中的作用, 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配置由财政部去分配, 并明确规定准预算机构的预算。
二是在预算程序方面, 完善预算监督责任体系, 优化公共预算的决策程序。应延长公共预算编制和审批周期, 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设立预算考核指标, 按照这一指标采用自评和他评的方式对各个部门或项目的预算效益进行评价, 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评价体系;加强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的监督, 加强资金分配过程中的权力之和和监督责任体系。
三是在预算规则方面, 提高公共预算决策的透明度。首先要实行公共预算公开, 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会议结果公示制度、听证制度, 使政府权力的委托者, 公众及时了解预算信息并有效约束其代理人政府。其次, 在公共预算决策过程中注入民主的观念, 使得公众通过公民调查、公民听证、公民会议、公民论坛、关键公众接触等方式真正参与并影响国家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过程, 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公共财政预算表现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计划, 影响着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其决策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决策机制去进行。在某种意义上, 公共预算的决策机制决定着公共预算活动及结果, 因此必须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
摘要：公共财政预算表现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计划, 影响着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发展, 因此其决策过程必须严格按照科学的决策机制去进行。在某种意义上, 公共预算的决策机制决定着公共预算活动及结果, 因此完善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决策机制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公共财政预算,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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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的财政绩效评价工作 篇5
在公共支出管理制度中引入和突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环节，是我国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财政支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支出管理中的目标与结果及其结果有效性的关系，即通过政府资金投入与办事效果的比较，估量效果与支出的匹配性，其根本目标是评价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因此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推崇。
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的实施意义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改善公共管理水平的重要工具，具有判断、预测、激励、约束等多项功能。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和方法，是深化财政改革的必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缓解财政收支矛盾。能够通过对财政收支对比关系的深入分析，对财政资金运用结果的绩效评价，促进财政资金供给理念从供给保障向“有效供给”的实质性转变，进而更好地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财力需求。
1.有利于确立以财政支出效果为最终目标的财政支出取向。
财政支出和管理的全过程应该是：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再到决算，到最后的追踪问效。而我们常说的财政三步曲只是预算、执行、决算，缺少了问效这一环节。长期以来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财政资金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重收入轻支出、重分配轻管理、重项目轻效益”的问题，存在着财政支出规模与支出效果脱节的缺陷。财政预算支出以规模而不是以效益为基本目标取向，财政的主要任务被误解为要最大程度地满足各部门的资金需要，各部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争项目、争资金上，而投资责任和支出效果却往往无人负责，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较低，导致行政成本加大和公共资源的浪费。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将支出控制的重点从投入转到了产出或结果，突出强调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效益，要求支出机构承担起对于产出或结果的管理决策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突出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的约束。
顾名思义，公共财政是公众的财政，公众有权知道财政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同时，公众不仅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更希望有一个高效的政府。高效使用纳税人的钱，是纳税人对政府的要求，也是政府自身提高执政能力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需要。通过对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判断钱花出去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没有取得较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现并分析资金使用上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将目标主要锁定在提高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挖掘潜力上，有利于控制预算规模，防止预算支出膨胀。寻求以最低成本最大限度地满足公共需要，最合理、最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完善财政政策。
3.有利于增加财政支出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进而逐渐推动“绩效预算”模式的建立。
通过对财政资金投入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把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从资金分配源头上予以规范，进一步管理好财政资金支出的闸门，体现了以结果为中心的理财思想。在政府与财政的关系上，财政不再是过去那种被动的出纳机构，而真正成为“政府的理财者”。这对那些“只想要钱，不想办事”的机关肯定是有压力的，至少他们先得想想要办成哪些事，然后才去要钱。部门单位向财政申请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报一个文件说要多少钱就行，而是从一开始就要把资金的绩效目标以及评价结果与预算结合起来，实现绩效与预算的匹配，彻底改变预算单位申请预算随意要价的做法，硬化预算的约束。
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面临的难点分析
目前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虽然已有初步的基础，但由于起步较晚，仍然处于理论准备和试点摸索阶段，全面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并使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合理的鉴证性还需要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
1.发展和建立一套成熟而且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绩效测评体系，需要较长过程。
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能够反映政府公共活动效能的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计量方法，使项目的绩效目标能够量化、具体化，为评价各项目的绩效提供技术支持。由于财政支出范围广泛，具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支出性质评价的复杂性。如何采取一种比较准确的办法，来对财政支出绩效进行衡量，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的核心问题和主要难点。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集编制一套系统和公正合理的评价标准值，熟练掌握和应用评价方法，优化评价手段等都还需要一个过程。
2.全社会对绩效评价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缺乏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氛围。
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刚刚起步，目前还没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工作缺乏硬约束。也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财政部门就是绩效评价工作的执行主体，工作起来难免出现个别部门、单位不积极主动配合的现象。同时传统的、固有的观念给绩效评价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阻力。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财政资金是“唐僧肉”，不吃白不吃。绩效评价工作对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要打破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其难度可想而知。在目前考核机制下，单位领导最看重的是其在任职期间的发展业绩，最重视的是“争项目、争投资、争规模”等“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以求得发展效应，即期望的是眼前或很快能看得到的成绩。绩效评价在推动发展效应方面更是一种“内含扩大再生产”方式，而且绩效评价是对过去已支出的、现在正在支出的和将来要支出的财政资金或项目的有效性进行更深层次的监督，这些矛盾将或多或少限制财政部门绩效评价的开展。此外财政支出涉及到各个层面，牵涉到部门、单位甚至是个人的利益，财政支出本身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也增加了绩效评价工作的难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财政资金使用部门、单位和项目追求较好支出的动力。
三、对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对策建议
要着力培育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环境，不断建立和完善实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所需要的各种基础条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多角度看待财政支出的绩效问题，从而逐步有效地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的广度和深度。
1.强化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宣传力度，树立绩效评价理念。
