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系统论（通用12篇）
翻译与系统论 篇1
机器翻译研究是一项艰巨的研究课题。自1954年美国乔治顿大学进行第一次试验以来, 机器翻译已经发展了五十余年, 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曲折历程。人们对它的评价毁誉兼有。但不容忽视的是, 经过机器翻译工作者的执着研究和反复探索, 机器翻译无论从理论技术还是从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一、机器翻译概况
机器翻译 (machine translation) , 又称为自动翻译, 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源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自然目标语言的过程, 一般指自然语言之间句子和全文的翻译。它是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一个分支, 与计算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自然语言理解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整个机器翻译的过程可以分为原文分析、原文译文转换和译文生成3个阶段。在具体的机器翻译系统中, 根据不同方案的目的和要求, 可以将原文译文转换阶段与原文分析阶段结合在一起, 而把译文生成阶段独立起来, 建立相关分析独立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 原语分析时要考虑译语的特点, 而在译语生成时则不考虑原语的特点。在搞多种语言对一种语言的翻译时, 宜于采用这样的相关分析独立生成系统。也可以把原文分析阶段独立起来, 把原文译文转换阶段同译文生成阶段结合起来, 建立独立分析相关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 原语分析时不考虑译语的特点, 而在译语生成时要考虑原语的特点, 在搞一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翻译时, 宜于采用这样的独立分析相关生成系统。还可以把原文分析、原文译文转换与译文生成分别独立开来, 建立独立分析独立生成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 分析原语时不考虑译语的特点, 生成译语时也不考虑原语的特点, 原语译语的差异通过原文译文转换来解决。在搞多种语言对多种语言的翻译时, 宜于采用这样的独立分析独立生成系统。
二、国外机器翻译发展
1954年, 由Georgetown大学和IBM公司合作, 实现了第一个真正的机器翻译系统, 并且在IBM纽约总部进行了俄译英公开演示。他们用IBM-701计算机, 把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翻译成英语。尽管这个系统很小, 只有250条俄语词汇, 6条语法规则以及精心挑选的翻译例句, 但是第一次向公众和科学界展示了机器翻译的可行性。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在美国掀起了机器翻译研究的高潮。这一时期的机器翻译系统主要采用直接翻译 (Direct Translation) 方法, 一般都没有进行很好的源语言据法结构分析, 而是主要以词典为驱动, 利用词典中的语法和语义特征来实现翻译。直接翻译方法的特点是在源语言分析阶段和目标语言综合 (即生成) 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这样的系统被称为第一代机器翻译系统。
20世纪70年代, 西欧和加拿大开始出现以追求可读性和忠实性为目标的第二代机器翻译系统。这些系统以基于转换的方法为代表, 普遍采用以句法分析为主、辅以语义的基于规则的方法, 采用有抽象的转换表示的分层次实现策略, 综合了多种技术:知识与算法分离, 模块化设计, 多种句法分析策略以及语义分析等等, 并且大多引入了人工智能技术, 其中许多方法和技术直到今天仍被沿用。期间比较著名的系统有:SYSTRAN多语言翻译系统、Weinder系统、EURPOTRA多国语翻译系统、TAUM-ME-TEO系统等。
20世纪90年代至今, 随着Internet的普遍应用, 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国际社会交流的日渐频繁, 传统的人工作业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迅猛增长的翻译需求, 人们对于机器翻译的需求空前增长, 机器翻译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国际性的关于机器翻译研究的会议频繁召开, 中国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机器翻译软件, 例如“译星”、“雅信”、“通译”、“华建”等。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 商用机器翻译系统迈入了实用化阶段, 走进了市场, 来到了用户面前。
三、我国机器翻译发展
中国机器翻译研究起步于1957年, 是世界上第4个开始搞机器翻译的国家, 6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中断, 70年代中期以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都在进行机器翻译的研究;上机进行过实验的机器翻译系统已有十多个, 翻译的语种和类型有英汉、俄汉、法汉、日汉、德汉等一对一的系统, 也有汉译英、法、日、俄、德的一对多系统 (FAJRA系统) 。此外, 还建立了一个汉语语料库和一个科技英语语料库。中国机器翻译系统的规模正在不断地扩大, 内容正在不断地完善。比较有代表性的系统有:高立英汉翻译系统, IMT/EC英汉翻译系统, Matrix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Sino Trans汉外机器翻译系统等等。
鉴于机器翻译仍具相当市场, 中国涉足这一领域的厂商也不一而足。目前, 国内市场上的翻译软件产品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全文翻译 (专业翻译) 、在线翻译、汉化软件和电子词典。全文翻译软件以中软“译星”以及“雅信CAT2.5”为代表;在线翻译软件主要以“金山快译.net2001”、华建的“翻译网上通”为代表;汉化类翻译软件主要以“东方快车3000”为代表;词典工具以“金山词霸.net2001”为主要代表。
由于机器翻译在今后需要满足人们在浩瀚的互联网上方便地进行信息搜集的需求, 于是很多翻译开发者在翻译准确度上下工夫的同时, 开始注重结合用户的使用领域并进行方向性的开发。根据目前的市场发展看来, 在新一轮的竞赛中, 在线翻译前景十分看好。目前, 中国的网民已超4亿, 并继续以极快速度增长。
四、机器翻译系统的类型
根据实现机器翻译系统的技术将机器翻译系统划分为直接式, 基于规则式, 基于语料库式 (基于统计式和基于实例式) , 以及采用混合策略引擎的系统。
直接式机译系统也称直译式机译系统, 一般把原句中的词或句子直接替换成相应的译语的词或句子, 必要时对词序进行简单的调整。这种系统一般难以取得较高的翻译质量, 但是实现技术相当简单, 容易开发。
基于规则 (rule-based) 的系统主要由词典和规则库构成知识源,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机译系统都采用以规则为基础的策略, 一般分为语法型, 语义型、知识型和智能型。
基于语料库 (corpus-based) 的系统是9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其特点是采用大规模的双语语料库作为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基础。根据所采用的具体技术可以分为基于统计 (statistic-based) 系统和基于实例 (example-based) 系统。
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方法把机器翻译看成是一个信息传输的过程, 用一种信道模型对机器翻译进行解释。这种思想认为, 源语言句子到目标语言句子的翻译是一个概率问题, 任何一个目标语言句子都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源语言句子的译文, 只是概率不同, 机器翻译的任务就是找到概率最大的句子。具体方法是将翻译看做对原文通过模型转换为译文的解码过程。因此统计机器翻译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模型问题、训练问题、解码问题。所谓模型问题, 就是为机器翻译建立概率模型, 也就是要定义源语言句子到目标语言句子的翻译概率的计算方法。而训练问题, 是要利用语料库来得到这个模型的所有参数。所谓解码问题, 则是在已知模型和参数的基础上, 对于任何一个输入的源语言句子, 去查找概率最大的译文。
与统计方法相同, 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方法也是一种基于语料库的方法, 其基本思想由日本著名的机器翻译专家长尾真提出, 他研究了外语初学者的基本模式, 发现初学外语的人总是先记住最基本的英语句子和对应的日语句子, 而后做替换练习。参照这个学习过程, 他提出了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思想, 即不经过深层分析, 仅仅通过已有的经验知识, 通过类比原理进行翻译。其翻译过程是首先将源语言正确分解为句子, 再分解为短语碎片, 接着通过类比的方法把这些短语碎片译成目标语言短语, 最后把这些短语合并成长句。对于实例方法的系统而言, 其主要知识源就是双语对照的实例库, 不需要什么字典、语法规则库之类的东西, 核心的问题就是通过最大限度的统计, 得出双语对照实例库。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对于相同或相似文本的翻译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随着例句库规模的增加, 其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对于实例库中的已有文本, 可以直接获得高质量的翻译结果。对与实例库中存在的实例十分相似的文本, 可以通过类比推理, 并对翻译结果进行少量的修改, 构造出近似的翻译结果。
参考文献
[1]P.Brown, S.Della Pietra, V.Della Pietra, and R.Mercer (1993) .The mathematics of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parameter estima-tion.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19 (2) , 263-311.
[2]周海中.“机器翻译50年”.《语文研究群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年.
