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化披露（共6篇）
差异化披露 篇1
一、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差异的根本原因
会计所得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通过会计核算程序计算的收益, 确认的目的在于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为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纳税所得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计算确定的收益, 确认的目的是核定一定时期内纳税人应缴纳的税额, 保证国家税源安全、完整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因此, 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 就必须分析《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制定的原则, 这是二者之间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则主要有:可靠性、可比性、相关性、谨慎性、重要性和实质重于形式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原则主要有: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结合、合法性、正常性、必要性、合理性、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
归纳会计信息质量原则与税前扣除原则的本质差异主要表现在:1.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税法将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相结合。2.会计准则对收入、费用的判断标准是对等的, 即:收入确认强调已收、应收, 费用确认强调已付、应付, 规定对资产和负债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高估资产或低估负债;而所得税法对收入、费用的判断标准是不对等的, 即:收入侧重已收、应收, 费用则侧重实际支付, 特别强调所得税前扣除费用的基本要求是“确定、必要扣除”和“合理扣除”, 即:要求企业必须在实际发生支出和损失且与经营活动有关时才允许扣除, 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3.税法不承认谨慎性和重要性原则, 因为会计核算遵循谨慎性原则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 是会计人员凭借职业判断作出的估计, 其损失并不是真实的发生, 同时, 会计估计的这些风险, 税法不允许扣除, 也是因国家税收不承担纳税人估计的经营风险, 税法这样规定, 既方便了纳税管理, 同时也防止了硬性规定计提减值准备比例的不可控性。此外, 会计核算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重视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 不拘泥于其法律形式;税法虽然也尊重业务实质, 但更看重其法律要件, 严格遵循法定性原则。
二、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调整方法
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的关系一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税会分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会计准则与税法相互分离, 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完全不受税收法规的限制, 税收上也不认可会计选用的具体处理方法。因此, 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之间存在较多差异。英国和美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些国家, 资本为投资者所拥有, 财务报表主要为投资者的决策服务, 会计准则强调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 并注重会计本身的科学性, 而不考虑税收法规的限制和影响。另一种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税会统一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会计准则和税法在内容上相互统一, 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有关税款计算的需要。因此, 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一般不存在重大差异。法国和德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些国家, 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交通、能源等重要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其会计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国家对税收管理的需要。
应当承认, 上述分类只是根据两种极端情况作出的简单分类, 难以涵盖各国存在的全部情况。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 在分离模式与统一模式之间, 还存在一种中间模式———调整模式 (会计准则与税法适度分离模式) 。该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在该模式下, 计算会计所得主要依据会计准则, 但在计算纳税所得时, 则依据税法对形成的会计所得进行调整。这种模式虽然存在缺陷, 但因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和实用性而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目前, 我国的会计与税收关系也可认为处于这种模式下, 即坚持分离, 同时又尽量协调分离导致的差异。我们既反对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完全一致的主张, 也反对会计准则与税法绝对分离的观点。在采用这种模式的前提下, 可就二者的关系进行协调。首先, 尽量缩小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 这不仅有利于简化税额的计算, 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其次, 逐步消除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产生复杂差异的条件。
在实际应用中, 由于会计的确认与计量的原始凭证确凿, 账簿报表资料齐全, 所以计算应纳税所得是在会计所得的基础上, 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 针对税法与会计准则处理的差额进行调整确定的。即:会计准则规定对资产、负债产生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 进行递延所得税调整;所得税法规定对收入与利得、费用与损失差额, 在会计利润基础上进行加减调整。计算公式为:
纳税所得=会计所得 (+或-) 永久性差异 (+或-) 暂时性差异
当期所得税=应纳税所得×所得税率
递延所得税=暂时性差异×所得税率
计入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 (+或-) 递延所得税
具体的计算过程是通过《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中设计的逻辑关系完成的。
三、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之间差异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内容
