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与市场约束

要素与市场约束（共6篇）

要素与市场约束 篇1

摘要：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中,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成分,考察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其动力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从区域差异来看,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农业创新者表现最为突出,中西部地区表现不太理想,面临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水资源,环境污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在人口数量持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1978年至2010年,中国农业生产年均增长5. 24% 。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不能依赖于农业要素的扩张,同时依靠传统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考虑资源的承载能力以及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针对农业基础薄弱、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的现状明确指出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农业,使农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实现资源、环境与农业增长三者之间的统筹发展。

1研究文献综述

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 一是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这些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1,2,3],对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变动趋势各方观点比较统一。二是对农业具体农作物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如亢霞等[4]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效率及其变动趋势; 陈卫平[5]运用Torngvist -Theil指数法和增长账户法对1985—2003年间我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玉米TFP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 司伟等[6]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中国大豆生产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陈静等[7]运用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与分解模型实证分析1999年以来中国油料作物主产区的TFP增长及其构成成分,并分析了其技术效率背后的影响因素。

但是,传统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仅仅局限于传统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而忽略了资源与环境因素,无法真实反映出农业发展绩效,这主要由于农业污染排放物的价格信息无法准确获取。目前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从第一次全国污染普查公报的结果来看,2007年中国农业源的化学需氧量 ( COD) 排放达到1 320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3. 7% ; 农业源总氮为270万吨,总磷为28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57. 2% 和67. 4% 。因此,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环境因素纳入到效率分析框架中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增长。如李谷成等[8]利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对1979—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我国分省域农业技术效率进行实证评价,认为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展问题; 杨俊等[9]考虑环境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态势,农业生产率的改进来源于技术进步;薛建良等[10]提出了一种度量和评估包含环境影响的农业生产率方法,计算了1990—2008年我国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明经环境调整后的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呈现减小趋势,且呈现较大的时期变化; 梁流涛等[11]在方向性距离函数的框架下测度环境污染影响下我国1997—2009年间的农业技术效率,并探讨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的影响因素,发现全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增加—减少—增加的变化趋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存在重要影响,而且影响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潘丹等[12]考虑环境污染因素,运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测算了1998—2009年中国地区农业生产率,并考察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环境污染约束的农业生产率没有出现收敛现象,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上述文献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很少考虑资源节约,对环境因素的衡量仅考虑了农业污染物,而忽略了农业碳排放,如果能在上述评价的基础上纳入资源因素和环境碳排放因素,那么就可以统筹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基于此,本文试图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将水资源、农业污染与碳排放纳入考察范围,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1—2012年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期更加准确评估我国农业增长绩效,实现中国农业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2方法与模型

2. 1方向性距离函数

如果要在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中纳入资源和环境因素,则需要构造一个生产可能性集,既包含“好”产出,又包含“坏”产出,即环境技术。假设每一个地区使用N种投入x = ( x1,…,xN) ∈RN+生产出M种“好”产出y = ( y1,…,yM) ∈RM+,以及I种“坏”产出b = ( b1,…,bI) ∈RI+,在每一个时期t = 1,…,T个时期,k = 1…,K个地区的投入和产出值为( xk,t,yk,t,bk,t)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表达环境技术模型为:

其中,ztk表示每一个横截面观察值的权重,其值为正表明该技术结构满足不变规模报酬假设。

减少污染( “坏”产出) 、保持经济增长( “好”产出) 是环境技术的最终目标。为了将这样的生产过程模型化,我们需要引入谢泼德( Shephard)[13]提出的产出距离函数,即方向性距离函数。基于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具体形式为:

式( 2) 中g = ( gy,gb) 是产出扩张的方向向量。通过“坏”产出在技术上体现出的强弱可处置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向量。如果方向向量是g = ( y,- b) ,且“坏”产出在技术上是弱可处置性,则增加“好”产出的同时同比例减少“坏”产出。使用DEA来解方向性距离函数,需要解下面的线性规划:

2. 2 Malmquist -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

根据Chung等[14]的研究,基于产出的Malmquist- Luenberger( ML) t期到t + 1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

ML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 EFFCH) 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 TECH) ,即:

技术进步指数说明技术前沿在t时期到t + 1时期之间的变动情况;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反映技术落后地区对生产可能性前沿追赶先进者的程度; ML、EFFCH和TECH大于( 小于) 1时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下降) 、效率改善( 恶化) 以及技术进步( 退步) 。

3变量界定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择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考虑数据的可获性和DEA方法对异常数据的敏感性,本研究暂不包括西藏) 的农业投入产出数据。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历年各省区市的水资源公报。本文旨在将农业资源、环境与发展纳入统一框架,考察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确定的农业投入和产出变量如下:

投入指标分别是劳动、土地、农业机械、化肥、役畜、灌溉和水资源等7个变量。劳动投入以农林牧渔劳动力计算; 土地投入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而不是可耕地面积计算,可以真实地反映出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投入; 农业机械投入以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表示; 化肥投入以化肥施用量按折纯量计算; 役畜投入以大牲畜数量中农用役畜数量计算; 灌溉投入以各省区市实际有效灌溉面积计算; 水资源以农业用水总量计算。

产出指标包括“好”产出和“坏”产出。“好”产出选取1978年不变价表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坏”产出包括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和农业碳排放量。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学需氧量( COD) 、总氮( TN)和总磷( TP) 。本文使用清单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各省区市的农业面源污染量,确定了4类产污单元,分别为农田化肥、畜禽养殖、农田固体废弃物和水产养殖等,具体核算思路、公式和过程参照梁流涛[15]等的相关研究。农业碳排放量主要来自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翻耕和农业灌溉等6个方面所形成的碳排放,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

式( 8) 中,E表示农业碳排放总量,Ei表示各种碳源的碳排放量,Ti表示各碳排放源的量,δi表示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借鉴李波等[16]的研究,从而计算出我国各省区市的农业碳排放总量。

4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及相关统计数据,使用MAXDEA6. 0软件测算了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的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4. 1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变化

如表1所示,2001—2012年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 8%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其产出并非单一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从其分解结果来看,考察期内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2. 9% ,技术效率指数年均下降0. 1% 。这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推动型增长模式,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进步能够降低农业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推动农业产出水平的逐步提高。进一步分析显示,由于随着中国农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的难度越来越大,导致农业管理及制度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农业技术效率。因此,在今后的农业发展中,重视农业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时序演变来看,2001—2012年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较大的波动性。按其增长趋势分为2001—2005年( “十五”时期) 、2005—2010年( “十一五”时期) 和2010—2012年( “十二五”前二年) 3个阶段。不同时间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和源泉存在较大差异性。第一阶段( 2001—2005年)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 9% ,其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2. 15% ; 技术效率指数出现了负增长,制约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这期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支农的政策措施,如2004年颁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农业税,给予农民种粮补贴,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采用新技术、新品种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从而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第二阶段( 2005—2010年)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 64% ,与前一阶段相比增速明显放慢,出现了技术进步指数下降现象,年均增长为1. 54% ; 而技术效率却得到了改善,年均增长为0. 14%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式呈现显著变化,其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的推动和技术效率的改善。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农业带来的收益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务农,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也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足阻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同时,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对农业劳动者的培训力度,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促进了农业管理水平的科学化和合理化,推动了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第三阶段( 2010—2012年) 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7. 65% ; 但是增长模式转变为技术进步的单独驱动( 8. 05% ) ,技术效率出现了退化现象,年均增长为 - 0. 35%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以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为重点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和惠农补贴力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重新调动起来,同时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推进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农业科技贡献率得到极大提升。