只有破除传统观念束缚，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对公共资金绩效评价的重视程度。一是财政部门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对绩效评价工作重要性的宣传。通过重要工作会议加以强调、通过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让公共资金绩效评价理念深入人心。要运用绩效评价试点成果，积极争取各部门领导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二是制定并完善相关奖励制度，建立领导任用及提拔与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挂钩的考核机制，扭转以往注重短期内“短、平、快”政绩的做法。
2.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支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氛围。对财政支出进行追踪问效，不仅仅是财政部门的事情，也是资金使用单位和财政部门的共同责任。财政部门应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力量，加强沟通联系，注意听取意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达到相互理解、配合和支持，形成共识，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3.设立专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组织机构，作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执行主体。
通过成立有权威性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综合管理机构，负责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制度建设和具体评价工作的组织落实，为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原则，选择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开展试点工作。现阶段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实施范围主要是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大宗申请款及教育、水利、社会保障、基础建设等财政支出。逐步有序扩展绩效评价的实施范围和完善组织管理程序，收集评价衡量体系中所需的基础信息，建立和完善满足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支出性质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保障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4.增加评价结果的约束力，确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权威性。
逐步探索绩效评价结果公示制度，根据财政支出评价结果分析诊断单位和部门的主要政绩水平，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绩效评价结果既作为部门单位后续拨款的重要依据，倘若一个部门经过考核，存在绩效或与经费不配比，将成为预算主管部门削减预算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作为该单位目标管理考核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参考。
5.逐步推动“绩效预算”模式的建立。
公共财政下一步 篇6
记得年初南方雪灾还在紧张抗击时，山东号称以300亿元倾力打造一座方圆300平方公里的“中华文化标志城”，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我对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都太想做事，太想做大事。然而，有些时候，它们却不太知道最该做什么。
结合政府的定位和经济学的原理，各级政府在做出任何一项具体选择时，都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点：政府是对谁负责的，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公共资源是有限的。
毋庸置疑，政府是对老百姓负责的。现在我们已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里的“服务”当然是指公共服务；“服务型”则是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需要讲效率。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首先来自于将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入提供公共服务。为此，政府就要节约与自身有关的开支，如公车的开支、吃喝的开支等，而这恰是当下问题最为集中的方面。其次，国际经验表明，公共财政的效率来自于准确地界定其使用范围，科学地制定其提供标准，并使其使用范围、提供标准都公开透明。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上述相关的财政体制改革的难度极大。
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基本是在做增量的文章，也就是说，在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中，尽可能增加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教育、卫生、医疗、文化和科技等的支出。下一步的财政体制改革肯定要触及存量，即要改变原有的支出结构，大幅度地增加各种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相应减少用于政府自身的支出。不难想见，这一伤筋动骨的改革将会遭遇多大的阻力。而且，实施这一改革的主体，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就要减少自身的支出。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一些大手大脚惯了的部门和人员，一定要从立场和情感的高度，并用刚性的预算和制度予以约束，才能切实地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坦率地说，一些部门和人员对公共财政为何物，基本是不甚了了。而且，长期在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影响下，部门和人员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我们在花自己“赚”来的钱。他们较少有纳税人意识；较少有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共享意识。
现在，既要让他们明白公共财政的收入，每一分钱都是人民的钱，又要让他们用好人民的每一分钱，使之创造更多的公共服务，这肯定有很大的难度。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公共财政的成功经验，用全新的理念改革财政体制，以新的体制和机制来保证“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论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的关系 篇7
1.1促进市场机制和经济运行和谐
市场和政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两种手段, 它们互为补充。政府的职责就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领域, 市场能调节的由市场来调节。财政就应当从传统的“生产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 来满足公共需求, 提供公共产品, 确定合理的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 防止经济波动。政府应当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深化税费改革, 优化财政收支结构, 实行结构性减税。
稳健的财政政策包括:压缩财政赤字, 控制国债发行规模, 减少政府投资等。对赤字的控制, 有利于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和谐关系;控制国债有利于减少财政风险;减少政府投资, 能够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求财政应大力加强在社会事业方面的职能作用。财政资金应优先应用在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西部大开发等方面, 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公共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加强社会保障及鼓励和引导消费等事项给予大力支持。
深化税费改革, 建立更加公平、科学、法制化的税收体系。其一, 完善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三位一体的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体系, 覆盖个人收入运行全过程, 强化税收调节收入功能。其二, 加快开征物业税, 建立健全财产税和地方税收体系, 调节财富分布差距。
1.2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 关键就是发展
财政应致力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快速发展, 财政实力的增强, 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 为消除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城乡差别等方面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奠定了基础。当今社会的不和谐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就业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方面。而公共财政就是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在就业问题上, 采取各种财税政策, 促进新生劳动力就业, 下岗人员的再就业,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通过财政支出, 举办公共工程, 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通过财政补贴等税收优惠政策, 刺激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增加就业岗位;运用公共财政资金, 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免费为失业人员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 最根本的是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加大反哺农村的力度,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 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同时, 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力度。
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政府应综合运用多种财税政策工具, 着力提高低收者的收入水平, 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通过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和偶然个人收入所得税, 通过适当的财产税和遗产税, 来缩小贫富差距, 达到收入公平;开征社会保障税, 设立最低工资制度, 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
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 政府应保证义务教育资金的到位, 使其真正运用到发展基础教育的方面上。同时, 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各自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在医疗卫生领域, 政府要加大卫生投入, 建立健全完善合理的医疗卫生保障系统。加大公共卫生 (如防疫、传染病的防护等) 的支出, 尤其是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 改变不卫生的饮食习惯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公共卫生应该以防为主, 防治结合, 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比重, 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
