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因信息（精选10篇）
归因信息 篇1
如今,使用名人代言人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营销沟通策略。2006年名人代言广告已经占到中国整体广告投放的20%(侯明廷2007)。现实中关于名人的负面报道也经常出现于各类媒体中。不同的企业采取的决策方式不同,有些企业中断代言关系,有些企业延缓与代言人的合作,还有一些企业仍继续保持与代言人的关系(Miller and Laczniak2011)。也有企业意识到这种代言决策的可能风险,通过购买“耻辱保险”(Disgrace Insurance)来降低风险(Erdogan等2008)。到底哪种方式是比较合适的决策选择呢?企业可否通过在选择代言人时就开始尽可能避免该风险呢?企业该如何评估其名人代言人负面信息的影响呢?
一、名人负面信息影响相关研究
鉴于名人代言人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名人代言人做出了深入的探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代言效果的因素方面,比如名人与代言产品的匹配(王怀明,马谋超,2004)、代言人的道德水平(丁夏齐,马谋超2005)、代言人国别属性(张红霞,张益,2010)、代言人参与度(张红霞,刘雪楠,2010)等。而对于名人代言人负面信息的影响机制仍未引起国内理论界的重视。
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名人负面信息对其代言品牌的影响机制。Till和Shimp(1998)从记忆学的角度使用联系网络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联系集的大小、名人负面信息发生的时间及品牌与名人的联系强度都会干扰名人负面信息对品牌评价的影响。Louie,Kulik,and Johnson(2001)从股市研究的角度采用了指责程度的高低作为干扰变量,认为只有高指责程度的负面事件会导致股票市场价值的损失,而中等及较低指责程度的负面事件反而可能带来积极的股市回报。Louie和Obermiller(2002)也进一步考察了负面信息中名人的责任水平与其代言品牌评价的关系。他们发现名人与企业的关系阶段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代言决策的反应。Johnson(2005)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当名人涉及不道德行为而被控诉时认同强度与消费者反应之间的关系。Money,Shimp,and Sakano(2006)从跨国文化的角度对美国和日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国家文化会调节名人负面信息对其代言品牌的影响。
然而,以往研究忽略了消费者对负面信息的归因可能导致的不同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归因理论,探析不同架构的负面信息与名人品牌资产对消费者的归因及后续品牌评价的影响。
二、名人负面信息架构与名人品牌资产对归因类型及品牌评价的影响
1、名人负面信息架构对归因类型的影响。
根据经典的归因理论的研究(Kelley 1972),人们对信息做出反应后的归因类别包括内因(即个人的内部因素)与外因(即外部的环境因素)。而且,人们做出关于归因类型的推断还取决于信息被传递的结构。根据归因理论,一个信息接收者可能使用以下三个重要的信息维度来做出归因的推断:一致性(Consensus)、独特性(Distinctiveness)和一贯性(Consistency)。在一项对销售员业绩归因及评价的研究中,DeCarlo和Leigh(1996)将这三个维度分别界定为:一致性指其他销售员在相似情境下绩效相似的程度;独特性指该销售员在此项任务的业绩不同于他在其它任务表现的程度;一贯性指该销售员过去的绩效表现类似的程度。
在名人负面信息研究情境下,这三个维度可被界定为:一致性指其他人在类似情境下表现相似的程度;独特性指该名人在该事情上的表现不同于他在其它事情上的表现的程度;一贯性指该名人过去在该事情上有类似表现的程度。这三个信息维度可以高或低的形式出现。比如,一致性维度低的名人负面信息表明其他人在类似情境下表现相似;反之则表明其他人在类似情境下表现不同。这三个信息维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八个潜在的架构。而以往的归因研究认为其中的两种组合提供了最清晰的信息(Teas and C.McElroy 1986)。
当信息以高一致性、高独特性及高一贯性的架构(HHH)传递时,接收者更可能会将负面信息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原因,而不是刺激如本研究中的名人。比如,在关于某名人与一人打架(或吵架、或违约、或绯闻)的负面信息中,使用该信息结构(HHH)界定的内容表现为:其他人与此人也曾有过节而动手(高一致性);该名人不曾与其他人有过节而动手(高独特性);该名人与此人曾经发生过冲突(高一贯性)。从该结构的信息中,人们更可能会逻辑地推断出原因的责任主要在于此人而非名人本身。因此,在接收到HHH结构的名人负面信息后的消费者,相比接收到其它结构信息的消费者,会做出更多的外部归因。
另一方面,面对低一致性、低独特性和高一贯性架构(LLH)的信息,接收者会倾向于把负面信息归因于刺激,如本研究中的名人。比如,在关于某名人与一人打架(或吵架、或违约、或绯闻)的负面信息中,使用该信息结构(LLH)界定的内容表现为:其他人与此人关系较好,不曾动手(低一致性);该名人曾与其他人打架(低独特性);该名人与此人曾经发生过冲突(高一贯性)。从该结构的信息中,人们更可能会逻辑地推断出原因的责任主要在于名人本身。因此,在接收到LLH结构的名人负面信息后的消费者,相比接收到其它结构信息的消费者,会做出更多的名人归因。
2、名人品牌资产对归因类型的影响。
顾客基础的品牌资产是以一系列与品牌相关的资产和债务来建构的,包括名称的熟悉程度、品牌形象、忠诚度等(Keller 2003)。名人同样也是一种品牌(Seno and Lukas 2007),因而名人品牌资产的构成包括熟悉程度、名人形象、依附感(attachment)等。熟悉程度是人们在记忆中对一个名人的信息感知水平(Alba and Hutchinson 1987)。然而,更高的熟悉程度不足以决定名人负面信息是否被拒绝,因为已有知识的有利性(如名人形象)可能影响到对名人负面信息的处理。
名人形象是指人们记忆中对一个名人所持有的整体的情感印象(Keller 2003)。一个相对正面的形象会减少名人负面信息的说服力,因为印象不一致的信息容易被人们忽视或偏离信息目标(Hoch and Deighton 1989)。这个观点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信息接收者更少可能将负面事件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喜欢的目标(DeCarlo and Leigh 1996)。因此,当负面信息与记忆中的名人正面形象不一致时,接收者会做出偏离名人而指向外部原因的归因。反之,当名人形象更少正面时,负面信息更可能与接收者记忆中的印象保持一致,从而强化了原有的负面形象(Wilson and Peterson 1989)。因此,接收到正面形象名人的负面信息的消费者,相比接收到负面形象名人的负面信息的消费者,更少可能将原因归咎于名人,而更可能将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
对名人的依附感是指一个人与该名人特定的情感联系的强度(Thomson 2006)。对名人的依附感会导致一个陷入一种“保护动机”的状态(Eagly and Chaiken 1995)。高水平的依恋所激发的保护动机会导致一个人对威胁到自己态度的信息进行选择性的认知处理(Pomerantz,Chaiken et al.1995)。因此,在面对名人负面信息时,高依附感的消费者会通过做出偏离名人的归因而进行选择性的认知处理。也就是说,接收到名人负面信息后,相比低依附感的消费者者,高依附感的消费者更可能会做出外部的归因,更少可能做出名人归因。
3、熟悉程度与名人形象对归因类型的交互影响。
当消费者接收到正面形象、高熟悉度的名人的负面信息时,接收者不会改变原有的名人认知,而会将信息负面归因于外部因素。正如之前的论述,人们记忆中关于名人的正面印象会使得他们更可能做出外部归因而不会指责名人。相比之下,对于负面形象、低熟悉度的名人,其负面信息会强化人们记忆中原有的认知。所以,这种情况下接收者就会更可能将负面信息归咎于名人。然而,当名人品牌资产维度下的熟悉度和情感不一致时,对归因反应的预测就变得更复杂。