4. 2资源环境约束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分析

如表2所示列出了我国各省区市及东、中、西三大地区( 三大地区按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 平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结果显示,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三大区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东部地区最高,年均增长4. 74% ; 中部地区次之,年均增长1. 65% ; 西部地区最低,年均增长2. 34%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所面临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压力最大,农业增效和节能减排任务最艰巨。从增长源泉来看,三大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其中东部地区技术技术进步指数最高,年均增长4. 7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部地区次之,年均增长1. 76% ; 西部地区最低,年均增长1. 53% 。某种程度上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东部地区更容易吸收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者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西部地区由于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从而具有相对较大的发展潜力。从技术效率指数来看,东部地区技术效率指数具有较大改善,年均增长0. 02% ; 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出现的负增长,年均增长分别为- 0. 14% 和 - 0. 19% ,原因可能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前沿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关注相对较少,从而造成了农业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的无效。

从表2结果还可以看出,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各省区市之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排名前5位的依次 是北京 ( 1. 079 ) 、福建( 1. 071 ) 、河南 ( 1. 064 ) 、浙江 ( 1. 060 ) 和江苏( 1. 058)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除浙江外,其余四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是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双重驱动,是典型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排名后5位的分别 是山西 ( 1. 003 ) 、内蒙古( 1. 000) 、江西 ( 0. 998) 、黑龙江 ( 0. 994) 以及贵州( 0. 979) ,这在某种程度说明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已付出了较大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发展处于不协调状态; 其余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1,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这与全国层面是一致的。上述分析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各省区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增长较慢。由此可见,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减少幅度相比,我国东部地区农业产值的增长幅度较高,农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比较协调; 而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中、西部部分地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较大,农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较不协调。

4. 3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确认“创新者”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计算出了我国各省区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能明确哪一个时期、哪些区域的生产可能集前沿面向外移动。要明确“创新者”是哪一个地区,根据Fare等[17]的观点,“创新者”需要满足3个条件:

式 ( 9) 中,第一个条件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朝着更多“好”产出和更少“坏” 产出的方向移动,即在给定的投入向量下,t + 1期相对于t期有更多的“好”产出和更少的“坏”产出; 第二个条件说明t + 1期的生产发生在t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 第三个条件说明“创新者”的地区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只有同时满足以上3个条件,那么这个地区才是“创新者”。

表3列示了2001—2012年间“创新者”身份的确认情况。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考察期内共有13个地区至少移动生产可能性边界1次,其中北京( 11) 、上海 ( 10) 、山东 ( 10) 、海南 ( 10) 表现最为突出,表明这几个地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比较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从地区分布来看,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是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说明了中西部地区部分区域的农业高速增长有可能更多是大规模要素投入和较大环境污染损失的结果。

5结论与启示

本文针对传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存在的局限性,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中纳入水资源和农业环境污染因素,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ML生产率指数测算2001—2012年间中国30个省区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 1) 2001—2012年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 8% ,其中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2. 9% ,而技术效率则以年均0. 1%的速度下降,说明前沿技术进步是农业全要素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技术效率改善则相对滞后,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想模式是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推动的。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技术效率的改善,否则将会导致农业技术成果闲置和区域发展失衡。

( 2) 分区域来看,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依次递减态势。分区域来看,各地区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北京市增长最快,是典型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江西、黑龙江和贵州的增长均为负值,属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 3) 从创新者的身份来看,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推动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西部地区表现不太理想,许多农业大省承担着较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面临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艰巨任务。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进一步加强农业清洁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减低农业污染,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不同地区针对地区的差异性特点,应根据实际情况,在环境管理中实行差别化管理政策,中、西部地区应加强与东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对农业基础设施要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基础设施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在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 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改变农业污染没人管的局面,发挥环境保护激励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农业环境污染管理政策体系; 各地区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使劳动、化肥、水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效率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良性循环轨道。