1.3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财政通过税费、支出等组合工具, 对解决生态环境、国土整治、防止污染、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提供积极支持。
生态环境不仅要保护和修复, 更要注重建设。要把改善生态与保护环境摆上同等位置, 同步推进, 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比重。另外, 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的投资, 使其享受到“谁投资、谁收益”的优惠政策。财政资金重点运用到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地区的重点项目上。对长江上游、黄河上游退耕还林、生态保护等跨流域、跨地区的项目, 中央财政应加强转移支付力度。
防止污染方面, 政府采购要优先购买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绿色产品, 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 推动国家循环经济及其具体措施的落实。
资源方面, 运用有效的财税政策, 节约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节约型社会。改变过去矿产资源无偿使用的状况, 让企业取得采矿权, 并逐步完善资源税, 扩大征税范围, 改革计税依据, 加大税收对资源开采和使用的调节力度。
在发展循环经济上, 运用政府采购政策, 加大对节能产品、资源节约和再利用产品的采购, 并对一些资源节约重大项目和重大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投资和资金补助或贷款贴息支持, 利用税收优惠措施促进资源节约。
2公共财政自身和谐
2.1运用和谐
首先, 推进依法治税, 优化纳税服务, 建立和谐的征纳关系。应努力在“发展、和谐、依法、诚信”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同时, 税务部门还应大力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搞好纳税评估, 加强税源管理。
其次, 实现依法理财和民主理财相结合的阳光财政。继续实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制, 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规范政府基金和收费项目, 建立统一、完整的公共财政预算, 增强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和规范性;完善财政决策机制, 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财政事项社会公示制度, 实行支出决策论证制和责任制, 推进财政支出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再次, 建立和谐的债务运行机制。国债风险是财政风险中的核心内容, 控制财政风险的核心就是控制国债风险。应合理适度地发行国债, 建立国债专项预算, 降低因过度举债或使用公债不当所产生的财政风险。
最后, 和谐处理财税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这种和谐运行应以法治、规范、科学和透明的财税运行流程为基础, 相关利益主体充分表达自己的主张, 充分了解财政状况, 这是实现和谐运行的根本前提。做到工作严谨、运行透明、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让其他部门理解财税部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在发展适当超前的情况下, 财税部门应兼顾其他部门的实际情况, 与其他部门互相促进, 和谐发展。
2.2财税制度和谐
其一, 建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
1994年, 我国进行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以法律形式赋予地方财政独立的一级财政地位, 从而确保了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但从总体上看, 我国现行分税制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 如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 收入规模过小, 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 造成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不和谐;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不和谐;税权过于集中, 征收管理权限交叉, 地方间财税竞争引发了地区间关系的不和谐等。因此, 改革重心应是理清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要明确划分政府间的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减少财政层级与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相结合以及完善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
其二, 税制改革。
财税部门应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 研究城乡统一税制, 建立更加公平、科学、法制化的税制体系,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创造更加良好的税收环境。发挥税制调节收入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建立起所得、消费、财产三位一体的税制调节收入分配体系, 覆盖个人收入运行全过程, 形成从分配、消费到财产积累三个层次的联合调节体系, 在税制设计上将这三个税作为一个整体, 依调节的目标和需要, 在各个调节层次上统一配置各税种的调节功能和力度。
其三, 优化财政支出体制改革。
以人为本,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求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优化支出结构, 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和使用资金的能力。
具体地说, 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财政支出范围必须依照政府职能的范围适时调整, 减少“越位”性支出, 加大对社会保障、贫困人口、科技教育、卫生医疗、公检法、行政管理等社会公共领域的资金投入, 确保重点支出项目的资金需要。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通过以上两个方面, 达到财政支出体制的优化。
3结语
总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不仅要求财政自身的和谐, 而且要充分发挥财政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财政的社会服务职能, 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使之都达到和谐状态, 真正把公共财政建设为优化社会资源、调控社会复杂关系的社会主义和谐财政, 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良好的财政支持。简言之, 和谐社会和公共财政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摘要：作为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联系的公共财政,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担当其重要职责:致力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公共财政本身运用应当和谐。公共财政要运用一系列财税政策及其组合促进市场机制和经济有效和谐运行, 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关键词：公共财政,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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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论 篇8
一、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的内在联系
公共财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集中的一部分国民收入, 用于满足社会公众共同需要的分配活动和分配关系。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公共需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实质是一个分配问题, 而作为国家则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支出, 国家的这种责任通过财政来实现。因此,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内在联系。
首先, 社会保障本质即为一种财政分配关系。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看, 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国家补助、企业缴款、个人缴费, 这三项来源都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 尽管这部分基金不一定由税务机关征收, 也不一定上缴财政, 但它归根结底反映了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分配, 即一种财政分配;从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来看, 国家将社会保障资金用于支付赡养孤儿及无依靠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费用, 用于支付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等。这样以来, 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劳动者的收益, 以消费资料的形式提供给广大劳动者并转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受领者总是由于国家有政策或国家直接组织才得到社会保障基金, 因而社会保障资金的发放最终还是反映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其次, 二者拥有共同的作用主体和目的。市场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缺陷, 因此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来保障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社会保障的作用主体是国家, 公共财政是政府要弥补市场缺陷、干预经济而产生的, 其作用主体也是国家。而且, 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 二者的作用目标是相同的。
再次, 二者职能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公共财政的分配职能和稳定经济职能与社会保障更是密不可分的。分配职能中的福利性转移支出本身就是社会保障的内容, 社会保障税本身也有再分配的作用。在稳定经济的职能中, 社会保障税税率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波动。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之处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关乎国运、惠泽民生”的系统工程。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满足人们的发展需要, 维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竞争的起点公平, 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然而目前, 在公共财政的框架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 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缺乏持续性, 社会保障缺乏长效的财政保障机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 这在客观上要求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财政投入不能仅限于满足当期平衡, 还要着眼于建立可持续性发展机制, 以实现长期收支平衡。但是, 由于财政未及时投入资金来清偿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历史债务, 加上职工个人缴费未能按规定打入个人账户, 致使新型养老保险基金仍然严重缺失, 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无法有效落实。