[3]李志升, 于浩.机器翻译系统.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4]机器翻译.百度文库.
翻译与系统论 篇2
翻译质量评估系统模型的研究
描述了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概念及其分类,分析了量化评估模式,进一步提出了评估系统模型及其开发标准,为实现翻译质量评估系统建立理论基础.
作 者：肖立勤 XIAO Li-qin 作者单位：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山西,太原,030027 刊 名：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英文刊名：SCI-TECH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 ECONOMY 年，卷(期)： 17(32) 分类号：H159 关键词：翻译质量 评估模式 系统模型 系统开发翻译与系统论 篇3
【关键词】翻译系统环境论；《飘》；翻译过程
1. 绪论
翻译学作为一门以其他学科为生存环境、以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在纵向上包括上接哲学、下连实践的四个学科层面，即翻译学哲学（观点）、基础翻译学（理论）、翻译方法学（方法）、应用翻译学（程序），在横向上包含关于翻译总体及其各个方面的各种观点、理论、方法、程序；翻译学的运行和发展取决于它与其他学科和翻译实践之间及其内部各种观点、理论、方法、程序之间的相互关联，体现为从翻译实践经由翻译程序、方法、理论、观点到哲学，再从哲学经由翻译观点、理论、方法、程序到翻译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贾正传，2007）。
翻译系统工程的环境是由与其具有不可忽略关系的原语和译语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以及语言、艺术、信息、审美、社会、文化、自然、人类等层面按特定的差异互补、竞争协同、排斥吸引、对立统一等各种非线性的结构关系构成的、其本身又存在于包含与翻译具有可以忽略关系的要素的更大的系统中并体现为特定的由翻译之前、翻译之中和翻译之后三大阶段构成的运行和演化过程的超系统。
翻译系统工程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活动，综合考虑原语和译语的情景和社会文化等要素，译者翻译时具有能动性，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于翻译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也造成了翻译界的繁荣。畢竟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文质量的评价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读者更钟爱哪一种，还是因人而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是翻译界比较认可的标准，在研究傅译本《飘》时，笔者也用这些标准衡量了译文的质量，从翻译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说，最终的译文必须照顾到整个系统，充分考虑到源语言和译文之间的文化上的差异，译文形成后，整体性和环境成为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最大的特点。
2. 人名的翻译
人名的翻译，采用完全的音译法或完全的意译法都是不合宜的。余光中曾批评完全音译的译名，认为这样的译名“音不及义”，“不能令人顾名思义的译名大半都会淘汰”（余光中，2002）。意译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很推动作用，人名的翻译若符合译入语国家的方式，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程度就大大增加，有利于译文在的推广。傅东华在翻译《飘》的时候采用的人名翻译方法就是十分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例：And I might a well tell you now shes aiming to go in a convent over to Charleston.
傅译：近来她已打算要到曹氏屯一个尼姑庵里去了。
杨译：我干脆跟你说吧，她准备去查尔斯顿的修道院里当修女呢。
傅译和杨译有明显不同，对于Charleston地名的翻译，傅译选择了音译法，曹氏屯听起来很像中国的地名，而杨译采用的是完全音译法，查尔斯顿，不像中国的地名，保留了异域风采。从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的角度分析，傅译要比杨译更好一些，因为傅译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符合中国人方式，注重中国读者的反应，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这样的地名。翻译系统环境论要求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注重系统的整体性，注重原语和译语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傅译考虑了中国读者的需求，与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的主旨相符，笔者认为是较好的翻译。
3. 习语的翻译
习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使用的约定俗成的词组或短句，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文化特征，在翻译外国名著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习语的翻译。习语的翻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把习语用普通的句式表达出来，另一种是在理解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寻找译入语相对应的习语，以贴近译入语读者。傅先生在翻译《飘》时，对于习语的处理，正如他在译序中所说的“对话方面也力求译得像中国话，有许多幽默的、尖刻的、下流的成语，都用我们自己的成语代替进去，以期阅读时可获如闻其声的效果”（玛格丽特米歇尔著，傅东华译，1985：4）
例2：Well，it wouldnt be right to make Jeems face what we dont want to face.
傅译：不过呢，己所不欲，施于人，咱们家自个儿受不了的事儿，也不要叫阿金去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典型的中国习语，意思是不要勉强别人做你自己都不想做的事，傅先生在处理这个句子的时候选用了这个习语十分巧妙，十分生动，使中国读者一下子就懂得了句子的意思，生动传神，符合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的主旨。
翻译系统环境论注重整体把握全局，考虑不同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力求译文能够实现通顺流畅并且具有美感。翻译是一门艺术，需要译者对语言文化充分理解和掌握，并具备一定的审美，对于社会、自然和文化的处理恰到好处，正确的处理整个翻译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译前、译中和译后这三个基本阶段都能遵循这些原则，真正实现系统化、整体化。
4. 结论
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注重原文与译文的情景语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以及语言、艺术、信息、审美、社会、文化、自然、人类等层面结合在一起，充分考虑特定的差异互补、竞争协同、排斥吸引、对立统一等各种非线性的结构关系，由翻译之前、翻译之中和翻译之后三大阶段构成运行和演化过程的超系统。在翻译的过程中，傅先生的译文多处体现了这个理论，充分证明翻译系统环境论具有指导作用。研究翻译系统工程环境论对于翻译实践和学习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贾正传，张柏然。辩证系统视野中的翻译本质和特性[J]。外语研究，2007（4）：90
[2]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36.
古文翻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篇4
关键词：机器翻译,古文翻译,系统设计
1 引言
机器翻译是应用计算机实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过程,目前已经开发并投入使用的翻译软件,如金山词霸、东方快车、译星等,他们通常侧重于中英、中日、英日等不同语种之间的互译,而专门针对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对照的研究还比较少。
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同属于一种语言[1]。但是。现代汉语和古今汉语在字、词汇、语法以及修辞诸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这给我们查找、学习古代文献资料、古代书籍带来了诸多不便。如果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它能对所阅读的古文中的每个字、词给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能够将整个句子乃至整篇文章翻译成等价的现代汉语的语句或文章,将对于我们了解历史、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古人学术成就有重要的意义。
2 机器翻译研究方法
机器翻译技术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其研究方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基于规则(RuleBased)的方法和基于语料库(Corpus-Based)的方法。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技术是最成熟的,也是到目前为止应用最广的,目前有影响的机器翻译系统都是基于规则的。基于规则的方法理论基础是假设翻译的过程就是对源语言进行分析,对语言语句的词法、语法、语义和句法进行分析、判断和取舍,然后重新排列组合,生成等价的目标语言。基于规则的方法可分为基于转换(Transfer Based)和基于中间语言(Interlingua Based)两种[2]。