会计所得与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源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的“不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实质上是因为国家税收政策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从经营管理角度对“差异”进行分析, 会发现很多“差异”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能力、效率以及激进或保守的观念等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的内容。如:“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交纳的罚款、罚金及滞纳金”, 反映了企业遵纪守法的情况, 进而说明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及计提的有关资产的减值准备与税法规定不一致造成的差异, 表明企业对固定资产折旧和资产管理的方式及态度;“超过税法规定标准的各种支出, 如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利息等”,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企业的管理水平;“捐赠、赞助支出”则是企业关心社会、热心公益的体现。因此, 会计信息使用者全面了解“差异”信息, 特别是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形成的原因和构成, 实质上是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企业经营管理情况, 并有助于正确地实施相关预测和决策。从发展趋势来看, 企业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可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 而税法的条款制定则越来越严密, 客观上使得“差异”会有增无减, “差异”将会更多地“隐含”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等。同时, “差异”信息并不包含企业商业秘密等不宜为外部竞争者所了解的内容, 披露“差异”信息并不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因此, 为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遵循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性要求, 企业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披露企业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形成的“差异”信息。
根据国际会计准则, 所得税费用附注要披露从利润总额到所得税费用的计算过程和构成项目。但在我国, 即使信息披露要求非常严格的上市公司, 也极少见到所得税费用的计算过程和必要的文字说明。因此, 会计信息使用者基本不能从会计报告披露中了解“差异”构成信息。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对此披露要求缺乏刚性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的企业会计报表附注应包括的内容中, 没有明确规定披露“差异”的内容, 导致企业一般不愿意披露, 特别是存在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支付的罚款、滞纳金, 超过税法规定标准的各种支出等不利于企业的内容。由于披露“差异”内容的缺乏, 如果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了解“差异”构成和所得税的计算情况, 难度较大。这有违会计信息披露的完整、明晰和透明性。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 企业可通过编制“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差异计算表”来全面披露“差异”信息 (表中内容设计可参考企业向税务部门提交的所得税申报表) , 表内主要反映:收入、利得类调整项目;费用、成本和损失类调整项目;资产、负债类调整项目;计提各项准备金调整项目;其他特别纳税调整项目等。通过该表, 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管理者基本能够了解“差异”构成的内容, 有助于提高其决策质量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此外, 该表还可以对利润表起到补充作用, 即对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计算过程进行分析说明。
差异化披露 篇2
XBRL自1998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Hoffman提出思想框架以来, XBRL在国际上已经获得了迅速发展, 多个国家、机构及组织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行XBRL的应用。分类标准的制定对于XBRL财务报告的披露起着规范与模板的作用, 其质量直接影响着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关于分类标准中标准元素是否能满足上市公司披露需求和是否能有效率地表达财务信息一直是分类标准制定者、XBRL财务报告报送主体、信息披露监管者、信息披露中介乃至投资者都关注的问题, 同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基于上述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完备性和效率性方面对分类标准进行研究。
二、样本选择
本文采取了抽样研究的方法, 抽样的总体是2011年上交所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按照10%的抽样比例, 以10为步长进行系统抽样。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01》所列的13个行业门类, 剔除金融类企业, 最终得到本文的93个样本。本文选取货币型财务信息, 是因为货币型财务信息为财务报告最基本、最核心的信息, 规范易于企业填报而较少出现歧义。并且, 大多数企业按照统一规范表格填制财务报表正文, 对于正文内容研究意义不大, 因此本文仅选取财务报表附注中货币型财务信息作为研究对象。
通用分类标准采用财政部201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该标准共计元素2984个, 分为13种元素类型。在XBRL报表中表达货币型财务信息的元素是由货币型和Member型元素组成。在1464个货币类型元素和301个Member型元素中, 剔除非报表附注元素、金融相关行业元素及首次执行会计准则企业元素。其余元素中, 剔除单独列示在财务报表中的元素, 得到本文研究对象元素, 即非金融行业的附注货币型元素903个, Member型元素300个。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人工翻阅公司年报, 提取货币型财务信息并与分类标准元素逐一匹配的方法。本文收集了这93家样本公司2011年财务报告附注中的84个报告子项目的披露的货币型财务信息, 根据财政部2010年发布的XBRL通用分类标准对具体披露内容进行判断匹配, 匹配成功记为1分值。
四、研究结果
(一) 效率性
分类标准的效率性即制定的元素冗余最小, 是指分类标准应该在尽量满足企业对于财务信息披露需求的前提下, 减少分类标准中的低使用率元素和关系 (冗余元素) , 提高元素使用率。
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使用通用分类表中元素总数为1057个, 其中Member型元素246个, 占分类标准中元素的82%;货币型元素811个, 占分类标准中的89.81%。通用分类标准元素制定在效率性方面较好, 整体使用率为87.86%。
(二) 完备性
分类标准的完备性是指标准体系中所含元素应尽量全面, 能覆盖企业对于财务信息披露的所有需求。完备性不足体现在企业报表中披露的财务信息无法在分类标准中找到对应的元素, 即分类标准中制定的元素存在不足。
企业因实际需要未能在通用分类标准中找到对应元素而进行元素扩展, 共扩展标准未定义元素1145个。整体扩展率 (扩展率=扩展元素/总元素集合) 为48.76%, 其中Member型元素扩展率为54.55%, 货币型元素扩展率为46.50%。结果表明, 通用分类标准的完备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五、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方法, 从通用分类标准元素完备性与效率性两方面, 探究通用分类标准是否能满足企业信息披露需求。整体而言, 现有通用分类标准元素制定效果在效率性方面较好, 但在完备性方面较欠缺, 存在本文提到的元素冗余与元素不足的问题。一方面, 超过十分之一的元素从未被采用, 另一方面, 企业需要外扩展更多的通用分类标准未定义元素来满足自身信息披露的需求。通用分类表中在完善过程中应补充不足的元素以提高完备性, 同时应剔除冗余元素从而提高效率性, 更好地满足企业信息披露的需求。
参考文献
[1]张天西.网络财务报告:XBRL标准的理论基础研究[J].会计研究, 2006 (9) :56-63.
[2]Chakraborty, Vasarhelyi.Automating the Process of Taxonomy Creation and Comparison of Taxonomy Structures.Working paper, 2010, October.