第二, 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随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服务对象的逐步增长以及管理服务方式的金融化, 社保的业务成本不断增加。公共财政拨付资金不足, 致使社会保障却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投入。尤其在公共卫生方面, 按照公共财政要求, 财政补助政策和标准的制度要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基础, 但一直以来,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一直是一种框架式改革, 改革没有落到实处。
第三, 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资金的使用结构不尽合理。由于财政性资金使用具有行政垄断性质, 其主要受益者为社会相对强势群体。比如, 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国有企业职工与其他所有制从业人员、城乡居民之间, 公共财政投入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上都有较大差距, 社会保障的初始作用被削弱。
三、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目前, 我国社会保障还存在上述的许多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在公共财政模式下,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一) 建立长效财力保障机制, 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
抵御公共风险是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职能之一。但是, 公共风险的损失程度难以预测, 这就要求我国政府部门必须建立起长效的财力保障机制, 以便向社会及时足额地供给社会保障基金。
首先, 保证预备费的稳定性。预备费作为最常规的应急手段, 一般用来解决数额不大的突发性支出。当遭遇突发事件时, 预备费的功能及稳定性决定了是否有必要启用其他应急手段。所以, 强化预备费的功能及稳定性是建立长效财政保障机制的基础。具体来讲, 对预备费采取基金管理的方式, 即每年安排的预备费余额不得用于其他预算开支, 而应纳入预备费基金;还要努力扩大预备费基金来源, 如预算盈余、预算超收收入等不应用于追加其他的预算支出, 原则上将其纳入预备费基金。
其次, 建立财政风险基金和国债偿还基金。建立一笔专门的、稳定可靠的、可以持续使用的财政风险基金有助于建立稳定的财政基础, 它与财政后备基金共同构成财政安全的保护屏障。至于该风险基金的来源构成, 可以在财政支出中按一定的比例列支, 也可以参照总预备费的提取办法。此外, 我们也可以借鉴国际经验, 建立国债偿债基金以避免财政债务危机。
(二) 建立公共卫生财政财务保障体系, 推动公共卫生建设
首先, 要深化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支出的结构性矛盾。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界定公立医院的性质, 明确非营利医院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离休干部等特殊群体和部分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下的贫困群体。对营利性医院, 则应在全面推向市场的基础上推行股份制合作、企业化经营等形式的改革, 通过相应改革减少财政总支出, 加大公共卫生支出。此外, 政府还要尽量缩小城乡公共卫生经费支出的差异, 对边远贫困地区以及疾病、传染病高发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
其次, 要着力规范财政补助政策。可以将我国医疗机构划分为纯公益机构、准公益机构和非公益机构, 在此基础上, 严格界定公益、准公益和非公益机构和产品范围, 规范财政补助政策。对纯公益机构和准公益机构, 政府财政要根据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予以补偿;而对非公益机构, 政府财政可以只对机构改革前原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给予补助。
再次, 构建完善的公共卫生经费管理系统。公共卫生经费管理系统应该包括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 以民政部门为主、社会团体为辅的筹资系统, 以财政为主的经费供给系统, 及以政府补助为主、收费为辅的成本补偿系统。
(三) 调整公共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结构, 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政府要着力调整公共财政投入结构, 以社会公平为着力点, 创造条件, 合理地向城乡和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分配公共财政资源, 努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要改善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分配方式, 适当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幅, 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投入的倾斜力度;要切实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扶持力度, 给予农村居民适度的最低生活保障, 扩大农村医疗合作的覆盖范围。
综上所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也正揭开新的历史序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我们必将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 全面汲取国际经验, 努力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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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术.公共财政框架下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J].党政干部学刊, 2007, (4) .
公共财政论 篇9
公共财政 (Public Finance) 是指国家 (政府) 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 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构建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 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
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 是按照工业标准, 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公共财政与文化产业关系上,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产业具有商业化、赢利化等特征, 应该由市场机制去解决, 即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会自行调配, 无需政府干预。也就是说, 文化产业发展不需要政府过多支持与插手。比如, 在美国, 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很少, 基本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但另外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 认为文化产业虽有市场性的特征, 但也有公共性的特征,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部分公共物品, 具备一定的公共性、福利性。因此, 政府一定要对文化产业采取扶持政策。比如, 法国、韩国等国, 不仅对整体文化建设重金投入, 而且也非常重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与扶持。
笔者认为, 我国是一个历来重视文化公共性的国家, 文化产业所生产和提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我国同样具有公共性特征;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其实是似二而一的混合整体, 对文化发展的财政支持应当有大文化的经济视野, 应当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高度, 完善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扶持机制与管理模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 文化产业将成为我国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将成为拉动GDP的重要力量。近年来, 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 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了25.8%, 占GDP的比重达到2.75%。可见, 公共财政与文化产业存在相辅相成关系。
二、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困境
(一) 文化产业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可分为几个渠道: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等。由于政府部门包办体制及一些政策的不确定性, 导致民间投资成本过高, 外资由于在文化市场进入方面受到一些制约, 也比较难进入。这些情况导致了投资渠道过于狭隘, 一些民间投资与国外投资业呈现出重复无效益, 高投资低回报等问题。
(二) 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总体经费偏低。2008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仅为18.68元,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0.4%。
二是地区间的文化事业费差异悬殊。2008年北京市的人均文化事业费为87.40元, 是河北省的12倍。
三是城乡差异悬殊。据有关资料显示, 如果减去城市投入部分, 以全国农业人口计算, 2008年农村文化投入人均仅有两角钱。
四是财政支出结构与方式不合理性导致的效益不高、人员经费比例过大的趋势还在上升, 特别是财力比较薄弱的地区。
上述情况, 如果不改变, 再怎么增加财政投入也很难保障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 地方政府出台的文化产业财政补贴政策效果有限
以动漫产业为例, 各地政府的普遍做法是:为入园的动画创作者提供数年免费或折扣的房租优惠, 为本地创作的动画片在播出上提供每分钟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奖励 (实际上奖励资金的最终受益者是电视台或外国购买方) ,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产动漫在数量上的增长, 但无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
(四) 税负过重
一是重复征税。比如在增值税方面, 现行的增值税征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征税问题。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型产业, 其资产的大部分表现为知识产权、品牌价值等形式, 属于无形资产。其在开发的过程中, 投入往往占成本的大部分, 但企业在纳税的时候并不能抵消一些投入。同样的, 一些艺术行业也存在着类似的重复纳税问题。二是有些文化产业的税负比较重。例如一些成本高的音像制品, 发行期间交纳的税种繁多, 如营业税、所得税、城建税、教育附加税和关税等。再例如数字动漫行业及新闻媒体行业, 当前还缺乏体现行业自身特点的税收政策, 而且这类行业的相关媒体需要大量节目内容, 这在无形中也加重了税负。
三、创新公共财政体制,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一) 完善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政策