当名人形象感知是正面而熟悉度较低时,情感导向的归因过程可能会发生(Forgas 1998;Isen2000)。过去的研究表明,接收者记忆中的情感会主导其对名人负面信息的处理。当负面信息与现有的正面情感的记忆结构不一致时,接收者就可能将负面信息归咎于名人之外的原因。这个结论与以往的归因研究(Forgas 1998)相似,即当接收到情感不一致的信息时,接收者倾向于做出更强的外部归因而非刺激归因。这种偏见式的信息处理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倾向于对情感不一致的信息,比情感一致的信息,做更加批判性的审察(Ditto,Scepansky et al.1998)。虽然人们接收到正面形象、低熟悉度的名人的负面信息时更可能会做出外部归因,但相比接收到正面形象、高熟悉度的名人的负面信息,做出外部归因的反应相对较低。
当人们接收到负面形象、高熟悉度的名人的负面信息时,情感记忆结构的相似导致该信息更可能被认可。而且,由于人们记忆中的负面印象是建立在很高的认知度(即高熟悉度)上的,这就使得接收者更不会去质疑负面信息的可信度,因而相比其他名人的信息,最可能归咎于名人本身。
4、归因类型对代言品牌的影响。
归因理论也涉及到个人通过使用原因推导去解释事件的过程。根据Weiner(1972)的研究,归因理论学者处理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如果……会怎样”或其它预测导向的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现象(如行为、后果、事件)与该现象原因之间的关系。而个人对特定事件的归因对其后续的行为有重要影响(Jones and Nisbett 1972)。当人们面对名人负面信息做出归因之后,会导致其后续的行为或态度的变化。如果消费者将负面信息原因归咎于名人,相比做出外部归因的消费者,就会做出更低的名人声誉评价。以往研究也表明,基于公司行为做出的归因判断会影响公司声誉评价(Sjovall and Talk,2004)。此外,根据平衡理论,消费者对名人声誉的更低评价也会导致对其代言品牌的更低评价(Mowen and Brown1980)。因此,将名人负面信息原因归咎于名人的消费者,相比做出外部归因的消费者,会做出更低的代言品牌评价。
三、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的应用与深入分析,提出消费者对名人负面信息的归因差异会影响其对代言品牌的评价,而名人负面信息架构与名人品牌资产会影响消费者的归因。
首先,当名人代言人出现负面信息时,企业应该充分考虑到其信息架构的可能影响。通过信息架构的比较分析,评估其相应的影响,继而决定如何做出相应的代言决策。比如,当出现的名人负面信息属于LLH架构信息时,由于它们比其他架构的信息导致更低的名人评价及代言品牌评价,企业可考虑终止或暂停与该代言人的合作关系。而当名人负面信息属于HHH架构信息时,由于它们不会比其他架构的信息导致更低的名人评价及代言品牌评价,企业可考虑继续维持与该代言人的合作关系。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事先与名人代言人签订行为约束合同或购买“耻辱保险”等策略,进一步降低负面信息的可能风险。
其次,企业在选择名人代言人时就应考虑他们的个人品牌资产,以降低未来负面信息的可能影响。企业选择的合作对象不仅应该是其目标市场比较熟悉的,而且应该是他们认为是正面形象的名人,因为这些名人在出现负面信息后,消费者更可能归因于外部因素而非名人本身。而对于高熟悉度、负面形象的名人,消费者最可能归因于名人本身,继而更大程度地降低了代言品牌评价。如果企业选择的是其目标市场对其持有较高依附感的名人,那么这种依附感不仅会转移到代言品牌上,而且在抵制负面信息方面的强度更大,即更多地归因于外部因素,继而维持对代言品牌的原有评价。
参考文献
[1]侯明廷.2006年明星广告代言市场调查报告[J].大市场(广告导报).2007,(6):19-21.
[2]Erdogan BZ,Drollinger T.Death and Disgrace Insurance for Celebrity Endorsers:A Luxury or Necessity?[J].Journal of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in Advertising.2008,30(1):71-77.
[3]Till BD,Shimp TA.Endorsers in Advertising:The Case of Negative Ceiebrity Information[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1998,27(1):67-82.
[4]Louie TA,Kulik RL,Johnson R.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the Endorsers of Good Products[J].Marketing Letters 2001,12(1):13-24.
[5]Louie TA,Obermiller C.Consumer response to a firm's en-dorser(dis)associ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Advertising.2002,3(4):41-52.
[6]Money RB,Shimp TA,Sakano T.Celebrity Endorsemen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Is Negative Information All That Harmful?[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2006,46(3):113-123.
[7]Miller FM.and Laczniak GR.The ethics of celebrity-athlete endorsement[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2011,(9):499-510.
[8]Johnson AR.When a celebrity is tied to immoral behavior:consumer reactions to Michael Jackson and Kobe Bryant[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2005,(32):100-111.
重重问题及归因 篇2
问题重重的营销预算
不要白不要，营销预算成了部门利益之争
老王是A企业的市场经理，他觉得每到做年度营销预算的时候就是各部门为自己争利益的时候，这个口可不能小开，企业里的钱这个部门不花，就要流到别的部门。而且每年的预算都参照上年。一旦某年基数变小了，不但影响当年，还影响下一年，这可是万万不行的。钱攒在手里多多益善，多做点公共关系，多请客送礼，礼物贵重一点、走得频繁一些，没有花不出去的预算。预算少了，部门施展不开，反倒像是偷懒了一样，影响部门的业绩。
营销预算参照惯例，与企业实际情况脱节
B企业去年又多了个竞争对手，而且资金雄厚，来势汹猛，促销活动做得风声水起，大有赔本赚吆喝之势，很多原B企业的经销商都被策反了。B企业销售总监这个急呀，想学竞争对手样做个市场推广活动。可是B企业是几十年的老牌子了，长久以来都被经销商这样捧着四平八稳地过来，哪里有倒过来给经销商好处的先例?销售总监知道，按照惯例，B企业针对渠道的激励，顶多年度经销商大会时做做表彰，给点奖励罢了。别的部门的人，包括老总都未意识到竞争对手对市场的蚕食有多厉害，仍以老大的心态自居，企业分给营销预算的比例依然十分有限。
营销预算缺少灵活性，错失市场良机
D药业就一直悔恨没抓住“非典”的机会，让小小的竞争对手借势而上。D药业行事十分严谨，营销费用预算不但要得到中方认可，还要得到外方合作伙伴的认可。预算一旦制定，就严格执行，丝毫没有通融的可能。如果申请临时营销支出，就需要层层报批，市场时机早就错过。
营销预算安排不合理，平均化，想花钱时没钱花
有不少企业有过这样的窘态，做市场活动时，上半年猛花，下半年想花钱时捉襟见肘；宣传推广时，缺少对目标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分析，在各种媒介形式上平均用力，缺乏重点；销售人员费用预算上，没顾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平均分配力量，结果一些区域的人员费用预算有余额，一些区域的人员预算不够花。