差异化披露 篇3
关键词：经营管理,会计信息,统计信息,差异性分析,经济核算,财务分析,信息披露
0 引言
统计工作的完成离不开会计资料, 以工业企业统计报表中《主要经济指标表》的基本形式为参考, 可以看出, 有些统计指标的填列可以直接利用会计资料, 有些则需要对相关会计资料进行分析整合才能得到。
1 会计法和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十条规定, 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 其编制依据应当一致。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随同财务会计报告一并提供。
《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第九条规定, 企业应当在财务报表的显著位置至少披露下列各项:编报企业的名称;资产负债表日或财务报表涵盖的会计期间;人民币金额单位;财务报表是合并财务报表的, 应当予以标明。第二条规定, 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组成部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下同) 变动表;附注。前三个部分通过会计报表指标列示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反映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的增减变动情况, 列示当期损益、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以及与所有者 (或股东, 下同) 的资本交易导致的所有者权益的变动。附注对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列示项目的文字描述或明细资料, 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进行说明。准则进一步规定了附注的披露顺序: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重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包括财务报表项目的计量基础和会计政策的确定依据等;重要会计估计的说明, 包括下一会计期间内很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账面价值重大调整的会计估计的确定依据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对已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 包括终止经营税后利润的金额及其构成情况等;或有和承诺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等需要说明的事项。另外, 附注中还应当披露: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前提议或宣布发放的股利总额和每股股利金额 (或向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总额) ;企业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企业的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母公司以及集团最终母公司的名称。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四条规定, 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第三十一条规定,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下列信息:子公司的清单, 包括企业名称、注册地、业务性质、母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表决权不足半数但能对其形成控制的原因;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其他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但未能对其形成控制的原因;子公司所采用的与母公司不一致的会计政策,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2 统计法和统计制度对统计信息披露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三条规定,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统计调查对象, 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规定, 如实提供统计资料, 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 不得伪造、篡改。第七条规定,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不得强令或者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领导人强令或者授意篡改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数据的行为, 应当拒绝、抵制, 依照本法和统计制度如实报送统计资料, 并对所报送的统计资料的真实性负责。第十三条规定, 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范围内的统计资料, 分别由国家统计局、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者乡、镇统计员统一管理。部门统计调查范围内的统计资料, 由主管部门的统计机构或者统计负责人统一管理。企业事业组织的统计资料, 由企业事业组织的统计机构或者统计负责人统一管理。第十四条规定, 国家统计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照国家规定, 定期公布统计资料。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公布统计资料, 必须经本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统计机构或者统计负责人核定, 并依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请审批。国家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统计制度是根据行业的界限分别制定的, 国家统计制度包括《基本单位调查统计报表制度》、《农林牧渔业统计报表制度》、《农业产值综合统计报表制度》、《运输邮电业综合统计报表制度》、《建筑业统计报表制度》等。《基本单位调查统计报表制度》规定, 本报表制度主要调查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的基本情况, 包括反映单位基本信息、基本属性、主要经济活动的调查指标以及专业特有的指标。《工业统计报表制度》规定,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全部工业, 即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其他内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工业统计指标包括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销售量、库存量、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 以及主要财务成本指标和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等。
3 比较差异分析
首先, 会计法中明确规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 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随同财务会计报告一并提供。实际情况是上市公司, 大中型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会计报表都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而统计报表却没有第三方为其真实性做出审核。
第二, 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公布, 企业的统计报表要上报给上级主管部门。而会计报表及其相关信息是由企业自行提供给使用者的。
第三, 关于会计报表的披露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中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所有公司必须遵照执行。除了一般企业的会计报表和附注及其列报说明外, 在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解释中还规定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会计报表和附注及其列报说明。这是因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经营性质和一般企业差异较大, 会计报表的格式和披露内容有其特色。
4 结束语
总之, 在实际工作中兼任统计人员的会计人员数见不鲜, 即使企业有专门的统计人员, 在填报财务统计表时也往往让会计人员代填。因此, 无论是对于兼任统计职务的会计人员, 还是对于代统计人员完成统计任务的会计人员来说, 比较这两个领域的异同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S
[1]张桂君, 张润, 王居娟.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差异及其 (下转第198页)
参考文献
[1]张桂君, 张润, 王居娟.会计核算与统计核算的差异及其协调[J].黑龙江财会, 2003 (6) :25-26.
差异化披露 篇4
关键词：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信息披露,差异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就开始成为了国内外研究的对象。我国对信息披露的系统性研究和制度构建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十几年来, 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基本是围绕着股票市场展开的。我国债券市场的起步早于股票市场, 但其发展历程却曲折不断, 加之一直以来我国债券产品绝大部分为高信用等级, 客观上对信息披露的需求并不强烈, 使得债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从总体上而言, 股票与债券具有类似的证券特征, 并且从发达国家情况看, 两者的信息披露框架大体一致。近年来,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跨越式发展, 发行制度不断完善, 债券品种不断丰富, 产品创新不断涌现, 作为基础设施之一的信息披露制度, 在债券市场上也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因此, 探究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信息披露方面的差异原因, 有助于发现两个市场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特有需求, 从而为完善两个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二、对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虽然债券和股票在信息披露制度上有很多相同的因素, 但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证券市场, 债券和股票的信息披露也存在着较多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是由不同国家证券市场的特殊性所造成的, 更多的是由于债券和股票两者差异所导致的。
(一) 产品属性的差异
股票是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公开或私下发行的、用以证明出资人股东身份的, 并根据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享有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凭证。股票持有人 (即股东) 享有多种权利, 如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权利、投票表决的权利、收取股息和分享红利的权利等。
债券是政府、金融机构、工商企业等直接向社会借债筹措资金时, 向投资者发行, 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债券购买者与发行者之间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 债券发行人即债务人, 投资者 (债券持有人) 即债权人。债券的市场价格以及实际收益率受许多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的变化, 都有可能使投资者的实际利益发生变化, 从而使投资行为产生各种风险。
具体而言, 两类产品在细节上反映为如下差别:
1.投资目的不同。