基于语料的方法以大规模语料库的分析为基础,又可以分为基于统计(stics Based)和基于实例(Example Based)两种方法。它们通过大规模的双语或多语料进行概率运算,依照各语言要素间的相似程度来构造语言模型,从而进行机器翻译。
从机器翻译的历史来看,机器翻译的主流方法一直是规则方法。随着计算机的进步,基于统计的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可以互为补充,因此混合翻译方法和多引擎技术被提出,多引擎的含义是一个机器翻译系统采用多个翻译方法,每个方法就是一个引擎。
本文采用相对比较成熟的规则的翻译方法和实例库相结合,吸取各自的处理优势。利用目前最新的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初步构造一个的古文自动翻译系统。
3 系统框架结构
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原则鉴于机译系统的研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从功能上来讲,系统模型可分为源语分析部分和译文生成部分两部分。源语分析部分遵循语言学的知识,对源语言的形态、词法、语法、语义、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示为内部表示形式,译文生成部分将这种内部表示形式转化为目标语中的合法语句。该系统的总体框架结构可以用图1表示。
1)系统知识库
机器翻译的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应用知识进行推理的过程。知识表示是这一过程的基础。翻译系统知识库主要由一个语言模型、一部词典、多个规则库和一个实例库组成。词典分为基本词典和特殊词典。规则库存放短语规则、句型规则、句型匹配规则、现代和古代转换规则等,所有的规则采用统一的数据结构。例如,词典中的局部规则与全局规则具有完全相同的格式,在使用上局部规则优先于全局规则,这样特别有利于处理一些与具体词相关的特殊用法[3]。词典和规则维护部分具备词典规则的动态查询、修改和增删功能。实例库用于存放现代汉语和古汉语例句及其相关信息。
2)系统处理部分
古汉语词处理部分:包括古汉语自动分词和兼类词的处理,这部分是短语合并和句型匹配的基础。自动分词采用了最大匹配算法,系统利用规则和统计的方法进行消兼。
古汉语分析部分:系统中分短语合并和句型匹配两部分。短语合并的任务是利用各类短语规则和方法,将古汉语字、词分层次合并基本短语,而句型匹配是在短语合并的基础上进行的。
现代汉语的转换和生成部分:根据古代汉语句子和词语的分析结构,结合现代汉语句法规则进行一个意思通顺的句子。具体的转换和生成包括词、短语和句子等3个层次的转换和生成算法。
3)翻译流程
翻译系统的总体翻译流程如图2所示。
系统输入的是古文句子,经过查找古今对照词典,进行分词处理并得到每个字词的注解,然后根据现代语法规则库中规则合成完整现代汉语句子。如果输入的是简单古文字词,就可以直接查找词典,得到字词的翻译、注解和例句等。另外,该系统中还涉及到语料库的收集,语料库一方面提供大量古文句子的译文和注解,这样可以通过查看现有语料资源快速得到古文专家翻译好的现存译文,避免了使用了规则处理过程。另一方面,对于现存语料中没有,机器翻译的结果又不能让用户满意,用户可以自由对翻译结果进行修改,然后作为有典型的句子在存储到语料库中,已被后续使用。同时,语料库还可以针对古代汉语中的一些特殊句式进行分析和处理的,比如倒装句、省略句等要适当原有语句进行必要的修饰和调整。
4 系统实现
采用上述翻译模型,使用Visual Studio.NET2005开发环境中VB语言进行软件的设计开发。该系统的实现的软件界面如图3所示,下面就软件设计开发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介绍。
1)词典建立
翻译离不开词典,同样,机器翻译也离不开机器词典。在机器翻译系统中,机器词典是处理程序赖以对原语言进行分析处理和语言转换的信息来源,机器词典的词条信息的丰富与否是生成高质量译文的关键。
机器词典是供计算机软件使用的,因此,必须将单词的信息形式化。如何表示各种词条信息,使翻译系统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知识,是词典结构设计的基础。词典通常以复杂特征集(setoff complexfe atures)作为知识表示的基础,采用多属性一值的表达方式表示词条信息。
考虑到词典文件的安全性和计算机时间、空间的开销,我们采用数据库的形式建立电子词典,其中基本字词表结构如图4。
对于句子成分和词性符号也以专门的表形式存放于数据库中。语法规则采用BNF范式的形式描述,在编程设计是定义为特定的数据结构。
2)译文生成的难点
古文字词的特殊性使得翻译系统在生成译文时候有很多困难。古文中常见的“一词多义”和“通假”现象在分析时候就要专门处理,如古字“安”可以表示疑问,也可以表示安定等意思[4]。在处理过程中,我们借鉴古文研究人员的成果,将此类词语进行收集总结,系统在翻译时候就可以根据该古文字在句中出现的位置、文献的年代等信息来推断当前句中的可能译文。
古汉语中通常会含有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主语承前句的定语而省略、语序的倒置(或“倒装”)等,因此,要正确处理特殊句式的句子也是一大难点。在本系统中,我们采用的做法是建立若干类特殊句式的语料几个,在系统根据正常语法规则处理不成功后,调用该部分程序,进行特殊句式的分析处理。
5 实验和总结
经过多人对本系统的执行性情况进行测试,实验分别选用的《论语》中50个句子进行翻译测试,结果表明,简单陈述句翻译效果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0%,简单疑问句和复杂句的满意度为82%左右,而反问句的处理效果不够理想。
设计一个完好的自动翻译系统就需要古代文学、现代汉语、历史学、以及计算机学科等多方面知识,有相当的难度。本文从语言学和机器翻译理论出发,设计实现了一个简单的古文翻译系统,在部分测试数据中结果尚好,但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方面。
今后,我们将就歧义处理、特殊句式、算法改进等几个方面改进和提高译文质量进行努力。
参考文献
[1]姚天顺.自然语言理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2]李向东,周清波,黄河燕,等.智能型俄汉机器翻译系统的句法规则库的设计原则[J].中文信息学报,1999,13(1):16-19.
[3]刘荣.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的框架设计和实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6(18):227.
翻译与系统论 篇5
Windows 2008 R2系统中的翻译错误
。
我装的是英文企业版，然后加载了简体中文语言包。不知道直接安装中文版是不是有同样的错误，这个有待其他朋友验证。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1)Turn off 和Shut down都翻译成了关闭，导致歧义。
这2项点选以后，出来的提示信息也完全相同。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
其实Shut down是告诉操作系统软关机(逐步关闭各个应用和服务的正常关机)，而Turn off则有直接切断电源硬关机的意思，是有很大区别的。
而Hyper-V管理器中的翻译就用了关机和关闭不同的词来表达。并且在提示信息中表示的非常清楚。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多元系统解读 篇6
关键词：五四时期 翻译文学 多元系统 俄罗斯文学
一.多元系统论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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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仿生双向手语翻译系统 篇7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中国听力残疾人数为2 054万人,言语残疾人数达130万人[1],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交流沟通,造成了工作、学习、娱乐、就医、维权等不便。他们只能通过手语相互交流,而言语正常的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习得手语,聋哑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迫切需要一套智能翻译设备来帮助聋哑人与普通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2013年微软亚洲研究院和中科院计算所合作已经开发出了基于Kinect手语翻译系统,功能强大而且系统稳定。但该系统具有设备昂贵、检测范围固定、反向翻译需要借助于显示屏、与实际空间有隔阂等缺点,现在并没有普及。机器人是中国工业4.0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未来科技的进步必将使得机器人从电脑屏幕的虚拟空间走进到现实的生活空间,将数据手套和智能手语机器人相结合,使普通群众能够享受智能化生活带来的便捷,符合未来发展的潮流。
1 总体结构与工作原理
该双向手语翻译系统以STM32F103ZET6微处理器为主控制器,采用模块化设计思想,集成语音识别、动作捕捉、动作翻译、LED显示、蓝牙通信等功能,能够实现语音转手势和手势转语音双向翻译。语音转手势部分通过语音识别系统识别非特定人声,并将数据处理反馈给主控制器,然后匹配动作库,获取动作指令,完成指定的手语动作。手势转语音部分通过加速传感器和弯曲传感器捕获手势动作参数,通过比对动作库的值得出手势。此外,系统具有LED显示和语音合成功能,方便用户与机器人的交互。系统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
2 系统设计
2.1 硬件电路设计
2.1.1 语音识别模块
