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排斥

市场排斥（通用7篇）

市场排斥 篇1

建国伊始, 大学生就业模式就经历了计划性就业-双轨制就业-市场性就业的轨迹。目前, 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这样的模式固然使劳动力供需双方的选择权和决策权得到释放,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 就是大学生在初次就业时遭受到市场排斥, 其结果是初次就业并不顺利, 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市场排斥:概念的源起及界定

市场排斥是社会排斥这一概念的衍生词。“社会排斥”源自法国, 欧洲国家共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使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得到广泛使用, 之后这一概念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备受关注, 并被引入到中国, 至今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概念[1] 。

由于这一概念具有的多层面性、相互促进性和累积性, 被以许多方式来定义。有学者认为, 只有进行具体层面的探讨, 才能有可操作性和真实的体验, 于是, 他们结合具体事件、具体生活领域和具体的政策来理解社会排斥这一概念, 分别从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社会关系、政治领域、文化生活等特定层面理解社会排斥[2] 。其中劳动力市场这一特定层面的社会排斥的研究最初就在欧美国家备受关注。有学者认为, “社会排斥既包括从一般劳动力市场中被排斥, 也包括从有安全保障的就业体制中被排斥”[3] 。也有学者认为, 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具体表现在, 没有指望的长期失业;临时的或不安全的就业;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排斥, 即虽然有工作可做, 但所从事的不是“好”工作, 而是“差”工作[4] 。

由于社会排斥经常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相伴, 因而, 中国的就业模式自计划转向市场以来, 对于弱势群体所遭受的社会排斥的研究很多, 其中也不乏将那些被视为当然的弱势群体的下岗的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研究。尽管随着高校扩招以来的大学生群体逐渐出现就业难的问题, 学界和政府对于大学生群体就业难的表现及原因也从多角度进行剖析, 但大学生群体基本未被归为弱势群体之列, 充其量也是“准弱势群体”。因而, 对于他们在就业时所遭受的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研究并不多。托马斯·福特·布朗认为:“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5] 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 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下的大学毕业生也可视作社会弱势群体, 而大学生弱势群体若遭受到市场排斥,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中国国力的发展等, 其负面效应在强度上及影响力上都是极大的.

结合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 对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市场排斥的定义就是: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就业模式中, 大学毕业生初次进入市场所处的长期失业、或者临时的或不安全的就业、或者从事的是“差”工作的状态。

二、市场排斥的主体及表现

在市场经济和不同的人才资源配置模式下, 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市场涉及三个主体——政府、雇主及大学生本人。参与各方有着各自的行为目标:政府——人力资源最优配置;雇主——利益最大化; 大学生——个人发展目标的实现。三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无疑处于关系的两极, 政府与雇主为一极, 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大学毕业生为另一极, 处于劣势地位。这种排斥关系具体表现在:

1.工作经验排斥。

在劳动力市场中, 雇主直接决定大学生的录用与否。他们往往更愿意雇用素质和技能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的劳动者, 特别是在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之后, 大学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而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要求求职人员有工作经验的情况在各种招聘中屡见不鲜。事实上, 一些职位对经验依赖并不多, 只要经过短期的接触或培训就可以胜任, 然而许多雇主还是对求职者的工作经验提出具体要求。经验排斥不仅在各种招聘会上随处可见, 即使是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招考中也俯拾皆是。有记者对天津市直机关2006年公务员招考报名条件进行统计发现, 132个职位中有99个要求“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6] 。

2. 社会救助排斥。

1999年10月, 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成为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根据《条例》规定, 享受低保的对象为:“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这个《条例》的出台, 标志着政府开始立法救助贫困人群, 确认了其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然而, 仔细审视条例的细则就会发现, 《条例》的受益群体是以户籍为限制, 以家庭为单位, 尽管目前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户籍可以归属于就读学校所在的城市, 但以家庭为单位来划分受益群体的规定明显地将大部分刚毕业的尚未成家的大学生排除在外。

3.失业保险排斥。

1999年正式实施的《失业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城镇雇主事业单位失业人员依照本条例的规定,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本条所称城镇雇主, 是指国有雇主、城镇集体雇主、外商投资雇主、城镇私营雇主以及其他城镇雇主。”按该条规定, 未就业的大学生没有被列入参加失业保险的范围内。第十四条又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 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1) 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 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 (2)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 已办理失业登记, 并有求职要求的。”按照此项规定, 失业保险的受益者应是那些已缴过一定期限失业保险、曾经就业的人。处于初次就业的大学生, 并未就业, 更不用说缴纳失业保险, 他们无法作为失业保险的受益者, 从制度规定上就被排斥在失业保险之外。

三、市场排斥的成因分析

市场排斥的成因, 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不无关系。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之一是信息的完全。但在实际情况下, 市场出现了失灵, 由于信息不对称, 雇主依据对大学生的统计性偏见或歧视而作出排斥的行为, 而这种统计性偏见或歧视部分归因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欠缺。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 政府理应承担“守夜人”的角色, 为克服市场失灵而作出种种制度性弥补, 但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 这个“守夜人”未将这种排斥状态疏解, 反而通过制度加剧了排斥。

1.雇主的信息不对称。

根据信号显示与筛选理论, 由于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雇主要了解劳动者的真实信息需要花费很大成本。这样, 他无法知道应聘者能力强弱和生产率的高低, 无法实现在薪酬上对雇员按生产率的区别对待, 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 一般就会通过应聘者的教育水平来进行甄别。

分析大学生的初次就业, 若以教育水平作为甄别的主要标准, 则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雇主只需按照大学生的毕业文凭来甄别和录用自己所需要的大学生。但实际上, 毕业文凭只是应聘者的表面信息, 许多信息被求职者隐藏, 比如, 应聘者所提供的各种证书的真假优劣等等。在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买方市场中, 雇主无意也无须花费过多的成本去了解这些被隐藏的信息。而随着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时常受到雇主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 教育水平和学历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反映应聘者潜能和生产率的信号了, 雇主就开始选择应聘者的工作经验作为信号机制了, 因为这确实能让雇主感觉成本更低, 收益更高。

