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原则

保险原则（精选12篇）

保险原则 篇1

笔者针对一起财产险的案例, 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进行剖析, 以期抛砖引玉, 与业内人士商榷。

一、案情简介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 (厂房、设备) 、存货 (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 投保了财产综合险, 受益人为A企业, 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

2008年3月21日下午, 一场大雨倾盆而降, 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 雨水进入仓库, 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

出险后, 由于在保险期限内, 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 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 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事故发生后, 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 并核实有关损失, 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 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 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 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 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 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 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 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 根据保险近因原则, 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 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 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 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 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 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 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 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 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 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 再造成货物损失, 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 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 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 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 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 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 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 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 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 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 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 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 也可能是除外风险, 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 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 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 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 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 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 具体而言:

1. 几种原因同时作用, 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

续发生造成损害, 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 以前因为近因。在此, 前因与后因之间, 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 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 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 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 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 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 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 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 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 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 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

2. 几种原因间断发生。

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 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 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 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 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 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 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 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 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 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 或者说, 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 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 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 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 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 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 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 也有可能是, 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 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 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前因仍为近因。

3. 几种原因并存发生。

所谓并存, 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 多个原因同时存在, 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 “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 在时间上, 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 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 在此情形下, 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 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 后因与前因之间, 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 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 如果不是, 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 也仍成立并存关系, 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 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 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 独立开来, 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 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 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 则属于保险责任, 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 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 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 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 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 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 笔者认为, 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 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 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 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 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 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 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 再造成货物损失, 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 “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 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 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 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 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 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 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 对本案的处理, 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 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 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 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 可能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 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 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 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 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3.

[2]许崇苗, 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第1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所罗门·许布纳, 等.财产和责任保险:第4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保险原则 篇2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以下简称永顺人保)。

1995年10月30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6名女职工(包括王X顺之妻陈X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单号95-018，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6名女职工，保期3年，保险金额1万元，保费每人40元。该保费已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两个单位，陈X兰被分到永顺人保工作。7月，陈X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8月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X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没有书面通知陈X兰。1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断陈X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X兰患癌后，曾于191月和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X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时效为由，于同年7月21日给陈X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

论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 篇3

关键词：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投保人

一、最大诚信原则的介绍

最大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海上保险，首先在英国确立。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海上保险契约是基于最大诚信的契约，如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规定），则他方得主张契约无效。”英国的约翰···T·斯蒂尔在其著作?保险的原理与实务?中将最大诚信原则定义为：一种主动性义务，即自愿的向对方充分而准确的告知有关投保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无论被问到与否。

最大诚信原则起初是为了约束投保人，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要履行最大诚信原则，对所要投保的标的的真实情况予以充分、准确的介绍，然后保险人据此决定是否承保或者选择以怎样的方式承保。但由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对保险合同了解程度的差异、实力的强弱等原因使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存在着地位的不对等性，这种不对等性导致了保险人有一定的优越性。保险人又不受最大诚信原则的约束，很容易造成保险人在承保时不尽注意义务，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以投保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为由拒绝赔偿，这样极大的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故后来最大诚信原则发展为对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最大诚信原则从规定投保人主动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所有重要事实变为保险人询问告知，这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性。毕竟投保人有关保险的专业知识有限，就算在投保时想要尽到如实告知义务，但投保人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有关投保标的的重要事实，即使知道什么是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但不能保证其能想到所有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并告知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把其认为的所有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都告知了保险人，但这些重要事实不一定是保险合同所需要的，故需要保险人尽到询问义务。

二、最大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一）投保人对最大诚信原则的遵守

1.如实告知义务：指的是投保人对保险人所询问的有关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具体情况应当准确、真实且充分的告知，不得欺骗或有所隐瞒。因保险标的的具体情况决定了承保风险的种类及大小，风险的种类及大小又会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以何种保费费率承保、承保的期限与承保的范围等保险合同中的重要内容。

2.保证义务：包括投保人担保保险合同中的有关保险标的的事实的真实性及保证将来针对合同中有关内容的作为或不作为。保证包括明示保证和默示保证，默示保证又包括确认保证和承诺保证。

（二）保险人对最大诚信原则的遵守

1.说明义务：指保险人与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人要对合同条款予以说明，而对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要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予以提示说明。

2.弃权和禁止抗辩制度：弃权指保险人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故意放弃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而产生的合同解除权及抗辩权。禁止抗辩指保险人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就不可以反悔、继续主张自己已经放弃的权利。

3.询问义务：指保险人要对承保所需要的一些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向投保人提出询问，若因保险人未尽到询问义务而导致其对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了解不全的，不可将责任归咎于投保人，因投保人只有义务对保险人所询问的事项作出回答。

4.赔偿与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指当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一定的损失或约定的事项发生时，保险人要按约定对投保人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

三、最大诚信原则的必要性

因为有需要所以才存在，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必要性来源于其存在的原因，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原因在于其理论基础。综合我国现有学者的观点，最大诚信原则的理论基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保险的信息高度不对称性。信息不对称指某些信息一方知道而另一方不知道或不能轻易知道，可能需要花费极大的成本获取。保险人与投保人信息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保险标的了解的不对称，二是对保险合同条款、内容了解的不对称。故需要通过最大诚信原则规定投保人要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及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

第二，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即在保险合同在缔结时合同的效果是待定的，合同效果将取决于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不发生，意味着保险人收取了保费且不用履行任何的赔偿义务，保险事故的发生意味着保险人要对投保人的损失给予赔偿。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看似对投保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会存在投保人投保时故意弱化保险标的面临的风险以追求较低的保费，或者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故意夸大损失以获利。而对于保险人，无疑是不想保险事故发生的，保险人所希望的是收取较高的保费且不承担或少承担保险责任，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最大诚信原则对双方的行为予以规制。

第三，保险合同的格式性。保险合同中存在着许多格式条款，意味着投保人只能被动的接受这些条款，再加上投保人知识的局限性、专业的欠缺性，这些都会使投保人较保险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投保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故最大诚信原则中规定了保险人的说明义务以减弱投保人的不利地位。

第四，保险功能实现的需要。保险是为投保人提供保障、给予经济补偿的。保险是多个投保人为了分散风险，转嫁因风险的发生而带来的损失所做的共同行为。投保人为了弥补风险的发生给自己所带来的损失而投保，所有的投保人缴纳的保费组成保险基金，当有些投保人的所投保的标的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时，其损失由保险基金予以弥补。这也就是说风险及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是由所有投保人共同承担的，保险事故的发生及赔偿都涉及了每一个投保人的利益，同时也涉及了保险人的利益，故要求保险人及投保人都要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以保证公平，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得以维护。

【参考文献】

[1]贾林青.保险法（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孙积禄.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及其应用[J].比较法研究，2004（04）：69-76

论我国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原则 篇4

保险利益是指在当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之后,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可能遭受的损失或者失去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满足合法性、确定性、可计算性。保险利益原则可以消除保险合同可能出现的赌博行为, 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 那保险合同无外乎就是一张数额较大的彩票而已;其次, 它能防止道德风险, 通过确定投保人与保险标的之间明确的保险利益关系, 使得投机分子无法滥用保险权利进行牟利;再者, 它也保护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基本权利, 确保保险利益的可计算性, 可以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执行力。

二、保险利益原则的法条分析

从上文可见保险利益原则对于保险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2009年我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 现行的《保险法》在第12条和第31条中对保险利益原则做了规定。

《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 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被保险人是指财产或者人身收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直接受益人, 因此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是原则性的规定, 我国的《保险法》中对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做了不同的规定。在财产保险中, 保险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限的, 其实际价值决定其经济利益, 只要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存在保险利益即可。而人身保险则不同, 这种利益不一定体现在经济上, 只要双方订立合同时存在保险利益即可, 而且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金的给付在法律上也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规定。保险法从总体上, 明确了主体是被保险人, 标的是财产和人身, 而主体和标的之间的衔接———保险利益原则就成为了不可缺少的部分。