语音识别模块硬件电路包括单片机控制部分、语音识别部分和EEROM。其中单片机控制部分选用的是STM32F103ZET6芯片,该芯片为Cortex-M3内核,最高工作频率72 MHz,1.25DMIPS/MHz可实现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工作电压为2 V~3.6 V,同语音识别模块兼容。语音识别部分选用LD3320芯片作为识别芯片[2],该芯片内部集成了语音识别处理器和一些外部电路,包括AD/DA转换器、麦克风接口、声音输出接口等,不需要外接其他的辅助芯片如Flash、RAM等,直接集成在现有的产品中即可以实现语音识别功能,而且识别的关键词语列表是可以任意动态编辑的。语音识别模块总体结构图如图2所示,其中LD3320芯片内部的语音识别原理框图为虚线框内的部分[3],供电部分采用ASM117(3.3 V,1 A)稳压器。
2.1.2 LED显示模块
LED显示模块采用64×32矩阵共阴极点阵屏,由高亮LED灯、74HC595芯片和UN2003构成。74HC595芯片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具有速度快、功耗低的特点。74HC595作为LED矩阵的驱动器[4],通过串行方式进行控制,具有电路简单、控制方便等优点。电源部分采用LM2596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可达3 A。LED显示模块原理结构图如图3所示。
2.1.3 语音合成模块
语音合成部分选用SYN6288中文语音合成芯片[5],通过异步串口(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UART)直接同主控制器通信。SYN6288是一款性价比高、效果自然的中高端语音合成芯片。该芯片通过异步串口通信方式接收待合成的文本数据,实现文本到语音的转换。SYN6288芯片采用SSOP28L贴片封装,硬件接口简单、低功耗、音色清凉圆润,在识别文本、数字、字符串方面更智能、更准确,语音合成自然度更好,可懂度更高。
2.1.4 机械臂控制系统
机械臂控制系统由32自由度机械臂、PCA9685芯片、LM2596芯片等构成。其中32自由度机械臂是模仿人手臂自主建模设计,并由3D打印机打印而成,关节处装有大扭矩的双轴舵机,能很好地模仿人体的手臂动作,通过控制舵机来实现关节精确移动,结构图见图4(a)。舵机控制器采用两块PCA9685芯片级联的方式,可同时控制32路舵机,电路原理图见图4(b)。PCA9685是一款I2C总线接口的16路PWM控制器,每路均可独立输出有12 bit分辨率(4096级)固定频率PWM。该PWM控制器运行在40 Hz~1 000 Hz范围的频率下,占空比在0%~100%范围内可调。供电部分采用LM2596(5 V,3 A)作为稳压芯片,并联一个1 000μF大容量电解电容,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舵机控制系统[6]实现对32个舵机的精确控制,通过特定算法实现了仅需要输入目标角度,关节便可匀速到达指定位置的目的。由于舵机较多,大大增加了控制的复杂性。程序控制将32个舵机分成了3组:左手(11个)、右手(11个)、左右胳膊(10个),并采取分组控制的方法。
2.1.5 数据手套设计
数据手套[7]由微处理器STM32、弯曲传感器Flex4.5"、OLED显示屏和姿态传感器MPU6050[8]等构成,可以捕捉手指的弯曲程度和手臂的运动状态,经过滤波处理将计算后得到的值与手语库的值进行比对,得到对应的手语动作。其中弯曲传感器采用FLX-03A型Flex4.5",该传感器是一个特殊的电阻型传感器。当传感器弯曲或形变时阻值会发生改变,传感器正常状态时阻值大约是10 kΩ,当传感器向一个方向弯曲时阻值会增加。通过分压电路采集AD值可得到对应的电阻值,从而获得手指的弯曲程度。姿态传感器MPU6050集成了3轴微电子机械系统(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陀螺仪、3轴MEMS加速度计,以及一个可扩展的数字运动处理器DMP(Data-Management Platform),可减少复杂的融合演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传感器安装位置如图5(a)所示,图中:1为弯曲传感器,2为OLED显示器,3为MPU6050,4为微处理器STM32。图5(b)为自主设计制作的数据手套外观图。
2.1.6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在该系统中有两大功能:(1)可以和数据手套通信,将手套捕获的数据指令传至手语机器人,控制语音合成模块发出提示音;(2)可以同上位机通信,方便上位机发送调试指令,寻找动作的关键节点。蓝牙模块选用DX-BT05 4.0,该模块支持UART接口及SPP蓝牙串口协议,具有成本低、体积小、功耗低、收发灵敏性高等优点,只需配备少许的外围元件就能实现其强大功能。
2.2 软件设计
2.2.1 主系统软件设计
主系统软件部分以STM32为主控制器,通过异步串口通信控制完成语音识别、LED屏显示、语音合成,并通过异步串口控制舵机驱动模块完成指定手语动作。主机软件通过内嵌的Fat FS文件管理系统[9],完成对SD卡的数据存储与读取。
具体实现过程如图6所示。系统上电初始化完成后,STM32发送控制指令控制手语机器人播放提示语音并通过LED显示模块播放开机动画,控制舵机驱动模块恢复至起始动作并等待识别。手语机器人获得识别的语音信息后对数据包进行解析,获得指令码并和动作库比对获得指令代码的指针。然后Fat FS文件管理系统读取函数获得动作指令代码,并通过舵机控制器控制手臂关节实现手语翻译。同时,STM32可控制手语机器人发出提示信息,更好地实现人机交互。
2.2.2 主系统软件设计
子系统软件设计包括语音转手势和手势转语音两部分。其中语音转手势子系统实现原理如下:语音识别进行系统初始化,读取位于存储器中的等待被识别的关键词句,等待语音识别指令。识别到语音信号后首先将非特定语音转换为文本。然后提取文本中的关键词,经过算法匹配获得相似度最高的动作,最后将动作指令码转换为数据包通过异步串口传送至主控制器。工作流程如图7所示。
手势转语音子系统实现原理如下:数据手套通过姿态传感器捕获到手臂的动作后,启动定时器,通过弯曲传感器获得手指弯曲程度,并按照固定时间间隔记录手臂的动作和手指弯曲程度。一旦检测到动作停顿后,将每一帧的数据同手语库中的数据比对,寻找相似度最大的动作,然后清零计时器,将数据发送给主系统,OLED模块显示捕获到的动作。如果定时器超时,表示识别错误,结束本次识别,等待下一次动作的来临,工作流程图如图7(b)所示。
2.2.3 上位机调试软件设计
为了方便动作库的编录,开发了一款动作库上位机调试软件。该软件通过VB可视化编程语言编写,能够通过异步串口与主机建立连接。通过拖动软件界面中滑块改变机器人关节角度值,寻找动作库中的关键节点。同时该软件可以将关键节点的值自动生成控制指令代码,提高动作库的编写效率。
3实验结果
系统上电后,自动启动初始化进程。完成初始化后等待语音输入。这里测试了词组“祝您身体健康”。通过向机器人说“翻译”,告知机器人进入翻译状态,机器人回复“好”,表示已经准备好,向翻译机器人说出“祝您身体健康”,机器人开始翻译预先编程好的“祝您身体健康”的手语动作库,回复“正在为您翻译”,同时LED显示屏显示正在翻译的动作名称。具体翻译过程如图8所示。
4结论
此款智能仿生双向手语翻译系统具有操作简单、词汇量较大以及双向转化的优势。产品成本低,识别率较高,不受光照等环境的影响,给聋哑人和正常人之间的沟通带来方便。同时该设备适合用于聋哑人家庭、公共场所以及公益机构进行手语教学,因此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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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adoop的专利翻译系统 篇8
关键词：专利翻译,Hadoop,MapReduce,HBase,HDFS
在现如今数据急剧增长的时代,专利数据的增长也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专利应用被申请,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1],仅在2011年全球就有超过2,000,000件专利,每篇专利文档都会有几十千字节到几十兆字节不等的数据,假设一篇专利的数据量是1M,则只在2011年专利的数据量就可以达到TB级别。另一方面,专利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信息源, 据实证统计分析,专利信息包含了世界科技信息的90% ~ 95%。然而专利信息一般是采用本土语言书写,不便于世界性质的学术交流。考虑到专利信息的这些性质,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主要有两大问题。
1专利信息管理: 有结构性的存储大量专利数据并且能够实现快速检索。
2专利信息翻译: 将专利信息以一种快速的方式批量翻译。
早期的系统大都是采用集中式的数据库,例如My SQL,SQL server或者Oracle。随着数据的快速增长,集中式的数据库会因为负荷过重使得系统运行非常缓慢。因此需要一个快速响应、可扩展、高容错、负载均衡的分布式数据库[2],然而传统的数据库在分布式管理方面存在显著缺陷而且几乎没有扩展的能力[3]。传统的机器翻译,翻译过程是单进程的,所有的翻译任务都会排队在一个阻塞队列里去等待服务响应,显然这种形式的翻译服务不够高效。
为了得到更加高效的翻译服务,本文采用了一种新形式的存储结构,设计了一种高速并行的处理模型,如下所述:
1基于HBase[4,5]和HDFS[6]的混合存储结构。 该结构中,HDFS存储非结构性数据,即专利信息的文本数据; HBase存储专利信息的结构性数据。并且为了得到一个高效的检索效率,在管理节点上建立了一个索引。在检索的过程中,用户会首先得到专利目录信息而不用去操作专利信息文本,避免了大量的无用读操作。
2基于MapReduce框架[7,8]的翻译引擎。翻译引擎被部署在每一个翻译节点上,以HTTP的形式作为翻译服务。翻译的时候,Map任务会调用每一对<key,value >产生中间的翻译结果对。紧接着Reduce任务搜集中间产生的翻译结果对,将具有相同key值的中间对写到一个文档中。
1相关工作
最近几年,随着自然语言处理的兴起,机器翻译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在此之前有许多研究机构已经研究出了较高效的翻译系统。
Christopher Dyer[9]等人用MapReduce在统计机器翻译模型中训练数据,且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来估算双语对齐模型和基于短语的翻译模型参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Stepha Vogel[10]开发了一个开源翻译工具-Chaski,该工具能在Hadoop集群[11]中完成分布式的词对齐、词聚类和短语抽取。Marine Carpuat[12]等人研究了阿拉伯语到英语的统计机器翻译词对齐算法,针对阿拉伯动词和它们的主语顺序带来的问题,提出一种重排后动词主语的方法实现词对齐。Rashid Ahmad[13]等人利用MapReduce增加统计机器翻译的吞吐量,使得MapReduce能够适用于机器翻译系统,通过添加到每个物理机上的方法,可以均匀增加机器翻译的吞吐量。