要么营销预算有水分，要么预算不到位，要么安排不合理，那么针对企业表现出来的上述种种问题，这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经营战略不明晰
营销预算说到底还是为企业经营战略服务的
经营战略好比是一根指挥棒，它指向哪里，营销上就有相应的摆兵布阵和打法来给予配合。
可是实际中，许多企业对自身的经营战略就很不清晰
或者随着企业的发展，经营战略已明显落后于实际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企业经营者还以惯有的思维来看待市场。如企业和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做法不一样。成熟期的企业与初创期时的企业对市场投入要求不一样，竞争对手少时的做法与竞争对手多时的做法又不一样。
经营战略不清晰还突出表现在面对几个经典问题的态度上
抓利润还是抓市场份额，抑或追求现金流量?不少企业自身也很模糊，或者干脆两方面都想要。这种态度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的目标让营销老总头痛。因为销量大时利润不一定高，利润高时销量也不一定大。抓利润时往往对销量的要求有所收敛，为了尽量实现单位产值的最高化，少花钱也成了追求利润目标之下重要的举措。
要不要推新产品?重点是开发新产品还是挖掘老产品潜能?新旧产品在产品结构中的比例如何?因为推广新产品和宣传老产品，营销方向和做法又有相当大的区别。只有这些事关企业运营战略的问题事先明确，营销预算上才会有合理的配置。而不至于在随后的实际操作中，头脑想往东走，腿脚却往西行，营销预算执行达不到企业运营的效果和目标。
环境预估不到位
外部环境发展变化也深刻影响着营销预算的制定。这种外部环境既包括国家出台的政策、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也有行业环境，企业所处的竞争环境、市场环境。是不是有新的竞争对手出现，是不是有可替代的产品被发明，客户群体是不是有变化，是否有新的互补群体出现，从而出现新的市场增长点等等。
可是不少企业只是简单地根据自身业绩，以逐年递增法来确定销售收入，并据此以相应的百分比确定营销成本及费用，而忽视了对外部环境的扫描和预测。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给不少企业以深刻的教训。前几年当宏观经济一路飙升时，大家相安无事，企业的弱点和漏洞也被一片大好形势掩盖了；可是市场一低靡就让准备不充分、思考不深人的企业打个措手不及，如同大潮退去海滩上的裸泳者现出原形一般。面对变化的客户群和消费行为，企业的销售成本照用，营销费用照花，收入却不能按预期收上来，成绩单上打了个大大的红叉。今年企业减少营销预算，可是竞争对手减少了，保留下来的企业，市场又恢复得很好，市场需求量很大。可企业此时还是按年初安排慢条斯理地走着，任客户白白流失，企业领导干着急没办法。因为营销人员的任务年初都有安排了，营销人员数量有控制，生产部门的费用也有上限，再变动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这种只是盯着企业内部环境而看不到外部环境变化或对外部环境估计不足的企业，是做不好预算，尤其是营销预算的。因为营销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接口，是企业对外部的作用力量，制定营销预算时特别需要企业更多地眼睛向外，分析外部环境。
预算流程不合理
做营销预算时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缺乏沟通，大搞一言堂
营销预算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缺乏审核和重新修正制度，一旦预算通过就执行到底，缺乏弹性。这种不合理的预算流程也造成了实际与计划脱节。
做销售计划时。缺少由下至上的沟通过程
由大领导给下级部门派任务，下级部门分管领导再根据上年完成情况给下属压任务、派指标。面对这种缺乏沟通分析，被动接受的任务，许多业务员抱着侥幸的心理一试，而到年底眼看销售任务完不成，提成拿不到，业务人员纷纷离职，另谋高就。
预算审批时。缺少合理的评估程序。凭借主管领导主观经验判断
而个别领导审批时，缺少详尽的调查和可行性分析，只是简单地大笔一挥，按比例砍去一部分预算。这些要么导致下属投其所好，报预算时预先留有水分；要么预算紧张甚至不够用，达不到预期目标。
预算执行过程中。一些企业缺乏重新审核和对预算的修正制度
尽管销售收入目标完不成，但以销售收入预算为基础而制定的费用预算依然在稳步前行，只有等到做下一次预算时才有更改的可能。收入支出不协调，其结果自然是企业业绩受影响，在商战中败下阵来。
绩效考核有偏差
绩效考核在短期内具有十分强烈的导向作用，员工在企业里的行为表现和倾向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如企业以市场增长率为考核指标，销售部门做营销预算时就会考虑千方百计提高销售量；如考核成本控制，营销预算时就会控制人力；如考核销售收入增长，产品经理就会注重短线产品深入挖潜，而相对忽略长线产品的开发和研发人员的储备积蓄。
绩效考核时缺乏宏观图景也会导致各部门做预算时本位主义，以各自利益为重，从而产生部门间缺乏配合的现象。如销售部门安排了促销，拉来了订单，生产部门却因为追求零库存跟不上供货；经销商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提出了开发和销售新产品的要求，市场部门营销预算时却没有安排新品公关费用；客户对售后抱怨大，可是营销服务人员却长期保留着一两个人的状态，只因营销服务部只考核发货和回款，而不看客户抱怨多少等等。
归因信息 篇3
一、从任务的设定追溯目标的对应
课堂教学首先是要有目标的, 作为一次专业的课堂观察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观察信息与学习目标挂起钩来。
1.合作任务要有目标意识。课堂教学是由一个个相互关联的教学环节组成, 而每个教学环节有都有对应的教学目标。《走进漏窗的世界》一课中设置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说漏窗”, 请同学们将课前收集到的有关漏窗的知识按小组展示, 然后老师以“园林小博士”的方式介绍漏窗的相关知识。这是对应目标一:通过组内交流、全班汇报、老师讲解能够初步了解关于漏窗的一些知识。第二个环节“赏漏窗”。先是出示很多漏窗图案, 让学生在欣赏后说说对漏窗的感觉, 并结合一个漏窗进行设计者设计意图的讲解, 同时引导学生议论造型美在哪里, 从而引出外框形状和窗格图案;然后引导学生对漏窗按照外框形状和窗格图案进行分类。这个环节是对应目标二:通过欣赏漏窗、给漏窗分类说出漏窗设计的三个要素:造型美、意境深、可制作。
2.目标的关系要逐层推进。第一次进行课堂观察的时候, 第三个目标是根据标准进行设计, 制作漏窗, 并展示好自己小组的作品。而相对应的合作任务就是先设计方案, 再利用PT板进行制作。结果好多小组来不及完成, 即使完成的小组也是完全不符合要求的。分析原因, 一节课的目标就是指明要“去到哪里”的问题。之所以学生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合作任务, 是因为这个任务对应的目标太大了, 之前没有很好地铺垫, 学生在对漏窗知识还没有很好地了解, 对设计漏窗的要点还没有真正领悟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像走楼梯, 我们不能跳过第一层而走第二层。基于以上分析, 我们把目标三调整为:能够根据标准设计、展示漏窗并进行合理评价。把对漏窗知识的了解、对设计漏窗标准的充分认识两个铺垫环节做扎实, 然后再让学生合作完成设计漏窗的任务, 至于制作漏窗模型我们可以通过第二节课来完成。
二、从合作的参与反思任务的呈现
1.从合作的参与反思任务的难易度。合作任务的难易度决定着学生合作任务完成的质量。我们观察到全班8 个小组, 看似热闹的合作现场, 结果只有两个小组是完成任务的, 而即使完成任务的小组, 他们的作品也是不令人满意的。分析原因, 这个任务其实包括了设计和制作两个子任务, 而之前进行的对漏窗的相关知识的认识和对漏窗设计的指导, 也因为这个任务的巨大老师为了赶进程, 而没有扎实地进行。因此就任务难易度而言, 是偏大的。于是, 我们对学习任务进行调整, 将制作放到第二课时进行, 本次合作就是完成设计图。同时, 加强对前面两个环节的指导, 以此降低学习任务的难度。