如果从经济上分析雇主的选择, 那么首先, 在甄选劳动力时, 雇主认为, 大学生的边际产品价值低于有工作经验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其次, 从培训成本考虑, 大学生高于有工作经验的劳动力。若雇用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雇主往往需要先对其进行岗前职业培训, 这就增加了用人的直接成本, 难以实现用人成本最小化;在接受培训及适应工作岗位期间, 应届大学毕业生的产出效益非常小甚至为零, 产出最大化同样难以实现。可见, 如果选择雇用应届毕业大学生而放弃雇用熟练工的机会成本较大, 有悖于利润最大化原则。此外, 从风险成本考虑, 雇佣大学生的风险大于其他人。这是由于, 大学生思想活跃, 易追求新鲜事物, 接受在职培训并获取一定的工作经验后跳槽的可能性较大。有鉴于此, 雇主会排斥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2.政府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

在市场失灵, 雇主做出错误的有经验者比无经验者边际效益高的假设而排斥大学生的情况下, 政府应及时纠正市场的偏误, 协调各方利益, 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的利益。然而, 政府在制度安排上重在治标而非治本的取向及路径依赖, 使得大学生在遭受雇主的排斥之时, 也无弥补性的制度保障。

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的设计背景, 都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制度而设计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进入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阶段, 为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迫切需要确立新的用工制度以及相应的失业救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作为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得以出台, 199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标志着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成为《失业保险条例》的最大受益者。20世纪90年代, 在遍及中国城镇的“下岗洪水”、养老保险制度“统账结合”模式面临“空账”问题、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背景之下,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成为所有的城市居民最起码的生活条件的“保底”制度。按照制度设置的最初目的, 城市所有居民都可平等地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但在实际上, 这种以家计调查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方式的受益者基本还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口。

随着就业形势的转变, 失业人员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大学生在城镇总失业人员的比重日益提高, 失业保险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循其惯性仍未作出较大调整, 只是采取“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方式。2006年, 由14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 2006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 “有就业愿望的应届毕业生9月1日后仍未就业的, 可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城市或县劳动保障部门办理失业登记, 劳动保障部门和人事部门应免费提供专门的就业服务, 组织其参加职业培训或就业见习。”“高校毕业生因短期无法就业或就业后生活仍有困难的, 当地民政部门要及时按照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或临时救助。”但是, 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的激励和积极性参与制度的执行, 制度的规定与执行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市场排斥的化解之道:大学生、企业、高校与政府的联动

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情况下, 如何化解大学生初次就业市场排斥呢?

1.大学生方面。

提高自身就业能力, 消除社会的经验偏见或歧视。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不单纯指某一项技能、能力, 而是多种能力的集合, 在内容上应包含学习能力、思想能力、实践能力、应聘能力和适应能力等。这种能力不是仅凭毕业时一时的努力就能获得, 而是靠平时的积累。因而, 大学生在校期间应积极地锻炼自身的就业能力, 在毕业时就能从容应对工作, 消除社会对大学生群体的偏见或歧视。

2.企业方面。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追求信息成本最低是无可厚非的, 但这一问题可以在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得以解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人力资源是企业不可或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若仅仅凭一两种标准 (学历或者工作经验) 无情地将不符合标准的人员排斥在外, 有可能丧失掉相当优秀的人才。因而, 企业可针对本企业的实际情况, 建立一套多层次的人才甄选标准或考评体系, 按照此类标准或体系招募人才。

3.高校方面。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高校逐渐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提供者, 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成为学校的核心职能。为确保学生毕业时获得就业和职业成功的能力和素质, 高校要从整个在校期间抓起, 才能为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通过在教学过程中的案例教学, 理论联系实际, 增强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调整专业设置来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通过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 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通过改进就业指导工作让学生了解当前行业、职业的发展状况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情况。

4.政府方面。

在价值导向上, 通过发挥新闻媒介的导向作用, 引导雇主正确对待大学生。在指导服务上, 为企业提供减少信息成本的信息服务体系, 尽可能组织大量专业化、多样化、小型化的供需见面会, 提高招聘的成功率。在社会保障上, 一方面, 完善和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尽可能地将大学生覆盖于其中;另一方面, 为大学生的失业保障政策的执行提供财政支持。

摘要：在就业模式经历了从计划性就业到双轨制就业再到市场性就业的转变后, 市场失灵使初次就业的大学生遭受雇主的经验排斥, 而政府并未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反而使大学生被排斥出失业保障制度。本文对大学生初次就业中的市场排斥概念、表现及成因进行界定、归纳及分析, 并提出应对之策。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市场,初次就业,市场排斥

参考文献

[1]方巍.关于社会排斥概念的本土化思索[A].秩序与进步:社会建设、社会政策与和谐社会研究[C].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暨2007学术年会论文集:34-47.

[2]李保平.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社会排斥研究[D].吉林大学, 2006年博士论文.13.

[3]Somerville, P., Explanations of social exclusion:Where does housingfit in?, Housing Studies, Harlow, vol..13 no.6, pp.761-780, 1998.

[4]Littlewood Paul&Herkommer, Sebastean, “Identifying Social Exclu-sion:Some Problems of Meaning.”in Littlewood, Paul et al (eds.)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Problems and Paradigms, Aldershot:Ashgate, 1999.

[5]娄珏华.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中的利弊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大学生就业, 2006, (24) :53-54.

[6]刘元旭, 罗博.谁该为大学生“经验培养”埋单?[EB/OL].http://www.tj.xinhuanet.com/jdwt/2006-08/11/content_7749738.htm.

