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精选12篇）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1

1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

一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 也应该考虑相关利益人, 也有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的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

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 对与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股东、债权人、员工的责任;第二, 对消费者和政府的责任;第三, 对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责任;第四, 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我们对企业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第四层次环境责任进行分析。

随着国内经济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主题。

首先,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提高的同时, 以及“关注民生”、“构建和谐家园”的主题曲的唱响, 消费者已经不再仅仅以“物美价廉”衡量一个企业的好坏, 反而更加注重企业对员工、对生态环境、对社会总体的贡献。正如理性的消费者在购物时会选择主动长期坚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企业也一定会对产品质量、服务肯定也有责任感, 从而给予消费者以可靠和良好的信誉。

另外, 随着中国加入WTO,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国际化发展战略。而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是技术领先、管理先进, 并且要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 是能将社会、环境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成功地融入到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商业经营过程的企业。

2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收益分析的初述

各种经济活动都会发生成本收益问题, 这既反应于内部活动又反应于外部活动, 而效果也同样包含企业内部效果和对整个社会的外部效果。对于内部效果而言我们很容易想到即由企业直接承担的成本或获取的收益, 而外部效果则是由于企业 (或收益) 与整个社会成本 (或收益) 之间出现的差距而产生的。环境影响便是经济活动的外部影响。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会给社会带来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而防治这些污染和破坏还需要企业承担资金、人员等成本投资。所以对环境问题的成本效益分析不能仅仅只考虑企业局部利益, 更应该从社会的全局观点来计量。

在现实生活中, 企业往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不同于慈善机构, 企业经营是以盈利为目标, 盈利能力是衡量其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这样也使一些企业投资者受利己主义驱使而显示出自私品格, 往往想尽量减少生产成本而追逐较高的利润, 这样容易造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另一方面是企业受道德与声誉机制的影响, 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受感情因素影响严重的国家, 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以提高消费者的认可度和自身竞争力。

我们假定决策者在做决策时是目标多元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目标方案间的trade-off。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决策或项目的外部性效果都可以通过货币价格计量分析, 。基于此客观情况我们对成本效益的分析主要是对企业承担保护环境责任所产生的可用货币剂量的成本—收益分析。

3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效益概念

从企业财务会计角度而言, 成本——效益比较简单。但是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来界定成本效益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效益兼具内部性与外部性。内部性是对一定发展项目而言的, 即按通常规律应该有项目直接承担的成本和效益, 相反, 其外部性则是指外流的, 项目本身不直接承担所引起的成本收益。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 成本效益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成本可以定义为损失掉的效益, 而效益则可以看作是免于损失的成本。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 势必造成经济损失, 这里的损失, 可以当成是环境经济的降低, 或者, 也可以称之为成本, 因此环境经济中即含有效益也包括成本。在本文中, 我们将成本界定为企业承担环境质量这一社会责任所付出的费用, 而将效益界定为企业因承担这一社会责任使环境质量提高或者使环境质量免于下降而给企业及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

4 企业社会成本——效益分析的原理

在企业责任会计范畴中, 企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外部影响, 其解决方案就是按市场价格把它内部化, 从而使环境质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 纳入价格机制的运转范围。因此, 成本—效益分析的一般原理就是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收益 (边际成本=边际效益) , 即达到最优的污染水平。但我们的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最优化分析, 而是一种“准优法”。它只是比较两种或有限种的环境方案, 得出何种为优的结论, 而所研究的方案本身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在此, 我们用单位成本效益率最大化来代替最优污染水平来判断各方案, 为在供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提供依据。

在明确了原理后接下来便是程序的确定, 成本—效益分析的工作程序一般包括三个阶段: (1) 确定成本—效益分析的项目, 收集整理相关的技术经济数据和背景资料; (2) 建立成本—效益分析的计算方法, 以及成本和效益评估的标准; (3) 计算各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效益, 评价计算结果, 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

基于企业承担环境质量这个社会责任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中的环境质量提高带来的效益项目主要包括: (1) 对人体健康的改善, 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保健费用的减少, 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等; (2) 资源和能源综合利用程度的提高; (3) 由于环境的改善使工业设备工作期限的延长和维护费用的减少, 以及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4)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或防止生产率的下降, 以及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提高; (5) 净化成本的减少; (6) 自然景观和旅游价值的提高。

5 企业社会成本——效益分析方法

已经明确了分析项目,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项目计算企业因承担责任而负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效益。下面将给出个项目的计算方法。

由于环境污染的防治和减少, 居民的身体健康改善的环境经济效益 (IR) 的计算如下:

(1) 因为环境的改善, 防止劳动者在患病期间净产值的损失的效益 (IRS) 为:

IRS=I*N* (P1-P2)

I:一个工作人/日的平均净产值数量;N:一年内由于环境污染引起患病或因照顾患病的家庭成员而脱离生产的劳动者的人数;P1, P2:环保措施实行前后一个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人/日数量。

(2) 因为环境质量的改善, 减少因污染引起的暂时性或永久性劳动力丧失期间的补助金额的效益 (IRL) 为:

IRL=NL*B* (P1-P2)

NL:因污染导致的暂时性或永久性劳动力丧失而领取的补助金的全年人数;B:丧失劳动力期间按病假一天的补助金额。

(3) 用于因环境污染而患病的劳动者的开支的减少的效益 (IRH) 为:

IRH=F*NH*D

F:因污染致病每一天医药费用的平均开支;NH:因污染而患病并需治疗的病人数;D:因污染致病的病人的平均患病天数。由于减少资源、能源变成“三废”的损耗 (即提高综合利用程度) 的效益 (NR) 为:

NR=NV-C

NV:回收利用的原料和燃料的价值;C:废料回收的开支。

由于环境状况改善, 设备工作期限的延长和维护费用的较少的经济效益 (ER) 为:

ER=EC+K* (Y2-Y1)

EC:设备维护费用的较少;K:设备的年平均生产利润;Y1Y2: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后设备的工作年限。

由于环境状况的改善,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或防止生产率下降和农产品产量与质量的提高的经济效益 (AR) 的计算如下:

AR=M* (AP2-AP1) +Q*< (PR2-C2) - (PR1-C1) >

M:环境措施中受益土地的面积;AP1 AP2:环境保护措施实行前后, 单位农业用地的年平均净产值;Q:环境措施实行质量提高后的产品年平均数量;PR1 PR2:质量提高前后的单位产品价格;C1 C2:质量提高前后的单位产品成本。

由于环境状况改善, 减少的污染处理成本的经济效益 (BR) 为:

BR=BC1-BC2

BC1 BC2: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前后的污染处理费用。

由于环境状况的改善, 使自然景观、旅游价值提高的经济效益 (JR) , 因为不能直接计算, 所以可以通过将尚未污染的地区的地产价值与已被污染的地区的地产价值做一比较而间接得到。

由上面的计算便可以得到企业因承担环境责任所取得的综合经济效益R=IR+NR+ER+AR+BR+JR, 假设这项方案的实施期限为n年, 我们便可以得到这个方案在整个期间的收益的现值为:undefined (其中i为贴现率) , 于是企业的单位成本效益率β=R0/ (CH0+K) (其中CH0为该期间各年年运行费用的贴现值;K为承担环境责任而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进行的投资) 。现在我们就可以运用β对企业的各个方案进行评价, 从中选出最佳的方案。

参考文献

[1]赵小仕, 陈全明.论劳动关系中的企业社会责任[J].当代财经, 2008, (3) .

[2]陈华, 徐艟.企业社会责任的三大命题[J].中外管理, 2006, (12) .

[3]李淑英.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范围及特质[J].哲学动态, 2007, (4) .

[4]侯历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西比较与启示[J].商业时代, 2006, (32) .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2

[摘 要]本文在分析作业单元及其与责任中心的区别的基础上，对作业成本责任的分解和成本责任流的形成进行了探究，并进一步探讨了成本责任流在责任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作业成本 作业单元 成本责任流 责任成本

一、作业单元及其与责任中心的区别

自埃里克・科勒教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探讨作业成本会计以来，在以哈佛商学院罗宾．卡普兰教授和库珀教授为代表的专家学者的推动下作业会计已成为现代管理会计系统的热点。罗伯特・s・卡普兰、安东尼・a・阿特金森所著《高级管理会计》将作业成本法（abc）的基本理念和特征总结如下：abc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它是以作业为基础，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而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其基本理念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生产导致作业发生，作业又导致间接成本发生，作业是产品和间接成本的中介。作业成本法在指导思想上纠正了在当今高新科技迅速发展、间接费用大量增加的背景下，再按照传统的人工小时或机器小时分配间接费用会严重扭曲产品成本的缺陷。

作业的载体是作业单元，它是指企业内部的部门或个人，它与企业的组织机构相适应，是承担企业活动的组织或岗位，它有自身可以控制的成本发生，能够清楚地承担成本责任。任何一个作业单元中责权利都能够紧密结合。作业单元是从事作业的活动主体，它对应于企业组织结构，具有不同的层次，根据职能可以分为管理作业单元和生产作业单元。管理作业单元控制本单元费用的支出，同时其作业对生产作业单元的成本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设计部门是一个作业单元，它除了控制设计费用的支出之外，它的设计结果直接影响到产品成本。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如果授予作业单元对于单元内的资源消耗的控制权，是不是作业单元就相当于一个作业为联结体的责任中心了？应该说，作业单元概念有别于责任中心的概念，它不一定必须可以独立核算。比如，采购环节购进了劣质材料，其价格和采购成本符合采购作业单元的责任成本要求，但是在后续生产环节，由于材料质量问题出现了成本损失，那么，从采购这一作业单元，直至发生质量事故的单元，其间各个作业单元的成本损失都是由采购作业单元累积成本责任的偏差造成的，即采购作业单元的成本责任并没有在采购环节完结，它随着物流和工作流而向下游传递。而这种累积责任造成的损失一旦发生，有时采购作业单元是负担不起的，也就是无法进行经济核算，只能以其它形式追究其责任，这是作业单元与责任中心的本质区别之一。因此，作业单元是责任成本管理中责任中心概念的拓展，是动态管理理念的体现，成本责任在各个作业单元间的传递形成成本责任流。

二、成本责任的分解与成本责任流的形成

广义的成本责任是指企业内部各个层次的作业单元，根据其管理权限和管理范围所应承担的一定的经济责任，这种经济责任是与企业的费用、支出、利润相关的。狭义的成本责任是指对作业单元承担活动后，结果偏离正确性的一种过失性成本度量。成本责任是与作业单元相联系的，它是分析、评价与考核成本的一组可度量、可评价的指标集，是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目标相一致的目标，是作业单元为履行责任而进行作业的结果的正确性标准。例如企业的采购成本总预算是企业活动的目标，材料采购运输成本预算就是一种成本责任。

根据以上的定义，成本责任可以用函数的形式简单描述为：

cr=f(a，ac，crb)

其中，cr(cost responsibility)表示成本责任，a(activity,)表示作业，ac(activity cell)表示作业单元，crb(cost responsibility benchmark)表示成本责任指标集。

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来努力完成好自己的责任，避免损失的发生，企业才会有竞争力，只有成本责任清晰才能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正确甄别和确定成本责任、将成本责任分解到具体的责任单元是实施成本责任流管理的关键之一，科学的成本责任管理体系对企业成本管理创新的可操作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一个产品或生产项目而言，成本责任是伴随着产品生命周期而发生发展的，随着产品生产流程的变化，成本责任也会发生转移。作为一个完整的事物运动流程，成本责任需要进行分析、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奖惩，以体现责任的约束作用。企业产品生命周期内成本责任的产生、分解、转移、分析、考核以及与之相关的`奖罚等处理流程就形成了成本责任流。成本责任流是由不同成本责任元根据上下游关系相互连接而形成的，传递成本责任的成本管理活动流程。成本责任元对应于作业单元，是成本责任流的基本构成单位。就责任成本来讲，以动态管理的观点来看，某一个作业单元的责任成本不仅存在于本单元，而且以累积成本的形式存在于其下游各作业单元，即责任成本存在传递和流动的现象。通过上下游作业单元间成本责任的传递机制，成本责任随着业务流程而流动起来，各作业单元之间由此联结成一个整体。

成本责任流由成本责任元、定位和结构三要素构成。成本责任管理要求责任元清晰，定位准确，结构合理。成本责任元由责任承诺、责任活动、责任评价结果组成，它本质上是责任成本分解、作业、责任约束及奖惩等活动的最小结构单位。定位是对成本责任根据作业单元进行分解的活动，也是成本责任被分解后所处的不同层次。它为实现对成本责任的考核提供条件，是成本责任流实现正确流动的前提，是使成本责任在不同的作业单元层次上与相应的作业单元实现准确对应的活动。如果立足于整个系统并且从经营期的起始点长期地看，则所有成本项目都应该是可控的。所以可以从企业整体出发，在不同层次上把企业总的成本责任分解成不同作业单元的成本责任，从而实现成本责任的定位。

三、成本责任流管理在责任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成本责任流理论对责任成本控制理论进行了拓展，它以动态管理的思想，结合现代集成制造系统（cims）等先进制造技术，力求建立基于信息系统支持的成本控制体系，以满足企业成本管理的要求。它的基本出发点是从强化人员责任管理人手，以信息技术支持为依托，以实现企业生产经营计划为目标，建立全员、全面、全过程的成本控制。

由于成本责任是企业活动(作业)和企业组织(作业单元)的函数，是企业对组织和人员实施的一种约束。责任依附于企业活动而产生，并建立于企业组织基础上，企业活动以及企业组织都具有层次结构，因此责任也具有层次结构。对外部，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承担企业责任；对内部，企业责任由企业内部的各组织单元来承担，这种组织单元可以是对应于企业组织结构的单位或部门，也可以是根据企业成本责任定位要求重新划分的作业单元，即承担成本责任的组织单元不仅要适应于企业的组织机构，还要满足能够划清成本责任、能使责权利紧密结合等成本定位要求。无论是班组还是个人，只要能满足建立作业单元的成本定位要求，也可以成为一个作业单元。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建立两种模式的成本责任结构，即把企业各组织单位承担的责任称为部门责任，部门责任落实到不同岗位的人员，形成企业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的层次结构；再一种就是企业责任―各层次作业单元责任的层次结构。这样的成本责任划分方法适应了组织现代化企业生产进行责任成本管理的需要，为许多先进管理模式所采用。

在上述模式中，我们可以结合应用标准成本和目标成本来实施企业的成本责任承担机制。标准成本模式是在提高效益和减少浪费的前提下预计作业单元标准成本；目标成本是把成本目标从企业目标体系中抽取和突出出来，并围绕它开展各项成本管理和其它管理活动，以指导、规划和控制作业单元成本发生和费用支出。此外，还可以采用成本企划的方法。成本企划本质上是采用“倒推”确定目标成本，主要着力点是帮助企业在开发设计新产品的同时引入成本控制思想，或者对原有产品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更有市场竞争力。我们可以将企划的成本划分到作业单元层次，通过以作业量代替生产工时作为成本分摊的依据，适应先进制造技术生产环境的成本控制方法的要求，将企划成本定制到作业层次。标准成本制、目标成本制与责任成本制存在着某种共同联系，成本企划为责任成本管理中责任成本的确定和分解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作业成本法为分摊成本和划分责任中明确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针对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将作业成本与标准成本制、目标成本制相结合，使责任成本制深入到作业层次，创立适用于作业成本法的责任成本管理模式，是当前企业成本管理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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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也壮张莉:《组织记忆创新流程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3，3：31-34

[3]顾新建祁国宁:《知识型制造企业》，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335-336

[4]oec方法的实际运用，道可道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5]hammer michael. beyond reengineering. new york:harpercollinepwblishers,1996: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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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3

【关键词】 社会责任；成本；补偿

一、引言

企业作为以营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组织，持续获利是这种经济组织得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不例外，其履行和实现也会像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一样，都会产生成本支出。但是对于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支出，是否会像生产实体产品一样，通过出售该产品而使这种成本予以核销或转嫁呢？或者是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得到经济补偿呢？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补偿的方式有哪些？为数众多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均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二、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概念及其演进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成本”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应该确保员工的生命安全，解决就业、疾病和老人生活保障等社会负担，企业还应负担由于自身不当行为所造成的他人或社会的危害所产生的成本费用”。西斯蒙第的观点为后来的社会责任成本研究提供了可能性。1950年，卡普在《私人企业社会成本》一书中，以货币化的形式将员工失业、环境恶化和就业及种族歧视与社会成本联系在了一起，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补偿研究进行了探索。继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戴维·林诺维斯率先提出 “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里，在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门新兴的社会责任会计学，社会责任成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学者也对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完善与补充做出了贡献。刘红霞（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而支付的成本。同时以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维度（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为依托，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内容范围进行了界定。陈煦江（2010）认为，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唯经济责任论角度并以此作为本源定义社会责任成本不符合现代企业的要求。因此，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来构建社会责任成本体系，有利于理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生成机制及补偿规律。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合法合规、必不可少的支出（不包括偿还债务、返还投资、利润分配等支出）。

林万祥教授（2002）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含义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性体现，主要指企业在从事谋利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消耗的但未计入企业成本费用的社会资源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长期以来，由于受观念、法规、计量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企业并未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未能将其作为企业成本的构成要素计入企业的真实成本之中。其后果是：社会资源的消耗难以实现足额补偿；企业补偿不到位；造成企业成本的扭曲。因此，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分摊社会责任成本，加速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通过查阅大量的此方面研究成果后发现，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研究领域的成果在不断丰富，手段在不断创新，但是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概念、分类、内容与计量方面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没有比较科学系统的体系；二是因为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内容界定标准不统一，这不利于将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争论在学术界没有得到规范和统一，在综合分析以往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概念，应涵盖利益相关者的全部因素。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是指在满足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下，对利益相关者履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所产生的成本支出。一般包括社会人力成本、自然资源使用成本、土地使用成本、环境责任成本、社区公益成本、安全责任成本和其他不可预见的成本。对于由社会责任而引发的实际成本支出计量相对容易和简单，而由此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却无法准确核算。

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构成

广义地看，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活动、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维护活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活动、企业内部制度建设活动四大领域，相应会产生经营责任成本、维权责任成本、环境责任成本、制度责任成本这四类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根据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界定的三个维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概念的表述特征，来具体地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构成范围。

（一）社会人力成本

社会人力成本是指企业使用社会人工所发生的费用支出。一般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职工技能的提高、智力保障及提升、继续教育、职业发展以及保险保障等成本。

（二）自然资源使用成本

企业在开采或使用资源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成本费用均是资源成本。但这里的资源成本是指其狭义性，即企业因开采自然资源而向政府地矿部门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有偿使用的货币表现。

（三）土地使用成本

不包括购买或划拨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成本，这里仅包括因为企业生产经营因素所造成的土地品质下降或无法正常使用所支出的成本，一般采用计提折旧的方式将成本分期计入企业成本中。

（四）环境责任成本

环境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在国家监管范围之内，由企业自己提供资金或服务用于劳动环境的改善所做出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努力。如企业为防治环境污染、恢复生态环境而购置环保设备、污染赔偿费等等发生的各项支出；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应用传统的会计计量、修正的评价计量和未修正的评价计量方法等三种模式来进行成本核算、预测和评价。