2.从合作的参与反思任务的开放性。合作学习是建立在某个任务基础上, 学生展开自主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因此, 必须是在一定开放的时空下才能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学习任务是开放的。在本节课中, 我们设计了这样的合作学习任务: (1) 自主确定一个教室作为漏窗设计对象; (2) 独立完成一份 () 教室楼窗设计图, 并说出设计意图; (3) 小组讨论, 对照评价标准推荐本组最佳设计图; (4) 汇报员根据设计意图和标准进行汇报; (5) 时间10 分钟。把整整十分钟让给学生自主合作, 教师在指导学生共性问题的时候也不忘停下时钟, 给学生完整的设计时间, 也是为了让学生有足够的合作时间。学生相互之间评议出一份最佳设计方案, 又促使学生离开座位走进他人的作品, 那是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通过观察我们的学生确实在这样开放的任务中活起来了。
3.从合作的参与反思任务的明晰度。在第一次课堂观察中, 王老师口头提出请同学们设计、制作一个漏窗, 之后没有任何补充让学生自主合作。我们观察到的其中一组:学生在设计的时候各自为政,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任务完成的效率不高。我们认为, 之所以学生的合作参与情况不好是因为合作任务不明晰。于是有了下面的调整: (1) 自主确定一个教室作为漏窗设计对象; (2) 独立完成一份 () 教室楼窗设计图, 并说出设计意图; (3) 小组讨论, 对照评价标准推荐本组最佳设计图; (4) 汇报员根据设计意图和标准进行汇报; (5) 时间10 分钟。调整过后的合作任务有步骤、有要求、有时间, 而且通过PPT出示, 让学生一起学习以至明确。
三、从师生的评价叩问标准的定位
“学习——评价”是一个连续体, 对于某节课来讲就是学习和评价的过程, 对于这节课中的某个环节来讲它也是由一个个“学习——评价”串联而成的。合作学习是为了完成课堂教学的某个目标, 它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目标有没有达成呢?达成的情况怎样?我们就需要通过评价来检测。既然是评价, 那就需要一个标准, 而这个标准就像是我们手里的一把尺。
1.把评价主体让位给学生。经历这节课老师在评价主体认识上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第一次, 在学生完成设计和制作设计图之后, 老师没有让学生参与评价, 而是自己说设计得非常好, 也没有具体地说出好在哪里就匆匆结束。老师把自己当作评价的主体, 评价标准这杆尺掌控在老师手中。第二次执教, 同样这个环节, 老师试图引导学生结合上一个环节提出的评价标准“造型美, 意境深, 可制作”进行评价, 可是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很好地进行评价, 最后还是老师自己点评, 老师还是替代了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第三次上课, 我们可以发现学生能够在组内进行筛选, 就是学生第一次评价主体的体现, 而全班交流中学生也基本能够结合三个标准进行评价, 最后让学生通过组内讨论, 由学生代表上台贴星就是把评价权还给学生的最好体现。当学生成为评价主体的时候, 学生也就真正成为了学习的主人。
2.让评价标准达成共识。当我们转变观念把评价权还给学生的同时, 我们就应该让评价标准成为全体师生的共识。因为, 评价标准是告诉学生怎样的学习才是达成目标了, 以及达成目标的程度。学生只有明确认识到这个标准, 才能真正成为评价的主体。那么怎样才能让评价标准达成共识呢?首先, 评价标准要由师生共同来制定。本课执教的第二个环节——学习设计方案的方法、技巧, 就是一个师生共同制定评价标准的过程。让学生通过欣赏各种漏窗图案后谈感受, 并结合个案分析归纳“造型美”和“意境深”这两个设计要点, 并提示学生这也是设计方案的评价标准, 又以学生的错误案例进行分析引出“可制作”这个评价标准。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参与。同时, 又通过板书、齐读等途径让这个标准在学生设计和评议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从而在学生中形成共识。
3.评价为合作学习导航。有效教学理念告诉我们, 评价是课堂教学的三要素之一, 它是伴随着课堂学习的全过程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课堂教学也是一个评价的过程。因此, 评价本身应该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工具, 它是学生学习的一个GPS。好比是, 我们要去南京, 先导航好, 那么就能根据导航指导不同时段我们到达哪里, 离目的地还有多少距离。学习也是一样, 在本节课中, 老师先是围绕评价标准的制定引导学生对于设计漏窗方案进行了方法和技术上的指导;将评价标准前置, 然后在标准的引领下学生进行设计, 再根据这样的标准在组内推荐最佳作品, 最后基于标准点评其他小组的设计方案。整个学习过程始终有这个评价标准伴随, 评价标准真正成了学生合作学习的导航。
目标、任务、评价是合作学习课堂教学的三个要素, 我们审视课堂教学中的合作学习必须学会从任务的设定追溯目标的对应, 从合作的参与反思任务的呈现, 从师生的评价叩问标准的定位。
摘要：课堂观察中观察者利用工具收集到所需要的信息之后, 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信息既是作为分析的对象, 又是对归因进行解释的重要证据。
归因偏差与因果探源 篇4
所谓归因，即执果索因。一般说来，影响人们行为及其后果的因素有两类：一是外在情景及其心理投射；二是人的个性特征，如有主张曰“性格决定命运”。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看，可通过关注共同性（此情景下，个体行为是否总是如此）、区别性（情景变化，个体行为是否会变）、一致性（所有人在此情景下是否均如此）来分析结果是外部情景还是内在个性引致的。在实际决策中，人们受到以偏概全、推己及人、信而忘疑的影响，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存有极大的主观性；在厘清各个变量、利益主体间的关系时，更是受到关系模糊、非完全信息、有限计算能力、不确定性等的渗透。因此，在因果分析时，会出现主观判断偏离客观规律的倾向，即归因偏差。
归因偏差有三种类型。一是主客归因，将行为及结果更多地归结为个体特征，忽视了群体共性、独特环境、关键时刻等情景因素；二是人我归因，对于自我行为更多地看到环境的制约，对他人行为则更为关注其个性特征，常常觉得他人没有自己宽容、开放、积极等；三是正负归因，由于自我服务倾向，把正面行为视为自己个体特征使然，而把负面行为归咎于所处环境的不友好。
受归因偏差的影响，人们会觉得成功了是自身的能力超强，失败了则是遭遇的时运不佳。这样，结果就使得成功者易过度自信、低估风险，失败者易悲观自卑、高估风险；企业组织往往会把前者提升至高位，手握权柄，发号施令，而后者则会被边缘化。基于相互参照、相互嫉妒的原因，某个集团的胜利有时就意味着另一集团的失败。所以，对于同样的成果，到底该被判为成还是败，有时还会取决于是己方群体取得，还是与己方竞争的群体取得。从政治上看，归因分析还具有揭示规律与落实责任的双重作用。究竟是为了明确责任以便适当奖惩，还是为了总结教训便于学习提高；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归因态度与结论：若以奖惩为要务，则易陷入争权夺利、相互推诿的组织内斗之中；若朝前看，聚焦于工作改进，则会有利于大家齐心协力、想方设法。
当然，归因偏差的形成也可能是由于人们认知能力有限，无法洞察事物真相。这种并非刻意为之或无意形成的归因偏差，如，由于人们的注意力稀缺，在一定时间内所关注的重点只能“聚焦”在几个或一两个关键点上而无暇旁顾，结果就会在不经意间忽视那些非聚焦的事务，也就是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资源、精力去追根究底，以掌握决策相关的更为全面准确的信息，只能依据片面的、有限的、局部的经验和知识来做决定。