要素与市场约束 篇2

实现销售1.6亿元，比上年增长9.4，在商品房销售中，个人购买面积7.8万平方米，实现销售额fanwen.chazidian.com亿元，分别占销售总量的76.6和97.5。（五）以改革使用权制度为主线的土地市场不断规范。一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充分显化土地资产。在坚持土地供应总量必须少于需求量的供地原则，由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对建设用地总量实行严格控制，实现了土地效益的最大化。目前，全县行政划拨土地仅占供应总量的5；20xx年到20xx年，土地招标拍卖年均增长10；20xx年以来，全县共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667宗，面积18.32公顷，收回土地出让金8256万元（含开发成本），有力地推进了城镇化建设。二是充分发挥地产交易机构的中介服务职能，地产交易逐步走向依法合理流转。1994年，县里成立地产交易中心，设立交易大厅，通过1995年的“清隐”、的非农业建设用地大清查、的闲置土地清查、20xx年和20xx年的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的开展，使全县土地市场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到成型，土地市场管理日趋规范，土地交易市场的管理日趋规范和完善。去年来，全县共办理土地使用权转让162宗，土地面积3440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抵押设定115宗，土地面积104316平方米，收取各种规费152万元。三是认真开展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工作，土地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遏制。20xx年，针对县内土地闲置问题、土地非法交易行为、非法占地行为，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重点清查和严肃处理，收回闲置土地706亩，储备土地735亩。四是适时修正各镇基准地价，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管理。从1994年开始，全县半数以上建制镇相继进行了基准地价评估，特别是对县城基准地价进行了四次修正，并将基准地价评估和修正结果，以县政府的名义适时依法公布，使大部分地段的地价情况在居民心中有了基本了解，为正确指导我县国有土地使用权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土地市场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县政府成立了土地储备委员会，组建了土地储备中心，专门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和出让前期工作。与此同时，县政府还相继出台了《ⅩⅩ县地产市场管理暂行办法》、《ⅩⅩ县县城规划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ⅩⅩ县县城镇规划区土地储备暂行办法》三个规范性文件，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促进土地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六）以培养和使用人才为重点的人才市场稳中有进。一是全方位培养现有人才力度加大。县委利用县委党校主阵地，定期不定期地培训党政一把手、年轻后备干部，各行业主管部门也纷纷在县委党校和本单位的业余党校加强经常性业务培训，参训人数平均每年达3600人次。目前，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具要初级及初级以上技术职称资格的各类人才共17821人，其中研究生13人，本科1827人，专科6919人，中专7522人。二是吸收和储备人才逐年增加。近三年来，共吸收工作人员228名，年平均吸收69人，其中党政群机关录用公务员47名，年平均录用公务员16人，事业单位吸收工作人员181名，年平均吸收工作人员60名。三是引进实用人才、急需人才有新的突破。对“211工程”院校本科毕业生及县内急需紧缺的专业人才，特别是英语8级、规划建设的本科生和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实用人才，不受编制、经费限制，也不需要参加录用考试，直接上岗，并对高级人才给予5000元、急需专业本科生和工程师给予20xx元的安置费。三年来，共引进人才27名。四是建立激励机制奖励人才。对企业改革、招商引资、发展工业、科研创新的各类人才和企业主，每年由县财政拿出专项资金予以奖励。三年来，全县共对67名人才及企业主进行了奖励，奖励总额达210余万元。（七）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的信息市场初具规模。一是信息化网络设施已有一定基础。目前我县向社会提供网络服务的运营商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通4家。截止到20xx年底，全县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9万门,固定电话用户8.1万户，城市电话普及率达90以上；移动电话用户7.9万户，每万人拥有移动电话726台；城市网络出口总带宽0.2G，因特网注册用户0.8万户，宽带网用户2104户。二是信息技术在各领域广泛应用。政府上网工程全面建立。20xx年以虚拟主机的方式，在市政府信息网中心平台上建立了ⅩⅩ县政府信息网，开设了ⅩⅩ新闻、ⅩⅩ概况、领导主页、电子政务、招商引资、文化旅游、重点企业、县域经济等栏目，并以此为窗口，大力宣传ⅩⅩ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人文环境，宣传ⅩⅩ形象，提高ⅩⅩ的知名度。企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快。天龙米业、金浩植物油、鑫利、科力等重点企业都相继注册上网，通过网络平台展示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实行网上采购、网上销售，利用信息技术对财务、物料、生产计划、销售和决策实行信息化管理，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机要保密、纪检监察、教育、外经外贸、金融等许多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和行业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建立了各自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逐年提高。三是信息产业发展起步良好。目前，我县邮电通讯、信息咨询、网吧营运等信息服务业发展迅猛，特别是电信服务业，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等4家通讯企业互相竞争，不断改善服务设施，优化服务质量，扩大业务总量。二、存在的主要问题虽然我县要素市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受思想理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全县要素市场发展明显带有市场经济初期的特点，市场规则不健全，市场组织无序，生产要素市场滞后。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资金紧张的矛盾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制约企业方由于资本金不足，加之有市场、有效益、讲信用的企业少，银行不愿意放贷，企业贷款难；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审批权上收，县级行长没有审批权，贷款审批都要报市、报省审批；银行因利益关系，都“重大轻小”的倾向，对大项目都抢着放贷，而对小项目却不愿意放贷；金融部门加强了资管理，实行贷款责任追究制，等等，导致银行难贷款。目前，全县工业企业和“三农”普遍缺乏发展资金。据调查分析，要使现有的天龙米业、金浩植物油、五神酒业、宏泰铝型材、惠丰公司等民营企业全部达到设计生产能力，每年仅需增加流动资金就达8200万元。三农资金主要渠道是农村信用社。去年县信用社存款余额12个亿，贷款余额10个亿，分别占全县存贷款余额总数的31、50，存贷比84，超过了央行规定的75的上限。与此同时，银行信贷资金要求质量高与企业资金使用效益低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金融风险存在较大隐患。因种种原因，现在银行都是投入多，产出少。20xx年，全县不良资产达7.5个亿，不良资产比率达37.2，超过了全省22、全国10的水平。（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还不高。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由于行业集中度不高，规模小，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市场秩序不够规范，要素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一是技术市场规模小，档次底，技术单一。导致技术和经济“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去年全县虽申请科技专利20多个，但都是一些小发明，很难形成大产业。同时，由于资金和技术的不足，目前原有的林科所、农科所等一批公办科研所已基本上没有开展任何科研项目，原有的科研人员和职工差不多都外出自谋出路。二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发展滞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对劳动力要素的组织与管理只限于城市，人为地分割了劳动力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的劳动力要素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受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劳动力流动机制不健全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等因素的制约，劳动力市场发展较慢。目前，全县只有1个劳动力市场。全县23万外出务工人员，90％以上是通过亲友介绍、自行外出等方式，实现自发转移的。三是住房二三级市场发展缓慢。二级市场目前存量房在房地产交易中比重仅为交易总量的18，三级市场也仅在培育阶段；低价房供应量太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显得更加突出。据调查，在近两年的住宅施工面积中，70平方米以下的占2.6，70-90平方米的占27.8，90-130平方米的占51.4，130平方米以上的占18.2，房地产企业开发的经济适用房仅占住宅施工面积的10.7。（三）人才极为缺乏。从我县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人才紧缺与需要旺盛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是高层次人才缺乏。全县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仅1.27万人，占总人数的1.34，比全省少1.78个百分点。近5年来，全县没有引进一名硕士研究生；工业系统近7年来参评中级职称的仅2人，7年来未晋升一名高级工程师；农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的仅3人。二是人才流失现象较为严重。近5年来，全县共流失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的20人，中级职称的130人，经贸委系统所属部分厂矿企业由于停业破产，先后有150余名专业技术骨干以各种形式外流。20xx年，企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为830人，20xx年下降到725人，呈负增长的趋势。三是人才断层现象比较突出。全县现有高级职称科技人员中，平均年龄达54岁，45岁以下的47人，占总人数的26.6％，其中35岁以下的5人，仅占高级职称总人数的2.8％。与此同时，后备新生力量得不到及时补充。我县平均每年回祁大中专毕业生1000人左右，自从实行“并轨”以后，国家不再包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我县每年吸纳的大中专毕业生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据统计，20xx年得到安置的大中专毕业生600余人，20xx年为180人，20xx年为120人，20xx年为86人。20xx年，我县计划招考50名师范类本科生，最后实际报名仅37人；卫生系统招考30人，无一名重点院校学医的本科生报名。20xx年，全县向社会招考50个职位的本科学历的高中教师，实际只报足40个职位。（四）受大气候和宏观调控的影响比较明显。目前，我国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主要还是依赖于行政手段，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还没有真正形成，使县级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处于十分不稳定状态，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如今年国家决定从今年4月29日起对用地市场刹车，不再开审批窗口，整顿半年。这对县域经济发展就是一大制约。今年县里的丰达机电、金藤生物制药、金浩植物油三大骨干项目需用地300多亩，还有浯溪电站等20多个项目，需用地800多亩，而全县今年的用地计划只有275亩公顷，根本适应不了发展的需要。三、对策与建议（一）完善要素市场管理体制。主要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中去。一是下放信贷资金管理权限。目前，银行信贷资金放贷权高度集中，只有市以上金融机构才有审批权，县级金融机构除管理贷款外无权发放企业贷款，这种权责不挂勾，影响了基层管理的积极性。建议适当下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进一步扩大县级金融部门的贷款自主权，特别是增加部分优质客户的票据业务、流贷转贷、消费信贷等方面授权，以改变信贷审批权限过于集中和新增存贷比过于偏低的问题，提高其放贷积极性，增强县级商业银行对当地经济的服务功能。二是下放垂直部门管理权限。目前，金融、工商、质监、税务、电力等部门在体制上实行直管，中央集权过多，地方无权管人，更无权更改和制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捆住了地方的手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不少企业主反映，工商、质监等部门对企业干扰太多，收费过重，企业不堪重负。三是改革市管县管理体制。目前，实行市管县体制，中间环节过多，不利于行政效能的提高，更不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建议省委、省政府加快省管县改革步伐。四是狠刹非生产性成本开支。重点是精减会议。现在的会议过多过滥，只要省、市召开了会议，不管是全局性的，还是部门性的，都需要会议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全县一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会议上。建议省政府拿出硬措施，减少各种行政性会议，切实将各级的精力集中到加快发展上来。（二）制定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发展县级要素市场，离不开国家、省里宏观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主要是五个方面的政策：一是市场准入政策。应进一步放宽政策，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发展空间。允许民间资本在更广阔的领域以独资、合作、合资、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进入。面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应向民营资本开放，向外资不开放的领域也应向民营资本开放。二是社保政策。现行的社保政策主要涉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而没有将民营企业纳入社保范围，致使在民营企业内从业的人员有后顾之忧，打工人员不安心，技术骨干留不住，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同时，还应尽快出台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湘发[20xx]8号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人随事转，费随人转，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解决好事业单位改革后人员的养老保险问题。应尽快出台事业单位改制政策，切实解决事业单位改制后社会保障“人往往哪里走”的问题。三是土地政策。整顿土地市场、严格控制用地计划对全国来讲是件好事，但对县一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可能就是一大瓶颈。建议省政府从实际出发，只要是好的项目、急需的项目和重大项目，省里应特事特办，批准用地计划。四是人才编制政策。应制订出台全省统一的人才激励和编制政策，积极鼓励人才到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建功立业，扩充边远和不发达地区的人才后备力量。特别要鼓励科技人才以自主科技成果到企业或项目入股，支持企业和科研单位以高薪、高待遇聘请紧缺人才。五是税费政策。外商到内地投资，主要看中的是土地优惠和税费减免。县级政府无权核减税费，这就导致县里的一些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建议省政府给予县级政府在营业税、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方面税收的一定减免权。（三）加大对要素市场建设的投入。发展县级要素市场，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紧张。因此，要加快县级要素市场建设，就必须扩大投入。一是要扩大信贷投入。各级商业银行应完善信贷服务体系，规范信贷担保和风险管理，推行项目或项目打捆融资，扩大县及县以下信贷规模，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力争贷款与经济增长同步。特别应解决好银行“重大轻小”的问题，增加对中小企业所需资金的有效供给。二是要加大科技投入。国家政策要求科技三项经费投入应占财政总支出的1―1.5，但对经济欠发达的县级财政而言，压力相当大。如我县的科技三项经费只有财政年支出的0.3，远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建议省财政建立科技发展基金，加大对县级技术市场建设的投入力度。三是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目前，大多数的县级财政都是“吃饭”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县乡政府债务沉重，资金调度困难，绝大部分县（市）依靠省财政转移支付，才能保证国家规定工资和津补贴的正常发放。如ⅩⅩ县今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后，县、镇、村三级减少收入1320万元，这对于本来就不宽松的ⅩⅩ财政是个极大的压力。建议省财政将1320万元全额纳入省级转移支付，以保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市场约束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 篇3