（五）社区公益成本

社区公益成本是指企业为社区捐赠及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及社会福利所发生的各项耗费和支出。由于社区投入属于显性支出并具有公共福利性，这时可以采用类比法或逆向求证法来核算。对于一种强制性的社区投入成为必然时，如某煤气厂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二氧化硫排放，这时企业可以参照历史成本法来计量恢复原生态所必需的成本。

（六）安全责任成本

安全责任成本是指企业预防与处置一切与安全有关的事故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具体内容可包括安全设备购置、隐患处理、安全培训及保险、人员和财产赔偿等费用。我国对于企业明确要求提取安全费用，安全费用是在成本费用中列支的一项费用，企业提取的安全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在长期应付款和生产成本科目下设立安全费用会计科目，并且对于提取的安全费用要专款专户，不得挪作其他用途。

四、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补偿的现实性

毋庸置疑，企业追求经济利润和减少成本支出永远都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企业生存的底线。Irving Kristol（1992）认为，成本利润的权衡是企业生存最基本的技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无私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从属于企业经济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应对企业经营具有反哺功能，也就是说，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发生所产生的收益要能够补偿企业社会责任所支出的成本。若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企业最终将无法将社会责任继续下去，履行社会责任所产生的成本将会转移到利益相关者身上，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侵害，最终将这种不良反应传导到企业本身，形成企业的恶性循环。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发生的成本费用能否从社会责任的收益中得到补偿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会有收益呢？下面进行分析。

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角度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增加企业的声誉度。Hall（2000）通过对美国500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研究发现，标准普尔（S＆P）公司的平均净资产倍率接近于6.0，也就是企业价值中每6美元份额中约有1美元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约有2美元沉淀在企业商誉中。

胡孝权（200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在无形中产生广告效应，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美誉的企业形象也为员工带来自豪感和责任感，以企业的优良为己荣，增强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政府和金融机构层面来看，企业的善意之举还提升了企业的信用等级，除了可能在金融机构获得低息长期贷款以外，还可以从政府部门得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政策扶持、资金配套、免税）等。这些政策性的扶持，将会使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收益增加。陈煦江（2009）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补偿模式进行了研究。在相关学者现实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根据企业自身特征，尝试采取以下三种补偿模式。

（一）自主补偿模式

采用这种补偿方式的企业是指那些自身经济基础雄厚，企业整体综合素质较高，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自主补偿模式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支出是企业的一种自愿经济行为，不具有外部驱动力的干扰，企业的良性行为或许出于提升企业内外部形象，吸引社会各界对其存在和经营活动关注的需要，或者其经营管理者完全出于报答社会的动机，抑或预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带来超支出的收益。

（二）以企业为主体、其他利益相关者辅助的补偿模式

企业出于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战略的考虑，在履行社会责任之前，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政府、员工或其他企业等）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权利，那么事后其社会责任成本的补偿在企业消化一部分后，其剩余部分就由利益相关者承担，采取这种补偿方式所有的成本都会足额得到回收，同时也减轻了包括主体企业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压力。

（三）政府独立补偿模式

该种模式只适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或政府集中垄断的企业；另一种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战争和重大突发事件时参与救援的企业。这时所发生的社会责任成本支出由政府全额埋单，企业只是提供人力、设备和技术手段，集中接受政府的协调和调遣。例如，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公司对于省内煤矿发生的所有矿难，无论是否归其管辖，都积极参与救援，接受政府调配，其成本费用支出基本上是由政府独立承担。

以上三种社会责任成本补偿模式只是摊薄成本的集中体现，也是目前研究的缩影。但是随着企业整体形象的不断提升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更多的社会责任成本补偿模式会出现，如公益集资、同乡捐助等。

五、结束语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补偿性。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评级指数与企业财务绩效相关性的方法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得到经济补偿的结论。研究发现，大多数的研究结论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会得到经济补偿，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从长期看，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综合值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通过这种趋势来看，最终为社会责任成本进行补偿的主体就是全部利益相关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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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红霞.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支出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6）.

［4］ 胡贵毅.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4

2013年8月, 财政部发布通知要求自2014年1月1日起, 在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大中型企业范围内 (包括采矿业) 施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试行) 》 (以下简称“该成本核算制度”) 。该成本核算制度在产品成本核算的对象、项目、范围, 以及有关费用的归集、分配、结转做出了规定;同时, 该成本核算制度特别注明:企业内部管理有相关要求的, 还可以按照现代企业多维度、多层次的管理需要来确定多元化的产品成本核算对象、组合输出有关成本信息、归集并分配结转有关费用。

二、煤炭企业核算社会责任成本的必要性

(一) 煤炭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必要性

1. 国家政策要求煤炭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2006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2008年, 国务院国资委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分别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事项专门发文, 积极倡导其所管辖的中央企业及上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同年, 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等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随后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专门提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要求。

2. 行业协会推动煤炭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2012年5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首次组织的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9家大型煤炭企业在发布会上发布了201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其中河南煤业化工集团 (现更名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等10家企业围绕保障煤炭供应、安全生产、关爱职工成长、保护环境、回报社会等方面现场阐述了2011年度对内对外所承担的责任。2013年5月,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2012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再次就煤炭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向社会发布公开报告。同时, 为进一步完善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机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决定今后每年5月上旬定期召开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建立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发布机制, 积极推进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3. 企业自身需要煤炭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虽然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为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但是企业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不能仅仅依靠盈利来衡量企业, 更应该自觉使企业的自身行为契合国家的管理目标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 从而增加企业自身的美誉度、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 提高产品及经营活动的知名度, 最终为企业持续经营提供良好环境。

(二) 煤炭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存在的问题。

据统计, 在煤炭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多数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责任报告在模式上缺乏统一性, 逻辑上存在排斥性, 内容上存在随意性, 数据缺乏准确性, 各企业之间缺乏可比性。上述问题的根结, 在于发布报告所依据的文件及各煤炭企业所主要表达的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

(三) 核算社会责任成本的必要性

鉴于煤炭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必要性以及报告本身存在的问题, 为了优化社会责任报告的形式及内容, 笔者建议将煤炭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以及为履行社会责任所承担的成本、费用统一到会计核算中, 由财务人员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付出的成本、费用计入企业的成本核算过程, 同时对应企业从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取得的收益, 一并以财务数据, 定性、定量、固定格式的方式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为此, 在借鉴国内外对“社会责任会计”这一观点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考虑到煤炭企业的现实情况, 本文提出煤炭企业应在会计核算过程中调整、增设部分会计科目, 核算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并以此核算数据作为对外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依据, 并重点阐述煤炭企业如何核算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所负担的成本、费用。

三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核算内容

(一) 确定核算社会责任的对象

笔者认为, 煤炭企业的社会责任核算对象是企业在筹建、运营、退出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的外部性影响, 包括正外部性的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与负外部性的给社会造成的负担, 例如对自然环境的改善与污染、对矿产资源的增值与消耗等。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 煤炭企业在成本核算中应以社会 (含政府、公民等) 需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员工权益保护等事项作为社会责任范畴的核算对象。

(二) 确定核算社会责任的要素

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所作的基本分类, 是会计核算对象的具体化。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 其实质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各种资源流动, 所以可以简化为企业主动或者被动地将资源转移给社会、企业应该向社会支付或者索取的与之同等价值的报酬、企业通过资源及报酬的转移所产生的净收益或者净损失这三个方面。基于资源在社会与企业这两者之间非此即彼地转移这一现实情况, 即某种资源, 当企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 实际上是企业支付了自身资源或者放弃了获取同等价值报酬的机会;当企业从社会中获得资源时, 实际上是企业满足了自身的资源需求或者增加了获取同等价值报酬的机会。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 如果产生了净损失, 一般会作为企业的预计负债在财务会计中核算, 如果在会计期末有净收益, 企业所有者也无法主动索取, 所以, 参考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会计要素设置, 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各种事项通过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核算。当企业从社会中获取到各种资源时, 即企业给社会增加了负外部性时, 通过企业的负债要素来反映;当企业为社会支付各种资源时, 即企业给社会增加了正外部性时, 通过企业的资产要素来反映;当企业在会计期末抵消、结转对社会的外部性影响的结果时, 通过损益要素来反映。在损益要素中, 若社会责任损益为正, 则说明企业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要少于企业支付给社会的资源;若社会责任损益为负, 则说明企业支付给社会的资源要少于企业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

(三) 确定核算社会责任成本的会计科目

根据我国会计法律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同时借鉴我国理论界的讨论结果及西方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应用成果, 笔者认为应该将企业核算社会责任的内容暂时列入现有的账务处理程序中, 既能够优化既有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报告又能够反映企业及社会的实际需求, 待会计法等有关法规提出“社会责任会计”这一会计体系后, 再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去。

考虑到现行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以对应的会计法规既定的会计科目为编制基础, 笔者认为在设立社会责任核算科目时, 应该以既能够核算、反映企业履行社会义务的实际情况, 又不影响既有的会计核算体系为标准。

因此, 笔者建议根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内容及结果, 通过新设一级会计科目或者在既有的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 来核算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事项。在新设一级科目时, 要考虑到部分业务需要在现有的财务会计体系中核算的事实, 同理, 在既有的一级科目下设置明细科目时, 仍要考虑到上述情况, 所以, 在确立会计科目核算内容时, 应该做到将不涉及到社会责任事项的经济业务只通过财务会计科目核算, 将既可以通过财务会计核算又可以通过社会责任科目核算的事项通过共用科目核算, 将社会责任业务中不能通过财务会计核算的部分通过社会责任会计科目核算。在报表披露时, 既有的各会计科目不仅可以直接编制成财务会计报告, 同时其中涉及社会责任的会计科目还能够与新设立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共同成为企业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依据。

根据本文所列核算对象, 同时参考有关理论成果 (杜传桥, 2011) , 本文设置了社会资产、社会负债、社会效益、社会成本、社会损益五个一级会计科目。其中社会资产与社会效益科目核算企业主动向社会转移资源而履行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时, 转移给社会的资产在社会资产借方核算, 同时在社会效益贷方核算履行此次责任时所得到的社会收益;社会负债与社会成本为企业主动向社会索取资源而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索取资源时, 在社会负债贷方核算此次索取的资源总价值, 同时在社会负债科目中核算应该对等支付的使用索取资源的代价;社会损益为社会负债与社会效益抵减后的结余, 反映企业与社会交换的所有的资源总共应该支付或者得到的收益总额。

(四) 核算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理论

因本文是在既有的财务会计科目体系中新设会计科目来核算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所以其会计假设、会计基础、会计原则及会计方法等都需要与企业会计核算保持一致。在会计假设的计量尺度中, 因部分社会责任无法以货币的形式反映, 需要采用折算方法将部分社会责任的核算内容转化为货币形式。例如企业安置转业军人时, 可以以转业军人在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为标准, 进行社会责任的核算。

(五) 核算社会责任的同步性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 所涉及到的经济利益都能够可靠计量, 这部分经济利益的流动会影响企业的收入、费用等, 需要在财务会计中核算, 同时, 为全面反映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其也应该在社会责任科目中反映, 以便于突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 因其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故在其发生时以发生金额核算。

四、企业核算社会责任示例

假设A煤炭企业根据环境保护力度、转移就业压力、政策影响程度三个社会责任范畴内的核算对象相应的设置了二级会计科目, 科目内容见右上表。

A煤炭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内共发生如下有关社会责任的经济业务:

1.A煤企向外排放废水10吨, 经政府部门核算, 企业应缴排污费500元。则A煤企在进行正常会计处理的同时, 还在社会责任成本中做如下核算:

2.A煤企接到政府通知, 建议在招聘员工时安置部分残疾人就业, A煤企经测算, 正好需要4名有正常劳动能力的人负责整理资料工作, 若招聘残疾人, 需要招聘5人。为履行社会责任, A煤企招聘了5名残疾人工作, 残疾人与正常员工的薪酬待遇标准一致, 均为每人每年50 000元。年末, A煤企因招聘残疾人工作而减免税金60 000元。则A煤企在进行正常会计处理的同时, 还在社会责任成本等科目中做如下核算:

3.A煤企将采煤方式由炮采改为综采, 需辞退工人70名, 经当地政府测算, 该行为导致企业为社会增加了15万元的再就业负担。则A煤企在进行正常会计处理的同时, 还在社会责任成本中做如下核算:

4.A煤企为当地重点企业, 为支持A煤企销售煤炭, 当地政府在下发文件时要求所有公共事业机关的冬季燃煤都要从A煤企采购, 经测算, 政府此举将多支付运费等70 000元。则A煤企在进行正常会计处理的同时, 还在社会责任成本中做如下核算:

5.会计期末, A煤企结转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和收益, 并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要内容公开披露。

五、小结

煤炭企业在成本核算中核算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能够更加准确地计量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所负担的成本, 便于对内管理、对外披露, 便于利益相关者查询、研究。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设置会计科目核算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 可以为未来的企业成本管理甚至会计理论改革提供有效的资料。当然, 在财务会计中增设非标准的会计科目, 目前只是设想、建议, 还有待于在企业会计实务操作中作进一步验证。

摘要：根据《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 (试行) 》的内容, 结合煤炭企业成本核算实际和对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要求, 本文提出煤炭企业应该增列有关科目, 用来核算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收益、结余等, 定性定量地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内容, 以便于煤炭企业对外披露有关信息, 同时也便于社会对不同企业进行横向研究。对于煤炭企业在成本核算中应该如何设置会计科目、如何进行核算, 本文尝试做了说明。

关键词：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核算,社会成本

参考文献

[1] .朱学义, 林爱梅等.煤炭会计实务——基于责任会计的企业内部市场化运作核算[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3.

[2] .朱学义.论煤炭矿区环境成本会计[J].生态经济 (学术版) , 2007, (2) .

[3] .杜传桥.低碳经济下社会责任会计框架构建[J].财会通讯 (综合) , 2011, (8) .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 篇5

Edited by Ｒ.科斯

按：这是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著名的科斯定理即来源于此文。

社会成本问题

[英] R.H.科斯（RONALD H.COASE）

原载《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第3卷

1960年10月

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

传统的方法掩益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前文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嗓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陪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由于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数目

谷物年损失

每增加一头牛所 造成的谷物损失（头）

（吨）

（吨）1

2

3

4

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数目从2头增加到3头，他现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棚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开始出现时会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而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 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好转了。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陪偿费都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萌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拥有利。

然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土地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1美元。在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状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想这样做。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支付赔偿，作为对农夫同意不耕种这块土地的报答。农夫不可能获得高于用栅栏圈围这块土地的成本的赔偿费，以致于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上，赔偿费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也不会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我认为，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运行正常，在计算牛群规模的扩大所包含的附加成本时显然须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减少这一因素。该成本应参照牛肉生产的附加价值来衡量，并假定养牛业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最佳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养牛的成本可能低于通常牛对谷物的损害时，要考虑其他方面产值的下降，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引起土地耕种的停止。在牛引起损害且养牛者愿意支付赔偿费的情况下，这笔赔偿费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总是令人满意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而农夫不得不为这些要素支付费用）。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附加产值将超过在考虑到损害后使用该土地的总产值。因此，人们就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投到其他方面的生产中去。仅规定牛损害谷物必须赔偿但不允许终止耕种，会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过少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过多。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即使农夫种植在市场上无利可图的谷物，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料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但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这类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虽然假设定价制度运行顺利（即成本为零），但是引起损害的企业对损害结果并不承担责任。它不必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支付赔偿费。我要说明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由于我在前一例中指出了资源配置是最优化的，因此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一论点。

我仍以农夫与养牛者为例。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假设牛群头数为3（这是假设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维持牛群规模的数量）。如果养牛者将牛减为3头，农夫愿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支付6美元。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头数保持在2头而不是3头，那么他从农夫那里可得到3美元。这3美元就成为增加第3头牛所需成本的一部分。养牛人在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负责），或者他不增加第3头牛时是否收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相应的农夫谷物损失不负责），这些都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的成本一部分，并和其他成本一起被考虑。假如通过将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业产值的增加大于不得不支出的附加成本（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么，牛群规模将扩大，反之则反是。无论养牛者是否对相应的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会提出，这种假定的出发点——3头牛的牛群——有点武断。确实如此。但农夫并不愿花钱去避免养牛者引起的谷物损害。例如，能劝说农夫支付的最高额每年不能超过9美元，这是每年用栅栏圈围土地的成本。只有当这笔费用不会使农夫收入减至放弃耕种一块特定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进而言之，只有农夫相信，在他没花钱的情况下，养牛者会使牛群规模保持在 4头或更多，他才愿支付这笔费用。让我们假定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愿付3美元；如果减至2头，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1头，愿付8美元；如果取消养牛业，愿付9美元。必须注意，出发点的变化没有改变对养牛者来说自然增长着支付金额，如果他以任何既定的数量减少牛群规模的话。如果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将从农夫那里收到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毁坏的谷物的价值。虽然就农夫而言，由于养牛者在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费用的情况下在保持牛群数目上各执己见（无论是否得到证实），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不同看法对养牛者将实际保持的牛群规模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养牛者必须支付牛引起的损失，结果也一样，因为从既定数目中的收入相当于同样数目的支出。

人们可能会想到，一旦交易达成，就应支付给养牛者因增加超出他想维持的牛群规模之外的头数所化的费用，以劝说农夫支付更大的总支出。这也许是真的，作为与养牛者达成协议的结果，农夫在最终将放弃的土地（包括在没有养牛业时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上的耕作行为（当养牛者承担损害的责任时），其性质也与此类似。但这种策略是协定的前提条件，并且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状况。不论养牛者是否对他的牛引起的谷物损失负责，情况都一样。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对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没有这种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

问题的重新说明

工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可谓形形色色。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涉及一幢建筑物阻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一座风车的运转。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案例则涉及一幢房子在毗邻的旅店的日光浴场、游泳池和帐蓬上投下阴影。虽然走失的牛群和谷物的损失问题作为上两节详细说明的题目似乎是特殊的例子，但实际上是一种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问题的典型。为了阐明我的论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我将着手分析四个实际案例以对此作出新的说明。

第一个重新思考的案例是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用于说明一般问题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在此案中，某糖果制造商（在威格莫尔街）在生产中使用两个研钵和杵（一个在该地已使用了60多年，另一个则使用了26年）。不久，某医生迁居邻近房屋内（在威格莫尔街）。在头8年，糖果制造商使用的机器并没有对医生造成损害，但此后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制造商炉灶处造了一间诊所，他发现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发出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使用他的新诊所，“尤其是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他还发现在此不可能进行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医生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严格贯彻本判决所依据的原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否定该原则甚至将导致更多的个人痛苦，同时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法院判决确定了医生享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权利，但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来修改法院判决所作的安排。如果制造商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或多于作为一个可能的建议而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也许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如果制造商付给医生的钱少于他改变在原地的生产方式、或停止生产、或搬迁他处所需要的费用，制造商也许会愿意这样做。问题的解决实质上依赖于他继续使用机器是否使制造商的收入增加大于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但现在考虑如果制造商胜诉的话，那么，他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就要倒过来了，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显然在由医生付钱以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是说，不用因制造商继续使用机器而付钱给他，而是要赔偿医生因此所蒙受损失的情况（如果医生有权不让制造商使用机器的话），将变为医生想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他不继续使用机器（如果制造商有权使用机器的话）。此案的基本情况与牛损坏谷物的例子完全一样。在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时，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决对资源的配置毫无影响。诚然，法官们认为他们正在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并且使之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任何其他判决“都将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该论点在说明在一块荒芜土地上进行经营的例子时已阐述过，不久该土地就开发为住宅用地。法官们关于他们正在解决如何利用土地的观点，只有在必要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的任何重新安排所能得到的收益时，才是真实的。并且，只有在住宅设施的附加价值超过损失的砖块和铜材的价值时，维持某区域（威姆波尔街或荒地）为住宅或其他专门用途（通过禁令，给予了非工业使用者以阻止噪声、震动和烟尘污染等方面的权利）才是合算的。但法官们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