《保险法》的31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子女、父母; (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 (四) 与投保人由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除前款规定外,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合同时, 投保人对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合同无效。”该条采用列举的方法对我国保险法中属于人身保险的内容做出保险利益方面的规定, 指出了投保人保险利益的范围。但是, 本条中却有未明之处,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被保险人的同意是可以排除本条的列举项还是只是在本条列举项之外的一个辅助, 对此学界尚有争论:第一, 有学者认为这种法律后果应当以利益原则为基础, 以被保险人同意为条件;第二, 也有学者认为只要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即视为有保险利益。笔者认为, 保险利益原则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保险市场混乱, 保护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安全, 既然如此从扩大保险利益的角度上说, 无论是法定的保险利益关系还是约定的保险利益关系都应当受到保护。另外, 保险合同的订立其实也是民事行为,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应该最大限度的承认当事人自治, 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自主地位。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法律完善

(一) 对于保险标的缺乏明确的规定, 未明确区分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

保险标的与保险利益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我国法律尚未对此有很明确的分解。特别是当对于人身保险的时候, 表述更加模糊。笔者认为, 以保险标的为轴心来看, 保险合同的成立需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适合的投保人, 保险标的和保险利益。保险利益其实是投保人和保险标的之间的桥梁, 是判断投保人是否适格的标准, 因此决不能与保险标的混淆。

(二) 对于保险利益的界定

我国采取的是保险利益概括主义的立法体系, 虽然已经明确指出了财产保险利益的主体和时间, 但是没有对财产保险利益的概念和种类做明确的规定, 造成了操作中的困难, 无矩可循。而在当今中国, 法制理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规定不明确的法律文件的会使保险利益原则的初衷大打折扣, 导致保险行业市场紊乱。因此, 我们应该在法律明确规定财产保险的相关类型。

(三) 缺乏违反保险利益原则的惩罚性法律

我国《保险法》明确指出对于人身保险利益, 只要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即可。这种规定过于宽泛, 如此一来则产生了法律的漏洞, 当投保人利用漏洞违法投机之后也没有相应的惩罚性措施, 虽然刑法上有关于骗保的罪名, 但是对于不能以刑法规制的行为则只能以合同无效加以限制, 缺乏威慑力。应该在保险法具体条款中规定事故发生时保险人资格的审查和确定, 避免保险利益原则成为保险人诈骗和骗保的工具, 使保险利益原则更为严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自力.保险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3.

[2]易峰.保险利益的本质[D].中国政法大学, 2007.

保险最大诚信原则案例 篇5

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到一家保温容器生产企业去推销财产保险，并给企业讲，只要企业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都要赔。企业花了几万元为其价值1500万元的设备买了保险。后来企业发生事故，一个价值800万元的玻璃熔炉因工人操作失误导致损坏报废，在要求赔偿时才知道保险合同上规定这类事故是在免赔范围的。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向企业说明免责条款，该条款无效，则保险公司照样负有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这充分说明了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原则。

保险原则 篇6

摘要：作为保险法上的核心概念，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甚至成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本文基于《保险法》的最新修改，就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和创新，进行必要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保险利益；适用；保险法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今年2月28日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后的保险法共分8章187条，分别为总则、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新《保险法》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规范保险业经营活动、加强保险业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一百多处补充和修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3月2日，中国保监会法规部主任杨华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保险法》最核心的三大变化是突出了保护被保险人，突出了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突出了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对保险业的依法合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本文所关注的，是基于新《保险法》来研究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及其创新。

一、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及其法律效力

保险利益是18世纪的英美国家的海上保险确立的一个概念，由insurable interest翻译而来。从1774年英国的《人寿保险法》开始，保险利益原则逐步得到推广，发展成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也就有了“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的说法。保险利益之所以会在保险中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根本上是由保险合同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保险事故发生的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了利益的获取的可能性，为了避免投保人存在赌博的可能性和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订立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必须对合同具有一定的利益关系，也即必须存在保险利益；另一方面，保险制度设立的目的即在于分散风险、补偿损失，保险标的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之间若不存在某种利益关系，一旦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失，那么将使得这一制度设计目的架空。保险利益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哪些关系可以纳入保险法的调整范围，这样就使得对何种利益关系可以构成保险法中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于何为保险法上承认的利益关系，亦即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在学术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经济利益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利害关系说认为“保险利益就是要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有之利害关系。换句话说，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之发生，致保险标的不安全而受损；因保险事故之不发生，致保险标的之安全而受益，此种损益关系，便是保险利益”；适法利益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人身所具有的合法的利益。

笔者认为经济利益说可能将使得人身保险被排除在外，例如投保人为基于血缘关系的近亲属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时，双方因可能不存在相互关联的经济利益而不能够订立保险合同；而利害关系说则将保险事故发生后利益可能受损的人都归纳入保险利益之范畴，过分扩大保险利益。相较而言，笔者赞同适法利益说，将法律上规定的可保利益作为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一方面可同时涵盖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护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司法实践中的使用弹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文法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现实的滞后性。当然这种学说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即由于“合法”之“法律”的不确定性降低实践认定可保利益的操作性和稳定性方面。但是任何学说或者制度不可能完美无缺，只要其利大于弊，利占主导地位，即具有可采性。上述论及的弊端可以通过一般条款具体列明何种情况下利益构成保险法上的可保利益，同时辅之以“符合法律规定的利益”的弹性条款这一立法技术，使得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条款操作的同时，又不失在特殊情形法无明文规定但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纳入可保利益范畴的灵活性。我国2002年修订的保险法采纳了适法利益说，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通过53条列明具有保险利益的具体情形：“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1)本人；(2)配偶、子女、父母；(3)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由上论述可知，作为确保实现保险制度目的的重要机制——保险利益的判断标准为其适法性，那么其相应的保障该项机制顺利运行的措施则为缺失保险利益后对合同的效力制度的影响。保险利益作为调节保险合同效力的重要手段。一旦保险合同不存在符合法律要求通过保险合同保护的利益——可保利益，那么该合同则产生效力瑕疵。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保险利益的缺失是否会区分不同合同性质或是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而产生不同的瑕疵，保险利益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合同的效力。2002年保险法对此的相应规定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该规定那未对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未作区分，凡是缺失保险利益则一律使得保险合同无效。这样的一刀切的规定可能产生的尴尬局面如：夫妻双方一方为投保人，另一方为被保险人，一方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然而，当当夫妻双方离婚以后双方之间关系的断裂将直接导致保险利益的丧失，此时若严格按照旧法字面规定则使得保险合同归于无效。不符合人身保险合同的储蓄性质，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同时，该法当时也“未对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应在何时存在等重要问题未做出规定，导致该原则的功能难以发挥和实务界对此项原则的漠视”。

二、新保险法保险利益的创新及其学理探究

针对保险法存在的问题和司法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订保险法过程中，针对旧保险法中保险利益规定存在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在继承原有有效经验(即仍采纳了保险利益判断标准的适法性原则、具体适用条款加弹性条款的立法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首先，该法第12条表述为：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该表述充分体现了判断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不同之处。

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保险法判断保险利益是否存在的时间点不同。

1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是否存在保险利益的判断时间点为合同订立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判断时间点为发生事故时。这就意味着对于人身保险合同而言，只要合同订立时存在保险利益事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即使导致保险利益的实质变更，也不会对保险合同效力产生瑕疵，体现了保险法采纳了更倾向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立法价值。前文中所述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间因为事后夫妻关系不存在导致保险利益不存在致使合同无效的尴尬情形就不会再出现，更好地体现了人身保险合同的储蓄、分散风险性质。