职场排斥研究述评 篇2

目前, 对职场排斥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不过可发现一些学者们都认同的观点:一是职场排斥是一种职场的“冷”暴力。职场排斥不涉及直接的肢体冲突, 并且职场排斥的表现形式很多, 如拦截有用的消息, 忽视重要的提议, 忽视、排挤他人等。二是职场排斥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职场排斥是员工在工作场所的觉知, 因此排斥的程度会受到员工主观评价的影响, 也会受到社会情境的作用。三是职场排斥的来源众多。员工在职场中与不同工作职责的人接触, 排斥来源众多, 比如来自领导的排斥、同事的排斥甚至是下属的排斥等。综上所述, 可将职场排斥定义为:员工在工作情境中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排挤或忽视对待的知觉。

职场排斥的测量

目前, 职场排斥的研究刚刚起步, 研究者们还未形成关于职场排斥的一致观点, 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总体上可将职场排斥研究方法分为实验研究法和问卷研究法。

Ferris (2008) 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编制职场排斥问卷。Ferris等从职场暴力、职场欺负等相关量表中挑选了部分题目, 进行项目分组, 语义分析, 以及探索性和验证性分析等编制了职场排斥量, 每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研究者检验了职场排斥与工作欺负行为、组织支持感、印象管理、工作满意度、角色内行为、工作满意度、偏差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等相关概念。

吴隆增等 (2010) 采用Ferris编制的职场排斥问卷, 在其研究中采用员工自评方式填写量表。量表的信度系数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Hitlan (2009) 重新修订其2005年编制的职场排斥问卷。该问卷在职场排斥问卷、基于言语排斥的问卷基础上, 对项目的表述进行了重新修订。研究发现, 同事之间的排斥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主管排斥问卷的科隆巴赫系数为0.75, 表明修订后的职场排斥问卷信效度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心理学视角的排斥研究

1.社会排斥的影响效果

(1) 心理状态。研究发现, 感受到社会排斥会影响其心理状态, 主要表现为人际关系受到影响, 消极情绪出现等方面。研究者采用三人网球游戏的研究范式, 要求被试观察三人网球游戏, 通过控制游戏者的排斥与否, 以及是否对观察者进行指导来检验观察者的反应。研究发现, 观察到排斥现象的被试出现了消极情绪, 并且感觉威胁到了基本需要。该研究发现, 觉察到排斥对观察者的影响非常严重, 因为观察者对被排斥者的感觉感同身受。

(2) 生理影响。研究发现, 想象自己遭受到排斥的个体的大脑前扣带回皮层、右下腹中轴皮层比普通生理疼痛时更为活跃。这表明, 个体遭受到排斥时, 会激活大脑前扣带回皮层、右下腹中轴皮层。这也表明, 排斥会对生理产生影响, 从而形成“社会性疼痛”。

(3) 社会行为。感受到社会排斥的个人会影响其自我调节, 出现反社会行为等。这表明社会排斥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心理感受, 更会直接对个体的社会行为造成伤害。Baumeister.R.F等 (2005) 采用实验法研究社会排斥对自我调节的影响, 研究发现, 遭到排斥的个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但其一般不愿意进行自我调节。社会排斥行为引起被排斥的愤怒, 而愤怒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社会排斥行为也会引发被排斥者的悲伤情绪, 但悲伤情绪没有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研究同时发现, 遭受到非公正排斥的被试更为愤怒, 其反社会行为也严重。

2.社会排斥的影响因素

Barrera (2007) 等从团队视角出发, 研究小团体内部的社会排斥现象, 探讨社会排斥现象产生的社会性因素。Barrera采用社会网络法分析个人排斥决策, 其假设每个社会排斥决策可以用社会网络中的负向联系来代表。Barrera整合了关于社会规则的形成以及维护的社会学文献, 以及害群之马效应的心理学文献, 提出了整合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新的研究框架。研究发现, 排斥者、受害者社会网络的多样性以及二元性导致了社会排斥的出现。

职场排斥的影响

1.职场排斥对工作态度的影响

(1) 工作满意度。Hitlan.R.T等 (2006) 对223名工作生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员工感知到职场排斥对其工作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 主要表现为对主管满意度、同事满意度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还发现性别在职场排斥与员工工作态度、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即与女性员工相比, 男性员工的职场排斥感知度越高, 其工作满意度、心理健康程度越低。

(2) 员工归属感。职场排斥对员工的归属感有消极影响, 并且导致员工的工作绩效降低, 伴随较高的退缩行为。研究者进一步比较了欺负行为与排斥行为不同的作用。结果发现, 当员工有来自工作之外的支持时, 排斥行为的消极效果得到增强。

2.职场排斥对工作行为的影响

(1) 反生产行为。反生产行为的出现与员工的情绪状态、人格特点、认知方式等有关。Warburton, W.A. (2006) 等探讨了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之间正向关系。研究发现控制感在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调节效应。丧失控制感的被试比其他组被试面对排斥行为时, 攻击行为增加4倍;而控制感增强的被试即便遭遇到排斥, 其攻击行为也没有显著的增加。该研究表明, 控制感是社会排斥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 该研究结论验证了Williams (2001) 提出的排斥威胁需要理论。

(2) 组织公民行为。David Masclet (2003) 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在公益活动中的排斥行为。研究发现, 排斥威胁将会增强员工的奉献精神。研究者认为,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分为两点:一是被试希望利用排斥来惩罚不公正的行为;二是为了避免被排斥而改变以往的行为方式。David的研究将排斥行为引入到组织行为的领域, 拓展了社会排斥行为的研究领域, 此外, David首次发现, 社会排斥对团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将其作为维护已有制度的方式。吴隆增等 (2010) 以360名石化企业的员工和主管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以及组织认同和集体主义倾向的作用。结果表明, 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影响, 而组织认同在职场排斥与公民行为之间完全中介作用;集体主义倾向在职场排斥与公民行为之间起到调节效应。