“库克诉福布斯”案是进一步说明同样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在编织可可果纤维草席时，有一道工序是将草席浸在漂白剂里，然后取出晾干。来自某制造厂的硫酸氨气体会使光洁的草席变暗变黑，原因是漂白剂含有氯化锡，当它受到硫化氢的影响时，就会发黑。原告要求发布禁令，使工厂停止排放硫酸氨气体。被告律师抗辩说，“如果原告不使用……某种特定的漂白剂，他们的草席纤维就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产工序是不正常的，是与商业惯例不相符的，甚至会对他们自己的纤维造成损害。”法官指出：“……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一个人有权在自己财产上采用某道生产工序，在这种工序中他使用了氯化锡或其他金属染料。但其邻人无权随意排放气体，以干扰他的生产。如果可以追究邻人的话，那么他显然有权来此要求消除这种损害。”但事实上，损害属于意外的或偶发的，若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就毫无预期的风险，禁令就会遭到拒绝，原告只能提出他希望的赔偿。尽管我不清楚这以后的发展结果，但很显然，这种情况本质上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件一样，只不过可可果纤维草席制造商不一定能得到禁令，但他必须要求硫酸氨制造商支付赔偿金。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分析与牛损害谷物的情况完全相同。为了避免损害他人，硫酸氨制造商可以加强预防措施或搬至他处，但是这两种方法都会增加他的成本。他可能会选择支付赔偿费。如果赔偿费少于为避免损害他人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他就会这样做。于是，他所支付的赔偿费就成了硫酸氨生产的成本。当然，如同在法律程序中提出的，倘若通过改变漂白剂（假定这将增加草席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以消除这种损害，并且其成本的增加少于在其他方面发生的损失，这样，两家厂商可能达成一项互惠的使用新的漂白剂的交易。假如法院的判出对草席制造商不利，其结果是，他将蒙受损失而得不到赔偿，但资源的配置不受影响。如果改变漂白剂的附加成本少于损失的减少，那么草席制造商就会这样做。而且，既然草席制造商愿意支付给硫酸氨制造商一笔钱以弥补其收入的减少（成本的增加或遭受损失的增加），如果硫酸氨制造商会停止其活动的话，这一收入损失将成为他的生产成本。此案例在分析意义上完全等同于牛的例子。

“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以新的形式提出了烟尘妨害问题。在此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相同。

在1876年之前，原告可以在其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保持这一状况达三四十年。在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并盖起新房。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原告生火时，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造墙和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致。在陪审团的审理中，原告得到4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然而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初审判决被否决。布拉姆韦尔法官指出：

……据说，而且陪审团已发现，被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对原告房屋的侵害。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无疑，侵害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被告引起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引起侵害的事，他们的房子和木材并没有什么害处。恰恰是原告自己引起了侵害，因为他在离被告的墙过近的地方的烟囱里生火，烟无法消散而进了室内。一旦原告不生火，一旦他将烟囱挪个地方，一旦他将烟囱造得再高些，侵害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是谁引起了侵害呢？如果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后建房，毫无疑问这是原告引起的；而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之前建房，实际上亦如此。但是（同样的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被告引起侵害，他们将有权这样做。如果原告除了毗邻被告的房屋建房和在房上堆木材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通气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利就隶属于被告的了，而且虽然被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造成了对原告的侵害，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责任。

科顿法官还说：

据说，被告房墙的竖立确实干扰了原告屋内居住者的舒适感，而且据说，被告对于侵害需负责任，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被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任何烟尘和有害气体送进原告屋内，而是以某种方式阻断了原告房子烟尘的出路，对此……原告并无法律权利。原告引起了烟尘，影响了自己的舒适。除了他有……权以特定的方式摆脱这种来自被告的干扰之外，他不能起诉被告，因为是他自己引起了烟尘，而对此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造成了烦恼。这好比某人试图通过下水道将自己土地上的污水排放到邻居土地上一样，在使用者取得权利之前，邻居可以堵塞下水道而不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无疑，对产生污水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这会引起很大不便。但是，他的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且他对可能引起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污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清除污水。

我并不想表明，作为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在其他地方堆放木材的成本和提高烟囱高度的成本等为前提条件），不论法院作出什么判决，该情况的任何改变都会有同样结果，因为在牛的例子和对前两个案例的讨论中己详细分析了这一点。我所要讨论的是上诉法院法官的论点，即烟尘妨害不是由造墙者引起，而是由生火者引起的。该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蒙受烟尘妨害的是生火者而不是其他第三者。此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是所讨论问题的核心。究竟谁引起了烟尘妨害？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是由造墙者和生火者共同引起的。在生火的前提下，若没有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在造墙的前提下，若不生火，就不会有烟尘妨害。不造墙或不生火，烟尘妨害就消失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双方在决定是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将面临由烟尘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成本。而且在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时，这正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可以推定烟囱所有者愿支付给他一笔钱以消除烟尘，这笔钱就成了继续拥有高墙和在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法官认为是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的观点，只有在我们假定墙壁是既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法官的判决意味着建造高墙的人有权这样做。如果烟囱里冒出的烟对木材造成损害，那么此案就更有趣了。那时，造墙者蒙受了损失，此案就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相似，且毫无疑问，生火者要对木柱的损失负责，尽管在木材所有者建高墙前不存在任何损失。

法官们己判定了法律责任，但这不应使经济学家混淆其中包含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中，的确是没有牛群就不会有谷物损失，同样，没有谷物也就没有谷物损失。如果糖果制造商不开动他的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医生不在该地设立诊所，那么机器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工作。生产硫酸氨产生的气体使草席变黑，但如果草席制造商不在该地晾草席或使用另一种漂白剂，那么也不会有任何损害。如果我们用因果关系讨论问题，那么当事人都引起了损害。如果我们想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在判定双方当事人的行动时需考虑他们所带来的损害影响（即妨害）。如前所述，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因有害影响而造成的产值下降都是一种成本，这是定价制度无摩擦运行的长处之一。

“巴斯诉格雷戈里”案是最后一个说明问题的很好的例子。原告是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所有者和出租者。被告是毗邻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一些小型别墅和一个庭院的所有者。在公寓下面有个岩洞式地下室。地下室有个洞或斜井与被告庭院的旧井相联，这座井就此成为地下室的通气管道。地下室“在酿酒过程中一直被用于特殊目的，那里若不通风，就无法酿酒”。诉讼的原因是被告将栅栏从井口移走，“以便阻止或防止空气从地下室自动升到井口”。从案例报告中看不出被告为何采取这一步骤。也许，“酿酒过程含有一种空气”，这种空气“升到井里并扩散开来”，对他来说是难闻的，无论如何，他倾向于关闭庭院里的井。法院首先决定公寓所有者能否有空气流通权。若他们享有此权利，此案将有别于“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已分析过）。然而，分析此案并没有任何困难。在此案中，空气流通局限于 “严格规定的通道”，而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所涉及的是“对所有人都通用的一般空气流通”。法官因此认为公寓所有者享有空气流通权，相反，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私房所有者却没有此权利。经济学家可能要说，“空气流通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论证中所要决定的是斜井存在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公寓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但有证据表明，从地下室到水井的通风管道已存在40余年，斜井作为通风管道必然为庭院主人所知，困为当空气排出时，空气中有酿酒的气味。法官因此认为，公寓主人因“失去授权的理论”而获得这样的权利。该理论认为“如果合法权利的存在被证实，并已行使了多年，法律就可以假定该权利有合法的起源。”因此，别墅和庭院的主人不得停止使用水井，并得忍受酿酒的气味。

对经济学家来说，法院在决定合法权利时陈述的理由常常似乎很陌生，因为判决中许多因素对经济学家而言是毫不相干的。正因为如此，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与此相同的情况可由法院以完全不向时方式解决。在所有涉及有害影响的案例中，经济问题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在“巴斯诉格雷戈里”案中，通过斜井得到的新鲜空气有利于啤洒生产，但排出的浑浊空气影响了邻居的舒适。经济问题是要决定在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是啤酒的低成本和毗邻居屋的主人的不适感，还是啤酒的高成本和增加舒适感。在决定该问题时，“失去授权的理论”与法官的看法有关。但应该记住，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

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这在第三、四节很明显，第五节也暗含了这一观点），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

前几节中，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这一论点假定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反之，禁令的颁布和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可能导致发生在无成本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活动终止（或阻止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致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下一节将讨论界定合法权利过程种的若干经济问题，在本节中我将研究权利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内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这将使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格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那时，毋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考虑到各种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将对土地的纯收益产生影响，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可以将他的土地投入各种用途，因此省去了发生在不同活动之间的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大建筑物或同一地区内许多毗邻居地产的所有者都会以同样方式行动。事实上，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企业要获得所有各方面的合法权利，活动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约对权利进行调整的结果，而是作为如何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者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在很难缔结契约和很难了解当事人同意做什么和不同意做什么（例如当事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种类不同和数量不等的气味和噪声）的情况下，必然要花费很多精力，长期的契约就有可能被采用。如果企业的出现或现有企业活动的扩展在许多解决有害影响问题时未作为一种方式被采用，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并不想详细分析这一方式的特性，因为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已对此作了说明。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因此，政府（依靠成文法或更可能通过行政机关）在解决烟尘妨害时，可能颁布可以采用或不许采用的生产方法（例如：应安置防烟尘设备或不得燃烧某种煤或油），或者明确规定特定区域的特定经营范围（如区域管制）。

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通常企业的经营会受到种种制约，因为在它与其他企业竞争时，其他企业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同样的活动；还因为，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通常就会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就能完全避开市场，而企业却做不到。企业不得不同它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达成市场协定。正如政府可以征兵或征用财产一样，它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威性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就组织中的行为而言）。进而言之，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执行机构以确保其管制的实施。

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在政治压力影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必然会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也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中，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当然，一种进一步的选择是，对问题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群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假定，来自管制的带有害效应的行为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

本节对有害效应问题的讨论（考虑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是很不够的。但这至少可使人们明白，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间人在联络当事人方面的作用，限制性契约的效力，大规模不动产开发公司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区域规划及其他管制行为的实施。我确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在我看来，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但如果以有缺陷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这种研究是不理想的。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问题。

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第五节的讨论不仅阐述了观点，而且提供了对有害效应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的概要。所举的案例虽说都发生在英国，但要选择美国的案例也很容易，并且论证的特征也完全相同。当然，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所有问题（衡平法问题除外）就是各当事人的权利的充分界定和对法律行为的后果的预测。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应该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只要这不会给法律本身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就行。甚至当有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改变权利的法律界定时，显然也需要尽量减少这种交易，从而减少进行这种交易的资源耗费。

尽管详细研究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前提条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一直没能这样做。然而，粗略的研究中也显而易见，法院常常承认他们的判决具有经济含义，并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而许多经济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而且，他们一贯在判决中将这些经济含义与其他因素一起考虑。在这方面，美国的学者以比英国的同行更明确的方式阐述了该问题。于是，引用普罗瑟论侵权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可能 以对邻人的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做自己的事。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他所开的工厂产生的噪声和烟尘可以造成他人的不舒适。只有在他的行为不合理时——就其效用和所 •••••• 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言（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它•••••••••才构成妨害。……正如一个在小镇上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中所说的，“事情的效用决定了争端的解决”。

世界上总得有工厂、冶炼厂、炼油厂、有噪声的机器和爆破声，甚至在它们给毗邻的人们带来不便时，也要求原告为了大众利益而忍受出现的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

典型的英国学者并没有如此明确地指出效用与所导致的损害之间的比较，在决定是否将有害结果视为妨害时是一个基本因素。但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用很明确的话来表述），还是可以发现的。法院认定有害结果必须是严重的这一理论，无疑部分地反映了总有一些收益会抵销有害后果这一事实、从个人案件的报告中看，显然法官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授予禁令或判定赔偿金给当事人带来的得失。于是，在拒绝阻止妨碍视线的新建筑时，法官指出：

据我所知，没有一条普通法的一股规则……说过，某建筑挡住他人的视线是一种妨害。如果真是妨害，就不存在大城镇了，从而我就得对该城镇的所有新建筑下禁令。……

在“韦伯诉伯德”一案中，法官认定，校舍建在紧靠风车的地方，阻挡了空气流通，从而妨碍其工作，并不构成妨害。而一个早期案例的判决似乎与此相反。盖尔评论道：

在伦敦的旧地图上，一排风车出现在伦敦北部高地，也许在詹姆斯国王时期，建房过分靠近风车而影响其转动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影响对城市的食物供应。

在第五节讨论过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一案中，显然法官考虑了不同判决的经济后果。如果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处理问题，其结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某人可以进入诸如伯曼德塞制革厂，或者进人其他用于特定行业的或有噪声和有难闻气味的厂区，并在那里的某空地上建一幢住宅以阻止这种商业和制造业。

法官回答说：

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并不仅仅依靠对事物本身抽象的考虑，还要考虑其环境。在贝尔格雷夫广场构成妨害的事，在伯曼德塞就不一定。在某地区由某商人或工厂主以特定和已有方式从事某特定商业和制造业，这并不构成公共妨害。法官和陪审团将有充分理由发现，并确信会发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并不是一种私人的和可诉讼的错误。

在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时，与邻居有关的特性是肯定要确认的。

讨厌车辆噪声的人不应将其住所设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喜欢宁静生活的人不应生活在制造锅炉或蒸汽船的工厂区。

所出现的情况一直被称为“法定的计划和分区制”。当然，在确定适用标准时往往困难重重。

在“亚当斯诉厄赛尔”一案中可发现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此案涉及一家煎鱼店，它设在工人区，但靠近“一个身份较高的人”的住所。英格兰没有土豆鱼片是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显然相当重要。法官指出：

一项禁令对于被告和在他店里获得食物的穷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说被告不能在附近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开店营业，这决不意味着，煎鱼店在一个地方是妨害，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妨害。

事实上，限制厄赛尔先生经营煎鱼店的禁令甚至不能扩展到整条街。他可以将店移到“身份较低者”的住所旁。毫无疑问，当地居民将认为油煎土豆鱼片要比原告描绘的弥漫的油煎味和“雾气”更重要。假如“附近更合适的地方”不存在，那么此案就难以解决，判决就会有所不同。“穷人”将吃什么东西呢？没有一个英国法官会说：“让他们吃蛋糕吧。”

许多法院并非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案件中所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但似乎在解释诸如“合理性”或“普通的和经常的使用方法”此类名词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案件中的经济学问题，也许这多半是无意识的和不太明确的。在这方面，上诉法院对“安德烈亚诉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案中，（在威格莫尔街上的）一家旅店座落在某一飞地上，该地区的其余部分由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占据，该公司准备拆毁当地现存的建筑物进行再建。由于拆房的噪声和灰尘使该旅店顾客锐减，店主起诉要求塞尔弗里奇公司赔偿损失。初审法院判决旅店应得到450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后来，此案告到上诉法院。

在初审法院判决旅店主人有合法权利的法官说道：

我并不认为被告在原先经营的地点所做的事是以通常的利用和占据土地或房屋的方式进行的。在我国，挖掘60英尺深的地基然后建上用铆钉固定的钢结构的建筑，这是非同寻常的。……我想，在我国像被告那样在进行第二次经营时——即拆除他们不得不拆除的所有房屋时，也不是通常的使用土地的方法，我认为，其中有五至六所房屋可用气锤拆除。

威尔弗雷德•格林爵土在上诉法院辩护时，首先提醒说： 当一个人在进行拆除和重建这类工作时，任何人都不得不忍受某种不适，因为这种工作不可能不带来一定的噪声和灰尘。因此，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以此来看待干预的规则。……

然后他谈到先前的判决：

我很尊重这位阅历丰富的法官，但我觉得他并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可能说……被告公司在其工作中所进行的拆除、挖掘、重建具有不寻常的性质，以致于使我所提到的限制条件不能在该工作中起作用。我似乎感到。当规则说到对土地的一般和通常的使用时，并不意味着通过一些途径使用土地和建房的方法是具有永久性的。随着时光流逝，新的发明或新的方法使土地的使用更有效益，或向地下要地，或向空中要地。从其他观点看，这是否是人们所企求的事与本案无关；但在使用你自己的土地时，造房时选择什么样式、地基多深、高度如何才为合理，就当时情况和发展而言，这构成了对土地正常使用的一部分。……旅店里的客人很容易发怒。人们到该旅店已习惯于宁静，结果发现附近在拆除旧房，建造新房，自然会以为这座旅店的优点已经消失，这对原告来说是很不幸的，但假定被告所做的并没有什么错，假定被告公司在拆旧建新时尽管产生了噪声，但采用了合理的技术，采纳了合理的预防措施，对邻居并没有产生妨害，这样，即便原告失去了所有的主顾，他也没有理由抱怨，……（但那些）人说他们对邻居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正常的，他们在特殊责任的引导下……采取了合理而适当的谨慎和技术，这样说是不对的：“没人抱怨，我们就继续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他们的责任是采取适当的谨慎指他并将妨害减至最低点，他们这样说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这意味着我们将放慢工作，不像我们所喜欢做的那样，或者说这将使我们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所有这些都是常识意义上和程度上的问题，而且很清楚，就防止妨害而言，要求人们工作进度如此之慢，或代价如此之高，而且其成本和带来的麻烦令人望而却步，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公司的态度似乎只能是继续干，直到有人抱怨。进而言之，如果公司的工作与邻居的舒适确有冲突，而公司按其想法和便利来加紧工作的愿望占了上风。这……就没有履行使用合理的谨慎和技术的义务。……结果将是……原告蒙受了一种可诉讼的妨害。……她有权基于这些原则得到一笔可观的而不是数目很小的钱。……但在计算这笔钱时，……我不考虑顾客的任何减少，……虽然这可能归因于旅店后面工程的进行而失去的舒适…… 结果，损害赔偿费从4500英镑减到1000英镑：

迄今为止，本节所讨论的是法院对有关普通法中的妨害问题的判决。由于成文法的制定，该领域的权利界定也随之而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假定，在这一顿域，政府活动的目的是把普通法不认为是妨害的活动认定为妨害，以此来扩大妨害法的范围。而且毫无疑问，有些法规（如公共健康法）便有此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立法都是如此。在这一领域，许多立法的效果是保护工商企业不受那些因受损害而提出各种要求的人的影响。因此，还存在着许多合法的妨害。

霍尔斯伯里的《英国法律》一书对此立场做了总结。

当立法机关认定一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的事，或授权在特定地点为特定目标做某事，或授予意在执行的权力时，尽管立法机关保留了一些对行使权力的裁决权，但对于在贯彻法律授权中不可避免的妨害或损害，在普通法上不构成诉讼。不论引起损害的行为是为公众目的还是为私人利益，情况都是如此。立法机关授权个人可以行使某些权力所做的事，例如按照贸易委员会的规定所做的事，应该被看作是有法律根据的。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行使法定权利的个人似乎不能因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就可能使损害降为最少而对之负责。