2对于财产保险合同，判断是否存在保险利益的时间点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财产保险投保之时保险利益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而这按照原保险法规定则会因为保险利益订立时的不存在而归于无效。相应地，这一规定也使得当事人可以对自己的预期利益采用保险制度方式进行保护，无疑这将会使保险适用范围扩大，从而促进保险事业的发展，适应了社会需求。例如投保人之前以自己的房屋为保险标的订立财产保险，之后其将该房屋销售给他人。此时，严格按照原保险法该投保人因为丧失对房屋的所有权而丧失保险利益，保险合同也就无效了，而购买房屋的买受人由于没有得到转让的合同，一旦其房屋出现保险事故时就不能索赔，因为他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从而出现两难局面，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判定时间为保险事故发生之时，使得因为保险事故而真正利益受损的当事人得到利益补偿。与此相配套的措施为保险法第46条“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利益对不同保险合同的效力影响不同。就保险法不加区分地认定缺乏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一律无效。新保险法则就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分别作出规定：第31条第3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保险利益的缺失对人身保险合同而言只有在发生在订立时才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而对于财产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缺失只是事关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能否予以索赔的问题，不再过多关注合同订立时有无保险利益对合同的效力影响。进一步贯彻了合同法上鼓励交易原则，尽力维持合同效力，轻易不认定合同为无效。

上述内容可概括为下表：

其次，新保险法进一步扩大了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范围，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纳入该范畴。旧保险法并不认为劳动者与雇主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对于希望订立雇主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其必须根据被保险人同意投保的授权才能够进行投保。而此次保险法修订直接将这种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利益关系定位为保险利益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关系则中广泛存在的利益关系亟需通过保险合同的形式予以保护，因为一旦保险事故发生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必将损及雇主利益，若损害较大而以雇主能力不足以承担该项风险时，劳动者损害就不能得到及时救济。直接将雇主对劳动者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利益纳入法定可保利益范围，不再加征被保险人同意的繁琐程序，既既可以极大分散雇主责任又可以使得劳动者的损害得到及时足额救济。此亦为保险法的创新之处，充分考虑实践需要，更侧重保护于劳动者利益能够得到及时充分的救济，也进一步加大了雇主保险的适用范围。

当然，鉴于劳动关系中雇主与劳动者之间天然的失衡关系，雇主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被保险员工同意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如雇主等)为受益人。若雇主被指定为受益人，其领取保险金后，可能产生将其大部分据为己、仅将很小部分用于雇员或其家属的道德风险。显然，这必然违背法律设定雇主保险的初衷。因此，新保险法对此做出限制性规定的配套措施，第39条2款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从而有效地避免因雇主利用其优势地位侵害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利益。

三、新《保险法》与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回归

关于保险利益的性质，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对于何为保险利益，目前我国学界有三种学说：经济利益说、利害关系说、适法利益说。经济利益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人身所具有的一种经济利益，利害关系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或被保险人人身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如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认为保险利益就是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有之利害关系。适法利益说认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失去的利益。此说为我国大陆通说。

此外，在传统保险法理论上还有“法律权利说”。该说认为作为保险标的的权利实际上都是民法、海商法或其它实证法上的权利，而保险利益理论只是将其取来作为保险标的而已。由于保险利益“自始以来就是一种具有分散危险、提高经济效用的制度，只要投保人对某一种关系的存在具有经济上的利益，就可以以支付保险金为对价，以这种关系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借保险制度在危险共同体成员间分散损失。将保险利益仅仅局限于实证法上的权利或利益，而不重视其实质上的经济关系，不仅会影响保险分散危险功能的发展，阻碍保险业的发展，而且会造成保险法上的不当得利。”因此，“法律权利说”与保险法的基本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尤其是不能适用人身保险制度。而前述“利害关系说”将保险利益解释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的所具有的经济上、精神上的利害关系。“关系说”能弥补“法律权利说”在适用于人身保险制度中的不足。所以现代保险法以“关系说”为通说。

这次保险法修改，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关系说”的理念渗透。除了上文谈及的一些人性化制度设计外，新《保险法*还扩大了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范围，明确雇主可成为雇员的投保人。第三十一条首次增加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明确雇主可以成为雇员的投保人；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第三十九条又明确规定：“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这可以看作是对团体保险制度的规定，对团体保险发展是一种进步，从法律地位上对团体保险予以了明确。团体保险作为企业转嫁员工人身风险的有力手段，自1911年在美国确立后，作为企业转嫁财务风险的必要手段，作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得到迅猛发展。此次，在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保险法确立这一制度，也一定会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建立在一定价值基础之上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已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均衡。新修订的保险法既充分考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又注意根据实践的需要区分不同性质保险合同，通过对保险利益中适法性的调整手段加大了保险合同的适用范围，促进了保险事业的发展。

侵权法上因果关系之经济学分析李婧

摘要：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确定因果关系的新视角，并从侵权法律机制的事前激励作用和事后平衡作用两个目标出发，重点阐述了因果关系与最优注意水平之间的关系，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和不可预见性问题，以达到正确确定因果关系的目的。

关键词：激励，最优注意；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

一、事实原因和近因

经济学认为，如果一方为避免事故发生花费的成本要低于所造成的损害，那么他所从事的侵权行为便构成了损害后果的原因，他就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盖多·卡拉布雷西(GuidoCalabresi)(1975)提出了两种理论，一是“原因联系说”，即如果某一行为增加了侵害行为发生的几率，则可以认定该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第二种是“条件检验条款”，即如果不发生该行为，就不会造成损害后果，即可认定该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斯蒂文·萨维尔(Steven Shavell)(1980)进一步深化了该理论，将因果关系区分成“可追溯原因”和“预期原因”，前者基本上与“条件检验条款”的内容一致，解决了如何确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损害后果必要条件的问题。后者则与“原因联系说”的内容大致相同，解决了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增加了损害发生几率的问题。

经济学认为近因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损害的发生是行为人行为的直接和预期后果。第二层含义与“巧合”有关，是指损害后果的发生属于行为人行为的异常后果，仅因“巧合”，行为人行为才造成了损害后果的发生，因为即使存在该因素，损害后果正常也能避免。对此，如果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则使得行为人没有负担因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值，必然导致预防不足。

二、因果关系和最优注意水平

在确定最优的注意水平时，需要对注意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平衡。注意收益仅在采取注意能够降低损害的现实世界状态下才产生。但是，不管该现实世界状态是否会出现，注意成本均在其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萨维尔(1987)指出，在给定某种现实世界状态的条件下，如果实施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注意水平，将会导致不同的预期损失水平，那么，就可以说，这一种注意水平和这一种损失之间就具有必要因果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最优注意水平仅取决于这样一种现实世界状态，在该状态下，侵害人注意水平将会成为所发生的任一损失的必要原因。

对侵权责任施加一种因果关系限制，才能达到最优的注意水平。萨维尔(1980)所提出的责任范围这一概念则集中体现了这种因果关系限制。根据萨维尔的观点，责任范围是指适用于侵权责任的一系列现实世界状态。在给定损害后果的条件下，如果存在一些侵害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现实世界状态，那么，此时责任范围就是被限制的。在发生损害后果的任一时间内，不论处于何种现实世界状态，如果侵害人都需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此时责任范围就是不受限制的。

1严格责任原则下因果关系限制对最优注意水平的激励影响

只要责任范围包含了这种侵害人的注意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必要因果关系的现实世界状态，那么，对于侵害人就会产生采取注意的最优激励。如果责任范围受到的限制过大，即不包含侵害人因其采取注意而可能改变损害后果的现实世界状态，那么，对于侵害人就不会产生采取注意的充分激励，在这种情况下，侵害人将会忽略其采取注意的一些社会收益，即发生在责任范围之外的现实世界状态中的预期损失减少，并对注意投资不足。相反，如果责任范围受到了最优限制，即仅包含这种侵害人注意和损害后果具有必要因果关系的现实世界状态，那么，侵害人将会仅承担因其行为导致的预期损失的增加值，并且拥有采取注意的最优激励。同样，如果责任范围不受限制，即每当发生损害，不管属于何种现实世界状态，侵害人都需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人也会实施最优的注意。不受限制的责任范围本身没有扭曲侵害人采取注意的激励。即使侵害人需要承担如其采取注意也不能避免的损失，侵害人也不会施加更高水平的注意。在注意和损害后果不具有必要因果关系的现实世界状态中，采取更高水平的注意也不能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不能降低其预期责任。综上，侵害人采取注意的激励仅会受到限制过大的责任范围的影响。