归因偏差的出现，还有时是迫于情境压力。例如，问题本身太过复杂、受众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事情紧迫来不及细思，此时也许根本找不到清晰的事物内在因果联系，而只能凭借决策者的本能、直觉或组织的惯例去行动。但即使如此，面对不同的情境，也还是可以考虑采取相应不同的决策方式，例如，以随机对随机，以确定对确定，这正如人们常说的“农民种啥得啥，牧民养啥得啥，渔民遇啥捕啥，猎人见啥打啥”。显然，出海打鱼，若非某某鱼不可，可能空手而归；若在水池养鱼，毫无规划，恐“年年无鱼”。面对不确定而快速变化的环境，与其依赖个人觉悟，让控制欲强、过度自信或者过度保守的领导“朝纲独断”，可能还不如占卜算卦有效，毕竟后者带有不确定性，更少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
面对不确定情况，若不清楚其真正的因果关系，人们一般会表现出这样的归因倾向：对于偶发事件，无论成功或失败，一旦经历过，就会高估其再次出现的概率，如，杯弓蛇影，守株待兔；对于频发事件，若情况一直很好，则会低估其出问题的概率，最终因主观重视不够而引致问题出现，反之，若情况一直很差，则会高估其出问题的概率，结果因放弃努力而导致问题增加。对于整个企业来说，低估问题、高估能力易导致过度自信，高估问题、低估能力易导致悲观失望。经常见到的企业成败轮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到此类归因倾向的影响，这就如古人所说“数战数胜，主骄民疲，败象隐现”。
考虑到环境、机遇、能力等众多因素的不确定影响，有时还会出现事先难以预料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情况，这就是表现为类似均值回归的随机波动，即祸福相依、成败轮回，特别好运或特别倒霉的事件均难持续出现。例如，达到人生顶峰、取得辉煌业绩等，往往需要机缘巧合，一旦遇上，接着要想复制佳绩，通常非常困难。研究表明，现实中存在着受“均值回归”作用的“明星CEO诅咒”现象，那些因过往业绩超群而获得过大奖的CEO，如特别成功的明星企业家、经营大师等，从股票收益率和资产投资回报率看，相对于同类企业、同等能力的其他CEO来说，其所打理的公司的表现均欠佳，尤其是在获奖之后的三年中，情况就更是如此。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明星CEO的继任者会面临更大挑战，而糟糕CEO的接任者自然更易迎来业绩改善，花大钱请成名职业经理人可能不一定划算。 责任编辑：邓中华 dengzhonghua@guanlixuejia.com （欢迎对《管理学家》杂志社的文章提出建议或投稿，联系邮箱：guanlixuejia@gmail.com）
计算错误何止归因“马虎” 篇5
一、分析
1.学生易感知定势, 计算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学生的感知特点比较笼统、模糊, 往往只注意到算式的某一部分, 感知的印象缺乏整体特征, 再加上感知本身的选择性, 很容易出现感知错误。计算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常发生抄错数字, 写错符号, 以及漏写数字等所谓的粗心错误。
2.熟练程度不够。
课堂上, 教师多注重算理及方法的认知理解, 学生实际练习运用的机会和容量较少。久而久之, 学生计算速度慢。一遇上题目较多时, 为了赶时间, 正确率就会降低。
3.爱用改正纸和铅笔。
学生每次作业都有好几处用改正纸。为了便于改正, 有的学生的练习册还用铅笔书写。
4.习惯了父母检查。
以往每次写完家庭作业, 都要求孩子给家长看, 孩子也就一写完作业就拿来给父母检查。这样, 孩子习惯了父母帮忙检查, 自觉检查的习惯尚未养成。
二、策略
1.强化视知觉能力训练。
视知觉是把眼睛看到的信息传递到大脑, 对看到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能力。学生为什么会把“16.3×18+8.37×18”中8.37算成83.7, 为什么忘了进、退位, 这些都与学生的视知觉能力有关系。为了提高学生的视知觉能力, 我进行了以下两种专项训练。
(1) 抄电话号码。我找了一本废旧的电话号码簿, 让学生照着电话号码簿上的电话号码抄写。要正确快速地抄写好电话号码, 眼睛要看清楚、大脑要记正确、手要写对写好。
(2) 规律写数。先上下写两个数, 将上下两个数的积 (满十就写个位数, 也可以求和或差) 写在上面那个数的后面, 再把上面那个数抄写在下面, 以此类推, 如
6 8 8 4 2 8 6……
3 6 8 8 4 2 8……
这样长期训练, 孩子的视知觉能力得到统一平衡的发展, 减少感知定势带来的笔误。
2.巧用积极暗示效应。
暗示, 是指用含蓄、间接的方式, 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暗示作用往往会使别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 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心理暗示的教育效应对各个年级阶段的孩子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家长、老师反复当着孩子的面说:“你太粗心了! ”当着孩子的面对别人说:“只有在我看着他时, 他才能认真做。”这样久而久之, 对孩子会产生不良的心理暗示, 认为马虎是天性。与此相反, 积极的心理暗示会让孩子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如同温暖的阳光和丰腴的土壤, 能让孩子茁壮成长。
3.减少依赖性。
橡皮、改正纸和涂改液是造成马虎的一个根源, 反正错了可以擦, 于是错了擦擦了错, 学生不在乎。于是, 我告诫孩子是不可以拥有这几种学习用品的, 凡发现有必没收, 并且要求学生练习册用钢笔书写。这样一来, 学生错了不允许涂擦, 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真书写。“三思而后行”, 想好了再做, 争取一次做对。这样一来, 就能很好地培养认真的学习习惯。
家长代替孩子检查作业的直接结果就是孩子依赖思想很重, 助长了孩子马虎、不负责任的坏习惯。因此, 家长应该教会孩子自己检查作业, 若不放心, 则可以在孩子检查完之后自己再看一遍, 发现错了也不要直接告诉他哪道题错了, 而应该要求他再次检查, 直到自己找到错在哪里。时间一长, 孩子就会养成做题仔细、检查认真的好习惯。
4.提高计算技能。
(1) 加强口算训练, 切实打好基础。口算是一切计算的基础, 只有基本口算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形成良好的计算能力。家长可以坚持让孩子每天做口算题。口算的内容可以包括本册的口算题和以前学过的基本口算内容, 让孩子进行反复练习, 以求达到熟练的程度。
(2) 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做到一看 (看清题中的数字和符号) , 二想 (想先算哪一步, 后算哪一步) , 三算 (认真准确计算) , 四查 (检查数字抄错没有, 检查运算顺序错了没有, 检查结果是否准确) 。计算时要有耐性, 不急躁, 认真思考, 即使做简单的计算题也要谨慎。计算时要书写工整, 格式规范。即使在草稿纸上计算也要书写清楚, 方便检查。
5.建立“学习积星卡”升级制度。
成功的教育往往离不开有效的激励。为了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享受成功的快乐, 我给学生建立了数学“学习积星卡”升级制度, 具体目标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和孩子商定。坚持按时记星、月小计、学期统计, 用红星颗数减黄星颗数得到积星结果, 得10颗红星是童生、再得10颗红星是秀才、再多得15颗红星就是举人、再多得15颗红星就是进士、再高级别的探花、榜眼需各在此基础上各累计多得20颗红星, 最后再多得30颗红星就是状元。学生听完“学习积星卡”升级制度后, 兴致勃勃地数起红星颗数来, 立即对照现在到了哪个级别, 还差多少颗红星就可以升至下一级别了。
三、感慨
通过以上综合训练, 孩子对数学有兴趣了, 自信心足了, 常见的问题悄然不见了。叶圣陶曾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老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如果学生遇事多动脑, 勤思考, 就一定能有效遏制马虎, 养成学生严谨、一丝不苟的学习习惯。
摘要：学生在实际学习中, 计算差错多, 正确率低, 严重影响数学学习兴趣及学习质量。老师简单粗暴地归咎为“粗心”、“马虎”,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 实则不然。