下面的例子就是对授权行为有免于承担责任的自由的一个说明。

就水偏离水道、水管、排水沟、运河而淹没土地的情形而言，诉讼并没有对在无过错情况下行使授权的机构产生不利，下面这些情况况也同样：下水道里排出的臭气；马路上的积物覆在阴沟上；铁路引起的震动和噪声；授权行为引起的火灾，按法规要求用已知的最佳清除方法处理后才排放的污水造成的污染；电车对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干扰；嵌入地下的电车的电极；因授权工程进行挖掘而必然引起的烦恼；因在行车道上设置栅栏而引起的交通事故；沥青的散发；街廊或路边安全栅栏给临街住户进出带来的不便。

在美国，法律的规定与英国基本相仿，除了立法机关授权在普通法上什么会被定为妨害外，至少没有作出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的规定。但美国的法律规定受到的限制更多，因为它要受到宪法的限制。然而，这种权力仍然存在，并能找到与英国的情况多少相同的案例。在与飞机场和飞机运行有关的尖锐冲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德尔塔航空公司诉克西，克西诉亚特兰大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西先生在亚特兰大市买了地并盖了一幢房子。几年以后，该市在靠近克西的地产处建造了机场。克西抱怨说，“在机场建造前。他的房地产是宁静地，适合住家，但建机场后，灰尘、噪声、飞机的低空飞行使得他的土地不宜住家了。”案情报告对此叙述得很详尽。法官首先参考了早期的案例“里托会诉亚特兰大市”。在此案中，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

由于有特许权，航运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行业，并且是影响公共利益的企业，……所有按法定方式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授权的保护和豁免。飞机场本身不构成妨害，尽管建造和经营飞机场的方式会构成妨害。

既然飞机场是影响公益的合法行业，而且机场的建造是法律准许的，因此，法官接着参考了“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案。该案写道：

所建的铁路终点站的调车场是经法定机构授权的，如果建造和使用方法得当，就不能判定它构成妨害。因此，从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以及由此造成的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给调车场附近的居住者带来的伤害和不便，都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结果。而且，适当的使用和经营该车场也不是妨害，只不过是所授特许权的必然伴随物。

据此，法官认定克西先生所抱怨的噪声、尘埃“可能是对该机场的适当利用所产生的意外，这样就不构成妨害”。但反对低空飞行的抱怨则不同：

……能不能说飞行……高度如此之低（离克西家的房顶仅25至50英尺）而对生活和财产造成的直接危险……是飞机场的必然伴随物吗？我们并不认为对此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该城市不能为维护该地区（足够大）的土地……而要求不作这种低空飞行……虽然为了公众的便利，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必须忍受因通常而适当地利用机场所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但就法律观点看，如果这种不便不是适当地建造和使用所机场所必需的，就得首先考虑他们的私人权利。

当然，这是假定亚特兰大市可以防止低空飞行，并继续使用该机场。法官又补充道：

种种迹象表明，导致低空飞行的条件可以改变。但在审理中，看来为了公益，飞机场仍应继续在目前的条件下运行，那么，可以说原告不能得到禁令。

在另一起飞机案例 “斯密斯诉新英格兰航空公司”中，法院审查了美国有关妨害合法化的法律，它与英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大致上相类似：

在行使管理权方面，政府立法部门的适当的功能，就是通过有关公共福利的详尽法规来处理因采用新发明而产生的问题和风险，并以此调整私人权利，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因噪声、烟雾、震动、灰尘和无法忍受的气味造成的对土地上空的侵害，也可依此类推。由于这些侵害得到了政府立法部门的授权，因而尽管这些土地实际上没有被征用，但在某种意义上其市场价值已经下降了，而土地所有者必须在没有赔偿或补救措施的情况下承受这种损失，立法机关将裁定哪些在其他场合构成妨害的行为属于合法，这方面的损害陪偿案例有，因铁路运行而造成的烟雾、震动和噪声给附近的土地带来的损失，工厂钟声引起的噪声；妨害的废除，蒸气机和高炉的设置工阴沟里的难闻气味：炼油和储存石油……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并不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晚上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而无法入睡时，当他们在白天因（公共授权，或许是公共经营的）火车经过时的噪声及震动而无法思考（或休息）时，当因地方污水处理站的气味（公共授权，也许是公共经营的）呛得他们呼吸困难时，以及因修路造成的汽车堵塞（毫无疑问是公众设计的）使他们神经紧张、精神平衡受到干扰时，他们会抱怨私人企业的弊端并要求政府管制。当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他们研究的问题的性质似乎有误解时，他们所期望停止或减少的活动也许具有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收益。当然，政府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常常会导致这种保护，以针对超过规定的妨害。一方面，政府似乎以慈善的眼光看待它所亲自促进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以比私人企业做同样事情时更令人愉快的方式来描述公共企业的妨害。正如大法官艾尔弗雷德•丹宁爵土所说：

……今天的社会革命的意义是，较之于过去偏重于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现在政府不断地对此干预，以给公共利益以适当的地位。

无疑，福利国家多半扩大了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而经济学家对此习惯于谴责（尽管他们趋向于假定这种豁免预示着政府在经济制度中的干预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英国，地方当局的权力被认为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有条件的，在绝对范畴内，地方当局在实施其被授予的权力时没有任何自由处置权。“绝对权可以说覆盖了其直接行动的所有必然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等于妨害。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权力以各种结果不构成妨害的方式来行使。

立法机关的意图在于决定某权力是绝对的或有条件的，……（由于）立法机关的社会政策存在着时时变化的可能性，某一权力在某一时代可能是受到条件约束的，而在另一时代为了福利国家的政策则可能被认为是绝对的。在考虑有关妨害法方面的较古老的案例时，应牢记这一点。

这冗长的一节看来该做个总结了。我们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在由法律制度调整权利需要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有关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做的是有关经济问题的判决，并决定各种资源如何利用。据说，法院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尽管不是很明确的）比较防止具有有害效果行动的收益与损失。但权利的界定也是法律制定的结果。我们还发现了对问题相互性的评价的证据。当法律规定增加妨害事项的清单时，诉讼也使那些在普通法上构成妨害的事情合法化了。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情形是要求正确的政府行为，而这实际上常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不一定明智。但真正的危险是，政府对经济制度的全面干预会使那些对有害后果负有责任的人得到保护。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研究

本文讨论问题所采用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之渊源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尤其是第二部分中有关研究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差异的章节。它认为：

某甲在为某乙提供一些服务的过程中（这种服务是有报酬的），附带地也给其他人（不是同类服务的生产者）提供服务或带来损害，这种服务得不到受益方支付的报酬，也不能使受害方的利益得到补偿。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第二部分阐述了他的目标：

确定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自我利益的自由行使在多大程度上会倾向于以最有利于产生大量国民收益的方式来分配国家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国家改善“自然”趋势的行动是可行的。

从上述第一部分来判断，庇古的目的是要发现对决定资源使用的现存格局能否做一些改进。既然庇古的结论是能够做一些改进的，那么，人们自然期望他能继续说明他提出的一些改进所需要的变化。但相反，庇古增加了相对于国家行动的自然趋势的一段文字，这在某些意义上似乎将现存的格局与“自然”趋势相等同，并意味着要达到这些改进需要国家行动（如果可行的话）。从第二部分第一章看，这或许就是庇古的立场。庇古在开始时谈判“古典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强调，如果政府在经济制度中不进行任何干涉，那么就能使产值最大化，经济格局就是“自然的”。庇古继续说，如果自我利益确实能促进经济福利，那只是因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所致。这是庇古观点的一部分，他易在引用坎南的理论提出这些观点的（我认为庇古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庇古得出结论说：

但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也存在许多缺陷和不完善之处。……存在许多妨碍社会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分配的障碍。对这些障碍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它试图寻求更高瞻远瞩的方式，在那里，政府现在或最终会控制经济力量的行使，以此来促进经济福利，并由此促进其所有公民的总福利。

庇古隐含的思想似乎是：有些人已认为不再需要国家行为了，但他则认为正是因为国家行为的作用，社会制度才运行得这样好。不过，其中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那么，还需要哪些国家行为呢？

如果这是对庇古观点的正确总结，那么通过研究他所提出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差异的第一个例子，就可以揭示其不足之处。

也许……有些成本压在了与它不直接有关的人们身上。例如，火车发动机的火星给周围的木材就造成了非补偿性的损失。所有这些效果必须包括——一些是肯定的、其他一些是否定的因素——计算考虑到任何一种使用或任何一个地方的资源价值的任何增加所带来的边际社会净产品。

庇古所用的例子反映了一种真实情况。在英国，铁路公司一般并不赔偿那些因火星外溅而蒙受损失的人。以庇古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所说的禁令为例，庇古的政策建议首先是，应有某些国家行为来纠正这种“自然”情况；其次，铁路公司应被迫赔偿那些木材受到损害的人。如果这是对庇古立场的正确解释，那么我要强调，第一个建议是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之上，而第二个则并不是不可或缺的。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法律立场。在“发动机产生的火星”这一题目下，我们可以在霍尔斯伯里的《英国法律》中发现：

如果铁路公司在其火车上使用蒸汽发动机而无明确法律授权它可以这样做，那么无论有无过失，他们都将对发动机引起的火灾负责。然而，铁路公司一般都有法定授权在其铁路上使用蒸汽发动机，按照常规，如果发动机配备着科学的防火所需的预防措施，并且在使用时无过失，那么，他们对火星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都不负普通法上的责任，……在安装发动机时，安装者有义务使用所有现有科学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发明，以避免造成伤害。假定在考虑了损失的可能性和补救的成本和作用后，要求公司采用这样的发明是合理的，那么在安装者拒绝使用其效率大大值得怀疑的装置的情况下，他对造成的过失不负责任。

1905年的“铁路（火灾）法”（1923年修订）对这个一般规则开了个例外。这涉及农用土地或农作物。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定权力使用发动机的事实并不影响公司对损害的责任，……这些规定仅仅适用于不超过200英镑（1955年法中规定100英镑）的损失要求，而且，在损失发生后7天之内，火灾的书面报告和要求损害赔偿的请求必须送达公司：在20天之内，应该把要求赔偿金额不超过200英镑的书面报告送到公司。

农业土地并不包括沼泽地和建筑物，农作物也不包括那些可拿走的和堆积着的东西。我并没有详细研究这一法律例外的立法历史，但从1922年和1923年下议院的争论来看，这一例外或许大部分旨在帮助小农夫。

让我们回到庇古所说的因火车发动机引起周围木材着火但又不赔偿的例子。这按理是为了说明 “用国家行动来改善„自然‟趋势”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将庇古的例子看作是1905年之前的情形，或者是一个人为的例子（在此例中他也会以“周围的建筑物” 代替“周围的森林”），那么显然，为什么不赔偿的理由肯定是铁路公司有权使用蒸汽机（因此免除了因火星引起的火灾责任）。这正是在1860年确立的法律的立场，在当时的案例中，奇怪的是，它也是有关因铁路引起周围木材的燃烧。在这一点上。近一个世纪的铁路立法（包括国有化）尚未改变这一法律（除了一个例外）。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待庇古所举“因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周围木材损失的不赔偿责任”。并假定它指的是1905年以后的时期，那么显然，不赔偿的理由是损失多于100英镑（《福利经济学》第一版）或超过200英镑（最近版本），或者，树木所有者没有在7 天内书面报告火情和在20天内详细说明火灾损失。在现实世界中，庇古的例子只有在立法机关作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后才能成立。当然，难以想象它在铁路建设的自然状态中也能成立，最相近的情况是假定铁路公司使用蒸气机“毫无明确的法定权力”。然而，在此情形中，铁路公司应有赔偿那些树木被毁的人的义务。这就是说，在没有政府行为的情况下也应支付赔偿。不陪偿的唯一情形是存在政府行为。很奇怪，庇古会选择这一特殊例子来说明“用国家行为改善„自然‟趋势”是可能的，因为他明确认为应支付赔偿。

庇古对各种事实的看法似乎存在着缺陷，但在经济分析方面他似乎也有错误。铁路公司并没有必要一定要赔偿那些因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在此，我并不想表明，如果铁路公司可以与靠近路旁的每个财产所有者进行讨价还价，并且毋需成本，那么，铁路公司与是否对因大火引起的损害负责并没有什么关系。在稍前的几节中我己分析了这个问题，即在讨价还价太费劲的条件下是否让铁路公司对火灾负责。显然庇古认为最好是迫使铁路公司支付赔偿，由此可见，导致他达到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了。假定，铁路公司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增开列车和提高现有列车的车速以及装设引擎火星防止器。如果铁路公司对火灾损失不免责任，那么在决策时，它就不会考虑增开列车、加快车速和不装防火器所致损失而增加的成本。这就是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成品的差异的根源所在。它会导致铁路公司来取行动，这将会降低总产值——如果对赔偿负责就不会这样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算术例子来说明。

以铁路为例，铁路公司对其引擎火星造成的火损不负赔偿责任，它在某一线路上每天开两班火车。假设每天开一班车，铁路公司每年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150美元； 开两班车每年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250美元。再假设开一班车的成本每年为50美元，两班车则为100美元。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本等于由于铁路公司追加生产要素而产生的产值的下降。显然，公司将发现每天开两班车有利可图。但假定一班车每天所致谷物火灾损失（年平均）为60美元，每天两班车将导致120美元损失。在此情况下，每天一班车将提高总产值，而两班车则相反。第二班车使追加的火车服务价值为100美元，但产值的下跌每年为110美元：50美元是追加的生产要素，60美元是谷物的损失。假如不开第二班车，情形将好些；假如铁路公司对谷物损失负责，它就不会开第二班车。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负责的结论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无疑，这是庇古立场的推论。

若不开第二班车情形将好些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赔偿的结论是错误的。让我们改变一下有关责任规定的假设。假设铁路公司对由火车引擎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负责。一位在铁路附近有土地的农夫将处于这样的状况，如果他的谷物被火车引起的火灾毁坏，他将从铁路公司那儿得到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赔偿，但如果他的谷物完好无损，他将通过销售以市场价格获得收入。因此，他就毫不关心他的谷物是否被毁坏。当铁路公司不负责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铁路火灾引起的任何损失都会减少农夫的收入。他就会放弃那些损失超过土地的纯收益的耕地（第3节已充分阐述了各种理由）。从铁路公司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制度变为负责任的制度，会引起铁路附近耕地的增加。当然，它也会增加铁路火灾所引起的谷物损失。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算术例子。假定随着责任规定的改变，铁路引起火灾所造成的谷物损失翻了一倍。每天开一班车，每年的谷物损失是120美元；每天两班车，损失额将达到240美元，我们先前看到，如果铁路公司每年要陪6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就无利可图。如果每年损失达12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的损失将多于60美元。但是，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第一班车。第一班车提供的运输服务价值为150美元，成本为50美元，支付的赔偿费为120美元。如是这样，那么开任何火车都将无利可图。在我们例子中，结果是这样：如铁路对火损不赔偿，将开两班火车；如果赔偿，它就停止营业。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铁路更好？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如果豁免铁路公司的责任以让它营业（每天两班车），总产值会如何。

铁路营运能产生250美元的运输服务价值。它还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的采用将减少100美元的产值，而且它还意味着谷物损失价值为120美元，因为铁路的兴起还将导致一些耕地的放弃。由于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土地用于耕种，因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将是120美元。既然土地上所有的谷物不可能都被毁掉，那么认为该土地所产谷物的价值高于120美元或许是合理的。假定它为160美元，但放弃耕种会释放出一部分生产要素，并使它用于别处。而这些生产要素在别处增加的产值将少于160美元。假定它为150美元。那么，经营铁路的收益为250美元（运输服务的价值）减去100美元（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去120美元（火灾造成的谷物价值损失），减去160美元（放弃耕地后谷物生产下降的价值），加150美元（释放的生产要素用到其他地方的产值）。这样，经营铁路所增加的总产值为20美元。由此可见，显然铁路不应对它引起的损失负责，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当然，改变一下数据，在别的情况下则要求铁路对损失负责。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我已充分表明，“火车发动机引起的周围木材损失”的解决办法并不一定不合要求。是否要赔偿，一切取决于具体情况。

庇古的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庇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分析所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得出的具体结论却是不合逻辑的。争论中的问题并非是否要开追加的列车，或加快车速，或安装消烟器，问题在于是否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定铁路公司应赔偿它所引起的火灾损失。当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而对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做一般的比较则没有什么意义。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某司机开车到十字路口停下，因为前面有红灯。十字路口的另一条马路上没有任何汽车。如果司机不理会红灯，而且也不发生事故，那么总产品将增加，因为司机可以早到达目的地。为什么他不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闯红灯。他将被罚款。穿越马路的私人产品要比社会产品少。我们是否会由此得出结论：如不对违反交通规则者罚款总产品将较大？庇古的分析告诉我们，有可能想象出一个比我们所处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问题是要设计各种可行的安排，它们将纠正制度中的某方面缺陷而不引起其他方面更严重的损害。

我已相当详细地分析了一个有关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差异的例子，我不想进一步对庇古分析的体系做剖析。本文考虑的主要问题可以在第二部分第九章中找到，该章是讨论庇古的第二类差异的，因而看看庇古怎样提出论证是饶有趣味的。本节开头引用了庇古对此类差异的描述。庇古把某人提供服务而毫无报酬的情况与某人造成损害而不作赔偿的情况作了区分。我们主要的注意力当然集中在后者。因此，令人惊奇地发现，正如弗朗西斯科•福特教授向我提出的那样，庇古所用的烟囱问题——“股票例子”或“教室例子” ——是作为第一种情况的案例（无报酬的服务），并且从未明确地提到其与第二个案例的联系。庇古指出，将各种资源用于预防烟囱冒烟是向工厂主提供了无报酬的服务。

从庇古在稍后章节中的讨论看，其含义是，应给使用烟囱的工厂主一定的奖金以促使他装设消烟器。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建议，对拥有烟囱的工厂主征税。可惜，经济学家（除了福特教授）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庇古的研究特点，既然意识到了用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解决问题会导致对问题的相互性的确认。

在讨论第二种情况（损害而不予赔偿）时，庇古说“当某城市居住区的某块地的主人在那儿造了一家工厂时，严重损害附近地段的舒适环境；或程度轻一点，他在利用自己的土地时，使他人房屋的采光受到影响，或者，当他在闹市地段建造大楼时限制了邻里的空间和娱乐范围，进而有碍于居住在那里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他们都受到损害。当然，庇古称这些行为“无负责的危害”是非常正确的。但当他指出这些是“反社会”的行为时，他就错了。这些行为或许是，或许不是。有必要权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处。反对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

正如我所指出的，庇古在讨论“无责任的危害”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烟囱，而是乱窜的兔子：“当某人的禁猎活动包括窜到邻人士地上的兔子时……第三方就蒙受了偶然性的无责任危害。”此案例特别有趣，不只是因为此案例的经济学分析本质上不同于对其他例子的分析，而且因为其法律立场的特殊性，它给人们的启示是：在界定权利这种纯粹法律问题上经济学也有用武之地。