研究展望

1.职场排斥问卷由西方学者开发

由于职场排斥的概念提出不久, 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 缺少职场排斥测量问卷。目前学者多采用国外开发的员工职场排斥测量问卷,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职场排斥的感知度研究。此外, 国外对员工职场排斥的感知维度缺乏清晰的认识。在我国文化下的职场排斥具有怎么样的结构, 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2.职场排斥研究仅探讨了职场排斥对后果变量的影响, 而缺乏职场排斥对员工工作行为、工作态度的作用机制的探讨

现有的职场排斥研究也局限于对组织认同的中介作用, 而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员工的内在心理感受及对组织的认知。职场排斥着重关注员工的所处的心理环境, 因此更应加大作用机制研究的力度。

3.职场排斥研究缺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组织行为学研究是建立在文化背景下进行。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积淀已久, 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特征, 因此中国背景下的职场排斥研究应关注中国特色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吴隆增, 刘军, 许浚.职场排斥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组织认同与集体主义倾向的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 2010 (3) :36-44.

[2]Hitlan.R.T, Kelly.K.M, Language Exclus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Perceived Ostracism in the Workplace.Group Dynamics: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2006, Vol.10, No.1, 56-70.

新型涂层材料几乎排斥所有液体 篇3

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 哈佛大学应用科学家仿照猪笼草的疏水策略, 开发出了一种极为光滑的涂层材料, 几乎能排斥包括血液、油在内的任何液体, 甚至在高压、冰冻等极端环境条件下, 仍能保持排斥液体或固体的能力。这种仿生疏流技术在生物医学流体处理、燃料运输、防污、防冻等方面有着广泛应用, 甚至有望带来一种能自动清洁的窗户和改良型光学设备。该研究发表在近期《自然》杂志上。

猪笼草是一种叶子像水杯的食虫植物, 尤其在雨后, 其叶子表面会变得几乎无摩擦, 散发出甜味, 吸引蚂蚁、蜘蛛、甚至小青蛙。猪笼草的疏水策略与其他植物完全不同, 它能在顶部形成一件光滑的外衣, 把液体本身变成了疏水面。受其启发, 研究人员将一种润滑液注入具有纳米微结构的透气性材料中, 制成了这种名为“SLIPS”的疏水表面, 意为“灌注液体的光滑透气表面”。目前的其他疏水面, 如仿荷叶效应疏水, 利用的是表面特殊纹理结构, 使水滴聚集滑落, 但荷叶效应对一些有机物或复杂液体无效, 表面刮擦后或在极端条件下, 液体反而会黏附或沉积在上面, 而且这种疏水面难以制作, 成本很高。SLIPS就像猪笼草那样, 不仅能滑倒昆虫, 还能排斥多种液体和固体, 几乎毫无阻滞, 极轻微的倾斜都会让液体或固体从它表面上滑下来。由于SLIPS非常光滑, 即使用刀子刮坏一部分, 也能立即自行修复, 修复后仍保持疏流性能, 这让它能作为一种自动愈合材料。如果制成光学透镜, 也是一种理想的自动清洁设备。此外, 它在高压、潮湿、低温等极端条件下也能保持这种几乎无摩擦的特性。SLIPS的稳定性和独特的自愈能力, 让它几乎能胜任任何应用, 如极地或深海探测, 为严苛条件下的应用带来了广阔前景。

目前, 研究人员正在为这种仿猪笼草技术申请专利。他们预计, 该技术将来可用于运输燃料和水的管道、医用导管 (如导尿管和输血系统) 、自动清洁窗、无菌无垢表面等, 还可进一步开发出排斥冰的材料, 以及不留指纹或乱画痕迹的抗粘表面等。

略论欧盟社会排斥的衡量指标 篇4

关键词：欧盟,社会排斥,衡量指标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预设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物质需要,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环境。当前,为了加快欧洲一体化的步伐,欧盟各成员国在对福利国家的改革中,已把社会排斥作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并把反社会排斥作为欧盟各成员国制定社会政策的重点。

2001年有15%的欧盟人口存在贫穷风险,即生活在以“家庭可支配收入”低于其所在国国民中位数收入60%以下, 这个数字是以加权平均来计算国家结果(每个国家的权重, 相当于其总人口)。各会员国之间显示出很大的差别,贫困风险人口从介于瑞典9%至爱尔兰21%之间。1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肯欧洲理事会于2001年12月通过一系列标准和首套18个统计指标即社会融合指标,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监测会员国家在共同目标方面取得进展。而在2000年12月尼斯欧盟理事会和国家元首政府重新确认和实施其2000年3月(里斯本)决定时,即已经强调开放协调法是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斗争最好的手段。这种方法的关键是,界定欧共体一体化层面上达成共识的目标,适当的国家发展行动计划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并定期报告和监测取得的进展。

所以,欧盟为了监测各成员国有关低收入和社会排斥问题,采取了共同行动,制定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系统指标。该指标中的一级和二级指标属欧盟综合性或指导性指标,三级指标为各成员国的具体指标。这些指标对于关注与分析低收入和社会排斥,引导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社会融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社会排斥的一级指标