债券所表示的只是对发行人的一种债权, 而股票所表示的则是对发行人的所有权。权属关系不同决定了债券持有者无权过问发行人的经营管理, 而股票持有者则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发行人的经营管理。因此, 股票发行的信息披露重点是发行人的经营管理情况和未来经营战略。作为公司潜在的所有者, 股票投资者会关注发行人目前的经营方向是否具备广阔前景, 目前的管理结构是否利于自身成长, 未来的战略规划是否清晰合理。这些信息的充分披露是股票投资人决定是否投资的先决条件。
债券发行时的信息披露重点则是发行人的运营情况是否稳定及其他债务信息情况。债权人的投资目的在于一定时间内可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 并保证本金的偿还, 因此希望发行人能在债券存续期内保持稳健的运营, 尽量减少导致自身违约的风险或增加债务总量的行为。
2.承担风险有别。
债券承担的市场风险主要来自于利率波动和流动性枯竭, 但投资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低, 而股票的交易周转率高, 市场价格变动幅度大, 容易暴涨暴跌, 属高风险投资品种。因此债券的信息披露在风险方面主要揭示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影响发行人稳健经营的行业风险, 而股票则主要揭示发行人的个体经营风险和重大利好或利空消息。
3.融资主体差异。
作为筹资手段, 无论是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还是企业, 都可以发行债券, 而股票则只能是股份制企业才可以发行。同时, 债券从利息支付方式看, 可分为零息、固息和浮息三种;从是否能够提前偿还, 可以分为可赎回债券和不可赎回债券;股票则没有这些划分方式, 主要的区分在股票所代表的发行人投票表决权的等级不同。
发行人类型不同, 其信息披露的内容要求也会有很大差异, 在发行人治理结构、盈利模式和违约清偿等方面都应有不同的标准。债券由于其付息方式和偿还方式的不同, 其信息披露的专项规定也应明确详细, 确保投资人能够清楚地了解所购买的债券, 不会遗漏特殊的规定或混淆不同的债券。股票由于代表着投资人对公司的所有权, 因此信息披露对其所占发行人投票表决权的情况应充分揭示。
4.预期回报及清偿保护。
从本金方面看, 债券到期可回收本金, 如果出现发行人破产的情况, 债券的清偿等级在股票之上。出现其他债券违约情况时, 也有专门的违约条款保护债权人的求偿权。股票则无到期之说, 如果股权人不将拥有的股票进行交易或置换等行为, 其股权将一直存在。但公司一旦破产, 就需要看公司剩余资产清盘状况来决定股权人的清偿金额。
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中对于债券募集资金的保护和违约清偿的机制条款都十分重要, 而股票的信息披露则将重点放在其求偿权的先后顺序和清偿范围上。
从收益方面看, 债券在购买之前, 利率已定, 到期就可以获得固定利息, 而不管发行债券的公司经营获利与否。股票一般不会确定股息率, 股息收入随股份公司的盈利情况变化而变动, 同时还由该公司的分红方针决定。反映在信息披露安排上, 债券信息披露中对利息的支付和利息收益的取得情况会做重点介绍, 而股票的信息披露中对公司分红方针和股票稀释方针会做重点披露。
(二) 定价方法的差异
股票、债券在产品定价上, 因其天然属性的不同, 关注点、参数设置上亦有相应差异。定价方法的区别在信息披露上也有相应的反映。近年来, 伴随行为金融理论等新兴学科的发展, 股票的定价模型也派生出更为多样化的类别。传统的股票定价模型包括贴现定价模型 (现金股利折现模型、零增长现金股利折现模型、固定增长现金股利折现模型、多阶增长现金股利折现模型) 和乘数法定价模型 (EBIT乘数法、市盈率乘数法、销售额乘数法) 。
由于债券是一种固定收入的到期还本的证券, 因此债券的估值或定价就是根据该债券在持有期内的现金流入, 以市场利率或要求的回报率进行贴现而得到的现值, 通过理论现值与市场价格比较分析持有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从股票的定价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 股票定价侧重于公司的未来成长性, “故事”越具有吸引力就越容易获得市场的认可。因此, 在信息披露方面, 股票对于公司的治理结构、未来前景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债券的定价受利息、本金及当期市场利率水平影响, 发行人的偿付能力决定了债券的信用评级, 进而决定债券的发行利率, 因而在债券的信息披露方面, 侧重于发行体偿付能力的表述。
(三) 发行人组织结构的差异
1.两市场融资主体有所区别。
我国企业立法方面对企业类型分类标准正处于由按所有制划分向按出资者责任划分转变过程中, 多重分类标准形成目前企业类型复杂多样的局面。从股票市场看, 股票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上市公司是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发行人类型限于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有内资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三类。企业要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则必须发行新股, 不管企业在申请上市前是属于何种类型, 均要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股票融资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债券市场看, 发行人类型相对多样, 尤其是债务融资工具推出后, 发行企业类型更是得到极大丰富。在注册制下, 公司发行债券的权利是自然取得, 并不需要审查机关的特别授权或核准。不管是央企、地方国企、私营企业, 不管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还是集体企业, 不管是内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 都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合法市场主体, 应平等享有发行债券的基本权利。
2.结构差异对应不同的信息披露要求。
由于以上不同类型企业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生, 适用于不同的专门法, 企业制度设计差异较大。这种差异在内部治理方面体现尤为明显。《公司法》要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三会机制, 为公司治理实质性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其中上市公司还须建立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等制度, 经过这几年不断改革完善, 具有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
但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未被纳入《公司法》调整范围,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 主要受《全民所有制企业法》的调整。相比较《公司法》, 《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并未明确股东的权责利和行权方式, 也未明确规定重大经营决策的董事会集体负责制。据此建立的厂长 (经理) 负责制离现代企业制度尚有较大差距。
以上差异导致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必然有所不同。上市公司应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三会、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制度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以及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设置情况。而债券发行人并未强制要求建立相应制度, 在募集说明书中真实披露治理结构即可, 并在此基础上关注以下信息披露要点。
一是关注公司治理是否合法合规、符合章程。国有独资企业往往受到政府较强的行政干预, 行政色彩较强, 法制意识较弱, 个别企业内部治理方面与现有法律法规规定尚有一定差距, 组织机构设置方面与章程不符。
二是关注有权机构决议是否合法有效。由于不同发行人的治理结构不同导致有权决议机构也存在差异, 部分发行人对发行债券的有权决议机构并未有清楚认识, 可能出现出具决议的机构并非有权机构的情形。
三是关注发行人的独立性、关联交易情况等方面。鉴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内部治理规范程度较差, 还需特别关注发行人的独立性、关联交易情况等方面, 综合判断公司治理方面的风险程度。对具有较高公司治理风险的, 应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帮助投资人做出理性判断。
(四) 投资人类型的差异
从投资者结构来看, 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有着重大差别。股票市场以个人投资者即通常所说的“散户”为主, 据统计, 2007至2011年, 个人投资者交易金额占比超过八成以上。而债券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 主要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等金融机构。两大市场投资者具有以下差异:
一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信息的获取能力不同。债券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债券市场, 以批发性融资为主, 投资者多为机构, 这些机构多具有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 他们能够通过专业监测和分析、购买信息服务等途径获取产品信息;而股票市场的个人投资者大多非专业人士, 其获取信息的能力无法与机构投资者相提并论。
二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不同。如前所述, 机构投资者一般都有专门的团队或部门负责投资管理, 他们更能通过一些少量、间接的信息去分析和判断某种产品的情况, 而个人投资者不具有这种能力, 他们更需要全面、直接的信息去了解产品。
三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和承担能力不同。机构投资者具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 具有更完备的风险控制和管理制度。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资产组合方式、不同的风险对冲设计甚至保险制度 (如购买信用违约互换CDS等) 来减少某项产品的损失, 此外, 机构投资者的经济实力使得其对某项投资损失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 他们往往是经济活动中的弱者, 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差。
四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在博弈格局中的地位不同。从博弈角度看, 资本市场交易双方实际是在进行心理上的博弈, 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进行较量从而作出决策, 而这一过程是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的, 信息拥有量较大的一方具有更大的获利可能性, 从这方面看, 个人投资者由于其弱势地位, 较机构投资者而言更容易处于不合理地位。因此, 信息披露制度设计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 通过制度安排保障个人投资者获取更多、更全的信息。
综上, 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 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因而, 股票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是更全面、更详细的, 而债券市场因其参与者多为专业机构, 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可相对简化。
欧美成熟国家的发展经验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国外的发行市场根据投资者规模和抗风险能力不同分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 批发市场是由机构投资者和投资规模大的个人投资者构成的市场, 相当于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 零售市场是指小规模个人投资者和中小机构参与的市场, 相当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国外成熟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是否向零售市场发行对企业债券信息披露要求进行区别对待, 大多数现行的信息披露规则都是针对向零售市场的发行人要求的, 批发市场公司债券信息披露要求较为宽松。
(五) 投资人保护机制的差异