第一, 完善法制, 建立规范有效的公益文化事业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 每年增加幅度不应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的方式, 减少地区间文化事业投入的差距;文化事业投入进一步向农村倾斜, 缩小城乡差距。第二, 增加国债资金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比重。中央政府每年在国债项目资金中拿出5%以上的份额作为引导性资金, 带动社会资本, 加快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连年实施,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已基本完成, 我国应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特别要增加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
(二) 改进财政补贴方式, 变“普享式”为“绩效式”
以动漫产品为例, 目前, 财政补贴往往是直接奖励能在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由于文化企业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这导致财政补贴实际上补贴给了电视台, 文化企业“赚了吆喝不赚钱”。建议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 鼓励文化企业出精品。政府可以采取预购的方式, 以高于电视台播出费数倍的价格来预购高质量的动画片, 再卖给电视台。这种方式将形成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 从而提高产品的质量。
(三) 发放文化消费券
为扩大消费,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近年来推出了购物券、旅游消费券等, 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文化产业。本文建议地方政府推出文化消费券, 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文化消费的类型和服务。
(四) 财政出资, 对外输出我国文化
文化产品的输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要让外国观众接受新的文化是很困难的。在这方面, 日本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日本外务府曾利用“政府开发援助”中的“文化无偿援助”资金, 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的播放版权, 并无偿地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电视台播放。例如, 日本官方曾无条件将《足球小将》的动画片给伊拉克的电视台播放、把《岛耕作系列》送给海外的官员和企业, 通过这些产品输出日本的文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这些国家的观众开始接受了日本文化与产品, 此时日本企业就将产品价格调整到正常水平,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财政来源 (完善税收体系) 方面可做好如下几点:
1. 针对文化产业新的业态, 要及时调整税制, 避免税
收流失, 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努力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律的税收体系。
2. 适度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和范围。
制定《文化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严格界定文化企业。经认定的企业, 享受与高新技术企业同等的各类税收、财政补贴、融资、土地等扶持和奖励政策。文化管理部门应加强指导, 加快企业的认定工作, 使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能落到实处。在一些地区开展试点, 使从事文化产品运营、文化衍生品生产等处于产业链条中下游的企业也能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3. 实施更具激励性质的税收政策, 鼓励社会对文化行业的捐赠。
例如, 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方面, 对于所有公益文化事业, 扣除比例可以略有提高;对于一些经过认定的文化事业, 可允许全额扣除。
4. 探索对“文化侵略行为”和文化奢侈品课以重税。
例如, 前文谈到的文化产品“低价倾销”行为、近年来上海等地举办全球巨星演唱会、百老汇歌剧、冰上芭蕾、名画展等 (以及包括F1赛车、网球大师杯赛) 已对国内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理应被课以反倾销税、高税率的消费税。
参考文献
[1]周志强.农民应享有同等文化服务[N].人民日报, 2010-02-23
[2]魏鹏举.公共财政扶持文化产业的合理性及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9 (5)
公共财政论 篇10
目前, 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区域均衡发展的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未来5～15年中国的基本宏观政策选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初始应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 并以公共财政为主要来源 (林毅夫, 2006) 。所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投入的力度, 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2 理论探讨
关于公共财政支持农业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研究, 国内学者提出了诸多见解。目前, 普遍认为中国农村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 (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组, 2009;苏明, 2007;吴士键、杨团、熊巍, 等) 。其中对农村公共教育的投资短缺最为严重 (樊胜根, 2001) , 而农田水气费、行政费、农村生产建设支出, 则根据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情况的不同呈现不同程度的相对不足 (李冬梅, 2009;李秉龙, 2003) , 与此同时, 现有公共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与农业公共物品供给目标发生偏差, 引起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 甚至出现农民不需要的公共物品过度供给 (苏明, 2003) 。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有观点认为是由于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 而制度外资金的投入缺乏相应监督和有效激励引起的 (孙文基, 2009;李萍, 2005) 。还有观点认为是中国财政补贴制度不完善, 即财政补贴资金不足、范围有限和缺少稳定的增长机制等问题 (农业部财政司, 2005) 。公共财政投资领域方面, 王小林 (2005) 认为公共财政农业支持政策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形成完整的粮食补贴体系, 二是加强对农业的服务支持, 三是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公共支持。农业部教育司 (2005) 则认为财政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对农民参加培训的补贴上。上述研究对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以及所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对中国公共财政在支持农业过程中的职能定位、资金运用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出完善中国公共财政支持农业机制的指导建议。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总体运行状况以及投资结构的分析, 探索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支持方式。
3 近年来中国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总体运行状况分析
3.1 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分析
从绝对规模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 表现了较稳定的增长, 特别是1992年以后, 财政对农业投资每年都以百万亿元规模上升, 2006年财政对农业投资支出已达到2161.35亿元。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出台, 财政支农投入上升到了新的阶段。从相对规模来看, 中国财政支农投入呈现波动状, 1978年以来长期表现弱化趋势, 近两年出现强力的增长。从1990年开始, 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比重就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一直到2003年最低达到7.1%, 其中只有1998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出现过一次反弹。2004年, 中国GDP水平达到159878亿元, 经济结构基本迈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 国家开始提高对农业的重视, 提出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方针, 财政对农业投资有了显著提高, 两年来财政支农增长率分别为34.3%和26.1%, 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
3.2 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结构分析
现行中国统计资料将财政对农业投资分成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用和其他支出五个支出项目。其中, 前三个项目是主要的支出项目, 它们合计支出比重一般超过财政对农业投资总额的80%。支援生产支出和事业费是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的主要项目, 基本在60%以上, 并在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增长。从1978年的51%增长到1990年的74%, 且一直到1998年, 基本保持在这一比例没有变化, 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事业发展迅速,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二是中国在这段时期多次调增了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 实际上这已成为中国财政农业支出的重要负担之一, 1999年以后这部分的支出有所减少, 说明中国已经开始通过撤销、改制等方式精简由财政供养的农业事业机构, 降低事业费支出比重。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是构成农业固定资产, 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主要资金来源, 在农业投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份额在不断的减少, 从33%最低降到1996年的19%。可以说“七五”、“八五”以及“九五”期间的头两年, 中国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维持在20%左右没有上升, 1998年以后支出比重才得到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之一。
农业科研投入严重不足、农业科技水平偏低是中国财政对农业投资结构不合理的另一突出表现。根据统计规定, 农业科研投入包括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中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出资比例从1986年以来持续剧烈下降, 至1995年仅占农业支出中的0.5%, 之后虽有小幅度的增长, 但最高不到8%就又开始下降, 200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的支出比例仅为0.5%。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80%, 而中国仅为42%。