2过错责任原则下因果关系限制对最优注意水平的激励影响

合理注意水平一旦确定，责任范围对激励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不论责任范围的限制如何，侵害人均会实施最优的合理注意水平。并且，不受限制的责任范围不是必然可以取得威慑侵害人从事行为的效果。在过错责任原则下，侵害人被引导采取合理注意以避免责任。只要扩大的责任范围不会增加合理注意水平，本质上不会产生不利的激励影响。如果责任范围被限制过大，即不包含侵害人注意可能会减少损失的所有现实世界状态，侵害人可能被引导采取较小的注意水平。侵害人会将注意成本和责任成本进行比较，如果责任成本较小，对于侵害人而言，采取合理注意的激励将会被扭曲。

三、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所研究的问题是，对于那些无法直接确定是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在何种条件下才需行为人承担责任?经济学者提出了两种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最低几率标准，一是比例责任标准。

1最低几率标准

最低几率标准是指只有当因果关系的几率超过某一给定的最低几率的条件下，才能适用责任规则。最普遍的最低几率标准是“证据优势规则”，即设定最低几率为50％，只有当侵害人是造成受害人损失的原因大于侵害人不是造成受害人损失的原因时，才能适用相关的责任规则。传统侵权法一般采用最低几率标准。

与比例责任标准相比，最低几率标准具有如下优势：

(1)实现错误成本最小化的社会目标

戴维·凯(David Kaye)(1982)是最早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地对最低几率标准和比例责任标准进行比较分析的学者。他指出，50％的最低几率标准不仅优于其他的最低几率标准，而且也优于比例责任标准。凯的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侵权裁决的社会目标是使得责任决策的事后错误成本最小化。萨维尔将错误成本定义为在并非侵害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侵害人所支付的金钱数额与侵害人实际上造成了损失的情况下却不用支付的金钱数额之和。

(2)降低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

索尔·莱夫莫尔(Saul Levmore)(1990)主张，高标准的最低几率将会促使当事方提供更多的证据，从而促使不确定性程度达到最小。当不确定性程度很高且难以识别侵害人时，如设置足够高的几率标准，原告就会面临着被拒绝赔偿的可能，这将会促使原告致力于获取充分证据以识别出真正的侵害人。相反，在“市场份额法”下，因为不管不确定性程度如何，原告均能获得充分的赔偿，所以原告无需为识别真正的侵害人而努力。

(3)减少管理成本

最低几率标准更有利于减少管理成本。因为，在比例责任标准下，提起诉讼的案件数量较多，那些因果关系几率低于最低几

率的案件，在最低几率标准下不会被提起诉讼，而在比例责任标准下却会被提起诉讼。此外，适用比例责任标准时，案件涉及的被告数量较多，这样必然会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第三，适用比例责任标准时，法院需事先确定出被告构成损害原因的几率问题，而在最低几率标准下，仅需要确定出因果关系的几率是否超出最低几率即可。

2比例责任标准

比例责任标准是指，只要发生了是由被告所引起的损害，被告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责任大小将会随因果关系的不确定占比减少。最常用的标准就是“市场份额法”，即被告责任等于受害人实际损失乘以因果关系的几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灾难性事故的发生，比例责任标准开始受到重视。

比例责任标准的优势体现在如下两点：

(1)实现社会最优的注意水平

比例责任标准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优的注意水平，而最低几率标准却扭曲了对当事方采取注意的激励，从而无法实现社会最优的注意水平。在采取最低几率标准下，如果因果关系的几率系统地低于最低几率，侵害人因其所需承担的责任很小，就会采取低于最优的注意。如果因果关系的几率系统地高于最低几率，那么对侵害人采取注意的激励就会过多。相反，比例责任标准却有利于实现社会最优水平的注意，因为，侵害人需要承担的预期责任与其行为造成的预期损失相等，那么侵害人就会像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一样行为。

(2)实现社会最优的行为水平

最低几率标准也扭曲了对当事人行为水平的激励。当因果关系的几率系统地高于最低几率时，在严格责任原则下，侵害人将会受到过多威慑而不去从事行为，而在过错责任原则下，因为在确定过错过程中存在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可能出现侵害人不去从事行为的情况。当因果关系几率系统地低于最高几率时，不管采用严格责任原则，还是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所需承担的责任很小，侵害人就会过多地从事其行为。当采用比例责任标准时，不管因果关系不确定性问题是否存在，侵害人将有同样的激励去从事行为。

为实现侵权法律机制的事前目标(为花费最低成本的证据提供方提供激励)和事后目标(降低责任评估时存在的不确定性)，需要发挥最低几率标准和比例责任标准的各自优势，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为此，艾利尔·波拉特(Ariel Porat)和亚历克斯·斯坦(Alex Stein)(1997)提出了“不确定性责任”的概念。他指出，对于事故原因不确定的损害所施加的一种责任而言，损害的原因要么是引起不确定性问题出现的行为人，要么是有最好的机会避免不确定性问题出现的行为人。这样可以导致行为人在消除不确定性方面进行最优的投资，并且事后当不确定性问题被消除后，一般的责任机制对于减少主要损害可以产生最优的激励。

四、不可预见性

按照经济学原理，如侵害人不能预见损害后果，那么其就不是最低成本的防范者。当损失发生的几率系统地被低估的话，要求侵害人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无法增加对注意的激励，所以那些发生几率很可能被侵害人予以低估的事故应排除在责任范围之外。

不可预见性可以用信息成本来解释，其在侵权法中的另一层意思为，昂贵的信息成本阻止了一方当事人采取措施预防所发生的特定事故，换言之，一旦风险信息被看作风险避免的一种成本，那么汉德公式中的预防成本将会过高而对预防具有抑制作用。不可预见性规则给了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当事人采取有效预防措施的激励。如果双方当事人均可以对事故进行预防，但原告的预防成本更低，或者由于拥有相对于被告更多防范事故的信息而降低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则被告就可以免除由其过错造成的损害责任。

例说保险近因原则及其适用 篇7

关键词：近因原则,保险责任,责任认定,比例因果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的保险意识逐渐加强, 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为相关内容投保, 但当保险事故发生以后, 应该如何认定责任, 如何进行理赔, 却很容易产生争议。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 人们的法治意识也不断增强, 面对有争议的保险理赔案件, 很多人会选择诉讼的方式, 将争议案件提交到人民法院, 由法院进行裁判。“保险近因原则”是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的重要考量因素, 无论是保险公司理赔部门还是人民法院主要都是根据这一考量因素来确定保险责任认定, 但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对“近因原则”的具体规定并不是非常细致和完善, 缺乏更为详细的, 统一的认定标准, 以致在具体司法实践中, 即使法官综合各方面考虑, 也很难作出让双方都欣然接受的裁判, 经常出现类似案件处理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形。本文拟通过对一个有争议的保险理赔案件的分析, 提出对“保险近因原则”立法和适用方面的建议。