从法律角度而言, 股票市场投资者持有股票后即成为公司的股东, 形成的是所有权法律关系, 而债券市场投资者持有债券后即成为发行人的债务人, 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传统的公司法, 往往把最大限度地营利, 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最高价值取向。传统公司法实际上就是股东权保护法。但从现代公司法学的角度上看, 公司的参与人还应该包括其他主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工以及债权人。债权人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投资者, 以其资金参与公司之中, 成为利益主体之一。债权人权益保护和股东权益保护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的公司法仍是以保护股东权益为主, 债权人保护较为有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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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披露 篇5
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实施规划
根据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规定, 自2012年1月1日起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开始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了稳步推进主板上市公司有效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确保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并取得实际效果, 防止出现走过场情况, 财政部和证监会在充分考虑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市值规模、业务成熟度以及盈利能力等方面差异的情况下, 决定在我国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推进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按照财政部和证监会的规划, 中央和地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应于2012年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 且于2011年底公司总市值达到50亿元以上, 同时2009至2011年平均净利润在3000万元以上的, 应在披露2013年公司年报的同时, 披露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而其他主板上市公司, 应在披露2014年公司年报的同时, 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此外, 鼓励公司在自愿的基础上提前执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披露要求。
(二)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自2009年以来, 我国上市公司逐渐重视企业内部控制, 并依据政策法规对企业自身内部控制建设情况进行自我评价。根据迪博披露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白皮书数据分析得知 (见表1) , 伴随着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加, 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也逐年递增, 而且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亦是逐年提升。
尽管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比例有所提升, 但由于监管部门对不同行业板块信息披露的规定不一致, 沪、深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要求的格式规范不同, 致使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时, 其内容和格式各式各样, 并没有统一标准。此外, 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时, 其披露内容中提及企业内部控制缺陷, 这表明随着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深度推进, 上市公司开始正视自身内部控制体系的缺陷。
2009至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根据政策法规的要求强制性披露或自愿性披露了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尽管2011年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数量占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有略微下降, 但上市公司聘请注册会计师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比例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 这表明企业逐步重视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 提高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质量。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随着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比例的增加而相应提升, 这意味着我国监管部门在推进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上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主板与中小板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差异性分析
(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政策法规不统一
自2006年以来, 伴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完善, 监管部门不断出台关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政策法规。
2006年6月5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年度报告披露的同时, 应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并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而该指引只适用于上交所的主板上市公司。
2006年9月28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规定上市公司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评价意见报送深交所, 与公司年度报告同时对外披露。该指引提及只适用于在深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 并不含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也并未与上交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统一起来。
2007年12月26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 规定上市公司在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 应当至少每两年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一次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该指引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提出了强制性要求。
2008年5月22日, 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指明上市公司应该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同时出具内部控制审核报告。该规范只提及适用于境内设立的大中型企业, 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可以参照本规范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 而并未明确提及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适用性。
2010年4月15日, 五部委再次联合印发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规定, 自2012年1月1日起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开始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仅提及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公司施行, 而并未提及要在中小板上市公司强制性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综合上述政策法规可知,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正处于过渡时期, 最初监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并未明确适用对象, 政策内容也没有统一, 导致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很大差异。近年来, 随着证券市场的的逐步完善, 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很多是联合颁布, 这有利于不同板块、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建设和完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促进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政策法规的统一。
(二) 监管部门和板块披露环境不同
监管环境和板块特征是现阶段影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总体宏观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法规等方面相同的环境下,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却因在不同板块间由于监管环境和同行业披露习惯营造的共同氛围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
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主板上市公司分布在上交所和深交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仅在深交所, 这导致全部主板上市的公司, 大部分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处于不同的监管环境。上交所和深交所对上市公司采用的管理模式不同, 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一致, 使得主板上市公司之间, 以及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
上市板块不同的公司处于不同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环境。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通常会考虑自身所处的板块披露环境, 例如, 处于相同行业板块的上市公司, 且行业内多数上市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信息, 对于未披露信息的上市公司就会受到投资者的质疑。因此, 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通常会关注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 需要在披露充分信息以赢得市场竞争力和适度披露信息以避免泄露商业秘密之间进行权衡。
(三) 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本质差异
主板和中小板最主要的区别是公司规模、经营风险和融资环境的不同, 这些本质特征对处于不同板块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主板主要面向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强的大型企业, 中小板面向进入成熟期但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主板上市公司的规模较大, 其内部控制体系质量相对较高。由于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会提升上市公司市场竞争力以及企业声誉, 致使内部控制质量高、财务健康状况好的主板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相对而言, 由于中小板块市场发行的上市公司往往规模比较小, 信息处理成本相对较高, 因监管严格而产生的形式上的遵循与实质上的遵循还有一定距离, 深交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的考评多为信息披露程序, 而非信息披露的实质内容, 这会影响上市公司选择披露信息形式以及决定披露信息程度。