通过对相关工作的分析,本文了解到有许多关于如何提高机器翻译的性能的研究,并且有一些已经结合Hadoop机群进行机器翻译。然而,现存的研究大都是从一个细粒度的角度,很少有人从比较粗的粒度去研究机器翻译,比如说文档,而且以前的研究大都是集中在如何提高机器翻译本身的性能。本文中将重点放在大量的文档处理上面,并且针对大量小文件消耗系统内存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2系统设计
2.1总体设计
如图1所示,系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存储层、 计算层、服务层以及用户界面。存储层存储专利信息的数据,提供基本的存储服务,并且为了易于管理,存储层对专利信息数据采用IPC(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 进行分类存储,并对存储在Hbase中的专利目录信息建立索引。计算层负责专利信息数据的翻译处理,管理专利数据的调度与任务分配,并负责与服务层的翻译引擎进行交互获得翻译结果。在服务层部署翻译引擎,并提供检索的服务。用户接口用来与用户进行交互,获得用户输入与输出。
2.2数据存储
本文设计了一种针对专利信息数据的高效存储策略,通过对专利信息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并对专利信息数据建立索引,可以快速在分布式系统中检索到专利信息,并且采用HAR( Hadoop Sequence File) 方法解决大量小文件消耗系统内存的问题。
1对专利信息进行分类存储。系统先按照IPC将专利信息数据进行大的分类,然后针对每个大类再进行细分,将具有相同或相似分类的专利数据信息放到相近的空间里。具体实现是将存储在Hbase表中的专利数据以“主分类号+次分类号+专利申请号”为Row key,根据Hbase以Row key字典排序的结论,可以将相近的专利信息放到相近的位置。
2对分布式专利目录信息建立索引。系统利用Lucene对专利信息目录建立倒排索引,可以在大量的专利目录信息中快速获得想要的信息。首先是从Hbase中获取专利数据目录信息,然后通过Lucene建立索引并将索引存储在管理节点上。用户可以根据检索到的专利信息目录大致了解专利的基本信息,并可以根据获得的专利申请号去进一步操作存储在HDFS中的专利文本信息。存储结构如图2所示。
3针对大量小文件采用HAR进行组合。专利数据文件的大小相对于Hadoop默认的64MB数据块而言是非常小的,每个文件都会以大约150B的大小存储在管理节点上,这样管理节点的内存就成了系统的瓶颈。本文通过将大量的小文件合并成HAR文件存储在HDFS上,HAR文件对合并的小文件保持一个索引,记录每个合并的小文件的位置,系统通过一个二级索引仍然可以定位原始的小文件数据。Archive索引结构如图3所示。
2.3专利数据翻译
系统采用的翻译引擎是由东北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开源的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翻译引擎支持英-汉语言的专利互译[14]。该引擎基于智能的机器翻译技术,采用基于( 层次) 短语/基于句法的模型机器翻译策略,除此之外翻译引擎还会对翻译结果进行择优选择以尽量保证翻译的质量。本系统结合翻译引擎与MapReduce框架,对大量的专利信息文档进行翻译处理。翻译处理流程如图4所示。
1Hadoop在处理数据的时候采用的策略是移动计算而非移动数据,即传输少量的计算资源将数据运行在本地,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大量的网络通信而降低系统的性能。因此,在专利文本的翻译处理中,需要对每一个计算节点部署一个翻译引擎。翻译服务发生在Map任务和Reduce任务之间,Map任务将专利信息以HTTP网络服务的方式发送给翻译引擎,获得翻译后的中间结果,最后Reduce任务收集具有相同key值的中间结果对, 输出翻译后的专利文件。翻译引擎部署结构图如图5所示。
2在Map任务中处理的是<key,value >对,为了区分不同的专利信息文本,本文通过改写File In- put Format中的RecordReader方法对每一篇专利信息文本进行预处理,预处理过后得到的key为本专利信息文本的专利申请号,value为该文本的一个自然段的内容。通过这种预处理使得每一个<key, value>都对应原始的文档,而且以一个自然段作为value,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翻译的上下文还可以保持翻译的并行度,接下来Reduce任务会将翻译过后的专利文本信息按照key值的不同进行文本的整合,获得翻译后的专利文本,翻译处理流程如图4所示。
3性能评价
系统搭建在四台计算机服务器上,一台作为主管理节点,另外三台作为数据节点。在硬件方面,所有节点都运行在相同的环境下,英特尔酷睿4核处理器,CPU型号Q9550,内存4GB,64位操作系统。在软件环境方面,操作系统选择Cent OS 5.5 Final,为了使系统比较稳定,Hadoop的版本选择为Hadoop-1. 0. 3, Hbase版本选择Hbase-0.94.0。
环境部署完之后,在管理节点上运行的进程有Name Node,Secondary Namen Node,Job Tracker,HMas- ter和HQuorum Peer,运行在数据节点上的进程包括Data Node, Task Tracker, HQuorum Peer和HRegion- Server。其中Name Node和Data Node对应数据节点的master和slave,Secondary Name Node是为了保证管理节点的容错,Job Tracker和Task Tracker分别对应分发MapReduce任务的分发节点和执行节点,HMaster和HRegion Server则是Hbase运行在管理节点和数据节点的进程,HQuorum Peer是Zookeeper运行的进程,负责管理节点与数据节点进行同步。管理节点和附属节点的运行程序系统截图分别如图6 - 7所示。
本文用一篇大约30k B的专利文档对Hadoop集群的翻译系统进行了测试,运行翻译命令如图8所示。
图9则为翻译运行结果,从结果中可以看到,集群对这篇文档启动了一个Map任务,输入字节数为34919字节,经过翻译之后写到HDFS中的字节为28677,翻译成功。
为了测试集群中专利翻译的性能,本文在集群中做了一组实验。由于专利信息文件都非常小,在实验中设置HDFS的block为45k B以避免大量的数据节点磁盘浪费。假设集群中所需的Map任务数为N,专利文档的数据量为S,HDFS的block大小为M,那么在三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
在实验中,发现当一篇专利信息的文档数据量很小时,集群的效率甚至要比传统的翻译效率还要低,但是随着数据量的增加,集群的优势就突显出来,当文档的数据量达到5MB或更大的时候,集群效率与传统翻译的效率比维持在11.5左右。性能对比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传统的机器翻译是单进程运行的,只用一个处理器核心,假设它的效率是E。在实验中,集群有3个4核的处理器,因此在理论上集群的效率应是12E,但是真正的执行效率没有达到理论值,这是因为系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网络传输,并且在分配计算资源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系统消耗,因此会低于理论值。
假设基于Hadoop的机器翻译的效率是MR_E, Hadoop集群核心是N,传统的翻译效率是E,经过实验分析,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理论上来讲,计算节点越多,处理效率越高,但是当节点太大后会因为网络负担反而会使效率有所降低。
4结束语
林纾翻译思想的多元系统阐释 篇9
林纾 (1852-1924) , 字琴南, 号畏庐, 别署冷红生,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翻译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他自幼嗜书如命, 熟读《史记》、《左传》、《汉书》及唐宋名家作品, 练就了一手优雅、凝练的中国古文文笔。更得世人称道的是, 他不懂外语, 却借他人之口、用娴熟、精湛的古文为国人翻译了180余部的西洋小说, 在清末民初风靡一时, 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道路。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 林纾是一位争议比较大的翻译家。他翻译作品时, 并不机械恪守“忠实于原作”的原则, 而是加入了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情感, 对原作大量增删, 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但是,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忠实的直译”作为唯一尺度去评价林纾和他的翻译, 而应该在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 因为翻译活动不可能在社会真空中进行, 译入语的文化传统及现实社会的需要决定着翻译行为的决策。历史地看待译本, 分析译者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才能更好地了解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翻译决策, 客观地评价其翻译作品。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的新认识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 近年来对国内外的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现代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多元系统理论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 (谢天振, 2003:244)