对兔子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有关动物责任这一大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我不得不将讨论限制在兔子问题上。早期与兔子有关的案例涉及庄园主与公用地使用者的关系，因为从13世纪开始，庄园主常在公用地上放养兔子，这有利于兔子长肉和长毛。但在1597年的“博尔斯顿”一案中，某地主指控邻近一地主，声称被告做了兔穴，使兔子增加，从而毁坏了原告的庄稼。结果原告败诉，原因是：

“……一旦兔子进入他邻居的土他，他可以杀掉它们，因为它们是野生的，做兔穴的人对兔子无产权，因而他不应为兔子所造成的损害受罚，因为他对兔子无产权。其他人可以合法地杀掉这些兔子。

由于“博尔斯顿”一案己被作为有约束力的先例——小布雷在1919年说，他并不知道“博尔斯顿”案曾被推翻或质疑过——庇古的兔子例子无疑反映了他撰写《福利经济学》时的法律立场。而且在此案中，可以说庇古所叙述的情况因为缺少政府行为（以立法形式），因而是“自然”趋势的结果。

然而，“博尔斯顿”一案确是法律上的一件怪事。威廉姆斯教授毫无掩饰地对这个判决表示不满：

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妨害责任概念显然是混淆了牛群非法行为的结果： 它既不符合法则也不符合中世纪有关水、烟和污染泄漏的权威判决，……对此问题作出令人满意回答的前提是，最终放弃“博尔斯顿”案中有害的理论。……一旦该案消失，对整个问题的合理重述的方法就非常清楚了，它将与妨害法中其余通行的原则相协调。

当然，审理该案的法官知道，他们的观点取决于对此案与涉及妨害的案子的区分：

“此案的诉因不像那些建石灰窑、染坊等案子那样，因为在那些案子中，烦恼是当事人自造的，但此案却不同，因为兔子自己跑进了原告的土地里，而土地主可抓住兔子，并从中得利。

威廉姆斯教授评论道：

那种返祖思想再度出现了，认为是动物有罪，而不是地主有罪。当然，引进的现代妨害法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原则。如果甲造了一幢房子或种了一棵树，以致让雨流进了乙的土地，这是甲须负责的行为；但如果甲在自己的土地上放兔子，而兔子窜进了乙的土地，这是兔子的行为，甲对此不负责任——这就是从“博尔斯顿”案中得出的貌似有理的结论。

人们不得不承认“博尔斯顿” 案的判决看来有些奇特。某人可能对烟或异味所引起的损失负责，而没有必要去断定他是否对烟或异味拥有所有权。在解决其他有关动物的案件时，“博尔斯顿”案规则并不总是非要遵循的。例如，在“布兰德诉耶茨”一案中，法官判定授予禁令，以制止某些人异乎寻常、超于常量地屯集粪肥，而这种做法孳生苍蝇，••••影响邻里。谁拥有苍蝇的问题并没提出。经济学者不想提出异议，因为法律推理有时有些异常。但有足够的经济学理由支持威廉姆斯的观点，即应在通常的妨害法中解决对动物（尤其是免子）的责任问题。理由并不是指惟独留养免子的人应对损害负责，谷物被吃掉者也一样有责任。假定，除非我们了解特殊的情况，否则市场交易成本使权利重新安排便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不能断定，留养兔子者是否应对兔子给邻居造成的损失负责。对该案中规则的反对意见是，按此规则，兔子留养者永远不会有责任。这将责任规则推向一个极端，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是不可取的，正如认为养兔子总是有责任的这一极端一样。但正如在第七节中所看到的，就像法院事实上处理的情况一样，妨害法也是灵活的，它允许对行为的功利与行为的危害进行比较。正如威廉姆斯教授所说： “整个妨害法旨在协调和消除利益冲突。……”将免子问题放在通常的妨害法中解决，并不一定意味着使养兔者对兔子造成的损害负责。这也不是说，在这种案子中，法院的唯一任务是比较行为的危害和功利。也不能期望，法院在作比较之后就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但除非法院行为极其愚蠢，否则，通常的妨害法比起采用僵硬的规则来说，似乎总会带来经济上更令人满意的结果。

庇古关于乱窜的免子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问题如何相关的范例，尽管应遵循的正确政策看来与庇古的推论不同。

庇古允许其结论有一个例外，即在兔子的例子中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他补充说：“……除非……在地主与租户关系上有两种占有形式，以致于，在租金的调整中就能给予补偿。”庇古的这一修正相当令人费解，因为他的第一类差异大多与起草地主与佃户之间令人满意的契约的困难有关。实际上，威廉姆斯教授所引用的有关兔子问题的最近案例，都包含了地主与佃户之间公平权利的争端。庇古似乎在任何契约均不可能（第二类）的情况与契约不能令人满意（第一类）的情况之间做了区别。因此，他说，在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产品之间的第二类差异

不能像租佃法的差异那样，可以通过修改缔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来缓解，因为差异产生于对其他人的服务和危害，而不是对契约当事人的服务和危害。

但有些活动不是缔结契约的主要原因，实际上与有些契约一般不太令人满意的原因完全一样——要使事情变得正确得花费过多的成本。确实，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因为契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在于没有涵盖某些活动。庇古在讨论第一类差异时其主要观点的确切意义难以发现。他表明在一些情况中，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契约关系会导致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但他接着说明，政府强制性赔偿计划和控制租金也会产生各种差异。他进而说明，当政府与私人土地主立场类似时，即授予一公共事业以特许权时，就会产生完全类同于私人所碰到的困难。讨论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我难以发现，庇古想让我们得出的有关经济政策的一般结论究竟是什么。

确实，本文谈到的庇古对问题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极为模糊，对他的观点的讨论产生了几乎无法克服的解释困难。结论是，无法确信人们所理解的庇古倒底指的是什么，然而，却难以反对这一结论，尽管这可能是庇古式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这种含糊性的主要原因是庇古没有透彻考虑他的观点。

庇古的传统 令人奇怪的是，像庇古提出的这种理论竞会如此有影响，尽管其成功的部分原因也许是在表述方面缺乏明确性。既然是不明确的，那么它也决不会有明显的错误。尤其奇怪的是，这一模糊性并不妨碍一种头头是道的口头的传统的出现。经济学家从庇古那儿所学到的，以及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即我所称的庇古传统，是足够清楚的。我想通过揭示它所提出的被证明是错误的分析方法和政策结论，来说明庇古传统的不足之处。

我并不想通过旁证博引来论证我的观点是有力的。我所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引证文献往往是零碎的，常常是引用庇古的一些话再加上一些解释性评论，这样就难以进行详细的研究。但主要的原因是，这种理论尽管基于庇古的理论，可多半都是口头的传授。当然，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接触到的经济学家都己表示出观点的一致性。无疑，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只占少数。

讨论的问题是分析现实生产的价值。私人产品是来自特定商业活动的追加产品的价值。社会产品等于私人产品加无赔偿的其他地方的产品价值的下跌。因此，如果一个要素（无其他要素）的 10 个单位被某企业用来制造某种价值为105美元的产品。这一要素的所有者没有得到使用的补偿，他无法避免这一结果。这10单位的要素在最好的可供选择的生产中将产生100美元的产品，这样，社会产品便是105 美元减100美元为5美元。如果企业支付1 单位的要素，其价格等于它边际产品的价值，那么，社会产品能提高到15美元。如果支付2单位，社会产品将提高到25美元。如此下去，直到105美元为止。这时所有要素单位都能得到报酬。不难理解经济学家为什么会轻易接受这一如此古怪的规定。这种分析集中在个别企业的决策上，因为使用某些资源从成本上看是不允许的，因而得益也减少同样的数额。当然，这意味着社会产品的价值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就我而言，似乎倾向于使用机会成本概念和通过比较各种要素在不同的使用或安排中产生的产品价值来研究问题。定价制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导致各要素的采用会产生最大的产品价值，并比其他别的制度的成本少（我撇开了定价制度也放弃了收入再分配问题）。但如果通过一些上帝赋予的自然协调，使各要素流向生产价值最大化的地方，而不利用任何定价制度。结果也没有任何补偿，那么，我将发现的是惊奇，而不是惊慌。

社会产品的定义是奇怪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的政策结论肯定是错误的，然而，将注意力从基本问题上分开的方法肯定存在许多危险，可以相信，这将对目前理论中的一些错误承担责任。引起侵害效应的企业应对受损害者提供赔偿（这在第八节讨论庇古的铁路火星例子中已做了透彻的讨论），这一信念显然不是将可获得的总产品与可选择的社会安排进行比较后得出的。

在以税收或奖励的方法解决侵害效应的问题这一建议中，可发现同样的缺陷。庇古对这种解决方案也寄以厚望，尽管他像通常那样，没有详细阐述，论证得也不够。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以税收的术语和十分标准的方式考虑问题。税收应等于损害，并随侵害效应的数量而变。由于没有提出税收的收益应支付给那些受损害者，因此，这一解决方案与强制企业支付给其行为造成的损失的受害者的赔偿方案不同。尽管如此，经济学家却并末注意到这一点，并把两者混为一谈。

假设，某个有烟尘污染的工厂建在一个以前没有烟灰污染的地区，引起每年100美元的损害。假定采用征税方法，这样，只要工厂冒烟，工厂主每年就要交100美元的税。再假定，消烟装置每年花费90美元。在此情形下应该装消烟装置。可以用90美元的支出避免100美元的损失，厂主每年可省下10美元。但得到的结果并不是最佳的。假设，受害者迁移或来取其他防范措施便可避免受害，这些方法的成本为40美元，或大致等于40美元的收入损失。这样就产生了50美元的生产价值，如果工厂继续释放烟尘并且上述两种措施得以采纳的话。如果厂主须支付等于损失的税额，则显然需有一种双重纳税制度，应让该地区居民支付等于工厂主（或其产品的消费者）追加的成本的税，以避免损害。在此情形下，人们就不会因在该地区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发生。这样做的成本将少于生产者减少损害所花费的成本（当然，生产者的目标不是要减少损害，而是要减少税收）。反对向引起损害的生产者征税的税收制度，将倾向于产生过高的避免损害的成本。当然，如果有可能不是以损失为税收基点，而是以散发烟尘而导致的生产价值（最广义的）的下降数为基点征税，那么可防止过高的成本。但这样做须详细了解每一个参照系数的情况。我无法想象如何得到这样的税收制度所需要的数据。确实，以税收的手段解决烟尘污染问题的方法困难重重，计算的问题，平均和边际损害的差异，不同财产的损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但在此不必研究这些问题。即使可以准确地调整税收，使之与烟中污染的每一增量给相邻的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相吻合，而就我的目的而言，只要表明这种税收一定带来最佳状况就足够了。冒烟工厂附近的居民和企业的增多，会增加烟尘污染的损害，税额也要随之增加。这会导致工厂生产要素价值的下降，因为由于税收将导致要素在其他方面使用的价值减少而导致生产下降，或者因为生产要素被用于降低烟尘污染程度。但决定迁移到工厂附近的居民并不考虑他们迁来所导致的产值的下降。这种不考虑给他人带来成本的缺陷与工厂主不考虑其烟尘污染带给别人造成的损害的性质是一样的。没有税收，在工厂区将会烟尘污染太多、居民太少，但有税收，则相反。没有理由说，这样做是肯定可取的。

我不必过多地讨论运用分区制让产生烟尘污染的工厂迁出住宅区这一建议所包含的错误。工厂迁址导致生产的减少，这显然需认真考虑，并应与工厂不迁时所带来的侵害进行比较。这种管制的目标并不是消除烟尘污染，而是保证烟尘污染的最合理数额，这就是产值最大化的数额。

方法的改变

我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所需要的是改变方法。

就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而言，把分析集中在制度中的具体不足之处，常常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任何消除缺陷的方法肯定是人们所需要的。这种分析的注意力脱离了那些势必与正确方法相联系的制度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许将产生更多的损害。在本节之前，我们己看到许多有关例子。但没有必要以这种方法研究问题。研究企业问题的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用机会成本方法来比较要素的既定结合的收益与替代的商业安排。在研究经济政策时，似乎也应利用类似的方法，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在本文中，正如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来分析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产价值。但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当然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总效应。正如弗兰克•H•奈特常常强调的，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美学和伦理学问题。

对本文研讨论问题的通常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通过对自由放任状态和一些理想世界的比较来进行分析。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了思维的松散，因为所比较的替代对象的性质从来就不清楚。在自由放任状态下，是否存在一个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在理想的状态中，有没有货币、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果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笼罩在神秘气氛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得出他所喜欢的结论。实际上，几乎不需要分析就可以说明理想的世界比自由放任状态要好，除非两者的定义恰好是一样的。但是，整个讨论大多与经济政策问题无关，因为不管我们心中所想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显然我们都还没能找到如何从我们所处的状态过渡到那种状态的办法。较好的方法看来是，将我们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况上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以试图决定新情况是否比原来的情况好或坏。按这种方法决策时，结论与实际情况就有一些关系。

未能提出足以解决有害效果问题的最后一个原因来自关于生产要素的错误概念。人们通常认为，商人得到和使用的是实物（一亩土地或一吨化肥），而不是行使一定（实在）行为的的权力。我们会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但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所拥有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力。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对他来说，通过挖掘将土地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可能阻止某些人利用“他的”土地，但在其他方面就未必如此。例如，某些人可能有权穿过该土地。进而言之，或许可能或不可能在该土地上建某类建筑，种某种庄稼，或使用某种排水系统。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政府的规定。在普通法上亦如此。实际上，在任何法律制度中都是如此。对个人权力无限制的制度实际上就是无权力的制度。

如果将生产要素视为权利，就更容易理解了，做产生有害效果的事的权利（如排放烟尘、噪声、气味等）也是生产要素。正如我们可以将一块土地用作防止他人穿越、停汽车、造房子一样，我们也可将它用作破坏他人的视野、安逸或新鲜空气。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所蒙受的损失——不能穿越、停车、盖房、观赏风景、享受安谧和呼吸新鲜空气。

零边际成本社会即将来临 篇6

Q：您所定义的“零边际成本社会”，基本思想是什么？

A：资本主义时代正在流逝。虽然不是很快发生，但不可避免。一种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新经济范式“协作共同体”、“协作经济”正在出现。 我们已经目睹了一种混合经济将要出现，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一部分协作共同体。这两种经济制度经常以“并行”的方式运作，有时也有竞争。它们发现彼此沿着对方的周边产生出一些协同效应，这样它们可以为彼此增值，同时让自己受益。其它时候，它们也深深地对抗，每个试图吸收或取代另一个。

这两个相互竞争的经济范式之间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苦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越来越清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能提供的、在我们商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人性叙事”、和支配一切的“组织框架”，已经经历了十代以上，却正在达到顶峰并开始缓慢衰退。虽然资本主义将继续作为至少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社会模式的一部分，但我很怀疑在21世纪的后半叶，资本主义将继续作为主导性的经济范式。

我们正在开始见证一个资本主义的核心悖论，这个悖论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到巅峰，但现在却威胁着它的未来。这个悖论就是：竞争市场固有的活力，让商业成本大幅下降，以至于许多商品和服务几乎变成免费的，而且非常丰富，不再受制于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力量。尽管经济学家永远喜欢降低边际成本，但他们从未预见到，一场技术革命可能会让这些成本接近到零的水平。

这种“协同经济”或者“共享经济”的范式是全新的，仿佛在十九世纪我们看待共产主义一样。这种经济范式和过去的“交换经济”截然不同，它是在分享的基础之上。这种共享式的经济范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交换经济形式，并行不悖地共同走下去，不是你取代我或我替换你。也许到2050年，人们将看到这两种经济形式都在发展，但是共享、分享式的“协同经济”会越来越繁荣，而“交换经济”很可能慢慢就会走向没落。

已经有很多生动的例子。比如腾讯、阿里巴巴，其经济范式是我们常说的私有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它们所使用的商业模式已经有共享的成份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经济体制和经济系统将并行，且相互支持，朝着一个更深度的融合发展。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新经济形式的出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零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的概念是指，生产额外新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这种边际成本在特定情况下会接近于零。比如说教师在教书的时候，教室里坐一个人发这么多工资，坐十个人也是发这么多工资，这就是“边际成本”。

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通过协同共享以接近免费的方式，同时分享绿色能源和一系列基本商品和服务，这是最具生态效益的发展模式，也是最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新红利与第三次工业革命

Q：与前面两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体现其边际成本下降的趋势？

A：我经常跟各种企业家探讨，发展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们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就是要找到新的技术。新的技术革命，促使生产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这种降低是非常好的，无论是对于普通用户、公众，还是对于所有投资人来说，都是如此。对消费者，边际成本的降低可以通过使他们以廉价的方式获得产品和服务；对投资人，由于边际成本的降低，他将有很好的回报。

过去二次的工业革命中，重点也都是边际成本的降低，只不过这一次边际成本可以降到接近于零。这就是我所说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一场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30～40年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一定会穷尽，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有变革，主要都是来自于三大变化：第一个变革是在通讯交流上的变革。我们有了新的通讯工具、交流工具，能更有效地改善沟通，并且进行管理和组织；第二个变革是能源和能量方面的变革。我们有了更高的能源或者更强大的能源，从而能够驱动机械，进行生产。第三个变革是交通方式的变革。有了新的交通方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运载。当这三大技术变革融汇在一个平台，我们才能真正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和产业变革。回顾过去的几次工业革命，都是这三股力量交织的结果。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9世纪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20世纪发生的。

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主要的能源形式发生了改变。当时人们找到了煤炭这样一种新的能源形式，它更有力量，随之就把手动或者是人力、牲口的动力方式变成蒸汽机，蒸汽机有更大的力量运载。同时，交流方式也改善了，人们发明了电报，随时可以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另外，因为有了蒸汽机，人们还发明了火车。

交流方面的电报、交通方面的火车、能源方面的煤炭，所有这三类东西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什么样的变化？首先有了世界贸易，人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货物卖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形成了充分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出现了现在的国家，我们可以把国家的政令以电报方式迅速的传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实现更为现代和高效的治理；人们还通过商业模式建立起了现代的公司，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公司，而且出现了垂直整合式的公司业务模式，垂直整合是指在一家公司当中可以把产品所需要的部件在一家公司当中生产出来，而且第一次在整个世界上出现了规模经济。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在20世纪早期，发明了集中供电的电网，发明了无线电，发明了广播，发明了电视，发明了电话，还发明了内燃机，所有驱动这些变化的主要能源就是，20世纪人类开发了廉价的大型油田支撑了所有这些变化。于是从20世纪开始，大街上跑满了小汽车、大卡车、公交车，最后我们整个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了。

但是，这样一个蓬勃的工业革命到了2008年7月份时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如果没有记错，在2008年7月份的时候世界油价涨到了147美元一桶，当达到如此高油价时，经济开始崩溃，市场开始出现衰退。为什么石油价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为什么在技术如此发展的时代，有的国家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太依赖于化石燃料、太依赖于碳了。不光是汽车、飞机，包括农田里的杀虫剂、塑料袋，所有东西都来自于石油、来自于化石燃料。2007年油价开始起飞时，人们的相对购买力开始慢慢减少，于是产品库存开始不断增加，人们开始无法承受物价，所以经济出现了崩溃；当经济崩溃之后，人们无法购买商品，所以石油价格又掉了下来，之后人们又开始进行消费了……我们的经济一直处在这样时衰时涨的周期中，经济走不出这样的死循环。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在研究的题目。