2000年里斯本欧盟会议确定了欧盟新世纪的发展目标: “使欧洲成为“最有竞争力、最富有活力的基于知识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提供更好的工作及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融合,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提出:“要对2010年彻底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发挥决定性的影响。”2001年欧盟又提出“社会融合联合报告”,确定了四项具体目标:(1)便利所有公民的就业,得到并享有各项权利与社会服务(社会保护、住房、医疗保健、教育、社会公正、文化等);(2)通过保持家庭和睦,防止过度负债和无家可归,避免社会排斥,提高社会融合;(3) 帮助弱势群体(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如持续贫困者、儿童、受社会排斥地区的居民;(4)动员所有机构的力量,促进社会主流外群体的参与、合作及自我表达,并将他们的关切纳入主流社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欧盟又采用“开放性的合作方法”,实施关于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Action Plan),定期发布关于社会融合的报告,采用共同指标监测和评价成员国所取得的进步。例如,比利时社会事务及福利部部长弗兰克·凡登布鲁克在发表演讲时说:“为了有效克服贫困及社会排斥问题,我们需要建立社会融合指标,准确测量我们的工作。该指标应当起到预警作用,确认在社会排斥方面出现的新趋势或问题,从而指导政策的制定,确立优先解决的问题。”构建该指标的任务,由欧盟社会保护委员会承担。为此,欧盟专门成立了技术规划小组,比利时政府主持了该课题的研究并且组织了国际研讨会,研讨其科学性及可行性。该指标于2001年底在拉肯欧盟会议上得到通过,并成为反映欧盟社会排斥问题和成员国相互间进行交流的指标。

共同指标立体而全面,同时又很具体和可操作。分为三个层次:一级指标包括一些基本的、有限定的先行指标,涉及导致社会排斥的广泛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进一步展开,支持并描述问题的具体方面。这两个层次的指标通过一致商定并明确定义,运用于成员国克服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国家行动计划中,并在成员国定期发布的社会融合报告中采用;三级指标是在一级和二级指标框架下, 按照成员国具体实际情况来建立,并突出特定领域的特殊性。三级指标支持、解释一级和二级指标,但不纳入由一级和二级指标构成的欧盟社会指标的最终测评中。一级指标(见表1)是指具有权威性和被共同使用的指标体系。1

二、社会排斥的二级指标

欧盟的社会排斥8个二级指标主要集中在收入方面、失业率和低等教育方面(见下页表2)。用低收入起点离中趋势、定于某时刻的低收入率、转移前低收入率、基尼协同因素、低收入的持续(低于中等收入50%)、长期失业份额、很长时期失业比率、低教育获得人数。低收入群体问题的预警指标应是一个多层次、涉及多方面的动态平衡的系统。澳大利亚首相及内阁部的关于监测指标的讨论稿中提出“:由于社会凝聚指标关注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或缺少变化,故应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欧盟提出的原则是“,指标体系应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平衡系统,应该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并给出清晰的、可接受的规范的解释,对于政策干预敏感但不受其操纵,应是及时的、可修订的。”

三、社会排斥的三级指标

受欧盟一级和二级指标引导规范,并为总体指标提供支持,欧盟各成员国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反映特定领域的特殊性要求,建立了各国的三级指标。其中,英国和希腊的三级指标较为典型。英国的“给所有社会成员机会指标”于1999年建立,后纳入欧盟三级指标。该项指标既反映了英国低收入和社会排斥等多方面的问题,也表明了政府采取相应措施的广度。从指标内容看,大多与收入、社会服务、教育、健康保障的得到和享有相关,并以生命不同阶段及不同地区分组。

欧盟三级指标分成儿童与青年、工作年龄的人、50岁以上及退休者、社区四个生命阶段进行分析社会排斥对他们的影响及造成社会排斥的指标(见表3)。儿童与青年遭受社会排斥的指标17项之多,主要有生活所在家庭的家庭形式、低收入、教育情况、儿童保护、儿童发展的权利和住房情况等指标;工作年龄的人有10项社会排斥测量指标,其中就业率、弱势群体的就业(残疾、单身父母、少数族裔、50岁以上者、素质最低者)、生活在无就业家庭中的工作年龄者、无二级或更高的国家职业资格工作年龄者、长期依靠与收入有关的补贴、低收入(相对、绝对、持续)、吸烟率(所有成年人、手工劳动群体)、自杀及性质不明的伤害死亡率、街头露宿、吸毒(使用A类毒品、经常使用非法毒品);50岁以上与退休者的遭受社会排斥的测量指标有7个,低收入(相对、绝对、持续)、缴纳一项非国家津贴、对一项非国家津贴连续缴纳、65岁时预期的健康寿命、有帮助能独立生活者(依赖家庭护理、接受任何社区服务)、低于体面标准的住房、对犯罪的恐惧;社区层面社会排斥的指标有7项:贫困地区就业率、犯罪高发地区的犯罪率、低于体面标准的住房、供不起燃料的家庭、出生时预期寿命、第二关键段的发展差异(1岁)、贫困地区的伤亡事故,主要考虑到生活的周边就业、犯罪、住房的质量等因为所在社区而造成的社会排斥。

希腊的“社会排斥指标”是在2005年建立,完全按照欧盟一级、二级指标要求构建,具体包括了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匮乏指标,包括维持收支平衡的问题、负债程度及被迫缺少生活必需品等。是否负担得起彩色电视、电话 (包括手机)、电脑、洗衣机及汽车还有承受住房经济负担的能力,分期付款和贷款偿还的经济负担的难易程度都考虑进去。这种衡量的标准很细致,能帮助人们降低遭受因社会政策的排斥。

二是自然与社会环境指标以及与住房有关或无关的逾期欠款指标。自然环境指标包括居住条件问题:太黑、光线不足、街上或邻居的噪音、污染、烟尘或其他环境问题、地区暴力犯罪及故意破坏行为。这些指标更加注重对人的关注,关注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发展趋势。与住房有关或无关的逾期欠款:公用事业账单的逾期欠款、房租或抵押偿还、公用事业费(电、水、煤气等)、家庭度假的信用卡支付或贷款偿还。这些指标关注人们的居住环境和信贷消费能力。

三是住房状况指标和居住设施指标。住房状况考虑到屋顶漏,墙、地板、房屋地基潮湿,窗框、地板腐烂、使房间足够温暖的能力等。居住设施包括住处洗澡或淋浴、家庭独用的室内冲水式坐便器等具体的指标。这些指标分得更加细致, 考虑到住房质量的方方面面。可以避免因居住条件的原因而遭到来自社会的社会排斥问题。