埃文·佐哈指出, 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 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 它的背后也有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 其存在与发展也受到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多元系统的影响。因此, 在考察和理解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译作的价值时, 尤其是在社会重要转型时期出现的译者和译作, 就不能简单地以对原文的忠实和对等作为唯一标准, 而应该从文化这个最大的多元系统角度做宏观上的研究。孔慧怡指出:“译者与译作的地位, 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学规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评价译作应基于三个方面:1、译者在译语文化所占的地位。2、译入语文化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或文学发展方面被认为有何特定需要。3、评价译作时译入语文化的主流文学规范。” (2000:106) 这就是说, 我们应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地研究译者和其译作的特征和价值, 探寻影响和决定文化译介过程的诸多因素。
三、多元系统论视域下的林纾的翻译思想
考察近一个世纪以前林纾的译作及其翻译思想, 必须置身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避免我们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 以期揭示林纾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动机和目的。晚清时期小说地位的变化及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这一多元系统对林纾翻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小说地位
传统小说在中国文学系统中处于极低的位置, 这与小说自身的缺陷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旧小说的问题:“吾中国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 (王宏志, 2000:174) 由于自身的缺陷, 小说始终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 无法真正地被纳入“文学”的范畴。
鸦片战争以后, 近代知识界对小说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897年, 梁启超在《论译书》中所说;“处今日之天下, 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又提及“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 (引自王宏志, 2000:176) 这种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思想, 正好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所鼓吹的文学必须具备教诲的功能, 负有实用的、政治上的任务。
在这种通过小说来实现救国强民愿望的大环境下, 当时许多译者在译序或后记中都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或看法, 以引导读者去发现作品中的政治意义, 并且与中国的政治环境相类比。王宏志在其主编的《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的导言中曾说:“原著在本土的读者眼中, 不会被视为具备任何政治色彩的, 但在传入中国的时候, 却也被解释为肩负了政治的任务。”
2、中国文化多元系统林纾翻译地位
林纾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意识。正是这种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引导着林纾的翻译事业。1901年, 他和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 在其序跋中写到:“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 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不能不为大众一号”, “以儆醒之者”。 (薛绥之, 张俊才, 1982:103) 1908年, 他又与魏易合译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 在书的序言中, 他写到:“使吾中国人观之, 但实力加以教育, 则社会亦足改良, 不必心醉西风, 谓欧人尽胜于亚, 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 为不负矣。” (林纾, 1981:2)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林纾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国人意识到当时社会的弊病, 从而实施改革。这样的良苦用心, 从他翻译狄更斯的另一本名著《贼史》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顾英之能强, 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 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司其人, 如有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 用告当事”, 则“社会之受益, 宁有穷耶?” (薛绥之, 张俊才, 1982:107) 这一例子再次证明林纾的翻译思想其实是受到当时处于中心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小说改革社会以实现救国强民的思想的影响。
林纾在翻译批判英国政治社会的现实主义小说时, 对蕴含在作品中的思想意义备加赞赏, 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个人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情感, 使翻译小说归入当时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之中, 并受其同化, 为其服务。1908年他翻译了日本明治时代著名小说家德富芦花的代表作《不如归》。德富芦花在这篇小说中, 以流利的笔锋描写了在甲午海战中, 日本军人奋不顾身为国家荣誉而战, 将自身置之度外的悲壮场景。林纾翻译此书是为了让国人了解当时的海战情形。他在序言中希望当政者吸取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的教训, 并且在译文中, 随时在可提醒人们注意的地方加注。例如, 在译到海军士官武男沉稳指挥时, 特加小注:“中国水师学生观之, 兹可学也。”在第二十四章, 林纾用按语形式, 批评中国海军的弊端和丁汝昌指挥的失误, 而赞扬“日本人心上下如一”, 作战勇敢, 提醒中国政府和人民勿忘国耻, 总结教训。 (韩洪举, 2005:193) 他的良苦用心正如他在《不如归》序言中所说的:“纾年已老, 报国无日, 故日为叫旦之鸡, 冀吾同胞警醒”。 (薛绥之, 张俊才, 1982:106)
四、结语
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 它把翻译和译作与其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和社会政治条件等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 为我们深刻理解译者及其译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说来就是, 一定时期的翻译文学会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地位和文学地位的影响。 (姜秋霞, 刘全国, 2005:72) 林纾的译作对原文进行了大量删改, 从严格意义上说, 已经不能称为翻译。但是他这样做并非对原作的不尊重, 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目的。本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考察林纾的翻译, 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处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时期, 在当时声势浩大的通过小说强国救民的背景下, 林纾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 自然而然地会通过他的译笔来抒发自己强烈的爱国之情, 以唤醒大众的民族意识, 因此才对译作进行了有目的的删改。
摘要：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提出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 探寻影响翻译过程和译者翻译的社会历史因素。由于林纾翻译的翻译对原作进行大量增删, 已经不能单纯从语言学角度对译文进行评价。本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探索影响林纾文学翻译思想的文化成因, 力图阐明以下要点:一定时期的翻译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而林纾的翻译思想也受到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翻译小说救国强民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林纾翻译思想
参考文献
[1]韩洪举.林译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姜秋霞, 刘全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1) .
[3]林纾.黑奴呼吁天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4]孔慧怡.还以背景, 还以公道[A].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薛绥之, 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6]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2.