很多人说人们现在不是找到了新的能源替代品了吗？比如焦油砂、页岩气。但毕竟任何东西都是有尽头的。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是未来30～4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红利就会耗尽。

零边际成本与未来的网络

Q：我们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不少机构都在努力研究互联网的智能化，研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甚至是“全球脑”的概念。在您的观念中，互联网、物联网，及广义的网络将在这场变革中充当何种角色？

A：1999年，资本主义的悖论初现端倪。当时，音乐网站Napster开发了一个能让数百万人不向制作人和艺术家付一分钱，就可共享音乐的平台，重创了音乐产业。接下来，类似现象也严重打击了报业和图书出版业。消费者开始通过视频、音频和文本，共享他们自己的信息和娱乐内容，几乎不用花钱，完全绕过了传统市场（译注：今天的微信也是如此）。

边际成本的大幅降低重创了上述行业，现在也开始重塑能源业、制造业和教育行业。尽管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固定成本不菲，但除此之外获得每单位能量的成本较低；数以千计的业余爱好者已经在用3D打印机、开源软件、和作为再生材料自己制造产品了，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译注：所谓生产方式的“大规模业余化”，又一次找到了例证）；同时，美国有超过600万学生参加了免费的大型在线公开课程，这些课程内容发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零边际成本经济的现实令人毛骨悚然，充分的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市场继续增长的关键，但愿意为额外的优质商品和服务付钱的消费者人数毕竟有限。

这即将影响整个经济。另一方面，一种强大的新技术基础设施—物联网—正在出现（译注：这与“零边际成本”的经济规律产生了迭代），这种新的技术平台正开始把所有事情、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目前，超过110亿个感应器，被和自然资源、生产线、电网、物流网络、和回收利用流程绑定在一起，安置在住宅、办公室、商店、和车辆中，为物联网提供大数据。到2020年，至少会有500亿个感应器和物联网相连。

物联网，再利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算法提高效率，将生产和共享诸多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到接近零的水平。例如，美国有3700万栋大楼安装了与物联网相连的仪表及感应器，提供有关输电网中用电量和价格波动的实时信息。这最终会让用太阳能和风能装置进行绿色发电，并当场存储的家庭和企业可以为软件编程，在电价上涨时脱离电网，使用自己的绿色电能，并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与邻居共享多余的电。

未来的网络，相当于人类大脑之外创造了一个“外脑”。分享一个故事：当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上任时，几周内就召见了当时欧盟的政策顾问。在召见我时她问我，怎么样才能发展德国的经济呢？我说，现在20世纪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走到尽头了，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不断兴起。当时默克尔就说，请你给我们德国就“第三次工业革命”勾画出路线图。而现在我也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的领导层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包括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都先后批示，关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所有一切都是源于互联网。互联网开始只是出于信息交流的需要，但是正在不断地进化成一种新的、多种功能的超级网络：比如，第一，变成了一个超级的物联网。它不光只有信息交流功能，还可以通过很多的传感器，把很多物体包括家用电器都集中在网上，随时上传和下载数据。第二，是能源互联网。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风能、太阳能发电，而所有这些能源的数据都可以通过智能电表反映在互联网上，可通过网络方式来控制能源消费和生产。第三，所有的交通方式也互联网化了。我们把它叫做交通互联网，很多驾驶员、车辆上都有GPS，上面都有传感器，都有数据传送的装置。我们说的“三网合一”，是指在网络上不只有信息流动，还有能量流动，和物的流动。

很多大型企业开始注意到这场变革，像西门子、通用电器、IBM、思科等大公司都开始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很多中国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中，全世界将会安装100万亿个相关的传感器或者摄像头，把整个世界真正的联系在一起，就好像在人类大脑之外创造了一个“外脑”，这是令人激动的图景。

这个改变的重要性在于，有了这样一个外脑，把所有的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之后，事实上，全人类第一次在历史上就能像一家人、像一个人一样，开始从事各种实时的生产活动，而且可以完全能够根据大图景和大数据来安排自己在整个环境中的角色。有人可能提出疑问，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太吓人了？如果这么多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暴露，那人们的安全和隐私呢？会不会有数据泄漏？会不会有网络暴力主义或恐怖主义呢？我在书中，也谈到这样的担忧。但我认为，随着技术发展，这些问题一定都能得到解决。

生产型消费者正在崛起

Q：多年以前，未来学者托夫勒等人就提出过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的概念。我们认为，“零边际成本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力量的崛起。商业社会的力量向着消费者转移，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济思想的共识，和必然的趋势。

A：是的。传统商业模式衰落，生产型消费者正在崛起。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有40%的人口被纳入到互联网的连接中。未来20年，全人类被互联网连在一起是可以期待的。现在只要花25美元就可以接收互联网和融入互联网，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接入到整个世界的互联数据当中。

人们可以有自己的数据及算法，一切都是公开和透明的。一旦你发现哪个地方需要改进，或者你想和你的朋友做些什么，无论你是大企业主、中企业主、还是小企业主或居家创客，都可以在自己家里随时大幅地提高生产力，从而弥补社会上某些领域生产的不足，创造出你的方法，来弥补整个大图景中的缺失，这也是边际成本不断接近于零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型消费者”。

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过去20世纪显赫的商业模式都正在衰落——电视被YouTube取代，新闻媒体、报纸杂志开始被网络日志取代，出版业也正在被电子书侵蚀。过去14年中，所出现的这个过程叫做“商业民主化”——所有商业生产不再由几个巨头垄断产生，而是人们共同民主地创造和生产。 “生产型消费者”，是指多数人既不是商业拥有者，也只不是消费者，既买也卖，在生产的同时也在消费，人人共同分享，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更为民主化的生产模式，而边际成本是接近于零的。

Q：与“零边际成本”相伴随的，正是更为创新，更加灵活的创业者的兴起。不少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创客企业家”。请给我们介绍一些事例。

A：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电力。过去的例子无非都是在音乐、书籍、或大学课程这些文化内容，都是一些虚拟的、思想精神上的产品，但有了零边际成本之后，我们发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防火墙开始坍塌。如前面谈到的信息、能源、交通的三网融合。想象一下，在未来可能数亿或者数十亿人会生活、生产在这样的网络当中。

看看在德国发生的现实状况。德国默克尔总理上任已七年时间，现在全国所使用的27%能源都是来自于风能和太阳能，而德国计划在2020年之前使新能源份额达到35%，而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巨大的固定成本下降以及边际成本下降。这个趋势在历史中一再重演——早在互联网革命之初，手机和电脑芯片的成本就是大幅度、指数式下降的。在我小时候，要买电脑是不可能的，一个电脑芯片就几乎价值一百万美元，而今天，电脑几乎是人手可得的非常便宜的东西，固定成本是绝对会随着技术进步不断下降的；而太阳能电池板、风电站同样也是面临类似的成本曲线；在我小时候，想发出1瓦的太阳能需要花68美元，而现在只要66美分就够了，成本几乎下降了100倍。

德国正不断地利用太阳能、风能以及分布式发电等，从而降低他们的边际成本。为什么？因为太阳是不会给你发账单的，在德国，公众只要一次性地投入购买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发电设计装在楼顶上，就可以一辈子受益。家家户户都开始生产自己的电力，促进了能源生产力大幅的提高。德国过去有四大电力运营商，过去这些企业都是牢不可破、非常自负的，现在他们的处境却好像过去传统的媒体巨头一样，他们不得不低下头，因为很多时候公众不再需要向大的电力企业购买电力，而可以进行自我生产。

新经济范式图景下的中国策

Q：中国是一个以传统制造业为主要产业形态的经济体，您如何看待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及“零边际成本社会”中的角色？可否介绍一些在新经济范式的图景下，中国经济应采取的策略？

A：事实上，聪明的大制造商都会不断地改变它的商业模式，而且，他们在新工业革命当中是有一席之地的。

首先，要明白一点，整个变革不是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不是说我们今天开始说这件事情，明天所有的大制造商都关闭了，这个过渡过程还需要30年的漫长时间。第二，所有的电力厂商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他们不再需要真正去经营能源或者电力的生产过程，他们完全可以由生产电能的工厂，变成管理电能的智能互联网。再者，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生产一部分太阳能或风能电力，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把整个传输电力的网络管理好。需要运营商通过网络，把全世界或者在他们这个地区内所有电力生产者的电能连接在一起，然后在网上调配余缺，他们只是中间人，或者调配者。今天阿里巴巴所做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

还可以帮助客户不断地改善现有的能源结构。设想一下，所有大电厂的网络上不光连着小发电用户，而且还连着包括运输企业、生产企业，他们有着超大的数据，随时可以知道哪家企业在能源的表现上做得更好，谁更加节能、谁需要更多的能源，所以他们可以给客户解决方案，更好的算法，可以帮助客户优化能源结构，帮助管理大数据，甚至在不同的企业当中调剂能源余缺。现在，像德国电力、法国电力、西班牙电力这样的大公司，都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概念，决定拥抱这次变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存活并发展下来。

两年前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来时，这本书被时任广东省书记汪洋看到了，他非常喜欢，当时就说，一定要做些什么事儿来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随后这本书也被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看到了，他还曾经在我的书上专门批了字，祝贺我们这本书所阐释的原理，并且他也希望中国能沿着这条路发展。

现在汪洋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副总理，李克强成为了总理。就在去年，我与汪洋副总理见面时，他认为这件事情一定要推动，而且非常的好。于是在我随后来访中国时，见到国家发改委、全国人大、大型能源企业的负责人，包括国家电网，他们也都表示对这个事情非常支持。后来国家电网拨出820亿人民币，决定在未来四年中在中国大量普及智能电表，在中国创造能源互联网的基础设施，让中国的能源构架起智能化的互联网络，这是非常好的信号。

今天，中国信息互联网已建立起来了，能源互联网也有了雏形，交通互联网——中国物流业正不断发展，很快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以数据为基础的三网融合平台， 而这个网络不光在中国，很快会跟亚洲和欧洲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图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有了新的产业模式之后，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创意大国，会成为一个真正在思想上、创意上的大国，中国以后会慢慢成为物联网的国家，一切都会连在网上，中国也会不断地迈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旅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已经在做了。

未来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像现在我们身边的音乐、视频，生产已经完全是个人化、私人化了。未来我们所有的物质生产也会变成个人化、私人化，比如通过3D打印技术，我们整整一代人可以坐在自己家里完成自己的生产，所有物质的生产就会像音乐生产、消息生产一样变得非常的简便、廉价，边际成本接近零。例如，世界上第一台3D打印的商用汽车已经生产出来了，是一家意大利汽车厂的汽车，而且以后还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包括无人汽车这样的东西也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来。现在在加州，很多时候你在马路上，可能会被身边的无人驾驶汽车吓一大跳。

现在奥巴马政府已经规定，以后在所有的中小学里，每一个学校都要有一个3D打印机，每一个孩子都要有一个3D打印机，以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小孩子在自己家里用3D打印的方式生产东西，他们也许使用回收的材料、廉价的能源，东西可大可小，但一切都可以打印。未来，也许大桥、高楼这样比较复杂大型的物体还需要专业公司生产，一些小的东西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生产，而所需要的模板材料都可以从互联网免费获取。

未来必然会形成一个大的制造商和各种规模的生产者相互竞争的格局，如果一个公司想替代普通的生产者去生产某一样小东西，它怎么能竞争过全人类呢？这就是我们未来3D打印生产的图景。

现在欧美人，尤其年轻一代，几乎共享所有东西，孩子的玩具、汽车、甚至房子都可以与陌生人共享，而且都是通过特别大的网站完成的。年轻人说我不想拥有一辆汽车，拥有汽车买一辆车放在自己家车库里，是我爷爷奶奶干的事情，我们现在需要有极大的移动性，需要共享，需要到了一个城市之后一招手或一摁软件，90秒内就有一辆汽车停在我面前马上可以用。这就是新的经济趋势，一切都在共享中完成，需要的不是占有，而是使用和共享。

中国在这样的新的经济方向下会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中国会不会融入这样的经济模式？讲一个例子，尼尔森咨询公司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解释了共享经济的模式。最后的结论是到底哪个国家最渴望这种经济模式，最渴望分享？就是中国，中国人特别渴望这样的分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会以非常低的边际成本，来共享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可以更多地提升大家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在这样背景下，中国的未来应该朝哪个方向不断地走下去？中国现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大国，下一个问题是中国到底会不会成为一个领先的大国？会不会领先着整个世界的先进趋势不断的发展下去，使中国变为经济上更加民主和更为环保的大国？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7

欧洲委员会 (2003) 把企业社会责任 (CSR) 定义为“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 把社会和环境密切整合到它们的经营运作, 以及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在综合诸多观点后, 笔者认为:CSR代表企业造福社会的自愿行为, 这些行为的共同点在于关注除投资者外其他利益相关者 (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 的利益。CSR涵盖的内容并不单一, 需要在众多的企业活动中加以识别和确认。通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实例, 笔者对CSR活动进行分类并举例, 如表1所示:

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

(一) 企业维度

企业维度是指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动力。 (1) 利他主义。企业可能信奉利他经营哲学, 认为CSR是企业回报社会所应做的贡献, 而自身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比如, 在汶川大地震后, 华为、吉利和比亚迪等企业为救灾工作捐助了数千万元的现金和物资, 并有意不公开其贡献。 (2) 降低成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可以降低能耗, 节约资源, 降低生产成本。例如, PPG工业公司 (2009) 提高能源利用率, 进一步减少碳排放量。在过去5年里, 该公司减少了5%的能源消耗量, 总计节省了资金大约4000万美元。 (3) 有效的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改善监管环境, 提高企业未来发展的灵活性, 对企业风险管理起到积极作用。例如企业可能会“自愿”减少碳排放, 以预防立法实施更严苛的标准。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避免诉讼威胁和声誉损害。

(二) 外部监督者维度

外部监督者主要指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他们可以通过特有的途径为企业履行CSR的表现施加压力, 如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或进行道德劝说;媒体曝光或支持受害者起诉等。如, 英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会定期向社会公布未按要求提供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名单, 从而号召社会公众怀疑公司社会责任的真实程度, 进而影响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从这个维度看,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种回应监督压力的商业代价。

(三) 员工维度

对外而言,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力资源政策 (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平的薪酬、教育培训机会等) 能够有效地吸引优秀员工。对内而言, CSR能够有效激励和留住员工, 培养员工的企业认同度, 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从而降低员工离职率, 减少招募和培训成本。如, 在SAP中国研究院, 由员工代表组成内部运营理事会负责发起、动员、组织、监管和报告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该组织认为, 该计划有助于“吸引和留住宝贵的人才,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四) 消费者维度

消费者的转移购买能够给企业施加压力, 同时CSR又可以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向, 从而获得产品溢价或增加市场份额。Mc Williams和Siegel研究发现, 消费者在未使用产品之前无法确定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消费者会认为履行CSR的企业将生产出质量好的产品, CSR被作为产品质量的替代品。

(五) 其他维度

包括供应商维度、社区维度等。正如消费者更愿意从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一样, 供应商可能更愿意与此类企业合作, 即有正面的溢出效应。另外,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可能获得有利的贷款条件和吸引投资。

三、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与收益计量

(一) CSR成本与收益计量的作用

CSR成本与收益计量是将成本收益的主要核算内容作为会计要素加以正式记录, 确定其金额来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过程。会计计量的作用在于为企业内外部决策者提供相关、可靠的信息来进行决策制定。企业管理者进行与CSR相关的各类决策, 需要考虑相应的成本与收益。通过CSR成本与收益的确认和计量, 管理者就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会计信息进行决策。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和收益的确认是其会计处理的第一步, 其目标是将成本和收益具体化。在成本维度, 我们考虑前文所列的各类CSR活动的成本与其机会成本;在收益维度, 我们将企业履行CSR的动因转化为具体收益。

(二) CSR成本的计量

(1) 捐赠成本。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大多数公司来说, 捐款不会超过12%这个限度。

现金捐赠的成本=C (1-t) , 其中C为初始捐赠额, t为所得税税率。假设t=25%, 某公司向红十字会捐赠100万元, 则其净成本将达到75万元[100× (1-25%) ]。

产品捐赠的成本=产品成本-税收扣除额×t, 其中产品成本=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比如, 假设某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成本为30万元的冰箱, 并且这些冰箱市值40万元。则企业捐出冰箱时应作会计分录:

若其年度会计利润为280万元, 按照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税前可扣除的捐赠限额为280×12%=33.6万元, 营业外支出中3.2万元要调增所得额;同时视同销售应调增的所得额为10万元 (40-30) , 即此笔捐赠的税收扣除额为20.4万元 (33.6-10-3.2) ;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那么该公司的净成本将是24.9万元 (30-20.4×0.25) 。

企业还应该考虑捐赠的其他成本, 如选择捐赠领域和捐赠形式产生的成本。又如机会成本, 即利用捐赠款投资于其他项目产生的最大收益。

(2) 劳务成本。劳务成本是指员工由于参与社区或公益服务等项目引起的生产力的损失。即员工进行CSR志愿服务的时间使得生产力下降, 进而产生收入损失。如从2003年开始到2008年底, IBM中国共有2300名员工参与了志愿者计划”员工爱心献社区”, 奉献了47881小时的义务服务时间。劳务成本可以用员工每小时创造的销售收入与服务时间相乘来计量。若以平均每小时50元计算, 则会产生约240万元的收入损失。当然, 这里假设存在充分的工作需求, 而并非劳动力过剩。如果员工志愿服务时间发生在业务淡季, 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其机会成本就十分小。因此, 企业可以考虑在业务淡季时进行员工CSR志愿服务活动。

(3) 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指为员工提供的法定薪酬外的更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福利费用, 如工作安全、福利费用、教育培训等。在会计处理中, 这些费用与原来的员工福利没有本质区别, 可以直接记在员工福利账户中。将人力资源成本加以量化, 应根据各个项目不同的特点, 把所涉及的费用直接或经修改后相加。由于人力资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在投资形式上有很大的区别, 基于人力资源成本自有的特点, 可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历史成本法;应付成本法;重置成本法。

(4) 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可以将绿色生产方式和传统生产方式的成本相对比来计量。即环境成本=绿色生产成本-传统生产成本。如, 绿色生产使用了一种新型可再生原材料组织生产, 将使用该材料的成本与使用旧的原材料的成本相比较, 使用该材料所增加的成本就是CSR的环境成本。当然使用绿色生产可能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复杂的技术需求。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 绿色生产的成本可能低于传统方式, 进而产生收益而非成本。

(5) 其他。如企业与供应商就CSR项目达成合作关系时的交易成本;企业为满足消费者需求开发新产品所投入的成本等。相对于前面的成本, 这些成本也应当考虑, 但其计量更加困难。

(三) CSR收益的计量

企业社会责任的收益可以从履行CSR动因中自然地反映。

(1) 税收收益。政府机构经常为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活动提供税收抵免及其他激励措施, 比如减征财产税、免征营业税等。例如,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节能减排, 设立每年预算为1亿元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些抵免及激励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对明确的计量。