教育公平与社会排斥现象研究 篇5

1.1 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和目标指向

我国的教育政策一定要使大多数受教育者受益。在义务教育阶段, 要维持它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维护教育机会的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 要实现有限的教育公平, 将市场机制有限的引入进来, 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有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质量, 提高教育的效率。同时辅以弱势补偿制度来保证教育公平。

1.2 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判断原则

1.2.1 确保社会成员公平地获得基本的教育资源

在当今知识社会里, 不论出身、地位和财富, 必须要接受基本的教育, 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融入社会, 获得自己想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因此, 能否保证每名社会成语享有基本的教育资源是判断教育政策是否公平的标准。

1.2.2 要保持基本教育和非基本教育的合理差距

教育公平必须以差别为前提, 教育公平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消除差别, 但不能全盘抹杀差别。因为现实中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 相对于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基本教育, 却不能无差别的接受非基本教育。在非基本教育当中, 应当适当的收取学费。

1.2.3 教育资源的补偿原则

在上述不均等的分配了非基本教育资源后, 我们还要根据教育公平的原则, 给非基本教育资源中, 获利较少的社会成员适当的补偿, 因为无论如何, 非基本教育资源也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 适当通过优惠或减免的手段, 给弱势群体适当的补偿也是应该的。但是这对那些天赋聪慧、出身幸运、辛勤努力的人是不公正的。更好的方法是对他们的上一代, 通过征收遗产税或是个人所得税的手段来转移非基本教育资源。

1.3 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逻辑

第一, 要建立教育资源的调节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教育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教育差距, 进而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就、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

第二, 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来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教育政策要显现教育公平的目标, 就要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利益。

第三, 教育政策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要形成一种机制, 在公平和效率的目标权衡中, 始终把公平放到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上, 教育公平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反思现阶段教育领域中的效率主义倾向, 需要相关的教育政策来调节和保障。

2 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的问题

2.1 制度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的教育不公平

制度排斥是结构性排斥的主要表现, 是因为政策的制定或失误造成的, 无论什么原因, 这种排斥受到了政策、法律和习俗的保护。在中国, 弱势群体受到制度排斥的显现十分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户籍制度了。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密切相关的就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两个具体制度了, 即教育财政投入制度和升学制度。

2.2 经济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经济排斥主要指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正是由于经济排斥, 造成了进城的农民工经济状况不好, 影响到了流动儿童的教育, 造成了流动儿童的“上不起学”的状况。经济排斥究其原因还是来源于户籍制度造成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城市人因为有城市户口, 可以找到待遇好、医疗好、有各种保险和保障的国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而进城农民工由于是农村户口, 只能成为临时工、合同工等, 小部分人成为雇主, 大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 应得的社会保障无从谈起或比较差。严重影响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 他们只能上民工子弟学校, 或者虽然能到公办学校, 却要负担高额的学杂费和借读费等。更有甚者, 部分流动儿童过早辍学。

2.3 文化排斥造成的流动儿童教育不公平

文化排斥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偏离了社会认可的主流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 (life orientation) 和价值观而受到的排斥。第二个是少部分人由于坚持自身的文化权利而被主流社会所隔离。中国的文化排斥也和户籍制度相关, 是因为偏见造成的, 需要沟通和了解。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进城的农民工和孩子受到的文化排斥。其次, 是城市儿童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最后, 是教师对流动儿童的文化排斥。

3 问题和建议

3.1 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儿童期是人的社会化的出发点, 同龄群体是儿童社会化的媒介, 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流入地儿童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两者之间不能组成同龄群体, 因此, 流动儿童就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 不懂得遵守规则和团结互助, 可能对城市世界产生恐慌, 导致叛逆等行为方式的出现。

根据U曲线假设, 迁移者对迁移地的适应时间呈现U曲线形状。在第一阶段, 迁移者对迁移地表现出新奇和兴奋。在第二阶段, 开始表现出对未知的地区和人的陌生和压力。第三阶段, 如果很好地和迁移地区融合, 就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是由于我国的呈现二元结构, 迁移地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 延缓了流动儿童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3.2 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必须铲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儿童的不利影响。在我国, 正是户籍制度形成了一道屏障, 限制了流动儿童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力。改变人们的观念, 城乡之间是平等的, 不存在特权阶层, 消除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排斥。因为流动儿童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 还要建立专门组织和机构, 来维护流动儿童的权益。

4 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公平问题

新贫困家庭的界定是依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标准, 城市的贫困人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和无法定赡养人的三无人员。第二类是:失业后, 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第三类是: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后,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后两类就是城市新贫家庭。前一类是传统的城市贫困家庭。我们的研究聚焦在后两类家庭中子女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还有经济状况对这些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对贫困家庭的子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将帮助他们认识客观环境和自身, 将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如果没有受到教育或者足够好的教育, 将有可能导致贫困, 而贫困家庭会逐渐被社会边缘化, 反过来又成为子女受教育的障碍。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 如图1所示。

图1分为内外两个循环, 内循环表示, 因为贫困使子女教育受到影响, 以及因为贫困受到社会排斥, 成为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障碍。外循环表示, 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子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 同样受到社会排斥, 处于贫困状态不能自拔。

4.1 入学机会的排斥

入学机会的排斥直接影响到被排斥着接受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谓入学机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二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新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排斥主要体现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机会。在教育资源有限而教育成本不断升高的前提下, 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的孩子选择了念职业高中或者直接选择就业。