一、争议案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某年12月, 六十多岁的老人甲被乙雇佣的司机丙撞成重伤, 交警认定丙对交通事故负全责。被撞老人在治疗期间的康复状况较差, 在被撞治疗出院后的复查中又发现重伤性骨折未痊愈, 动脉供血不足, 肌肉萎缩等不良症状, 二次入院。次年3月底, 出院后的甲因忍受不了车祸造成的脑伤和创伤性精神障碍, 翻窗跳楼自杀身亡。甲的家属要求雇主乙和司机丙对甲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经调解, 认定乙、丙对甲的死负一定的赔偿责任, 给付甲的家属一定数额的赔偿费用。车主乙认为自己对肇事车辆投保, 便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 被保险公司拒绝, 车主乙便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交通事故不是导致甲死亡的直接原因, 对乙的赔偿请求不予认可。乙对一审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甲的自杀身亡与车祸重伤后的精神障碍有一定因果关系, 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范围内对甲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改判保险公司承担25%的赔偿责任。[1]

一个交通事故引发的后续事件, 两次截然不同的判决, 引起司法界的热烈讨论, 讨论的焦点是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进行赔偿, 即交通事故与甲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 或者交通事故与甲的死亡之间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此争议案件涉及的最关键点, 便是“保险近因原则”的认定与适用, 什么是引发保险赔偿的“近因”, 进行保险理赔案件处理时必须认定准确。

近因, 是指在风险和损害之间, 导致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而不是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2]近因原则, 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3]近因原则是保险责任认定中的重要原则。

目前, 业内关于“近因”的认定标准主要有“时间说”和“效力说”两种。由于距离结果发生时间最近的那个原因并不一定是对结果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 考察原因对结果产生影响程度的“效力说”渐渐取代了“时间说”, 成为“近因”的认定标准。“效力说”的认定标准即促成结果发生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为保险责任中的“近因”, 也就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因素中, 与结果联系最直接, 最关键, 起到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的那个因素是“近因”。

二、近因原则的适用

(一) 近因与保险责任的认定规则

1.单一原因

单一原因, 是指造成事故损失的原因只有一个, 这个原因便为“近因”。保险人是否赔偿取决于该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 如果属于, 则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该原因是保险合同明确规定的除外责任, 则保险人免责。单一原因在保险责任认定中相对简单, 引发的争议也较少。

2.多种原因同时发生

多种原因同时发生, 则均属于造成损失的“近因”, 而保险责任的认定应当对各种原因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致损的多种原因均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风险, 则保险人应当承担全部保险责任;如果致损的多种原因均属于除外责任, 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致损的多种原因中, 有的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风险, 有的属于除外责任, 则保险人对于可以区分责任范围的, 仅仅承担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不可区分责任范围的, 双方可以协商赔付范围。此种情况下, 在认定保险责任的时候,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区分各种原因是否在保险合同的承保风险范围之内。

3.多种原因间断发生

多种原因间断发生, 其特点是“前因”与“后因”的联系是中断的, 各个原因间不相关联。相对于前因, 后因被称为“介入原因”、“介入因素”或“新干预因素”等, 它介入前因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网, 打破了事物发展的既有模式。在认定“近因”时, 应比较前因和后因的影响效力, 影响效力大的为“近因”。如果后因对结果产生实质的、决定性影响, 则后因构成“近因”。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取决于该后因是否在承保风险范围内, 如果后因不足以对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则前因仍是“近因”。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同样决定于所确定前因的性质是否属于承保风险。

4.多种原因连续发生

有多个原因连续发生, 前因与后因之间有因果关系。一般认为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后因) 为“近因”。但如果后因的产生受到前因的重要影响, 则前因是“近因”。如果多种原因都是除外责任, 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多种原因均属于承保风险, 则保险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如果前因为“近因”, 且前因是承保风险, 后因是除外责任, 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前因为“近因”, 且前因是除外责任, 后因即便是是承保风险, 则保险人也不必承担赔偿责任。

(二) 适用近因原则应注意的问题

1.确定承保风险和保险事故必须实际发生

“近因原则”适用的前提是承保风险已经直接对保险标的发生了作用, 产生了保险事故。如果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于被保险人担心保险事故发生而采取预防措施所造成的, 则不能列入保险事故, 获得赔偿。换言之, 保险责任的发生必须为“近因”导致的实际受损而非仅仅是因怀疑可能会受损而采取一系列自助行为导致的损失。即被保险人如果准确预料到承保风险的发生而采取避免措施, 由此造成的一定损失, 无法根据“近因原则”获得保险赔偿。如在航海过程中, 船长害怕煤炭自燃而卸货的损失不是火灾引起的损失, 不能以“煤炭自燃”为近因获得赔偿。或如战争期间, 货轮的船长为避免货物被敌人捕获而将货物运到中途的一个港口卸下, 期间货物如受到损失, 亦不能以“战争”作为损失的近因获得赔偿。

2.确定实际发生的保险事故对损害起到关键作用

某些情况下, 虽然保险事故与保险标的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但如果没有该保险事故的发生, 便不会产生保险标的的损失, 那么可以认定该保险事故对保险标的受损起到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是损失的“近因”。

3.新原因的介入

新近介入的、独立的原因, 因为打破原有因果关系, 常常被人们看作损失的“近因”。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原因都是近因。根据一般价值判断标准, 只有新原因对保险标的的损失起到决定性作用, 才是保险标的损失的近因。再根据新原因是否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承保风险, 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上述方法, 本案中和甲的死亡关联的原因有“车祸”→“重伤性骨折及其他重症”→“多次住院”→“创伤性精神障碍”→“跳楼自杀”→“死亡”, 在整个事件中, “车祸”是导致死亡的最初始前因, 老人后来选择“跳楼自杀”是一个介入的新原因。而“跳楼自杀”才是死亡的决定性因素, 自杀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 因此, 单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对乙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也无可厚非。但实践中, 很多结果发生正是由于先前原因的存在, 使保险标的本身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境地, 其他原因才有介入的条件和可能。按普通人的理解, 如果没有交通事故, 甲不会因为忍受不了重伤后的痛苦而选择跳楼自杀。在本案中, 交通事故可看作甲死亡的诱发因素, 但并不能绝对说明交通事故就是甲死亡的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近因”。

三、近因原则的新发展

本案二审法官在审理过程中, 除了借助传统的“近因原则”分析案情, 还使用了一个较新的理论, 即“比例因果关系”。

“比例因果关系”有些类似民法责任中的“过错责任原则”, 是指在判断承保风险与承保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上, 不是简单笼统地采用“有”或者“没有”的标准, 而是衡量在具体事件中, 承保风险对承保损失之发生在原因力上所占的比例, 根据该比例的大小来认定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二审的法官创造性地运用了“比例因果关系原则”, 对传统的“近因原则”标准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二审法官认定交通事故与甲的死亡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不是促成死亡的最主要、最根本因素, 因此, 判决保险公司承担25%的责任。判决保险公司对甲的死亡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是一种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表现, 笔者非常赞同。但是, 对于保险公司承担25%的责任划分是否合理, 笔者有一定的疑惑。因为没有统一的规则, 比例因果关系中的比例只能依靠法官的个人法律素养和自由裁量, 本案中的这个比例为什么不是35%, 15%或者其他比例, 是根据什么标准判断的, 无从得知。我们知道, 机动车无过错交通事故对行人的补偿比例是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 侵权责任赔偿案件按照公平原则确认责任比例时也需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近因原则”的具体操作规则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本案中的25%这个比例是否合适仍需继续研究和探讨, 当然, 在目前没有统一标准的前提下, 我们也不能要求本案二审的法官作出一个极为完美的判决。但是, 本案二审法官运用“比例因果关系原理”认定各方责任的方法, 对以后的保险责任案件审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近因原则的立法展望

目前, 我国的《保险法》和《海商法》等相关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近因原则”, 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 》第19条第2款中对“近因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 但这一征求意见稿至今尚未得到通过。所以, 目前实践中在审理保险责任案件过程中, 对近因原则如何认定, 如何确定赔偿数额, 仍无法可依, 可以参考的示范案例也不多, 法官只能依靠“自由心证”, 根据其个人的职业素养进行判断, 也便可能导致类似保险赔偿争议案件在不同法院得到不同的, 甚至赔偿数额相差较大的裁判结果。如此, 使“近因原则”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尤其在“一果多因”, 有“新原因介入”等复杂情形出现时, 如何确定“近因”, 判断保险责任, 极易产生混乱,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法》的严肃性和司法裁判的公正性, 本文所述案件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例子。

当前, 我们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笔者很欣慰地看到国家在立法、司法、行政方面的重要举措得到落实。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方面都在不断完善和进步, 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在逐步提高。在保险法方面, 我们急切盼望立法机关尽快整合、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 归纳出保险责任认定中“近因原则”的本质, 明确界定“近因”“决定性”“有效性”“关键性”等重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当多种原因出现时应当如何确定近因, 如何确定责任的比例分担, 统一确立“保险近因原则”的法律要求和适用规则, 增强“近因原则”的可操作性, 以完善我国的保险相关法律制度, 使我们处理保险理赔保险案件时有法可依, 也与世界先进的保险制度、国际惯例紧密连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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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蔚文.论保险法中的近因原则及其应用——一起财产保险判例的启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 (双月刊) , 2011 (4) :70-73.