(2) 宣传收益。人们经常看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在电视、电台节目中报道或在报纸、商业期刊上刊登。这些媒体的良好评价, 为企业赢得了“免费”的广告效应。企业了解在各类媒体上投放广告的成本, 通过追踪媒体报道和统计“对等”的广告成本, 企业就可以合理估计CSR作为一种宣传的收益。

(3) 风险管理收益。通过自我实施废物排放、碳排放标准, 企业可以预防未来更严格的法规, 避免昂贵的诉讼费用。计量这些收益, 企业应当估算更严格的监管法规颁布或诉讼发生的概率, 进而估算相关的未来现金流量 (遵守法规所必须的对人、财产、厂房和设备的投资) , 进行净现值分析。这些成本的节约, 就是相应的风险管理收益。

(4) 人力资源收益。包括吸引、激励、留住员工的收益。一是留住员工的收益。企业的CSR活动能够降低员工离职率, 而员工的离职会产生员工流动成本, 于是员工流动成本的降低可以用来估算CSR留住员工的收益。研究表明, 员工流动总成本至少达到离职员工全年工资收入的130%, 管理和销售岗位员工的流动成本高达离职员工全年薪酬的200%-250%, 越高层越重要岗位人员的流失, 流动成本越高。如, 若CSR有助于留住一位年薪10万元的管理岗位员工, 则意味着为企业争取到了20-25万元的收益。二是激励员工的收益。一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避免使用昂贵的业绩评价系统 (此类节约可以看成收益) 。另一方面, 员工能力 (领导才能、交流能力、战略视野等) 能够在CSR项目中得到提升。计量这些收益比较困难, 第一类收益可以用考核成本的降低来替代。对于第二类收益, 企业可以比较参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员工的表现与未参与者的表现。三是吸引员工的收益。此类收益难以估计, 企业应将重点放在新员工的原始能力和招聘成本上。可以用以下指标来评估新员工的能力:毕业成绩, 学位数量, 学校质量等。企业也应估算招聘成本的减少量, 包括广告费、差旅费、培训费等。每雇佣一位新员工的平均成本的减少量, 乘以员工数, 就是收益。当然, 将平均雇用成本的减少量完全归因于CSR存在很多问题, 其估算并不精确。

(5) 环保生产收益。如, 使用环保的生产方式 (如循环经济技术、新材料技术等) 能够增强产品可靠性, 提高效率, 节约成本。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会导致原材料的使用量显著减少, 而原材料的成本一般可以追溯到产品, 其节约是可计量的。

同时, 环保生产方式可以降低内部故障成本和外部故障成本, 从而通过削减质量成本来取得收益。内部故障成本包括废品损失、返工费用和复检费用等相关费用, 可以利用它们的减少额来计量收益。外部故障成本包括顾客投诉的处理, 售后服务, 和产品召回等形式 (外部故障成本有可能非常高昂, 如丰田公司的大规模产品召回事故) 。

(6) 其他。除上文所述, 还需要考虑一些其他方面的收益。比如与消费者相关的收益。企业期望其CSR活动与消费者购买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这类收益难以确定, 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是进行客户调查, 评估CSR对重要客户群体的整体影响, 分析何种项目更加适合消费者。调查 (包括采购水平、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企业形象等) 可以将消费者对公司品牌和产品的偏好与CSR联系起来。但如何将消费者调查的结果反映到销量和利润上, 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又比如, 从企业战略角度, CSR对于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是否起到积极作用?CSR是否增加了行业进入壁垒?还有, 如果CSR活动出于某种程度上的利他动机, 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也应当考虑。这些收益的指向太过模糊, 以致难于量化。

四、结论

众多利益相关者 (员工、消费者、社区、债权人、政府机构等) 要求企业运作过程中担负起社会责任。很多企业年报开始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 以此证明他们关注并履行了社会责任, 但报告中大多数内容只是泛泛地谈到企业的种种活动, 而并非切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虽然社会目标的企业内化值得鼓励, 但并不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决策可以随意做出, 而应当建立在对其成本与收益的深刻理解之上。CSR成本与收益的计量具有相应的特点和适用性, 但并非是成熟的, 还有待发展。本文所列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完备, 有一些可能是很难估计的。这就要求企业在实践中综合多种方法, 不断提高信息质量, 以满足企业内外部决策信息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著, 齐若兰译:《管理的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2006年版。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8

一、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与现行财务报告披露制度

(一)社会责任成本及其构成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追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是超越了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企业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趋势。社会责任信息的获取必然产生成本问题。社会责任成本是指企业应当就其生产经营对社会(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将这种责任量化和价值化即为社会责任成本。社会责任成本的发生具有显性与隐性之分,其显性成本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社会责任基础成本,包括责任制度成本、基础规范成本、执行成本以及必要人身安全与人员培训成本等;二是社会责任维持成本或社会责任跟进成本,包括监督成本、检查成本(含惩罚成本)以及为相应的环境变化而对社会责任的调查与研究成本等;三是社会责任效用成本,即为寻求社会效用最大化或是责任影响最大化而进行的后续的必要支出,如,为完成既定管理目标而发生的国内外交流支出等。社会责任的隐性成本是指难以看到的、难于估计的成本。社会责任隐性成本主要表现为:一是道德成本,指针对环境与制度变化去选择违反社会道德的消极的甚至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代价,即不遵守社会责任承担原则也会有成本代价。该成本有时是相当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常常伴随着诉讼成本支出。二是风险成本,即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观念、管理等对于社会责任的忽视而发生的不必要的额外支出。道德成本与风险成本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各成本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二)现行财务报告披露制度

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财务报告不仅包括财务报表,而且包括按企业会计系统提供的,直接或间接传递相关信息的其他手段(其他财务报告)。按照FASB的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的说法,那就是“涉及企业的资源、债务、收入、费用等信息”,“常见的财务报告,其中包括财务报表、其他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公司的年度报告,招股说明书以及呈报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年度报告等”,此外,“还有新闻发布稿、管理当局的预测、计划或前景说明以及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的说明等”。按照FASB的理解,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附注、补充信息、财务报告的其他手段、其他信息。其中,财务报告的其他财务手段与其他信息多属于非财务信息但与使用者的决策有关。财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主要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财务报告的信息必须是透明的,会计信息的披露必须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环境的变化导致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制度的变化。会计准则等制度又体现出较强的政治特征与强制性。现实世界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承担了额外的信息风险。对于社会责任承担发生的代价,陈学轼和陈春艳等学者认为,责任成本是指企业由于其生产经营对社会(包括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将这种责任量化和价值化即为社会责任成本。而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的成本问题则是自然界各种物资消耗补偿问题,包括资源耗损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

二、社会责任成本与财务报告问题分析

(一)信息披露不真实,缺乏可靠性

真实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投资者与信息使用者最关心的就是此项内容。可靠性是指信息应当具有一定的信息质量以及对社会影响给予合理的评价。数据显示,可靠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对报告的补充规定方面,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发生改变的现象很普遍;许多企业的前后期财务数据变化很大;利用财务信息披露进行虚假陈述,如虚构利润、夸大利润预测、利用会计技术粉饰业绩,欺骗公众、投资者与政府等。信息披露的虚假性是目前我国最为严重和危害最大的问题。这是典型的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也体现出财务报告制度本身在监督方面的弊端。

(二)信息披露不及时,缺乏信息的相关性

信息对于决策的价值与其获取时间是成反比的,与决策相关信息取得时间越快,对决策者的决策价值也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据调查发现,若信息公布不及时,很可能会造成信息在投资者中的严重不对称,少数知悉内情的机构或个人就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而广大的投资者尤其是小投资者,很可能成为交易的牺牲品。这一特征与社会责任具有极大相关性。内幕交易与逆向选择行为可使员工、企业自身与其他企业、社会公益等受到损害。信息使用者有权利了解企业的上述信息并进行有效的权衡与决策方案选择。

(三)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透明性

现行财务报告由于偏重于硬性资产的披露,偏重于数字化的财务信息,对于一些企业内外部信息、前瞻性信息和不确定信息等受历史成本原则、实现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可靠性原则的影响,被排斥在会计报表之外,而这些非财务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往往是财务报表分析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的财务报表信息披露不充分,限制了人们的决策。因此,未来的财务报告在信息披露的范围上将逐步加大,在现有财务信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增加披露与企业相关的外部信息,如对企业决策有影响的产出政策、价格政策、市场信息、行业信息、企业所处的环境竞争优势、分配政策、财务法规等,以便报表使用者分析企业对财务政策法规的敏感程度,同时为其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忽视非财务信息披露,缺乏全面性

在我国,企业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属于国有,其提供信息主要服务于国家,企业并不关注社会责任信息。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后的国际准则的趋同,提供全面的财务信息是会计准则改革不可回避的趋势。正是由于社会责任信息在我国的急迫性,社会责任信息的提供应当及早进行,放慢对企业责任的监督管理,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由于企业存在对社会责任与危害的未报信息,使企业对收益的计量并不准确,全面收益原则在我国并未有效实施。另外,非财务信息对于准确分析企业的运作经营必不可少,忽略这一领域的直接后果是评价与监督的失效。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财务报告改进措施

(一)财务报告改进的设想

为适应经济的发展,满足报表使用者的需求,完善和发展我国现行财务报告体系,有必要立足现实改进企业财务报告的编制及披露方式。(1)开发新型报告模式。会计信息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企业应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财务数据库,建立强制的社会责任披露体制与社会责任信息体系,并及时提供经济事项的客观信息,完善报告的模式。(2)充分披露会计信息。财务报告应披露如下几方面的信息:首先,适当扩大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其次,编制分部报告。再者,重视对表外项目信息的披露。最后,编制社会责任报告。(3)建立全面收益观。全面收益是指某一主体在报告期间内,除与业主之间的交易(股东投资、股利分配)外,由于一些原因所导致的权益(净资产)的增减变动。披露全面收益可以有效遏制企业操纵利润或粉饰业绩的行为,增强社会责任信息的监督与管理。(4)增强报告预测功能。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效益的日益关注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不断完善,社会责任报告必将更加引起重视。决策的未来性决定了预测的重要性。建立预测性信息制度,必将成为财务报告发展的一大趋势。

(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与内容

目前,社会责任主要问题表现在:产品质量方面约占50%;环境污染方面约占16.67%;人员状况约占50%;社会资源利用约占22.22%;企业欺诈与其他方面均为5.56%。而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关注的重大方面主要表现为: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当期或未来价值;是否有效、合理;关注产品质量、诚信、环境污染;是否有利于企业快速稳步发展,创利创收,回馈社会,让企业跟上时代发展需要;是否有利于广大群众利益,企业信誉;国家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重点信息披露的真实程度。因此,财务报告应当重点突出财务报告披露制度的针对性,建立科学指标与体系。调查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责任意识不强;社会制度不规范;企业与国家经济实力不够;一定环境下的企业的机会选择等。

(三)财务报告列报改进要点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产品质量状况及监管部门对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一般性界定,产品的特殊质量要求及可能有的特殊危害。我国食品安全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与国内民众的关注,由于产品质量原因引发的人身伤害和法律责任对企业的前途与投资人的利益会产生严重影响。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尤其加入WTO后,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业务,界定这一范畴有利于突出重要性原则,更有利于增强信息的可信性。

(2)人员状况、人员贡献与人员“三费”情况,人力资源、产权价值等披露。我国产权制度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目前我国职员的状况是,相对人员的贡献而言,人员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人员保护等投入甚少。我国煤矿产业的做法更能说明这一点。传统会计报告对电子产业、证券公司等以科技人员和知识产权为主的公司的人员状况调查,不能准确反映目前真实状况。人力资源是企业兴衰的关键,企业投资潜力的认可不能没有人力资源价值衡量。

(3)社会资源的耗用情况与标准。需要制定统一的报告方法,明确不同信息的使用和揭示的详细程度。如许多大型企业资源耗费严重,同时其生产产生的废水又严重污染了水质。目前很难使排放的污水达到排放标准,而且一些严重污染的企业也未真正公布其污染的程度。把个体利益建立在脆弱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做法应受到公众的监督。

(4)企业社会信誉与信用,主要指金融信誉与信用等级披露。一些企业运用银行资金进行运作,资金偿还能力极弱,但仍能利用某些方式欺骗公众。披露信用等级,不但有利于银行监督,也有利于公众的决策与监管。为此,可以增强注册会计师对此项内容的审计,注重审计效果与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监督。

(5)增加公众了解企业责任的途径,增加企业潜在风险指标的设计与披露说明。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如实提供有关的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信息,以满足有关各方的信息需要,有助于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并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所以社会责任在财务报告中的强化和对决策的有用性以及分析预见企业的风险与收益是必要的,符合会计准则制定的目标。同时,建议对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作总体评估,对报告披露做出特色要求。

参考文献

[1]陈德萍、安凡:《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成本收益分析》,《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杜兰英、杨春方、吴水兰、石永东:《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博弈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7年第1期。。

[3]殷秀清:《浅析企业社会责任》,《商业研究》2006年第2期。

[4]杨继:《公司社会责任之再思考》,《法学评论》2007年第1期。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9

关键词：完善,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控制,研究

1社会责任成本一般含义

社会责任成本是煤炭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履行社会责任引发的费用支出,主要有提供合格产品发生的支出,环境保护发生的支出,安全生产发生的支出,保证职工权益发生的支出,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以及公益性捐助发生的支出。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的价值形态是一致的,最终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但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生产成本又存在区别,社会责任成本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责任人,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发生的费用支出,它具有企业之间的不均衡性,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产量、收入的不匹配性,煤炭行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在管理方面,生产成本是企业生产过程直接发生的,由企业纳入预算自行控制,社会责任成本是间接的,一般由政策规定,企业不能进行自行控制。

2社会责任成本管理现状

在企业的成本管理实践中,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被企业普遍认识和接受,并有规范的核算框架体系和缜密的预算管理体系,按成本费用的分类进行控制。社会责任成本在煤炭企业成本框架体系中,没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界定。 涉及社会责任的费用只是简单地规定了几项提取标准。按吨煤提取的有安全费、维简费、井巷费、棚户区改造补偿费。按工资总额提取的有五险一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福利费按不超过工资总额14% 掌握使用。企业的环保支出跟国家和所在地的政策有关,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紧密关联,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些费用被企业视为不可控成本,在成本构成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形成企业较为不宜管控的产品成本,影响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3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3.1按吨煤提取的安全费用与安全投入不匹配,不利于安全生产

一是安全费用是以产量为基数,按吨煤提取标准提取并使用,而安全生产管理实践中,煤矿生产的安全隐患并不与产量成正比,煤矿的安全主要取决于水、火、瓦斯等自然灾害,并不取决于产量的高低。产量高的企业就可以多提多用,产量低的企业就要少提少用,影响了煤矿的安全生产。二是企业可根据经营形势,多提或少提安全费用,从而调节利润,直接影响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同时影响对企业经营者的评价。三是使用安全费用购买固定资产,一次性提足折旧,给资产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四是安全费用提取的同时形成专项储备,如果产品不能及时售出回收货款,在这一时点专项储备没有相对应的资金来源。而安全费用管理规定,安全费用提取后可随时使用,这时使用安全费用就要挤占其他资金,导致资金管理混乱。五是安全费用提取后如果不能及时使用,形成专项储备部分要进行纳税调整,使安全费用的核算复杂化。

3.2社会责任界定不清,影响煤炭产品质量

煤炭产品质量不仅是企业的经营行为,也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过分追求利润,社会责任成本投入不足,导致一些企业产品质量低劣,含矸率高增加了废弃物总量,增加了粉尘、烟雾排放,加大了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热值低给产品销售带来一定难度,失去市场,影响企业经营。

3.3社会责任成本投入不足,环境得不到有效治理

煤炭生产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地表沉陷、水系破坏,废弃物长期占用土地、粉尘及有害气体污染空气。治理难度大,投入多,企业一般采取拖延回避的办法。

3.4员工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证

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效益的创造者,最大限度地满足员工基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企业首先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而在现实生活中员工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应有保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物质生活方面, 员工的工作环境恶劣,劳动程度大,危险系数高,员工的工资水平并没有和自己的劳动付出相匹配,而是和企业的经营水平相起伏。二是文化生活枯燥: 矿井一般都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企业文化生活条件较差。 工会经费按应发工资总额的2% 计提,由企业掌握使用, 提取的工会经费与职工文化生活需求差距较大,严重的影响员工的文化生活。三是职工培训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明确的培训标准。职工教育经费按工资总额的1. 5% 提取,年度职工教育经费不足的,可采用实报实销制,但要严格控制在工资总额的2. 5% 范围之内。经费的不足严重制约企业员工的培训计划的实施,特别是企业面临转型的时期,煤炭企业员工文化水平低、技术单一,给再就业造成很大的困难。

4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原因

( 1) 煤炭企业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误区,煤炭企业每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煤炭产品,为国家上缴大量利税,认为已经承担了较大的社会责任,有效地支撑起了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 2) 企业追求的目标存在误区,企业追求的目标仍停留在利润最大化层面,对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过分追求利润,必然影响社会责任成本投入。

( 3) 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工、所有权人、债权人认为,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在主观上产生履职的抵触情绪,必然影响实际履行效果。

( 4) 由于煤炭企业之间承担社会责任的不均衡性, 特别是煤矿安全和对环境的破坏与煤炭产量、质量、效益的不匹配性,使一些效益差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 5) 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仍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医院仍由煤炭企业承担。社区已进行剥离, 但仍没有彻底推向社会,仍依附煤炭企业生存,给企业增加实际负担。

( 6) 对大面积的地表塌陷,对地下水系的破坏缺乏科学有效的治理办法。

5完善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控制的几点见解

( 1) 建立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框架体系,明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由政府部门制定履行社会责任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履行社会责任的标准和期限。企业投入的社会责任成本以企业按要求履行社会责任为限,纳入企业预算管理,由企业自行控制。

( 2) 加强煤炭产品质量控制,由政府部门制定煤炭产品的质量标准,销售时由有关部门抽检认证,不符合产品标准的不得销售,这样就迫使企业在开采、洗选过程中注重产品质量,增加必要的投入,减少对环境污染。

( 3) 尽快建立新的煤炭企业成本核算办法。煤炭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以确保安全为前提,由企业自行掌握,打破吨煤提取标准框架束缚。日常费用支出构不成固定资产的直接按材料、工资、电费、其他支出等单项成本列支, 每月通过单独报表进行统计。安全投入形成固定资产的按一般资产管理,统一折旧政策,纳税政策,统一会计核算。安全投入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由计提的折旧资金形成,发生的支出由折旧形式逐步费用化。这样可以如实地反映安全费用投入,满足安全生产的实际需要,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资本积累状况,对企业经营者作出客观的评价,更好地维护投资人的利益。简化核算,正常纳税,便于固定资产管理,促使企业按照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如实履行安全生产的社会责任。维简费用作为维持矿井简单再生产的资金来源,仍带有计划经济时期利润包干,利润分成的痕迹,是企业和国家利益分配的一种形势。

( 4) 加强法规监管力度,严禁无证开采,乱挖乱采。 大力推广采空区回填技术,减少对地表破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利用,减少污染。