总之, 农业机构事业费增长快, 所占比例大, 真正用于生产领域的基本建设资金和科研资金不足, 是中国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财政是最主要的推动力, 从当前农业和财政所面临的形势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 有必要对公共财政农业投资模式进行创新, 改变过去“粗放主导型”的财政支农模式, 逐渐向“集约主导型”转变。
4 公共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方式
第一, 改变财政对农业投资资金的使用方法。
把一部分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拨款改为基金的形式, 保证财政支持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同时, 对政府财政投资实行有偿无息、微息或低息发放, 使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同农民的劳动和资金投入或其他资金来源相结合, 创造出新的积累, 以求在政府财政投资引导下实现农业的自我积累和投入。
第二, 实行资金匹配的办法。
使国家 (中央、地方) 、集体、农民多层次共同向农业投资, 即以国家投资为引导, 按一定比例由集体和农民匹配投入, 组成对特定农业生产建设项目投资的整体。这样就可以在国家资金的引导下, 调动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 吸引农民资金转向积累和生产投入。
第三, 实行财政贴息的办法。
银行贷款是农业生产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实行财政贴息有利于减轻农民的利息支出, 提高投资者的资金利息率, 调动社会各方面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 建立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严格规范部门职责, 按照商业会计的核算方法, 建立支出规模、支出结构、支出产出效益等一系列指标体系, 并对指标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 逐步形成适当的衡量标准,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三方面的财政支出指标管理体系:首先, 上级财政根据下级财政支出使用管理情况, 制定有关考核指标实行严格奖惩。其次, 财政部门根据同类预算单位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有关考核指标, 对同级预算单位实行严格奖惩。最后, 每个预算单位内部也要建立财政资金管理奖惩制度。
第五, 实行以奖代补和以工代赈的方法。
即将事前无偿补助农民进行生产建设的财政拨款或物资, 改在项目验收以后, 用奖励或替代的办法给予补助。从实践过程看, 这种办法对调动农民从事生产投资投劳的积极性有较好的作用。
第六, 提供优惠的政策, 鼓励工商企业、外商、城镇居民和私营企业投资农业。
可以借鉴国外经验, 运用BOT投资方式和投资基金方式, 加大对私人资金投入农业的激励效应。BOT投资方式, 即建设—经营—转让, 一般由政府同私营部门 (企业) 签订合同, 由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项目, 在双方协定的一段时间内, 项目公司通过经营此项目偿还项目债务并收回投资, 协议期满后, 项目无偿转让给所在地区政府。目前BOT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包括物资基础设施、生态保护设施等) , 通过这一投资方式, 可以更加容易筹集到较多的资金。同时, 还可以建立农业开发投资基金, 使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效益比较好、发展潜力大、具有市场前景的农业项目上来, 并按照契约型基金进行试点, 在农村金融体制上进行创新, 保证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的安全性, 最终缓解农业资金的供求矛盾。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大量的公共财政资金向农业倾斜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顺利展开的基础保障。本文根据中国现有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状况, 提出公共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方式。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农业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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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文基.财政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9) :59-62.
公共财政的再认识 篇11
财政公共化改革目标明确之后，却仍然有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弄清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什么是公共财政”的问题。它使得公共财政改革目标，在抽象上是明确的，但在具体上却是模糊的，从而财政公共化改革不能不处于“摸”的状态中。它意味着财政改革的的核心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就难以具体探讨财政工作与政府理财模式问题，从而产生了财政改革最终“立什么”及“如何立”等基本问题。
什么是公共财政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公共财政”，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人们将以怎样的理念和思路，去构建具体的公共财政制度；然后遵循这些理念和思路并在制度的约束下，去开展财政工作和形成政府理财模式。
然而，在“什么是公共财政”问题上，政府最高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而在理论界的认识上还是相当混乱的，传统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还强烈存在着，这是目前的财政制度以及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模式与真正的公共财政尚有很大差距的根本原因之一。
那么，什么是公共财政呢？我想应当这样来理解，即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是人民群众的财政，它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其中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是公共财政定义的根本点，由此而派生出“公共服务的财政”和“人民群众的财政”两大基本涵义。
然而，至今为止，人们对于公共财政的认识，大体上仅停留在前一个基本涵义即“公共服务”上。这是目前人们对公共财政的普遍认识。它直接地同时又是合理地解答了市场经济下政府、财政与市场的关系，符合改革的总体目标，与整个改革的走向和趋势相一致，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符合要求的，所以，它成为人们的共识。
公共化的财政改革
10 余年的财政改革实践，也一直是遵循“公共服务”准则来考虑和安排的。1994 年的经济体制大改革，尽管并没有明确公共财政目标，但其中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两项改革，作为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它们实质上是按照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来安排的，并且搭建起了最初的极为粗略的公共财政制度框架。
1998 年确认了公共财政的改革目标之后，公共化改革进程开始得到有意识的推进与加强。在这10 年中，94’财税制度朝着公共化方向有了较大力度的推进。在税收制度上，诸如两税合一、增值税转型等改革，就是其典型的例子，甚至费改税等收入制度的改革，也有着完善市场型税制的作用。在财政体制上，诸如所得税分享、改进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向省以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改革，则补充和完善着分税体制。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财政公共化改革领域大大拓展。除了已经改革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两大领域之外，还向其他财政领域全面铺开：（1）开始按照现代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诸如编制部门预算、建立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完善收支两条线办法、改革预算科目分类等。（2）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意味著我国财政政策运作模式从传统的计划型开始转到市场型上来。（3）财政支出模式强调公共服务，强调解决“越位”、“缺位”问题，强调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整个财政制度的公共化程度大大提高，因而进入本世纪后，我们已经可以自豪地宣称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已经建成。
由于仅仅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公共财政”，因而这些财政改革，都是在遵循“公共服务”原则，去设计、安排和推行的。财政公共化改革的成就表明，从“公共服务”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公共财政”问题，是有其正确之处的，它对于财政改革乃至整个改革都起到积极的作用。财政制度今后的改革，公共型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模式的确立，遵循“公共服务”原则，仍然是极为重要的。
但也毋庸讳言，如同整个改革一样，财政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仍然有着种种缺陷和不足。这些缺陷和不足甚至决定了改革所构建的财政制度，还仅仅只是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而离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还有相当的差距。
财政改革的独特性
市场化（其中包括公共化因素的）改革已经30 年，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改革财政制度已经15 年，全力以赴构建公共财政制度也有10 年了，为什么构建的仅仅只是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而在实质内容上尚有很大缺欠？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明显的原因，当然整个改革处于转轨状态，改革进程的迟滞和艰难。但如果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体制转轨，则可能是过于简单了。财政改革是在整个改革的基本构架、路径和原则约束下展开的，但财政改革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并能够以自己的改革影响和作用整个改革的。因此，它有着自己具体的路子，是需要自己去创造与开拓的。因此，财政改革既能够拥有自己独特的荣耀和辉煌，也可能产生自己独特的问题与失误。
对“什么是公共财政”认识的偏颇，是影响公共化改革及财政制度缺陷的深层次原因。作为根本性认识，在“什么是公共财政”认识问题上的缺陷，将深层次地影响着具体的财政改革过程，使之难以完全符合公共化的根本要求，由此而形成的具体财政制度，也就可能产生实质性的缺陷。