翻译与系统论 篇10
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伊塔玛·伊万—佐哈尔采取Tynjanov的分层文学系统理论,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根据该理论,所有文学形式,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被放在一个由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所共同构建的复杂系统内。在这个多远系统内,“不断地进行动态转变,争取在文学经典中占有主要地位。”[1]他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未确定。在多元系统中,它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也可能占据次要地位。如果占据主要地位,它会积极地参与到形成多元系统中心的过程中来。”[2]因此,他列出了翻译文学能够占据主要地位的三种情况:
1)“年轻”文学正在建立,会向更为“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模式;
2)当某个文学作品比较“次要”或“弱小”之时,会引进自身欠缺的文学形式;
3)文学史上关键转折点到来之时,即现有模式无法满足需求,或本国文学出现真空。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是位著名作家,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从1909年开始,他便与弟弟周作人合作,将一些外国小说译为半文半白的中文。在他的整个翻译生涯中,他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他首次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从此,他坚持该翻译观直至1936年去世。
鲁迅的生活年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此时期,中国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现代文学系统,该系统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始终没有建成。同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主等相比,很明显,中国的文学很弱小或边缘化,不可避免地要从属于西方文学。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成熟的现代文学库,其发展方向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因此,中国文学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所以,当时的翻译文学就有三种情况(即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提出的三种情况)可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首要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学库日渐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的文学就会在多元系统里面屈居次席,而西方文学则会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主流文学。
2 鲁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
鲁迅为何于1909年以后转而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呢?下面我们就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首先,从多元系统论的宏观视角来分析。正如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所言,“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翻译策略。如果翻译文学是主流文学,译者将不会受目标语文学模式的限制,而更愿意突破常规。他们经常拿出一篇在‘充分性’性上跟原文极为相配的目标语文本,再现源语文本的语篇关系,这样做本身可能会产生新的源语语言模式。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倾向于采用现存目标语文化模式进行翻译,最终产生比较‘不够充分性’的译文。”[3]另外,根据图里对于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服从源语文本规范,或服从目标语文化的规范。如果面向源语文本,那么目标语文本将会具备‘充分性’;如果目标语文化规范占主要地位,那么目标语文本将具备‘充分性’。”[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服从源语文本以及源语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的精髓引介到国内文化和文学中来。鲁迅当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概念[5]。他强调通过异化翻译手段或所谓的“硬译”策略对外国文化进行精确传播和忠实引进。鲁迅还在回复瞿秋白的信中指出中国语文的缺陷:“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6]因此,鲁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另一目的即改革中国传统语言文字。
然而,当时普遍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法,这符合当时“接受性”的翻译规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新文化运动伊始,一些翻译家,如严复和林纾,服从于他们的赞助者和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不敢触犯。这些林纾式的翻译以非忠实的重写源语文本为特征,深受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翻译观念所影响。
第二,某些知识分子,如辜鸿铭,仍然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学,中国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文学应该服从中国文学形式和规范,因此归化法是主流翻译策略。
这些归化倾向的翻译最终产生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重写和漏译,如茅盾所指出的,出现了很多“歪译”,也出现了很多赵景深所主张的“顺译”和“宁错而务顺”。因此,这就违背了图里翻译规范中的“充分性”原则,最终不利于西方先进文学和优秀文化的引介。具体来说,会破坏源语文本的原创性和句法的新颖性,如鲁迅先生所说,“异国情调”和“洋气”会丧失殆尽。此外,中国文化和社会改革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鲁迅对于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反常现象很不满意,于是便努力去批评和纠正,最终提出了“硬译”理论,即异化翻译理论,强调“宁不顺而务信”,而不是“宁不信而务顺”。
韦努蒂在《翻译的丑闻》中分析了鲁迅的翻译策略:1)受林纾、严复的影响。鲁迅在青年时期曾满怀激情的阅读了由他们翻译过来的Haggard和Huxley的著作,并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文学。起初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普及”,因此采用了清末的规划翻译策略———为了使他的译文为读者接受,他用古文来翻译,并对原文进行改译。2)受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翻译策略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读过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作品,并且是支持他们的异化翻译主张的。Schleiermacher在《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说道:“译文越贴近原文,就会让读者越感到它是外来的东西。”Schleiermacher也想通过异化翻译来效力于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通过帮助德国文学的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对法国文化和政治霸权发动普鲁士式的挑战。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种信念最终将演变成为同志全球的想法。这种幼稚的文化沙文主义也盛行于与鲁迅同时代的清皇朝的忠实拥护者中,也正是为鲁迅所不齿的。他之所以转向异化的翻译策略,是想建设一种现代文学,并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矛盾来对它进行质问。[7,8]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字发展的责任心使然,亦是其对林纾式翻译和赵景深式翻译流派的不满使然。深层和根本原因则植根于中国文学、政治和经济等长期落后的历史背景,是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的结果。
3 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影响
首先,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各种先进思想涌入中国,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成为时代选择的标准,翻译文学开始走向主流地位。译者应该努力保证源语的“充分性”,这会有利于革新文学库和多元系统的动态转变。因此,五四时期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异化为主。此外,五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得到改良,新文学开始重新建构。除了鲁迅,其他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文言文的局限性,并提倡通过忠实翻译外国文学,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以改革和充实中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重要,鲁迅和其弟弟周作人共同创办“文学研究会”,主要翻译俄罗斯、法国和一些北欧和东欧受压迫国家的作品。通过“硬译”,鲁迅将外国句法或欧式句法和新的文学形式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学库的充实和革新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也从这些翻译作品中受到启蒙,开阔了国际视野。
其次,鲁迅翻译《域外小说集》以及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域外小说集》便是硬译法的典范,“无疑是近代文学翻译由意译向直译转变的标志。”[9]韦努蒂也曾就此评论:“《域外小说集》的深远意义也表明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异化翻译策略已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突。”[10]可以说,正是这本译作揭开了异化翻译的序幕,开始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关于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起初是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为“死译”,鲁迅在给梁实秋的回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一开始,其翻译作品并不畅销,他仍坚持硬译,并愿意成为试金石,愿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甘受惩罚。他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我们的某些语言终究从拙劣变得流畅来。最终,鲁迅先生所做出的牺牲为外国文学的引进和中国文学、文字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结论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或“硬译”理论是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已经占据主流位置的情况下提出的,是站在改革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和文字的角度上提出的。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人物,鲁迅的提议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翻译规范的建立和中国文学库的充实。“鲁迅以其勇于面对现实揭露虚伪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敏感,揭示出的翻译各个层面的关系,至今仍启迪着我们对翻译的研究,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构建,对中外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11]正如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2001)所说:“通常是主流作家产生最为重要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又是目标语文化在形成新的文学形式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它会介绍新的诗学,技巧等等。”此外,陈福康也评论道:“鲁迅的翻译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12]鲁迅先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鲁迅的翻译策略的改变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便是: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采取异化策略为主,以批判性的继承外国文学的精髓,因为当代中国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仍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对外国文学中异质成分的吸纳,是继五四以来的新一轮高潮……当代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如果要从边缘走向中心,所采取的方法不应是以保守的文化心态捍卫本土文学传统,而应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学话语……”[13]S
摘要：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自1903年至1936年,鲁迅除了写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其翻译观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的过程。本论文将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探讨其翻译策略。多元系统论涉及意识形态、翻译规范和文学库等反面,为我们研究鲁迅的翻译策略和当代翻译理念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新视角。
翻译与系统论 篇11