关键词：错因分析,策略探究,计算能力
参考文献
[1]姚便芳主编.小学儿童教育心理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护理不良事件归因分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统计2009年—2010年护理系统发生并上报的护理不良事件, 共82例。按不良事件不同类别分类统计, 进行资料整理。
1.2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 对95例不良事件进行回顾性分析。利用根本原因分析法, 对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一般描述性统计及百分率。
2 结果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由高到低依次为给药错误20例占24.39%, 管路滑脱17例占20.73%, 跌倒15例占18.29%, 烫冻伤9例占10.98%, 投诉、意外死亡、其他分别为7例, 各占8.54%。
3 讨论
3.1 建立非惩罚性护理不良事件上报体系
无惩罚呈报属安全文化范畴, 是指在差错发生后, 不是惩罚犯错者, 而是寻找导致差错原因, 改进相应流程。其目的一方面从经验中学习, 另一方面分析危险因素和事态发生发展的趋势[2]。因此, 主动上报是实现改进的前提, 它需要护士转变理念, 清楚上报是为了避免同类差错事件再次发生, 对护理安全有预警作用。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可分为强制和自愿两种形式[3]。自愿报告是指当事人或不良事件发生部门, 在管理部门未知晓的前提下主动将不良事件进行上报的一种形式, 包括导致病人伤害或伤害非常小的差错 (包括临界差错) , 是前者的重要补充, 也是最难被暴露的部分。护理事件上报可有多种形式, 如网络直报、电话上报、书面上报等。
3.2 归因分析
调查显示, 护理不良事件排在前3位的是:给药错误、管路滑脱、跌倒, 与李香娥[4]调查结果相似。在82例护理不良事件中, 给药错误发生频率最高20例, 占24.39%。分析原因:①人力不足, 床边双人核对未能落实导致事件发生。如床边治疗时, 无双人核对致给药对象发生错误。未根据住院病人数量安排足够的人力, 导致护士在工作时“赶”工作, 如转抄医嘱时剂量、用法错误, 漏写皮试等。②工作流程有缺陷, 如医嘱为甘露醇125 mL静脉输注, 执行时未将剂量按医嘱要求配制好, 而是将250 mL的液体直接给病人接上, 输半量再将其换下, 导致输入剂量错误。又如口服的液体无标示, 导致口服药液用做静脉给药。③护士安全核对意识缺失, 无落实“三查七对”制度, 如转床病人病历资料无及时标注转床, 医嘱录入时只看床号, 导致录入错误;查对时只查对床号, 未查对姓名, 最终导致用药错误。研究显示[5], 护士自身对护理风险意识不足是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直接因素, 而护士缺乏安全核对意识是导致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的间接因素。改进措施:首先进行弹性排班, 保证治疗护理高峰时段人力充足, 落实好查对及床边双人核对制度。其次对护士进行职业安全教育, 安全查对制度不仅是保护病人安全, 同时也是保护护士职业安全。再次改进工作流程, 严格按医嘱药物剂量配制药液, 防止执行剂量不准确。
管道滑脱17例, 居第2位, 占20.73%, 脱出的管道有胃管、尿管、PICC管、气管插管和气管套管。分析原因:①镇静药品剂量不足, 病人躁动致管道滑脱或拔出居首位, 为8例。②清醒病人难以耐受不适, 自行拔管7例。③固定方法不正确或不稳妥致管道脱出2例, 如PICC置管病人对3 M贴膜过敏, 皮肤骚痒, 无使用保护套固定, 病人睡眠中挠抓皮肤时将管道拉出。又如气管套管固定过松, 病人剧烈咳嗽时套管脱出。因此, 带管病人需加强与医生的沟通, 防止因病人躁动意外脱管;其次固定方法应正确稳妥, 保证做到有效固定;清醒病人告知病人管道留置的重要性及脱管的危害, 取得病人的主动配合。
跌倒15例, 居第3位, 占18.29%。对病人年龄进行统计显示, <70岁3例, ≥70岁12例, 占80%, 高龄病人是跌倒的高危人群。改进措施:制订防跌倒相关措施, 其中住院年龄≥70岁的病人, 入院24 h完成防跌倒评估, 以识别高危病人。其次, 提高护士的评估能力, 准确识别高危病人, 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教育, 如使用镇静药物易致跌倒, 应告知服药的时间, 服药后注意事项, 得到病人的配合, 提高病人防跌倒的依从性。
发生烫冻伤9例, 占护理不良事件10.98%。老年病人热水袋烫伤5例, 术后病人热水袋烫伤3例, 冰敷降温时致冻伤1例, 老年病人和术后病人是住院病人烫伤的高发人群。其中7例是家属擅自给病人使用热水袋造成。因此, 手术病人术前、老年病人入院时应做好家属的宣教工作, 勿自行给病人使用热水袋, 尤其目前市场上出售的电热水袋, 使用时温度较难掌握, 而老年病人皮肤感觉功能减退, 对热不敏感, 极易造成烫伤。
在7例投诉事件中, 院内工作人员投诉2起, 住院病人投诉5起。分析原因:服务态度不满意4例, 技术操作原因3例。因此, 需提高护士的语言沟通能力, 提高服务意识。低年资护士加强技能训练, 注意新老搭配的排班原则, 工作中互补。其次在工作高峰时段安排充足的人力, 避免护士因“赶”工作影响工作质量。
4 小结
建立非惩罚性护理不良事件上报体系, 目的是从经验教训中学习[6,7,8,9,10], 有助于护理管理者及时了解并掌控护理事件, 及时采取主动的干预措施, 有效减少恶性事件发生, 减少不良后果。归因分析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护理管理, 通过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事件发生的原因, 并针对问题采取相应措施, 使护理安全质量得到提高。
摘要：[目的]通过对护理不良事件的归因分析, 寻找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的薄弱环节, 为护理管理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 对某三甲医院2009年1月—2010年12月护理系统上报的护理不良事件进行分类统计, 用归因理论对护理不良事件进行分析。[结果]护理不良事件排在前3位的依次为:给药错误20例占24.39%, 管道滑脱17例占20.73%, 跌倒15例占18.29%。[结论]使用归因理论对护理不良事件进行分析, 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减少给药错误、管道滑脱和跌倒的发生, 能有效降低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护理不良事件,归因分析,护理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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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莘, 王祥, 邵文利, 等.335起护理不良事件分析及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 2010, 45 (2) :13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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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慧珊, 施雁, 毛雅芬.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研究现状及思考[J].护理研究, 2009, 23 (8B) :2137-2138.
[8]吴君, 黄正新, 黄小红, 等.护理不良事件报告表的设计[J].护理研究, 2011, 25 (6B) :1537.
[9]肖爽, 赵庆华, 肖明朝, 等.不良事件信息化管理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护理研究, 2011, 25 (3B) :726-727.