利率市场化对市场环境的影响

一、利率管制下的货币市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存贷款利率只能反映央行以前货币政策效果和将来政策意图，但几乎不能反映货币市场供求，不能约束商业银行风险，不能刺激储蓄和投资。总之，市场在资金调配中的基础作用被淡出。商业银行按既定的利率存、放款，充当的仅是一种缺乏活性的中介。利差被限定，商业银行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要么提高服务质量，实现规模经济，提高服务水平会极大地提升成本；要么扩大放款规模或从事风险投资，这又导致不良资产比的提高。因而，当前商业银行的经营非常被动。存款人和借款人只能按现行利率存、借款，根本难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一旦银行风险增加，存款人的反映是及时取出存款。这是一种缺乏弹性的反映，对双方都不利。借款人信誉的好坏和贷款风险等级也无法反映在贷款利率中。这既限制了银行的负债空间，又增加了贷款的风险。

二、利率市场化后市场力量凸显。利率市场化即为利率自由化。利率水平及其结构，主要由市场供求、经济活动中的风险程度、通货膨胀程度及经济性质等市场因素决定，即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它的高低由市场主体根据资金的供求状况及其制约因素决定。利率市场化后，市场调配资金的作用很明显。由市场决定的存贷款利率因银行而异，因存贷款人的不同而不同。银行为获得最大利润，通过与存、借款人博弈，确定一个以数量、风险、对象为函数的利率。存款人对银行风险的约束方式，即通过要求不同的存款利率来调整存款风险和收益。借款人依据利率的高低来选择银行。存款人和借款人由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被动地位，转变为与商业银行平等的、相对主动的地位。央行主要运用三大政策工具调节市场利率水平。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调控不再依靠再贷款，而主要是通过再贴现和有价证券的买卖，由以政策手段为主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重点也将由政策执行的监管(如利率监管)向经营风险监管转变。

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约束

一、市场约束及其作用机制。银行领域的市场约束指的是私人所有者，如股票持有者、存款人或债权人，面临随着银行风险增加而要承担成本时，开始采取行动来降低成本。例如当银行从事某种风险活动时，存款人相应地承担了风险，他们就会通过要求高利率或取出存款等手段约束风险银行。

如果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按同一比例上升，银行的收益不会降低，成本也不会增加。利率市场化后，在竞争性银行体系中，客户有选择银行的空间，为争夺优良客户，贷款利率只会下降不会上升。而银行优质的存款大户要求银行提供优质服务外，还要求较高利率，这会增加银行的收益风险。再加上银行的其它风险，会使所有存款人要求风险银行支付较高利率。因为刊率和风险成正比。银行的存贷款利差缩小，资本成本进一步上升，利润就会下降。

另一方面，存款人要求风险银行支付较高利率，会使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价格下跌，从而降低了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削弱了其提供贷款的能力，迫使其缩减贷款的规模，最终减少银行利润。

市场约束是存款人通过调整存款数量或改变利率要求约束风险银行。因此，银行风险评估是前提。银行风险大小及风险性质决定着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和市场约束力的大小。这里评估银行风险使用的是CAMEL银行体系评价标准。它包括资本能力、资产质量、管理效益、盈利和流动性。CAMEL各项指标的恶化表明银行的风险在增加。

1、资本能力可用资本——资产比来衡量。一般而言，资本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吸引存款，同时，银行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利率也越低。

2、资产质量标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重，它显示银行可能作为转帐而勾销的部分占总贷款的百分比。该比率与储蓄量反向变动，与利率同向变动。二是银行贷款的构成。当银行将资金或有价证券投放在比较脆弱的部门，如房地产就会增加银行风险；当银行资金用于个人贷款和消费贷款时，由于有的是非抵押贷款，银行也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3、银行效率可用管理费用——无息资金的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低效率银行的无息资金的支出更高。可是，实际情况是，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银行的无息资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很大。如果银行限制服务质量的提高，就会降低无息支出，但是该举措会对储蓄产生负效应，对利率产生正效应。实际上，即使不控制服务质量，无息支出的影响也不能消除。

4、银行获利能力可用资产回报率度量。如果银行能充分地控制风险，那么较高的获利能力会对银行储蓄产生积极影响，并使银行提供较低的利率。

5、现金——资产比是银行资产流动性和风险的指示器。一般而言，拥有大量流动资产的银行被看作是安全的银行，因为这些资产能使银行应付没有预料到的取款。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其他因素不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越高，遭受取款的损失越小，并且能以更低的利率付息。在一定程度上，债券——资产比和投资——资产比都能被看作衡量资产流动性的指标，它们对存款是正效应，对利率是负效应。

二、市场约束的功能。1、市场约束可以降低因政府担保而引起的道德风险。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安全地执行货币政策，为银行业务提供担保。政府担保会刺激银行从事过分风险的业务。但是存款会通过改变自己的利率要求和储蓄行为来限制银行的风险扩张。

2、市场约束可以提高银行的效率。市场约束可以迫使较低效率的银行提高效率，也可以迫使那些效率较低且实行多角化经营的银行退出产业部门。

3、市场约束能降低银行监管的社会成本。存款者和贷款者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总是对相关银行进行挑选。因此，市场能区分信誉好的银行和信誉差的银行。私人所有者对信誉好的银行给予奖励，对信誉差的银行实施惩罚。如果更多地让市场监管，而非政府监管，就会节约监管的社会成本o

4、市扬约束给银行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挑战。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由存款人和银行自主决定的空间扩大，稳定性低，可预测性差，银行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缺口性风险、利率结构风险、客户选择风险。如何准确地预测利率变动趋势，合理确定具有竞争优势的价格水平；如何灵活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备付水平、有效控制利率形成的流动性风险；如何健全监督制约机制，防止产生人情利率风险等等，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三、利率市场化后的市场约束。随着利率市场化，我国银行领域的市场约束将日益显现。首先，存款人存款理念的改变。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的利率风险扩大，筹资成本增加，价格竞争剧烈。因此，存款人除了追求高收益外，更加注重安全和服务。从安全的角度看，无论是被保险的存款人，还是未被保险的存款人，对银行的风险反应非常敏感。其次，存款人资金流向空间的扩展，会加大约束力度。当只有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寡占存款货币市场时，存款人选择的空间小，随着非国有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存款人存、取款力度会更大。同时，日益健全的间接融资市场为存款人开拓了新的投资渠道。最后，约束手段的多样化会激励约束行为。单纯依靠取出存款约束风险，银行会增加存款人的风险和成本。而利率约束有极大弹性，给存款人和银行留下了调整空间，既可以降低存款人取款的成本，还可以要求高利率获取高收益。