至今为止，人们基本上只是从“公共服务”的层面，而没有从“人民群众”层面去考虑和把握公共财政问题。公共财政之所以被冠之以“公共”二字，固然是由于其提供的服务是“公共”的，更由于其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即“公共”的，后者才是“公共”最为直接和基本的涵义所在。离开了后者，产生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认识上的偏颇，更为重要的是市场难以决定和约束政府和财政的活动，财政改革也就无法根本遵循公共化的要求。这也是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制度的症结所在。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根本要求的财政制度，公共财政在整个制度设计、改革路径与步骤、工作方式与理财模式等各个层面，显然都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都必须服务于市场，这就是公共财政是“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的根本原因。然而，仅仅理解和把握这点是很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回答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即有着自己独立意志和行为能力的政府，它的活动为什么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为什么只能服务于市场，而不能违背市场根本意愿，不能危害市场？我国的改革实践就是这样表明的。至今为止，政府仍然在支配市场，在控制和安排市场活动，而不是市场在发挥着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其财政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财政活动所涉及的种种政府与市场利益博弈，天平显然是向着政府倾斜的。诸如1994
年改革的两税分设和生产型增值税等问题，就是在确保政府收入压力下产生的。这也是公共财政尚未真正在我国建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没有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财政制度，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
“人民群众的财政”的公共化变革
就我国的财政来看，不仅市场经济时期，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它作为政府的收支活动，似乎都是“人民群众的财政”，因为政府就代表着人民群众。然而，计划经济下与市场经济下财政的根本区别，在于由谁来直接决定财政活动，而不在于最后由谁决定。计划经济下的财政活动是由政府直接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活动则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决定的。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不管是处于何种经济体制下，财政的执行权都归政府，都是由政府执行具体的财政活动。然而，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直接决定权却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直接决定权的区别，导致了不同的财政制度。
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既是财政活动执行者，更是其直接决定者，因为当时财政收入来自国营经济，集中的钱原本就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就是国家在用自己的钱。谁的钱谁直接决定其使用，此时的财政活动直接由“国家”决定的，从而是“国家”财政制度。
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收入来自多种经济成分，它不再是政府在集中自己的钱，而是取自人民群众即“纳税人”，是“公共”收入，而不是“国家”收入。人民群众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按照人民群众的公共需要安排支出，提供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服务，即“公共”服务。此时的财政活动是直接由“公共”决定的，从而是“公共”财政制度。可见，市场经济对存在于其上的财政，不仅提出了“提供公共服务”的根本要求，而且也提出“人民群众的财政”的根本要求。
从“人民群众的财政”的涵义着手，则财政改革与财政制度的变革创新结果是不同的。因为它比“公共服务”涵义，对认识和把握公共财政是更为重要的。
首先，它决定了能否提供市场所需要服务。就“公共服务”来看，可以由政府决定，也可以由人民群众决定，前者可能提供的是政府自己需要的服务，而后者则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服务。人民群众是市场活动主体，市场活动是由无数的人民群众进行的。人民群众掌握了财政直接的决定权，就意味着市场在决定财政活动，市场决定和约束了政府活动，从而提供的才是真正的“公共”服务。然而，目前我国财政活动仍然是由政府直接决定的，这种由他人而不是由需求者自己决定的服务，是难以保证符合市场需要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越位”、“缺位”等问题至今仍然严重存在，就是其典型表现。而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要根本克服这些问题，是需要根本转到“人民群众的财政”的基地上来，才能真正做到的。
其次，它决定了能否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还是直接置财政改革进程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我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如果没有市场发挥基础性的决定作用，这种自我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越到后来，对政府利益的触动和否定越强烈之时就更是这样。财政改革直接触动各级政府利益，财政制度的变革与构建直接关系到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机构和官员的利益，如果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这点，30 年的改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如果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今后的改革将更为艰难，最终将是难以为继的。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依靠转到“人民群众的财政”的基地上来，才能真正得到。
最后，它决定了能否真正建立起民生财政的问题。这点，也只有从“人民群众的财政”的基点，才可能真正解决。
转变公共财政观念
分析至此，如何“立”的问题实际上已得出答案了。这就是今后财政改革的重点与重心，应当是转变关于公共财政的观念，将对于公共财政的理解和把握，从单纯的“提供公共服务”拓展到“人民群众的财政”上来，以新的观念去全面深化财政制度的公共化变革，从而实现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模式的根本转轨。
具体来看，今后的财政改革应当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加大财政法治建设。政府全部的收支活动，即不仅一般预算，而且预算外和政府基金，都必须真正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这种法律，应当是人代会所确立的，而不是如目前那样，绝大部分是政府的法规。这点，其实是将宪法所规定的各级人代会是权力机构，而各级政府只是其执行机构的规定，落实到财政活动与制度上来。相应地，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的财政”也得到了落实。
第二，政府预算改革是重点。它关系到政府收支活动，尤其是政府支出是否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直接决定之下的问题。政府预算制度这些年来已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其症结是政府实质上仍然是政府预算的直接决定者。这是需要通过改革逐步解决的。
第三，政府课税收费制度改革是基础。财政收入是财政关系的源头，能够乱收税乱收费的财政，绝对不是公共财政。因此，能否将政府税费真正置于法律约束之下，是财政收入是否真正具有公共性，从而整个财政活动是否真正公共化的基础。人代会所确立的税法和收费法律，是纳税人即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授权，是纳税人赞同政府课税的依据，从根本上体现了市场的意愿，也是市场对于政府及其收支活动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开始与根基。
总之，如果做到了以上几点，我国财政制度将真正具有公共性，财政工作和政府理财模式将根本转变，真正落实与体现公共财政的根本要求。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 篇12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财政渊源
㈠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形成的。英国北威尔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邓肯·布莱克被尊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 他于1948年发表的《论集体决策原理》一文为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基础。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 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该年度的颁奖公告中指出:布坎南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相互交易中各自获益的概念应用于政治决策领域, 他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 有助于解释政府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2]。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 一个是经济市场, 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 (需求者) 和厂商 (供给者) , 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 (需求者) 和政治家、官员 (供给者) 。在政治市场上, 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
㈡财政渊源
公共选择理论最初产生于公共财政理论, 财政理论是公共选择的理论之源。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 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 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行为。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 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 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其它分支区别开来, 后者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 (如消费者、生产者) 的活动, 前者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 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西方早期的公共选择思想大都来源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19世纪末,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决定公共活动的结构, 这种分析内容构成公共财政理论的一部分。例如, 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 (Knut Wi cksel l) 认为, 传统的公共财政理论割裂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联系, 在他的政治的一致性原则中, 他认为:“如果一项公共支出要是被批准的话。一般地, 它必定含有这样的假定, 即这种支出准备用于一种对全社会有益的活动, 并且所有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认为。”布坎南曾经在一篇题为《公共选择与财政理论》的论文中追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过程时说:“毫不奇怪,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都是一些受过欧洲财政理论传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当然, 当公共选择理论作为一个学派在20世纪逐渐形成后, 它已经脱离单纯的财政领域, 广泛的运用于解决财政以外的诸多问题。布坎南说:“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拜读了维克塞尔的书, 接着开始对意大利学者的著作进行了研究。这使得我的注意力从正统的财政学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分析政治决策机构, 研究宪法规则上。”