浅论农业保险立法的指导原则 篇8

从根本上讲, 农业保险产品, 具有消费竞争性, 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人物品, 而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效应, 因此需要政府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业保险必须立足我国农村实际, 以服务“三农”为宗旨, 坚持“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 兼顾投保人缴费能力、财政补贴能力、保险公司风险承受能力, 实行低保额、低保费、保成本, 先易后难, 所应遵循的原则为:

1 政府扶持原则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经营风险大, 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保险机构一般只承保个别险种, 而且即使个别险种也往往是单一责任。这样, 商业保险机构就把农民急需的大部分风险大的险种及其余可保风险和不可保风险均拒之门外。为了弥补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 政府不得不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规定实施强制保险的特定范围内的险种;设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直接经营其他保险机构不予承保的不可保风险或不愿承保的可保风险, 并为其他保险机构提供再保险;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提供初始保险基金等方面。除此之外, 还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补贴。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的特征, 仅靠保险企业市场化经营往往亏损以至无力继续经营。因此, 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而且补贴也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因此, 应当根据不同险种建立保费和管理费的分级配套财政补贴制度, 并将补贴经营亏损的做法归入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予以管理。

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扶持农业保险的通常做法。目前, 中国除《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以外, 没有其他税收优惠。为了增加准备金积累, 降低保险机构经营成本, 提高其抗风险能力, 同时降低保险费率, 减轻农民支付保险费的负担, 中国应该在税收方面, 给予保险机构更优惠的措施, 通过税收杠杆实现一定程度的宏观调控。

金融支持。农业保险机构因赔付率高而经营亏损时, 应在政策上允许其申请一定额度的银行无息或低息贷款, 或者争取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 用于支付赔款;应建立多样化资金运行机制, 允许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公共性、政策性、低利性的放款等。

2 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

对于不同险种, 应划分特定承保范围, 将特定范围内的险种采取强制保险, 对特定承保范围以外的险种采取自愿保险;对于同一险种, 应以保额为根据, 对特定承保范围内同一险种标的物的保额同时采取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 即规定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各占同一险种保额的一定比例。其中, 强制保险主要指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强制农业保险的双方当事人签订农业保险合同, 或者采取一定的利益诱导机制, 促使农民投保, 否则, 就不能享受某些优惠。前者为法定强制保险, 后者为事实强制保险。

法定强制保险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农民必须投保, 保险人必须承保。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强制保险有利于克服农民保险意识淡薄及侥幸心理, 解决自愿投保条件下的参与率不高的问题, 扩大承保面, 分散风险, 积累雄厚的保险基金;有利于扩大同质保险标的物的规模, 使大数法则充分发挥作用, 准确估计损失率和保险费率, 有利于防止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避免风险集中;有利于降低保险成本和保险费率。但是强制保险却容易让农民认为乱收费, 增加额外负担, 特别是其侥幸心理得到验证时, 更能催生其逆反心理3发挥市场机制原则

之所以强调市场机制的发挥, 是因为商业性保险机构资金雄厚、经验丰富、技术成熟, 应依据保险市场的需要, 赋予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直接经营农业保险并为其他机构提供再保险) 、相互制保险公司、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社、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和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外资或合资农业保险公司等多种主体合法经营农业保险的资格, 让多种经营主体按其各自保险能力, 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对象, 充分运用市场手段, 通过实践对其实现优化组合。

4 基本保障原则

基本保障原则主张, 发展农业保险不仅应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而且也应与一国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密切相关。国外在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和保险政策方面主要有两种立法, 一种是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农业保险, 是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社会福利政策的组成部分, 保障水平较高;另一种是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农作物保险, 除了继续具有农村金融政策的目的之外, 仍然是农业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增进农民福利是次要目的。鉴于中国现阶段农民交纳保险费能力、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和政府财政能力都很有限的国情, 农业保险的目标定位为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宜, 因此, 应当坚持基本保障原则, 该原则主要包括限制保额与限额赔偿。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四项经营原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是手段原则, 是为了保证基本保障原则的实现;而基本保障原则是目的原则, 是前三项原则追求的目标。一项经营原则还常常需要另一项经营原则的配合, 如政府对强制保险给予保费补贴, 而对自愿保险不予补贴, 或者给予强制保险比给予自愿保险的保费补贴多一些, 就体现了政府扶持原则对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的配合、支持;四项经营原则的内容是动态的, 如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 现在规定的险种是强制保险, 以后可能就是自愿保险。基本保障原则的保障水平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适时调整。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 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 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解决“三农”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农业保险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转移的一种经济手段, 在保障农业生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对保险法告知义务原则的探讨 篇9

告知义务最初源起海上保险,是因当事人间对于保险标的信息的极度失衡所建立的最大善意原则,所谓告知指使他人获知非显而易见的信息;而告知义务,也称据实说明义务,即在保险契约订立之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将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据实告知或通知保险人之意。告知义务是一种法定的先契约义务,从存在时点以观,该义务发生于契约成立之前;从其作用而言,该义务直接影响保险契约能否成立生效,甚至是否日后被解除,重要性不言可喻。

告知义务原有广狭两义:广义之告知义务除订立保险契约时,投保人对于保险人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应据实告知,并包括保险契约成立后,投保人对于危险显著增加,以及保险事故发生,向保险人所为的义务;狭义的告知义务则仅指订立保险契约时的告知义务而言。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所谓告知义务,乃是属于狭义告知义务。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可自以下三大方面切入说明:

二、诚实信用原则

保险的基本意义系以危险共同团体的力量填补团体中成员的损害。填补得以金钱价值计算的具体损害者为“损害保险”,如财产保险、责任保险及医疗费用保险等;填补无法以金钱价值计算的抽象损害者则为“定额保险”,两者虽然性质有别,但均以填补被保险人的损害为目的,具有互助共济的本质。而成员间无法自行运作以发挥保险的功能,因此须由保险业者立于管理者的地位通过契约订立确认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发生争议,这种契约即保险契约,与一般契约两造双方均处于对立地位,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保险具有互助共济本质。

任何契约的履行均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为私法最基本原则。而对保险契约标的危险状况知之最详者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保险人于订约时或订约后对危险掌握及控制,事实上几乎于无能的地位;另一方面,投保人于保险契约成立生效之后,就保险契约的权利义务,因基于专业性、技术性与复杂性也往往无所适从,就保险事故发生是否能获得理赔明显居于弱势地位,由此可见,诚信原则的实践在保险契约的重要性远较于一般私法契约深远。

保险契约向有为“最大诚信契约”之称,主要理由之一无非起因于投保人的说明义务,所以虽然任何契约的签订,都须以契约当事人的诚信作基础,在保险契约需本双方的诚信远甚于其它一般契约,保险契约缔订之际,保险人须仰赖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诚实告知,以决定是否承保、承保费率或其承保条件等。因此,被保险人的告知是否如实殊为重要,乃有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