翻译是一种基于语言的活动，语言又涉及主观个体和客观世界的各种范畴，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对待翻译研究，绝不能以单一的眼光和方法来看待和处理，司显柱教授曾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哲学、文学、认知科学、符号学、传播学及社会学等学科吸收营养和精华。与其他学科不同，翻译理论是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从长期翻译实践中逐步总结而成，反过来，翻译理论又能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由于人的主观性，翻译实践的随意性很大，翻译理论的建立正是为了摆脱仅凭直觉和印象的翻译评价。科学的、系统的翻译理论能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进行分析。
同样，因为语言是翻译的对象，语言理论对翻译理论的启发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甚至可以说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带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性，着眼于语言在实际情景语境中表达的意义，即语言的功能。而翻译研究的焦点正是意义，可见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翻译问题的研究，形成科学的、系统的翻译理论是可行的。
中国的散文素有“美文”之称，具有形散神聚、意境深邃、语言优美的特点。如何在散文的英译文中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是本文通过语篇分析和译文质量评析之后，期望得到的启示。
一、语篇分析和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一）语篇分析
语篇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语言体现意义与意义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模式的基本单位。功能主义学派（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认为，语篇就是语言的运用，从一定的情景语境中产生，受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的制约。韩礼德提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是情景语境的三个变项，这三者的变化会引起语言的变异，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功能的变体被称为语域。这些具体的语义结构包含多种可能性，共同构成语篇的语义层，同时构成语言自身的谋篇机制，这体现在语篇的连贯与衔接方面，使语篇内各个成分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实现语篇的功能。
对语篇进行分析，既有助于人们理解语篇是如何并且为什么表达它所表达的意义，也能帮助人们评价语篇是否有效地实现了它的意图。文学语篇与一般语篇不同，一般语篇先有语境后有语篇，语篇特点能根据三大情景要素进行大致正确的推测，而文学语篇能自我创造出独特的语境，其语境和语篇特点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步发掘、理解。在此基础上，语篇的各种信息组合方式——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得到实现，完成了形式、功能和情景的互动。文学语篇的分析不仅要展示语篇本身的意义如何得到表达，还要展示语篇为什么具有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从形式到意义，从具体到抽象，从低级到高级的认知过程。
（二）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以语篇分析为基础，我们就能对翻译文本进行翻译质量的评估。德国翻译理论家朱莉安·豪斯在1977年《翻译质量评估模式》（A Model of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一书中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可操作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豪斯在该模式中提出对等的概念，认为翻译就是要使译文和原文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达到对等。对等就是她评估翻译质量的标准。该模式具体操作分为四个步骤：（1）分析原文（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2）对原文功能判断；（3）比较原文和译文并进行功能评述；（4）评估译文质量（是显性还是隐性翻译）。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较有影响力的有黄国文先生，他从“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到“评估”，提出了一个研究汉语古诗词英译的基本框架，该框架包含三大纯理功能、语篇结构、形式对等、静态、动态、引述、时态、人称和专有名词等方面的内容。在此框架之后，司显柱教授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篇类型学理论提出了研究英汉互译文本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该模式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1）自下而上的小句功能情景分析。从宏观层面上发现与描写原文和译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的偏离；（2）自上而下的文本形式功能情景分析，对人际意义和概念意义的偏离进行重新梳理和价值判断，最终排除不影响译文质量的正偏离；（3）对第一二步所发现的偏离个案进行统计修正；（4）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统计影响译文质量的负偏离；（5）最后根据文本类型来对译文整体质量作出总体判断。
本文试应用该模式对《大钱饺子》及其英译文（夏乙琥译）进行评析及翻译质量的评估，然后通过对译文优劣的评判，由下至上地总结翻译此类叙事散文应注意的细节和问题。
二、系统功能理论视角下《大钱饺子》及其英译文评析
（一）《大钱饺子》语篇解析
1.话语范围。散文有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之分，《大钱饺子》属于叙事性散文。一切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都在人际意义层面：用语言来影响他人的行为，用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态度甚至以期改变世界等。但人际意义的表达也建立在对外在与内心世界，即概念意义的叙述、描写和阐述的基础上。由此，语言的三种意义得到了统一。叙事性散文由于其文体特性，通常情况下记录的都是真实的人、事、物，这些概念意义一般由语言及物性系统的各种不同过程类型来实现。
《大钱饺子》一文中使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归纳的所有类型，包括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表达了各式各样的经验、概念意义。开篇交代了故事的时代背景和“我”当时的处境，为文章奠定了凄凉的基调。接着围绕本文的题眼“饺子”开展故事，通过母亲包饺子，“我”和妻子让饺子的行为过程，不着痕迹地在凄凉的背景中注入一丝温暖的色彩，最终在母亲吃到大钱饺子的惊喜中传达出一家人在患难中相互扶持的温馨与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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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语基调。《大钱饺子》由于其叙事性，所以话语基调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作者本人与读者，二是作品中的“我”、妻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人际意义表现在对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的选择上。
文章多使用陈述句语气。故事主体发生在除夕当晚，这在中国传统中是一个全家团聚的喜庆日子，而包大钱饺子又是一件传递幸福的喜庆事，所以作者在几次提到过年、包饺子和有福气的情节时都使用了感叹句，用以传递家人间浓烈的祝福和关爱。除了文章开篇事与愿违地经过家门，在故事主体部分，小句结构的限定成分中没有任何一处使用否定性判断。总体来说，作者以一种平淡的语气叙述一件平淡的事，却表达了一种不平淡的感情，表现了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
作者之所以能从平淡的叙事中传递浓烈的情感，归功于对词汇的运用。而词汇层面是评价系统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评价系统中的态度系统分为情感、评判和鉴赏。在让饺子的过程中，作者进行了较多的心理描写，因此使用了大量表示情感和鉴赏的语词，如“奇怪”“高兴”“心里一热”“若无其事”“像羊羔一样”等。这些语词的运用确切表达了“我”、妻子和母亲彼此之间最真诚的关怀，令读者动容。
3.话语方式。从话语方式的角度来说，由于《大钱饺子》主题内容的限制，主要运用了口语体，其效果是使文章更贴近生活，让读者感同身受，不同的生活，却有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不曾言说的关爱。
作者凭借对及物性结构的选择以及对评价、语气、情态和语式独具匠心的使用，实现了概念意义、人际意义。此外，作者还充分利用了体现语篇功能的指示词、连接词、重复、省略等衔接手段实现信息的有机组织。
（二）《大钱饺子》英译文评析
下面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以尽可能使三大元功能与原文相对等为标准，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分析译作对原文在概念和人际意义与功能的偏离情况。
1.译文中的概念意义偏离。同原文相比，译文的过程类型常常发生改变。尚媛媛曾指出翻译中小句的过程改变存在扩大、缩小和变更三种情况。例如：
原文：妻子竟忘了去扶持母亲，站在那儿，眼睛都直了，跟个傻子一样。
译文：Meanwhile， my wife just stood there dumbfounded like a blockhead， forgetting even to help my mother up.
原文连续使用几个小句来描写一连串并列动作，但译文中首先是省略了“站在那儿”这个行为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dumbfounded like a blockhead”这一心理过程。虽然能更直白地表达妻子见到“我”被游斗时的震惊，不如原文含蓄委婉，概念意义发生了偏离。
由于汉英语言的特征差异造成小句及物性结构的改变，即使人际意义或语篇意义可能因此发生改变，只要没有产生概念意义层面的变化，都可以将这些变化视为正改变。
例（1）：
原文：母亲忽然大笑起来，笑着笑着，流出了一脸泪。我和妻子也流了泪。
译文：Mother burst into laughter， and then into tears， as my wife and I shared with her all her sorrow and joy.
例（2）：
原文：若无其事地把它和别的饺子放在一起。但我已经清楚地记住了这个饺子的模样了。
译文：She pretended nothing had happened， but the trick didn’t escape my eye. I bore the mark firmly in mind.
作者在翻译这两句时，都没有按照原文的字面意义翻译，例（1）中根据全文采用引申的办法来点题，既分享快乐也分享忧伤，突出主题。例（2）中则添加了“the trick didn’ t escape my eye”，体现了“我”敏锐的观察力和细腻的情感。虽然在这两句中译者在原文的概念意义上都有增加，但这是基于小句间逻辑功能关系的扩展（扩展的方式有三种：详述、延伸和增强），通过这种方法扩展后的概念意义能更好地弥补中英语言在文化、知识背景和人们经验上的差异，有助于读者理解文章。
排除这些可接受的概念意义偏离，译文中可能对文章理解产生影响的概念意义偏离共有八处。
2.译文中的人际意义偏离。文学作品中，人际功能应占的比例最大，人际功能对等是译文正确传递原文思想内容最基本的要求。例如：
原文：吃吧，多吃，趁热吃。
译文：Help yourself. Take as many as you like while they are hot.
原文采用了三个短句，语气急促而强烈，体现了母亲期望儿子好好享受美食的热切愿望，但译文将第二个小句作为主位，最后一个小句作为第二个小句的补充成分，导致其表现力受挫，原文深层意味和情感功能的表达因此受损。此外，译文在语气、加重表达、情态等的传译方面约有五处。
总的来说，《大钱饺子》作为一个主要传达人际功能的叙事性散文语篇，其英译文在概念意义上的偏离较人际意义更为严重。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上文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对原文及其英译文从功能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尤其是结合语篇分析理论和三大元功能理论，的确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分析过程有逻辑、有条理，针对原文及译文在语言功能上的表达与实现进行评述时才能有的放矢，避免传统译文评析的零散无系统和随意性。同时，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译文相对原文必定会出现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上的偏离。部分偏离不一定会对译文的总体质量造成负面影响，但某些偏离则会影响译文功能的实现。司显柱教授构建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可以用来评估不同语篇类型的翻译文本质量，为人们理解和欣赏语篇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对译文语篇概念意义、人际意义的建构可以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和解释，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操作性强且具有预测力的研究方法。
（二）对翻译实践的启示
通过对《大钱饺子》译文的质量评析，我们能从中得出一些关于叙事散文翻译的启示：
（1）为使原文与译文达到对等，在翻译中应尽量避免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上的偏离，以期保持译文对原文的忠诚。（2）原作与译文在功能上完全对等只能是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意义的偏差会出现在不同功能的各个层面。由于叙事散文主要是人际功能的载体，所以应据此文体特征，保证译文在人际意义上的偏差尽可能的小。（3）处理概念意义时，只能在逻辑功能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详述、延伸和增强，切忌随心所欲地增添或加强、减少或削弱原文意义。（4）传达人际意义时，尤其要注意考虑原文作者本身的写作特色、遣词特点，把握各种语气、程度和情态，尽量完整且准确地进行两种语言间的转换。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多元系统解读 篇12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翚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摘要：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崭新的局面。根据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的位置会对翻译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五四时期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数量最多,译者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选择具有较强的现实目的性,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启蒙的作品来翻译,被译介进来的俄罗斯文学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多元系统,俄罗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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