市场约束与金融监管

央行的金融监管，是为了控制商业银行风险，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尽管各国都非常重视金融监管，但它不能替代也不能降低市场约束的作用。

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存款人对存款机构的信心，防止因公众恐慌性地挤提存款而引发存款机构的流动性危机，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如果存款人知道他们的资金是安全的且具有流动性，那么，即使银行失败，他们也不会有从银行取出存款的冲动。可信的存款保障制度会降低存款人对银行风险进行监督的欲望，从而降低市场约束的程度。当存款保险制度不可信或者是当银行失败后恢复存款数量需要支付极大成本时，被保险的存款人电会被迫监督银行。实际上，很多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可信度很低，如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再如美国在1934年1月1日创办了联邦储备保险公司(FDIC)，正式以联邦政府的官方身份分别承保了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和信贷协会的客户存款。从1982年起，美国银行的倒闭数量急剧上升，由于赔偿支出大增，20世纪90年代FDIC逐渐陷入人不敷出的困境。因此，存款保险制度根本不会降低市场约束的程度，

要素与市场约束 篇4

关键词：成本约束,市场约束,外贸增长方式

目前，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我国企业长期坚持的在国际市场上以低成本、低价格占有市场的“世界工厂”模式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产品的国际化，企业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中国的倾销、规避、安全等各种指控铺天盖地，中国产品、企业形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国外贸企业目前更是内忧外患。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已成为目前我国外贸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严峻约束条件。因此，梳理外贸企业成长的约束机制，解析影响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影响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意义。

一、外贸企业的成本约束及机理分析

(一) 生产性成本约束及其机理分析

自2006年开始，全球通胀加剧，原材料和能源等价格全面上涨，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空前的危机。特别是纺织、服装、鞋帽等超过半数的中小型出口企业税后利润率集中在5%以内。据我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在有记录的44200家纺织厂中，只有1/3的企业赢利。虽然去年下半年以来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回落，但全球性金融危机致使主要欧美国家经济步入下行轨道，消费需求萎缩，对于企业则是更致命的打击。

另外，由于我国的水电费长期在低价区间运行，这也是保证“中国制造”以低价畅销全世界的重要支撑因素之一。这些资源性不可再生要素价格的低估甚至为零的定价体系，虽然能够保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客观上必然促使企业充分利用社会的“低价资源”或“免费资源”，从而形成大肆浪费的局面。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与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大背景极不协调。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局面不会长此以往，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将是国家打造节约型社会的政策之选。这无疑会对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带来一定冲击。

(二) 人工性成本约束及其机理分析

劳动力价格低廉是近些年我国企业始终能够保持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从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水平看, 我国远远低于美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一些亚、非、拉国家地区相继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厂商，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给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跟发达国家相差无几。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短期内我国劳动力绝对价格优势仍然存在，但也是局部的、暂时的。从长期来看, 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受到冲击。随着生产技术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工资报酬上升的空间还很大，比较优势进一步缩小。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竞争中将会变的不明显。而且一味强调劳动力的低廉会使企业为规避风险而减少技术投入，造成资本劣质，产品附加值低，最终失去竞争力退出市场。

(三) 财务成本约束及其机理分析

1. 银行信贷收缩加大外贸企业融资难度。

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趋势，企业和个人都倾向于尽快结汇，银行外汇存款明显紧张，能用于外汇贷款的资金也变得紧张起来。有些银行早就停止了中长期外汇贷款，只维持供应短期贸易贷款。除了直接贷款受阻之外，出口企业常用的信用证、进出口押汇、打包贷款等也出现紧缩。以往很多外贸企业都会凭信用证向银行融资。通常能贷到信用证金额的70%～80%，但现在，一些银行已停止押汇融资，很多中小规模出口企业都得不到信用证融资，公司资金链骤然变得紧张。

2. 风险的加剧提高了外贸企业融资成本。

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连银行也不愿意保留过多外汇承担汇兑损失风险。所以银行如果必须调配外汇资金，就得到同业市场上去拆借，而目前银行间拆借利率成本非常高，这也导致了企业 (外汇) 融资成本上升。

3. 放账时间延长进一步加剧了外贸企业的资金压力。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外买家给付货款开始拖延。很多都要求在货物到岸之后才付款。而货物从发出到到岸，至少也需一个月左右时间，再加上40-60天的生产周期，意味着企业约有3个月的资金空缺期。在这期间如果不能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二、外贸企业的市场约束及机理分析

(一) 竞争性约束及其机理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市场竞争空前惨烈。我国出口企业普遍感到生存的空间正在被挤压，从前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步的被蚕食，未来的发展之路也越来越迷茫。而导致这种局面的是因为一些长期以来困扰企业发展的痼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1. 全球化导致竞争重心升级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是以劳动要素和资源禀赋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即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优势以及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规模优势，中国的产品得以极强的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中国的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看，这种比较优势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的。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外贸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成本优势的丧失使很多企业失去了利润来源，无法找到参与国际竞争的着力点，破坏了大多数企业生存的根基。全球化背景下，竞争的重心已从单纯的成本层次上升到依托科技、信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综合能力层次上。转变数量外延型外贸观念，构建利润效益型外贸意识，强化基于综合竞争力的外贸优势，是外贸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2. 竞争升级导致行业成功关键因素迁移

全球化环境下的竞争升级，导致行业成功关键因素发生迁移，由原来的成本变为依托科技、信息创新和强大的市场拓展能力而形成的综合竞争力。基于综合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要求企业苦练内功，消除短板。就当前情况看，强化创新能力培养、提升市场拓展能力已成为外贸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

(1) 创新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

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先倒下的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项目;而拥有自主品牌和创新实力的企业，则显示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但我国企业或是因为资金不足，或是意识偏差，或是能力有限等各方面因素导致企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大多数企业技术落后，产品更新换代速度慢，什么赚钱，一拥而上。这种发展模式可能短时期内可以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也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成为别人的“组装车间”、“加工基地”，获取低微的加工收入，其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被市场淘汰是必然结局。

(2) 市场拓展能力是获取市场优势的保证

赢得市场拓展能力是外贸企业进入、获取和维持市场的基本保证。制定有效的市场战略，进行系统的营销布局，强化外贸市场调研，重视外贸市场的分析，进行持续的营销方式和手段创新，树立品牌意识，培育和提升品牌资产，加强客户资产的管理和维持等等方面，既是企业提升市场拓展能力的关键，也是当前外贸企业的短板。市场是企业命运的主宰者，是衡量企业生命力的裁判，市场的善变性和复杂性要求企业不间断的注入资源和精力投入。

3. 比较利益陷阱导致企业从根本上丧失竞争优势

我国大多数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基本都遵循了下列的演进过程：第一阶段通过国内充分的市场化，造就了一批大型的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企业集团;第二阶段利用国内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使得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而在这个阶段由于比较利益陷阱的存在，很多企业已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而且我国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可以说是大而不强，产品过多地集中在中、低端市场和部分发达国家市场上，不仅因为产品同质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国内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而且易于受到进口国的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牵制。因此，在“中国制造”的列车进入国际市场全面竞争的第三阶段时，这些问题都将长期给我国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二) 壁垒性约束及其机理分析