4.2 学习条件的排斥

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部分。其中,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这些教育过程都需要必要的学习环境、学习用品和其他各种花销, 另外还有些课外活动也需要不少钱。由于经济负担沉重, 贫困家庭的子女没有条件参见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相对来说, 学习的质量和素质就很难保证。甚至有些学生还有照顾家庭的生计,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 有的学生因此自卑, 对学习失去了兴趣。

4.2.1 学校的学习条件

非义务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 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读的学校的质量普遍低于其他的家庭。

4.2.2 家庭的学习条件

和其他孩子相比, 贫困家庭的孩子明显缺乏教学辅导书和课外书籍, 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对青春期孩子们来说, 学习条件差, 不仅仅是物质上缺乏的问题, 在主观上会造成孩子们的自卑心理。

摘要：公平是相对于不公平存在的。对弱势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情况, 不能指望强势群体主动来改变, 而这正是政府的责任所在。在市场有限介入教育领域的情况下, 政府如何调节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教育政策的角色和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关键词：教育公平,社会排斥,公平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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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篇6

金融排斥很早就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并主要针对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国农村金融资源匮乏,金融服务渠道少,尤其是1998年实施银行分支机构改革,在大规模撤并县、乡以下基层分支机构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户的金融排斥,加大了城乡金融发展的差距。农村金融资源的短缺及信息分配不对称,都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其农户的金融诉求未能获得满足。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对农村发展也有一定的倾斜,但其宣传力度、信息不对称及扶持力度不够等原因,农村金融排斥现象越来越突出。金融排斥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不仅会加剧不同群体的两极分化,也会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步伐。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保障农户的金融权益、消除金融排斥现象,将是中国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文献综述

金融排斥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学者从金融排斥的定义、不同的视角、实地调研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Leyshon&Thrift(1993,1994,1995)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金融排斥;Rogaly(1999)基于社会学的层面认为,金融排斥与社会排斥相互关联,金融排斥是社会排斥的子集;Larner&Heron(2002)对新西兰的金融排除现状研究发现,银行关闭的分支主要集中在一些农村地区;Argent&Rolley(2000)对澳大利亚的研究也同样发现农村地区受到了金融服务机构撤离的不平衡影响,但这种地区差异往往不能用人口变迁环境进行解释;Jianakoplosand Bernasek(1998)和FSA(2000)的研究表明,中老年人和女性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风险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受金融排斥。

国内学者对金融排斥研究较晚,田霖(2007)以城乡统筹为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村的金融排斥现状;徐少君、金雪军(2009)利用浙江省317个农户的调研数据,对农户金融排除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王修华等(2010)认为金融排斥是制约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孟飞(2011)对金融排斥的现象进行了概括,出现金融排斥的现象是在落后地区低收入群中,这是金融深化的一个瓶颈。其中解决好金融排斥需要各金融机构注重低收入群体,在行动上倾向于农村;李春霄(2012)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确定了金融排斥指数构建的原则及金融排斥维度的确定,同时构建了金融排斥指数的测度模型,以金融服务的深度、金融服务的可得度、金融服务的使用度、金融服务的可负担度等四个维度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郑佳莹(2012)认为金融排斥阻碍了农村地区金融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隋艳颖(2012)基于农业金融排斥视角对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进行了研究。

二、农户受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分析

1. 农户个人特征。

农户分为户主和非户主,户主作为一家之主,其个人特征将影响到整个家庭的金融排斥程度,而非户主的农户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程度较大。预期受金融排斥的影响系数符号为正。农户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经营活动等。Jianakoplosand Bernasek(1998)和FSA(2000)的研究表明,中老年人和女性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和风险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受金融排斥,因此,预期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对农牧户受金融排斥状况影响的系数符号为正。根据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金融排斥程度越低。农户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与教育程度都与金融排斥密切相关。两者的关系是互相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不一定越高。但对金融知识越了解,相对而言,接受过的教育程度也越高。相关研究表明对金融知识了解程度这个变量,无法确定对农户金融排斥的预期方向。个体工商户或在外打工的农户,或者非农收入稳定,预期其金融排斥程度越低。

2.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特征一般用农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年人均收入、是否拥有电话、储蓄账户等变量来反映。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土地大部分被征用,留下很少可耕种的土地。即使有些人土地很多,由于在外打工比在在家种地赚钱赚得更多,因此,土地都被闲置了。根据调查的结果,预期耕地的面积对农户的整体收入影响不大,耕地面积与家庭规模有一定的关系,耕地面积越大,人口也越多,但对农户家庭的就业状态无法判断,这个变量对金融排斥影响无法具体衡量。年人均收入这个变量对是否受到金融排斥有着重要的因素,收入又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如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养家糊口,即使他的收入高,但面对小孩子上学,老人的抚养等问题,年人均收入相对于家庭规模小且有两个赚钱的劳动力而言,他的年人均收入将会大大的降低。那么,预期年人均收入对金融排斥的作用为正。农户是否安装电话、手机或网络,将影响到他们接触金融的相关方面的信息及处理相关业务。农户信息化程度越高,金融排斥相对越小。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来源的比重越高,相对以农业为收入来源的农户,其获得收入周期相对较短,预期受到金融排斥可能性较低。农户到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到其他的银行机构也是影响金融排斥的一个因素,但调查的农户到银行的距离都不是很远,且交通还比较便捷,所以,就不具体分析了。

3. 社会资本特征。

社会资本特征包括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本文选取受访者是否是村干部或者有亲戚在政府机构或金融机构工作来反映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在对村干部的调查中,他们对金融知识比较了解,由于是村干部,与信用社接触的较多,相对于普通的农户而言,更容易获得信用社或银行机构的信赖。拥有固定的工资和地位的人不易受到金融排斥。虽然村干部有一定的地位,有贷款需求,但在贷款过程中也遇到普通农户一样的困境:农户的资产评估,没有固定的月工资需要找稳定收入的担保人等一些条件排斥。