三、对价衡平原则

保险法上对价平衡原则系指投保人所给付的保险费与保险人所承担的危险成一对价关系,并于保险期间维持平衡的状态。保险法要求据实说明义务固为诚信原则的表征,同时也在于借此要求投保人提供保险人评估其承保危险所需的重要信息。

保险的损害填补功能,不论为具体损害或抽象损害,需借助投保人的保险费交付而发挥,投保人所缴交的保险费即保险人承担危险,将来给付保险金的对价。保险费的多寡非如一般买卖契约得由当事人任意约定,保险费通常包括两个部分,一为纯保费根据损失机率计算;一为附加保费主要系指各种营业费用、佣金支出及预计利润而言。保险法规定:保险业的各种保险单条款、保险费及其它相关资料,由主管机关视各种保险的发展状况,分别规定销售前应采行的程序、审核及内容有错误、不实或违反规定的处置等事项的准则。主要立法理由即在于维持保险人承担的保险事故发生风险与投保人给付保险费二者间的平衡状态。

四、从保险契约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来看,告知义务存立有助于相当交易成本的抑减

保险人如何正确有效地评估保险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主要途径不外乎为:以体检或调阅病例等方式自行对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职业状况等保险危险事实进行调查,该方式有时间、人力与费用等成本需投入;另一方式则为仰赖对于危险事实信息处于优越地位的投/被保险人,提供其重要的相关事实,因此适当揭露义务的责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学者们也据以认为信息强制揭露作为一种解决逆选择的手段,其背后隐藏高度经济效率面的考虑。

从保险契约当事人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而言,就何者属于重要事项足以影响承保风险评估而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所需告知者,具有专业知识的保险人应予充分揭露。相对而言,对被保险人体况、职业等保险危险事实信息,处于优越地位的要被保险人,就保险人的书面询问事项应据实告知,这可见于保险法的书面询问设计部分,有助于保险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形所为的调整。

参考文献

[1]卞春元,陈晖.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几点思考[J].山东审判,2012(01).

保险原则 篇10

保险监管是随着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而且随着保险业的深入发展, 保险监管的目标、手段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

1.1 以市场监管为主的严格监管

保险监管实践开始19是世纪初的美国, 其最初的原因就是维护当地被保险人利益而禁止外资保险公司在本州开展业务。19世纪后半期,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近代国家形态的形成, 经济突飞猛进, 各国保险业也开始迈入迅猛发展阶段。但在实践层面上, 保险市场一开始并不受监管。1857年, 由于Ohio寿险公司纽约分公司和辛辛那提信托公司的突然经营失败引起金融恐慌, 促使政府于1859年成立了纽约州保险监督委员会, 其它各州也纷纷效仿, 从而建立起破产清算制度以加强对保险公司破产的管理, 随后汇集报表等非现场监管手段也被引入。1849年, 美国对保险公司产寿险合业经营的限制确立了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原则;英国法律也禁止公司同时经营寿险与非寿险业务。

1.2 放松监管与偿付能力审慎监管的加强

1.2.1 市场监管的放松。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金融保险市场竞争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过渡严格的保险监管造成保险机构效率下降和发展困难, 使得各国的保险监管当局开始注重效率问题, 国际保险业开始了放松监管的进程, 主要表现为: (1) 放松对保险机构设立的限制。打破保险市场的进入壁垒, 从而促进保险市场效率的提高。除了放宽对国内保险机构的设立标准外, 各国还开始纷纷放松对外国保险机构进入本国保险市场的管制。 (2) 放松费率管制。费率管制的放松, 增强了保险市场自由化的程度。 (3) 放松对保险产品的监管, 随着人们保险需求的增多, 保险机构加大了保险险种的创新力度, 这就促使监管当局不得不放松对险种的管制。

1.2.2 偿付能力重要性的提升。

市场强烈的利益驱使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出现了消除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界限的呼声, 结果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1957年至1990年, 美国有140家寿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仅在1989年, 就有27家寿险公司偿付能力出现问题。1997年至2001年, 日本有7家寿险公司宣告破产或重组, 引发日本寿险业严重的市场信心危机。而与此同时, 市场监管对于预防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无效也使得西方各国的保险监管制度普遍由传统静态监管向现代动态监管转变, 保险监管进入对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阶段。英国通过对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及其匹配关系的监管, 实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美国则采用监管风险资本的方式,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1.3 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三支柱新监管框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 从公司所有者到管理层和监管者都开始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提高经营绩效、保证市场体系有序高效运行和稳健发展、提高监管制度有效性的微观基础。因此, 国际保险业对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改善公司治理的浪潮, 许多国际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司纷纷制定了各自的公司治理原则或指引。加强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也同时成为了国际保险监管制度的大势所趋。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 于2002年颁布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指引》, 和2003年颁布的《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等保险公司治理国际经典文献对保险公司治理准则提出了详细要求;2005年4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指引》;2005年,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维也纳年会进一步将公司治理结构监管确立为与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并列的保险监管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确立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大支柱的新保险监管制度框架。

2 国际保险监管变迁的启示

2.1 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保险监管的核心内容

纵观保险监管规则的变迁选择及各国保险监管实践,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保险监管制度内容的核心, 这也是各国为例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提高保险市场稳定与效率, 进而实现保险资源有效配置目标而做出的共同选择。其中, 偿付能力额度已成为世界各国偿付能力监管的核心内容, 尽管形式上有所差异, 但本质是一只的, 既要求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相匹配, 又要求公司具有与其经营风险相一致的自由资金 (傅安平, 2004) , 并都将投资风险作为偿付能力管理和监管的重点, 对保险资金运用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比例做出了不同宽严程度的限制。同时, 各国几乎都采用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两种方式对保险公司的财务进行严格监管, 并建立起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风险预警制度, 以便及时监控与偿付能力高度相关的财务指标, 如资本金和盈余率、总收入和净收入、投资收益率、保费变化率等。此外, 对于偿付能力监管的技术也还在改进之中, 动态偿付能力检测正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2.2 宽松监管模式的慎重选择

保险监管放松趋势形成了世界各国所谓严格监管与放松监管两种制度模式。事实上, 这两种宽严程度不同的监管模式各自所具有的利弊, 使得它们分别可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一般地, 实行严格监管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 规范和控制保险市场, 防止恶性和过度竞争, 因而常常为保险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公众保险意识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但过于严格的监管会限制保险市场中的很多活动, 并且往往因为管得过多而降低监管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保险市场的创新, 使得保险市场的发展速度减缓。一个国家是采用松散监管还是严格监管, 应该考虑本国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与发展程度, 同时还要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特点。

2.3 重视对保险竞争环境的改善

总体而言, 发达国家的保险监管有放松的趋势, 主要表现在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放宽, 对保险企业兼并和上市的支持以及对金融融合经营的推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放松市场监管不等于不监管。各国在为保险业争取宽松竞争环境的同时, 也同样在推出防范风险措施。由于保险市场的破坏性竞争具有的明显危害性, 因此即便在采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国家, 对保险产品费率的拟定也规定了原则性的要求, 例如合理性、足够支付预计的损失和费用, 在不同客户群中不得采用不公平的歧视等。过度竞争会导致保险公司丧失偿付能力, 从而危及到社会公众利益, 而保险行业具有的延期履行特点, 也导致保险公司可能产生牺牲未来的公众利益以换取现在的经营繁荣的倾向。因此在放松对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 各国规定如果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违反了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道德标准, 或有不公平行为时, 保险监管机构都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予以纠正。

2.4 渐进式的保险监管制度变迁

三支柱的新监管制度框架所包含的方法和原则超越了审慎监管所规定和要求的范畴。既满足了监管机构的监管目标, 又包含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目标和约束机制, 因而是一种最综合、有效的激励机制。但与此同时, 新的制度框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即使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来说, 制定一个能较好协调风险、收益和资本 (偿付能力) 三角关系的监管制度框架的难度就更大。

另外, 发展中国家保险体系和保险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于发达国家, 监管制度的目标与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及其保险监管机构, 由于竞争自由化程度较低造成的市场能力有限, 加上缺乏必要的市场基础制度环境, 以及其他累计的历史负担, 保险监管面对的是转轨市场, 而不是成熟稳定的市场, 因此短时间内立即采用新框架的难度更大且不适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改革, 可能更应该考虑根据政府根据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目标设计选择渐进的监管安排, 其效果可能要好于直接采用一种最优制度

摘要：本文主要概述了自19世纪后半期到现今, 国际保险监管核心原则的历史沿革, 在分析其变革的背景及原因的前提下, 归纳了其对我国保险监管的启示。

关键词：保险监管,变迁,启示

参考文献

[1]马永伟著.各国保险法规制度对比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年 (12) .