( 5) 对已经造成的破坏和污染,特别是大面积地表沉陷、建筑物受损或历史遗留问题,由政府部门规定治理标准和治理期限,由企业集团统筹安排,综合治理,制定中、长期治理规划,纳入企业预算管理,分步实施。发生的各项治理费用一次性列入成本或分期摊入成本。

( 6) 建立和谐矿区,促进矿区经济发展,煤炭企业对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矿区生产、生活和矿区的经济发展,煤炭企业有责任在新农村建设、房屋搬迁、道路修缮、绿化美化环境给予一定的资助。资助的费用可一次性直接列入企业成本费用。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10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

理论界一直将企业视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现代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而在这一系列契约中, 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契约是最高层次、最重要的契约。在企业产权分离的情况下, 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成为衡量管理层履行受托责任最重要的指标。

20世纪30年代, 科斯提出一个新的命题——企业的社会责任。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延伸。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在创造利润, 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并且对股东负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这里的社会是指, 包括一切能够对企业的活动造成影响, 或受到企业活动影响的社会主体。

企业作为经济主体, 管理层在决定是否开始某一经济活动时, 一定会考虑该活动所带来的相应的成本和效益。只有当效益大于成本时, 管理层才会做出开展该经济活动的决定。只有以成本与效益分析为导向, 企业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企业履行社会责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国内外各大企业的年报中经常能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 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效益从来没有出现在年报当中。因为其在确认和计量方面尚存在许多问题:

1. 相应的成本和效益难以完全确认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 成本的涵盖面应当尽量全面, 即尽可能包括一切相关成本;效益的内涵也应该尽可能完整。然而, 对企业及其经营环境认识的有限性导致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难以被全面认识。因此, 企业适当的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成本是不可能被完全确认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许多成本, 有些成本例如资本支出、形象受损等可以明确定义, 但是有些成本或由于本身的性质或人的缺陷导致其难以被明确定义或指出, 因此无法在财务报表中列示;效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 成本和效益难以用货币量化

虽然有些成本效益可以被明确定义, 却无法用货币可靠计量。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会使企业的形象受损, 但是这究竟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影响在目前的会计理论体系下根本无法可靠估量。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效益既包括经济效益也包括非经济效益。除某些经济效益例如成本降低, 生产率提升等能够量化, 大部分的经济效益及非经济效益很难量化。例如, 企业适当的承担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树立的良好形象和形成的良好文化, 但是良好形象和文化到底有多少价值, 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

三、解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效益问题的对策

虽然到目前为止,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但是通过以下两个措施的适当应用能够使这两个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1. 尽可能全面考虑成本和效益

尽可能全面地考虑成本和效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难以全面确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成本和效益的问题。

(1) 分析成本时需要关注沉没成本和机会成本

社会责任内涵的宽泛性, 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成本构成复杂性, 包括已经发生及将来一定时期内一定会发生的成本和因承担责任造成的潜在经济效益的损失。

①沉没成本。分析沉没成本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对员工承担责任所造成的成本;对自然环境承担责任所造成的成本;对社会公众承担责任所造成的成本。第一, 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和定期的培训。良好工作环境的创造和外部专家的聘请需要企业投入额外的成本。第二, 某些企业为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会选择购买有助于环保的生产设备, 或者研发某些环保的生产程序。一方面这些环保设备都比较昂贵;另一方面, 新工序的研发往往需要投入一大笔资金。因此在进行成本分析时, 为保护环境而支付的成本不容忽视。第三, 企业对社会公众承担责任。企业应当定期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可靠的与决策有用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这些信息的披露主要以各种报告为载体, 而各种报告的编制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物力。另外, 企业对资助慈善活动或者向慈善机构捐款, 都会带来成本。

②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往往是潜在而不易被定义的, 所以在分析成本时应当予以足够重视。所谓机会成本, 就是把一种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用途之后, 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2) 分析效益时应当考虑的问题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为企业带来许多利益,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

①经济效益。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有两个方面:成本的降低、政府的补助。

第一,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向社会证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例如, 诺维信天津生产工厂通过了ISO-14001环保认证, 尽力做到清洁生产, 废物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废水处理后变成中水, 免费提供给当地农民灌溉农田;固体废料经过处理后变成生物肥料, 改善天津市的盐碱地土壤。这一举动在为企业赢得良好声誉的同时, 还为企业节约水、电、能源的开支, 变相为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

第二,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为企业赢取获得政府补助或者税收优惠的机会。例如,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动节能减排, 设立每年预算为1亿元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以调动企业积极性。开展污水原位再生、蒸汽凝结水回收、非电空调、热泵、离网型太阳能发电、太阳能照明等环保项目的企业, 可在每年的3月或9月向开发区有关部门提出申请, 通过认定后便可从“节能环保专项资金”中获得总投资3 0%~5 0%不等的财政补贴。

②非经济效益。管理层在考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带来的经济效益时, 更应当关注非经济效益。适当承担责任创造的非经济效益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形象和企业文化。

第一,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 形成竞争优势。合理的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声誉, 在消费者群体中形成品牌忠诚度。良好的形象会增加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依赖性。在消费者看来, 把商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企业, 会将社会责任渗透到企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产品质量检测和产品的售后服务中去, 从而增大对该产品的依赖程度。

第二,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为员工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与员工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 有利于形成员工忠诚和稳定员工队伍, 并且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归属感, 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 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 帮助企业创造核心竞争力, 确保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用一定方法对成本和效益进行量化

对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带来的成本和效益进行量化是一个难点。目前, 实践中主要运用成本体系和效益体系进行计量。核算企业履行职工责任的成本, 主要采用直接测算法和以单位工资折算的方法;核算履行环境责任的成本, 除了可以采用直接测算法以外, 还可以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修正人力资本法等进行折算;核算履行公共社会责任的成本, 可以采用直接测算法, 市场价值法和以单位工资折算法。对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收益进行核算时, 企业可以采用效益计量体系:经济效益的核算采用机会成本法和影子价格法;非经济效益的核算采用社会调查法和专家评估法。

总而言之, 企业履行社会成本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经营成本, 但是从长远来看, 它可以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空间, 有助于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然而, 值得关注的是, 企业管理层在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时, 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相关成本和效益, 并以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量化。只有在这种前提下, 企业才能运用好社会责任的成本—效益原则为自身创造更多的价值。

摘要：企业是开放组织, 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存在于社会中的。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对外部环境造成影响, 同时受到外部环境制约。这就要求企业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而言, 是否满足成本与效益原则, 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成本,社会责任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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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阳: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我国企业的积极影响.财会研究, 2008 (3) :141-146

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11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成本 社会责任声誉 社会责任效益

中图分类号：F270.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企业利益相关方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必须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这也决定了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地位，进而决定了企业的社会声誉，而企业社会声誉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益；所以要想直观的掌控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必须搞清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声誉和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变量解释

首先，对社会责任做出说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现在还处于发展的阶段，迄今为止，企业社会责任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是对社会责任的观点基本上分为两种；1、广义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不但涉及企业对外部的责任而且包括企业对内部的责任；2、狭义的社会责任，仅仅涉及到企业对于社会和外部环境等做出的贡献。

本文是以广义社会责任为基础讨论广义的社会责任成本。如前所述，广义社会责任包括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则企业社会责任成本C则包括企业内部社会责任成本C1和企业外部社会责任成本C2即：

C=C1+C2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声誉是联系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效益的桥梁，社会责任声誉是直接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效益变化的因素，而获得社会责任声誉需要相应的社会责任成本。

第三，社会责任效益，是指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好的（不履行社会责任而获得坏的）社会责任声誉，并由所获得的社会责任声誉直接导致的企业的收益或者损失。在此，将企业社会责任效益R分为有形的收益R1（是指能反映在利润上的收益）和无形的收益R2（指不能直接反映在利润上的收益），即：

R=R1+R2

三、变量关系解释及模型设计

首先，关于社会责任成本和声誉的关系，比如一家餐厅最初投入50万社会责任成本，这会让大部分利益相关者认为这家餐厅已经能很好的履行社会责任，获得的社会责任声誉也比较多；但是如果此餐馆在投入了100个50万的基础上再投入第101个50万去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则结果极有可能是第101个50万对企业的社会声誉没什么变化；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责任成本和社会责任声誉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随着社会责任成本投入的增加，单位社会责任成本能获得的社会责任声誉是越来越小的，如图曲线C所示。

关于社会责任声誉和社会责任效益之间的关系，当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声誉采用不同的指标时其结论也有差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这里，我们同样认为社会责任声誉和社会责任收益遵循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具体关系如曲线R：需要说明的是，当企业的社会责任声誉最低时，社会责任成本最低，意味着员工无福利待遇，产品质量差，此时员工没有积极性，产品卖不出去，此时的企业社会责任效益为0。

曲线，表示企业因履行社会责任而得到的净收益。坐标原点含义为当社会责任成本投入为0时对应的社会责任声誉最低，得到的社会责任效益为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在a点，R和C的斜率相等，此时对应的W取得最大值，此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取得的收益最多；由于则，由于越来越大，越来越小则越来越小，也就是说在a点之后W下降的越来越快；而b点是履行社会责任的盈亏平衡点。

四、模型对实际的指导分析及结论

基于对以上模型的解释，我们知道a点是最优点，这就是在实际当中企业追求的状态，企业在实际运作当中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去发现自己企业的a点，并且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的变化不断调整a点的大小。

在实际中，原点之后的某一段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模型基于广义的社会责任成本，而C1的某些成本比如人力资源成本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是不可避免的；正确支出社会责任成本必然获得一定的社会责任声誉，因此实际中的社会责任声誉的起点并不是模型中的原点。

企业可以参考此模型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考察自己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处于曲线的哪一阶段，如果处于a点之前则可以考虑增多社会责任投入，如果处于a点以后则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投入，但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是增加投入简单，减少投入可能会有压力（比如政府压力和舆论压力），对于大企业来说这种现象更加突出。

从模型可以看出当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处于b点以后，社会责任履行上就会出现亏损。越来越小，意味着b点之后的曲线越来越陡峭，意味着投入的越多亏损得越多。

现在的企业越来越理性化，它们会争取不让自己的社会责任成本处于b點以后，但是对于某些大型企业来说，相关方对于其社会责任要求很高，所以实际中可能存在某些大型企业处于b点之后的状态。

五、不足与展望

该模型有很多不足之处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没有解决定量的问题。

2、社会责任效益的出现具有滞后性，现在的社会责任成本的支出在未来才取得效益。

3、模型基于广义的社会责任成本，解决不了狭义社会责任成本问题。

4、模型分析的是总体趋势，解决不了细节问题。

上述模型可以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但是作用有限，相信随着社会责任成本研究的不断进展，结合定量化的指标体系此模型的实际意义会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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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成本论文 篇12

关键词：重污染行业,紫金矿业,社会责任成本

践行社会责任是所有企业发展中不可逃避的责任与义务, 但是这几年在重污染行业中, 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给的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抹上阴影。很多企业在进行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 对于自己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并没有进行详尽的说明, 这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管理和研究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 本文以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之一———紫金矿业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蓝本, 探究其在社会责任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改进策略。

一、基本概念介绍

1. 重污染行业的界定

关于重污染行业的界定, 在学术界因为界定的标准不尽相同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所沿用的重污染行业的界定标准是按照2010年国家环保部对相关上市公司的环境披露指南。在这一指南中, 涉及钢铁冶炼、石油化工、建材、水泥制造等16个行业被纳入重污染行业的界定范围之内。国家环境保护部从重污染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污染问题的现实角度出发, 在2010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中明确规定, 上市公司要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大众披露环境信息。

2. 社会责任成本

社会责任成本, 从本质上来看是企业在践行其社会责任中的一种必要的支出。根据其社会责任践行的内容不同, 其社会责任支出也不同。目前, 常见的社会责任成本支出主要是指:企业对员工及利益相关者, 企业对环境, 企业对社会等三个方面的支出。具体来说, 企业对员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出主要是指兑现其交换约定而产生的经济支出。企业对环境的支出, 主要是指企业为了维持企业所在地的生态平衡及环境而进行的支出, 同时, 也包括因为企业生产而造成的污染而要承担的环境治理费用。企业对社会的支出, 主要是指企业为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热支出的相关费用。

二、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方面存在的问题--以紫金矿业集团为例

1. 社会责任报告中环境责任成本内容披露不详

当前, 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情况主要是通过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来实现的。在2015年的3月21日, 紫金矿业集团发布了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长达25页的社会责任报告书中, 紫金矿业主要分析了其在2014年在市场运营、员工待遇、社会公益及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是在关于企业在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责任成本的支出却缺乏详尽的数字说明, 这一点引起了市场的消极反应。当前, 紫金矿业在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过程中出现的“家丑不外扬”的问题, 在很多企业, 特别是一些重污染企业中具有相当广泛的存在性。甚至很多重污染企业至今也没有发布正式的社会责任报告, 这反映出了行业在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存在着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

2. 对环境责任成本承担不够

在2010年, 紫金矿业发生了严重的水污染事件, 导致汀江部分的水域受到严重地污染, 当地的渔业养殖几乎损失殆尽, 当地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严重地破坏。当年, 国家环保部根据紫金矿业对当地环境的污染程度开出了数百万的环保罚单, 数额巨大被称为史上第一最高罚单。同时, 国家也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了行政处罚。但是, 在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紫金矿业的环境成本支出是956万, 但是由于污染给当地经济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却已经高达3000多万, 中间有着近2000多万的差额。由此可见, 紫金矿业在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成本支出是与实际发生的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因此, 资金矿业自身在环境责任方面承担的成本是不够的。紫金矿业环境成本支出不够并不是一个个案, 在国家环保部披露的环境评估报告中, 有数十家企业没有如期、如数履行相关排污费用的缴纳, 其所签订的环境污染承诺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纸空文。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社会责任缺失。例如三友化工,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在其五年社会责任报告中, 都出现了对环境污染成本的追加数据, 这些增加的责任成本已经大大超过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这种负责任的做法, 在重污染行业中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3. 对社会公益责任成本不足

一个企业的能力越大其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就越大。紫金矿业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黄金生产企业, 根据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数字, 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3.45亿元, 比增10.34%, 其2014年销售收入是588亿元人民币, 在整个业界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但是从目前其所公布的社会责任支出的数字来看, 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 根据国家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公布的报告, 在2013年, 重污染行业中慈善捐助超过亿元的企业才三家。这与其对社会环境的污染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相反的, 很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港台企业在捐资超过亿元的榜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 重污染行业在未来的社会责任成本支出中, 根据其企业经营与发展的情况, 成比例地提升其社会公益成本的支出, 是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实现途径。

三、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上存在的问题的原因

1. 行业内部原因

重污染行业企业在社会责任成本方面存在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内源性的。也就是说, 很多重污染行业的企业, 对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缺乏一个必要的认识。根据市场调查显示, 很多企业的负责人把社会责任行为的践行归结为一种企业的公关行为, 或者是提升企业社会形象的行为。很多企业并没有把践行社会责任作为企业日常运营中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对待。因此, 很多情况下的社会责任的践行成了很多企业的一种商业营销的方式和手段, 这与社会责任的践行初衷出现了很大的背离。同时, 由于社会责任成本的支出, 会在客观上减少企业的利润收益。毕竟把资金往外拿的事情, 对于很多企业管理者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此, 很多重污染行业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成本的支出方面, 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 能无则无, 能少就少。因此, 现在很多重污染企业中就出现了“有态度, 没行动”的局面。这种基于企业自身内部原因而出现的社会责任成本问题, 已经成为当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践行的主要桎梏。

2. 行业外部原因

行业外部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相关监管法规的缺乏。当前, 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详细界定企业, 特别是针对重污染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文件。这种导致了很多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履行的过程中, 很大一部分是出于“觉悟和自觉”。这种缺乏明确法律界定的企业行为, 在实际的操作中面临着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同时, 在此之外, 我国舆论监督还刚刚起步,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稳定的机制。因此, 很多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践行情况, 一般都是在企业被曝光之后才慢慢进入公众舆论的关注视线, 这时舆论监督时效性已经大打折扣, 而且过于被动, 无法从根源上引导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同时, 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责任成本循环机制。也就是说, 很多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成本的必要支出之后, 其所期待的社会或者经济预期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出现。

在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指标问题。目前, 我国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 因此, 对于每一个企业所要负担的社会成本的多与少也缺乏一个具体的数字方面的界定和公式的计算。这种指标与计算标准的不统一, 一方面影响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情况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企业践行其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因此, 在今后的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监管中, 出台统一的标准将会是未来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方向。

四、加强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成本的对策

在上文中, 看到重污染行业企业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践行社会责任是每一个企业义不容辞的事情。本文基于上述中提到的重污染行业中社会责任成本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 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其今后的改进与提升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1. 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公众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成本情况的主要途径, 因此在今后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情况中, 应该把信息披露从制度上予以确立, 尤其是对于一些上市的企业, 对其社会责任成本信息进行及时的, 如实的披露是对广大投资者及股东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目前, 在重污染行业中, 通过发布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方式来进行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践行信息的披露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但是在披露模式上还需要进一步地改进。首先, 披露信息的客观性。例如, 在今年的紫金矿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 很多信息内容都来源于企业的内部报表, 其数据与信息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这一点, 在欧美国家的做法是引进第三方独立机构来进行年度相关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审定, 从而避免企业玩数字游戏, 更进一步提高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未来的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践行情况在内的众多企业信息的披露将会逐渐地与国际接轨, 这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应该按照长远的眼光, 来审视当前重污染行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模式, 从而在未来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2. 提升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意识

在相关学者的调查中, 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水平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着其今后社会责任行为的践行程度。因此, 为了从根源上提升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提升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企业管理者自身社会责任意识水平的高低将对整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起着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对于企业来说, 收益率是其要考虑的重要因子, 当前, 很多企业特别是重污染行业的企业, 在社会责任成本支出方面的犹豫或者是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看到企业的经营效益与其所支出的社会成本呈现出正相关的联系。虽然, 从目前的市场体制来看, 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支出的社会成本还无法立即转化为企业的市场收益。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一个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会拥有更多的社会助力。因此,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也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所以,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企业的经营者要积极提升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 使其朝向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发展。

3. 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监管机制

目前,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管, 大多停留在其社会责任的某一方面。例如, 紫金矿业发生水污染事件, 国家环保部门就会开出罚单。但是, 从整个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管体系来看, 这仅仅是其发展中的一个方面。在未来的发展中, 国家应该针对企业, 特别是针对重污染行业中的国有企业, 出台一系列明确的法律和法规来进一步规范其社会责任履行工作。从社会责任成本支出的数量到社会责任成本支出的标准进一步的细化, 进而做到有法可依。因为, 我国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的法人, 还是一个社会效益的法人, 应该为社会责任的践行做出更大的力量。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市场经营情况, 逐步加大其在环境保护、社会公益方面的成本支出。在包括新闻媒体等诸多外部监管机制的作用下, 共同为企业的发展谋求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监管机制应该建立在相关法律保障的基础上。

五、结语

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维护市场经济稳定, 促进经济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 我国重污染企业在行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在一些地区企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在看到企业在经济领域取得效益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其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本文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进行了分析, 以紫金矿业为例, 探究其在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环境成本的承担以及社会公益成本承担方面存在的不足。在对其问题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 从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模式、提升企业管理者社会责任成本意识及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制等三个层面进行了提升策略探究, 希望能推动我国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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