高中英语写作错误归因 篇7
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都能通过写作反映出来。“写”在四项基本技能中属最难。从历年高考英语书面表达得分来看, 我国高中生英语写作水平不容乐观。本文在之前学者研究基础上分析高中生英语写作中错误的类型, 通过探索错误的原因, 进而提出几点针对性解决策略。
一、高中英语写作中的错误类型及其分析
1、高中英语写作中错误类型
1.1语篇错误
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和研究中, 语篇是高于句子的又一语言单位。语篇的连贯一般指关键词和句子结构之间是否表达贴切, 同样也是英语写作中要遵循的基本要求。从整体性考虑, 要求句与句之间的逻辑性以及排列方面做到主次分明。但在英语写作中, 由于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差异, 写作思维与语篇布局习惯也有所不同, 就容易出现中国式的写作, 与英语中的习惯表达不吻合。
1.2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主要集中表现在名词单复数的不正确使用、语态的错误使用以及时态运用不当等几个方面。
1.3词汇错误
积累大量的词汇在英语写作中尤为重要, 词汇的搭配使用不仅实现了整句之间的密切组合, 而且还能使句式变得更加丰满。然而在高中生英语写作中, 普遍存在词汇量不足以及拼写诸多错误的问题, 进而造成在写作中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或用法不准确, 再加上部分复杂的词语不知道如何拼写, 就会去找简单的替代词汇, 结果造成整个句子表达不妥当, 通篇文章质量下降。
2、英语写作错误类型归因分析
2.1母语干扰
学习任何语言都会受到自身固有语言结构的影响, 由于英语与汉语在语法形式上有本质的区分, 在汉语的影响下, 在英语写作中经常会不由自主采用汉语的表达手法。从目前看, 大部分高中学生在进行英语写作中, 首先都会将汉语意思逐字逐词逐句一一翻译, 忽视英语中语法、语态以及时态的应用, 写出的英语作文自然不达标。
2.2词汇方面迁移
词汇作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成文章写作中的基本元素,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要提高自身英语写作水平, 首先要以词汇作为突破口, 只有熟记并掌握英语词汇的使用方法, 才能游刃有余地运用准确词汇搭配写出高分英语作文。在母语学习环境作用下, 学生在英文写作中使用的多是与汉语意思相接近的词汇, 如果不了解词语的准确用法就容易出现歧义。
二、提高高中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教学策略
1、重视基础知识及技巧的锻炼
教师应转变英语写作教学理念, 在平时教学中更应该重视学生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 教师还可以利用语篇教学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尤其是通过对课文的详细分析, 向学生传授各种题材文章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如主题的展开以及如何运用关联词来有机地将段落组合在一起等。通过提高技巧的训练, 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
2、指导学生大量阅读英文原文, 模仿典型范文
在课堂上, 教师可以让学生阅读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一方面指导学生分析文章句式结构, 通过比较汉英文章主题思想和文章段落结构的方式, 了解汉英写作中思维模式的不同, 进而对学生从整体上掌握文章结构起到启发作用;另一方面在熟悉英语写作方式的基础上, 学生可以刻意模仿教师提供给大家阅读的文章, 不断积累更多典型的优美词句, 以便作为今后写作的参考, 在安排自己文章结构时, 尽最大限度地使用英语语篇模式继而发展成为一种自觉主动的思维方式。
3、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英语学习思维
学生负担过重不单归因学校 篇8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 学校教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还不能得到很好满足, 特别是一些地区、学校、教师教育教学观念落后, 教学方法简单陈旧, 在升学愿望强烈的需求、追求学生成绩的评价下, 采取延长讲授、题海战术、反复模拟等办法, 不失为单一目标下的一种可选择途径, 其结果必然让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然而, 这却不是问题的全部。
受中国“学而优则仕”传统文化影响, 受“金榜题名”的鼓舞, 社会的人才观一直得不到正确、有效的引导。学生学习的目的, 或是考进“名校”, 或是进入“好专业”, 找到一个“旱涝保收”的岗位。而自觉追求适应个性发展、适应社会各行业需求学习的学生少之又少。基层政府领导评价、宣传本地教育讲的是“有多少学生考入某某著名高校”;媒体宣传的是本地高考状元;企业招聘, “985”、“211”高校毕业生是招聘的门槛。学校在这样的氛围下, 不去追求升学率、重点率, 行吗?
再来看学生家庭。中国进入少子女或独生子女家庭时代, 家长都对自己孩子充满期待, 受传统影响, 管孩子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依法教育和抚养孩子却没有多少人知晓。加之当前社会就业生存压力的存在, 多数家长把对孩子未来的憧憬归因于眼前孩子学习成绩、分数的高低, 有的甚至把自己年轻时未实现的“理想”让孩子来完成, 由此造成孩子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学业负担。这些家长很少通过专门学习、培训, 懂得教育规律、学习方法, 他们把为孩子补课付费看成是自己的责任, 而孩子不管是否受益, 只要参加了补课同样认为自己尽了义务。于是, 学业和补课造成了全家人心理负担、家长经济负担、学生身体负担的加重。
草坪上的“归因训练” 篇9
过了一会儿，一位妈妈牵着一个头戴蝴蝶结的女孩走过来。“蝴蝶结”看到“背带裤”在玩风筝，不肯走了。“妈妈，我想玩风筝！”“好啊！你自己去和姐姐说，说姐姐，我想玩玩你的风筝好吗？”“蝴蝶结”犹豫着，有点害羞地粘在妈妈身上不肯动。大大的眼睛一会看着妈妈，一会扭头看着放风筝的“背带裤”。她深吸一口气，往“背带裤”身边挪了两步，小声说：“姐姐……姐姐我可不可以…… ” 本来有点累的“背带裤”忽然来了精神，得意地瞟她一眼，同时发出“哼”的一声，飞快地拉着风筝跑开。
“蝴蝶结”转头扑向妈妈的怀抱“呜呜”哭起来。我开始有点担心孩子的妈妈，我是学心理学出身的，忍不住想要看看她怎么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毕竟是在她的鼓励下，孩子碰了个大钉子。
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归因模式”，指的是我们对事情原因的归纳方式。比如一次考试考砸了，有些人会觉得是自己太笨了，下次要更加努力；有些人会觉得是题目太偏，考不好很正常。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归因模式。前者叫做内部归因，也就是把一件事情的发生原因，归结到自身的因素上；而后者叫做外部归因，把原因归结在外部因素上。两种归因方式和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性格内向的人爱反思，会更多做内部归因。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会选择让自己舒服的解释来对外部事件进行灵活归因。可是，对于性格还未塑造成形的孩子而言，家长的引导就非常重要了。孩子面临着充满意外的世界，对于让孩子极度沮丧的事情，如果引导不好，会让一些敏感的孩子因过分自我保护而不敢尝试事情。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鼓励孩子进行内部归因，比方说：学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问题……别瞎找借口，净说别的小朋友这不好那不好，你自己呢？而所谓“听话”的孩子此时就会说：“妈妈，是我不好，不怪小明。”孩子这种泛滥的内疚感通常被我们认为是“懂事”的表现。甚至在电视剧中，我们都会经常见到这种桥段：“爸爸，妈妈和你离婚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听话啊。”爸爸一把揽过孩子，感动地哽咽难言。