[2]徐菲、吴晓红.国际保险监管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与保险, 2000年 (11) .

保险原则 篇11

一、“无过失补偿”是工伤保险的特有原则

工伤保险实行一般经济补偿和“无过失补偿”相结合的原则。一般经济补偿原则是指收入损失补偿原则，职工遭受工伤事故的伤害之后，“补偿收入损失，保障基本生活”，这是所有社会保险项目共有的原则，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等都是如此，工伤保险也不例外。

但是，工伤事故给职工造成的收入损失，无论在损失的构成、损失的程度、产生的影响以及损失的成因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所要补偿的收入损失都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工伤保险又实行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项目实施原则。这就是“无过失补偿”原则，这一原则是指无论工伤事故的责任在企业领导、还是在受伤职工本人或其同事，均应按照法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标准对伤残职工或工亡职工遗属给予经济补偿。这种补偿具有赔偿性质，也就是以价值补偿形式偿还伤残职工由人身损失引起的收入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将与工伤保险相联系的法规称之为“职业伤害赔偿法”或“雇员赔偿法”。

二、实行“无过失补偿”原则的必然性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国家、企业与职工之间不存在资本主义那种对抗性阶级关系，但工伤保险的“无责任补偿”原则依然起作用。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化生产决定的。“无责任补偿”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工伤保险的共同规律，工伤保险实行“无责任补偿”原则，仍然有其必然性。

第一，实行“无责任补偿”是工伤事故的不可避免性决定的。

在生产过程中，职员遭受职业伤害的风险总是存在的，具有不可避免性。即便是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工艺已经发展的高速机械化和自动化阶段，仍然会有不安全因素，不测事故仍有可能发生。就职工总体而言，在生产中遭受或轻或重的意外事故伤害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职工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存在着被伤害的风险，而这种风险的出现又具有难以预测的突发性特点，非职工个人所能抗拒。在这种客观背景下，理应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不追究责任，立即无条件的对于受伤职工给予经济补偿，使其本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及时得到保障。

第二，实行“无过失补偿”是慰死扶生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决定的。

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不但使受伤者的身心突然遭受极大的痛苦和损失，有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正常的收入来源立即断绝，给其家庭带来极大的生活困难和精神压力。往往会引起伤残职工及其家属乃至企业职工心理上的严重失衡。工伤保险实行“无过失补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般收入损失补偿之外，还要给予特殊的补偿，这是告慰死者、安抚生者、维护社会稳定所需要的。

第三，实行“无过失补偿”是由惩罚事故企业的需要决定的。

“无过失补偿”具有赔偿性质，而“赔偿”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强制企业关心职工的生产安全，加强劳动保护，有效地预防各类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降低事故率，保证安全生产。

三、在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中的适用

1994年12月省政府颁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下称《试行办法》)规定：“工伤保险费由企业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表明我国工伤保险亦实行“无过失补偿原则”。2003年4月国务院颁行的《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称 《条例》)总结以往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的成功做法，对工伤保险的各项制度作了全面的补充和规范。无过失补偿原则仍是贯穿《条例》的一项重要原则。

无过失补偿原则在《条例》中适用，主要从以下方面体现：

（一）用人单位承担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条例》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这表明，对工伤职工职业风险的补偿是雇主的责任。

（二）明确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针对《试行办法》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条例》第十九条对工伤认定中的举证责任作出特别程序规定：“职工或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一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是无过失补偿原则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的体现。

（三）工伤职工享有获得全面补偿的权利。《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条例》对工伤职工的补偿是全面的，并确立了3类补偿承担方式：一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分散风险性质的补偿。包括医疗康复待遇、伤残待遇和工亡待遇。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补偿。包括：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福利待遇及必要的生活护理费用；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到统筹地区以外的就医的交通住宿费；职工被鉴定5-6级伤残的，其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三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时，责令用人单位支付补偿。《条例》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职工发生工伤应“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四）用人单位情况发生变动时，工伤保险责任的界定。《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分立、合并、转让的，承继单位承担原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责任；用人单位实行承包经营的，工伤保险责任由职工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承担；职工被借调期间，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企业破产清算时优先拨付应由单位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费用。此项规定确保在各种情况下，工伤职工的权益不受损害。

（五）非法用工单位依法补偿。《条例》第六十三条还对非法用工单位的事故伤害和职业病损害的赔偿责任作出规定：其职工(或者童工)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造成伤残、死亡的，由用工主体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法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这表明，对非法用工单位的职业风险适用典型的雇主责任制，并由此赋予了此类单位的劳动者获得劳动伤害赔偿的权利。

保险原则 篇12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含义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世界各国为了对本国的海外投资人进行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的保护而构建和应用的制度,在使用过程中,本国的投资机构在接收到海外投资人的保险申请以后,如果合约当中的政治风险产生,造成投资人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那么该机构负责对投资人的损失进行补偿[1]。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有效应用,对于降低海外投资人面对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够有效鼓励本国投资人在经营过程中,积极向国外市场进军,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吸收更多的先进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现阶段资本输出国在经济发展中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重要的通行制度。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国际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法律条例进行规范,而这一规范的指导思想就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首先,经济主权原则。各国在经济建设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开展国内外全部经济活动,外界因素不可以对其产生干扰;针对经济运行所需的自然资源,各国国内的资源主权归各国永久持有;各国在开展国内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针对跨国企业拥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力;针对国内的外国资产来讲,各国拥有收归国有以及征用的权利;拥有平等参与世界性经贸大政的权利。

其次,公平互利原则。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拥有公平互利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各国地位一律平等,因此在面对世界经济以及金融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时,世界各国拥有同样的权利来解决纠纷,利益的产生以及获得也是公平的。

最后,全球合作原则。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世界各国在发展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实现全面合作,在团结努力下实现共同发展。这一原则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并积极构建稳定以及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促使世界各国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承保制度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保险额、时间、条件以及赔偿等细节内容。因此世界各国经营过程中的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都将在该制度中进行充分的体现。在积极贯彻落实该项制度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利益需要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经济主权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需要对公平互利原则进行应用。

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和健全的过程中,如果资本输出国一味的将自身的利益作为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忽视资本输入国的正当利益,这种行为将受到经济主权原则的阻止。由此可见,在积极利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对于世界各国构建健全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同时这一举动,对于推动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有助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构建是促使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充分发挥功能的基础,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施的原点。双方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对经济主权原则进行充分的尊重和执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针对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来讲,如果承保内容中包含的政治风险事件发生,索赔中应对国际法中的外交包含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过程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在应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过程中,通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有效实施公平互利原则,对于合理解决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启示

现阶段,我国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可以从商业性以及政策性两种角度出发。由于目前我国的保险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此应有效提高承担政治风险的能力,因此积极对政策性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进行构建至关重要,同时商业保险与政策保险之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该结构的有效设立,可以促使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当中早日实现。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世界各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投资项目增多,然而构建稳定的经济环境过程中,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保证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因此现阶段积极加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