据海关统计，我国2007年的贸易顺差额比2001年增长了11.6倍。外贸顺差增长过快, 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及美国的贸易摩擦。针对中国产品的各种指控铺天盖地。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措施以及检验检疫措施、知识产权、通关程序等一个又一个贸易壁垒形成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对我国扩大出口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

1. 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

1995年至2006年，全球对华反倾销案件总量为539起，居世界第一。2007年上半年中国仍是反倾销调查的最大受害者，在49起反倾销调查中，我国产品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为16起，居首位。同期，在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57起案件中，涉及我国产品为22起，居全球首位。在这场竞争中，很多企业败下阵来，有的破产倒闭，有的惨淡经营，有的转战别国市场。有一些企业也在积极应诉，但这种案件耗时费力，费用极高，必然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2. 技术性壁垒影响日渐突出。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我国有31.4%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比2005年增长6.3个百分点;全年出口贸易直接损失359.20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3.71%，企业新增成本191.55亿美元。

综上所述，我国外贸企业一直以来实施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超合理增长已探底，顺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重新审视传统发展模式，转变发展理念，找寻外贸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困境求解，以一种战略的高度进行基于竞争力的发展路径选择，是当前企业亟需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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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锡光.我国外贸结构性问题实证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 200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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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桂子.谈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J].理论学习, 2006, (5) .

要素与市场约束 篇5

2010年是我国房地产政策调控年, “国十条”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拉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的大幕。为巩固和扩大调控成果, 2011年1月26日新鲜出炉的“国八条”在房地产调控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上全面升级和深化, 进一步加强了对房地产行业调控力度。目前, 全国楼盘库存积压量惊人, 预计今年楼盘成交量比去年下调幅度可能超过三成。众所周知, 我国房地产企业普遍持有偏高的资产负债率, 巨大的楼盘库存风险已使我国房地产企业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而对于中小开发商来说融资问题更为严重。在这种大环境下, 怎样理性地融资, 在激烈的行业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对每个房企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因此, 本文立足于现实问题, 对我国房地产行业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下, 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研究, 旨在推动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关于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 目前受到较多支持的主要理论:一是由Jensen和Meckling (1976) [1]提出并由Brander和Lewis (1986) [2]首次将其应用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的债务有限责任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需求不确定的条件下, 由于有限责任效应的存在, 债务加剧了竞争;另一个是Bolton和Scharfstein (1990) [3]在Telser (1966) [4]的“深袋理论” (long purse story) 的基础上, 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提出的掠夺效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不完美可能会导致公司受到掠夺。随后大量的文献对债务有限责任理论和掠夺效应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围绕这两种理论并没有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 这两种理论都不乏其支持者。

也有学者发现资本结构对公司行业竞争的影响是双重的, 同时证明了债务承诺效应和掠夺效应的存在 (Phillips (1995) [5], 李科、徐龙炳 (2009) [6]) 。我国学者对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理论研究上没有突出的创新, 在实证研究中也主要是对所有行业样本的整体研究或者集中于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研究, 对房地产行业的研究相当缺乏。本文集中于对我国A股房地产行业上市企业进行检验, 发现债务承诺效应和掠夺效应在我国房地产行业中都是存在的。

二、研究假设

假设1:不考虑融资约束时, 企业资本结构不会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显著的系统性影响。

Bolton和Scharfstein (1990) [3]运用掠夺性定价理论 (predatory pricing theory) 分析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与其产品市场竞争的关系, 证明高负债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是不利的, 金融市场的不完备可能会导致公司受到掠夺。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的产生, 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 会鼓励竞争对手采用掠夺性定价以迫使企业减少未来收益, 偿债的较大压力也会迫使企业减少投资, 在产品市场上采取更加温和的竞争策略, 导致降低市场份额, 甚至最终退出市场。相反, 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时, 只要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高于融资成本, 企业就可以利用举借债务获取收益, 此时高负债有利于企业抓住更多的投资机会。可见, 即使在高负债情形下, 没有融资约束的企业也不太可能遭受掠夺, 更可能由于负债的有限责任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中采取更加积极的竞争策略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用于债务的偿还, 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总之, 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会导致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不同的影响, 高负债会强化低融资约束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而弱化高融资约束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 提出假设1, 认为在不区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情况下, 资本结构不会对产品市场竞争产生显著的系统性影响。

假设2:规模较大且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 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

由于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以及较高的证券发行成本, 小规模公司很难进入外部资本市场, 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由于小规模公司往往多元化程度不高、盈余波动性较大、破产可能性较高 (Titman和Wessels, 1998) [7], 其在进行外部融资时需要支付较高的融资成本, 在存在信用配给时甚至根本不能获取外部资金。因此, 相对于大规模公司而言, 小规模公司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

虽然我国上市公司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 有较强的抵押能力, 但是由于国家股比重不同的上市公司与国有银行和政府有着不同的关系, 因而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在融资约束程度上仍然会有差异。国内一些学者将股权结构作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分类标准, 进行了研究。郑江淮、何旭强、王华 (2001) [8]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 国家股比重较低的上市公司没有受到明显的外源融资约束, 而国家股比重较高的上市公司却受到了外源融资约束。唐小飞、康毅、郭达、刘海峰 (2011) [9]通过对房地产上市企业的研究也发现, 国有控股上市房企外部融资约束大于非国有控股上市房企。因此, 对于规模较大且为非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 其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低, 投资者可以利用企业的资本结构激励管理者在市场竞争中更加激进, 即高负债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是有利的, 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正相关。

假设3:对于规模较小且为国有控股的企业, 负债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也即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负相关。

面对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 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的信贷约束以及破产威胁, 企业的财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竞争优势, 而高负债水平则使得企业在产品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根据Bolton和Scharfstein (1990) [3]提出的掠夺效应理论, 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 高负债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是不利的, 金融市场的不完备会导致企业受到掠夺。在我国不完美的金融市场上, 融资约束普遍存在, 如已有学者证明小规模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会受到较多的融资约束, 为此提出假设3, 认为对于规模较小且为国有控股的企业, 负债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产品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导致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

三、样本选择及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的房地产业A股上市公司2005年到201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筛选剔除了存在指标缺失以及信息披露不完整的样本, 最后共得到573个样本观测值。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 并用EXCLE和SPSS18.0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 研究变量设计

1. 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

在同一市场中, 面对类似顾客群, 其中一个企业比同行业内的其他企业能够赢得更高的利润率时, 这个企业就拥有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一般来说占有市场份额越大, 盈利能力越强, 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本文借鉴一些学者的做法, 采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作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替代变量 (姜付秀、刘志彪, 2005[10];赫风杰, 2008[11];陈晓红、万光羽、曹裕, 2010[12]) 。

2. 融资约束。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融资约束 (FC) 的度量采用简单的方法处理, 仅用企业规模和股权结构两个单变量指标, 作为划分高融资约束与低融资约束企业的依据。低融资约束企业为资产规模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并且股权结构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 即FC=0;其余的为高融资约束企业, 即FC=1。

3. 上期资本结构。

狭义的资本结构是指长期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各占企业总资产多大的比例, 本文认为用企业总负债水平来衡量企业的资本结构更为合理。因为短期借款是我国企业主要的债务融资渠道, 而我国企业又习惯于将到期的短期负债展期而变成事实上的长期负债。由于总资产负债率与权益资产比率之和为1, 企业的资本结构完全可以通过总资产负债率得到合理反映。所以, 本文使用总资产负债率度量企业的资本结构。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仍有大量的股份为非流通股, 这使得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不能按照一个合理的标准进行度量, 而账面价值则较少受到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估值波动的影响, 因此本文的总资产负债率利用企业账面价值来衡量。