4. 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农村金融的存量发展和增量发展两个方面来反映当地的金融发展水平。从存量发展反面而言,由于农户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县级地区的主要金融机构是农村合作信用社,其次是其他的银行机构。农户到最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其他金融的距离能够反映出其是否受到地理排斥,获取金融服务的难易程度。离银行机构越近,获取的成本将越低,其越容易获取金融服务,预期农户到最近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距离对金融排斥的作用为正。当地是否有村镇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也是农户接触金融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有银行外,还有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那么农户获取贷款的途径就多样化,则农户受到的金融排斥将大大降低。

5. 农户主观感受到接触金融服务的难易程度。

主要是针对储蓄服务、贷款服务、保险服务及接触储蓄、贷款、保险的难易程度。BDP(2007)等研究均发现,金融服务接触的障碍性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农户有储蓄账户且接受过贷款服务、保险服务,其越不容易受到金融排斥,预期其受金融排斥的影响为负。农户是否容易接触储蓄、贷款、保险服务,设置的障碍将对农户获取这些服务造成不便,预期农户易受到金融排斥。

结论

第一,大部分农户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第二,农户受到金融排斥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资本,农户是村干部或者有亲戚在政府、银行工作,比没有这些优势的农民而言,更容易获得贷款、获取金融信息;第三,金融机构将农户排除在外,过高的设置贷款条件,如找担保人或是可抵押的财产,且需要有固定的收入,对农户的层层评估促使其无法获得贷款,从而受到相应的金融排斥;第四,农户的自我排斥较严重,对金融缺乏足够的了解,较少地接触银行,认为其所获得收入用于日常开支后,没剩多少,没必要把钱存到银行。当有贷款需要时,也会找亲戚朋友借,认为银行不会给自己贷款且程序烦琐,时间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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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田霖.中国金融排斥空间差异的影响要素分析[J].财经研究,2007,(4):10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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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有关地区金融排斥的研究 篇7

金融排斥是金融地理学新的研究方向, 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最早是由英国教授Leyshon&Thrift (1995) 提出, 是指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缺少分享金融服务服务的一种状态, 这包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和方式接近金融机构, 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Sherman) 。

西方学者对金融排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研究视角从最初的金融地理学拓展到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Leyshon&Thrift (1995) 提出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降低成本的需要, 排斥对一些低收入群体提供服务, 并减少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 造成金融排斥。Kempson&Whyley (1999) 提出了解释金融排斥原因的六个指标:地理排斥、评估排斥、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

二、金融排斥原因分析

(一) 基于金融供给视角下的金融排斥

1. 基于金融服务成本的金融排斥

金融服务的成本包括筹资成本、经营管理成本和交易手续费用等。这些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金融机构在客户选择、产品定价和目标市场定位等反方面的决策。我国有些地区在地理区位上多表现为边缘性的特征。这种边缘性的特征就直接导致了人均收入较低、筹资渠道较少以及社会征信体系的不完善, 进而导致在产生了金融排斥, 包括地理排斥、条件排斥和营销排斥等。

2. 基于金融服务预期收益的金融排斥

金融服务的收益以银行为例主要包括贷款利息收益、投资收益和银行中间业务收益等。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要确保收益最大金融资源就要流向规模大、信用好、利润空间广的金融需求者。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有些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多数的经营主体分散, 形成了面广点多的格局, 从而造成金融需求分散、规模较小且盈利能力较差。于是一部分金融机构会以提高金融产品的价格来提高收益水平。从而, 出现了包括条件排斥、价格排斥、营销排斥等金融排斥现象。

(二) 基于金融需求视角下的金融排斥

有些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除具有一般特点外, 还表现出其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不断的提高, 民族企业也不断兴起, 出于改善生活水平、扩大生产规模的期望, 居民和企业对金融服务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 有些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于是对于金融的态度也各有不同, 这就使他们很难接受现代化的金融服务方式。从而, 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自我排斥的金融排斥现象。

综上分析, 产生金融排斥的原因是复杂的, 除金融供求不平衡之外, 还有一些具有特色的影响因素, 这需要政策制定者在看到金融排斥共性的同时注意其特殊性。

三、解决金融排斥的政策选择

金融排斥的产生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 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 且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冲突, 影响长治久安, 因此政府应积极进行干预, 遏制金融排斥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为此, 本文结合特殊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 提出以下建议, 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一) 建立普惠型金融体系

普惠型金融体系是指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让广大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民族地区建立普惠型金融体系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建立多层次的制度保障, 鼓励金融机构在民族地区开展金融服务, 并对执行不善的金融机构给予惩罚;其次应发挥市场的基本功能, 塑造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环境, 开发民族地区金融需求潜力。

(二) 加强金融软硬件设施的建设

由于各民族地区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 且大都对现代金融理论知识和技术设备知之甚少, 因此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尽量以民族居民容易接受的方式大力普及金融理论知识, 增进其对现代金融的理解, 使其更容易接受现代金融服务, 并参与其中。对于金融硬件设施的建设, 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金融市场交易体系、支付结算体系和支持保障体系的建设, 这些金融硬件设施就像一个交通网络, 可以把民族地区纳入到全国金融体系之内, 享受金融服务的便利。

(三) 扶持微金融机构的发展, 并鼓励民族金融产品的开发

微金融机构包括公益扶贫性质的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商业性机构和其他创新型金融机构, 它们以小数额、小规模的金融活动为被排斥在金融业务系统之外的金融需求者提供服务, 是对主流金融业务的一种重要补充, 因此政府应积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在经济上给予补贴, 使其在抑制金融排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 除了注重微金融机构的发展, 促进民族金融产品的开发也是抑制金融排斥的关键。开发民族金融产品最重要的是要符合民族特色, 如有些民族的宗教信仰要求存款不能收利息, 这时金融机构可以开发一些用实物或某种权力来替代利息的新型金融产品, 以此来满足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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