在当前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无论是主板还是中小板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时都会考虑企业经营风险。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上市公司来说, 将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 在何种程度上披露信息, 披露信息后的市场反应以及是否会增加经营风险是上市公司通常关注的问题。
同时, 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时会受到融资环境的影响, 披露信息的透明程度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效果, 而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会基于成本效益原则, 进行信息披露付出的成本高于融资收益时, 就会越倾向于有所保留的披露信息。主板和中小板的融资环境不同, 因此上市公司需要在披露信息所筹集资金和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度量。
三、相关建议
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差异性, 主要由于政策法规不一致, 板块间的监管环境和行业板块披露环境不同, 以及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本质特征区别等因素所造成, 相关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机构应相互配合, 减少甚至消除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差异。
首先, 监管部门应该相互协调, 联合出台政策法规。基于各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上市板块、监管部门各不相同, 以及企业规模、经营风险、融资环境存在差异, 监管部门应对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相互协调并联合颁布相关政策法规, 这有利于实现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政策法规统一。同时, 证券监管部门要吸取包括香港在内境外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 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大力推动制度创新, 探索新的运行机制。要围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对未要求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进行培训和指导, 这样才能加快我国上市公司分类、分批推进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其次, 上市公司应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重视构建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应深度学习内部控制的规范指引, 正确理解监管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同时, 上市公司应该加强公司治理, 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 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最后, 中介机构应该提供优质服务。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内部控制鉴证业务时, 应参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统一规范内部控制鉴证业务, 尤其应在准则依据、内部控制评价标准、业务范围和保证程度等方面统一起来。注册会计师应给上市公司提供后续服务, 对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存在的不足应及时提供建议和解决措施, 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摘要：文章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信息披露状况, 分别从政策法规、监管部门和板块披露环境等方面, 分析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差异性, 并提出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改进建议。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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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披露 篇6
自2002年美国颁布SOX法案,公司内部控制信息进入强制披露阶段以来,内部控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内部控制在我国也受到了高度重视,沪、深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分别出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2008年和2010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这些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一步强化了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披露,能够增强会计信息可靠性和投资者信心,前提是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能够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实际质量。如果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实,没有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那么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就无法为“财务报告和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障。公司管理层是否有能力识别内部控制缺陷?是否会选择性披露相关信息、刻意隐瞒内部控制缺陷?上市公司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以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2007 ~ 2012年间收到监管部门处罚通知或整改意见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情况,通过对比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信息和处罚通知或整改意见中相关问题事项,着重从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对上市公司识别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所选取的处罚、整改或监管措施意见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及其地方监管局、财政部及其地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二、文献回顾
2004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的审计准则第2号,提出了内部控制缺陷定义并按严重程度对其进行分类。此后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并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1. 国外相关研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多集中在内部控制缺陷导致的经济后果方面, 具体如下:关注了内部控制缺陷对银行贷款合同的影响, 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正对权益成本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缺陷对债务成本的影响等。而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多见于前期研究中。
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多研究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所具有的内部特征。研究发现,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一般规模小,其原因可能是小公司资源有限,没有财力和人力以投资和运行高级信息系统;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更可能出现在规模小、成立时间短、成长速度快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公司;披露重大缺陷的公司经营更复杂;存在重大内控缺陷的公司往往累计盈利能力较低,负债程度较高。披露内控缺陷的公司同未披露公司相比,公司治理特征也有较大差异。相关研究还表明,审计委员会会议频率、审计委员会里财务专家比例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负相关;如果审计委员会中存在隶属于公司的外部审计的前任审计合伙人,其不会协助管理层规避披露内控缺陷。
国外学者也研究了内控缺陷披露与外部审计特征的关系:事务所变更等事件同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也有正相关关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有能力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但也有学者认为事务所规模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没有关系。
此外,也有学者研究财务报告重述对管理层发现和披露内控缺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企业宣布财务报告重述后,企业管理层会有强烈的动机披露并纠正内控缺陷,以期用行动向市场传达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的决心。
上述研究中,国外学者大多直接选取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作为变量,“但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缺陷有较大的选择性,研究时选择因变量的主观性也比较大”。为了更加客观地衡量公司是否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有学者选取了经历同内部控制缺陷相关的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因变量选取无法揭示公司刻意隐瞒重大缺陷而带来偏差的不足。
2. 国内相关研究。由于我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较少,披露严重缺陷的公司比例更低,因而,目前国内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现有研究表明,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经营更复杂,会计风险更高,内控制度建设相对不完善;经历审计师变更和财务报告重述的公司更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而审计师质量高的公司不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有显著的治理特征,刚刚成立审计委员会、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
同国外研究类似,上述研究所使用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相关信息直接来自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同时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流于形式;“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缺乏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积极性,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含量不足”;“管理层可能出于动机选择的原因而刻意瞒报了内部控制缺陷”。因此,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还不能真实反映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很难直接了解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状况。