内生性问题是实证检验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中最常见也是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减少企业资本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同时决定对回归模型造成的影响, 本文对资本结构使用前一期的变量。

4.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前人的研究, 并出于控制内生性的考虑, 选取上期企业规模、上期销售增长率、上期资产增长率以及上期资产净利率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对这些变量的度量如下:

(三) 研究模型的构造

1. 在不考虑融资约束时, 为检验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相关性, 构造模型 (1) :

2. 为检验规模较大且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 即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 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系, 构造模型 (2) :

3. 为检验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 其负债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对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导致企业市场竞争力下降, 构造模型 (3) :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将样本分整体样本、融资约束程度低的样本 (记为FC=0) 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样本 (记为FC=1) 三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具体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企业间各变量的差异。平均来看, 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要高出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约1.33%。在资产负债率方面, 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要高出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1.6%左右。可以看到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受外部融资约束的影响, 而使企业资产负债率的选择更趋向于行业平均水平58.79%。另外, 两种受到不同程度融资约束影响的企业, 在资产、销售方面的变化均表现为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要高出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的平均水平。

(二) 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相关性检验

在不考虑融资约束的情况下, 将全部样本数据应用模型 (1)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并令模型 (1) 中的解释变量全部强制进入回归方程, 得到表2:

可以看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α上, 上期资产负债率在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 (0.227) 大于显著性水平α, 可以认为上期资产负债率的偏回归系数与0无显著差异, 即资产负债率与市场占有率的线性关系不显著。也就是说在不考虑融资约束时, 资本结构不会对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显著的系统性影响, 即假设1是成立的。

(三) 低融资约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相关性检验

在变量的定义中已经提到, 关于融资约束的度量, 选取了两个单变量:企业规模和股权结构。取规模大于全部样本均值且股权结构为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作为低融资约束企业, 标记为FC=0, 共166个样本观测值。应用模型 (2) 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3。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规模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且为非国有控股的低融资约束企业, 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显著正线性相关, 不同于模型 (1) 未考虑融资约束情况下的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呈现的非显著系统性相关, 即研究假设2得到了验证。可见, 融资约束对于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对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作用确实能产生重要影响。

(四) 高融资约束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相关性检验

为检验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 其负债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对产品市场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 导致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 本文将标记为FC=1的139个样本观测值应用模型 (3)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如表4:

从表4中可知模型 (3) 通过了T检验, 对于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 资产负债率指标与市场占有率之间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 这与研究假设3所推断的资产负债率与市场占有率存在负的线性相关关系相矛盾。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是即使受到较高的融资约束, 在企业负债水平适当并且没有竞争对手积极掠夺的情况下, 适当增加债务规模投资于收益较高的项目, 对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增加市场份额也是有利的。即在低负债水平下, 即使是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 其资产负债率与市场占有率也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

随着负债水平的提高, 竞争对手能够利用金融市场的摩擦, 进一步提高高融资约束企业的融资成本, 以阻止其获取外部资金, 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可能更高, 故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可能与其产品市场竞争力一直保持正的相关关系。因此, 单纯的线性关系显然与现实不相符合。资本结构与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系可能会经历由弱的正相关性到负相关性的转变, 故对模型 (3) 进行修正, 构造二次模型 (4) :

将数据代入模型 (4) , 结果见表5。从表5的结果来看, 融资约束较高企业的DB与DB^2的符号表明这类企业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资产负债率, 根据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 在不考虑统计显著性的条件下, 通过对DB求一阶倒数, 从而得到该临界点资产负债率, 估算值为68.18%。这说明对于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企业, 资产负债率与市场占有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 当企业资产负债率到达临界值之前, 增加负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市场份额的增加;资产负债率到达临界值以后, 继续增加负债会导致企业市场份额降低, 即遭到竞争对手的掠夺。

五、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融资约束在企业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作用中产生的影响, 发现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规模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且为非国有控股的低融资约束房地产上市企业, 其资本结构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呈现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对于这类企业, 积极的资本结构决策对其产品市场竞争更有利。此研究也为Brander和Lewis (1986) 的债务承诺效应理论, 进一步提供了数据支持。样本中融资约束程度相对较高的房地产上市企业, 其资本结构并未如推论与产品市场竞争力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而且呈现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类企业存在一个资产负债率的临界值, 在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保持低于该临界值情况下, 增加债务规模对于增加市场份额是有利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高于该临界值的情况下, 增加债务规模会导致企业的市场份额遭到掠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Bolton和Scharfstein (1990) 的掠夺效应理论。

要素与市场约束 篇6

关键词：融资约束,盈余管理,审计意见,信息不对称

一、引言

融资约束一直是阻碍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在理想的资本市场中,企业可以从外部获得充足的资本,因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问题。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下,特别是我国还处于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资金供求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非常普遍。同时,有限的外部资源使得上市公司外部融资成本增大,进而引发融资约束问题。

众多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风险是产生融资约束的重要原因。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持有财务信息的交易者会剥夺无财务信息交易者的利益,为弥补这一损失,无财务信息交易者会向持有财务信息的交易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为此,信息不对称程度会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差异。如果公司的信息风险高,那么投资者就会要求较高的风险补偿,从而提高公司的资本成本,给公司带来融资约束。对于无财务信息的外部交易者而言,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信息风险。

本文以2010 ~ 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盈余管理程度、方向和属性三个方面,分析不同盈余管理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在研究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过程中,将会计信息的鉴证方——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引入其中,进一步分析审计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障机制,能否在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中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

(一)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

MM理论(Modigliani & Miller,1958)认为,资本在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自由流通,因此企业能够根据自身需要获得资本而无须考虑融资成本。但在现实市场上,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存在。由于信息的获取、处理和储存需要较高的成本,以致其他利益相关者仅掌握较少或者片面的信息(Teoh et al.,1998)。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企业管理者与使用信息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成本增加,从而提升了融资成本,导致融资约束。

股权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许多学者从股权融资的角度研究融资约束问题。Amihud & Mendelson(1986)、Welker(1995)和Healy et al.(1999)的研究发现,买卖价差会导致信息披露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产生影响。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购买股票的差价较大,他们就希望获得更多的补偿来弥补其所承担的额外成本。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会缩小价差,从而减少股权融资成本,进而促进股票的有效流通。

Diamond & Verrecchia(1991)、Kim & Verrecchia(1994)对股票流通性与其成本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获得更多的大宗交易,而以这种方式交易可以减弱股票的非流动性。一般情况下,投资者也会考虑更多地持有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股票,从而使股票的流动性得到进一步增强,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

在债务融资方面,Sengupta(1998)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即越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其融资成本就越小。Francis(2005)在研究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成本两者的关系时也发现,信息风险与债务成本是正相关关系,即公司的信息风险越高,其资本成本也越高。张璋(2011)以2001 ~ 2004年的短期借款利率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其债务成本越低。

作为信息质量替代变量之一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样会影响企业融资。Biddle和Hilary(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信息质量高的企业,其管理者与利益相关者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有所降低,从而使得会计信息质量与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显著负相关。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因此会加大企业融资的难度。

卢太平、张东旭(2014)研究了企业融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双重关系,他们认为,融资需求和融资约束虽然会诱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但融资约束会增加盈余管理行为的控制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对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控制作用。

另外,虽然融资约束会增加盈余管理的操控成本,但盈余管理行为本身会产生很多的附带效益,因此企业还是会选择承担操控成本,从而引发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

Ferdinand & Judy(1998)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负相关,即盈余管理程度大的企业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Bradshaw,Richardson & Sloan(2001)等以操控性应计利润为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大的企业容易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Bartov,Gul & Tsui(2001)分别以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截面Jones模型、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Healy模型以及De Angelo模型等多个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发现除了De Angelo模型,其他模型所计量的盈余管理均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