每每我也会为这样的桥段感动得泪流成河，但直到学了儿童心理学才明白，孩子对外部事件过分“自我归因”，其实是内疚感泛滥——孩子不懂得辨别和分析，只是不加选择地认为这件事和她有关。这是有风险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将无法树立起应有的自信，变得脆弱、孤僻、自责，不敢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观点深入欧美教育界，所以在他们的电影里，比方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当幸福来敲门》，会出现这样的片段：当儿子说“爸爸，妈妈和你离婚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听话”的时候，爸爸使劲摇晃着孩子，“孩子，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记住，妈妈离开我们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妈妈此时的引导将极大影响孩子的性格。只见她蹲下身来，握着“蝴蝶结”的小手说：“你想不想玩风筝？想玩再问姐姐一次哦！刚才你声音太小啦！来，大点声，再问姐姐一次。要是姐姐不肯，我们就回家玩好不好？”在妈妈怀抱里待了一会的“蝴蝶结”，这次勇敢地追着“背带裤”跑起来，“姐姐，你给我玩一下嘛，玩一下嘛。”谁知“背带裤”看到后，好像被吓到了一样，刷的一下跑得远远的。
“蝴蝶结”这次站在原地，怔怔的。这可能是她从小到大受到的为数不多的拒绝之一。甚至可能是第一次。而“背带裤”的表现，肯定已经超出她日常经验的范畴了。她撅起了小嘴巴，低头看着地。四五岁的小脑袋里，此刻一定充满了问号，甚至已经开始了过度的“自我归因”：“为什么姐姐不给我玩呢，是不是我不乖，姐姐不喜欢我呢？”我饶有兴趣地等着看妈妈的反应。
这时，妈妈蹲下，对孩子说：“宝宝真棒真勇敢！你已经试过了，可是姐姐好像还是不肯给你玩呢，我们走吧！”
“妈妈，姐姐为什么不肯给我玩风筝啊？”“蝴蝶结”晃着妈妈的手问。
“恩，可能姐姐和你一样，都有点害羞哦。”妈妈笑着说。
完美的处理，我很受启发。这位妈妈不仅会鼓励孩子和外部世界多做接触，而且在孩子受到拒绝的时候，还会引导孩子不过分地使用"内部归因"。这对孩子的成长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归因理论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篇10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结果进行分析, 推论这些行为原因的过程。理解学生对成功或失败所给予的原因或归因, 是一种鉴别控制学生行为的动机类型的方法。
一、归因理论的基本观点
1. 根据行为原因的来源, 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影响行为的主体内部因素, 包括能力、努力、需要、动机、性格、态度、情绪、品质、个性等;外因是影响行为的外部条件, 包括任务难度、机遇、条件、他人的帮助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个体的任何行为既有内部原因, 也有外部原因, 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行为的根本原因, 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2. 根据行为原因稳定性, 可分为稳定和非稳定原因。稳定原因包括能力、需要、动机、个性、任务难度、社会规范、职业要求等;而非稳定原因包括努力、机遇、情绪、情境等。稳定原因具有经常性、一贯性的特点, 可以在各种场合影响行为者活动的进行, 是影响行为的首要原因; 非稳定原因具有偶然性、暂时性的特点, 只是在特定的场合影响活动的进行, 是影响行为的第二位的原因。在对行为归因时, 要首先考虑稳定原因对行为的影响, 也应十分重视非稳定原因对行为的作用。
3.从控制性角度来看, 可分为可控制和不可控制原因。能力、性格、品质、任务难度、情境等是不可控制原因, 而情绪、努力等是可控制原因。不可控制原因是一种客观存在, 不会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人们在对行为归因时, 既要尊重客观事实, 又要强调主观努力, 避免因不能客观地分析可控制性原因和不可控制性原因对行为的影响而导致归因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二、归因的一般情况
人们的归因可以分为八种情况:一是内部稳定的可控因素, 如自控水平。如果一个学生把阅读水平归因于自控水平, 如果自控水平低导致阅读成绩提不上去, 那他就会注意提高自己的自控水平, 以争取获得好的成绩。二是内部稳定的不可控因素, 如能力高低。如果一个学生把自己学习的好坏归因于此, 认为阅读水平高是由于能力强, 那他就会信心充足, 甚至趾高气扬;认为阅读水平低是由于能力低, 那他就会丧失信心, 任由失败。三是内部不稳定的可控因素, 如努力程度。如果一个学生认为阅读成绩高是由于努力的结果, 那他就会鼓励自己继续努力, 并预期今后再次获胜;认为阅读成绩差是不努力造成的, 那他就会相信只要自己努力, 一定可以获得学习成功。四是内部不稳定的不可控因素, 如身心状况。如果一个学生把学习的优劣归因于此, 认为由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才取得优良的学习成绩, 而学习成绩不好则是因为身心状况欠佳, 就会注意锻炼身体, 重视心理卫生, 以保持或促进身心健康。五是外部稳定的可控因素, 如方法优劣。如果一个学生把阅读水平高低归因于此, 认为阅读水平高是由于学习得当, 或阅读水平低则是因为学习方法不当, 那他就会自觉地学会学习, 改进学习方法。六是外部稳定的不可控因素, 如任务难易。如果一个学生阅读成绩差归因于任务困难, 那他就会埋怨客观, 并把今后学好的希望寄托在减轻任务的难度上;认为自己阅读成绩好是由于任务容易, 那他就会提醒自己, 今后要认真学习, 以应付困难任务的挑战。七是外部不稳定的可控因素, 如他助多少。如果一个学生把阅读好坏归因于此, 认为阅读好是由于有他人的积极帮助, 而阅读不好则是因为未能得到他人的帮助, 那他就会虚心地向他人请教, 搞好人际关系, 争取他人帮助。八是外部不稳定的不可控因素, 如运气好坏。如果一个学生把得失归因于运气好坏, 那么学生成功, 他就会产生侥幸心理, 并祈求今后仍能碰上好运;倘若学习失败, 那他只好自认倒霉, 不去做任何的努力。
这些对学习结果的归因往往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动机, 从而左右着学生日后的学习行为。良好的归因模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形成对下次成功的高期待;不良的归因模式不仅不利于学习动机的激发, 相反, 会让学生常常采取逃避努力等消极行为, 尤其是对学习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说, 影响更为深刻。因此, 教师应引导学生进行客观归因。
三、指导学生进行正确归因的策略
第一, 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的优点。不同国家的学生的特点不同, 他们往往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优缺点。教师应当结合他们的民族特征和个性特征, 帮助他们发现自身的优点, 发挥他们的优势, 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例如, 许多非洲籍学生, 他们的创造力较强, 常喜欢开玩笑, 说出的故事也栩栩如生。教师可以把这些看成是他们的优点, 并把它们运用到学生演讲中, 或让他们编一些与课堂主题相关的小故事。有些亚洲国家的同学比较含蓄, 不如欧美的同学活泼开朗, 在口语课的课堂上表现力不强, 但是他们踏实、认真, 在诸如阅读课之类的课堂上往往有突出的表现。教师可以帮助他们在阅读课上建立信心, 他们会更加努力, 学生的优点常常表现得较明显, 因此, 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和独特之处。
第二, 向学生传递乐观的和可控制的归因。归因最理想的方式就在于把成功部分归因于相对稳定的能力 (对将来的成功保持乐观) , 部分归因于可控制的因素 (努力、学习策略) 。然而, 在总结失败教训时, 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因于那些内在的、不稳定的以及可控制的因素。从而我们对学生失败的归因就可侧重于他们的努力和学习策略上, 而非归因于他们的能力低下 (学生认为是不稳定的、是不可控制的) 或外在的因素。
教师可以通过诸如“你做的很好, 很显然, 你是下了功夫的”“努力越大, 收获就会越多”, “也许, 下回你得再加把力才行。同时, 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建议”等, 此类的陈述向学生传递乐观的归因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