为了避免这种弊端,部分学者选择公司受到监管部门处罚或限期整改通知和非标审计意见为内部控制缺陷的代理变量;也有选择重大会计差错作为内部控制缺陷的代理变量。这些方法虽然能较客观地反映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但变量的选择独立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也未和自评报告相关信息作比较分析,忽略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评报告的作用。
3. 小结。综上可知,国内外研究通常将披露的内控缺陷作为衡量内部控制质量的变量,忽略了因公司缺乏识别内部控制缺陷的能力而没有披露缺陷或者管理层已经识别但刻意隐瞒相关缺陷的可能性,这将直接导致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衡量的偏差。进一步,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内部控制缺陷存在;2内部控制缺陷被识别;3管理层披露缺陷。因此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披露缺陷,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阶段, 即:识别已经存在的缺陷和管理层披露缺陷。但现有研究鲜有将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过程分阶段研究。目前的研究已经探讨了公司内外部因素与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 但是尚无文献分析不同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
本文借鉴Rice和Weber(2012)的研究,选取2007 ~ 2012年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中收到监管部门处罚通知或整改意见,即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是否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并将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行为分成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分别分析了公司内外部因素对识别和披露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不同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相关内容,本文将内部控制建设、会计处理不当、虚构利润、虚假记载、内幕交易、信息披露不及时或存在重大遗漏、股东占用公司资产以及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等方面的问题归纳为与内部控制缺陷相关问题的事项。
三、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合规目标,因此公司收到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处罚或整改意见说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问题。学者研究也表明,“被证监会处罚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低于其对比公司”。基于此,本文选择收到处罚或整改意见的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定处罚或整改意见中事项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样本,对比相关处罚意见涉及事项同当期内部控制自评报告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检查上市公司是否识别并如实披露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
根据Rice和Weber(2012)的研究,最终在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是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的综合结果。由于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处罚通知或整改意见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处罚或整改所述事项发生在检查之前的年度,因此在上市公司接到监管意见前,是否在问题事项所在年份披露了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可以反映上市公司是否有能力识别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即该样本披露情况代表的是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综合的结果。另一种是处罚或整改事项发生在检查所在会计年度,公司在收到相关通知后才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公司从相应监管意见中已经得知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即在已知晓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前提下,如果公司当年自评报告中披露了相关的缺陷信息,则表明公司如实反映了内控信息,否则表明公司隐瞒了已经识别的缺陷信息。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分成两类,分别研究识别和披露两阶段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具体如图1所示:
样本Ⅰ:管理层披露先于收到处罚或整改通知,用于研究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综合的结果。
样本Ⅱ:处罚或整改通知先于管理层披露,用于单独从披露阶段研究上市公司已识别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
通过比较两类样本的回归结果,试图把上市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过程分为识别和披露两阶段,以此分析不同内外部因素对内控缺陷的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借鉴其他研究,本文选择公司治理和外部审计及制度环境等内外部因素,从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分别研究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
对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来说,内部控制的最终披露是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报告披露两阶段综合的结果。之前的研究一般将这两阶段作为一个过程来加以研究,并考察了各种不同因素对内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但是,如果将整个过程分为识别和披露两阶段,那么不同因素对两阶段的影响理应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对内部控制制度本身或内部控制所处环境具有影响的因素,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例如公司对内部控制的投入、公司业务的复杂程度、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因为这些因素肯定影响内部控制质量,如内部控制投入不足、内控不健全,会导致公司通过监管手段发现自身问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也可能是这些因素增加了公司日常运营以及会计处理的复杂性,由于公司业务复杂,如大量外贸交易、子公司数量较多等因素,使得在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之下公司也很难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
在公司识别内部控制缺陷之后,影响其在报告中披露内控缺陷的原因往往与管理者披露的动机有关。也就是说,那些能够影响管理者是否如实披露已识别缺陷的因素,往往与管理者的披露动机有关。例如,公司如果存在较大的融资压力,那么管理层可能不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这是由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后,往往会引起公司资本成本的升高,较大的融资压力会大大降低管理者披露内控缺陷的动机。再例如,公司已经连续数年亏损, 管理者本身面临很大压力时,其自然不倾向于披露更多负面消息。
如果某个因素影响了内部控制环境,同时还对管理层的披露动机有刺激作用,那么该因素应该对内控缺陷的识别和披露阶段均有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公司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四、研究设计
1. 变量选取与界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内部因素选取了以下指标:两权分离程度(Separate);大股东资金占用(Orecta),以“(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平均总资产”表示;监事会规模(NS)、独立董事比例(PID)。大量对内部控制的研究表明,两权分离程度高,大股东资金占用少,监事会规模大,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有更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因此,本文推测上市公司的这些内部特征与内控缺陷的识别或披露正相关,选取了公司所在的制度环境(IM,以市场化指数表示)以及内部控制鉴证(ICAR)两个变量。
由于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在不同年度间相对稳定, 地区之间的先后顺序也相对稳定,因此本文采用了樊纲等(2010)报告的2009年度数据来衡量2007年至2012年各省区的制度环境。同样,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公司所在的制度环境好,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其内部控制质量相对较高,因此可以预期这些外部因素与内控缺陷的识别或披露有正相关关系。
在样本Ⅰ中,若上市公司内控自评报告中披露了与问题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则表明管理层有效识别了内部控制缺陷,并如实披露该缺陷,即ICW-Dis=1。在样本Ⅱ中,若上市公司内控自评报告中披露了与问题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说明管理层如实披露了已识别的缺陷,即:ICW-Dis=1。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除假设中涉及的变量外,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水平(Lev)、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uth)和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控制变量。
2. 样本选择。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要求,深市公司从2006年起开始被强制要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相关信息。 据此本文选择2007 ~ 2012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收到监管部门处罚或整改意见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金融行业、数据不全的样本后,最终确定研究样本共计256家公司,415个观测值。
按照前文分类,用以研究上市公司识别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两阶段的综合结果的第一类样本(样本Ⅰ)140家上市公司,258个观测值;用以研究上市公司披露已识别缺陷阶段的影响因素的第二类样本(样本Ⅱ)116家上市公司,157个观测值。
内部控制自评报告、鉴证报告披露信息手工收集自巨潮网和深交所网站,处罚信息等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采用SPSS19.0软件。
3. 研究模型。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相关文献中,大多用逻辑回归研究各变量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关系。本文同样也选用逻辑回归模型,将两类样本数据分别代入回归模型以对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模型(1)和模型(2)是本文所选用的模型,模型 (1)中只包含了研究假设所涉及的主要研究变量,模型 (2)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对两类样本建立如下logistic回归模型:
五、实证分析结果和敏感性分析
1.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个阶段的综合分析结果。
(1)描述性统计。表1列示了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同时也列示了均值的t检验和中位数的kruskal-wallis检验。
注:表中*,**,***,分别表示均值T检验下,在0.1、0.05、 0.01水平上(双尾)显著。
样本Ⅰ中识别并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43个,占比16.7%,同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样本相比,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特征有较大不同。如实披露内控制缺陷的公司大股东占用资金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减少(0.01的水平显著);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更高 (均值在0.1的水平显著、中位数在0.01的水平显著),与预期一致。此外,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更高,资产收益率更低。
(2)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过程模型检验结果。样本Ⅰ代入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述。根据表2,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公司两权分离程度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可能性都呈正相关,大股东占用资金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可能性都呈负相关;监事会规模、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越可能识别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公司所在地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正相关,与预期相符。但外部审计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的内部控制鉴证服务并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没有帮助上市公司识别且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注:表中*、**、***分别表示在0.1、0.05、0.01的水平上显,括号中为Wals值,下同。
2.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阶段模型检验结果。
(1)描述性统计。表3列示了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均值的t检验和中位数的kruskal-wallis检验。样本Ⅱ 中,披露已识别缺陷的观测值77个,占比49.0%,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阶段,披露已识别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两权分离程度更高且大股东占用资金更少(二者均值和中位数分别在0.05和0.1水平上显著)。可以粗略看出,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越大、大股东资金占用越少,上市公司越倾向于披露已识别的缺陷。但是,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比例更少(均值在0.01水平显著),与预期相反。
(2)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过程模型检验结果。将样本Ⅱ 代入上述模型中,回归结果如表4。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越倾向于披露已识别的内部控制缺陷;大股东占用资金越多, 管理层越倾向于隐瞒内部控制缺陷。
结合样本Ⅰ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两权分离程度和大股东资金占用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阶段具有影响。原因可能是两权分离度越高显示公司代理问题越严重,中小股东能够意识到大股东可以利用两权分离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博弈促使交易费用升高;增加包括内部控制缺陷等内部控制信息的透明度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这增加了管理层披露内控缺陷的动机,因此两权分离程度高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然而,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表示侵占行为已经发生, 在控制两权分离程度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越多,即侵占行为越严重,公司管理层越可能隐瞒内部控制缺陷,以达到粉饰内部控制质量的目的, 管理层披露动机被大大降低。
监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过程没有显著的影响。同表2结果相比,可以得知监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高, 仅有助于管理层识别内部控制缺陷;同样,制度环境优化、政府干预降低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公司对内部问题的自查自纠;制度环境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越完善,越有可能发现自身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 但是这些因素都不能使上市公司管理层产生足够的动机披露其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
内部控制鉴证对内部控制的识别阶段没有影响;而在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阶段,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同审计师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负相关,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不能促使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反而起到相反作用。原因可能是:按照现行制度,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鉴证意见,并披露内部控制鉴证过程中发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也就是说,除非公司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否则外部审计机构不能保证上市公司详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 此外,上市公司可能认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对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内相关信息有补充替代作用,因而减少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中的信息含量,从而出现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同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呈负相关关系的结果。综合两阶段分析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并不能促使上市公司识别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这也印证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作为传递内部控制信息的二次信号是失灵的”。
综上,公司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的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有差异的。1从内部控制缺陷识别阶段看,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可以优化企业治理环境,监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越高,越有助于上市公司识别内部控制缺陷。相对好的制度环境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也具有显著作用,这些因素为内部控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阶段看,具有两权分离度高、大股东资金占用少特征的上市公司更可能披露已经识别的内控缺陷,二者对管理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产生了影响。在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阶段,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上市公司反而更不倾向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3. 敏感性分析。基于所提出的假设,我们替换了一些变量进一步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以下敏感性测试:第一,换用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大股东占资的代理变量,在两类样本中结果相似但显著性水平下降(均降至0.1的显著性水平)。第二,将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变量中披露审核报告的样本剔除,两类样本中结果基本不变。
六、结论与局限性
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内部控制系统中已存在缺陷的披露包括两个阶段,即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和对已识别缺陷的披露。本文按照这种思路采用特殊的取样方法研究了公司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
研究发现:首先,目前我国如实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比例较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其次,公司内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缺陷识别和披露两阶段的影响是不同的。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未来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尤其是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内外部环境,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第二,从管理层动机入手,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公司内部奖惩规章,提高管理层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意愿。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第一,由于样本并非随机抽样产生,因此本研究结论对其他公司的普适性尚不确定。第二,由于2012年前沪市公司并不被强制披露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因此样本不包含沪市上市公司,样本量较少。样本的局限也使本文无法对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第三,审计师对内部控制出具的鉴证意见包括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和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报告类型不同提供的保证程度也不相同,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区分鉴证报告的类型,可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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