二、公共财政的公共选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源配置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政府财政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 配置社会公共财政资源, 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必须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社会福利是整个社会个人效用的总和, 社会每个人对私人产品的效用可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 但是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消费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隐瞒自己的偏好, 试图“搭便车”, 从而难以通过市场揭示出来。要提高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效率, 必须揭示社会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欲望和偏好, 但是个人的偏好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利益环境条件, 表达出来的不是个人真实的偏好和欲望。我们可以用布坎南教授介绍自己的贡献时说的例子来做一个说明。一幢公寓大楼里, 住着许多住户。大楼的外墙需要粉刷, 一群户主得决定到底给外墙漆上什么颜色。合理的办法是投票选择:哪种颜色得票最多, 大楼外墙就漆什么颜色。这时候, 许多人凭直觉认为, 通过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 得出来的结果, 一定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愿。布坎南的不同就在于他说“不”。理由是:假如有个住户最喜欢的是“粉红色”, 但他也知道喜欢“粉红色”的人少, “粉红色”一定不能胜出。最有可能被选中的是“黄色”和“蓝色”, 而这个住户极其憎恶“蓝色”。于是, 他并不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投“粉红色”, 而是出于对投票结果的预期投了“黄色”。布坎南故事的含义是, 当人们参与公共选择的时候, 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 而是选择自己“最不喜欢”什么。因此, 当看到公共选择的结果时, 比如说庞大的赤字, 高昂的关税等, 我们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政策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愿, 而只能说这是“公共选择”的次优结果[3]。
经济学分支的财政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财政问题是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财政的公共选择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 传统的经济学已经解决了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问题, 然而, 公共财政如何实现公共产品的提供, 以怎样的方式和程序提供, 提供怎样的数量和结构?同时, 政府官员也是“理性人”, 在行政官僚和社会民众目标函数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怎样保证公共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不输出政府自身的偏好?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都要借助公共选择的分析工具[4]。从另一个方面讲, 公共选择所做出的决策内容大都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从现实的角度讲, 公共产品的财政供给问题由社会公众通过公共选择来民主决策, 其效率要高于少数政府官员的单边决策。因此, 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不仅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 更是公共选择的财政。二是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分析, 财政部门本身也属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 因此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也存在于各级财政管理活动中。在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财政管理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垄断的权力取得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关利益, 这种利益即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部门利益, 也可以表现为财政管理机关的内部利益 (如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 。社会民众与政府财政的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份公司, 民众是广大股东, 议会是董事会, 政府财政是经理。股东对经理实行激励与约束机制, 促使经理与股东的目标函数一致。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委托的链条太长, 以及激励约束不够等原因, 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也会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现自身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除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之外,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引入公共选择机制, 建立民主的、有良好监督的公共财政, 即实现财政管理的公共化。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公共财政建设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市场这种基础性的资源配置方式而言, 中国与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财政体制和模式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 借鉴公共选择理论, 完善我国的财政管理和财政决策机制, 逐步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框架是理论和现实的客观要求。从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看, 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引入公共选择理论的某些作用机制将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起关键作用。
㈠拓宽和健全监督渠道, 完善监督机制, 加强党对政府官员权力的监督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 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 其一举一动都要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同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 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 人民群众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监督意识将逐渐增强。要通过公共选择机制使财政收支运作纳入法制化, 财政收支决策科学化, 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 最终使财政活动效率化。目前, 尽管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在财政活动上的根本权限, 但除了相关税法和财政立法工作之外, 日常的、例行性的对财政决策的监督活动相对缺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社会公众对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督存在一个基本前提, 那就是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而我国目前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 这使得公众对财政活动的监督大打折扣。二是目前的预算法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对预算失误没有作任何追究与处罚的规定。从资金的审批、拨付到使用, 任何人不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就造成了部门敢开口, 有权力的敢批, 拿到钱的敢用[4]。三是预算的透明度不高, 预算报告不够细化。改革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进一步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 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和规模, 使财政资金的支出更透明、公开。
㈡转变政府职能, 缩小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范围, 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管理机关内部的约束机制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措施如颁发许可证、授权书、特许经营证等, 可能同时也为寻租创造了条件。政府虽获取了一定的租金, 但是却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5]。政府应转变职能, 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 从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来调节。我国政府机关, 包括财政管理机关在从事公共经济活动时, 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和无约束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整治、约束、规范财政管理机关自身的行为入手, 有些也必须牵涉到政治程序和具体财政制度的改革,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对财政管理部门行政人员政绩考核标准的改革和完善。在承认其人员存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财政问题集体决策的制度、专家咨询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来规范、约束、监督其行政行为, 从而使财政管理活动合理、合法、程序完备。因此, 形成对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约束限制机制及其相关的政治制度与程序, 是确保财政运作符合市场根本要求的关键所在。
四、结束语
财政是政府经济活动, 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也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观点已成为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大量应用于公共财政活动分析, 以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招顺, 汪翔.公共选择理论与赤字问题[J].世界经济研究, 1993, ⑴.
[2]郭小聪.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薛兆丰.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J].互联网周刊, 2004, (23) .
[4]陈旭东.公共选择理论与中国公共财政[J].理论学刊, 2005, 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