Laura,Fermin & Santiago(2008)将应计利润与不同类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应计利润只有与不确定性持续经营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国内,章永奎(2002)等通过修正的Jones模型来对盈余管理进行衡量,以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执业质量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高质量的审计意见有助于降低盈余管理水平;但是,如果审计师的执业质量不高,则双方的相关性不强。

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在信息质量与融资约束方面,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盈余管理会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加大企业融资成本,从而导致融资约束。在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方面,盈余管理水平可以通过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得到一定的反映。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仅仅关注盈余管理程度与融资约束的关系,没有对盈余管理进一步细化。另外,现有的研究也没有综合考虑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及融资约束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盈余管理是指在公认的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以内,以选择某种合理的会计政策作为一定的手段来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或者经营者自身价值最大化。信息传递论认为,进行盈余管理操作后的财务报表可以向信息使用者传达出更为稳定的经营信息,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过度的盈余管理会成为报表粉饰、盈余操纵或会计舞弊的工具,使会计信息失去其应有的公允性、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信息的质量被严重破坏(赵卫锋,2012)。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会加大会计信息风险,给投资者和债权人带来风险。为了弥补这一风险,投资者或债权人会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使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

不同类型的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有着不同的影响。从盈余管理程度上看,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说明企业对盈余的操纵空间就越大,会计信息的质量就越差。从盈余管理的方向上看,向上盈余管理是一种以调增利润为目的的盈余管理,与旨在调减利润的向下盈余管理相比,向上盈余管理不符合会计的谨慎性原则,其会计信息质量比向下盈余管理更低。从盈余管理属性上看,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是企业为了获取私利或满足监督人员的要求而进行的会计操纵;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是企业为更好地向投资者传达未来价值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后的应计利润能够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和收益,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后的应计利润与企业未来现金流以及收益并无太大的关系。相对于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后的应计利润的不确定性更大,其会计信息质量更低。

审计的作用在于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众多的研究已经表明,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审计意见能够识别盈余管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从会计信息质量与融资约束的关系来看,低质量的会计信息会使企业融资受到更大的约束。在不同种类的盈余管理中,程度大的盈余管理、向上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可能代表更大的信息风险。如果此类盈余管理经审计后获得了审计师的认可,即获得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则表明,审计师认为该类企业的盈余管理不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而可能消除盈余管理对企业融资的不利影响。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假设1:标准审计意见可以削弱盈余管理程度对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

假设2:标准审计意见可以削弱向上盈余管理对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

假设3:标准审计意见可以削弱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对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融资约束和盈余管理的度量

1.融资约束的度量。

融资约束的度量方法有多种,包括FHP模型(Fazzari,Hubbard & Pertersen,1998)、ACW模型(Almeida,Campello & Weisbach,2004)、KZ指数(Kaplan &Zingales,1997)及WW指数(Whited & Wu,2006)等。在上述众多方法中,ACW模型在我国的运用比较广泛(唐建新和陈冬,2009;连玉君等,2010;周宝源,2011;孙刚,2011)。本文也采用ACW模型来衡量融资约束。

ACW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公司预见到未来可能存在融资约束,则会通过存储现金来应对。但由于持有现金会增加成本,因此公司会在当前和未来的投资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其最优现金持有量。而非融资约束公司的最佳现金持有量是不会受到投资活动的影响的。为了体现现金持有量与未来投资的关系,ACW以现金持有量的变化为因变量,以代表投资机会的托宾Q和现金流为自变量来构建模型,具体为:

上式中,△CH为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CF为经营性现金流量,Q为托宾Q值,SIZE为公司规模。根据ACW理论,融资约束公司应该具有正的现金流敏感性系数,而非融资约束公司的该系数不显著为正。

2. 盈余管理的度量。

(1)盈余管理的程度(DA)。本文通过以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取其绝对值DA来表示盈余管理程度。DA的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而DA的数值越小,则说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TAin表示公司i第n年公司的总应计利润;Ai,n-1表示公司i第n-1年末总资产;△REVin表示公司i第t年与第n-1 年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Cin表示公司i第t年与第n-1 年应收账款净额之差;PPEin表示公司i第n年末固定资产净额。α1、α2、α3为行业特征参数,其依据是通过模型在估计的区间内运用不同行业进行分组,进而回归取得;残差ξin的绝对值即为盈余管理水平变量的值,以DA表示。

(2)盈余管理方向(ABSEM)。盈余管理方向依据Jones模型估计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来确定,当估计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为正时,表示向上的盈余管理,ABSEM取值为1;当估计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为负时,表示向下的盈余管理,ABSEM取值为0。

(3)盈余管理属性(IEM)。本文通过间接推定法区分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首先,本文通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全部样本公司可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然后通过估计得到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分离出盈余管理的分布,将其阈值区分为“保牌”、“配股”、“增发新股”,并将在该组的公司划分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样本,IEM取值1,其他则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样本,IEM取值0。“保牌”、“配股”、“增发新股”阈值区如表1所示:

(二)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3,本文建立了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含义如表2所示。三个模型中,β1反映企业的融资约束,β3反映盈余管理对融资约束的影响,β5反映审计意见对融资约束的影响,β7反映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3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由于金融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与其他企业存在差别,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剔除了所有金融类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经过以上处理后,最终得到7938个数据,其中2010年1603个,2011年1951个,2012年2201个,2013年2183个。

全部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全部数据采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五、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 所示。从表3 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与经营性现金流量的平均值分别为-0.00208 和0.0374;盈余管理程度的均值为0.0698;盈余管理方向的均值为0.504,说明有一半左右的公司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

从盈余管理属性上来看,其均值为0.0840,说明只有极少的企业进行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审计意见的均值为0.9598,说明绝大部分的企业获得了标准审计意见。

(二)相关系数

表4显示了各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从表4中可以看出,变量CF和CH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样本公司存在融资约束,DA、ABSEM和IEM都分别与CH、CF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盈余管理的程度、方向和属性均会对企业融资产生影响。

另外,OPIN、SIZE、INV、Q和△NWC也分别与CH、CF存在相关关系。尽管大部分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显著,但其系数最大值仅为0.669,因此,多重共线性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回归结果分析

针对前文提出的三个研究假设,我们以2010 ~ 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运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检验。

下页表5报告了样本回归结果: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DA×CF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所受到的融资约束就越大。OPIN×DA×CF的系数为负,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标准审计意见在缓解高盈余管理程度对融资的不利影响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假设1得到了证实。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ABSEM×CF的系数为正,但显著性较弱,说明向上的盈余管理与向下的盈余管理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OPIN×ABSEM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向上的盈余管理比向下的盈余管理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更大。OPIN×ABSEM×CF系数为负,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企业存在向上盈余管理但得到审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从而支持了假设2。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IEM×CF显著为负,表明在不考虑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并不会增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综合考虑审计意见后,OPIN×IEM×CF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且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的企业,其受到的融资约束没有得到缓解,假设3没有得到证实。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我国资本市场属于弱式有效有关。在弱式有效的资本市场中,信息传导机制的不完善和投资者对披露信息解读的差异,使得企业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未能被市场所识别,而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也没有起到应有的缓解作用。

六、研究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2010 ~ 2013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①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而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其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会有所差异。从程度上来看,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就越强。从方向上来看,向上的盈余管理对企业融资的约束更强。从盈余管理属性上看,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并未对企业的融资产生约束。②审计意见有助于缓解盈余管理所造成的融资约束。如果企业获得标准审计意见,那么其盈余管理程度和向上的盈余管理所带来的融资约束会得到缓解。